帝国最后的荣耀——大明1592·抗日援朝·壬辰倭乱

序章 公元1592年，亚洲命运的十字路口

公元1592年，是明神宗万历二十年、日本后阳成天皇文禄元年，朝鲜王朝宣祖二十五年，干支纪年壬辰。这一年恰好位于中国两个小冰河期之间的间歇期，辽东的气候还算差强人意，春夏雨水尚称丰足。

这一年的六月十五日，一支中国军队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进入了朝鲜李朝的版图。

这支军队是从距离鸭绿江不远的九连城出发的，规模并不大，只有一千零二十九人，都是身经百战的辽东骑兵。最高指挥官是一员普通参将，名字叫做戴朝弁，副指挥官是一名游击，叫做史儒。[1]他们只携带了很少的辎重，指挥官的表情很轻松，一切迹象都表明这似乎只是一次例行的边境任务。

他们穿过辽东、朝鲜边境的宽奠堡，一天之内便抵达了鸭绿江畔的渡口。士兵们约束着自己的坐骑，分波次踏上渡船。鸭绿江正处于丰水期，水流湍急，满载着明军士兵的渡船顺流而下，船速颇快。从清晨开始渡江，到下午一时许，这支军队便全部踏上了朝鲜的平安道，稍事休整后，向着义州方向开去。

这一次的渡江行动悄无声息，也没引起沿途居民的多少关注，但它其实是巨大冰山露出水面的一个小小尖角，是一起重大历史事件的开端，是一场宏大叙述的开幕前奏。随着时间推移，这座冰山会逐渐显露出它庞大的身躯，牵引出一连串盘根错节的利益博弈，并最终引发几个庞然大物之间火星四溅的冲撞。

对这些没有留下名字的明军士兵来说，渡过鸭绿江只是个人微不足道的一小步，而整个东亚历史却因此而结结实实地朝前迈进了一大步。

这一步，揭开了亚洲史上极为重要的“壬辰战争”序幕。

几年后，日本太阁丰臣秀吉因这次战争惨败、嫡系精兵强将损失严重而气病身亡，留下了在政治上十分幼稚的年轻继承人，还有个完全没有政治手腕却无比宠溺儿子的遗孀。日本史上最擅长隐忍的政治家德川家康乘虚而入，经过两场大战最终夺取了丰臣氏的统治权，日本进入了长达三百年的江户幕府时代。

德川从壬辰之战后的丰臣氏结局知道，西边庞大的明帝国是日本现在招惹不起的强邻，而葡萄牙等欧洲商人和教士们，则让他感觉到了还有来自海洋的威胁，所以此后日本足足三百年时间都采取了闭关锁国政策，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免得不小心让大明这位强邻不爽了而对日本横眉冷目。

这一步，让朝鲜李朝在明帝国的庇护下，从国土尽失、政府流亡到全面收复失土，幸运地得以复国并继续保全了李朝的王室地位。此后的数百年里，朝鲜唯中国马首是瞻，忠心耿耿地担任着中国附属国的角色，一直到百年前才再次亡于日本。

这一步，实实在在地影响了整个亚洲此后足足三百年的战略格局。

然而在中国，这却是被很多人都遗忘了的一步，也几乎是充满了负面评价的一步，同时还被很多人认为是不值得重视的一步。这点，从正史上的记载寥寥无几这点就可以知道。也因此，后人对此次战争了解不多，到了今天，这差不多真成了一场被各种迷雾掩盖了面目的战争。而万历皇帝和大明皇朝，更为这次战争背上了不少骂名。这场由万历皇帝支持和主导的抗日援朝之战，历史评价一直毁誉参半，后世无数文人政客甚至指其是导致大明帝国衰败的原因之一，也就是所谓的万历三大征之一。

只是，真得如此吗？

为了能够让我们的视野变得更加清晰，我们把时间暂停，调整一下历史望远镜的焦距，以这支小部队为圆心，在地图划上三个同心圆。

第一个圆的范围，半径大约是五百里。

在圆心的西南定州方向，朝鲜国王李昖和他的臣僚们正面色苍白地朝着义州赶路。过去几个月来，皇室从汉城跑到了平壤，从平壤又撤到了定州，几乎跑丢了所有的领土、军队和脸面。李昖失魂落魄，一心只想渡过辽水，内附大明。朝鲜他不要了，他现在最希望的是做大明朝的官，好让大明朝来对付这次危机。他知道，三千里江山虽然辽阔，但他和这个落魄的朝廷都已经无处可去。

东北方向。日军侵朝第二军团长加藤清正，正统帅着两万余名精锐在咸镜道一路狂飙，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扫荡着这个极北苦寒之地，他甚至开始盘算渡过图们江，杀入大明领土。在距离他不远的吉州，朝鲜咸镜北兵使韩克诚面色阴沉地集结了六镇精兵，等候与日军的决战。他们是朝鲜目前唯一还成建制的军团，也是李朝最后的力量。

西北方向的大明辽东境内，大明建州卫都督佥事努尔哈赤正带着他的女真骑兵们在白山黑水之间穿行，关于女真族部队请战入朝的奏章已经递到了北京，只要皇帝陛下一声令下，他愿意拿出自己部落的全部力量去打击日寇，以此来证明自己对大明王朝无懈可击的忠诚。

而在渡江部队的大后方九连城，辽东总兵杨绍勋已经移文辽东副总兵祖承训，敦促他尽快率军出征，追上先遣部队。

在这个圆里，整个朝鲜失去了遮护辽东的功能，战火即将烧到鸭绿江沿线，整个中国东北地区第一次面临来自于东方的威胁。身经百战的大明辽东军团，即将面对同样身经百战的日本军团——而这两股军事力量，无论从高级将领到普通士卒，都对敌手的底细懵懂无知。

第二个同心圆的半径，大约是三千里。

在整个朝鲜半岛，李朝已经“三都守失，八道瓦解”，十几万日军宛如一只巨大而贪婪的蜘蛛，伸出八条毛茸茸的长腿，盘踞在朝鲜的全部八道。其中小西行长守在平壤城数着自己的存粮，忧心忡忡地停止了前进的步伐；加藤清正兴致勃勃地在咸镜道玩着闪电战；在这两位前锋之后，宇喜多秀家坐镇京畿道，与其他几位军团长控制着朝鲜几乎全部的交通要道与重要城市。

在这些城市与大道之外，层出不穷的朝鲜义军诸道蜂起，郭再佑、高敬命、金千镒、赵宪等义军首领出没于崇山峻岭之间，酝酿着对侵略者的复仇。他们必须依靠自己的才智与毅力，坚持到援军的到来。

这些义军唯一的慰藉，是一个远在丽水港的人。在这个六月，全罗道水军左使李舜臣站在丽水港码头上，操练着龟船，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挡他的小舰队——至少在海上是这样。

在北京，万历皇帝坐在紫禁城里托着下巴，正在为如何说服群臣立朱常询为太子而苦苦思索。为了这件事，已经先后有申时行、王家屏两位首辅去职，罢官庭杖者不计其数，几乎整个帝国的官员都在为由皇帝家的哪个儿子继承家产，也就是“立嗣”而大吵大闹。万历只有在疲惫的时候，才会偶尔抬起头，略微扫一眼各地来的奏章，看看辽阔的帝国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状况。

整个朝廷，只有兵部尚书石星不合时宜地大声嚷嚷，呼吁朝廷尽快重视在朝鲜爆发的战争。

在这一个同心圆里，日本的朝鲜攻略几乎已经达成了全部目标，但之前的狂飙式突进所带来的隐患也正在逐渐发酵。而北京的巨人此刻才缓慢地把目光转向东北。确实，它的决策和反应速度是迟钝的，但一旦作出决定，就会震动四方。六月十五日那一千多人的渡江行动，就是这位巨人向日本侵略军伸出的一根中指，动作虽然细微，却意味着巨人的铁拳很快就要挥出来了。

第三个同心圆，半径是六千里，几乎囊括了整个东亚地区。

在日本名护屋，丰臣秀吉捧着心爱的茶具，开心得忘乎所以。整个日本四州六十六国已然俯首听命，朝鲜八道业已廓清，他的野心和自信已经膨胀到了最大。石田三成、增田长盛和大谷吉继三位心腹恭顺地等候着主君的指示，他们即将前往朝鲜，身负着“八道国割”的重任，要将朝鲜领土按照日本石高的标准进行重新检地，然后分封给各位有功之臣。朝鲜将会被日本第一次彻底吞并，并以此为基地攻向大明，铸就万世伟业。

而辽阔的中华帝国，尚且未从诸多繁杂的事务中抽调出足够的力量。没办法，帝国实在是太大了。

在辽阔的中华帝国西北，哱拜战战兢兢地从宁夏镇的城墙里探出头来，一面巴望着蒙古人的援军能尽快过来，一面抵御明军越来越犀利的进攻。在离他不远的地方，李如松和麻贵的辽东大军、宣大的精锐步兵，以及远道而来的浙兵正风驰电掣地赶在征剿路上。他们如今一门心思放在宁夏平叛的经略上，还不曾预见到未来自己在另外一处战场上的命运。

在更为遥远的西南播州，桀骜不驯的杨应龙忐忑不安地踏上了去重庆的路上。在那里，黔蜀两省巡抚将会决定他的罪名，究竟是聚众闹事，还是谋叛。他那时还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会被远在数千里之外的朝鲜战局小小地干涉一下，并进一步深刻地影响到整个大明王朝。

尽管事务如此繁杂，明帝国对即将到来的战争还是做了一些相应的准备。在山东，整饬兵道的工作已经在悄然进行，江南来的漕粮被截留以充军资；在天津，保定总兵倪尚忠所部已经开始移驻津门，以备策应；在浙江与福建，一条条的新锐战舰从船坞滑入大海。

这一切迹象都在表明，帝国有意、也有能力一战。

而在大明帝国之外的广袤海上，琉球中山王尚宁一脸为难地拿着两封书信。一封是日本要求朝贡的国书，言辞傲慢，语带威胁；一封是宗主国明朝的上谕，辞藻华丽，居高临下，要求琉球出兵打击倭人，配合天朝在朝鲜的部署。他掰着手指头数了数琉球国的士兵数，再看看这两封书信，摇摇头，回到宫殿里继续睡觉去了。

在澳门、长崎和菲律宾，葡萄牙与西班牙商人、传教士们尽可能保持着冷漠的中立，他们知道，接下去显然是一场规模庞大的国际战争，因此他们小声谈论着东亚局势，并商量看能从中得到什么利益。

在这一个同心圆里，国家战略的意义已然凸显。

对日本来说，这是一次倾国之征；对朝鲜来说，这是一次亡国和复国之战。而对于大明帝国，此刻这只是一次宣威于海外、为了证明天朝凛然不可侵犯的体面之战，一次在域外的局部战役，而已。先期渡江的千人部队，代表的是帝国坚定的态度，还没有太多其他实际意义。

这三个同心圆环环相扣，共享同一个轴心。整个辽东与朝鲜半岛、整个中华帝国，乃至整个东亚都围绕着这一次小小的渡江行动而开始加速转动起来。地缘政治震荡出层层涟漪，埋下各种各样的因果，促使旧的政治板块应力达到了一个巅峰，以这个节点为标志，剧烈地碰撞，释放出惊人的能量；与此同时，新的历史张力也在变动中悄然酝酿，为下一个百年蓄积力量。

总之，在一五九二年的六月，这个寻常而又不寻常的时间节点，就象是一个十字路口。各方势力之前微妙的动态平衡，被明军一次渡江行动小小地扰动了一下，旋即这种震荡很快被传递、放大，最后化作一股巨大的洪流，把所有参与者都裹入其中，向着十字路口的一个方向一起奔流而去。

壬辰年六月十七日，大明正式开始介入朝鲜战争。明军参将戴朝弁、游击史儒率部渡过鸭绿江，进赴义州。这是三个同心圆彼此碰撞而迸发出的第一朵火花。

调完焦距之后，我们还得把时间的指针再往回拨到前一年，才能明白这其中代表的全部意义。

第一章 春天的十七个瞬间——十四世纪的潜伏与暗战

公元一五九一年、大明万历十九年、日本天正十九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个叫丰臣秀吉的日本老人在朝鲜半岛附近画了一个圈。

此刻的整个日本，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工地：沿海随处可见造船的工坊，平均每天都有一条新船滑入大海；铁炮工坊里火星乱溅，无数工匠挥汗如雨地打造着铁炮；巍峨的名护屋天守已初见雏形，只待工匠们的最后修饰；来自全国各地的军队排着长长的队列，高举自家的家纹，从家乡朝着九州汇聚而来，他们的身后则是一眼望不到头的粮草与辎重车队。

这一切古怪的异动，引起了一位中国人的注意。

这个人叫做许仪后，又名许三官，大明江西吉安人，行商为生，跟后世名人许三多没有任何血缘关系。许仪后在隆庆五年外出作生意，结果在广州附近海域陷入倭手，几经辗转被卖到了日本去。

当时被倭寇掳掠到日本的中国人很多，在官方分类里，被称为“逋逃之种”。在“逋逃之种”里，许仪后算是运气比较好的，他精通医术，没怎么受到虐待。一次偶尔的机会，他凭借医术救了萨摩藩岛津家的小孩，大为感激的藩主岛津义久把他留在了身边，担任御用医师。于是许仪后便定居在萨摩，娶妻生子。[2]

许仪后这个人，天生古道热肠。虽然他已经脱离了倭寇的威胁，但每次看到自己同胞受到倭寇欺凌，他都恨得咬牙切齿，一心想为他们做点什么。

秀吉进攻九州之时，岛津义久见无法抵挡兵威，便身披僧衣开城投降。他去觐见秀吉时，许仪后也随侍左右。见到秀吉之后，许仪后作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他咕咚一声跪倒在地，哭着把自己的经历讲述了一遍，恳求秀吉下重手惩治倭寇。

秀吉对许仪后的这种胆量十分欣赏，正好他有意为日本海商扫平海道，便做了个顺水人情，下达倭寇取缔令，发兵剿灭海贼。从此岛津义久对许仪后刮目相看，愈加重视，觉得这家伙有胆识有魄力。

进入万历十九年以后，许仪后发现最近萨摩藩变得十分热闹，出现了大量外藩武士与足轻。从这些人的穿着与旗号判断，应该是属于本州、四国等地的诸家大名。他久居岛津家，接触的都是藩内高层，政治嗅觉十分灵敏。日本在形式上已经统一，再无战事。如此大规模地厉兵秣马，唯一的解释就是对海外用兵。

日本列岛孤悬海外，对海外用兵唯一的可能，就是攻打朝鲜。

朝鲜是大明的藩国，倘若朝鲜被攻击，大明势必要出手相助。而如果大明与日本发生碰撞，那将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许仪后虽只是个医师，却拥有不凡的政治眼光。他意识到，一场大规模战争迫在眉睫，必须得做点什么。于是，许仪后利用自己在岛津藩的地位，不动声色地开始展开调查。

调查的结果让他大吃一惊，秀吉的目标不是朝鲜，而是大明。小小的日本，居然作起了鲸吞中华的春秋大梦。

许仪后虽已定居日本，娶妻生子，可一颗炽热的爱国之心却从未冷，对故国仍旧心怀眷顾。加上许仪后自己也是倭乱的受害者之一，无论从公从私，他都不能对这一异动坐视不理。

他知道，大明对于日本这个小国的了解近乎于零，如果只是简单地把秀吉的计划传递过去，未必会引起重视。因此，许仪后决定要准备一份务求详细的报告，要把日本国情原原本本地详述，以便祖国参考。

于是，这位爱国者开始不动声色地收集情报，利用御医的身份四处探听。在调查过程中，他发现自己在政治、经济方面驾轻就熟，可一涉及到军事，他这个行外人就显得力不从心，因此必须得找一个帮手——这个帮手必须是中国人，而且要知兵。

于是，整个壬辰战争中最神秘也最富戏剧性的人物出现了。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郭国安，福建人，在萨摩藩担任下级军官。[3]他究竟怎么去的日本，又是如何混入岛津家军队的，已经谩无可考。但从他能够在萨摩藩担任军官一事，可以看到郭国安是颇有才干的，而且心思深沉。他后来参加了侵朝战争，衍生出许多精彩故事，我们留到壬辰战争中再说。

郭国安利用自己在军中的影响力，暗中配合许仪后。两个人忙碌了很久，最终把第一手情报汇聚一处，总结成了一份报告。

这份报告大约五千多字，里面分成了六部分：一陈日本国之详；一陈日本入寇之由；一陈御寇之策；一陈日本关白之由；一陈日本六十六国之名；复陈未尽之事。林林总总，涵盖了日本国的方方面面，内容极之详尽，其中除第三部分可能出自郭国安手笔外，其他皆是许仪后的心血写成。报告里甚至推算出了日本出兵的详细日期——壬辰年三月一日。

报告是写完了，但怎么送到大明手里，却是一个问题。许仪后本来打算“亲奔告陈”可他身为岛津藩御用医生，家里又有老婆孩子，根本无法脱身，只能从来日本做生意的明商身上打主意。

万历十九年九月三日和九月九日，许仪后先后找了两批商人，让他们代为传达。可这两批人都不太靠谱儿，他们离开以后，许仪后生怕自己的心血白费，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夙夜忧叹，这时候，他的一位弟子挺身而出，拍着胸脯说我可再去送一次信。

这个人是许仪后的江西同乡，名字叫朱均旺，江西抚州人。他本在南海贩卖布匹，结果遭遇了倭寇，被掳至萨摩藩福昌寺替人抄写经文。恰好许仪后去寺里烧香，听到朱均旺说家乡话，大为欣喜，通过岛津义久的关系把朱均旺解救出来，收为弟子，留在身边抄写药方。

朱均旺对许仪后感激涕零，看到他这么忧愁，便毅然站出来，主动要求当信使。

这一趟差使可不容易，且不说海外风高浪急，单是政治上的风险，就相当之大。秀吉那时候已经采取了一定的管制措施，所有往来明商都不许下船，生怕泄露情报，一般人很难混上船去。就算一切顺利上了船，等回到大明，也可能被官府以通倭之罪抓起来——总之是趟九死一生的差使。

但朱均旺为报许之恩，对这些毫不畏惧，许仪后大为欣喜。信使的问题解决以后，接下来，要解决的就是如何把朱均旺弄出日本国。

许仪后经过奔走联络，找到了一位漳州商人林绍歧，他表示可以把朱均旺偷偷带走，但是得等这船货物在日本卖完，才能拔锚启程。许仪后没奈何，只能耐心等候。这一等，却等出了一桩大祸事。

他之前四处奔走搜集情报的举动，背着日本人，却没瞒着中国人。这些旅居萨摩的中国人中，偏偏有那么几个人，不知出于什么动机，把这件事捅到了秀吉的亲信浅野长政那里。

浅野长政一听还有这样的事，不敢怠慢，立刻汇报给了秀吉。秀吉正做着征服大明的春秋大梦，陡闻有人要坏他的事，还是自己施过恩的许仪后，不禁勃然大怒，声称要狠狠地整治一下这个忘恩负义的混账东西。

这一场祸事，当真不小。许仪后被关到监狱里，知道自己这次必然无幸，但他一口咬定全是自己筹划，没有吐露出郭国安、朱均旺或者林绍歧任何一人的名字。

对于许仪后的罪名，浅野长政本来裁定为“越度”之罪——就是非法出境——可秀吉不甘心，放出了狠话：“咱们不是新铸了几口大锅吗？就把许三官那小子搁锅里煎死算了！”

许仪后出事以后，急坏了岛津义久。他跟这位御医感情十分深厚，又是自家救命恩人。往大处说，岁久本人对于秀吉这场战争毫无兴趣，许仪后投书大明之事，其实正合乎他的心意。

可是这事出在萨摩藩，岛津家不能找秀吉直接求情，说不定人没救出来，反被扣了顶“失察”的帽子。思忖再三，义久搬出了一位大人物——德川家康。

德川家康是秀吉最头疼的也最看重的大名，他从未在战场上被秀吉打败过，坐拥关东二百万石，是日本丰臣氏之后的第二大政治力量。他的面子，秀吉不会不卖。

而德川家康自己也有盘算，打算借这个机会市恩于岛津氏，为以后的争夺天下埋下一点伏笔。

于是，德川家康给秀吉写了一封求情信，这封信写的很艺术，充分显示了家康的情商。他没正面为许仪后辩解，而是先批评了一通许仪后通敌之罪，然后话锋一转，说现在不光是许仪后，在日的中国人都对政府不满，如果把他处罚，反显得咱们小肚鸡肠。如果太阁你把他赦免了，显出宽阔的胸襟，大家就会感佩您的度量，说您是仁德之人。

家康是最了解秀吉的人，这封信完全号住了太阁大人的脉：秀吉内心最想要的，是别人对他的尊重。果然不出家康所料，秀吉接到这封信，深以为然，加上家康面子大，便不再追究许仪后泄密之罪，只是象征性地申饬了一下，赶回了萨摩藩。

许仪后死里逃生回到萨摩，却一点也没被吓到，依然不改前志，继续为朱均旺的出行奔走。一直到了万历二十年年初，林邵歧终于要扬帆回国了——这时候，偏偏又节外生枝。

那时候距离开战已不足三个月，日本的备战进入最紧张的时刻。时任藩主的岛津义弘下令封锁港口，不许闲杂人等进出。林绍歧的船也被扣了下来，藏身船中的朱均旺束手无策。

在危急时刻，许仪后又一次不避嫌疑，挺身而出。他利用自己在岛津家的地位，去见义弘，说商船是用来做买卖的，如果擅自扣留，以后怕没人肯来做生意了。义弘想想有理，便应允了，放林绍歧离开。

做完这些事情之后，许仪后如释重负，临别之前，他写了首诗赠别朱均旺，把臂相泣。两个人知道，这辈子他们没什么机会再相逢了。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难域萍逢几度周，一朝分首作遐游。

殷勤嘱咐忠君事，尽意叮咛灭寇仇。

知汝归成苏子景，岂宜还作李陵秋。

霜台若问尘中事，惟道斯民苦尚忧。[4]

诗句情真意切，其中“殷勤嘱咐”、“尽意叮咛”等语，无不浸透许仪后拳拳爱国之心。他以苏武自况，即便身险蛮夷之地，志向不改，他不求名亦不求利，唯一的心愿，正是诗中最后一句“惟道斯民苦尚忧”。

许仪后一辈子没取得过任何大明的功名，也没被授予过任何大明官职，羁旅海外的他却拥有令许多大明官员汗颜的爱国情怀。他对大明所付出的一切，都是自发的，是对故国朴素真挚的热爱，没有指望过会有任何回报。谈及壬辰战争，各路史家都会摆出汗牛充栋的史料，津津乐道于战事攻伐，或是政治上的折樽冲俎；但我们不该忘记，在战争前夕，曾经有这么一位中国人，以布衣之身，当国难之前，默默地为他的祖国立下了一份绝大的功劳。

许仪后、郭国安、朱均旺的事迹证明，无论海内还是海外，中华民族永远不缺仁人志士。

万历二十年一月十六日，林绍歧离开萨摩藩。朱均旺怀揣报告，藏在船舱底部，生怕被人发现。这一路风高浪急，朱均旺苦不堪言，这种生活他一过就是四十多天。一直到了二月二十八日，这条船终于抵达福建大岞湾。

这时距离朱均旺离开大明，已经有十五年了；距离日本向朝鲜正式开战，还有四十四天。

朱均旺登陆之后，顾不得身体虚弱，径直去找福建军门张汝济，把许仪后的报告递交给大明官方。

这份报告对大明朝廷来说，极其重要。报告里不仅介绍了秀吉意图吞并朝鲜、入侵大明的计划，而且给出了详细的出兵路线图、动员兵力、战争起因与日本诸藩对战争的态度。更可贵的是，许仪后——或者是郭国安——还专门提及了日军的作战方式和应对策略。

报告里说对付倭寇，应该用“水陆互攻，日夜并杀。斯时也，倭不及饱食，丽不及为应，途分主客，后无援兵，不习水战，不敌火攻。”这个建议，对大明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与后来朝鲜战局的进展惊人地相似。日军的失败，正是由于“不习水战”，后勤补给困难，才在中朝联军“水陆互攻”的攻势下一路溃败。

这份报告获得了大明官员的盛赞，说“预说今日之事，合如契卷内中所云”[5]。这份报告传到朝鲜后，朝鲜人也说“所论倭贼用兵之事，验之多重。”[6]，还一直追问大明使者，问许仪后有没有继续更新。

许仪后、郭国安的故事，并未到此完结。这两个人一直活跃在日本阵营，之后又做出了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上演了一场公元十六世纪的精彩谍战。跌宕起伏之处，比之后世不遑多让。此处先埋一笔不提。

许仪后他们，也并不是孤军奋战。在同一时期，还有许多华人象许仪后一样，奋不顾身，尽力将日本即将入侵的阴谋通报大明，从而让明廷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

这些远羁海外的大明子民，甚至有些因为各种原因最终成为了日本国人，没有再踏上大明的土地，但他们却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生于大明，并且一直在为大明默默地奉献，用埋藏在身体深处那颗跳动着的灼热的心捍卫着自己的故乡。

也许，他们会寂寞，但他们永远不会孤独。因为他们永远都不会是一个人在战斗。

有一位叫苏八的渔民，是浙江台州人。万历八年，苏八被掳至日本，卖给了寺院当奴隶，后来又转卖给了海商——讽刺的是，这些海商都是漳州来的中国人——他的运气不好，没碰到许仪后这样的热心人，只能咬着牙苦捱。这种苦日子过了足足八年，他才攒够了钱，为自己赎身。

虽然苏八恢复了自由，但没什么正规渠道回国，便在日本平户港定居下来。恰好秀吉率军征讨九州，苏八加入了平户岛主松浦镇信的军队，为丰臣家效力，据说还亲眼看到过秀吉本人。

中国人当日本兵，这在当时属于很正常的情况。在后来侵略朝鲜的日军中，也有相当数量的中国士兵，他们广泛地担任军队里的各种职位，以至于大明甚至动过招安的心思。

其实这些中国人，绝大部分是在嘉靖到万历期间沿海倭乱时流落日本的，成分无外四种：一是像王直那样的武装走私犯，也就是现在历史研究中常说的武装海商。明朝在隆庆之前是禁海的，凡是民间从事海上贸易者，在官方史书里，就只有一个称呼：海盗。还有一个错误比较多的称呼：倭寇。因为明朝几乎将所有和明朝作对的海上贸易者，都叫倭寇，事实上并非如此。真正意义上的倭寇数量相当少，数量最多的是王直这种驱使倭人的中国武装走私集团。在倭乱被平以后，这些人相当部分都留在了日本。之前说到的那位郭国安，我怀疑就是此类人，因为他们大都具备一定的军事能力。

二是被倭寇和海盗掳掠去日本的有一定职业技能的中国良民，譬如许仪后。

三是纯粹的运气不好被倭寇和海盗掳掠去的无辜苦力，譬如苏八。

四是纯粹的经商人士，不过对明朝来说，他们还是走私犯，为了避免风险，他们大多在日本置办了家产以为后路。

万历十八年，丰臣家在历经长达四个月的围城后，终于攻下了日本最后一个反丰臣的堡垒——后北条家的小田原城。战争结束后，秀吉命令九州诸藩开始动员军队，着手准备征服朝鲜事宜。

松浦镇信身为九州大名之一，也接到了动员令。在松浦军中的苏八注意到了军队的异动，略加推测便发现了事情的真相：秀吉打算对朝鲜和大明用兵了。这比许仪后足足早了一年。

苏八是个普通老百姓，不比许仪后受过高等教育，写不出花团锦簇的文章。他只有一张嘴，唯一的办法，只能是亲身逃回大明，回到自己的妻儿身旁。[7]

历史上没有记录他是怎么逃回去的，只说得到了漳州商人的帮助，不知道跟买他当奴隶的是不是同一批。总之，他最后奇迹般地回到了浙江台州。苏八这个决策绝对是英明的，因为如果他继续留在日本，肯定要跟随松浦镇信出征，而松浦镇信在战场曾经与明军数次交手死战，届时苏八便会险入极其尴尬和危险的境地。

苏八回到台州跟妻儿团聚以后，主动前往参将衙门，说明自己的身份。当地官员震惊之下，把他送去了杭州。官府安排了一位书吏，边说边记，录成一份供述书，提交给了时任浙江巡抚的常居敬。

常居敬看完这份报告，眼皮有点发跳。

因为在苏八的这份供述书里，提到了一件事，说秀吉一直在拉拢琉球和朝鲜，打算三国联手，对付大明。

琉球姑且不论，朝鲜和大明从明初开始，就是敦睦之邻。这一两百年以来，朝鲜一直表现良好，从无逾越跋扈之举，为何突然就起了反心？倘若这是真的，这么多倭寇，再加上朝鲜人的配合，这仗……怕是有得打了。

关乎藩国，兹事体大，何况这事跟自己管辖的浙江隔得有点远。于是常居敬大笔一挥，把这份报告送至京城。这些事情，就让朝廷里的老爷们去头疼吧。

苏八的供述书抵达北京后，直接送到了兵部和内阁大学士许国手里。许国展卷一读，差点以为书吏拿错了。因为数天之前，他接到过一份奏章。发帖人名字不同，内容却跟这份差不多。

那封奏章来自福建，发帖的楼主是福建巡抚赵参鲁。在奏章里，赵参鲁说琉球国来了一位使者和海外华商，向天朝通报一件令人震惊的消息，说日本招诱琉球与朝鲜，有意与中国开战。差不多是苏八的翻版。

原来在万历十八年的年初，秀吉接见了一次来自琉球的使节。在接见过程中，秀吉跟使节夸口说“明不听我言，我当发兵伐之。”要求琉球臣服于日本，为我做攻打大明的前驱。[8]还告诉琉球的使节说：“我都跟朝鲜说好了，打大明，就让高丽兵作为先导；等到我打下北京，就让中国北方人做先导，去打江浙一带。”[9]说的有鼻子有眼，跟真的一样。

琉球一向奉大明为尊，对日本从来虚以委蛇。这次听到秀吉这么直白地袒露心声，琉球国有点吃不消。消息传回国内，琉球国王尚宁犯了愁。您有什么侵略计划，您自己知道就得了，现在非要告诉我，您说我是举报呢还是不举报呢？

秀吉送走了琉球使节以后，觉得这些人态度暧昧，有点琢磨过味儿来了。于是他下了一道命令，让琉球停止遣使入贡，省得自己家虚实被探听出来，便宜了大明。

通知一到，琉球国一下慌了手脚。尚宁发现秀吉原来是认真的，战争已经不可避免，事情有点闹大了。

这事不上报大明吧，有失属国义责，天朝之怒可承受不起；要是上报大明吧，又会得罪近邻日本，尚宁没天真到盼望大明会派水师来救他。琉球国实在太小了，夹在两个大国之前，里外都不是人。于是这事儿就一直搁置没办，一拖就是一年多。

恰好在这时候的琉球，住着一位大明商人，叫陈申，是福建人。陈申这个人挺倒霉，他三年前乘船过琉球做生意，结果船触礁沉没，就被困在了琉球。好在琉球国有一位长史叫郑迥，也是福建人，对这个老乡挺照顾，平日经常走动聊天。

一次喝酒闲谈，郑迥把琉球国碰到的这件为难事告诉了陈申。陈申听完大惊，表示这等大事肯定要报给朝廷才是，怎么能隐瞒不报呢！他当即表示，就算琉球不报，他自己也要设法回国，通知朝廷。

郑迥也是中国人，听了陈申一席话，深受感动，便连夜去请示琉球国王尚永。尚永同意了陈申、郑迥的意见，派了通事郑迪，以贡使的名义前往中国。陈申也随船出发。

到了福建以后，陈申二话没说，直奔福建巡抚府邸，把自己所知的内情悉数相告[10]然后郑迪走官方渠道，也正式把这个警告知会大明朝廷。就这么瞻前顾后、拐弯抹角着，琉球国总算把日本入侵的情报转达给了大明朝廷。对于这个警告，赵参鲁很是重视，也修书一封，星夜送往京城。

大学士许国接到陈申报告和琉球国的警报后，心中有些犹豫。

这封报告里提及日本利诱朝鲜、琉球为先导，对大明有不轨之心，这是非常严重的指控。但琉球国和朝鲜国毕竟都是藩国一员，外交无小事，处置不可不慎，不能轻信一面之辞。

许国一向老重持成，与其说他不敢轻信，倒不如说是不愿轻信。内阁如今正风雨飘摇，朝廷与皇上因为太子的事情吵成一团，在这个节骨眼上，外藩可千万别再添乱了呐。

正在他犹豫来犹豫去的时候，苏八的报告也送到了。

无论是历史考据还是刑侦，都有所谓“孤证不铁”“孤证不立”的说法。孤立的证据不能说明什么，只有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才能得出定论。陈申、苏八两份报告分别来自福建和浙江，彼此独立，里面关于日本招诱琉球、朝鲜以攻大明的情报却几乎一致，可以互相印证。证据确凿，不由得人不相信。

于是在万历十九年七月二十日，许国把这两份报告正式呈递给了朝廷。对于日本的开战动机，许国解释说是因为今年大明的边患不少，北方的女真人西边的蒙古人还有南边的缅甸人都在闹事，所以让倭人觉得有可乘之机。[11]

至此，在全东亚各地的民间爱国志士努力之下，日本的侵略计划正式进入大明王朝的视野。此时距离壬辰战争的爆发，还有九个月。

我们除了李如松、邓子龙等等名将之外，还必须记住许仪后、郭国安、朱均旺、陈申、苏八这些名字，向这些几乎被历史埋没和遗忘的中国普通百姓致敬，并将他们的故事一直流传下去。

因为，他们是我们民族最坚强的脊梁。

第二章 “天下人”秀吉的烦恼

每一场战争，都有一个动机。

许仪后、陈申、苏八等人的报告中，对于日本即将开战的事实描述很多，对于丰臣秀吉为何要发动这场战争，却很少提及。恪于时代限制与身份，他们只能把秀吉的征韩大计，模模糊糊地总结为是倭寇天然的野心。

他们显然还不够了解秀吉。

秀吉发动战争的理由有很多，这些理由有政治上的、经济上的，也有个人心理上的，但归根到底总结起来，就两个字：烦恼。

丰臣秀吉的烦恼，相当得多。

从秀吉初仕织田家开始，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以往那些系出名门眼高于顶的大名、公卿们，一个个跪拜在他脚下，予取予求。丰臣氏已成为日本列岛的“天下人”，在整个日本说一不二，权柄要比当年室町幕府还要大。一个泥腿子出身的家伙，居然攀爬到了天下的巅峰，这在日本还是从未有过的事。

按道理他已经功成名就，可以颐养天年了。可按照美国超级英雄漫画的规律：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而责任越大，烦恼就越大。

他的天下，一半是靠打下来的，另外一半是靠谈下来的。打下来的地方好说，我的地盘我来做主；谈下来的地方，就得卖人家面子，象德川家、上杉家、毛利家几家大名，尽管已臣服秀吉，但地位尊崇，实力雄厚，秀吉见了他们也得客客气气。

对于这些人的领地，万万动不得，就算动，也是要付出相应代价。比如德川家康，秀吉费尽心思把他从老根据地三河撵走，却不得不把更为富庶的关东地区给他，整个德川家的领土，比丰臣家本身还辽阔。

所以秀吉的所谓“天下一统”，是一个多方势力妥协的结果，和蒋介石在“东北易帜”后的处境差不多，只是个形式上的全国统一。他所能直接控制的领土并没多少，许多大名根本是听调不听宣。

而追随秀吉鞍前马后的那一批文臣武将，如石田三成、小西行长、加藤清正等人，逐渐崛起成为新兴势力。秀吉把自己直接控制的地区，一一论功行赏，分配给了他们。可这点土地，不足以满足这些人的胃口。

这下可麻烦了。新人要积极上位，老人却不肯让贤——日本六十六国，已经不够这些新旧势力瓜分。这样下去早晚要出事，危及到丰臣家的和谐统治。

小兄弟不能不管，老东西不能不防。为了皆大欢喜，丰臣政权唯一的出路，只能走出去，向海外去夺取土地。

对日本来说，只有一条路可走：入侵朝鲜，甚至还有更远处的大明。

很多学者认为，秀吉发动朝鲜战争的原因，是为了打通中日、中朝因宁波之乱、三浦之乱而断绝的贸易线路。秀吉时代虽然町人已经有了较大的政治影响力，出现了许多豪商集团。他们积极扶植自己在政治上的代言人，迫切地寻求对外贸易。

但我个人觉得，这只是一个次要原因，或者说是一个附带好处。从全国格局来看，可日本毕竟还不是成熟的商业社会，主要的商业区只是集中在博多、界、长崎等几个港口，整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后世象英国那种商业帝国为了贸易开战的情景，在日本还不具备条件。最直接的例证，是当时的日本连货币都无法完善地制造，那会金子、银子、大明朝的铜钱，才是日本市场上的硬通货，日本自己铸造的铜钱因为质量太差，动不动就尸骨无存，所以大家都不喜欢。谁也不愿意自己挣来的钱一不小心就碎成一地铜渣不是？所以早在明嘉靖时期，亚洲海上走私者们的一大常规贸易项目，就是把大明铜钱贩运去日本，在那里兑换回远高于明朝比价的银两。

因此对那个时代的日本人来说，最重要的，始终是土地。有了土地，就有了人，有了钱，有了可以传承百代的资本。秀吉的一位老部下加藤光泰，曾经跟秀吉抱怨说他在甲府的封地太小，养活不了家族。秀吉大怒，说现在日本就这么点地方，你想拿地，就是想造反。等咱们打下大明，再给你解决不迟。

再仔细看一下日军先发九大军团的指挥官名单：小西行长、加藤清正、黑田长政、岛津义泓、福岛正则、小早川隆景、毛利辉元、宇喜多秀家、丰臣秀胜。在这份名单里，要么是秀吉的亲信，如小西、加藤、黑田、福岛等；要么是秀吉的亲戚，如秀家和秀胜；要么是失地的大名，如毛利、小早川（这两个其实算是一家）岛津等。

向海外开疆拓土犒赏功臣的意图，昭然若揭。

果然，当秀吉把入侵朝鲜和大明作为解决方案公布之后，乐坏了一大群人。他的一群亲信纷纷响应，七嘴八舌地讨论着美好的未来。加藤清正腆着肚子，说打下明朝以后，要至少分二十个县城给他；龟井兹炬是海贼出身，一直很向往浙江台州，说自己做个台州守也就知足了；锅岛直茂更直接，表示只要是封到中国大陆，哪里都不错。[12]

日后在朝鲜战场上，这几位个个都如狼似虎，都是被这个美妙前景给刺激的。

秀吉看着这一群猴崽子兴高采烈，老心大慰。

这些人不知道的是，他选择对朝鲜、大明开战，除了开疆拓土以外，还有一个难以宣诸于口的原因。

这个才是他最深层次的战争动机。

他太自卑了。

日本人的门第观念，有甚于中国魏晋。尽管经历了“下克上”的战国时代，旧有秩序趋于崩溃。可有些传统根深蒂固，即便是用卓绝的武力也不可能彻底消除。象秀吉这种一个泥腿子出身的农民，他可以布武天下，可有些事情却没法随心所欲——比如混入贵族阶层。在日本史上，这也叫公家和武家的矛盾，也就是传统贵族和武士集团之间的矛盾。

日本有四大姓氏：源、平、橘、藤原，各地守护大名或多或少都是这四系的源流子嗣。如织田信长，就是平氏之后；武田信玄和德川家康，是源氏苗裔；上杉谦信则是藤原族胤。两边来往，必得先对一遍家谱，比一比祖上的风光。

象一些重要职位，比如象征武家最高权柄的征夷大将军，必须要源氏之后才能担任，别家再有能耐也不行。这是一种潜移默化了许多年的传统，根深蒂固，无人能去撼动。

秀吉出身太低，家庭成分不好，屡次被人鄙视。为此他削尖了脑袋，拼命也要挤进这四大姓的系谱里。他不得不挖空心思，编出一整套说法，把自己打扮成平氏的后裔，在中国和朝鲜的史书里，提到秀吉时会称其为“平秀吉”，其实是上了这个爱慕虚荣的农民的大当——可惜在日本，没人会相信他的话。

于是秀吉又认了属于藤原系的近卫前久为干爹，勉强挤进藤原氏，这才有资格被授予关白之位。

可这样还不够，秀吉又说自己母亲曾经得到过天皇的临幸，血统不凡，因此要在四大姓之外，原创一个姓氏，这就是“丰臣”姓氏的由来。

这种种行为，无不昭示秀吉潜藏在心理的自卑和羡慕，他渴望得到别人真心的认同。

可惜的是，事与愿违。秀吉苦心孤诣为自己帖了这么多金，没人敢公开反对，但也没人叫好。大家根本不把这个当回事。那些贵胄表面上对这个乡下人恭敬有加，转过身去便会厌恶地抽动鼻子，低声骂上一句猴子。茶人们和公卿们也会在日记里偷偷地嘲笑他的种种粗鄙，说他附庸风雅——事实上这位太阁大人也确实有那么点不风雅，譬如现在日本的国宝，一把楠木五郎入道正宗锻造的太刀，就是因为落入他手之后，他觉得不怎么符合自己矮小的身材，生生截短了刀茎来了个“大磨上”，以至原本十分优雅的古太刀姿看上去很是不伦不类。

秀吉对这个问题，一直相当烦恼。

他奋斗了这么长时间，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可是每个人都畏惧他，却没有人尊敬他。自卑一直折磨着这个老人，他必须要继续证明自己的价值，给所有的日本人一个尊重他的理由。

于是，他想到了朝鲜。

日本列岛孤悬海外，不与任何国家接壤。如果有人要谋求向外扩张，摊开地图，会发现朝鲜半岛是他们唯一的选择，两国最近处，对马岛距离釜山港只有五十公里，差不多可以隔海相望。其在地缘政治的价值，怎么高估都不过分。

朝鲜半岛就象是一把横亘在日本与欧亚大陆之间的尖刀，谁获得这把尖刀，谁就能刺穿对方的柔软腹部。朝鲜在日本人心中的地位，就象是一把插在石中的宝剑。谁能够拔出它，谁就是日本的天命之主。

所以，征服朝鲜，成为每一个怀有野心的日本政权必然要选择的道路，这是阿瑟王的石中剑。只有得到它，才能证明自己是正统的、高贵的继承者。

早在公元200年，日本出现了一位武则天式的女皇，她是第十四代仲哀天皇的皇后，名字叫做“气长足姬尊”或者“息长带姬命”，历史上叫做神功女皇。这位女王最有名的事迹，就是三度出征朝鲜，为日本在海外开疆拓土。有意思的是，这位女皇的文化素质实在不高，传说她在凯旋归来之际，拿弓柄在巨石上写下“新罗国大王，日本国之犬也”几个字，并且强迫他们在朝贡书里写明：“成日本之犬，备奉年贡事”，做派和中国的小学生差不多。[13]

神功皇后之后，日本无不以之为楷模。从早期大和国对朝鲜任那地区的反复争夺到甲午战争中吞并李朝的处心积虑。日本对朝鲜半岛的野心，持续了一千多年，每一次用兵，都显得撕心裂肺、义无反顾，大有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冲劲。对朝鲜的觊觎之心，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深入日本人的骨髓之中，从来没有减弱过。

因此，征服朝鲜，将会极大地提高丰臣家在日本的威信。这种征服者的威信，足以弥补秀吉出身低微的羞耻，让日本真正承认他，承认丰臣这个姓氏的伟大。

我一直觉得，研究历史，研究的应该是活生生的人。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依循着历史规律前行，但作为具体的一个人，每一个历史人物都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他们会任性，也会犯错，有着独特的个性，和内心深处不为人知的小秘密。这种心理因素对具体个人的影响，更甚于外势，更强于历史规律的压力。

有时候，针对一个历史人物的古怪抉择，当客观分析无法解释他的行为时，试着探查心理状态，反而能独辟蹊径。比如王莽，他的复古改制没有任何道理可言，从西汉末年的政治、经济状况里也分析不出其必然性，可他偏偏坚持这么干，几乎是一个人与整个社会对着干。他的动机，我们只有从心理角度入手，才能发现一个隐藏在谦恭背后的狂热复古主义者灵魂。

同样的分析方法，我们也可以用在秀吉身上。通商也罢，领土分封也罢，这些都属于战争起源的外因。这些客观存在因素可以影响秀吉，但不会左右他。真正能够促使秀吉决心开战的，是他因低贱出身而产生的自卑，以及为了弥补自卑而对成功近乎偏执的渴求。这样的极端心理，在历史上屡见不鲜，许多国家之间的纷争，说到底，也不过是这样的小心思作祟罢了。

比如他曾写给朝鲜国王一封国书，在里面秀吉说起发动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显佳名于三国而已。”可见这场战争在他心目中，归根到底，是要实现他个人在其他人心目中的“佳名”，这要比实在的利益更为重要。根据马斯洛需求金字塔理论，秀吉恰好处于从被尊重的需求到自我实现需求的迁跃期。

秀吉侵略朝鲜、大明的心思，早在天正五年便已经萌发。当时他还是织田信长手下一员大将，在给一封给信长的书信里，他说道：“君欲赏臣功，愿以朝鲜为请，臣乃用朝鲜之兵，以入于明，庶几倚君灵威，席卷明国，合三国为一，是臣之宿志也。”可见在当时，他已经有了十分清晰的战略构想。[14]

这个时候的秀吉，还只是给别人打工，因此在这封信里，他显得很清醒，语气也很平淡，象是在汇报一份工作计划。

但到了天正十三年，情况就不同了。这时候秀吉已经当上了关白，地位高贵，这让他心理产生了变化。在秀吉写给一柳末安的信里，谈论起朝鲜、大明之事，口气已经变成了高高在上的“日本国之事自不待言，尚欲号令唐国。”

天正十五年，兴福寺的和尚多闻院英俊在他的日记写了一件奇事，他听说丰臣秀吉在统一日本之后，接下来就要去攻打朝鲜、大明，还有南蛮（东南亚）和天竺，秀吉将定都北京，自为天子。这个构想，已经接近于后世大东亚共荣圈的规模了，表明秀吉的野心已经膨胀到了无以复加。

他这时候，已经把自己看成是一位“天下人”——这个天下，已经不只是日本，而是涵盖了半个亚洲。“天下人”这个俯瞰四方的自称，代表秀吉的野心已经冲破了合理的极限，变成了一种狂想。他沉浸在这种狂想之中，已经无法自拔。

天正十八年，秀吉给朝鲜国王写了一封国书。在这封国书里，他不停地大吹大擂自己降生时是多么的高贵，在日本立下的功劳有多么伟大，接下来攻打大明的理想有多么高尚，象是一个唯恐别人不知自己多有钱的暴发户。[15]

从对这封国书文本的分析，能看出秀吉不停地用大量华丽辞藻来赞美自己，努力把自己打扮得超凡入圣，定位成一个“施帝都政化与亿万斯年”的救世主，甚至说出“日光照射到的地方，都是我的统辖”这种疯话，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的精神状态已经十分堪忧。

除了朝鲜，秀吉还到处给邻居乱发国书。琉球、菲律宾等国，都被秀吉催促着要进贡。琉球小国，不太敢得罪日本，写了封回函捧了几句，备了点礼品就算了。菲律宾是西班牙人的殖民地，根本就没有理睬秀吉的疯人疯语。

到了次年征韩令发布时，秀吉的野心已经远远走在了日本战争准备的前头。他宣布让自己的义子丰臣秀次镇守日本京都，而自己准备攻入大明，自立为皇帝。[16]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越是自卑的人，外在表现越是自傲和狂妄。秀吉是一个相当典型的病例。秀吉这种心理状态，一方面会拼命夸耀自己，制造虚假的安全或满足感；另外一方面会极力贬低别人，以此来提升自我的优越感。两者相辅相承，焦不离孟，孟不离焦。

所以，随着狂想症的日益严重，秀吉对中、朝两国的评价，也逐渐降低。

天正十五年时，秀吉写给他的妻子写信时，谈及战略说：“在我有生之年，尽量把大明领土纳入版图之内。”[17]言辞之间，尚且还保持着一种理性的态度。

等到了天正十九年，秀吉对大明的态度，已经变成了“唐人畏倭如虎。”，沾沾自喜地说：“以我军之战力，对付明君，那是大水崩沙，利刀破竹。”[18]

至于朝鲜，那更加不值一提。秀吉身边有一个流亡日本的朝鲜奴隶，名字叫韩翼。韩翼当过朝鲜的官员，把李朝的兵力部署、将领配备以及朝廷虚实和盘托出，极言李朝羸弱不堪守，柔弱可取。这让秀吉更加不可一世。[19]根据《九州御动座记》的记载，在秀吉的战略构想里，朝鲜连做日本的藩国都不配，只能作为对马岛的下级行政单位而存在。

壬辰战争开始前，秀吉率军前往大本营名护屋。有人建议他多带懂中文和朝鲜文的通译，秀吉不屑地笑了：“学什么学，让他们用咱们的文字就是了。”这个时候的他，已经在幻想中笃定了胜局，在他看来，明国和朝鲜只需轻轻一推，便会轰然倒下。

可见秀吉对敌手的蔑视居然到了何等地步。

从一开始冷静地构想战略，到野心无节制地膨胀，再到无限制的自我夸大和贬低敌手，秀吉在疯狂的路上越走越远。在整个战争中，他的情绪随着战局起落而数度失控。这种脆弱的精神状态走到尽头，就是自我毁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侵朝战争，恰好就是丰臣氏自我毁灭的过程。

秀吉对明朝的了解，应该是这样的：

在望不见的遥远的西方尽头，有着一块陌生大陆，大陆上有个富饶而美丽的国度，这个国度的名字也很美丽，叫做“明”。

这个“明”国虽然富饶而美丽，物产丰富，各种技术也非常先进，可以制造无数让日本无法想象的产品，但却非常无能。想当年那些在日本战败了的大名手下，那些败军之士，那些失去了土地和俸禄沦为浪人的武士和农民、盗贼们，有时只凭数十人居然就可以在明国纵横千里，劫掠了无数的财宝和女人。于是，日本有无数的浪人和强盗，甚至无能的农民，都凭借去明国抢劫而发了财。

如此富饶而美丽的地方，统治者却如此无能，这对秀吉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他觉得这是在暴殄天物，是一种罪孽。

所以他认为必须要有一个像他这样伟大的统治者去统治那块地方，这样一来，那里一定会更加美丽和富足。

而最关键的是，日本国内紧缺的土地资源也将获得极大缓解，那些在战争中立下大功的大名和他们的家臣们，就此可以获取大量在子孙繁衍时分家所需要的资源。

因此，他要征服那块大陆，去征服那个美丽而富饶的国度。

他相信，以他几十年来谋无不胜、战无不克的出色智慧和胆识，还有手下那些身经百战数以万计的武士，那数十上百的勇将，那些精通兵法的一流军师，足以完成这一宏大构想。

遗憾的是，那个时代的交通和测绘都太落后，以至凭丰臣秀吉的想象力，根本不能想象出那个叫“明”的国家到底有多大。

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那个叫“明”的国家，最高时拥有不下两百万人的常备军。

丰臣秀吉触动了一头他无论如何都不该触动的龙，一头他绝对无法抗衡的巨龙。

更要命的是，丰臣秀吉不但触动了它打搅了它的沉睡，甚至还试图去拔它的胡须。这就不免会让那头巨龙朝他打上几个喷嚏了。

轰轰烈烈的壬辰战争，竟然是由一个沉溺在狂想中的人发动，这实在是件难以言喻的荒诞事情，但却又是如此真实。

一个狂想者并不危险，不理他就是，但当一个狂想者掌握着绝大权力的时候，其所产生的影响，将是极其可怕的。“天下人”秀吉正是这么一个人。伴随着秀吉不安定的精神状态，整个日本、朝鲜乃至半个中国都不得不跟随他的舞步转动，演出一连串火花四溅的悲喜剧。

天正十五年，秀吉在进攻九州的时候，便已经秘密叮嘱毛利辉元埋下了伏笔，在肥前选址造起一座城堡，名叫名护屋。这座城堡于天正十九年开始正式修建，建造者是精通建筑学的名将加藤清正。在未来的战争中，秀吉将驻扎在这里，遥控指挥朝鲜战场。

从这时候起，源源不断的辎重、兵器、粮草与火器就已经开始集中囤积在九州，并引起了许仪后等人的怀疑。当秀吉终于把日本最后一股反抗势力后北条压服，并把日本六十六国重新分配完毕后，他终于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朝鲜。

天正十九年对秀吉来说，是个不幸的年份。在正月和八月，他的弟弟丰臣秀长和三岁的爱子鹤松去世。这一老一少的离开，对秀吉的精神是两次极其沉重的打击。秀长是他的左臂右膀，而鹤松是他的正统继承人。连续失去两位至亲的打击，让秀吉的精神处于一种狂暴的地步，必须要寻找一个渠道宣泄出来。

于是，在可怜的鹤松去世一个月后，这一年的九月，秀吉正式下达了征韩令。所有的战争筹备工作，陡然加速。只有在朝鲜的胜利，能够抵消掉秀吉痛失弟弟与爱子的伤痛。

天正十九年的正月，秀吉下达了水军征召令。所有领地临海的大名，都必须按照石高比例建造大船，然后于次年春季集结在摄津、播磨、和泉的港口。到了三月份，秀吉又下达了陆军征召令，要求各地大名按照石高比例派出部队，向九州集结。四国和九州两处距离战场最近，每位大名每一万石要出兵六十人；中国地区每一万石，出兵五十名。一些比较偏远的地区，比如关东和东北地区，只要每千石出二十人，象征性地意思一下便行了。

后世历史学家谈到这段历史的日本战争准备时，最常引用的是小西行长一位家臣五岛纯玄家的数字。五岛纯玄的领地位于长崎，检地记过是十四万石，他在领地动员的战斗部队，是一百八十七人；水手两百人；民夫三百一十八人，一共是七百零五人。战勤比大约是27：73。[20]

截止到战争开始前，日军已经正式集结起了九个先遣军团，共十五万八千人；另外还有七个军团的预备队、两个番外军团、水军以及一支秀吉的直属近卫军团，总兵力达到了二十八万一千八百四十名。

按照这个比例粗略统计的话，一线的主力作战部队大约有八万人。但要注意的是，日本实行兵农分离，这八万人是职业士兵，有相当部分是武士，是长年战争累积下来的战场精英，战斗力极其强悍。而随队的小者、荒子（指负责收拾战场的人）、民夫等后勤人员，也随时可以转职为足轻，投入战斗，所以日本在朝鲜战场的可战之兵，应该是在十三到十五万之间。

这个数字，差不多把日本的青壮年劳力抽调一空，抛下的农田只能交由别人代耕。政府不得不下达命令，要求农民不得让代耕田荒芜，否则严惩不贷。劳动力的严重缺乏，让整个日本接下来几年的粮食产量锐减，这一危机的负面影响，会随着战争的推移越来越严重。

在天正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秀吉正式辞去关白职，由养子秀次继任。他就任太阁一职，移驾名护屋，专心致志开始自己征服亚洲的大业。各地大名也都纷纷开始了集体西移，九州的藩主们朝着名护屋、对马岛和壹歧岛等前线基地挪，西本州的藩主们朝着九州挪，东本州的藩主们朝着本州中部挪，一层衔接一层，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大场面。

日本海军经过数年扩充，已经拥有了七百多条战舰和两千余条辅助船只，它们将为陆军提供名护屋-对马岛-釜山航线的运输工作，并在未来肩负着日军在朝鲜半岛补给的重任，最高指挥官是资深海贼九鬼嘉隆，副手们也都是日本各地久经沙场的海贼世家，总兵力达到了九千人。另外在宇喜多秀家和五奉行手里，还有近八千人的预备队。

至于攻打朝鲜的策略，日军也已经有了腹案。提出作战计划的是日后德川幕府的开创者德川家康。他针对朝鲜半岛的地理环境和国力虚实，提了三点意见：“陆海并进，以强凌弱，速战速决。”

德川家康不愧是老手，这三条战略原则刀刀见肉，每一条都砍在了关键点。朝鲜多山，陆地补给不易，必须依仗水军运送粮秣辎重；以强凌弱，拿出狮子搏兔、泰山压顶的气魄，才能速战速决，最大限度保留日军战斗力，以期未来与大明的死战。

这一边厉兵秣马，磨刀霍霍；那么隔着对马海峡，另外一侧的朝鲜李朝，在做什么呢？

第三章 小中华

朝鲜人什么都没做。

此时在位的是明宗恭宪大王的侄子李昖，已登基二十多年。自从明初太祖朱元璋把朝鲜定为永不征伐之国后，李朝已经安享了两百多年的和平，承平日久，人不知兵。这两百多年的安逸日子，就算是雄狮的爪牙，也该退化了，何况朝鲜人。

李朝是个哈中的王朝，对中华的一切事物都崇拜得不得了。无论政治文化还是风俗习惯，全盘照搬。当时朝鲜上层士人，个个精熟汉文。譬如现存的朝鲜古代史料，当代的朝鲜、韩国人，大多数已经看不懂，但中国人读起来却毫不吃力——那是因为它们全部是用中文写出来的。之所以会这样，是由于现在通行的韩文，其实是当初李朝世宗为了让所有人都能读写中文，所以专门给中文做了一种注音符号，叫“训民正音”，不过因为各种原因，一直没有大规模推广。到了近代，朝鲜被日本再次并吞后，日本对朝鲜进行了各方面的殖民化，包括大规模推广日文。当时很多朝鲜反抗志士们开始使用这种注音符号进行联络，到了1911年，才正式被定为正式韩文，以清除日本的殖民化痕迹。所以严格说起来，现在的韩文虽然出现于十五世纪，但从开始起就一直是中文的注音而已，正式被当成文字的历史到现在不过才短短一百年。

对全盘引进中华文明成就，李朝君臣很是自得，沾沾自喜地自诩为“小中华”。

这个“小中华”，实在当之无愧，因为他们不光学到了中华文化的精华，也学到了其中的糟粕，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朝鲜对日本的态度，和中华对四方蛮夷的态度如出一辙：无比轻视，毫不关心。

关于壬辰战争，朝鲜人留下了许多笔记。在这些笔记里，他们谈到日本的时候，就象是在谈论一个距离朝鲜几千公里以外的国家，充满了怪诞、离奇的说法。做邻居做到这份儿上，实在有些无语。

这是一件非常不可理喻的事情。中华上国不知日本边事，尚可以用“去国太远”当借口。朝鲜离日本只相隔一道海峡，历史上没少被这个岛国欺负，可偏偏不长记性，别说定期搜集对方动态，就连一些基本情况都茫然不知。许多日本的情况，朝鲜人甚至都要绕一大圈，从中国的资料里去翻找。

究竟朝鲜人对这位恶邻的了解，匮乏到了什么程度，我们可以来看两个小事例。

在一本叫《壬辰录》的小说里，开头介绍了秀吉这个人的来历，是这么说的：

说在大明嘉靖年间，杭州有一个人叫朴世平，被倭寇杀死。他老婆陈氏和儿子朴守吉遂被倭寇掳掠而走，卖到了对马岛。对马岛的岛主叫平信，把陈氏收做小老婆，然后朴守吉也改姓平……

在《宣祖实录》里，对于秀吉如何发迹，写得更是神乎其神。说前任关白出行，秀吉赤身裸体挡在车前。关白看他行迹古怪，就让他去扫厕所。结果厕所扫的很干净，大为赏识，从此引为亲信云云。

若是让日本人看到这种记录，非骂一句八格牙路不可。

秀吉那边厢大鸣大放地筹备着战争，朝鲜这边却仍旧浑浑噩噩地过着日子，继续在汉城歌舞升平，吟诗作对。一直到了万历二十年（公元一五九二年）初，日军大批辎重已经一波波地运抵对马岛，釜山港触手可及，大祸临头的李朝还没做出任何反应。

在战争前夕，李朝的兵力单从数量上，与日军不相上下。在壬辰年初，全国兵力总数大约有二十三万，主要分布在平壤、汉城、开城三都，以及防御女真侵扰的咸镜道、靠近对马岛的庆尚道等处。另外还有数支舰队，驻扎在庆尚道、全罗道等地，拱卫黄海与朝鲜沿岸。

李朝从中国拷贝过去的还有长城防御体系——全国境内拥有完备的烽燧体系和驿递，与沿途的城堡构成了立体的防御体系。仅在与日本紧邻的庆尚道，就有两条直烽，可以从釜山直接传递到杨州、忠州地界，与驿递道相接。一旦庆尚道有事，一天之内预警便可抵达汉城。

这是国初定下来的警戒体系，李成桂等历代明君留下的宝贵遗产。可惜，架子还在，瓤子却烂透了。

李朝的这些军队，除了咸镜道的军团常年抵御女真，还算身经百战外，其他部队都是花架子，久不知兵，无论是装备还是训练程度，都差到了极点，普通士兵连武器都抓不牢，更别说打仗了。烽燧堡更是大部分被废弃，成为断垣残壁，以至于日军入侵釜山之后，过了足足三天，汉城才知道外敌入侵的消息。

朝鲜到底忙着什么呢？说起来，这也是一个学自中华的光荣传统：党争。

中原王朝素有党争传统，唐有牛李二党，宋有新旧二党，明有阉党、东林党之争。李朝把这个传统原样学去，有过之而无不及。宣祖李昖即位之后，坡平尹氏和青松沈氏两大派系之间的政争，逐渐变成了有朝鲜特色的东人党、西人党两党之争。

党争误事，天天党争，则误大事、误国、误天下。

自从有了这东、西两党，朝鲜做什么事都得大吵一架。两党斗得昏天黑地，一切都以党派为准绳，党同伐异，不问对错。对于研究李朝这段时期政治的人来说，党争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滤镜。查查当事人的出身，再看看反对者的出身，一切古怪的异状便可迎刃而解。

西人党建议征兵十万防御女真，东人党反对，说是靡费银饷；东人党宣讲儒学主理，西人党就蹦起来说是儒学主气。尤其是在立储君的问题上，两党各自支持一位王子，更是打的头破血流。两边的争论，已经成为一种生物学上的条件反射。如果一党说人不能吃屎，另外一党恐怕也会跳起来说未必不能。

秀吉要入侵朝鲜这事，从来没打算瞒着朝鲜人。他先后派了柚谷康广、宗义智等人威胁朝鲜投降，使臣派了好几波，国书递了数次，中心内容只有一个：希望朝鲜赶紧臣服于日本，咱们哥俩好，一起打大明。

朝鲜人自诩小中华，眼高于顶，除了大明看谁都像蛮夷。现在看到这个岛夷凑过来说胡话，眼皮一翻：“你谁啊？甭跟我得瑟。”压根没把秀吉当回事。

这个态度急坏了对马岛岛主宗义智。对马岛在朝、日之间，岛主宗家担负着联络双方交流的重任。宗义智害怕朝鲜人的冷淡会让秀吉迁怒于他，就想出了一个有点缺心眼儿的鬼主意。

他把流亡到日本的朝人叛逃者绑了几十个，送回汉城，又许了大把贿赂，说只要你们随便派个使团过来道个喜，就算完事。游说了半天，朝鲜总算勉为其难地答应派遣一个和平使团去日本，表达敦睦之意。

这头搞定了，宗义智赶紧敲锣打鼓告诉秀吉，说朝鲜人同意投降，会派一个输诚使团过来。秀吉自然也是大喜过望。

这样一来，两方面总算都交代过去了，至于接下来会不会露馅儿，露馅以后怎么办，宗义智压根没考虑过。最奇怪的是，他这种糊弄小孩子的手法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层出不穷，中日两国都涌现了好几位类似的“奇才”。这个我们在下文会专门提到。

总之，在宗义智连蒙带骗的周旋下，万历十八年四月，朝鲜总算勉为其难地组建了一个使节团，前往京都，名义是庆贺秀吉统一日本，还带了点土产——这就是许仪后在报告里所提及的“其年五月，高丽贡驴”。

使团五月份抵达京都，接待人是京都东福寺的主持景轍玄苏。玄苏大师是个政治活动家，专门替丰臣家打理外交事务。他告诉使团，秀吉一直在忙着打北条，无暇西顾，你们等等吧。使团只能老老实实等着，在玄苏的陪同下每日游览京都胜景，吟诗唱酬。

他们一直风雅到年底，秀吉才返回京都，腾出一点空来接见他们。主宾双方见了面，秀吉一点好脸色都没有，就招待了熟饼几张、浊酒一壶，然后抱着儿子鹤松自顾玩乐。鹤松忽然尿了他一身，秀吉在众目睽睽宽衣解带，公然换起衣服来。种种无礼，终于让朝鲜使团忍无可忍，愤而退席。

这不怪秀吉，也不怪朝鲜人，要怪就怪宗义智。秀吉以为朝鲜使团是来投诚的，自然不必屈意逢迎；朝鲜使团以为自己是来致贺的，不该被如此怠慢。宗义智骗得两边都误会了对方意思，自然谈不到一块去。

朝鲜使团不想再看见秀吉了，可出使任务还得完成。第二天，玄苏大师拿过去一封国书，说你们拿回去给国王，就算是这次出使圆满了。

朝鲜使团打开国书，傻眼了。秀吉在国书开头先自吹自擂了一通自己的高贵身世与丰功伟绩，然后写了一句直接刺激朝鲜人神经的话：“一超直入大明国，易吾朝风俗于四百余州……阁下方物而入朝，依有远虑，无近忧者乎。”[21]

副团长金诚一当场就掀桌子不干了，他们来的时候，宗义智明明说的是祝贺使团，怎么现在成了纳贡称藩了？他指着国书上“阁下方物入朝”六字，对景轍玄苏说：“这六个字不行，得改。”

这六个字，大有玄机。

这封国书是秀吉写给朝鲜国王李昖的，这句话里的“阁下”指的就是李昖。古人用字讲究，一字一意，含糊不得。“阁下”虽是尊称，可那是称呼高级官员的。大明天子，要称陛下。朝鲜是大明的藩属，朝鲜国王低一格，一般要被称为殿下或者主上殿下。国书里劈头就管朝鲜国王叫阁下，无形里把朝鲜国王身份贬低了好几层。

“方物”的问题更大了。国家之间交往，难免要互相赠送礼品，礼品的名称是有讲究的。大国赠送藩属、外国，叫做礼币；藩属小国进贡天朝的，叫做方物，也就是地方特产。朝鲜送给日本的礼物，如果叫方物，等于朝鲜国是给日本进贡，地位被贬低了。

至于入朝，更不象话。入谁的朝？朝谁的贡？我们朝鲜是大明藩属，可不是你们蛮夷种的藩属。

这六字连读下来，简直就是把朝鲜当成日本的下属，是可忍，孰不可忍。金诚一表示，国书里那几句“一超直入大明国”之类的反动言论，虽是大逆不道，毕竟是你自家国中事务，改不改随便，但要把朝鲜降格，那是断然不行。

金诚一是当世大儒，玄苏是汉学名家，两个人在京都没少写诗唱酬，本来惺惺相惜。现在国书一递过来，两人立刻都翻了脸，吵得不可开交。

两边争吵了半天，拿出了一个折中方案。日本方把“阁下”改中性词“贵国”，把“方物”改成“先驱”。至于“入朝”二字，不能改，景澈玄苏给了个解释，说这个“入朝”里的“朝”指大明。

金诚一是朝鲜大儒，认识汉字，知道这是和尚糊弄人呢。玄苏却再不肯让步了。最后使团正使黄允吉怕耽误事，出来打圆场，于是这句话在正式公文里，变成了“贵国先驱而入朝。”

汉文博大精深，这句话是有歧义的，可以从两方面去理解。从秀吉的角度，这句话的意思是“贵国作先驱，去攻打大明。”而从朝鲜人的角度理解，这句话可以解为“贵国做先驱，入朝纳贡”。双方各取所需，皆大欢喜。

使团临走前，景轍玄苏还不忘吓唬一句：“今日之议，不得首鼠两端，不欲讲和，乃欲战耳。”[22]明确向朝鲜提出了要求，希望他们配合日本讨伐大明。

使团在万历十九年春天回国以后，把日本的恶劣态度汇报给朝廷。李昖除了气愤之外，心里也有点没底，召集群臣商议，看日本人到底会不会打过来。前面说了，朝鲜对日本的情报极其匮乏，大家心里都没谱儿。

大臣们有说日本人是狼来了，有说这回真是狼来了，没个定论，把球还是踢回了使团正使与副使脚下。

本来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这时候朝鲜这个时候对日本警觉的话，那么至少还有一年的时间可以准备。

可巧这个使节团的正使黄允吉是西人党，副使金诚一是东人党，两人势同水火。黄允吉认为，力主日本会发动战争；隶属东人党的金诚一秉承“凡是敌人赞同的我就反对”的原则，立刻说我看倭人不足畏！

金诚一在国书交涉的时候又表现抢眼，为国家在文字上争光，得了不少分。李昖觉得这是一位良臣啊，比黄允吉可信，良臣说的话，又怎么会错呢？

此时的西人党正处于低潮期，东人党虽刚刚分裂成了南人党和北人党，这会儿还能一致团结对外，都反对西人党，于是金诚一的意见最终占了上风。

于是一个关系到生死存亡的战略问题，又被一群“党员”变成了互相攻击的党争话题。备战一事就在东南西北的麻将声中，不了了之……

既然最终结论是日本不会开战，那朝鲜便不必费心准备什么，随便下了道诏书让釜山整饬警备了事。至于执行没执行，就不知道了。[23]

朝鲜上了这么一个大当，从此再也不信宗义智那个大骗子。等到同年夏天，秀吉再派宗义智出使朝鲜时，朝鲜干脆连釜山港都没让他出，直接撵了回去。只有玄苏到了汉城游说了一趟，也是无功而返。

倭寇的事处理完了，可还有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宗主国大明那边该不该知会一声？要知道，这次出使虽然有礼有节，可毕竟是私通外使，论理是逾越的，这么报上去了，说不定会被批评。

李昖心里又没底了，召集群臣商议。党争这时候又起来了。大司寇尹斗寿是西人党，说应该上报大明。领议政李山海是东人党，说不应该说。下面群臣赶紧两边站好队，捋起袖子准备开吵。

东人党里有一个人，叫做柳成龙，官拜左议政，是南人党的领袖，和北人党领袖李山海一直不对付。柳成龙这个人对党争其实不是很有兴趣，但在朝鲜，不党争，就会被淘汰，他也只能身不由己。请记住这个名字，这是一个日后将成为壬辰战争中朝鲜中流砥柱的人。他对朝鲜最大的贡献，就是破格提拔了一位置全罗道左水使，叫做李舜臣。

这次吵架，柳成龙其实是赞同尹斗寿的观点，认为必须知会大明一声。可碍于朋党之分，他没法把话说得太清楚，只得站出来委婉地对国王说：跟邻国通使来往，实属平常。有事当然得上报，但得谨慎点才行，我觉得李山海说得对。”[24]

前半句柳成龙说的是真心话，后半句纯属是照顾李山海面子，所以观点有点含糊。结果这话被李昖给听歪了，大手一挥，说行了，我有主意了！

史书说这位国王“天资岐嶷，气度英毅，人皆异之”，从他后来的表现看，大智慧是没有，充其量是有点小聪明。现在他的小聪明开始发挥了。

李昖挑选了一位叫金应南的使者进京面圣，在临走前，他对金应南面授机宜，说你到了辽东以后啊，先别声张，打听一下消息。如果大明不知道日本的事儿，你就直接回来；如果大明已经知道这事儿，你再打出奏报倭情的旗号去北京。他们要问消息从哪里来的，记住千万别说咱们跟倭寇有通使来往，就说听海上流民说的。[25]

金应南对领导的指示心领神会，把旌节打个卷儿裹到怀里，朝着辽东日夜兼程而去。

李昖打的好算盘，可惜人算不如天算。殊不知，他们这点儿偷偷摸摸的龃龉事儿大明早就知道了……

第四章 辩诬与联合国军

且说金应南得了李昖面授机宜，一路兼程，进入辽东。按照计划，金应南打算在辽东搜集一下情报，看看大明到底知道不知道日本的事。这一打听不要紧，吓得他脸都绿了。

原来从今年开始，辽东一带开始有奇怪的流言四处传播，都说日本鬼子要入侵大明，高丽人要给鬼子当伪军。对这些流言，官员们和读书人一笑置之，可普通老百姓不懂，流言说什么就信什么，越传就越玄乎。

有一次朝鲜王子访华，一共带了十顶轿子，高高兴兴过了鸭绿江。也不知谁扯了一嗓子朝鲜军入侵，吓得鸭绿江附近的八站百姓一夕数惊，四散奔逃，扶老携幼躲进山里，好几天才敢出来。

还有比这更离奇的故事。民间传说，一位朝鲜使臣赴京朝贡，回程时寄宿在金石山一家姓河的人家。朝鲜使臣的翻译官对主人说：“你要有三年五年的陈酿好酒，赶紧拿出来喝吧。”主人问为什么，翻译官露出高深莫测的笑容：“过一阵朝鲜大军就要杀过来，到时候，你就算有命收藏也没命喝。”[26]（后来这个故事传回了朝鲜，朝鲜国王一听，当即大怒，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打死了不少无辜的翻译官，真是无妄之灾。）

这个故事极具煽动性，不由得人不信。类似这样的流言，在辽东传得满天飞。这些流言的发端已不可考。不过仔细想想，日本为了战争所做的一连串大动作，不可能瞒得密不透风。路过的海商、来往的驿使、逃亡的工匠，太多人有机会觉察到即将到来的战争阴云。

这些人没有许仪后那么高的觉悟，可能不会上报朝廷，但他们总会把心中疑惧说给身边的人知道。这种八卦极具传播价值，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成了全国皆知的秘密。当时辽东传成什么样呢？“辽人疑朝鲜有异志，多所荧惑。”[27]已经闹得快炸开了锅，让当地官府和驻军头疼不已。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不光是辽东，连北京都开始对朝鲜起了疑心。

自从陈申和苏八两份倭寇入侵的报告打到北京以后（当时许仪后报告还在路上），内阁很快拿出了应对之策，指示让从天津到江浙、福建等处边境镇守督抚整顿兵事，严备海防——因为根据以往倭寇袭击的经验，大明官员认为日本人应该是会从沿海直接登陆。

安排完国内的事情，大明官员们忽然想起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在陈申和苏八的报告里，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提及了日本的侵略构想——驱高丽以为先锋。

朝鲜是大明的藩属，如果它叛变投日一起进攻辽东，那可是相当严重的政治事件。

而朝鲜的举动，也确实让大明不太放心。日本的狼子野心路人皆知，连当地华侨和琉球国都上书通报，怎么一贯事大最为忠勤的朝鲜，这次却一声不吭，没有立刻向天朝汇报敌情呢？

大明官员们有点犯嘀咕了，难道朝鲜人和倭人真有勾结不成。

对于这个疑问，大学士许国站出来，说不可能，朝鲜我很了解，一贯对华亲善，不会做这种蠢事，还是先问清楚的好。于是兵部便发了一道咨文给辽东都司，让他们问问朝鲜人到底怎么回事。[28]

辽东都司的官员接到公文以后，不惊反喜，狠狠一拍大腿，可算他娘的找到谣言的根儿了！他们立刻移文汉城，发出质询，语气严厉。

金应南抵达辽东的时候，正好赶上辽东都司的信使揣着公文奔汉城而去。

金应南一看，这大明从上到下都对朝鲜充满了敌意，心中无比恐惧。他想起李昖出发前的叮嘱，说如果大明已经知道日本入侵的事，就赶紧打起奏报倭情的旗号，心想主上真是料事如神，连忙把朝鲜使旗扬起来，光明正大沿着驿道前进。

这一路的艰辛呐，就别提了……李朝开国二百年，圣使节从来没遭遇过这种非人的待遇。无论车仗走到哪里，只要被人发现是朝鲜使节，要么遭人白眼，要么就是一通蔬菜瓜果乱砸，有如丧家之犬。

金应南一路鼻青脸肿，好不容易走到了山海关，结果差点没进去。关下的老百姓一看是朝鲜人，都指着鼻子骂：“你们不是投了鬼子当皇协军吗？还有脸跑这里来？”[29]

金应南一看，这么下去不是办法。辽东人已经如此敌视，等使团到了北京，怕不是直接就被推出去斩喽？他找来了翻译官洪纯彦商量，洪纯彦说我跟当今内阁大学士许国的舍人俞深很熟，要不我先快马加鞭赶到北京，设法搭上许阁老这条线，朝里有人，咱们才好说话嘛。

这个建议真是雪中送炭，金应南大喜过望，赶紧准备了一份书信，让洪纯彦快马先赶去京城。等到金应南走到通州的时候，俞深已经亲自出来迎候。俞深说现在福建、浙江都有人举报尔等通倭，许阁老一力坚持朝鲜无叛，一直等着你们派使者过来呢。你们现在总算是来了，可千万别装成什么事都没有，不然就把我家许大人给卖啦。

金应南当时那眼泪就快流下来了，出使这么久，终于碰到好人了。

八月十日，金应南终于见到了万历皇帝，把一肚子的辛酸与委屈都吐露出来，把朝鲜这两年如何坚持气节，如何力拒倭寇威逼利诱的事迹大大地敷演了一番。听完以后，万历皇帝挺高兴，大臣们也松了一口气，嫌疑冰释，朝堂之上其乐融融。

礼部不失时机凑上来，说朝鲜和琉球一样主动通报倭情，理应勉力加赏。万历一挥手：“重赏！”[30]

金应南松了口气，这次总算是不辱使命，准备跪下来领赏。这位可怜的朝鲜使节万万没有想，这个赏赐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

万历皇帝先赏了白金紵絲彩段，这些属于常例。金应南因为奏报有功，还额外多了赏格。都是好事。

然后皇帝笑眯眯地对金应南说：“日本人可恶呀，要好好惩罚一下。你回去告诉你家国王，说朕给他准备了两位盟友，你们三家合兵抄击，把倭国灭了算。”

金应南听了顿时一哆嗦，差点没直接趴地上。朝鲜军力虚实别人可能不知道，他可清楚得很——看家护院勉强够用，真要渡海去跟倭寇拼命，那纯粹是白给。他一寻思，大明皇帝说还有两家盟友呢，说不定能指望上，于是连忙洗耳恭听。

万历皇帝微微一笑，揭开了谜底。

这两家盟军，一个是琉球国，一个是暹罗国。[31]

金应南好一口血没喷出来，这个惊喜未免太大了吧！

琉球巴掌点儿大的国土，又孤悬海外，根本不能指望；暹罗就是现在的泰国，国家还算大，军队怎么样不知道，单知道他们单挑打架很不错，可那也实在太远了……指望靠这俩弟兄一起反击日本，不如洗洗早点睡了。

金应南当时想死的心都有，也不知万历皇帝怎么会想到这么一个主意。

好在万历没硬逼着金应南找暹罗去借兵，这道谕旨的口气是打商量的，只是建议朝鲜“要结琉球、暹罗”，不是硬性规定。于是金应南只得先叩谢天恩，然后赶紧写信汇报给汉城，让他们赶快再派个人来，横竖把这事结了，免得节外生枝。

关于万历为何突然冒出让朝鲜合兵暹罗、琉球的念头，一直是个未解之谜。万历对暹罗一向态度很好，在万历四年的时候，琉球国王入贡，万历特意把琉球、暹罗和朝鲜使臣叫到一起，额外给了许多赏赐。这是别家使臣都享受不到的殊荣。

万历皇帝大概是想起了那时候三国使臣齐聚的场景，才有这么一个离奇的想法吧。

公平来说，暹罗虽是小国，技术能力却不低，他们很擅长制造火器——因为葡萄牙人进入亚洲以后，首先驻留暹罗，先进的枪炮制造技术也随之传到了那里。暹罗造枪的时间，比大明仿制佛朗机铳还早，甚至连日本，都要从暹罗进口大型火器。而且暹罗的航海技术也不差，暹罗海盗的凶名在两广地区相当有影响力的。

这么一个小型强国，如果不是离朝鲜实在太遥远，倒真是一个抵御倭寇的不错选择。

就在金应南去北京的路上时，汉城也接到了辽东都司的咨文。看到咨文里严厉的措辞，李昖和手底下的大臣都惶惶不可终日，只盼着金应南能够随机应变，在北京把这事解释清楚。

幸亏金应南不辱使命，在北京把朝鲜的嫌疑洗刷清楚了。收到金应南的回信以后，从国王李昖到底下大臣，都长舒一口气，可当他们看到万历皇帝提议朝鲜、琉球、暹罗三国合兵的建议，眉头又皱起来了。

血淋淋的事实告诉我们，领导发话，可能是认真的，也可能是玩笑话，但下面的人，必须都得当成一件事去办，否则万一判断错误，就会大祸临头。万历说这话的时候，可能没当回事，但朝鲜要是当成耳旁风一笑置之，说不定啥时候就会惹祸。

怎么办？只能正式派出使节，郑重其事地婉拒领导关心。

没办法，李昖只能又派去一名使者李裕仁，专程为婉拒合兵暹罗、琉球事。

李裕仁前脚刚走，李昖一拍脑袋，忘了件大事儿！辽东都司的质询咨文，到现在还没正式答复呢！朝廷虽已知倭情，但朝鲜通倭这种谣言，必须得正式辩解一下。李裕仁临走的时候，只交代他去婉拒合兵，辩诬的任务他没领。

朝鲜人不嫌麻烦，在十月二十六日又派出了一名陈奏使韩应寅，专程前往北京辩诬。[32]

这个“辩诬”，在朝鲜是个专门的名目。朝鲜是中国属国，平日里最害怕的，不是天崩地裂，而是上国愤怒，所以一旦两国出现了什么龃龉，朝鲜就会赶紧派人去解释，名谓“辩诬。”

比如朝鲜李朝的开国君主李成桂，明朝一直以为这个人是中朝甚至蒙朝混血，还郑重其事地写入官方文书。朝鲜人不干了，又不敢直接抗议，就派遣使节前往明朝进行“宗系辩诬”，要还李成桂一个纯种的朝鲜血统。所以“辩诬”这事，朝鲜人是驾轻就熟。

“辩诬”的韩应寅前脚走，金应南后脚便回来了。他把大明情况详细说了一遍，包括陈申、苏八、琉球等地的倭情奏折，朝鲜小朝廷这才弄明白大明对倭寇的了解有多详尽。李昖一琢磨，心想不行，朝鲜距离日本最近，琉球都通报倭情了，我们如果不拿出点有质量的倭寇情报，委实说不过去。

韩应寅是专程辩诬去的，没派别的任务给他。于是李昖不嫌麻烦，又派了一位叫申点的使臣，把朝鲜能搜集到的倭寇情报全汇总起来，再报天朝。

读史至此，忍不住要感慨一句：奔波在汉城和北京之间的使者们，你们真是辛苦了……

再感慨一句：“李昖同学，有什么话您不能一次说完么？

负责“婉拒合兵”任务的李裕仁到北京时，是十月十七日。他上表言辞恳切，说“暹罗琉球，小邦只闻其国俱在南海中，窜远悬绝，舟船不通，未详道里几何。方维在何，今无缘寄声。”翻译过来就一句话：“这俩地方我们找都找不着，更别说拉人家助拳了。”

万历听了，也没生气，还抚慰一番。朝鲜人这才松了一口气，还未合上嘴，万历又说了一句：“琉球和暹罗不成，咱们再换一家助拳的嘛。”

李裕仁汗珠子都快掉下来了，大明对朝鲜可真是优待，暹罗、琉球合兵一事刚下马，朝廷马不停蹄，又给朝鲜找了一家盟友。

还好，这次的盟友，比那两家靠谱一点，叫葡萄牙。

准确地说，是在澳门的葡萄牙人。

对于葡萄牙人的战斗力，大明早在正德年末的屯门海战中就领教过了。那一场战事葡萄牙人虽然战败，但他们先进犀利的火器，也给大明留下了深刻印象。经过名臣汪鋐、戚继光等人的大力推广，佛朗机已经成为一个武器品牌，广泛应用于明军装备里。

找葡萄牙人助拳，也不是没有先例。嘉靖二十六年，葡萄牙人曾经组织舰队前往浙江宁波，剿灭了海盗林剪[33]；隆庆二年，海上巨盗曾一本曾打算围攻广州，结果被澳门的葡萄人打跑了。这两次战役给大明官员刺激很大，时人评价说“佛郎机、满剌加诸夷，性之犷悍，器之精利，尤在倭奴之上。”[34]比日本人都能打。

所以这次倭乱大起，大明想起葡萄牙人，是很自然的想法。

找葡萄牙人出兵，这个是两广侍郎刘继文的主意。刘继文的构想相当宏大，就六个字“擒斩关白入献”[35]，让葡萄牙人依仗着船坚炮利，直入日本，擒贼首脑，来北京献捷。

万历皇帝觉得主意不错，跟朝鲜使臣提了一嘴，吩咐当地官员赶紧去联络。

刘继文去找葡萄牙人交涉，但葡萄牙人根本没搭理他。这些欧洲人都是漂洋过海作生意来的，才不会干这种火中取栗的傻事。剿灭海盗是一回事，介入两个国家的战争是另外一回事。葡萄牙人都是生意人，指望着在中日两头做买卖，严守中立。这次若是出兵帮了大明，以后在日本就别想混了。

不过葡萄牙人也算够意思。早在两年前，秀吉曾经想买葡萄牙人的大战舰，他们一打听，原来这船是要打大明用的，忙不迭地拒绝了这个要求。

葡萄牙商人回绝以后，大明这才彻底熄了合兵的心思。朝鲜人也彻底松了一口气，觉得这事算是尘埃落定，不会再有反复了。接下来韩应寅、申点陆续赶到京城，辩诬的辩诬，通报的通报，天子自然龙颜大悦，不吝赏赐——至于暹罗、琉球、葡萄牙什么的，在几顿赐宴之后也便被中朝人民抛去脑后了……

如果万历皇帝为朝鲜找的这些盟友统统实现的话，那么我们就能看到，在公元一五九二年的朝鲜半岛上，会出现一支来自东方的联合国军。这支联合国军囊括了大明、朝鲜、暹罗、琉球、葡萄牙、建州女真（严格来说他们此时是明军）等一系列国家或政治势力，那该是件多么绚烂夺目的事情呀。

为什么大明这么热心给朝鲜人找盟友呢？这是我们在初章所说的战略思维所决定的。

在大明眼里，朝鲜也罢，日本也罢，都属于藩邦蛮夷，只不过一个听话，一个不听话而已。外国的事再大，那也是夷事，朝鲜半岛对大明来说，不是战略重心，犯不上动用天朝大军。

大明的血，不能为一些蕞尔小国而流，最多帮忙喊几个外邦打手过来——这还是看在朝鲜一贯恭顺的面子上。

在这些潜在盟友一一夭折之后，大明甚至考虑过干脆让朝鲜单独出兵剿灭日本算了。在万历二十年二月，兵部提出了一个作战方案，说朝鲜人受到了倭寇的污蔑，心中一定非常愤恨，不如就趁他们群情激昂，民心可用的时机，让他们出兵去打日本[36]——说一千，道一万，大明就是不打算为外国用兵。

万历皇帝大概对朝鲜虚实也有所了解，没有同意兵部的这个计划，只下旨让朝鲜好好搜集一下对日情报就算了。可见大明朝廷对朝鲜的忠诚心和实际能力，都有清楚的了解……

后世的历史学家们一直在非议大明在壬辰战争爆发前的漫不经心，这种指责是不公平的。

后世之人，生活在一个日本在全球地位十分重要的世界。但从十六世纪的大明视角来看，日本不过是一隅蛮荒小国，偶尔会制造些诸如倭寇之类的小麻烦，还谈不上动摇大明立国之本。大明本身的事务已经相当繁多，对于一个遥远岛国的不靠谱的野心，没有必要投诸太多关注。

而且种种证据告诉我们，大明对于频繁响起的倭警，并没有掉以轻心。

浙江、福建两处的巡抚常居敬、赵参鲁早在递交倭警情报之后，就开始着手修造新的战船、招募水手，还添加了各类新式火器——这些准备功夫并没有白费，在数年之后，这些舰队在战争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37]——浙江甚至把中军都司移至扬州，把徐州参将行营移至淮安，摆出一副如临大敌的架势。

其他沿海地区如两广、山东、天津等处，也都纷纷整修战备，朝廷在三个月内连续两次下文，提醒边防将领地方大员，要提高警惕。

可以看得出来，大明的这些战略部署，全都立足于一个大前提：“倭寇渡海，直入浙闽。”

这是过去几十年来倭寇入侵中国的标准路线，所以当秀吉要入侵的消息传来，大明第一个反应，就是经略沿海，生怕大股倭寇跨洋而来，闯入中国腹心。

在一封兵部发给各处的公文里，明确提出要“远哨堵截外洋”，拒敌于国门之外。

这是与倭寇交手多年养成的防御性心态。多少年来，倭寇从来都是袭扰东南沿海，甫一登陆狂飙猛进，待地方糜烂之后再立刻撤走。对付这种流寇，最好的办法，就是建立一条绵密的海防，争取把敌人歼灭在船头岸边，以免为害乡里。

可见大明不是没有准备，只是基于过去的传统的御倭经验，把战略的重心放在了沿海。

至于日本人会不会从朝鲜走陆路，这个已经不用担心，朝鲜人不是已经澄清了误会嘛。他们心向天朝，不会为日本人做向导。就算日本人真开打，前头也有朝鲜人顶着呢。

所以在未来至关重要的辽东地区，大明并没有做什么调整——其实还真不用做什么部署，大明辽东地区本来就常年处于战争状态，和蒙古以及各边境部落势力基本是三月一小打半年一大打，从来没消停过，早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备的防御体系，令出即动，不需要再多做什么动员了。

所以大明朝这么想、这么做，无可厚非。

只不过最奇怪的是，连朝鲜人都怀有这样的心态，那就很叫人想不通了，果然不愧“小中华之名”。

朝鲜诸位使节辩诬成功，还被大明天子嘉勉了一番，陆续得意洋洋地返回汉城，升官封爵，君臣从上到下其乐融融。一直到开战前，李朝唯一做的准备，就是派了三位大臣去庆尚道巡视了一圈，打的是整饬军备、修造堡垒的旗号，至于实际效果如何，只有天晓得。

这种身踞火炉而不自觉的心态，迟早要出大事。

结果大事就真的发生了，而且还不迟，是非常早。

第五章 兵败如山倒

万历二十年四月十三日上午九时。

朝鲜李朝的釜山镇佥使郑拨刚刚从宿醉中清醒过来，他昨天带着麾下三艘战舰去釜山港附近的绝影岛打猎，收获颇丰，于是晚上就喝多了点。这时有部下向他报告，说远处海域出现了奇怪的船只，不过现在海雾很大，只能看清一团黑影，无法辨别身份。

郑拨算算日子，以为是日本的岁遣船来晚了，也不以为意，依旧不急不忙地洗漱、用早餐。突然，对面的船传来一阵轰鸣声。郑拨脑子一激灵，酒立刻醒了大半。

他也算是一员老将，立刻分辨出这是火铳射击的声音。尽管从这样的距离，火铳对自己的坐舰产生不了什么效果，但它代表的意义却十分可怕——老百姓显然不可能有这种规模的火力。莫名惊骇的郑拨不顾危险，登舷远望，然后他就呆住了。

逐渐从海雾里出来的，不是一条船，也不是两条船，而是无数的战船。[38]所有的史书谈及这一段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用了一句话：“蔽海而来。”

很快，位于釜山附近的加德岛鹰峰烽燧台燃烧起了狼烟，表明瞭望台也观测到了敌情。[39]一瞬间，整个釜山附近都狼烟四起，惊慌失措地传递着倭寇来袭的消息。

郑拨所目睹到的日军舰队，准确数字是四百艘，差不多是日本海军二分之一强的战力。[40]这些船上运载的，是小西行长的侵朝第一军团，总计一万八千人。

当写到“蔽海而来”“七百艘”“一万八千人”这些词时，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让我想起了以前看过的一部韩国电影《黄山伐》。里面有个情节，是两名朝鲜士兵向国王报告唐军来伐，两人先说唐军一共有多少多少只船，每只船有多少多少名士兵，然后说：一共是……是……接下去两人开始伸出四只手，经过二十个指头轮指N遍计算，算完又互相对视数眼，最后同时大喊道：“那是不计其数啊！”

我当时非常奇怪这一情节的设计，里边还有很多类似周星驰式的无厘头搞笑。因为，这一部很正经的主旋律爱国主义电影。

在这种题材和风格的电影里，夹杂了这么多无厘头搞笑的小情节，这让我觉得极其怪异。只不过当我发现在这场被朝鲜称为护国战争的过程中，也一样出现过无数给我这种感觉的事件后，我便因此揣测这也许是代表了他们某种传统吧。

侵朝日军第一军总指挥小西行长，现在就带着“不计其数”的精英战士，正站在船头。他望着远处郑拨的坐舰以及更远处的釜山港，心里充满了兴奋。小西本是堺港商人之后，按说这辈子是没什么出头机会的。幸亏他碰到了秀吉，蒙其赏识，凭借自己的外交才能一路青云直上，出征前已是肥后国二十四万石土地的藩主。

对一个药商之子来说，二十四万石土地已经是不得了的成就，但对于伟大太阁的心腹来说，却太过狭窄。小西行长认为凭自己的功勋和才干，理应拥有更多土地。现在这一片丰腴的大陆徐徐向自己敞开了胸怀，只消轻轻一跨便可将其掌握在手中，小西行长已经有些迫不及待。

站在小西行长身旁是他的女婿、对马岛的岛主宗义智。这一对翁婿在秀吉麾下，常年负责对外贸易的谈判工作，对朝鲜情况十分熟稔，麾下兵将也多出自是九州籍贯，称得上是对朝鲜知根知底。所以秀吉派遣了他们作为先锋军团，承担最艰巨的登陆任务，以及试探朝鲜军的虚实。

小西行长根本不在乎先锋即将面临的种种困难。作为商人，他明白高风险会带来高回报。如果这一次他作为先锋顺利地打开朝鲜国门，将会获得极为丰厚的好处。眼前的小小釜山，不过是他成功的第一块踏脚石。

想到这里，小西行长挥动军扇，下达了前进的号令。

郑拨看到铺天盖地而来的日本战舰，心里已经明白怎么回事了：原来朝廷一直在讨论的倭寇入侵，是真的。他顾不上埋怨朝中那些颟顸大臣，立刻下令转舵回城。他知道，日本人筹谋已久，凭借自己的三条船是绝无胜算的，回到釜山城内据守才是唯一的选择。

其实，在前一天的釜山城里，已经出现了战争的征兆。平时釜山倭馆里有许多日本商人，可昨天却离奇地都消失了，只剩下四个人留守。[41]现在郑拨回想起来，那应该就是大军来袭之兆。可惜现在后悔也已经晚了。

看到朝鲜人已经被彻底震慑，小西行长这才下令全队转向，开始寻找合适的登陆场。釜山的地形是三面环山，一面临海，海岸多为沙滩，平均潮差不超越一米三，适合登陆的地点很多。小西舰队在下午五点左右，终于找到了一处适合的登陆场，距离釜山城不到四公里。

大批的士兵从关船和安宅船上攀下来，转乘小早船，如同飞蝗一般冲向海岸线。第一名战士在快接近海滩时，迫不及待地跳下小船，趟着水花，大叫着登上朝鲜的陆地。

就这样，日军终于迈出了踏上朝鲜的第一步。要等到七年后，他们最后一名战士才会离开这片土地。

看到日军阵容如此庞大，郑拨被吓坏了。面对日军在眼皮底下的登陆，他没有做出任何袭扰，只是把城门紧闭，准备守城器具。小西行长登陆之后，并未急于发动攻击，而是先建起了一个营盘，忙着把大船上的物资都卸载下来。在忙碌的间隙，朝鲜人民的老熟人宗义智与玄苏和尚联袂送了一封信给郑拨。这次他们两个不再像以前一样陪着笑脸，而是声色俱厉地要求他立刻开城投降。

郑拨拒绝了。他虽是个有气节的人，投降倭寇这种事他是无论如何也作不出来的。

要求遭到拒绝以后，日本人没有继续勉强郑拨，开始在登陆场附近专心致志地通宵卸货。而郑拨为了不让城内居民发生骚乱，封锁了倭寇来袭的消息，还命令乐队吹萧弹唱，以安定军心。

于是在双方都渡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后，次日清晨，大股大股的日军开始朝着釜山浦城进攻。主攻将领是宗义智，他在之前的几年时间里一直为日、朝联盟奔走，屡遭朝鲜人的白眼，现在终于可以痛快地发泄一下了。

郑拨是位值得尊敬的大将。他亲冒矢石，身披黑甲，在第一线指挥守城。他的行动激励了守城的所有士兵。在一开始的攻城战中，日军毫无进展，在朝鲜人犀利的弓箭下伤亡惨重。

但优势很快就转换了。

一支军队万万不能没有士气，但有时候士气不是万能的。决定战局的，还有经验和技术装备。

日本刚刚经历了战国时代，对于如何笼城积累了大量的作战经验，这不是承平已久的朝鲜军队所能比拟的。

从装备来看，守城的朝鲜军队身覆皮铠，头顶铁盔，主要的武器除了传统冷兵器以外，只有一千多挺自家生产的胜字铜火铳。这种旧式火铳操作很不灵便，射速慢，而且容易炸膛，只能作为步兵的辅助。

而在日军的战斗序列里，最核心的部队是铁炮队。他们手中的新式火绳枪传自葡萄牙人，经过多年不懈的改良，已经超越了老师，操作简易，射程远、杀伤力大，跟朝鲜人手里的旧货形成了绝对的代差。这次远征朝鲜，秀吉几乎把日本国内的铁炮搜刮一空。小西行长作为先锋第一军团，得到了最优先的关照，在军团里配备了数量庞大、经验丰富的铁炮部队，成为他手中无比犀利的一把武士刀。

日本的城堡尚且无法抵御这种威力无穷的武器，遑论一个小小的釜山浦城？

除了这些东西，小西行长还携带了一批大筒与石火矢。从一开始攻城起，这些热兵器被设置在了釜山浦城西侧的高地，居高临下不停轰击咆哮。为此，郑拨不得不亲自前往西门镇守。

朝鲜人唯一的优势，就是他们的弓箭。虽然弓箭威力有限，但釜山浦的城墙和射手良好的技术弥补了这一缺陷。日军为了攻城，必须要抵近攻击，而一接近城下就会被密集的箭雨击退。

可惜这种优势很快不复存在，因为箭矢射光了。

日军意识到了朝鲜守军的窘境，攻击更加猛烈。尤其是釜山西侧的炮兵阵地，给城内造成了极大的杀伤。朝鲜守军本来就兵微将寡，此时弓矢又尽，更是雪上加霜。攻城战持续到中午，数处城门都已经岌岌可危。

郑拨情急之下，登上城头，试图再度把士气鼓舞起来。他的黑甲引起了日军射手的注意，很快就有数十挺铁炮朝这个方向开火。郑拨身中数弹而死，成为壬辰战争中朝鲜第一位阵亡的高级将领。[42]

主帅既死，守军群龙无首，士气立时崩溃。釜山成在坚持了半日之后，终于被敲开了大门。

釜山是朝鲜的门户，拿下它以后，就等于在朝鲜站稳了脚步。宗义智攻取釜山，立下侵朝头功，心头大畅，以胜利者的心态称赞了几句郑拨殉城的武勇，却纵容麾下士兵大肆屠城。一时间釜山城内血流成河，妇孺皆死，死者近三万人，几近空城。有侥幸未死的百姓，都被日本人掳到了船上。

就在釜山陷落几乎同时，釜山附近的西平、多大浦两镇也遭遇了日军分队的急袭。经过一番激烈战斗，多大守将尹兴信战死，两处俱陷敌手。整个釜山防线的高级将领里，只有左李使李珏见机早，一路跑进了东莱城。[43]

西平、多大两镇的陷落，等若是护住了釜山的双翼。小西行长在欣慰之余，忽然想到一件事。当时朝鲜在釜山附近的巨济岛上驻有一支水军和数座水军营寨，大约有一百多艘战舰。与釜山成犄角之势。釜山闹出这么大动静，那些水军去哪里了？

这些后患不除，大军断不能轻进。小西行长有点不放心，派人去打听。这一打听，打听出整个壬辰战争史上第二大的笑话。

原来早在日军渡海之时，在巨济岛的庆尚道左水使元均就已经觉察。可他稍微一探头，就被遮天蔽日的日军战舰吓了回去。元均知道，日军肯定会先攻釜山。釜山一破，日军随后势必会横扫附近的水军营寨，为后续部队铺平道路。

元均想到这里，遍体冷汗。他一不通知釜山，二不通知麾下舰队备战，只让手底下的虞侯守住巨济岛营盘，自己前往靠釜山侧海的白川寺勘察敌情。

按说他这一举动，并无大错。可此时的元均，尚未接敌，便已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当他抵达白川寺的时候，远远地看到海中有数帆一划而过，似乎徐徐逼近巨济，整个人立刻傻眼了。

前一天日军渡海的阵容，给元均刺激太大了，他简直不能想象如此规模的军队包围巨济的话，自己该怎么办。

面对这种局面，如果元均是一员忠将，大概会和郑拨一样，选择死守殉国；如果他是一员智将或勇将，会积极思考策略如何扭转劣势；如果他是一员庸将，至少该知道拔锚撤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舰队主力尚在，总有报仇的一天。

元均是打算跑路没错，可他在跑之前做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决定。

他下令把自己麾下一百多条战舰凿沉，连通船上装载的火器一同沉入大海

这是一个令中、朝、日历史学家都为之迷惑的决定。

虽然在危机情况下，指挥官可以就地销毁战略物资，以防止敌人得到。但这不是粮食，不是辎重，而是船，自己会走的船。打不过，你开船逃跑总没问题吧？

可元均偏偏选择了最愚蠢的自沉。大敌当前，一战未发，这么急匆匆的自废武功，实在不知出自什么动机。元均不是朝奸，但他亲手毁掉了朝鲜将近三分之一的舰队，对日军的贡献比一百个朝奸还多。

元均凿沉了所有的船只以后，只留下四条船和两员副将。这两员副将名字起得好：一个叫李英男，蜀山女剑侠；还有一个人叫李云龙，八路军独立团团长——可惜同名不同人。

他们三个连夜遁逃到了露梁海，元均害怕日本人会追上来在海上堵住他，决定要在昆阳海口处登陆。这个决定遭到了李云龙的反对。[44]李云龙认为如今陆上情况未明，比海上更加危险。他自告奋勇，带着一条小船前往全罗道的丽水港，去投奔全罗道左水使李舜臣，请求他前来接应。

就在差不多同一时间，在釜山城内的庆尚道左使朴泓，也弃城而走。这一左一右两个水使，真是堪称“逃命双璧”。

元均沉舰弃岛之后，惶恐就象瘟疫一样传遍了整个巨济岛，日军登陆巨济的传言满天乱飞。留守营寨的虞侯无法安守，便把岛上的年女老少全都赶出镇子，驱赶着朝大陆逃去。虞侯为了夺取道路，甚至放箭乱射，当场射死了两名孕妇。

这一路上的凄惨就不必提了。老百姓们一时间哭爹喊娘，无比混乱。这场大混乱甚至波及到了巨济岛以西的南海岛，县令奇孝谨听说日军袭来，手忙脚乱地把仓库付之一炬，转身撒腿就跑。

不光是朝鲜人陷入混乱，就连日本人也都迷惑不解。当时日本水军全力以赴，跨海运输军队与辎重到釜山附近，尚无余力对付巨济岛。怎么一枪没放，对面就跑光啦？

后来才知道，导致整个巨济水师自凿沉没、主帅远遁露梁的罪魁祸首，不是日本人，而是附近的朝鲜渔船。[45]这些渔船尚不知战事已起，仍旧在巨济与釜山之间的海域打渔。可怜元均当时好似惊弓之鸟，兼之视力不好，错把冯京当成马凉，以致酿成了壬辰战争第二大笑话。

荒唐到了这个程度，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我们在分析秀吉的时候曾经说过，一个历史人物经常会做出一些无法理喻的荒唐举动，这些荒唐有时候无法从客观因素去寻求解释，只能从心理上去分析。

元均其实有他自己的逻辑。这个人怯懦，胆小，极端怕死，但是又深谙官场之道，懂得如何保护自己。

他知道，如果就这么带着一支舰队撤退到丽水与李舜臣合兵，从军事上毫无疑问是最优的选择，但从政治上却是最糟的结果。尤其是当郑拔力战殉国，人们会很自然地拿他与郑拔作比较，那些无聊的官员便会不停地弹劾自己，把自己当成他们汲取官声的肥料。

力战一场再跑也是行不通的。日本水军的规模太庞大了，元均不仅对胜利毫无信心，甚至对自己能够顺利逃脱也毫无信心。万一双方舰队绞杀在一处，自己被擒被杀的几率实在太高。

对元均来说，最高的目标不是保家卫国，而是生存，所以他选择了貌似愚蠢其实最安全的道路。

舰队自沉之后，元均对日军不再有了威胁，日军便对他失去了兴趣；而对于朝廷的质询，他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辩解，说我这是为了不让日军虏获我们的舰只。

他投往李舜臣，更是一招妙棋。若是他惶然登陆回返京城，势必会被当做釜山大败的替罪羊，但去投奔李舜臣，给朝廷的印象则是这人屡败屡战，不屈不挠。

从元均后来的仕途可以看出，这一次的举动对他个人而言是英明的。他自沉以后，名正言顺地率领“残军”与李舜臣“合兵”一处，继续“抗战”，朝廷对他没有任何惩罚。

相比之下，另外一位左水使朴泓仓皇登陆，一路逃窜，到了临津江的时候，被督战的都元帅金命元砍掉了脑袋。两下对比，就知道元均有多英明神武了。

从那以后，他凭借着自己的狡黠，一直安全地躲在李舜臣身后，不断利用后者的功勋装点自己，官位一路青云，甚至盖过了李舜臣，一度取代了他在朝鲜水军中的地位——没错，这是凌驾于元均自沉舰船这个笑话之上的、整个壬辰战争中第一大笑话。此是后话，暂且不表。

且说初战的胜利让小西行长兴奋异常，他在攻破釜山、西平与多大浦的第二天，也就是四月十五日，将兵锋指向了釜山东北不远的东莱。

日军挟胜战之威，杀到东莱城前，宗义智写了一块木牌送进城里，上面大剌剌地写着九个字：“战则战矣，不战则假道。”气焰嚣张，大概是想学习成吉思汗“你要战，便来战”的风范。

当时东莱城内，除了府使宋象贤以外，还有左水使朴泓、左兵使李珏两位逃入城内的高级官员。可这两个人惶惶不可终日，根本不敢做主。府使宋象贤是个硬气人，拿过笔来，照样写了一块木牌送回去，上面写着：“战死易，假道难。”气势更胜。

朴泓、李珏知道他是打算死守了，心想老子好不容易从釜山逃出来，不能白白死在这里。俩人便对宋象贤说守城不能孤守，他们愿意领兵在外互为犄角。宋象贤想劝他们留下，可惜这两位已经铁了心，率领部众离城而去，头都不回一下。

两位出城以后，连一副犄角的姿态都懒得摆，二话不说就往西逃。李珏还有点羞耻心，躲进了附近的苏山之中，朴泓干脆跑到了后方的庆州。

四月十五日早七时，日军主力从釜山正式开拔，九点多便抵达东莱，从城后山开始攻城。在攻城之前，不知谁出的主意，还做了一个人偶，身披红衣，头戴青巾，背后插一面红旗，腰着绑了把佩剑。日本人把人偶架在竹竿上挑着，围城转了一圈，就把城里老百姓吓得不行，哭声震天。[46]

这是一次惨烈而迅速的攻城。东莱太小了，不及釜山城高垣厚，挤满了逃难的百姓；宋象贤空有一腔热血，却缺少军事才能；加上朴泓、李珏带走了大批士兵，留守的部队人心涣散。这种种原因加在一起，让东莱城的结局没有任何悬念，很快便被攻陷了。前后坚持的时间，连一个时辰都不到……[47]

日军杀入城内的时候，发现宋象贤身着朝服，穿戴整齐，端坐在胡床之上，从容就义。他临死前留下了十六个字的遗言：“孤城月晕，列郡瓦解，君臣义重，父子恩轻”他的镇定，让宗义智也为之动容，亲自找出杀害宋象贤的日军士兵，杀而祭之[48]——这个历史真实性有待存疑，因为日军惯于惺惺作态，而朝鲜人又喜欢无限美化殉城而死的官员，类似这样的传说以后还有许多。

郑拔和宋象贤，元均和朴泓、李珏，这两组官员恰好代表了朝鲜军政官员们在壬辰战争初期的两种典型结局：要么壮烈战死，要么一溃千里。

但无论这些官员的个人品行是忠勇还是怯懦，都已无法改变朝鲜在这一时期的悲惨命运。釜山之役的胜利血腥，激起了日本这头战争猛犬的狂暴兽性，很快闪电霹雳就要落在三千里江山了。

第六章 闪击

这里有必要简单地复习一下朝鲜的地理状况。朝鲜是一个多山的国家，自北向南延伸1，100公里。整个半岛百分之八十都被崇山峻岭所覆盖，平原很少。在群山局限之下，能够通行的道路只有固定的几条，且是依山势而修，很少是通衢大道，不适宜大兵团大范围作战，给进攻方的战略选择很少。

朝鲜行政区分为八道，自北向南为平安、咸镜、黄海、江原、京畿、忠清、庆尚、全罗。其中庆尚道位于朝鲜最南边，是距离日本对马岛最近的一道。

从庆尚道到位于京畿道的首都汉城一共有三条道路。最东边的一条是从釜山、东莱走北部海岸，沿蔚山、庆州，最后抵达尚州。路途较远，但优点是道路宽阔，且能从海上得到补给。庆尚道的官方驿道，就是设在这条路线上。

中间的一条路，是从东莱向西北方向直插密阳，再到大邱，再到尚州。这条路线是直线记录最短的，只是道路狭窄，沿途山高水深，不仅关隘较多，而且部分地方还要走栈道。庆尚道的烽火台路线，便是设置在这一条路的沿线。

这两条路起于东莱，汇于尚州。尚州是整个庆尚道的治所，也是重要的锁钥关卡，因为它的北方是忠清道的鸟岭天险。只要逾越了这个天堑，汉城便近在眼前。事实上，一直到现在，韩国这一地区的铁道线路，仍旧是按照这两条古道的走势来修建的——可见整个庆尚道的地理环境对通道限制之大。

除了这两条路以外，还有一条靠西的山路，走金海，昌宁和星州，与中路路线几乎平行向西。不过这条线路比中间更难走，基本上全是翻山越岭，不适宜大兵团行军。

朝鲜的山地实在太多，把城镇体系切割得支离破碎，许多城邑根本不在交通大道附近。徐徐蚕食这些城镇，对占领军来说是件旷日持久的工作。但日本人无法等那么久，为了尽快征服朝鲜，日军在战前制定的战略，是要打一场快速战争，直接沿大道扑向朝鲜的几个枢纽大城，希望靠摧毁敌人的中枢城市来压制抵抗。

这个战略成就了日军在初期的华丽进击，也为后来的穷途末路打下一个深深的伏笔。

按照日军在开展前制定的方略。小西行长拿下釜山之后，要立刻抢占釜山、东莱，彻底控制三条重要通道的起点。等第二军团的加藤清正、第三军团的黑田长政抵达之后，三个军团沿着前述道路齐头并进，三路并发，异道会于尚州。三支拳头同时用一招“黑虎掏心”，一举捏住李朝的心脏——汉城。

在釜山和东莱顺利陷落之后，日军前线最高指挥官宇喜多秀家在对马岛开了一次军事会议。秀家当过秀吉的养子，身份高贵，但本人年纪并不大，资历尚浅。所以他名义上虽是最高统帅，实际上都是跟其他军团长商量着来。

在会上，秀家把除了小西行长以外的军团长召集起来，问他们是等太阁大人亲自到了咱们再打，还是先自顾打了再说？

秀家之所以有此一问，是因为他十分了解秀吉好大喜功的性子，釜山的辉煌胜利一定会让秀吉冒出亲征朝鲜的念头，必须早作准备。他想跟几位军团长商议一下，接下来该采取何种方略为上。

诸将众说纷纭，其中有两个人声音最大，一个是加藤清正，一个是福岛正则。这两个人都是秀吉的老婆北政所从小养大的，能征善战，同以“贱岳七本枪”闻名天下。可这时候两个人的意见完全相反，清正主张速进，正则主张持重，俩人越说越气，最后竟撕破脸皮吵了起来，差点没白刃相见。

这时候，第六军团的头号勇将立花宗茂站出来，冲秀家说了一句话：“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咱们现在是跨海远征，如果什么都等太阁拿主意，黄花菜都凉了。以我之见，应该趁朝鲜还未彻底警觉的时候，来场速战，直接攻下汉城。”

六军团团长小早川隆景问他你怎么知道。立花宗茂不屑道：“釜山和东莱咱们全是半天就拿下来了。这种坚城若搁到日本国内，非笼城数月不能下。可见朝鲜人警备荒废。咱们要是不快打，等他们反应过来，从明朝借兵，那就没戏唱了。”[49]

这一番话说得几位军团长个个点头称是。秀家最后拍了板，说赶紧把这个决议告诉小西行长，让他做好速攻准备。

没过一天，信使回来了，一脸无奈地告诉秀家：“您甭催他了，他比您还着急，第一军团早就开拔跑了！”

原来小西行长一看釜山、东莱打得这么顺手，野心开始膨胀起来。他是商人出身，自己有小算盘。如果等到加藤、黑田两个军团一起登陆，到了汉城，这功劳就被平白分走了三分之二。现在朝鲜人如此孱弱，我的第一军团还不如趁他们还没渡海，先直扑汉城，独享一份大功劳。

他这种心思也是有深层次原因的。

在三个军团之中小西行长与黑田长政关系还不错，但对那个一脸骚胡子的加藤清，却是说不出的厌恶。两个人一个是外交官出身，一个是军人出身，背后还牵扯着秀吉手下文治、武断两派的争斗，彼此的关系就象是三国时期的魏延、杨仪，有着近乎天生的厌恶感。

偏偏分封的时候，不知秀吉出于什么动机，把两个人一起封到了肥后，整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烦都烦透了，关系变得更加恶劣。

现在小西行长好不容易登陆了朝鲜，一想到要和加藤那头粗俗的东西分享胜利果实，便如坐针毡。所以他等不及宇喜多秀家的命令下达，留下一点点守军看护釜山，独率大军朝着庆尚道的中路重镇密阳疾驰而去。

庆尚道此时已经乱成了一团。密阳府使朴晋接到釜山陷落的战报，亲自率军赶到苏山，意图救援东莱城。他与在苏山的李珏合兵一处，叮嘱后者说一定要坚守，苏山一失，整个庆尚南部就全完蛋了。

小西行长气势汹汹地杀到苏山脚下，朴晋领兵出战。可等到朴晋与日军一接战，李珏立刻掉头就跑，动作无比熟练。这个举动让朝鲜军阵脚大乱，朴晋无法控制局势，只得率领亲兵撤退。

李珏的一路逃窜导致苏山、梁山等险要山隘相继失陷。仅在四月十六日一天时间里，小西行长的第一军团就推进了一百多里，抵达了鹊桥。在这里他们又一次遭遇了朴晋。

鹊桥位于密阳东四十一里，这里没有大道，只有一条黄山栈道相联，地形十分险要。朴晋比李珏有责任感得多，虽然之前败了一阵，但士气未消。他决心在这里依仗天险固守，以拒敌军。

四月十七日，日、朝两军在鹊桥遭遇，展开了一场血战。

狭路相逢勇者胜，但勇者并不一定是正义的一方。未经过战阵的朝鲜军人战战兢兢，根本不是如狼似虎的日军对手。几番较量下来，朝军一败涂地，两员偏将当场阵亡。朴晋纵有通天之能，也是无能为力，只得撤回密阳。

小西行长占领鹊桥以后，兵分两路，一路直扑庆尚中路的密阳城，还发了一支偏师进攻西方的蔚山城，以确保自己侧翼的安全。

朴晋撤回密阳城后，本打算集结人手死守，结果他惊愕地发现，城里的人都跑得差不多了。一打听，原来这锉事又是李珏干的！这位逃跑将军从苏山撤离以后，投奔密阳而来，进城以后又散布了一通恐慌言论，裹挟了一大批人随他继续朝后方逃窜，把烂摊子扔给了朴晋。

朴晋连骂他的时间都没有，只顾得上把密阳城内的武器粮草一把火烧赶紧，自己带着残存士兵躲入附近山中。随后赶至的宗义智一枪都没放，舒舒服服地占领了密阳城。

庆尚巡查使金晬这时候正在晋州，他听到东莱城陷落的时候，本打算来救援，走到一半发现密阳都失陷了，知道事不可为，长叹一声，遣散了手下军队。他临撤走前，给庆尚各城镇都发出了命令，让他们立刻疏散群众。

这个命令在庆尚道造成了极端的恐慌。以往朝鲜人因为无知而对日本自大，现在也因为这种无知而变得恐惧。一时间各条道路都有逃难民众，许多城池不攻自破，让日军的进袭更加顺畅。

就在小西行长一路高歌进驻密阳的同时，加藤清正率领第二军团也抵达了釜山。

此时的釜山城一片空荡荡，只有一些留守的士兵。[50]加藤清正一想到小西行长那个混蛋居然不等裁判发令枪响就擅自抢跑，而且还没被判犯规，气得哇哇直叫。他是秀吉麾下第一勇将，如果让一个卖嘴皮子的夺了头功，这脸实在没处搁。在功勋与仇恨的刺激下，加藤清正在釜山没有作片刻停留，直接挥军急速北上。

小西行长走的是庆尚中路，加藤清正权衡了一下，选择走庆尚东线。这条路虽然曲折绕远，但是胜在路途平阔，比起小西行长进军的中路优势。而且由于小西行长之前的一连串胜利，庆尚道已经陷入混乱，加藤清正几乎不用打仗，一路疾行便是。

四月十九日，第二军团进驻空无一人的蔚山城；二十一日进驻空无一人的庆州；接下来永川、军威等城也被一鼓而下。加藤清正高举着日莲宗的大旗，沿着洛东江一路猪突猛进，拼了老命要赶上小西行长的步伐。

在前方的小西行长听说加藤清正开始加速了，心中焦虑万分。他的中路虽然直线距离最近，但前面大城颇多：大邱、尚州，都是易守难攻的重镇，攻拔需耗费时日，说不定加藤便会趁这个机会反超。

于是他勒令停止对大道周围城邑的扫荡，全军提速。第一军团立刻放弃了掳掠，甚至放弃了侧翼保护，直扑大邱。急红眼了的小西发挥出了百分之一百二十的战斗力，在二十三日一口气攻陷大邱，然后在二十四日又攻陷善山，大踏步地朝北方推进。

这两个活宝你追我赶，马不停蹄，在庆尚道的崇山峻岭里上演了一出十六世纪的生死时速。

在他们身后，第三军团的黑田长政也登陆了朝鲜。不过长政秉承黑田家的沉稳家风，不跟那两个活宝去凑热闹。他在渡海时一算行军地图，干脆连釜山也不去了，在海上朝南绕了个小弯，在四月十八日在全罗道附近的安骨浦登陆，旋即进攻金海城，沿着庆尚西路稳扎稳打。

至此三路大军都已经齐至庆尚道，开始了向汉城的大进军。

日本人都已经闹得天翻地覆了，汉城的小朝廷里却还是安如泰山。不是他们沉稳，而是他们压根不知道敌人入侵的消息。一直到密阳失陷的四月十七日，汉城才第一次听到日军入侵的消息。讽刺的是，这个消息不是来自别人，正是来自和李珏并称逃难双璧的朴泓。

李朝君臣闻变大乱，喊了这么多年狼来了，今天狼终于来了。可狼到底来了多少，兵分几路，庆尚道还剩几座城市未失守，这些问题他们一无所知。

敌人情势不明，朝廷不敢托大，特意请出一位老将李镒，任命他为巡边使，前往庆尚道抵御倭寇。李镒久临沙场，在北边跟女真人纠缠了几十年，经验十足，是个可以信赖的人。国王李昖还特意赐给李镒一柄尚方宝剑，自巡边使以下，想斩谁就斩谁。

除了李镒以外，朝廷还委派了其他几名将领，守住忠清、庆尚两道边境的竹岭、鸟岭，防止敌人从这两路偷袭过来。从正面来说，李朝朝廷还算有明白人，对于日军的进袭路线估计得一毫不差，日军的三个军团，正是从这两个方向攻过来；但从反面来说，庆尚道到汉城，数来数去一共就那么三条道儿，根本用不着猜……

李镒的官职是封了，可还得有兵才行。

可这一点朝廷就没办法了。文恬武嬉了这么长时间，军队虚弱得厉害。到处都是吃空额空饷的，平时吃喝玩乐可以，一听要打仗就都跑了。唯一还算有点战斗力的，只有拱卫京畿一道的禁卫军。可这支部队是皇室的保命符，绝对不能轻动。

李镒等来等去，只等来一句“自择军官以行”[51]他吐了口血又悄悄抹干净，只能从别的地方想办法。

尚州是军事重镇，驻屯军力在三千人左右，周围闻庆、善州的驻兵划拉划拉，也能凑个三、四千，这样手里大概能集结个小一万人，固守应该问题不大。就算固守不成，尚州身后就是鸟岭天险，中间只有一条狭窄的草梁道与忠州平原相联。只要引军退至鸟岭，死守草梁道，不失为守成之策。

想法不错，可他失算了。

朝鲜的地方军制原本采取镇管制，这种制度类似于中国的节度使，把军权下放到地方诸道，归于各巡查使。但自从乙卯倭变之后，李朝对道府专权心存忌惮，便把地方军队的指挥权从道府抽离，另外搞了一条独立系统，兵权被打散，归属于本道兵水使，再往上一级到助防将，再到防御使、巡边使、都元帅，层层统辖，诸道均不得干涉，也不能指挥。

说的简单点，就是在朝鲜八个道里，行政和军队分成了两条管理线，彼此平行，谁都不必听谁的。如果有什么敌情，省长可以跟军区司令商量，两个人关系好的话，可以配合行动。若是军区司令不搭理省长，那他也一点辙都没有。

李珏、朴泓之类的将领所以敢一撤千里，无视宋象贤、朴晋等府使的约束，正是因为这种军政互不统属的体现。

朝鲜人觉得这套办法不错，可以有效地钳制地方坐大，美其名曰：“制胜方略。”说实话，这种军政分离的制度的确很先进，就是有点太先进了，不太符合十六世纪的朝鲜国情。一旦有外敌入侵，军政两道没有协调，很容易陷入混乱。朝鲜在初期几乎没怎么有组织的抵抗，与这种军政体系的混乱分不开。

李镒就吃了这种制度的大亏。

小西行长在四月二十三日进逼大邱，情报传到尚州，尚州府使急忙请求当地守军前去增援。守军将领倒很配合，很快拉了一支部队出来，奔赴大邱。可走到半路的时候，军方有通知下来了，说巡边使李镒大人要来尚州整顿军马，让他们就地待命。尚州军将领一听，不管尚州府使怎么劝说，拒绝往前走——我们归巡边使管，肯定以他的命令为最优先，你有意见去找李镒交涉。

于是这支部队便停留在尚州与大邱之间的野外，等待着李镒的到来。没想到的是，李镒没到，大雨先来了。一场大暴雨砸下来，雨里不知谁嘴欠喊了一句日本人来了，结果引发了营啸。这支军队居然一哄而散，跑了一个干干净净。

几条渔船能够摧毁一支舰队；一场大雨可以击溃一个军团，壬辰战争的初期，这种奇迹般的战例真是屡见不鲜。可想而知这些朝鲜军队从上到下已经糜烂到了何等地步。

尚州府使一看军队跑光了，得了，自己也甭干了，收收拾拾也跑了。等到李镒抵达尚州的时候，偌大一个尚州城，只剩下一个判官迎接他。

李镒仰天长叹，连吐血的兴趣都没了，只能挽起袖子，跟唯一剩下的官员挨家挨户搜罗，连哄带吓唬，从附近村子和山里攒出八、九百个壮丁。

尚州西边是连绵的山脉，李镒认为这些山脉至少能挡住日本人几天。他打算趁这几天好好练兵，至少能让这些壮丁会用武器。

结果他低估了日本人的行军速度。这些壮丁连武器都还没发完，小西行长便急匆匆地赶到了。

小西行长此时正是心急火燎，生怕被加藤清正追上，自然不肯在尚州这个鬼地方浪费时间。为了争取时间，他制定了一个拼命的进攻计划。

按照计划，他自己和松浦镇信带一队，共一万人，穿越甲账山，进攻尚州南部；山宗义智、五岛纯玄、大村喜前带一队，共六千七百人，从屏风山绕到尚州东北面。这两支军团象是一把大钳子，南北夹击，意图毕其功于一役。

可惜的是，这个战法十分华丽，却是媚眼抛给了瞎子看。因为尚州城里根本没有敌人……

在四月二十五日，李镒把所有的部队都拉到了尚州城北边不远的溪山里，在北川高地操练军队，城里根本没留人。溪山这个地点是经过精心挑选的：这里是整个尚州城的制高点，可以俯瞰整个城市，而且距离鸟岭天险很近，属于进可攻，退可守的位置。

李镒不急不忙地练着兵，盘算着训练计划。与此同时，小西军团的两个分队已经突破了尚州南部山脉，气势汹汹地一西一北朝尚州城挺进。

小西行长的本队没想到尚州城没有设防，直接把军队开进了城里，开始四处纵火劫掠。李镒看到城内烟起，这才发现日本人已经杀到了，急忙派人去查看。没想到在这时候，宗义智的五千人已经从北边迂回过来，看到溪山有人，毫不客气地展开进攻。

这是一次教科书式的突袭。日军先用铁炮远距离射击，打乱朝鲜军的阵列。那些临时抓来的壮丁听到铁炮声，立刻陷入混乱，更别提反击了。李镒的亲兵急忙用弓箭还击，却因为射程不够纷纷坠地。等到朝鲜军的混乱达到一定程度时，日军足轻（步兵）分成两翼，开始向朝鲜人的左右包抄，意图围歼。

这场战斗，可以视为日军的标准式打法：即先以铁炮远程打击，待对方建制混乱后，再以足轻、武士等两翼夹击，埋身近战。这种战法不仅威力大，效率高，而且十分经济。[52]

日军在朝鲜战争初期的损失微乎其微，全赖有这种战法之故。

李镒开始时还试图组织抵抗，当他看到日军双翼齐飞，朝自己抄掠而来的时候，知道事已不可为。他披散头发，卸下盔甲，象是被马超追击的曹孟德一样，逃入山里，朝着鸟岭撤去。可怜那八百多壮丁，就在懵懂间做了日军刀下鬼。[53]

尚州的失陷，意味着整个庆尚道彻底沦入敌手。日军与汉城之间，只隔一道鸟岭天险和一座忠州城。

成功夺取了尚州之后，第一军团的士气更盛。小西行长乐得合不拢嘴，只在尚州城呆了一夜。四月二十六日凌晨三点，他不顾疲劳，率领主力军团继续向北疾行，经过十六个小时的长途跋涉，终于在晚上七时许抵达了鸟领山脚下的闻庆县城。闻庆守军不战自溃，县监申元吉阵亡。

站在闻庆县城里，鸟岭的巍峨山峰已经可以用肉眼望见了。小西行长松了一口气，下令让疲惫不堪的部队休息，准备次日抢占唯一的关隘通道——草梁道。

他正打算睡觉，忽然从闻庆城外哗啦啦闯进一大群士兵，个个蓬头垢面，肮脏不堪。小西行长吓了一跳，以为是朝鲜军乘夜突袭，再仔细一看，这支队伍的军旗上画着桔梗，而马印上写着“南无妙法华莲经”，还有“千成瓢箪”在高高飘扬。

小西行长眼前一黑，加藤清正那个混蛋居然赶上来了！

桔梗是加藤清正的家纹；加藤清正信仰的是日莲宗，所以马印上会写着日莲宗的典籍《南无妙法华莲经》，被人称为题目之旗；而那个飘扬着“千成瓢箪”的旗帜，则是丰臣家特有的马印，是秀吉出征前特意赏赐给加藤的。

加藤清正自从四月十七日登陆以后，沿着北路一路狂奔，足足跑了十天，终于在小西行长杀入汉城之前赶上了。你说加藤得有多痛恨小西，才能爆发出如此可怕的长途奔袭能力。

小西行长心里这个恨啊，自己走的路途虽然是直线，可一路上攻城拔寨，都是实实在在杀过来的。而加藤清正那条路虽然远，沿途的守军却早被第一军团的兵威吓溃，第一军团根本没打什么硬仗，捡了这个大便宜。

顺便说一句，就在小西选手和加藤选手没日没夜狂奔的同时，第三名运动员黑田长政，不急不急地打下金海、沿着昌原、昌宁、星州一路北进。在二十六号的时候，他刚刚跑到安东，还差着一大截路。

二十六日晚上，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谁也没睡好觉。现在两个人站到了同一起跑线上，以后鹿死谁手，尚未可知。

到了二十七日清晨，两个人都早早起床，催促着各自部属赶紧起床吃饭，还要在鸟岭有一场大仗要打。小西行长又打起了小算盘。加藤清正是来了，可他这一路疾行，不少人掉队，勉强到达闻庆的部队也是强弩之末，远不及自己阵容完整。这么算下来，等一下打草梁道，还是自己更占优势。

闻庆的鸟岭通道始开凿于李朝太宗年间，它连通了忠清、庆尚两道，是极其重要的联系通道。鸟岭主峰主屹山海拔一千多米，草梁道关隘正位于主峰溪谷之间，只有一条狭窄的山道，坡度超过三十度，最标准的易守难攻。过了草梁道，便是忠州盆地，全是任意驰骋的平原，再无险可守。

第一军团和第二军团争先恐后地朝着草梁道冲锋，生怕落到后面。等两军冲到关隘城墙下之后，却看到城门大开，墙头半个人影也无，连旌旗也看不到一面。

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面面相觑，他们熟知朝鲜军队的秉性。对于这种情形，他们知道这不是朝鲜人的空城计，而是真的没人守，这一路他们看得太多了……

三天之前，败退到此的李镒来到草梁道关隘，看到的也是同样一番场景，整个关隘空无一人。他大惊失色，以为汉城发生了什么变故，赶紧翻越鸟岭，前往山脉北部的忠州。

在那里，他看到了一支大军。

原来自从李镒离开汉城以后，各地关于日军的报告纷纷送到朝廷手里，朝廷也逐渐对日军的真实实力有了概念，知道靠李镒那点实力，实在不够看。于是在李镒刚抵达尚州的时候，朝廷任命了另外一名大将申砬为三道巡边使，柳臣龙为体察使，出使大明立下功劳的金应南为副使，前往御敌。

国王李昖对这个阵容仍旧不放心，又请出了在朝鲜军界资历最老的耆宿名将金命元，任命他为都元帅，统筹全局。另外李昖还伏下了一着暗棋，他命令宫内偷偷多买些草鞋绳子，还让司仆寺准备好马匹，做好了随时开溜的准备……[54]

申砬率抵达忠州之后，收拢了八千多名从前线逃回来的散兵，加上忠州本地守军，一归拢，已有万余之数，而且这里面还包括了一支成建制的骑兵部队，军势可谓是开战以来最煊赫的一次。

这些骑兵部队是申砬的宝贝，他觉得只有在忠州盆地里的开阔平原才能发挥骑兵的战力，因此命令鸟岭关隘的部队都撤下到平原西侧的丹月驿，一心一意等着日军送死。

所以等李镒、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登上草梁道的时候，才会看到关上空无一人。

申砬自己踌躇满志，准备打一场大战。手底下的人却从他这一个撤退的命令里，早早品出了战败的味道。他手下有一位参谋金汝岉，偷偷给儿子写了封遗书，说申老大这么搞，纯是取死之道，看来我是要在此报国了。

李镒也觉得申砬的策略不靠谱，但他是败军之将，根本没发言权，只能默默跟在后头。

四月二十七日，小西行长与加藤清正联袂跨越鸟岭，两个人开始还有点紧张，生怕朝鲜人在左右设伏，结果一直走到山脚下，还是寂静无声。两位长跑健将这才放下心来，开始沿途烧杀掳掠，唯恐朝军不知道他们到来。

有一位军官发现日军的踪迹，连忙跑回忠州报信，大家纷纷厉兵秣马，等着主帅下令反击。在这当口，申砬却突然失踪了。这一下搞得军中大乱，谣言四起，都说申砬自己先跑了，士气因此变得十分低落。一直到晚上，申砬才神神秘秘地回到丹月驿。那名军官把日军情报一说，申砬根本不相信，说报信人是胡说八道，居然推出去砍了。

这下子军心更是一片浮动，难以抑制。一名主帅居然在临战前夜不辞而别，这实在是不象话。申砬到底去干什么了，没有人知道。但我们也许可以从他的心理状态里找到一点线索。

早在申砬从汉城出征之前，心中便已经埋下了不安的种子。他去辞别诸位同僚时，转身迈步刚要下台阶，乌纱帽吧嗒一声掉在地上，申砬嘴上没说。心里却觉得这是大不吉利，从此背负上了沉重的心理负担。

他的部队走到龙仁，按规矩是要给朝廷写一份信汇报情况，结果他递交的报告里，居然连自己的名字都忘写了。可见申砬此时的心理承受，已经有些不堪负重。[55]

自从他到了忠州以后，整个人更是心浮气躁，朝令夕改，让部属无所适从。尤其是他还表现得极其刚愎自用，任何人的话都不肯听，谁提反对意见就砍谁脑袋。[56]这是第三个危险的征兆，当一个人的心理濒临崩溃时，会对外界十分敏感，变得非常易怒。

种种迹象都在表明，申砬这个人的心理已经紧绷到了一种危险的状态。他在临战前的不辞而别，也许是想找什么渠道纾缓压力，也可能是故弄玄虚，给部下一个镇定自若的印象。

无论是哪一种，对于一名军中主帅，都不是什么好现象。

四月二十八日，日军进抵忠州平原。经过斥候侦察，日本人发现忠州附近出现了一支兵力雄厚的朝鲜军，这是前所未有的情况。加藤清正一路奔波而来，后续兵力拖拖拉拉的还没到齐，而且都是疲惫之师，想打也没力气。他只好把机会拱手让给小西，暗地里诅咒希望他这次能损失大一些。

小西行长自然乐得接受，摩拳擦掌要在加藤清正面前露上一手。

在最初的斥候报告里，朝鲜军主力是驻屯在丹月驿。这里位于忠州盆地的西侧，平原从东部延伸至此，陡然收紧，宛如人的咽喉一般。即便敌人突破了鸟岭天险，在这里设下一军，也要让来犯之敌大吃苦头。

小西行长心想这是朝鲜人在向我示威啊，他毫不客气，挥动军扇，要与朝鲜人在丹月驿决一死战。不料很快斥候又回报，说朝鲜军后撤了几十里。

小西一听，原来朝鲜人是打算背靠忠州城结阵呀。背城而战，可以得到城头制高点的支援，而且在战况不利时还能退入城内，不失是个好安排。

斥候摇摇头，说也不对，朝鲜军的主力跑去了弹琴台。

小西一看地图，有点懵了。

弹琴台位于忠州西北约四公里的犬门山上，是一块高约二十余丈的石台。相传这里是古代琴圣于勒弹琴的地方，从弹琴台可以俯瞰达川江与汉江交汇处。江水翻腾，煞是壮观。[57]如果申砬打算在这儿弹琴，算得上一处风雅；可是要打仗，这个地方可实在不太合适。

鸟岭在忠州城东南，日军肯定也是从东南方向而来。申砬把大军摆在西北列阵，根本无法遮护忠州城，更无法在战况不利时退入忠州。更何况，弹琴台不过是个方圆数里的弹丸之地，它的北面是波涛汹涌的南汉江，西面是同样波涛汹涌的达川江，兵法上是个名副其实的死地。倘若战败，东南北西四方皆断，全无退路可言。

朝鲜军把主力摆在这里，任何一位中国人看到，都会脱口而出：“背水一战。”

申砬要在这忠州城下重演战神韩信的经典剧目。

第七章 闪击（下）

公元前204年，韩信兵出太行山井陉口，挡他面前的赵军在数量上占有优势，形势十分危急。于是韩信背对挠蔓水列阵，与敌人展开对攻。最后汉军置于死地而后生，打败了赵军，造就了背水一战的传奇战例。

很多人有一个误解，以为所谓“背水一战”，就是在绝境里迸发出勇气，打垮对手。事实上，韩信背水一战的目的，不是打败敌人，而是让汉军维持住阵线，不致被优势敌人击溃。他真正的杀招，是事先派人迂回潜入赵军大营，突然换上汉军旗帜，让赵军误以为后营遇袭，阵脚大乱。这才获得了胜利。

所以想要重现背水一战，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第一，士兵要对指挥官拥有绝对的信赖；第二，双方实力对比不能太过悬殊。这个悬殊，既指兵力数量，也指双方的武器装备；第三，要有其他配套的计划。否则光靠险入绝境迸发出的勇气，根本无法持久。

这三个前提，申砬这三点一条都不具备。这位读书不细的大将，只是机械地把士兵们驱赶入死地，然后等待着奇迹发生。没有后续计划，也不了解敌我双方实力的差距——他临走之前，柳成龙提醒过他，要当心敌人的铁炮，但申砬只当春风过驴耳。

对于朝鲜军这个列阵，日本人同样大迷惑不解——莫非这是个圈套？

这有可能，如果日军深入弹琴台附近，忠州杀出一彪人马前后夹击，那会是个麻烦的局面。

小西行长思忖再三，觉得虽然对朝鲜人的智商不能估计过高，还是应该谨慎点。他等到四月二十八日晚上夜幕降临，方才徐徐进兵。

第一军团兵分两路，一路由他和宗义智统领，总兵力一万两千人，穿过丹月驿，从达川里开始，沿着达川江畔一路进逼弹琴台；另外一路则由松浦、五岛、大村、有岛四名副将统领，总兵力六千七百，循小白山脉向北斜插，先去攻打忠州城，探明敌人虚实。如果忠州有伏兵，那这一路的任务就是缠住敌人，不让忠州支援弹琴台，如果没敌人，那就顺势占城，然后赶去弹琴台围攻。

日军分成两条锋锐的利剑，朝着弹琴台和忠州城气势汹汹地杀了过去。当他们快接近朝鲜军预设阵地的时候，日军突然大举火把，把四周照了一个透亮。朝鲜人黑暗中骤然见阵前升起这许多光亮，一时间陷入大乱。随即，这些不幸的朝鲜士兵又听到了奔蹄如雷，无数火球急速扑过来，更是骇破了胆，一路溃退而走。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些先锋军不是日本人，而是朝鲜牛。原来小西行长用兵非常谨慎，精打细算，他采取了松浦镇信的建议，从四周田地里拉来许多耕牛，在他们的头上绑好火把，驱赶到阵前充当前锋。这样即使朝鲜人有什么圈套，也有这些牛当滚地雷的炮灰。[58]

背水一战与火牛阵。在忠州这块地方，朝鲜人和日本人不约而同地重现了中国古代著名战例。

在火牛阵的冲击下，朝鲜人大败而走。日军趁机掩杀，一路枪声震天，硝烟弥漫，沿途的朝鲜步兵几乎一触即溃，慢慢都向弹琴台撤去。

宗义智一马当先，率领麾下部曲几乎是一路赶着朝鲜溃兵的尾巴打。快接近弹琴台的时候，申砬终于把心爱的骑兵队撒了出去，希望他们能一举冲破敌军的阵势，宗义智看到敌人骑兵冲过来，先惊后笑。惊的是，原来朝鲜人还藏着这么一支骑兵；笑的是，对阵的朝鲜大将竟没听过长筱合战么？

长筱合战是发生在一五七五年五月二十一日日本长筱城的一场著名战役，参战双方是织田信长和武田信玄的继承人胜赖。在战役一开始，武田胜赖依仗自己的骑兵优势，试图突击信长的本阵。而信长调集了大批铁炮，藏身于拦马木栅之后。当武田骑兵开始突击时，铁炮队在木栅后拼命射击，结果导致武田军大败。

是役在日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铁炮手从这一役开始，彻底取代了骑兵的位置。从此日本进入了铁炮称雄的时代，再没出现过大规模的骑兵部队。这一次秀吉派来朝鲜的军队，干脆就没设骑兵编制。

现在朝鲜大将不光要背水一战，还要来一场长筱式的骑兵突击吗？那么就让我来重现长筱合战！宗义智那时候的心里，一定是这么想的。

其实，此时的宗义智和小西行长，表面上很镇定，心里还是小鼓乱打。

要知道，长筱合战虽然织田家的铁炮获得了胜利，但那是一场惨胜。武田骑兵的强大冲击力差一点就冲破了织田家的阵地——这还是织田家的铁炮手事先设置好了防御阵地。而现在的忠州盆地里，日军是进攻方，仓促间支不起来拦马栅，胜负还不好说。

但当朝鲜军的骑兵开始冲锋时，这两个人的担忧霎时烟消云散。

平原的确适宜骑兵驰骋不假，但还适宜做另外一件事情：种粮食。朝鲜的平原不多，不会空着作跑马场，都尽量开发出来用来种植作物。忠州盆地地势平坦，又靠着达川江，是难得的良田，种的都是进贡皇室的水稻。从忠州城到弹琴台之间，是分割成一块块的农舍稻田。田里一汪汪都是水，田埂上也长满了湿滑茂密的野草。

这种地形，骑兵别说站成一排冲锋，能让马跑起来都算是难得。朝鲜的骑兵们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控制着缰绳，象杂技演员一样走在狭窄的田埂与小路上，生怕坐骑滑入水田里去。

虽然此时已是深夜，但在这种狭窄地形下，日军的铁炮队根本不用瞄准，齐排射击就是。一时间枪炮交错，弹丸齐飞，朝鲜的骑兵们纷纷惨呼着从马上跌下来，滚落到水田之中。侥幸未死的，很快也被日军白刃加身，砍作肉泥。

步兵们全仰仗着骑兵当主心骨，此时看到骑兵被打得人仰马翻，都吓得肝胆欲裂，一步步被日军压缩到弹琴台以北的狭窄地带。他们的背后，就是波涛汹涌的南汉江，已经退无可退。

如果这时候朝鲜军迸发出绝境下的勇气，说不定还有一战之机。可就在这时，惊慌失措的朝军另外一侧突然枪声大作，一股日军从北边冲了过来，让原本就一边倒的局势雪上加霜。

原来另外一路日军迫近忠州城之后，发现这座城池四门紧闭，城头却没有多少守军。日军旋即兵分两路，五岛队以下三千人监视忠州，松浦队三千人从弹琴台另外一侧包抄敌军，恰好与宗义智队与小西本队形成包围网。

朝鲜军队在四面八方铁炮疯狂打击之下，士气彻底崩溃。哪里还能提起半分勇气，他们猬集在弹琴台四周，恐惧地大声叫喊起来。在密集的人群里，日军一颗子弹可以贯穿两、三个人，无数的血雾腾空而起，朝鲜士兵们一片片地死去，积尸如山。

穷途末路之下，终于开始人纵身跳入身后的汉江，开始是一两个，随即大批大批的士兵都跳了下去。所有谈及这段历史的史书，都不约而同地用了一个形容词：“尸蔽江而下。”

在一片混乱之中，申砬亲自上阵，试图杀出一条血路。可惜他越往外冲敌人越多。来回冲了几次都没办法，只能折回来，一脸仓皇地跑到江边，身边只剩下参谋金汝岉在侧。金汝岉本来身披甲胄冲在前头，申砬以为他要先逃跑，喊了一嗓子，金汝岉勒住马头笑了笑，说“吾岂惜死之人乎？”折返回来杀入敌阵，毙敌数十，又跑回主帅身边。

申砬知道事已不可为，长叹一声，与金汝岉一起投江而死——慷慨而壮烈，可惜再壮烈也是于事无补了。因为他的愚蠢与刚愎自用，忠州军团全军覆没。是役之后，汉城以东，朝廷再无可用之兵。

在如今的光州，有一大一小两块岩石，叫昆池岩。据说这块岩石旁本是申砬墓，每次有人骑着马走过，坐骑都迈不动腿。有一位将军听说了此事，专程跑过来指着申砬的墓骂道：你打仗打得这么烂，怎么死了还这么烦人。登时阴风大作，天降霹雳将昆池岩劈成两半，中有清泉流出。从此以后，无论什么人过去，都不会被阻碍了。

这个民间故事当然不是真的，不过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老百姓对申砬的矛盾态度：你最后慷慨赴死是没壮烈没错啦，但你这一仗打得也太烂了吧？。

忠州之战的胜利，让小西行长大大地露了一回脸，整个人趾高气扬，气焰无比嚣张。加藤清正满腹怨恨，可自己的军团还没集结，也只能忍气吞声，恨恨地心想看咱们谁先到汉城再说！

第三军团黑田长政在忠州之战的同一天从星州出发，一路打到了金山，当晚进驻秋风驿。秋风驿位于秋风岭山麓，在忠州西南，跟第一、第二军团相隔一天的路程，正好错过这场热闹。黑田也不着急，一路稳扎稳打，很有大将风度。

在这三个军团身后，其他军团也陆续登陆釜山，展开兵力，给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擦屁股——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两位军团长跑得实在是太快了，基本上是打一个城扔一个城，除了大路上的重要城镇以外，其他地区根本没来得及扫荡。别看日军猪突猛进杀过了忠州，所控制的地方，不过是几条古代高速公路和沿途的服务站，庆尚、忠清、全罗三道的绝大多数土地，仍旧掌握在朝鲜人手里。

各地官军和民众自发组织的义军，隐隐已有反攻的迹象。比如庆尚道的宜宁，已经有一个叫郭再佑的小贼，对日军的补给线构成了威胁；全罗道还有一个老贼，叫高敬命，也在四处骚扰。

这些虽是藓芥之患，但置之不理的话，会影响到日本未来在朝鲜的长治久安，必须要尽快安定才行。种种麻烦，都得靠后续部队来查阙补漏。比如小早川隆景的第六军团，甫一到朝鲜，就被安排扫荡庆尚道西部，为占领全罗道做准备。

小早川隆景还算好，他不是秀吉的嫡系，到朝鲜本来就是为了陪太子读书。象福岛正则、毛利吉成这样的新贵，一门心思要建功立业，心思根本就不在扫荡上。这些军团长听到前面一日千里，心里都馋得紧，一边骂着娘，一边安排扫荡，都有点心不在焉，只想早早北上，赶在第一、二、三军团后面捞点战功。

不过这些烦恼，都不是忠州两位日军指挥官的兴趣所在。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此时，正在为另外一个话题争吵不休。

在忠州的北部，是波涛汹涌的南汉江。原本西进的南汉江在这里突然转向，朝着西北方向蜿蜒而去，与北汉江交汇之后，再折向正西方，与临津江、痢成江三水合流，进入黄海的江华湾。而汉城，正好位于汉江第二次西进的河道北畔。

只要能顺利渡过汉江，汉城就会象熟透了的苹果一样，自动落入手里。

渡江不是问题，问题是谁先渡。

两位军团长原本就看对方不顺眼，此时又涉及到自己切身利益，爆发了一场剧烈的争吵，几乎要拔出刀来互砍。最后还是清正的副手锅岛直茂眼疾手快，把自己的长官劝住，不然清正真有可能把行长直接剁了。

最后两个人勉强勉强达成了一个协议——各走各的。

小西行长的第一军团，将一路沿汉江西岸向北，走骊州；而加藤清正的第二军团，将走竹州、龙仁，最后抵达汉江南畔，与汉城隔江相望。

从这两条路线的选择，我们可以看出两位指挥官性格上的不同。

加藤清正是典型的猛将，他的思维直率，喜欢把问题简单化。这条行军路线贯穿竹州、龙仁、阳智、城南，差不多等于从忠州到汉城划了一道直线，充分显示了他的直性子和急不可耐的心态。这条路线全是旱路，避开了渡江的麻烦，要到他们过了城南，才会被二次西向的汉江阻挡在江南，与汉城隔江相望。加藤显然是打算快刀斩乱麻，把渡江问题与汉城一并解决。

相比之下，小西行长选择的路线是贴着汉江北上，表面看是兜了个大圈子，比加藤要走许多冤枉路，但却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循江找到许多船只。从忠州到骊州这一段航路，是朝鲜重要的水路运输要道，沿途不怕找不到船。有了船，汉江就不成问题了。他挑选的这条路线心思缜密，滴水不漏，处处透着算计的味道。

两位选手各自揣着心思，就此别过，开始了第二阶段的竞速狂飙。

再看朝鲜这边。自从尚州之战后，汉城阖城已陷入大乱。两班大臣互相埋怨，市井小民人心惶惶，谣言四起。有埋怨柳成龙、李山海两位大臣是秦桧杨国忠的，有说国王已经微服偷偷从宣仁门跑了，还有的上表朝廷，说我约了十来个敢死的哥们儿，愿意去日本人营寨刺杀贼酋……总之是乱七八糟。

这期间朝廷唯一做成的一件事，就是把一直悬而未决的太子之位定了下来，册封光海君为世子，算是了结了一段旷日持久的争嗣之争。可惜光海君生不逢时，册封仪式上印章也没有，封敕更没备齐，文武百官都没来几个——国家都快完蛋了，谁还管你世子是谁啊。

李昖在这时候突然起意册封世子，其实就一个目的：跑路。世子是李朝合法的继承人，定下这个名位，他这个作国王的担子就轻多了，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大不了宣布退位，让王位让给世子就是。

这点小聪明瞒不过那些官场老油条。一群大臣和宗室坚决反对李昖跑路，认为国君弃都城而逃，有失体面，应该坚守汉城。

可怎么守？兵曹把汉城老百姓翻检了好几圈，才凑出七千老弱残兵。这七千人别说守城了，能不一哄而散就是天大的奇迹。

就在这时，左议政柳成龙站了出来。

柳成龙是汉城为数不多几个头脑清楚的官员，对于日本兵威的认识也最深刻。以往恪于东、西人党之争，他难以施展手脚，现在朝班大乱，无暇计较党阀，总算可以做点正经事了。

他知道汉城绝不可守，于是向李昖提了一个建议，让各位王子和大臣分别奔赴北方诸道，在当地招募勤王兵马，摆出打持久战的架势。这个建议暗藏玄机，一是充分动员朝鲜残余国土的战争潜力；二是为李昖离京打好舆论基础——国王殿下西狩不为逃命，而是为了整合诸道勤王之军，这个理由足可以堵上反对派的嘴。[59]

柳成龙这个建议，既利国，又利君，显示出了高超的政治智慧。李昖大智慧缺乏，小聪明还是有的，听出此种玄妙，立刻把几位王子和一群陪臣撒去北方诸道，开始大造舆论。

这个建议不仅救了李昖一命，而且还救了朝鲜一命。正是因为这些人在诸道整饬兵力，才让朝鲜北部不致象战争初期一样一溃千里，为大明出兵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到了四月三十日，忠州大败的消息传到汉城，朝廷彻底炸了营，也彻底为李昖解了套儿。李昖二话不说，留下都元帅金命元守汉江，右议政李阳元留都汉城，自己带了一干皇室宗亲与大臣们从敦义门仓皇而出，直奔开城而去。

本来柳成龙想留下来守城，但李昖知道现在朝中只能靠他周旋筹谋，不肯放人，让他跟随大驾一起后撤。负责整个撤退过程的人是曾经出使大明的金应南，他手里拿着兵符，却找不到可以指挥的士兵。一直到大驾临出发前，仪仗和护卫都没备好，只能仓皇离开。

离开汉城的一路是凄惨的。正赶上大雨，道路泥泞，气温骤降。这一支高贵的逃难队伍当真是苦不堪言，从未走得如此凄凉。往常那些唯唯诺诺的仆人和沿途百姓，此时都性情大变，毫不客气地抢夺他们随身携带的御供、粮食，甚至格杀随行的官员。[60]在逃难路上，一个农妇进贡了几碗粟米饭，李昖抱着碗哇哇大哭，嘟囔着说：“这粟米饭真好吃过山珍海味，想不到竟贵重到了这地步。”[61]

李昖走到汉城北部不远的小镇子，心中凄凉，回首望去，惊见汉城内烟雾滚滚。他初时以为是贼人攻入城中。一直到后来，他才知道，放火的不是倭寇，而是自己人。[62]

原来自从国王撤了以后，汉城彻底失去了秩序，以往积聚的社会矛盾一古脑全爆发出来。一群奴隶身份的暴民闯进了掌隶院刑曹，把自己的隶籍文牒一把火全烧了，然后冲入内帑库抢光了金银财宝。另外一群乱民还把弘文馆的历代藏书档案付之一炬；景福宫、昌德宫、昌庆宫等几处宫殿更是被烧成了白地。[63]

一时间汉城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后来日本人进入汉城，看到禁中满地都是焦土，愣愣地来了一句：“这不是项羽烧完的咸阳城吗？”[64]

对此乱象，守城最高指挥官李元阳束手无策。他手底的人一半跟着皇室跑了，一半自己跑了，剩他一个光杆司令，什么都没法干。而都元帅金命元看到汉城如此混乱，干脆不在城里呆着了，眼不见心不烦。他身负守江之责，便把元帅营帐移到汉城附近的济川亭。这里可以俯瞰汉江东西，便于观察敌情。

金命元还收拢了一批退下来的残兵败将，重新编列，和自己的手下合兵之后，足有一千之数，勉强够一支军队的规模了。这些残兵败将中，恰好有三个熟人：巡边使李镒、庆尚左兵使李钰和庆尚右水使朴泓。

李镒是从忠州之战中逃回来的。这位老将的命实在是硬，当初弹琴台一战中，他只身一人，沿着汉江江畔的茂盛山林一路逃窜，硬生生躲过了追杀，赶回汉城来报信。

而李珏、朴泓两位更是不得了。他们从开战第一天就一路狂奔，跑得比小西行长还快。敌人在釜山的时候，他们已撤到了大邱。敌人在大邱的时候，他们已撤到了庆州。敌人到庆州的时候，他们已经跑到了忠州附近的竹岭关隘。等到敌人打下忠州，他们施施然撤回了汉城。

到了汉城就不用撤了，这里就是他们的终点。金命元觉得这两个逃命将军实在是不象话，一肚子怒气发泄到他们身上，直接抓起来，留待以后问斩。李镒是力战而退，所以保得一条性命。

他把忠州战场的情形汇报给了金命元，这让金命元心情愈加沉重，对守江的前景变得悲观起来。

五月初二，金命元登上济川亭，朝江南望去。他眼睛一下直了，只见远处一队队盔明甲亮、旌旗漫天的日本军队朝着汉江开来，杀气腾腾，不可一世。

这支部队，正是加藤清正的第二军团。

要说加藤清正的行军速度，实在是无比惊人。他在四月二十九日凌晨拔营，只用了三天时间，就切穿忠清北道和京畿南道的沿途诸城，来到了汉江边上，与汉城近在咫尺。

他也是没办法。谩说那个总跟自己较劲的药贩子小西，就是第三军团的黑田长政，看似不徐不疾，也已经兵至水原城，距离汉城也没多远了。

清正到了汉江江畔，往对岸一望，与金命元正好看了一个对眼。清正乐了，立刻吩咐铁炮队列阵，冲着济川亭方向一通乱轰。

铁炮的射程不过一百多米，而汉江光河面宽度就有两里地，弹丸根本伤不到对岸的人。但铁炮巨大的噪声却让对岸的守军不寒而栗。尤其是济川亭上的金命元，回想起李镒描述的弹琴台的惨剧，面色刷白。

他匆匆从亭子上下来，吩咐手下，所有带不走的火器、辎重、粮草，能砸就砸，能烧就烧，能沉江就沉江，然后卷起铺盖，北上护驾去者。

此时汉城已成为空城，负责留都的李元阳一听说金命元跑了，心想我别等死了，也跑了。于是汉城寂静无声，成了一座空荡荡的鬼城。

吓走了金命元，加藤清正不得不正视另外一个恼人的问题。

没船。

汉江在朝鲜只排名第四，长度才五百多公里，不算特别长，但是它的河道非常宽，尤其是汉城这一段，因为汇流了北汉江的水，流量极大，水面又宽。没船根本过不去。

金命元胆子虽小，却是个尽职的指挥官。他在三十日接任守汉江后，就连夜把汉城附近所有的船都拖到了江西。

清正在江边转悠了一天，居然一只都没找到，说明朝鲜人的坚壁清野相当成功。清正急得直跳脚，生怕在这里耽误时间，小西行长从后面赶上来。

最后还是他的一位部下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人叫曾根孙六，越中人，游泳水平很高。他自告奋勇，只身一人横着游过了汉江，去江北寻找船只。

加藤清正是五月二日到汉江，金命元四月三十日才开始收缴船只，就算他有本事全运过江去，也不可能全部销毁。孙六过江之后，居然真被他找到一只小舢板，兴高采烈地独自划回北岸。

但一只小舢板运输能力实在有限，指望它把整个第二军团运过去太不现实。

加腾清正并不只是位勇将，他还是一位出色的工程技术人员，擅长筑城。日本许多名城如熊本、江户、名古屋，都是出自他的手笔。此时在汉江江畔，工程师加藤又开始发挥了。

他下令把汉江东岸远近树木都砍光，附近民舍都拆光，弄来许多木料，大造木筏。然后他做了一根极长的长索，让孙六用小舢板把它一路扯到汉江北岸固定好，让这根长索横亘在汉江河面之上。接下来，加藤清正把木筏放到水里，与长索固定在一起。只要扯动长索，木筏就可以朝着北岸前进，引而往来如船。[65]

这办法有些简陋，危险系数很高，但却是那种情况下最有效率的选择。来回折腾了不知多少趟，第二军团总算在五月三日把主力都渡了过去。加藤清正很是高兴，集结部队立刻朝着汉城杀奔而去。到了汉城的崇礼门下，清正运足了气，刚要喊话让守军投降，城头冒出一人，居高临下，笑嘻嘻地对清正说：“汝何来迟也。”

加藤清正五雷轰顶，好险一口血没吐出来，这，这不是小西那个混蛋吗？他怎么这么快？

原来两个人在忠州分道扬镳之后，小西行长的第一军团直取骊州。骊州紧靠南汉江，他没费多少力气便搜罗了一批渡船。行长拿到了这批船后，分出一部分人登船，沿汉江水路北进，然后他率领主力军团折向西方，打下骊州正西方的利川。紧接着马不停蹄，又从利川转向正北，按照与第二军团差不多平行的路线一路疾行北上。

因为第二军团走的是折线，比第一军团晚了足足一天半，才抵达汉江江畔。不过他们所在的位置，是在汉城以北的龙津渡口。在那里，骊州的渡江船团已在渡口恭候多时了。

小西行长轻轻松松跨过了汉江，在五月二日抵达汉城门外。他看到整个汉城偃旗息鼓，不知虚实，本打算留驻一宿，次日再说。结果晚上扎营的时候，一个城里的乱民跑来告密，说城里当官的都跑光了，现在一个人都没有。

小西行长将信将疑，心想这里好歹是都城啊，不至于这么惨吧？到了五月三日清晨，有斥候来报加藤清正主力开始渡江了。他一看不能等了，让手下一个叫木户作右卫门的人，用铁炮枪托去砸门。李元阳临走的时候，锁门没锁紧，三砸两砸就被撞开了，日军一涌而入。[66]

小西行长生怕加藤也趁机入城，到时候说不清楚谁立下头功，立刻分兵把守四门。加藤清正叩城之时，小西行长这才刚刚安顿下来。屈指一算，他入城不过比加藤清正早了半天而已，险之又险。

加藤清正到手的鸭子又飞了，自然气得暴跳如雷，但路当初是自己选的，又有什么办法。

继第一、二军团之后，黑田长政的第三军团于次日也赶到了汉城。至此，这场军事狂飙大竞速终于落下了帷幕。冠军是小西行长，加藤清正屈居亚军，黑田长政名列季军。

日军于四月十三日进攻釜山，一直到五月三日进入汉城，前后一共是二十天整。在二十天时间里，大约四万人左右的日军部队攻克了朝鲜半壁江山，占领了包括首都汉城在内的二十余座城市，一次不折不扣的闪击战。

我们除了赞叹日军的坚忍毅定以外，不得不说朝鲜人在这阶段的表现实在是太废柴了。在这一次闪击战中，没有一座城能够坚守哪怕半天以上的记录，也没有一支军队能够组织起一场像模像样的反击战。与其说日军是古代东亚军事史上的奇迹，倒不如说朝鲜人才是。

日军占领汉城之后，停止了狂飙突进。在前一阵的闪击战中，作战人员损耗不大，但物资上的损耗却相当大。粮秣尚可以就地征收掳掠，但铁炮所用的火药、弹丸、备用零件都必须从日本转运才行。

而闪击战的后遗症，此时也逐渐显现出来。日军来不及控制的广袤地区，生长出越来越多的朝鲜义军，这些义军将会在未来成为一根根钉在日军棺材上的催命钉。

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在汉城休整了十几天，又再度踏上了征途。他们在此选择了不同的路线。小西行长因为功勋卓著，被委派进攻开城、平壤；而加藤清政则转向东北方向，率领满腹委屈的第二军团进攻咸镜道。

小西的心思不难琢磨：开城、平壤是和汉城并列的二都，无论拿下哪一个都是大功一件。朝鲜人已经闻风丧胆，现在进攻二都根本没任何难度可言。是件不可多得的好差事。

咸镜道是朝鲜最靠东北的一道，气候苦寒，民风彪悍，连朝鲜自己都无法实现彻底控制，偏偏又很贫瘠。加藤清正选这么一条路走，表面看似乎自讨苦吃，也是有他自己盘算的。

汉城一落，加藤清正便已明白，在朝鲜战场上，他已经不可能与小西行长争雄了。若要盖过药贩子的风头，惟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在大明战场上立下更大的功勋。咸镜道北接大明疆域图们江，对面的明军实力又十分薄弱，只要自己能比药贩子提早一步攻入辽东，那么最终的胜负，仍未可知。

接下来的故事乏善可陈，朝鲜的战局呈现一面倒的态势。朝鲜王室先退到开城，听说汉城陷落以后，又退至平壤。眼见小西行长追将上来，王室只能又弃平壤，继续“西狩”。

小西行长一路高歌猛进，一直攻入平壤，才因为补给原因勉强停止了攻势。

其他日本各大军团无不势如破竹。短短一个多月，朝鲜除了平安道靠近中国边境的一小块地方以外，全部沦陷。柳成龙在战争回忆录《惩毖录》里沉痛地写道：“三都守失，八道瓦解”。这不是文学修辞，写的一点也不夸张。

在日军逼迫之下，朝鲜王室一再北迁，一直跑到靠近鸭绿江的义州，才停下脚步。鸭绿江的对面，就是朝鲜的宗主国，一个有着比朝鲜日本加到一起还多数倍广袤领土的庞然大物。

朝鲜君臣隔着鸭绿江深情地呼唤着：“老爸，快来救救我吧！”

这可不是什么侮辱性的描述。君臣父子，朝鲜事明，从来都是以父子相喻，大明对朝鲜来说，乃是父母之邦。现在儿子挨了欺负，势必要请老爸出马来找回场子。

听到这声声的呼唤，庞然大物终于缓缓把头转过来了，若有所思地望着东北一隅，那里有两个蕞尔小国在蜗角相斗。

大明犹豫了一下，终于动了。

第八章 我要回家

其实，说朝鲜人一直盼望着大明伸出援手，是不准确的。

日军在釜山登陆以后，朝鲜人兵败如山倒。可是败也罢，逃也罢，他们偏偏有一件事忘记了做，或者不肯做——向大明求援。他们只是懒洋洋地给大明发了一道咨文，说倭寇犯境釜山十分嚣张，其他什么也没提。潜台词是：我自己处理没问题，您就别操心了。

结果日军连战连捷，李昖与群臣不得不狼狈地移驾平壤。到了这时候，朝鲜人仍旧在死鸭子嘴硬。在五月十日，距离朝鲜最近的宽奠堡副总兵佟养正，找到了朝鲜义州的官员黄进，主动提出出兵援助。结果黄进冷淡地拒绝了，说我们朝鲜兵力足够，不必劳动天朝。

壬辰年五月十九日，李昖在平壤开了个会，讨论国是。大司宪李恒福说日本人太能打了，咱们自己肯定干不过，得赶紧跟大明请求援军。但他是东人党，西人党的尹斗寿习惯性地表示反对，说临津江足够防御敌人了。而且各地勤王的人马很快就来了，还怕什么？

尹斗寿还神秘兮兮地吓唬李昖，说请神容易送神难，把大明的援军弄进来容易，战后再弄走，可就难喽。结果两派大臣又是争执不休，请援这事，便在党争中又被搁置了。[67]

在小孩子的圈子里，有这么一个潜规则，那些动辄哭着说我要告诉我爸妈的孩子，都被认为是懦弱好欺负的，最不受人待见。其实国际政治也是如此。被敌人打进老家已经够丢人的了，再去找大人帮忙，岂不是更没面子？尽管中华上国是父母之邦，但也不能有事没事都去找爹妈哭一鼻子。

在小孩子的世界里，还有一条公理：一个小孩鬼心眼再多，也瞒不住爹妈。

爹妈其实什么都知道。

朝鲜在战场上的窝囊样，早被大明看在眼里了。

大明在朝鲜，有一个完整的情报网。朝鲜半岛的战局推进，一直在辽东都司的监视之下。早在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还在庆尚道玩命地赛跑时，辽东广宁镇守总兵官杨绍勋已经接到了报告，报告里说倭寇势力很大，朝鲜人未必守得住都城，建议朝廷早作打算。

杨绍勋把这份报告送到了北京。当时朝鲜人民的老朋友许国许阁老已经致仕，拿到这份报告的是刚上任不久的兵部尚书石星。

石星乃是一位嘉靖、隆庆、万历三朝老臣，生性耿直，因此仕途经历颇为坎坷，先是上书规劝隆庆皇帝，结果因为得罪了宦官腾祥，差点被打死。到了万历即位之后，石星好不容易翻身平反，结果又与张居正闹翻。张居正那时候如日中天，石星只得弃官回家，一直到张居正死了，他才又回到朝廷中枢。

石星这个人擅长庶政，精于理财，在户部干得有声有色。万历十九年，后来因为边患不断，又充任兵部尚书，这才上任没满一年，雄心勃勃想作出一番事业。

石星读完了杨绍勋的报告，心中怀疑。朝鲜也勉强算是大国，坐拥三千里天险，带甲数十万，怎么十几天功夫，便被人打到都城了呢？

他忽然想到，去年京城和辽东曾经有一则流言甚嚣尘上，说朝鲜和日本勾结，来图大明。经过朝鲜三番五次的辩解和许阁老的斡旋，已经被证实是子虚乌有。可现在时局如此，这个流言又重新浮上石星心头。

有没有可能，是朝鲜人故意示弱，其实是故意给日本人让路。如果这个被证实的话，那就太可怕了。石星想到这里，忽然有点不寒而栗。他一边指示保定总兵倪尚忠移驻天津，加强蓟州、山东沿海的战备工作；一边移文辽东都司，让他们赶紧派员前往朝鲜进行详细调查。

杨绍勋接到石星的指示，一边安排了崔世臣、林世禄两名调查人员，准备入朝事宜；一边派遣宽奠堡副总兵佟养正前往朝鲜的义顺馆，建立起一条战时的紧急联络渠道，安插了几名大明军方的斥候与信使。这条渠道在以后中朝在战争中的交涉沟通，发挥了重要作用，[68]

佟养正去朝鲜的时候，还带了自己的侄子佟大刚。佟大刚的角色类似于现在的军事观察员，他被混编入朝鲜军编制，深入一线，争取了解到战事的第一手资料——这是明军赴朝的最早记录。

差不多就在同一时间，死鸭子嘴硬的朝鲜人，终于撑不住了。五月十七日临津江之战爆发，朝鲜军毫无悬念地大败。临津江一失，开城、平壤顿时袒露在日军屠刀之下。

到了这个时候，群臣震惶，亲华派开始占据上风。亲华派中最热切的李恒福趁机对李昖说了一段话。这段话非常有意思，现在韩国人朝鲜人估计大部分人都看不懂，但任何一个中国人看了都会心一笑。

“今八路溃裂，无望收拾图全。夫以孔明之智，见先主无托身用武之地，则请救于孙氏，卒成赤壁之捷。今我无复可为，不如具奏天朝，请兵来援。”[69]

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刘备当初丧师失地，被曹操打的无落锥之地。诸葛亮给刘备出了一计，向孙权求援，这才有了赤壁大胜。主公您现在跟刘备境况差不多，所以该到请大明发兵的时候了。”

看来那时候《三国演义》已经深入人心，就连外国君臣讨论国事，都能拿出来说事。这个比喻虽有些不伦不类，倒也颇具感染力。

反对的大臣不好意思再坚持说本国能独立支撑，只能另外找论据。比如其中一条反对理由是：大明辽东兵马军纪太差，来了以后只会把事情搞乱，荼毒百姓——这个逻辑非常成问题，如果没有大明出兵援助，恐怕朝鲜早完蛋了，更别说什么百姓了。

李昖不傻，自然知道其中利害，同意了李恒福的意见，正式派使者奔赴大明求援。

这是朝鲜第一次正式发出求援的请求。

求援发出去没多久，朝鲜人就接到消息，说大明派来了两名调查官员，来了解前线局势。

这一下子，两派官员都慌了手脚。朝鲜这仗打的太丢人了，实在不好意思说给大明调查官员听。于是尹斗寿的弟弟、礼曹判官尹根寿给李昖出了一个主意，他毛遂自荐说：平壤兵荒马乱，不太合适让大明官员过来，我略懂中文，不如就以迎慰的名义在义州截住他们，把事儿说清楚以后立刻礼送出境，平壤就不必来了。[70]

这个提议李昖没答应。

李昖有他自己的考虑。大臣们义愤填膺，嚷嚷着誓死保卫朝鲜。可他这个当国王的，却有别的心思。

他太累了。

从四月三十日离开汉城之后，他没吃过一顿饱饭，也没睡过一个好觉，一直不停地在逃跑。如今祖先的江山尽毁，听说日本人在汉城连列祖列宗的陵墓都被掘开了，连陵寝都保不住了。身边的臣子，除了柳成龙靠得住，其他人只会唉声叹气。

“这样的国王，还当它做什么，不如回到明朝去当个王爷。”在逃亡过程中，一个念头钻进李昖的脑中，然后就如附骨之蛆一般，一直在脑中回响，挥之不去。

他的这种想法现在看起来石破天惊，在当时却不算什么。大明是朝鲜的父母之邦，孩子在外头被打了，去爹妈家蹭吃蹭喝，没什么不妥。

李昖最早流露出这个想法，是在汉城逃出来的半路上。当时车驾停在一处叫做东坡馆的地方休息，李昖靠着大树，把大臣们叫过来围成一圈，问他们以后咱们可怎么办？

李恒福说实在不行咱们就去义州，那里靠近大明。若是真的亡国了，还能投奔父母之邦。尹斗寿立刻反对：“去什么去！还不如咸镜道，那里有咱们的边防军，兵强马壮，足以保护朝廷！”

李昖有点犹豫，问柳成龙：“你们觉得李恒福的提议不好？”柳成龙连忙说：“绝对不行。您只要离开朝鲜一步，以后这片土地就不是我们的了！”李昖挠挠头，吐露出自己的心声：内附其实也不错啦。柳成龙吓了一跳，说您可千万不能这么想！[71]

一群大臣齐声反对，甚至以绝食相威胁，李昖见大部分人反对，也就不吱声了，就这么来到了平壤，但从来没死心，内附的念头一直埋藏在心底。

所以当他听说大明派了使臣过来调查，巴不得早早跟他们接触，沟通一下内附大明的可能性。

六月三日，林世禄、崔世臣抵达平壤。尹斗寿一向看不起李恒福，斜着眼睛瞪他：“你不一向最向往天朝码？你们家客人来了，赶紧去接待吧！”

这话说的实在是不上道儿，于是柳成龙赶紧出来打圆场，主动请缨陪李恒福去迎接。

柳成龙清楚地看到，如今李朝生死存亡之际，大明的态度至关重要，如果怠慢了使者，只怕后患无穷。而且，从私心讲，这些明朝使者对于现在处于劣势的他，也是一个机会。

柳成龙的日子一直过的很痛苦。本来在汉城失陷以后，他借机发起弹劾，把北人党的领袖李山海轰下了台。后来开城也失陷了，西人党和北人党反扑，把他这个南人党的领袖也赶下了台。如今当权的，反而是咸鱼翻身的西人党尹斗寿。

他拥有敏锐的政治嗅觉，知道未来谁掌握了大明使臣，谁就能在朝中拥有最大的力量。

柳成龙接到两位调查官员以后，细细询问了一下来意，暗自松了一口气。原来这两位来平壤，不是兴师问罪，而是来澄清朝鲜和日本是否勾结到一起的问题。

想证明朝鲜跟日本没勾结，这还不容易嘛！

他把林世禄、崔世臣带到江畔的练光亭，往江东看。日本人挺给面子，很快对岸树林里就若隐若现地出现了人影，又过了一阵，从林子里走出两、三名日本士兵，闲庭散步，谈笑风生。柳成龙对林世禄说：“这就是倭寇的斥候。”林世禄靠着柱子张望了一阵，不信，说你别扯淡了，怎么会这么少？柳成龙说：“日本人心眼儿多，斥候故意派的少，其实大军都在后头藏着呢。”

几个人从练光亭下来。柳成龙又带着他们在平壤城内外转了几圈，让他们看看朝鲜军队的惨状。林世禄这才相信，朝鲜人确实没跟日本人勾结。他紧紧地握着柳成龙的手，说我一定把朝鲜同志的艰苦状况转达回国内。[72]

柳成龙回报国王，说如今大明的官员已经回奏北京，相信天兵马上即至，看来朝鲜有救了。

柳成龙不知道的是，大明早已经开始动了。

对于壬辰战争，一直有个普遍的误解，认为大明是应朝鲜再三要求，方才缓缓发出援军，迟钝而漠然。

这是一种错误的刻板印象，真实的情况是：大明对于朝鲜半岛的警惕心，从苏八、许仪后的报告之后，始终不曾消退过。

面对朝鲜半岛一日数变的紧张局势，大明的反应很隐晦，但却出乎意料地积极。

壬辰年的六月二日，万历皇帝下了一道谕令，让辽东抚镇发精兵二枝应援朝鲜，还带了两万两银子充作军费，另外还拨了二十万两银子给辽东军区。[73]

这条命令写的冠冕堂皇，说出兵的目的是为了犒劳朝军，抚慰朝鲜国王，但仔细一琢磨，就会发现这里颇有蹊跷之处。

蹊跷之处，有二点：

在谕令颁布的六月二日，朝鲜求援的使臣还没到北京。大明在没有得到正式请求的情况下，居然主动派遣辽东军团前往鸭绿江附近，于外交规矩不合。这是第一个蹊跷之处。

而且在这时候，林世禄、崔世臣两名调查官员尚未抵达平壤，朝鲜与日本合谋的嫌疑还未得到廓清。在这种立场未明的情况之下，这条谕令里却已经使用“应援朝鲜”、“赴彼国犒军”、赐国王……慰劳”之类的字眼，早早摆出一副亲善态度，俨然已把朝鲜当成洗刷了冤屈的恭顺藩国——难道万历皇帝未卜先知，早知道朝鲜人是冤枉的？这是第二个蹊跷之处。

为了解答这两个蹊跷之处，让我们来看看在这条命令发布的前后，大明都干了些什么。

在北方抗倭的重要枢纽天津，当地驻军截留了漕粮七八万石以充军资，还把一大批运输船拉过来改造成战舰。改造的舰只数量不算太多，四百只。

在宣大军区，官府动员了足足一万六千名精兵，专待倭警。朝廷为此拨了十几万两银子，还派遣了一位官员督理相关粮饷，以防万一“有事”的时候手忙脚乱。

朝廷还大老远地从福建调来一个人进神机营，这个人叫陈璘，是个倭战专家。

种种迹象都表明，大明——至少大明皇帝——在没搞清楚朝鲜的来龙去脉之前，就已经下了决心要动用武力。

万历一朝在抵御倭寇时，有一条明确的原则：“御敌人于国门之外。”要打就在外头打，绝不让战火烧到国境内。从天津到山东再到浙江、福建、广东，所有的沿海军队都是按照这一训令行动，尽力把敌人拦截在外洋予以歼灭。

牢记这条原则，再结合那条谕令发出的蹊跷时间，便能很容易地理解大明朝廷的用意：

朝鲜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们其实根本不关心。派遣那两枝部队援朝，完全是为了大明自己的战略安全考虑。

如果朝鲜是清白的，那么这两支精兵将成为先锋军团，入朝支援，掩护朝鲜王室撤退；如果朝鲜果然和日本人合谋，那么这两支精兵，将会变成两柄匕首，直插向朝鲜半岛，把战火拦截在鸭绿江的另外一侧——总之，要决战于境外，把危机解决在朝鲜的领土上。

这两支精兵，就是埋在中朝边境的预备队，不是为了朝鲜人，而是为了大明自己。

这一点，连朝鲜人自己都看得很清楚。在战争爆发后两年后，朝鲜国王李昖和柳成龙酸溜溜地说：贼若欲犯中原，则必由我国；中原欲征讨此贼，亦必由我国……中原若不守我国，则辽东必先动摇，则天下之势危矣。[74]

有意思的是，这一条用心深刻的谕令不是群策群力的结果，并未得到大臣们的普遍支持，甚至没有拿出来公开讨论过。那会儿首辅王家屏刚刚告老还乡，内阁只剩下一个老糊涂赵志皋代首辅之职。

这条谕令，恐怕是万历皇帝乾纲独断，一个人把这事儿拍了板，再交给兵部尚书石星去办。

万历皇帝在历史上的风评并不好，本身毛病也很多，但别忘了，他有一个老师，叫做张居正。张居正虽然已经倒台，但他的学生却继承了他两个优点：一个是眼光，一个是手段。

有眼光，便能够先于群臣看到朝鲜对于大明之价值。

有手段，便可以冲破重重阻挠，去进行布局。

这一位君主，像是个懒散的武林高手，平日绝少出手，但一旦出手，却很少有失招的时候。

万历的这一条谕令，带有相当深远的历史渊源和战略思考。

中国属于农耕文明，加之自然环境相对封闭，文明性格偏向于保守内敛。历代中原王朝衣食无忧，缺乏向外扩张的源动力。所以当它们决心突破地理界限去攫取领土时，首要目的从来都不是为了通商或是获取资源，而是为了满足一个简单目的：让中原更加安全。

所以历代中原王朝的战略原则是：凡是事关国家安全的土地，要尽量抓到手里；于国防安全无关痛痒的土地，即便你主动给我，我也不一定要。

这是一种心理上的长城情结，我们可以称之为“长城”战略。中国这几千年来的疆域盈缩背后，一直都是在被这一指导思想所支配。

当初汉朝不惜靡费钜亿凿空西域，占领河西走廊，最强烈的动机，乃是为了从侧翼钳制匈奴，削弱对中原北部的威胁，维护丝绸之路不过是搂草打兔子。

终北宋一世，对燕云十六州的归属问题始终耿耿于怀，成为赵匡胤以降所有皇帝的心结；可同样是这批人，却对安南的丧失显得漠不关心。理由也很简单，燕云关系到中原兴衰，安南却是可有可无。

更典型的例子，是台湾岛，虽然与大陆只相隔一个海峡，可古代中国没有来自海洋的威胁，也就没有战略上的急迫需求——因此台湾要一直到明末清初才被中原王朝懒洋洋地收入版图。即便收下来了，还是有大臣屡次上书让台湾军民内迁，觉得这块蛮荒之地无甚价值。一直到西方的坚船利炮打破了海洋的藩篱，台湾对中国的战略价值才真正凸显出来。

明确了这个特点，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朝鲜半岛的地理位置，便会恍然大悟。

这一条西接辽东、东入黄海的狭长半岛，是深入太平洋的一座大陆桥。当海洋文明强盛时，会循这条通道进入大陆——比如日本；当大陆文明强盛时，则会利用这条通道进入海洋——比如元朝。

可东亚最强大的中原文明奉行的是“长城”战略，它既不需要借道朝鲜去进攻海洋文明，也不担心有海上的敌人通过朝鲜进入大陆——在工业革命之前，没有一个海洋文明有足够的资源和技术能力，能威胁到中原王朝的生存。

所以在中原王朝的战略框架中，朝鲜半岛的地位十分尴尬：占了吧，没多大意义；不管吧，又不太好。它无论是从形状还是战略价值，都象是一块鸡肋，弃之可惜，食之无用。早期半岛与中原关系史中的政权更迭与领土纷争，与这种尴尬、混乱的战略不无关系。一边“怎么打都不服”，一边是“怎么打都打不过”，两边都没想明白该拿对方怎么办，陷入打打停停的怪圈。

经过了数百年的磨合、反复与拉锯，一直到了公元六七六年，中原与朝鲜半岛才算找准了两者关系的定位。大唐承认朝鲜半岛的独立治权，而新罗王国则称臣事大——所谓的“事大字小”。

这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从此以后，中原王朝与朝鲜半岛的关系便被体制化了。朝鲜半岛从此再不用担心来自大国的军事、政治压力，保持着独立发展；而中原帝国则为自己找了一个听话的小弟，可以替自己看守一个不太重要的门户，省了许多麻烦。

当日本即将入侵朝鲜的消息传到北京时，大明的文武百官还在以老眼光看待朝鲜，认为是一场无关宏旨的藩属之战。他们的观点很简单：日本是夷狄，朝鲜也是夷狄，夷狄跟夷狄打架，犯不上去掺和。要跟这些人解释出兵朝鲜的战略意义是很费嘴皮子的，再说朝鲜还没正式请援，贸然出兵会被扣一顶名不正言不顺的大帽子，凭空给那些言官们提供炮弹。

但万历皇帝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以往鸡肋一般的“朝鲜”大陆桥，随着日本在东方的崛起，战略价值飙升变得前所未有地重要。战争如对弈，必须要占得先机，方能有取胜之机。

可是大明这时候还不能动。

此时在宁夏，大明还在进行着一场国内战争。简单来说，宁夏之乱的起因是一个蒙古族的戍边明将哱拜与当地守军勾结，在万历二十年二月起兵叛乱。朝廷从四月份开始决定派兵平叛，战事已持续两个月，从辽东被调至宁夏的总兵李如松，正率领着辽东、宣大、山西兵及浙兵、苗兵诸部，围着哱拜打得正热闹。

因此，万历皇帝煞费苦心地发布了这么一道谕令，事先布下一枚棋子，可谓是藏尽了机锋。

谕令里对辽东的出兵目的，用词很含糊，只说是“应援朝鲜”。这个词可解释的范围很宽泛：在鸭绿江接应朝鲜国王，算是应援；出兵平壤，也是应援；打到日本去，也是应援。用了这么一个微妙的词，实际上就给予了辽东这两支部队相当大的活动权限，不致被限制过死。

谕令接下来的部分更有意思。这两支部队还身负着一个具体目标：“仍发银二万两赴彼国犒军，赐国王大红纻丝二表里慰劳之”。

这两支部队进入朝鲜，是为了押解银子给朝鲜王室，给朝鲜国王带去赏赐礼品。这样一来，反对者的嘴就被堵住了。我又不是派兵去打仗，而是派兵去送礼啊，送礼你总不能拦着吧？送礼送到半路，碰到人来抢，那我反抗一下也是名正言顺吧？

一旦朝鲜局势陷入危急之时，让辽东部队便可以援引这条谕令，第一时间出手干涉。我去给国王送礼，现在国王被人打了，那我也得帮帮手不是？师出有名。

这正是万历隐藏在谕令中的真正用意。

就这样，万历在与群臣斗气建储之余，忙里偷闲地布了一招进可攻、退可守的闲棋。后来的战局发展证明，这一步闲棋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让壬辰战争在关键时刻发生了转折。

所以当我们研究这段时间的史料，会发现关于大明第一次出兵援朝的时间，与大明正式决定支援朝鲜的时间存在着矛盾，而且所有的史料里都语焉不详，遮遮掩掩。明军都打到平壤了，却还找不到皇帝或者兵部下达的任何明确命令，也看不出辽东地方哪里来的胆子竟敢擅自派兵出国。

现在我们明白了，万历早就作了出兵朝鲜的铺垫，只要拖到宁夏之乱平定，大明便能腾出手来收拾那只不知天高地厚的猴子。

这份命令很快通过兵部送到了辽东总督蹇达手里。蹇达看了半天，没体会到其中的精妙之处，皇帝的意思到底是让人揣着这两万两银子直接杀进朝鲜，还是等朝鲜人跑过来接济一下就算了？

他自己拿不定主意，便去找辽东巡抚郝杰商量。

郝杰是个神人，这个人最擅长的是督军，而且督得堂堂正正，教人只有佩服的份。隆庆年间，蓟州都督刘焘、巡抚耿随卿虚报战功，被他一本参倒；到了万历年间，他巡抚辽东，又跟辽东的地头蛇李成梁扛起膀子，把他的副将李宁折腾得灰头土脸。跟他过招的将领，没有不倒霉的。

最难得的是，郝杰是万历朝中，少数几个对日本人有兴趣的官员，没事搜集了许多关于日本的资料。后来他把这些资料攒在一起，跟别人合写了一本极其牛逼的书，叫做《日本考》。《日本考》比许仪后的报告要详尽得多，举凡日本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民俗，不一而足。就连女人涂齿、种地节气之类的事，书中都有专题论述。书后头居然还附了一套完整的日文词汇表和日本诗歌选，其对日本国情研究功力之深，到了民国之前都没人能够超越。

在郝杰这种日本研究专家眼里，万历的这份谕令一看就透。他给蹇达解释了一下其中深意，蹇达恍然大悟，当即调派了手底下马步军一千多人，分成两部。六月七日派出第一部戴朝弁、史儒；又在六月十日派出了郭梦征、王守官一部。两部沿着鸭绿江附近游击，伺机而动。

六月十一日，日军跨过大同江。朝鲜人在平壤呆不下去了，一路仓皇逃亡。国王李昖痛感之前的求援力度太轻了，便任命礼曹参判兼大提学李德馨作为求援使，再赴大明。

之前李德馨曾经负责在大同江与小西行长谈判，虽然土地该丢的一寸没少，至少面子上还算处置得当。这次李昖派他，也是看中他的外交才能。

从更深的层次来讲，李德馨出身南人党，与柳成龙向来交好。他前往联络大明，就等于为南人党加了重重的一个砝码。这个伏笔，柳成龙早在平壤接待大明官员时，就埋好了。

李德馨星夜疾驰，只花了五天时间就跑到了中朝边境的鸭绿江畔。在那里，他看到了一支朝思暮想的大明军队。

原来大同江失守以后，辽东很快得到消息。按照事先商定好的方略，总督蹇达下令一直在鸭绿江游击的部队立刻进入朝鲜。

把人放过去以后，蹇达心里还是没底，催着郝杰再问问上头意思。郝杰为了安抚他，便给兵部发了封确认函，问说朝鲜局势糜烂，咱们到底怎么处置，您给个准话儿。兵部尚书石星很快覆文：皇上点头了，让你自己定。[75]蹇达这才算彻底吃了定心丸，挑了一名叫祖承训的副总兵，担负入朝支援指挥。

六月十五日，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大明军队终于渡过鸭绿江，开始了漫长的援朝征倭之旅。

初次渡江的戴朝弁、史儒部一共是一千零二十九人，马匹一千零九十三匹。[76]这是一支精锐的骑兵部队，常年在辽东作战，拥有丰富的作战经验。而且指挥官军纪严明，进入朝鲜以后也没动群众一针一线。

他们在路上迎面碰到了请援使李德馨。李德馨一见天军，欢喜得快要晕了，赶紧恳求说你们快去救救我们国王吧，不然平壤就撑不住了——他不知道自己说的有点晚了，就在同一天，小西行长刚刚大摇大摆地进入了平壤城。

戴朝弁和史儒在入朝之前，也没接到过明确的作战训令。现在人家求到头上来了，两人商量了一下，决定先去义州，因为义州是距离大明最近的朝鲜城市，是朝鲜王室一早就计划好的逃亡地。

拜别了戴、史两位，李德馨继续一路狂奔，在跨过鸭绿江的时候，他碰到了祖承训。李德馨又求祖承训赶紧出兵，祖承训却表现得很冷淡，说现在粮草尚未齐备，我军主力驻屯在凤凰城。他看李德馨哭得伤心，宽慰了几句，说国王好生待在义州，那里有史儒在。万一有什么变故，只要一天我就能赶到。

李德馨一看祖承训态度坚决，当下也不浪费时间了，直奔辽东而去。

到了辽东以后，他找到郝杰，趴到衙门门口嚎啕大哭，一口气上了六次书，请求大明出兵援救。[77]

李德馨不算孤单，他在辽东哭，还有一位使者在北京哭。这位使者叫申点，是前一年那一系列辩诬使者中的一员，战争开始前一直在北京公干。开战的消息传到北京以后，石星把申点叫来兵部，责问朝鲜为何败的如此之速，申点一听，哇哇大哭，从此眼泪就没干过，几天之内哭遍了北京的各大衙门，间接促成了明朝对出兵的暧昧态度。[78]

面对李德馨的滚滚泪水，郝杰安慰说你别哭了别哭了，我帮你去催一下，啊。

在郝杰的斡旋下，继戴、史之后，大明的后续部队终于源源不断地开进朝鲜。

六月十七日，郭梦征、王守官两员参将，统领五百零六人，马匹七百七十九匹，渡过了鸭绿江。

六月十九日，援朝军最高统帅副总兵祖承训率领一千三百零十九名士兵，马匹一千五百二十九匹，渡过鸭绿江。[79]

至此，大明之前部署好的军队，全部进入了朝鲜，总兵力近三千人，全是骑兵。

顺便提一句。在朝鲜人的史料记录里，把祖承训出兵的功劳算到了李德馨的头上。他们的记载里说天朝本来没有出兵的打算，是李德馨靠哭泣感动了郝杰，辽东都司这才在未请示朝廷前毅然派兵援助——这个，只能说算是朝鲜人民的美好想象了吧。

六月二十四日，国王李昖千辛万苦抵达了义州，与等候在此的大明军队会合。此时除了祖承训的主力还在路上，其他部队都已经集结完毕。

这一次的会面非常有趣。

明明是大明军队先到，可按照礼节必须是朝鲜国王出迎。所以明军先搬出城去，朝鲜王室搬进去，然后李昖再亲自去西门迎接天军到来。

他一看到郭梦征就哭了：“皇恩罔极”，意思是说万历皇帝对我实在太好了。郭梦征赶紧说：“朝廷的命令还没下来，我先过来帮忙。”说完先把两万两银子递过去：“陛下托我带给您的，您数数？”李昖连忙摆手：“数什么数，大明作事我还不放心嘛。”郭梦征说：“不行不行，您还是点点吧。”

于是这一位国王、一员参将就跟生意人似的，头碰头开始点钱。等把银子数齐了。郭梦征又说了：“日本人若是打过来，我们就迎战。你们准备好粮草就行了。”又问李昖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李昖玩了个小心眼儿：“我在义州，就等着天兵到达。至于接下来去哪里，我也没定呢。”[80]

其实他心里早就下决心了，只不过还没到说的时机。

等到第二天，李昖又跑到郭梦征跟前，劈头就是一句：“请天将帮忙，把满洲一半的船只调到鸭绿江这边，我打算投奔大明去啦。”[81]

郭梦征有点傻了，他接的命令是应援朝鲜，没听说过有内附这事儿啊？

再一问，才知道还真有这么回事。

原来早在六月十四日，李昖仓皇逃离平壤，半路上在宁边又跟大臣们开了一次会。

此时的李昖，已经彻底对局势失望，在会上又提起了内附大明的事儿。大臣们照例强烈反对，都说朝鲜还有大片土地可以去，干嘛投靠大明！但这一次李昖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谁劝也不听。

最后宁边会议作了两个决策，一是朝鲜正式致函辽东都司，咨询内附之事；二是让世子光海君率领一部分大臣，前往咸镜道作为分朝。李昖的用意很明显，我把儿子留在朝鲜，李朝也不算无主，我再去大明，该没人拦着了吧？

这篇写给辽东都司的咨文写得好：“……愿率宫嫔，内附上国。”江山社稷、大臣百姓、儿子儿媳妇，这些李昖一个都不要了，只打算带着几个后妃就走了，真是一位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君王。

所以这次碰到郭梦征，李昖忍不住又提醒了一句。

郭梦征心想，这事我哪儿管得了，就把皮球踢给了守在鸭绿江旁的宽奠副总兵佟养正。佟养正把这份咨文转给了辽东都司。辽东都司一算时间，觉得这朝鲜人也败得太快了，大明调查团刚回来没几天，平壤就又丢了，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于是辽东都司的官员在咨文后头加了几句告诫：日本人一向很狡猾，如果他们藏在朝鲜内附的队伍里渗入大明，就麻烦了。转发给北京兵部。

在北京回复之前，辽东都司在六月二十六日先给李昖递了一句话，说如果时局真是糜烂不可收拾，国王可以暂时在宽奠堡驻跸休息。

李昖听到这句话，放心了，便在义州眼巴巴地等着北京的回复。他等的实在无聊，居然还写了一首诗，这诗写得合辙押韵，也算是有几分风骨，诗曰：国事苍黄日，谁能李郭忠。去邠存大计，恢复仗诸公。痛哭关山月，伤心鸭水风。朝臣今日后，宁复更西东。

结果李昖等来等去，北京的回复还没到，到了七月一日，却来一个调查团。李昖一听，差点喊了一句：“怎么又来了！”

为什么要说又呢？

原来在六月十八日，朝鲜君臣逃亡的车驾到了宣川，被人给拦住了。拦他们的人，叫宋国臣。他不是朝鲜人，而是辽东巡按御史李时孶派来的调查员。

辽东到处都在疯传，说现在的朝鲜国王是假的，其实是日本内奸，打算潜入大明内部。宋国臣以前曾经跟着大明使节出使过朝鲜，见过李昖，所以这次被派来验明正身。

李昖挺生气，再怎么说他也是一国之君，怎么能接受这种待遇。但辽东咨文口气十分严厉，他看了有点害怕，而且正一门心思想内附，不愿意在这些细节上惹大明生疑，就耐着性子让宋国臣左端详又端详。端详完了，宋国臣确认这是真的国王，不忘宽慰了一句：“放心吧，咨文里说的都是假设，不是真的责问。[82]然后赶回辽东汇报去了。

所以在七月一日当李昖听到又有调查团来了，心里就有些烦，你们有完没完啊。大臣们赶紧劝慰，说这个使团级别很高，天朝相当重视，如果敷衍应对，恐怕会有不好的后果。

李昖一听，咬咬牙，忍了，接见。

这个调查团级别真的很高，首席差官是兵部派来的，叫黄应阳，他还有另外一重身份，乃是锦衣卫都指挥使。他的身边带了一名指挥徐一贯、一名游击夏时，都是直接从北京派来的官员，代表了大明兵部的意志。

黄应阳还有另外一重背景。当年谭纶与戚继光在江浙对付倭寇的时候，黄应阳曾任参谋，经验丰富，因此被选中前往朝鲜调查。

他们抵达义州以后，迎上来的是礼曹判官尹根寿。他是尹斗寿的弟弟，懂中文——不，应该说是会讲中文，这时候的朝鲜官吏和文化人个个都懂中文，使用的也是中文——尹根寿之前曾经主动请缨接待林、崔调查团，没被准许。现在朝中无人，李昖只好委任他来负责接待事宜。

尹根寿见到调查团，还没开口说话，黄应阳便直接开口说：“我们是来调查朝日合谋的事情。义州我们不呆了，直接去平壤，会会那些倭寇。你们想证明自己清白的话，找个大臣跟我们一块去。”尹根寿吓了一跳：“别啊，我们两国交兵，派大臣去了，岂不是羊入虎口？”黄应阳想想也是，便回答道：“那算了，你们不用去了，我们自己去。”

这事尹根寿也不敢答应，万一天使们有个三长两短，朝鲜可要背黑锅的。他赶紧从袖子里拿出两封信：“您看，这是倭寇写给我们的书信，您验看一下，不就知道真伪了么？”

这两封信都是小西行长写的，一封是给李德馨，一封是给朝鲜高层，都是劝降书。要说小西行长，还真是挺帮忙的，在这两封信里他自吹自擂，把从釜山登陆到平壤陷落的过程写的无比详细，最后还完完整整交代了日本驻朝鲜军团的分布表。

黄应阳久在军旅，熟于戎事。他把这两封信与大明得到的情报稍微一对照，便知道这些事是编不出来的。但他还想诈一诈朝鲜人，就说：“你这书信是假的。”尹根寿大惊：“不能！你看这纸和这字，都是日本人的。”黄应阳说你再拿一封出来，我就信。朝鲜朝廷赶紧翻箱倒柜，找出一封小西行长给李恒福的信件，赶紧送过去。

黄应阳把这三封信都收进袖中，说看来朝鲜果然是清白的，看来平壤我也不用去了。你们赶紧写一道文书，我尽快回去禀报石大人，早日派兵过来。尹根寿如释重负，以为没什么事了，黄应阳又挥挥手，叫来身旁一个人：“还有件事得麻烦你，这是辽东来的画师，有人说你们国王是假的，我们想给殿下画个像带回去查验。”

尹根寿：“………………”

第二天，李昖接见了这三位调查官员。甫一见面，李昖就哭开了：“你们看了日本人写的信么？”然后解释了一通，说朝鲜是又苦又惨，但真没和倭寇勾结。黄应阳听完以后，按着胸口感慨说：“一边挨着打一边受着委屈，你们可真不容易。”结果一句话说出来，李昖哭的更厉害了，身边大臣也都纷纷哭起来。黄应阳没想到他们反应这么大，赶紧说：“别哭了，我回去肯定跟朝廷汇报，把你们的委屈辩清楚。”[83]

黄应阳不是什么坏人，还挺热心的。他见到朝鲜军兵败如山倒的战报，颇有同仇敌忾之感，主动把自己在浙江抗倭的经验给朝鲜人介绍了一番，说想要对付倭寇，不请浙军来是肯定不行的。说者无意，听者有意，朝鲜君臣记下了这句话，到后来就惹出了不少事非。[84]

调查团走后，李昖望眼欲穿，盼啊盼啊，盼着内附大明的一天。结果到了七月十一日，大明的正式答复终于出炉了，一共有三点意见：

一，给我顶住。

二，如果真是顶不住了，内附也可以，但不许呆在北京，只许留在鸭绿江的宽奠堡。人也不能多带，几百人顶天了。

三，一旦朝鲜光复，从哪儿来就回哪儿去。[85]

在鸭绿江负责两国联络与粮草运输的总兵杨绍勋唯恐朝鲜人看不明白，特意又附了一封信给李昖，提醒说你是国王，你跑了朝鲜就全乱了，必须就地组织抵抗，千万别过江。

李昖接到答复，倒并没特别失望。他选择内附，是因为自觉穷途末路。现在大明天军已经奔赴平壤，复都计日可待。退一万步说，就算局势糜烂到不可收拾，大明不是也答应可以来附嘛，最多是住的地方偏僻点，身边的人少了点而已。

于是，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内附”争议，便在朝鲜大臣们撕心裂肺的反对和络绎不绝的大明调查团中平息了。李昖安安心心呆在了义州，作着诗，看着风景，再也不去考虑“内附”的问题，只等天朝大军帮他光复国土。

很快，他又收到了两个好消息，还有两个坏消息。

第九章 明军始动

就在朝鲜紧锣密鼓地迎接大明援军的时候，日本方面正痛并快乐着。

壬辰年整个世界上最快乐的人，大概是在名护屋的秀吉了。从第一军团登陆釜山开始，就不断有捷报传到日本。这些雪片般飞来的好消息就象是一块块上好的燃料，把秀吉本来就很虚荣之火燃烧得更加旺盛，让他彻底沉醉在自己的美梦之中。

他也确实有理由这么自信。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朝鲜已经完全落入日本的手中。此时朝鲜八道，都已经被日军的八大军团所占据。

其中毛利辉元的第七军团控制着庆尚道，这里距离对马岛最近，是侵朝军团与日本国内关键的联络通道；毛利辉元的叔叔小早川隆景在全罗道的崇山峻岭中继续奋斗着，之前日军推进的太快，这里还没来得及被完全控制，此刻成为了日本人的天敌——李舜臣的反攻基地。小早川隆景的第六军团肩负着扫清心腹大患的重任。

在全罗道上方的忠清道，福岛正则的第五军团有些郁闷地分散在各地。他与加藤清正同为日本战国著名军旅组合“贱岳七本枪”成员，加藤在前头攻城略地高声歌唱，他却只能在后头拾人牙慧做和声。

和他同样郁闷的，还有盘踞在江原道的第四军团毛利吉成。毛利吉成又叫毛利胜信，是跟着秀吉打天下的嫡系人马，论起亲疏来不在加藤、福岛之下。现在他也只能郁闷地跟在加藤屁股后头，半是羡慕半是庆幸地进行着伴奏。

宇喜多秀家的第八军驻留在京畿道，他坐镇朝鲜的故都汉城，把这里当成日军的总指挥部和未来的朝鲜总督府所在地。这一年秀家刚刚二十出头，还是个年轻人，整天在汉城胡作非为，连历代国王的陵寝都不放过，让朝鲜人又气又恨。

此时围绕在宇喜多秀家身旁的，是秀吉派遣来朝鲜的七位参谋：增田长盛、石田三成、长束正家、木村常陆介、前野长康、加藤光泰，他们七个人组成一个类似于长老团的团体，负责朝鲜军政两道的管理。

宇喜多秀家年纪太轻，只是挂一个总指挥之名，实际权柄均由这个长老团掌握。他们最急迫的任务，就是将朝鲜八道的土地按照日本的方式重新丈量、统计，以方便分封给诸位功臣，稳固日本在朝鲜的统治。

这事在日本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八道国割”，意思是将朝鲜八道重新划分。

在更接近中朝边境的地方，日军三个先锋军团各自忙着各自的事情。

第三军团黑田长政始终未能完全控制黄海道，每天都在扫荡着层出不穷的义兵。

小西行长的第一军团在占领平壤之后，便停止了狂飙式的进攻。他自己留在平壤城内，只派了一部分军队衔尾追击朝鲜王室。

唯一仍旧保持着旺盛求战精神的，只有加藤清正的第二军团。他已经深入到朝鲜最北段的咸镜道。之前的半岛竞速他输给了最讨厌的小西行长，他必须夺取更大功勋才能挽回颜面。

在这个时期，朝鲜作为一个国家，已经几乎不存在了。三千里江山已经成为日本，不，将成为秀吉的附属物，成为征服大明的桥头堡。

秀吉拿着八道国割的报告书，整个人身上的所有自大与狂想彻底爆发了。他写了封信给时任关白的丰臣秀次，构思出一个在日本前所未有的宏大计划。

在这个计划里，朝鲜与大明北部已经被日本征服。后阳成天皇陛下将移驾到北京，由丰臣秀次担任大唐关白，各位随驾到北京的朝廷公卿们，采邑数将会是从前的十倍。日本国的天皇之位，让给后阳成天皇的弟弟或者儿子；朝鲜国则交给羽柴秀胜或者宇喜多秀家总管。

至于秀吉自己，则把宁波设为大本营，统帅大军继续向南征讨，不把整个东南亚打下来誓不回军。

这份计划，标志着秀吉的精神状态已经滑入了一个完全不可预知的深渊。

秀吉的自大狂在壬辰年六月二日——也就是汉城陷落后不久——达到了高潮，他决定亲自率军渡海，展开征讨大明的大计。光看着他已经觉得不过瘾，摩拳擦掌准备自己上阵了。

他的这个打算，招致了几乎所有正常人的反对。

首先是后阳成天皇坚决反对。秀吉对皇室一向关怀备至，他和秀吉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他生怕秀吉有个三长两短，自己非但当不成唐国天皇，反赔上幸福生活。

秀吉的亲娘也反对。老人家不知军国大事，但了解自己儿子，她知道这个儿子已经有点不正常了，再出去探险非出乱子不可。

德川家康也反对，他知道秀吉如果要亲征朝鲜，势必要把他们这些大名都带上，把他们领土的实力抽取一空，投入到广袤的中原大地。他一点也不想把自家心血赔付在秀吉的野心上。

秀吉的亲信们也认为这个计划不靠谱，比如秀吉的铁哥们儿前田利家就坚决反对，理由很简单：秀吉是新生的丰臣政权山岳之镇，他这一走，日本那些心怀叵测的大名必然蠢蠢欲动。

总之方方面面的人出于不同理由，都反对秀吉亲自渡海。可秀吉谁的话都不听，他的连襟浅野长政竭力劝阻，结果差点被他拔刀砍死。

秀吉很愤怒，也很委屈。

你们懂个屁！当初征讨朝鲜，你们也众口一词地反对，结果呢？老子才是永远正确的！如今朝鲜形势一片大好，正应该高高兴兴地扩大战果才是。

他力排众议，兴致勃勃地开始准备渡海，但冷酷的现实，很快狠狠地抽了他一计耳光。

六月中旬，岛津家重臣梅北国兼接到了出征的命令，带领麾下三百名士兵，前往九州肥后国的佐敷城中转，再乘海船到釜山。梅北国兼一点都不想去朝鲜，他走到佐敷城之后，不走了，悍然占领了佐敷，公然扬起叛旗。

他的叛乱在数天时间内纠集了数千人，大受鼓舞的梅北国兼开始给各处九州大名们发信，煽动他们联合起来，包围名护屋，捉拿秀吉。

这一下搅乱了秀吉所有的计划。肥后是征朝军队的重要后勤和中转基地，如果这里一乱，前面就不用打仗了。

身为一军之将的梅北国兼叛乱的理由非常单纯——他不想去朝鲜打仗，前方的日子实在是太苦了。

响应梅北叛乱的农民们理由也很单纯——前头在朝鲜打仗，后方的日子实在太苦了。

为了支应几十万大军在海外的战争，日本全国差不多已经是殚精竭虑，几乎榨干了民众的最后一滴血。尤其是农民，不仅要耕自己的那一部分田地，还要代替那些被抽调上前线的民夫耕作他们的田地，劳动量变成双倍，赋税也变为了双倍，还要在此基础上再负担三抽一的军粮租。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们只能选择逃亡或反抗。

为此，秀吉连续发布了数道命令，要求严厉惩戒罢耕之人，但这种政策只是激起更大的不满。仅丰后一国，就有接近四成的田地沦为荒地。

所以当梅北国兼登高一呼的时候，得到了不堪凄苦的九州民众的强烈响应。

梅北之乱很快就在丰臣氏和岛津氏的联合绞杀下失败，但它只是冰山一角，昭示日本已经在巨大的战争消耗下，出现了无数细小裂纹。从遥远的佐竹到距离朝鲜最近的九州，到处都有暴动的情况发生，到处都有被抛弃的良田变成荒地。东北大名佐竹义宣甚至因为家里闹暴动的缘故，差点活活饿死在赶往名护屋的路上。

梅北之乱给秀吉敲了一记警钟，他就算再狂妄，也不得不正视这个问题。秀吉意识到，日本已经出现了不稳现象，自己在的时候尚能凭借威望镇守，如果去了朝鲜，后方再出什么事，更是不敢想象。

权衡再三，秀吉最后打消了这个念头。

日本国内乱成一团，朝鲜前线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

奇怪，不是说朝鲜形势一片大好吗？

是，但不完全是。日军此时在朝鲜的境况，用一句话形容就是：痛并快乐着。

朝鲜的被占领，是不争的事实。但日军的占领，只是控制了朝鲜的每一条主干道与沿线城市，其他地方则成了日军与朝鲜义军、残存官军周旋纠缠的战场，始终无法形成有效控制。日本人就象是一只巨大的蜘蛛，在朝鲜半岛布下了天罗地网，结果连自己也缠在了里头动弹不得。

最倒霉的是“战国三大智将之一”的小早川隆景，他出征前肯定没算过八字，不知自己是“出门逢贵人”的命。

他先一头撞上了朝鲜游击战天才郭在佑，鏖战数日，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了，硬是没法渡过洛东江。紧接着又碰到了老硬汉高敬命，抵死不退，勉强打了一个惨胜，旋即又在梨峙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小军官打了个埋伏，死伤惨重，被迫后撤。那个小军官叫权慄，因此这一场胜利被朝廷破格拔擢，从此出头并成为朝鲜在整个战争期间第一也是唯一的陆军名将。

在层出不穷的义军叮咬之下，这位智将的第六军团，居然始终未能完全进入全罗道。

其他的日军将领的境况也差不太多。他们发现朝鲜到处都是敌人，不管是书生、农夫还是念经的和尚，组成人数不一的队伍，与占领军展开殊死战斗。

连续不断的作战，让士兵极其疲惫，厌战情绪也在日军内部开始弥漫。在这种境况之下，不断出现逃兵，也是很正常的事。为了鼓舞士气，他们只能纵容部下烧杀掳掠，日军的暴行激起了更多民变与义军，迫使日本人采取更残暴的手段，陷入了一个死循环。

如果说这些义军的反抗，还只是虱子叮咬，难受但无关大局的话；那么李舜臣的存在，就是一双扼住咽喉的巨手。

对朝鲜这位几乎是世界闻名的名将李舜臣，我们以后会单辟一章来说。他从战争一开始，就孤军奋战，连续打了玉浦、合浦、赤珍浦、泗川、唐浦、唐项浦、粟浦、闲山岛、安骨浦大大小小十几场海战，让日本的海上通道岌岌可危，运输量不及正常的三分之一。

朝鲜半岛的日军一下子便陷入了极其难捱的境地。

朝鲜平原较小，本来出产粮草就有限，日军二十几万人一下子压过去，又未能形成有效控制，补给一下子就成了大问题，只能仰仗国内运输。但海军又不争气，被李舜臣压制得头都抬不起来。粮草好办，但日军引以为豪的火器弹药，却是一定要从国内生产制造的。

种种苛酷条件之下，日军士兵不断从朝鲜前线逃亡回来，就算上头设置了各种各样的严刑峻法，仍旧不能解决问题。比如锅岛直茂的部队，一次脱队开小差的就有五十多人，而且这五十多人全是作战部队，包括了十几名下级武士与家臣。[86]其他大名部队的逃亡者更是不计其数。为了防止逃兵潜回国内，秀吉不得不下令把所有的运兵船都集合到名护屋去。

唯一不必为逃兵问题头疼的，是第一、第二两个军团。他们在朝鲜的最西边，逃兵想逃都没地方逃……

第一、二军团的两位军团长，各自有着各自的小九九。

加藤清正一心要攻入大明，所以丝毫不考虑什么损失，凭着一股刚烈之气大踏步地前进。小西行长却不行，他本质上是个生意人，作什么都要事先计算得失。

他一直希望用最小损失换取最大利益。所以从进入朝鲜开始，小西行长不停地给朝鲜国王写信，希望能够和谈。谁料朝鲜人虽然屡败屡战，骨气倒是颇硬，哪怕内附大明不当国王没有了朝鲜国，也绝不投降倭寇。双方唯一的一次谈判，是在平壤沦陷前，因为话不投机，没说几句话就谈崩了。

现在汉城、开城、平壤俱为小西行长所夺，功勋已经足以服众。他心里开始盘算起来，再继续攻击，无非是锦上添花，意义不大，反而部队会因为过度损耗而崩溃。前头虽有朝鲜王室，可也有大明，杀上去胜负难以预料。

再说现在补给也是个大麻烦，小西行长不想对嫡系部队造成太多损失，他决定放慢脚步，观望一下形势。

总之，在大明军队进入朝鲜的时候，日军正因为后勤能力到了极限，而进入一个扩张瓶颈期，所有的军团都因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陷入停滞状态——只有加藤清正已然保持着高速突击的态势，但他也已经是强弩之末。

其实面对补给困难的，不只是日本人，还有明军。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打仗是要消耗粮食的。辽东军团久经沙场，自然知道后勤保障是胜负的关键。祖承训还在凤凰城整兵的时候，李德馨请他赶紧入朝支援。祖承训的回答是：“粮草还未准备好，等备足了自然会出兵。

辽东境内好办，各地城堡都有专项军用补给仓库，随走随补，不虞饥绥。可一旦进入朝鲜，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从辽东运粮是件旷日持久消耗极大的工作，成本太高，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当地就食，让朝鲜人负责粮秣——尤其是明军还可能要深入朝鲜境内，进攻平壤等地，路途遥远，指望随身携带是根本不可能的。

大明出兵为你们抛头颅、洒热血，你们负责供应粮食，当然责无旁贷。

根据朝鲜备边司的记录，一名明军士兵每日消耗一点五升米，一匹战马每日消耗草料与豆饼三升。大明此时在朝鲜境内的部队一共是三千人，马匹三千五百匹左右，所以每天的消耗量是四十四石粮草，八十多石草豆。

对于这个数字，朝鲜人最初还是挺乐观的。六月十五日明军渡江的当天，李昖把柳成龙叫过来，指定他负责接洽与明军的一切活动，同时负责筹措粮草。君臣俩人合计了一下，在最靠近义州的安州，尚有五百石的粮草储备，再加上周围郡县的储备，省着点用够五千人吃半个月。李昖还有心情叮嘱柳成龙，说拿出四十石来酿酒，庆祝一下天军来援。

可柳成龙前往附近村镇一调查，发现麻烦了。朝廷手里掌握的，都是账面上的数字，战争打得这么大，该烧得烧，该跑得跑，仓库早就见底了。平安监司李元翼说得更干脆：“现在官府手里的粮食，一千人的明军都供给不起。”

更倒霉的是，柳成龙手底下连个使唤的人都没有，全跑光了。幸亏柳成龙是个能吏，召集了一批年轻公务员，挽着袖子上阵，象冬天的土拨鼠一样在平安道掘地三尺，最后总算在嘉州凑出来五六百石。至于靠近前线的定州，是一点粮食都没了。这意味着一旦明军进攻平壤，粮草必须得从后方运，征集民夫又是一件难事。

光是想了一想，柳成龙的头已经变得比两个还大。

到了六月二十五日，粮草方面的形势忽然又变了。柳成龙给朝廷上书，说定州有粮食了，林林总总算起来，够一万人撑一个月的。

莫非柳成龙是神仙，翻手一变就变出大把大把的米粮？

我们是无神论者，坚持认为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当然也没神仙，所以结论只有一个：柳成龙在说谎。

但这个谎，撒的实在是有苦衷。

原来在七天之前，先期渡江的明军史儒、郭梦征两部合兵，疾奔一百八十里，到了林畔馆与朝鲜王室会合。明军抵达以后，激动万分的大臣们强烈要求两位指挥官直接去打平壤。史儒、郭梦征赶紧说我们只是先锋，只负责护送你们安全抵达义州，有什么事等祖总兵到了再说。

朝鲜大臣们不干了，群情激昂。这点，他们和大明的言官们一样，从来以批判别人为己任，所以尽管他们在过去的一个月一直在仓皇跑路，却不妨碍他们批判明军怯战。一时之间，场面极其混乱，甚至有人提出来，让朝鲜都元帅金命元来管管这些人。

史儒和郭梦征一听，当时就翻脸了。我们大老远地赶来救你们，你们非但没有感激之心，还妄图剥夺我们的指挥权。靠，老子是大明将官，不是你们朝鲜人的走狗。

辽东集团军在大明朝国内就俱为骄兵悍将，没几个人能管得了，崇祯朝的时候一怒之下敢从北京把山海关破了回辽东去，这会哪能容朝鲜人往他们眼里揉沙子。郭梦征直接指着朝鲜大臣鼻子一顿大骂——你们这些人太没礼貌了！然后当天就率军返回了义州。

他这一走，朝鲜君臣坐蜡了，赶紧派人过去告饶。对方扔回来一句话：没粮食，走不了。

这理由太冠冕堂皇了，谁都挑不出什么错。李昖请求郭梦征赶紧出兵，后者略带讽刺地推辞道：“行啊，只要你们粮草筹足了，我们即刻出兵。”李昖一句话都答不出来。

朝鲜人全指望着大明军队反攻，这一下子把人得罪了，可怎么得了。李昖一面痛骂那些嘴欠的大臣，一面把情况告诉柳成龙。柳成龙心领神会，赶在祖承训抵达义州之前上了一道奏折，夸口说咱们有粮食了，大军过往，足堪敷用。

你不是说没粮食就不走吗？那我就楞告诉你有，先把你骗过来再说。等走到半路没粮食了，你退不能退，自然只有奋勇向前，打下平壤再说了。

这种小聪明李昖最擅长不过。

第二天祖承训抵达义州以后，大明军队正式集结完毕。李昖兴高采烈地把柳成龙的报告拿给祖承训看，说祖将军咱们出征吧？

祖承训不是傻子，朝鲜人这些花活儿根本瞒不过他。他又找了一个借口，说我们负责后勤的杨绍勋总兵还没到呢，等他到了再说吧。

大明三千人继续驻屯义州，不动如山，人家国王来了也照样不动，尽显强军风采。

李昖见一计不成，只得无奈地催促柳成龙继续筹粮，这天朝大军都是属驴的，不喂饱了是绝计不会推磨的。

为了筹粮，朝鲜君臣可谓是招数都想尽了，他们甚至咨询过大明，讨论从天津循海路运粮到朝鲜的可能性。遗憾的是，大明兵部和户部都不是傻子，我们发兵去朝鲜为你们打仗，还要我们从国内运吃的？没戏。

一直到了七月四日，朝鲜的补给计划才算初步成形。这时候柳成龙已经忙得两眼发蓝，过度疲劳导致痔疮发作，几乎起不来床。

他的计划是这样的：首先，让明军在义州出发时随身携带三天的粮草，然后第一天走九十里路，到良策驻停，由附近的龙川运来一日之粮；第二天再走九十里，抵达林畔馆，由附近的宣川运来一日之粮；接下来到定州、嘉州等地，都是按照这个办法补给。

到了安州以后，就进入交战区了，半点粮食也没有。柳成龙安排龙岗附近三县筹集粮草，用大船运到老江下流，让明军在安州就近得到补充。

安州距离平壤这段路程沿途没有补充，但明军在义州出发前携带的三日粮草此时还未消耗。到平壤还有一百九十里路，两天时间就能走完，剩下一天攻打平壤城。平壤城内有粮草四万石，只要打下来，就再不用发愁了。

这份的计划充分显示了一个人在绝境下所迸发出来的极限智慧。柳成龙清楚地认识到，朝鲜残存地区粮草存量不多而且分散，绝不可能集中在一处再发遣民夫建立运输线。于是，他把一个大问题分解成了无数个小问题，让当地点对点进行短途补充，层层接力，完成了一项近乎不可能的任务。这个补给计划缜密完整，计算精细，堪称后勤计划中的杰作。

而且这份计划里，还隐含着朝鲜君臣的一个小心思，他们只给大明军队准备了到平壤城的单程粮草，没有回程计划——你要么打下平壤城，要么活活饿死。

朝鲜君臣实在想不出该怎么激励大明军队出兵了。

后世的历史学者在研究壬辰战争的兵力时，会注意到明方的史料粗率而简略，日方的记录也多有夸大之辞，惟有朝鲜的记录最为具体翔实，部队人数往往可以精确到个位数，行动日期则精确到天乃至小时。譬如几月几日，谁的军队一个侦察队几十几个人出发到哪里干了什么，路程几多，什么时候回驻地，极其详细不厌其烦。于是有人据此称赞说朝鲜人最有史学素养，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根本原因，是朝鲜方面得负担大明军队供给，大明军队有多少张嘴他们就给多少粮食，所以算粮都是一粒一粒地数，锱铢必争，断断不敢在数字上作手脚。他们的精细记录，其实都是让缺粮食给逼出来的。

与此同时，柳成龙还派人在大定江、晴川江两条河上搭建浮桥，保证大明军队进军的道路通畅，顺便确保他们找不到借口拒绝进军。

这些准备工作做完以后，李昖又派人去催促祖承训赶紧进兵。七月七日，祖承训开出条件，说我们在朝鲜人生地不熟，必须安排向导给我们，而且向导人数不能少。因为语言也不通，所以需要大量人员带路和负责沟通，至少每个把总和队长那里都要有这么几个朝鲜人吧。放现在，就是每个班都要有带路的老乡和翻译。

朝鲜人一听，这要求不算过分，毕竟是自己家的事，自己不出力也不象话。先前从南边一路败退的溃兵里挑拣出一部分，又从各郡征募了一部分，拼凑出了两千来人，为大明军队作向导。

李昖心想，这回差不多可以动身了吧？结果第二天一看，祖承训却找不着了。这一下可把朝鲜君臣吓得不轻。他们还记得忠州惨败之前，主帅申砬也是在前夜玩了一回失踪，难道天将也有这种爱好？

到了七月九日凌晨，工曹判书韩应寅——就是去年前往北京通报倭情的那位——连跑带喘地跑到义州，真相才大白。

原来辽东总兵杨绍勋带五百名部下，在昨天抵达了鸭绿江大明侧的汤站，祖承训急巴巴地渡江去迎接上司了。

幸亏当时在汤站的，还有负责辽东联络的尹根寿与韩应寅。他们看到祖承训居然跑回国来，情知有些不妙，不及请示国王，连忙找到杨绍勋，请他催促祖承训进兵。

没想到杨绍勋看起来比祖承训性子还慢，他对这两位使臣道：“我军都是骑兵，过不了江。从义州到平壤之间，横着两道江呢，过不去啊。”

尹根寿早有准备，当即答道：“晴川江和大定江的浮桥已经造妥了。”

杨绍勋有点尴尬，又问：“粮饷船只，这些也得筹措啊。”

韩应寅赶紧回答：“都安排好了，就等您一句话！”

这回杨绍勋没话说了。

韩应寅和尹根寿出来以后一合计，尹根寿负责继续跟随杨绍勋，韩应寅则连夜跑回义州，向国王通报最新情况。祖承训也在同一天返回了义州。

七月十日，尹根寿趁热打铁，继续游说杨绍勋，絮絮叨叨，絮絮叨叨，足足唠叨了一天。杨绍勋被他磨的实在是没脾气了，看看朝鲜人确实都准备万全了，只得松了口风，答应让祖承训进兵。他则率自己的五百人马渡江，接替祖承训守护义州的职责。

次日祖承训接到杨绍勋的命令后，以史儒所部为先锋，大军启程离开义州，前往反攻平壤的基地定州。朝鲜军的向导营和其他地方部队，也纷纷向着定州靠拢。整个壬辰战争开战已有三个多月，朝方终于出现了一次正式的反攻行动，虽然反攻的主力是明军。

义州到定州一共一百八十里，明军走得不慢，应该算急行军，不是强行军，在路上花了两天时间。抵达定州之后，附近的朝鲜军队已经集结完毕，朝方指挥官叫做李薲。祖承训把明军分为三部：前锋史儒部，中军主力祖承训部和负责断后的郭梦征部。朝鲜军队也同样被分成三部分，平均分配到史儒、郭梦征和祖承训三军编制中，担任先导。中朝联军的总兵力达到了五千人。

整编完毕以后，祖承训下了一道命令：全军拔寨，全速奔往平壤。

奇怪，祖总兵不是一向对反攻兴趣不大么？这一次怎么突然转性了？

一切只因为他看到了一份情报。

前两天，平壤附近的顺安郡守黄瑗给都元帅金命元发了一份信，信里说日军主力向汉城收缩，目前平壤已近乎空城，甚至有被掳走的女子站在城头，深情呼唤朝鲜士兵去解救。[87]

朝鲜的一切军情都向明军公开，所以祖承训也看到了。他读完以后，大喜过望，不费力气却能克复首都，天下还有比这更好的立功机会么？

他兴高采烈地点齐人马，准备出发。这时候柳成龙和金命元赶紧跑出来，拽着马头齐齐劝阻。

朝鲜不是一直希望大明快点进兵么？怎么他们也转性了？

一切只因为一场大雨

时值朝鲜夏季，雨水繁多。从七月十四开始，定州到平壤之间开始下起连绵大雨。柳成龙等人对朝鲜天气再了解不过，知道这雨一下起来，没完没了，而且会让道路变得泥泞难行。这种气候条件下进兵，无论作战还是后勤，压力都非常之大，实在不是个好选择。而且大明的辽东军是以骑兵为主，这天气朝鲜的两条腿后勤显然跟不上大明的四条腿骑兵。

面对朝鲜人的阻拦，祖承训在马上哈哈大笑，一扬马鞭：“我在辽东的时候，经常率领三万骑兵，歼灭十万鞑子都不再话下，何况这些狗倭寇！”压根不听劝说，执意进兵。

柳成龙一看拦不住这位大明天将，只得也让三个朝鲜向导营随军出发，派急使通告各地按照补给计划抓紧运粮。远在义州的国王李昖听了柳成龙的汇报，无可奈何，吩咐礼曹官吏祭告山川，祈祷天气赶紧晴朗起来。

兵曹判書李恒福是朝中最铁杆的亲华派，可就连他听说祖承训出兵以后，都满脸忧虑，摇着头说祖承训这个人，性子如此急躁，又没什么谋略，我看这次要完。[88]

从定州到平壤，一共有四百里路，又适逢大雨，道路难行。祖承训在七月十四日出发，一路风驰电掣，这回他是强行军了，一天时间走了一百六十里路，在七月十五日傍晚赶到了嘉山。

到了嘉山以后，祖承训又听到了两个消息。一个是前线传回的一份战报，说宽奠堡守将佟养正的侄子佟大刚在顺安阵亡。[89]

这里是日朝交战最为激烈的地方，佟大刚作为大明的军事观察员，一直在此与朝军并肩做战，传递了大量情报回辽东。他的战死，说明日军开始重新变得活跃起来。

这份战报根本没引起祖承训的警觉，他特意问当地人平壤城的情况。当地人告诉他，城里仍旧还有日军在。可由于之前的朝鲜情报误导，祖承训断定是少数日军，大喜过望，举酒向上天致谢，说这是天意让我成功啊！当下也不休息，继续催促进兵，连夜赶路，一天一夜突进一百八十里，赶到了顺安县城。

顺安是平壤的门户，距离平壤只有六十里路。后世的平壤国际机场，正设在这里。

抵达顺安之时，明军已成疲惫之师。史儒建议说大军连续赶了三天路，已经疲惫不堪，不如就在顺安休整一下，次日再进军不急。祖承训有些犹豫，军事常识告诉他史儒说的是对的，可他又担心错过攻城良机，最后好胜之心作祟，还是决定继续前进。

从顺安出发走了十几里路，开始天降大雨，雨下得越来越大了，几乎看不清路。道路被雨水灌成了泥浆地，许多骑兵的马匹都泡坏了蹄子，稍微一登坡就裂开，再无力疾驰，只能更换马匹。

史儒见势不妙，再次建议撤军。祖承训沉吟了一下，这回倒是没有独断专行，他找了一个算命的。

辽东将官有些非常迷信，尊崇以关公为首的各路神明，他们会随军带上一两个信得过的算命先生，以方便在阵前卜占吉凶。祖承训带来的这个算命先生，叫王蛮子。算命先生一向最擅于察言观色，王蛮子早看出祖承训急于进兵建功的心理，自然要顺着他的话说，装模作样地卜了一卦，然后告诉祖承训：“别撤，本月十七日正是大吉的日子，利于攻城。”

祖承训听了大喜，传令全军连夜疾行，顶风冒雨。为了防止走散，他把部队重新整编了一下，让前军史儒部分出五哨人马，每哨由一百名朝鲜士兵为先导，向平壤疾去。

终于，在七月十七日凌晨时分，明军先锋赶到了平壤城西侧。朝鲜军从来没经历过这么艰苦的行军，五哨向导居然跑散了四哨，奇怪的是不认识路的明军一路都没跑散。好在平壤城也近在咫尺，不需要他们再指路了。[90]

在飘摇的雨中，祖承训眯着眼睛，看到了平壤城那巍峨的城墙。

“打下城池，再吃早饭！”祖承训威风凛凛地下了命令。

而此时日本人还对即将到来的危机茫然无知。

第十章 败北

祖承训是个彻头彻尾的辽东军人。

他的十世祖先祖世荣本是安徽人，当年跟随朱元璋在滁阳起兵，担任他的贴身侍卫，是从龙之臣。后来徐达北伐，祖世荣随军北上，遂定居在辽东蒲兰。祖世荣之后，祖家历代一直在辽东军中，俨然已成为军人世家。到了祖承训这一代，他作为辽东名将李成梁的家丁，跟随李成梁与蒙古作战，表现出众，于是一路青云直上，做到了副总兵的位子。

祖承训不算是最成功的，不过他有个儿子，以后的名气远远大过他——这个儿子的名字叫祖大寿。

那个时代的辽东军人，打起仗来嗷嗷叫，抢起东西来也是嗷嗷叫。辽东复杂、残酷的形势赋予了他们复杂的性格，让他们变成了明军之中少有的悍勇之师，却又有残暴、贪婪的一面。这些军人既有深入敌疆浴血杀敌的功勋，也干得出杀百姓冒领军功讨赏的恶行。

辽东军的残暴名声，让朝鲜人心存忌惮。早在讨论向大明求援时，就有大臣不无担心地提出来，说朝鲜就剩下这么一片干净地方，如果让辽东军来了，以他们的军纪，只怕朝鲜除了地也剩不下什么了。

对随时可能战死沙场的辽东军来说，声望、道德什么之类的，远不如实在的金银财宝来得重要。正是在这种心理的驱动之下，祖承训日夜兼程，要第一个拿下平壤城，成就不世伟业。

平心而论。祖承训疯狂赶路的举动，固然有掺杂着自私的功利心，但从兵法的角度来说，并不为错。既然知道日军主力不在，那么兵贵神速，尽快夺城是理所当然的选择。

更何况，祖承训在顺安冒雨强行军的行为，明军其他将领想不到，日本人更不会想到。战争最基本的一个理论，是不去作敌人认为你会作的事情。当年邓艾偷渡阴平、李愬雪夜袭蔡州，都是在绝对想象不到的地点和时机出击，收获全功。

有这些先辈的光辉战例作为背书，祖承训今日想重现一次经典。

踌躇满志的祖承训策马来到平壤城前，手搭凉篷远远望去，看到远处的平壤城头旌旗飘摇，却没有一个守城的士兵，心中突生疑窦。

在这里，有必须作一点简单的考证。

对于祖承训军究竟抵达平壤的哪个城门，史料记载不太一样。《朝野佥载卷》、《惩毖录》、《再造藩邦志》等史料记录的是明军从七星门入城。而《寄斋史草》里却说明军是自普通门而入。不过所有的材料在这里都众口一词地强调：城头没人。但另外一本《乱中杂录》，却简略地提及了明军进攻平壤城门时经历了一番战斗，才破城而入。《宣祖实录》二十八卷壬辰年七月二十二日里提到过，祖承训曾在西门结阵。

先说平壤城。这城分为四城：内城、中城、外城和北城。

外城以牡丹峰为北部顶端，循普通、大同二江的走势把平壤城裹起来，形成两边环水，一侧枕山的态势。外城严格来说，只是城郭，没有城墙。真正的城墙要从中城开始。中城之内，还有一圈内城城墙。在北部，还有一道北城城郭，环绕牡丹峰一周。

普通门位于中城西侧，因流经此地的大同江支流普通江而得名。七星门位于内城东北侧。这两个门，并不是同一圈城墙的通道，而是一内一外，一西一北。

综合这些说法，可以推测出一个结论：祖承训的部队从顺安抵达平壤以后，先从平壤西侧的普通门进入中城，然后再绕行至北方，抵达七星门外。

这条路线意味着，当明军大摇大摆通过平壤外城与中城的时候，没有遭到任何阻挠。

外城看不见守军，这个可以理解。平壤的外城周长有三十二里，如果守城部队兵力太少，往往会干脆放弃外围阵地。但日军居然连中城都无人把守，这便可堪玩味了。

要么是日本人故意设下的圈套；要么是日本人麻痹大意，根本没设防。

相信任何人面对这种状况，都要心中生疑。祖承训久经阵仗，这点警惕心自然是有的。他率军连过两道城墙，不见任何守军，不免狐疑。可他没有停止前进的步伐，这样的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抱着姑且一试的心理，祖承训命令继续前进，但同时往平壤城附近撒出许多斥候，严密监视城中动静。

主力陆陆续续都集结到了七星门外，这次他们终于看到了日军守军。祖承训一声令下，五千人马一齐呐喊，声威震天。朝鲜军与明军围住七星门，箭矢如同泼水一般朝城头飞去。《乱中杂录》记载的“喊杀连天，矢石如雨”，应该就是指在七星门前的战斗。

负责镇守七星门的，是第一军团副将松浦镇信的侄子松浦源次郎定，年轻人才二十一岁，所以身旁还跟着松浦家的一位老臣子日高喜，以及三百人的部属。当明军突然出现在城下的时候，猝不及防的日军立刻大乱，日高喜还没明白怎么回事，便稀里糊涂地战死沙场，松浦源次郎定依仗着手脚麻利，侥幸逃脱。

日高喜的战死，是一个略带喜感的误会。

日军此时在平壤城中的总兵力并没有多少，主将小西行长虽在，可主力都分散在平安道，疲于应付各路义军，还得肩负着从后方督运粮草辎重的重任——李舜臣已经掐断了海上运补线，日本人只能走旱路翻山越岭——所以这个时候平壤城内的日军总兵力，应该只有五千人或者更少。

小西行长很早的时候，便已经觉察到明军的行动了，可他手底下的兵力不足以出城迎击，因此便制定了一个诱敌深入的作战计划。

他首先主动出击，打掉了大明、朝鲜在顺安设下的耳目——佟大刚即在是战中阵亡——使来袭的明军无法得到平壤城的真实动态，然后迅速退缩到城内，弃守外、中二城，示敌以弱，把真正的杀着留在了内城。各门守将接到的命令是，一看到明军袭来，马上后撤，不必恋战。

松浦源次郎定和日高喜也接到了这条命令，但他和其他日军将领没有想到的是，祖承训来得太快了。

按照日军预计，明军怎么也得十八、九号才能赶到，没料到祖承训一路催促着，明军趁夜冒雨，在十七号便赶到了平壤城下。

恰好十七日的清晨又是个雨天，视野受到了很大限制。烟雨濛濛，没人发现明军已经靠近。

所以当明军从雨中冲到七星门城下时，日高喜还没作好任何诱敌的心理准备。明朝联军的第一轮箭雨，便把这个倒霉鬼送进了西天。可以这么说，他的阵亡，纯粹是因为敌人没有严格遵守时刻表的结果。

据说日高喜的遗体被送回日本国后，还死不瞑目，一直闹鬼作祟，成为壹歧地方的著名鬼故事。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换了谁在这种场合阵亡，都不会甘心吧。

日高喜的阵亡，证明了第一次平壤城之战本质上属于一场遭遇战。日军并没有成竹在胸，坐等明军踏入陷阱——事实正好相反，在明军进攻的初期，日军根本毫无防备，还一度陷入了混乱。

如果小西行长从一开始就设下圈套的话，根本没必要让松浦家承受这么大的风险，赔上一员老将和一名亲族。

明军阵斩日高喜，吓退了松浦定，一时间士气大振，很快便驱散了七星门的守敌。但祖承训这时候仍旧没动，打的这么轻易，他心中还是有些不放心，还想再等等。

他还想等，日本人却不想再等了。就在七星门饱受攻击之时，大同门的守军害怕了。

大同门位于内城东侧，与内城东北的七星门距离很近。这里的守军看到同伴猝然遇袭，慌不择路，打开了大同门朝外跑去。大同门外有一个瓮城，外接通往开城的康庄大道，位置进可守，退可逃。

大同门守军的出逃，究竟是日军一早策划好的诱敌策略，还是日军确实想逃跑，已经无从判断，但这个举动，对这次战役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

大同门守敌的出逃，很快被明军斥候侦知，迅速回报祖承训。[91]祖承训见到敌人开城跑了，原本的疑心尽去。他大手一挥，史儒率领一千余名辽东铁骑一口气冲到城下。七星门的大门本来也没锁太严实，被明军几下子捣开了。大军一涌而入，松浦家的几名家臣试图抵抗，立刻便被格杀。

压制了七星门之后，祖承训让朝军在门口等着，然后吩咐史儒一马当先，杀入平壤内城，紧接着是戴朝弁部和祖承训的主力，鱼贯而入。明军选择的第一个城内建筑，是位于城市东部的大同馆。这倒不是这里的战略价值有多大，而是每次大明使者前往汉城路过平壤时，都会住在这里，明军路熟……

到了这个时候，祖承训终于放心了。他在辽东见过太多城池和堡垒的陷落，当攻方的步骑杀入内城后，守军便无法再控制局面，胜负基本上已经可以确定——祖承训甚至不再担心守军还有什么圈套。到了这份儿上，什么圈套都没意义了。任何已知战法，都不可能在这种局势下翻盘。

问题就出在这儿。

这个世界上，还有祖承训不知道的战法。

那个时代的明军，和日军一样，正处于冷、热兵器交替的时代，但两支军队攀升的科技树不太一样。日本是岛国，资源少，因此更重视火枪，也就是日本人说的“铁炮”的研发，他们制造出的铁炮小巧方便，几乎超过了同时代欧洲；而大明对这种单兵火铳的兴趣没多大，却对大炮这尊战争之神情有独钟，不断开发各种型号的大口径火炮。两支军队喜欢的尽管都是“炮”，其战术内涵却大不相同。

祖承训出身辽东，他耳濡目染的热兵器作战，大多是守城时大炮对着城外猛轰，要么是攻城时大炮对着城内猛轰，这种火炮战法无比犀利。大明骑兵的战法更有风格，虽然装备有弓箭和砍刀，但最主要的作战武器也是火枪。不过这种火枪和日本的铁炮大不一样。这种火枪长得不太像传统意义上的火枪，它的名字叫三眼铳，一般是大约一米二长的铁棍，头上三角形焊合了三、四十厘米长的三个火铳管。在作战时，骑兵冲锋进入射程后，连发三记火铳，等这三发打完，他们也就冲到了敌人面前，这纯铁铸造的三眼铳直接就是杆三棱铁锤，砸起人来非常之疼，堪比闷棍。[92]辽东军常年交战的敌人盔甲厚实，哪怕刀砍枪扎皆不能入，用这种三眼火铳去楞砸就能发挥奇效——可想而知这玩意儿有多沉重了，整个儿就是一个大铁疙瘩，近身格斗利器。

问题在于这东西下雨天就不太好使了，在没有遮挡和阵地的时候，别说弹药的干燥了，就是点火都别想。尤其还在马上，更没辙。

无论是趁夜奔袭还是强攻七星门，祖承训在他的知识范围内，已经作出了最好的抉择。我相信同时代的任何明军将领身处在此，也不会比祖承训做得更好。目前的局面，他想象不出日本人还有什么办法能够反制。

他唯一犯的错误——也是最致命的错误——是漏算了日军的铁炮。

比这还更要命的但不属于他的错误的问题——是城内的日军有遮挡和掩护，他们压根不存在辽东骑兵那种下雨天无法随时开枪的问题。他们可以随时开火，一直开火。

大明虽然跟倭寇交手多年，但倭寇不象大名的正规军有成建制的铁炮部队，即便是江浙的明军，对日本铁炮也没有刻骨铭心的认识。许仪后、郭国高等人的情报虽有提及，也缺乏直观印象，很难引起高层的特别关注，更不要说把这种战术情报传递到遥远的辽东了。

祖承训在抵达朝鲜以后，根本没有与曾跟日军交手的朝鲜军人交流过，对于日军的铁炮战术认识不足，还停留在大明炮铳的概念上。他无法想象单兵铁炮在狭窄巷道内齐射的威力。

其实此时的日军，也相当惊恐。明军突如其来的打击，让许多士兵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这种心态很常见，人对每一件事情都会有一个心理预期值，并按照这个预期来作计划。一旦发现事情与心理预期不符，人们往往会出现一段时期的心理不适——用通俗一点的话说，就是“一时没反应过来。”

比如说告诉一个学生三天以后考试，然后在第二天突然通知他考试提前了，即便这个学生已经复习好了功课，他肯定还是会惊慌失措。

每个人都会出现这种不适，但心理素质好的人会迅速恢复正常，并采取相应策略。小西行长就是这么一个人。他经历了最初的慌乱，很快便恢复了镇定。咱们已经有了计划，明军也已经入城，那还慌张个屁！赶紧动手是正格。

不得不说日军士兵的素养是相当高的。指挥官既然下了命令，很快他们便按部就班，进入预设阵地。日军铁炮手和弓弩手纷纷隐藏在大同馆附近街道两侧，藏身木屋楼台等制高点。这样有三个好处，一来隐蔽自己行踪；二来居高临下；三来有屋顶遮蔽，雨再大也不影响火器射击。

日军的埋伏部队里，既有铁炮，也有大量的弓箭手。这些弓箭手都是朝鲜人，他们出于各种不同的目的，在平壤城内为日本人卖命，数量还不少，是一支由朝奸组成的皇协军。朝奸太坏了，帮着鬼子打大明天军。

平壤内城是按照大明城池的样式修建，四面城墙围成一个不规则的矩形，城内是棋盘布局。因为欠缺规划的缘故，平壤城里的房屋杂乱无章，街道十分狭窄，两侧多为一二层木屋，屋檐逼仄，宛若迷宫。明军与朝鲜军只能排成纵队前进，分别从多个街道前进。

骑兵在这里没办法奔驰，马匹没法展开四蹄奔跑，而且屋檐太低，骑士很容易会被刮伤。

当明军的大部队越过大同馆之后，日军一声令下，数百挺铁炮齐发，弓弩乱射。

在如此狭窄的街道中，突然遭遇敌人居高临下的重火力打击，再精锐的部队也要陷入混乱。明军先锋一下子被枪林弹雨淹没，平壤街头霎时血流成河。这些不幸的士兵甚至没办法转身逃跑，因为士兵和马匹在大街上挤成一团，把狭窄的街道堵得死死，进不能进，退不能退。

如果只是单纯的弓箭袭击，明军部队尚可以凭借马匹为依托，强行突破。但铁炮的穿透力远在弓箭之上，在这种狭窄街道里，无论是坐骑还是甲胄都无法阻挡。铁炮声一响，胜负便已经注定。

冲在最前面的史儒勃然大怒，他没料到敌人如此阴险。他的部队已经冲到了箕子庙，正好位于平壤城制高点乙密台的打击范围，承受的打击也特别大，瞬间就伤亡过半。

这位辽东大将掂过一支三眼火铳，观察了一下形势，发现箕子庙旁松林茂密，当即以其为依托，登高与敌人展开对射。[93]

可惜昨天在顺安淋了一夜的雨，明军身上携带的火药早被湿了个精透，只有个别几把火铳还能使用，其他的全变成了铁锤头。没关系，锤头就锤头吧，能杀鬼子就是好兵器。

日军足轻一见偷袭得手，立刻一涌而上。史儒的三眼火铳精度和威力都比铁炮差，但声势惊人，他与部众死战不退，有枪的放枪，有刀的扔刀——弓箭在下雨天也大都不能用了，所以只能飞刀飞枪了。日军的近身攻势一时间居然被遏制住了，松林中陈尸累累。

可惜这种局面没维持多久，史儒的英勇表现很快就成为了战场的焦点，附近制高点的日军纷纷瞄准他，十几把铁炮霎一通乱放。史儒身中十几弹，直挺挺地跌落在地，当场壮烈牺牲。

他的同僚戴朝弁仅仅只比他多活了一会儿，同样也是中弹身亡。随即千总张国忠、马世龙也相继阵亡，他们都是在不同地点被日军狙截。明军先锋部队的指挥系统，甫一开战便遭到了毁灭性打击。

先锋官尽皆战死，失去指挥的明军士兵更加混乱，一片人仰马翻的哀鸣声。前军的混乱很快传染给了所有入城的部队，整个军队的队形大乱。隐藏在四面八方的武士、足轻也纷纷涌了出来，提刀架枪，把明军截成了无数个首尾不能相顾的小段。

祖承训在这个时候慌了，他在队列的中后方，刚刚走过七星门，暂时还没承受最大密度的打击。但枪炮声越发响亮，说明在歼灭明军先锋以后，日军的铁炮部队已经开始朝这边移动。

埋伏在牡丹峰上的日军也都纷纷抬起头来，居高临下地收割着七星门附近的明军生命。

面临绝境的祖承训，选择了为将者最失败的一条路：临阵脱逃。他拨转马头，转身就往七星门外跑，祖承训的副手张世隆紧紧跟随着主将，结果走晚了一步，身中一弹，没走出去几步便从马上跌下来，活活摔死。

主帅一逃，士兵们更加混乱，纷纷扔下武器，没命地朝城外跑去。郭梦征负责殿后，他一见城内枪声大作，败兵涌出，便知不妙，也返身逃跑。明军一溃，朝军更抵挡不住，也一哄而散。

幸亏这时候七星门还在明军的控制之下，不致于变成瓮中捉鳖的局面。祖承训和惊慌的士兵们涌出七星门，再折向西边的普通门，试图杀出一条血路。

普通门正对着普通江，附近的土地因为连日大雨河水泛滥，已被浸泡成了泥沼。先前明军入城井然有序，尚还不觉什么，这时候仓皇而出，慌不择路，许多人竟被困在泥沼里动弹不得，被随后赶来的日军杀死。

小西行长率军大出，衔尾追击，一直追出好远才得意洋洋地收兵回城。明军本来打算攻下城池再吃饭，因此炊具都捆缚在马背上，此时什么也顾不得了，铁锅饭釜扔了一路，全被日本人捡了便宜。[94]

祖承训退出平壤城后，一路狂奔，跑得比来时还快。一天之内，他跑了三百多里路，只身回到了安州地界。到了安州以后，他碰到了朝鲜翻译官朴义俭。朴义俭看到他失魂落魄的样子，吓了一跳，问怎么回事。

祖承训这时扯了个谎，说前头打了一个大胜仗，可惜史儒战死。现在雨下得太大了，战事无法继续，他要回大明多叫些人过来。

他为何要撒这么一个转眼就会被戳穿的谎呢？

不是顾虑个人面子，而是怕回不了国。明军进军之时，朝鲜人在晴川江和大定江搭起了两道浮桥，方便大家能南下。如果平壤兵败的消息传来，朝鲜人担心小西行长挥师北上，第一时间将浮桥拆掉，把自己退军的道路断绝。到那时候，可就全完了。所以他又叮嘱了一句：“你们千万别撤浮桥啊。”[95]

祖承训渡江之后，在控江亭等了两天，收拾败军。清点了一下，明军伤亡十分惨重，将领只有王守官、郭梦征几员还健在，幸存的部下士气全无。这些明军士兵没地方住，没东西吃，都开始骂祖承训。祖承训无言以对，谁让自己打输了呢。

明军在平壤城的损失，历来估计不一。有说三千人全军覆没，祖承训仅以身免，有说伤亡了三分之二。在半年后李如松在平壤取得大捷之后，明军伤亡报告传回义州。朝鲜国王李昖说了一句话：“之前祖总兵打了败仗，实际死伤并没多少，结果中朝却传言说全军尽墨。这次咱们别着急说，先数数清楚再说吧。”[96]

据此推断，祖承训部队的伤亡并不很大。其实也可以理解，前方直接接战的部队肯定伤亡很重，但无法在狭窄的街道上展开的后续部队，是成纵队前进的，前军接战败亡，后面退出的部队应该是大部分。关键在于这是个败仗，四员带队大将战死两员，于是在明朝本就简略之极的记载里，就成了全军尽墨。

听说败战传来，柳成龙一肚子气，他殚精竭虑整顿出如此周详的补给计划，本指望明军能拿下平壤。想不到祖承训如此不争气，一下子就把买卖给赔光了。他敢怒，却不敢言，还得指望祖承训继续作战，只得拽着祖承训马头，苦苦劝说道：“将军您就算不为我们小邦着想，也得为大明想想啊。”

祖承训此时知道就算自己肯留，手底下这批士兵也别指望能继续作战，执意要走。他带人一路北撤，连义州也不进了，直接渡过鸭绿江跑回国去。

话说在义州的朝鲜王室还喜孜孜地等着前方的大捷，国王李昖在七月二十日召开了一次会议，煞有其事地吩咐平安、黄海、咸镜道的朝军都尽快动员起来，沿途追击从平壤败走的日军，尽量扩大战果。[97]

幸亏有细心的大臣提醒，说咱们先派人去问问柳成龙、金命元两位大人，探实了胜报，再发兵不迟。李昖一想也对，结果探子还未出发，前线就传回战报：明军大败，祖承训回国！

李昖听到，有如晴天霹雳，惊得半天没说话。在他心目中，明军都是天兵天将，天兵天将怎么会输呢？呆了半晌，日本人给送来一封信。

信是小西行长写的，他在信里说平壤一战我军大捷，就好似是孤虎遇见群羊。他自诩为老虎，群羊自然指的就是明、朝联军，还说自己不日将提兵进犯，让朝鲜王室好生准备着。

其实这时候小西行长根本没有进攻的打算，四处骚扰了一下，看明军退干净了，便缩回平壤城去。

经过平壤一役，虽然击溃明军，可也让日军本来就很紧张的铁炮补给捉襟见肘。第一军团的火器消耗已到了谷底，再不补充便无以为战。再说他目前兵力尚少，勉强追击，恐怕连分驻各城的守备部队都凑不够。

更让小西行长心存忌惮的是，祖承训的到来，意味着明军正式介入朝鲜战争。这次是捡了个敌人不谙军情的便宜，下一次如何，却难说了。光靠他自己，恐怕独木难支。小西行长很快写信给宇喜多秀家，报告大明介入战争的重要情报，同时敦促他多运辎重，把一军团在各地的军队召集回来。

他写这么一封信给李昖，不过是为了恐吓朝鲜人，争取时间。

可惜李昖已经被明军的失败吓晕了头，根本不及分辨这封信中的内情，整个义州一夕数惊。

此时柳成龙还在定州督粮，不在身边，只有一位老臣尹斗寿提醒李昖道：“要不咱们派人去问问杨总兵以后该怎么办吧。”一句话提醒了梦中人，李昖连忙派了一个叫沈喜寿的使者，去找杨绍勋咨询。

这一咨询，却咨询出了一场大麻烦。

第十一章 第一次平壤之战：幕后的真相

杨绍勋本来是在义州，但他不方便久留，呆了几天就回了辽东境内的九连城。沈喜寿到了九连城，找到杨绍勋，提出希望祖承训继续留在朝鲜，攻略平壤。

没想到杨绍勋根本没给他好脸色，劈头就大骂了朝鲜一通，说我们大明这么讲义气，大老远地为你们动员这么多军队，你们怎么能干出这等下作之事！

沈喜寿被骂得楞住了，杨大人哪来的这么大火？杨绍勋骂累了，拿出一份文书给沈喜寿，冷冷地说你自己看吧。沈喜寿接过文书一看，登时冷汗涔涔。

这份文书是祖承训返回辽东以后呈给杨绍勋的，里面对于平壤城的失败作了解释，主要有五点原因：

第一，朝鲜人后勤不给力。

第二，朝鲜人军队不配合。

第三，在平壤城内，除了铁炮，还有许多朝鲜弓箭手，作为日军内应。

第四，情报有问题，城内日军有万人以上，而非原来估计的千人不到。

第五，联军攻城的时候，朝鲜将领和部队公然投靠日本人。

沈喜寿觉得这五点都不靠谱，但他知道此事若不说清楚，恐怕会导致大明与朝鲜关系的全面破裂，再也不用指望援军了。

他拼命向杨绍勋申辩，可惜自己未亲历战场，只能晓之以大义。听到后来杨绍勋总算气消了，说你们也是礼仪之邦，应该不会有帮日本人当内应的事。我有一名亲兵杨得功，就在你们军中，我去问问看详情。

沈喜寿得了这句话，这才略微轻松了点，赶紧表示我回去也禀明国王，彻底调查此事。[98]

在义州的朝鲜君臣听到沈喜寿传回来的消息，顿时坐如针毡。前头日本人没干掉，现在后头大明又起了疑心，真可谓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这时候左议政尹斗寿站出来，慨然说道：“这事太大了，必须得说清楚。光是沈喜寿肯定不行，得派个有分量的大臣。我愿意亲自去辽东，跟杨总兵辩解一下。”

左议政尹斗寿这个建议，有他的私人动机。大明援军是东人党中的南人党柳成龙、李德馨一力促成，让南人党在朝中势力大增。现在明军一败，等若是狠狠抽了南人党一耳光。如果此时他能让大明的信任危机转圜，西人党必然分数大增，说不定能重新取回优势。

国王李昖此时已顾不上什么党派争端了，见尹斗寿主动请缨，忙不迭地答应下来。

于是尹斗寿带了一个副手洪秀彦，加上沈喜寿，三个人再赴辽东。尹斗寿与洪秀彦直接去找杨绍勋，沈喜寿命比较苦，他的任务是去找祖承训对质，不能太得罪这位副总兵，还得让他把报告改过来。[99]

尹斗寿手里还暗埋着一招棋。如果杨绍勋还是坚持相信祖承训的说法，那他们就告去都察院。明代的都察院职“专纠劾百司，辩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是各级政府的监察机构，上访找他们，是最合适不过。

这是一招风险很大的招数，一旦祭出，必然会惹怒祖承训、杨绍勋以及其他一大批辽东军官。大明朝廷对于辽东将领的处罚一向不甚严厉，当年郝杰还在都察院当右佥都御史的时候，也曾弹劾过辽东军的类似行为，几经周折，结果差点不了了之——中朝人要弹劾辽东军，尚且如此结局，何况这些外国人。

千万不能偷鸡不成蚀把米，告不成状反把辽东军给得罪了。这招是压箱底的，万不得已才能用。

杨绍勋此时正在气头上，尹斗寿知道开场白很重要。一上门就气势汹汹地对质，绝对不行，那是拱火，得寻求一个切入点，让大家心平气和地对话。

所以他一见到杨绍勋，先恭恭敬敬地问安，然后提起了一个人。

谁呀？史儒。

朝鲜人对祖承训的表现很气愤，对于战死平壤的史儒却十分尊重，觉得这是一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不光是因为他英勇奋战，而且因为史儒的部队是辽东军中军纪最好的，入朝的明军都有骚扰地方的记录，惟独他的部队没拿群众一针一线。

尹斗寿和洪秀彦把史儒狠狠地夸了一通，说我们朝鲜对他的牺牲悲痛万分，然后又把这种伟大的牺牲升华到大明对藩国无微不至关怀的高度，哭着说这次史儒的牺牲，不怪别人，只怪我们自己人品太差。

人家都说到这份儿上了，杨绍勋实在没法再黑着脸骂人了，只得顺着尹斗寿的话往上爬，长叹一声说史儒死的有点冤枉，这次打仗打的实在是艰苦，粮秣也不足，老天爷也不给方便，你们的部下也不争气。虽然仍旧是指责，但语气比头一天对沈喜寿和缓了不少。

尹斗寿和洪秀彦一听杨绍勋气有点消了，赶紧趁热打铁，解释说平壤之战我们的人也损失了不少。杨绍勋直截了当问道：“你们当初说平壤的日本人总共才一两千，手里的武器也不是几把武士刀，结果我军将士很多都是死在弓箭下，而且敌人至少有一万，到底是怎么回事？”

朝鲜军战力极弱，但有一个优点，就是弓箭特别出名。在战争初期，朝鲜弓手是唯一能和日军抗衡的兵种，声威远播。辽东也知道，所以当祖承训报告说敌人箭如雨下时，自然要怀疑一下。

对这两个问题，洪秀彦解释说朝鲜军从来没见过倭寇大规模使用弓箭，可能是倭寇强迫我方俘虏所为；至于敌人数量情报不准，当地官员就是这么报上来的，我们也就信了。杨绍勋问证据呢？洪秀彦把早就准备好的军情报告递上去，杨绍勋翻了一遍，默然接受了这个解释。

但他很快又提出新的质疑，询问关于祖承训所谓“朝鲜军一部投敌”的指控。这其实才是今天的核心议题，如果这件事得不到澄清，明、朝两军之间的信任将荡然无存。这时候详细的战报还未传回来，朝鲜人手里也没有太多资料。洪秀彦不敢乱说，只能约略辩解了一下，从常理去分析朝鲜人投敌之不可能。

杨绍勋听了，觉得有几分道理。这件事太敏感，他也不敢擅下结论，便表态说，确实不能轻信祖承训的一面之辞，等在朝军中的大明观察员回来，再详细询问不迟。

尹斗寿和洪秀彦忙活了一晚上，等的就是这一句话。听到杨总兵这么说，两个人终于踏实了。

洪秀彦赶紧又问另外一个朝鲜人急切想知道的问题：祖承训还回不回朝鲜。

祖承训确实打了败仗，但他代表了大明在半岛上的存在。他在不在朝鲜，战略意义十分重大。

对此，杨绍勋的回答是祖承训所部伤亡太过惨重，已经伤了元气，不堪战斗，另外会派遣两支部队前往义州。他还告诉尹斗寿一个好消息，从南边过来的五千抗倭部队已经入关，不日将到；但同时他也提醒朝鲜人，说平安道进军平壤的补给物资十分堪忧，这个问题不解决，大明军队不会继续前进。

得了这个准话，尹斗寿和洪秀彦心满意足地回禀国王去了。[100]

第二天，朝鲜人准备了全套的丧具、丧賻等一系列丧葬用品，写上史儒的名字，抬至宽奠堡，极尽哀荣。国王李昖还特意派了礼曹的官员，代表王室吊祭，以个人名义捐了五十两银子。当时在宽奠堡迎接遗体的，有佟大刚的叔叔佟养正、平壤之战的幸存者郭梦征、还有史儒的弟弟史得。

八天之前，朝鲜人也是摆出完全相同的仪仗，把佟养正的侄子佟大刚的遗体送来了这里。

他们这么作，一方面是确实想表达感激之情，另外一方面也是借机收买人心，讨好辽东将领，以免让平壤之败影响到大明的出兵决策。

与此同时，大明官方的调查官员也抵达了义州，还是那两位：锦衣卫指挥使黄应阳和徐一贯，都是上一次来调查的老熟人。

熟人说话好办事。这时候朝鲜人自己也差不多查明白了，胸有成竹。等到黄、徐二位一到，还没等问，司谏李幼澄迫不及待地解释起所谓“投敌”真相来。

他首先回放了祖承训的说辞：

明军攻破七星门入城之际，朝军将领李薲被安排在队伍的最后方。史儒先锋崩溃之后，祖承训迅速撤出了西边的普通门。在这个时候，祖承训看到李薲跟倭寇说了几句话，然后倭寇的部队开始后退。他认为李薲已经投靠了敌人，事不可为，连忙转身撤走。倭寇冲出来追赶他，李薲紧跟上来，杀了数十个敌人，倭寇才徐徐退去。

李幼澄表示，祖承训的说辞里存在着巨大矛盾。如果李薲投了敌人，怎么可能还会象祖承训所说，反身又杀了许多敌人呢？

李幼澄越说越激愤，说我们朝鲜上下与倭寇不共戴天，绝不会跟他们在阵前交谈，更别说投靠了。黄应阳、徐一贯听了，连连点头，大为感慨。黄应阳激动地表示，你们为天朝蒙受兵难，现在还要被加诸如此恶名，实在是太过分了，你放心你，我一定为你们辩诬！[101]

临走之前，黄应阳还不无得意地对朝鲜人说道：“怎么样？我上次来说什么来着？打倭寇靠这些辽东骑兵不行，还得靠我们浙兵的炮手。”朝鲜人对这一句话的印象更加深刻，对于南兵的到来更加热切。

有了黄应阳、徐一贯的报告，大明朝廷对于平壤之败的态度逐渐转变。朝鲜一看到杨绍勋、黄应阳都接受了解释，胆子变大了，决定再走走都察院的路线，把这件事敲钉转角，办成铁案。

他们派了一名叫韩润辅的译官韩润辅前往辽东，找到了巡按御史李时孶。李时孶把祖承训的报告拿出来，又责问他，还多加了一条罪过，说祖承训撤兵的时候，朝鲜人故意不给马豆，以致所有的马匹都折损了。韩润辅不慌不忙地解释道：“祖总兵一天一夜退了三百里，换什么马也撑不住啊。”李时孶给逗笑了，说你说的对。[102]

李时孶综合了各方面的调查意见，把这事报给了前同事郝杰。之所以说是前同事，是因为郝杰恰好在七月六日升任兵部右侍郎总督蓟辽保定军务，权柄大涨。[103]

郝杰是万历布置在辽东的一枚制衡军方的棋子，一直在跟李成梁手底下的辽东军人明争暗斗，有胜有负。现在他被提拔为总督，自然要下手段整整辽东军。

当他接到黄应阳、徐一贯、李时孶等人的报告后，郝杰不禁一声冷笑。辽东军人的纪律性他比谁都清楚，打胜了就肆意掳掠，打败了便互相推诿。祖承训这套逃避责任的说辞，朝鲜人觉得新鲜，他可耳熟得紧。

于是郝杰毫不客气地把平壤之败的责任归到祖承训头上，并报告了北京兵部。兵部给事中许弘刚便就此事上书皇帝，说祖承训贪功取败，有失机之罪。朝廷很快便给出了处理意见，革掉了祖承训的职务，任行巡按御史提问——就是说被祖承训被“双规”了，要在规定地点、规定时间内交代问题。[104]后来把他扔到了凤凰城，负责修理盔甲。[105]

板子就打到这里为止，不轻不重。因为祖承训是李成梁的嫡系，也是李如松的嫡系。现在李如松和其他将帅在宁夏，已经包围了宁夏城，哱拜之乱旦夕可破，一份平叛的大功是稳稳到手。这时候实在没有必要因为一场小败得罪他。

不过兵部在同时也没忘记提醒其他辽东将领：“勿以小败自阻、亦不必以深入为功”，警告他们不要学祖承训轻举妄动，回归到万历六月那份谕令里的战略原则上来：拖。

有趣的是，有几个脑子不太灵光的御史一查，发现祖承训居然是郝杰主张派去朝鲜的，这还了得，挽起袖子写起弹劾，要弹郝杰一个失察之罪。可郝杰根本就不怕。因为六月渡江这个决策，从根子上说是万历自己作的决定，他不过是替万历背了黑锅而已。果然，万历对于弹劾一事没作任何解释，特别赦免了郝杰。[106]

于是，第一次平壤攻防战就这么结束了。大明的援朝之战，一开始便沾染了污点。而祖承训刚愎自用、侵功诿过的丑恶嘴脸，成为了壬辰战争期间大明的耻辱。

但这事真的就这么盖棺定论了么？

未必。

请注意，祖承训同志在报告里对朝鲜一共提出了五点指责：粮秣不足、情报不准、朝军不配合、弓手犀利，还有最关键的李薲投敌。我们来逐条分析一下。

粮秣不足这一条，祖承训的指责好象没道理。尽管朝鲜粮食匮乏，但柳成龙费尽心机，还是为明军搜集到数量可观的粮草。尤其是在祖承训进军途中，柳成龙从忠清道的牙山仓奇迹般地抢出了一千二百石白米，运抵定州、安州各处，已暂保无虞。[107]

情报不准这一条，没错，铁的事实，但朝鲜人认为非战之罪。朝鲜人情报工作确实作的不怎么样，否则也不至于败的如此凄惨。这是能力问题，不是态度问题。

至于弓手犀利的问题——也没错，铁的事实，但朝鲜方面认为那些朝奸非要给日本人当伪军，朝廷就算不情愿，也拦不住啊。

朝军不配合，更没错，铁的事实。祖承训抵达平壤城后，四哨朝鲜向导营居然“失期不至”全跑光了。这是朝鲜军的责任，不过他们好歹完成了向导任务，没让明军走错路。

李薲投敌这个指控，很荒谬。李薲本人在平壤败战之后，退屯到了顺安，继续坚守前线，后来参加了第二、第三次平壤会战，并跟随李如松在朝鲜抗战了许久，从来没有任何叛逃的记录。

看起来，祖承训的指责完全属于胡乱栽赃，不值一驳。

且慢，让我们回顾一下心理学的基本理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有些事情看似顺理成章，但当我们把参与者的性格标亮之后，便会发现里面矛盾重重。

比如说李薲的人品，就不怎么样。

他从来就不是个好将领。当初日军逼近平壤之时，朝军在临津江一线布防，本来形势不错，结果李薲看到日军大举袭来，吓得掉头就跑，结果引发了整个阵线的崩溃。亏得他与都元帅金命元关系好，才免于处罚。[108]

这么一个怯懦的将领，很难相信他会在明军败走之际，奋勇搏杀数十人，然后全身而退。

这么分析，有诛心之嫌。那我们不妨看看与李薲同时代的其他人是怎么评价他的。

黄应阳认为李薲是清白的，但他根本不了解朝鲜将领，别人说什么，他就信什么，不足为凭；至于郝杰、李时孶等人，更是不了解朝鲜内情，而且他们与辽东军关系一直不甚和睦。这些大明官员作出的判断，全是基于朝鲜各路说客的言辞，以及自己的好恶与利益，与真实会有很大差距。

只有朝鲜君臣，才是最为可信的当事人。他们的言语之中，应该会有最客观、最真实的信息。

在七月二十六日，朝鲜国王李昖和尹斗寿在义州的东轩宫内，进行了一场意味深长的对话。敬业的朝鲜史官把这番对话完全记录下来，让我们来看其中最重要的一段：

李昖：天将打了败仗，却把屎盆子扣到咱们头上，真不幸啊。

尹斗寿：咱们管粮船的军官，没有及时跟进，参与战斗；带兵的将领，也是裹足不前，也难怪人家生气。

李昖：你说的带兵者，是节度使吗？（指李薲）

尹根寿：平壤之战，祖承训把我军分成五队，与他们一起行动。可到了城下，已经跑光了四队。

李昖：我靠，看来祖总兵的愤怒，是有道理的啊。李薲这臭小子难辞其咎。

尹根寿：不能处罚李薲，应该惩罚的是那四队带队的军官。其中一个已经逮到了，叫金应缄，已被杖责。

李昖：监兵使怎么不告诉我？

尹根寿：他们也不知道。

李昖听到这里，不再细问，君臣二人开始聊别的事情。随后李昖传谕备边司，说要惩罚那四哨半路逃亡的朝鲜军将领，备边司的人却说：“我们也这么觉得，但是怕搅扰了军政，所以就暂停了。李昖听完以后，回答道：你们说有道理，慢慢来吧[109]从此再无下文。

从这段君臣之间的对话，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些以往被有意无意忽略的真相：

原来在祖承训进兵之时，负责接济明军粮草的朝鲜部队根本不敢靠近，全都躲得远远。祖承训在报告中关于粮草的指责，根本不是抱怨粮秣不足，而是在批评运补部队不能紧跟作战部队——如果运补部队不肯上前，就算粮食再如何丰富，一粒也送不到作战部队嘴里，和断粮岂非毫无区别？

李薲麾下的作战部队，更加不争气，还没开打便已跑了五分之四。如此之高的逃亡率出现在正规军身上，实在令人无语。

说实话，这种作风才象是真正的李薲——那个在临津江上临阵脱逃的李薲。相比之下，那个临危不惧搏杀贼寇数十人的“李薲”，显得太过虚假了。

至此已经很明显了，祖承训所谓“尔国将官，不此之思，管兵管粮管舡诸臣，皆落后不肯上阵，独驱吾兵犯贼”的控诉，并非推诿之辞，而是实打实的怨愤之语，与朝鲜君臣的每一点都能对上。

连李昖都不得不承认，祖承训应该生气，愤怒有理。

还有一点。祖承训之所以急匆匆赶往平壤，是因为得到情报说城内兵少。这条“平壤无兵”的情报，最早来源，根据《寄斋史草》记载，是顺安郡守黄瑗。而《宣祖实录》里记录尹根寿与杨绍勋对质的时候。杨绍勋质问说这条情报的来源，尹根寿的回答是：具体数字是节度使（李薲）说的。杨绍勋问有无证据，尹根寿拿出了李薲的报告。

李薲当时以节度使的身份驻扎在顺安附近，而黄瑗不过是个地方郡守。象平壤城内兵力多寡这种重大军情，必然是李薲代表军方经手，由他出面提交报告给朝廷。

李薲是个畏敌如虎的懦弱之辈。他提供的平壤城情报，究竟有几分可信，实在堪忧。

事实证明，这份情报错的离谱。小西行长在平壤城的兵力，与祖承训总兵力相当，甚至还要略微高一些。如果祖承训能够早一天得知日军的实际兵力，便不会如此鲁莽地冲进平壤城内。

结果我们看到，祖承训提出的五条败战责任，“弓手犀利”是真实存在的；“粮秣不继”、“情报不准”、“朝军不配合”三条，也全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全跟李薲息息相关。

而朝鲜君臣这场对话泄露出的信息，还远不止这些。

朝鲜君臣谈到李薲时，显得相当忌讳。尹斗寿劝阻李昖不要对李薲进行惩罚，甚至连那四队逃跑的将领，都没被责难。对这些人的军法处置，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连朝鲜自己的监兵使都不知道。

这太奇怪了——处罚败战将领，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恰好就在同一时期，李朝朝廷集中处理了一批无能之辈，如江东守滩江金亿秋、王城滩守将吴应鼎、朴锡命、閫帥（指地方将领）李润德等人，皆因为未战先逃、临战惊溃的罪名，或被收监，或被惩处。[110]

李薲的表现和罪名，跟这些人差不多。为何处理他们时痛下杀手，处理李薲却搞得神神秘秘，讳莫如深呢。

更奇怪的是，处理到最后，李薲居然安然无恙，还升了官当了巡边使，继续在前线统兵，其他四名副将也毫发无伤。

败战之后，不降反升，这只有两种可能：若不是上级被蒙蔽，便是身负着什么重大秘密，迫使上级用官位来封嘴。

这是否意味着，平壤城下的真相，李薲需要承担的责任远非“四哨失期不至”这么简单？

从李亿澄提供的祖承训供词里能看出，祖承训在平壤城下看到的，可以分成四段画面：

一，李薲与敌人交谈；二，敌人稍退；三，敌人追击祖承训；四，李薲从后追击，杀敌十数名，敌人退入城中。（史游击军马奔回之时，祖总兵结阵在西门，望见李薲军马，与贼有若对话者然，贼亦稍稍退去。总兵以为，渠旣与贼同心，事无可为，遂退兵。倭贼在后追赶，李薲追击杀贼数十余人，贼遂退入城云——《宣祖实录》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二日）

这是充满矛盾感的四段情节，朝鲜使臣也是据此来反驳祖承训，称其所言不实。尤其是第一段，李薲坚决否认自己与敌人交谈过，这个是死证，已经无法对质。

但从祖承训的角度去想，如果他是为了推卸责任给李薲，只消把第一个画面“李薲与敌人交谈”的部分写在报告里就行了，何必画蛇添足，又写了后面三段矛盾百出的画面呢？

所以我认为祖承训写下的这四段画面，忠实、客观地描述了当时他的所见，并没因为其中似乎存在矛盾而略作修改，扭曲事实。

祖承训距离李薲很远，他能看到，却听不到李薲跟敌人说些什么。而且当时明军正在溃败，祖承训也无暇上前质问。他只在脑子里记住这个画面，然后在事后反思的时候，凭借着自己的经验，武断地认定这是投敌之举。

祖承训缺乏证据，但他的猜测，我认为无限接近于事实。

不要忘记，小西行长很早就知道祖承训要来。这个早，恐怕比祖承训在定州得到情报还要早。他甚至连时间表都定好了——十八、九日明军到平壤。可惜祖承训来了个强行军，十七号就杀到了平壤，大出他的意料，这直接导致日向高被杀。

再联想起那份“平壤无兵”的情报出自李薲之手，一个大胆的猜测是：李薲很早便与小西行长取得了联系，这份情报，说不定是小西行长通过李薲之手传达给明军，试图诱使他们攻击平壤城。

李薲充当向导，一开始就是存了诱敌深入的心思。

这样一来，那四哨朝军向导的失散，也就可以解释得通了——明军已被诱入，不需要再陪着他们送死。

李薲唯一的失算，就是低估了祖承训的进军速度。他没想到祖承训连夜疯狂赶路，十七日清晨就抵达了平壤城，李薲根本没有余裕通知小西行长。结果小西在战事初期被打了一个猝不及防，使得松浦家重臣阵亡。

出了这么大的篓子，李薲势必要给主子一个解释。于是，这就有了祖承训在溃退时看到的那一幕。李薲和日军的一名将领相隔对谈片刻，然后日军稍退，准备放李薲回去朝军营中继续充当内应。

可李薲忽然发现，祖承训正在旁边直勾勾地看着自己。这一惊，非同小可，如果让他把这一切告诉别人，自己就完蛋了。

李薲作了一个极其聪明的决定，他请日军与他演了一场戏。

首先是日军疯狂地追赶祖承训，然后由他李薲斜里杀出，“砍杀”数十名追击祖承训的倭寇。日军演戏完以后退回城里，而李薲则“杀出一条血路”，返回朝鲜军阵营。

这样一来，李薲便是施恩给了祖承训。即便祖承训不领情，他也毫无畏惧，砍杀数十名倭寇的战绩，众目睽睽，谁能说这样的英雄是叛徒呢？

至于那枉死的数十名日军士兵，自然不必真死。只需要将领喊一声见那朝鲜人挥刀你们就倒下，在那种混乱的场合，明军和朝鲜军根本没可能去确认是真死还是装死，所以演技再不好的士兵也一样没问题。敌人举刀，你倒地，会吧？傻子才不会。

祖承训曾经提及“尔国将官殿后，故我军得免死伤”[111]，殿后者即为李薲。试想在如此崩溃的情况下，一个惯会逃跑的将领居然会主动殿后，除了他突然转变性情或者与敌人有勾结以外，很难想象还有别的可能。

这个疑点，在当时就已经有人提出来了。朝鲜人有一次吹嘘李薲在平壤之战中“发无不中，贼不敢近”，结果被明眼人反驳道：“以如此之技，何以引贼至此？”[112]一句话就戳破了其中矛盾。

祖承训被大败以后，直接仓皇逃走了。李薲则回到顺安，很快朝廷就派人过来，向他了解祖承训报告的真相。

通过一番调查，朝廷没有发觉李薲是内奸，但他们注意到许多李薲不配合祖承训的地方——比如运补部队不愿靠近、比如情报有误、比如四哨人马无故失散。

朝廷很害怕，因为这些事实如果被证实，那么朝鲜势必要承受大明的怒火，这是他们承受不起的。

于是李薲的表现，就在有心人的遮掩下被忽略了。朝鲜使臣们与大明辩白时，众口一词地把自己打扮成无辜小国，最终成功地让祖承训报告的可信度大打折扣。逃过一劫的朝廷给李薲升了官，就是为了不让他乱讲话，破坏中朝友谊稳定。

以上是基于有限史料和人类固有的心理模式而作出的推测——但也绝非是纯粹的想象。

因此怀疑李薲是内奸的人不是笔者，而是朝鲜国王李昖本人。

平壤战败之后，李昖曾经跟自己身边的人嘀咕：“听说上个月十七日，日军齐聚平壤，这肯定是知道了我军的动静才作的反应呀。军事计划搞得身边陪侍的人都知道，这不行，得告诉金命元和监兵使，别让手底下的人知道太多。”[113]

说明李昖已经对平壤之战的诸多细节产生了怀疑，只可惜他只是过了过脑子，并没多想。

然后就出事了。

第一次平壤之战失败后半个月，八月一日，朝鲜军队独立组织了一次平壤夺还战。

这一次朝鲜军队的动员规模相当庞大，除了朝廷掌握的正规军外，还从龙冈、三和、江西、甑山等地征集了大批民兵，总数约一万两千余人，还有一支水军在大同江下游配合。[114]

这支大军分成三路，浩浩荡荡地包围了平壤，平壤城内的日军不敢出来。朝鲜军见到敌人畏缩，士气大振，一口气冲到城西的普通门外，准备一鼓作气夺还平壤。

可谁知在这个时候，大批日军就象是从地里冒出来似的，突然出现在朝鲜军侧翼，而且皆为第一军团主力。朝鲜军碰到这个老对手，恢复了平日的水准，惊溃而走。数万军队，一时惊溃，打了一个超级大败仗。

这次战役日军先示敌以弱，然后再让埋伏在侧翼的大军猛烈冲击。很显然，这种战术表明日军有备而来，早就知道朝军的作战计划，连预先埋伏阵地都选的分毫不差，仿佛朝鲜军的一举一动都瞒不过小西行长的眼睛。

太多的分析已没有必要，只要一句话就足够了：这一次战役的主帅是巡察使李元翼，而他的副手，正是巡边使李薲。

更加有趣的是。半年之后，李如松的明军再次进攻平壤。李薲这时仍旧在顺安驻防，负责配合明军。可柳成龙不知出于什么样的动机，连都元帅金命元的面子都不给，突然亲自下令把李薲撤换掉，换上了老将李镒。[115]

柳成龙给出的理由，是抚军司多次投诉李薲治军不利，他担心会影响接下来的平壤战役，所以才临阵换将。

这是不是柳成龙的真实理由，他是不是发现了什么真相又不能声张，这些问题我们不得而知。

我们唯一知道的，是自从李薲被撤换掉以后，平壤城里的小西行长突然像是变成一个瞎子，对李如松的行动十分茫然，连连踏中明军的圈套。中朝联军五万人都杀到城下了，他还犹自以为是册封的依仗队——这跟第一次对付祖承训时判若两人。

后来李镒因为平壤之战中纵敌逃跑，被撤了职。李薲借机重新上位，率领三千朝军跟随李如松朝东继续进攻，然后…………突然之间日军又变得料敌如神，把李提督围在了碧蹄馆，导致明军的攻势发生重大转折。

不知道这算不算巧合。

专门开辟一个章节来考证平壤城下的真相，并非是要推卸祖承训的责任——他是败战的第一责任人，这一点毫无异议——我们的目的，只是想厘清一些流传已久的误解。

毫无疑问，第一次平壤之战是一次败战。其败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主帅祖承训对敌人缺乏了解，选择了错误的战术。而朝鲜军的不配合与情报外流，也是难辞其咎。

但必须要指出的是，第一次平壤之战的失利，是战术层面的。从战略上来看，这场战争并未对整个战局起到多大影响，朝日实际控制区域大体与战前相仿。小西行长在击溃在朝明军主力后，仍旧不敢大举前进，继续把兵力收缩在平壤城附近——这其实正是大明所希望看到的。

当初万历派兵入朝，是执行吓阻任务，一个字“拖”，将敌人的进攻遏制在平安道边境，同时确保朝鲜王室的安全。只要这两个战略目标都达到了，就算完成任务。

吓住他们的不是祖承训，也不是杨绍勋，而是大明雄厚可怕的国力。

祖承训对小西行长的意义，不是一个手下败将，而是代表着一个大国即将开始对日本动手了。

这场战役对大明，还有一层重要意义，就是朝廷终于开始正视日本这个对手，意识到这个对手与以往的敌人都不同，甚至与倭寇都有很大区别。无论是近身作战的悍勇，还是新式武器与新式战术，都必须另外寻个法子对付。

很快，大明会带着崭新的面貌，重新回到朝鲜。而这一次的大明，将会是前所未有地强大。

第十二章 李舜臣

这个世界上从来都不缺乏天才，缺少的只是机遇。

机遇分为许多种：比如碰到明师指点的机遇；比如碰到贵人知遇的机遇——甚至在适当的时机死去，也是一种机遇。

但对于天才来说，最好的机遇，莫过于找到一个能够让自己一展所长的舞台，将自己的才华毫无保留地绽放出来。

李舜臣绝对算是其中一个。

任何谈及壬辰战争的文章，都不可避免地要提及李舜臣这个人。这个人以广袤的海域为舞台，在短短数年内绽放出了无比璀璨的光芒，熊熊燃烧的天才之火照亮了整个半岛，让所有的人都为之瞠目惊舌。朝鲜人有一种喜欢吹嘘自家历史人物的倾向，动辄把他们提升到有些离谱的高度，让两个邻国为之讪笑。但惟独李舜臣这个名字，是让中国和日本都哑口无言的存在。

李舜臣，字谐汝，出生于公元一五四五年，是京畿道大族德水之氏一支，先祖是朝鲜一代大儒栗谷先生李珥。他们家世代簪缨，可惜到了李舜臣父亲这一辈，因为被政治斗争殃及的关系，全家只能移居牙山。

李舜臣的父亲李贞拿中国古代传说里的几位帝王为名，给自己的四个儿子起名为羲臣、尭臣、舜臣、禹臣。李舜臣恰好排名第三。

李舜臣读书读的很好，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可他还有一个爱好，就显得有些特别了——他最大的乐趣，是给自己制造弓箭，然后在村子里转悠，看谁不顺眼就给谁当头一箭……[116]他还有一个一起胡作非为的伙伴，名字叫做柳成龙。

这么一个不安分的顽劣分子，绝不会甘心枯坐书斋。果然，李舜臣没有想其他几个兄弟一样踏上考学之路，而是选择了从武。几经跌宕，终于在万历四年、宣祖九年（公元一五七六年）考中了丙子年武科。那一年，他都已经三十二岁了——而他的好朋友柳成龙，早在十年之前就已经中举，如今在仕途上已是一路青云。

李舜臣没羡慕自己的好朋友，也不肯接受帮助。他担任的第一个职务，是钵浦万户。钵浦位于全罗道，是重要的水军基地。在这里，他第一次看到了海上巡弋的战船，并萌发出了极大的兴趣。一个天生渴望大海的灵魂，在这里找到了他的归宿，从此一生与之紧密相联。

李舜臣的性格沉默寡言，不苟言笑，而且性子非常耿直，从来不卖上司面子。有给他介绍对象，他一口回绝不说，还添了一句“吾初出仕，岂敢托迹权门媒进耶？”，成心就是要得罪人；有人想提拔自己亲戚当官，李舜臣毫不顾忌，当庭与之争辩。

这样一种性格的人，在任何时代的官场都很难被见容。李舜臣很快就因为一些原因被罢官回家，又赶上父亲去世，结果一直到万历十四年，他才重新踏入职场，以司仆寺主簿的身份被派去造山当水军万户。

造山湾位于咸镜道北部沿海，苦寒贫瘠，而且靠近边境，经常要与女真人打仗，是时人眼中的苦差事。李舜臣被派去那里，与其说是任命，不如说是流放。李舜臣毫无怨言，埋头勤勤恳恳地整治军伍。

在造山，他第一次展现出了自己的军事才能，诱捕了一名女真酋长于乙其乃，让女真人惶惶不敢靠近。巡察使郑彦信觉得这个人颇为可用，便把他调派到靠近辽境的鹿岛屯田。这里比造山更加危险，直接面对着女真人的兵锋。

次年八月，女真人对鹿岛展开了一次大进攻，掳走了大批妇孺。李舜臣亲自开寨追击，救下了六十余人，自己身中一箭。结果朝廷非但没认定他的功劳，反把这一次大乱算成他的责任，把李舜臣一捋到底，从最基层的小兵干起。

李舜臣没吭声，继续作自己该作的事情。在同一年冬季的时钱之役里，他一马当先，立下大功，这才算是将功折罪。可惜那时他已不能官复原职，只能转去井邑作一个小小的县监。

他命运的转机发生在万历十八年、宣祖二十三年。在这一年，李舜臣被提拔为珍岛郡守。珍岛是济州岛和巨济岛之后的朝鲜第三大岛，附近有两百多个大小岛屿，地形复杂，对水军指挥能力要求很高。

李舜臣在这里终于回归了他梦萦魂牵的水军事业。他如鱼得水，开始大加操练水军，同时利用珍岛附近复杂的水文情况，积累了大量航海经验。这时的李舜臣，是四十六岁，眼看就要以区区一个郡守的身份结束碌碌无为的一生。

这个时候，他的好友柳成龙已经成为宣祖一朝举足轻重的辅弼大臣，东人党支派南人党的党魁，官拜左议政，在整个李朝只在国王李昖和领议政李山海之下。柳成龙除了要花大量精力对付北人党和西人党以外，还对整个日、朝局势忧心忡忡，他总觉得日本人一定会打过来。

可惜政局使然，柳成龙无法公开备战，只能暗中多作准备，于是他想到了一直呆在加里浦的老朋友李舜臣。柳成龙非常了解这位好友的才能，也知道他的性格和这么多年的坎坷经历。柳成龙希望能为好朋友和国家都作一点事。

通过一系列的运作，李舜臣首先被任命为加里浦水军佥节制使。珍岛郡守属于地方编制，而加里浦水军佥节制使则隶属正规军，李舜臣转了一圈，重新回归到军队建制中来。这个官职只是李舜臣的过渡之阶，柳成龙做完这一步安排，立刻上书推荐李舜臣为全罗道左水军节度使。以他在朝中的权势，这份推荐很快就得到了通过。

李舜臣辛苦了大半辈子，终于当上了正三品的官。但这一年已是万历十九年中，距离壬辰战争爆发，仅仅不到一年的时间……

纵观李舜臣的这一连串履历，尽管跌宕起伏，无比坎坷，但同时也给了他无比丰富的基层带军经验。他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对于军中——尤其是水军——都相当熟稔，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管理理论。

除了爱兵如子、赏罚分明之类老手段以外，李舜臣治军有一个特别鲜明的特点：稳。

主帅可以有很多种特质，或慈祥，或严酷，或儒雅，或豪放。但对于在战场上的士兵来说，主帅最重要的品质，是镇定。只有一名镇定的主帅，才能让军心稳定，让士兵们放心地去执行各种艰苦任务。

李舜臣的性格，是出了名的稳重。早在鹿岛屯田的时候，他与敌人弓箭对射，被一箭射中肩膀，他镇定自若地拔出飞矢，一直到战斗结束，周围的人都不知道他曾经中过一箭。

除了“稳”以外，李舜臣的秘诀还有一个字：“前”。

这一点李舜臣很象是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军将领，在打仗的时候喜欢高喊“跟我上”，而不是“给我冲”。

在李舜臣参与的所有战役里，他永远站在最前线。李舜臣安抚军心的手法很有趣，他一直喜欢射箭，准备了许多羽箭随身携带。每次打仗，他都把箭从容分给麾下卫士。一是表现自己从容，让部下放心；二是告诉普通士兵，主帅的位置与敌人只有一箭之隔，绝没有在背后贪生怕死，与他们并肩而战。

所以李舜臣一生历经无数战役，面临着巨大压力，但他的麾下军队却从没慌乱过，无论面临什么样的险境，他们都能够有条不紊地去执行主帅命令，这都是拜这两个字所赐。

在接掌全罗道水军这一年时间里，李舜臣牢记柳云龙的叮嘱，以日本正规水军为假想敌，一直忙着训练军队。

除此以外，他还作了一件大事——技术改造。

改造的对象，是朝鲜的一种古老战船——龟船。

龟船的设计思路，最早来自于中国的蒙冲斗舰。蒙冲斗舰是在船上设有高约三尺的女墙，船下开擎棹孔，安放排桨，船内又建起与女墙平齐的大棚。龟船也是如此，它以板屋船为基础，一改传统船舰造型，船上方与两侧用木板平盖遮挡，把船内裹得严严实实。远远望去，好像一只乌龟壳，所以起名为龟船。

在朝鲜，龟船最早在公元一四一三年便出现了，而且是专门为对付日本人用的。李朝太宗曾经亲身去观摩过龟船宴席，还让左代言卓慎研发龟船战法。[117]

但那个时候的龟船只是简单地用厚木板挡住船体，以防敌人弓箭袭击。现在李舜臣想要的，是一种配合舰载火炮的全新龟船。

朝鲜水军和朝鲜陆军对火器的态度截然不同。陆军对火炮兴趣冷淡，因为朝鲜火炮发射的，主要是长片箭。这种炮弹形状类似于火箭弹，长三点六米，直径零点零七七米，在木箭的后面还贴着三片一米长左右的铁板尾翼，箭头还用铁镞包裹。

这种长片箭在开阔地杀伤力很有限，精准度又不及弓箭，对朝鲜陆军来说，是有如鸡肋一样的东西；但水军却不一样。当时船只多为木制，水上移动又慢，一旦被火箭钉上，极易被焚毁沉没，杀伤力巨大。因此这种火炮被装上了战船，成为标准装备之一。

截止在壬辰战争开始前，朝鲜军战船上已经装备了天、地、玄、黄、胜五种口径不同的火炮以及其他一些多管发射的小炮铳，甚至能仿造出山寨佛朗机。

但是李舜臣经过研究，发现这种方式不够给力。第一，战舰上的火器数量太少；第二，战舰本身防护力和平衡性不足，经常一炮打出去，后坐力把船震得前后颠簸，轻则影响射击精度，重则让船身解体；第三，朝军水师战术思想也很落后，还停留在火器弓箭远攻辅助，船上步兵接舷对战。

综合这三点考虑，李舜臣和手底下的水军将领郑运、外甥李芳等人反复研讨，最终拿出了一个新式龟船的设计方案。

新式龟船用120毫米厚的厚木板做成拱顶，挡住船首板、船尾板、底板及肋骨，没有裸露在外的舷板。还在外层木板上钉着许多锐利的尖刺和六角形的甲片防护。这个设计便从根本上杜绝了敌人跳上甲板的威胁——就算跳上来，也进不去船内。

龟船的形状为曲线，把这么厚的木板弯曲成一定角度，还要与其他部分保持密合，这在工艺上绝对是个挑战。李舜臣使用的是嵌接法，将外板分成许多短部分，彼此镶嵌，弯出弧度，再用竖板加以固定。

不过和后世想象的不同，龟船上并没有覆盖铁板，因为要制造出覆盖整个龟船表面的铁板，成本实在太高，而且重量也极其惊人，李舜臣暂时还不想发明潜水艇。

不用铁板还有一个理由。龟船是要在海上作战，时间一长，铁板必然会发生锈蚀，不堪再用。要知道，为了避免海水侵蚀，朝鲜木船连钉子都很少使用铁制，多采用木钉或者石灰制的黏合剂。

龟船内部是一个空旷的大篷间，左右船舷上是两道“信访”栏，栏头架上横梁，叫做驾龙。沿着横栏设有一个接一个的木牌，叫做偃防，大约高一米二八。这里是主要的作战区域，左右各设十二个炮口，龟头上还有二个炮口，龟尾也有一个。[118]这样每一艘龟船，都拥有极其可怕的集中火力。要知道，在同一时期，日本最引以为豪的安宅巨舰上，也不过只装了三门炮而已。

龟船装备的武器有天字铳筒、地字铳筒、玄字铳筒、黄字铳筒、大胜字炮、小胜字炮、蒺藜炮、大发火筒、大碗口筒、中碗口筒，弹丸有长片箭、铁弹丸、大将军箭、将军箭等。此外还有鸟铳、双管铳筒。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给。[119]

龟船在舰首还有一个伸出来的“龟”头，也叫龙头。这个龙头一般用于喷射硫磺气体，制造烟雾来扰乱战场。龙头里还放有一门火炮，这门火炮不是用来远程射击，而是当龟船贴近敌人战舰时，用于抵近轰击的。在接下来的海战中，这一龙头屡立奇功。

李舜臣还重新规划了龟船的尺寸。龟船的长度约为三十五米，宽度达到了十一米，跟比起传统船舰的狭长外形，龟船看起来更胖，前后与左右两条轴线的长度比很少。这种设计比传统战船平衡性更好，无论两侧火器怎么发射，都不至于倾覆船身。

龟船的船头也作了调整，不再是传统减少海水阻力的锐角，而是一个宽大平面。这个设计虽然减慢了龟船的行进速度，但却可以保证在小范围内迅速调头——海战之中，谁的调头速度快，谁就能掌握胜机。宽平面的船头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迅速贴近敌船，方便龙头抵近射击。

龟船的底层安放了两排共二十支船桨，每撸四人，让它保证有足够的机动能力，达到均速四节，全速七节。

从这几个特点可以看出，李舜臣的设计思路十分明确，即：将技术兵器集中使用，强调瞬间破坏力和高机动性，同时限制敌人进行接舷战和肉搏战。说白了，就是我能打你，你打不着我。

龟船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可它也有个致命的缺点：贵。制造一艘龟船上，要配备大量的火炮、操作手，还要消耗大量的铁、铜资源（不是用来建造装甲，而是用来制作铁钉、铁链、锚桨与贯穿环之类）如果想要打造一只龟船舰队，其消耗量绝不是一介全罗道水使所能承担的。

李舜臣这么忙忙碌碌地忙活了一年，终于赶在壬辰年四月初让第一条龟船下水，并进行了短暂的炮火试射。因为试水地点位于左水营，因此这种船又被命名为左水营龟船。

他当时还不知道，就在龟船下水几乎同时，日军第一军团气势汹汹地横跨大洋，进抵釜山港。龟船的生日，便是宿敌出现的日子，大概这就是所谓的“宿命”吧。

壬辰年四月十三日，日军在一天之内攻陷釜山港与附近城镇，驻扎在巨济岛上的庆尚道水使元均惊慌出逃，然后在加德海域自沉船舰。做完这件蠢事，元均走投无路，便派了副手玉浦万户李云龙，独自驾船前往丽水去找李舜臣求援。

这个时候，日军已经开始在庆尚道攻城拔寨。对此，李舜臣早已作好了心理准备，他和右水使李亿祺很快达成共识，把全罗道两支舰队集结在丽水附近洋面，保持随时可以开拔的状态——至于那条新生的龟船，也被随军带来，还特地任命了一名防踏龟船将，专门指挥。

李云龙见到李舜臣，没提元均的丢人事，只是含糊地说元均力不能支，退至露梁海域，等待援救，催促李舜臣早点出动，给敌人迎头痛击，否则大事不妙——他倒真好意思说。

李舜臣麾下诸将听了，都热血沸腾，振臂高呼要去打击倭寇。李舜臣这时站起来，开口说道：“我再想想。”然后就解散了。诸将本来个个摩拳擦掌，恨不得立刻上阵，一口杀气却却李大人憋了回去。

到了第二天，李舜臣把所有人召集到一块，说元均咱们得去救，但是露梁附近地形复杂，没人敢去，所以我才犹豫。他这一挑拨，所有人都怒了，尤其是一个叫做鱼泳湛的，红着眼睛嗷嗷叫，拍着胸脯说我愿意当先锋。[120]

李舜臣等的就是这句话。他知道庆尚道的水军遭遇了惨败，为了防止这种失败主义影响到自己部下，所以用此激将之法，挑起战意。

于是李舜臣便让鱼泳湛担任先锋，还特意把那条龟船配备给他，作为侦查之用。随即丽水洋面，一时间鸣螺放炮，全罗道水军正式开拔。

属于李舜臣的时代，即将缓缓拉开大幕。蛰伏已久的天才，即将要让整个海面燃烧起来。

这一天，是壬辰年五月初四。在前一天，日军第一军团已经攻克汉城。整个朝鲜南部，现在只剩下这一支孤军。

李舜臣这次带去出征的部队，一共有板屋船二十四只，挟船十五只，四十六条鲍作船（侦查用小船），兵力不过两千出头，而他的对手，是拥有兵力九千二百人，大小战船七百余艘的日本海军。[121]但李舜臣没表现出任何担心，他如平常一样镇定自若地指挥着，仿佛这只是一次例行的出海演习。

全罗道舰队前往露梁的一路并不太平，在光洲、岭海附近，已经可以看到零星的日本船舰，爆发了几次小的遭遇战。当舰队抵达乃梁海域的时候，撞见了日军一支大船队。

驾驶龟船的申汝良，走在所有舰队的最前面。日军一看到朝鲜海军，立刻围了上去，把龟船团团围住。申汝良丝毫没有惊慌，按照事先操练的战法，操纵龟船在敌人舰队中左右冲击。

日本人很快就发现，这艘怪里怪气的战舰很棘手。想打吧，打不动，那层厚厚的木板隔绝了大部分远程攻击；想爬上去吧，根本找不到落脚的地方，先后派了几个悍勇的水手都掉进海里去了。偏偏这条船上的火炮还特别多，一会儿打一排火炮，一会射出好几簇蒺藜炮，很快就打着了数条小早船。

李舜臣的舰队在这时候逼近了，他非但没有上前援助，反而下了一道命令：“撤退。”在龟船上奋战的申汝良急了，扯着嗓子大喊：“您是不是不要我们了。”李舜臣没搭理他，指挥着舰队朝闲山岛退去。

日本人一看朝鲜军撤退了，士气大振，以为这支水军和朝鲜陆军一样脓包，当下也不管那条小龟船，扯帆划桨追赶去了。这也不能怪他们，过去的一个月以来，日军一路攻城略地，朝鲜部队除了溃逃还是溃逃，他们不认为这次的敌人会有什么不同。

朝鲜军和日军一前一后，很快来到了闲山岛洋面。日军精神松懈，队形不齐整，三三两两地分散在广阔的海面上。李舜臣算算时机到了，下令舰队立刻反转，开始反击。

李舜臣是个实干家，他知道龟船虽好，只是太贵，所以把更多精力放在战术革新上。全罗道舰队的每一条船上，都有日军五到十倍的火器。这些舰只保持着侧面对准日军，保持一定距离，集中优势火力，天、地、玄、黄火铳一齐发射，洋面上登时烟火涨天。

日军水军没有任何思想准备，队形立刻大乱。这时候，李亿祺率领另外一半舰队从柱岛附近杀出，抄了日军的后路。战斗开始后只用了一个时辰不到，日本人就溃败而逃。

申汝良这时候也驾驶龟船归队了，问李舜臣为何不去救援，李舜臣淡淡地回答道：“我对龟船有信心。”

这一场战斗意义重大，一是验证了龟船的作用。事实证明，龟船的威力比想象中还大，被数倍于己的敌船包围，仍能从容待之，这种玩意儿若是有十个二十个，估计日本人就不要混了；二是验证了李舜臣治军、临阵指挥和新战术的正确性。在整个战斗中，李舜臣表现得无比镇定，无论是开始时的示敌以弱，李亿祺的巧妙埋伏，还是反击时的坚决，每一个细节都都证明他是一个不世出的海战天才。

打扫完战争之后，李舜臣命令舰队继续前进。沿途经过镇海洋、巨济、唐项浦和南桃浦，终于在五月初五晚抵达唐浦前洋。

按照约定，元均应该在这附近与李舜臣会合，可庆尚道水军却毫无踪影。李舜臣对这位不靠谱的同僚没办法，只能在海面上冒着风险等待。一直到了五月初六，元均和他手底下的军官才姗姗来迟。至此全罗、庆尚两道水军胜利“会师”，其中全罗道水师有大小四十艘战舰，而庆尚道水师的总兵力，是四艘……

会师之后，元均总算放下心来。以后胜败都是他李舜臣的事情，我把舰队交给你，就不算临阵脱逃了。敌情紧急，李舜臣也顾不得跟他计较，接受了庆尚水师那点可怜的实力，统一号令，继续前进至巨济岛南部的松未浦过夜。

五月七日，全罗庆尚联合舰队开拔，前往巨济岛东北方向的加德岛。那里是元均自沉舰队的地方，也是日军水师的驻屯地。舰队沿着巨济岛逆时针前进，当前锋抵达玉浦湾的时候，李舜臣接到报告，称前方海湾内有日军舰船五十余艘，停泊在湾内。

玉浦湾是巨济岛的重要港口。巨济岛在这里伸出两条臂弯，一条伸向正北，一条伸向东北，两臂夹成一条狭长海湾，名为玉浦。这里水深浪静，是个天然良港。

李舜臣率舰队深入玉浦湾，行进至兄弟岩附近。这里已经接近海湾中段，日军的舰队恰好就停泊在蛇岩与助罗之间的玉浦里附近海域。

这支舰队的指挥官是藤堂高虎，他是秀吉的弟弟羽柴秀长提拔上来的，也算是秀吉的嫡系之一。要说起来，庆尚道水军的覆灭，跟他也有些关系。当初藤堂高虎作为日军水军先锋，进迫巨济岛，这才有元均、朴泓两位极品惊慌失措、自沉战船的壮举。

现在主力已经北上，在釜山驻扎的藤堂高虎觉得很无聊，附近又没什么敌人可以练手，所以他隔三差五，就会跑来巨济岛一次，纵兵抢掠，以消磨时光。

他对朝鲜水军已经鄙夷到了极点，根本没考虑过朝鲜人还有反击的一天。所以藤堂高虎连最基本的警戒都没放，军扇一挥，一群喽啰便下船扑上岛去。

李舜臣发现这些停泊的大船上遍插竹竿，花团锦簇，红白小旗迎风招展，一派喜气洋洋的气势，怎么看都不象战船，而且船上的人很少。再一看玉浦港内，李舜臣不禁怒从心头起。玉浦湾岸上，到处都是火光冲天。

此时不打，更待何时。李舜臣一声令下，舰队齐出，恶狠狠地扑向这些空荡荡的船只。开始还有人略显畏惧，担任后卫的鹿岛万户郑运大怒，吩咐坐舰前移，亲自擂鼓督战，大家才鼓起勇气，奋勇向前。

岸上的日军忽然发现一支朝鲜舰队出现在洋面，而且朝着自家座驾冲来，一时间都吓坏了。他们连滚带爬从山上跑到海边，希望能赶回船上。李舜臣哪容他们得偿所愿，四十多条战船开始喷吐滚滚火舌，以火焰为镰刀收割着在玉浦海湾上的一片片日本庄稼。日本人要么在船上被烧死，要么是跳到海里被打死，几乎没有第三种选择。一时间海波尽赤。

藤堂高虎在玉浦里正杀的兴起，忽然背后喊声大起，一回头，发现自己的舰队正在遭遇着前所未有的惨败。他赶紧催促部下返回海上船只，要不然就得全军覆没。

激战约两、三个时辰，日军被足足击沉了二十六艘，其他的船舰则跟在藤堂高虎屁股后，拔锚就跑，甚至顾不得接上仍留在陆地上的同伴。元均一见有便宜可捡，打算派出了一批箭法高明的射手登陆玉浦附近海岸，把残留的日本人一个一个清除掉。李舜臣看到太阳快落山了，为求谨慎，没有同意，而是收回了所有舰队，返回永登浦前洋驻扎。

走到半路，恰好又赶上日本人有五条运输船开到合浦海面。意犹未尽的朝鲜水军立刻扑了上去，三口两口吃了一个干净，其中有一条还是被龟船击沉。

舰队经过一夜休整，对日本人的恐惧之心尽去。次日清晨，李舜臣接到情报，巨济岛正北的镇海此时正有倭船停泊，立刻扬帆赶了过去。朝鲜军士气高涨，一路沿海岸搜讨而过，遇贼杀贼，遇船烧船，一直走到赤珍浦附近，正好撞见了日本人的十三条运输大船。

朝鲜军三下五除二就灭掉了这些毫无反抗能力的大船，把海面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才坐下来吃早饭。吃罢了早饭，附近老百姓赶过来哭诉日军残暴之情。李舜臣看了看地图，决定率领舰队前往加德岛扫荡，甚至有袭击釜山的计划。他发现日军此时十分松懈，打算抢了水军主力反应过来之前。扩大一下战果。

但是李舜臣走到一半，不走了。

因为他接到一份报告，报告里说汉城失守，王师西狩。李舜臣和元均两人都吃惊不小，没料到陆军连一个月都没撑下去，两个人一起对着西方嚎啕大哭。

哭完以后，李舜臣说这仗不能这么打了，得改变策略。

国王已经逃往平壤，整个南部诸道都不免落于敌手。现在李舜臣、元均的全罗庆尚联合舰队，是朝鲜在南部唯一的战力，战略环境急剧恶化。釜山附近的航道太过狭窄，不适合板屋大船行动，容易被敌人打了埋伏。当务之急，应该是返回丽水基地，研究一下如何应付未来敌人水军主力的问题。

对于李舜臣的建议，元均自然是满口赞成。于是两人当即回军，结束了第一次征程。[122]

玉浦海战和前后一连串小战斗，被统称为玉浦大捷。这是朝方在战争初期第一场名副其实的胜利，也是李舜臣的第一场胜利。从政治层面来说，这场胜利得来的十分及时，它让后方从王室到普通一卒都意识到，日军并非不可战胜，从而坚定了抗战的决心。

日军在是役被歼灭了五十多条船，其中大部为运输船，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陆军的补给。

从技术层面来讲，这场海战并未带来多少新的东西。日军的战船几乎是空的，朝鲜军差不多是在打固定靶，难度和后来几场海战不可同日而语。不过朝鲜水军借这一次大胜，把士气彻底鼓舞起来了，从开始的畏缩不前到后来的斗志昂扬，精神面貌得到了彻底改善，这对于接下来的战斗至关重要。

是役，朝鲜军伤亡极微，唯一可惜的是，龟船的发明者之一郑运在战斗中被一枚流弹击中，受了伤。这说明，即使在海战中，日军的铁炮威力仍旧不可小觑。[123]可惜这时候大家都沉浸在胜利中，没人留意这个细节的暗示。

第十三章 李舜臣（下）

话说李舜臣回师之后，就和元均分道扬镳，各自回到了驻地。

五月二十六日晚上，李舜臣在丽水基地正在睡觉，忽然梦到一个白发老头跑到床边踹他，一边踹一边说：“日本人来了！日本人来了！”李舜臣一下惊醒，从床上一下子坐了起来。随即外头有信使赶到急报，原来是元均送来的情报，说十几条日本的战船逼近泗川、昆阳附近。这事很玄吧？爱信不信，总之据记载就是这样……名将吗，身上有点不正常才是正常的。

泗川在巨济岛的西北方向，与南海岛隔晋州湾相望。这里是全罗道水师的重要枢纽，泗川一失，敌人便可源源不断地把兵力投放到南海岛，进逼南海岛西侧的丽水基地。

关系重大，李舜臣哪里还有半分困意。他等不及和李亿祺合兵，先召集了本部战船二十三艘，在五月二十九日前往露梁海，与元均舰队会合。

等到了露梁海，李舜臣一看，元均这次倒是没迟到，就是带的兵有点少，三艘，比上次还少一艘。

到了泗川附近海域，李舜臣一张望，看到海岸上熙熙攘攘的日本人，少说也得有四百人。这些日本人的船花红柳绿，还在附近山头上设了一个阵幕，传令兵来来往往。而在岸边，一共停泊着十二艘船，状如楼阁。

这十二条船可不再是运输舰，而是叫做关船，是日军的正规军舰。这种船体型狭长，速度奇快，在日军序列里相当于巡洋舰。关船的出现，说明这些日军已不是后勤伙头军，而是正规的作战部队了。

此时在这里驻扎的日军将领，是胁坂安治。他与加藤清正、福岛正则等人一样是日本战国著名时尚组合“贱岳七本枪”之一，在小田原包围战中指挥水军，表现出色。这一次秀吉筹备侵略朝鲜，陆军中安插了自己的许多亲信，水军中也派遣了不少，胁坂安治便是其中的一个。

胁坂安治现在头疼的很。玉浦一战，日军运输舰队伤亡惨重，已经影响到了大军的补给计划。日军水师总司令九鬼嘉隆闻之震怒，把藤堂高虎骂了一个狗血淋头，然后下令无论如何要把这支朝鲜舰队拿下来。胁坂安治、龟井兹矩、加藤嘉明等几乎全部水军将领都被动员起来，以巨济岛为圆心的附近海域各处扫荡。

胁坂安治这一次前进到泗川，是因为听说附近有朝鲜舰队出没，想来碰碰运气，谁也没告诉。胁坂野心勃勃，他的两个同伴加藤、福岛正在朝鲜半岛上斩将夺旗，自己若是碌碌无为，以后岂不是只能被他们奚落？

他到了泗川以后，把营帐设在岸边山顶，打算休整一夜在继续向西搜索，可没想到朝鲜人自己先来了。

李舜臣想重演玉浦之战，趁敌人还没回到船上时突进，烧光了船就走。可这时候天色有点晚了，潮水已退，板屋船已不能靠近海岸。而且敌人都在山上，形成了敌高我低的不利态势。权衡利弊之下，李舜臣按捺住性子，下令船舰稍退。

日军将领个个都眼高于顶，因此李舜臣这一招示敌以弱屡次不爽。胁坂安治根本没吸取藤堂高虎的教训，他认为藤堂那个笨蛋是过于大意才被偷袭，正面迎战朝鲜人绝不可能赢。

果然如李舜臣所预料的那样，胁坂安治看到朝鲜水军退却，以为他们胆怯，命令麾下一半士兵登上关船，兴致勃勃地冲了过来。

朝鲜水师对这种反击战已经是轻车熟路，这时李舜臣手里又多了几条龟船，一口气全都放了出去。这些龟船冲入日军舰队中间，四处放炮纵火，左冲右突，把日本人搞的手忙脚乱。没几下功夫，追赶过来的十三条关船尽数焚毁。胁坂安治气得直吐血，却也只能无可奈何。

李舜臣看看天色已晚，故意留了几条小船放在岸边，大军大张旗鼓地离开。躲进山里的日本人看看朝鲜舰队走了，这才回到海岸，登船夜遁，又被早早埋伏好的朝鲜军打了一个埋伏，全数歼灭。可怜胁坂安治从釜山坐船而来，乘风破浪数日可到，可如今却要靠两条腿走回去，却不知要多少时间了。

可是，郑运的命运，几乎就在这一夜重演。在夜战中，李舜臣的左肩被一颗子弹射穿，但他镇定自若，仍旧拈弓射箭。一直到战斗彻底结束，他方吩咐医师拿刀来挑出弹丸。

仔细回顾李舜臣的履历，会发现这种事发生的频率很高。早在他当鹿岛万户的时候，就在战斗中被人射中过肩膀。这与李舜臣喜欢身先士卒的作战风格有很大关系——固然是一种稳定军心的做法，但主帅的风险也会成倍增长。

除了李舜臣，在海战中还有多名将领被铁炮击中。李舜臣对此毫不在乎，周围的人也视为一种勇敢的作风。那时候没人想到，他的结局，就在这一次又一次受伤中埋下了伏笔。

而元均呢？他倒是严格遵守了主帅留后的原则。当战斗结束后，他又急匆匆地冲在最前，带着刀搜集倭寇首级。这是目前他唯一能够证明自己功勋的手段。[124]

泗川大捷之后，舰队回屯蛇梁，诸将都向李舜臣道贺。李舜臣却摆了摆手，忧心忡忡。泗川消灭的这些倭寇，显然是先头部队，日本水师的主力，显然已经开始靠近丽水。一场真正的硬仗，正在逐渐逼近。

六月二日，侦查舰传回消息，说有二十一艘日本战船停泊在唐浦附近海域，不少日军士兵在岸上的将军岭附近烧杀抢掠。

日军舰队中有关船九条，小早船十二条，看编制应该是日本正规水军。在舰队的正中间，还有一条大船，叫做安宅船。安宅船是日本当时最大的舰种，体型庞大——当然这是按照日本标准来说——以楯板为装甲，间隙留有枪眼，有点类似龟船。只不过龟船留的是炮口，安宅船留的是枪口，口径大不相同。

这条安宅船的甲板上立起楼阁，四面张起帐篷，外面挂着红萝帐，十分华丽。在楼阁中间，一员日本大将全身披挂整齐，正在悠哉游哉地晃悠。

看来这是一条大鱼。李舜臣意识到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决心来一个黑虎掏心，擒贼擒王。

唐浦海域非常狭窄，昆里岛、釜岛、大长颈岛、小长颈岛象一连串锁链把整个海域围住，只有岛与岛之间有不宽阔的海峡通道。李舜臣把舰队摆在了西北方向，顺着洋流通过昆里岛与门岩之间的通道，进入唐浦，向着日军舰队的左翼直插过来。

这样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洋流自西向东。如果日军舰队想要正面拒敌，就必须要逆流左转，反应会非常迟钝。

果然一切如李舜臣预料。甫一开战，日军战船纷纷左转，一时间队形十分混乱。他令旗一挥，数条龟船不管不顾，直直朝着中心的安宅大船扑去。龟船排桨飞快，安宅船体大缓慢，根本来不及躲避。其中一条龟船一马当先，把自己的宽平大饼脸贴到了安宅船的侧舷。

龟船的前头是龙头，里面藏着火炮。龟船贴住安宅之后，龙头恰好成四十五度角仰望安宅船楼。这根本就不用瞄准，随着一声巨大的轰隆声，龙头里的玄字铁铳射出铁制弹丸，顿时把船楼轰塌了一半。随即天字铳也开了腔，将一种叫做大将军箭的流线型铸铁炮弹打上甲板，整个安宅甲板一片狼藉。

在龟船上的朝鲜军官权俊一马当先，探出身子，一箭仰射，射中了那个日军将领的额头。谁知那名日军大将不知道是想耍酷还是智商不大够，脑门上虽然插了根长箭可居然没什么感觉似的，还貌似镇定自若地继续指挥战斗。淡定，很淡定。至少看起来是这样。

这边厢的权俊一看，也？当我弓箭是浮云？马上张弓搭箭又给他补了一下，这次的箭矢直接贯穿胸部，于是这位脑门上还插着权俊前一枝箭的日军大将仆街了，也就是扑倒在地气绝身亡。

主帅一倒，其他的日军战船无心恋战，一轰而散，不是被乱炮射沉，就是吓破了胆子不敢回头。这种恐慌甚至传染给了后续部队。当战斗结束后，李舜臣接到侦查报告说又有日军二十多条战船逼近，李舜臣本想再玩一次“示敌以弱”，结果人家根本连接战没都接，转身就跑了。

虞侯李梦龟打扫战场的时候，从这名阵亡日军将领的漆盒子里，搜出了一把金团扇。扇子的正面的中央写有“六月八日秀吉著名”八个字，右边写着“羽柴筑前守”，右边写着“龟井琉球守殿”。

朝鲜人拿着这把扇子开始研究上了。开始有人猜是秀吉，很快被否定了。秀吉他老人家远在日本，不可能坐着船来唐浦跟他们较劲，商量半天没个结果。李舜臣对日本也不熟，一拍桌子，说就当是一个叫羽柴筑前守的大官被打死了吧，总归是大功一件。

其实羽柴是秀吉以前的旧姓，筑前守是他曾经担任过的朝职。这把扇子真正的主人，应该是龟井琉球守殿，即龟井兹矩。秀吉曾经答应过把琉球封给他，所以他就喜颠颠地自称琉球守了。

龟井虽然参与了这场战斗，但他其实没有死，落水后被友舰救起，仓皇逃走了。

真正被打死的那员日军将领，其身份历来众说纷纭。其中最靠谱的一种说法认为，这员大将叫做得居通幸，也叫来岛通久。这个人来头可不小，拜领风早郡三千石，也是一个小大名。

得居通幸出身于濑户内海的海贼世家——来岛村上水军，对于海战极为熟稔。他跟着本家的弟弟来岛通总，抱上了秀吉这条粗腿，从此青云直上，混上了四国大名。来岛通总跟着第五军团在内陆打仗，而得居通幸因为水军方面的才能，被分配到了九鬼麾下。

他本来是受命接应胁坂安治，可两个人因此出身的关系，一直互相看不大顺眼。

日本水军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被秀吉收编的海贼、如九鬼嘉隆出身熊野水军、来岛通总出身于村上水军，都是日本著名海贼世家；而另外一部分，则是秀吉在征战天下时派亲信组建的新水军，胁坂安治和加藤嘉明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这一老一少两派人马一贯看对方都不顺眼，老的嫌小的没资历，小的嫌老的不正规。现在得居通幸接到命令去接应胁坂安治，他压根没怎么放在心上，走到一半就海贼性子发作，派了人上岸在将军岭附近抢掠。

结果这位所谓的“水军名将”，在李舜臣手下居然走不了一个回合，便被龟船的斩首战术击毙。真是死不得其所。[125]

到了六月四日，李亿淇的舰队也进入唐浦，与李舜臣合兵一处，这让朝鲜水军的士气更加高涨。李舜臣见机不可失，立刻下令继续追击，扩大战果。

朝鲜水师一路顺风顺水，到了第二天早上，他们抵达了唐项浦。

朝鲜东端在这个地方伸出一个小半岛，象一只弯回怀抱的手臂，唐项浦就位于这条臂弯里，是一条极其狭窄的水道，象是一条胡同，入口处是镇海湾，两侧俱是高山。

李舜臣认为那些逃走的日本战船，就隐藏在唐项浦之中。他看了看狭窄的航道，留了四条船在浦口作为伏兵，然后大军摆成一字长蛇阵，长驱直入。一进唐项浦，战船只能首尾相接，鱼贯而入，一路逶迤二十多里。很快他们到了召所江西岸，看到了一直在寻找的日军舰队。

这支舰队有关船九条，小早船四条，其他小船十三条，还有一条安宅舰，与前日歼灭的得居通幸舰队规模几乎一样。另外在附近还分列着四条关船，上面都插着黑旗，旗上用白字写着“南无妙法莲花经。”

这支舰队很快发现了李舜臣的踪迹，一时大乱。李舜臣还是老法子，先派龟船突入扰乱敌阵，然后其他战船在外围用各式火器齐射。

认真说起来，李舜臣的战术其实是比较固定的程咬金三板斧——先示弱引诱、扰乱对方阵型；然后龟船突袭弱点或者对手旗舰；最后全体都有，能打的都开火！

可问题在于日本人就是吃他这一套，不管怎么打都坚决不长记性，无数次地吃瘪在他这个永远不变的套路下。李舜臣是真正做到了以不变应万变，日本人则做到了万变不离其败，总之只要李舜臣使出这个套路，日本必败。

在龟船的扰乱下，很快日军舰队便陷入混乱。

可时间一长，李舜臣眉头皱起来了。这里的海面实在是太狭窄了，容不下这几十条大船往返腾挪，朝鲜军最擅长的包围战术不能发挥作用，没法全体都有，反而让自己的阵势也产生了混乱。而且他看到，有好几条日军战船已经开始朝着两岸靠拢，试图弃船上岸。如果让他们登陆，那便更加棘手了。

这位名将略一思忖，就有了一条妙计。他下令全军朝着浦口后撤，为日军让开一条路来。围三阙一，这是标准的中式打法。本来已经穷途末路的日本人忽然发现朝鲜水军让开一条通道，哪里还顾得上多想，立刻拥着安宅舰朝外涌去。

李舜臣抓住对方阵型大乱的机会，又祭出了龟船这门百试百灵的法宝，直突入敌人舰群之中，鼻子顶住安宅舰。接下来的事情，就和前天发生的一模一样。几条龟船尽情仰射，很快安宅船上的楼阁被点燃，那些装饰用的绫罗绸缎成了燃烧的帮凶，把整条船都变成一团大火球。

眼看被敌人给包围了，突然看见了条生路；刚跑上这条路，突然又发现这其实这是条断头路，还不如刚才呢——这么折腾谁也受不了吧，于是日本人崩溃了，好多人跳下水里，朝着两岸的岸边拼命游去，反而成了朝鲜射手的好靶子。剩下的人在船上，绝望地眼看着一条一条船被焚沉，只有自杀或者战死两种选择。

这场乱战一直持续到夜幕降临，李舜臣不想在夜战中稀里糊涂地遭受损失，便把舰队收拢回来，撤到了唐项浦的海口，安静地等待着漏网之鱼。

六月六日清早，一条日军大船惊惶地从唐项浦航道驶出，立刻被朝鲜军围了一个水泄不通。四周的板屋船纷纷抛出钩索，把这条大船牢牢拴住，硬生生拖到大海中间，动弹不得。其他战船则拼命施放着火箭、飞箭、炮弹、铁蒺藜什么的，把它砸的千疮百孔。

这时，从船上跳出一名身披金冠的年轻武将，年纪不过二十四五岁，面目武勇。这位武将和身边几位忠心耿耿的家臣抵死不退，在甲板上拼命抵抗涌上来的朝鲜士兵。朝鲜人哪会用宝贵的水军士兵跟他硬拼，直接远远地射箭，一会儿便把这些顽抗者射成了刺猬。

这员小将名字叫做森村春，乃是丰臣嫡系蜂须贺家的大将，他其实死的很冤枉。

森村春本是蜂须贺家政的部下，隶属福岛正则的第五军团，不是水军。

然而蜂须贺想让第五军团能在补给上有更多发言权，于是在开战后就把他安插到了水军之中。这本是个安全的差事，可没想到碰见李舜臣这个煞星，只有死路一条。跟他一起阵亡的家臣还有樫原牛之介、小森六大夫、粟田半七、渡部式部等，全都是来自日本阿波水军的干将，一出典型的出师未捷身先死悲剧。

李舜臣登上敌舰，在里面发现了大量的文书，还有歃血为盟的器皿物件以及血书。至此，朝鲜人才明白，原来日本人不是铁板一块，他们也是分帮派和社团的。比如玉浦海战里，日本人打的是红旗；在泗川的日本人，打得是白旗；前一天在唐浦的日本人插黄旗，今天在唐项浦插的却又是黑旗。

如果那一干日本名将听说李舜臣打得这么糊涂，不知会不会吐血而死。

令人可笑又可气的是，等到战争结束了，元均这位大爷又出现了。他开着船跑到大船沉没地点转了一圈又一圈，把浮起来的日军尸体捞上来，砍掉脑袋，准备送去朝廷讨赏。他现在已经彻底破罐子破摔，完全不顾别人怎么看，专心作他的捞尸人这份很有前途的工作。

唐项浦大胜，证明朝鲜水军即使正面与日本正规水军对抗，也占据了压倒性优势。第二天，战意高昂的朝鲜舰队高歌猛进，挺进至永登前洋，在粟浦又干掉了五条敌舰。

此时的李舜臣，和他麾下的部属已经打上了瘾，遇神杀神，遇佛杀佛，俩眼通红拎着板砖和砍刀，到处转悠疯狂寻找小日本。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李舜臣舰队找遍了附近的海域，甚至挺进到了日军舰队的主要驻屯地——加德岛。但是他没想到，一向战船如织的加德岛，如今却空荡荡的，楞是一条船都没找到。这让他郁闷坏了。

加德岛距离釜山极近，这个岛上都不设防备，说明日本人是彻底被这群疯子打怕了，听见李舜臣的名字便已闻风丧胆，压根不敢与之对抗。

李舜臣头脑很清醒，他知道自己手底这点实力，海战没问题，一登陆可就未必是日本人对手。所以他没有继续攻打釜山，而是下令返航，回丽水去庆祝胜利。

这一连串的胜利，让朝廷喜出望外。他们已经太久没听到过好消息，李舜臣的战绩是唯一可以维系他们希望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李昖自然是不吝赏赐，立刻封李舜臣为一品正宪大夫，李亿祺、元均为二品嘉善大夫——你看，谁说元均脑子有病，人家精着呢。别人拼命打仗，他却只消砍几个首级送走，便可捞到二品爵禄。

李舜臣自五月玉浦出战以来，已经击沉了敌舰一百多艘，自己的损失则微乎其微。日军海军一共只有七百条正规战船，九千两百名士兵。短短一个月时间，便被李舜臣报销了七分之一。藤堂、胁坂、龟井、来岛等在日本战国摸爬滚打出来的名将，面对李舜臣根本没有任何还手之力。

这个辉煌的战绩令日本的海上运输为之顿挫，所有的运输船都缩在釜山港和对马不敢出去，就算有护航舰队也不敢。

秀吉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勃然大怒。他正沉浸在朝鲜的大胜喜悦中，岂能容这些败战坏了兴致。更何况他那时候已经开始着手筹备渡海，德川家康、前田利家几个人正愁没有理由劝阻，现在都拿这一连串战报说事。

看来不把李舜臣干掉，老子是渡不过海了。

可九鬼嘉隆他们几个已经是日本的顶尖高手，秀吉一时间也找不出人来代替他们，只得写信过去，挨个臭骂一顿，勒令他们重整旗鼓，务必要扑灭李舜臣。秀吉一怒，九鬼嘉隆等人都噤若寒蝉，知道不采取行动，大家都不要混了。

九鬼毕竟是水军老将，他仔细分析了之前的几场战役，发现这几场仗日本人输的都有点冤。要么是日本人主力都在岸上，水军主力不在，被朝鲜人钻了空子——比如玉浦海战；要么是我军数量少于敌人——比如泗川和唐项浦之战；要么是我军互相根本不配合——如果得居通幸能够早点与胁坂安治合流，也不至于在唐浦战死。

于是九鬼嘉隆得了一个结论：朝鲜海军之所以占据优势，是因为指挥官善于集中优势兵力；日本海军的失败，完全该归咎于那些笨蛋各行其是。

不过这也没办法，日本水军的九千两百人，实际上被分成了九大部：九鬼嘉隆（一千五百）、藤堂高虎（两千）、胁坂安治（一千五百）、加藤嘉明（七百五十人）、来岛兄弟（七百人）、菅达长（二百五十人）、桑山一晴（一千人）、堀内氏善（八百五十人）、杉若氏宗（六百五十人）。[126]

日本当时没搞统一兵制，大名上战场都是自带人马，所以打起仗来士兵都紧随自家主公行动，每一个大名都是一个独立的军事单位，自然要以自家利益为先。

九鬼把这些大大小小的将领们叫过去，语重心长地教育了一番，说以后诸君要抛开成见，精诚合作，要为秀吉桑的大东亚共荣圈做出贡献云云。诸将纷纷表示要摒弃前嫌，联手合作。

其中有一员将领，摩拳擦掌，嗷嗷直叫，战意最为强烈。大家回头一看，原来是胁坂安治。

胁坂安治自矜为是秀吉亲信中的亲信，一向看不起九鬼、龟井这些半路投靠的旧海贼将领。他的海军班底是由良、沼岛的海贼组成，加上加藤嘉明、菅达长等同是淡路一系的水军，一共有两千五百人，在水军中很有发言权。

泗川之战发生时，胁坂安治的主力不在附近，所以他一直耿耿于怀，认为李舜臣胜之不武。现在既然要围剿这个可恶的高丽人，胁坂自然是要争当先锋，报一箭之仇。

在接下来整整一个月时间，日军不再象从前一样肆无忌惮地在海面横行，而是默默地开始集结战船，打算拿出狮子搏兔的魄力，一举把这个扼住日本动脉的大手斩断。

日军的集结地点选在了李舜臣扑空了一次的加德岛。到了七月份，日军已经动员了战船一百一十五艘，以九鬼嘉隆、加藤嘉明一部和胁坂安治所部为主。其中胁坂安治报仇心切，把手底下能动员的兵力全都调来了，总战力高达七十三艘战舰。九鬼嘉隆也出了血本，把日本海军的总旗舰“日本丸”也开了出来。

日本丸是九鬼为了取悦秀吉而特意建造的超级大舰，甲板宽十米，舰首到舰尾长三十米，比起大明福船来说只是个小弟弟，但在日本已经算是不得了的成就。在日军出征那一天，九鬼嘉隆把日本丸打扮得极尽奢华之能事，在一群更小的小弟簇拥下驶过海边，让观礼的大名们啧啧盛赞，给老大秀吉长了不少脸。

日军的动静，都被李舜臣看在眼里，他的心情变得沉重起来。日本人这一招，恰好是李舜臣的软肋。无论他的部队多么精悍，数量上始终处于劣势，若是从游击战改成阵地战，恐怕朝鲜水军前景便要堪忧。

一般将领碰到这样的情况，会选择避敌锋芒，再以游击战袭扰，待敌人露出破绽而徐而图之。但李舜臣是一个极具进攻精神的将领，他解决的办法非常直接：在敌人集结之前，把先来的都干掉。

很快李舜臣便找到了机会。

胁坂安治此时在加德岛度日如年，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他的部队早就到齐了，可其他水军还没到来，九鬼嘉隆不允许单独出战。他反复要求，九鬼也不理他。

又等了几天，胁坂实在无法忍耐了，他找到九鬼，说我军打算前移到巨济岛以西的加助岛海域，伺机接敌。

加助岛位于巨济岛西北，距离加德岛不算远，再往西便是巨济岛与忠武之间的巨济海峡，十分狭窄，是从外洋进入巨济岛内洋的重要通道。胁坂提出把兵力部署在这里，在战略上合情合理。

九鬼被他磨的没办法了，心想胁坂的兵力占了全军三分之二，数量在李舜臣之上，就算单独遭遇也没问题——何况那里距离加德岛不远，大本营派兵救援也来得及。

胁坂安治大喜过望，立刻点齐人马，杀奔加助岛而去。抵达加助岛以后，他没有乖乖在附近等候，而是往前又偷偷迈了一步，钻进了巨济海峡。

七月六日，李舜臣、李亿祺、元均的两道联军在露梁海完成了集合。到了七月七日，忽然东风大起，不利行船，于是李舜臣便把舰队停泊在唐浦附近，吩咐手下离船登岸去砍柴取水。柴水还未取回，却送来一个人。这人叫做金千孙，是朝鲜平民，为了躲避战乱在附近隐居。

金千孙告诉李舜臣，他看到日本人有七十多条船从西边开过来，过了加助岛与永登浦，一头扎进巨济海峡。李舜臣得到这份重要情报，到了七月八日一大早，李舜臣拔锚出战，大军开拔至巨济海峡之前。远远的，朝鲜侦查舰发现有一条关船和一条小船在晃悠，这两条船一看到朝鲜海军，吓得掉头就跑，一头扎进巨济海峡。侦察舰跟着往里凑了凑，发现见乃梁里有一支庞大的船队。

报告传回海峡口，朝鲜军一片欢腾。部下们现在都打上了瘾，看见日本人的船个个兴高采烈，打算再干他一票大的，但只有李舜臣盯着地图，什么都没说。元均看到李舜臣不动，着急了，眼前这七十多条船，就是七十多船功勋呀！

元均经过这数次大战，胆量也肥了，再不是开战前畏敌如虎的那个元均。李舜臣不动，他自己动，这位庆尚道水军节度使抄起刀子，战意熊熊地燃烧起来，抬腿就要冲上去。

李舜臣一把将元均按住。他可以容忍这个废物点心偷窃自己的功劳，但不能容忍他扰乱自己的胜利。

“你别傻逼了行么？你这是把咱们水军往死里送！”

李舜臣喝退了满脸羞愧的元均，给部下解释说见乃梁这个地方水道狭窄，不方便战船展开；而且水位比较浅，暗礁又多，真要打起来，是个敌损一千己伤八百的局面。咱们应该把战场选在闲山岛附近。那里是在大洋中间，孤零零就悬着一个没吃没喝的闲山岛，倭寇就算侥幸逃生，也无路可逃，只能等死。

手底下人问：那咱们该怎么把他们诱过来啊？

李舜臣回答：“照老规矩办。”

什么老规矩呢？示敌以弱！

部下都有些疑惑。从李舜臣出战之后，用这招耍了不知道多少日本人，用得太滥了。日本人也是人，也有记性，反复玩这一手，还能奏效吗？

事实证明，还真奏效了……

日本人或许有记性，但胁坂安治显然没有，他的脑袋已经被复仇的火焰充塞，容不得其他念头。当胁坂安治看到李舜臣的几条战船跟初恋的大姑娘一样，先是怯怯地凑近见乃梁，又立刻害羞地飞快跑开，他立刻把九鬼的叮嘱抛到脑后，下令全军追将出去。

一个追，一个逃，很快胁坂舰队就杀出了海峡，来到了闲山岛附近。胁坂安治忽然发现有些不对劲，在他面前的朝鲜战船，分成了两队，摆出一个V字形，而自己的舰队恰好位于V字的宽口处。

胁坂安治并没在意，我有七十多条船，且全是经验丰富的淡路水军，优势在我们这边。

但一开打，胁坂安治便感觉到不对劲了。朝鲜战船的火力比以往猛烈了许多，而且四面八方都是，如火雨下落，让人躲不胜躲。

同样的战船、同样的武器，怎么效果提升了这么多？

胁坂安治不知道，这是李舜臣精心为他打造的海战阵型。李舜臣早已经预见到，日军逐渐在觉醒，以往那种趁人不备捡大便宜的机会会越来越少，日、朝两支海军迟早会有一场正面对决，朝鲜需要更强大的力量，才能抵消日军的数量优势。

在唐项浦海战的时候，朝鲜水军埋伏在浦口围成半月形，逃出浦口的日军战船会被立刻摧毁。李舜臣从这个战例得到了灵感，冥思苦想，创造出了一种新阵型：鹤翼阵。

顾名思义，鹤翼阵的形状，象是一只仙鹤展开翅膀，两翼向前拉伸，把敌人纳入到V字型深处。这种阵型的好处是，可以充分解放每一条战船的火力，不至有炮火重叠或者误伤友军的情况发生。在阵中的敌人，将面临三个方向的攻击，无论突前、后退还是向左、右突破，都要做好承受巨大伤亡的心理准备。

在唐项浦海战结束以后，李舜臣经过几次推演，把鹤翼阵进行完善，并让麾下舰队演练。这让人不得不感慨，李舜臣的海战天才已经达到了极高的水准，可他居然还在成长，这还让不让人活了！

答案是：不让。

胁坂安治有幸成为鹤翼阵的第一个尝试者，他可一点都不觉得开心。

朝鲜军的各种火炮疯狂地砸进日军头上，龟船如同鬼魅一般穿行在舰船之间。日军要后退，鹤翼阵也退；日军前移，鹤翼阵也前移，始终把日军舰队固定在V字中心。日军虽然有七十多条船，但他们是挤在一起，彼此重叠，让本来就少得可怜的远程火炮更无用武之地。

被摧毁的战船纷纷沉没，侥幸没死的日军士兵在水里拼命扑腾，被不慌不忙的朝鲜射手一个一个点掉。不过落水的日军实在太多了，朝鲜军只来得及杀掉其他的一小部分，还是有四百余人游到了附近的闲山岛，惊魂未定地站在岸边，目睹着更多同伴被杀——这是附近海域唯一的陆地。

胁坂安治快要疯了，朝鲜人的打击太可怕了，短短几个小时，他已经失去了一半以上的战力，两名得力助手胁坂左兵卫和渡边七右卫门全部阵亡。他还看到，自己的爱将真锅左马允仓皇地游上了闲山岛，因为过于羞愧而在海边切腹自尽。

李舜臣可不会顾及胁坂安治的心情，他只是不停地催促部下加快速度，因为天色很快就要黑了。于是，在着急下班的朝鲜大军攻击下，日军更加溃不成军，整个闲山岛洋面都变成了地狱。

一直到夕阳西沉，整个海面被黑暗降临之后，这一场大战才告结束。最后胁坂舰队侥幸逃脱的，只有一条安宅、七条关船和六条小早船。他们在接战时缀在队尾，因此侥幸逃脱。胁坂安治身负重伤，被部下拼死救下，逃得一条性命。

是役胁坂舰队几乎全军覆没，七十三条战船，只逃回来十四条，可谓是凄惨至极。

打完这场胜仗，李舜臣没有宣布班师回朝，因为远处还有九鬼嘉隆与加藤嘉明的舰队，宜将剩勇追穷寇，仗还要继续打才行。有人问他说那闲山岛上那几百个倭寇怎么办？李舜臣说反正岛上没吃没喝，饿上他们几天再去收尸吧。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就交给……

然后他视线转向元均。元均的所谓庆尚水师一共也只有四条船，多他不多，少他不少，与其在前头添乱，索性扔在后头抢功吧。

元均怎么会不知道李舜臣的想法，可他现在站在别人屋檐下，只能恨恨领命。之前，他对李舜臣只是羡慕，从闲山岛海战之后，这种情绪转化成了嫉妒，现在则是恨。在接下来的数年内，元均的羡慕嫉妒恨开始发酵、爆发，最终把所有人都拖入了深渊……

话说两头。胁坂的残余舰队连夜遁逃，总算把主将拖回了加德岛大营。九鬼加隆与加藤嘉明大为震惊，急忙把目前手里有的四十二条战船都派出去，编成一队，向西谨慎前进，绕进了安骨浦附近的熊川湾里，紧靠同浦城停泊。

九鬼嘉隆是老江湖，海战的道道儿比楞青头胁坂明白多了。他心里清楚，李舜臣这是来寻求主力决战，肯定不会上陆纠缠，于是放心地离开加德港，在熊川湾等着。

熊川湾浅滩很多，水深比较浅，适合日军战船行动，板屋船这种吨位的朝鲜军船机动能力却受到限制。所以与朝鲜人决战，必须要选择在这样的地形。胁坂这个蠢材贸然跑到了大海中间，不被蹂躏才怪，九鬼老奸巨猾，却不会出这样的纰漏。

李舜臣把元均扔在后面，和李亿祺继续前进，在七月十日抵达了安骨浦。侦查报告，在熊川湾的同浦附近结阵，一共有安宅船二十一艘，关船十五艘，小早船六艘，其中一条安宅船无比煊赫，正是九鬼乘坐的旗舰日本丸。

李舜臣知道熊川湾同浦附近的地形，他不想在那种地方跟日军决战，便想故伎重演，再玩一次示敌以弱。

他为了诱出九鬼嘉隆，煞费苦心。李亿祺率一半的舰队躲藏到安骨浦以南巨济岛以西洋面，李舜臣自己则独率另外一半舰队向熊川湾前进，希望九鬼能欺负自己兵少，出来一战。

可惜这一次李舜臣的三板斧好象失灵了。因为九鬼嘉隆与加藤嘉明是真被他打怕了，拿定主意打死不出熊川湾，就在里头耗着，任凭李舜臣如何引诱，坚决不出来。

李舜臣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小鬼子你以为躲在浅滩就安全了吗？他令旗一挥，朝鲜水师开始进攻。

这一次，李舜臣又花样翻新了。

李舜臣手里有熊川湾详细的水文情报，他标出了十几条板屋船可以航行的航路，把舰队分分割成许多小单位，象是无数小楔子，从各个方向钉入日军阵势。每一条航路，战船轮番上前，一船进而一船退，交替作战，这样既可以保持作战连续性，也不会造成拥挤与搁浅的状况。

饶是九鬼嘉隆见多识广，还是被李舜臣这种近乎不讲道理的打法打懵了，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日军一片混乱，一不留神，被朝军打沉撞破了好几艘。

远处的李亿祺看到这边烟火涨天，知道李舜臣没把敌人拽出来，反而自己闯进去了，连忙带人赶过来支援。一时间熊川湾内杀声震天，弹矢齐飞。日军尽管不适应这样的战斗，但绝境之下逼出了斗志。他们充分发挥小早船的机动能力，在各条大船之间来回，把船上的伤员运走，再运来新的士兵补充。

毕竟朝鲜军在浅水区无法发挥全部机动力，场面不落下风，但歼敌效率非常之差。两边一时间斗了一个旗鼓相当，出现了难得的相持局面。

两军正战至酣处，战场上忽然传来一声巨响。日军士兵回头望去，惊恐地发现那艘炫目的旗舰日本丸，居然冒着黑烟沉没了。

原来李舜臣除了车轮战术，还早早埋下一招杀着。他发明的龟船吃水浅，底部是曲线形，船身又非常宽，非常适合在浅水的战斗。让这些龟船钻进同浦海湾，那简直就是蛟龙入海。

在战斗一开始，这些龟船就在混乱中切入敌阵，依仗着自己刀枪不入的优势，朝着阵势中最扎眼的大船日本丸摸过去。接下来龟船把自己扁平的大鼻子贴住日本丸，钩索一抓，开始噼里啪啦猛烈放炮。日本丸一生下来就备受瞩目，是身装华丽的贵公子，什么时候受到这等屈辱。于是没过一时半刻，它就生着闷气冒着浓烟缓缓沉入了大海。

这下被部下救去另外一条船上的九鬼嘉隆心疼得快晕了过去。那可是秀吉的骄傲啊，如今竟毁在自己手里，这可怎么跟太阁大人交代。

日本丸是日本水师的主心骨，当它被打沉之后，原本还在缠战的日军彻底丧失了斗志，纷纷向回遁去。有一些指挥官更干脆，索性把战船开上沙滩，然后登陆，进同浦城内避难。

李舜臣生怕日军选择登陆，让水师失去歼敌良机，正好又赶上天色已晚。他便下令收兵，所有的战船退出浅滩，在深水区围着一个圆，把剩下的日军团团包围起来。

九鬼已经心神大乱，加藤嘉明只好肩负起了指挥之责。在危机之下，这位水军将领的表现得不错，他利用夜晚作掩护，慢慢收拢战船，利用朝鲜军无法监视到的浅水航道鱼贯而出，悄悄地撤退，打枪地不要。

等到七月十一日清早太阳出来，李舜臣站到船头，发现日军已经跑光了。他收到情报，说梁山、金海附近海域，又有新的日军舰队出现。李舜臣二话没说，拔锚就走，杀奔梁山去也。结果到了中午，朝鲜舰队抵达梁山以后，发现海面风平浪静，没有半点踪迹。

原来加藤嘉明率领残众脱离安骨浦以后，仓皇撤向加德大营，半路正碰见其他日军将领带着舰队前来接应，总数划拉划拉也有一百多艘。加藤再一细问，差点没气晕了。原来这些舰队昨天晚上就到了，可慑于天敌李舜臣的淫威，虽然听到安骨浦那边乒乒乓乓打的热闹，谁也没敢凑上去送死。

加藤长叹一声，知道此时的日军已经彻底没了士气，再打也是白白送死。于是一挥手，撤吧。一百多条船簇拥着九鬼和胁坂两位受伤的大将，灰溜溜逃回了釜山。

李舜臣这边也不能再打了。连续两场大战和数天的航行，让所有人都疲惫不堪，尤其是各船的火药和弓箭储备也都见了底。李舜臣见好就收，见此行的战略目的已经达成，便下令回航。

闲山岛和安骨浦是李舜臣经历最激烈的两场战斗，那么朝鲜水师在战斗中伤亡状况是多少呢？战死十九人，受伤一百一十七人。

这个数字简直不可思议。但李舜臣的朝鲜水军保留下了一张详细的伤亡表，里面甚至详尽到了每一名船夫的名字，以及他们是如何战死的，身上是弹丸伤、弓箭伤还是白刃伤。数据无可置疑。

在回军的半路，李舜臣路过闲山岛，想看看那四百多倭寇饿死没有。结果开到岛附近一看，一个人都没了，只剩下光秃秃的一座海岛。李舜臣回到丽水以后，把元均叫过来一问，差点没动手揍这个混蛋一顿。

元均在闲山岛原本守得还算用心，没事就数数岛上倭寇的人数——这可是四百多倭寇的脑袋，能换来多少功名利禄啊。但过了一天，他听到一个消息，说日军有一支舰队正在靠近。元均以为李舜臣在前头吃败仗了，他那原本因跟着李舜臣的一路胜利而变得有点肥的胆量顿时被打回了原形，吓得连功勋也不顾了，当即使出了他的本能也是最擅长的一招——开船就跑。

他这一走，岛上的日本士兵就得救了。他们齐心协力砍伐岛上树木，扎了十几个竹筏子。四百人就靠着这些筏子，硬生生划到了附近的大陆海岸，逃得一条性命。

而李舜臣则因为这件事，就此与元均交恶，从而埋下了悲剧的伏笔。

在日本的秀吉听到闲山岛和安骨浦的败战消息，默默无言，非但没有斥责败将，还给身受重伤的胁坂安治发了一份感谢状。这位曾经在朝鲜地图上画圈圈的老人心里，大概已经认命了，对击败李舜臣再不抱任何希望。

日本海军元气大伤，从此日本船只在海上见到李舜臣的战船，惟有望风披靡的份，再不敢有半分炸刺的表现，制海权彻底为朝鲜所控制。至此，日、朝之间在壬辰战争第一阶段再无大规模的水战。

李舜臣的成功，是战术的胜利，也是技术的胜利。更是一种战略胜利。这一连串炫目的战绩，让秀吉头疼的不只是丢了脸面，还有最重要的东西——后勤补给。

最初秀吉制订的补给计划，是希望日本水军能沿全罗道西进，与陆军配合行动。水陆并进，陆军作战，沿途靠水补给，这样可以有效地避开朝鲜多山地形，提高运补效率。

现在李舜臣把日本水军牢牢地挡在了丽水以北，等若斩断了日军一臂。日军只能依靠名护屋-对马-釜山把补给运到朝鲜，再通过庆尚道的山路一路辗转运输，速度惨不忍睹。

如果只是粮食的话，日军还可以就食于当地；真正让前线日军将领难受的，是其他几样战略物资的匮乏：铁炮零件、弹丸、火药与火绳。日军以铁炮作为核心战法，以上几种物资是保证战斗力的关键所在。可朝鲜除了火药勉强可以供应一点以外，其他的都必须从日本长途跋涉运来。

铁炮在日本可以生产，这也还罢了。像制作火药关键原料之一的硝石、制造弹丸所用的铅和做火绳用的棉线，这几样东西在日本的产量极低，本身也需要进口，搜集极其不易。

现在横空出世这么一个李舜臣，把日军名将们打得头破血流以后，拦腰截断朝鲜海域。从此每一条日本船只在靠近朝鲜时，都不得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要知道，李舜臣打沉一条日本战船只要片刻，而随之沉没的物资，却可能关系到前方一个军团的生死。

他产生的影响很快便显现出来。日本陆军在占领平壤之后，弹尽粮绝，不得不放缓了攻击的速度。层出不穷的逃兵事件，也越来越多。李舜臣只是轻轻推倒了多米诺骨牌的第一枚，便让整个日本瘫痪在朝鲜半岛。所以有人说，他打败的不只是日本海军，还有日本陆军。

李舜臣靠着一己之力，竟和日本倾国打了一个旗鼓相当，其天才和可怕之处，实在令人叹为观止。他在敌后占领区的活跃，成功地拖慢了日本的战争进程，为中朝两国在正面战场的反击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

第十四章 战与和

对于朝鲜国王李昖来说，壬辰年的整个七月，他过得非常郁闷。

他先连续接到了两个好消息。一个是七月八日发生的梨峙之战，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军官权僳在全罗道的梨峙伏击了日军第六军团，把安国寺惠琼打败，逼退了小早川隆景。

然后就是七月八日至十日发生的闲山岛、安骨浦海战，李舜臣把日本水军杀得人仰马翻。

算起来，权僳还应该是李舜臣的大恩人。李舜臣在海上所向披靡，但他最怕的，就是日军占领全罗道，从陆上攻击丽水港。小早川隆景一直处心积虑要控制全罗道，但这个战略企图在高敬命、权僳等人的拼死抵抗下失败了。亏得这些人的奋战，李舜臣才得以安心水战，不必顾虑补给与后方安全。[127]

两个好消息让朝廷一片乐观情绪，他们一直催促明军进击，部分原因也是被这些胜仗所鼓舞。

很快李昖就笑不出来了。因为他又接到了两个坏消息。

第一个坏消息，是七月十七日祖承训率领的明军在进攻平壤城时遭遇伏击，大败而归，很快撤回国内。

另外一个坏消息，则来自于咸镜道。

几乎在平壤之战的同时，在遥远的咸镜道也爆发了一场决战。决战的攻方是一路向北突击的加藤清正第二兵团，守方是咸镜道兵使韩克诚与他的六镇骑兵。

小西行长在平壤休息的时候，加藤清正丝毫没有放松。他一路突飞猛进，沿着咸镜道往北打，一路打垮了无数朝鲜守军，捉了无数高级官员。第二军团一直打到吉州附近，终于遭遇了朝鲜最精锐的咸镜骑兵。

这些骑兵常年在北地与女真人交战，弓马娴熟，战斗力是朝鲜军中最强大的。

七月十八日，双方在吉州海汀仓附近正面发生碰撞。甫一开战，朝鲜骑兵们祭出蒙古式的打法，分成无数小分队，一边奔驰一边射箭。海汀仓附近的开阔地为骑兵提供了足够的运动空间，把骑射的威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加藤清正居然抵挡不住，只得撤入了海汀仓内。

铁炮兵最擅守备，加藤清正把海汀仓内的粮食袋子都搬出来，堆成掩体，拼死据守。朝鲜骑兵强攻了一阵，死伤惨重，遂暂时退军。加藤清正不顾疲劳，身率主力乘夜偷袭，韩克诚大败。[128]他这一败不要紧，日军趁机占领镜城，令咸镜北道门户大开，然后在七月二十三日抵达会宁。

无巧不巧，会宁城这时出了一个大朝奸鞠景仁，主动打开城门，送了加藤清正两份厚礼：临海君与顺和君两位朝鲜王子。

这两个倒霉蛋本来是执行父亲“不能把鸡蛋装一个篮子”的分朝之议，各带一批大臣去各地筹勤王之师的，没想到篮子没坏，自己这两只鸡蛋，倒先掉出了。

再落魄的王子，那也是王子。他们的身份，对以后在朝鲜建立傀儡政权很有用处。加藤清正把两位王子好生招待了一番，送去了汉城，他率军继续往北打。可会宁已经是朝鲜的最北边，会宁过去是图们江，过了江便是名义上的大明领土了。加藤清正打的主意，正是要入侵大明，建立比小西行长更瞩目的功勋。

第二军团一部在加藤清正的带领下越过图们江，迎面遭遇了女真乌拉部一部，还发生了军事冲突。他很可能遭遇的是日后跟努尔哈赤称兄道弟又反目成仇的乌拉贵族布谷泰。[129]

冲突的胜利者是加藤清正——至少他自己是如此宣称的——他宣称斩杀八千余级，还攻破了乌拉部的都城。没人能解释他如何在一天时间里在地广人稀的辽东地区取得这么辉煌的战绩，也没人能解释他在取得如此大胜后，为何不进反退，急匆匆地从辽东返回咸镜道，并且一路南撤到安边。这里已经是咸镜道的最南端，几乎进入毛利吉成的防区。[130]

这两个好消息与两个坏消息让李昖坐卧不安，失去了对局势的冷静判断。他在慌乱之中，忽然想到了黄应阳之前两次来访时说的话：“要打倭寇，还得靠我们浙兵才行！”

这句话给李昖带来了新的勇气，他派了能说会道的洪秀彦再次前往九连城，请求杨绍勋禀明朝廷，调派南方炮手前来支援。

对此，杨绍勋的回答是：“你们甭担心了。后续来援的兵马已经到了。”

此时大明的第二波援军已经在路上了。具体的部署是：辽东游击张奇功率领一千人进驻义州，五百人留守九连城，马头山江沿台、汤站、凤凰城、宽奠等中朝边境要镇，也进驻了四千五百人。另外，朝鲜人盼望已久的南兵炮手，大明派遣了三千人，都是戚继光一手带出来的精锐部队，由戚家军老部下吴惟忠、骆尚志带领。[131]前锋五百人已经抵达了汤站。

这一波援军，先期抵达者六千人，而总数则达到了九千人，[132]一时声势无比煊赫。

朝鲜君臣对辽东兵已经失望了，只盼望着南兵炮手过来。骆尚志的南兵抵达汤站以后，尹斗寿特意跑过去看了一眼，回来喜孜孜地把国王和其他大臣叫过去，神秘地说：“黄应阳老兄说的对！南兵太牛逼啦。我看了他们的操练，不比倭寇差！”

他这么一说，把所有人都激动坏了，纷纷七嘴八舌出主意。有的说不行咱们就单干，只调这三千炮手过来，与朝鲜军配合，辽东军就免了；有的提议听说南兵喜欢喝酒，应该拨出一批粮食酿酒，放在沿途驿站招待天兵。[133]

这些南兵追星族们被煽动得热情高涨，当初与黄应阳关系最好的李幼澄按捺不住了，特意也跑过去看了一圈。他回来大肆渲染，说南军太神奇了，个个都扛着鸟铳，装备比日本先进，精神面貌比辽东兵、蓟州兵都好。他还特意讲了个故事，说南军渡江根本不用船，直接扛着武器和行李游过去，能搞武装泅渡。[134]

“好神奇啊！”朝鲜君臣异口同声地感慨道。

期待归期待，若是人家不过来帮忙，一切都是扯淡。让朝鲜追星族们郁闷的是，包括三千南兵炮手在内的第二波部队，走到鸭绿江畔就不动了。

洪秀彦来催促进兵，杨绍勋推托说你们那边粮草不济，大军过去也是挨饿；洪秀彦说我们粮草备足了，杨绍勋推脱说明军停留在辽东境内，饭我们自己管，给你们减少点负担；洪秀彦说可以先派一小部分南兵入朝，杨绍勋说现在是雨季不好走，等秋天再说吧；最后洪秀彦没招了，哭着说日本人就要打过来了，杨绍勋宽慰说鸭绿江很窄，万一有军情，一天就能渡江赴援。

总之说一千，道一万，明军就是不挪地方。

朝鲜人脑筋直，一波波的使者去找杨绍勋，找不着杨绍勋就找佟养正，搞得两个人烦不胜烦。最后杨绍勋被逼急了，吼了一声：我们打算出兵十万，大军齐聚就可以开战了！

这下朝鲜使者被吓着了。十万人啊，朝鲜怎么着都供养不起，当下什么话也没说，直接回去了。

杨绍勋大喜，心说朝鲜人这下肯定缩回去了，可以安稳了。没想到才安静了两天，朝鲜人又过来了，小声问：“你们轮流入境作战行不？”[135]

杨绍勋大喊一声，倒地不起。

其实呢，只要朝鲜君臣心思能细致点，就能从明军抵达时间里磋磨出隐藏的味道。

祖承训兵败平壤城是在七月十七日，朝鲜人正式提出请大明南兵是在七月二十七日。洪秀彦去找杨绍勋求援是七月三十日，这个时候杨绍勋居然已经给了一个明确的援军兵力部署计划，甚至连朝鲜人要求的南兵都准备好了。

三天时间，要完成这样一个重大决策并付诸执行，而且涉及到的部队还隶属于各地不同的防区，这是绝无可能的。事实上，这些部队早在六月二十日便已经在蓟州集结完毕，也就是在祖承训入朝后不久，他们已经从蓟州防区开拔，朝着鸭绿江开来。

难道石星是个未卜先知的活神仙，事先料定祖承训必败，这才伏有后手？

显然不是。仔细研究这两波援军的先后抵达时间，相当有节奏感。祖承训六月十五日渡江，进抵平壤又败退回来；他前脚刚返回辽东，后脚明军第二波援军张奇功、骆尚志部就到了鸭绿江，时间大约是七月三十日。

这说明决策者在制定计划的时候，充分考虑到了各种情况——祖承训进入朝鲜后，按最糟糕的局势估计，最快也要一个半月时间才能败退回辽东。因此第二波援军的出发日期，就是踩着这个时间点来算，两者衔接得非常紧密——这样一来，即使祖承训败退，后军也可以及时进驻到鸭绿江畔，摆出随时入朝的态势，保护王室安全。

这么周密的计划，绝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第二波援军的兵力来自辽东、宣大两个军区，只有北京兵部才有资格作出这种部署。而石星自己绝没有这种魄力，他的上司赵志皋也没有，唯一可以这么干、敢这么干的，只有万历皇帝本人。这说明万历早就处心积虑，要在朝鲜的土地上把这场战争打下去。

可是，既然已经决心开战，为何明军要停在鸭绿江畔不肯前进呢？

有两个原因让大明暂时不能全力出手。

第一个原因，还是宁夏之乱。

现在正是平乱的关键时刻，宁夏城围攻战打的如火如荼。万历一朝精通兵略的名臣名将，几乎都聚集在城下：叶梦熊、梅国桢、还有著名的“东李西麻”李如松、麻贵等等。在他们的身后，是来自半个中国的数万大军。在更远的地方，整个西北都被动员起来，几十万民夫如流水一般地行进着，无数粮饷从各地汇聚至宁夏。

当时大明除了宁夏有事，其他地方也不太平，播州杨应龙爆发变乱的苗头也逐渐显现。大明的财政状况并不算好，人力资源也不算丰富，很难同时支撑两场战争。必须要把宁夏彻底平定，才能腾出手来料理那头东方来的饿狼。

第二个原因，是朝廷百官。

对于大明援助朝鲜这件事本身，拥有大义名分，没人反对；但究竟该不该大张旗鼓地正式出兵，这事在朝堂上一直存有争论。

主张出兵援朝的一派认为，朝鲜是中国的战略缓冲区，在朝鲜打倭寇总好过在自己国土上打倭寇。其中山西道御史彭好古说的最清楚：“今日御倭之计，迎敌于外，毋使入境，此为上策；拒之于沿海，毋使深入，是为中策；及至天津、淮阳之间，而后御之，是无策矣。”[136]这是所有朝臣里对朝鲜战略地位最清晰、最全面的论述。

但反对派的理由也是十分充足。兵科给事中许弘纲就对出兵这事表示反对，认为大明应该“守在四夷，不闻为四夷守。”[137]只要把战争控制在国境线附近就够了，没必要管朝鲜的事。

有趣的是，彭好古与许弘纲一个是御史，一个是给事中，级别都不高，都属于嘴巴大，权力小的言官。反观朝廷的诸位大员，却保持着奇特的沉默。兵部石星的立场算是旗帜鲜明，其他几位尚书：户部杨俊民、刑部孙丕扬、工部曾同亨、礼部李长春、吏部孙鑨几个人的态度却十分暧昧，至于内阁大学士赵志皋、张位两个人，更是未置一词。

因此在同一时间，他们正忙着作另外一件事，这件事比起朝鲜危机来说，更为至关重要——争国本。

当时万历皇帝有两个儿子：老大朱常洛、老二朱常洵。按照规矩，长子立嗣，可万历宠爱朱常洵的母亲郑贵妃，一直处心积虑要把朱常洵扶上位，便一直不肯给予朱常洛名分。大臣们坚决反对，纷纷上书请求尽快确立太子之位，万历却抵死不从。

于是百官与皇帝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为万历十四年一直打到了万历二十年。问题是就在万历二十年的八月，这场斗争刚刚有了一丝转机。在大学士张位的领导下，百官对皇帝发起了疾风怒涛般地攻击，死活要万历给出一个说法。

在这个节骨眼上，所有的大臣们都不希望节外生枝，给万历模糊话题的机会。对于朝鲜出兵这件事，他们反对也罢，赞同也罢，都绝不能开口，一开口，以万历的聪明劲儿，肯定会顺着话题接下去：“战事紧呐，咱们商量商量这个先，太子这事回头再聊吧。”

因此，许弘纲是这些朝廷大佬们推向前台的一枚棋子，希望能藉此把援朝战事控制在一个小范围的程度，不至于抢了“争国本”的风头。

而彭好古背后，也不是没有势力推动。隐藏在他后头的，是各地——尤其是沿海地区——的地方大员们。

太子是谁，这些封疆大吏不如京官那么敏感，但日本如何，却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从壬辰战争一开始，沿海各地的官员就不停地给朝廷上书，要么提请内阁提高警惕，要么要求拨款整饬军备，生怕倭寇又来袭击。

如果日本在朝鲜深陷战争，那么得益最大的将是这些沿海省份，因此他们坚决支持大明出兵朝鲜。

于是，在这种种潜藏在水底的心思交错之下，形成了大明朝廷难得的政治奇景：军队已经厉兵秣马，打了好几仗了，上头却还保持着暧昧的沉默。

万历皇帝知道，如果要跟日本全面开战，必须得经过廷议形成朝廷决议，把朝臣的意见捋顺——最起码得让主战派占优势，否则这仗没法儿打。

因此，在军事、政治这两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大明的当务之急，只有一个字：拖。

拖到宁夏平定，大军返朝；拖到百官意见统一！可这个战略，必须得让日本人配合，倭寇个个狡猾不堪，该怎么对付呢？

石星在万历的授意下，已经在八月份先行把兵部右侍郎宋应昌偷偷派去了辽东经略，为大军集结作前期准备工作。[138]但是这还不足以拖延时日，于是头疼不已的石星脑子里冒出一个非常大逆不道的念头：和谈。

和谈这事，前头搁在宋朝，后头搁在清朝，都算不得什么大事。但搁在大明，却是一件极其敏感而且完全不会讨好的事。大明朝在中国历代皇朝里可说是个彻底的另类，从头到尾没用女人和亲过，也没和谁真的和谈过，性格极其倔强，是胜了也打，输了也打，打不过大不了跑路，喘过气来接着再打。总之，在大明朝的字典里没有和谈，只有免谈。

所以这次“和谈”只是为了争取时间，是个纯粹的骗局，因此绝不能从朝廷里派遣正式使臣，否则会被言官们骂到死，而且还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并挂上一块牌子：奸臣。

因此，一切都必须在水面下偷偷进行。石星想了一圈，有了主意。他决定从民间找一个精通倭寇内情的人，这样万一有什么问题，可以推个一干二净，完全可以说这人谁啊？脑子秀逗了？居然干出这么寡廉鲜耻的事？然后杀头了事。

这一找，被他找出了一位纵观大明三百年历史都无人出其右的大忽悠。

当时在北京有一个社会闲散人员，叫沈惟敬。他籍贯浙江平湖，是平湖沈家的旁支。据此人的个人履历记载，他年轻时候当过兵、炼过药、还在胡宗宪手底下干过幕僚，曾经用计谋毒杀过倭寇，算是半个日本通和一个抗日英雄。[139]万历二十年的时候，沈惟敬已经六十多岁了，每天在京城里跟一群方士、无赖厮混。

他是个职业骗子，也具备骗子必须的两大特质：第一，语言能力出众，能言善辩；第二，生得一副好皮囊，面貌“长髯伟干”，形象很正面，不像骗子。

从履历看，沈惟敬完全符合骗子标准：江湖阅历丰富、胆子大、不怕死，最关键的是能忽悠。中国历史告诉我们，但凡跟炼药、方士挂上钩又出了名的，不用想，一定擅长忽悠。

跟他一起每天炼丹作假药的人里有一个老头，姓袁。袁老头有个女儿，嫁给了石星做小妾。石星想在民间找人，知道自己这位老岳父常年混迹市井，问他有什么人可推荐。袁老头得了消息，回去赶紧告诉几个相熟的朋友，其中包括了沈惟敬。

沈惟敬作为职业骗子，直觉地嗅出其中投机的味道。出于谨慎，他找来一个朋友沈嘉旺，问他日本的情况。沈嘉旺曾经被倭寇捉去过日本，约略知道一点当地情形，当下为了不示弱，说了些常识后，便满口胡柴起来，说什么日本关白只是想前往中国纳贡，朝鲜不让过，这才发兵讨伐。想要停战，写一封信就能搞定云云。

沈惟敬听说这事这么容易，动动嘴皮子就有一份万世功业，大为心动。他跑去找袁老头，让他把自己引荐给石星。

石星对沈惟敬作了一次面试，对这个骗子十分满意。沈惟敬仙风道骨，三寸不烂，而且又是个民间无赖，十分适合担任这次“和谈”工作。为了表示诚意，石星亲自下文，把沈惟敬提拔为神机营游击将军，他的同伴沈嘉旺为指挥。

沈惟敬乐坏了。心说这事自己还真没判断错，这还什么都没干呢，就从一介白身变成了游击将军，虽只是个无品级的，好歹也是官呀！

石星这会也还算厚道，总算在事前把大明朝廷的真实战略目的告诉了沈惟敬，叮嘱说这一次你去和谈，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过程。和谈和谈，谈，就是目的，和不和的完全没所谓，要紧的是你得一直谈下去，最好一直谈到抗战胜利……

于是沈惟敬和沈嘉旺两个人，带着十来个随从，高高兴兴奔赴朝鲜，去执行伟大使命了。

他们第一次抵达义州，是万历二十年六月二十九日。[140]在这个时间，祖承训的部队都还没出发呢。这说明石星与万历对战局早有安排，这才早早布下“和谈”一手棋来拖延时间，好等宁夏方面的明军腾出手来。

沈惟敬抵达朝鲜以后，朝鲜人有点莫名其妙。这个人既非军人，也非使者，挂着区区一个神机营游击的头衔就跑了过来，自称来侦查敌情，到底想干啥？

尽管心中疑惑，朝鲜人看在石星的面子上，还是派了一个提学吴亿龄接待。吴亿龄问沈惟敬来作什么，沈大骗子大嘴一张，便开始胡说八道，说我打算单刀赴会，前往平壤城去谴责小西行长，说你们再不退兵，中国就要发全国之兵讨伐。

对这种夸张说辞，吴亿龄很不以为然。祖总兵那三千人，还是朝鲜苦求了很久才求的，现在你一张嘴就说中国大军将来，凭什么啊。沈惟敬见他有点不信，一拍胸脯：“你别不信，平义智知道吗？平秀吉认识吗？那都是我的熟人。我说什么他们都听。”

接待完以后，吴亿龄回去报告：“这人长的丑，倒是挺能说，是个大喷子。”按说沈惟敬模样长得不差，却被朝鲜人骂成丑八怪，大概是因为朝鲜人厌恶他的言行，就连这人也一起烦上了吧。

沈惟敬打算去平壤城的计划，在中途夭折了。当时的朝鲜王室，正一门心思筹备粮草，催促祖承训出兵平壤，在这个关键士气，不会让前来和谈的沈惟敬坏了好事，各项工作均不予配合。结果沈惟敬的第一次出使，还没出义州就失败了，灰溜溜地返回北京。

从这一次出使能看出来，沈惟敬不是那种善于捕捉心理活动、循循善诱式的骗子，而是靠无比自信与夸张言论来蛊惑的表演型选手，自我意识非常强烈。他的典型风格是满嘴跑火车，偏偏这人胆子还极大，赌性十足，什么都敢胡说八道。在别人眼里，外交无小事；在沈惟敬眼里，外交无大事，只要自己说得高兴，连秀吉亲戚都敢冒认。

往轻了说，这是轻浮；往重了说，这是拿国家大事胡闹。后来发生的种种黑色喜剧，可以说都是肇始于他这种有些癫狂的性格。问题在于石星需要的还就是这样的骗子，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把比起来算很实诚的日本鬼子给蒙住，才能拖够时间。

沈惟敬回来以后没几天，平壤之败的消息传到了北京，于是“和谈”又提上了石星的日程。在石星的殷切催促下，沈惟敬在八月十七日再度来到义州。

这次朝鲜人态度不同了。平壤城两次都没打下来，咸镜道也丢了，现在任何一个天朝来人，都是他们的救命稻草。国王李昖亲自迎出义州西门，一路陪到龙湾馆大厅，给足了沈惟敬面子。

沈惟敬哪里受过这等礼遇，脑子有点晕，一张嘴，习惯性地又开始胡说八道了：“圣上很关心你们国家，已经调动了七十万兵马，马上就到。”

他这一句话，让大厅里一片沉默。

要说这事得怪石星。石星存心想利用沈惟敬，只对他面授谈判机宜，其他什么都没说。沈惟敬手里的资料，除了沈嘉旺那点半真半假的情报，只有零星的一些战报。

大明朝廷对战争什么态度，国内战备准备如何，沈惟敬两眼一抹黑，什么都不知道——他甚至没想过，为什么朝廷里那么多能人，却偏偏派他一个籍籍无名的无赖来谈判。

他这“七十万”一出口，李昖和一群大臣腹诽不已，又不好明说，只得委婉答道：“其实六七千人也够了，时间再拖下去，怕是大军还没聚齐，便已来不及了。”

沈惟敬这时候显出自己口才来，滔滔不绝地给朝鲜君臣上了一堂兵法课，说得天花乱坠，说到最后一抹嘴：“你们呐，根本不用派使者去北京。反正我们大明七十万大军立等可到，不光是为了恢复你们朝鲜，还要直接捣去日本老巢哩！”然后大摇大摆离开义州，继续朝平壤赶去。

朝鲜君臣面面相觑，李昖憋出一句：“这个姓沈的说话，太不靠谱了。咱们还是派人去北京活动活动吧。”柳成龙、尹斗寿等一干大臣忙不迭地点头：“太不靠谱了，太不靠谱了。”朝鲜君臣本来还没下定决心，沈惟敬这一拍胸脯，他们越发心虚，当即派了一位叫郑昆寿的使者，封为请兵陈奏使，星夜赶往北京。

郑昆寿的遭遇容后细表，单说沈惟敬离开义州，在二十五日抵达顺安。他让沈嘉旺背起一个黄包袱，先去平壤城。这个沈嘉旺也是个傻大胆，就这么大摇大摆地从祖承训败退的普通门闯进去，扯着脖子对城上日军高喊。

喊了半天，城门开了，出来的不是倭寇，而是一个中国人。

这个中国人叫张大膳，浙江人，和许仪后他们一样，是被倭寇掳掠至日本的华人，不过品行却截然相反。他现在在日本的第一军团担任通事，标准的汉奸翻译官。

沈嘉旺是温州人，跟张大膳是老乡。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俩人相见，彼此唏嘘了一番，然后开始进入正式话题。沈嘉旺说大明派了谈判代表，此时正在顺安，希望跟小西行长谈一谈。最后两个人把日程敲定，本月二十九日，沈惟敬将单骑入日营。

小西行长对和谈十分欢迎，他早盼着这一天了。他特意写了封信给沈惟敬，说嘉靖年间我们日本人吃过一次亏。有个中国人叫蒋丹说与我们通贡谈和，最后设了圈套把我们的使者一网打尽，你可别玩这一套。沈惟敬回了封信：只要你们停战，咱们就是一家人。

对于他单刀赴会这个举动，许多人都觉得太危险，纷纷劝阻。沈惟敬精通骗子行业的业务规范，知道做骗子必然风险与收益并存，富贵需得险中求。再说他本就是个不怕死的江湖泼皮，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当下只带三、四名家丁，欣然前往平壤。

不得不说，他的胆气着实叫人佩服。光凭这份胆气，就对得起大明兵部石星大人的托付。

八月二十九日，沈惟敬抵达平壤城。小西行长存心想给他一个下马威，故意排出一个煊赫的阵容，铠明甲亮，剑戟如霜，把沈惟敬团团围住。沈惟敬心说你再牛有北京的阵势牛吗，表现得极为平静，只是日本人这下倒把远处躲在大兴山上的朝鲜人吓了一跳，以为日本人动手把他给抓了。

到了谈判地点斧山院，日本派出了五个代表：小西行长、宗义智、宗调信和外交和尚景澈玄苏、宗逸，基本上囊括了日本之前对朝鲜外交的主要成员。

沈惟敬惯于拿大言唬人，对方这阵势他根本不害怕，一落座就张嘴道：“大明马上就有天兵百万压境而来，你们全快完蛋了，知道不？”把姿态放得极高。景澈玄苏刚想说话，沈惟敬眼睛一瞪：“你说你！一个出家的和尚，怎么跟一群逆贼进犯大明属国！”玄苏赶紧当场叩头，解释说自己继承的是中国四明禅师衣钵，一向最尊重中华上国云云……[141]

沈惟敬使杀威棒先杀掉了日本人的威风，这才徐徐开始谈判。

和谈是小西行长一直以来的夙愿，他从登陆朝鲜以来，先后三次给朝鲜国王写信，还曾经在大同江上与朝鲜使者正式会谈过一次。现在既然朝鲜的宗主国派人来谈判，正中他的下怀，因此表现出了很大诚意。

小西行长提出了两条要求：一是要重开通贡之路；二是划大同江为界，北归朝鲜，南归日本。

这两个条件的提出，表明日本占领军已逐渐从秀吉不切实际的侵略计划中清醒过来，变得现实起来。各地义兵和李舜臣的活跃，让举步维艰的日军不再奢求能够打过鸭绿江，只求把目前占领的地区巩固下来。

对于这些，沈惟敬都没法做主，但他表示他把这两个请求带回给万历皇帝，同时打包票说你们这么有诚意，陛下肯定会答应的。

说来也怪，沈惟敬满口跑火车的风格，朝鲜人不喜欢，日本人却信服得紧。几天下来，小西行长把沈惟敬佩服得要死，说您在白刃包围之下仍旧面不改色，日本人里也没这么有派头的。沈惟敬微微一笑：“我这是学郭子仪单骑入回纥军营。”小西行长文化水平低，楞没听出来这是沈惟敬拐弯抹角骂他是夷狄。

最后双方约定，五十天以后，沈惟敬就会带回大明的正式答复。在这期间，平壤城附近划出一条宽约十里的军事分界线，在这条界限内准许自由割草，双方不得采取军事行动。

和谈第一阶段，就此结束。小西行长客客气气把沈惟敬送走，送了包括几条铁炮在内的日本土产，临走之前还反复叮嘱务必要在五十日内给出回复。[142]沈嘉旺则留在了平壤，作为人质。可怜小西行长还满心欢喜，完全不知道沈嘉旺这条人命根本不值钱，就算死上一百次，大明眼睛都不会眨一下。

九月八日，沈惟敬得意洋洋地回到义州，把与日本谈判的结果一说，朝鲜君臣面色立刻就精彩起来。

没法不精彩。谈判这么大的事，事关朝鲜一半国土，居然朝鲜没有任何官员参与。而且沈惟敬敲定军事停战区一事，根本就是自作主张，他一个人就大大咧咧拍了板，直接为朝鲜作了主。

沈惟敬一看朝鲜人面色不善，立刻给了一个严厉警告，说我听说有人在军事区砍了一个倭寇的脑袋？你们别玩小动作，别在军事区动手惹怒了日本人，影响了整个和谈。朝鲜君臣赶紧解释，说您定界的时候，手底下的人还不知道，咱们下不为例。

沈惟敬知道自己的举动引起了误会，跟他们解释说我这不是和谈，是缓兵之计，一直拖到大明援军抵达，咱们就撕毁条约再打不迟。[143]

在沈惟敬嘴里，基本是听不到实话的。别说对日本人了，就是在他给万历皇帝的述职报告里，也坚持了忽悠本色。不过这次，他难得地说了一段完完全全的实话，一点水分没有。

遗憾的没一个人相信他。李昖表面上嗯嗯答应着，还送了他匹好马回北京，背地里却恨恨骂道谁信你谁是小狗，暗中传令军中，该怎么打还怎么打。[144]

沈惟敬在义州临走之前，小西行长又追了一封信过来。信中除了照例敦促以外，还不厌其烦地把自己和宗义智的正确姓名、官名写成一长串，生怕沈惟敬记错了。大概是他觉得沈惟敬回去，要把自己的名字报告给大明皇帝，是件相当光荣的事。

于是沈惟敬就这么回去了。无论朝鲜人怎么想，无论他的动机和手段是如何，总之石星交给他的任务，如今已经完美地完成了。小西行长已被暂时拖在了和谈的假象中，五十天之内肯定不会有大的军事动作。

对于沈惟敬的这一和谈举动，朝鲜人不屑一顾。尹根寿毫不客气地说这人根本就是在赌博，空手套白狼，拿身家性命去赌朝鲜救星的声望。[145]

为何朝鲜君臣对沈惟敬态度如此恶劣？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根本反对和谈；另外一部分原因，则是因为朝廷又派了一个人过来，这个人叫薛藩。

薛藩是大明行人司行人，身携万历皇帝的谕令在九月三日抵达了义州。在谕令里，万历对李昖大加安抚，承诺说已经派了十万大军，克日可到朝鲜。[146]这个承诺正如久旱的甘霖一般，十分对李昖的胃口，他与一干大臣抱着谕令，激动得一塌糊涂，涕泪满面。

薛藩人家那是正宗朝廷使臣，万历十七年的进士，带的又是用过皇帝大印的正牌文书，无论哪点，都比沈惟敬这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小丑强多了。两下对比，越发显出沈骗子的不堪。

朝鲜人不知道的是。这位行人薛藩，不只是个信使，他来到义州的目的，大不简单。

薛藩自从抵达朝鲜以后，没有呆在驿馆里接受官员恭维，而是到处转悠，不动声色地观察一切，甚至不惮跟最底层的平民接触，并把一切默默记在心中。这是石星对他的嘱托，之前来朝鲜调查的使臣，大多是被朝鲜大臣带着转了几圈便完了，敷衍了事，带回去的报告几乎没法用。

现在朝廷要对朝鲜采取大动作了，亟需详细情报。薛藩接受的任务，正是评估大明出兵的前景，以及朝鲜战场的敌我情形，为北京的朝鲜出兵决策作参考。

因此，薛藩擦亮了眼睛，事无巨细，悉以查之，从来没有人象他如此细致地了解过这片土地上的一切。短短三天时间，薛藩已经了解到了他想要知道的东西，便动身回国。此时在薛藩的心里，已经有了一笔清晰的账。[147]

薛藩和沈惟敬一前一后相继回到了北京。他们的返回，在京城投下了两枚炸弹，让围绕着出兵朝鲜吵成一团的大明朝廷，变得更加混沌。

且说李昖和朝鲜的一干大臣们送走了薛藩，高高兴兴地把万历皇帝谕令看了一遍又一遍，忽然发觉有哪里不对劲儿，再仔细一读，看到其中有一句话：

“并宣喻琉球暹罗等国，集兵数十万，同征日本，直捣巢穴……”

我说万历皇帝，你到底有多喜欢暹罗啊！

第十五章 廷议

让暹罗出兵援助朝鲜，万历皇帝在去年就曾经提过一次。当时朝鲜被吓得不轻，特意派了使者婉言谢绝，总算把这件事搅黄了。

朝鲜人万万没有想到，事隔一年，暹罗居然死灰复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事还得从一个与暹罗八杆子打不着的人说起。

壬辰年八月十日，大明朝廷接到辽东一封来自建州的奏章，发帖的楼主是大明建州卫都督佥事——努尔哈赤。

在这封奏章里，努尔哈赤说他刚刚统一了建州女真诸部，可以更好地为大明戍边，因此乞求朝廷能赐给他金顶大帽服色及龙虎将军职衔。接下来，他又抱怨说最近高丽边境不安宁，他的部落已有五十多人遇难。然后笔锋一转，拍着胸脯表示：日本人正在打朝鲜，下一步就是打我们建州，我愿意为朝廷起兵三万，等到冬天鸭绿江水一上冻，就渡江抗日去。”[148]

对于努尔哈赤要求的官职，朝廷未予理会，但对于他在奏章底下的提议，倒是兴趣十足。

石星此时正在为调兵遣将伤透了脑筋，这个提议真是瞌睡来了送枕头。他知道这个年轻人，前一阵刚统一了建州女真诸部，战斗力毋庸置疑。现在居然上表请战，真是忠诚可嘉。

如果换成别的女真部落领袖，石星还得嘀咕一下，但这个努尔哈赤身份大不一样。努尔哈赤是辽东名将李成梁的贴身侍卫，从小就养在李家，自称“奴儿”，跟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松关系很好。现在朝廷已经有了派遣李如松入朝的打算，有他镇着，谅这个努尔哈赤也翻不出天去。

石星把这个消息透露给朝鲜，本来想达成一个意向性协议。不料朝鲜人的反应极其激烈，尹斗寿直截了当地表示：“要是努尔哈赤入朝，朝鲜就彻底完蛋了！”[149]

朝鲜人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在壬辰开战之前，他们最头疼的就是这些女真蛮子。女真每年都要在朝鲜北境骚扰抢掠，死伤无数，两家早结下了深仇大恨。现在居然他们要打着救援的幌子深入朝鲜国土，这岂非是前狼后虎。

朝鲜君臣唯恐女真出兵形成朝廷决议，表现出了强所未有的强硬，打死也不从。对此，石星只能无可奈何地放弃了让女真出兵的打算。

努尔哈赤有些失望，骂骂咧咧地继续去跟海西女真打仗。其实我们也很失望，因为努尔哈赤与加藤清正的对决，最终没有实现。

许多年后，当努尔哈赤再度进入大明视野的时候，已经不再是一个恭顺忠诚的部落领袖了……

女真出兵这事没成，但给了石星一个灵感：让外藩出兵似乎是个好主意，不用糜费中华人力，便能达成援朝的效果，大明最多出些银子粮秣就够了，是笔好买卖。

可除了女真以外，大明还能找什么人呢？石星故伎重演，想在民间咨询一下。

这次他又找到一位奇人，名字叫做程鹏起。

程鹏起，也有的史书上写成程鹏举。他和沈惟敬一样，是个市井无赖，靠嘴皮子混饭吃。与常年混迹炼丹界的沈惟敬不同，程鹏起的主营范围是外交圈子，忽悠那些外国使节，给他们与各衙门之间作个政治小掮客。[150]

这个职业在北京很有市场。大明以上国自居，没有平等外交的概念，眼高于顶，那些来北京的外国使者——尤其是海外小国——想开展外交工作，很不容易。尤其是整个大明朝廷是个充斥着潜规则的复杂官僚体系，若没熟人点拨，想作点事难于上青天，特别需要程鹏起这种小人物作润滑油。

石星看中的，正是程鹏起的这个背景。他问程鹏起知道不知道哪家外国愿意出兵，程鹏起眼珠一转，当即脱口而出：“暹罗”。

石星摇摇头，去年的暹罗出兵事件他知道，何必旧事再提。程鹏起给他解释道：上一次只是万历皇帝提出的想法，算不上正式讨论，无疾而终很正常。而这一次，他有把握让暹罗国自己主动提出来，这性质就大不同了。石星听了大喜，暹罗恰好这时候有一个使团在北京，团长叫握叭喇，跟程鹏起很熟。经过他私底下一番运作，握叭喇欣然同意，写了一份奏章递给朝廷，声称听说天朝打算对日本用兵，暹罗愿意也派一支部队为前驱。

这份奏章在朝廷引起了很大轰动。石星和宋应昌认为此事可行，万历自己也是兴趣盎然，可朝中对此事非议的也不少。这些反对者的观点可以分成两个问题：一，暹罗能不能出兵；二，暹罗危险不危险，会不会借机攻打中国？[151]

反对者中的代表人物，是太子少保兼东阁大学士的于慎行。他描述暹罗出兵时，语气十分轻蔑：“听一妄男子上言，欲发暹罗之兵，使由海道捣其巢穴，庙堂以为奇策，识者闻之，无不骇笑”[152]

不过无论是什么意见，本质上是一群盲人在争论大象的形状，因为暹罗到底是什么样子，谁也没去过。

朝廷觉得这么讨论下去，实在没什么效率，最后有人给出了个主意：“两广地区离暹罗最近，不如问问他们的意见。”大家都说好，便给来两广总督萧彦发了一封咨文。等到萧彦回复，再派正式请兵使者不迟。

不过万历皇帝特别兴奋，心里藏不住事。正好行人司薛藩要去朝鲜宣谕，于是万历特意在圣旨里加了一句：“并宣喻琉球暹罗等国，集兵数十万，同征日本，直捣巢穴。”

给两广的咨文发出去了，但石星有点等不及。北京到广州这一去一返，横跨整个大明疆域，太耽误时间。他找到程鹏起，说咱们能不能先派个人去暹罗看看，让他们先准备着。程鹏起一拍胸脯：我去！

石星大喜，循沈惟敬的故例，给程鹏起加了一个参将的头衔，发了一笔钱，带了二十几个人，前往暹罗。

相比起出生入死的沈惟敬，程鹏起实在是太不敬业了。他带着这一批人先跑到朝鲜，索要了一笔贿赂，然后又折腾到福建一带，扯着兵部的虎皮，要求当地船厂给他们造大船，招募水手，贪了饷银数十万，在海上晃荡了几个月，一点要去暹罗的意思都没有。[153]

石星送走了程鹏起，心里稍微踏实了一点，正琢磨着怎么给朝鲜人说。到了九月十九日，朝鲜的请兵陈奏使郑昆寿抵达了北京。[154]石星闻言大喜，心想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郑昆寿这次来北京，目的只有一个，促成大明正式出兵。他到了北京以后，还没好好休息一下，便开始到处拜码头。从礼部拜到兵部，从兵部摆到户部，总之把京城能管得着朝鲜出兵的衙门，都拜过了一圈。每过一门，他都哭上一鼻子，恳求上国帮帮忙，救朝鲜于水火。

郑昆寿在拜码头期间，偶然碰到了另外一位使臣，一打招呼，发现是暹罗来的，名字叫握叭喇。郑昆寿听到暹罗这名字，心里一哆嗦。想起去年时金应南进京的时候，万历皇帝差点把暹罗人安排给他们当盟友，心想不会这么巧吧。

九月二十八日，石星给郑昆寿发了份请帖，请他去家里赴私宴。郑昆寿不敢怠慢，立刻赶了过去。一进石星家，他抬头就看到一人，特别眼熟，正是前两天碰到的那个暹罗使者握叭喇，汗珠子当时就啪嗒啪嗒掉下来了。[155]

在石星府上，郑昆寿照例哭了一鼻子，恳求石星出兵。石星也照例慰勉了一番，然后把他引到座位上，与暹罗使者一起吃了一顿有些憋屈的饭菜。吃饱喝足了，郑昆寿和暹罗使者一起走出来，看四下无人，偷偷对暹罗人带的翻译说：“今天石尚书叫我来，是打算向我暗示暹罗出兵的事。我跟你们说，我们朝鲜不好走，得从广东绕路琉球，而且朝鲜和日本之间，还隔着好长一段旱地长沙，走不了船，你说你们来干嘛？”[156]

一听就知道，郑昆寿是成心要把这事搅黄……

后来郑昆寿年底回国，还跟李昖提起这事，说大明打算派暹罗出兵日本，明年春天发兵。李昖听了以后自己嘀咕说连元朝都打不动日本，暹罗能干个啥？”[157]

这个暹罗兵的问题从年中讨论到了年底，最后还是被两广总督萧彦一锤定音。萧彦接到咨文以后，郑重其事地上了一道《夷心难测借兵宜慎疏》，在这封奏疏里，他把暹罗描绘成一个狡猾如日本，国力也十分强劲的阴险国家，说找这样一个国家借兵打日本，只怕日本未灭，中华先引火上身。

其实萧彦这话，纯粹属于造谣，是对和我国一直以来睦邻友好的暹罗人民赤裸裸的污蔑。

明代的暹罗，在那一圈里确实是个桀骜不驯的国家，没事就跟缅甸打着玩，但绝没到萧彦说的那种能跟日本抗衡的地步。最关键的是，暹罗对明朝一直是仰慕加尊重，是相当友好的，好比暹罗不支持本国女子和外国通婚，尤其是和洋人通婚，但对她们嫁给中国人却是明目张胆地鼓励。又譬如往来通商，其他国家商人的税收都一概没商量，惟独中国商人的税收要远低于其他人，而且这是官方明文规定，由此可见暹罗对明朝的态度了。

萧彦之所以说得这么夸张，只是因为怕给自己惹麻烦。暹罗邻近两广，若真要出兵，到时候无论粮饷兵备驻屯，一应事体必然全是他忙活。这种国外军队驻屯接待工作十分复杂，万一闹点什么军民纠纷之类的，外交无小事，官帽很可能因为屁大点事搞丢了，还不如写一纸奏章直接把这事搅黄了算。

于是，在各方面势力情愿或不情愿的搅黄运动中，轰轰烈烈的暹罗借兵大计，就这么黄了。最后只便宜了那个程鹏起，骗了一笔国家的钱悠哉游哉地在海上游玩，一直到次年才被大明解决掉。

女真、暹罗两路援兵都因为各种原因夭折了，朝鲜人又开始不停地问了：大明什么时候出兵。

要大明出兵不难，只要能在朝堂之上把百官的意见统一，这事就好办。

石星在暹罗项目上被人骗了个跟头，但那是输在了对海外情况不熟，对于自己熟悉的领域，他可谓是老成谋算，布局缜密。

为了能促成廷议出兵，石星拟定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从沈惟敬和薛藩去朝鲜开始，便已开始部署，等到郑昆寿九月十九日抵达北京后，石星意识到时机已经成熟了，可以出手了。

郑昆寿一到北京，四处哭衙。他的这一行动非常有成效，俗话说，人心都是肉长的，郑昆寿的这种举动，很快就博得了很多朝臣的同情，效果卓著。反对出兵朝鲜的舆论，就在这声声哭泣中逐渐降低了调门儿。那种“朝鲜是外邦，死活不必理会”的言论，再没人好意思提了，反对者们都改口强调朝鲜敌情未明，不可轻举妄动——这是一大进步，至少从道义上他们不再阻挠出兵。

石星此时已接到沈、薛二人的报告，他在九月二十八日召见郑昆寿，除了给他介绍暹罗使臣以外，还进行了一次深入谈话，统一思想，最后一次摸摸朝鲜的底。

到了十月二日，石星提请廷议讨论援助朝鲜问题，这照例遭到反对。但石星的提议，并未完全被驳回，此前一直未获通过的火器援助，终于被一致通过。

这是石星的一次投石问路，他从决议结果看到，反对派的意志已经不那么坚定，可以予以重重一击。

于是，到了十月五日，石星再次上奏，要求阁部九卿科道集体来一次廷议。奏本里除了援助朝鲜的老生常谈以外，还加了两句话，一句是他自愿前往辽东居中策划，立下军令状，只要有一个倭寇进入国境便自受军法；第二句，是推荐辽东的地下君王——宁远伯李成梁一同前往剿倭。[158]

这两个人选让朝廷炸了窝。大明朝还从来没有兵部尚书亲自带兵出征的先例；至于李成梁。他在前一年刚刚被弹劾罢官，朝廷一直希望他在辽东的影响力被削弱，恩养在京，现在提出起复，岂不是荒唐？

这两个人选，是一定不会被朝廷通过。石星这一手，玩的是拆屋开窗之计。我说开窗，你肯定不答应；但我要说拆屋子，你就允许我开窗了。

果然如石星所料，朝中大臣都被这个奏本里破釜沉舟的气势惊呆了，不知他哪里来的这份心气。石星趁机把郑昆寿的哭诉讲了一便，朝中大臣多少都知道这人的事迹，纷纷默然不语。反对者们看到在道义上已无法阻止，只能继续搬出“朝鲜敌情不明”的理由，说如果贸然前进，只会和祖承训一样遭遇失败。[159]

石星早等着这句话呢，他嘿嘿一笑，拿出一份报告给大家看。大家一看落款，薛藩。

这份报告是薛藩返回北京途中写成的，在壬辰战争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

它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阐述朝鲜对中国的战略意义，明确提出“夫辽镇京师之臂，而朝鲜者辽镇之藩篱也”，属于必救之地；第二部分则是讲述在朝日军与朝鲜军民的动静，指出日军嚣张跋扈，却立足未稳；朝鲜军民“彼国之人，莫不以恢復为念，誓不与此贼俱生。乘此人心，加以精兵，与彼夹攻，则倭奴必可计期勦灭”。正是发兵的好时机。

在第三部分，薛藩还根据朝鲜战场的经验，指出“北人善於御虏，南人善於御倭”，建议多多调派南兵入朝，并多造鸟铳、藤牌等装备，来应对日本人的铁炮战术。连如何对付日本著名的三段铁跑战术，他都提出了建议。

在石星的授意下，薛藩还特意表扬了沈惟敬两句，说他单身入敌营，争取来五十多天的缓冲期。

薛藩的报告详尽、缜密，极富说服力，折服了所有人。最顽固的反战者，此时也只能嘀咕两句“战争有风险，用兵须谨慎”之类的警句，再提不出任何有建设性的反对意见。

万历皇帝对这个结果大为高兴，下旨说老石你是个好样的。

石星确实是个好样的，他这一次先是激情攻势，又是理性辩白，数路并发，攻势绵绵不绝，于无声中便把反战者的舆论消解于无形，可谓是精彩至极。

他能够取得胜利，最关键还不在这些手段，而在于合乎上意。对朝鲜用兵，一开始就是万历皇帝提出的方针。他虽躲在宫内不与大臣们相见，却通过石星，逐次往朝鲜添兵，把中朝、日的对峙长期化，日常化。反战者们就象是温水里的青蛙，温度上升而不自知，等到石星最后法出雷霆一击时，他们发现大势早已悄然逆转，出兵朝鲜已是弓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大事既定，剩下的便是细微末节。兵部趁热打铁，在数日后上表提请出兵。这一次的调动规模空前，包括辽东军、浙兵、蓟州、保定、宣、大等地驻防军，加上已在鸭绿江两岸驻屯的九千人，总兵力达到了四万人。[160]——这个计划数字虽然和后来实际动员的人数略有出入，但足见明军这次是动真格的了。

在这些部队当中，辽东军是精锐尽出；宣、大、蓟、保等地因为要防御蒙古人，派来的大多是当地团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浙兵，这支部队是戚继光的血脉，指挥官吴惟忠、骆尚志、王必迪等人都曾是戚继光的部属，拥有一整套对付倭寇的战术与装备。

这还只是先发部队，四川、山西、浙江义乌、东阳等地的军队，都在陆陆续续动员中。[161]

至于总指挥官的人选，石星在那封奏折里已经给出暗示了：李成梁——但是李成梁肯定不行，他身份敏感，何况年纪也大了，不宜出征，可是宁远伯的面子不能不给，那么朝廷只有一个选择：李成梁的长子李如松。

李如松此时正从宁夏战场带着无上的荣誉归来，征尘未洗。他来当这个指挥官，众望所归。

于是，李如松从提督陕西讨逆军务总兵官，改成了提督蓟辽保定山东等处防海御倭总兵官。另外南京刑科给事中徐桓、福建道御史彭而珩等人还不失时机地举荐了李如松的弟弟李如柏、李如梅、李如梧等人，也都在东征军中各有职务。其他人选如杨元、张世爵等人，都是南北一时名将。

但大明祖制是“以文驭武”，这种国家级的军事动员，必须要用一位文官来担任最高统帅。石星倒是想自己去，可于规矩不合，于是这个职位便落到了一直在辽东忙活的兵部右侍郎宋应昌身上。

宋应昌是会稽人，嘉靖四十四年二甲进士，在大明官员中学历只算是普通。他历任降州守、户科给事中、刑科给事中、礼部给事中、河南布政司参政、山东巡抚、江西布政司右布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理寺卿、工部右侍郎。这一长串履历相当热闹，六大部委干过四家，朝廷和地方都有过任职经历——可是惟独没有与军事相关的。

石星为何要选这么一个人呢？因为宋应昌这个人，是出了名的不务正业。他本职工作多是庶务民政，可他本人的兴趣爱好，却是打仗，没事就上书朝廷，对各地边境政策指手画脚，一个主意接着一个主意地出。象他在山东当巡抚的时候，老百姓生活水平没怎么改善，军备水平倒提高了一大截。

在壬辰年八月份的时候，朝廷名义上还没决定出兵，但万历皇帝授意石星可以开始作前期准备工作。石星希望这件事要低调、秘密地进行，因此负责人必须懂军事，擅于统筹，又不能有太强烈的军方背景，以免刺激到朝廷。

挑来挑去，石星想到了这个不务正业的军事狂。经过一番运作，石星在八月十三日把宋应昌从工部平调到了兵部，然后立刻把他派去了辽东准备。

宋应昌六月二十四日才刚刚从大理寺卿升任工部右侍郎，两个月都没到，居然又转到了兵部。这在万历朝，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要知道，当时万历皇帝正在消极怠工、变相罢工，以示对大臣们的抗议，多少职位因为他拒绝签字任命而常年空缺。从这个人事任命，我们就能觉察到石星背后万历皇帝的身影。若没有他大开方便之门，石星断然无法如此随心所欲地操纵人事。

宋应昌确实不负众望，他到辽东以后，采取了“先固己，再救人；先由近，再及远”的原则，开始有条不紊地整顿，修缮城墙道路，安排粮草调运，检查武器库存等等。在接下来的战争中，明军在辽东境内的补给与运输从来没出过任何差错，全赖这位“不务正业”的大人用心之故。

有鉴于他这份辛苦与功劳，等到朝廷决议一定，宋应昌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经略。

朝廷还为宋应昌下面设置了几个副手。沈惟敬是其中一个，他立了大功，被实授游击将军署都指挥佥事。另外还有两位副手，都是兵部职方清吏司主事，巧合的是，两个人名字里都带一个“黄”字。

一位叫刘黄裳，除了毛笔字写的非常好以外，没什么特别的。而且这个人有点缺心眼，进入朝鲜觐见国王的时候，别人都是嘘寒问暖，他上来劈头就问国王的生辰八字，说要给起一卦，搞得李昖莫名惊诧。[162]

但另外一位就不同了。

这位名字叫做袁黄，字坤仪，负责赞画军前兼智朝鲜兵政，也就是在前线给李如松担任参谋长。这位参谋长，乃是大明朝的一代奇人。

大明朝从来不缺天才，但是却很少看到袁黄这样的全才。袁黄兴趣广泛，涉猎广泛，偏偏脑子还特别好使，什么东西一拿起来就会，而且都是精通。几十年下来，他的简历里特长这一栏长得不象话：诗词歌赋、经史子集，天文学、历法、几何、算学、岐黄之术，甚至还弹得一手好琴。

在万历二十年，袁黄已经六十多岁了，但脑子一点都不糊涂。这四万大军的衣食住行、军器马匹、沿途驿站粮草配置，全都装在这个老头的脑袋里，分门别类，丝毫不乱。他还嫌这点东西不够费脑子，找来朝鲜地图和一堆战报，盘腿开始研究进军路线、情报分析和针对日军铁炮的战术策略。

袁黄是嘉善人，从小就目睹家乡被倭寇蹂躏的惨状，对于日本人丝毫没有好感而且也很熟悉。这次有机会亲手报仇，袁黄自然要全力以赴。一个天才要倾力出手，他的敌手显然是要倒大霉了。所以有他陪伴着李如松在前线，石星和宋应昌都放心得很。

这一文一武，可以算是万历一朝的最佳组合了。

整个大明，这个时候都开始活动起来，各类边境动员整饬的琐碎事务，充斥在这期间的明代史料里，大明为这场战争作到了什么地步呢？仅举一例：山东地方在十一月初上报，称泗水亟需疏浚，否则明年必成水患。工部回复说先等等，这会儿没空搭理你们，等明年春天打灭了倭寇，腾出手来再修。[163]

总之，大明这辆庞大的战车，终于在各方面的齐心协力之下，从开始的摇摇晃晃，发展为缓步向战场推进。这辆战车上集结了一朝之精英，准备一战定乾坤。许多人的命运，得以改变，并引发了一连串的蝴蝶效应。

其中最显著的效应，发生在一个远在千里之外的人身上。这个人叫杨应龙。

杨应龙是四川播州人，靠近贵州。家族世袭土司头衔，传到他这一代，已经是二十九代宣慰土司，在当地的势力根深蒂固。

杨应龙是个野心勃勃的家伙，他一直试图在播州这个小地方搞独立，对当地大明官员十分不屑。有人告他有谋反的意图，在朝廷引起了很大争议。四川官员认为要抚，贵州官员认为要剿，两边官司吵到北京，最后万历皇帝亲自拍板，让蜀黔两省联合调查，万历二十年，杨应龙前往重庆接受勘问，结果一来二去，居然真查出来他有谋反事实。按照大明律，这是要杀头的——可就在这时，朝廷出兵朝鲜的决定传到了四川，川将刘铤奉命率领五千川军开赴前线。

杨应龙意识到这是个机会，立刻上书朝廷，表示自己愿意戴罪立功，带播州兵壮前往抗日前线，打小鬼子。朝廷正觉得兵力不足，这提议正中下怀，便把他放回播州整军。这一放，便是放虎归山，从此播州边境再无安宁。

杨应龙回去以后，不再理睬大明官员，反而纵兵攻打贵州、四川等地城镇。朝廷多次派兵围剿，都被击败，一直到万历二十八年，这场叛乱才被彻底平定。播州之乱，也因此与宁夏之乱、壬辰倭乱并称为万历三大征。

最后，在这一章的结尾，说一点题外话。

大明的出兵决策是万历皇帝的杰作，但兵部尚书石星于其中居功阙伟。如果没有他运筹帷幄，居中周旋，无论朝鲜派出多少使者，也是无济于事。他是朝鲜的大恩人。

朝鲜人对石星的这种义举感激涕零，他们决定要报答一下——用自己的方式。朝鲜人开始思考，石星为何却对朝鲜如此讲义气？他义助朝鲜的深层次心理动机是什么？

还是在那本叫做《壬辰录》的朝鲜小说里，是这么解释的：

话说在嘉靖年间，朝鲜派了使节前往北京出访，其中一位使团成员叫做洪彦顺，是个朝鲜大富豪。洪彦顺到了北京以后，闲来无事四处闲逛，在妓院无意中发现一位风尘女子，气度不凡，攀谈之下发现她居然是一位高官之女，因父亲失势而沦落青楼。洪彦顺豪爽地拍出重金，为她赎身。

作完好事以后，洪彦顺又碰到一个年轻的四川读书人，叫石星。这人垂头丧气，郁郁寡欢，一问原来是京科落榜，没钱回家。洪彦顺又大发善心，给了年轻人一千两银子，还把那位薛姑娘陪给他返回四川，鼓励他三年以后继续来考。

果然三年以后，石星得中状元，从此进入官场，平步青云。所以他对朝鲜人关怀备至，感激涕零，日后力排众议出兵朝鲜，正是他向洪彦顺的报恩云云。

不知道身为直隶东明人，而且在嘉靖已未科一次便中进士的石星看到朝鲜人这么编排自己，会是什么表情……

其实朝鲜人不是第一次这么干了。他们对于自己的敌人，也喜欢用这种手法。

比如在一则朝鲜人笔记里，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话说在壬辰年八月，平壤城里有一位妓女，叫做桂月香，被倭将小西飞所宠爱。桂月香一边与小西飞虚以委蛇，一边暗暗把一名朝鲜勇士金景瑞带入城中。入夜之后，金景瑞上了风月楼，把小西飞的脑袋砍下来，和桂月香一起逃跑。桂月香体弱跑不动，于是金景瑞将其杀死，只带着城主脑袋离开平壤。从此桂月香被朝鲜人民尊为义妓，世代传颂。[164]

金景瑞确有其人，时任顺安的助防将。不过这个小西飞，历史上的身份却很成问题。

小西飞肯定不是小西行长，因为后者是死于关原之战后的京都六条河原。实际上，小西飞的真实身份，是小西行长的手下内藤如安，他因为被主君赐了苗字“小西”，又有飞驒守，喜欢自称为小西飞驒守。中、朝两国不谙日情，以为这是两个人，结果以讹传讹，内藤如安便成了小西飞和驒守藤两个人。

但问题是，内藤如安也没死，他后来还跟沈惟敬去了北京谈判，一直活到了关原后。

桂月香的故事，后来又发生了一回。这次的主角还是一位朝鲜女性，叫做朱论介。据传说，朱论介是庆尚道兵马节度使崔庆会的妻子，崔庆会在晋州会战中被加藤清正打败，被杀。朱论介怀着仇恨化妆成妓女，潜入日军在矗石楼召开的庆功会。加藤清正麾下有一员勇将叫做毛谷村六助，看到朱论介姿色不凡，上前攀谈。朱论介一把抱住毛谷村六助，一起坠下南江殉死。

不用说，毛谷村六助肯定也活到了战后。在江户时代，他以剑豪与相扑高手之名著称，至今在福冈英彦山还有他的墓碑……

第十六章 只想和你谈谈心

大明终于决定动手了，可“决定动手”和“动手”之间，并不是完全同步。

此时各路兵马尚未全部到位，粮饷都在筹措运送途中。最重要的是，最高指挥官李如松还没从前线赶回来，他不在，仗是不能打的。

这一切筹备，都需要时间。

沈惟敬当初在九月初与小西行长约定，五十日内——也就是十月二十日——必有回复。大明成心要拖时间，所以小西行长提出来的那几条要求，在廷议的时候直接被否决了。既然要出兵打他们，那还谈什么谈！

可日本人和朝鲜比较实在。小西眼巴巴地在平壤城一直等着，朝鲜人也在惴惴不安的掰着指头算日子。到了十月二十日，五十日已满，却还没等到沈惟敬的身影，小西有点着急了。

他已经听到了风声，在北边的加藤清正，已经送了一封信给在义州的国王李昖，说只要朝鲜愿意投降，他便把两位王子放回，永修盟好。加藤这一手，明摆着是跟他抢生意来了。若是议和之事被加藤拔了头筹，那可就要压倒自己了！[165]

而在自己的大后方，义军的风潮仍未减退，李舜臣更是肆意横行，甚至在日本已经有了流言，说宇喜多秀家、毛利辉元等人在朝鲜战死。[166]

小西一急之下，带领手下出城转了几圈，传话给朝鲜人：“沈惟敬再不来，我们就打到鸭绿江去。”还大剌剌地大造攻城器械，故意让朝鲜人看见。

宋应昌这时候在山海关正忙活着。他算算进度，恐怕还得再等一两个月，于是把沈惟敬叫过来，吩咐他再去平壤城一趟，拖上一拖。沈惟敬领命而去，日夜兼程，在十一月初七抵达鸭绿江边境。这已经是他第三次进入朝鲜了。除了议和，他还肩负另外一个使命，就是侦查日军在平壤城到底有多少兵力。

到了边境以后，沈惟敬没有马上奔赴平壤。他知道谈判技巧，摆的谱儿越大，越容易让对方产生敬畏，急忙忙地赶过去反而会被看轻。于是，他呆在义州，先派了一个叫娄国安的随从去平壤，先把养在倭寇窝里的沈嘉旺换回来。

娄国安到了平壤城，先提出要看看人质安危。小西行长把沈嘉旺带出来，娄国安一看，发现这哥们儿……胖了。原来沈嘉旺在平壤城作人质时，待遇相当丰厚，小西行长每天好酒好肉伺候着，除了有两个卫兵形影不离，其他没任何不方便的地方。

看到沈惟敬的代表到了，小西行长心中略安，看来大明的人没有食言，只是迟到而已。他赏了娄国安银子，还送了沈嘉旺一把倭刀。沈嘉旺临走前，小西行长问说你们家沈游击什么时候能到？沈嘉旺回答：“现在快冬天了，日短夜长，再说我家沈老爷年纪大了，每天走不过五十里，差不多十一月二十日左右到吧。”

小西行长点点头，写了一封信：“叫你家老爷赶快来吧，我们都等急了。”沈嘉旺把信揣好，走出平壤城，忽然发现不对劲。

从东边的大同门到西边的普通门，到处站满了日本士兵，盔甲鲜亮，旗帜如林。沈嘉旺在平壤呆的这几个月，本以为已把日军底细摸了个大概齐，此时放眼望过去，发现这些士兵一半以上的旗号都不认识——显然是从别处集结到平壤的军队。

小西行长咧着嘴拍了拍沈嘉旺的肩膀：“我听说朝鲜人又整出几万人马，你们沈游击还从大明带来十几万人。想和谈，没问题；想打仗，我也奉陪！”[167]

看来日本人也不缺心眼儿，已经对大明的和谈诚意起了疑心。

沈惟敬接到沈嘉旺的报告以后，一点畏惧之色也没有。旁人都劝他小心，他满不在乎地表示没事。沈惟敬如此镇定，是因为他这一次来朝鲜，带了一样东西，拿黄包袱皮仔细包住。只要有这样东西在，不仅可以保住自己的性命，还能顺利地完成拖延的使命。

沈惟敬没被吓着，朝鲜君臣却被吓了一个屁滚尿流。十一月十五日沈惟敬一路徐徐渡过鸭绿江，朝鲜人听说以后，急得不行了。他们花了好大力气才说服大明出兵，怎么能让一个混蛋的和谈行动把这一切给毁掉——何况和谈的条款，完全就是牺牲朝鲜利益为前提。

于是，在沈惟敬朝义州赶路的时候，朝鲜使臣也一波波地往辽东赶，向杨绍勋控诉，向宋应昌控诉，向都察院御史控诉，向一切可以控诉的人控诉。[168]

这样一种心态之下，朝鲜人对沈惟敬的态度，已近乎敌视。沈惟敬在十一月十七日抵达义州，驿馆的接待官吏懒洋洋地给他扔来一坛酸酒，几个破碗，气得沈惟敬把筷子扔地上，转身走了。[169]

与此同时，出使辽东的使臣们纷纷回报，说辽东那边态度冷淡，对朝鲜的控诉不闻不问。尹根寿接到报告，仔细琢磨了一番，有点反应过来了——朝鲜大臣们这是关心则乱。他连忙禀报李昖，说沈游击这次来，估计是为了麻痹敌人，骗他们先放了两位王子，再攻打平壤。

李昖根本不信任这个老骗子，反问敌人凭啥听他一句话就放人？尹根寿自己也没底，只得含含糊糊回答说天朝熟知倭情，里面藏着什么玄机我也猜不出来。李昖撇撇嘴，不信。

等到接见沈惟敬的时候，李昖一点没客气，劈头就质问道：“听说你是来和谈的？我们跟日本血海深仇，天朝怎么能跟这种小丑讲和呢？”沈惟敬是何等样人，岂能被区区一个朝鲜国王唬住，当即回答：“当初我跟日本人约了五十天停战，可不是为了他们。那是因为朝鲜是雨季，道路泥泞，到处都是水田，不利于行军，所以要等到水田都干了，秋凉都打完了，才能进兵。我去谈判，纯是为骗回你们两位王子，再率领大军进剿。”

他这一番回答入情入理，李昖稍微放松了心情，接下来又连续问了一些关于军情的问题。沈惟敬对答如流，说到激动的时候，梗着脖子哽咽道：“像我这种高官，本来该在家里安享晚年，如今却单刀赴会，不畏生死，为了什么？不都是为了贵国的利益吗？石爷（石星）为了你们天天吃不好饭睡不好觉，我是为了报答他才来的！”

这一席精彩演说，彻底折服了朝鲜君臣，再没人质疑他的和谈目的。李昖很为误会了沈惟敬而惭愧，便派人给他送来一批朝鲜安插在平壤的间谍资料，希望对他的平壤之行有所帮助。[170]还重重惩处了怠慢沈惟敬的驿馆官吏们。

等到沈惟敬离开义州，没过几天，朝鲜人又开始惶恐了。因为都元帅金命元从前线回报，说沈惟敬举止很诡异，连柳成龙都没见，就直奔平壤城而去。他进平壤时，大约有一百多个日本兵开门把他迎了进去，看起来很亲密。

这时又有人说，看到沈惟敬上路的时候，带着一个黄包袱皮，形影不离，会不会是大明皇帝写给小西行长的敕封诏书？大家纷纷猜测那包袱皮里是什么东西。又有人说石星是主战的，他怎么可能派沈惟敬来和谈。[171]甚至还有人提议不如趁敌人放松警惕，大军杀过去，趁势夺城——这就是成心要置沈惟敬于死地了。

听群臣这么一忽悠，这沈惟敬到底是存的什么心思，李昖又不踏实了。

沈惟敬对朝鲜人怎么想毫不关心，他一路晃晃悠悠，在二十五日抵达平壤。当晚日本人在平壤附近的斧山院请他吃了顿饭，次日入城。

小西行长见到沈惟敬来了，十分开心，连忙大开城门，盛情款待，还派了肩舆把他抬进城，跟上次白刃包围着进城态度大不一样。只是处处都有兵将巡游，暗伏杀机。沈惟敬面不改色心不跳，一面和小西谈笑，一面还有闲心偷偷数城内兵数——后来他估算的平壤城总兵力约在一万四千人到两万左右，与第一军团主力大体相当，十分准确。相比之下，朝鲜人跟小西交手了无数次，仍旧对敌人实力稀里糊涂，还不如沈惟敬一个大骗子精明。

两边坐圆，日方这边是小西行长、宗义智、义调与玄苏、宗逸，还是上次谈判的五人小组。小西行长开口问道，天朝对上次提的要求有什么意见？

沈惟敬不慌不忙，从怀里拿出黄包袱皮，捧出一封文书，递给小西行长。小西行长接过来，验看一下，发现上头盖的是北京兵部的关防，还有石星的印记，不禁肃然起敬——上次沈惟敬来的时候，只带了一个游击将军的小章，只是个山寨货，这次的行政级别像样多了。

小西行长不懂中文，就让玄苏和尚代为翻译。听完玄苏读完以后，他笑得嘴都合不拢了。这份兵部文书是这么写的：“我们已经知道日本的苦衷了。原来你们起兵，只是为了通贡于天朝而已，都怪朝鲜背信弃义，才导致两国交兵。现在既然都是误会，你们赶紧把地盘和两位王子还给朝鲜，另外寻一条路来进贡就是了。”

这封回函相当地狡猾，行文暗藏玄机。小西提出的两条要求，它一条都没答应，但看起来又像是都回答了似的。日本打的旗号是通贡，没问题，你换条路来，不一定途径朝鲜嘛，这么轻轻一句就撬掉了日本的借口基础。至于小西提出的划大同江为治，文书里根本没提，反把归还国土和王子作为通贡的前提条件。[172]

七绕八绕，把一个停战问题硬生生变成了通贡问题，把日本人的筹码拿过来化为己用。这种打太极的精妙技巧，只有石星、宋应昌这样久经大明宦海的人，才能玩得驾轻就熟。

小西行长果然被绕糊涂了，半天没回过味儿来。他的手底下宗义智、义调都是半文盲，玄苏、宗逸虽然对汉文化十分熟稔，可这种玄奥幽明的推手功夫没十来年官场浸淫可学不会。

几个人凑在一起商量了一通，小西行长有点为难地对沈惟敬道：“两个王子，都是在加藤清正手里，这事我作不了主啊。”沈惟敬立刻回问：“那你能作什么主？”小西行长想了想，回答说：“把平壤城还给你们，划大同江而治，这事我能拿主意。”沈惟敬把脑袋摇得象个拨浪鼓：“不成不成，这样谈不成和平，那还是各自回去，等着打仗吧。”

小西行长挺着急，有点扭捏地说：“平安道是我的防区，我能作主。可是朝鲜其他诸道都有别的大将镇守，他们可不听我的。”这一句话正中沈惟敬下怀：“说来说去，这两个条件你既然作不了主，那么赶紧回去禀报上峰吧。等贵方计议定下来咱们再谈。”一句话，把皮球踢了回去。

小西行长要回报在汉城的宇喜多秀家和长老团，然后汉城方面要回报在名护屋的秀吉，这一折一返，至少一个月时间。有这一个月时间，大明军队基本可以作好准备了——最绝的是，沈惟敬还让小西行长等人觉得，拖延谈判的责任不是大明方，而是日方。[173]

沈惟敬看到自己拖延时间的目的达到了，决定见好就收，不要把日本人逼得太紧。于是双方各退了一步，心怀愧疚的小西行长决定先把平壤城交还给大明，日军退到大同江以东，其他条款等禀明了秀吉再说；而大度的沈惟敬则慷慨地表示，他会先说服朝廷把册封秀吉的事办了，以表示诚意。

最后主宾双方约定，在万历二十一年的一月七日，大明朝廷特使会在平壤以北的肃宁馆恭候，与日军交接。当小西行长问他朝廷特使会派谁来，沈惟敬的回答充满了黑色幽默，极具喜剧色彩，他正色答道：“李如松。”[174]

他这个回答基本是诚实的，没有完全说谎。后来李如松确实在一月来到了肃宁馆，只不过带来的不是册封仪仗，而是数万兵马与各式大炮而已。

于是，第二次中日谈判便在友好热烈的气氛下胜利结束。沈惟敬离开，并在十二月三日返回义州。朝鲜君臣正在惶恐不安，看他回来了，拽住死命问他到底谈的怎么样，大明到底出兵不出兵。沈惟敬给问烦了，嚷了一句：“我接到的命令就是谈判，其他的事别问我，问宋应昌去！”然后转身离开。

他这一句话，让朝鲜人更害怕了。他们看到大明在辽东按兵不动，生怕这次谈判是玩真的，真把大同江以南割给日本，都心慌不已。李昖也不想想，大军都集结了，怎么可能不打呢？

这一堆糊涂君臣这也不是第一次犯浑了。他们跟日本人打了一年仗，连敌人到底有多少人都不知道，有的猜是八万，有的猜是三十二万，甚至还有人猜平壤城里只有九百人。如此懵懂之人，既不懂兵法，也不明形势，指望他们理性理解大明的布局用心，难度实在太大，以至连江湖骗子兼话痨沈惟敬同志都不想再跟他们废话了。

李昖跟手底下人商量了一通，觉得这样下去不行，没被日本人杀死，也得被自己吓死。还是得问问上头意思。[175]工曹判书韩应寅以前出使过大明，有丰富的辩诬经验，李昖便指派他前往辽东去见宋应昌，问个究竟。

韩应寅找到宋应昌的衙门，强烈要求面谈。宋应昌一脸无奈，自从他入镇辽东以来，朝鲜人天天要求见面，书信写了一封又一封，怎么说他们都不信，不说他们又惊恐万分，实在太难伺候了。于是他对韩应寅说我车轱辘话说了许多遍，信里也都不厌其烦地写明白了，你回去吧。明天我先派五千人马渡江，一半进驻定州，一半进驻义州，这总行了吧？

韩应寅问大军啥时候动？宋应昌回答说我就是个经略，主力移动要等李总兵来。也就这四、五天时间了。这个月肯定能出动，我求求你，就别问了行么？

韩应寅还死皮赖脸不肯走，最后提了一句沈游击去平壤谈判这事您知道么……宋应昌一听，脸色一变，狠狠瞪了他一眼：“这不是你该问的事！”又补了一句：“我奉命讨伐倭寇，其他的事都不清楚。”[176]

得感谢朝鲜人留下的《李朝实录》，留下了这些对话细节，让我们可以充分体会到当时几位对话者的心境。

韩应寅是焦虑、痛苦以及小无赖；而宋应昌则是无奈中带着一丝不耐烦，还有几分警惕。

宋应昌从来没喜欢过沈惟敬——不独是他，所有人都没喜欢过这个夸夸其谈的骗子。

大明官场有自己的一套内在规则，文武官员升迁拔擢都有规矩依循——而沈惟敬本是市井无赖，没有任何功名在身，而且寸功未立，就这么赤手空拳闯进官僚体系，作为秩序破坏者出现、他得授游击将军之职也还罢了，居然还作为一国使者，代表大明与他国折樽冲俎，这实在是难以接受。在中国史料里对这个人的描述殊无好话，也是这样一种情绪的表现。

石星怎么想不知道，其他官员一提起这个人，可都是面上无光，觉得自己“被代表”了。

而且沈惟敬从事的工作，在大明官员看来并不光彩。和谈这种事太丢人了，就算是为了拖延时间的假和谈，若公开出来也会被那些言官弹劾，惹出大麻烦。因此，沈惟敬的和谈行动只在一些高层官员中流传，下层官员与军官都未曾予闻。

当韩应寅一提这个名字，宋应昌就极其敏感地顶了回去，不允许他继续说下去。这些朝鲜人太多嘴了，他那时候一定在心里这样想。

朝鲜对沈惟敬的疑虑，一直到十二月八日才被从北京返回的郑昆寿消解。郑昆寿回到义州以后，把中朝关于出兵的争论以及决策全过程都讲给李昖听，李昖这才明白其中的曲折。郑昆寿还拿出了薛藩报告的抄本，摘出里面提及沈惟敬和谈的一段话：“游击沈惟敬奋不顾身，单骑通言，约五十日，缓其侵犯，以待我兵之至。然而我以此术愚彼亦安知彼非以此术而愚我乎。”

沈惟敬可以不信，薛藩是朝鲜大恩人，却不能不信。

很快在辽东的韩应寅也传回消息，他在辽东找到了一个军方的重量级人物：右协大将，副总兵官张世爵。张世爵早听了这些人纠缠的恶名，也不啰嗦，直截了当告诉他：李如松总兵已经到辽东了，十五天内必然发兵。又说你们错怪沈惟敬了，我们是打算借和谈之名诱敌人出来，再聚而歼之。[177]

至此李昖方才疑虑尽消。沈惟敬之前的种种古怪举动，都得到了合理的解释。朝鲜人还安慰自己，沈游击不愿意告诉我们实情，那是怕我们泄露军情而已。[178]

沈惟敬若是听见，肯定会叫起撞天屈。他早就把真实意图告诉过朝鲜人，谁让他们不听！

就在一切都看似烟消云散的时候，事情陡然起了变化。

十二月十三日，李昖与大臣们闲聊，说起沈惟敬，还在啧啧称赞沈惟敬的计策真是不错。正说间，韩应寅一脚踏进来，满头大汗，手里拿着一份文书。

李昖打开一看，有点懵了。这份文书是前天刚表扬完沈惟敬的张世爵发出来的，提请朝鲜方面注意，说沈惟敬已经被拘捕，让他们严密监视，不要让沈惟敬的随从进入平壤城。

李昖百思不得其解，这不是大明定下来的策略么，怎么现在又成了罪人了？

文书里提及到沈惟敬的罪名主要有三点：第一，泄露军情给倭寇；第二，沈惟敬带的都是江浙老乡，不带辽东人；第三，擅自与敌人议和，而且刚谈好条件，小西行长就撕毁条约，攻下了平壤附近的中和土城。[179]

这三点罪名十分牵强。第一条罪名没有任何凭据，沈惟敬反倒带回不少倭寇的情报；第二条罪名莫须有，沈惟敬身边虽无辽东人跟随，但北京兵部明明派了随行娄国安；第三条更是欲加之罪，小西行长攻下中和土城的时候，沈惟敬甚至还没进入平壤，遑论和谈。

怎么原本还为沈惟敬辩诬的辽东诸将，突然之间翻脸比翻书还快了呢？

李昖不知道的是，此时在辽东境内，正在爆发一场极其突然的倒沈运动。

李如松的弟弟李如柏找来朝鲜使者，深入追究沈惟敬的经济问题，仔细查问沈带入朝鲜的银两布匹究竟都花到哪里去了，是否有任何违纪行为。他还给朝鲜使者们偷偷给看了两道密信。这两封密信来自于石星和宋应昌，里面的内容大同小异：沈惟敬与倭寇议和之事，是他自己胡来。大明专心一致讨伐，没有别的想法。

使者大惊，想把信的内容抄给国王看，却被李如柏拒绝了。

到了十二月十七日，大明的态度变得更加清晰。

李如松在辽阳明确指出：“沈惟敬那个老骗子，根本不值得信任，我从来没信过他半点。”据说，当沈惟敬去面见这位大名鼎鼎的提督时，被他吩咐左右绑起来，差点推出去直接砍头。[180]

值得玩味的是，同在辽阳的宋应昌当时正在生病，他把朝鲜使者召到病榻前，咬耳朵道：“沈惟敬干的那点事，是石尚书的主意，我是一点不知道。之前在广宁的时候我就跟他说过，若是日本人肯退还全部领土，和谈好说，只要有一寸土地未复，就不该让步。他回来以后，居然说愿意跟日本人划大同江而治，我一听就很生气，把他直接扣下了。”[181]

在随后发给朝鲜的一封咨文里，宋应昌公然说：如游击沈惟敬前至倭中扬言，‘将平壤与天朝，不与朝鲜’等语……断无此理”[182]彻底坐实了沈惟敬的罪名。

几乎就在一瞬间，沈惟敬就沦为了人人喊打的阶下囚，从一个英勇的谈判代表变成了伤害中朝人民感情的大奸贼。

明眼人都看得出，这些高级官员们的集体变脸只意味着一件事：

卸磨杀驴。

与日本人谈判，终究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现在拖延时间的目的已经达到，那么关于和谈本身，变成了一个敏感的禁忌话题。如果这段交往被人翻出来，就算几个知情人说得清楚，也要惹上一身腥膻。尤其是朝鲜人三番五次地在辽东闹腾，反复问这些官员和谈的问题，难保哪句不对传到御史的耳朵里，作为秋后算账的证据。

大明绝对不会承认自己曾经有过谈判的意图，那么和谈需要被解释成是一种个人的违法行为，因此找出一个替罪羊来给朝鲜盟友交代，就显得顺理成章。

大明朝的官员们都是抱团的，擅自处理一个忠心耿耿的官员，会让整个官僚阶层寒心。不过处理沈惟敬，就完全没有这种压力，一个市井无赖而已，是士大夫最鄙视的那种垃圾，死就死吧，一点也不可惜。于是，沈惟敬与小西行长划大同江而治的约定，便从缓兵之计变成了一个现成的罪名。

石星从一开始找到沈惟敬，就抱定了这种打算，在必要时抛出这枚毫无身份的弃子，让他承担一切罪责。沈惟敬虽然是个大骗子，但他没有估到政治家们的冷酷和绝情。

在许多关于壬辰战争的论著里，研究者们认为沈惟敬在这一时期的议和活动，是大明朝廷主和派的表现，随着李如松入朝日期的临近，这种议和变得毫无必要，因此才夭折。事实上，沈惟敬的和谈行动从一开始便是为了拖延时间，他从未偏离过这个目标，而且大明官员也都心知肚明。

幸亏朝鲜人自己心里不踏实，一次又一次地去辽东询问，并把过程详细地记录在《李朝实录》里，这才让后世之人清楚地看到，一个谈判家是如何从英雄变成声名狼藉的汉奸。

沈惟敬本人的遭遇，比他的名声跌落得更惨。

他从平壤返回辽东以后，按照规矩去求见李如松。李如松为了壮军心，表明自己抗战到底的立场，故意排开了大阵，把所有的幕僚都叫了过来。沈惟敬上前把自己在平壤的经历说了一遍，李如松作势大怒，拍着桌子大骂他是个奸细、叛徒，喝令麾下士兵把他绑缚起来，推出去祭旗。

就在这生死存亡之际，一个人大喊：“刀下留人！”李如松回头一看，发现喊的人是他的幕僚李应试。李应试是利玛窦的亲传弟子，正宗的天主教徒，此时正在李如松帐下当谋主。

李如松有点纳闷，李应试跟沈惟敬并无交情，怎么会替他说话呢？李应试微微一笑，对李如松拊耳说了一句话：“籍惟敬绐倭封而阴袭之，奇计也”。

沈惟敬跟小西行长约定过，李如松会在万历二十一年正月前往平壤册封。李应试认为这是个好机会，可以让明军假装冒充册封队伍，趁日军失去警惕时赚开城门，平壤可一鼓而下。

李如松一听，捋髯赞同，命令暂时不要杀死沈惟敬，把他关到囚车里，随大军一起出发渡辽。

相信沈惟敬此时的心中，一定充满了劫后余生的后怕。在鬼门关转了一遭以后，沈惟敬彻底觉悟了，他意识到一个残酷的事实：自己作为一枚弃子，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他想活命，就必须不停地证明自己还有价值，不能停，停下来就会死。

在此后的一系列和谈中，沈惟敬做出了许多常人无法理解的诡异抉择，表现出许多常理无法解释的荒唐行为，让研究者们为之困惑。所有这些举动，都可以从这一刻的沈惟敬身上找到答案。

从现在开始，他必须想尽办法证明自己的存在还有价值，不然他就会死。

沈惟敬这个时候最羡慕的人，大概是那个在海上逍遥自在的程鹏起吧。

第十七章 我来了——李如松

大明抗日援朝的总司令李如松，是一名比祖承训更为纯粹的辽东军人。更是一代名将。

如果我们非要找个历史人物来做比喻的话，大概只有汉骠骑霍去病最合适了。李如松就是明朝的霍去病。

我们先来看家庭成分——这两人都是正宗高干子弟。霍去病背后有卫青和卫皇后，靠山硬，两位靠山的身份高到没法再高了。不过，李如松的背景比他更厉害。李如松的爹是万历第一名将、雄踞北方防线二十余年的李成梁，是大明朝的唯一和传奇。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大明朝上下几百年，活着就当上三公的武人，就只有他老人家独一份，所以李成梁是唯一，是传奇。至于皇后和大将军，哪一朝都有无数个，李成梁当然比卫青卫皇后更牛。

李成梁一共有九个儿子，这九人里出了五个总兵官和四个参将，一门九将，加上老爹李成梁，足足十大将，比传说中的杨家将还多两。李家门生故旧遍布军中，形成一股盘根错节的势力。李如松从小身边接触的兄弟、朋友、长辈，全是刀头舔血的边疆将领。从记事时起，他每天耳濡目染的，都是兵家戎事。中原的孩童们开始读书开蒙的时候，他已经学会提枪挎弓，跟随父亲出征；当其他年轻人握着毛笔参加乡试时，他已能够熟稔地割下敌人的首级，拴在马鞍上带回去请功。在这样一个军中世家长大，李如松压根没有想过其他发展道路，仿佛天生就是要来作军人的。

李如松的老师，也是一个传奇。这个传奇是传奇人物的传奇，因为此人经常出现于民间故事里，他的名字叫徐渭，字文长，是著名的才子，书画诗文都是历史上排得上号的人物。最离谱的是，他还是嘉靖年间抗倭名臣胡宗宪的幕僚，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平倭名军师。

显赫的身世与苛酷的成长环境，还有品质优良的贵族式教育，赋予了李如松鲜明的性格和极好的军事素养。而辽东军人的两大特点——勇猛与骄横——在李如松身上也都特别突出。

他作战极其悍勇，几乎每一战都身先士卒，而且在身边豢养了一大批悍不畏死的亲兵，斩将夺旗，所向无前。李将军的旌纛所在，往往就是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凭着这股天生的军人气质，他立下了不逊于其父亲的赫赫战功，让李氏一族的声威愈加煊赫。

李如松能耐大，脾气也不是一般地大，他担任过的每一任职位，都会留下与同僚发生激烈冲突的记录。他在北京提督京城巡捕时，被言官弹劾行止不法；在宣府担任总兵官的时候，跟巡抚许守谦频生龃龉，甚至还跟参政王学书大打出手。总之只要是有他在的地方，就会有层出不穷的麻烦。

这些优点和毛病，和霍去病全然一样，如出一辙。霍去病的战绩就不说了，大家都知道，只说毛病吧。飞将军李广的儿子李敢，是被霍去病在狩猎游戏时谋杀的，而且还是在皇帝的眼皮子底下，原因是李敢得罪了他姐夫卫青，他要为姐夫出气。打仗的时候，士兵缺粮食没饭吃了，霍去病还要士兵帮他开辟球场好玩游戏，他吃不完的肉全部拿去倒掉也不会给士兵吃。诸如此类的贵族世家子毛病，他身上有一堆。

总结：这俩位高干子弟，脾气都相当不好，相当蛮横骄纵，都是惹麻烦高手，不过同时也都是军事高手，一时之名将，而且还都是打仗比脾气还猛，都是中国边境外敌的天生克星。最后，是两人都挺短命。

我一直觉得，这俩人其实是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两兄弟。无非年龄差距大点，两千年。

宁夏之乱的平定，让李如松更加目空一切。宁夏围城数月，京中精锐、宣大名将、南兵苗兵轮番上阵，都无功而返，最后还是靠着他的计谋、战法，还有辽东兵的悍勇，这才攻破了城池。因此在他眼里，无论是京军还是南军，统统都是酒囊饭袋，辽东以外再无军人。要想打仗，那就得听他的。

带着未曾褪去的大胜光环，这位骄傲的将军在十二月八日抵达了辽东，并且毫无悬念地，马上就和经略宋应昌发生了冲突。

在大明官场，除开国那朝，之后的武将地位都天然低文官一头。武人出身的人，最高只能当到总兵，再上一级的总督、巡抚等职，都必须是由文官担任。李如松这时候的头衔，是“提督蓟辽保定山东等处防海御倭总兵官”，而宋应昌则是以兵部右侍郎的身份“经略蓟辽山东保定等处防海御倭军务”，等同于总督之职。两者地位高低，一目了然。

按照规矩，李如松谒见宋应昌时，应该先穿戴好盔甲，在门庭处叩个头，然后出门换身衣服再说话。说实话，这确实有点糟践人，可文官带兵是祖宗定的规矩，所以历代总兵——包括李成梁在内——甭管功勋多大，都不敢坏了这个规矩。[183]

可到了李如松这，规矩就要改了一改了。李成松此时气焰正是最嚣时，我是平定了宁夏叛乱的大功臣，你来兵部才当了几天侍郎，让我给你叩头？没门！

李如松也是有理由的。我是总兵官不假，可官衔头两个字可是提督啊。“提督”和“经略”级别相同，我俩就是同事关系，谁也不用给谁叩。李如松这话也不假，大明从前是不给武官加提督衔的，他是破天荒头一个得享这种殊荣的。

总之这是一笔糊涂账，全看哪边比较硬气。

可说到比硬气，宋应昌这位嘉靖四十四年的二甲进士，又怎么比得过尸山血海里杀出来的李如松呢？

李如松抵达辽阳以后，穿了一身便装，大大咧咧地直接上门去拜见宋应昌，说话的时候，把屁股在椅子上稍微挪开一点，算是边将见督抚的礼数，给后者留了点面子。

李如松的意思很明白，别跟我扯有的没的，大爷不想低眉顺眼伺候你。

对他这种一上来就打了一通杀威棒的做法，宋应昌自然不会有好脸色，可战事当前，李如松又挟宁夏平叛之威而来，他也只能忍气吞声。见宋应昌服了软，李如松士气大涨，连带着对宋应昌手底下两名高参刘黄裳和袁黄也没什么好脸色。他在觐见朝鲜国王的时候，甚至说出了“那两位赞画，你不必信他们”的话，[184]可见明军统帅和参谋部之间的矛盾有多深。

即使是在军队内部，李如松同样也不停地制造事端。

出身戚家军的吴惟忠，带着的三千浙兵在十一月便抵达了边境。应朝鲜人的强烈要求，吴惟忠在请示了宋应昌之后，于十二月十四日先期渡江，十九日抵达安州。这本是正常的军队调动，程序上也说得过去。可李如松听说以后，却拍着腿大骂吴惟忠无组织无纪律，要军法从事。

吴惟忠的浙兵属于戚继光系统，又是南兵，与辽东派系从来没尿到过一壶里。宋应昌曾经跟李如松提过，说浙兵常年抗倭，吴惟忠又是戚继光的手下，应当重视他们对付倭寇的手段。李如松连宋应昌都看不起，更别说这些南蛮子了。

而且朝鲜人对这些南兵不加掩饰地崇拜，对辽东兵却总带着若有若无的鄙视。这让李如松更加不爽。

这次他骂吴惟忠，纯属借题发挥，存心要杀一杀对方的气焰——李如松这种对南兵深入骨髓的歧见，贯穿了此后的一连串战役。

有趣的是，如果以血统而论的话，李如松勉强能算朝鲜族后人。他的N代祖先李英正是从朝鲜内附大明，被授予世袭铁岭指挥佥事，这才在大明开枝散叶的。现在他被委派前往朝鲜救援，也算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衣锦还乡。

但朝鲜人对这位有着朝鲜血脉的中国将领并不放心，因为他夸口说了一句话：“我用八千人就能干掉五、六万鞑子，日本人算个屁。”朝鲜君臣一听，心中一阵抽搐。这话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呢，好像祖承训当初来的时候，也这么说过。有人安慰李昖说李如松是名将，东打女真，北灭蒙古，李昖这时候已经对日本有心理阴影了，忧虑地嘀咕道：“擅长打鞑子，不代表擅长打鬼子啊……”[185]

但是现在大军已集，换帅是绝对不可能的了。朝鲜君臣只能暗自祈祷，希望这次来的将军比祖承训靠谱一些。

于是，在打灭了宋应昌和南兵的气焰，喝叱了和谈归来的沈惟敬后，踌躇满志的李如松如愿以偿地把四万大军完全控制在手里，在十二月十六日正式从辽阳启程，并于二十五日抵达了义州。

主帅既动，鏖集在边境的大明军队，也开始陆续渡过鸭绿江。大明的第一次东征军团，就此开始了征程。

当时的朝鲜使者李山甫忠实地记录到他在九连城、凤凰城、汤站等一路上见到的情景：

一眼望不到头的军队排成整齐的队伍，从各地驿道络绎不绝地开出来，旗号多不胜数。整个边境都充斥着人、马匹与装满粮食的大车，军容极盛。而李如松的中军队伍，则是“旗麾旌节极其鲜明，乘轿戴冠，锦衣毛裘，拥卫甚盛，难见其容貌”。至于李如松本人，此时正悠哉游哉地躲在轿子里，跟一群哥们扔骰子赌博，[186]破有冠军侯遗风。

但令李山甫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那些大明的火炮：灭虏炮、大将军箭、虎蹲炮、佛狼机炮，还有更多型号他认不出来。李山甫试图数清楚它们的数量，但是失败了，光是他眼前看到的，就有四十多辆，远处还有更多。这些巨大的钢铁怪物被骡马拖曳着，炮口用稻草与布幔蒙住，排成一条长龙碾过被冻硬了的辽东土地，安静地向着朝鲜进发。[187]

这些火炮都是宋应昌殚精竭虑从全国各地调拨而来的，编入明军序列。他和薛藩一样，仔细地研究过日本人的作战方式。薛藩认为，反击日本人的战术应该多多准备藤甲、鸟铳，与之针锋相对[188]；但宋应昌的观点略有不同，他觉得对付日本人的铁炮战术，没必要跟他们针锋相对。

他们用枪，咱们就用炮！

尽管日本人也管自己的武器叫做铁炮，但很快他们就会知道，同样是“炮”，威力与射程却是天壤之别。后来的战争进展证明，宋应昌是有远见的，明军的远程大炮成为了日本人的噩梦，成为明军最为锋利的一柄武器。

这些大明的精锐军队渡过鸭绿江时，担任渡江总指挥的袁黄正站在岸边，注视着人如虎、马如龙的长长队列，激动到不能自已。这位老人从年轻时就与倭寇结下血海深仇，转眼这么多年，他终于可以一偿夙愿，以大明铁骑去剿灭日本鬼子。

在凛冽的寒风中，袁黄对着明军的队伍振臂高呼：“此汝曹封侯地也！”

万历十二月二十五日，李如松提督带领四万明军抵达义州，得到了朝鲜国王李昖的热烈欢迎。双方在友好的气氛中互相恭维，李昖还特别赐了一把宝刀给李如松以及麾下三员大将杨元、李如柏和张世爵。李如松则请李昖检阅了大明的无敌军团。

李昖为了让李如松感受朝鲜人民宾至如归的热情，还给他说了一个故事。

相传义州自古以来就有几句歌谣：“莫佐理坪。尽为江水所破。当有白马将军。从马耳山出來。”这几句歌谣是什么意思呢？

莫佐理坪是义州城西边靠近鸭绿江的一片农地，靠近麟山堡与统江亭。鸭绿江的河道逐年南侵，逐渐侵蚀了莫佐理坪的土地。而在这段鸭绿江的对岸，恰好是一座叫做马耳山的高山。更巧的是，李如松提督渡江而来，恰好正是骑的白马，古老的民谣终于在今天得到了验证！

真是难为了朝鲜君臣，为了讨个好彩头，编出这么一个蹩脚的歌谣。不过还有比这歌谣更蹩脚的，有人还为李如松的渡江还赋诗一首：

将军一处电光飞，白马金鞍赤锦衣。

玉节高临云外迥，天戈遥指日边归。

胸中韬略全无敌，帐下雄兵藉虎威。

鸭绿江头雷鼓震，东人加额望旌旗。

说实话，这也就是《三国演义》“后人有诗赞曰”的水平。[189]

不过拍马匹这种东西，怎么都不嫌多。李如松被朝鲜君臣围在当中你一句我一言地夸奖，心花怒放，虚荣心是蹭蹭地往上飚。

李大提督被捧得高兴了，也懂得投李报桃。他一挥手，公布了明军的作战时间表：万历二十年二十五日渡江，万历二十一年正月攻克平壤，二月份收复汉城，三月份解放朝鲜全部领土。[190]

这是一份野心勃勃的计划。日军此时在朝鲜尚有十几万人，以四万明军的实力，要恢复全部领土实在是件有难度的事情。

可李如松正在兴头上，大手一挥，又拿出了一份更大胆的计划：他想绕过平壤不打，找一条偏路直插汉城。这个计划带有鲜明的李如松风格，他在辽东作战时，就很喜欢轻军暗出，直捣敌巢，这次还想故伎重演。朝鲜人听了就晕了，赶紧说提督大人，这个这个……我们朝鲜多山，不利于行军，提督大人您喝高了……李如松这才打消了念头。

明军最终的作战计划，是由袁黄完成的。就在李如松在义州兴高采烈地喝酒赴宴时，这位大明才子正在辽东苦心孤诣地盯着朝鲜地图发呆。

袁黄综合了多方面的意见，发现日军自从去年之后就一直收缩在平壤附近。于是，他决定让明军走祖承训的老路，即从义州至定州、安州，然后进抵肃宁、顺安，从西侧发起对平壤的进攻。这条路基本是直线，路面比较宽阔，沿途驿馆、兵站设施相对完整，无论是行军还是运输辎重都比较方便。尤其是明军还带了许多大炮，如果不走大路，翻越朝鲜的崇山峻岭将是件极其艰苦的任务。

朝鲜方面负责接洽与筹粮的官员，此时仍旧是柳成龙。他派人去问袁黄，这次大明到底来了多少人？他得准备粮食。

那么大明到底来了多少人呢？

下面这张表，是这次大明援朝军团的将领与所带兵数名单。我们之所以要在这里不厌其烦地统计并详细罗列出来，除了研究用之外，还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希望后世之人不要忘记这些人的名字。

这些都是为了中华安危而浴血奋战的抗日英雄，他们的名字，尤其是那些只能以数字来代表的士兵，即使成为了数字，也不该被湮没在故纸堆中。

上表将领、兵力、编制等数据，系综合统计各方记载而来，截止日期为十二月七日。资料出处：《象村集》卷五十七：天朝诏使将臣先后去来姓名记；《神宗实录》卷二百五十一，万历二十年八月壬辰；卷二百五十二，万历二十年九月甲子；《两朝平攘录》卷四，日本上；《宣祖实录》卷三十四，宣祖二十六年正月丙寅；《宣庙宝鉴》卷八，宣祖二十五年壬辰十二月；《再造藩邦志》卷二，壬辰十一月；《乱中杂录》一；《朝野载》卷二十七；《国朝故事》二；《事撮要》上；《平壤续志》二，古事。

这是大明第一次东征的作战序列，再加上后续部队与义州守护部队，明军入朝的总兵力达到了四万八千五百八十五名。不过实际上这些部队里始终有部分作为预备队的存在屯于辽东和朝鲜边境附近的据点，譬如义州等，真正进入一线作战序列的，大约是四万。

如此庞大的兵力，带给柳成龙的除了震撼与惊喜以外，更多的是头疼。他没法不疼，上次祖承训三千人入朝，已经把柳成龙折腾得上吐下泻差点没病死在床上，这次是四万多人，简直是要人命了。

这几天里，在柳成龙脑子里嗡嗡作响的，只有一个问题：这么多人和马匹，他们吃什么？

姑且不算朝鲜军自己，单是四万明军的补给消耗，便是一个极其可怕数字。朝方在十月二十六日确知明军来援的数量后，算了一笔细帐：一名明军士兵一天要消耗一升五合的粮食，一匹战马要消耗豆料三升。明军总兵力四万八千五百八十五人，战马两万六千七百匹，合计一天要消耗大概七百二十石粮食和八百零一石豆料。如果要支撑两个月作战，便要粮食四万三千两百石，马豆四万八千多石。[191]明军骑兵共计两万五千三百人，但还有五千亲兵没有标明军种，这批人也大多是骑兵，因此这个计算只是按骑兵数算的单马消耗，实际上辽东军团相当部分骑兵是双马配置，相信马豆真正的供给不会少于六万石。

更要命的是，这个数字还是按照大明的度量衡来算的。大明十斗为一石，而朝鲜则是十五斗为一石。大明一升五合的白米，折算成朝鲜度量，是二升七合，接近一倍的差距——也就是说按照朝鲜的标准，明军的消耗还要翻番。

而此时朝鲜的全部存粮是多少呢？他们把各地粮仓的底儿都扫了一圈，连来年种粮食的种子都凑出来了，一共攒了五万石粮食，三万石马料。这点存底打一场速度战勉强够用了，可一旦进入相持阶段便会出现大麻烦——这还只是针对小西行长的第一军团，如果把其他军团也考虑进来，形势则更加严峻。

大明对于朝鲜的窘迫境况心知肚明。很早之前，宋应昌便下令所有赴朝部队都在辽东集结，当地就食，不要去消耗朝鲜为数不多的存量。这本来是为朝鲜着想，可朝鲜人却根本不领情，心急火燎地催促明军尽快出兵，尽快出兵，宋应昌反问他们你们粮食准备怎么样了？朝鲜人立刻支支吾吾，不肯说准话——他们心里打的好算盘，只要明军尽快夺回平壤、开城便好，至于会不会饿死，到时候再说！

朝鲜友人这种“死道友不死贫道的”心态，让宋应昌十分厌恶，也让他对朝鲜的存粮状况有了警惕心，特意筹措了八万石粮草搁在边境，准备等到李如松入朝时，让部队随军携带，以备两个月之需。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招救命棋。

可宋应昌万万没想到，他绞尽脑汁千算万算，最终还是漏算了一点：朝鲜人的运输能力。

粮草和辎重不会自己走路，必须要有足够的运力相匹配，才能够发挥效用。当年诸葛亮北伐中原，汉中的粮草堆得快要溢出来，但死活运不过秦岭，最后也只能粮尽退兵。

祖承训来的时候，一是总兵力只有三千人，消耗不算大；二来正逢夏季，水路畅通，所以朝鲜人应付起来尚是游刃有余。但在元月冬季的朝鲜，天寒地冻，河流全都结冰，根本无法利用义州和平壤之间的两条大河漕运，只能依靠人力、畜力走陆路转运。

可这时候的朝鲜人要人没人，要牲口没牲口，甚至连装粮食的布口袋都没有。为了增加运力，他们几乎把附近的男女老幼都征光了，甚至连庙里的和尚都被抄发出来，搞得地方上怨声载道，哭号连天。[192]

这种运输梗阻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力的匮乏，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除非你能撒豆成兵。袁黄意识到这个致命缺陷，赶紧给宋应昌打了一份报告，提议说让明军暂时使用朝鲜当地的粮食储备，腾出有限的运力来，先把最重要的大炮和军火物资运到前线。[193]

即便如此疯狂地压榨民力，运力还是不堪敷用。明军的大部分粮草与辎重，都积压在了义州边境，无法及时运抵安州集结地点，更不要说跟随主力前进了。对各路记载的统计表明，截止到一月七日平壤城开战时，明军的粮草尚有一半搁在义州，另外约百分之二十五搁在安州，真正送上前线的不过四分之一甚至更少。

万历二十一年初一月六日，李如松的大军已经迫近距离平壤六十里路的安定，可运输队却迟迟跟不上去。宋应昌坐不住了，派袁黄渡江亲自去催促。袁黄在朝鲜沿途调查了一圈，发现前线的粮食状况非常不乐观：肃川与安定附近的兵站储备已经见底，后方物资一时半会儿肯定上不来。

更让他愤怒的是，在中方反复叮嘱之下，明军特别强调要优先运输的物资里，仍旧有大批火炮与战车滞留在安州、嘉山，与前线主力相隔一百八十里路，肯定是无法赶上平壤城的战事了。[194]

袁黄顿时急了眼，这是要出大事的！直接的后果就是将有大批明军伤亡，或者干脆退兵。这两个结果无论出现哪一个，大家全得吃不了兜着走。当下他抓住朝鲜人大吼，说我们是为了你们打仗，好不容易进军到安定，现在粮食也没有，火炮也运不来，如果因为这两原因而退兵，这个责任谁来负！[195]柳成龙被喝叱了一顿，知道理亏在己，连忙下令申饬地方，并派了许多官员到各地粮道去督运，把安定附近三县的粮草又搜刮了一遍，这才暂时解除了吃的危机。[196]

但朝鲜的底子实在太薄，而明军又实在太多。柳成龙豁出了老命，也未能改善前线的补给状况。这为之后的战事进展埋下了一个不安定的伏笔。

袁黄比柳成龙更郁闷。粮草运砸了，火炮要是再送不上去，预想中的平壤攻坚战将平添了许多变数，不知那个蛮横的李如松能否克服这一切困难——不过袁黄根本没有时间长吁短叹，因为他这一次来，除了督促粮草，还肩负着另外一个使命：联军情报管理。

但凡联军，因为来自不同系统，都或多或少存在着联络沟通与配合的问题。中朝联军以前因为指挥权的问题发生过龃龉，在平壤城前甚至发生过朝鲜军队逃跑的事情，双方高层对此都心有余悸。这一次的联军规模更大，因此事先更需要明确指挥权、配合方式和通信共享。

大明是宗主国，李如松又是出了名的强势。对于最高统帅权的归属，双方没有任何异议。明军作为主力作战，朝鲜军则负责沿途的配合，这也是得到高层认可的。可到了通信共享这一部分，问题就出来了。

中、朝联军的联络管道一直不甚通畅，反应又不灵敏，对于接下来的战事将会有很大影响。袁黄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个大问题，并着手进行解决。他是个善于思考的人，经过仔细地调研，发现其中最关键的一个症结，在于驿站。

驿站是朝鲜重要的通信渠道，信使通过一个接一个的驿站向前线与后方传递情报，保证让决策者第一时间把握战况。

但朝鲜在久经战乱之后，平安道的沿途驿馆大多毁损，就算是完整的，设施与人员也残缺不全。这导致了信息的严重滞后——当初祖承训在平壤败北之后，朝鲜王室在义州隔了数天时间，才得到消息。明军的军纪也对驿站造成了很大的麻烦。明军部分士兵素质不高，沿途喜欢打骂驿馆的驿夫，甚至抢夺他们财产，搞得很多驿馆的人听到明军的名字都跑光了。

驿站系统的失灵，大大地影响到了联军的作战展开，前方的军情传不回去，后头的命令也递不下来。这种棘手的状况，换了谁来整治都要头疼，但惟独难不到袁黄。他以前在嘉善、宝坻等地抵御倭寇，整顿战备时，积累了大量经验，最擅长处理这种烂摊子。

对于驿站系统的一片混乱，袁黄首先拿明军自己开刀。他下达了严令，不允许他们随意打骂驿站工作人员，违者要军法从事。同时，他要要求驿站工作人员不许乱跑，否则也要砍脑袋。

为了形成行之有效的管理，除了严刑峻法以外，袁黄还煞费苦心地设计了一套叫做循环簿的管理办法。[197]

所谓循环簿，就是登记簿。按照袁黄的设计，每一处驿站都备有两册循环簿，一册记来，一册记往。盖有关防大印，并派一名差官坐镇驿馆内。来往信使必须要在循环簿上登记名字，一站一站传下去。比如说一个信使从甲驿站出发，他会在甲站的循环簿上写下名字、时间与差遣；到达乙站后，他会在再次登记一次。信使究竟走的哪条路线，走了多长时间，甚至走的速度有多快，都能通过循环簿一目了然。

循环簿每五天就会统一收上去，交由专人进行核对所有信使的传送记录。如果发现哪一位信使的路线与记录对不上，还必须要召见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询。这样一来，对于信使和驿站，都形成了有效监督，与现代理理论里的绩效考核有异曲同工之妙。

经过袁黄的妙手改造，让朝鲜的驿站系统在短时间内恢复了机能。循环簿管理体系的效果立竿见影，各地的信息反应速度明显提高，关于倭寇与前线部队的情报开始源源不断地汇聚到明军参谋部里。

做完这些工作以后，刘黄裳和袁黄正式向朝鲜发出了一道大明钦差经略防海御倭军务兵部咨文，这份咨文名义上是发给朝鲜朝廷，但实际上等同于向全朝鲜和日本宣谕的战斗檄文，兹录全文如下：

尔国素敦文物，世笃忠贞。迩者倭夷不道，长久荐食，致尔君臣越在草莽，琐尾流离，何其困也。我大明皇帝，念尔二百年来恪守臣节，不惜万金之费，命将徂征。尔国中岂无宗戚受重寄而忠愤熏心，岂无县官守地方而慷慨委命，岂无忠臣怀主忧臣辱之念，岂无义士萌损躯报国之思。宜乘天威震叠，速招集义兵，各提一旅之师，共伸九伐之志。今倭夷逞强，其势必灭；尔国虽微，其势必兴；试相与筹之。先论天道，则朝鲜分野，析木之次。上年木星躔寅，而日本来犯。是我得岁而彼侵之，逆天而行，虽强必弱一也。倭性畏寒，今岁厥阴，风木司天，阳明燥金，为初之气。立春后尙有二三十日，寒气未消，天时可乘二也。尔国君臣，俱聚此城，晨起望气，郁郁葱葱，如练如盖。旺气在我，势必恢复三也。次论人事，则大国雄兵，如虎如熊。而无敌大炮，一发千步，彼不量力，当成歼粉一也。经略宋，沈机蓄谋，鬼神难测。提督李，一腔忠义，百战余勇，有古名将风。二职素仗忠贞，同心协赞，歼灭此贼，以报天子。合两国之师，驱此穷寇，如振落耳二也。关白强暴，上劫制其主，下虐使其众，天欲亡之，假手于我三也。昨日国王擧动安详，丰姿俊伟，势必中兴。而尔国前后所遣诸使，请兵天朝，诚意恳恻，泪下如雨，庶几申包胥泣楚之意。君臣若此，岂终沦困。以顺讨逆，何功不成四也。倭奴所恃鸟铳，然三放之后，卽难继矣。其兵虽多，强者无几，但杀其前一二百人，余皆望风遁去。此皆可胜之机，正志士立功之秋也。天朝出令，不论我国尔国，但有人能擒斩平秀吉平秀次及僧玄苏者，每名赏银一万两，封伯世袭。擒获平秀嘉平秀忠平行长平义智平鎭信等有名诸酋者，赏银五千两，世袭指挥使。以下擒获，各有赏格。尔国臣民，能乘时纠众，共立大功，旣可以复本朝之社稷，又可以徼天朝之厚赏。以衰国之遗黎，为起家之始祖，岂不畅哉。诸道臣民义兵，已起者便为前进，未起者速为招集，或协力挫其势，或徼其惰归，或继其饷道。诸所机宜，皆听自便。

这篇咨文可以视为大明对日本正式开战的宣言，全文写得浩然正气，为大明出兵正名分，申大义，从天象、气候、道义、经济、民心、军事装备等方面详尽地阐述了日本必败的道理，甚至连日本人最得意的“铁炮三段击”都贬损了一通。

有意思的是，大明以为秀吉是平氏之后，理所当然应该姓平，既然秀吉姓平，那么手底下的人也都该姓平，结果什么平秀嘉、平秀忠、平行长、平义智、平鎭信等，全冒出来了。正如《西游记》里美猴王姓了孙，于是花果山一山大大小小的猴子，全都姓了孙一样。

朝鲜接到这篇咨文，十分重视，看得热血沸腾。李昖派了十几名宣传官，带着檄文分批去了诸路，务必要以最快的速度传遍朝鲜八道，让那些还在艰苦抗战的人们知道，我们距离胜利不远了。

接下来唯一的问题，就看李大提督在平壤城的发挥了。

第十八章 我看到了

就在袁黄等人为了铺平前往平壤之路没日没夜地忙碌时，李如松也开始动身了。

他在义州盘桓了三日，二十八日离开，在行军路上过了个春节，于万历二十一年正月初三抵达安州，与等候在此的明军先头部队汇合，完成了后续四万三千大军的最后集结。与此同时，朝鲜军也集结了包括大批义军在内的一万多人，在顺安等待着大明军的到来。[198]

于是，中朝联军共计五万余人，摆开架势，开始了正式的反攻。在反攻前，针对朝鲜那些投降日本的皇协军和日占区的百姓，李如松还特意作了一面大旗，上书：“朝鲜军民自投此旗下者免死。”[199]以示自己无比的自信。

当时柳成龙恰好也在安州，听说李如松来了，连夜前往位于城南的明军军营拜年。李如松对这位朝鲜的中流砥柱还算客气，给他搬过来一把椅子，让柳成龙受宠若惊。

柳如松此行来的目的，是为了让李如松了解平壤城防的情况，别像上次祖承训来时一样被人伏击。他从袖子里掏一份平壤地图，给李如松介绍起整个平壤周围的构成和地形分布，李如松听得很仔细，还不时拿朱笔在地图上勾画一番。

柳成龙最担心的是日军的铁炮，当他提醒李如松注意铁炮威力时，李大提督一脸不屑地指了指军营里的火器仓库：“日本鬼子不过是用些破枪，咱可是带着大炮来的。一炮能轰出五、六里路，你觉得日本人能够得着？”

临走之前，李如松取来一把扇子说：“你忙活这么久也不容易，送你一首诗吧。”大笔一挥，扇面上墨汁淋漓，竟是一首七律：

提兵星夜渡江干，为说三韩国未安。

明主日悬旌节报，微臣夜释酒杯欢。

春来杀气心犹壮，此去妖氛骨已寒。

谈笑敢言非胜算，梦中常议跨征鞍。

平心而论，作为一名武将，李如松这首诗写得相当不错。柳成龙拿着这把扇子回到安州城，反复玩味，面色凝重，不知是被诗里的雄心所感动，还是在担心又碰到一位志大才疏之辈。[200]

且说柳成龙正在那琢磨着李如松的诗才，忽然外头传来急报，说李提督突然离开了安州。柳如龙顿时心头一惊——他本来跟李如松约好了，等到初四的时候一起上路前往肃宁，与都元帅金命元会面。怎么才一会儿功夫，他就变卦了？莫非有紧急军情？

他探头出去一看，明军主力还在啊。再一打听，原来不是明军开拔，而是李如松自己带了弟弟李如柏以及十八名家丁，急匆匆地离开安州，朝着肃宁方向而去，至于干嘛去了，谁也不清楚，[201]

李如松离开的原因很简单，鱼咬钩了。

早在辽东时，李如松用李应试的计谋寄下了沈惟敬一条狗命，打算用在朝鲜战场上对付小西行长。现在大军抵近平壤，是时候亮出胜负手了。

早在自己抵达安州之前，李如松就派了先锋副总兵查大受前往顺安，与日本人接触。查大受到了顺安以后，让手下一位叫金子贵的小校打扮成信使模样，直奔平壤城下。日本守军问金子贵来干什么的，金子贵神气十足地回答：“天朝已经答应了你们的和谈条件，沈游击和李提督马上就带着册封文书抵达，我是打前站的。”

上次沈惟敬离开平壤的时候，对小西行长说的是一月七日李如松会来册封，现在时间刚好。小西行长一点都没怀疑，乐得嘴都合不拢。他的助手玄苏和尚也高兴得满地转圈，文思泉涌，非要写一首汉诗献给敬爱的沈游击，诗云：

扶桑息战服中华，四海九州同一家。

喜气忽消寰外雪，乾坤春早太平花。

这诗写得不如李如松，但比朝鲜人写得好。诗人通过四句近乎大白话的赞美，表达了对和平的向往与对战争的厌恶，欣喜之情跃然纸上。实在是一首好打油。

整个平壤城欢天喜地，仿佛刚刚过去的春节又回来了。在欢庆期间，金子贵趁人不注意，偷偷拿出一把好匕首，跟附近的日本人说想换点油盐酱醋啥的，结果没有人愿意跟他换。金子贵由此得知，平壤城的粮草供应已经窘迫到了一定程度。[202]

庆祝完以后，小西行长想起正事，忙问金子贵：“沈游击何时可到？”金子贵回答：“沈游击年纪大了，骑马不慎摔伤了腿，是坐着轿子过来的，所以走的有些慢。

小西行长一听，着急了，这可太委屈沈大人了！不行，这哪是待客之道，咱们得去接接。他当即点出一个小头目，带上二十三名士兵，还有上次接待沈惟敬的翻译张大膳，组织了一支迎宾队，外出迎接。[203]

这支迎宾队来到顺安，查大受和另外一名辽东将领李宁早就恭候多时了。张大膳问沈游击在哪儿呢？查大受笑眯眯地说他还有段路，现在天气冷，坐下来一起喝酒吧。

小头目不知是计，带着二十多人推杯换盏，喝得不亦乐乎。酒至酣处，李宁突然面色一边，掷杯为号，帐外登时冲进大批明军。

要说倭寇的单兵格斗能力，那是真强悍。这批人喝的面红耳赤，又猝然遇袭，到了这份儿上仍旧不肯束手就擒，反而拔刀反抗。明军只道这些小鬼子手到擒来，没料到却遭遇了意料之外的反抗，一时间也有点懵了。

结果经过一番激烈而短暂的格斗，十五名鬼子被杀死，生擒日本小队长竹内吉兵卫、汉奸翻译官张大膳和另外一个鬼子兵，剩下的五个鬼子趁乱逃走了。

废物！得知这个结果的李如松勃然大怒：在如此优势兵力和完美圈套之下，居然还让敌人跑了五个，实在是太无能了！这些逃跑的倭寇回到平壤，势必要把这事告诉小西行长，岂不是让他苦心孤诣设计的赚城计划破产么！

他一腔怒火发泄到李宁身上，若不是他弟弟李如柏苦苦相劝，李宁的脑袋恐怕就保不住了。

李如松不甘心这个诱敌的任务就此失败，他一面让后方安州的大军尽快赶到顺安，一面把沈惟敬叫过来，让他亲自去平壤城里给小西行长解释一下。

沈惟敬听了李如松的要求，吓得一哆嗦：大人您砍了人家十五个脑袋，都闹出这么大事了，您还让我进平壤城？这跟送死也差不多了。但当他看到李如松阴沉的双眼时，非常明智地把嘴闭上了。

沈惟敬之前就已经十分清楚自己是一枚随时可以抛弃的棋子，有用就留在棋盘上，没用便会立刻被扫地出门。如果他这时候不答应去平壤，李如松会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砍死。沈惟敬已经别无选择，只能再次勉为其难、义无返顾地上了路。

他一步三挪地到了平壤城，小西行长看见他以后，当然不可能有好脸色，厉声质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别看沈惟敬在面对李如松时束手束脚，可面对日本人，却马上恢复了骗子本色，牙尖嘴利。

沈惟敬的解释，把责任都推给了汉奸翻译官张大膳，一口咬定都是翻译惹的祸。在两军处于交战状态的情况下，大家精神高度紧张，有时候会因为翻译一句误译而导致兵戎相见，这事太常见了。

反正那五个逃回来的鬼子不懂中文，那晚又喝的稀里糊涂，对明军怎么翻脸的也说不清楚。到底什么情况，还不是沈惟敬两片嘴唇一碰的事。

小西听完沈游击的辩解，当时充满歉疚地说了一句话：“此必是通事两误也。”[204]沈惟敬听完这句，这才舒了一口气，估计那时候他在心里想，老子又撑过了一关，多活了一天。

误会消除了，小西行长又提起册封的事。沈惟敬现在更镇定了，说他生怕出事，为了澄清误会，所以只身紧急赶来来平壤，册封用的仪仗都在后头呢，你派人跟我去接一下吧。

这次小西行长派了内藤如安——就是在朝鲜民间传说里被桂月香杀死的那位仁兄——跟随沈惟敬去迎接。沈惟敬把内藤如安带到顺安，谒见了李如松。李如松没想到沈惟敬能把事办得这么漂亮，在自己砍了十五个鬼子之后还依然能把日本人哄得团团转，心想这个机会可绝对不能放过。

于是李如松对内藤如安大加安慰，什么中日亲善、什么封王封爵，总之怎么好听怎么说，把内藤如安说得五迷三道。最后李如松说册封使者初六即到，让内藤如安回去转告小西行长，把脖子洗洗干净等着授封。内藤如安连连点头，屁颠儿屁颠儿地回平壤城报喜去了。

沈惟敬在一边见了，心中大叹：李提督真神人也，无师自通，竟比我还能忽悠。当下拜服不提。

话说这边厢鬼子被李如松和沈惟敬两人联手忽悠得只等着招安，那边厢明军也已经全部准备停当。

朝鲜军本来集结了一万多人，可是李如松对他们的战斗力并不放心，加上粮草也不够，所以只挑选出了三千人跟随明军前进。

正月初六，李如松大军与朝鲜军三千人齐聚顺安，近五万人虎视眈眈地望着平壤城。而此时小西行长在平壤城的部队，已从巅峰期的一万八千人锐减至一万五千人，还有一部分是朝鲜伪军。其他驻守在中和、黄州等东边的部队，约有一千人。

此时日军的最高指挥官尚不知道数倍于己的敌人已经大兵压境，还兀自作着美梦。

小西行长这一天很早就起床了，昨天晚上他兴奋得睡不着，不由得想起杜甫的那两句诗：“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一大早，他把最华丽的日式礼服从箱底翻了出来，披在身上，登上风月楼，伸着脖子往外望去——对了，这栋楼就是传说中桂月香与小西飞“同归于尽”的地点。

领导如此重视，一干手下自然也不能落后，一群大大小小的倭寇也纷纷换上最绚丽的和服，涌上平壤街头，手执花束，准备夹道欢迎大明天使。日本人的品味和中国不太一样，他们一方面崇尚素雅，一方面又特别喜欢花哨，觉得花越多才越正式，所以这一片欢迎队伍放眼望去，个个穿的都象是解放前的农村小媳妇，花红柳绿，粉团锦簇，让人目不暇接。

对于如何“招安”及“册封”日本人，李如松也作了精心地准备。他把明军骑兵部队分成数营，在城外转悠。一旦伪装的册封队伍赚开了普通门，他们就立刻飞速迫近，占领城门。大军随即掩杀入城，扩大战果，一举拿下平壤。

这个主意是好的，可是却漏算了一个小小的细节。

日军对李如松的到来确实没有思想准备，但作为日本百年战国打下来的强军，他们也并非碌碌无为。在过去几个月里，日军不辞辛苦地把朝鲜外城外围土地耕作了个遍，全部种上了鹿角，重要地带还搁了不少拒马，这是为了防止敌人骑兵直接突击到城下。

这下导致明军的骑兵部队无法靠得太近，但他们又不能也不敢离得太远，只好围着城墙不远不近地兜圈子。

这一转，转出了大问题。

小西行长在风月楼上朝西眺望，远远看到一支队伍靠近平壤，看队伍中的仪仗，应该就是沈游击和李提督说的天子敕封使，不由大喜，准备下楼去迎接。

可等他再定睛一看，有点不对劲了！在敕封使队伍的附近，似乎游弋着其他几支骑兵部队，数了数人数，显然远远超过了护送部队数量。再一看，发现那些骑兵队不象是护卫，而且也没有紧紧跟着敕封使，反而围着城墙转悠来，转悠去。队伍里的人个个目露凶光，乱七八糟的长枪大刀倒挎了不少，好像屁股后头还拖着好多门大炮……

“我草，上当了！”

小西行长一拍栏杆，大声吼道。

到了这时候，再傻的人也反应过来了，明军根本不是来册封的，而是来攻城的。小西行长恼羞成怒，立刻传令平壤各处，别搞欢迎仪式了，都给我上城头守城去！

一时之间，锣鼓喧天，不过不再是欢迎的鼓点，而是警报。军令一传到平壤街头，日军原本负责迎接的队伍都有点乱，大家原本都是一副“热烈欢迎”的心态，突然要切换到“拼死抵抗”，这界面不怎么好操作。

好在日军士兵的优点，就是听话程度比较高。经过短暂的混乱以后，大家纷纷把花衣服脱掉，手忙脚乱地爬上城头，拿盾的拿盾，提刀的提刀，架起铁炮和弓箭。当明军的敕封使靠近城门的时候，他们刚刚来得及放出第一枪。

枪声一响，冒牌的敕封使慌忙后退。远处的李如松看到城头上一群人乱哄哄地提刀弄枪，还架起了数扇简易的防箭枪木栅，腮帮子不由得一抽，知道这个“瞒天过海”之计被人识破了。

要说这个计策，真是个好计策，前期铺垫得也非常到位。如今功亏一篑，要怪的话，只能怪自己的部下演技太差了。

李如松很快就从挫败感中恢复过来。用兵本来就是奇正相合，奇计用不了，那就正攻呗。四万多打两万，数量上明军并不吃亏。

他传令诸军，开始执行B计划。

围城攻坚，是件很有学问的事情。城市的形状、附近的地势水文、城中兵力多寡、军粮储备、指挥官性格，乃至气候变化、周边局势等等，都会影响到攻城策略。每一座城，都有它独特的进攻办法。

明军动作迅速，甫一展开，首先便攻占了平壤西部的药山、大兴山和东部的木觅山。李如松移营药山之上，居中指挥，其他部队缓缓伸展开来，把整个平壤城包围起来。

关于如何正面攻打平壤城，袁黄作为军中赞画，已经拟定了一个初步计划，这个计划在安州又得到了柳成龙的补充，趋于完备。而李如松本人，刚从宁夏围城战里打完出来，在这方面的资历更有发言权。

袁黄、柳成龙和李如松这三个人，虽然背景不同、性格不同、学历不同，但他们在制定计划时，不约而同地得出了同一个结论：

欲攻平壤城，先占牡丹峰。

牡丹峰位于平壤城的北部顶端，海拔九十五米，有一个独立的北城环绕四周。这里是整个平壤城的制高点，上有乙密台、最胜台等数个石质要塞，用条石垒成，十分坚固，能扛住当时最有威力的火炮轰击。要塞三面设有雉堞，堞上有射击孔，射手可以很轻松地躲在要塞里，向仰攻而上的敌人射击，地势易守难攻。

牡丹峰就象是一个俯瞰整个平壤城区的守护神，如果要进攻平壤城，无论如何也要先将这里拿下来。这个教训，是用一千多名明军士兵的血换来的——当初祖承训在平壤城内遭遇伏击，包括史儒在内的许多明军就是被日军在牡丹峰上居高临下射死的。

此时在牡丹峰上大约有两千多人的守军，隶属于第一军团松浦镇信。松浦家是九州出了名的强藩，士兵精于铁炮射技，战斗力十分强悍。这一次侵朝战役中，松浦家担当了第一军团主要的火力输出，是小西行长手里的一张王牌。

松浦家的士兵看到敌人来袭的讯号，立刻打起青白旌旗，竖起大纛，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他们的动作十分迅速，很快便架起枪炮，冲城外的明军嗷嗷直叫，还挑衅地射上几枪，气焰十分嚣张。

看着牡丹峰上敌人的嚣张嘴脸，李如松麾下诸将都跃跃欲试，表示愿第一个出阵去教训一下小日本。可没想到的是，李如松扫视了一圈，点中的却不是辽东系将领，而是一个外人——吴惟忠。

吴惟忠，字汝诚，是浙江金华府义乌人。在嘉靖三十八年，一代名将戚继光前往义乌招兵，把吴惟忠和其他四千义乌青壮挑中，成为戚家军的最初班底。从此他跟随戚继光鞍前马后，历经无数剿倭血战，亲身见证着戚家军从一群乌合之众变成铁血军团，属于嫡系中的嫡系。

后来戚继光去蓟州修长城，又远调广东，吴惟忠都一直忠心耿耿地跟随左右。戚继光在万历十五年病逝以后，吴惟忠接过了戚家军的衣钵，把这支军队的血脉传承下去。这次援朝之战，宋应昌唯恐辽东骑兵不足以应付局势，听了黄应阳等浙兵系的劝说，特意把拥有丰富抗倭经验的吴惟忠调了过来。

吴惟忠和戚家军另外一位将领骆尚志各带了一千五百人，都是正宗的戚家军底子，所用的装备是标准的鸳鸯阵配置：藤牌、狼箲、长枪、叉、刀一样不缺。这个沉默寡言的义乌男子继承了戚继光的治军之道，少说多做，与趾高气扬的辽东诸将格格不入。

李如松派遣吴惟忠的南兵去攻打牡丹峰，有三个理由：第一，牡丹峰是高山，骑兵难以仰攻，只能依靠步兵强攻。吴惟忠的部队是明军步兵序列中战斗力最强的；第二，进攻牡丹峰，可以试探一下日军的虚实。从他们防守的强度，能够大致判断出来他们是打算死守平壤，还是打算撤退。

还有第三个理由，只是李如松难以宣诸于口。他想借牡丹峰这块硬骨头，削弱一下南兵实力——吴惟忠擅自行动那笔账，可还挂在李如松心里，至今还惦记着呢。

对于李如松这个命令，吴惟忠没有作出任何疑问，沉默地接过将令，回去准备。

戚家军挑选任务，从来不问最轻松的，只挑最困难的。他可以战死沙场，但戚家军这块招牌不能丢。

吴惟忠回到自己的营地，吩咐士兵们带好武器，作好打一场血战的心理准备。当他们走出营地的时候，忽然营地外来了一群人。

这群人的装束很古怪，个个留着光头，脖子上还带着佛珠，手里却提着长枪大刀，充满了违和感。为首的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僧人，穿着百衲衣，脸上还带着淡淡的微笑。

明军士兵很奇怪：这都什么时候了，怎么会有和尚上门乞讨？

吴惟忠慌忙迎了出来，这支部队他可不敢怠慢。带头的那位高僧他认识，法号休静，也叫清虚禅师，是朝鲜八道十六宗总都摄，手底下有八千人的特殊军团，号称“僧兵。”

僧兵在中朝日三国都不算新鲜。中国有少林寺，日本有本愿寺，里面的和尚都是一个赛一个地能打。朝鲜的僧兵当然也不例外，不但不例外，他们还是朝鲜军里战斗力最为强悍的一支。

朝鲜尽管尊奉儒教，可佛教也相当盛行，国内寺院很多。壬辰战争爆发之后，朝鲜各地都有义军涌现，这些释门修行的僧侣们，也在爱国之心的激励下，毅然挺身而出，勇赴国难。当时在释门影响力最大、身份最高的，便是这位休静大师。老和尚看日本人实在太过分了，便作金刚怒，果断地站出来号召广大僧人反抗侵略者。他的号召震动整个朝鲜，数天时间里就聚集了八千人，被朝鲜国王封为八道十六宗总都摄，成为了僧兵总司令。

休静大师的僧兵军团别看都是和尚，打起仗来可不是吃素的。在壬辰年的七八月份，休静的弟子灵圭配合着朝鲜义兵赵宪发动了清州战役，硬生生把第五军团的名将蜂须贺家政赶出了清州城，在敌后钉下了一枚牢固的楔子。在随后的第二次锦山战役里，虽然赵宪、灵圭相继战死，但他们强悍的战斗力也把小早川隆景吓出了一身冷汗。

这一次听说明军要进攻平壤，休静大师亲自率领一千五百名僧兵赶往顺安的法兴寺，与大军会合，要为攻克平壤出一份力。现在吴惟忠受命要攻打牡丹峰，休静大师对大明南兵仰慕已久，主动请缨配合作战。对这个请求，李如松无可无不可，反正是朝鲜人的军队。

吴惟忠与休静大师都是外柔内刚、不擅言辞之人。两个人没有太多言语，就这么平静地并肩站在一起，一起仰望牡丹峰上良久，然后同时说道：开始吧。

他们的军队继承了指挥官的特质，没有呐喊，没有鼓噪，在向牡丹峰的冲锋中保持着出奇的沉默。吴惟忠部与僧兵混编在一起，数人为一组，尽量分散开朝山顶冲去。

牡丹峰上的日军毫不示弱，用火枪、弓箭和滚石拼命反击，一时间山腰一片喊杀。牡丹峰很陡峭，仰攻起来十分吃力。中朝联军向上冲了二十几米，便被峰顶乙密台与最胜台的火力压制得抬不起头来，只能依靠树林掩护，战局一下子僵持住了。

日军除了乙密台以外，还在山腰各处挖了许多土窟。土窟是一种简易工事，在平地挖出一条很浅的战壕，上面用土或者石头筑成一道柧壁，前后涂上泥土，再挖出摆放铳筒用的孔穴。里面藏多少兵，在远处根本看不出来，靠近了便会被火器轰击。

除了牡丹峰以外，日军在平壤城各处都建了无数土窟，放眼望去就象是一丛一丛的蜂窝。

吴惟忠部久经沙场，对倭寇的战术十分了解。他们经过短暂的停留，把手里的藤牌高举起来，悍不畏死地朝上冲去。藤牌可以挡住弓箭，但挡不住铁炮的弹丸。日军纠集优势火力使劲射击，很快明军便在居高临下的打击下溃不成军，纷纷朝山脚下撤去。他们退的十分狼狈，甚至顾不上拿武器，把藤牌丢得满地都是。

日军见状大喜，许多士兵觉得藤牌这东西很好用，追上去想捡个洋落。不料正在他们俯身争抢战利品的时候，四周树林骤然杀声四起，竟是明军和僧兵杀了一个回马枪。猝不及防的日军大为慌张，与中、朝联军绞杀在一起，变成了白刃战。山顶的同伴不敢擅自开枪，火力登时稀薄了不少。

没有了火枪火炮的威胁，这些浙江兵勇近身对付日本人驾轻就熟。很快局面变成了一边倒，这些捡便宜的日军被一一被砍杀，斩去了头颅。

原来这是吴惟忠与休静在进攻前就定下的计策，故意丢下藤牌，是为了利用日军的贪婪进行近身混战，以最大限度削弱山顶日军的火力。

日军遭遇了强力反击后，不敢再靠近了，全都龟缩在两个要塞与一些简易的防御工事里。山顶的火炮不停地喷发，漫无目标地砸在山麓上。

吴惟忠和休静大师正在商议下一步该如何进攻，远处忽然传来鸣金的声音，这是李如松要求撤退的信号。

这一次攻击，目的只是试探敌人虚实。现在牡丹峰的敌人数量摸得差不多了，还额外斩了几十个首级，见好就收。吴惟忠虽然憨直，但还没傻到以为，在没有友军大规模配合的情况下能攻拔牡丹峰。

除了吴惟忠、休静在牡丹峰以外，在平壤城附近各处都爆发了小规模的战斗。李如松不急不躁地在药山上注视着城里的动静，就象是一个高明的棋手，故意四处乱放子，试图从敌人的反应中看出些许端倪。

其中他最关注的，是位于平壤城南的含毬门。负责这个方向的是朝鲜军左防御使郑希贤、右防御使金景瑞，《关西邑志平壤续一古志》里说他们有八千人，但这个数字不大可信。他们的真实兵力，最多就是一千五百人。

八千人这个数字，是朝鲜军集结在前线的总人数，可这里大部分士兵都是临时征募来的，能上战场的并不多。《宣祖实录》里记载：李如松觉得这些人素质实在太差，就在一月五日叮特意嘱柳成龙，让他挑选出三千名稍微懂得打仗的，前往斧山院集结，参与围城战，其他部队在外围担任警戒工作。

这三千人里，一千五百人属于休静大师的僧兵，另外一千五百人，便是郑希贤、金景瑞的朝鲜正规军。后者虽然战斗意志差，但毕竟是行伍出身，比临时抓来的壮丁部队强那么一点。

这两位朝鲜将领的任务是佯攻，但李如松还是高估了朝鲜正规军的战斗力。日军看到是朝鲜军的旗号，居然大着胆子主动出击，从东侧中城的大同门瓮城绕出去，突然出现在朝鲜军的身后。结果朝鲜军大溃崩散，死伤惨重，直到辽东军赶过来支援，这才勉强站住阵脚。

正月初六这一天的攻击没有任何实质成果，除了牡丹峰之战有一次漂亮的反击以外，其他地方都被日军击退。诸将回到大营，心中无不揣揣。尤其是郑义贤、金景瑞两位朝军将领，更是忐忑不安，其他部队只是没取胜，自己可是打了一场货真价实的败仗。若是李提督嫌他们没讨到彩头，岂不是死定了？

但他们玩玩没想到的是，李如松居然没有大发雷霆，只是淡淡批评了几句，就宣布解散了。

李如松其实此时心里正高兴着呢。日本人虽然凶悍，但心眼比较实在，有一句说一句，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从来不藏着掖着。他去年在宁夏打哱拜时，围城数月才摸清敌人的心理，可今天略微那么一攻，日军便竹筒倒豆子把所有战略意图都暴露出来了。

李如松是个骄横的将领，但也是个目光如炬的名将。今日的试探性攻击，让他发现了日军的致命破绽。

而且不是一处，是五处。

第十九章 我赢了

李如松回到中军大营以后，吩咐亲兵叫来七个人，他要依次密谈。

第一批来的，是除了李如松之外的明军三巨头：李如柏、杨元和张世爵。李如松要求他们回营之后，让士兵们不要休息，铠甲不脱，火器不封，火绳火药弹丸什么的，都别忙着收起来。

三将一听就明白了，这是主帅怕劫营啊。李如松说你们到时候就知道了，也没多加解释。

第二波来了一个人，是吴惟忠。李如松把平壤地图摊开来，点了点其中一处，说过两天正式开打的时候，我不要求你攻克牡丹峰，但你跟休静和尚无论如何得把这里拿下来。吴惟忠没明白他的意思，但军令如山，他也没反驳，领命回去了。

第三波是两个朝鲜人，郑希贤、金景瑞一对难兄难弟。俩人以为李如松要秋后算账，谁知李提督和颜悦色，拍着肩膀让他们明天好好打。郑希贤、金景瑞赶紧表示一定比今天打的好，李提督说不用，就照今天的水平打就行。

见完这六个人，李如松把最后一个人叫了进来。

这个人是祖承训。

平壤城是祖承训的伤心地。自从那次失败之后，祖承训在辽东军中的威望大跌，尽管靠着李成梁、李如松父子的威望，他没有被一捋到底，但一个军人打了败仗的耻辱，是无法洗刷的。返回辽东后，祖承训被发配到凤凰城里埋头修理盔甲，可在他心里，复仇的火苗一直不曾熄灭。

李如松入朝时，没有忘记这位老部下。他以祖承训有与日军交手经验为由，让他随军出征，官职仍是副总兵。他问祖承训：想报仇吗？祖承训点点头。李如松说好，附耳过去面授机宜，你要如此这般。

祖承训从帐篷里出来的时候，两眼放着绿光，有如一头饿坏了的出笼猛虎，浑身都散发出要吃人的杀气。

做完这些安排，李如松安心睡觉去了。

主帅睡了，下面的人却不敢睡。他们有将令在身，只得强睁睡眼，伏在帐篷旁、战车底下与营寨栅栏内，望着明晃晃的旗灯打瞌睡。说不定还有人在心里暗骂主帅无事生非。

这一夜都很平静，可到了凌晨三点，异状出现了。

熬过夜的人都有经验，最难熬的时候不是午夜十二点，而是凌晨三点到四点。那时候人最容易疲惫，精神也最涣散。小西行长特意挑选了这个时刻，派了三千人来劫营！

这三千人大着胆子摸到营寨外围，正待动手，却不防营寨里喊杀四起。等候一晚上的明军士兵已经不耐烦了，盼着小鬼子们早点来，打完了好睡觉。现在鬼子们来了，士兵们把一腔缺觉的怒火一古脑全喷射了出来。一时间火焰冲天，万枪齐射，照得天空红彤彤一片。

日军劫惯了朝鲜人的军营，没料到明军的攻击如此强硬，有点不适应。要知道，缺乏睡眠的人脾气特别容易暴躁，何况又是数万脾气暴躁的东北汉子……

这是李如松发现的日军第一个破绽：自大。

从壬辰年四月开战至今，日本人在陆地上还从来没遭遇过大的挫折，过于顺利的战局养出了一伙骄兵悍将。李如松在初六的攻城战中，感受到了日军这种盛气凌人的态度。尤其是当他看到日军大将高举旗牌，吹着螺号在城内四处大摇大摆地督战时，更确信自己的判断。

李如松也是个骄横的人，对别人的骄横心态十分敏感。他知道，明军在第一天攻城失败之后，耀武扬威的日军一定不会放过夜袭的机会。他对症下药，果然一击即中。

日军丢了大批尸体，仓皇逃回，这时候天也差不多蒙蒙亮了。李如松吩咐各部埋锅造饭，草草吃了顿早饭之后，吹起号角，然后集合出发。

城内的日军如临大敌，初六没打，今天初七明军肯定是要正式开始攻城了，少不得要有一场血战。可他们光听见号角声响成一片，却不见动静。

过了半晌，日本人看到远处一支小部队战战兢兢地靠近了平壤西侧的普通门，再仔细一看，乐了。

原来这支军队，正是昨天在含毬门外被杀得溃不成军的郑希贤、金景瑞部。

他们今天也不知吃了什么药，居然鼓起勇气孤军深入。日军在普通门的守军耐不住性子，明军咱们要谨慎对待，对付朝鲜人那还不是跟撵草鸡差不多嘛。

于是当郑希贤、金景瑞部靠近普通门的时候，日军突然大开城门，一群士兵趾高气扬地杀了出来，兴高采烈地向朝鲜人奔去。

朝鲜军毫无悬念地开始溃退，他们熟练地丢弃武器与旗帜，转身飞快地奔跑。郑希贤往西逃，金景瑞往北窜。日本人更兴奋了，追着朝鲜军屁股后头猛追。

追着追着，他们发觉情况不太对。一回头，看到两支大明骑兵已经悄无声息地迂回到了日本人身后，把他们与平壤城隔开。旋即朝鲜人也不跑了，和后继跟上来的明军步兵合流，围成一个大圈子。这些追击的日本人傻了眼，直接被包了饺子，死了三十多个。

日军守军在城墙上看得目眦欲裂，却是无能为力。消息传到城内，小西行长有点发愁，看来明军数量不少，战力也很不差啊，心想不如求和吧。他派了个使者去李如松营中，说了一通我国只是想朝贡大明何必刀枪相见的屁话，不如大家先各退开几步，从容商量一下。

没想到，李如松二话没说就答应了，把撒出去的人马都收拢起来，回营休息去了。这让已经准备好死战的日军有些惊讶。

小西行长一看明军答应的这么痛快，心思又变了，以为这些明军一定是外强中干，迫不及待等着日军谈判。他的小算盘又活动开了：今天晚上再劫一次营看看。于是一月初七晚，小西性长又派了一支部队，去夜袭李如柏的营地。

小西行长的逻辑是：我第一次袭营被你们蒙中了，你们一定想不到我第二天还会来。

李如松的逻辑是：你第一次袭营被我猜中了，你一定会以为我想不到你第二天还会来。

这是一个没完没了的逻辑问题，反正谁猜到的步数多，谁就有胜算。

遗憾的是，这次的剪刀石头布，李如松又赢了。他又猜中了小西行长背在身后的那只手是什么。

于是袭营日军的下场，比昨天那拨还凄惨，被李如柏迎头一通乱打，连哭带喊跑了回去。

李提督早就知道这是小西行长的缓兵之计，之所以假装答应和谈，是他根本没打算在初七那天动手，因为还有一样东西没到。

他在等大炮。

明军这次带来了三百多门大炮和火战车，大大小小什么口径都有。这些火炮以及配套的炮弹、火药、毒药等辎重十分笨重，需要用牛车慢慢地拖着走。明军主力抵达平壤时，大炮还扔在后头拖了一路。袁黄正心急火燎地抽着运输队，催促他们连夜赶路。

一直到了初七晚上，抵达平壤的明军火炮也没到齐，但数量勉强够打一场大仗了。

李如松之所以坚持等到火炮到齐了再打，是因为他在初六发现了日军第二个破绽：弹药匮乏。

他注意到，包括牡丹峰之战在内，日军的铁炮射击密度远远不如之前战报那么大。很多地方的战斗中，日军明明可以铁炮射击，却选择了白刃战。城头上很多地方，甚至使用的是朝鲜伪军的弓手。

这一切迹象表明，日军的弹药储备已经低到了一定程度，除了牡丹峰那种要害地方之外，他们已不敢尽情使用铁炮。没了铁炮的日军，等于是拔掉了一半爪牙。对付这种敌人，用大炮在远处把他们燎成熏兔子是最好的选择。

在火炮辎重队抵达不久，李如松召集了中、朝联军所有将领到中军帐内，说了四个字：“初八，攻城。”

随即他给出了一个十分详细的进攻计划表：

杨元所部进攻位于平壤西侧的普通门。

张世爵所部进攻平壤城东北部的七星门。这一路集中了明军现有火炮数量的一半以上，为明军主攻方向，李如松的中军也设置在这个方向。

在他的左翼，吴惟忠、休静大师与辽东军查大受部组成一个突击箭头，他们的目标是进攻位于北城的牡丹峰。

李如柏所部负责进攻正南方的含毬门、车避门。他的麾下还包括骆尚志的一千五百名浙兵与李镒、金景瑞等一千五百名朝鲜正规军。

明军分成了三个集团，从西、南、北三个方向把半个平壤外围团团包住。

所有人看到这个计划，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一个疑问：东边呢？平壤的东城出了大同门，直接面向大同江。此时正值冬季，大同江的江面已经结冻，人马皆可通行。如果一点兵都不放，岂不是放任日本人逃走么？

李如松的表情很轻松，逃就逃吧。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事实上，这就是李如松发现的日军第三个破绽。

沈惟敬和小西行长的谈判，李如松已经了解到了详细内容。他注意到，小西行长在谈判中一直在强调，要划大同江而治。这个条件一方面表明日军对东部朝鲜志在必得；另外一方面也表明日军的扩张已到极限，平壤城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鸡肋一样的存在，不再是兵家必争之地，而是可以拿来谈条件的筹码。

李如松在接下来两天的攻城战里真实了自己的判断，日军是色厉内荏。别看他们摆开一副与城共存亡的架势，只要施加足够的压力，让他们意识到守卫平壤城会带来的损失要大于收益时，小西行长便会弃城东遁。

既然这样，那与其让日军在平壤城里困兽犹斗，不如索性围三阙一更符合明军利益。要知道，李如松的主力是辽东骑兵，攻城战不是他们的强项，追击才是。当日军承受不了三面的强大压力而选择从东边撤退以后，铁骑将尾随着他们一路追杀，这效率可要比强攻城墙要高多了。

有人也许要奇怪，李如松之前打宁夏城，可是围得死死的不留一点缝隙，耐着心思打了几个月。现在到了平壤，怎么改性子了？

这是因为李如松的心里还有另一本帐。宁夏不留一点缝隙围城数月，那是因为在国内，哱拜属于胆大妄为的帝国叛徒，所以无论付出什么代价，这个人都必须要死，双方不死不休，没有第二条路好走。而眼下的明军，说白了是在替朝鲜人卖命，因此完全没必要非拼个你死我活，只要能拿下平壤城，那就是皆大欢喜。

不同的敌人，决定了攻城的不同方式。兵法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大概就是如此。

李如松的判断的一点都没错。小西行长现在正缩在平壤城里，一把一把地吃着后悔药。

关于平壤守城事，在日军高层中早就有争议。早在日本占领军接到大明可能会出兵的消息时，宇喜多秀家专门召集了包括小西、黑田长政、福岛正则、毛利吉成等军团长来汉城开会，讨论接下来的用兵方略。

会议开始时，诸将发现，黑田长政毕恭毕敬地坐在一个人身后。这个人叫做黑田官兵卫，是长政的父亲，也是秀吉曾经的军师，他在日本还有个称号，叫做“稀世的名军师”。

黑田官兵卫之前一直跟随宇喜多秀家当参谋，但他对于侵朝战争丝毫不看好，秀吉一怒之下把他赶回国去。现在听说大明要出兵了，秀吉不得不借重他的智慧，又让官兵卫来朝鲜帮忙。

对于接下来的作战计划，黑田官兵卫面对一群小辈丝毫没客气。他的意见是，以汉城作为防守重心，汉城以西沿途大路两侧修建堡垒，节次抵抗。这样可以缩短补给线，从釜山-汉城一线及时出兵援救。至于朝鲜西部，现在夺取的时机尚不成熟。

他这么一说，小西忍不住跳出来了。平壤现在是他的主基地，黑田官兵卫主张放弃朝鲜西部，分明就是要拆他的台嘛。小西行长不顾尊老，直接表示，朝鲜军不足为畏，大明的军队要渡过鸭绿江也不容易。你们想缩回去随便你们，老子是要从平壤打到鸭绿江，在鸭绿江畔与明军对磕。

官兵卫叹了口气，说你跑那么远，万一明军打过来，后方支援不及，你岂不是要孤军奋战？小早川隆景也劝小西行长三思。

面对一位名军师和一位智将的劝解，小西行长听不进去。他和石田三成是一伙，而石田三成跟黑田官兵卫一直关系不睦，所以小西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官兵卫给他穿小鞋呢。

会议结束以后，官兵卫给秀吉写了封信，说小西行长这死孩子不听话，早晚要打败仗——结果这封信差点给自己惹出杀身之祸，几乎被秀吉逼着剖腹。小西回到平壤以后，依然我行我素，把官兵卫的话当成耳旁风。

可随着明军进入朝鲜，小西行长发现战略环境不断恶化，缺衣少食，日子越过越紧张。这时他才想起黑田老头子的忠言逆耳，可这时候已经晚了。

他的第一军团，被平壤死死地拴住，附近唯一的友军，只有驻在凤山城的第三军团大友义统、牛峰的六军团立花宗茂和平山的小早川秀包。这三路人马数量不多，大友麾下两千人，立花麾下两千五百多人，秀包的兵力也差不多两千。

这种程度的兵力，最多也只能是接应一下平壤出来的败兵，指望他们解围是难。

现在平壤城成了小西行长烫手的山芋：撤退不甘心，死守呢，不是有困难，是肯定守不住。

李如松摆出围三阙一的态势，正是比着小西行长的心思，给他量身定做的。

且说明军诸部得了将令，分头要去准备。李如松却叫住他们：“兵贵神速，别吃早饭了，灭了倭寇再说！”诸将只得同意。

临开站前，李如松焚起了一柱香，在随军带来的关公像前占了一卦，结果是吉。于是他转过身去，又向全军发布了两道命令。

不许斩首。先登者赏银三百两。

不许斩首，是因为明军习惯于以斩首来计功，士兵们经常为了抢夺敌人首级而耽误了正事。李如松知道这次攻城干系重大，特意叮嘱明军诸部，不要忙着抢功劳，先把城拿下来是正经。

在不同的史料里，李如松提出的赏格很是不同，从最少的三百两到最多的五千两都有。五千两的奖赏显然有点离谱，小西行长的脑袋才值一万两银子；三百两是南军将领在战后向李如松讨要的数量，最符合事实。

这一正一反两道将令，表明李如松对于平壤攻坚战并不乐观，他需要全军都重视起来，专心干活。

一月初八清晨，在经历了两天的试探之后，明军对平壤城的总攻正式开始。

首先发出怒吼的，是明军的炮兵。他们昨天晚上已经进入了阵位，把各种火炮远近摆正，调校好射击角度。随着一声令下，无数炮弹飞过城墙，普通门、七星门、含毬门立刻陷入一片火海。

日本守军全都懵了。日本虽也有类似的大筒、石火筒，但数量极少，在战场上不占主导地位。象大明这种一次万炮齐鸣的场面，他们从未经历过。

第一阵火炮打击结束后，日军还没从惊恐中回过神来，明军又飞快地把一辆一辆架火战车往前推去。

这种战车的造型，与后世的多管火箭炮非常类似。它的底座是一辆人力木车，车上放着两排共六个长方形的箱子，里面装有一百六十支火龙箭或者毒火箭。这些火箭的引线都被铰在了一起，置于箱尾。操作者只需要把引线点燃，这一百多支火箭便可一起呼啸而出。战车的前方还设有棉帘，可以防御箭矢与铅丸。

几十辆战车被明军推进到至城墙数百步的地方，车头仰起，对准城头一起发射。数千枚火龙窜上半空，划出耀眼的轨迹，蔚为壮观。

日军发现，这些火箭落到城中以后，不但会引燃房屋，而且还冒出一种烟雾。只要接触了烟雾的人，便会头晕目眩，站立不稳。这是大明特制的化学武器，药物暗藏在火箭箭头，遇热燃烧挥发。

架火战车发射完毕以后，飞快地退回阵地。阵地前方埋有铁蒺藜，可以有效地防止敌人步兵与骑兵突进。

与此同时，明军主力开始向城前突击。

在进攻的队伍中，有许多火器小组。他们怀抱着虎蹲炮，身手矫健，旁边还有护卫紧紧跟随。

虎蹲是一种两尺多长的炮筒，筒身用七道铁箍，炮口还伸出两个铁爪。他们冲到距离城门不远的地方，将炮筒放下，铁爪牢牢抓住地面，与城墙形成一个四十五度的仰角。随着一声声沉闷的轰鸣声，虎蹲炮向城头喷射出无数高速运动的铅子与石块，把碰到的每一个人都砸得血肉模糊。

明军的火器攻势远近交替，一波接着一波，声势极其惊人。日军这一天见到的五花八门的火器，比他们前半辈子见到的都多。整个平壤城都在隆隆的炮声中摇动。

旁观的朝鲜人，看得那叫一个爽啊——开眼了，值回那么多粮草的票价了。在回顾这一天时，他们用沉醉的语调这样描述道：“倭铳之声，虽四面俱发，而声声各闻，天兵之炮，如山崩地裂，山原震荡，不可状言”、“响振天地，山岳皆动。大野晦冥。烟焰涨天，旁弥数十里。火箭布空如织，火烈风猛。直冲城里，林木皆焚。”

就在平壤城北、西、南三面同时陷入混乱的时候，吴惟忠、休静大师与查大受的部队不动声色地接近了牡丹峰。

牡丹峰在平壤城的东北角，它四周修有一圈城墙，构成了独立的北城，通过北城南门与平壤城连接。李如松在初六的晚上，对吴惟忠下了一个命令：占领这道城门，切断北城与平壤城之间的一切联络与通道。

吴惟忠不太明白这道命令的用意。因为牡丹峰上的敌人能够独立作战，封锁城门并不能阻止他们用火力支援平壤城。不过他没有提出疑问。

这一天总攻开始后，吴惟忠吩咐休静与查大受分别率部属围攻牡丹峰，自己则率领浙兵精锐直入北城南部。

开始的进攻很顺利，明军铺天盖地的火炮攻击让日军一阵犯晕，防守为之一懈。浙兵很快就突破了外围防线，攻陷了北城南门。

在控制了北城南门之后，吴惟忠还没来得及喘息，就突然发觉自己似乎捅了个巨大的马蜂窝——日本人全疯了。平壤内城一下子冲出了无数武士和足轻，嗷嗷叫着不要命地开始猛攻北城南门。

面对日本人疯狂的攻击，浙兵的压力陡然变大。北城南门的城楼规模很小，他们打下来很容易，现在守起来当然也很难。吴惟忠有点糊涂，不知道日本人吃错了什么药，这地方有这么重要么？至于么？

他不知道，此时日军主帅小西行长正在牡丹峰上督军。明军占领北城南楼，等于是切断了日军半拉脖子，日军司令官和司令部都给孤立在平壤外了，你说日本人能不急么？

这正是李如松发现的日军第四个破绽。

在古代，战场上没有无线电和电话，所以碰到大规模的战斗，主帅都会选择一处高地，登高望远，便于掌控全局。尤其是守城战，及时看到敌军的一举一动至关重要。

李如松知道，只要明军四面一围，小西行长肯定会往最高处爬。李如松也是作指挥官的，对这种主将爱爬高心态知之甚熟，以己度人，料想不差。

平壤城最好的瞭望地点是在牡丹峰，坐镇此处，四面一目了然。明军一攻城，小西行长一定会选择这里——可问题是，牡丹峰不象别的制高点是在城内某处，而是孤悬平壤主城之外，只靠一个城门连接。这便是日军的致命破绽之一，明军的绝佳机会。

初六的那一次攻击，与其说是试探，倒不如说是李如松在给小西行长作心理暗示。果然在初八这一天，小西行长登上牡丹峰，俯瞰整个战局。

吴惟忠把北城南门一掐断，在主城指挥战斗的宗义智几乎急疯了。牡丹峰上一共才两千多人，如果明军死守南门，同时派大军死力进攻，小西行长怕是死无葬身之地，平壤守军也必群龙无首，李如松这是要实施斩首行动啊。

宗义智立刻发动了数次突袭，企图打通通道，接回小西行长，但都失败了。浙兵在吴惟忠的带领下，拼死不退，牢牢地守在南门。宗义智在为难之际，一个粗豪汉子站了出来，大声说我愿意去闯关！

这人叫做国分隼人，乃是宗家的一员猛将。宗义智闻言大喜，挑选了一批精兵，跟在国分后头，再次发动攻击。依仗着日军铁炮的密集火力，国分隼人硬生生从明军阵内杀出一条血路，一骑绝尘，闯入北城，登上牡丹峰。

小西行长正脸色阴沉地盯着明军火炮轰击，忽然接到隼人的报告，当即吓出一身冷汗。他连忙率领扈从离开牡丹峰顶，来到山脚下的南门。

一看见小西行长，吴惟忠顿时意识到了日军疯狂的原因。此时主城日军与牡丹峰日军一南一北，从两个方向发起犀利的攻势，吴惟忠率浙兵死战不退，双方陷入了混战。

在这个关键时刻，一颗子弹十分凑巧地射穿了吴惟忠的胸口，鲜血喷出来沾满了他的小腹。吴惟忠虽然身负重伤，被部下抢了下去，但犹然须发皆张，大声下达着各种战斗指令。一股强烈的信念支撑着他：我是戚家军出来的人，绝不能玷污了这三个字。

只是主将的受伤，依然影响到了本就在兵力上处于劣势的明军。最后在主将重伤、两边受敌的局面下，他们终于难以支撑，只能簇拥着负伤的吴惟忠缓缓退去。

小西行长没敢追击。他现在是惊弓之鸟，只想尽快回到城中。

吴惟忠的奋战，虽然没有达成斩首局面，但并非全无意义。小西行长吃了他这一吓，返回城里以后再也不敢爬高了，而是把登高瞭望的任务交给了宗义智手下一个叫大石荒河助的家伙。这哥们有点混不吝，铠甲也不穿，披了件短衫就蹭蹭爬上风月楼顶。他看到什么，转告给小西行长，小西再做出决定。

这种间接报告的办法，最终害了日军自己。

从战斗开始到吴惟忠退去以后这段时间，其他地方的日军经过适应，抵抗逐渐有了章法。此时不独北城南门，在平壤主城的各处战场，两军都进入了僵持阶段。日军的顽强程度超出了李如松的意料，他们趴在土窟与城墙上，冒着猛烈的炮火与明军展开对攻。明军靠近，他们就往城下浇滚油投掷巨石，明军后退，他们就拼命放箭，用铁炮不要命地疯狂射击。

自战斗开始，李如松就骑马带着护卫们往来于三门之间的阵地指挥战斗。此刻眼见明军久攻不下，李如松大怒，突然之间率着他的百多名扈从，直逼城下，亲自加入了登城攻击的队伍。

张世爵见状大惊，急忙命明军火炮部队迎着日军枪弹向前推进，抵近射击压制日军火力，以保护李如松，避免主帅被日军所伤。主帅如此悍不畏死冲锋在前，明军士兵顿时不要命一般地发起了进攻。

其实城中的日军，此刻也差不多到了极限，他们的人数毕竟不及明军多，各门吃紧，根本无法抽调机动兵力。小西行长皱着眉头看了半天，忽然注意到，七星门与普通门的攻势都异常强烈，可南边含毬门的压力却相对轻松，远没有其他两门那么惨烈。

大石荒河助很快向小西报告了一个情况，说看军装服饰，似乎含毬门那边的攻城主力是朝鲜人。小西顿时松了一口气。朝鲜军的战斗力他太清楚了，别说攻城了，只怕日军只要一开城门，他们便会大溃而走。

于是小西作了一个决定，他把含毬门附近的守军抽调了一部分，补充到七星门和普通门去。

含毬门部分守军调离以后，门前的朝鲜军又开始发动新一轮攻击。在明军火炮齐射过后，他们依仗着遮挡视线的硝烟前进，战战兢兢。城头的日本兵轻松地望着下面的手下败将，计算着这次能干掉几个人，他们连铁炮都不屑使用——朝鲜那些废物，就算靠近城墙又能把我们怎么样？

可当朝鲜军队抵近城下以后，意外发生了。

其中数百名朝鲜士兵作了一个奇怪的举动：他们把身上的衣服撕扯了下来。

里面，露出的是明晃晃的明军铠甲。日本人看到为首的一个人，一脸狰狞、面部全是愤怒和无比强烈的复仇欲望。

这人就是得令而去却一直没露面的祖承训。

在初六的战斗中，李如松发现日军对朝鲜军有强烈的优越感，郑希贤、金景瑞攻城的时候，日军甚至敢出城反击。李如松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安排这两位朝鲜将领在初七又进行了一次试探攻击，果然日军又一次开城出击，再次证明了他“日军极端蔑视朝鲜军”的猜想。

这种对朝鲜军极度轻视的态度，是平壤日军的第五个致命破绽。

李如松叫来了祖承训，他知道这个人对平壤日军拥有心结。有时候心理阴影会让人颓废，有时候却可以让人战力倍增。李如松相信祖承训是后者。

祖承训和他的部下换上朝军军装，混在李镒、金景瑞的攻城部队里，此前一直没动，这是李如松埋在南城的一颗巨大的定时炸弹。

现在这颗炸弹终于爆炸。祖承训等这一天等了好久了，他自从去年七月以来，一直背负着沉重的耻辱感。这种耻辱感，只有在平壤才能得到洗刷。

祖承训甩掉朝鲜军服，如同一头出笼的猛虎，怒吼着扑向含毬门。在他身后，数百名明军精锐如疾风烈火般席卷而来。倦怠的日军一时间无法适应突然加快的攻击节奏，兵力又不足，含毬门前险象环生。

如果是小西行长自己亲眼观察，说不定会注意到那些“伪朝鲜军”的破绽。可惜他已经被吴惟忠吓破了胆，只敢借助大石荒河助的眼睛来观察——后者是个粗豪武者，视力可能很好，但观察力就不行了。

南方面军主帅李如柏一直在远处观战，他看到祖承训的突然攻击让守军陷入混乱，立刻挥动将旗，命令明军主力紧随其后，千万不可让这个宝贵的战机白白错过。

冲在最前头的，是属于浙兵系统的骆尚志。骆尚志是一员猛将，也是名武林高手，据说他擅用八十八斤大戟，能举八百斤石锁，因此号称“骆千斤”。他带头冲锋，手持长戟挥舞如风，极有声威。李如柏在出发前建议说在城下堆起沙桥，谁知骆尚志大手一摆，说不用，你看着吧。

骆尚志率部冲到含毬门下，正赶上城头的日军被祖承训的突然猛攻折腾得灰头土脸。随即又见从明军阵里腾起数十个黑影，蹭蹭跃至到半空，越过了城墙直朝城里飞去，犹如神兵天降。日军哪里见过这等阵势，当下骇然惊绝、肝胆欲裂，叽里哇啦一阵乱喊，心说这仗没法打了……

慢着，这情景不是武侠小说里头的么？普通人哪有这种本事？

确实，一般普通人真没这种飞入城中的本事，但有一种普通人是有的——死人。

骆尚志在进攻之前，耍了个花招。他事先弄来了不少尸首，套上明军衣服，然后绑到投车上，扔过城头去。那时候爆炸的祖承训已经杀过去了，日军正慌乱之间，又看到空中有无数明军越过城墙飞进城里，心神大震，哪里还能分辨半空飞的是死人还是活人。

浙兵利用这段千载难逢的空窗期，抬来钩梯贴上城墙，下方有人死死固定住。骆尚志一马当先，窜上梯子直朝城头冲去，他身手矫健，眼看只再几下就能登上城头。

谁知快到城头时，一块飞石突然砸来，正中骆尚志的小腹。若换了别人，恐怕这一下便直接被砸下城去；但骆尚志体格极强，硬是生生扛住了这一下。

骆尚志强忍剧痛，翻身登上城头，砍翻周围日军，大呼前进。浙兵见主将如此给力，全都红了眼，嗷嗷地一窝蜂往城楼上冲。上去的明军一脚踹翻日军旗帜，把大明龙旗插上了含毬门高高的城楼。日军被这股势头压倒，惊慌地向后退去。

日军防守这一段城墙的将领是五岛纯玄，他在祖承训、骆尚志的狠狠打击之下，短时间内损失了太田弾正、江十郎、青方新等数位五岛家重臣和数百名士兵——更危险的是，含毬门已不复为日军所控制。固若金汤的平壤城防，终于露出了第一道裂纹。

李如柏大喜，催军前进。骆尚志等人在前头浴血奋战，他们的辽东军在后头忙着砍人脑袋争功——李如松开战前的嘱咐他们全抛到脑后了。

五岛的心在滴血，他的封地不过一万五千石，此次带到朝鲜七百多人，已经是倾家而出，可就这么一会儿，便损失了几乎一半。五岛悲哀地发现，刚才小西行长几乎调光了南城所有的预备队，现在他已经无兵可用了。

南城含毬门的失陷，已经被日军指挥部察觉——没办法，登上城头的明军都开始学骆尚志，把日军旗帜丢下来，换成大明龙旗，一时间含毬门上旌旗飘飘，只要不是色盲都能分清楚怎么回事。

小西行长大惊失色，立刻从七星门的守备部队抽调一部，前往南城支援。

再说七星门攻击的明军，为了保护加入登城部队的大帅李如松，在张世爵指挥下，火炮部队一口气向前推进到距离七星门不到两百步的地方。这个距离非常危险，稍不留意就会被日军从高处打击到，造成大炮和操作人员的损失。可这个节骨眼上，张世爵顾不得了。

明军冒着城头巨石滚油弓箭铁炮的猛烈打击，一面跟着李如松攻城，一面把佛郎机炮和灭虏炮等等全都推了上去。好在这两种火炮都有自己的专属车辆，只需要把炮身抬到车上，再蒙上数层浸湿的棉被，就能构成一个简易的攻城车。

“开炮！”

随着这些大炮近距离的一声怒吼，巨大的炮弹呼啸着砸向城门。随即一声巨大的轰隆声传来，七星门的城门楼子竟然硬生生被这种不要命的抵近射击轰碎了。

日本人吓呆了，明军趁机蜂拥而入。张世爵还未来得及高兴一下，就见前方一道影子闪过，他定睛一看，却是主帅李如松又已一马当先，直接突进城去了。

李如松刚冲进平壤城，迎面就是一阵日军铁炮袭来，密集的枪声中李如松翻身落马，生死不明。

他的扈从们大惊，赶紧冲上前去把他抢了回来。大家仔细一看，所幸大帅没有受伤，只是坐骑被打死了。不过由于之前明军曾向城里发射了大量毒火箭，附近弥漫着明军发射过来的毒气，十分危险。李如松被熏得晕晕乎乎的，部下取来毒烟解药让他含住，心说这下大人您该安稳点了吧？

谁知李如松起身换了匹马，一点磕巴都没打，噌一下又窜了出去，继续向城中突进。

随后跟进的张世爵见状，把个李如松恨得牙痒痒的。心道你都落了一次马了，还不老实，这万一哪里再来一阵暗枪把主帅伤了，玩笑可就开大了。他再顾不上指挥，急忙带人去追李如松，谁知道才跑了没几步，又找不到李如松了。

张世爵正要急眼，不远处的地下猛地冒出一个人来。此人灰头土脸一脸是血，犹自大呼前进。听见声音，再一看盔甲的造型，张世爵确认此人正是前一刻凭空消失的李如松李大提督。

原来日本人在平壤城里挖了不少沟堑，李如松冲锋的时候充满激情，结果连人带马绊落进了大沟里，和他一起冲锋的步兵因为速度慢，倒是一个没事，蹭蹭蹭越过壕沟直扑向前。

这是李如松在这场战斗中的第二次落马了。

张世爵一看主帅鼻子都磕出血了，连忙劝他在后头指挥。谁知李如松眼睛一瞪脖子一梗：不退！

不得不说，李如松平时脾气不好很骄横，但他面对敌人的时候也一样骄横，从不把敌人放在眼里。他第一次落马是就因冲得太靠前坐骑中弹，这次又是如此——冲锋在前的大无畏精神是好的，只不过有时候可能会付出很大代价。平壤之战因为冲锋在前，他两次落马，死了两匹坐骑，在以后的朝鲜战场上，他这种冲锋在前的落马还会继续下去，甚至差点要了他的命。

主帅如此凶猛，部下谁还敢贪生怕死，明军无不以一当十，一窝蜂地杀入了平壤。

张世爵刚才为掩护李如松而使出的大炮抵近射击战法，很快被传到了普通门前线。杨元毫不犹豫地如法炮制，几下子把普通门的城门楼子也给轰成了齑粉，门户大开。

于是，平壤城的日军连一个上午都没坚持住，含毬门、普通门与七星门就相继失守。平壤环城防线在李如松一个又一个的狠辣招数和他悍不畏死的带头冲锋下，很短时间内就彻底宣告崩溃。

主城防线既溃，防守牡丹峰也失去了意义。牡丹峰守军纷纷通过北城南门向城内溃退，休静、查大受和失去了吴惟忠的浙兵一鼓作气，登上了峰顶。指挥官松浦镇信狼狈逃窜，他的侄子松浦源次郎——在第一次平壤城攻防战里侥幸生还的那位青年才俊——这次运气没那么好，走晚了一步，看到明军与朝军四面围上来，被迫剖腹自尽。

只不过明军虽然杀入城内，距离大获全胜还很远。

日本人自从上次大败祖承训之后，尝到了街垒战的甜头，在城内各处都造起了沙窟掩体，把好好一个平壤城变成了一个大蚂蚁窝。现在城墙既失，日军便龟缩在这些掩体里，层层抵抗。

明军大部队在狭窄的街道里不易展开，大炮一时半会又拉不进来，每前进一步，都要承受从四面八方来的攻击，伤亡数字直线上升。南部方面军的李如柏副将李芳春，在巷战中被射中了左脖子，又被毒气侵染，不得不退出了战斗。

李如松看在眼里，有些心疼。这些部队虽说名义上归属皇帝陛下的，可实际上算是他们李家的私兵。这些兵可都是他们多年经营培养出来的，用起来如臂使指，十分珍贵。

“不能让他们在这里白白送死。”李如松心想。

为了迅速占领平壤，同时减少明军士兵伤亡，李如松立刻调整了战术，放出了又一个狠招：火攻。

平壤城的房屋一间接一间地焚烧了起来。这是座充斥着大量木建筑的城池，时值冬季风高物燥，一烧就是一片，顿时把里面的日本人和朝鲜平民都烧成了黑炭。整个平壤城笼罩在一片烈焰之下——事实上，这场大火才是整个战役里造成日军和平民最大伤亡的原因。

李如松之所以这样做，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不是国内战场，只要自己的部队不再伤亡就好，至于朝鲜的建筑和平民损失，那就不关他的事了。

面对这种呈一面倒的战局态势，各门明军将士无不士气如虹，一片欢腾。可李如松却没显出一点高兴的样子，看神色，他甚至还有些焦虑。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迹象表明日本人试图从大同门离开平壤。这说明他制定围三阙一的计划还没实现，这不符合他预先设计的大量杀伤日军有生力量的作战计划。

李如松认为这是日本人承受的压力还不够之故，他决定再添一把火。于是在李提督的指示下，一股明军精锐迅速形成一个精锐箭头，一口气直插到了平壤城的日军指挥中枢——风月楼。

小西行长当然不知道李如松在打什么算盘。他见全城都飘起了明军旗号，连自己的指挥中枢都已开始遭到明军冲击，心知局势极度恶劣，赶紧逃入了内城的练光亭。他前脚刚走，后脚明军就杀到了。在风月楼殿后的日军还试图抵抗，明军当然不会客气，七手八脚在楼的四面堆上柴草之类易燃品，然后丢了一把火。小西行长的兄弟小西与七郎、从兄弟小西安东尼奥和亲戚日比谷奥古斯特三人，顿时被活活烧死在风月楼上，成了孤魂野鬼（小西行长信仰天主教，所以他们一家人都有教名）。

风月楼一失，小西行长彻底绝望了，大概连剖腹的心都有了。如今整个平壤城三分之二已落入敌手，日军伤亡惨重，逃在内城的不过是数千人的疲敝之师。

就在这时候，一个探子气喘吁吁地跌了进来，报告说明军撤退了！

小西行长、宗义智等人根本不信，明军已经占尽优势，只要再多几轮攻击，必然全城陷落，现在撤退，不是脑子进水了么？

哪知道他们涌出去一看，发现明军真的撤了！

原本喊杀声四起的平壤城，突然变得安静起来。远远可以看到明军从北、西、南三门徐徐退出去。日军诸将面面相觑，百思不得其解。

很快，为他们带来解释的人到了。

这人大家都熟，是沈惟敬入城时的日方翻译，前不久在顺安被俘的汉奸翻译官张大膳。

张大膳给小西行长带来了李如松的口信：“我这个人最善良了。今天的仗打得太惨，所以我决定放你们一条生路：要么你们来我的大本营投降，要么赶紧退兵走人。”小西行长被这突然从天而降的幸福砸晕了，回答道：“我愿意撤退，请别追击。”

李如松之所以在这个时候选择退兵，原因其实和他烧城是一样的。

平壤内城非常狭窄，又聚集了数千敌军，密度太大。如果明军要进行强攻，势必变成逐屋逐路的血拼，损失会极惨烈。李如松绝不希望出现这样的情况。强攻小西，报的是朝鲜人的仇，死的却是他自己的部下，这笔买卖不划算。如果日本人情愿撤兵，他只要把平壤城拿下，便是两全其美。

他根本就没考虑过日本人会不答应。风月楼是明军施加给日军心理防线的最后一根稻草，李如松非常自信，小西已经到了忍受的极限，即使他不想或者不敢跑，但只要自己一开口说放他走，他就一定会选择逃跑。

这不是阴谋，是阳谋。

就算你小西知道我李如松想围三阙一，我就是不想增加自己的伤亡，就是想等你逃跑的时候再来追击杀伤，你也还是得乖乖走上这条我给你规定走的这条路。哪怕明知道是死路，你也只能自己主动走上去。

李如松到了这会，已经把小西算得死死的，一点余地都没给他留。

退一万步，如果日军真的视死如归，回绝了他的要求，那也无所谓。反正平壤的普通、七星两道大门已破，城防也一塌糊涂，日本人根本没时间修复。大不了明军再打一次，再烧一次，就不信那些吓破胆的日本鬼子还能有今日这么顽强。

一月初八的攻城战就这么突然结束了。入夜之后，明军诸部带甲枕戈，安心地呼呼大睡起来，而平壤城里的日本人却根本睡不着。

小西行长把所有的一军团将领都叫过来，商议接下来该怎么办。小西行长告诉诸将，之前有斥候报告，北、西、南三面全是明军营寨，密不透风，只有东边无兵。而且大同江已经冰冻，船开不走，只能步行渡江。

他还苦笑着告诉他们，斥候一直朝东边走了几十里，一个援军的影子都看不着，别指望固守待援了。

有马晴信在白天的战斗中损失了一半以上的士兵，两眼冒火，气势汹汹地说明军明天肯定攻城，咱们趁着晚上把城防好好修缮一下，利用内城狭窄的优势跟他们好好周旋一下，坚持个几天，说不定援军就来了。

这时候松浦镇信站出来，说有马同志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松浦家和有马家的出身差不多，都是从秀吉那里领过朱印通商证的海上豪商，彼此有点竞争关系。

松浦镇信说大同江以东既然没看到援军，肯定是明军把前头的路给截住了。咱们就算等破了天，援军也到不了，白白做炮下亡魂。小西问他该怎么办，松浦拿出地图，指着其中一处道：“在凉山的中川，和龙川的南条，都有黑田长政的第三军团驻扎。咱们不如兵分两路，一路去凉山，一路去龙川，明军要是追击，咱们回头左右夹击。到了这两处，我军与黑田的大军合流，回过头再夺平壤不迟。

松浦镇信兜着圈子说了这么多场面话，中心思想其实就两个字：“逃吧。”今天一天，松浦家的精锐全都扔在了牡丹峰上，他已经无法坚持了。

大家觉得松浦的意见最靠谱，有没有余力回头夹击明军再说，反正能逃出平壤城就行——神马都是浮云，活命最重要了。

小西行长扪胸长叹，当初我不听黑田老爹的话，以致有今日一败，到头来还得去求他儿子。

当夜，小西行长打开大同门和长庆门，带着数千残余日军与十日份的粮草渡江而走，告别了这座伤心的城市。他们把冻在江上的渡船全都烧掉了，当做路灯指示。熊熊燃烧的船火照亮了半边大同江，火光映衬下的日军个个面色凄凉，神情惶然。

小西行长还给凤山城的大友义统、牛峰的立花宗茂、平山的小早川秀包都发了求援信，希望他们能来半路接应一下。

日军过了大同江，走了没一阵，忽听一声炮响，路左右杀出三彪人马。左边是祖承训、右边是李宁，中路是葛逢夏。原来李如松料定日军入夜必定遁走，早在此伏下三千兵马。

明军肆无忌惮地杀入日军队列，和他们纠缠成一团。日军已是疲惫之师，可毕竟人数众多，一时间祖、李、葛三将虽杀伤许多日军，却无法阻挡日军主力的退却。只不过李如松伏下这路兵马的目的，本就不是想全歼敌军，他的目的就是乘胜追击痛打落水狗，明军只要一路掩在日军身后追杀，就能以最小的伤亡尽可能多地杀伤日军的有生力量。

按照计划，平壤南侧的朝军李镒所部，还有沿途的朝鲜守军应该与他们会合，从各个方面一起截杀日军，谁知道明军已经打了半晌，原本早就应该出现的李镒却毫无动静，不知道去了哪里。

小西行长无心恋战，被三路明军斩首三百五十九级后，仓皇东顾。

李如松这一夜也没睡，他一听到前方传来敌人逃遁的消息，就一方面组织入城，另一方面派出部队从后陆续追击，一股股明军不断地撒了出去。

当李如松听到李镒等人放任敌人逃跑，既不汇报，也不配合明军，顿时怒了，把李朝的陪同使韩应寅喊来，狠狠道：你们的部队不听我指挥，耽误军机，这事没完。

韩应寅吓得赶紧说这事我们一定严肃处理，回头上报尹斗寿，撤了李镒的职务。而后来接替李镒的人选，则是柳成龙一直反对的那位李薲……

关于李镒这路人马，朝鲜方面的记载和我们这里说的情况，完全不同。

朝鲜方面记载说，由于李如松下令把原本埋伏的李镒人马给撤了回来，这个错误决定直接导致小西得以全身而退，以至于明军到了第二天早上才发现日军已撤出平壤，这才赶紧派部队去追击，李如松还因此无理指责朝鲜军不配合、不出战。

也就是说，朝鲜方面不但不承认李镒没按照李如松布置出战的指控，反而倒过来指控因为李如松的错误指挥，将李镒部队撤掉，才导致了小西行长的顺利逃跑。

这些记录的态度，非常成问题。

首先是在第二天早上，小西已经跑到了龙泉城，如果明军这个时候才追，哪怕是长了飞毛腿都追不上了，双方绝无可能发生战斗。但龙泉城的黑田所部早上却和追击小西的明军干了一仗，这说明追击明军一直跟着小西行长在打追击战。朝鲜方面所谓的明军到早上才发现小西跑了的说法，根本不成立。

另外，由于小西部队撤走是得到了李如松同意的，根本不需要悄悄地走，所以他走时放火焚烧了被冻住的船只来当路标，大同江上火光熊熊，只要不是瞎子都能看见，明军怎么可能要到第二天早上才发现日军遁走？朝鲜方面所有的这些说法，显然是文过饰非，无非想为朝方的失职开脱而已，没什么可信度。

还有就是从事后朝鲜罢免并且要将李镒进行审判这一情况看，显然朝鲜是承认李镒有问题的，也就是说，朝鲜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但李如松在天黑前撤掉李镒这一路人马，这应该是真的。从上面这些情况判断，我们猜想他撤掉这路埋伏的朝鲜军队，不外三个原因。

一是即使放着李镒这路人马，以朝鲜军队的战斗力和一贯表现，拦不住小西是没有任何悬念的，所以这支部队的去留对战斗本身没什么意义。但要命的是，朝鲜军队极可能又搞一次全线败退，光这样倒不怕，就怕他们夜里溃败冲乱明军阵地，或者是日军因此把士气又给提起来了，那就麻烦大了。

二是在城外放着这路不完全属于自己的人马，战局凭空多了无数变数。万一朝鲜军队出击时机不对，导致小西受惊改变方向，甚至于干脆又缩回平壤城去不走了，李如松可就冤到家了，到时候能活活气死。朝鲜军队甚至有可能故意这样做，这点是李如松必须要防范的。

三，李镒部队出现了异动——也就是说，李如松并没有让李镒去埋伏，李镒部队的埋伏是朝鲜军的自主行动，不符合李如松的战略，因此必须将他们撤掉。这个可能性我认为是最大的。

因为无论朝鲜还是明朝的记录，都只有李如松撤掉李镒这路的记录，而没有他指派李镒的记录。李如松自己的行为虽然经常有点愣头青，但他的战场指挥风格却很细腻，在这种事上他绝不会漏算什么。

小西所部已经破胆，且对李如松放他们走的动机必定非常疑惑，撤退时会十分警惕。只要在准备或者刚出平壤的时候，前方有什么迹象显示异常，小西非常可能缩回去，李如松接下去就会被迫和小西死磕。而李镒和柳成龙这几位，是坚定的主战分子，力主明军和日军决战的中坚力量，如果搞出什么小动作来，十分正常。

不要说不可能。要知道，朝鲜君臣从头到尾可都一直在想一件事，那就是怎么才能让明军和日军早点死磕、决战，好早点结束这场战争，他们从来就没断过这念头。至于明军死伤多少，他们才不在乎。这从朝鲜方面的各种记载上都可以看见极明确地表述。像这次平壤之战结束后，朝鲜君臣对李如松最大的意见，就是他放跑了小西，在可以包饺子的情况下，没有把小西给包饺子——死磕小西，死的又不是朝鲜君臣，甚至都不是他们的士兵，他们当然乐意了。

所以一旦出现可能让明军和日军死磕的机会，他们一定不会放过。这事也不是没发生过。李如松这一路杀奔平壤，要不是宋应昌事先防着朝鲜人，自己屯了一批粮草，袁黄那老儿又在大军后边一路逮谁抽谁，朝鲜人真能干出只准备到平壤的单程粮草这事来，到时候李如松就是个有进无退的局面，只要一退，非饿死在半道不可。

事实上，在平壤战役后，明军向后方输送伤员时，就真出现了伤员沿途吃不到饭喝不上水的状况，可见这绝非李如松多疑。而且也正是因为这种缺粮局面，李如松后来才急于向前推进，因为他要攻占龙山粮仓解决吃饭问题。

无论上面那一点，都是李如松绝不允许发生的，所以最好的安排就是干脆撤掉这路军马，等日本人完全撤出平壤后，由明军发动追击战，再让朝鲜军队跟着明军打打顺风仗，确保自己的战略意图能百分百实施，不会有妖蛾子出现。哪知道朝鲜军队居然很干脆地彻底退出了战斗，不知去向。

李大提督看似威风八面，肚子里其实辛苦得很。他不但要算敌人，还得算自己人，时刻提防友军使阴招逼迫自己和日军死磕。这一仗下来，身上固然带了不少伤，心神更是劳顿不堪，所谓身心俱疲。而几位朝鲜大帅，个个囫囵滚圆完好无损，打下平壤后更加红光满面不说，居然还企图搞小动作，被自己阻止后更以拒不执行自己命令的行为来抗议，李如松当然勃然大怒。

也因此这种怒火之盛，才会达到即使朝鲜国王出面还依然摆不平，最后只能把李镒撤掉并押送后方进行审判的程度。我认为这种小题大做，恰好说明这是李如松在借题发挥，不然无法解释他为什么为了这点事连人家国王的面子都不卖。

再说小西行长连夜狂奔，比来时更快，再次上演了一出生死时速。小西途经中和、黄州，可这两处的日本守军听到平壤隆隆炮声，早已逃散，还被当地的朝鲜义军追着捅了几刀。当下他不敢有丝毫停留，直奔凤山而去。这里有大友义统驻扎的数千人，可以为他们抵挡明军的追击。

凤山距平壤有五十里，小西跑了半夜才跑到地方。到了凤山城以后，他本以为能喘口气，结果一看城头，差点没气死。

大友义统这个没义气的混蛋，居然收拾东西自己先跑回汉城去了！

大友没法不跑，他手底下一共才两千人，万一明军倾巢出动追击小西部队，他这点兵根本抵挡不住。

后来小西行长才知道，就在大友义统逃跑的同时，六军团在附近的两员将领做出了不同的抉择。

平山的小早川秀包听说平壤城溃，也是二话没说就撤退了；只有立花宗茂还算讲义气，主动西迎，他的好哥们岛津义弘还特意派了有马重纯等数百人从金化城赶来支援。立花带着这三千多人勇敢地跟追击明军打了一场遭遇战，直到听说小西行长去了白川，才撤回来。

战后大友义统因怯战而被没收封地，下场凄凉；小早川秀包却因为养父是小早川隆景，关系硬，得以幸免。

凤山已经空无一人，小西行长也不敢久留，强拖着疲惫的身躯继续夜奔。一直到了九号早上，才赶到龙泉城。这里距离开城已经不远，守卫龙泉城的是黑田长政部下小河传卫门，他接下小西行长，派遣生力军截住了因一路追击已经同样疲惫不堪的明军。

至此，平壤攻防战这才算告一段落。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战从初六开始，历经三天鏖战，终于以小西行长东遁、李如松入城而告终。

是役的伤亡人数，历来众说纷纭。

首先是日本人的记录最不可信。居然声称第一军团在平壤守军只有五千人，而明、朝联军的总兵力是二十万……要是真有这么多兵，一人吐口口水就可以把平壤城淹了，还用得着李如松这么费劲？

中方的记录也有问题。宋应昌向朝廷报捷的杀敌数是两万日军。这个数字相当于平壤城以及和州等地的部分守军之和，显然是夸大的，应该是为了哄皇帝开心编造的。

实际上，平壤之战的官方奏功记录里，日军被斩的首级为一千两百八十五颗，夺马两千九百八十五匹，倭器四百五十二件——要注意的是，这一千两百八十五只是阵斩的首级，并非日军全部阵亡人数。

整个平壤城战斗中，真正的近身白刃战并不多，主要集中在牡丹峰战场附近。日军大部分战斗伤亡，是由明军的火炮轰击、毒火箭攻击造成的，不少日军士兵死无全尸——尤其是在入城巷战之时，明军为了反制日军的土窟战术，在城内大肆纵火。

平壤多木屋，相距又近，经常一焚即连绵数十间。《宣庙宝鉴》里说“悉烧房屋，众贼逃窜被烧者约一万余名，臭闻一十余里”，足见火势之大。根据事后朝鲜官员描述，平壤城被烧的状况相当凄惨，城里的民居官舍全都烧成灰烬，大同馆、清华馆等处衙门全数破毁，永崇殿干脆被烧得只剩个台基，大同门楼、练光亭、镇西阁、风月楼等名胜也被烧成了断垣残壁。[205]后来明军入城之后，甚至因为没有地方住而露宿街头，冻得苦不堪言。《宣庙宝鉴》此处，透露出了朝鲜方面认为平壤战役的杀敌数：约一万余名。

《两朝平攘录》里的记录，和明官方奏功记录里获得日军首级数差不多，是一千六百四十七级，略多一点，这应该是把大同江以东追击战的那三百五十九个首级也算进来了，不过和其他不少中朝记录一样，这里也特意提及了此战中敌人被“熏、溺死者十倍之”；而《皇明实录》里则说“余死放火反从城东跳溺者无算”、“焚溺死者万记”，等等。

无论中、朝哪种记载，都暗示日军的伤亡在一万以上。那么，到底日军的伤亡有没有这么大呢？

日方记录在正面描述平壤之战的时候，刻意夸大敌人数字，降低己方损失，其程度近于笑话。但在《秀吉谱》、《黑田家记》和《征伐记》等史料中，对小西军团返回汉城后一段时间里的具体记载，却透露出第一军团伤亡相当惨重的真相。

根据日方记录，在万历二十一年三月，小西行长驻在汉城的总兵力是六千六百二十九人。而从正月到三月这两个月里，小西行长再没参与过任何战事。所以这个数字，基本上就是他在一月十七日返回汉城时的总兵力。

开战前，小西有一万五千人的守备部队，加上一千人的外围驻留部队，共一万六千人。回到汉城以后，只剩六千六百二十九人。这两个数据表明，小西所部在平壤战役后的减员达九千三百多人。

我们认为，这个数字，其实就是小西行长所部在平壤战役里的死亡数字。

因为小西所部退到龙泉山之后，期间两个月没有任何作战行动，平壤战斗中的伤员完全能获得良好治疗，两个月时间足以恢复重新进入编制。但两个月后，小西行长的部队依然只有六千六百人，那么唯一的解释就是其他人都已死亡。

重伤回国的情况肯定有，但绝不会太多。不然作为和明军的首次会战，又有数量巨大的伤员归国，日本国内其他大名的私人记载及民间记录里，不可能没有任何记载。

因此哪怕考虑到这两个月里有零星损失和人事变动，把三百多人的零头当变数抹掉，日军在平壤城之战的阵亡数也最少是九千人，这其中直接战死及被明军斩首的估计约在两千上下，其他的都应该是死于火器攻击及火灾中，还有在逃跑途中支持不住的倒毙和溺毙。

那么明军的伤亡情况呢？宋应昌的报告里说的是阵亡七百九十六人，受伤一千四百九十二人，合计伤亡为二千两百八十八人。

一看这数字，都会觉得这个数字过于夸张了，一定是明军文过饰非的虚报。如此激烈的攻城战，居然只阵亡了七百多人？这也太离谱了吧？

但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首先在整个战役过程里，明军没有遭到任何围歼或者被分割，也没有发生过溃退——在武器杀伤效率有限的古代战争中，在围歼、追击溃退和分割时，最容易产生大量伤亡——明军从头至尾都保持着完整的阵线与优势火力支持，连局部阵型都没混乱过。在这种情况下，伤亡数字不大是可能的。

其次是城墙前的攻防战中，也没产生太大人员损失，因为唱主角的是明军火炮。

明军的主要伤亡，发生在牡丹峰阵线和平壤巷战中。前者没有火力支援，必须仰攻要塞；后者必须与敌人展开一个一个土窟街垒的拔除战。这两处的战斗很惨烈，但伤亡不会特别大，因为这两处战场容量很有限，参与的部队人数也不多。

另外，平壤战役结束以后，明军继续前进，朝鲜人为了维持明军有足够的粮秣供应，一直在伤脑筋。从他们的对谈记录里能发现，朝鲜人始终是以四万人为前提准备粮草的，而且明军在这期间也并未得到新的兵员补充。换句话说，明军的士兵数量，并未产生大的变化，否则会体现在补给数字中——对朝鲜人来说，补给数字是断然不敢作假的，不然就是犯傻了。尤其是可以少给的情况下。

究竟宋应昌说的数字靠不靠谱呢？我们还有一个来自于朝鲜官方记载里的李如松的旁证。

李如松离开平壤准备前进的时候，曾经对平壤城内的朝鲜大臣说：“我们为了打平壤，死伤三千人。现在你们也集结好三千人的军队，把这三千套明军甲胄换上，跟随大军行动。[206]可见即使不考虑随军必然携带的一定数量的备用品，明军在这时候，最多也就只有三千士兵不再需要甲胄——不是阵亡，就是受伤不能动了。

因此这次平壤之战，是明军大约五万人联军对日军一万六，最坏的结果是明军付出了伤亡三千（死一千，伤两千）的代价。日军最少死亡了八、九千名士兵，伤亡人数总计不会少于一万。这个比例对一场大炮对火枪的准热兵器战争来说，不离奇，还算合理。

日军伤亡那么高的原因，除了大量死于城内大火以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在仓促撤退中伤员无法携带，只能沿路抛弃，加上寒冷的天气，所以死者非常多，伤者却没有多少。这一点，日军也没法与拥有完备战时护理体系的明军比。

平壤之战的胜利，首先是武器的胜利。大炮在这一战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明军的火炮部队收割了大量日军士兵的生命，整个日军防线，几乎都是被这些钢铁怪物咬碎。事实证明，在攻坚战中，火炮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而明军的热兵器战术发展与规模，已经达到一个惊人的程度。这让我们忍不住要做个假设，如果明代历史没有被清朝中断的话，任由这种火炮趋势发展下去，一八四零年英国人打来的时候，会面对的是怎样一支军队。

其次，这是一场李如松的胜利。是指挥艺术的胜利。在这次战役中，无论是战前谋划、临战发挥、用人选择还是对敌人心态的把握，李如松都表现出了一个优秀指挥官的素养，稳重有致，妙手迭出。整个平壤之战明军各部都打得非常有头脑，从战斗一开始就牵着日军鼻子走，进退极有节奏，始终掌握着战场的主动权。尤其是破城后的突然退兵，堪称神来之笔，这手不但避免了可以预见的大量明军伤亡，还迫使小西主动放弃平壤并乖乖地按照李如松安排的路线逃亡，因此被明军呈波次攻击一路追杀到龙泉城，再次出现大批伤亡。此辉煌战果，皆李提督战前谋划、临阵应变、突前指挥之功。

无论在战后李如松的行为有多么不恰当，在一月初八的平壤，李如松表现出了用兵环环相扣的名将风范。

这也是一场浙兵的胜利。南兵在这次战役中，出力最多，伤亡最大，立功最著，是取得胜利的关键。几个关键环节，比如牡丹峰牵制作战、含毬门先登，都是因为南兵的奋战才取得突破。反倒是不可一世的辽东军团，在战斗中没有什么出彩的表现，只在后期追击时才表现了那么一下，而且把主要精力放在抢掠上。

吴惟忠、骆尚志用他们的实际行动表明，戚家军雄风犹在，戚家军仍然是无敌的。南军皆着红衣，以至于日军在后来的战事中，一看到有红衫军出没，便顿时战意尽失，畏之如虎。旁观了这场战争的朝鲜大臣们对此赞叹有加，这些南兵的铁杆粉丝在自己的记录里，拼命赞美这些大明忠勇之士，说他们是解放平壤的真正功臣。

可是，有一个人不这么认为。[207]

第二十章 南兵北兵

这个人自然是李如松。

如果在万历二十一年的朝鲜搞一次明朝将领选秀，那么冠军一定会被吴惟忠夺走，而不可能是李如松或其他什么人。

朝鲜人太喜欢这位沉默寡言的总兵了。他来自传说中的大明南方；他能力超群；他是戚继光的亲传弟子；他从来不象那些辽东人一样趾高气扬，对人和蔼可亲；他的部队军纪好到不得了，行军沿途不仅不骚扰百姓，而且还主动帮他们修缮房屋，接济老幼。

许多逃避兵祸的朝鲜人，听到是吴总兵的部队路过，都会纷纷走出来主动夹道欢迎，从义州到平壤一路上，都是赞颂吴总兵的碑颂。

吴惟忠的声望，在平壤之战后飚到顶点，他被子弹透胸而过的光荣事迹，通过休静大师的僧兵之口，广为传颂。以至于骆尚志先登城楼的大功，也被朝鲜人描述为“不愧是和吴总兵出身相同的南兵”。

在明朝，有人的地方就一定有党争，如果没有党争，那就不是明朝了。对朝鲜人这种大肆推崇南兵的行为，提督李如松大人心里非常不爽。

平壤之战结束以后，李如松开始论功行赏。他在众目睽睽之下，把入城的头功分给了李如柏，理由是他负责主攻的南城是最先被攻破的。

这个举动搞得南军一片哗然。南兵在平壤之战中伤亡相当惨烈，三千死伤里大部分都是他们的人，劳苦功高。骆尚志最先登上城楼，这是多少双眼睛看到的事实，可李如松食言而肥，硬把这一份大功记在了李如柏的头上——更过分的是，吴惟忠和骆尚志此时重伤未愈卧床不起，根本无力辩驳。李如松这一手，真是太不地道了。

吴惟忠在病榻上听到头功分配给了李如柏，双目望天，默然不语。后来尹斗寿代表朝鲜君臣，去探望吴惟忠时，后者病势相当沉重，神色怏怏，一腔愤懑郁结于胸。他病得不能说话，便给尹斗寿写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就一句话：我估计自己是不行了，希望能看在我为平壤流血的份上，给我置一副柏木棺材。

尹斗寿一看，眼泪都快掉下来了，赶紧派人去定州染源山上去找上好柏木。所幸吴惟忠和骆尚志都是武林高手，体格健壮，修养了一阵总算是恢复，逃过了一劫，得以继续在朝鲜战场上奋战。

不光是他们两位，另外一位南军将领钱世桢，也同样蒙受委屈。

钱世桢的经历相当传奇，他是嘉靖甲子科的举人，觉得当笔杆子不够过瘾，毅然转了专业，在万历乙丑科居然又考中武举，不折不扣的文武双全，在大明朝里也算少见。他这个人一生嗜马，在朝鲜的民间传说里，曾说钱世桢到朝鲜以后，碰到一匹凶悍的野马，当地人说这匹马不光吃草，还吃肉，把附近山里的飞禽走兽吃了个遍，连老虎都没剩下。钱世桢带着铜锤钢索，跟这匹马斗了一天一夜，终于将其驯服。

这次论功行赏，钱世桢也一直在被李如松有意无意地打击。在平壤之战中，他一直冲杀在前，和家丁杨文奎、徐大胜、郭子明等人率先登城。南军登城之际，那些不可一世的辽东军。磨磨蹭蹭地还没靠近城墙。等进城以后，他敛军整训，那帮辽东军人却闹哄哄地四处抢掠战利品。

这就够窝心的了，可还有更气人的事。他在小西行长离城以后，带兵追过大同江，路遇一个白袍日本将领，三两下砍死，割下首级，带了战袍回去讨赏。李如松问他这人叫什么名字，钱世桢一愣，这我哪儿知道。李如松摇摇头，这功劳没法给你算啊。

种种不公平，终于惹起了另外一位南军将领的反弹，他的名字叫做王必迪。

王必迪也是戚继光旧部，跟吴惟忠、骆尚志等人是同僚，级别略低。吴、骆两人重伤以后，能为戚家军撑场面的也只有他了。

李如松在一月二十五日进入开城，分派将令。按照规矩，游击以下的都要跪着接受命令，可李如松抬头一看，发现王必迪一个人站在那里没动。李如松皱着眉问他怎么回事，王必迪平静地说道：“李如松你不智不仁不信，这仗没法打。”

李如松有点生气，你给我说清楚，我怎么不智不仁不信啦？王必迪回答：“初八的平壤之战，你一大早把士兵轰起来打仗，连早饭都来不及吃，让我们饿着肚子攻城。这是不仁；围城的时候，我听见李提督你喊了一声‘先登城的赏银三百两，或者授都指挥佥使的官职。’结果那么多人奋勇杀敌，登城入围。现在银子呢？官职呢？这是不信；现在您把主力搁在平壤，自己带着先锋前进，若是出了什么事，大军便会动摇退却。这是不智。”

听完这三条，周围将官脸都绿了。王必迪这三条，条条打脸，一个小小游击敢对提督这么讲话，看来是豁出去了。[208]

奇怪的是，李如松听完以后，没有勃然大怒，而是挥挥手让他退下。散会以后，李如松找来手下，吩咐拨一部分银子给平壤、开城的南军队伍，对王必迪没有作任何处罚。

等到李如松从碧蹄馆死里逃生退回开城以后，找到王必迪，没有怪他的乌鸦嘴，反而拍着他肩膀说：“我知道南兵劳苦功高，这几天实在是辛苦了。”着手安排南军退兵。王必迪表示不愿后退，李如松点头说理解，理解，亲笔给他写了一份将令，准许他想留就留，想走就走。

以李如松的傲气，对宋应昌都毫不客气，怎么对一个小小游击前倨后恭？

李如松不是天生恶人，也不是反派，他也有自己的苦衷。

李如松代表的，不是自己，而是一个利益集团。他虽然是这个集团的核心，说一不二，但如果他不为这个集团谋取利益，很快便会被抛弃。

李如柏、李如梅、杨元、张世爵、祖承训、查大受、李宁这些人和更多的辽东系中下层军官，已经形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辽东小集团。李如松在作战的时候，必须要同时考虑国家利益和这个小集团的利益。为了小集团的利益，李如松必须要安排南兵先攻，北军掩后；为了小集团的利益，他必须尽量避免辽东军的兵员损伤，为此不惜把小西行长放走。

平壤头功这件事，实际上是辽东系将领联合施压的结果。李如松对南军的功劳心知肚明，也不是没考虑过犒赏他们。可只要他稍微露出一点口风，称赞南军那么几句，李如柏、张世爵几位北军中坚便拼命诋毁，把南军骂得一文不值。

李如松若是秉公处理，恐怕从此辽东将领便会离心离德，让这个小集团分崩离析。因此，李如松对此别无选择。

不过在李如松的内心，对抢功这个可耻行也不无愧疚的，这有损于他作为一个军人的骄傲。因此，他对王必迪的直言不讳表现出了异常的宽宏大量，并尽量给予其安抚，把自己对南军的亏欠，从别的途径弥补一下。

可惜的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李如松还未来得及对南军施展怀柔之术，南军背后的大佬们已经开始反击了。

这个世界，总是分成派系的。朝鲜有东人党，西人党；日本有文治派、武断派；而在大明的东征军里，南、北二军也早已泾渭分明，各自形成自己的基础力量与上层关系。辽东军靠得是李如松和李的家族势力，而南军依靠的，则是嘉善人袁黄和绍兴人宋应昌等浙籍朝廷大员。

一旦贴上了派系的标签，争端的性质便会发生转变，从唯对错论变成唯派系论，乃至、甚至是唯籍贯论。

李如松对南军玩出种种手段，是故意也罢，是不情愿也罢，总之对南军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势必会引起强烈的反弹。

最初的反弹，是些毛毛雨。

一月二十三日，朝鲜国王在返回平壤的路上，碰到了刚到朝鲜的宋应昌。宋应昌还带着朝鲜人民的老朋友黄应阳。几个人见面，相谈甚欢。

席间黄应阳说我当年推荐的浙兵表现如何？李昖说牛逼啊，可惜才了来三千多人，要是来一万，日本人就完蛋了。黄应阳嘿嘿一笑，一脸神秘地掏出一张纸。李昖问这是什么？黄应阳回答说：“李提督生性残酷，爱杀戮，这一路打下去，搞不好会屠杀平民。我这次带了许多免死帖，沿路散发，可以让老百姓免于死在辽东军屠刀之下。

黄应阳也属南军派系，是最早向朝鲜君臣介绍南军的人。他的话，朝鲜人信服得很，于是李如松在朝鲜人心目中，悄然变成了一头嗜杀的暴虐分子。李昖特意派了许多人前往各地，分发免死帖，告诉附近的人绕着李如松的军队走。

讽刺的是，这份免死帖的落款，还是宋应昌和李如松的联合签名。

这有点太埋汰人了，辽东军的军纪是不怎么样，但也不至于像防日本人一样防他们。

这还只是小手段，然后，厉害的反弹来了。

总参谋长袁黄在战后抵达平壤，偷偷告诉骆尚志等人：“你们的委屈，朝廷都知道。我给上头写的奏表里，你们的功劳一个都缺不了，稍安毋躁。”

过不多时，明、朝联军里开始流传起一则流言，说辽东军人喜欢滥杀朝鲜人冒充倭寇首级，经常偷偷跟着落单的朝鲜平民，到了没人的地方，手起刀落，咔嚓一下砍断脖颈，再把头发剃了，回来领功——当时中、朝男子皆蓄发，只有日本人要把脑袋剃秃——这流言传得有鼻子有眼，甚至传到了朝鲜王室耳朵里。

这则流言相当狠辣。这一招，确实是辽东军常用的伎俩。他们在辽东与鞑子作战时，经常砍杀沿途百姓冒领军功，当地御史弹劾辽东将领，这一条罪名是从来不会少的。加上之前黄应阳在朝鲜造起来的舆论，这流言一经流传，立刻得到许多人的认同，纷纷帮忙转发。

等闹得差不多到火候了。袁黄站出来，找到李如松，问他“老爷何为如此事乎？”李如松一听就怒了，我什么时候干过这么猥琐的事！他揪着袁黄脖子吼道：“可恶老和尚，何处得闻此语！”

解释一下，袁黄是个居士，有事没事都拿着佛珠念叨几句，他最出名的不是袁黄这个名字，而是他法号了凡。

面对李如松的怒火，袁黄面色平静：“这是公论，外头都传遍了，还能有假？”他手里一扬，说我已经上报给宋侍郎了，到时候朝廷会派人来调查的。”

这就是文官式的反击，阴柔无迹，转弯抹角，没有长枪大戈般的犀利，却于无声处陡出杀手。

无论袁黄还是宋应昌，在北京都有自己的同乡同窗，势力广大，不是李如松这等武夫可比。真想在官场上玩死李如松，手段可多着呢。

这个反击没吓着李如松，反倒把朝鲜君臣吓得不轻。李如松冤枉不冤枉他们不清楚，但他们知道，如果这件事捅到万历那里去，把李如松拽回去调查，明军势必要停止攻势，一来一去走马换将，怕不得三个多月。反攻大业，很可能就此失败。

朝鲜人没办法，赶紧派使节去为李大提督辩诬。辩诬这事，真成了朝鲜人的专业了……

那么滥杀这事到底是真是假呢？

《宣祖实录》里记载了这起冲突的结局，十分很耐人寻味：

“其后黄谢以闻之误。”意思是袁黄向李如松道歉，说我的消息来源有问题。看起来他承认自己是诬告了。

但紧接着这句，实录里又追了一句：“则北将亦口头谢罪云耳”辽东将领叩头谢罪，说明这事还真有，而且被人抓了一个正着。

也就是说。滥杀确有其事，但组织上认为属于个别现象，不能证明辽东军有组织地干过这些事情。最后的处理办法是：让袁黄道了个歉，把肇事军官抓出来申饬一番了事。

“滥杀朝人”事件以南北双方打了一个平手相互妥协告终。李如松向宋应昌证明，东征军说得算的始终还是姓李的；宋应昌也向李如松证明，你最好也别太嚣张，咱朝中有人，想整你也是有办法的。

南北之争一直持续了很久，后来李如松与袁黄交恶，上书弹劾袁黄十大罪状，这个诬告之事还成了其中一枚炮弹，可惜这万历朝最出色一文一武不能相容，不过这就是后话……现在暂且让我们把镜头再拉回到万历二十一年正月。

平壤的夺还，是一场极大的战略胜利。日军在整个北部朝鲜的势力，因为这场胜利摇摇欲坠。这让李昖和朝鲜大臣们喜出望外，在义州开始收拾东西准备摆驾回城。

可自从平壤被占领之后，粮食危机越发严重起来。战线的前移，让本来就脆弱的补给线更加雪上加霜。联军从日军撤退后的平壤城只搜出了三千石补给，根本撑不了几天。附近的村寨早已因为战乱而沦为废墟，更不指望有什么补充。朝鲜君臣凑到一起，每天都谈论粮草补给话题，说来说去都是唉声叹气，除了打催粮官的板子，再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

为了筹粮，他们甚至打算以黄海之上的江华岛为中转站，一南一北，北从义州，南自全罗道、忠清道运输粮食过来，再经江华岛运到陆上，直接输送到汉城前线。自从被李舜臣教训了几次以后，日本海军已经可以忽略不计，朝军的粮船应该很安全。

宋应昌也知道朝鲜的窘迫情境，他特意又从辽东追加了六万石运抵朝鲜。可粮草再多，运不走还是白扯。大明的下一步计划，是再增援四万人，包括两万南军，两万北军。如果在这之前不能解决补给问题，军队将不战自乱。

这个时候，乱象的迹象已经出现，许多明军伤员在转运的路上，吃不到饭，喝不到水，李如松急了眼，派人持他旗牌去沿路敲打朝鲜官员，勒令他们必须优先考虑照顾明军伤员。大明方面的后勤官们也全都急了眼——前方武官拿下了平壤，朝中接了大捷报告，这个时候如果后方文官连伤员都保不住，真是后患无穷。一旦辽东军团随便哪位将领因此发难，文官们就全完了。因此户部主事艾自薪甚至不顾会引发外交问题，以联军司令部的身份连续杖责了中枢府事金应南、户曹参判闵汝庆和义州牧使黄进三名朝鲜高级官员……[209]

面对这种严峻形势，李如松唯一的选择，是继续前进。他不得不进。

后方没粮，那么就只能去前方找，前方有开城与汉城。汉城附近的龙山仓里就储积着大量粮草，只要占领汉城，补给危机迎刃而解。

更何况，李如松也不太想留在平壤，整日面对着南军将领怨愤的眼神。

就在平壤城陷落的第二天，他的弟弟李如柏已经马不停蹄地向东做了试探进攻。初九日李如柏进占黄州，初十抵达人去城空的凤山。随即李如柏又带了一百多名家丁，前往查探釰水，结果没找到敌人，只得回到凤山，旋即进据平山等地。

初十一日，李如柏所部开始进攻驻守白川的黑田长政军团。小西行长在此前劝黑田长政一起走，黑田长政说你们先走吧，我一枪不放就撤退，实在说不过去。小西行长只能先自己撤退。

日方资料《黑田家记》里说一月十一日进攻白川的明军共计三万人，这个数字是不准确的。除去之前的损失和平壤附近诸城的驻留部队，明军此时能动员的兵力总数，大概也就是三万多人，不可能在十日全扑向白川。按宋应昌在《报石司马书》，也就是给石星的信中所说，明军此刻有三部未到朝鲜，既后来播州叛乱的杨应龙带的五千人，刘綎的川军五千人，而延绥游击高彻一千七百人又留驻防虏，因此明军在朝鲜的数量为“已到兵丁三万八千五百三十七名，且内多疲弱不堪，临阵所选精锐不过二万”。所以满打满算，能够给李如柏的进攻兵力理论上最多能有一万人，但鉴于当时平壤的粮草储备及明军状况，我认为很可能有七、八千就不错了。

此时黑田长政在白川只有六千多人，只及李如柏兵力的一半多，但他还是决定打上一仗。

在江阴寨，明军首先遭遇了黑田所部粟山四郎右卫门的殊死抵抗，互有伤亡。当李如柏的先锋部队突入到白川城下的时候，黑田长政集中了优势铁炮兵力，猛烈还击。明军唯恐伤亡过大，遂后退结营，双方转入相持。

但是这种相持肯定不能长久。明军的主力军团已经在路上，当大明的火炮部队赶到，以白川这种小城的城防，恐怕比平壤还惨，连一个上午都支撑不住。

但黑田长政也是个牛脾气，就是不走。

不肯走的不只是他，还有第六军团的军团长小早川隆景。这个老头子驻屯在白川以东的开城，可战之兵有一万人，自忖也能与明军掰掰腕子。

他自诩为智将，却屡屡在朝鲜吃瘪，老人的自尊心有点受不了，决定在开城跟明军打一仗，挽回自己的声誉。

他们不走，自然有人叫他们走。

平壤失陷之后，日军汉城总部相当震动。宇喜多秀家和三奉行商议之后，作出战略收缩的决定，命令平壤以北的日军全部集结到汉城。

可如今黑田长政和小早川隆景这两个犟种不走，会严重影响日军的行动计划。秀家没办法，只能请安国寺惠琼前往游说。

安国寺惠琼是个和尚外交家，口舌灵便。一月十四日，他先去找黑田长政，劝他早日退回汉城在宽阔地域与敌人进行决战。长政脑袋摇的像是个拨浪鼓，说看到敌人就跑，别说个人名誉了，国家都会因此而遭遇耻辱。安国寺惠琼在长政这里碰了一鼻子灰，又去开城找老上级小早川隆景。

想不到隆景的回答是：我自从渡海过来，就没打算活着回去。今日与明军交战而死，也算老兵死得其所！

安国寺惠琼无功而返，秀家只得又请出了大谷吉继前去游说。

大谷吉继是三奉行之一，身份尊贵，朝鲜战区的任何决定，都必须经过他与石田、增田两位奉行与秀家的认可，才能执行。对待大谷，隆景不可能像对待自己老部下那么不客气，不能拂了人家面子。

经过一番劝说，隆景最终同意退回汉城，但他提出了一个条件：“吾见其进可进，子等指挥令诸将为后继。”意思就是，我如果觉得能打，就掉头来打，你们还得帮我。对于这个要求，大谷自然是满口答应。

小早川既然要退，黑田长政在白川坚持也没有意义，也随即退去。李如柏见敌人主动撤退，自然不肯放过这个机会。长政前脚刚走，他后脚就进了白川城，并在一月二十日占领了空无一人的开城。

李如柏还想一鼓作气渡过临津江，结果到了江边看到对岸有三、四千日军。日军也看到李如柏了，很快派来一个朝鲜妇女，对翻译官说这些日本人急着回汉城，因为明军追得紧，才在此驻营。如果你们追击能稍微慢一点，日军会自行退去，这样两家就皆大欢喜。

李如柏此时正气势如虹，压根没听这一套，下令杀过江去。但他忽然发现日军动向诡异，又担心临津江冰面不牢固，为求谨慎，他马上又取消了渡江的命令。李如柏派了几个斥候，去看看清楚，日军到底有多少人。

斥候很快回报，日军总数为一万六千人……[210]

这一万六千人，恰好是小早川隆景和黑田长政当时的合兵之数。他们刚刚撤离开城，正在一肚子不情愿地朝汉城走去。恰好明军追将过来。隆景偷偷摆了个示弱的阵势，只要明军冲过来，便有借口回军一战。可惜李如柏不上当，隆景只得悻悻离开，心头愤恨不已。

李如柏暗自庆幸，他派了李宁、张应种两员大将带了六千多人，尾随日军渡过临津江。在距离临津不远的坡州，明军与日军发生了小规模冲突，斩杀数十人，其他日军逃回汉城。李如柏建立起一个前进基地，然后火速派使者通知平壤的李如松。

消息传到后方，朝鲜一片欢腾。坡州的进驻，标志着敌我的军事分界线已经南移到了临津江。至此，朝鲜的黄海、平安、京畿、忠清四道、平壤、开城两终于全部光复，回归李朝治下。

这是一场辉煌的胜利，所有人都认为彻底赶走侵略者计日可待。可真实情况是，日军是主动放弃这一片统治不稳固的区域，除了平壤之战以外并未损失太多有生力量。而且随着日军退却和明军的追击，两者之间的补给优势悄然发生了转换——可在这个时间点，还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个隐忧。

黑田、小早川他们两个在一月二十三日回到汉城，发现其他人早就在等他们了。除了加藤清正和锅岛直茂的一万三千人仍旧留在咸镜道以外，日军在此地的总兵力约为四万，与明军总兵力大体相当。

小早川隆景想打仗没打成，带着一肚子情绪到了汉城，死活不肯进城。秀家派人来劝，老头子瞪起眼睛，说明军马上就打来了，我在外头准备迎战还方便点，进城干嘛。诸将好说歹说，把他弄进城里，讨论如何守城。隆景拼命唱反调，说咱们这么多人这么点粮食，死守就是个死！明军从平壤出发，路上需要花十天时间，士气肯定大不如前。现在不痛痛快快进行决战，还守城干毛啊！

他的意见得到了少壮派的赞同。比如号称西国第一勇将的立花宗茂，就举双手赞同隆景的意见，他认为一旦汉城被围，釜山的补给线就会被掐断，不是良策。敌人刚攻下平壤，肯定对我们极端轻视，应该出其不意出兵决战，肯定能赢。

秀家一听，行啊，那就麻烦你出去巡逻吧。于是立花宗茂担任汉城外围巡逻，率领部下随时监视明军动静。同时，其他部队还在东大门、南大门的沙汉里、汉江等处演习，汉城周围遍插鹿角。为了防止汉城内有间谍向朝鲜通风报信，日本人竟然还残忍地对汉城百姓进行了一轮屠杀。一时间汉城内外腥风血雨，人头滚滚。

在日本人紧锣密鼓地备战时，李如松在平壤一直密切关注着前线局势。他希望在汉城的日军，也能像在平壤和开城一样主动撤退，这样明军不必付出太大代价便可完成此行任务。

这时候，一个姓张的日军通事——很可能又是那个汉奸翻译官张大膳——对李如松说：“日军的精锐，都在平壤。平壤一败，其他日军根本就不足为惧。”

人一般会倾向于相信那些自己内心希望的言论，李如松也未能免俗。他按捺不住心中喜悦，当即传令，派了高升、孙守廉、祖承训两万人先行出发，他自领中军在后，只留下了高策、梁心的三千人守卫平壤。

李如松的主力部队在一月二十五日抵达开城。在前一天，他在路上接到朝鲜哨探传来的消息，说前方汉城已经空了。这次李如松没有轻举妄动，兹事体大，他得谨慎从事。此前他已经指派查大受作为前锋，前往汉城进行侦查。

查大受是个傻大胆，在二十四号他带了数百骑兵渡过临津江，随行的还有朝鲜军高彦伯所部，实际就是向导和翻译。他们一口气跑了八十里路，途经原平、碧蹄馆、成均馆，在二十五日清晨摸到了慕华馆。

在朝鲜，所谓的“馆”，特指明朝使者沿途歇息的驿馆。官道每隔几十里，都会设有一处专馆。比如朝鲜国王李昖在义州，接待明朝往来使臣的地方便是在义顺馆。在定州有林畔馆；在顺安有安定馆。而平壤的规格比较高，叫做大同馆。在许多朝鲜史书的时候，作者有时候干脆就把这些馆的名字当作地名来使用。

慕华馆属于汉城的迎宾馆，查大受走到慕华馆，等于是摸到了汉城的城墙。

在这里他遭遇了日军的巡逻队。这支一百左右的巡逻队不属于立花宗茂的外围巡逻兵，而是秀家的直属城防部队，隶属于秀家的军事高参前野长康、加藤光泰。

他们看到明军身影，十分震惊，难道说明军主力这么快就抵近汉城了？为何外围巡逻部队毫无警报？

两军发生了短暂的交锋，事出突然，兵力又处于劣势的日军完全不是对手，被杀得一败涂地。查大受怕孤军深入，并未认真追赶，连夜返回开城。

查大受向李如松汇报说，日军并没放弃汉城，不过守军战斗力很弱，估计都作好了弃城的准备。此时正是进兵的大好时机。钱世桢在《东征实纪》里认为查大受之所以这么说，是为了贪图功劳，所以说了假话让李如松尽快进兵，以致由此大败。

这个评价有点事后诸葛亮，更何况钱世桢对辽东军一直存有偏见，在他看来，贪婪的辽东将领作事都是为了贪功。在这件事上，我认为查大受只是误报了敌情，没有存心贪功——他只是根据那一场遭遇战的战果，得出了一个不太准确的结论。

李如松得到查大受的确认之后，终于相信汉城守敌不堪一击。李氏血液里的冒险因子在这时候开始发作，内心掀起了巨大波澜。再加上当时明军以及平壤、开城各处的综合状况实在太差，已经发展到李如松觉得无法再拖延进军汉城的地步，他最终作出了一个决定。

一月二十六日清晨，钱世桢和其他明军将领发现，李宁、孙守廉、祖承训三名辽东将领带着李如松及各将的三千嫡系精锐急匆匆出了开城，李如松的五弟李如梅也在军中。

这支部队一路向西疾驰。沿途包括钱世桢守军迎上去询问，三员将领支支吾吾不肯回答，一抖缰绳离开了。

钱世桢还没回过神来，又看到李如松带着杨元、李如柏、张世爵等两千人也离开了开城。钱世桢问他去干嘛，李如松回答说去侦查敌情，还叮嘱其他人好生守住开城。钱世桢在心里大骂：你骗鬼呀！

在这里解释一下。家丁是明代中、晚期出现的一种特殊军事编制，是将领通过隐占、私役、招募等手段控制在手里的武装集团。这些家丁名义上属于官军编制，从朝廷开饷，却只听命于将领本人。当将领转任其他地区的时候，家丁也被允许跟随，实际上等同于将领的私人部队。家丁的多寡，被视为该将领的实力体现——李如松之所以在平壤网开一面，不想与小西行长硬拼，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不希望自家实力受到损伤。

这两波人马共计五千人，将领全部都是辽东将领，士兵也都是诸将的家丁，抢功的意图昭然若揭。

此时已有早春迹象，温度回升，道路上的冰雪融化，雨水又多，泥泞一片十分难走。李如松所部涉水趟过临津江，晚上到了汶山，第二天早上抵达坡州。算上之前在此驻扎的六千人，明军在临津江以西一共聚集了一万一千人。

日军巡逻队的败战，刺激到了这位提督的功利心。既然敌人如此不堪一击，那还等什么呢！他如此急匆匆地上路，为的就是早日把收复三都的功劳拿到手。

日军巡逻队的败战，在汉城内同样掀起了轩然大波。

被明军斥候轻而易举地摸到了汉城城下，这对于日军诸将的刺激非常之大。石田三成等人认为应该立刻加强城防，但小早川隆景找到秀家，拽着大谷吉继说咱们可是约好了的。现在敌人已经逼近，我得出去迎敌。

秀家被小早川隆景逼得没办法了，只得答应。在讨论谁当先锋时，诸将都争先踊跃，小早川隆景眼睛一扫，淡淡道：“我虽老，颇有所思，今日之事请许我。”他的资格在这里一摆，没人敢争，于是先锋就这么定了下来。

汉城日军在出击之前，把四万部队分成了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小早川隆景的第六军团，除立花宗茂外，麾下还有小早川秀包，共一万五千七百人；第二部分是宇喜多秀家率领的主力，其中包括黑田长政和加藤光泰等人，共计一万五千人（黑田军团总兵力为一万一千人，但黑田长政此次只带了五千人）；第三部分为守城部队，由小西行长、大友义统这两条丧家之犬负责。日军此次出战兵力高达三万余人，可谓倾巢而出。

之所以动员了这么大规模的阵容，是因为秀家认为明军主力即将前来，必须要全力一战，才能取得胜利。所有的日军将领都没想到，此时渡过临津江的明军部队，只有区区一万人而已，而且还没携带大型火炮。

立花宗茂本来负责外围巡逻，结果被明军钻了空子杀到城下，他十分羞愧，主动要求打头阵。有人质疑说他孤军深入，是否不够稳妥，小早川隆景拍拍立花肩膀，说了一句很著名的话：“立花家的三千人，能顶其他家一万人用。”

有了老大作背书，再没人质疑。于是立花宗茂带着三千人两百人担任先锋位置，先行出发；小早川隆景带领第六军团的一万两千多人尾随列阵，主将宇喜多秀家为最后一阵。

于是，明、日双方不约而同地在一月二十七日采取了主动攻势，双方从坡州与汉城同时向对方进发。坡州距离汉城一共八十里路，碧蹄馆恰好位于在这条路的中点。

在这个时候，无论是日军还是明军，都不知道对方出动的兵力，和自己意料的大不一样……

第二十一章 碧蹄馆

碧蹄馆位于汉城以北四十里处，靠近恭顺永陵，位于惠阴岭与平原地区的结合部。

这里的地理环境以碧蹄馆和附近的高阳城为分界线，碧蹄、高阳以北是惠阴岭山区，峰峦起伏，只有中间一条小路；以南地势则趋于平坦，道路两侧有一些海拔不算太高的山丘，把大道夹在中间，是汉城以北的最后一片山区的出口。

从古至今，这里都是开城至汉城的必经之路，又因为是山地过渡到平原的地形，所以是兵家必争之地。公元一九五二年一月三日，美军25师第35团第2营曾试图在碧蹄里、高阳一线的开阔地带利用机械化部队阻击东进志愿军，在这里爆发了一场激战，结果被志愿军149师占领了高阳，打开了通向汉城的大门。其地理位置之重要，可见一斑。

万历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六日深夜，李如松抵达坡州，他立刻又把查大受与高彦伯撒了出去，带兵前进侦查，李宁、孙守廉、祖承训三人尾随其后，总兵力为三千人。

不少记载说碧蹄馆之战中，查大受的前锋有五百人，加上李宁、孙守廉、祖承训的三千人，明军总兵力为三千五百人，实际上。这种说法把发生于二十四号的查大受汉城侦察遭遇战，和二十七号的碧蹄馆之战混为一谈了。二十七号碧蹄馆之战的三千明军，包含了于二十四号晚上已返回坡州的查大受部五百人。

与此同时，立花宗茂的三千两百人也从汉城出发，气势汹汹地朝着碧蹄馆开去。负责侦查的立花家重臣十时连久很快发现明军查大受部的动向。立花宗茂听到这个消息，精神一振，下令部队加速行军，很快运动了位于碧蹄馆南六里处的砺石岘。

砺石岘是汉城以北最后一道防线，穿过这里，南边便是一马平川。因此立花必须要先控制此处，才能把明军关在碧蹄馆附近山地，无法进入汉城范围折腾。

此时夜雾弥漫，立花宗茂觉得反正敌人不可能通过山口，索性先不着急进攻，吃饱了再说。于是日军开始坐下来吃早饭。当天色快蒙蒙亮的时候，查大受所部逼近砺石岘的情报传来，立花宗茂连忙通知全军迎敌。

应十时连久的强烈要求，立花让他担任先锋，与内田统续一起带兵五百突前；小野镇幸和米多比镇久两员大将率七百人次之；他和高桥统增两千人在后。

十时连久的五百人沿着大路向北搜索前进，凌晨七点左右，在弥勒院附近与明军前锋查大受的数百骑迎面遭遇。双方兵力相当，爆发了一场短促而激烈的战斗。

很快十时连久支持不住，在付出了一百三十人阵亡的代价后，被迫后撤。查大受大为得意，立刻吩咐部下向李如松回报消息：“敌多，人傻，速来。”

查大受看信使走远了，决定全队继续前进，扩大战果，如果运气足够好，说不定可以直接占领汉城。

可很快他便后悔了。十时连久后撤以后，与后阵的小野镇幸和米多比镇久合在一处，转头杀了回来。面对着两倍于己一千余日军的凶猛反扑，查大受抵挡不住，连连后退。就在这时，忽听背后一阵马蹄声响，大批明军涌了过来，正是在查大受身后的李宁、孙守廉、祖承训、李如梅所部明军。

战场上多了这股生力军，合计达三千骑兵的明军又一次占据了优势，第二次反扑过来，把日军压得再次向后退却。

此刻立花宗茂也率本队的两千人赶到了战场。作战经验十分丰富的立花宗茂数了数明军的人数，发现己方总兵力与明军差距不大，但对方全是骑兵，意识到不能硬拼，便命令十时连久和小野镇幸先死缠住敌军。具体是由十时连久近身纠缠，小野镇幸隔着小河发射铁炮，他则率领本队两千人紧贴着位于明军西侧的小丸山山麓潜伏前进，偷偷绕至明军的右翼方向。

此时天色已经大亮，可雾气仍旧弥漫四周，所以立花本队的迂回动作不快，相当花时间。这可苦了在前线御敌的十时连久，他一直英勇奋战在最前沿，但终究兵力太少，寡不敌众，只剩下三百人的部队被三千明军轮流冲击，岌岌可危。小野镇幸试图冲进去把他救出重围，可他也只有七百人，被明军优势兵力堵截住，不得寸进。

差不多就在立花宗茂的本队运动到小丸山以西的时候，十时连久走到了他人生的尽头。明军阵中的李如梅远远地射来一支淬了毒的箭，正中十时连久的身体，他当场阵亡。

在开战之前，十时连久本来被安排在第二阵，他找到立花宗茂，说小野和米多比都是立花家的中流砥柱，不能出事，毅然以苍老之身担任先锋。想必在那个时候，他已经意识到自己必然会战死在此次战事中吧。

立花宗茂没有时间惋惜老将的死，他率军趁大雾杀出小丸山，突然出现在明军侧后。明军被这股从雾中杀出来的日军吓了一大跳，一时间陷入混乱。立花宗茂、高桥统增和正面的小野镇幸趁机大声鼓噪，挥军猛攻，把明军的阵型冲乱了。

上午十时许，明军在日军两面强力压迫下被迫北移，三千人退到大路东侧的望客岘北，重整队形。日军虽然依靠立花宗茂的奇兵突袭迫退了敌人，可敌我双方兵力相当，立花凭着手里这点兵力，无论如何也吃不下这块肥肉。

奇袭的效果很快就消失了。明军迅速整理好了队形，恢复镇定，与日军又形成了对峙局面。

双方的牌都打完了，剩下的便是实打实的正面肉搏战。明军和日军都打出了脾气，战斗打到最激烈的时候，立花家大将池边永晟战死，连主将立花宗茂的铠甲上都插满了箭支，看起来象是一只刺猬。这位闻名西国的武者，只能暂时从前线退下来，在小丸山上喘息。

战斗持续到中午十一点左右，排在第二阵的黑田长政所部的五千人匆匆赶到，替下差不多精疲力尽的立花宗茂，展开了优势兵力。这才迫使明军开始后退。

至此，碧蹄馆之役第一阶段的前哨战结束，战斗暂时告一段落。

有日本学者声称这一战是立花宗茂精心策划的一场诱敌战，具体的战略是：十时连久孤军示弱，以五百人先击溃了三千敌军，又把六、七千名敌人主力吸引过来，然后本队在侧翼发动奇袭，最后杀死明军两千多人，敌人仓皇而逃，是场大胜利。

这个推论的基础首先就不存在的。明军在这场遭遇战里的参战人数，最多只有三千人，立花宗茂所部是三千二百人，日军兵力比明军还多一点。日军所谓的“六七千明军”，只存在于他们的幻想。

且从战斗过程具体分析。在开战之前，立花宗茂确知的情报，只有“查大受五百骑袭来”的消息。对付这点明军，他不可能也没必要实施示弱战略，正确的做法是迅速移动本队支援前锋，构成局部兵力优势——立花宗茂也确实是这样做的。

等到十时所部和小野所部合流之后，总兵力为一千二百人，但之前阵亡了一百三十多人，因此这时兵力大约是一千出头，开始反击查大受。这个阶段日军占有优势，宗茂也不可能采取示弱战略。

等到明军后续的两千多骑兵赶来支援的时候，十时连久立刻在前线陷入苦战。在这种情况之下，宗茂已没时间策划也不需要策划所谓“示弱诱敌”，因为十时连久加上小野部，早就已经“弱势”得一塌糊涂，根本不用演。

换句话说，从立花宗茂出兵开始，根本没有任何机会来实行“示弱战略”。所以结论是，这个“示弱”的说法，是为了美化立花宗茂能征善战的形象附会而来的。他确实作出了迂回奇袭的决定，是一招好棋，但这只是一名优秀将领对战场情况的一种活用，是临时起意，而非处心积虑的策划。

从战斗的结果来说，日方的记录也颇值得商榷。《征伐记》、《黑田家记》、《毛利家记》、《安西军策》、《立花朝鲜记》等第一手史料众口一词，认为立花宗茂在这一阶段取得了大胜利，杀敌数从两千到六百不等。

这里出现了一个有趣的历史研究现象。当我们阅读史料时，经常能发现记录者出于某种目的，极力渲染战争中某一方的英雄事迹，但他们又经常顾头不顾腚，一不留神就在别处记录里留下些许矛盾的细节，最后泄了自己的老底。

对于这场遭遇战，我们无须去深究在战斗中立花诸臣到底有多么骁勇善战，上述史料在吹嘘完以后，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一个细节，如《征伐记》说“长政疾驰来援，遂以统茂归”；而《黑田家记》则说“宗茂铠上矢如猬毛，登小丘而休，长政代奋战，明军退”。

日方的记录光顾着吹嘘立花宗茂的武勇，却忘记把结局改一改。

从《黑田家记》里“长政代奋战，明军退”的描写，可以反推回去证明，明军在与立花宗茂的战斗中，根本就没有落荒逃跑，反而是步步紧逼，所谓的“登小丘而休”，分明是立花宗茂本人反被明军压迫到了小丸山山上。直到黑田长政赶来支援，接过立花部投入战斗，明军才退去，黑田才有机会“遂以统茂归”，把他救出来。一个“代”字和一个“归”字，让之前的吹嘘泻了底，这么窘迫的遭遇，实在不是胜利者所为。

事实上，在这场战斗里，明军的兵将从头到尾都表现出了极强悍的近战能力和极高军事素养——当然，这是因为这些部队是李如松等人的家丁，战斗力比普通明军要强——与日军先后数次交锋，并未呈现出弱势。甚至在遭遇侧后袭击的时候，明军也无一部溃败，而是回撤一段距离后迅速重整队形，硬生生地挽回了局面。众所周知，在白刃战中接战不利，整队回撤而不引发溃败，反而立刻重整好阵型进入反攻，这对士兵和将领的素质要求有多高。

而且，这些明军并未携带大量轻重火器，手里只有少量神机箭还有三眼铳，再就是标准的马战武器——佩刀、弓箭了，在这种情况下与日军进行的是一场实打实的白刃战。在这个日军最引以为豪的科目里，明军丝毫没落下风。

号称西国第一名将的立花宗茂，面对与自己兵力相当的明军，除了靠奇袭暂时迫退了明军以外，再没占到半点便宜，反而赔上了十时连久和池边永晟两员大将的性命，最后连他自己都被迫退到了小丸山，靠长政的救援才缓过气来。

因此这一场碧蹄馆的前哨战，双方最多只能说是打了一个平手，客观地说，明军还略占优势。

战斗结束以后，明、日两军都停止了继续前进。明军发现日军越打越多，开始对“汉城无兵”的情报产生了疑惑，不敢轻举妄动。

而日军此时的战场最高指挥官是黑田长政，他用兵极稳，从来不打无把握的仗。他看到前面的明军居然把立花宗茂都呛回来了，便打消了追击的念头，用麾下五千人摆出防御的姿态，等待着小早川隆景的到来。

双方进入了第一次对峙。

这个时候的李如松，已经在赶往碧蹄馆的路上。

查大受在击退了十时连久的第一次进攻以后，便在反击前给他送来一份情报，说敌人弱势，宜快速前进。李如松在二十七日早间带着十来个家丁匆匆离开，临走前只顾得上给其他人传个话，叮嘱他们随后跟进。

要说这位将军也实在不像话，你性子再急，也实在不该只带十几个人就上路，好歹等部队集结一下再说吧。六年以后在蒙古战场上，李如松轻军深入，再次因这样的冲锋在前，于抚顺浑河附近中伏不幸阵亡，终年五十岁。这实在是性格决定命运的最好典范——死得有点诨。

李如柏、张世爵接到李如松离开的消息，也都纷纷上马追赶。他们仓促间也未集结部队，只带着几十个亲兵前往，其他部队没了统一号令，只得陆陆续续三五成群地前进，跑得一路都是。只有杨元留在坡州镇守，没有随他们前往。

大约在上午十点左右，李如松在半路又接到了朝鲜信使带回的查大受第二封信。这封信与第一封信的内容完全相反，说日军数量很多，与明军正在激战，要求后方尽快来支援。

李如松虽然对辽东军的野战能力十分有信心，以至他压根就没想过退却和暂缓前进，但身为一名战术素养极好的指挥官，查大受的这份报告还是使他想到，前方情况有可能出现了变化，很可能是汉城的日军数量有变。

只是但他受之前查大受两份侦查报告的影响，并不认为日军数量能大到需要他动用明军主力。因此他没有退却，只是让那名朝鲜信使尽快赶到坡州，命令杨元率全军压向汉城，以应付万一的情况。自己则继续快马加鞭，加快了赶路的步伐。

李如松赶路赶得实在太投入了，以至在跨越惠阴岭的时候，一不留神摔到了地上，把左脸给戗破了。

这是李如松入朝以来的第三次因突进落马了。

按说这似乎算不祥之兆。好比去年忠州之战时，申砬就是出征前把帽子碰到了地上，才导致大败。不过李大提督却不管这套，前几天的平壤战役，他落了两次马，照样大获全胜。他从地上爬起来，摸了把脸，拍拍身上的土，上马继续赶路。

大约在上午十一点，李如松终于赶到了碧蹄馆现场。

明、日两军这会正彼此谨慎地隔着一段大路对望。李宁、孙守廉、祖承训、李如梅、查大受五员大将心情有些复杂。刚才的那场仗虽然打得一波三折，不过没吃亏，也没占到便宜。可现在日本人越来越多，却叫他们暗暗心惊。

小早川隆景和宇喜多秀家的各主力军团正陆续抵达，和黑田长政所部、立花残部汇集在一起，在小丸山和望客岘一带聚成黑压压地一片，声势惊人，光是战场上的日军总兵力已高达三万之巨。辽东五将的兵力加一起也只有三千出头，再能打，眼前的局面也没法应付。

正在这时，李如松赶到了。这可真把大家吓了一大跳，一不小心，主将就要陷进去了。于是大家连忙请示李如松：对面日军最少有三万多，咱一共就三千出头的兵力，那现在咱们是撤退呢，还是撤退呢，还是撤退呢？

李如松听了，看了他们一眼，从鼻子里哼了一声道：撤什么撤，给我打！

辽东军得了主帅的号令，虽然面对十倍于己的敌人，但却毫不畏惧，纷纷开始对日军鼓噪起来。他们被人骂过贪婪，被人骂过残暴，可从来没被人骂过怯懦。跟鞑子们在辽阔原野上拼杀出来的血性与杀气，不会因为区区数万日军而消退。

只是李如松说得威风，心里其实在打鼓。他又不是傻子，之所以宣布不撤，不是因为血性、尊严什么的，而是身为一个拥有良好军事素养的指挥官，他很清楚无论怎么，现在都绝不能退后一步。

在自己对面，光是战场上就有足足三万人的日本主力军团，还没算上汉城的日军。自己手上就三千多人，连人家的一个零头都不够。日本人明显是不知明军虚实，才心存忌惮没有进攻，所以明军绝不能后撤，一旦后撤一步，日本人大军就会毫不犹豫地掩杀过来，到那时候明军就完了，没有可能幸免。

所以李大提督一到战场就下了令——接着打。那么，兵力已占绝对优势的日本人这时在做什么呢？

他们正在开会……

日本人特别喜欢开会，动辄就要把大家叫到一起，小马扎一支，唧唧喳喳议论纷纷。面对三千多大明骑兵，宇喜多秀家把诸将召集在一块，发话了：“刚才斥候报告，说明军主帅李如松也到了，诸位看该怎么办呐？”

日本人谁都没想到李如松居然会大着胆子只带十几个人跑来，他们认为主帅所在的位置，必然是明军主力。此时在这三千人后面的，肯定是四万带着各种大炮的明军。

四万对四万，从人数看，胜负在五五之间。可问题在于明军主力有大量火炮，再加上主战兵种是骑兵，一旦野战起来，大炮远轰再骑兵冲击，肯定比长筱之战中的织田军厉害。要知道那一仗，织田可是靠铁炮队灭了号称战国第一骑军的武田军团的，因此也不能怪秀家郑重其事地要召集大家讨论。

诸将当下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张暂时退兵，避敌锋芒；另外一派则坚持继续进兵，跟明军死磕一场。前者的代表是三奉行石田三成、大谷吉继与增田长盛，黑田长政是慎重用兵派，也主张观望一阵再说；后者的代表不用说，自然是老而弥坚的小早川隆景。

最终隆景的意见占了上风，决定开打。小早川的第六军团当仁不让地充当先阵主力，至于那些主张慎重的家伙，就乖乖地等在后面看吧！

日军最大的压力，是那个不存在的明军主力军团，因此小早川决定速战速决。他派遣粟屋景雄带领三千人从大路西侧绕过去，和大路东侧的井上景贞三千人形成钳形攻势，左右夹击明军。

仅仅只是这个出阵，日军战力就已经达到全部明军的两倍。

李如松知道，此时万万不可示弱，一旦露怯，马上便是万劫不复的局面。他咬咬牙，只能硬着头皮上了，希望能坚持到后续明军赶到。

于是日军一动，明军也立刻动了。在李如松的指挥下，明军全体南移，趁井上景贞没靠拢的时候，先突击打垮粟屋景雄再说。

两军甫一交手，粟屋景雄所部便支持不住，纷纷溃退而走。明军大喜，他们经过与立花宗茂一战，对和日军进行白刃战的信心十足，现在正愁无处发泄，于是纷纷扑将上去。

可当明军开始追击粟屋时，忽然发现自己上当了。

朝鲜的一月份是初春，阴雨绵绵，雨水、雪水和泥土混在一起，让路面和田野都变得极其难走。明军从开城赶路时，就吃了不少苦头。特别是在小丸山以西这个区域，是朝鲜难得的平原地带，因此种有许多水田。这些水田地势低洼，被融化的冰雪变成一片一片的泥淖，不但极为泥泞，水田里还有密密麻麻的水稻茬子，是天然的绊马桩，骑兵在这种地形上，只要跑动就极容易被陷住或者绊落马下，甚至连快速机动都做不了，更别说冲锋了。

粟屋部以步兵为主，他们对这种地形的适应能力远优于明军的骑兵。不知是计的明军为了追赶他们，误入了这一大滩泥沼之中，前锋许多人纷纷被绊落马下，后续部队则陷在水田里行动迟缓。

粟屋景雄调转头来，趁机掩杀，不少明军在泥中被杀死。在路北的井上景贞发现有便宜可占，也加速开始移动。

李如松大怒，一声令下，进入水田的明军纷纷跳下马来步战接敌。粟屋景雄没料到明军转换得如此之快，猝不及防，顿时被杀得大败而逃——这一次他可是真逃了——干掉南侧威胁以后，李如松迅速调转队伍，部队又变成骑兵迎头对上井上景贞。景贞三千步兵当然抵挡不住这些杀红了眼的恶鬼骑兵，也只好狼狈后退整军。

小早川隆景一看两路军马出战不利，索性也不耍手段了，军扇一挥，亲自带着第六军团全线压上。隆景自己为中间进攻的核心，大将小早川秀包、筑紫广门和刚喘过气来的立花宗茂则分成两路，从侧翼烈火疾风般地朝着明军阵势攻去。

接下来，是一场场面极其混乱的恶战。

明军以三千多人的兵力，要抵挡从三个方向攻来的日军，形势十分严峻。李如松将部队分为两路应对小早川及从山侧向明军后方运动的部队。明军士兵舍生忘死，与数倍于己的敌人展开殊死搏斗。后方陆续赶到的李如柏、张世爵，因为之前学习李提督的缘故，随行都只有几十人，兵力过少，对战局的缓解没有丝毫帮助。只是他们都没有表现出一点犹豫，一到战场便纷纷义无反顾地杀入了阵中。

不过这时的日军状况，并没好到哪里去，这让人很奇怪。

可能是面临绝境的明军瞬间爆发出了不可思议的战斗力，这场混战也让日军险象环生。战斗中，明军见日军试图从侧翼包抄，遂分出一股明军部队脱离主力战团，突然朝侧翼日军厚实的阵势猛插过去，方向正是在包抄明军的小早川秀包本阵。秀包没料到明军到了这时候还有勇气和力量进行战场突击，一时间手忙脚乱，还没来得及调整，明军已一口气连斩他手下将领横山景义及家臣桂五左卫门、伽罗间弥兵卫、波罗间乡左卫门、内海鬼之丞、汤浅新右卫门、吉田太左卫门等多名武士，杀到了他面前。

小早川秀包转身想要逃跑，却被明军士兵拽下马来，挥刀便砍，秀包好歹也是武将，仓促间拔出短刀格了一下，抢得一线生机，随即被身边的家臣们七手八脚救了出去。秀包虽然幸免，但这一论冲锋却让他所部的武士死伤惨重，迟滞了他的包抄行动。

这段记载一直有人怀疑其真实性，认为是日本人虚构的。不过即便是虚构，也从一个侧面证实当时战事之激烈，给日军留下了无比深刻的可怖印象，才会在战后着力渲染。

两军这一战，算起来从巳时足足打到了午时，兵力处于绝对劣势的明军终于开始支撑不住，明军的所有将领——无论高中低级——此时都掣刀挥剑，全体上阵投入了与日军的肉搏。全军缓缓向西方边打边撤，意图进入高阳城坚守。明军的境况，已经极其窘迫。

关于这阶段的状况，朝鲜人在记载中说，战斗到要紧处，李如松亲率数十家突驰阵前，反复骑射，十分骁勇。之后李如松又亲率诸将，为撤退的明军士兵殿后。而日方记录如《黑田家记》则说，此次战斗到秀包军下山直冲李如松中军，隆景纵横两翼奋击时，“如松兵有节制，进退自在。两雄相会，战甚苦，自巳至午。”

明军即使已力不能支，阵型却丝毫不乱。在如此不利的绝境下，以李如松为首的将领们没有扔在部属先行逃离，反而亲身断后，辽东军团将领们强悍的素质，让人惊叹不已。

俗话说将为军之胆，将领如此，士兵们焉能落后。三千明军士兵被数倍于己的敌军包围，激战两个时辰，依然还是听号令而动，进退自如丝毫不乱，连敌人都不得不赞，堪称一流强军。明军将领和士兵们异常出色的素质，无疑是这次战斗中日军空有绝对优势兵力却两个时辰都没拿下三千明军的主要原因。

到了这个地步，日军自然不会再容明军撤退的如意算盘打响。

仗着压倒性的优势兵力，在智将小早川隆景的指挥下，日军诸将一面轮番上阵，死死咬住明军不松口，以阻止明军西移。另外分出的两部兵力，则继续从从两侧山上快速迂回，企图彻底封死明军后退的通道。

高阳城是一个极小的城砦，其实并不适宜防守。拼杀到了现在，李如松也终于有些绝望了，眼前的日军漫天遍野，怎么杀都杀不完。即便他的辽东铁骑们以一当十，可数量毕竟太少了。这些明军士兵已经持续作战两个时辰，早已是精疲力尽，全靠一口气撑着才战斗不止。眼看侧翼日军的迂回部队就要进占碧蹄馆，如果这最后的逃生通道被日军关闭，那么“主帅被擒杀”这条耻辱记录，就即将诞生。

正在危机时刻，只听一声炮响，从惠阴山中杀出一彪人马来，直入敌阵，杀退了负责封口的日军，把已经筋疲力尽的明军接应进了阵内。

看着那旗号上大大的“杨”字，李如松如释重负，一直紧绷着的肌肉突然松了下来。

来人正是他手下的大将杨元。原来杨元接到李如松的命令以后，不敢怠慢，急急忙忙带了本部士兵朝着汉城赶来，沿途还收拢了些陆续往前赶路的明军士兵，抵达高阳城下时大约有五千多人。

这可真是无比宝贵的生力军。

更难得的是，杨元居然还带来了一个炮营。炮声一响，明军的士气立刻回升了。日本人却吓得变了脸色，马上放缓了攻击。连杨元自己也没想到，这个炮营，虽然没有正式接战，却是后来明军能顺利脱险的关键。

会合以后，杨元等人建议李如松赶快撤退，由他们来断后，李如松却摇了摇头，再次否决了撤退的建议。

李如松很清楚，明军在临津江东侧的总兵力才一万上下，而日军兵力却有三、四万之多。如果此时他们撤退，一旦被日军从后追击掩杀，恐怕一口气能杀到开城的城下。到了那时候，局面便糜烂到不可收拾了。

诸将当下问道：“那我们该怎么办？”

李如松眼皮都没抬，只吐出俩字：“反攻。”

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进攻，进攻，再进攻，这就是李如松在碧蹄馆前的抉择——即便身陷绝境，李如松也依然始终保持着过人的冷静。他犀利的军事眼光，能瞬间从极端不利的情况下，选出唯一的一条正确道路。

此刻，他已经彻底算出了日军主将们的心思。

日军最怕的，是他身后那个并不存在的明军的主力，因此小早川才会不要命地发动快速攻势，把剩余的全部一万四千人一次压上，希望早一步打败李如松的三千多人。

杨元的援军才五、六千人，这事李如松知道，可宇喜多秀家和小早川隆景不知道。他们一定在猜测，杨元这支军队，是不是明军大部队的前哨；明军以及可怕的火炮部队是不是已经进入惠阴山，正阴沉沉地透过山上的树叶朝这里望过来。

五多千援军和大炮的吼声，已经让日军内心开始嘀咕。如果明军在此时发动反击，日军指挥官的猜疑就会变成一个确定的答案：如果没有大军在后，这支疲惫不堪的孤军怎么敢有恃无恐地反咬一口？明军主力肯定快到了，他们想拖住我们，好等主力赶到逼迫我们进行决战。

这会对日军造成多大的恐慌，可想而知——既然之前已经唱了一次空城计，李如松决心再唱一次，把这出空城计坚决演到底。

日军的攻势这时已经趋缓，他们发现明军有新的援军赶到，心中正升起一股不安。而在两侧高山上的日军将领们忽然发现，原本穷途末路的明军和新到的明军合流后，调转了马头，排列好队形，居然……居然开始反击了！

日军诸部一时骇然，纷纷后撤。明军骑兵压上了一段距离，见日军退后到足够的安全距离后，才开始停了下来。这时，李如松才吩咐由杨元的五千生力军分几路交替掩护断后，让全军退入惠阴山中。

先前吃了大亏的日军先锋井上景贞和侧翼的立花宗茂，见压上的明军只是虚晃一枪，不进反退，顿时又想来占点便宜，当下嗷嗷叫着又追了上来。

只是明军的撤退，依然维持了之前的规范：士兵先退，将官跟着李如松为全军断后。

李如松见日军居然还想追击，顿时大怒，再次率诸将和家丁往返骑射，与追击的井上景贞和立花宗茂部混战起来。激战中李如松的战马突然被近处的日军铁炮所惊，将他掀落马下，这是他第四次落马了——李如松的战马阵亡率实在是太高了，估计这次替换上来的战马也不怎么好使。

正在附近的井上景贞看见明军主帅落马，欣喜若狂，率军拍马上前，想取李如松的首级。

千钧一发之际，李如松的家将李有升挺身杀出，敌住了井上景贞。李如松被随后赶到的亲兵拼死从地上拉起，脱离了险境。一心护主的李有升大展神勇，一个人不但敌住了井上景贞，还手刃数名日军。正鏖战间，李有升突然中钩落马——这事多半是忍者干的，因为日本武士和足轻都不用“钩”这种武器，只有忍者才用这种古怪兵器。一边的井上景贞觎了个破绽，乘机杀死了李有升。

李有升是个悍将，当年因为喜欢一个妓女，失期犯了军规，要被处死。李如松惜其勇猛，不但把他救下，还帮他娶了媳妇，又送了许多家当，前后耗费不下千金。现在李有升终于偿还了这份恩情，把这条命还给了李如松。

然而，李如松的危机并未因此解除，附近杀过来想乘机取他首级的不止井上景贞一支部队。他才闪开几步，斜刺里又突然冲出一员金甲金盔的倭将，却是小野镇幸之弟小野成幸。只见他顶着一个桃子型头盔，连声怪叫直取李如松而来。哪知跑到半路，小野成幸突然顿了一下，然后直挺挺地倒向地上，死了。

远处，李如梅冷冷地放下了弓箭。这已经是他今天狙杀掉的第二名日军将领了，他简直就是第六军团将领们的死神。这次战役里，立花宗茂所部战死的除之前的十时连久、池边永晟，以及刚被射杀的小野成幸外，小野镇幸的部将小川成重、安东常久、安东幸贞等人也先后被明军杀死，可谓损失惨重。

而此刻担负断后的杨元部队已掩上接应住了李如松等人。日军突前诸将还想继续追击，但这个举动被老成持重的隆景所阻拦，生怕中了埋伏，只允许他们最多追到惠阴山的山口大路，便不得前进。明军主力的阴影，一直萦绕在这些将领心头。当看到明军退入惠阴山中后，他们如释重负，既然大敌已走，实在犯不上再拿自己藩内宝贵的士兵生命去冒险了。

等明军彻底消失在视野里后，小早川隆景才下令收拢部队，和秀家等部一起退回汉城。

细心一点的人，也许会发现此战中除受命与查大受一起做前锋探察及向导的高彦伯外，没有出现任何朝鲜军队。那么，跟随明军渡过临津江进驻坡州的朝鲜军在做什么呢？

朝鲜方面的记载是这样说的：朝鲜都元帅金命元等人，认为李如松贸然轻率进军，不妥，于是虽然进兵，但只是率部队跟在其后——应该是跟在杨元所部的明军后面。因为在李如松发出要杨元进兵增援的命令后，杨元才率领坡州明军奔赴汉城的，坡州朝鲜军自然是随杨元进军，而不是李如松。但当他们看见前方明军败退后，金命元等人“案兵还阵，故我军得全”。

也就是说，金命元等人在杨元所部明军投入战斗后，他们连在后方连作壁上观都没有，而是直接案兵还阵，回坡州去了。

这则记载中，那种死道友不死贫道的沾沾自喜之意，跃然纸上。眼见明军战败，即便怕死不敢去增援，至少也可以接应一下吧？不接应，站在那里不动给明军壮下声威也好吧？可惜都没有。有的只是“案兵还阵”，然后沾沾自喜地暗自庆幸——还好还好，我军没折损人手得以保全。

他们似乎全然没想到，在他们面前抛头颅洒热血的明军将士是客军，正在为他们复国而战。他们才是主场作战的主军。

不但如此，金命元甚至还指控说因为明军在碧蹄馆战败，导致运送上去的粮草全部在碧蹄馆损失殆尽，所以后来前线才缺粮。这条，我们实在不想再费口舌驳斥了，因为编得太离谱了。

难怪明军认为朝鲜陆军中真正的将领，仅只权慄一人，非常有理。

在历史上如迷雾般众说纷纭的碧蹄馆之战，至此结束。

逃出生天的李如松，在碧蹄馆前的绝境里，一直显得异常强势，但此刻却没有一点高兴的迹象，反而显得失魂落魄。当他看到中军大旗时，终于忍不住悲痛，把李有升的女婿王审叫过来，大哭了一场。

然后他就一直哭，彻夜不停地痛哭，哭得那么大声，一直哭到第二天早晨。

我想，他是在为牺牲在碧蹄馆的那些多年跟随他及他父亲的家丁们而哭，为牺牲的明军将士而哭，也为自己的愚蠢而哭。因为李如松的轻率举动，几乎把三千明军全体都置于极危险的境地，尽管他依靠辽东军的顽强和自己过人的指挥能力逃过一劫，可这挽救不了那些战死的将士们，那些全是随侍在他左右朝夕共处的好兄弟。

对于一个骄傲的将军，没有什么比这种任性的失败更令他痛苦的了。

我相信李如松这一次是真正地痛彻心腑，一半是为了李有升和其他战死同僚，一半是因为无比沉重的自责。

从一月二十八日开始，那个意气风发的李如松不见了，变成了一个颓丧失意的萎靡之人。之后他率军从坡州回渡临津江，驻扎在东坡馆。开城他也不想呆了，打算直接后撤回平壤。

柳成龙等朝鲜大臣听到这个消息，都惊呆了。他们与辽东军没什么感情，无法体会李如松折伤肱骨般的悲痛。在他们看来，碧蹄馆不过是一场小挫折，损失也不是特别惨重，为何因一小败而毁掉反攻的大好局面呢！

他们轮番去劝说李如松，结果李如松回答他们的，是一封正在起草的奏折。

这是写给万历皇帝的，里面说汉城日军实力强大，远远超出了他的能力所及，加上朝鲜天寒地冻，旧伤复发，乞求朝廷另外选拔能征善战之将来接替他这个没用的人吧。这份奏折的字里行间，都浸透着满满的失意。

李如松从这时开始，从最坚定的主战派变成了最坚定的主和派，再没有向东迈过一步。朝鲜人认为他是被碧蹄馆之战吓破了胆，包括柳成龙这样的亲明派在内都作如此想。很多史料及后世文人学者也都这样认为。那么，事实上是否如此呢？后面我们会对此做详细讨论。

说完这位失意的提督，关于碧蹄馆之战，又该如何评价呢？

首先，无须讳言，这是一场败仗，是一场轻率的失败。因为战斗是以明军撤退结束的。

其次，碧蹄馆的失败，100%要归咎为李如松的轻率。

他轻率地带领明军主力抵达开城，轻率地相信张大膳与朝军关于汉城兵力的虚假情报，又轻率地从开城、坡州儿戏般地甩下主力孤身上路，让明军的兵力优势在这一次又一次不告而走中被削弱。四万明军，最后只有八千人与敌接战，其他都被留在了从平壤到坡州漫长的大路上。

对此，李如松要负全责。

同时，这也是一场光荣的失败。

失败归罪于李如松个人，光荣属于明军全体。

明军在碧蹄馆之役中，表现出了极顽强的斗志和优异的战术素养。不算杨元后援五千人的话，明军是以三千人与一万六千日军直接对抗，附近还有一万五千左右的日军虎视眈眈。他们面对的敌人也不是废物点心，而是拥有战国三大智将之一小早川隆景和西国第一名将立花宗茂的日本精锐军团。

而且他们不是据险而守，是堂堂正正地在平原与丘陵的开阔地带，在号称敌军最强科目的白刃战中，与敌人正面交火。

结果呢？日军拥有十倍于明军的总兵力，以近五倍的兵力直接投入战斗，围攻了明军一中午加半个下午，仅仅是将领级的伤亡，便包括十时连久、池辺永晟、小川成重、安东常久、小野成幸、横山景义等数十人。而且与平壤不同的是，这些伤亡几乎全发生在日军最为得意的白刃战中。

也不知道是明军确实个个强悍如超人，还是日本人实在外强中干。

而两军在战后的伤亡数字对比，更是叫人觉得匪夷所思。

明军在这一战的伤亡数字，李如松在报告里称是阵亡二百六十四，伤者四十九，这与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里的数字差不多；朝鲜君臣的说法是三百人；南军有个叫吴惟珊的将领——可能是吴惟忠的弟弟——声称阵亡是一千五百名。这是所有史料里记载明军伤亡数字最高的。可惜吴惟珊身在平壤，又对北军怀有怨恨，他的证词很可能掺杂着个人好恶，数字未必可信。

至于日本人说的杀死明军一万人，败敌十余万云云，大家听完只要笑笑就好。

碧蹄馆之战的大部分时间，是由三千明军与日军接战，主要的伤亡皆出自这支队伍。这支军队与日军持续纠缠作战，一直坚持到了杨元来援，始终保持着建制未曾崩溃。

从常理来看，一支军队如果一线部队伤亡超过30%，就会丧失战斗力——当然这个比例并非绝对，但至少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参考的标尺——换句话说，在杨元抵达之前，参与碧蹄馆之战的明军部队伤亡率，理论上不太会超过30%~40%，否则他们撑不到最后。

再把明军撤退时损失的人数考虑进去，是役明军伤亡当在一千余人左右，皆是李如松以下诸将的亲信家丁，辽东军的精华。

李如松说的阵亡二百六十四人，很可能是故意打了个马虎眼，汇报的是自己直属部队的伤亡情况，其他人如李如柏、张世爵、李宁、孙守廉、祖承训等人的家丁损失未计在内。

而日军的伤亡情况又是如何？

明军的记录是斩得日军首级一百六十七级。这显然不是全部数字，因为明军最后仓促后退，清理战场的是日本人，这些斩取的首级大多产生于查大受突袭战初期，之后明军就再没时间去割取首级了；朝鲜人说日军损失三百人，日军自己的记录是损失数百，听起来与明军的伤亡数字持平，甚至略低。这些直接的记录似乎都表示日军伤亡很小。

但是，我们还可以采取另外一种比较方式。

在万历二十一年的三月下旬，宇喜多秀家在汉城清算了一下手里掌握的全部兵力，数字流传至今。我们可以拿参与碧蹄馆直接作战的日军部队与万历二十年七月末进行比较。

从列表里可以看出，黑田长政减少了两千七百三十一人，小早川本队减少了四百四十八人，立花和筑紫这两支一线部队分别减少了两千零六十八人和五百七十三人。三、六两军团合计减员五千八百二十人，将近六千。

其他先不说，只从这几个数字里，我们已经可以发现一些端倪。立花部是最早与明军接战的部队，减员最严重，达70%；随后赶到的黑田部百分比要好看点，减员30%，但绝对数却与立花部很接近……最后投入战斗的隆景损失最少，只减员5%。当然，这个小百分比与他本钱厚有直接关系。

换句话说，这些部队的减员比例，是随着在碧蹄馆投入战斗的先后顺序而递减。筑紫是和小早川一起投入的战斗，两人减员的绝对数也极其接近。

另外，如果从绝对人数上看，万历二十一年三月的立花、筑紫两部，已经被彻底打残，丧失了战斗力。

而从万历二十年七月至万历二十一年三月二十日期间，除去碧蹄馆以外，第三军团、第六军团参与的大规模战事，只有延安之战和幸州山城之战。这两场战役里日军总兵力损失大约为两千人左右，如果平均分摊到三、六军团头上，约为一千。立花宗茂的部队，更是未见于随后的幸州战斗，因此他的部队伤亡，基本就是碧蹄馆的伤亡数。

加上其他零星战斗的损失以及伤病减员等等，三、六军团在碧蹄馆以外的减员，至多不会多于一千五到两千这个数。其实如果没有大规模战斗，对日本这种采取很特殊的军制的部队来说，两万人上下的军团最多出现两、三百人的浮动才是正常的，不可能出现上千的变更。

但即使按这样的数字进行计算，我们也可以发现，在碧蹄馆一战中，三、六军团的伤亡，至少达到了三千人之多。

以寡敌众，还让敌人付出两倍以上的伤亡。能够打出这样的战绩，只能感叹明军实在是太强悍了。只可惜李如松个人的失败太过明显，反而掩盖了明军善战的光芒。

这种“失败”如果再多几次，日本人很快就能“胜利”归国了。

其实碧蹄馆这种比例的伤亡，不算夸张。在整个朝鲜战役中，明军与日军的大规模野战少之又少，基本上都是城池攻防战，这是明军与日军第一次大规模没有构筑复杂工事的真正意义上的野战，对此的反思和比较就很有意义了。

当时的入朝明军，一线作战部队的骑兵比例极高，四万明军里有六成多是骑兵，尤其是辽东军，比例更高。从兵力配备看，明军主力是以骑兵和炮兵为主，辅以擅长近战、武艺高强的南军步兵。这样的部队，在野战中由炮兵担负远程攻击来打击对方阵型，占六成的主力骑兵自侧翼冲锋或正面进攻任务，步兵负责炮兵阵地防御及近身搏斗。另外，明军骑兵也是配备了大量那种放完枪子还可以砸人的三眼铳的。这种配置和打法的部队，对使用铁炮又缺少骑兵的日军来说，显然先进很多。

另外，朝鲜战场上的日军骑兵比例极低，事实上哪怕是日本国内，骑兵军团也是极珍贵而少之又少，日方记载的几家参战大名的部队构成，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如五岛家出兵七百零五人，战斗人员中自侍大将以下的骑马武士才十一人，步战武士四十人，其余都是侍从和足轻。岛津家出兵一万人，武士仅六百，铁炮兵、弓手、枪兵、旗手合计三千六百人，即使那六百武士全是骑兵，也不过百分之六。

碧蹄馆之战中的三千明军，全是骑兵且是军中精锐。在日方及明方记载里，虽然都有提及日军的铁炮部队，但根据记载及战场地理看，这些铁炮部队基本都部署在树林及高地，明军也曾试图对其冲锋但被打退。从记录上判断，这应该是查大受与立花部的战斗中发生的，因为立花本人曾被明军打退到了小丸山的山上。最多还有小早川秀包被突袭那次。在其余的战斗中，明军并没有向山地发起冲锋的举动及必要。可见在这次没有时间构筑复杂工事的野战中，日军的铁炮部队主要进行的是阵地防御，也就是守护本阵，参与近战的相当少——两军混战中，铁炮兵本就无法参加肉搏。

所以碧蹄馆之战，几乎是一场纯粹白刃战，由明军以三千骑兵对日军步、骑武士和枪兵。哪怕按百分之六的比例算，当时战场上的三万日军中，也只有一千八百名骑兵。但问题在于这些骑马武士隶属于各家大名，无法集中使用，只能一波波投入进攻。这使得本来就为数不多的骑士被分批投入战斗，去与总数三千多的明骑兵军团肉搏。所以他们即使有枪兵及弓手的配合，也会处于下风。日军这种战法，正是大规模战斗中极为犯忌的添油战术，也因此日军才久攻不下、伤亡巨大，使这次战斗持续了两个时辰之久。

从日军各大名部队的伤亡总数及阵亡将领数看，也可以证实这一点。如最早投入战斗的立花家伤亡最为惨重，后来赶到的黑田家也损失不小，日军有名有姓的将领战死达二十余人之多，这些人大多是大名家族的家臣及旗本。而与小早川一起的筑紫广门部队，由于绝对数少，更是近于团灭，家底几乎彻底打光。

碧蹄馆之战在战略上的意义，并不是很大。日军的补给线在汉城达到极限，他们即使继续西进，也无法寻求到稳固的立足点；明军的补给线在开城达到极限，斥候兵锋可及汉城，但主力军团却很难衣食无忧地越过惠阴岭。结果开城到汉城之间的区域，日、明双方谁也没办法彻底控制在手里，变成了一个军事缓冲区，碧蹄馆恰好位于两军极限攻击距离的交汇点。

在战略上，即便没有碧蹄馆之战，双方的态势也不会有大的变动。碧蹄馆之战的意义，只不过是让这种战略态势变得更加醒目。

而李如松在碧蹄馆一役后，之所以对东进失去兴趣，一方面是他本人因为各种原因而心灰意冷，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明军的活动能力达到了极限，在彻底解决补给危机之前，无法再继续突进。同时，糟糕的天气又给了明军重重一击，使得占入朝明军三分之二强的辽东骑兵军团，瞬间丧失了大部分战斗力。

于是朝鲜战局陷入了一个军事力量无法解决的僵局，双方都打不动对方。

当牙齿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就需要舌头登场了。

又是该谈判的时候了。[211]

[1] 《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六月十五日条

[2] 侯继高，《全浙兵制考》卷二附录《近报倭警》；《鹿儿岛县史料-旧记杂录后编二》

[3] 《西州投化记》

[4] 侯继高《全浙兵制》近报倭警

[5] 何乔远《镜山全集》卷廿二《请止倭夷封贡疏》

[6] 朝鲜《宣祖实录》宣祖二十八年十一月已已条。

[7] 侯继高《全浙兵制》；郑舜功《日本一鉴穷河话海》

[8] 《日本外史丰臣氏八》

[9] 《明史日本传》

[10] 《明史日本传、琉球传》

[11] 《神宗实录十九年七月癸未条》

[12] 田中义成《丰臣时代史》

[13] 《日本书纪》

[14] 日本外史

[15] 《善续邻国宝记》

[16] 《萨摩旧记杂录》义久公御谱记

[17] 《日本战史》

[18] 《全浙兵制考》卷二近报倭闻

[19] 徐光启《海防迂说》

[20] 《论集日本历史》卷6《织丰政权》

[21] 《续善邻国宝记》

[22] 《赖山阳著日本外史丰臣氏八》

[23] 尹国馨《闻韶谩录》；金时让《涪溪纪闻》

[24] 《再造藩邦志》

[25] 《宣祖修正实录》卷25，二十四年五月乙丑。

[26] 《再造藩邦志》

[27] 《再造藩邦志》

[28] 《朝鲜王朝实录·宣祖修正实录》卷25，二十四年八月癸巳

[29] 《再造藩邦志》卷一

[30] 《神宗实录》十九年八月癸卯条三

[31] 《宣祖实录》二十四年；《再造藩邦志》

[32] 《宣祖實錄》二十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33] 林希元《与翁见愚别驾书》

[34] 陈吾德《条陈东粤疏》

[35] 《神宗实录》十九年十一月壬午条三

[36] 《神宗实录》二十年二月壬酉条六

[37] 《神宗实录十九年八月甲午条七、癸卯条九

[38] 朴东亮《否泰小录》

[39] 《物語韓国史》

[40] 天荆《西征日记》

[41] 《惩毖录》

[42] 《壬辰遣闻，元朝鲜奎章阁本老峰卷十》

[43] 《再造藩邦志》、《朝野纪闻卷之四，壬辰倭难》

[44] 《乱中杂录》

[45] 《春坡堂日月录卷之八》

[46] 《春坡堂日月录卷》之八

[47] 《天荆西征日记》

[48] 《老峰集卷十杂著壬辰遣闻》

[49] 《朝鲜闻书国恩录》

[50] 《秀吉谱·镇西要略》

[51] 《宣庙中兴志卷一》

[52] 《惩毖录》

[53] 《朝野纪闻录》卷四壬辰倭乱

[54] 《寄斋史草下，壬辰日录一》

[55] 《朝野会通卷十六宣祖记》

[56] 《寄斋史草下壬辰日录一》

[57] 《湖西左邑志忠州牧古迹条》

[58] 《松浦家记小西行长记对马征韩记》、《秀吉谱，征伐记》

[59] 《寄斋史草下壬辰日录一》

[60] 《寄斋史草下壬辰杂录》

[61] 《乱中杂录》

[62] 《再造藩邦志卷一》

[63] 《西崖文集卷十六杂著记乱后事》

[64] 天荆《西征日记》

[65] 《龙蛇日记庆尚道观察使金晬闻记》

[66] 《太阁记》、《再造藩邦志》

[67] 《寄斋史草，壬辰日录》五月十九日条

[68] 《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六月丁酉

[69] 《宣祖修正实录》二十五年五月

[70] 《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六月一日乙丑

[71] 《宣祖修正实录》二十五年五月条；《再造藩邦志》

[72] 《再造藩邦志》

[73] 《神宗实录》二十年六月庚寅

[74] 《宣祖实录》二十七年七月丙申

[75] 《神宗实录》壬辰年六月乙酉

[76] 《宣祖实录》壬辰年六月十七日乙巳

[77] 《再造藩邦志》

[78] 《乱中杂录》

[79] 《宣祖实录》壬辰年六月十七日戊申

[80] 《宣祖实录》壬辰年六月二十四日

[81] 《宣祖实录》壬辰年六月二十三日

[82] 《宣祖实录》壬辰年六月十八日

[83] 《宣祖实录》壬辰年七月二日

[84] 《宣祖实录》壬辰年七月一日

[85] 《宣祖实录》二十五年七月十一日；《神宗实录》二十年七月；《再造藩邦志》

[86] 《武雄锅岛家文书》第46号

[87] 《寄斋史草下，壬辰录三》

[88] 《再造藩邦录》

[89] 《宣祖实录》壬辰年七月十四日

[90] 《宣祖实录》壬辰年七月二十六日

[91] 《乱中杂录》《再造藩邦志》

[92] 《兵录》

[93] 《再造藩邦志》、《宣祖实录》壬辰年七月三十日

[94] 《宣祖实录》壬辰年七月二十六日

[95] 《再造藩邦志》

[96] 《宣祖实录》二十六年一月十日

[97] 《宣祖实录》壬辰年七月二十日

[98] 《宣祖实录》壬辰年七月二十日

[99] 《宣祖实录》壬辰年七月二十日

[100] 《宣祖实录》壬辰年七月二十日

[101] 《宣祖实录》壬辰年七月二十四日

[102] 《寄斋史草》

[103] 《神宗实录》二十年七月癸亥

[104] 《神宗实录》二十年八月壬辰

[105] 《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八月十日

[106] 《明史郝杰传》

[107] 《惩毖录》

[108] 《宣祖实录》壬辰年六月十八日

[109] 《宣祖实录》壬辰年七月二十六日

[110] 《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八月三日

[111] 《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112] 《宣祖实录》二十六年一月五日

[113] 《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八月三日

[114] 《再造藩邦志》、《宣庙中兴志上壬辰八月卷八》、《春坡堂日月录》卷八

[115] 《惩毖录》

[116] 《朝野佥记》卷二十九；《忠武公遗事》；《惩毖录》；《湖南邑志》；

[117] 《装甲龟船》

[118] 《宣庙宝鉴卷之八》

[119] 《装甲龟船》

[120] 《乱中杂录》；《天正记》

[121] 《李忠武公全书卷三，状启二，玉浦破倭兵状》

[122] 《李忠武公全书卷三，状启二，玉浦破倭兵状》

[123] 《李忠武公全书卷三，状启二，玉浦破倭兵状》；《郑忠壮公实记》；《白沙集》二十一卷；《宣庙实录卷》

[124] 《再造藩邦志》；《白沙集二十一卷》；《宣庙宝鉴卷八》

[125] 山内譲「海賊衆得居通幸の死」

[126] 《天正记》

[127] 《朝野会通卷六十六宣祖纪》、《海东名将传卷四》、《尤蓭集卷一百四十六忠清兵使黄公谥状》、《权元帅实迹》、《幸州战胜碑》、《乱中杂录》

[128] 《惩毖录》

[129] 《征韩伟略》；《韓陣文書》；《浅野家文書》；《古蹟文徴》《北關誌　鏡城府雑記》

[130] 《清正高麗陣覺書》

[131] 《神宗实录》二十年六月戊申

[132] 《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壬辰年七月三十日；八月三日

[133] 《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壬辰年八月十日

[134] 《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壬辰年八月十日

[135] 《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壬辰年八月十四日；八月二十五日

[136] 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

[137] 《神宗实录》二十年八月庚申

[138] 《神宗实录》二十年八月乙巳

[139] 《万历野获编》《小华外史续编》

[140] 《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

[141] 《中兴志》

[142] 《宣祖实录》二十五年九月八日

[143] 《宣祖实录》二十五年九月八日

[144] 《宣祖实录》二十五年九月四日

[145] 《宣祖实录》二十五年九月八日；

[146] 《再造藩邦志》

[147] 《宣祖实录》二十五年九月四日

[148] 《宣祖实录》二十五年九月十四日；《神宗实录》二十年八月十日

[149] 《宣祖实录》二十五年九月十四日

[150] 《万历野获编》；《明末纪事本末》

[151] 《续文献通考》卷二三六“四裔考·暹罗

[152] 《谷山笔麈》“卷十一·筹边

[153] 《万历野获编》

[154] 《柏谷集》

[155] 《柏谷集》

[156] 《柏谷集》

[157] 《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十二月八日

[158] 《神宗实录》二十年十月五日

[159] 《再造藩邦志》

[160] 《神宗实录》二十年十月壬辰

[161] 《神宗实录》二十年十月壬辰、丁酉

[162] 《宣祖实录》二十六年一月三日

[163] 《神宗实录》二十年十月庚申

[164] 《春坡堂日月录卷八》

[165] 《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十月十九日

[166] 《多闻院日记》天正二十年十月二十三日

[167] 《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十一月七日

[168] 《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十一月十四日；十五日

[169] 《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170] 《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171] 《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十一月三十日

[172] 《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173] 《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十二月三日

[174] 《明末纪事本末》

[175] 《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十二月四日

[176] 《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十二月六日

[177] 《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178] 《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十二月八日、十一日

[179] 《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180] 《明末纪事本末》

[181] 《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十三、十七日

[182] 《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七

[183] 《明史李如松传》《万历野获编》提督军务条

[184] 《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185] 《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186] 《宣祖实录》十二月二十三日

[187] 《宣祖实录》十二月二十二日

[188] 《天使薛藩留行在一日还朝》

[189] 《再造藩邦志》

[190] 《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191] 《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192] 《宣祖实录》二十六年一月一日

[193] 《宣祖实录》二十六年一月一日

[194] 《宣祖实录》二十六年一月八日

[195] 《宣祖实录》二十六年一月八日

[196] 《宣祖实录》二十六年一月六日

[197] 《宣祖实录》二十六年一月十二日

[198] 《宣祖实录》二十六年一月八日

[199] 《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200] 《惩毖录》

[201] 《宣祖实录》二十六年一月八日

[202] 《宣祖实录》二十六年一月八日

[203] 《再造藩邦志》；《宣祖实录》二十六年一月八日

[204] 《明末纪事本末》

[205] 《宣祖实录》二十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206] 《宣祖实录》二十六年一月十四日

[207] 《再造藩邦志》《燃梨室记述》《春坡堂日月录卷之九》《宣祖实录》《百拙斋遗稿》《平壤续志》《芝山集芝山先生文集附录》《宣庙明神宗克捷上奏文》《惩毖录》《乱中杂录》《宣庙中兴志》《关西邑志平壤续一》《明史李如松传》《海东绎史本朝备御考》《两朝平攘录》《皇明实记》《征东实记》《明末纪事本末》《黑田家记》《仙巢稿孝高碑铭》《秀吉谱》《毛利家记》《征伐记》《征韩伟略》《三大征考》《宗氏家记》《和汉三才图会》《松浦家记》《立花旧闻记》《征韩录》

[208] 《宣祖实录》二十六年二月二十日

[209] 《宣祖实录》二十一年二月一日

[210] 《宣祖实录》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六日

[211] 《再造藩邦志》《春坡堂日月录卷之九》《宣祖实录》《迾事撮要上》《象村集卷》《万历野获编》《惩毖录》《乱中杂录》《宣庙中兴志》《明史李如松传》《海东绎史本朝备御考》《两朝平攘录》《皇明实记》《征东实记》《明末纪事本末》《黑田家记》《秀吉谱》《毛利家记》《征伐记》《征韩伟略》《三大征考》《和汉三才图会》《松浦家记》《立花旧闻记》《征韩录》《安西军策》《毛利家记》

帝国最后的荣耀——大明1592·抗日援朝·丁酉再乱

第一章 史笔如刀——“胆怯”的李提督

碧蹄馆之战结束了。

无论这场战役的内情有多复杂，双方损失究竟是多少，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明军在碧蹄馆战败。这个战败的结论，是建立在双方事前的战略目标及最后两军的进退基础上的。明军战前攻占汉城的战略目标最终没有达成，并退回了临津江一线，所以我们判定明军战败。

在朝鲜战场上，明军和日军本质上都是客军，真正的主军是占据主场的朝鲜军。无论明军和日军表现有多强势，他们都无法避免一个先天缺陷，那就是语言不通、地形不熟，战争三要素的天时、地利、人和，从头到尾他们都始终缺乏地利、人和这两点。两者之间的具体差异也有，譬如日军占领时间长，对地形及城池建设都比明军好，明军虽然有朝鲜军队担任向导和翻译，但日军也有朝奸部队，因此在地利上日军占优。人和上，明军占优，因为有朝鲜政府的支持，不过遗憾的是，这只表现在后勤及战役协助上，具体到在每个战场上，并无多少体现。

碧蹄馆一战，由于身为客军，缺乏必要的情报手段和基础，明军和日军都对方的真实态势和实力两眼一抹黑。而相对明军身为进攻方的远道奔袭，日军作为防守方有着足够的时间和手段进行部署，兵力上明军也完全处于劣势，所以战场上明军的三千人对日军三万主力兵团，战败是没太大悬念的结果。

但身为主军的朝鲜军，居然也和明、日两军一样，在自己的国土上，在语言和人缘都占绝对先天优势的情况下，却完全无法给明军提供最基本的必要情报，也完全没给明军提供军事上的支援，甚至在明军和日军经过两个时辰激战，力不能支向后撤退的情况下，不掩护不增援，直接转身就跑，换句话说，如果当时有什么变数，很可能明军大帅和全部部队都会被日军所灭。这种状况，让我简直无法评说，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对日军来说，之前的平壤惨败，使得小西几位军团长必须夸大碧蹄馆之役的成果，以掩盖此前的损失，好让秀吉不对他们进行处罚和追究。而对明军来说，此战则无足轻重，根本不影响任何决策，因此明方无论在记载还是当事人的疏奏上，都没有对此有过多关注，只是将其作为一次普通的遭遇战进行了报告和记录。

但对朝鲜整个国家来说，此一战后明军从战略进攻转为对峙，并开始重启和谈，彻底延缓了朝鲜的复国进程，朝鲜将再多受几年日本人的蹂躏，所以他们把这次战役归结为此后明军战略转变的根源，并认为这是由于李如松被日军打破了胆，所以才一力主张转攻为守，也因此朝鲜人开始浓墨重彩地对这一战大加渲染，直接把李如松定义为此后几年朝鲜继续被日本人践踏的这一结果的罪人。

而以后无数史家对此战的关心，又大多专注于战役的伤亡和胜负上，并为此纠缠不清，以至完全忽略了这一战本身对整个战争的意义。

事实上这一战对明军来说，除非李如松等明军主将大出现规模伤亡，不然这就是完全无足轻重的一次遭遇战，而已。

明、朝、日三方对这次战役最终评估的分歧，实质上表现出了三方在壬辰战争中根本性的立场分歧。

明军的战略目的，是把日军打出朝鲜，但他们始终是远来客军，兵力十分有限，如这次入朝总兵力才四万八千人，除去联军本部驻军和沿途据点的防守兵力后，真正进入一线战斗序列的最多只有四万，因此在可以避免损失的情况下，一定会避免损失。

日军的战略目的，是占领朝鲜为进攻明朝打好基础，但面对强势的明军，他们心里完全没底，且自己和明军一样，也是远道而来兵力有限，兵员补充和后勤全靠海上运输，十分不便，因此也在努力避免损失。所以日军的心态和和明军差不多，两者无论战略还是战术上，都比较客观，甚至可以说谨慎。

这三方中，朝鲜李朝的的心态是最不好的。一方面他们自己没实力抵抗和打退日军，完全依赖入朝明军，一方面又时时不忘记去指责明军作战不力，这种矛盾的态度，究其根本，是他们恨不得明天就光复朝鲜全镜。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又完全不考虑明军的伤亡和损失，且非常顽固地对自己的问题视而不见，把一切问题及错误都完全归结为明方无能。事实上，我认为他们不但当时如此，到今天也依然如此。

我们在写这部书时，不但查阅了当时的三方史料，也查阅了不少当代朝韩学者的论文，可几乎无一例外的是，说到壬辰战争中的明军，不管论文主题是什么，最后都会跑偏，都会讲到明军的军纪是怎么怎么差，怎么怎么祸害朝鲜人民，怎么对朝鲜官员无理等等，乃至刻意放大和歪曲明军的战略战术上的一些举措，譬如碧蹄馆之役的作用和性质。这种明面上不太能说什么，但却可以让你感受他们骨子里是什么意思的那股味道，让我非常不喜。

碧蹄馆之战的胜负，虽然对三方战略没影响，但对李如松和几位明军将领个人在感情和情绪上的影响不小。

李如松在这一场轻佻的战斗中损失了包括李有升在内的近千名弟兄。这一千人不是普通的明军，他们都是追随李家多年的精兵，大多是他们几位辽东大将的家丁，能征惯战，是辽东军精锐中的精锐。这样的损失，不是短时间内可以恢复的。

因此李如松才会伤心欲绝，才会战后整整一夜都对着李有升的女婿痛哭。

万历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疲惫的明军徐徐退出惠荫岭山区，回到出发地坡州。一到坡州，李如松立刻宣布，明军主力将在坡州修整数日，然后回师开城驻屯。

这个决定让朝鲜人大吃一惊。在坡州修整这可以理解，但为什么要返回开城呢？开城以东是临津江，不利于大部队泅渡，把主力放在开城，明摆着是一副不打算进击的姿态。

在李如松进击碧蹄馆的同时，朝军已经完成了集结。金命元、柳成龙等军、政大臣齐聚坡州附近，摩拳擦掌打算配合明军大干一场。后方的朝鲜国王李昖甚至派人去给李如松立好了生祠，一俟汉城光复，就开张营业。

现在明军突然宣布要退守开城，不啻一声晴天霹雳，把朝鲜人的踌躇满志打得烟消云散。

柳成龙、金命元、李德馨等朝鲜大臣得知噩耗，全都急忙赶到了坡州，要当面问李如松个明白。谁知道李如松根本不承认有战败退兵这回事，他对这些大臣的解释是：“我不是退兵，是暂时后退。坡州这地方没粮没草，后头还背靠临津江，不利于防守，再说我军的步兵主力与火炮都还没运来呢。我回开城等他们去。”[1]

柳成龙等人根本不相信这套说辞。什么叫不利于防守，我们是希望李提督您进攻进攻再进攻啊！

朝鲜为了配合李如松的攻势，调集了大批官军、义军和民夫朝着汉城前线汇聚，倘若明军一撤，这些人也得赶紧撤回来。不过这还不是关键，最关键的是眼看就打到汉城了，这个时候明军一撤，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进攻了，朝鲜光复全国更不知道得拖到什么时候去，这才是柳成龙他们急眼的根本原因。

李如松一看朝鲜人像打了鸡血一般，突然咄咄逼人，于是随手甩出一份兵部文告，说汉城的倭寇有二十万，我军只有四万疲惫之师，这仗没法打。然后他又指指自己胸口，说我旧伤复发，打算修养一下。

柳成龙拿手指头点着文告说汉城的倭寇才一万人，怎么可能有二十万，提督你是在瞎说！柳成龙一向说话谨慎，对明将都特别恭敬，今天他居然对李如松说出如此尖锐的话，可见是真急了。

李如松有点不耐烦了，冷笑一声：二十万是你们情报是这么写的，至于一万……我们在碧蹄馆碰到的那几万人都是鬼啊（这句是我加的，柳成龙书上没写，不过我认为小李将军必然说了，但被柳成龙故意无视了）？柳成龙哑火了，朝鲜情报不准是一贯问题，他憋了一会只好梗着脖子说我们从来没这么写过。李如松说肯定有！柳成龙说肯定没有！两人你一句，我一句，车轱辘话说个不停，眼看就要吵起来了。

这时候从营帐里冲进一人，进了帐子跪倒在地，声泪俱下，恳求李如松不要后退。辽东诸将一看，原来是一位老熟人——李薲。

大家应该还记得，李薲这个人的底细十分可疑，有与日军勾结的嫌疑，在平壤城下把祖承训和朝鲜军阴得死去活来。这人又擅长钻营，很会把握时机。现在出来苦苦劝谏李如松，一是会让明军有逆反心理，偏要撤兵，遂了日本人的愿；二是向朝鲜朝廷表了忠心，把自己打扮成不畏强权苦心忠谏的形象，是个大大的忠臣。

祖承训看见仇人，在一旁没露出什么表情，反倒惹恼了他的同僚张世爵。张世爵是辽东军中最坚定的退兵主张者，又是祖承训的好哥们儿，看到这个小子，新仇旧恨加到一起，气便不打一处来。他连句话都说，先冲过去一脚把李薲踹翻在地，嘴里才开始骂骂咧咧起来。

这一下子朝鲜人脸上可挂不住了。明军在朝鲜一贯强势，一个宋应昌手底下的主事，就敢把朝鲜的督粮大臣捆起来打——但一个副总兵当着几位大臣的面去踹一位节度使，这实在有点过分了。

李薲躺在地上一抽一抽的，十分凄惨可怜。一起来的朝鲜大臣们，登时同仇敌忾，群情激昂。李如松见状，当下象征性地骂了张世爵几句，然后直接宣布散会，有关部队进退等事宜，择日再议。

柳成龙有些不太甘愿，不过转念一想，能把李提督逼到不再提退兵的事情，也算是一大胜利，于是几个人七手八脚扶起李薲，离开了明军驻地。

散会以后，李如松回到自己大帐，先后叫进来两个人。

先进来的是负责翻译的朝鲜通事。李如松对他说：“你回去转告柳大人，我真不是存心退兵。只不过是今年正月我流年不利，犯冲，得避一避太岁。你看，我从马上都摔下来好几回啦。等到下个月一到，我立刻就进攻。”还掏出一份详细的进攻计划，让通事带回去给朝鲜大臣们看，让他们放心。

这话倒也没错，李如松自从来朝鲜以后，先后从马上摔下来四回，都快摔成习惯了……

朝鲜通事离开以后，紧接着李如松又召来一个人，杨元。

杨元在碧蹄馆立了大功，自身实力损失也比较小。李如松吩咐他率一部分明军拔营先走。杨元心领神会，连夜开拔。

过了几天，朝鲜大臣们又来纠缠。李如松告诉他们，碧蹄馆一战后，连续一段时间伤病交加，明军的战马损失很大，对于辽东军人来说，战马如同兄弟一般，所以要搞个祭祀活动。柳成龙他们自然满口答应，只要李如松不走，干什么都行。

李如松把手底下一大半部队都带离坡州营地，找了一片开阔地，装模作样地设下祭台，焚香吊唁。忽然李如松抬起头来看看天，派人跟柳成龙说：“哎呀，天有点阴呐，可能要下雨了。坡州这鬼地方地势低洼，又没房子，恐怕会被淹没，住不得。”

柳成龙等闻讯大惊，再赶过去时已经晚了。明军早已收拾好了营帐，朝着开城退去。柳成龙等人一看木已成舟，无可奈何，只得一边通知朝鲜军民也后退，一边去追赶李如松。

二月五日，明军渡过临津江，抵达东坡驿。在这里，李如松留下了査大受、毋承宣两千明军，自己大摇大摆进了开城。他在开城盘桓了半个多月，又留下王必迪等五千步兵，大军撤回了平壤。

在这个时候，杨元已经远远地跑去了大后方。他肩负着李如松的使命，给后方的朝鲜国王以及经略宋应昌解释退兵原因，告诉他们前方具体情形。其实最主要的，是李如松要和宋应昌达成此后步调一致的战略部署，对朝鲜人，他才不在乎呢。

朝鲜国王李昖在二月八日见到了杨元。后者侃侃而谈为何退兵，譬如粮草不继，汉城日军兵力远多于明军等等，把李昖说了个头晕脑涨，因为所有的问题他都解决不掉。但即使这样，李昖还是担心害怕宋应昌被杨元说服，到时候可就真的大势已去。总之，不管怎么都不能让明军退回来。为了防止这种事情发生，李昖在杨元抵达义州的当天，先派了尹根寿去找宋应昌理论。

尹根寿日夜兼程，总算在二月十日先于杨元抵达凤凰城，见到了宋应昌。宋应昌给尹根寿吃了粒定心丸，承诺说平壤是明军的底线，不会再继续后撤了。他还告诉尹根寿，后续援军已经在路上了，带了大量火器，大约在二月底就能全部就位。反攻大计，就在眼前！

得了宋应昌的承诺，朝鲜君臣松了一口气，反过来对李如松更加不满。在他们眼里，李如松的名将形象完全坍塌。碧蹄馆之败，把这位提督的胆量全都打没了，像是一条惶惶不可终日的丧家之犬，整天只想着撤退、撤退和撤退。

于是李如松的平壤大功，也变得可疑起来。朝鲜朝廷里纷纷传言，说李提督攻城全靠南军，抢功全是北军。甚至有人有鼻子有眼地分析，说李如松这个人一贯只会以众凌寡，打一场胜仗便见好就收，毫无进取之心。

就连李如松找朝鲜国王要马，也成了一条罪过。

在平壤之战中，李如松率先冲入城内，坐骑被日军铁炮击中毙命，之后换了匹马继续冲锋，结果却栽进了沟里。战后他向朝鲜方面提出，希望能帮他找一匹好马。朝鲜朝廷当时正陷入狂喜，二话没说，连滚带爬地挑选了一匹黑骏马送去平壤——不过后来的碧蹄馆，李如松又连摔两跤，这样看来，他换上的那匹朝鲜马也很有点不济。

现在李如松形象破灭，这件事也成了一个罪证。有人告诉李昖，说李提督很喜欢那匹马，李昖酸溜溜地回答：“我看这个李如松，人倒是很有气魄，用兵比起古人来可差远了。才打下平壤，就急忙讨要马匹，至于么？李如松自称他的坐骑中弹丸而死，就他那胆小如鼠的德性，我看纯属扯淡。”——他倒忘了当初是谁一力主张给敬爱的李大提督立生祠了。[2]

那么，李如松真的是吓破了胆子，不敢再与日本人交锋么？

在考察李如松撤退的理由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朝鲜人认为该继续进攻的理由。

柳成龙在《惩毖录》里记录，当李如松要从临津江撤退回开城时，他拦在马前，义正辞严地提出了五条不可撤退的理由：

一，朝鲜王室陵寝尚在倭寇手里，必须要夺回；二，沦陷区的人民都等着王师光复，贸然撤退，会让他们失望；三，朝鲜国土一寸都不容舍弃；四，朝鲜军队要依靠明军，明军一撤，朝军恐怕会有哗变离散的危险；五，明军后撤，日军便会追尾进攻，到时候连开城、平壤也未必守得住。

这五条理由看似冠冕堂皇，仔细一琢磨，便会发现都是些混账话，除了洒狗血、唱高调就是推卸责任，没有一条实实在在的理由。

柳成龙是一代名臣，最注重实务，怎么会写出如此空泛的废话来呢？

原因只有一个。

那就是他自己实在是想不出什么正经理由，只好说些政治正确的大空话。因为他心里很清楚，此时此刻的明军，别说根本不具备保持攻势的客观条件，甚至连能否守住坡州和开城都严重成问题。

实际上李如松退兵的原因很简单，一共三条，都和碧蹄馆之战无关，但和朝鲜君臣却密切相关。兵力对比这条我们已懒得说了，现在驻扎汉城的日军，光是和李如松交过手的就有五万多，远胜明军三万多的总兵力。

这三个原因就是明军的战马、明军的粮草、平壤的安全。

柳成龙在《惩毖录》里，前一页刚痛斥了李如松的逃跑主义行径；后一页忽然又说“是时大雨连日，且贼烧道旁诸山，皆几秃无蒿草，重以马疫，数日间倒殒者殆将万匹。”在《宣祖实录》二十六年二月五日条里，数字写的更清楚：“时天兵远来疲弊，又有马疾，战马死者至一万两千余匹。”

这个触目惊心的真相，也在杨元向李昖汇报的记录里得到印证：“军中无一束草，战马倒毙者，日以八九千数。”甚至当退过临津江以后，这种窘迫情境仍未得到缓解。据李恒福去前线巡察完的报告，“大军到临津，不食二日，马死者不知其数云矣。”李如松自己提供的数字，是“军马三万，死者强半。”

此时在朝鲜境内的四万明军里，骑兵编制约为两万五千名，现在因为马瘟和缺乏草料的关系，战马连病带饿，几天时间就减少了一大半，这实际上等若剥夺了辽东军绝大部分战斗力。事实上，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明军战马仍旧持续死亡。

对于明军来说，失去了马匹，就等于失去了机动力和战斗力。尤其是对李如松等辽东军出身的人来说，没了战马差不多就是没了一切。

如果只是战马伤亡，尽量往好的方向想，是大不了骑兵当步兵用，虽然这是不现实的。可实际情况比这更惨——明军士兵的遭遇，比战马好不了多少。看看朝鲜人自己的记载，看看这些在平壤生死搏杀后又持续推进到临津江战线的明军，他们遭遇到了多么惨烈的不利景况——“不食二日”。这个责任，我毫不犹豫地说，完全在朝鲜方面。因为这是他们的国土，是他们的主场，他们有责任有义务也必须为远道而来的明军提供后勤和补给。

遗憾的是，朝鲜在日军登陆后，各地官员快速亡命，上演了一场生死时速版的大逃亡，导致各级行政机构彻底失效。以至现在压根就组织不起有效的行动。说白了，其政府机构就只有名目，基本没有行政能力，目前的国力根本无法给明军提供足够的后勤保障，哪怕仅仅只是四万明军。

之前明军打平壤的时候，后方运补线已是岌岌可危。现在战线往东又推进了数百里，补给状况更是雪上加霜。虽然宋应昌、袁黄等人玩命地从辽东运粮草过去，前后多达十三万石。可因为朝鲜方面无法组织起有效的运输力量，这些战略物资都被滞留在义州、中和、黄州之间，无论如何也跟不上明军主力的步伐。

在这种状况下，明军在李如松的指挥下，依然义无返顾地一路冲杀快速推进，光复了平壤，并把日军打回到了汉城，将战线稳固在临津江一线。

而大后方的柳成龙等人拼了命搜刮，士子、庶民都被征发去运粮，甚至把休静大师的僧兵都解散了，编入到民夫队中，还是不足敷用。若不是义军首领金千镒占领了江华岛，能够走海路解决一部分补给问题，恐怕前线的明军早就被饿死了。

在碧蹄馆结束之后的二月份，平壤的存粮一共只剩下三千多石，喂马用的黄豆只剩一千多石。开城更是一点粮食都没有，全仗后方运输。换句话说，从开城到临津江两岸防线的明军部队，只能靠每天后方运到的粮草来维持，明军至少曾被结结实实地饿了两天肚子。其实别说临津江了，当时朝鲜人的运输能力连平壤都保证不了，因此如果三万多明军真的进入汉城又没能完整地拿下龙山大仓的话，估计会饿死一大半。

曾经有朝鲜大臣为了投诉明军不作为，给李昖的报告里称开城存粮尚有四万多石。李昖拿着报告直接扔了回去：“你编数字也编得靠谱儿点，别说天将，就连我都他妈不信！”

那么，前线明军的处境，究竟惨到了什么程度呢？

请注意，在这里我们没有说“窘迫”，也不说“糟糕”，而是使用了“惨”字。下面，我会尽可能地用客观平和的语调来叙述他们的景况。

吏曹判书李元翼曾经去平壤考察过，还没到平壤，他就在顺安附近看到横七竖八躺着许多送下来的明军伤病号，已经两天没吃过饭，奄奄一息。这些大明士兵为了朝鲜抛头颅洒热血，如今竟沦为饿孚，李元翼心中非常惶恐，说这番场景若让天将看到，岂不是要大大地责怪我们。[3]之前我们说过，李如松知道这个情况后大怒，命人拿着他的旗牌去沿路敲打朝鲜官员，要他们优先保障明军伤员的吃饭问题，不然和他们没完，这才改善了明军伤员的处境。

保障不了明军伤员的吃饭问题，这是在平壤之前的情况，那么平壤又如何呢？李朝工曹正郞徐渻的描述，让我们知道那里更凄惨：我从七星门进入平壤城，但见各处驻屯的明军都饿的极瘦，虽然他们已经修养了十几天，但仍旧无法重上战场。许多人就这么倒下死去。因为缺乏吃食，明军不得不杀掉一部分战马来充饥，剩下的战马也都处于粮秣接济不上的窘境，因为平壤周边草木全被日军焚毁，所以明军不得不出城深入附近深山里去寻找野草喂马，所见极为凄恻。[4]

过了平壤再向前，则是前面提到的李恒福的报告，说李如松“大军到临津，不食二日，马死者不知其数云矣。”

明经略宋应昌给兵部尚书石星的信中则道，连日来大雨不止，道路泥泞粮草不继，日军撤退前大肆烧杀，以至在开城连根马草都找不到，使得明军马匹大量倒毙。明军士兵因为没吃的，只能以死马肉充饥，再加睡在冰雪中而“冷疫俱兴；食死马肉疔毒又发，兵甚疲赢”，同时探知汉城日军不断增兵，但入朝明军目前仅实到三万多，所以李如松连连“请借辽兵，急如救焚。”

此类散碎记载比比皆是，读之令人触目惊心。

在明知人无粮马无草、士兵饿得死去活来、战马病亡过半，明军尤其是主力辽东骑军丧失绝大部分战斗力的状况下，朝鲜人仍旧要求李如松继续向前保持攻势，这我就绝不认为是单纯地缺心眼了。他们的心态，就完完全全地是只要能尽快光复朝鲜，死多少别人家的孩子他们都不心疼。

在我写到这里之前，至少有两次难以为继，迟迟无法下笔，很长时间里都没写出一个字来。因为心绪实在太乱，我不知道怎么写、怎么说，才能表达清楚心里的感受。

看着一页页史料上的文字，我眼前仿佛出现了平壤恶战后的景象——冰天雪地中遍地是明军伤兵，大雪和雨水落在他们冰冷的铠甲上，他们没有吃的，奄奄一息地横卧道旁的泥浆水中，靠意志维持着生命。这些远离家乡的大好男儿铁血汉子们，眼中满是挣扎求生的光亮。这一幕是那么的真实，我好象就身处其中，只要伸出手去就可以触摸到他们瘦骨嶙峋、伤病饥饿的身躯。

可同时我又觉得虚幻无比，心里充满了浓烈的无力感。因为我只能这样看着他们挣扎在伤病和饥饿中，甚至最后死去，而我却无法改变什么，哪怕是一点点——这是历史。

历史无法改变。这一度让我感到那么地无奈和无力。

当最后写完这段时，我开始真切地感受到了一股使命感——写历史，不能改变历史，但可以告诉现在的人们，历史是什么样的，在我们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些什么，有什么是我们不该也不可以忘记的，有些事和有些人是我们必须要记住和尊敬的——譬如这些在历史上留下或没留下名字的汉子们，这些在四百年前远狩国门之外的中国脊梁们。

请永远记住他们。

明军的撤退，除了军马、人员伤病以及后勤补给因素以外，李如松将主力撤回平壤，还有另一个军事上的重要考虑。这个考虑，一半是为自己，一半是为朝鲜人好。

小西行长的第一军团和其他几个军团，现在都龟缩在汉城。可不要忘记了，在咸镜道那边，还有一头叫做加藤清正的饿狼在盘踞着。

加藤清正的第二军团在去年攻克咸镜道以后，后悔药就一把一把地吃。虽然他捉到了朝鲜两个王子，还摸到过大明的领土，可惜这些虚名并不能带给他更多好处。咸镜道是朝鲜最贫瘠最寒冷的领土，时值冬季，距离后方又特别远，遍地都是朝鲜义军，第二军团在这里的日子苦不堪言。所以他一路痛并快乐着，快乐是因为他走得最远，远远地把那个药贩子甩在了后边；痛则是日子不好过，很不好过。

郑文孚、李鹏寿两名义军首领在万历二十年十一月围绕着吉州府连续打了三场胜仗，被称为北关三大捷。虽然在加藤清正的支援下，最终这股义军被击退，但日军付出的代价也相当大。从此加藤打消了控制咸镜全境的念头，把主力都集中在稍微富庶一点的吉州附近。咸镜道现在成了第二军团嘴里一块剔了肉的腔骨，食之硌牙，弃之可惜。

在万历二十年十二月二十日，汉城方面判定咸镜道已经失去了固守的意义，石田三成派人通知加藤清正撤退回汉城。接到命令之后，加藤清正快快乐乐地开始收拾行李，逐渐收缩防线，从吉州沿海岸向南部咸兴方向撤退。

万历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第二军团正式离开吉州，很快加藤清正就不快乐了。因为二军团一出吉州，就开始顶着义军不断追击和漫天的大雪，跌跌撞撞地从端川、新昌、北青一路东遁，使得这条回家之路成了一次无比凄惨的大行军。途中不断有人掉队或者冻死，周围的人根本顾不上施以援手。这与第二军团进入咸镜道时的意气风发，真是天壤之别。

加藤清正与锅岛直茂于二月十七日抵达咸兴，此时第二军团伤亡率大约已超过了四成。

咸兴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地方，它位于咸兴平原东部，城川江下游左岸，与平安道只隔一道山岭。如果加藤清正有兴趣的话，他可以轻而易举地从咸兴以东九十里处的草原馆南下越过山隘，沿山谷小路疾行，进据平安道的德源、阳德，出现在平壤城的北部。

届时，加藤清正可以选择进攻明、朝联军的安州粮草积屯地，掐断明军气若游丝的补给线；或者配合汉城日军对平壤、开城同时施加压力。无论选择哪一个，对于明、朝联军的打击，都是致命的。

无论加藤清正有否考虑过这些，作为当时的中朝最高指挥官，李如松都不能忽略掉这个可能性。战争中这样的事情太常见了，一件事情有99%的可能不发生，但万一出现了那例外的1%，便有可能导致全军覆没。他不能冒这个1%的险。况且这个可能性还不是1%，而是很大，相当大。只要汉城日军和二军团一联络，马上可以对平壤实现前后夹击。无论如何，平壤是不容有失的，因此当他进击汉城时，依然在平壤和开城留下了三分之二强的兵力，过江兵力按最大估算，也只有一万一千人。之所以这样，一当然是粮草不够大军前进，二则是他得时刻防备来自侧后方日军二军团的进袭。

当朝鲜人后来质疑李如松退兵时，李如松也向朝鲜人解释过自己的这个顾虑：“先除咸镜之贼，以绝侵袭之患，然后进取王京。”[5]李如松是绝对不敢把自己的后背交给朝鲜军去守护的。不过他这个并非杞人之忧的考量，遭到了朝鲜人的大肆嘲笑，他们说这位李大提督自从碧蹄馆一败后“事机多误，气势催挫，皆思撤归。”认为这不过是他想撤退的借口而已。

遗憾的是，宋应昌在给袁、刘两位参谋长及与其他官员的书信中透露，明军自平壤之后，就已经决定将兵马分为两部，一部驻扎开城沿江把守，一部守平壤防止加藤清正背后袭击，此事显然不是如朝鲜人说的那样，是李如松在碧蹄馆被吓破胆了。同时他与李如松更是早早认识到，前方日军将大大超过此刻在朝明军的总兵力，因此两人一而再、再而三地一直向国内兵部催发援军，希望先借点辽军来增援，并催促应到未到的五千川军等部队尽快入朝。宋应昌在平壤大战前后，几乎每封给兵部和石星的信里都要反复催兵，确切地说，不是几乎，而是一定。

后来加藤清正终于没动平安道的心思，直接返回了汉城，这让朝鲜人笑得更厉害了：“看吧，李大提督又在杞人忧天”——这些都是事后诸葛亮。事实上，正是因为李如松及时收缩，才让加藤清正感觉无机可乘，才老老实实返回汉城。这是一因一果的关系。

对李如松的及时回军，宋应昌的评价最准确：欲使咸镜之贼，闻先声而不敢来也。”

更讽刺的是，别看朝鲜人嘲笑李如松不遗余力，其实最担心加藤清正袭击平壤的，正是他们自己。

早在二月四日，平安岛左防御使李镒便有飞报入朝，说加藤清正撤到了咸兴，有南下平安道的打算，并警告说凭借朝廷在平安道北侧的防守兵力，根本抵挡不住。

对于这个心腹之患，朝鲜国王李昖害怕得不得了。他们在伊川、谷川附近没有任何驻军，如果加藤清正打算在这里动手，朝鲜军将没有任何防备。

他害怕自己会被偷袭，所以无论宋应昌和大臣们如何催促，这位国王打死也不肯驻回平壤，宁可在义州多呆两天。李昖后来被人催得急了，总算说了实话：“北贼未灭，如在人背，万一逾岭向西，与京城之贼相为犄角，截天兵之后，天兵前后受敌，此危道也，而我乃轻入其中，不可也。”

看看，李昖对加藤清正怕成这副样子，连平壤都不敢进，却还有余力嘲笑李如松的稳重用兵。其实嘲笑李如松胆小还是其次，更关键问题是李朝君臣们很清楚地知道，加藤清正“万一逾岭向西，与京城之贼相为犄角，截天兵之后，天兵前后受敌，此危道也”，这是会要大家命的，所以坚决不肯“轻入其中”。那么，明军轻入其中就可以了么？在碧蹄馆大战之后，李朝君臣依然要求李如松不回防，要他继续前进拿下汉城，这是什么心态？

在许多历史书中，都把碧蹄馆之后的李如松描绘成是一个怯懦、胆小如鼠的将军，说他白白舍弃了大好局面，没有鼓起剩勇追赶穷寇，反而一味退缩避战，以致战事蹉跎。

事实上只要多看看三方史料，再看看朝鲜地图和三军部署，就可以很清楚地发现，在平壤大胜光辉掩盖之下的，是马疫遍地横行和极端缺衣少食，明军和辽东集团军因此几乎丧失了大半机动能力和战斗力，更兼春雨连绵，道路翻浆，前方有至少一倍于己的敌军驻守在坚城内，还有一支强大的敌主力军团在侧后方虎视眈眈，无论天时、地利、人和均不在明军这边。在如此“大好局面”之下，假如李如松按照朝鲜人的心愿强行突进，饥肠辘辘地冲到汉城之下，下场不用说天知道，我用脚指头想也知道——全军覆灭。

现在我们知道，碧蹄馆之役的胜负，无论在战略上还是战术上，抑或是在壬辰战争史上，都不会改变什么，这只是一场胜败完全无足轻重的遭遇战，除非李如松阵亡，否则其胜负不会影响明军之后任何动向。

李如松轻军突进快速进击汉城，当然有争功的因素在内，但究其关键，一是因朝鲜方面提供的日军数量情报完全失实，与汉城日军实际兵力的差异几乎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客观上导致了他没做太多准备就轻率突进。不过，这依然不是他突进的主要原因。李如松突进的最主要的原因，我认为就因明军没吃的了，他迫切地需要拿下汉城来解决明军的吃饭问题，更确切地说是他看上了龙山仓的粮食，这才是他不顾明军伤病交加缺吃少穿也要冒险，试图以少数兵力快速拿下汉城的真正原因。

同时，来自侧翼已抵达咸兴的加藤清正二军团的威胁，及明军粮草严重不足和马匹大量病疫的严峻现实，也使得李如松当时最好的选择，只能是带着当时战斗力最强、机动力最高的亲兵团突进，快速抢夺汉城。李如松无法带着没吃饱饭甚至连路都走不动的庞大军团去抢汉城，一是根本不可能，仅到临津明军就被足足饿了两天，在如此糟糕的后勤状况下，三万多明军根本用不着到汉城，在半路就得饿死一大批；二是即使以大兵团抢下了汉城，只要龙山仓没拿下，大伙也还是得饿死在那里。

同时，我们从碧蹄馆之战的记录中也可以发现，明军的攻城重火力远没有运送到位，而前锋清一色的骑兵，也从侧面说明了李如松能做的，只能是以骑兵快速突袭拿下汉城和龙山仓，他没有能力也没可能进行耗时日久的攻城战。明军既没有那么多的给养，朝鲜也没这个运输能力把那么多火炮快速运上去，更无可能聚集起足够的攻城兵力。

因此以少量兵力带口粮前进，在最短时间内拿下汉城和龙山仓，解决了后继军团的吃饭问题以后，临津江以东的李如柏军团再进驻汉城，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优秀指挥官的正确选择。

遗憾的是，李如松抢夺汉城，尤其是夺取龙山仓的这个希望破灭了。我想，他自己也应该很清楚这是一次冒险，但却又是一场他不得不冒的险。碧蹄馆一战后，李如松知道，前面那个朝鲜人说没几个日军的汉城，驻扎着至少五、六万日军主力兵团，这绝不是目前三万多没吃没喝的明军能拿下的。而明军的辎重补状况给显然又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改善，因此他只能无奈地转入了战略防守，被迫彻底放弃以武力攻占汉城的计划。

不过，李如松对龙山仓的欲望并没有因此减少哪怕一丁点，反而因此更加炽热起来。犹如一个失恋的少年，他原本迫切想得到龙山仓的那股渴望，变成了求之不得后的怨念。不久之后这股怨念终于爆发出来，遂了李如松我得不到你也别想要的心愿，还意外地解救了一位此后将在朝鲜战场上大放光彩的朝鲜名将。

有意思的是，宋应昌在给明使沈思贤的信中，也直接问到了汉城的龙山粮仓可烧否，和李如松打起了一样的念头，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当然，这也是当时形势下解除汉城日军威胁的最好战术——让他们和明军一样，断粮。

我想，不管李如松自己在当时、此后做何想和有什么表现，他都肯定没想到以后的史家们会对碧蹄馆这次遭遇战如此关注，并把此战的结果给拔到了这样一个高度，把这战的结果和他本人的态度，以及明军此后的战略变更给联系到了一起，并最后给他扣上了一顶怯弱的帽子，认为此战摧破了李大提督的心志，让他萌生了退意。

这就是李如松以及当时的明军参战将领们，包括当时的明朝文官们都没对碧蹄馆之役留下太多笔墨，也不怎么在意的原因。

并不是所有的进攻都是勇敢的；同样，并不是所有的退却都是怯懦的。

但又为什么在史料中，我们看不到在退兵问题上李如松对朝鲜人不着重提粮草问题，不公开说这一系列困难呢？

事实上这当然不可能的。无论是杨元还是李如松，抑或宋应昌都在不断地向朝鲜人提这一问题。这关系到明军数万将士的性命，焉能不提。然而，朝鲜方面力主明军和日军决战的中坚分子们，因为异口同声地把李如松退回开城一线的原因，归结为是他在碧蹄馆被日本人打怕了，所以在他们的记载里，大多绝口不提这个原因。也只有这样，才能把脏水泼到李如松身上去。

譬如柳成龙和李如松在退兵前发生的争吵中，李如松就绝无可能不谈这个要命的问题，他又不是傻子。可在柳成龙笔记里，却完全看不到一点痕迹，这显然不符合常识。出现这种情况，除了之前所说的问题外，另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柳成龙本人正是朝鲜方面负责运输和提供粮草的，他也不傻，当然也不会说自己工作没做好，主动露自己的短板。于是在他笔下的李如松，就只能是一付全然理亏而又怯懦的模样。这无疑是他对李如松退兵异常不满的怨念在作怪，因此极力把李如松描绘成了这个样子，好显得他正义凛然。

不过即使这样，在其它那么多私人笔记甚至朝鲜正史中，还是留下了我们前面挖出来的那些零碎资料，能让我们替李如松一洗蒙了几百年的冤。事实终究是事实，是怎么样都掩盖不住的。

比如《宣祖实录》曾经记录下一段朝鲜君臣对话，很具代表性：

上曰：“賊情則然矣，天將之欲和者，何意耶？”元翼曰：“碧蹄一敗之後，畏縮如是。”上曰：“自古，兵家勝敗，不可常也。豈以一跌而如是也？”

………………

上曰：“天朝糧餉，不用故耶？”元翼曰：“天朝糧餉亦用，亦留兵粍食者，幾一萬六七千，往來之數不在此中。所以難繼也。”上曰：“予意提督雖進，似無可爲。其軍不滿三萬，雖進何能爲也？”元翼曰：“天將亦言其如此，謂曰：‘兵少而能有濟耶？不量而請戰，眞是癡朝鮮也。’”

可见朝鲜人自己对于补给问题的短板心知肚明，只不过他们还是坚决认为李如松是“畏缩”，这其中心态，可堪捉摸。

二则是无论是对李如松以及宋应昌来说，没粮草最多就是在临津江一线呆着，等粮草补给上来，战马补充完了再开战就是。宋应昌和李如松又不是朝鲜君臣，他们是明军的大帅和经略，完全不介意朝鲜晚几年解放，他们两人最介意的是明军的伤亡。不过这话，他们是绝对不会对朝鲜人说的。

所以粮草问题提过就可以了，反正大家心里明白，用不着多说。至于其它的，恐怕李如松根本不在乎，随便找个理由搪塞过去就成。我觉得他当时的心态，很可能是老子给你个理由就不错了，哪怕不给理由都没什么，你们能怎么样。因此张世爵当着他面殴打李薲，除了明军将士们因为缺吃少吃病困交加而普遍满腹怨愤之外，很可能也是李如松暗示的。以他那骄横的性格，在国内就敢殴打同僚文官，何况是朝鲜官吏。柳成龙自己工作没做好，居然还敢和他当面叫板，那么让手下给对方点教训这事，他完全干得出来。反正打了也是白打，还可以不再和朝鲜人扯皮，打得好。

至于他在退兵时对朝鲜人耍的一系列手腕，如果真的有这些情节，那么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原因和当初祖承训兵败回撤时一样，生怕朝鲜人给他捣乱。譬如万一朝鲜人不知进退甚至故意使坏，乘他及明军还在坡州时，直接向汉城开战，那么明军势必只能和出动的日军决一死战，这类情况是李如松绝不愿意愿意看见的。不过李如松也很清楚，只要他大军开到平壤，没了明军撑腰，这几位朝鲜官员就绝不敢去招惹日本人。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再一个可能，就是这些是朝鲜人的屈笔。因为只要故意不提他退兵的理由，不用说其他的，单单李如松转身就走的这个行为，就足以让人觉得他是因为胆子小逃跑了。这个可能性，在我们看来是最大的。因为事实上，朝鲜人这个“辨诬”策略非常成功，几百年来九成九的人都说李如松在碧蹄馆之后退兵，是因为被日本人打破了胆，他们和柳成龙们一样，几乎一致忽视了明军因粮草不足而陷入的惨烈现状，更别说还有侧后一支敌主力军团的窥视和正面几乎一倍于明军的日军了。

可怜的李大提督，从宁夏战场下来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风尘仆仆赶到异国他乡的朝鲜，一路前进冲到平壤城下，神机妙算身先士卒，仅仅两天半就拿下了平壤坚城。孤军远征悬兵海外，以伤亡三千的代价，杀死杀伤敌军一万多，强攻敌人大军防守的都城一战而下，这在军事史上都可以大书特书一笔了。

碧蹄馆一战，他依然身先士卒，冲锋在前撤退在后，以三千骑兵对日本战国名将统帅的三、四万精锐，与五倍于己的敌军直接交战，部队在野战中坚持了数个时辰不溃，最后以伤亡千余的代价杀伤三千以上日军，重创对手后全身而退。以这两战的表现，称李如松和他所部为亚洲第一强军都一点不过分。

两次战斗，明军总计伤亡四千灭敌万五，在这个数字中，明军死亡不过两千，日军死亡则超过了一万，上限能到一万二、三，如果以死亡数来算战损比的话，高达到一比五至一比六。不夸张地说，这两次战斗明军杀伤的日军数目，在日本国内足以让一个百万石的大名灭国。

如此优秀的一位军事统帅，被一群文人的屈笔抹黑成这样，并足足蒙冤了几百年，真叫人哭笑不得。

最后顺便说说咸镜道威胁的解除。

把加藤清正这股威胁解决掉的人，不是朝鲜任何一支部队和将领，依然是明军，准确地说是明军的总参谋长袁黄。

袁黄已经把朝鲜局势研究透了。他仔细地分析了整个战略态势与加藤清正的性格后，准确地判断出第二军团在咸镜道的尴尬地位：加藤清正现在又想占个便宜，又想早日脱离苦海，首鼠两端，左右摇摆，自己都无法作出决断。

袁黄不介意帮加藤清正下一个决心。

他请示过宋应昌之后，派了麾下一位策士冯仲缨，面授机宜，带了十几个人直奔咸镜道。

已经被吓破了胆的朝鲜人根本不相信这十来个人能阻挡第二军团的兵锋，屡屡提出质疑，对此冯仲缨解释道：“用兵诡道。平壤城刚刚被攻克，倭寇完全不清楚我军虚实。咸镜道那些人现在胆战心惊，怕大明怕得要命，十几个人足以唬住他们了。”

结果日军的反应不出袁黄所料。当听说明军派来使者谈判时，加藤清正以下的日军将领个个笑逐颜开，忙不迭地在安边扫洒馆舍，准备热情接待。

冯仲缨是个有胆量的人，他在二月二十五日到了安边以后，把其他人留在外围，自己单骑赴会，独闯倭营。加藤清正等人没想到他一个人来，不由得感叹说公万骑之中单骑入来，可谓唐突。冯仲缨没跟加藤清正废话，劈头就把他训斥了一顿，加藤清正居然不敢回嘴，唯唯诺诺。

在接下来的会谈中，冯仲缨告诉加藤清正两个很重要的信息：

第一个信息是明军在北境的动向：明军已经从平壤抽调了一部分南兵炮手，又从第二批入朝明军中分出万人，协助李镒防御平安道。李如松提督也已提兵返回平壤。

第二个信息，小西行长一直在跟大明暗通款曲要求封贡。

这两个信息对加藤清正的刺激相当大。第一条信息，让他彻底绝了偷袭平壤的念头；第二条信息，让他更迫切地早日返回汉城，免得被药贩子抢功。

袁黄虽然对日本国情不甚了了，可对这种二士争功的套路，可见得太多了，稍微一撩拨，便能起到离间之效。

冯仲缨分析完局势，加藤清正赶紧把自己的团花战袍脱下来，给冯仲缨披上，跟他歃血为盟，发誓早日返回王京，好重启谈判。临到告别，他还把两位被俘的朝鲜王子叫出来，跟冯仲缨见了一面，报个平安以示诚意。

冯仲缨一看加藤清正从善如流，便多加勉励了几句，大摇大摆离开了安边。朝鲜人问他谈的怎么样，冯仲缨一摆手：“搞定。你们这边不用屯兵提防了。”

朝鲜人不太敢相信，结果过了几天派人去一侦查，果然如其所说，倭寇全走光了！

安边会谈的效果立竿见影。大明使者促使加藤清正下定了决心，不再考虑出什么奇兵，会谈结束后就开始收拾行李，坚定不移地继续撤退。四天之后，也就是二月二十九日，历尽艰辛的加藤军团终于返回汉城。至此，临津江一侧再无日本军事力量存在。

袁黄轻轻的一记推手，便把这一支日本最犀利的军团驱赶回了汉城，为接下来的东进与和谈铺平了道路。

可惜袁黄并没有等到这一天，就被罢职了。

说来有些可笑，导致袁黄罢职的，不是因为他在朝鲜的所作所为，而是一件陈年旧事。

之前袁黄曾经在吏部担任主事，他与另外两名官员被人弹劾渎职，朝廷派了赵南星进行调查。赵南星是后来东林党的大将，和首辅王锡爵是政敌，结果在王锡爵的干预下，赵南星反被罚俸降职，吏部的其他两个人也被夺职——这时候袁黄已经被石星调去兵部，去往朝鲜的路上，暂时逃过了一劫。

想不到三月份的时候，这事又被礼部精膳司署员外郎事陈泰来提了出来，把赵南星、袁黄等人大大地称赞了一番，痛斥王锡爵。这事被王锡爵解读为私自结党，万历大怒，把陈泰来、赵南星、袁黄一古脑都禠职了事。

正好李如松对袁黄也多有不满，先后上了几道书骂这个老和尚不是好人。这新仇旧账联合到一起，袁黄只得黯然走人。

这位一代才子和奇人，真是躺着也中枪……

总参谋长袁黄在朝鲜的功绩不显，历来被人提及较少。可实际上明军的进攻计划，都是袁黄呕心沥血制订出来的，不然李如松在朝鲜断不可能像是在自家后花园闲逛般轻松。

抗战的胜利，有李如松的一半，也有袁黄的一半，可惜袁黄没有看到这一天的到来。

袁黄被弹劾之后，索性挂职回家，潜心修行，后来写成了《了凡四训》与《功过格》，在民间影响极大，几与著名思想家李贽齐名。比起其他几位同僚的下场，他这也算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了。

第二章 战争与和平

李如松回到了平壤，任凭朝鲜人如何恳求，就是不动如山，牢牢地守住临津江一线。龟缩在汉城的日本人却先坐不住了。

碧蹄馆一战虽然日军伤亡比明军惨重，却不妨碍他们将其夸称为一场大胜。眼下明军主力后撤，汉城的宇喜多秀家与几位奉行决定抓住这个机会，开展反击，给远在日本的太阁大人一个交代，提升一下士气。

汉城此时聚集了日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六、第八一共五个军团，总兵力六万余人。这五个军团里面，小西行长的第一和加藤清正的二军团处于半残废状态，小早川隆景的第六军团也伤亡不小。不过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黑田长政的三军团与宇喜多秀家的八军团阵容齐整，完全可以一战。

可究竟打哪里呢？

明军主力此时驻扎平壤，在开城留下了三千辽东军和两千南兵炮手。临津江以东，只有查大受的小股明军侦察队与坡州的朝鲜义军。按照常理，日军应该挥师西进，占领坡州，再渡江攻打东坡驿——就算打不下开城，也要抢占临津江天险，占据战略主动。

可明军将官和士兵在平壤，尤其是碧蹄馆前表现出来的强悍战斗力和过人军事素质，给日本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汉城的三个几乎半残的兵团里，有一个半是被李如松打残的，除非万不得已，宇喜多秀家实在不想再和这位爷发生正面冲突了。

要知道坡州是明军在临津江东的唯一据点，万一日军一碰坡州，开城那机动能力极强的三千骑兵和两千擅长火器及肉搏的南兵顶上支援，然后平壤的明军主力倾巢而来，那么势必在开城和坡州之间有一场恶战。而且这一来攻守易势，刚在平壤和碧蹄馆损失了几近整一个大军团兵力的日军，绝不想在这个时候再和明军在野外死磕一场。

既然明军这头猛虎碰不得，日本人只能把目光放在一些软柿子上。接下去及再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发生的一系列事实证明，这个时候的日军已经彻底丧失了和明军再战的勇气，几乎是惊弓之鸟。

当时在汉城的周边地区，活跃着许多朝鲜义军，他们战斗意志却比朝鲜官军强烈得多。这些义军专门袭击小股鬼子，等日军大部队赶到，他们立刻化整为零，散到山里去。朝鲜山多，日军被他们东敲一榔头，西砸一棒子，搞得不胜其扰。

可是这些义军的人数太少，多则两、三百，少才七、八十，就算全歼了，也不是什么大胜。宇喜多秀家需要的，是一场又好打，又可以称之为大捷的胜利。

他思前想后，终于选中了一个绝佳的目标：幸州。

幸州位于汉江下游，距离汉城二十八里。在这里，汉江忽然折向西北方向，与临津江交汇，再奔流入海。这里的地理位置相当重要，它的北方是碧蹄馆山区与昌陵川，距离汉城也相当近。

如果这座城市掌握在明、朝联军手中，便可以在陆地上威胁日军西进的路线，而且还可以让水军沿汉江一路逆流而上，直接进逼汉城——对于汉城日军来说，碧蹄馆是咽喉气管，幸州是支气管。哪一条断了，都喘不过来气。

此时在幸州的朝鲜守军，只有两千多人，据说都是些未经过正规训练的义军。看起来只消日军轻轻一推，这座山城便会轰然倒塌。

为了扎扎实实地取胜，同时也为了防备明军可能的突袭，宇喜多秀家亲自披挂上阵，率领大军浩浩荡荡朝着幸州城杀去。

比起两眼一抹黑经常胡乱给明军提供假情报的主场朝鲜队来，身为客队的日军情报，异常准确。幸州城此时的守军准确数字是两千三百人，可是他们忘了调查一下朝方指挥官的名字——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朝鲜军将领都是废物，知道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无伤大局——可是，惟独这个指挥官日军不应该被忽略。

这个人叫做权慄。

权慄是朝鲜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唯二的名将，他与李舜臣一陆一海，并称为壬辰双壁。

和苦孩子出身的李舜臣不同的是，权慄是光州当地名族，是前朝领议政权辙的儿子，高干子弟。他这一辈子没作过官，也没遭过罪，交游来往的都是高官贵人，还有一个在朝中做官的好女婿叫李恒福（知道为什么这人写的书里权慄能厉害成那样了吧）。如果没有战争的话，权慄大概会就这么悠哉游哉地在光州过完一生。

壬辰战争爆发之后，柳成龙为了抵挡日军的闪电攻势，把权慄举荐为光州牧使，希望利用权氏一族的威望征集部队，协防汉城。这是权慄第一次踏入军界，这一年他已经五十五岁。

柳如龙这个人，慧眼识才的水平绝对是一流的。在壬辰战争中，他一共推荐了两个人，一个李舜臣，一个权慄，结果都成为了朝鲜的中流砥柱。

与锋锐如一把钢刀的李舜臣不同，权慄的特点是守。这位老人如同一面厚重的墙壁，渊渟岳峙，不动如山。早在壬辰年七月八日，权慄在梨峙地区以寡敌众，硬生生把小早川隆景挡在了全罗道之外，从此崭露头角，被朝廷委以全罗道观察使兼巡察使重任。

此后权慄一直围着汉城打转，先后与宇喜多秀家多次交手，还抢占了汉城东部的水原秃城。第八军团倾尽全力，把权慄围在秃城围了一个多月，最终也没攻进去，悻悻退回汉城——是役朝方宣称歼灭敌军三千多人，这是虚报的数字，但权慄擅守的能力，却是确凿无疑。

而他此时正在守卫的幸州山城，也不是一个善地。

幸州山城位于德阳山顶，海拔有一百二十五米，是一个双重结构的城堡。它的内城三面临汉水，利用德阳山脉的险峻山峰围成天然城防。内城西北有一条呈十几度夹角的缓斜面山谷，山谷之上筑起高墙，构成外城大模样——这里是外界进入幸州山城唯一的一条陆路。

一座易守难攻的山城，一位守城名将。当这两样东西叠加到一起时，攻方的命运便已经注定了。

权慄知道这里势必有一场大战，他除了加固城墙、囤积火器与弓箭之外，还在城墙外竖起了两道木栅栏，栅栏前后挖出壕沟。在山城附近，还有他的副手宣居怡的一千八百人，在衿川的光教山结阵，互为犄角。

需要一提的是，战争进行到这个阶段，朝鲜人已经逐渐脱离了原来的作战模式。日军的铁炮与明军的火炮让朝军大开眼界。有心的朝鲜将领们，也开始有意识地搜罗各式火器，甚至尝试着自己制造。

这一次权慄来幸州城，就带了许多犀利火器。其中最宝贵的，是三百辆明军火车。这种火车与日后的火车不同，每一辆车上装着一个大长方形匣子，前端有四十个射击孔。每个孔里都装着铳炮，从后点火，一齐射击，声威十分惊人。

另外权慄还配备了数辆水车石炮。这是一种长臂投石机，可以投掷几十公斤重的石块，它的主要动力来自于水车绞盘。幸州山城紧靠汉水，水动力要多少有多少，与这种武器配合实在是相得益彰。

这一切都准备妥当以后，权慄严阵以待，撒出斥候去等待日军的到来。在二月十一日，前往汉城方向侦查的权慄所部突然遭到了日军大部队的突袭，伤亡八十余人，只有少部分及时逃回幸州。权慄知道，日本人终于来了。

二月十二日，日军主力浩浩荡荡地抵达幸州城下。这一次的日军阵容相当强大，所涉番号包括第一、第三、第六、第七、第八等五个军团。

朝鲜方面宣称日军这一次动员的总兵力有三万，不过朝鲜义军的战绩一向夸大其词，不太可信，很可能是时人根据军团番号推算出的结果。实际上，宇喜多秀家带来的军队里，只有他自己的第八军团全员出动，其他几个军团只是各自派出了一部，因此参与攻击的总兵力约为一万五到两万人。

这个数字比较合乎情理。当时汉城总兵力约为五万三千人，时刻面临明军东进的压力。幸州山城再重要，宇喜多秀家也不会弃汉城于不顾，出动一大半兵力来攻击偏城。

宇喜多秀家把攻城部队分成七阵：第一阵是小西行长；第二阵是石田三成、大谷吉继、增田长盛、加藤光泰、前野长康五位奉行；第三阵是黑田长政；第四阵是宇喜多秀家的本队；第五阵是吉川广家；第六阵是毛利元康等人；第七阵是小早川隆景，但他负责外围警戒，不参与攻城战。

小西行长与石田三成同属秀吉麾下的文治派，一个刚遭受了平壤落城的耻辱，一个在朝鲜寸功未立，都急于取得一场胜利证明自己。秀家索性把他们哥俩排在第一、二阵，送他们一份功劳。排出这个阵势，说明宇喜多秀家并没把幸州山城放在眼里。

二月十二日拂晓六时许，天还没亮，第一阵的小西行长率先发动了攻击，他的部队分成两翼，沿山谷两侧打起红白两色军旗，气势汹汹地朝幸州外城扑去，试图一举突破城防。从山城方向看下去，会发现漫山遍野遍布日军。一方面，这说明日军兵力雄厚；另外一方面，则证明幸州山城正面空间不大，日军只能攒集成一团……

日军距离山城还有五里远的时候，全军都有些惶恐不安，毕竟之前从来没面对过如此规模的敌人。这时候，权慄下了一道命令：吃饭。

权慄是一个好指挥官，他知道守城最重要的是士气，主帅必须要保持无比的镇定，才能给予士兵们信心。果然，当士兵们看到权慄仍旧镇定自若，还不忘关照大家吃早点，也都纷纷安静下来，边吃饭边作着最后的准备工作。

一直到日军接近城下木栅栏三十多步的距离，权慄才缓缓站起身来，下了第二道命令：开炮！

朝鲜军的火炮、火铳、弓箭、投石器等犀利武器同时开始居高临下地怒吼，万箭齐发，火焰涨天。各式各样的杀人利器挟着风雷，狠狠地砸向日军阵势。

日军仰攻本来就相当困难，而且战场狭窄，大家只能挤成一团。此时朝鲜军突然开腔发言，精心配置的火器弓弩从不同方向轰击，让日军躲都没地方躲，一时间攻击方被砸得人仰马翻，惨呼连天。日军士兵往往先被火器轰得半熟，再被弓箭洞穿，最后被飞石砸成一瘫肉酱……

在混乱之中，日军也有凶悍之辈试图顶着硬往前冲，杀开一条血路。可他们冲到栅栏前，就没法再往前冲了。还没等他们劈开木栏，另外一边的长矛手已经一个一个地捅翻在地。

小西行长很快便抵挡不住，一脸羞惭地退了下去。他的嫡系在平壤伤亡极大，如果在这里再断送一批，第一军团血脉便枯竭了，他可舍不得。

宇喜多秀家没料到敌人这么难缠，也没为难小西，令旗一挥，五奉行的直属部队嗷嗷地又冲了上去。

五奉行的直属部队从来没参与过任何大规模战事，只在碧蹄馆围观过李如松，没什么实战经验。主帅石田三成不是以军略见长，他能想到最好的战术，是命令足轻拼命冲锋，铁炮部队在阵后掩护射击，攻击栅栏后的朝鲜人。

日军的铁炮在朝鲜战场所向披靡，可这一次却失效了。因为铁炮的射程本来就有限，向上仰攻的角度更是进一步缩短了射程。为了有效攻击到朝鲜士兵，铁炮手必须尽量贴近阵前，这样一来便进入了朝鲜军火铳与投石器的攻击范围——更惨的是，铁炮必须要集中使用才有效果，铁炮手们被迫在山城前的狭窄区域站成一团，朝鲜人的石头与火箭一砸一个准。

权慄一直在第一线指挥战斗，他为了防敌人的冷枪，弄了一个铜盔。敌人铁炮声起，他就把铜盔扣到脑袋上；敌人铁炮声歇，他就摘下盔头，给士兵们盛水喝。朝鲜守军受到主帅鼓舞，一直保持着高昂的斗志。

短短一个多小时，第二阵也在权慄的猛烈打击下败下阵来，伤亡程度尤在小西行长之上。

第三阵的黑田长政一向用兵稳重，他早就看出来这幸州山城易守难攻，不是靠简单的硬攻能够拿下。前两阵已经把敌人实力摸得差不多了，黑田长政不愿多付出牺牲，草草进攻了一下，便撤了下来。

宇喜多秀家有些恼怒，质问黑田长政为啥出工不出力。黑田长政回答说是敌人守的太稳，硬攻只是白白死人，不如另辟蹊径。

宇喜多秀家脸色有点不好看。秀家这一年才二十多岁，正是好面子的年纪，他带了数万人马，攻一个两千人的小城，居然还要“另辟蹊径”？

但很快他不得不接受了黑田长政的建议。

原来在第三阵退下来不久，忠清水使丁杰带了二船弓矢火药，顺着汉江漂过来，在日军鼻子底下大摇大摆地对山城进行补给。日军对汉江没有控制权，只能干瞪眼看着幸州山城欢声雷动，把一捆一捆的武器抱回城里。

宇喜多秀家终于意识到，幸州山城是困不死的，朝鲜人可以源源不断地从汉江进行补给。他不得不放下身段，向黑田长政请教。黑田长政对秀家面授机宜，说你只须如此这般，必可成功。

中午吃过饭以后，秀家的本队开始了第四次进攻。朝鲜人发现，日军的战术变了：他们不再密集一窝蜂地哄哄乱冲，而是每人都抱着一捆干草，分散着靠近。每当凑近木栅栏的时候，士兵就会把干草扔过来，然后急速后退。

等到干草在木栅栏前积累了一定数量，日军在远处开始用火箭与铁炮点燃。在一瞬间，木栅栏便有十余处被干草火焰引燃，飘起熊熊黑烟，遮蔽了守军的视线。

日军骤然暴起，秀家本队针对整条防线发起了极其凶猛的进攻。

朝鲜军没料到日本人来这么一招，一下子陷入慌乱之中。眼看防线即将被突破，权慄拔刀上前，大声呼喊，一边让守军坚守岗位，一边吩咐预备队从城中取水灭火。他身边的军官全都扑向木栅栏前线，拼命稳定阵线。

在权慄等人浴血奋战之下，木栅栏的火势被控制住了，日军的强悍攻势也被化解。权慄未及喘息，他忽然听到西北方向传来枪声与呼叫声。西北面是一个子城，负责防守这一段防线的是一个叫处英的僧人和数百僧兵。

权慄朝那边看去，发现浓烟滚滚，僧兵正在一路溃败下来，日军的小旗已经突破了两道栅栏。

原来这才是黑田长政的真正诡计。他建议秀家先以大军焚烧木栅栏，等到朝鲜人首尾不能相顾之时，以奇兵猛攻最为薄弱的西北方。果然一击得中。

幸州山城的防线几乎是一条直线。只要一点被突破，即告崩溃。权慄见状，情知城下已不可守，只得叹息一声，挥舞旗帜，命令所有人退出木栅栏，弃守外城，收缩到山顶的内城。

宇喜多秀家大喜过望，急忙命令日军全线出击。日军第四阵、第五阵、第六阵轮番上阵，一浪高过一浪地猛攻内城。

朝鲜军寸步不让，他们虽然失去了外城，但防守区域变小，更利于打击敌人；而且守军身后就是汉江，逃无可逃，反而激起了死守的勇气。权慄提着佩剑四处奔走，不时下达指令，哪里战斗最激烈，他就去哪里督战。在他的指挥之下，水车轮转，火铳怒射，在德阳山顶方寸之间迸发出了无比坚韧的战斗力。山城防线烽烟四起，四面飘摇，可始终屹立不倒。

据说到了危机时刻，所有的女人都亲自上阵，她们把裙子剪短，把剪下来的布兜着石头运给守城将士。后来这种短裙流传下来，成为幸州当地的特色之一。

惨烈的攻防战一直持续到晚上七点，无论日军还是朝鲜军都伤亡惨重，疲惫不堪。战局正朝着向朝鲜军不利的一面变化，权慄手里已没有任何预备队可用，而日军尚有小早川隆景的第七阵没有参战。

权慄已经濒临绝望，以为自己将会以殉城作为最后的结局。可就在这个时候，奇迹出现了。

宇喜多秀家忽然下令撤退。数万日军把同伴的尸体收拾起来，付之一炬，然后徐徐退下德阳山，朝汉城匆忙撤去。这一场被朝鲜人称为“壬辰三大捷”之一的幸州山城大捷，终于落下了帷幕。朝鲜军汇报的战绩是阵斩敌人一百十一人，左耳两枚，兵刃盔甲七百二十七件。

死里逃生的权慄又喜又惊。喜的是幸州山城居然守住了，惊的是他不知道日军为何在马上可以攻陷城池时突然后退。

权慄不知道，就在他顽强地抵抗秀家的猛攻时，周边局势发生了一点小小的变化……

汉城遭到了明军的突然袭击！

不是说李如松已经决意退兵了么？为什么还会有明军进攻汉城呢？

准确地说，这次参与袭击的明军，是辽东军查大受所部；更准确一点说，查大受袭击的不是汉城，而是汉城附近的龙山仓。

原来幸州城之战爆发前，李如松驻屯在开城，琢磨着该怎么保持平壤和临津江防线。李如松是个对战场有敏锐嗅觉的指挥官，他知道明军这一回防，汉城那五、六万日军即便眼前没动静，迟早还是得来添乱。因此他必须把战线保持在临津江一线，才能保证平壤的安全。所以就得想办法让日军无法对临津江防线有大的动作。基于这样的战略考虑，李如松想出了一个拖住日军手脚的办法。

我们之前说过，平壤战役后明军之所以快速推进，以至发生了碧蹄馆之役，很大一个原因是明军缺粮，李如松想尽快拿下汉城，获取龙山仓的大批粮草以弥补明军的后勤不足。

明军在平壤战役及渡过临津江后，抓了许多日军和朝奸俘虏，从他们的口供里，李如松一直都知道汉城日军有相当部分粮草积聚在离汉城五里的龙山仓内。于是李如松再次找来了傻大胆查大受，吩咐他在江东找机会突进，如此这般，好让小鬼子近期内的一切行动都歇菜。

查大受是辽东军中最能打的将领之一，当初带着几百人就敢去摸汉城的城墙，胆大如斗。得了李如松的授意后，他二话不说，带着自己麾下几百骑兵跨过临津江，在汉城附近昼伏夜出，四处寻找机会——李如松的军事意识很超前，这就是现代战争中的特种作战。

宇喜多秀家率军进攻幸州山城的事，当然没有瞒过查大受的耳目。他知道无论是日本还是朝鲜的注意力，很快都会被吸引到那边去，届时就是绝佳的机会。查大受计议既定，便带着人马悄悄贴近龙山仓，隐藏在附近，目送着日军开往德阳山的队伍离去。

把守龙山仓的守军是第一军团的副将、对马岛岛主宗义智。第一军团主力被小西行长带去了幸州前线，宗义智的部属因为伤亡过高，一直没恢复元气，便留下来看守粮仓。宗义智认为这是个轻松的活儿。此时明军在开城裹足不前，朝鲜军又被围在幸州，他想象不出还有谁敢靠近汉城来占便宜。

他没料到查大受就是这么个楞头青和傻大胆。

差不多就在幸州开战的同时，大明抗日援朝辽东集团军特种兵大队长查大受同志，率部摸到了龙山仓。接下来的故事，跟三国官渡之战里的偷袭乌巢差不多：宗义智吃酒吃得大醉，结果被查大受轻军突入龙山，四处放火，把仓中粮草烧了一个磬净，然后全身而退。查大受所部全是摩托化部队——骑兵，不是九州的短腿日本兵能追得上的。

宇喜多秀家接到龙山被袭的消息，吃惊非小。他不认为明军会孤军深入，袭击龙山仓恐怕是敌人大反攻的一个前兆，搞不好明军四万主力已经再渡临津江，朝着兵力空虚的汉城杀过去了。

一想到这个可能性，他的头皮便开始发麻。不行，不能再跟这个破山城纠缠了！汉城和幸州孰轻孰重，秀家还分得清楚。他当即下令全军停止进攻，返回汉城准备应付明军进攻。

等回到汉城提心吊胆地过了好几天，四处的侦察队都回来汇报后，秀家才发现，根本没有什么明军。他气得要死，差点要杀掉宗义智。最后还是小西行长死命劝说，才算勉强给保了下来。

既然没有明军，那再接着回头去打幸州吧。秀家这样想着，派人去作侦查，结果发现权慄已经把山城放了一把火烧干净，然后悄悄撤退了——他已经幸运地获得了一场惨胜，没有必要再死撑下去了。

无论如何，这个战略要点总算没落到朝鲜人手里。心中略觉宽慰的秀家放弃了派兵驻守的念头，可很快心头又被另外一份报告的阴云遮住。

五位奉行向他报告，龙山仓的粮草被查大受付之一炬，这相当于汉城全部存量的三分之一强。此时汉城数个军团云集，每日消耗量极大。龙山仓的丧失，对日军的固守影响不算太大，但别想再有什么大规模的反攻——这完全符合李如松的预期。（《明末纪事本末》里说查大受是三月焚烧龙山仓，时间上不确）

幸州之战的胜利，在战略上并无太大意义，但它给朝鲜人注入了一剂强心剂。权慄善守的威名，不胫而走。不光朝鲜人一片交口称赞，据说连明军也佩服不已。

大概情况是这样的：整天在临津江转悠的查大受在焚烧龙山仓之后，听到权慄以两千人死扛了日军两万一整天，十分佩服，特意派了一员偏将去查勘战场情形。又过了几天，他亲自跑到权慄营地去询问详情。听权慄说完以后，查大受感叹说：“没想到即使在大明之外，也有真正的将领存在啊。”

李如松听到幸州胜利的消息时，正在回平壤的路上。他听到以后，心里有点后悔，觉得若那时候明军反攻，未尝不能取得大胜。他指着李如柏、张世爵几个人说：都是因为你们闹着要回军，这才耽误了大事。

不过这两段故事都出自朝鲜人的记载，未必可信。因为朝鲜人只要一涉及到李如松回军问题，就会变得特别歇斯底里。而且几乎所有的朝鲜方面记载中，幸州战役日军的退兵，和明军没任何关系，甚至连龙山仓突袭战就不太提及，我不知道这是无意呢，还是故意不提。总之，权慄的幸州大战，在朝鲜方面看来不但和明军没任何关系，而且还证明了李如松的胆怯。

幸州之战与龙山仓之战结束以后，中朝联军与日军开始以临津江为线，进入对峙阶段。明军没粮食往东打，日军也没力气朝西来，双方都没能力再发起大规模攻势。有趣的是，两军的实际控制领域，与后世的三八线几乎完全吻合。

两军停止了战斗，碧蹄馆附近变成了军事缓冲区。

三月里的一天——我们没太仔细去查阅有关资料，所以无法确定那天是不是艳阳天。

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天有个老头悠哉游哉地骑着驴，出现在了去汉城的通衢大道上。

沈惟敬，好久不见！

第三章 三寸不烂

沈惟敬总算又恢复自由了。

自从他在辽东被李如松拿下以后，一直惶惶不可终日，每天都在生与死的边界上挣扎。沈惟敬知道，自己之所以还活着，仅仅只是因为尚有剩余价值可资利用。只要自己被证明没有价值，便会被大明毫不留情地抛弃，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出手保他。

所以平壤之战的胜利，对他来说绝对是个坏消息，既然明军可以在正面战场击败日军，那么根本无须与日军交涉；既然无须与日军交涉，那么沈惟敬便毫无用处；既然沈惟敬毫无用处，那么……

好在这种事情并没发生，碧蹄馆之战结束以后，明军与日军进入了对峙阶段。身陷囚笼的沈惟敬欣喜地发现，和谈的曙光和他生命的希望，正在慢慢降临。

大明在对外战争中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从不和谈。无论是被瓦剌捉了皇帝，还是被女真人打进北京，大明从来不会卑躬屈膝地乞求议和，而是一根筋死扛到底。

但壬辰战争有点不同。

这不是一场发生在大明疆域内的战争，而是一次援助藩属小国的军事行动。输了，丢的是朝鲜人的国土；赢了，巩固的也是朝鲜人的统治。对于这种性质的战争，大明没必要太较真，如果能通过和平手段让敌人退出朝鲜半岛，当然比大动干戈来得更划算——大明战士的鲜血，不应该无谓地为他国而流。

碧蹄馆之战之后，李如松的辽东军和宋应昌的南军龃龉频生，矛盾不断。宋应昌与袁黄等人指责北军抢功，滥杀无辜，甚至一本参到了朝廷。李如松反过来指责宋应昌连朝鲜境内都不进入，却反过来指派人过来索要首级，骗取功劳。

在平壤之战中，不知哪个倒霉的日本和尚被砍掉了脑袋，误当成了景澈玄苏。为了抢这个大人物的脑袋，李如松和宋应昌没少打官司，一直到确认玄苏还活着，两个人才悻悻罢手。

在平壤的骆尚志等人也不断暗中跟宋应昌等人联络，时不时地对朝鲜人说说李提督的怪话，鼓噪说要么退兵，要么进攻，总留在平壤城不是个事儿。

而处于第一线的辽东集团军，此刻战马大批量病死，吃饭是有了上顿没下顿，大炮弹药又不齐全，战斗力大幅度下降。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局势之下，尤其是大胜后还被连连参本，遭遇到了来自国内的巨大压力，这使得兵悬海外的李如松开始心灰意冷，不想打了。在幕僚郑文彬、赵如梅的劝说下，他开始称病请代，让朝廷换人来——老子不玩了。

宋应昌这个时候也很头疼。虽然平壤大捷被他敲锣打鼓地送到北京，赢得了不少掌声，可战争实在太花银子了。为了支援朝鲜战场，他已经快把中国北方的储备折腾光了。再持续下去，就不得不动员沿海备倭的物资。朝廷里的反战派又开始抬头，已经有言官上书议论，质问为了一个外国有没有必要花这么多银子，填这么多人命。

兵部尚书石星面对这种压力，询问宋应昌该如何处置。宋应昌认为，倭寇必须要防，但不妨先和谈一下，谈下来自然最好；如果谈不下来，也能拖一拖时间。现在驻朝明军的生活太苦了，补给根本运不上去，等到兵饷、粮草、援军都运抵平壤，再打不迟。

此时明军的五千水师，已经到了黄海道；刘綎、陈磷的第二批新锐明军，也已经在路上。这些部队的换防与部署都需要时间。

宋应昌认为可以谈，李如松又不想打，于是一贯不对付的南、北两军，第一次站到了一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

可一个巴掌拍不响，和谈这种事，怎么也得要两厢情愿才行。大明是有尊严的，宋应昌、李如松再不想打，也绝不会率先开口提出和议，这种事就和谈恋爱一样，先开口的一方以后肯定低一头，所以最好是日本人先提出来，我们再顺水推舟半推半就地答应。

日本人怎么想的呢？他们从善如流，很快便主动请求议和。

因为驻朝日军这会儿也快撑不下去了。

这时候日军的主力军团，都集中在汉城附近，一共六万多人，士气低迷不说，补给也很成问题，缺衣少食，境况比明军强不了多少。自从龙山仓被焚之后，日军处境更是窘迫。整个汉城到处是尸体，臭气熏天，瘟疫横行，日本人甚至都没心思打扫一下。

这种低迷状况，连带着导致整个日本军队都陷入悲观的情绪里。当时日本一位东国大名最上义光正在肥前名护屋参阵，他目睹了许多撤回日本的伤残士兵以及逃兵，心中无限苦涩地在书信里写道：“日人早就对汉城灰心丧气，只要能活着回家，喝上一口来自故乡的水，即使作和尚也心甘情愿。”

连一介大名都如此悲观，遑论其他下级武士与普通士兵。在退守汉城之后，日军的逃亡率高得惊人，哗变时间屡有发生，驻朝日军往对马岛跑，对马岛的往九州跑，九州的日军往本州跑，形成了蔚为壮观的逃亡洪流。如果实在跑不了的，就干脆向明军与朝鲜军投降。

几乎每一位大名麾下，都有不同程度的流亡。为了截获这些逃兵，日军在日本各地都设置了“人留番所”，专门追捕逃亡日军士兵。

整个日本，唯一还兴高采烈坚持开战的，大概只有太阁一个人了。

平壤的得而复失，让秀吉着实生了一阵子气。但他不认为这是战略上的失误，而是一个战术上的小挫折，只要自己亲自上阵，便能够轻易打败明军。

为此，秀吉制订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由他亲自披挂上阵渡海作战，带着德川家康，蒲生氏乡，浅野长政，前田利家几位大佬和心腹，率军二十万再临朝鲜，如雷霆一般把明、朝联军统统消灭。

这个命令一下，日本国内一片哗然。

秀吉根本没搞明白，日本在朝鲜的问题不是兵力不足，而是补给不够。现在十万人都没吃没喝，再派二十万日军来朝鲜，那给朝鲜战争这头满载的骆驼加上的就不是最后一根稻草，而是一吨钢材。

增兵的消息传到汉城，所有的将领——无论是持重派的石田三成还是主战派的小早川隆景、加藤清正——众口一词地反对，认为这时候增兵只会加速日军的崩溃。

可是秀吉的脾气大家都知道，属驴的，越是反对他便越是要闹腾。必须得想一个办法，既能捋顺他的毛，又可以把这事儿压下去。

最后还是黑田长政家学渊源，给宇喜多秀家出了一个主意，让他代表日军在朝将领写了一封奏捷书。奏捷书里把碧蹄馆之战大吹大擂了一番，表示明军业已胆寒，不敢进取半步。我军已经占据了优势，只不过天寒地冻，难以维持，不如后退到釜山，与敌人和谈，等秋天朝鲜有了粮食，再打不迟。

这番话说得相当巧妙，把日军的困难藏在一条又一条捷报，既顾全了秀吉的面子，又委婉地表达出了实际情况。长政知道，如果直接告诉太阁我们先提出和谈，是绝对行不通的，所以他大玩春秋笔法，暗示太阁大人不是我们要去跟敌人讲和，而是敌人撑不住了，来找我们乞和。

反正秀吉不在朝鲜，到底是谁先开口和谈的，他根本不知道。

果然如长政所料，秀吉看了这封书信，虚荣心得到了大大地满足，加上国内一群大佬也死命相劝，秀吉不为己甚，遂决定和谈，在名护屋安心地等着大明乞降的使者前来——长政的这一记春秋笔法，直接促成了中日议和，但也导致秀吉对局势的评估产生了小小的偏差，在后来深深地影响到了战争的走势。

既然秀吉允许和谈了，那么就别耽误了，赶紧谈吧。

宇喜多秀家选择了小西行长当谈判代表。他以前在秀吉家一直就是负责外交工作，也有与明朝交涉的经验，是最适合的人选。

可小西行长在之前的平壤之战中堕了名头，秀家唯恐他会被明方的人看轻，很贴心地给他配备了一位副手，希望他们能精诚合作，携手为太阁大计努力。

这位副手，是加藤清正……

真不知道秀家怎么想的，把这两冤家给捆一起了。

谈判人选定了，接下来，就是如何让对方知道我们有和谈意向的问题了。

恰好在这时候，汉城来了一位朝鲜使者。这位使者叫做李尽忠，是著名义军首领金千镒的手下，金千镒转正成官军以后，他也变成了朝廷的人。

李尽忠此行汉城的目的，是受了朝鲜国王李昖的委托，为了确认两位王子的安危。日本人知道这是谈判的重要筹码，因此答应了他的请求。李尽忠在汉城见到了被俘的二位王子和一位陪同大臣黄廷彧，两边见了都是一阵痛哭。哭完以后，李尽忠问他们有没有什么书信需要转交李昖的。

黄廷彧这时从怀里掏出两封信。

一封信是他在日本人授意下写的，里面用词遣句什么的完全是站在日本立场上，什么“太阁大人”、什么“尔朝鲜国王”云云，一副朝奸嘴脸。在这封信里，小西行长流露出了和谈之意，只是语气十分嚣张。

还有一封信，是黄廷彧自己偷偷写的，刻意使用的是谚文，就是我们之前说的那种给汉字注音的符号，也就是现在的朝鲜文，里面讲的都是汉城军情大事、兵力部署什么的。

李尽忠揣着这两封书信离开汉城，交给了金千镒。金千镒立刻往上级转发，结果不知中途出了什么岔子，只有那一封假书信送到了柳成龙手里，真信却不知所踪。柳成龙拿起假信一读之下，又气又惊，气的是这个黄廷彧居然主动投靠日本人作朝奸，惊的是日本人居然打算和谈了。他不敢怠慢，赶紧转发给了查大受，请他递交给李如松。

李如松看到这封书信后，没有什么反应，继续按兵不动。在李如松看来，日本人已经绷不住先开口了，这时候如果太快给出反应，显得咱们沉不住气，再钓钓他们胃口。

说个题外话，后来柳成龙把这封假信给朝廷大臣们读了一遍，惹得群臣大怒，都痛斥这个黄廷彧卖国求荣。这位不幸的陪臣莫名其妙地背上了一口大黑锅，在抗战胜利后还被狠狠地批斗了一顿。

小西行长在汉城等了半天，发现明军那边没动静，有点着急。他派人在龙山附近与朝鲜水师接上头，第二次送去了日军的求和意愿。

这次李如松肯搭理了。他把这个情况反应给宋应昌，宋应昌一听，喜不自胜，这正是瞌睡来了给枕头呀，大笔一挥：谈！

和派谁去谈呢？

李如松与宋应昌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沈惟敬。这个无赖毕竟是唯一与倭寇交接过的人物，还算是有价值。虽然与日本和谈是不得以之举，可无论谁去和谈，回国都少不得要被泼上一身污水，那还不如就让这个家伙继续背黑锅的好。

沈惟敬本人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这个任务。他已经领悟了，自己的命运是与日本人紧密相连，没有日本人的存在，就是自己殒命之时。

于是，基于这样或那样的压力，明、日双方一拍即合，开始着手议和。

对这个结果唯一不高兴的，是朝鲜人。

按说朝鲜是这个半岛真正的主人，就算和谈，他们也该参与。可无论是日本还是大明，都有意无意地把朝鲜忽略掉了。朝鲜人非常惊慌，唯恐在谈判中被大明当作牺牲的筹码去跟日本换取利益。

朝鲜人先去问李如松，李如松一推二五六，说我就是个臭当兵的，和谈这事你得跟宋应昌说去。朝鲜人又派了个崔兴源当使者，去问宋应昌，宋应昌先挑剔李朝给朝廷写的奏章诸多毛病，然后又指责他们运粮不利，等把崔兴源的威风杀得差不多了，才走下堂来软声宽慰，告诉他们和谈只是权宜之举，等明军援军到了再开战不迟。

崔兴源还想坚持，宋应昌拍拍他的肩膀，问你知道这次和谈的代表是谁么？是沈惟敬游击。崔兴源一听这名字，立刻展颜微笑，高高兴兴告辞了。

崔兴源的这种反应，不是因为朝鲜人信任沈惟敬，而是他们太不信任沈惟敬。崔兴源在当晚给朝廷写了封报告，是这么说的：“宋侍郎有和谈之意，李提督也似乎很赞同。不过他们居然派了沈惟敬去和谈。日本人当初就是被沈惟敬出卖的，派他去，这谈判肯定谈不下来，肯定还要打。

国王听完以后，大为放心，便指示说暂时先不跟明军抗议，静观其变。

万历二十一年三月四日，沈惟敬抵达平壤，正式开始了议和之旅。

两个多月的囚禁生活非但没有消磨掉沈惟敬的嘴皮子，反而让他的嘴巴变得更大了。他一见到李德馨，张嘴就说：“我当初是打算把敌人诱出平壤城，再根据形势进攻。可惜李如松不肯听我的，结果你看，敌人主力逃遁，明军伤亡惨重。我很心疼啊。若是李如松这次听我的，汉城几天就能收复。”

李德馨听他说的实在太不靠谱，忍不住插嘴道：“倭寇太狡猾了，哪里是靠嘴就能收复的？”沈惟敬回答：“胸中自有千变万化之术，兵家之事，岂可一概而论。”

朝鲜人对沈惟敬不屑一顾，平壤明军却高兴的不得了。若搁在平时，沈惟敬这么口无遮拦地批评李如松，早被一刀跺了脑袋。可这一次，沈惟敬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热烈欢迎。按照朝鲜人酸溜溜的描述，他人还没到平壤，平壤城的明军已经是人人面带喜色，连李如松都喜不自胜，乐到嘴都合不拢。

原因无他，只因为沈惟敬是和谈使者，他的出现意味着明军在朝鲜的苦日子要到头了。朝鲜人也从明军的反应中悲观地推断出：李如松是真不想打仗了。

沈惟敬在平壤没有多加停留，稍事休整，便带着胡泽、沈思贤两个随从大摇大摆前往汉城。

胡泽、沈思贤两个人都是余姚人，跟嘉兴人沈惟敬同属浙江老乡，都是宋应昌从浙江带出来的幕僚，精通刑名钱粮。宋应昌让他们跟着沈惟敬，一是监视这个老无赖，二是在谈判时如果涉及到割地赔款什么的，能帮他算清楚。

沈惟敬的谈判小组走到临津江边，派人跟巡河的日军通报。日方小头目不知深浅，傻愣愣地问了一句：“你谁呀？”沈惟敬冷冷一笑，说大爷是来给你们太阁佬封官儿的！唬得小头目屁滚尿流，赶紧告诉加藤清正。

什么样的将，带什么样的兵。加藤清正一听报告，赶到临津江边，张嘴又来了一句：“你谁呀？”

沈惟敬吹起牛来，从来不用打草稿，架子一端张嘴就吹：“爷是大明三名将之一的沈惟敬。”加藤清正也是个混不吝的脾气，一看来者不善，立刻学着成吉思汗的调调儿，回了一道文：“你要战，便作战。你要和，便来和。”

沈惟敬见文大怒，立刻跳着脚大骂，骂完了一挥手：“走，不谈了。”加藤见势不妙，赶紧服软，赔笑道：“兄弟我不认识字，都是别人代笔的，难免词不达意，您可别误会了”沈惟敬这才消了气，两个活宝约定三月八日国际妇女节在龙山仓正式开始会谈。

到了三八节，沈惟敬抵达龙山，见到了老朋友小西行长，两个人装模作样地互相寒暄了几句，感慨了一番人生际遇世事无常，直到大老粗加藤不耐烦了，这才正式落座。

中日双方的第二次谈判，就此开始。

第四章 唇枪舌剑

沈惟敬首先把宋应昌的正式公文递给行长，提出了中方的条件：“汝能涤志湔非，尽还朝鲜故土，并还两王嗣以及陪臣等，归报关白上章谢罪，本部即当奏题，封尔关白为日本国王。”

意思是要日本退出朝鲜，放回王子，再上一份谢罪奏表，明朝这边会原谅发动战争的罪过，封秀吉为日本国王，准许通过宁波港通贡。

“日本国王”这事，日方其实不是特别热心。大明按照自己的理解，觉得册封秀吉为日本国王是天大的恩典，他们不了解日本特有的政治体系，不知道在日本还有一个名义的最高统治者天皇。日本历代政权通过摄政、院政、幕府等形式来实行统治，包括秀吉在内，从来没人动过取彼而代之的念头，宁愿把这个傀儡一直供奉起来——这与中国“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传统大不一样——如果秀吉接受了日本国王这个头衔，与天皇之间的关系就会变得很尴尬。

这个“日本国王”其实也并非没有先例：朱元璋就曾经封过日本的怀良亲王为“日本国王”；室町幕府的开创者足利义满还受过明成祖“日本国王”的封号。按照日本人的理解，这个“日本国王”相当于是一个荣衔，就好像明代官职里的太师、太傅、太保一样，不代表任何实际意义。

但另外一个条件通贡，却拥有着无限诱惑，蕴藏着无限商机。

所谓“通贡”，不是如字面意义是带着贡品上京城，而是一种贸易渠道。以前幕府与明朝进行贸易的时候，名义上是幕府将军进贡明朝皇帝礼品，实际上是幕府商人们携带着大宗商品在宁波、杭州等地销售。这是一种绕开大明海禁政策的变通贸易手法，很受欢迎。

这种贸易船必须要有大明颁发的堪合文件作为经商许可证，所以叫做堪合贸易，或者叫进贡贸易。

这条路线随着倭寇之乱，已经彻底断绝。如果现在能够重新开通中日贸易线的话，相信那些日本豪商一定会欣喜若狂。

沈惟敬看日方两位代表没什么表示，心想枣儿给完了，我再给你打一巴掌吧，清了清嗓子，厉声道：“现在天朝已经出动了大军四十万，一路去鸟岭截住你们的退路，一路到汉江截住你们的粮道。宋经略与李提督又带了三十万人，马上就到。你们赶紧把人交出来，滚回去，封贡之事可成。要不然就大祸临头。”

小西行长见识过沈惟敬的说话不靠谱儿，对于他的威胁没放在心上，嘴里寸步不让，坚持说要在汉城一直呆到封贡结束，再行撤兵。

沈惟敬一听，这不成，脑袋摇的好似个拨浪鼓。他告诉小西行长，封贡是件大事，不是派一两个使者就能解决的，为了两国体面，最起码得先把两位王子放回来才有的谈。

这时候加藤在旁边大喝：“人是我抓的，我说不放就不放！”

当初两位朝鲜王子是在咸镜道被加藤抓住的，至今还关在第二军团的营盘里。加藤清正坚决不肯放人，谁也无可奈何。

眼见气氛要变，小西行长拽着沈惟敬的袖子偷偷说：“我们当初就没有跟大明为敌的念头，只要允许我们通贡，马上就退兵。”他又指了指加藤：“我跟这家伙一向不对付。这次来朝鲜，我带了七万多人，什么功劳都没捞到；他才带了两万人，抓了区区两个王子就这么趾高气扬的，我早烦透了，根本就不想打，能早一天回日本就早一天回。只要您稍微松松口，我这里再疏通一下，这事不就成了吗？”

沈惟敬不知道，尽管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一贯不合作，但在谈判这件大事上，两个人怎么可能耍什么脾气。他们之所以来这么一出，无非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企图对沈惟敬施压。

这计策果然奏效。沈惟敬自以为看穿了日方分歧，胸有成竹，接下来的谈判相对顺利了许多。经过几天的磋商，最终沈惟敬与小西行长、加藤清正达成了一个初步协议——用现在的话说，叫做谅解备忘录。

备忘录的内容一共有三条：

第一，日方承诺四月十九日从汉城退兵，大明也承诺把部队分批次撤回辽东。

第二，大明派出正式谈判使节，前往日本就封贡事宜与秀吉进行直接会谈。

第三，日本会谈结束后，两位王子放还回朝。

这个备忘录总体来说还算公平，沈惟敬虽然没要回两位王子，但得到了日军从汉城撤退的承诺，算是不辱使命。日本人本来也在汉城撑不了几天，这次顺水推舟交还出去，也吃不到什么亏。至于大明使节到了日本跟秀吉谈，那就是秀吉老爷的事了。

会谈结束以后，汉城诸将都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宇喜多秀家带着石田三成、增田长盛、大谷吉继、小早川隆景几位大佬亲自赶到龙山，拜会沈游击，还慷慨地把龙山仓里的两万石大米当礼物送出去，说是为了表示诚意，犒劳一下大明军队。主宾双方一团和气，皆大欢喜。

三月十六日一大早，沈惟敬把沈思贤留下押运粮草，自己与胡泽坐着一条板屋船，威风凛凛地返回明营。他对沿途把守的朝鲜将领说，谈妥了，日本人四月份就退兵，你们别把江截住。朝鲜人都大吃一惊，不是说沈游击一出手，这事一定会黄么？怎么还谈妥了？他们不敢隐瞒，连忙转告给柳成龙。

三月二十四日晚上，沈惟敬到了义州，在嘉山附近的小村子里休息。朝鲜国王李昖急巴巴地去见他。沈惟敬睡眼惺忪，穿着睡衣就来了。李昖顾不上计较这些，亲自试图说服沈惟敬不要和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沈惟敬听他费了半天嘴皮子，就一句话：我就是一个干活儿的，你去跟石尚书宋经略他们说去。”

朝鲜人真去找宋应昌去了，一见面便哭哭啼啼，说我国百姓都是中华赤子，倭寇杀我们如杀中朝的子女。你说当爹妈的，哪有不替自己儿女报仇的嘛？

宋应昌一看，如果不把话说透，这些实心眼的朝鲜君臣们估计非哭死不可，只得苦口婆心地告诉他们：我们根本没打算和谈，只是为了争取时间。当然啦，如果他们真有心投降，我们就在汉城留几个日本大将当人质，让我们的人去日本接受降表。

为了表示会谈的真实，宋应昌还透露给他们一些细节：比如小西与加藤之间的不和。明军对于这种情势，准备了两套方案，如果小西行长退兵，那么明军会继续围观，不予追击；如果加藤清正抗命顽抗，就往死里打。

还有一些话，宋应昌不方便公开说，便通过几位幕僚巧妙地转述给朝鲜大臣们：大明的目的始终只有一个，那就是把日本人骗出城去再进行剿灭。现在之所以跟他们谈，完全是因为刘綎的兵还没到。等到刘总兵在二十八日渡过鸭绿江，我们便会动手。”

就这么反复唠叨，宋应昌总算是把朝鲜人的不满给安抚住了。

可他万万没料到，他这边安抚住了李昖，那边李如松和柳成龙又明火执仗地顶上了。

原来沈惟敬离开龙山以后，根本没进平壤城，溜着边儿直奔义州而去。这是对李提督极大的不尊重，惹得辽东将领们怒骂不止。李如松知道，这八成是宋应昌搞得鬼，不愿意跟他分享和议的功劳。

你会藏，难道我不会抢么！

恰好宋应昌这时候下了一道命令，要求在议和期间，不得擅自与日本人交锋。李如松当即委派了一个叫周弘谟的人，带着这份公文，举着李如松的旗牌前往汉城。

旗牌也叫王命旗牌，是皇帝赐给总督、巡抚或钦差大臣等的标志，表示这位官员身受王命，可以代表皇帝行使权力。任何人见到旗牌，便等同于见到官员本人。

周弘谟扛着旗牌去汉城，只要稍微跟日本人搭上一句话，一份“协助议和”的大功劳便稳稳地算到李如松头上了。

周弘谟一路东进，很快抵达了前线坡州。这时候柳成龙与金命元在权慄营中议事，周弘谟大摇大摆过来，把旗牌往地上一戳，拿出宋应昌的公文，让他们参拜。

柳成龙一看周弘谟是去倭营议和，气登时不打一处来；他再一看公文，发现是要求不得擅杀日军士兵，更生气了。他很严肃地告诉周弘谟，这是你们带给日本人看的，我们可不拜。那份公文我们也不接受。

周弘谟也很生气。这旗牌和公文代表着李提督与宋经略的权威，你们胆敢不拜，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

两边谁也不肯让步，陷入了僵局。最后柳成龙和金命元一怒之下，拂袖离去。

周弘谟受了委屈，回头给李如松打了个小报告。李如松勃然大怒：这旗牌代表的是皇命，日本人这么顽劣见了都得拜，你们居然敢不拜？你们等着！

李提督旁边的李德馨吓坏了，赶紧让柳、金二人回来道歉。柳、金二人敢惹周弘谟，却不敢触怒李如松，只得巴巴地赶过去解释。他们到了门口，李如松在屋里装没看见，两个人只得忍气吞声等在外头，正赶上下雨，连衣服都被打湿了也不敢离开。

过了一个多时辰，李如松这才让他们进门说话。一进屋，柳成龙赶紧解释：我们不是不想拜旗牌，而是因为牌文里说不让打日本人，我们想不通啊。李如松哈哈大笑：这是宋应昌干的，可不是我授意。不过你们若是不拜，官司打上去，我也要被责备。你们还是给本官道个歉吧。

柳、金二人道了歉，又写了道正式公文说明情况，这事才算抹平。

可没想到，没过几天，又出事了。

有一天，柳成龙外出巡视，走到天寿亭的时候，忽然迎面看到查大受的家丁李庆驰马而过。两边打了个招呼，然后各赶各的路。

柳成龙到了招贤里，有三个明军骑手忽然从背后赶过来，喝问柳成龙是哪个。柳成龙报出自己的身份，以为能镇住他们，想不到这三个骑手冷笑一声，喝道：“抓的就是你！”一拥而上把柳成龙围住，拿铁锁长鞭抽他的马，逼着他跟他们走。

柳成龙莫名其妙，又不敢挣扎，只得跟着他们往开城方向去。等到过了青郊驿，快到土城隅的时候，从土城里忽然走出一骑，跟那三个人说了几句话。那三个人回头跟柳成龙说：“行了，您可以走了。”

柳成龙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一直到次日次日李德馨给他写了封信解释，他才知道原委。

原来李如松从自己家丁那里听说，朝鲜人不打算讲和，还试图破坏和议，现在所有临津江的船只都不能往倭寇营地里去，否则要被拦下来。李如松勃然大怒，和议是现在的头等大事，这些朝鲜人公然抗命，真是无法无天。他下令把柳成龙这个老匹夫拿过来，重重打四十大板。

于是他的三名骑手当即启程，去锁拿柳成龙。正在这时，查大受的家丁李庆过来送信，李如松顺嘴问了他一句临津江里有没有船？李庆说有啊，畅通无阻。李如松这才知道是误会了，赶紧派人再去把那三个骑手追回来。幸亏李庆回来的早，不然柳成龙就要白白挨上一顿板子。

经过这两次事件，朝鲜将领对李如松的印象更坏了，那个克复平壤的伟人已经变成了一个自私、怯懦以及残暴无比的形象。

所以后来李如松派了戚金、钱世祯去给朝鲜人解释，说日本人要送还王子，退出汉城，等一退出去再追着打。柳成龙却坚持说日本人不可信！潜台词是你李如松也不可信。结果双方带着情绪大吵了一架，不欢而散。

朝鲜人的委屈是可以理解的，这毕竟是发生在他们自己国土上的战争。现在国都未复，王子未回，还有半壁江山沦陷敌手，可却要议和了——更何况，议和就议和吧，朝鲜人自己居然没资格参与，只能眼睁睁看着中、日使节往返道中，往往要拼命打听才能稍微了解到一点端倪。

这确实是一件不公平的事，但谁让大明是朝鲜的父母之邦呢。在那个父命如天的时代，老爹说什么，作儿子的只能听从，不能还嘴。朝鲜方面既没有发言权，也打不过日本人，更不敢公然与明军撕破脸皮，那么便只能忍受这种不公平待遇，任由“封贡议和”在眼皮子底下有生有色地开展起来。

三月二十五日，宋应昌见到了从汉城返回的沈惟敬。在听取了沈惟敬的汇报之后，宋应昌赞扬了他几句，然后说这次和议你全权负责。沈惟敬受宠若惊，大为欣喜，知道自己的脑袋暂时是保住了。

宋应昌说接下来你去日本把降表拿回来，就算是大功一件，给了他两百两白银，七竿旗号，用来晓谕各处不得擅自行动。

沈惟敬接了东西，忽然想到一件麻烦事。

日本方面要求去日本谈判的，是大明朝廷派出的钦差。可无论是李如松还是宋应昌，都没有权力再分派钦差。可如果把文书发北京，再等北京派钦差过来，不知是哪年的事情了。

宋应昌微微一笑，说这不用你担心，我都安排好了，说完他叫进来五个人。

其中两个人是沈思贤、胡泽，都是老熟人了。

还有三个人，一个叫吴宗道，是浙江绍兴人，是个武举子，在朝鲜呆过很长时间，了解当地的情况；一个叫谢用梓，是浙江余姚人，是骆尚志的幕僚；最后一个是徐一贯，也是浙江人，前一年还跟着黄应阳、夏时来调查过战场。

宋应昌指着谢用梓和徐一贯两个人，说老谢你是参将，老徐你是游击，反正日本人不懂，你们俩现在就是朝廷钦差，代表咱们大明去日本谈判。沈游击以及吴、胡、沈四个人会在釜山配合你们。

谢、徐二人的反应很激烈，俩人直接吓哭了……

明朝人的视野没有后世那么开阔，在大多数大明子民眼里，中原以外的朝鲜已经算是蛮荒之地，更不要说比朝鲜还遥远的日本了。尤其是倭乱之后，日本更是被描绘成是恶魔之巢，里面全是吃人不吐骨头的鬼怪。

现在宋经略居然让他们不带一个大兵就去日本谈判，这不是往死路上送吗？

谢、徐二人连哭带喊，扒着门框不肯离开，宋应昌压根不搭理他们，任由他们耍赖。谢、徐二人没办法，只能哭哭啼啼上路了。

三月二十六日一大早，沈惟敬等四人跟着那两个哭得眼睛跟寿桃似的大明使臣离开义州，踏上前往日本的漫长旅途。

朝鲜人成心想破坏议和，他们看到谢、徐两位使臣这么没出息，又开始动起小聪明来。在一次陪他们吃饭的时候，朝鲜人偷偷吓唬这两位爷：“听说日本人特别凶残。你看以前去日本出使的大臣，几乎没有活着回来的。秀吉穷凶极恶，杀了他的君主。怎么可能会善待你们。肯定为了报平壤之战的大仇要干掉你们。你们还是赶紧跟宋经略说清楚，别被沈惟敬骗了。”

谢、徐二人一听，顿时唉声叹气，相拥而泣：“这一次去，是九死一生啊。咱哥俩今年都三十七了，两位娘亲也都是同年生人。如果这一趟咱俩死了，她们得多伤心呐。”

这边厢哭得凄凉，那边厢却吃得高兴。沈惟敬早见惯了日本人的手段，一拍胸脯，神气十足地说：“等我到了釜山，日本人胆敢拘禁我，我就自缢而死。届时大明百万大军会为我报仇的。”

看看，这就是大骗子与普通人心理素质的差距。

这份胆气，让朝鲜人很佩服。朝鲜国王听到这次宴会上的故事，感叹说沈惟敬是个坏东西，胆量倒是不低。几入敌营不见惧色，也属难得了。

沈惟敬酒足饭饱之后，连拖又拽，带着谢、徐二人直奔着龙潭虎穴而去。

朝鲜人一见吓唬不住他们，只得又去找宋应昌询问。这次他们学乖了，不再提和议的事，而是委婉地问说第二批援军什么时候到。因为宋应昌说过，和议是为了拖延时间，拖到第二批援军入朝就会继续进攻。

宋应昌说了一句话，朝鲜使者脸差点没吓绿了：“援军？有啊，暹罗兵就快来了。”

怎……怎么暹罗人又来了！

第五章 追击

暹罗和朝鲜相距万里，本来是八杆子打不着的两个国家。按说朝鲜人也不该对暹罗人有什么看法。可自从壬辰年以来，暹罗就是成了朝鲜人心头一块挥之不去的阴影。

在壬辰年初的时候，万历皇帝就曾经提过让暹罗出兵援助，这让朝鲜人着实惊慌了一阵，派使者委婉回绝了；后来到了壬辰年末，兵部尚书石星撺掇着朝鲜使节与暹罗使节同桌吃饭，希望促成两国合兵，此事后来又被搅黄了。

算上宋应昌这一次，暹罗已经是第三次进入朝鲜的视野之内。

只是朝鲜人没想到的是，这回暹罗人真来了……

严格来说，来的不是暹罗人，而是刘綎。

刘綎是江西南昌府洪都人，本姓龚，他爹是嘉靖朝的名将龚显。因卫使刘岷对龚家有恩，所以这一对父子都改姓了刘。刘綎精通武艺，据说擅用一把一百二十斤的镔铁大刀，比关羽的青龙刀还重。也有说他使两口大刀的。不管怎么着，反正他使大刀而且还使得很不错这是肯定的，所以他的外号叫做刘大刀。

刘綎常年驻守西南，跟各地反叛土司、土豪、酋长以及缅甸诸部作战，拥有丰富的山地作战经验。这一次对日开战，朝廷考虑到朝鲜多山地形与西南边境类似，特意征调刘綎与麾下川军五千五百人，作为第二批援军入朝。

四月二日至三日间，刘綎的川军正式渡江入朝。朝鲜君臣听到这个消息，无不欢天喜地。他们认为刘綎祖籍江西，长于四川，是不折不扣的南兵派系，跟讨厌的辽东兵不是一路，可以值得信赖。尹根寿打听过刘綎治军的事迹，得出的结论是：“綎之为人，最为雅淡，秋毫不犯。”

是不是秋毫不犯我们先不说，但要说刘大刀为人“最为雅淡”，我们怎么看都觉得有点玄。不过朝鲜人坚持这样认为，我们也没辙，只能照实陈述。不然传到朝鲜去，难说会不会有人找我们辩诬。

话说刘总兵确实也没辜负了朝鲜人民的期望，一进入义州，便对朝鲜陪臣公开宣称：“倭情诈缓，绝难讲和。”为了表示自己抗战到底的决心。这话说到了李昖心坎儿里去了，大喜过望，越看这位总兵越是顺眼。

因为前线军情不是那么紧急，刘綎没有着急上路，而是搞了一次阅兵式给朝鲜君臣们看。

在阅兵式上，这些朝鲜大臣们可算是大开了眼界。他们发现这位刘总兵手底下的人，个个生得奇形怪状，黑肤深目，望之不似华人。他们手里拿的武器，更是千奇百怪，有扁架弩、擔弩、诸葛弩、皮甲、雷雪刀、关刀、月牙箭、丫枪、藤牌、活拿人棍、拿人过、郞筅、打拳、天蓬剗、杨家枪、四楞鞭，有的是明军制式装备，有的是从戚家军那里学来的，有的是西南少数民族的特色武器。

大明什么时候有这么一支怪里怪气的队伍啊……朝鲜人再一打听，才知道刘綎这回带来的川军，虽然名字叫川军，其实部队成员并不都是四川籍的士兵。

刘綎手下这五千多士兵的出身，涵盖了暹罗、都蛮、小西天竺、六番、得愣国苗子、西番三塞、缅甸、播州、镗钯等十几个国家与地区——这些种族都是刘綎多年来在西南边境作战中收服的投顺人，其成分之复杂，甚于现在的联合国维和部队，堪称全亚洲第一，是一支真正的多国联合部队。

所谓的暹罗援军，原来是这么回事。

阅兵结束后，李昖特意派了个使者去问刘綎：打日本人有没有信心？刘綎一拍胸脯，傲然道：“我从十三岁开始，就跟着我爹打仗，跟蛮夷干了无数仗，收了无数外国人当家奴。这次我带过来的人虽然才五千多，但他们是水陆两栖，倭寇根本不是对手。再说了，我对日本也作过研究，四、五月份是顺风，过了这两个月，他们就算想回去都回不去了。怎么能听信倭寇的诈言而不打呢？”

李昖就爱听这话，连忙促请刘綎进兵。结果刘綎伸出两个指头：“我是很想早点进兵，可是有两个原因让我不能这么作。”李昖问是哪两个？

一个是宋应昌，一个是李如松。

刘綎说的很明白：“经略勿令前进。经略既主兵在此，又有提督，虽欲有为，不得自由……我虽欲战，非但违大將之令，恐忤李提督耳。”进兵没问题，但一下子会得罪两个人，一个是朝鲜战区最高司令官，一个是国防副部长。刘綎再好战，也绝不会作这种赔本买卖的。

不进军，那怎么办？只好等着呗。

于是李昖为首的朝鲜君臣们，在刘綎的多国联合部队的士兵们环伺之下，忧郁而憋闷地等待着前方的消息。

花来两朵，各表一支。就在刘綎挥师入朝差不多同时，沈惟敬一行的大明代表团抵达了汉城。

负责接待的小西行长看到沈惟敬真把谢用梓、徐一贯两位天使带来了，大喜过望，心想总算能够给秀吉大人一个交代了。他没有耽搁，立刻派人把他们护送到釜山港，谢、徐两位将在这里登船，经对马岛换船，前往名护屋。而沈惟敬则要留在釜山，担任居中联络以及人质的重任。

既然大明已经如约派出了使节，那么按照约定，该轮到日方退出汉城，以示诚意了。

日本人办事痛快，二话不说，拎起行李就走了。四月十八日，日军主力正式退出了汉城，朝着朝鲜东部沿海撤退——倒不是日军有多么守信，实在是因为他们已经受够了在汉城的艰苦生活，巴不得早一天离开。

日军离开汉城以后，先疾行了两日，然后每日走三、四十里。

日、明两军在这之前已经开展了相当密集的联络，对彼此的动静都了如指掌。日军这边一撤，明军便立刻觉察到了。日军十八日开始离开汉城，李如松在平壤也同时出发，十九日率军抵达开城附近的东坡驿，次日马不停蹄跑了一天，赶在日落前进入了已经空无一人的汉城。柳成龙、金命元以及朝鲜军队紧随其后。

万历二十一年四月二十日，汉城在沦陷了近一年时间后，再度回到明、朝联军手中。

在沦陷之前，汉城是朝鲜半岛最大的城市，富庶繁华，比之中华虽略有不足，但已胜过日本同时代绝大多数城市。可当明、朝联军进入汉城之后，他们看到的，却是一座人间地狱。

此时汉城残留的居民，已经寥寥无几，整座城市有如空城鬼域。城内大部分建筑——包括宗庙、钟楼、各司馆学——都被焚荡一空，只留下断垣残壁。少数一些幸存者个个面黄肌瘦，好似孤魂野鬼在街上游荡。街上到处都是横七竖八的尸体，在四月的阳光照射之下，这些尸体被晒着腐烂爆裂开来，散发出尸臭的味道，弥漫在整个城市里。整个汉城变成了一座巨大的停尸间，只有几个平安道僧人在默默地收拾着尸骸，抬去城东的大坑里埋葬。

不知道占领军要怀着多大的恶意，才能将这么一座繁华都市糟蹋成这一副样子。从日本人对汉城的残暴行径来看，他们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该如何去消化一个占领区并实施有效统治，完全是凭借野兽的贪欲行事。在已经确立了“八道国割”的殖民地化方针之下，还像一群游牧民族一样烧杀抢掠，毫无顾忌，只能说这些人的脑子里，除了杀戮以外什么都没有。

当然，我们也无法苛责这些禽兽，毕竟在几百年后，这些禽兽的后代仍旧没从老祖宗那里学到哪怕一点点教训。

柳如龙和金命元等人进城以后，被眼前的惨状震惊了。他们滚落下马，在宗庙废墟之前痛哭流涕，亡国的耻辱让这些朝鲜大臣痛彻心肺。柳成龙忽然想到，数年之前，曾经有一懂风水的人告诉他，在汉城上空观测到一次荧惑犯积尸气，这次大乱的预兆。荧惑指火星，被人当成灾异之象；积尸气是位于巨蟹星座中的一个疏散星团，古人因其形体晦暗不明，又属于二十八星宿中的鬼宿，便把它称为积尸气。荧惑犯积尸气被认为是大凶之兆。

柳成龙等人哭完以后，联袂去找李如松。李如松此时把行营扎在了一处公主宅邸，这是汉城留存不多的几栋完整建筑。柳成龙等人见到李如松，跪倒了一片，对他说日本人刚刚退兵不久，应该还没走远，应该立刻追击，宜将剩勇追穷寇。

李如松其实一点都不想追击，汉城已经到手，和议使者也在路上，如果这时候明军衔尾追击，搞不好会被日本人扣一个“破坏议和”的大帽子，宋应昌与袁黄那些家伙一定会借机弹劾自己。

但他入城的时候也看到了汉城的惨状，此时看着这一群眼睛都哭红了的朝鲜大臣，他不敢像平时一样随意找个理由就打发了。李如松赶紧把柳成龙扶起来，温言说道：“我是很想追击，可是汉江上现在没有船呐。”

柳成龙赶紧说这事交给我们去办，您就放心吧，李如松点点头，说了一句：“很好，就这么办吧。”

李如松心里有他的盘算：日军撤退时一定把舟船都带走了，两三天内朝鲜人断然组织不出大船队，这样不追击的责任便不必算到他头上了。

没想到柳成龙运气极好，他当天就离开汉城，沿着汉江一路搜罗，恰好碰到京畿右监司成泳水使李蘋。李蘋一直活跃在汉江之上，上个月的幸州大战，还是他从水路给权慄送去大量补给。

柳成龙从李蘋这里弄到了八十多条船，高高兴兴回到汉城，跟李如松报功。李如松一听，大为后悔之前把话说得太满，又不好耍赖，只得派了李如柏带上一万人作为先锋，前往汉江江畔登船。

李如柏在汉江指挥明军登船，登到一半的时候天色已黑。柳成龙正打算劝说继续登船，结果李如柏忽然躺倒在地，口称脚疼，得回城看医生去。没等柳成龙拦阻，他被几个家丁抬着一溜烟回了汉城。大将一走，手底下的士兵也不肯向前了。那些已经踏上汉江对岸的明军纷纷鼓噪，也退了回来。

柳成龙没想到李如松居然玩这么一手，又惊又怒，却无可奈何。恰好这时权慄也率军进入汉城，柳成龙把事情原委一讲，权慄说明军不追，那咱们自己去吧。

于是权慄连夜点起大军，准备出城追击。朝鲜军的这一动向，被一字不漏地送到了李如松面前。李如松听过权慄的大名，知道如果这位名将亲自去追，估计日本人很难讨得好去。万一日本人被打败，和谈的事就不好说了。

于是他派了一个游击将军戚金，把渡船都控制起来，不让朝鲜人渡江。戚金得令以后，把权慄请到营中，当面责问：“李提督还未给你安排，你怎么擅自行动呢？”权慄回答追击日军是我们的职责，李提督到底愿不愿意打，还没通知到我这级。

戚金哑口无言，只得闭上嘴，把权慄盯得死死的，动弹不得。

最终帮他们解开这个僵局的，是宋应昌。宋应昌此时已经到了平壤，他给汉城前线发了一封咨文，要求前线诸将士要追剿倭寇，又让朝鲜军队协同进兵。除了陆上督促追击之外，宋应昌还在四月二十九日专门发出一道命令，要求朝鲜水军全线出击，沿梁山、东莱、釜山、洛东江，尽量焚烧所有倭船。

奇怪了，宋应昌不是也力主和谈的么？为何胆敢公然派兵追击，不怕被指责破坏议和吗？

这是因为两个人对于和谈的出发点截然不同。

李如松在平壤大捷之后，不但没落着什么好，反而被朝鲜君臣不管四面八方还有日本几路军马环视，不顾粮草不继，天天折腾他要继续进军，而明朝的御史文官们又连上无数本，什么滥杀无辜之类的整了他一脑门子官司，再加辽东军的军马犯马瘟，人又吃不饱饭，这内外交困比打仗还累，因此他现在是一门心思要回国，再不愿意继续打下去了；而宋应昌则是拿和谈来拖延时间，争取战局的更大主动。现在和谈刚开始，使者还没到日本，谈成谈不成还不一定，此时不趁机扩大战果，更待何时。

更重要的是，跟随宋应昌抵达平壤的，还有刘綎刘大刀。这可以算是宋应昌的嫡系，好不容易入朝一回，若是寸功未立，实在太可惜了。刘綎初入朝鲜，战斗欲望十分旺盛。他听说李如松裹足不前，十分不屑地呸了一声，说李如松这人太无能了，若失去了这个机会，再来百万精兵也没用了。

宋应昌在平壤作了一下部署，把吴惟忠、骆尚志所部浙兵三千人也编入刘綎麾下。这样一来，这支部队从上到下全是宋的嫡系，地地道道的南兵血统，成为独立于李如松辽东系之外的一支部队。

在袁黄的规划之下，刘綎带着这七千人急速东进，绕过汉城，一直追到忠州鸟岭地区，终于赶上了日军的尾巴。

鸟岭是庆尚道与京畿道的分界线，是一道十分险峻的山岭，中间只有一条狭窄的草梁道相联。去年日军进攻时，朝鲜军曾经弃守此地，遂使小西行长与加藤清正顺利通过，进入京畿地区。现在日军循此地撤退，自然不会犯同样的错误，在这里设下了重兵把守，以掩护主力撤退。

刘綎赶到以后，发现草梁道这个地方实在是太过狭窄，根本无法展开兵力。他看地形对攻方实在不利，不想强攻，便与日军开始对峙。

日军采取的是“分番迭休”后撤，一个军团断后，其他军团前行，行进一段之后，再设另一军团防守，断后军团再跟上主力。如此交替前进，虽然速度很慢，但安全系数很高，不会被明、朝联军骤然偷袭阵脚大乱。

草梁道的日军守军守了一天，等到主力抵达善山以后，他们才徐徐撤退。刘綎闻讯，立刻率兵追赶，结果发现日军在鸟岭山下的闻庆早摆好了固守的阵势，正好接应草梁道守军，一营一营地交替后退。刘綎发现日军防守没什么破绽，只得远远跟着，一路追到大邱，才算打了一场正经八百的仗。

大邱是日军后撤的预定终点，他们原本打算在这里与明军展开对峙，可很快便发现这个想法太乐观了。日本守军一看明军的攻城队伍，登时就没了士气。

城下的明军，一半是穿着红色军装，这是南兵的标志。平壤城的南兵威名赫赫，其凶名早已传遍了日军上下，看到这些传说中的强者，日军战意首先便吓掉了50%；而另外一半明军都是西南生番，个个皮肤黝黑，相貌怪异，手里还拿着古里古怪的武器，又吓掉了日军50%的士气。

这样的仗没法打，日军直接士气崩溃，连夜撤出大邱，明军兵不血刃地攻入城池。

但刘綎走到大邱，也走不动了。随后而至的李如松大军赶到以后，怪声怪气地问他怎么不继续往前打了，刘綎往朝鲜沿岸一指，说怎么打？

李如松虽然不是真想继续打，但他一看之下，还是猛地倒抽了一大口凉气。

他们看到的，是一片黑压压的城堡。

原来日本人以釜山为中心，从蔚山、西生浦到东莱、金海、熊川、巨济岛之间修了一连串的城堡，这些城堡首尾相连，都修在险要之处，光大城便足有十六座，小城垒无数，而且规格都按照日本城堡标准修建，十分坚固，这些城堡选址选得相当有深意。从釜山进入朝鲜内陆，一共只有三条路，一条走蔚山，一条走东莱，一条走金海，再加上沿海的熊川、巨济两处水路咽喉，构成了釜山的水陆交通网。在这些枢纽要地建起城堡，等于是给釜山港修起一条外部的立体防线，退可以固守待援，进可以随时展开反攻。

日本人把态度摆的很明白了，大邱是我们退却的底线，我们不能再退了，无论如何要保住釜山这个登陆场。只要釜山港还在，即使全军撤回日本，还有机会打回来。

修建倭城的决策，从壬辰年的七月份就开始执行了。那时候李舜臣正活跃得不像话，日本海路几乎为之断绝，日本水军束手无策。

秀吉深刻地感觉到了朝鲜水军的威胁，便下达了一道筑城令，在釜山港以及周围的加德岛、巨济岛、椎木岛、陆上岬角以及周边地区修筑十一座本城和七座支城，试图希望借此来钳制李舜臣对陆上的骚扰。后来这个计划被调整了一下，把釜山周围的交通要道——比如西生浦、机张、东莱、蔚山——也都纳入规划之列，最后形成了现在的规模。

日本在那个时期有两项技术走在东亚前列，一项是铁炮制造，还有一项就是筑城术。漫长的战国战争，促使日本走上一条军事化的筑城路线。日式城堡以天守阁、橹、门、曲轮、土垒等一系列防御设施组成，每一处细节都体现出防守最大化的心思。

以西生浦的倭城为例。这座城堡修在了蔚山湾附近的山顶上，下面围了三道石垣围墙，墙高六米，且都是反向倾斜。外围还有壕沟。在每一道围墙后的丸城内，都有大量的射击孔，可以居高临下对围城之敌进行攻击。而敌人却无法直接接触城堡，只能按照曲里拐弯的围墙通道艰苦地前进。易守难攻。

负责修建这些倭城的，都是各个军团抽调出来的工匠——尤其是第二军团。别看加藤清正是员勇将，他实际上对筑城也颇有一手，曾经一手设计了号称天下三大名城之一的熊本城。这一次在釜山修建倭城，加藤清正作为驻朝日军中唯一的高级工程师，花了不少心思。

日军撤退到釜山防御体系以后，分头驻扎在各地的城堡里。加藤清正守在北线的蔚山、西生浦；小西行长驻留釜山附近的熊川；小早川隆景驻在巨济岛，其他将领按照顺序驻扎在其他倭城内。

面对日军的严阵以待，明军停止了前进。李如松和刘綎从来没看到过这样的城堡，但他们都不是傻瓜，一眼便能估计出，明军要攻克这些城堡需要付出多少的伤亡。

此时明军的一线兵力不过五万出头，且除了川军以外，都已经师老兵疲，尤其是辽东军团，战马损失八九成，人也被饿得皮包骨头。以这样的状态和不占优势的兵力去跟日军一个城一个城地打攻城战，无异于自杀。

更麻烦的是，随着日军大踏步后退与明、朝联军的大踏步前进，双方的补给优劣也悄然发生了转换。明军的补给线被拉扯得更长，转运起来更加艰苦；而日军背靠大海，距离对马岛非常近，只要李舜臣不出来捣乱，侵朝军团的补给便可以源源不断地从海上运过来。

针对日军的这种防守态势，明军决定暂缓进攻，作出了人盯人式的战略部署：吴惟忠屯兵善山凤溪县、骆尚志、王必迪、宋大斌所部进驻庆州、南原，监视蔚山的加藤清正；辽东军李宁、祖承训、葛逢夏驻屯庆尚南道的居昌，坐扼守东江上游；刘綎所部则去了星州，坐镇八莒縣。这个兵力部署，恰好坐落在日军当初三路并进的路线之上，这给日本人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我打不进去，你也别想再打出来。”

朝鲜人这次倒表现不错，没再嚷嚷着让明军继续进攻——他们正忙着收复南部四道的土地。这四道土地被日本人蹂躏了一年多，已经惨得不成样子，无论是收拢流民还是重开耕种，都有大把工作要做。朝鲜国王李昖一声令下，整个小朝廷的官员都被分派到各地去安抚民心，不少人被累得吐血。

金命元、权慄率领的朝鲜军主力驻在了宜宁。宜宁位于明军防御网的右翼突前部，靠近日军防线的南侧，可以威胁到马山、昌原乃至巨济、加德二岛，从陆上对李舜臣的水师起到配合作用。当初红衣大将军郭再佑曾在此大破日军，几乎让日军右路崩溃。

柳成龙把军队摆在这里，是存了一点侥幸心理。万一宋应昌下令继续进攻，他们可以从宜宁策应明军，把日本人赶下海。

可宋应昌在得到日军修建倭城的报告之后，便下了决心，断不会让明军给朝鲜人当炮灰。他连续发了数道咨文，严令明、朝联军与日军开战，以免破坏正在进行的和平谈判。

于是在壬辰战争爆发一周年之际，在釜山周边这一片不大的区域内里，突然涌入了来自三个国家近二十万人，军事力量前所未有地密集。他们彼此仇视地望着对方，尽管已经偃旗息鼓，手里的武器却从没松开。

接下来，就看沈惟敬跟日本人谈得怎么样了。

第六章 欺骗的开始

沈惟敬的谈判团队在四月十八日跟随日军一起退出汉城，一路来到釜山。

在釜山，沈惟敬听到了明军开始追击的消息，而且在大邱还取得了一场胜利。沈惟敬一度陷入恐慌，生怕自己被当成一枚迷惑敌人的弃子，他连忙写了封信给李如松，警告说明军的军事动作可能会危机到和谈进程。

不知道这封信是否真正起到了作用，总之明军很快止步于大邱一线，与日军开始了微妙的对峙。沈惟敬这才松了一口气，继续自己的和谈。

按照约定，沈惟敬本人留在釜山，居中协调；而大明官方使节谢用梓、徐一贯则乘坐船前往日本。谢、徐二人一万个不情愿，但事到如今，后悔也来不及了，只得登上日本人的安宅大舰，战战兢兢地朝对马岛而去。与他们同船回去的，还有小西行长和三位奉行大人。

五月十六日，谢、徐二人顺利抵达了肥前名护屋。在那里，他们受到了热烈欢迎，要知道，这可是自嘉靖年间以来第一批来自大明的官方使臣。日方极隆重之能事，各路大名轮番过来祝酒请客，把谢、徐两位天使忽悠得晕头转向。

连续欢迎了好几天，谈判才算正式拉开帷幕。日方代表主要负责谈判的人是景辙玄苏这个老和尚，他是外交老手，一直跟随第一军团在第一线奋斗，对于明、日双方战斗力以及战场态势都有深切的把握。

谈判一开始，景辙玄苏还是老一套手法，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先指责朝鲜背信弃义，日本是迫不得已才发动的战争，又指责明军追得太紧，不讲信用。

谢用梓、徐一贯在日本这几天呆得十分舒服，对倭国的印象也随之改观。畏惧心理一去，天朝上国的心理优势便回到两个人身上，气势大不相同。

他们的谈判技巧没有玄苏好，可笨人有笨人的办法。任凭景辙玄苏说得天花乱坠，他们只坚持两点：一，双方都撤军回国；二，日方派人去北京上降书，再议封贡。这两点是大明的底线，如果守不住，是要掉脑袋的，由不得他们不讲原则。

玄苏招数用尽，甚至连“日本愿意替大明去打女真人”这种胡话都提出来当条件，谢、徐二人脑袋摇得像个拨浪鼓，死活就是不答应。谈判陷入了僵局。

小西行长与玄苏很着急，太阁那边还等着好消息呢，如果还是无法说服明使，和谈就黄了。

这时候，远在釜山的加藤清正，出了一个主意。

谈判有一条万古不易的原则：舌头解决不了的，就用牙齿搞定。加藤清正觉得，明使如此强硬是因为他们认为在军事上占据优势，日军软弱可欺。因此，有必要再发动一次军事行动，狠狠地抽对方一巴掌，才能迫使他们在谈判桌上让步。

加藤清正早就对小西行长负责与明谈判不顺眼，认为药贩子是抢了自己的功劳，不遗余力地往里掺砂子。他这一手棋走的，相当精明：报复行动如果达到预期目的，那么和谈的功劳也有他加藤一份；如果没达到预期目的，谈判破裂，也是小西行长扛这个黑锅。怎么算，加藤都不吃亏。

加藤清正的建议很合秀吉心意，很快被批准并传达给了在釜山的宇喜多秀家。

秀家接到这个任务，有点头疼。秀吉不知道明军虚实也就罢了，秀家可是在碧蹄馆见识过明军战斗力的，无论是辽东军还是南兵，都极其可怕。日军现在守在倭城里，还算有点底气，可若是放出去打野战，秀家可真没什么信心能取得一场大胜。

明军打不得，那么干脆打朝鲜人算了。毕竟日军打朝鲜人，一点心理压力也没有。

千挑万选，秀家选中了晋州作为日军试刀的目标。

晋州位于庆尚道与全罗道交界处，背靠南江与普阳湖，是全罗道的大门，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而且，从釜山出发，途经昌原、金海、马山、咸安等地，全程约一百二十六里，一路都是相对宽阔的大道，没有什么山区，方便大军进退。

综合以上几个条件，晋州最适合作为这一次杀鸡儆猴之用。

日军在去年十月份在晋州吃过一次亏。当时负责主攻的是第九军团的细川忠兴，他试图打通庆尚与全罗二道的联系，结果在晋州城下碰了个头破血流，被守将金时敏和各地赴援义军打败。从那时候起，日军一直未能完全控制周边地区。

所以这一次出兵，日军打出旗号，声称要报去年晋州城下的大仇。宇喜多秀家亲自披挂上阵，麾下加藤清正、小西行长（他在六月初已经赶回了釜山港）、黑田长政、小早川隆景、毛利秀元、岛津义弘、锅岛直茂、长曾我部元亲诸多大将都随军出征——其中还包括了刚刚从日本赶到朝鲜的陆奥名将伊达政宗的三千人，总兵力高达六万余人，精锐齐出。

日本人拿出了狮子搏兔的劲头，对晋州是志在必得。

加藤清正看小西行长不顺眼，小西行长看加藤清正也不舒服。他本人不主张开战，开战等于是撕毁了双方的休战默契，对和谈会产生负面影响，把他一直以来的努力都毁于一旦。可这是秀吉大人定下的策略，小西不敢反对。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日本要出兵的情报偷偷告诉沈惟敬，解释说这事我也不知道，都是加藤那兔崽子一手撺掇的。沈惟敬说那你们赶紧撤兵回来啊，小西一脸苦笑：事已至此，我无法阻止。你们干脆把人都撤出晋州城，让加藤清正夺个空城算了。反正他也守不住，他一撤你们跟着拿回来便是。

小西这个建议固然保藏祸心，但也不失为一个解决办法。沈惟敬连忙写了封信给李如松，告诉他们日本人的打算，建议不要硬碰硬，避敌锋芒为上。

李如松听到这个消息，顾不得鄙视日本人的出尔反尔，立刻命令诸军都不得轻举妄动。如果演变成两军主力对决，明军的分散状况会很危险。距离日军防线最近的刘綎，还特意给加藤清正写了一封信，劝他趁早打消这个念头，可惜加藤清正根本不予理睬。

眼看晋州城已是危如累卵，朝鲜军的大部分将领开始转向赞同沈惟敬的意见，干脆让个空城出来，何苦死扛。可是，由江华岛义军转正的倡义使金千镒坚决反对，他认为日本人的话不能信，万一他们打下晋州不撤了，那全罗道可就危险了。

金千镒纠集了庆尚道右兵使崔庆会、忠清兵使黄进等一批赞同自己观点的将领，带着各自部属进入晋州，守军总计有八千人。另外在外围还有一些朝鲜军与明军的小部队作为策应，刘綎还答应金千镒会派援军过来。

六月二十一日，日军主力抵达晋州城下，开始四面攻城。这是一次无比惨烈的围城战，日军出动了数万精锐与铁炮、龟甲车等武器，日夜不停地拍击城墙。整个晋州城陷入一片火海，到处险象环生。金千镒、崔庆会、黄进等人坚守城头，亲自指挥各种守城器械，抵死不退，打退了日军无数次进攻，守军也伤亡惨重，疲惫不堪。

从六月二十一日到六月二十九日，日军的攻势持续了九天。晋州城的高大城墙被连日大火烧得发脆，又被从天而降的大雨生生泡塌了一角。日军趁机一涌而入，绝望的朝鲜守军展开巷战，很快寡不敌众，逐渐被一一消灭。

面对蜂拥而至的日军，金千镒带着自己的儿子金象乾，与崔庆会等人跳入南江自尽。晋州就此陷落。

大概是知道这座城市是守不住的，日军在晋州城兽性大发，竟然灭绝人性地发动了屠城。城中的朝鲜军民死伤枕籍，血流成河，整个晋州城六万多居民，被屠戮一空，成为壬辰战争中的第一惨案。那些所谓的“日军名将”们平日里玩玩茶道，写写诗词，似乎风雅文明得很，可一闻到血腥，立刻便忘记了文明与人性，可见有些民族的有些本质，是从来不会变的。

在晋州发泄够了兽欲，日军留下满城的尸体，得意洋洋撤回釜山。明、朝两军看到晋州的惨状，都异常震惊，甚至连远在北京的万历皇帝听说后都对此表示不安。

除去道德上的谴责以外，宋应昌和李如松还有一件事急于弄清楚：日本人肆无忌惮地搞这么一出，到底还想不想谈和平了。按照文明世界的理解，在和谈期间玩这么一出大屠杀，等于是彻底撕破脸皮，没什么好谈的了。

他们去问沈惟敬，沈惟敬赶紧说谈啊，为什么不谈！对于晋州惨案，沈惟敬解释说这是日军内部不合所引发的，加藤清正不满小西行长的谈判斡旋，擅自开战，如果我们拂袖而去，便中了主战派的奸计。

这个解释勉强压服了宋应昌与李如松的怒气，沈惟敬擦了擦冷汗，又去试探日本人的心思。

结果他发现日本人完全没把晋州大屠杀当回事。他们觉得六万多条人命根本不算啥大事，该谈的事还得要谈，没有任何心理负担，反觉得自己多了几分威风，沾沾自喜。

在名护屋的秀吉听说日军在晋州大捷以后，兴奋得难以自抑，认为这一下明使会彻底屈服。他连夜召见玄苏，给了他一封书信，转给明方的两位谈判代表。

玄苏脑袋不糊涂，他一看秀吉的信件内容，差点哭了。

秀吉的语气大得出奇，他声称大明是个忘恩负义的国家，朝鲜是不知好歹的邻邦，不用大军教训一下你们是不知道本大人的利害，现在提出七点要求，答应了就赦免你们的罪过：

1.明朝贡献一位公主，给天皇陛下当妃子。

2.恢复堪合贸易。

3.明日两国永誓盟好

4.汉城与西四道归还朝鲜，东四道割让给日本

5.朝鲜送一位王子到日本当人质

6.日本释放两位王子与陪臣

7.朝鲜发誓永远不背叛日本

玄苏眼前一黑，差点没晕倒。这已经不是和谈了，这是要逼着大明签城下之盟。这个要求一递过去，肯定炸锅，根本就是一封宣战书。

“这全都怪黑田那个家伙啊。”玄苏恨恨地骂道。

原来当初宇喜多秀家给秀吉写信请求撤军时，生怕秀吉因此而生气，用了黑田长政的主意，把实际情况描绘为“日军大胜，明军乞和”，这才换来秀吉的撤退首肯。

秀吉本来是个聪明人，可他的年纪不小了，脑子已经糊涂。他每天呆在名护屋里，对战况的把握完全来自于前线将领的书信，而那些将领深谙秀吉心理，一贯讳败扬胜，给远在日本的秀吉勾勒出一幅无比璀璨的前景图像。

所以在秀吉老爷心目中，一直认为谢用梓、徐一贯这两位明使来日本不是谈判的，而是乞降的。在五月二十二日接见明使的时候，太阁老爷虽然热情洋溢，但一切规制举动，都是对待降臣的做派。

现在又有晋州大捷的消息传来，在秀吉的错觉中，明、朝联军应该已经摄于天威，闻风丧胆，浑身颤抖着乞求宽恕才是。他提出的这七点要求，可谓是合理合法，一点都不苛刻，充分显示了一位胜利者博大的胸襟与宽容。

要说类似的事，以前也有过先例。壬辰战争开战之前，宗义智曾经把朝鲜使臣以“祝贺”的名义诓来日本，骗秀吉说是朝鲜来献降表，结果秀吉对朝鲜使臣表现得非常趾高气扬，气得使团直接回国，差点断送了日本的侵朝大计。

这种极其短视的小伎俩，只要稍加对质便会被揭穿，不知为何，日本人却对这个手法乐此不疲。回想起在二战末期，日军穷途末路之际还在大吹大擂，从上到下都做着美梦，不得不感叹，民族性这东西，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秀七条”提出以后，玄苏一脑门子官司，他不敢提醒秀吉您产生了错觉，也不敢把这七条直接扔到明使脸上，左右权衡了半天，他只能硬着头皮跟明使坦白说了。

谢、徐两个人一听秀吉的这七点要求，脸都白了。如果这七条他们点头答应，回到大明不再是杀头的罪过，而是要被千刀万剐了。

没等他们翻脸，玄苏赶紧又含含糊糊地补充了一句，说这七点不是最后通牒，有什么条件咱们可以慢慢磨合嘛。谢、徐二人一听，面面相觑，表示兹事体大，这事儿不是我们能定夺的，还是回去禀告上峰，再给你们答复吧。

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那也没什么好谈的了。名护屋谈判就此告一段落。

送走了明使，玄苏告诉秀吉，明使已经答应了您的七条意见，现在要带回北京去盖章确认。秀吉听了大为欢喜，乐呵呵地到处写信炫耀，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他的自大症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对常识的判断力。

在谢用梓、徐一贯返回朝鲜之前，已经把谈判结果和“秀七条”说给等候多时的沈惟敬听。沈惟敬一听，登时傻了。

日本人在晋州的举动本来已让明、朝都对和议产生极大的疑惑，现在秀吉又提出这么一堆不靠谱儿的要求，一旦公布出去，铁定开战，到时候他这个游击将军的人生，也就走到了尽头——他跟和议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他必须让议和成立，无论用什么手段。

沈惟敬写信吓唬谢、徐两位，说日本人提的条件太苛刻了，这么带回去说给宋经略听，肯定会惹下大祸。谢、徐赶紧问他该怎么办，沈惟敬是个老骗子，一屁三个谎，告诉他们回去什么也别说，只说日本人如何如何恭顺如何如何畏惧天朝，剩下的事交给他来张罗。

这时候，日本派往北京的使者抵达了釜山。

这位使者叫做内藤如安，出身丹波内藤家，是小西行长的心腹之臣。因为他曾授赠“小西”苗字，官拜飞騨守，所以在明史与朝鲜史料里，被不熟悉日本风俗的史官当成了两个人，一个叫小西飞，一个叫禅守藤。

内藤如安跟沈惟敬也是老相识了，当初还跟着沈惟敬在顺安谒见过李如松。两个人这次在釜山一见面，彼此都先苦笑了好久。

内藤如安这一次被秀吉委派去北京，身负着两件绝对不可能完成的使命：让万历把朝鲜割让四道的文书签了；再把明室公主迎回来。

秀吉不知道实情，小西行长和内藤如安怎么会不知道，这铁定是个有去无回的差事。

沈惟敬和小西行长最后想出来的解决办法，可谓石破天惊。说白了就一个字：

瞒！

瞒着秀吉，瞒着大明，两头都糊弄着。

这可真是个大手笔，但也是个极其愚蠢的做法。可那个时候沈惟敬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

沈惟敬告诉内藤如安，你这一次去大明，关于秀七点一个字都别提，拣好听的说就行。内藤如安知道利害，连连点头。

可是现在还存在一个问题。晋州之战后，大明对日本已经失去了信任，如果日本仍旧在朝鲜保持驻军，就算内藤如安去了北京，也没人会相信。

内藤如安的上司小西行长是个惯于欺上瞒下的老手，他拍着胸脯允诺说太阁大人这边我来搞定，肯定给你们创造一个好的谈判氛围。

于是这三个胆大包天的家伙便自作主张，定下了一个要骗过中、朝、日三国的超级大谎言。

内藤如安与沈惟敬等不及谢、徐二人返回釜山，先启程奔赴汉城。小西行长也在同一时间赶回日本，伙同玄苏一起，设法劝说秀吉先让几步。

沈惟敬和内藤如安带着三十名随从，在七月七日抵达汉城，。可内藤如安在汉城遭遇了冷遇，所有人都认为日本人不可信，这个人表面上是使者，其实是来刺探军情的，甚至还有人建议把他砍了祭旗。内藤如安被困在汉城，进不能进，退不能退，惶惶不可终日。

但很快沈惟敬和内藤如安就听到了好消息，不是一条，而是一系列好消息。

第七章 去与留

七月中旬，秀吉在名护屋突然宣布，对大明做出让步。

这个让步不再是虚话，而是实打实的让步。

七月十四日，毛利辉元、小早川隆景两个军团开始从釜山撤退回国；到了七月二十一日，被俘一年多的临海君、顺和君两位朝鲜王子抵达釜山港，他们没有多作停留，与谢、徐两位明使直奔汉城而去。到了八月五日，他又送了一个大礼包，正式下达了在朝日军撤退令，日军开始有次序地缓缓朝国内归还。

这个一贯眼高于顶的小老头，突然之间变得格外善解人意。

日本人的这一连串让步让朝、明联军大惑不解，他们已经习惯了日本人的狡诈与不守信用，怎么这些禽兽突然转性了呢？

究其原因，不是什么经济结构上的需要，不是什么政治军事上的诉求，更不是社会阶层的呼声。这个理由非常单纯，单纯到每一个老百姓都能够理解：

太阁大人老来得子，得好好庆祝一下。

八月三日，在大阪的侧室淀姬为秀吉产下了一个健康的儿子，起名为丰臣秀赖。

秀吉想要有个自己的儿子都快想疯了，他曾经有过一个儿子鹤松，但在壬辰战争前一年夭折，让他痛不欲生，间接促成了侵朝战争。在鹤松死后，秀吉一直认为自己身体衰微，再也没机会有亲生儿子了。想不到这一次铁树开花，一击中的，淀姬居然顺利产下一个儿子。

这让太阁大人高兴得简直要疯了。

早在淀姬生产之前，小西行长便劝说过秀吉，说孩子即将出世，应该少动兵戈，增加福德。秀吉很迷信，生怕因为自己的杀业而让这孩子也夭折，所以在七月底，秀吉同意释放了两位王子，并撤回了一部分军队。

等到八月三日秀赖出生以后，欣喜若狂的秀吉当即连名护屋也不想呆了，迫不及待地要返回大阪去亲手抱一下自己儿子。这种时候，他变回了一个普通老人，满心都充塞着喜悦，除了儿子什么都不想考虑。小西行长趁机又提出撤军事宜，这次秀吉答应得更加痛快，二话不说就批准了。

就这样，因晋州之战而骤然紧张的朝鲜局势，随着这个婴儿的降生而戏剧性地发生了转变。日军从八月份开始撤军，截止到十月底，先后有浅野长吉、毛利重政、羽柴秀胜、宇喜多秀家、毛利秀元、福岛正则、伊达政宗等大名相继撤退，前后五万人归国，占日本占领军的一半。

日军的撤退在秀吉看来是大胜归国，在明、朝联军眼中，却是日本服软的标志，看来战争即将结束了。无论是柳成龙还是李如松，此时都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此时明方已经接到谢、徐的报告，说“关白极其恭谨礼待，愿顺天朝”，现在秀吉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一点。

原本围绕在内藤如安与沈惟敬身边的冷言冷语逐渐消失了，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内藤如安确实是带着诚意去北京请降纳款的。内藤如安与沈惟敬对小西行长充满了感激，若不是他在日本的周旋，恐怕他们这辈子都要在汉城渡过了。

八月底，沈惟敬和内藤如安终于艰难地迈出了使明的第二步，从汉城向平壤进发。随着他们后撤的，还有三万名明军。

这三万名明军，大部分属于李如松的辽东军编制。他们在朝鲜奋战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已经疲惫不堪。朝鲜大臣曾经在辽东军中听到《山坡羊小詞》，一共十来首，都是抱怨朝鲜生活艰苦的，当时便断言说辽东军已无再战的士气。

辽东军的最高统帅李如松一接到撤兵的命令，半点都没延误，拔腿就走。八月十四日，撤到半途的李如松在黄州得到了朝鲜国王李昖的接见。

尽管朝鲜对李如松颇多微词，但朝鲜三都八道毕竟是在这位提督手中光复的，无论如何得表达一下对恩人的感激才是。

朝鲜国王李昖一见到李如松，恭恭敬敬向他叩了三个头。以国王之尊向一位提督叩头，这已经大大超越了礼数的规格。李如松吓了一跳，赶紧把李昖搀起来，说我因为粮草不继兵马多疲，没有彻底把日本人赶走，真是太惭愧了。

接下来两个人拉了半天家常，李如松人之将走，其言也善，拽着李昖絮絮叨叨叮嘱了半天，说要击败倭寇，一定要兵精粮足云云，还指点朝鲜人在庆尚、全罗两道应该如何防守。这时候一位朝鲜大臣张云翼站出来大声问：提督这一次西归，就再也不回来了吗？”李如松肃然道：“倭寇还没打完了，我怎么可能不回来呢。”

李提督食言了。他在黄州见完李昖以后，继续带人朝西撤去，在九月十二日渡江回到辽东，结束了在朝鲜为期九个月的征程。回国以后，因抗倭有功李如松被加太子少保，中军都督府左都督。五年以后，李如松在一次与鞑靼人的战斗中轻军深入，战死于浑河，终其一生再没有踏入过朝鲜半步。

在他回国之后，朝廷里不停地有言官上书，批评他一心求和丧权辱国。此后历代对于李如松的评价，众说纷纭，朝鲜史书固然没什么好话，中国史书上也对他评价不高，贬多褒少。

必须承认，李如松在朝鲜确实有很多污点，比如他对南兵不遗余力地打压；比如他对朝鲜大臣们的恶劣态度；比如辽东军在朝鲜的军纪劣迹斑斑；他在后期消极避战的举动，也广为人所诟病。

但李如松在朝鲜战场上的功绩同样不容抹煞。在他入朝之前，李朝只能龟缩在平安道一角苟延残喘；在他入朝之后，三都八道相继光复，日军被压缩到了釜山一地。一名将军，以数量少于敌人、补给劣于敌人的军队克复三都，转战三千里，这无论如何都可以称得上是名将了。

无论是日本史书还是朝鲜史书，都把日军的最后退缩归功于李舜臣与朝鲜义军，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评价。李舜臣和朝鲜义军从日军入侵开始以后一直在奋战，战术上的几次胜利却未能削弱日军在战略上的优势。即便是李舜臣在海上奇迹般的反攻，也只是延缓了日军的推进速度，并没从根本上扭转局势。

真正的战争拐点，恰好是在李如松入朝之后。

除了平壤之外，李如松没有跟日军打过几仗，战绩上不那么漂亮。可正所谓“善战者无赫赫战功”，在他的指挥之下，明军对日军造成了极大的外线压力，这种压力让日军在战略上逐渐陷入被动，迫使他们从进攻转入防守，并最终不得不撤退——要知道，这可是四万缺衣少食的明军对十万日军的战果。

《孙子兵法》里说：“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故其战胜不忒。不忒者，其所措胜，胜已败者也。”，意思是说，擅于打仗的人，别人看不出他多么足智多谋，也数不出什么煊赫战绩，但他总能悄无声息地引导自己的军队立于不败之地，让胜利看起来理所当然。

孙子说的，正是李如松这样的人。

我们不妨作一个假设。假设李如松最终没有入朝，那么朝鲜人可以依靠自身力量实现反攻么？

答案显而易见：不可能。

李提督的价值，就在这里。

李如松走了，但也有没走的。宋应昌在八月十日下了一道命令，要求刘綎的川军和吴惟忠、骆尚志、王必迪的浙兵留了下，协助防守庆尚、全罗两道，总兵力一万六千余人。饷银大明出，粮草由朝鲜供——毕竟日军还有一半兵力留在了朝鲜，没撤干净，必须得派人盯着。

宋应昌始终认为，明、日之间终有一战，和谈封贡什么的只是权宜之计，当不得真。因此，一切部署都必须着眼于未来要打一场大战。

这在战略上是一个英明的决定，可是在政治上却很糟糕。主战派的人认为宋应昌卑躬屈膝，一味求和；主和派认为宋应昌存心挑衅，破坏和谈——结果导致他两边都不是人。

更糟糕的是，主和派的中坚大将，是曾经站在背后鼎立支持他的上级——兵部尚书石星。

在战争爆发之前，石星是朝中最坚定的主战派，一力主张援助朝鲜，并促成了明军出兵。而现在战争进展到了这个地步，他的立场却悄然发生了转变。

万历二十一年恰好是京察之年，石星想在职场上更进一步，混入内阁的话，必须得力求稳妥，不能出任何岔子。现在朝鲜三都光复，国王归位，大明援助朝鲜的战略目的已经达成，足可以给万历皇帝与朝野一个交代。只要和议一成，一份“襄助藩国，倭人臣服”的大功是少不了的。在这个节骨眼上，实在没必要再冒险开战，应该见好就收。

可是朝廷对封贡这件事，一直存有争议，分成两派，彼此争论不休。一派是大学士张位等人，他们认为封贡是件好事，可以免动干戈，作买卖总比打仗强。

可是更多的人对倭寇仍旧心存疑惑，兵科给事中张辅之就认为“许贡则中外解严，其祸迟而大；绝贡则战守豫备，其祸速而小。”地方大员更是极力反对，浙江巡按彭应参上表说倭寇天性就是一群强盗，允许他们从宁波入贡，等于是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万一趁机作乱，沿海都会受起荼毒。

他们对宋应昌与石星群起而攻之，认为两个人为了贪功牺牲国家利益，还翻出旧帐，说在平壤和汉城沈惟敬跟倭寇许诺封贡，肯定是出于宋、石两个人的授意，三个家伙都该撤职查办。

这个指控相当严重，宋应昌不得不上书自辩，解释在平壤和汉城假意许贡，只是为了迷惑倭寇，并不是拿朝廷公器开玩笑。石星虽然心里有讲和的想法，可看到群情汹汹，不敢明说，也赶紧为宋应昌辩护，坚称“封贡”是假，欺敌是真。

不过石星到底是宦海老手，他在奏表里玩了个心眼，没把话说死。奏折里一面替宋应昌辩护，一面隐隐约约地暗示，日本人确实有乞封的意向，万一他们真带着降表过来，咱们可得好好检查一下他们是否有诚意，再说封贡的事。

曾经有一个笑话，说有一个餐厅服务员，他每次接待顾客，都比别人赚得多。顾客点菜的时候，别人问：您要不要吃鸡蛋“，而他问的却是：“您是要一个鸡蛋还是两个鸡蛋？”石星用的，也是这种技巧。他不说该不该给日本封贡，而是说如果日本人来乞降，咱们该怎么处理，无形中替万历与朝廷预设了一个议和的立场。

万历皇帝听了石星的建议，觉得不错，便开口说给秀吉封一个日本国王没问题，就是个空头名分。至于入贡，还是免了吧，让他们老老实实呆在日本岛上就行了。

根据万历的口谕，朝廷拟定了一个底线：日本从朝鲜全部撤军；秀吉派人上一份降表请罪；大明封秀吉为日本国王。

皇帝既然定了基调，群臣也暂时消停了。石星心中大喜，赶紧告诉宋应昌，你手里不是还扣着一个日本使臣么？赶紧弄过来吧。

石星说的日本使臣，正是内藤如安。

原来沈惟敬和内藤如安两个人在汉城随明军后撤，满心以为能跟宋经略、李提督一同赴辽。可是九月十二号宋应昌和李如松渡江回辽，他们两个却被留在了平壤，一呆就是两个多月。

对于截留使臣这件事，宋应昌的解释冠冕堂皇：“我是打算把内藤如安羁留几个月，到时候留守的明军部队都安置好了，朝鲜军队也都整训完毕，届时无论进攻还是防守，都没后顾之忧了。至于这个日本人使者要杀要剐还是要送去北京，听朝廷一句话。”

现在石星要求把使者送到北京去，宋应昌却没答应。宋应昌心里正来气呢，我刚上书说封贡是假的，现在石大人您又让把日本使者送北京议和，这不是让我自己抽自己嘴巴吗？

在之前那一轮弹劾里，宋应昌被弹的最凄惨，替石星背了不少黑锅。现在石星又来这么一出儿，让宋应昌十分不爽。

石星对宋应昌的消极也很不高兴，三番五次催促，宋应昌却始终不予正面回应。他的理由是：内藤如安自称是为和平而来，可身上什么文书都没有。陛下要求必须有关白的降表，议和才能继续。

宋应昌搬出皇帝来当挡箭牌，石星无可奈何，只得指示他尽快去日本弄一份降表回来。

宋应昌、石星之间书信往返，一转眼就到了十一月份。在这期间，沈惟敬在平壤呆得如坐针毡。内藤如安迟迟不能赶赴北京，这让他有很不好的预感。拖的时间越长，他的谎话被识破的可能性就越高。

需要说明一点。在沈惟敬胆大包天的操作下，内藤如安表现得非常恭顺，一副要去膜拜天朝的嘴脸。无论是万历皇帝、石星还是宋应昌，在这个阶段都不知道秀吉曾经提出过七条极其苛刻的要求——若是他们知道这个，恐怕早就掀桌子开打，断断不会再有任何和谈。

另外一个谎言制造者小西行长在西生浦也特别着急，太阁大人已经从秀赖公子的狂喜中逐渐清醒过来，开始询问北京啥时候把割让朝鲜的文书签下来。小西行长实在等不及了，给沈惟敬写了一封信，言辞严厉，质问他到底怎么回事。

沈惟敬接到信后一阵苦笑，这事已经有点脱离控制了，他也没好办法。

事情就僵在那儿了。

沈惟敬和小西行长万万没想到的是，最后帮他们解了围的人，居然是加藤清正。

自从明、日停战以后，大规模战斗停息了，可小打小闹却始终不断。在庆州、熊川等地，日军与明、朝联军经常发生战斗。在十月二十九日，加藤清正与朝军在永善又爆发了一次冲突，朝军将领赵希仁战死。十一月二日，明方本想派遣沈惟敬去交涉，可是他离前线太远了，临时派出了一个叫谭宗仁的指挥，前往熊川质询。

加藤清正二话不说，把谭宗仁软禁在了营中。消息传回到明军这边，沈惟敬精神一振，意识到这是个机会，主动请缨前去交涉。明军军中没人愿意去跟倭寇来往，既然他主动要求，便把他放了出去。

沈惟敬到了熊川以后，没去找加藤清正，先找到了小西行长。两人一见面，沈惟敬赶紧把大明提出的条件告诉行长，行长一听急了，说这跟太阁大人提的要求差太多，根本不可能谈得拢啊。

这事若是揭穿，无论小西行长还是沈惟敬，都没好果子吃。两个人愁容满面，都在问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还能怎么办？继续瞒吧！

万历皇帝不是要关白降表吗？没问题，我们给你伪造一个！

十二月二十一日，两个胆大包天的家伙，居然真的伪造了一份降表。

在这一份伪造的降表里，“丰臣秀吉”极其恭顺地表示，先前的战争完全是一场误会，实在是因为日本太过迫切要向大明进贡。现在误会既然消除了，日本知道自己的错误，希望大明皇帝能够原谅，并赐予“日本国王”的称号。

小西行长怕这谎撒的太大无法收场，还特意修改了“秀七条”的内容。秀吉说要割让四道，他大笔一挥，改成割庆尚一道；秀吉说要公主，他大笔一挥，说女人不要了，赏赐两万两银子就行；秀吉说了四、五条要求，他大笔一挥，改成只要堪合贸易恢复就好。

若是让秀吉知道，这每一处改动，都足以让小西行长剖腹一万次。

很多人看到这一段历史，对小西行长和沈惟敬的举动都大惑不解，这么明显的谎言，难道他们以为日本和大明是白痴吗？

其实，如果把整个议和活动串起来就会发现，两人开始时候只想撒一个微不足道的谎言，接着为了遮掩这个谎言，不得不去撒一个更大的，逐渐升级，逐渐失去控制，等到他们意识到整件事情已经上升到一个荒谬地步的时候，已经无法回头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谎言有多可怕。

第八章 这是误会

沈惟敬和内藤如安兴致勃勃带着《关白降表》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万历二十二年春天了。他觉得这次出使非常完美，满怀希望地去找宋应昌表功，可是等到他的，却是一个晴天霹雳。

宋应昌离职了。

无论是主战派还是主和派，这个时候都已经对宋应昌失去了耐心。万历二十一年十二月五日，石星上书，先称赞了一番宋应昌在过去两年里的贡献，然后说他既然已经回国，但倭寇的事不能没有人管，推荐了一个叫顾养谦的人来接替。

对于宋应昌，石星自认仁至义尽。他并没有剥夺宋的职务，而是让他以胜战之身回京卸职交任。更何况，此时主战派对宋应昌不满已久，如果他还留在这个位子上，早晚要出问题，还不如急流勇退，保全自身——把他召回北京，也算是一种爱护。

宋应昌没办法，只得返回大明。在临走之前，他还反复叮嘱朝鲜人和驻朝明军，千万不可撤军，否则局面会不可收拾。他回到北京，交接了职务，还得到了万历皇帝的称许。可他在京城屁股还没坐热，铺天盖地的攻击就涌了过来。

广东道御史唐一鹏、河南道御史黄一龙、辽东巡抚韩取善、兵科给事中吴文梓、直隶巡按李尧民等人开始对宋应昌展开了持续不断地参劾，参劾的内容五花八门：从“经略失当”到“畏缩避战”，从“贪冒军功”到“任用不当”，甚至还有人说他伙同袁黄与刘黄裳等人，从战马买卖中牟取暴利，总之什么屎盆子都有。

其中最重的一条罪过，是吴文梓提出来的。

万历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二，日军一万人兵分三路，进攻庆州的安康。驻守庆州的南军当时有数千人，主将吴惟忠、骆尚志、王必迪听说日军来袭后，立刻与朝鲜守将高彦伯出战，与日军正面相磕，打了一个平手。

吴文梓以此为论据，力陈日军狼子野心，和议是假，主张和谈的宋应昌是汉奸。

宋应昌有苦也说不出，石星骂他破坏和谈，言官们又骂他只想着和谈，这大明朝做点事怎么就这么难呐！

一时间，宋应昌的处境风雨飘摇，眼看就要被打成大逆不道的罪臣。不幸中的大幸是，这些言官弹劾宋应昌的时候，捎带着弹劾了一个人，李如松。

李如松是什么人？他爹李成梁是名副其实的东北王，他本人是东北李氏家族的家主，辽东精骑的最高领导人，他的升迁贬谪对帝国政局影响极大。不要说李如松这次从朝鲜返回，是打了胜仗的，就是他败退而回，朝廷也不敢拿他怎么样。

李如松回辽东以后，他家中有一个叫诸龙光的私塾先生，不知出于什么目的，突然跳出来向朝廷控诉李如松暗中与倭寇勾结。朝廷毫不客气地判了诸龙光一个诬陷罪，“枷刑日中”，几乎暴毙而死。朝廷对李氏的态度，可见一斑。

李如松和宋应昌在朝鲜战场上一直不和，可现在却被一群言官栓成了一根绳上的蚂蚱。朝廷既然不敢动李如松，自然也不能动宋应昌。

经过一番真真假假的调查，最终证明，大部分对宋应昌的指控都属子虚乌有。

可惜这时候宋应昌已经是心灰意冷，不想再趟这里的浑水，终于提了辞呈，回原籍养老去了。

至此，明军援朝的一文一武两名大员，全都退出了朝鲜战场，终其一生都不曾再度踏足那片土地。

宋应昌自从接手经略一职之后，兢兢业业，驱动大明这尊迟钝的战争机器，与袁黄、刘黄裳等幕僚制订了详尽周密的作战计划，调派各地军队，统筹后勤，协调与鞭策朝鲜官员等等。这些大多是琐碎事情，毫不显山露水，很少为人所留意。

可如果没有了宋应昌强力而缜密的经营，残破萎靡的朝鲜根本无法支撑明军在朝鲜的军事活动，李如松更不可能打得那么随心所欲。纵观第一次援朝战局，明军运动颇有章法，进退有度，没出过任何大差错，此皆宋应昌运筹之功。

至于广为人诟病的补给问题，这是一个客观困难。宋应昌从国内筹措粮草没出半点疏漏，中朝边境粮草辎重堆积如山，奈何朝鲜就那么三五头骡子七八个人，换了谁来也解决不了。在这种极其局限的环境之下，宋应昌勉力支撑，让明军没出现大面积饥绥，应该是有功无过。

宋应昌在朝鲜战争中扮演的角色，很像是一个清洁工。无论你怎么努力扫地，都看不出成果，可一旦你撂挑子了，立刻就看出来了。

当然，宋应昌本人不能说没有毛病。他对南军的偏袒程度不比李如松护犊子的劲头差，南北之争他至少得复49%的责任；他还曾经指使手底下的人向朝鲜人索要倭寇头颅，用来换取军功。这也是宋应昌的污点之一。

不过这些错误瑕不掩瑜，不能掩盖宋应昌所做出的贡献。朝鲜战争历时六年，大明经略先后换了四任，宋应昌的表现是最出色的一位，他在朝鲜战争中的尽心尽力，值得历史给予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

有趣的是，不光是大明有人对宋应昌不满，就连朝鲜人也对他不那么瞧得起。

这其中的表面原因，是因为宋应昌在粮草运输问题上对朝鲜官员不假辞色，动辄呵斥，甚至还越权干涉朝鲜官员的任免，惹得朝鲜朝廷不满；但深层次的原因，却是一个跟战争八杆子打不着的学术歧见。

李朝一直以来师从大明，意识形态上信奉的是朱子学说为基础的儒学。而宋应昌、袁黄等人，则是王阳明的信徒，其中袁黄与王学渊源极深，他父亲袁坡是王阳明的弟子之一，他的老师是王阳明的嫡传学生王畿。

宋应昌、袁黄和其他“王学”门人一样，满怀着将阳明之学传遍天下的伟大理想。在万历十二年，王学门人已经取得了初步胜利，让王阳明正式配祀孔庙。等到宋、袁来到朝鲜以后，却惊讶地发现，一向对大明亦步亦趋的朝鲜，居然对阳明学说无动于衷，这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于是，宋应昌、袁黄在打仗之余，还希望把王学萌芽播种在这片荒地之中。王阳明文武双全，所以他们就从最要紧之处入手，先教朝鲜军人阳明兵法，等到时机成熟了，又正式向朝鲜国王提出要讲习王学，传授儒生们阳明心法，甚至建议在朝鲜孔庙里也摆上一尊阳明像。

这一下子可捅了马蜂窝，朝鲜大臣们即使被日本人占领国土时，都没这么气愤。他们对宋、袁的这种做法极其不满，明里暗里拼命抵制，无论如何也要维护朱子学说的尊严，甚至骂宋应昌等人是“世衰妖兴，一至于此”。后来袁黄被李如松弹劾了十条罪过，其中一条就是他在“左道惑众”，连带着一些对王学有兴趣的朝鲜儒生，都被问罪处罚。

在这种情绪带动之下，朝鲜官员对宋应昌的一切都看不惯，种种记载里颇多讥讽。讽刺的是，这种激烈反弹与争论，反而让王学在朝鲜人所共知，引发了更多人思考，并最终发展出朝鲜阳明学分支的江华学派，也算是无心插柳。宋应昌、袁黄若知后事，也足堪欣慰了。

插播完毕，咱们回到正题。

宋应昌走了，顾养谦来了。

顾养谦是嘉靖四十四年进士，时任兵部左侍郎兼蓟辽总督，也算是一号人物。石星推荐他，一是因为他办事水平不错；二是因为他没参与过抗日战争，政治上没有包袱，可以毫无心结地展开议和活动。

比起宋应昌来说，顾养谦推动议和不遗余力，真心诚意，因为他的使命是促成和谈，只有和平才是显示出他的价值来。

可是他甫一上任，并没有急于表露出自己的态度。此时朝廷局面还乱得很，如果主战，会被主和派攻击；主和，会被主战派攻击，左右都不是人，顾养谦可不希望落得和前任宋应昌一个下场。

顾养谦一直在等，等一个合适的契机。

大明朝廷里主战派和主和派的根本性分歧，在于日本的态度：主和的认为日本已经表现出恭顺，可以安抚；主战的认为日本是狼子野心，根本没表现出臣服的姿态。

如若有什么证据证明日本确实服软了，那就好办了。

说证据，证据还就真来了。

沈惟敬、内藤如安伪造好了《关白降表》以后，兴冲冲地来找宋应昌。结果宋应昌没找到，他们碰到了顾养谦。

顾养谦一看，乐了，这可真是瞌睡时来个了枕头哇。有了这份关白降表，事情就好说了。

然后他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找万历皇帝商量，说日本人已经把降表给准备好了，看能不能把对日本提出的条件再弄的优厚一点，从“只封不贡”改为“封贡并行。”这可以理解，开出的好处越多，和谈的概率越高嘛。

朝廷中的主战派一看顾养谦这小子又来这一套，绵绵不断的弹劾又攻了上来。但这一次顾养谦扛住了，因为他上头有石星顶着。

石星之前没出手保宋应昌，是因为后者跟他的战略思路不合，现在顾养谦是地道的主和一派，手里又有《关白降表》，他自然得全力保下。

对于顾养谦的“封贡”之议，万历心里很犹豫，不是特别情愿，只想给秀吉个空头名号就算了。可顾养谦这人有耐心，反复陈说日本非常恭顺，和平一定会达成，甚至说朝廷若不答应封贡，那我就辞职算了，没法儿谈。

万历问计于首辅王锡爵，这老头子答的含含糊糊，说什么“若真心向化，绝无絶理。又非我孝子。若分外要求。绝无许理。”等于什么都没说。万历又问石星，石星自然是向着顾养谦的。几番周折，万历皇帝这才勉强开了金口，说只要日本人拿出点实际保证，都撤军回去，那封贡之事便有可议。

得了万历首肯，顾养谦乐颠乐颠地开始准备做第二件事，撤兵。

当时驻守朝鲜的明军尚有一万六千余名，分为川兵与浙兵两部。顾养谦为了让日本人感觉更舒服，和谈气氛更和谐，毅然决定先把浙兵撤回国来，只留下刘綎的川军协助防守。

吴惟忠、王必迪、骆尚志等浙军将领对这个命令没有太大抗拒，在入朝的这几年里，南兵已经在朝鲜战场付出太多牺牲，现在是时候回去休整一下了。

于是，这些戚家军的后裔们点齐兵马，在朝鲜君臣依依不舍地挽留下退出朝鲜。这些伟大而朴实的战士凭借自己的努力，赢得了几乎所有人的真心尊重，朝鲜人视他们为真正的勇士，日本人看见他们掉头就跑，而当他们返回祖国的时候，等待他们的却是……杀戮。

入朝的浙兵其实分为两种：一种是开战前临时从浙、闽、粤等地御倭兵力抽调北上的；还有一种是戚继光当初带来北方驻扎在蓟镇的浙籍部队。后一种部队回国之后，接到命令直接返回蓟镇驻地。可是蓟镇总兵王保却拒绝给他们发放饷银。

这一下子激怒了浙兵，他们在朝鲜浴血奋战，缺衣少食，唯一的动力是回国以后可以有大把奖赏可发，可现在朝廷食言而肥，怎能不让他们愤怒？

更关键的是，蓟镇总兵王保是辽东出身。南兵北兵在朝鲜战场上已经互相看不顺眼，如今回国了，又有辽东人骑在头上拉屎，更不能容忍。

其中有三协浙兵反应最为激烈，几乎酿成兵变。王保听说以后，赶紧宣布召南兵去教场领饷银。这些南兵以为真有银子发，放下武器，高高兴兴去了。一进教场，王保立刻翻脸，周围出现无数刀斧手，逢人就砍，登时杀得血流成河。王保唯恐还有幸存者，又把部队名簿取来，一个一个点名，点到有活的，再补一刀。

王保在杀完南兵以后，犹嫌不过瘾，纵容部下把附近的行商又掳掠了一番，把这些算到已经死去的南兵头上。王保随后上报朝廷，说南兵谋反，劫掠商贩，蓟镇出兵镇压，已把叛军全数扑灭。

这起惨案引起了普遍关注，一些有正义感的言官——如给事中戴士衡、御史汪以等人——上书抗议，批判说王保所作所为，简直比坑杀赵军四十万的白起还狠毒，要求重新调查此案。

负责调查的巡关御史马文卿一力包庇王保，而兵部尚书石星也表现出倾向辽东军的态度。他倒不是对辽东有好感，主要是因为撤兵是顾养谦做出的决定，如果此案要细查起来，顾也脱不了干系，会影响到中日和谈战略布局。

于是，在石星、马文卿等人的阻挠之下，这起事件遂被定性为“平叛”。王保非但没受惩罚，反而平叛有功，升官了。这些浙兵没有倒在倭寇手中，却死在了自己人的屠刀之下，真是叫人不胜唏嘘。

顾养谦对南兵没有半点感情，对国内发生的这些事毫无兴趣，他正在紧锣密鼓地忙于安排第三件事。

这事与朝鲜人密切相关。

在这之前，朝鲜人听说了大明朝廷的争论，赶紧派遣了一位叫许项的使者，去游说明臣们不可撤军。这位使者到了辽东，直接被顾养谦给拦了下来。

老顾一看，不行，不能让朝鲜人害了我的大事。他把许项软禁起来，派了一个叫胡泽的手下，带着他的亲笔前往朝鲜汉城，递交给国王李昖。

李昖打开这封宪帖以后，当时呆住了。在这封信里，顾养谦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这个要求太精彩了，我忍不住要把其中的重要段落摘录出来：

今者饷已不可再运矣，兵已不可再用矣，倭奴亦畏威请降，天朝正宜许之……尔国君臣如以倭渐退留釜山等听候明旨，不敢复肆侵犯，悉入章奏，闻之朝廷，为倭恳请封贡，以速其去，倭必反德尔而去，且不复来矣。

意思是：我们一不打算派饷，二不打算运兵，和谈是唯一的出路，你们若是不想日本人再打过来，不如替他们上表朝廷，请求封贡。日本人得了便宜，自然便不会骚扰你们啦。

顾养谦不愧是一位“奇才”，为了促进和谈，居然连这么一招都想得出来。他打的如意算盘很简单，连被害人都请求宽恕凶手了，朝廷岂有不恩准的道理——至于朝鲜人愿意不愿意，根本不在考虑之列。朝鲜的安危掌握在大明手里，大明说什么，朝鲜就得做什么，没有商量的余地。

朝鲜大臣们一听这个建议就急了。这也太过分了吧？我们被日本人欺负得这么惨，居然还让我们替他们请求封官？以德报怨，也没这么报的。于是李昖派了一波接一波的使臣去拜访顾养谦，希望他收回成命。

可惜顾养谦不是宋应昌，他铁了心要和谈，对朝鲜的恳求压根不听，反而以撤兵作要挟。

两边就这事开始扯皮，一扯就扯到了七月份。还没等扯出结果呢，来自北京的一场信任危机悄然降落在顾养谦头上。

原来早在万历二十二年初，宋应昌那时候已经离任，顾养谦还在上任的路上，整个朝鲜战区正处于没人管的状态。李昖趁这个机会，派了一个谢恩使团去北京告状，把晋州惨案和倭寇在和谈期间的一系列骚扰行径汇报给大明朝廷，请求千万别搞什么封贡。

这个使团在北京大概是没使动关节，一直没机会觐见万历皇帝，一呆就是好几个月。他们带的奏章，即便是递上去了，估计也是石沉大海，无人问津。可凡事架不住有心人。这份奏章，被戶部的給事中陈世恩无意中看到了。

陈世恩立场是主战，正发愁如何才能攻倒石星庇护下的顾养谦，他看到这份奏章，不禁大喜过望，连夜查阅往来文书，写了一篇洋洋洒洒数千字的弹劾帖。这篇弹劾帖写的极其精彩，里面大量引用了大量明、日、韩三方的信件文书和作战记录，引经据典，逻辑清晰，力证顾养谦的封贡之议是完全错误的。

万历看了这个帖子，很不高兴。顾养谦这小子，倭寇明明这么嚣张，他还说什么倭情恭顺，这不是拿皇帝开涮么？他批示说：“事成，功有所归。不成，责亦难诿。今后但有争论奏疏，宜两存勿辨，以观日后效验如何。”

石星一看这个批示，登时坐不住了。万历本来是支持和谈的，现在立场却发生了动摇。他赶紧让顾养谦拿出点成绩出来，否则皇帝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变心思。

顾养谦一听，连忙对朝鲜人放了一句狠话：“你们若再不替日本人请求封贡，我就把明军全撤回鸭绿江，到时候东事将不复矣！”他说到做到，在浙兵之后，刘綎所部川军也被调回国内，大明在朝鲜的驻军力量被进一步削弱。

朝鲜人扛不住顾养谦的威胁，纵然他们有一万个不愿意，也只能咬牙认栽，违心起草了一份代倭请封表。

与此同时，他召见了困在辽阳好长时间的内腾如安。顾养谦之前一直把内腾如安软禁在辽阳，是因为他知道单是这份降表不能说明问题，必须和朝鲜人的代请封贡奏折一起交上去，才有说服力。可怜内藤如安就为了这薄薄的几页纸，白白等了好几个月。

这次顾养谦见了内藤如安，说你收拾收拾，带上《关白降表》准备上京，只要朝鲜人的奏折一到，你就出发。内藤如安欢天喜地回去整理行装，耐心等候。

可怜内藤这一等，又是两个月过去……

朝鲜人的代请封贡的奏折写好是写好了，可到底送还是不送，大臣们又争论了很久，等到李昖下了决心，让使臣带着奏折出发的时候，已经是九月份了。

这时一个人事变动的消息传到了汉城。顾养谦被回调兵部管事，接替他的是兵部另外一位侍郎孙矿。

李昖一听就急了，被免职了？我们才按照老顾你的要求昧着良心帮日本人说话，这才几天你就被撤职了？

这不坑爹呢吗？

不怪李昖这么激动，顾养谦搞出这么不靠谱儿的一出戏，让朝鲜人的立场全乱套。

顾养谦怎么会被撤职呢？又是石星下的手！

以陈世恩为首的言官这几个月来卖力弹劾，顾养谦又迟迟拿不出成绩，已是左支右绌。五月份福建巡按御史刘芳誉上书请求绝封，在奏折里他说已经派人联系上了在日本的许仪后——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这个人物——取回来更详细的情报。情报显示日本厉兵秣马，一直在积极备战，甚至连日军火器原料积储产地什么的都打探清楚。

刘芳誉是顾养谦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石星一看到这份奏疏，便知道老顾已是圣眷不在，不能再留了。他只得施展出丢车保帅的手段，把被弹得千疮百孔的老顾调回部里，另外派了孙矿去接任。

孙矿也主张封贡的，可朝廷的风向有了变化，他也不好表露出太明显的倾向。在陈世恩等人的策动下，很快朝廷掀起了一股新的主战风潮，鼓吹响应朝鲜的请求，增兵半岛以备倭寇再袭。

陈世恩“保卫朝鲜，干掉倭奴”的口号还没喊完，朝鲜人的代日封贡奏折在九月十二日送到了北京……

这一下子，大明朝廷所有人都糊涂了。

朝鲜到底怎么回事？先说不可与倭寇议和，现在又忽然来这么一封代倭封贡的奏折，前后矛盾抵牾，混乱不堪。

远在汉城的李昖委屈得都快哭了，想打的时候碰上大明想和，想和的时候又碰上大明想打，这时间差真不怪我，实在是要怪北京离汉城太远，信息更新太不及时了。

这一连串黑色幽默的误会搅混了京城的水。主战派苦心孤诣为朝鲜制造舆论，现在苦主居然先反水了，士气为之顿挫。

这时候，老奸巨猾的石星意识到，机会总算来了。

这位老政治家向皇帝提议说现在大家思维这么混乱，要不咱们找个明白人问问吧。万历皇帝说找谁问啊？石星淡然一笑，告诉皇帝日本有一位使臣小西飞就在辽阳，一直恭敬地等待着来北京朝觐的许可。

万历皇帝对日本使臣兴趣不大，可石星又告诉他，您别忘了，这位日本使臣身上，带着丰臣秀吉给咱们大明的降表呢。这一下正搔到了万历皇帝的痒处，他之前听顾养谦说过有这么回事，但没细问。现在石星一提，他马上就想起来了，下旨说：“叫过来吧！”

皇帝金口一开，什么事情都好办。石星立刻派了一位兵部特使姚洪前往辽阳，通知已经等得快发疯的内藤如安去北京觐见，沈惟敬作陪同。

内藤如安大喜过望，连夜收拾行李，往辽东而来，并于十二月上旬抵达帝都。

当他看到北京巍峨的城墙时，不禁泪流满面。万历二十一年七月，他带着主君的期待踏上釜山，到今天终于到了北京，这一段路他足足走了一年半……

第九章 东亚第一骗局（上）

内藤如安在北京受到了热烈欢迎，这是几十年来第一位以正式使节身份抵达京城的日本人。石星和主和派的官员都把他当成了和平天使，希望他的到来能够为两国和谈带来一丝曙光。为此，朝廷还特意恩准，允许内藤如安过城楼的时候可以不下马——这已经是王公级别的待遇了。

内藤如安被安置在朝阳门外的成国公庄居住，沈惟敬陪他一起住。这里本是靖难大将、成国公朱能在北京的宅子，八世孙朱世桢早在万历十四年自杀身亡，目前还没人袭爵，庄子也空着，正好便宜了这个日本人。

盘桓数日，到了十二月十一日，内藤如安终于在午门楼见到了大明最高的统治者万历皇帝。

万历皇帝以会见朝鲜、琉球使臣的礼仪接待内藤如安，排场极大，百官陪班，数百余名盔明甲亮的大汉将军林立两侧。内藤如安哪里见过这种气势，吓得两股战战，一叩到底，表现得极其恭顺，如同一只见了狮子的绵羊，乖乖奉上了伪造的关白降表。万历展卷一读，不禁微微点头。

这降表的语气低三下四、战战兢兢，一副唯恐惹怒大明的神态。这让万历很是满意。皇帝嘛，金银珠宝都不缺，要的就是一个面子。现在既然日本关白把面子送过来了，万历自然是龙颜大悦。

趁着高兴劲儿，万历问了内藤如安几个问题，诸如“秀吉为何侵略朝鲜”、“战败以后为何赖在朝鲜不走”之类的问题。内藤如安的回答也是老生常谈，无非“朝鲜阻挡我国进贡之路”、“乞待上朝封赏”之类。这些话题前几个月朝廷都吵烂了，没什么新鲜的。

万历发话了：“让兵部派个人去釜山告诉小西行长，朝鲜不能留兵，当地筑的城堡一律烧毁。”内藤如安跪在地上，指天发誓，信誓旦旦地表示一定会顺从上朝意愿，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万历大喜，指示说“如果你们能这么听话，那么万事好商量，具体细则去跟石星他们研究一下吧。”

觐见没多长时间就结束了，皇帝只需要表明个政治态度，具体细节还得让底下的人商议。内藤如安见完万历，在二十日前往左阙门附近的办公室。在那里，石星和赵志皋、吏部尚书孙丕扬有关部门的大臣向内藤如安正式提出了大明的三个条件：

一，所有日本人都回日本。

二，封秀吉为日本国王，通贡则不许。

三，发誓再不许侵犯朝鲜。

相比起秀吉提出来的那狂妄的“秀七点”来说，万历皇帝已经是相当大度了，既没提惩罚，也不提赔偿，只要你恢复到战前状态，咱们这事就算了了。

如果你说话不算话，那也没关系。万历早已经划出了底线：“既定釜倭报退，则前局可完；如既封而倭不肯即行，或别有要求，则无再复议一意战守。”意思很明确，你这回要是老老实实退了，那么封事如常；如果你还唧唧歪歪，那咱们就战场见！

对于这三点要求，内藤如安磕巴都没打一个就接受了，于是双方皆大欢喜。

接下来石星又拉着内藤如安闲聊了一会儿，内藤如安有问必答，乖顺得很，只可惜他满嘴胡柴，明摆着就是欺负大明这些当官的，没人了解日本。

《两朝平攘录》里对这一段记载的很详细，特别可乐。

石星问内藤如安：“秀吉既然已经统一了日本，干嘛不自己称王，要千里迢迢来大明请封？”

内藤如安：“秀吉看到朝鲜有封号，人心安服，很羡慕，也要讨一个。”

石星：“你们日本我听说有个天皇，又有一个国王，两者是一回事么？”

内藤如安：“是啊是啊，都是一回事。可惜天皇已经被织田信长杀了……”

听听，这都怎么鬼话。

且说内藤如安被打发回家了，朝廷的方针也确定了，一群朝臣开始七嘴八舌地乱出主意。有的建议发起浙闽南直广东四省水军，直接打到日本，捣入倭寇巢穴；有人建议派能言善辩之士，去游说日本其他军阀讨伐秀吉；还有人不知从哪里听说加藤清正与关白不合，可以行离间之计。总之靠谱儿不靠谱儿的提议，一时俱现，煞是热闹。

石星对这些提议一概不理，专心和礼部的官员筹备日本封事。恰好这时候前线回报，说有熊川岛的三十六条倭船已经返回日本，石星拍腿大喜，说这回和谈肯定没错了。

石星有信心，是因为他相信日本人这次是真心议和。可他越有信心，有人就越没信心……

这个没信心的家伙，就是一手炮制了关白降表的沈惟敬。

沈惟敬听到大明决定册封日本国王的消息，先长舒了一口气，又长叹了一口气。

舒气是因为总算把大明朝廷给糊弄住了，叹气是因为接下来还得跟小西行长合计怎么去糊弄秀吉。这个胆大包天的家伙，现在已经把东亚两个大国都骗了，已是骑虎难下，只能继续把谎话编下去。

这个国际玩笑越吹越大，越吹越心虚，可又不能不吹。沈惟敬知道，如果他对石星说出实话，恐怕连大门都迈不出去就被砍死了。

怎么办？硬着头皮继续骗呗！

万历二十三年一月三十日，大明朝廷的册封团正式成立，以临淮侯李宗诚为正使，左军都督府署都督佥事杨方亨为副使，带着沈惟敬、内藤如安与给秀吉的日本国王金印离开北京，前往日本。

李宗诚是开国元勋李文忠的后人，典型的纨绔子弟，派他出使，主要是看在他爹李言恭的面子上，可以积累点政治资本——万历也罢，石星也罢，都认为这是一趟美差，没什么危险，可以拿来送个人情。

册封使团最先抵达釜山的，是兵部和司仆室的两名官员，他们二月份到了釜山，通知小西行长大明册封使已经出发，让日军赶紧撤军，只留三百人在对马岛候旨。

小西行长与麾下诸将对这个喜讯反响强烈，欢呼雀跃。那两位官员一看，看来日本人是真打算退兵了，便回去写了封报告，极言日军将兵厌战思归，他们唯独忘了数数釜山港的船到底少没少。

册封使团接到官员报告以后，愈加放心，这才慢吞吞地打点行装，开始从北京进发，经辽东、朝鲜前往日本。

这个册封使团代表了天朝的脸面，带的仪仗又多，行进速度相当地慢。沈惟敬在队伍里实在是耐不住内心煎熬，他必须得先跟小西行长通通气，讨论一下怎么应付册封使团与秀吉。

于是他跟李宗诚和杨方亨说我先走一步，看看日本人准备的怎么样了。李、杨二人对日本毫无概念，看到沈惟敬这么忠勤，欣然允准。

四月十九日，沈惟敬先期抵达了釜山，远远地看到一个大明官员在营口等候，大惑不解，待走近了一看，才发现居然是小西行长。原来这位爷听说自己被授了一个指挥的衔，派人订做了一套大明官服，沐猴而冠，喜滋滋地换上衣服来跟沈惟敬同殿为臣呢。

沈惟敬气坏了，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搞这么一出。他身旁还有一个朝鲜官员黄慎跟着，不好多说什么，只得装模作样地跟小西和玄苏和尚吃了一顿饭，然后找了个机会两人单独对谈。

沈惟敬问小西行长，明朝皇帝那边我搞定了，秀吉这边你打算怎么办？

按说小西行长是个生意人，脑子应该极精明才对。可奇怪的是，小西压根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或者说他认为自己完全可以搞定秀吉，于是大手一挥，说交给我吧，保证等册封正、副使抵达的时候，一个日本人都不会留在釜山。

告别沈惟敬以后，小西行长在四月三十日返回日本，前往名护屋向秀吉汇报。

小西当然不敢把册封使臣的实情讲出来，他只挑好听的说，告诉秀吉大明虽然没全答应“秀七条”，但是却许了一个天大的好处，封秀吉当大明王，册封的使者已经在路上了。秀吉听了，觉得大明王这名号也不错，十分欢喜，连连称赞小西干的漂亮。小西行长趁机进言，说在朝鲜的日军驻扎日久，都很疲敝，如今大明服软，割让朝鲜是早晚的事，不如先把他们撤回来。

秀吉满口答应下来。

到了六月二十六日，小西行长拿着秀吉的撤军令回到釜山，把其他驻朝将领都叫过来，开始分派任务。谁先撤退，谁后撤退；谁负责烧毁倭诚，谁负责准备接待，安排得井井有条。

这一下子可惹恼了他的老对头加藤清正。

加藤清正的营里，一直养着一个叫谭宗仁的使者。他是沈惟敬的副手，当初去加藤清正营里交涉，被软禁起来。加藤清正一直通过谭宗仁，与刘珽互相通信联系。加藤清正觉得，且不说这时候该不该撤军议和，就算是和谈，也该是自己的功劳，凭什么给那个药贩子？

于是他的第一军团坚决不走，对于小西行长一次又一次催促不予理睬。小西行长怕加藤扰乱和谈进程，派人通知册封使团，说有个讨厌鬼正闹着别扭呢，等我把他说服你们再过来，现在暂时请你们呆在汉城吧。

册封使团于是便停留在汉城，一停就是数月。北京那边的石星等得着急了，心想这大半年都过去了，连接触都没正式接触过，实在太不象话。每次他写信过去问，回答不是“风潮不顺”，就是“宫殿未成”，要么是“礼节未备”，总之有诸般理由。

万历皇帝和其他人就纳闷了，怎么日本到朝鲜，十几万大军横渡都没问题；从朝鲜到日本，怎么俩使臣就过不去呢？

这时候的石星，已经把自己的全部身家都押在了和议之上，只能力排众议，拍着胸脯说绝无问题。他生怕拖的太久，和议之事又要生变数，赶紧派遣了兵备副使杨镐去朝鲜勘实，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结果杨镐这人太懒，只在辽东转了一圈，回去回报说日本人根本没撤，只是把小营烧毁，合并到大营里去了，似乎没啥诚意。石星对这个回答很不满意，又派了一个叫常鹤的大同守备都司前往釜山查探，常鹤是个实心眼儿，到釜山一看日本人的动静，告诉石星说“倭情变幻，封事不可轻行。”

这都不是石星想要的答案，于是他索性不派公务员，而是派了两个心腹家人过去调查，一个叫张竹、一个叫王胡子。而且这两个人的目的地也不再是釜山，而是日本。

可以想象，在出发之前，石星肯定对他们面授机宜。于是他们两个在日本和朝鲜转了一圈，得出的结论是没问题。

石星终于等来了自己想要的结果，连连催促李、杨二人尽快去日本。

迫于兵部的压力，李宗诚和杨方亨一合计，决定分成两波。第一波由杨方亨带队，在十月份来到釜山。杨方亨在釜山视察了一圈，发现之前撤回日本的都是些老弱病残，主力根本没动窝。更奇怪的是，其他营地里的日军——尤其是加藤军团的人——根本不知道撤退的事，言语之间还对小西行长诸多不屑。

杨方亨去找小西质问，小西行长的解释是：“除了万历皇帝约定的那三条，我们没有其他要求。其他人的话您别轻信。我们兵多辎重多，一时半会搬不完。”杨方亨将信将疑，但李宗诚却相信了，欣然赶往釜山与副使汇合。

小西行长一看正、副二使都进了釜山城，这心里才算踏实。他以前在平壤城吃了李如松诈称册封使的亏，变得多疑谨慎，生怕大明又搞这一套。

李、杨二人进了釜山军营，催促日军赶紧撤退。小西行长对李、杨二人说，日军已经撤了一部分，大规模撤退还得等关白大人定夺，渡海禀报得花点时间，你们多等几天就是。

稳住明使以后，小西行长找来沈惟敬，开始了他们惊天大骗局的关键一步。

两个人分头行动，小西行长去派人禀告秀吉，说大明的使团已经抵达釜山，随时可以渡海册封。秀吉一听，挺高兴，说既然来了，就赶紧送过来吧。

而沈惟敬呢，去李、杨两位使者，提了一个要求。沈惟敬说倭寇都是土包子，根本不知道礼仪，如果贸然前往册封，恐怕会闹出笑话失了大明体面，不如先派人带着道具过去，教他们演练一番，免得临场出错。

李、杨一听，觉得有点道理，说那老沈你就辛苦一趟吧。

万历二十四年年初，沈惟敬带着蟒龙衣、玉带、翼善冠、大明地图、武经七书等册封礼品，踏上开往日本的大船，还在船头竖了一面大旗，上书四字：“調戢两国”。他还让人从辽东军中调拨二百七十七匹马匹，装载上船运到日本南戈崖，名义上是供随从骑乘，其实是要送给秀吉作见面礼。

至此，小西行长与沈惟敬的打算已经很明显了。他们打算让沈惟敬冒充大明使臣，先对秀吉表示恭顺投降之意，先把关白老大人糊弄过去。

从伪造关白降表开始，这两个家伙的计划就带着一个显著特点：顾头不顾腚。他们的每一步动作都是为了解决眼前的危机，却根本没有长远考虑。比如沈惟敬这次冒充明使，可以一时瞒住秀吉，可秀吉早晚要让大明按照“秀七条”出让半个朝鲜，到时候一定会漏馅；两位明使也不是傻瓜，他们一时半会儿可以被滞留在釜山，可时间一长见不到秀吉，迟早会觉察到不对劲。

这些根本矛盾的爆发是一定的，小西和沈惟敬所作的一切努力，只是饮鸩止渴。

沈惟敬的心理动机，我们之前分析过。他实在是被逼无奈，因为只有和谈能证明自己的价值，和谈一旦破裂，自己就会死无葬身之地。为了活下去，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收紧系在自己脖颈上的绳索。

而小西行长呢？

秀吉在这时期已经罹患严重的厌食症，体重一直在减轻，时日无多。秀吉的继承人秀赖尚在襁褓之内，如果秀吉病逝，几乎可以肯定会由石田三成与加藤清正中的一个人来行使监护与摄政大权。小西行长与石田三成同属文治派，与加藤清正为首的武断派一直在明争暗斗，为秀吉身后的权利再分配做准备。

如果假冒明使的沈惟敬答应秀吉的一切无礼要求，秀吉一定大为高兴，对小西行长更加倚重，让文治派在政治上占有更多主动。

至于这个骗局会不会因为无法执行而败露，小西行长并不担心。中日双方光是和谈就花了两、三年时间，执行“秀七条”少说也得五年时间，只要他稍微拖延一下，糊弄一下，等到秀吉一死，便不会再有人追究。

再往深了说，这件事虽是小西东奔西走，背后却一直有文治派的影子。

文治派的几个主力干将石田三成、大谷吉继等人，都知道小西的这些勾当，并保持着密切联系。想想就能明白，秀吉最信赖的人之一，是石田三成，若没有文治派的配合，小西行长绝不可能把秀吉糊住这么长时间——所以与其说这是小西与沈惟敬折腾出的闹剧，倒不如说是文治派试图控制秀吉的谋略之一。

文治派的计算不可谓不精密，可越是精密的计划，一旦出现变数，就越容易崩溃。

变数，而且是一个谁也没预料到的变数很快便出现了。

第十章 东亚第一骗局（下）

在当时的釜山日军队伍中，除了日本人和朝鲜人以外，还有许多被掳掠到日本的明人。他们要么像苏八一样当最低级的足轻，要么像张大膳一样担任通事。

沈惟敬离开以后，李宗诚一直居住在釜山城内。四月二日，他见到了两个福建人。这两个人一个叫萧鹤鸣，一个叫王三畏，都在日军内部供职，特地前来禀报大明使节一个可怕的消息。

萧鹤鸣和王三畏告诉李宗诚：秀吉并无乞和之心，打算派兵把两位使节抓起来，向大明索取贿赂，再次开战。他们甚至打听出了“秀七条”的详细条款，合盘托出。

秀吉的强硬态度在日本不算秘密，军中传言已久，萧鹤鸣和王三畏知道不足为奇。只是不知道他们冒着偌大风险通报给明使，是出于爱国之心，还是希望立功赎罪，返回大明。

萧、王带来的这个消息把李宗诚吓得肝胆俱裂。他不过是一个纨绔子弟，吟诗作对还能勉强应付，现在忽然要面对刀兵，心态大变，草木皆兵。日军的每一个轻微举动，在李宗诚眼里都变得十分可疑，他惶惶不可终日，感觉随时会有凶悍的倭寇闯进营盘。

经过一夜的煎熬，李宗诚做了一个十分愚蠢的决定——出逃。

一位皇帝亲自委派的堂堂大明使节，居然临阵脱逃，这可真是外交上的大笑话。

四月三日的二更时分，李宗诚没有惊动杨方亨，偷偷叫了自己的几个亲信家丁，扛着包袱戴好面纱，打扮成普通官吏的模样。他告诉守釜山诚门的日本卫兵，说有紧急公文要送出去。卫兵信以为真，就把城门打开，放他们出去。

李宗诚离开釜山城，一路往着庆州方向走，结果因为天黑而迷路了，歪打误撞到了蔚山。蔚山是加藤清正的防区，李宗诚没敢多加停留，连跑带跳地一头扎进附近的深山，然后……然后又迷路了。他足足转悠了三天，也饿了三天，好不容易碰到朝鲜人的巡逻队，才算抵达庆州。

李宗诚离开以后，一直到第二天早上才被日本人发觉。当时小西行长回日本了，釜山兵事由宗义智代理。宗义智一听正使跑了，大惊失色，连忙派了重兵团团围住杨方亨的住所。

杨方亨是武举出身，胆气比李宗诚强多了，他一听正使逃了，十分镇定，继续在强兵环伺之下睡大头觉。宗义智一看这位副使如此沉得住气，便下令撤去守卫，自己亲自走进屋去，告诉杨方亨：“你家正使跑路了。”

杨方亨还是一副波澜不兴的表情：“那个傻瓜没见过什么世面，又在军营里呆的太久了，所以才跑路的。”他向宗义智提了两条要求：一，不得对使团动粗；二，不要去追击李宗诚。宗义智都答应了。杨方亨又把使团的人都叫过来，说现在我是使团的最高长官，以后都听我指挥。他的沉稳让混乱的使团恢复了正常。

处理完这一切以后，杨方亨前往李宗诚的住所，发现这位正使走得匆忙，最为重要的册封金印还扔在屋里。杨方亨把金印捧在怀里，展示给周围的日本人看。宗义智看到印信还在，这才松了一口气，对杨方亨处变不惊的态度佩服不已。

在另外一个版本里，李宗城在一次宴会里看到位美女，当场上前调戏，结果发现那位美女是宗义智的老婆、小西行长的女儿，这一下捅了大篓子，他也连夜潜逃。这个说法可信度太低，可是广大老百姓喜欢这个香艳故事，民间颇为流行，甚至还有以此为题材的春宫图……

再说李宗诚逃回汉城，把萧鹤鸣和王三畏传出来的“秀七条”一五一十地报告给了朝廷。万历听说以后，勃然大怒，既恼李宗诚的丢人现眼，又恨日本人出尔反尔。李宗诚直接被锦衣卫逮捕下狱，押回北京慢慢审问。

“秀七条”的公布，在北京引起了轩然大波。明廷百官一片哗然，争相上本弹劾，请停封事。弹劾的最高潮，是右佥都御史曹学程的上本。在这本奏折里，曹学程把矛头直接指向了石星和首辅赵志皋，把两位大臣骂得狗血淋头，要求他们负全责。

万历皇帝的反应出乎意料，他把曹学程下了狱，禁止继续谈论这件事。

万历皇帝这么做，有三个原因。

第一，李宗诚证词里提供的“秀七条”要求太过荒谬，和“万历三条”之间天渊之别，万历皇帝不知道其中沈惟敬与小西行长搞的猫腻，还以为“万历三条”提出在先，“秀七条”变卦在后，觉得倭寇前后态度变化太大，肯定有问题。在弄清楚之前，不能定下结论，贸然开战。

第二，赵志皋是万历面对群臣最好用的一块挡箭牌，这几年来替他挡了不少唾沫星子，万历一时半会儿还不愿意放弃这么好使的一块盾牌，赵志皋几次要告老还乡都没被批准。现在万历自然不会允许别人用日本做文章。

第三，内藤如安是万历亲自接见的；册封秀吉是万历亲自做的决策。现在如果爆出日本拒绝册封的消息，丢的是大明的面子，抽的是万历的脸。这更是不允许的。

所以，无论万历心里有多不愿意，他必须要在明面里摆出姿态，维持和谈。

比万历还痛苦的是石星，他听到“秀七条”以后，隐约感觉到了一丝不妙，可他已经完全站在了和议的船上，下都下不来了。石星唯一能做的，就是硬着头皮继续为沈惟敬打包票。

这时候，一根救命稻草漂到了万历和石星面前。

在李宗诚跑回来以后，杨方亨很快也写了份报告回奏朝廷。在报告里，杨方亨认为李宗诚是误听谣言，不辩真伪，再加上加藤清正蓄意阻挠——这条是应沈惟敬和小西行长要求加上的——以致酿成出逃事件。他在报告里特意强调，据宗义智说，秀吉正在修建迎接明使的馆舍，马上就完工了——注意，杨方亨一直在釜山营中，他的消息来源都是日军将领，这其中真伪难辩。

可万历和石星已经顾不上分辨真伪。他们以杨方亨的报告为证据，认为所谓“秀七条”是未经查实的谣言，册封应该继续。于是，兵部向万历皇帝建议，另外派遣一名使者与杨方亨汇合，继续执行册封事宜，同时饬令驻朝鲜与辽东的明军做好战备工作。

可这时候从北京派人已经来不及了，石星索性把沈惟敬就地提拔为副使，杨方亨升为正使。这个举动，表明石星和沈惟敬已经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一损俱损，一荣……未必俱荣。石星心里已经把沈惟敬这个骂了几十万遍，一旦解套，他肯定第一个不放过这个老骗子。

北京的命令送到釜山的同时，沈惟敬恰好刚从日本返回。他这几个月在日本到底干了什么，有没有冒充大明使节，秀吉有没有排练好礼仪，谁也不知道。但沈惟敬一回釜山，日军立刻撤走了西生浦、竹岛的守军，说明他与小西行长又有了密议。

杨方亨此时也有点起急了，想赶紧去日本把这事了结。他不再执着于日本全部撤兵，一看到西生浦、竹岛的守军撤退，便表示尽快启程前往日本。

沈惟敬把明使这边搞定的同时，小西行长传来好消息，最后一个阻碍他们计划的加藤清正也完蛋了。

李宗诚的出逃，对日本人来说是个完全没准备的意外事件。但小西脑子太好使了，最擅长抓住突如其来的机会，出逃事件一发生，他便意识到这是一个扳倒加藤清正的绝好机会。

小西行长返回日本以后，通过石田三成向秀吉告了加藤清正一记黑状，罪名有三：一，当着朝鲜人的面对小西行长出言不逊，长他们志气灭自己威风；在跟刘珽的书信来往中自称丰臣清正，属于僭越；御下不力，纵容自己的部属去抢劫明使，以致李宗诚逃跑。

前两条罪名，属于可大可小的变量，单拿出来都不算大事，但如果跟别的罪名一结合，便会有翻倍的效果。所以真正利害的杀着，是第三条罪名。秀吉对于明朝投降一事十分关心，一听说清正这个兔崽子把明朝派来请安的使者吓跑了，大为恼怒，连带着连“自称丰臣”和“嘲笑小西”三罪并发，干脆一纸调令把他调回国，关在伏见城里听候发落。

加藤清正是秀吉一手看着长大的，感情十分深笃，这次惩罚如此之重，可见秀吉是真怒了。

搬走了最后一个障碍，六月十五日，大明正副二使加上朝鲜通信使黄慎离开釜山，经过半个月的长途跋涉，于七月初抵达伏见城。

伏见城位于京都附近的伏见山上，是秀吉常驻的大本营。使团抵达以后，却没有立刻得到接见，因为秀吉听说朝鲜只派了通信使，却没按照要求送来一位王子当人质，很不高兴，便吩咐安排使臣住在新修建的馆舍里，不着急安排见面，打算晾一晾他们再说，这一晾，晾出个大麻烦，地震了……

万历二十四年七月，京都地区发生了一场大地震。这场地震的规模极大，几乎把京都附近夷为平地，方圆百里之内的房屋，几乎全都不存。就连坚固的伏见城也经受不住，轰然坍塌，压死了数百人——总算是秀吉运气好，当时不在城中，不然我们这个故事，在这里就可以结束了。

顺便一说，当时伏见城的牢房也震塌了，加藤清正趁机跑了出来，大叫大嚷要保护秀吉。这一举动博得了秀吉的好感，再加上清正是秀吉正室宁宁从小养大的，宁宁也站出来求情，于是秀吉便解除了他的禁足令，回到朝鲜前线。

大明使臣们也被这场天灾波及到了。地震发生的时候，他们正呆在新建的欢迎馆舍里。幸亏房子比较新，相对结实，给了一点缓冲时间。这些人一窝蜂地跑出屋子，惊魂未定，馆舍就在身后倒塌。清点人数，高级官员们都没事，只是被压死了一个千总、一个差官和四个家丁。

杨方亨大难不死，心里倒挺高兴。地震是不祥之兆，日本发动不义战争，合该由此报应。如果秀吉看到上天对他的恶行发怒，一定会乖乖地收起野心接受册封吧。

可惜秀吉没如杨方亨所愿那样改过自新，洗心革面，他唯一改变的，只有接见地点。

这场地震给日本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大灾之后诸事烦扰，秀吉一直忙碌到八月底，才对大明使臣团下了通知，决定在九月二日接见大明使臣，地点则从已经不存在的伏见城改到了大阪城，不过却拒绝了朝鲜通信使的陪同。

无论如何，秀吉总算是肯见大明使团了，这总是件好事。

杨方亨不知道，这时候沈惟敬与小西行长已经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他们计划的最后一步，也是最凶险的一步。

九月一日一早，五大老之一的毛利辉元亲自前往明使下榻之处，客客气气带着明使们前往大阪城正殿。在正殿里，五大老、五奉行等丰臣政权的有力大名们已经齐聚一堂，一起屏息宁气等着册封仪式开始。

在这之前，沈惟敬已经告诉杨方亨，日本国情不同，尽量简化大明仪，早点册封完早点回国。所以杨方亨没有走那么一套繁文缛节，手持节旄站在正中，沈惟敬手捧金印陪在一旁，还有一个护敕官徐登归拿着诰命、敕谕和冕服。

他们等了半天，远处的黄缦帘子徐徐拉开，一个瘦小干枯的老头拄着拐杖慢慢走出来。秀吉此时的身体健康已经堪忧，不得不让两个侍从左右扶着。可是关白老爷的官威犹在，他一出场，殿内侍卫一起呐喊，颇有些气势。

秀吉到了座位上，刚一坐定。沈惟敬忽然扑通跪倒在地，朝着日本的最高统治者匍匐叩头。这一举动让杨方亨惊呆了，他们手里拿的是万历皇帝的节旄，代表的是大明皇帝的意志，是不需要向任何人叩拜的，可，可这个沈惟敬怎么膝盖这么软？这是哪门子册封的礼节？

杨方亨想不通，沈惟敬心里却是明镜儿一般。他知道，在秀吉心目中，他们这些人是来册封“大明王”的降臣，叩头是份内的事。为了不让事情穿帮，他也只能这么做。沈惟敬不光自己叩头，还回头瞪杨方亨，让他也赶紧跪下。杨方亨没办法，勉为其难也行了个礼，却不肯叩头。

这个举动让秀吉很不高兴，嘴里嘀嘀咕咕，当场就要借朝鲜人不派王子做人质的事发脾气。小西行长见状不妙，赶紧对秀吉说这都是大明来送礼的人，看在那些礼品的份上，也得好好接待才是。”经过劝解，秀吉总算气消了点，但也没了继续接见的兴致，袖子一摆，让随从把金印、诰命、敕谕和冕服之类的东西收好，然后离席而去。小西行长告诉明使，今天先到这儿，明天继续。

第一天的接见，就这么莫明其妙地结束了。到了第二天，按照日程安排，应该是秀吉宴请大明使臣。这次更有意思，所有的大名都特意换上了明朝服饰，煞有其事地聚在一起，好像在金銮大殿上朝议一般。

前头吃吃喝喝，后头却很紧张。秀吉在别殿接见了沈惟敬和小西行长，这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说了半天才把秀吉劝住，说只要册封仪式完毕，朝鲜人一定会来乖乖过来输诚。从别殿离开之后，沈惟敬问小西行长：“还差最后一步，你靠谱不靠谱？”小西行长回答：“我都安排好了。”

宴会结束后，该是宣读册封诏书的重头戏了。秀吉为了表示重视，把仪式现场移到了花畠山庄，德川家康等人也都跟了过去，要见证这激动人心的一刻。

按照流程，首先是杨方亨宣读诏书，再由通晓汉文的僧侣西笑承兑翻译成日文，当众转达给秀吉与诸位大名。这个西笑承兑，是小西行长安排的关键人物。小西行长事先已经跟他打好招呼了，说如果看到有让秀吉生气的句子，请略过不译。

换句话说，小西行长是欺负在场的没人懂中文与日文，打算玩一手瞒天过海的计策。杨方亨念的是册封日本国王，秀吉听的是册封大明王，这事就糊弄过去了。

可西笑承兑不知是紧张，还是压根没打算配合小西行长，在众目睽睽之下一字一句把万历皇帝的诏书忠实地译了出来。

至今在大阪博物馆里，仍旧保留着这封诏书的原件，其全文如下：“奉天承运，皇帝制曰：圣仁广运，凡天覆地载，莫不尊亲帝命。溥将暨海隅日出，罔不率俾。昔我皇祖，诞育多方。龟纽龙章，远赐扶桑之域；贞珉大篆，荣施镇国之山。嗣以海波之扬，偶致风占之隔。当兹盛际，宜讃彜章，咨尔丰臣平秀吉，崛起海邦，知尊中国。西驰一介之使，欣慕来同。北叩万里之关，肯求内附。情既坚于恭顺，恩可靳于柔怀。兹特封尔为日本国王，赐之诰命。于戏龙贲芝函，袭冠裳于海表，风行卉服，固藩卫于天朝，尔其念臣职之当修。恪循要束，感皇恩之已渥。无替款诚，祗服纶言，永尊声教。钦哉!”

秀吉不懂中文，但承兑翻译的太好了，用日文完美地表达出了中文的意思。别的客套话倒没什么，无非是华丽词藻，但其中有两句话是关键。

一句是“封尔为日本国王”；一句是“固藩卫于天朝”。万历皇帝连职称带职务都给秀吉安排好了——这对于狂妄地要侵占整个东亚的秀吉来说，是极其大的侮辱。何况还当着这么多大名的面，多丢人呐。

秀吉的怒气简直是无以复加，他把诏书惯在地上——在一些史料里，还提及他把诏书撕裂，把头顶的明冠摔碎——大声冲着杨方亨嚷道：“别扯淡了，老子本来就是日本的天下人，还用得着大明来封这个头衔？我要的是大明王！大明王！”（吾以武威治日本，何须明之封吾为日本王？吾欲灭明国，大明国王求和，说要奉吾为大明皇帝是以答应和谈。而今却以封日本王来欺吾。）

老头子气得浑身哆嗦，意识到自己可能上了当，而且还是大当。他想起这是小西一力撮合而成的事，便红着眼睛到处找小西。

小西行长在一旁吓得直哆嗦，承兑的临场不给力让他的全盘计划落空，现在他必须要承受秀吉的滔天怒火。秀吉看见小西行长，气不打一处来，嘴里嚷嚷着非斩了你丫的狗头不可！

小西行长连连叩头，说这些事都是石田、大谷几个人跟我商量着干的，不是我一个人独断专行啊。他唯恐秀吉不相信，还拿出一大堆来往文书——看来小西真是个精细性子，早做好了事情败露的准备，不然他参加宴会干吗随身揣那么多信啊？

西笑承兑心怀愧疚，心想是我害了小西君。他走上前去，劝秀吉不要动怒滥杀。石田、大谷等人也算讲义气，把这事认了下来，好说歹说，总算保住了小西行长的性命。这么一闹腾，宴会自然也开不成了，大家不欢而散。

杨方亨看到秀吉先扔诏书，后骂小西，他不懂日文，看的有些莫明其妙；沈惟敬在一旁哪敢多嘴解释，赶紧拽着杨方亨离开大阪城，回了馆驿。回去以后，杨方亨问沈惟敬到底怎么回事。沈惟敬不愧是个老骗子，面不改色地说秀吉是因为朝鲜人不派规格高的使臣来，所以生气了。杨方亨将信将疑，也未深究。

第二天一早，沈惟敬传话给通信使黄慎，撒了一大篇谎话，说昨天关白告诉我了，怪你们朝鲜人拖拖拉拉不肯配合议和，所以人家要再次发兵攻打你们。他紧接着又扮好人，说幸亏我当时喝止了秀吉，训了他一顿，日本既然受封藩国，就与朝鲜是兄弟之邦。兄弟之邦在那么能打架呢？

说到最后，沈惟敬拍着胸脯说你放心，我这次不把秀吉的事搞定，就不走了。

好个沈惟敬，这一通瞎话说出来，当真是气不涌出，面不更色。能看得出来，他是准备把册封失败的黑锅扣到朝鲜人头上，减轻自己归国以后的罪愆。黄慎听了，总觉得不对劲，但根本不敢宣诸于口，满腹心思都在担心朝鲜接下来的命运。

他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九月九日，柳川调信跑来偷偷告诉黄慎，说秀吉昨天召见了加藤清正，加藤清正拍胸脯说“朝鲜人不送王子来也罢，我亲自去再抓两个来。”秀吉很高兴，让他二月渡海进攻朝鲜。

黄慎听了报信，吓得魂飞魄散，连忙告诉大明两位使节，却被沈惟敬好一通嘲弄，说他是杞人忧天。

又过了几天，使团又听到一个新消息：黑田长政在丰前，加藤清正在肥后，两员大将厉兵秣马，准备出征。这个时候沈惟敬仍旧强作镇定，安慰杨方亨说没事没事。

刚说完没事，事就来了……

秀吉派人给使团送来一封书信。信中秀吉把朝鲜人狠狠骂了一通，列数了三道罪状，声称一定要给他们个教训。

毫无疑问，这是一封宣战书。大明、朝鲜使团一听这个消息，知道这次出使是彻底失败了。他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趁着日本人还讲道理的时候赶紧离开。

小西行长还算讲义气，派柳川调信一路跟随，颇为照顾。十一月底十二月初，大明、朝鲜使团终于安全地返回了釜山港。小西行长命令宗义智好生招待，还备下不少礼物，图个买卖不成仁义在，没有多加为难，放归汉城。这时候，已经是万历二十五年的正月了，距离册封团成立之日的万历二十三年一月三十日，已经足足过去了两年……

人是回来了，可该怎么跟朝廷解释呢？

黄慎是个精明人，这一路上把原来没想通的事都打听的差不多了。他毫不客气，一五一十地把出使情况汇报给了朝鲜高层。虽然他因为出使失败而被贬官处罚，但这份报告却被保留下来，送到了北京。

而明使方面，则只有杨方亨先返回北京，副使沈惟敬却借口与日本和谈未完，暂时留在汉城——到了这时候，这位沈大官人，居然还在酝酿着这么蒙混过关！

沈惟敬知道杨方亨这个人是君子，沉稳有余而精明不足，说白了就是君子可欺之以方。他欺负杨方亨不懂日文，告诉他秀吉已经回心转意接受册封，您可以放心地告诉皇帝，咱们在九月二日在大阪城已经顺利册封了日本国王，教朝廷不必担心。

杨方亨一听急了，这是欺君之罪啊！再说了，按照规矩，册封完以后，秀吉应该要有一封谢表给万历，谢表哪儿弄去？

沈惟敬一拍胸脯：“我在这儿等着他们送过来，你先回去就是。”

杨方亨未必不明白沈惟敬在说瞎话，可他心里也明白，这次回北京如果说出实情，一顿板子是免不了的。人总是倾向于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话，于是杨方亨同意了沈惟敬的计划。

杨方亨先修书一封给北京，说金印、冕服什么的已经被日方接受，谢表稍后附上云云，然后留沈惟敬一个人在庆州，自己先回国了。

杨方亨不知道沈惟敬从头到尾没说过一句实话；他更不知道，沈惟敬曾经伪造过《关白降表》去欺骗朝廷。

连《关白降表》都敢伪造，再伪造一份《日本国王谢表》，算得了什么？

沈惟敬很快弄好了谢表，派人送归北京。自己却仍旧不肯回国，反而每天往返于釜山与宜宁之间。他打的旗号是与倭人联络沟通，其实是已经做好了流亡的准备。这事若是蒙混过去，还则罢了；若是蒙混不过去，他就拔腿投了日本人，当个正牌汉奸。

万历皇帝在北京先看到了杨方亨的报告，却没看到谢表，已经起了疑心；既而收到朝鲜方面的黄慎报告，更是疑窦大起。

恰好这时候沈惟敬伪造的谢表送到，诸臣一传阅，被一个小小的兵科给事中徐成楚看出了破绽。徐成楚指出，这谢表里又没有年月日，又没有丰臣秀吉的画押签注，粗制滥造，殊为可疑。万历看到言官的上书，叫来石星与杨方亨质问，两个人不明就里，只得辩解说日本粗鄙不堪尚未开化写的东西不符合中华体例云云。

又过了几天，万历中止了调查。

因为辽东军区传来了一个惊天的消息。在万历二十五的正月十四日，加藤清正带着两百条船气势汹汹地登陆机张，对朝鲜军控制的梁山一线发起了攻击。

战争，再度爆发！

日本人都打过来了，那么这份谢表的真伪也就不必研究了。

堂堂大明帝国几百个精英官僚，居然被几个宵小之辈欺骗了四年多！那些汗牛充栋的“封贡”大讨论，只是毫无意义的闹剧；册封使臣的行动，更是沦为一场笑话。自从土木堡之来，大明帝国还从来没如此颜面尽丧过。

是可忍，孰不可忍！

万历和诸多臣僚都怒极发狂，各路弹劾奏章如滔天巨浪朝着石星、杨方亨和沈惟敬扑来。其中骂的最具代表性的，是工部都水司郎中岳元声，他把矛头直指石星，总结出石星的三辱四耻五难七事：

哪三辱？祖承训在平壤全军覆没；李如松碧蹄馆丧师退兵；宋应昌密谋受和。

哪四耻？内藤如安到北京过阙不下马；石星卑辞厚赠；沈惟敬主盟赴约；李宗城夤夜逃走。

哪五难？石星偷偷派人给秀吉置办了一套蟒衣金币；沈惟敬带了三百匹马过海去讨好倭寇；杨方亨捏造军情；刘綎的驻朝部队被裁撤；诸龙光被杀，南兵被杀，凶手王保却继续高官厚爵。

哪七事？不用赘叙了，就是秀吉的秀七条。

这些罪状里有些是石星的责任，有些不是，不过谁也不会在乎这些细枝末节：你是兵部尚书，出了这么大娄子，不怪你怪谁？

石星面对汹汹的弹劾浪潮，想死的心都有，干脆自请亲自赶赴日本去阻止开战——这种话都说得出来，说明石星已经是方寸大乱了——万历皇帝理所当然地驳回了这个请求，因为马上会有一个大活动，他身为主角不能出席。

万历二十五年三月，万历皇帝命令刑部尚书萧大亨会聚九卿科道诸官，搞一个大会审，彻底查查是怎么回事。

这次会审大概是有明以来审得最认真最仔细的一次。刑部把这些年来所有的往来文书和都翻腾出来，一封一封地对质，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抠，一个人接一个人地提审。小西行长和沈惟敬的计划本来就是漏洞百出，经不起认真推敲，经过这么仔细地彻查，他们前后欺上瞒下的种种劣迹终于真相大白。

会审的结果是：杨方亨革职，永不叙用；石星推荐的辽东经略孙矿革职，回职听勘。

至于石星，他级别太高，萧大亨不敢自做主张，批了一个革职候旨，请皇上定夺。不过萧大亨有心替同僚说些好话，在上奏里认为石星只是轻听误国。可是到了首辅赵志皋那里，味道就变了。

石星的议和活动都是在赵志皋支持下搞起来的，如果要追究责任，赵志皋也脱不了干系。许多官员早就看不惯这个老东西，弹劾的时候不忘捎带着骂赵志皋一顿。

赵志皋为了自保，上疏说这些事我都不知道，全是石星一个人偷偷摸摸搞起来的。石星明知道赵志皋落井下石，可是他不敢随便攀咬。这是官场的潜规则，你自己把责任扛了，妻子家人还能有人罩着；你如果胡乱把别人扯下水，便是个一拍两散的局。

群臣对石星意见汹涌，首辅落井下石，而皇帝的态度更加坚决。

万历皇帝对石星的不满到了极点。办事不力，这是能力问题；撒谎撩屁，这就是人品问题了。皇帝不恨无能，不恨贪渎，最恨的是不忠。本来在开战之初，石星与万历配合的十分默契，第一次援朝时也办得尽心竭力，怎么你这浓眉大眼的，也叛变革命了呢？

恰好这时候南原战败的消息传到京城，朝野震动。于是万历痛恨交加，给石星罪加一等，说他“谄贼酿患，欺君误国。”直接下狱论死，家人发配到广西柳州卫所。那会儿广西还是遍地土司的蛮荒之所，移居过去对孤儿寡母来说是九死一生。

石星枯坐在京城的监狱里，自己四十余年的宦海生涯居然就这么结束。当年他在北京的旮旯里翻出沈惟敬的时候，可没想到这老东西会惹出如此之大的麻烦。石星是个读书人，不希望被押出去在众目睽睽之下被砍掉脑袋。他决定体面地结束自己的一生，开始绝食——他这次成功了。

数年前还风光不可一世的兵部尚书，就这么活活饿死在了监狱之中。

很多人对石星在战争前后大相径庭的表现而惊讶，一个力排众议坚决开战的抗日名臣，为何会沦落成一个一味屈意媚日的主和派呢？

他们既高估了石星，也低估了石星。石星对日开战不是出于高尚的民族觉悟，对日和谈也不是出于天生的汉奸贱骨头，他这一切所作所为看似矛盾，实际都是有一个动机一而贯之——好官我自为之。

石星年轻时候以直言而著名，经过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的磨砺，棱角已被磨去，他变成大明朝众多碌碌官僚中的一员。这些官僚最显著的特点，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最好什么风险都不出，一直到告老乞归，衣锦还乡。

六大部委之中，要属兵部尚书最难做。兵部负责的是打仗，只要一打仗，就一定会存在风险。当初石星被委任为兵部尚书，打心眼里不愿意干，好几次请辞都没被批准。如何规避风险，成了石星在任上的主要课题。

初期石星对日力主开战，不是出自自己的判断，而是因为万历皇帝力主开战——紧跟皇帝的决策当然是最安全。当时的石星，其实没把日本当成多大的麻烦，不然也不会漫不经心地找一个市井无赖沈惟敬去负责和谈。在他的想象里，这不过是一次中等规模的军事行动，只消明军入朝打上几场胜仗，记下几笔功勋，就足够了。

可是日军的顽强远远超出了石星的预计。宋应昌、李如松在朝鲜战场表现不错，可每一场仗都打得危机四伏。作为兵部最高决策者，石星深知其中凶险，他不想冒着崩盘的危险继续打下去，胜了固然好，若是败了，他难辞其咎，风险太大。

惩于这种保守心态，和谈成了他必然的、也是必须的选择。所以他的一切矛盾行为——对宋应昌态度的变化，对南军态度的变化，对沈惟敬态度的变化等等——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风险规避。因此即使沈惟敬的谎言漏洞百出，石星也不愿意或不敢去多想，只得这么一条道儿陪着沈惟敬走到了黑……

石星不是个坏人，甚至不是无能之人，作为萧规曹随的守成之臣他表现得很出色。如果生逢盛世，石星也许可以安稳地做完兵部尚书，甚至进一步入阁。他落得这么一个结局，除了要归咎于性格上的弱点以外，大概也只能说是生不逢时吧。

现在石星死了，杨方亨、李宗诚等人受了惩处，孙矿、谢用梓、徐一贯等相关人员也各有处理。而这起“封贡”闹剧的始作俑者沈惟敬呢？

早在万历把石星革职的同时，他重新调整了人事布局，由萧大亨暂时代理兵部事务，兵部左侍郎郉玠接替孙矿担当经略一职，辽东布政使杨鎬担任经理朝鲜事务，与李如松起名的回族名将麻贵担任御倭总兵官，各地调集人马，准备二次援朝。

而邢玠走马上任的第一件工作，便是捉拿沈惟敬。

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沈惟敬一直呆在釜山附近，有点风吹草动，便能立刻逃入倭营中。一旦让他投靠了日本人，朝廷最后一点脸面可就挂不住了。当时明军在朝鲜兵力不多，只有驻守南原的辽东军杨元和驻守忠州的南兵吴惟忠，其中杨元和沈惟敬比较接近你。郉玠为免打草惊蛇，叮嘱杨元要秘密逮捕之。

杨元接了任务，表面上若无其事，暗地里开始暗暗跟踪沈惟敬的行止。他发现沈惟敬带着一个三百多人的小营，只在宜宁、庆州附近活动。

杨元决定先解除他的武装，假借驻军将领的名义，偷偷以移营、换防为借口，把他身边的人更换一空。其实沈惟敬在军中毫无根基，杨元这么做只是为了预防万一。捉拿沈惟敬是头等大事，不能有一丝疏忽。

日军此时已登陆半岛，开始展开作战。沈惟敬虽不知杨元到来，但多少听到些北京巨变的风声。骗子天生敏感的嗅觉让他惶惶不安，开始琢磨着投奔小西行长。

小西行长绝对是个讲义气的好哥们儿，他听说沈惟敬在大明混不下去了，立刻派了柳川调信和五百名士兵，分坐九条船去接应。沈惟敬看到日军有接应，大喜过望，收拾收拾行李，悄悄离开宜宁驻地，朝着釜山逃亡而去。

这个动向立刻被杨元的眼线侦知。杨元二话不说，率领六名辽东骑兵风驰电掣地追击而去。辽东军别的不行，若比起速度，在东亚根本没有敌手。他们从南原星夜疾驰，一路追过宜宁十里路的丹溪境内，正看到沈惟敬带着细软赶着马车正慢慢溜达着呢。

沈惟敬这几年可赚得不少，装了足足一马车，严重影响了逃亡的速度。杨元一见大喜，追赶上去，还有心情弄一出猫玩老鼠的游戏，假装问他倭寇情形如何？沈惟敬带着一丝侥幸回答：“成不得了。”杨元说既然成不得了，干嘛不到我那儿去回报？

沈惟敬到了这时候还想骗，说加藤清正派了人去庆州谈判，我得赶去办事，怎么也得呆一个半月吧。杨元玩够了，面色一变，六名辽东骑兵如狼似虎地扑了上去，沈惟敬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头子，哪里抵挡得住，直接被抓了一个正着。

沈惟敬落到明军手里以后，杨元没敢多留，立刻打造囚车，派了重兵保护送这位大骗子回辽东。这时候已经是万历二十五年七月，朝鲜半岛很快就要迎来丁酉再乱的第一次高潮。

令人佩服的是，沈惟敬一直到了这时候，仍旧表现出极佳的心理素质。他没有像石星一样失魂落魄，一蹶不振，居然仍旧在积极求生——他不知走了什么门路，搭上了山东按察使萧应宫的线，重金贿赂，希望他能给自己说说好话。

萧应宫和沈惟敬是大乡，是个见钱眼开的货，也不问这事有多严重，收了沈惟敬的好处以后，便派了一个叫丁应泰的幕僚——这人后来在丁酉再乱里也掀动起轩然大波，此是后话，暂且不表——到邢玠那里去求情。邢玠一看，愣住了，见过蠢官，可没见过这么蠢的。沈惟敬是朝廷指名要抓的钦犯，这种高压线他都敢说好话，是嫌命长了么？

邢玠没客气，把求情书信直接上交朝廷。很快御史们就用口水把这个要钱不要命的萧应宫参倒，削去职衔，滚回家去了。

沈惟敬被押送回北京以后，直接下了锦衣卫的诏狱。所有人都认为，这个骗子死定了。可是沈惟敬在监狱里，仍旧表现出坚韧的求生意志，他不像石星为了名节宁可饿死，该吃就吃，该喝就喝，只要一天不死，就要挣扎着活下去。

奇怪的是，万历一直没有下达处死他的命令，于是沈惟敬在诏狱里一呆就是两年。

这种平静生活一直持续到了万历二十七年四月。取得全面胜利的大明军队班师回朝，万历皇帝除了祭告郊庙、大赏功臣以外，还搞了一次公开处决，处决对象包括日本俘虏、通倭汉奸和作战不利的明军将兵。

沈惟敬赫然列在通倭汉奸名单之首，被判弃市。这位大骗子终于结束了自己的奇妙一生。

讽刺的是，跟沈惟敬同时问斩的，居然还有亲手捉拿到他的杨元。而他倒大霉的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正是因为沈惟敬。

原来沈惟敬被捕之后，对杨元极为痛恨，他偷偷派遣娄国安潜入日军阵营，告诉小西行长，杨元驻扎在南原城内，总兵不过三千辽东兵马，附近还有全州两千明军，可一鼓而下。这间接促成了丁酉再乱时日军首先把矛头指向南原，杨元不能抵挡，被迫撤军，结果以“弃师”的罪名被枭首示众，与沈惟敬同时处刑——老沈也算是报了一箭之仇。

如果说沈惟敬之前的遭遇，尚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这一次密报南原的举动，把他彻底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是不折不扣的汉奸行为。

沈惟敬是整个抗日援朝战争中最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以一介卑微布衣之身，游走于战争之间，依仗三寸不烂之舌把三个国家都忽悠得晕头转向，从秀吉、万历到小西行长、石星、宋应昌、柳成龙，当世的顶尖人物都被这个小老头挖了个大坑唬弄过，不愧是明朝——不，是东亚第一巨骗、十六世纪东亚外交史上的一个奇葩。

公平来说，在一开始，沈惟敬自己也没想到最后会走到这一步。他当初被石星从北京城里挖出来的时候，确实是尽心竭力，披肝沥胆，相比起大明其他外交人员的颟顸表现，他已经算得上很敬业了。别的不说，单说单骑闯进平壤城的壮举，便非常人所能做到。他的努力为李如松的进军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这份功绩不容抹煞。

真正悲剧的根源，在于他的身份。市井无赖的烙印，注定了他只是一枚用过即弃的棋子，庙堂之上的人压根看不起这个低贱的家伙，沈惟敬只能拼命证明自己有用，才能活下去；而也正因为骗子的身份，让沈惟敬一次又一次选择用欺骗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这两种作用力相互作用，最终让他走上了一条汉奸卖国的绝路。

当沈惟敬在大阪城向秀吉那屈膝一跪时，他这个人在历史中的形象，便已经凝固了。可怜，可悲，亦是可恨。

秦相李斯在被腰斩之前，对儿子感慨说忽然很怀念当年在老家上蔡的东门溜黄狗的美好生活。不知沈惟敬在死之前，是否也会怀念起自己当初在京城跟人炼丹胡闹的日子？

或许沈惟敬一点也不后悔。他死的时候，年纪已经超过七十，已比同时代大多数人活得长。而且他人生最后七年的经历，远比此前几十年的人生，以及大部分人一辈子加起来都要精彩曲折。

第十一章 和平时期的朝鲜

如果以万历二十一年三月停战算做壬辰战争结束，那么到万历二十五年二月丁酉再乱，恰好是四年的和平时期。

在这四年的战争间歇期，大明与日本你来我往地忙活着议和的事，那么朝鲜人到底都干了些什么？

他们没资格参加谈判，所以只好闷在国里，做点正经事——练兵备倭。

朝鲜官军在整个壬辰战争的表现实在是太差了，动辄一溃千里，差到连他们自己都看不过眼。因此早在万历二十一年二月二日、战争尚未结束的时候，柳成龙便已经明确地向军方提出了要练兵备倭的口号。

他的这个提议很快便得到了执行，没遇到什么大阻力。原因很简单，朝鲜官军在壬辰战争中几乎被消耗一空，从基层到高层都死的差不多了……一张白纸，才好做文章。柳成龙把各地义军重新整编，纳入官军范围之内。这些义军经过一年战争的洗礼，无论士气和战斗力都比原来的朝鲜军队高出一大截。截止到丁酉开战之前，朝鲜军的总兵力已经达到七万到八万左右，其中一半集中在釜山附近的前线，用来防备倭寇。

练兵分成了两个层面：一个是精神层面的，一个是物质层面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两手都要硬。

精神层面指的是军队的战法与战术手段。一支军队必须得有自己的一套核心作战理论和与之相配的战术，比如日军的铁炮战法，再比如辽东军的铁骑战法，而朝鲜陆军却极度缺乏这种理论支撑，基本上还处于“看见敌人抡着大刀一窝蜂就上“的初级阶段。壬辰战争中朝鲜军动辄崩溃，就是因为缺乏组织力的缘故。

在这方面，朝鲜人有一个现成的老师：明军——或者说的更准确一点，是南军。

南军出自戚家军，而戚家军是十六世纪乃至中国整个军事史上最讲究组织性和战术性的军队，尤其是对倭寇的战绩无出其右。请他们来当老师，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朝鲜人对南军的崇拜深入骨髓，简直就是奉若神明。当初李如松撤走，留下了吴惟忠的南兵守卫汉城，让朝鲜人欣喜若狂。

南军将领入朝，在壬辰战争中并不怎么重要。但在中朝两国交流史上，将领大多为武林高手的南军入朝，却是一件大事，因为这纠缠出了一起中朝交流史上长达百年的官司。自然，对朝鲜人来说，这是件必须要“辩诬”的大事。

吴惟忠出身于南方军系，而南方军系的两尊大神——抗倭名将戚继光和俞大猷，大家都知道。这两位名将是正经的武林高手，大家也知道，戚继光的《纪效新书》《练兵纪实》，俞大猷的《剑经》，不是随便什么武将都能写出来的。

然而，戚继光虽然在他的《纪效新书》里收录了中国很多种长短武艺，却惟独没收刀法，原因据他自己说，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刀法虽然很多，但“传其妙者绝寡”，所以不收，留待后人有发现者增补。而他在军中所传的“辛酉刀法”，则脱胎于他得到的日本刀法，因此在他修订的第二版《纪效新书》里，删去了他认为在军中用处不大的一些内容，譬如拳法，增加了日本刀谱等内容。

与此同时，明朝不少文武双全的文臣武将和军事理论家们，如何良臣、宋懋澄、茅元仪等人，都不约而同地在各自记叙及著作里说，中国唐宋时古军阵所用的实战刀剑法，到明已经式微，基本没人会了，或者干脆可以说就是失传了。

毫无疑问，来自戚家军的吴惟忠，必然精通脱胎于日本刀法的“辛酉刀法”，他们对上了日本武士，这也是件很有意思的事。从朝鲜战场上的表现看，似乎正宗的日本刀法并没占便宜，在白刃战中，很多时候日军敌不过明军，譬如碧蹄馆之战……

比之戚继光，南军的另一尊军神俞大猷身上的传奇色彩，要浓重得多。

俞大猷当年南下平倭时，曾路过少林寺，并与少林和尚们进行了亲切会谈，之后还教了少林和尚不少武艺——因为他认为当时的少林武艺有不少已经失传，有必要吸收新鲜血液。

再说他那本武学著作《剑经》，如果只看名字，是人都会认为这是讲剑法的，可惜它偏偏就不是。这本书主要讲的是棍法，或者说什么都讲了，就是没讲剑法。

写了一本名叫《剑经》的书，里面不讲剑法讲棍法，实在很没道理。

俞大猷不是没文化的人，他文化好得很，易学底子比一般文人都好，著作也很多，显然在这事上，有他自己的道理在。

那么，到底是什么道理呢，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没人知道。

这是俞大猷留下的一个谜。

最讨厌的是，他还不留标准答案，所以到现在也没个大家能一致认可的权威答案。

不过，线索还是有的，而且还不少，这事不算完全无解。

我们目前知道的资料是，俞大猷本人精通剑法，而且是一种古代双手剑法——荆楚长剑。这不是剑法的具体名称，而是指流传在一定区域里的一种剑法。他那位剑法师傅在他剑法大成后，曾说他日后天下无敌矣——这话当然不太好当真。不过从他和少林寺的渊源中，可知他确实武艺过人，是当时罕见的高手。

俞大猷南下路过少林寺的时候，进去是一个人，出来却变成了三个人。他从少林寺带走了和尚们推选出来的两个和尚精英宗擎、普从，跟随他南下学习剑法。在少林寺里的具体情况，据他自己说，有一千多号小和尚给他表演了少林武术，他看过之后，认为不少真功夫失传了，于是就跟少林大和尚说了，少林大和尚就让少林小和尚们选举了两个精英小和尚，跟随俞大猷学武去了。

这事很不对，里边肯定有问题。

俞大猷看完一千多少林和尚的表演后，张口就说少林功夫不是真功夫，是花架子，那一千多号少林和尚能服气？他俞大猷又不是佛祖，能舌灿莲花几句就把一千多彪悍的少林和尚全都镇住。所以我猜测中间过程被他故意略去了，至于具体过程是什么，他不说，我们没法知道。如果按武侠小说的套路，必然是俞大将军打遍少林无敌手之类，最后才能出现这个结局。

记载这事的，是俞大猷应少林寺和尚要求写的一篇纪少林寺修十方禅院的文章。这篇文章写好后，被少林和尚带回去，刻成石碑竖在少林寺。所以其中如果有被俞大猷故意略去的情节，也很容易理解……不能这样打人脸不是？

话说宗擎、普从两和尚，跟着俞大猷学了三年多，觉得技艺已成，要回少林寺，走前跟俞大猷请示：我们学了您的剑法，现在准备回少林去，选合适的僧人传授，以便把这门剑法流传下去，您看可以不？俞大猷慨然应允。

又过了十三年，忽然门丁来报，门外有一和尚求见。俞大猷请进来一看，却是宗擎和尚。两人唏嘘完，宗擎告诉俞大猷，那普从和尚已经物化西去，但俞大猷教授的剑法，少林寺中已经有百多僧人精通，可以放心不会失传了。

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两位和尚回少林前，特地向俞大猷请示了是否允许他们把剑法传给少林寺的其他和尚。

中国武术传承规矩甚多，什么传男不传女之类，两位大和尚这么做很正常。而俞大猷的那位剑法师傅李良钦，寿命特别长，一直到九十多岁才去世。俞大猷平倭成功后，还特地上书为他请功过，当然，李师傅以传统的武林高手姿态，没要。

这么一说，大约能理解俞大猷为什么把书名叫《剑经》，说的却是棍法了。

和尚要传给少林其他和尚，尚且要请示俞大猷征求他的同意，那如果俞大猷把这门剑法直接给印刷成书大肆贩卖公示天下，那岂非成了师门逆徒？要是按照武侠小说的套路，接下去多半就是师门追杀这个泄密分子等等曲折情节。

当代武术名家，马家刀法传人马明达先生的解读认为，《剑经》里的棍法和其他武术理论，其实隐含了很多双手剑法在内，因此很可能俞大猷以棍代剑，把他那门剑法给隐藏在《剑经》里了。

我觉得这是目前最合理的答案。大家如果有空，不妨多去考据、索隐一下《剑经》吧，这可是真正的武林秘籍，也许会练出一个不世高手来——这可不是开玩笑……

俞大猷除了把这剑法教给了少林和尚外，还曾选拔了一千多名能举两百多斤的精壮少年，传授这路剑法，用以平倭。而南军入朝的部队中，就有支福建兵，领兵的正是俞大猷的同乡、游击将军许国威。

吴惟忠、许国威、骆尚志这几个武林高手，入朝之后，对朝鲜军队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便开始帮着训练朝鲜军队，把从戚继光和俞大猷那里学来的武艺兵法等等，倾囊相授。

这下把朝鲜人感动坏了，天将传授的天朝兵法和武艺啊，朝鲜对此很重视，后来由官方组织，把天将所传之各种武艺兵法汇编成书，以便日后研究、学习、强国强兵。

这事本来到此为止了，没什么好闹的。

可在大明天启年的时候，茅元仪那本赫赫有名的巨著《武备志》出版了。在这本书里，茅元仪和戚继光等人的意见一样，认为中国古代用于军阵的刀剑法已经失传，然后又说他从一个好事者那里得了一本来自朝鲜的中国实战用双手剑谱，因此起名叫“朝鲜势法”，合共二十四势。这本来也没什么，要命的是他没说清楚那好事者是谁，也没说这“朝鲜势法”为什么就是在朝鲜的中国剑法。

这下麻烦大了，朝鲜人知道后不干了，又要辩诬了。

清朝乾隆年间，朝鲜官方汇编了一本《武艺通谱》，特地在序里开宗明义，对此事进行了严肃的辩诬：茅元仪在书里说中国古代实战剑法失传了，又说他从朝鲜找回了一本中国古代剑法秘籍，这事不对，我们朝鲜根本就没这东西。这剑谱其实就是他自己写的，图是他自己画的，这是他想让这本书成为畅销书的营销手段，故意制造神秘色彩，是赤裸裸的炒作。

别说，朝鲜选手的辩诬水准还是不错的，这事很有可能。再说了，茅元仪说是从朝鲜得来的，现在朝鲜人说他们那里压根就没这东西，还出示了官方汇编做证据，会有错么？

还真有错。问题就出在朝鲜这本《武艺通谱》上了。

这书里，确实没有和“朝鲜势法”一样的双手剑法，但却有本刀谱，叫《锐刀谱》，是门双手刀法，一共有二十八势。如果仔细看，会发现《锐刀谱》里有二十四势刀法，和茅元仪《武备志》里那二十四势“朝鲜势法”是一样的，只不过一个是双手刀，一个是双手剑，又多了四势而已。

如果《武艺通谱》里不录这套刀法，这段辩诬就没破绽了。

我估计是辩诬那位朝鲜选手又舍不得这套剑法，于是只好把剑改成刀，又加多了几势，起个大名叫《锐刀谱》混过去拉倒。这不是画蛇添足么？你这书比茅先生的晚了那么多年，打版权官司一定输的。如果要说茅先生抄了这刀法，回来改成剑法，剽窃版权，那么请朝鲜辩诬选手直说就是，只要说你居然把我们朝鲜刀法改头换面说成剑法，拿去忽悠自己同胞，然后把原版刀法拿出来示众，茅元仪肯定臭大街。

可惜朝鲜选手不但没有拿出原版刀法、剑法，偏要楞说朝鲜压根没这剑法。因为他自己知道，朝鲜根本就拿不出所谓的原版朝鲜双手刀法，不然早拿出来了，完全没必要一面说茅元仪造谣矢口否认朝鲜没有这东西，一面却放了一本与“朝鲜势法”一样的《锐刀谱》进去而不声张。因此我判朝鲜选手辩诬失败。

以我想来，这《锐刀谱》要么原本是中国传授过去，朝鲜选手为了辩诬，于是悄悄改头换面一番弄成刀法，以便证明茅元仪撒谎；要么是他们从茅元仪书里抄去后，改头换面放进书里——这种可能性有，但实在不太大。总之，不管怎么来回倒辙，这东西都肯定不是朝鲜的，无论选哪条，最后都只能判定茅元仪说的是真话，这“朝鲜势法”必然是中国传过去的。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应该是南军将领们留在朝鲜的俞大猷双手剑法——荆楚长剑，或者是其中一部分。这个结论，是有点不确定的，但我们认为这种可能比较大，或者说非常大。

除了软件层面，朝鲜军还着力进行了硬件层面的改进。硬件层面，当然就是武器系统了。

在开战之初，朝鲜军的装备极之落后，还停留在长矛大刀的冷兵器时代，对火器的运用十分有限，跟日本与大明根本无法相比。战争打了一年多，大明和日本在朝鲜战场对火器的运用，让朝鲜人大开眼界，因此他们也兴起了制造火器的心思。

学习火器有两个老师，一个是日本，一个是大明。

最初朝鲜是想学大明的火炮，因为李如松平壤一战给他们留下的深刻印象，“如果我们也装备这么多火炮，日本人一定会吓得再也不敢来吧”，一个朝鲜将领如此感叹道。

大明是朝鲜的宗主国，这点小要求是满口答应，一点不藏私，不搞技术封锁。朝鲜人一提出要求，时任副参谋长的刘黄裳很慷慨地应承下来，答应替朝鲜人培训几千名炮兵。

可惜朝鲜当时把所有的劳力都用来运输粮草了，根本拨不出人手，只得下令从义州附近的镇堡调集了四五百名士兵，前往大明学习操炮技术。不过从后来的情况来看，这些人的学习成绩恐怕很糟糕，因为明军在撤退的时候，便留下了许多火炮给朝鲜军队，可是却没人会操弄这玩意儿，只能弃置在库房里。

大型火炮一是要求冶炼技术；二是要求火药技术；三是要求操炮理论。朝鲜如果要发展自己的火器部队，不能依赖进口，必须具备独立的铸造能力。朝鲜底子太弱，这方面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朝鲜国王李昖曾经有一次问李元翼：“大明的火炮铸造方式跟咱们大将军炮的造法是一样么？”李元翼无可奈何地回答道：“那个做法太复杂了，不可容易学得。”朝鲜在技术方面的窘境，可见一斑。

最后朝鲜从大明引进的大型火炮，只有一种山寨版佛郎机，而且是只适用于水军，陆军装备很少。

引进大型火炮的计划夭折以后，朝鲜只得退而求其次，寻求制造大明鸟铳之法。朝廷委派了一名叫李自海的官员，纠集工匠，在开城监造鸟铳。

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

李昖有一天心血来潮，叫大臣把鸟铳工匠叫过来，想检验一下研制成果。于是工匠们拿着新制成的鸟铳，噼里啪啦地乱放了一通，朝鲜君臣都是外行，听到声音震天，就纷纷拍手鼓掌叫好。李昖看完以后，忽然发现远处有一个人面露不屑神色，心中有些不爽，便派内官过去询问。

很快内官回报，原来那个人是大明的人，姓周，名字不详。周先生这天偶尔路过试射场，拿眼睛这么随便一扫，便发现朝鲜军的这些火铳大有问题。李昖一听，眼睛立刻圆睁，这是一位行家啊！他求贤若渴，赶紧派了几位高官盛情邀请周先生来当指导。

经过一番交谈，李昖发现自己挖到宝了。这位周先生对于火铳的设计、冶炼、装配、使用等环节无一不精，甚至连火药的制造与配比也十分熟稔，说得头头是道，绝对是一位专家级的人才。周先生告诉李昖，其实鸟铳的技术门槛不高，只要有像我这样的人监制，很容易就能造出来。

李昖乐得连滚带爬，马上召集全国手艺好的铁匠与火药工匠，送到周先生那里去学习，并约定如果他们学得好，以后朝廷的订单会滚滚而来。

这位周先生的来历颇为神秘，他自称是百姓，可李昖不傻，哪个百姓会对火器这么了解，绝对是有军方背景。他既然肯留在朝鲜监造火器，又不愿意表明身份，估计可能是在军中犯事逃出来的。

想到这里，李昖赶紧传令下去，对周先生的事全面封锁，绝不能让大明知道。

除了向大明学习，朝鲜还瞄准了日本的铁炮技术。日本的铁炮在十六世纪独步世界，比大明鸟铳的性能要强，如果能学会便是妙用无穷。

但日本官方是绝对不会把这等机密泄露给朝鲜人，于是朝鲜只有一个办法：偷学。

战争期间很多朝鲜人被日本人俘获，或被迫或自愿地为他们服务。李昖曾经发布过训令，如果有这些曾经被日本人抓走又逃回来的人，一定要仔细询问他们铁炮与火药的制造方法。

朝鲜对得到铁炮技术非常急切，甚至因此而赦免一些朝奸和日本俘虏。

比如有一个叫金德浍的朝奸，很早就投靠了日本人，主动为日军当向导，是个标准的朝奸。可他对日军底细了解甚多，所以当李昖听说他被抓起来以后，特意叮嘱推官要仔细询问“烟硝鸟铳造作之法”，并答应赦免他的通敌之罪。

还有一个最富传奇色彩的日军降人，是隶属于加藤清正麾下一名叫做沙也可的日军将领。

“沙也可”被认为是假名，他的真实姓名历来众说纷纭，有冈本越后守、阿苏宫越后守、原田信种等数种说法，出身源流则可能是纪州根来、杂贺众、阿苏家臣等——当然，这两种源流之间并不矛盾，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沙也可本属杂贺众，而杂贺众的铁炮技术在战国时期非常先进，他在这期间学到了铁炮、火药的生产工艺。

天正十三年，继承了信长势力的秀吉开始对杂贺众进行讨伐，首领杂贺孙市被迫投降，很快莫名其妙地去世。沙也可与其他杂贺余党在本州已无藏身之地，只得前往尚未臣服秀吉的九州地区。沙也可选择了肥后的阿苏家作为主君，继续反抗秀吉。

可惜的是时势不由人，秀吉统一日本的步伐没有这种小人物阻挠片刻。很快，整个九州都沦为秀吉的领土，阿苏家更被划归新兴家族加藤麾下。加藤清正为了准备侵略朝鲜，大肆征发臣从势力，沙也可大概就是在这时候被调入第二军团。

沙也可在朝鲜战场上表现的还不错，可好景不长。在壬辰年六月十五日，九州爆发了梅北国兼之乱，把岛津家、阿苏家都卷了进去，阿苏家主惟光甚至因此被杀。消息传到朝鲜，加藤清正势必对有阿苏家背景的沙也可及其麾下另眼相看。在这种猜疑重重的背景之下，沙也可别无选择，只好选择了投降朝鲜军。

沙也可投降以后，总算迎来了自己事业的春天。朝鲜军对这位级别不低的日军降人格外看重，把他调拨到金应瑞麾下。此后沙也可表现得异常活跃，与明军、朝鲜军并肩作战，在很多史料里都留下过痕迹，还曾跟随麻贵在密阳击溃过日本小队，参加过蔚山之战，作为联军代表跟加藤清正交涉过。在朝鲜国仿制日本铁炮的过程中，他也是贡献良多。

因为这诸多功绩，沙也可破例被朝鲜国王赐名，叫做金忠善。在朝鲜战争结束以后，金忠善被调拨往北方，继续抗击后金，在甲子适变、丁卯胡乱等一系列战事中表现卓越，最后以七十多岁高龄得以善终，也算是抗倭战争中的一朵奇葩。

在朝鲜引进日本铁炮的过程中，最大的动力来自于李舜臣。他是朝鲜最早注意到火器威力的将领，对火力的追求近乎狂热，麾下水师都是重装火器舰，让日本水军吃尽了苦头。

在停战之后，李舜臣成立了一个铁炮技术小组，专门琢磨日本铁炮的制造工艺，试图逆向反推，一窥铁炮之妙。在他和技术小组的努力下，在万历二十一年开发出一种叫做正铁铳筒的鸟铳。这种武器脱胎于日本铁炮，却又有朝鲜工匠的改进，性能相当精良，就连明军试用之后都啧啧称赞。

就这样，停战四年以来，朝鲜就像一块海面，不遗余力地吸纳着明、日两方的技术，暗暗积攒着自己的力量。可奇怪的是，到了丁酉再乱，朝鲜军队却始终未能真正拥有装备火炮与鸟铳的独立作战部队，为数不多的火器都用于守城或分散在诸军手中，完全发挥不出应有的作用，典型的雷声大，雨点小。

这可奇怪了。朝鲜对于火器表现的如此热衷，怎么最后会无疾而终了呢。

一方面，是朝鲜存在着客观困难：朝鲜的熟练工匠不够，从采矿到冶炼再到铸造的技术全面落后，像是正铁铳筒这种复杂、精密的武器，无法广泛装备于军队。

另外一方面，则是人的问题。

要知道，任何一项技术或者一种新战法的发展，都需要有一个内行人居中推动。在朝鲜，对火器真正懂行的，只有李舜臣一个。全靠了他的不懈努力，才让朝鲜真正开始从冷兵器向热兵器时代进化。

这个逻辑判断隐含着另外一个可能：假设李舜臣在朝中没有发言权了，朝鲜的火器进化必然会遭遇失败。

但这听起来实在有些荒谬，李舜臣怎么会在朝中没有发言权，他可是朝鲜复国第一大功臣啊。李舜臣一个人包圆了在壬辰战争期间朝鲜军80%的胜仗，如果没有他的奋战，朝鲜恐怕撑不到明军赴援就会亡国。

更何况，李舜臣还是柳成龙的亲密战友，背后站着整个东人党，谁敢动他？

没想到，坏事就坏在了柳臣龙这个东人党党魁身上。

壬辰开战之前，李朝的东人党占据优势，西人党被压迫得喘不过气来。在王室流亡期间，西人党在尹斗寿的率领下，慢慢咸鱼翻身，又有了与东人党一战之力。而与此同时，从东人党分裂出去的北人党也逐渐开始崛起，在领袖李山海的带领下，与西人党逐渐合流，打算把从东人党变成南人党的柳成龙搞下台去。

在战争期间，整个李朝朝廷为了大明的事忙得晕头转向，顾不上党争。一停战，这些朝鲜大臣的劣根性立刻便浮现上来，又开始掐得不亦乐乎。

要搞掉柳成龙很难，他圣眷正隆，没法直接下手。唯一的办法，是设法打击他的亲信或者同党，一点一点把他搞臭。

北人党和西人党最初的目标并不是李舜臣。李舜臣功勋卓著，有目共睹，搞掉他比搞掉柳成龙还难——除非有什么奇迹出现。

这个奇迹还就真的出现了。这个奇迹，叫做元均。

如果要在壬辰战争里选一个隐藏在正义阵营里坏人的话，元均当之无愧，他符合影视剧里反派的一切特点：懦弱、卑劣、愚蠢、贪婪、好色、嫉贤妒能等等……

元均早在开战之初因为畏惧日军，自沉了百余条战舰，亲手成就了壬辰战争第二大笑话，然后厚着脸皮去投奔李舜臣。在李舜臣接下来一系列杀敌的战役里，他永远扮演的是跟着主力部队抢功的角色。为此李舜臣与他多次交恶，甚至还出手呵斥过他。元均是个睚眦必报的小人，对李舜臣一直怀恨在心，到了停战之时，两个人关系已经是势同水火。

李舜臣因为屡次大胜，已升任三道水军统制使，是朝鲜水军名义上最高领导人，元均无法正面抗衡。可李舜臣也奈何不了元均，因为后者虽然各项参数都很低，唯独官场情商这一项非常高。他干了这么多下作的事情，朝廷恍若未闻，还不断加官进爵。

万历二十二年三月，李舜臣在唐项浦附近打过一场大战。这场仗从四号打到六号，李舜臣毫无意外地干掉了日军三十一条船，一场精彩的胜利。战斗结束以后，元均公然要抢夺战利品，与李舜臣彻底翻了脸。李舜臣毫不客气，在此后的第一次长门浦战斗、第二次长门浦战斗、永登浦、鼎严等战役里，他干脆不带元均玩了，把后者气得一佛涅槃，二佛升天。

可是元均没办法，人家李舜臣是三道统制使，是顶头上司。他没办法，只能玩玩小手段，试图去拉拢李亿祺一齐弹劾李舜臣，李亿祺什么人？那是李舜臣的最佳搭档，自然不会理睬他。

结果以这件事为导火索，李舜臣与元均的矛盾被公开化了。总算朝廷还知道水军不可缺少李舜臣，在柳成龙的建议下，元均被调去了忠清道兵使，含恨离开水军编制。

元均在朝中关系一向颇为深厚，很快就跟尹斗寿、李山海搭上了线。两位巨头知道元、李二人的矛盾，心想这是个好机会，便告诉元均咱们如此这般，必能干掉这个讨厌的李舜臣。

尹斗寿首先指使西人、北人两党的几位大臣上书朝廷，让李舜臣出海去打击日本舰队。

这是一个荒唐的要求。且不说此时大明正紧锣密鼓地议和，不会允许朝鲜军贸然行动；就算李舜臣出动，也没有任何用处。作战要有目的，在陆上军队按兵不动的情况下，水师单独出击毫无意义，总不能为了打仗而打仗吧？

可这又是一个政治正确的要求。朝鲜对大明与日本议和腹诽已久，整天盼望着出点什么事儿能把和谈给搅黄了——尹斗寿这次上书，准确地号住了李昖的脉。

如果换一个人的话，即使明知这个命令没有道理，还是会虚以委蛇一下，驾船出去随便转几圈，回来交差便是。

可李舜臣性子耿直，不太懂政治，不然也不会在基层混那么多年升不上去了。他根本看不出这道命令背后隐藏的真实意图，只在军事层面上进行了解读，认为这么干一点意思没有。

所以李舜臣直接拒绝了李昖的命令，不肯出海。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句话理论上正确，只能骗骗刚毕业的大学生，历史上真正敢这么对君主说的人，死得都很惨——当权者最忌讳的事不是无能，而是不听话。你都不听我的话了，再厉害有个屁用？

李昖心里十分不爽，只是碍于柳成龙的面子和李舜臣的功绩，不好说什么。

尹斗寿成功地在君主心中埋下一颗不信任的种子，随即又走了第二步：元均从忠清道兵使调任全罗道右兵使。

这一步棋走得十分巧妙。李舜臣是三道水军统制使，元均是全罗道右兵使，两人军种不同，互不统属，表面上井水不犯河水，可实际上是让元均脱离了李舜臣的制约，而且两人又是在一个战区工作，易于平行调动。尹斗寿安排下一招伏笔，是为日后做准备。

元均脱离了水军系统以后，在西人党和北人党的策动之下，开始对李舜臣大加诽谤，连连上书声称自己才是水军功臣，李舜臣不过是沽名钓誉，贪冒军功。这些谎话编的实在太过离谱儿，不光柳成龙等东人党大为恼怒，就连李元翼都认为不像话，简直是对功臣的最大侮辱。

柳成龙、李元翼等人轮番向李昖辩白，最终没有让元均的阴谋得逞。孰不知，这是尹斗寿埋下的第三根钉子。

早前李舜臣曾经拒绝出海，已经让李昖很不开心。现在偏偏又有人在他耳边称赞李舜臣，李昖表面上不得不妥协，心中的厌恶却因此而膨胀起来：“你们总说李舜臣多牛逼多正确，那么他拒绝我的命令，反倒证明我是白痴喽？”

这个逻辑看似混账，却很符合人性。李昖对李舜臣的态度，因此愈加恶劣起来。

这个消息经过西人党的刻意散布，很快传到了小西行长的耳朵里。

李舜臣在战争期间的赫赫威名，让日本人又敬又怕，如见鬼神。小西当初在平壤城吃尽后勤不继的苦头，因此对李舜臣所发挥的作用，认识最为深刻。他听说李朝开始猜忌李舜臣，不由大喜，如果能借机除掉这个可怕的家伙，那么日军将在洋面上再无任何忌惮。

于是他派遣了一个叫做“要时罗”的间谍前往庆尚右兵使金应瑞的营中，送去了一封密信。密信里说：现在明、日议和困难重重，都是因为加藤清正那个混蛋从中作梗。我听到消息他在某月某日前往某处，中途将在某岛宿营。朝鲜水师一贯善战，如果能派一支部队自海上拦截，必能成功。

金应瑞读完以后大惊失色，急忙把密信送去汉城朝廷。朝廷听到这个消息，顿时一片骚动。

加藤清正是朝鲜最痛恨的人物，他不光虏获了两位王子，而且还搞了好几次大屠杀，血债累累。清正又是日军阵营里最积极的主战派，整天叫嚣着要再次跟大明开战，搞得朝鲜一夕数惊。

如果能趁这个机会把他干掉，无论于公于私都有莫大的好处。

情报里说加藤清正夜宿海岛，肯定要出动水师才行。而朝鲜南部水师都归李舜臣统制，这个任务显然要由他来执行。

西人党极力撺掇李昖搞这么一下，哪怕要承受大明破坏和议的指责也要搞。李昖被他们说动了心，便派了刚刚出使日本返回的黄慎，以抚军的名义前往李舜臣水营，催促他尽快派人去偷袭加藤清正。

黄慎本人对这封密信是存有疑问的，小西和加藤不合是真，可那只是性格不合，不是原则性分歧。再说了，小西设这么一个毒局，完全便宜朝鲜人，他哪有那么好心？再说要时罗这个人，黄慎在出使日本期间曾经接触过，觉得这家伙生性狡诈，不可全信。

李昖很赞同黄慎的意见，可他总抱有侥幸心理，跟买彩票似的，总觉得不妨去试一试，万一要是成功了呢？

黄慎无可奈何，只能动身前往丽水。不出所料，李舜臣听了黄慎的要求，再次断然拒绝出兵。

李舜臣认为，这摆明了是一个圈套，敌人肯定在附近伏下了重兵。我如果带了大船去，很快就会被敌人发现；如果只带小船，碰上埋伏就完蛋了。

他又一次犯了军事正确、政治错误的忌讳。

李昖听说李舜臣又一次拒绝了他，这次终于忍不住发起怒来。这个李舜臣三番五次拒绝我的命令，实在是太目中无人了！李昖下令把李舜臣这个胆小的家伙抓起来，派了一名叫南以信的官员前往全罗道闲山岛去调查。

南以信去了以后，回来报告说加藤清正确实前往那个岛上宿营，而且一呆就是七天。南以信隶属南人党，柳成龙的嫡系，他都这么说，想来是真的。

李昖一听，气得差点摔烂了酒杯，七天！呆了七天！李舜臣你哪怕是派乌龟去，也能把加藤干掉了。如此良机你都错过，真是岂有此理！

这时小西行长唯恐天下不乱，又派了要时罗火上浇油，去质问朝鲜人：“加藤清正率领大军，是要登陆来打你们的。你们的水师不给力，不在中途拦截，现在他已经登陆了。”一副恨铁不成钢的口气。

这一下子，彻底把李舜臣推下了火坑。李昖原本忌惮的是他的功劳太大，又没犯什么错，现在有了“贻误战机”这么好的一个理由，那就新仇旧恨一齐算吧！

北人党和西人党哪里肯放过这个时机，在尹斗寿的指挥下，开始疯狂地弹劾李舜臣，大有不把他斩首誓不罢休的势力。而南人党自柳成龙以下，都噤若寒蝉，不敢施以援手，因为“放过加藤清正”这个罪名实在太严重了，没人敢在这个关节上出言抗辩。

而在攻击李舜臣的同时，北人党和西人党也不失时机地推出了继任者——元均。这时候就能看出尹斗寿和李山海的深谋远虑了，当初他把元均放到全罗道，正是为了今日做伏笔。同道平调，顺理成章，而且元均又有做水军使的经验，实在是再好不过的人选了。

结果对李舜臣的判决是，念在之前的功劳上，免去死罪，但剥夺一切职务，以白身随权慄军中作战。这已经是柳成龙能够做到的极限了。朝鲜军人听到这个消息，从都元帅权慄以下无不叹息。

李舜臣的母亲在牙山听说自己儿子出了事，惊吓过度病逝，连儿子最后一眼都没有看到。李舜臣在前往权慄军中途中本来就很抑郁，忽然那又听说这个消息，顿觉天旋地转，悲痛欲绝，不禁嚎啕大哭起来，几次哭晕过去。若不是权慄从中劝解，这位朝鲜第一名将恐怕要以自杀来收场。

元均“不孚众望”地坐到了三道水军统制使的宝座，他第一个命令，就是废除李舜臣的一切规矩，把三道水军搞了一个大换血。在汉城的西人党也弹冠相庆，庆祝赢得了一场关键性的胜利。他们给李昖上书，说之前李舜臣总是窃取元均的功劳，现在无人掣肘，元大统帅必能带领无敌水师纵横洋上，令敌人心惊胆寒。

一个无比荒谬也无比讽刺的壬辰战争第一大笑话，就此诞生。

关于小西行长这封密信到底是真是假，历来争议很多——笔者认为这是小西行长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

小西行长写密信的时候是在万历二十五年一月。在那时，小西行长与沈惟敬的惊天谎言已经败露，小西虽然借着与淀君的关系得以活命，但政治地位一落千丈，秀吉对他已不复从前信任；而加藤清正在伏见城勇救秀吉，大得宠爱，地位已经回升。两人一升一降，小西处于极端的劣势。

在这种敏感时期，小西与加藤的矛盾已经退居次要地位，他最重要的工作是如何恢复秀吉的信任。在这时陷害加藤，即便成功了，对他仍是一点好处也没有；失败了，却可能是万劫不复的局面。小西是商人性格，这种损人不利己还有无限风险的事情，他不会干。

更何况，在小西送出密信的同时，加藤清正已经完成了渡海动作，屯兵在西生浦。在这个紧要关头，加藤清正一个陆军将领，能有什么要紧事需要绕个大圈子，远远地去闲山岛海域的小岛一住就是七天呢？道理上说不通。

但他确实去了，这一点已经被朝鲜人所证实。

那么只有一个可能，整起事件根本就是小西、加藤两个人合谋。面对李舜臣这个日本克星，小西和加藤这两个仇敌联手，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

可这时候问题来了。

这次阴谋如同一枚智能炸弹，定向极准，无比精确地将目标李舜臣炸得粉身碎骨。

可无论小西还是加藤，收拾朝鲜人没问题，但他们都不了解朝鲜，尤其是不了解朝鲜政局。如果不对朝鲜政局与运作规律有深刻认识的话，绝不可能设计出如此精确打击的布局。能够设计出这个局面的，惟有深谙党争之妙的朝鲜人自己。

从西人党在李舜臣事发前后搞的一连串小动作，我们能感觉得到，这些都不是独立的偶然事情，而是一个完整计划的一部分。它们绵密精致，陈陈相因，一步步改变李舜臣在李昖心目中的地位，让这位复国大英雄慢慢变成一个桀骜不驯的节度使。小西密信只是一个引信，真正让李舜臣失势的，是李昖本身的猜忌。

因此，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很可能是西人党或者北人党中的某个人主动与小西行长暗通款曲，指点他按照方略行事。日本人需要李舜臣死，西人党也需要李舜臣死，于是两边一拍即合，炮制出这么一个截击加藤的阴谋来。

日本人要李舜臣死，这完全可以理解；而党人在日军大军压境的时候，仍旧乐此不疲地自毁长城，不能不让人感慨，这朝鲜政局已经糜烂到了何等的地步。

第十二章 丁酉再乱

万历二十五年正月十三日，加藤清正率领两百多条战船、一万陆军从对马岛出发，于十四日抵达竹岛，与竹岛的日本留守部队汇合，从釜山东侧的机张登陆，当天前锋便攻陷了釜山以北的重镇梁山。

他的这次行动，标志着暂停了四年的明日战争再度爆发。万历二十五年是丁酉，因此中国与朝鲜称之为丁酉再乱；而日本则用当年的天皇年号，称之为庆长之役。

这一次与壬辰之战不同的是，加藤清正的番号，不再是第二军团，而是第一军团。这份荣耀，既是秀吉对他在伏见城奋不顾身救主的褒奖，也是小西行长失去信任的直接体现。

到了十五日，小西行长——现在他是第二军团了——的一万四千人进入釜山外洋，并在豆毛浦登陆。相比起第一军团的张扬，第二军团的再临十分低调，登陆以后没有急于打仗，而是在釜山城内外深挖洞，高筑墙，搞起了工程建设。

小西行长也没办法，他之前那个错误犯的太大了，大到一直到现在他摸摸自己脖颈都凉嗖嗖的。他之所以还能以第二军团的身份再度出征，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军团拥有丰富的对朝作战经验，秀吉不会忽视这一点；另外一方面，小西行长走了夫人路线，拼命讨好淀姬。淀姬为秀吉生下秀赖，地位红得发紫，她稍微吹了吹枕边风，便让秀吉打消了让小西切腹的念头。

加藤清正和小西行长登陆以后，各自给朝鲜人发了一道告示，告示的内容大同小异，基本上用一句话能概括：“我胡汉三又回来了。”

不过第一、二军团登陆以后，除了占领梁山以外，暂时没有采取其他动作。加藤清正屯兵西生浦，小西行长返回釜山城，表现得很安生，与上一次登陆的张狂完全不同。

上一次登陆，狂妄的日军根本没把大明和朝鲜看在眼里，满心打算两三个月靠闪击战灭亡朝鲜再进攻北京。经过一年的正面作战和四年的对峙，日本人对明军的实力和明军保卫朝鲜的决心都有了清楚的了解，早已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脚踏实地，认认真真要和明军打一场拉锯战。

第一、第二军团的总兵力达到了两万多，但这些兵力还远远不足以与大明抗衡。

因此，加藤清正和小西行长的首要任务，是巩固日军在釜山附近的防守，确保后续部队渡海登陆的安全。等到诸军齐至，粮草与装备都储积完毕，日军才会徐徐展开，开始进攻。

二月二十二日，秀吉下达了总动员令。于是除了加藤清正、小西行长以外，陆续赶赴朝鲜战场的还有小早川秀秋（代替已隐居的养父小早川隆景）、黑田长政、锅岛直茂、毛利秀元（代替了已患病的养父毛利辉元）、宇喜多秀家、岛津义弘、蜂须贺家政等西国大名。日军的入朝总兵力约十二万人，要少于壬辰之战的十五万人。

就是这十二万人，秀吉也没法一下子凑出来，必须得分批次前往朝鲜。岛津军团在五月一日才正式驻屯加德岛；小早川秀秋军团一直拖到五月二十二日才从大阪出发，抵达釜山已是七月十七日；毛利秀元、宇喜多秀家两个大军团合计有四万人，到了七月二十七日才开始渡海。跟壬辰战争跨海时一气呵成的锐气相比，这次派兵的效率简直就是山羊拉屎——稀稀拉拉。

截止到丁酉年六月，日军的部队配置在西生浦（加藤部）、釜山（小早川秀秋、宇喜多秀家、毛利秀元部）、加德城（岛津部）、安骨浦（毛利吉成部）、竹岛城（锅岛父子）和熊川城（小西部），日军主力鏖集于沿海列岛。

从这两次出征兵力的数量差异和动员效率，很容易便能推想出日本已是力不从心，自身经济很难再支撑一场大规模跨海战争——何况他们要面对的，是实力百倍于日本的大明。除了那个自大狂秀吉以外，从东国霸主德川家康到丰臣家心腹石田三成，没人看好战争的前景。

秀吉也知道东国和近畿大名的不满，所以这一次没有劳动他们，主力部队完全由丰臣嫡系和毛利、岛津两系部队组成。

这一次出征阵容之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岛津家。岛津家在壬辰之战中隶属于第四军毛利吉成，毛利吉成这次不知道为什么没来，岛津家一万三千人成为一支独立作战兵团，由家主岛津义弘统率。这个小小的人事变化，后来却成为了决定丁酉再乱的一个关键因素，这个容后再说。

总之日军这一次的袭来，看似气势汹汹，实则中气不足，虚得很。他们登陆之后只死死咬住一个字：拖。一定要拖到主力登陆，千万不能让日军聚齐之前，被明军和朝军率先进攻，各个击破。

对于日军的再度袭来，朝鲜人这次反应倒是很快，加藤清正一登陆，附近的守军便连滚带爬地跑回汉城去汇报。

经过那场几乎亡国的战争以后，朝鲜君臣对日本和朝鲜军事实力也有了足够清醒判断，知道朝鲜兵根本靠不住，大明在朝鲜半岛的那点儿驻军也不够使，还得指望大明像上次一样发大军前来才行。为此，朝鲜采取了一个方略，拖。一定要拖到明军入朝，千万不能让日军先发起攻击，再演一次从汉城逃亡的悲惨经历。

于是李昖半点犹豫都没有，立刻派遣使者前往辽东和北京求救。在庆尚道，朝鲜人花了四年时间修了数道防御工事，希望能够层层阻截日军，迟滞他们的进攻速度——朝鲜人着实是被上次小西与加藤的大暴走给吓怕了。

与此同时，他还请僧兵之祖休静大师的继承人惟政前往西生浦，跟加藤清正谈判，能拖日本人一阵算一阵。

惟政作为第二代“八道僧兵总管”，在壬辰战争中也浴血奋战过，根本不怵加藤清正。两人在西生浦见了面，各说各的话，加藤说朝鲜人没诚意，惟政说日本人没道义，谁也说服不了谁。说到最后，加藤也不想正经谈了，随口问惟政朝鲜国有什么宝贝。惟政回答说有啊，就是将军您的脑袋，您舍给我算啦……

而大明此时在干什么呢？

就像前头我们说的那样，大明那时候还没从沈惟敬的“国际玩笑”中回过神来，正忙着捋清“封贡”背后到底有多少猫腻。一直到朝鲜人的陈奏使把日本入侵的战报送过来，朝廷才如梦初醒，不过这一次大明出兵的决定速度，比壬辰战争前那一波三折的磨难快太多了。在沈惟敬的骗局败露之后，万历皇帝立刻委派郉玠、杨鎬、麻贵三人筹备援朝事宜。

这次人事安排能看得出万历是煞费苦心。上次援朝明军的领导班子是宋应昌与李如松一文一武，等级差不多，谁也制不住谁，石星又远在背景，结果搞得文武互相斗法，乌烟瘴气，险些误了大事。万历吸取了上次的教训，在经略和提督上头增设了总督。经略负责后勤统筹，提督负责前方作战，总督负责管着经略和提督，不许他们闹矛盾——可惜这个设计后来没有完全得到实现。

开战之前，大明在朝鲜半岛的驻军已经所剩无几。前线只有杨元驻南原的三千人马，还有吴惟忠为数不多的南兵。派兵势在必行，而且不能少派。

可动员军队是一件极耗时间的事，从决定出兵到真正出兵，中间不知要多少时日。因此大明在这期间的方略也只有一个字：拖！一定要拖到明军完成动员，大军入朝，粮草都运过去，千万不能等到朝鲜亡国了，再让明军从平壤从头打起……

于是在万历二十五年的朝鲜战场，出现了这样一番有趣的场景：尽管战争在一月十四日已经开始，可参战的三方谁都不希望战争进度太快，大家都很默契地保持着克制，源源不断地积蓄着力量，使得丁酉再乱的前半年时间，显得相当和平与安详，很有后世欧洲“静坐战”的风范。

其实北京还有另外一个构想，就是在朝鲜屯田。壬辰战争期间明军吃够了粮草不足的苦头，朝鲜人又不擅治剧，四年积蓄以来，粮草积储仍旧不足。惩于这种原因，在明廷决定出兵以后，内阁提出一个建议，希望能在开城、平壤开府，按照大明地方选派官员进行管理，进行屯田。

换句话说，就是成立开城与平壤经济特区，交给明朝官员按照明朝规矩托管，等到战事结束以后，再交还朝鲜。这个建议从实效来说，能够极大改善后勤状况，很有吸引力——可是地方政权更迭涉及到主权问题，太过敏感，所以万历特意写信给李昖，解释了一下，表明大明没别的意思，就为种点粮食，只要打完仗就还给朝鲜。

李昖接到这个请求，悄悄叫来柳成龙商量。柳成龙一听，当即断然表示拒绝：“元朝设征东省于昌原，而久留贻弊；今此奏文，不须断然防之，只陈难行之事可矣！”居然拿大明与元朝相比，可见所谓的“小中华”，对大明也不是全然信赖，心里还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生怕被吞并。至于屯田带来的好处，他们不在乎或者假装没看见，反正那是明军的问题。

屯田的事就这么被朝鲜委婉地拒绝了，到了开战时，汉城把附近京畿道所有的口粮加种子多划拉到一起，存粮不过二十二万石米，二十二万石豆，打起仗来还得仰仗大明从山东和辽东运粮过来。

朝鲜求援的书信送到北京，大明朝廷上到万历，下到言官都颇为不平，觉得朝鲜人实在有点不识抬举。早帮你你不要，房子着火了你倒凑过来借水桶。朝廷为你国耗费钱粮军马，你们就这么不信任我们？咱们后面能看到，邢玠因为别的事给朝鲜国王下文申饬，口气十分恶劣，带着一种不耐烦的情绪，根子就在于热脸贴了冷屁股的结果。

屯田的事黄了，那么只能换一种办法去拖延日本人。杨镐在战争行将爆发前的五月，煞有其事地给秀吉写了一封信，劝诫他尽快收兵回国。

他在信中写道：“尔已六十余岁，寿命几何？子未足十龄，孤弱何恃？闻各岛之酋，俱觇尔隙，欲为复仇，报怨之举……一旦诸岛内变，若萧墙祸起，清正诸将，各个思欲为王，岂肯各居尔下耶，将来又肯居尔子之下者也！”

你已经六十多岁了，还能活多久？你儿子连十岁都没有吧？万一你死了，他们孤儿寡母靠谁去？你们日本岛上大大小小的诸侯，都等着你死了以后报仇呢。万一那些人野心勃勃打起来，就是一场不得了的内战，加藤清正那些人肯定各个都想当草头王，都不会甘居你之下，更不会甘心在你儿子，到时候可怎么办哟。

杨镐的预测，与秀吉死后的日本局势惊人地相似。先是加藤清正与石田三成的决裂，然后是东、西军在关原的会战，最后德川家康一步步逼近龟缩大阪城的丰臣秀赖与淀姬，结束了短命的丰臣政权，开创了德川幕府。

这倒不是什么特异功能。只要是人类社会，无论国情、政治体系、文化经济、意识形态的差异有多大，政治和利益的运转规律都大抵相同。杨镐这样浸淫于大明官僚体系许多年的专家，打仗不见得行，搞这一套分析那是行家里手。

历史上没留下秀吉看到这封信的反应——以秀吉那时的心性，估计看了也是嗤之以鼻——他更没有因此而中止战争的步伐，实在可惜了这一封预言书。

很快时间便推移到了七月十五日，丁酉再乱的第一个高潮。

从万历二十五年年初开始，日军部队源源不断地从九州经对马岛登陆朝鲜，持续了半年多的时间。这是日军最虚弱的半年，如果能够在对马与釜山之间的洋面予以截击，轻则打乱日军部署，重则直接废掉日军的这次攻势。

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有一支强大的水军。

这可真是撞到枪口上了。

朝鲜别的什么都缺，惟独不缺强大的水师。尽管李舜臣不在了，但朝鲜水师还是原本人马，中层与基层指挥官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舰船阵容比壬辰时还要庞大许多。

可奇怪的是，从一月十四日到七月十四日这六个月时间里，朝鲜水师却是纹丝不动。

在这宝贵的六个月时间里，朝鲜水军干嘛去了？

别忘了，他们有一位号称“自沉大将军”的统帅——元均。

元均在这六个月时间里，只做了一件事：捣乱。

他接替李舜臣以后，把之前李舜臣所有的规矩都废除了。这个心理可以理解，新官上任嘛，不否定前任怎么体现自己的能耐？关键是，废除了旧规矩以后，元均根本没能力拿出新的水军条例来代替，这一下子整个朝鲜水军处于既无规矩也无条理的混乱状态。偏生元均还刚愎自用，极其敏感，谁敢有半点怨言，就立刻大板子招呼过去，搞得水军个个人心惶惶，士气以极快的速度跌至谷底。

面对这番乱象，元大都督根本不予理睬，每天只知道酗酒和大吃大喝。他一顿饭能吃多少呢？史料记载是一斗白米饭，五条鱼、三四只鸡，可以算得上是海量了。六个月胡吃海塞下来，朝鲜水军乱象横生，元均自己倒吃成了一个大胖子，连走几步路都气喘吁吁。

古今中外的无能将领有很多，但像元均这种全身心无能到如此彻底的，还真是不多见。

这边厢元均吃得脑满肠肥，那边厢日本已经开始磨刀霍霍，打算拿朝鲜水军开刀了。

朝鲜水军在壬辰战争期间威名赫赫，打得日本人闻风丧胆，秀吉以下惶惶不可终日。即使如今李舜臣已经被干掉了，可日军仍旧不敢小觑这支群龙无首的海上雄师。为了能够彻底打垮朝鲜人的舰队，日本几个方面军破天荒地开始了联合作战，制定了一个相当毒辣的“朝鲜舰队攻略作战”计划。

这个攻略计划仍旧由小西行长开局。

小西行长首先派出了金牌小细作要时罗，让他再次前往庆尚右兵使金应瑞的营中探访。金应瑞一见要时罗来了，十分亲热，好酒好肉地款待——要知道，当时李舜臣刚被贬谪，朝鲜方面仍旧认为要时罗上次送来关于加藤的情报是真的，也就仍旧天真地认为他是朝鲜人民的老朋友。

要时罗酒足饭饱，告诉金应瑞：日本将于近期对釜山展开一次大的增援行动，会有大批物资运抵朝鲜。如果朝鲜水军能够于半路截击，将会大有收获。金应瑞不虞有诈，立刻把这份情报通报给权憟，权憟当即通知元均，让他寻机歼敌。

元均其实并不太愿意动弹，可李舜臣正是因为不愿出击而被弹劾，自己如果也按兵不动，搞不好会被柳成龙他们以同样的理由弄下去，那可就太亏了。

权衡再三，元均终于不太情愿地带着朝鲜水军出发。为了确保万一，他把三道水军的主力都带上了，足有船舰四百余艘，浩浩荡荡地逶迤一路。

而这一切，早被日军安排在附近山头的间谍看得一清二楚，朝鲜水师出击的消息，很快传回釜山本阵。小西行长写了封信：“敌人已经到，接下来看你们的了。”收信人是藤堂高虎、加藤嘉明、胁坂安治。

七月初八，元均所部来到了熊川前洋，这里距离釜山已经不远了。前锋庆尚右水使裴楔带着两条大船与岛津家的几条海哨遭遇，裴楔很快打败了，还抢到了两百多石粮草。元均一听，胆子大了一点，传令全军前进至绝影岛附近海域。

到了绝影岛附近，忽然急促的警报传遍了整个朝鲜舰队：“日军千余艘船，蔽海而来！”。

元均一听，乐了，这大概就是要时罗说的日军补给舰队了吧，可又过了一阵，他发觉不对劲了。日军这些黑压压的全是战船，甲板上装的不是粮草，而是盔明甲亮的日本武士。

这支舰队，是日本新水师——因为老的已经被李舜臣烧得差不多了——的主力部队，以藤堂高虎、胁阪安治、岛津忠恒为先锋，加藤嘉明为后援，还安排饿了锅岛胜茂作为预备队，总兵力达到了五六千人，这些李舜臣的手下败将摩拳擦掌，准备一雪前耻。

为了这次攻击能够顺利进行，日本水师下了血本，不仅舰船七成以上都是和谈期间造的新船，而且连指挥系统都做了变更：不再像从前几个小大名带着不同籍贯的海贼各自为战，而是统合到了一起，给了一个第六军团的番号，以长曾我部元亲作为统帅，行动效率较之以往大幅提高。

一见日军气势汹汹的阵势，元均居然不害怕，下令迎击。他跟在李舜臣后头也打了好几仗，早克服了对日军的恐惧心理，拥有心理优势。按照他的想法，同样一批舰队，李舜臣那个小瘪三都能打败日本人，我为什么不能？

可元均偏偏忘了，为将者要审时度势，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战法不能一概而论，李舜臣带兵，每一战都是精密筹划，从来没有说只要一看见日本人就拉竿子上。

当时朝鲜军的所在位置是绝影岛与大陆之间的狭窄海域，而日军是自上风处自东向西进攻。这日、朝近一千条船簇拥在如此局促的海域，谁也无法展开阵形，最终会演变成一场混战——而朝鲜水军的作战习惯，或者说李舜臣的作战习惯，是在宽阔洋面以高效率的阵形跟敌人打运动战，利用自己船大火器犀利的远程优势消灭敌人。

所以这时候，朝鲜水军应该做的事情，是撤退。

这一点元均没看出来，有人看出来了。

先锋官裴楔是李舜臣麾下的老人，对海上战法十分熟稔。他见势不妙，对元均说此时风高浪急，又赶上阴天，而且绝影岛海域狭窄，不宜仓促应战，应该后退观望。

可元均胆色上来了，压根不听裴楔的建议，仍旧坚持进攻。

既然主帅坚持开战，要打就打呗，总比自己凿沉了强。于是朝鲜水师一边嘟囔着自家主帅的“光荣”战绩，一边缓缓展开队形，按照李舜臣制定的作战条例准备战斗。

这时候元均又开始添乱了。他看到远处日军的战舰不断增多，不断靠近，开始心虚了。他不断地下达各种命令，一会儿要求来个鹤翼阵，一会儿又下令编个雁行，过了一阵又改主意了，让全军环绕在旗舰周围。

要知道，朝鲜水师规模不小，绝影岛附近又狭窄，因此每一次阵位的调动都要大费周章。元均的这些前后矛盾的命令，让水军无所适从，疲于奔命。这个时候，就体现出统帅的重要性了。元均这个大外行的命令前后不一，让朝鲜水军一会儿进，一会儿退，再好的队伍，也经不起这么折腾。

等到了日、朝舰队差不多要接战的时候，元均看着水面密密麻麻的船只，忽然想通了，他意识到裴楔言之有理，连忙下达了一个让全军大吃一惊的命令：后撤。

可这时候跟刚才情势不同，敌人已经压了上来，后撤只会自乱阵脚。可元均是一军之主，水师又是一个极其讲究纪律性的团队，朝鲜舰队没有别的选择，只得硬着头皮后退。

万幸的是，李舜臣给日军留下的阴影太大了。一直到现在，日本水军仍旧没有下决心进行突袭——他们以为即便李舜臣不在，他一手调教出来的舰队战斗力仍旧很可怕，日本水军不想用“一次敌伤一千我损八百”的硬战打垮朝鲜军。

于是日本人尾随着朝鲜舰队前进，既不靠得太近，也不离得太远。

一方退的莫名其妙，一方跟得有耐心，就这样，双方的阵线逐渐移到了位于釜山西侧的加德岛海域。托元均的福，朝鲜水军的橹手一直徒劳地把硕大的板屋船与龟船划来划去，做了一大堆无用功，已经累的精疲力尽，连手都抬不起来了，船队不得不把速度降下来。

这个破绽，很快被藤堂高虎发现。他一改以往的冒进，显得十分谨慎，没有吩咐全军展开突击，而是把船队分成几十个小分队，分散开来，对朝鲜舰队进行袭扰。

数百条生龙活虎的日本小船开始无休止地突进，放枪放炮，等到敌人转向反击的时候，又急速掉头，飞快撤退。朝鲜的大船划不动，但又不能不动，结果就像是一个跟随日军节奏舞动的拙劣舞伴，被牵着鼻子一步步带入混乱之中。

这一场战斗的强度不大，持续时间却非常长，一直到了日落方才结束。朝鲜水军的损失没多少，但整个阵形却被完全折腾散了。三百多条船东、西一堆地分布在洋面上，散乱不堪。

元均花了好大力气，才把这些船只收拢到一处。此时朝鲜水军的承受能力已经到达极限，他们划了整整一天的船，喝光了携带的淡水，现在口干舌燥，根本无力再战。

元均没办法，只得下令全军就近在加德岛登陆，诸军依次下船登岛汲水。可当第一批四百名水军踏上加德岛时，忽然四周铁炮轰鸣，喊杀四起。原来日军早已在此埋伏了大批士兵，专等朝鲜人上钩。这一战毫无悬念，四百余名水手被全数杀死，无一幸存。

面对巨变，元均骇得亡魂四冒，当下也不休息了，拽着全军一口气撤到了巨济岛附近的漆川梁，这才停下脚步。日本水军这次表现得彬彬有礼，并未进行认真追击，只是略作鼓噪，当即收兵回营。

能看得出来，日军这一次并未打算硬拼，他们的目的只是为试探朝鲜军虚实，看看没有李舜臣的水师战斗力会下降到什么程度——答案令他们很满意。

日本将领很满意，朝鲜将领就会不满意。

朝鲜都元帅权僳在接到战报之后，特别不高兴：三道水军倾巢而出，居然毫无战果，反被敌人逼退了数百里，这实在说不过去。在他的战略构想里，必须要第一时间瘫痪日本水军，断绝日本赴朝的运输线路。元均这么一再退缩，实在不符合朝鲜水军以往的威名。

为此，七月十一日权僳亲自从南原赶往固城，把元均叫了过去，没鼻子带脸痛骂了一顿，说国家给你那么高工资，你光知道吃喝玩乐？你如果再这么下去，就等着死吧！谁也帮不了你！骂完以后，权憟还叫人拿来板子，噼里啪啦给他痛打了一顿。

元均捂着屁股灰溜溜地返回舰队驻地，他极好面子，当众受了这么大羞辱，心情可想而知。可是权憟已经下令反攻，他不敢回丽水军营，只得让全军漂荡在巨济岛附近。元均在这期间做了什么呢？不是积极侦查敌人动向，也不是与部下讨教水战之道，从头到尾他只下了一道命令：“进据釜山”，没有详细指示也没有后续规划，其他时间就只是每天关起门来独自喝闷酒，喝完了倒头就睡，谁也见不着他。

朝鲜水军就在这种荒谬的情况下，稀里糊涂地第二次前往釜山附近。

七月十四日，他们又遭遇了日军的主力舰队。不过这次日军只有五百艘船，一看到朝鲜水师的影子，立刻四散而逃。元均大喜，信心又恢复了一些，连忙下令舰队追击。

这个命令遭到了全军上下的反对，所有人都认为，这么一路不知虚实地追下去，实在太危险了。

这其中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客观原因是元均从水工橹手那里听到的：“水岭已过，马岛将迫，运舡失便，我无生道，千万水兵，未剿一贼而自蹈大祸，今日之事，谁任其咎？”

至于主观原因，则是所有人都对这位大爷的指挥能力彻底丧失了信心，与其跟着他打，还不如不打……

元均虽然刚愎自用，但一听到“今日之事，谁任其咎”八个字，立刻就不傻了。这种擅于钻营的人，对责任最为敏感。他知道士气已不可用，索性从善如流，立刻下令全军回转。

可此时洋流处于逆向，舰队活动十分艰难，在撤退途中，全罗水营的七条大船飘散到了东海深处。这是一个不祥之兆。

朝鲜军一退，藤堂高虎又开始不远不近地跟上来，像一头跟随着负伤麋鹿的狼，随时准备扑上来咬一口。

朝军水师徐战徐退，又退至加德岛附近。这次元均学乖了，不敢派人登岛补给，而是让舰队北移，靠近大陆的永登浦。谁知道这一步早就在日军预料之中。藤堂家和岛津家已经派了五十条快船，载着大批士兵先抢到永登浦附近埋伏起来。结果朝军在永登浦再一次遭遇伏击，损失惨重。

元均吓得连救援都顾不得，扬帆，一口气后撤到了温罗岛附近，最终又回到了巨济岛北侧的漆川梁驻留。而日军则继续如影跟随，分成许多小队不断袭扰。

这次战斗的过程，和数天前的战斗过程几乎如出一辙。藤堂高虎已经摸透了元均胆小怯懦、犹豫不决的个性，故意在反复拉锯战中消磨朝军的体力，等待着他们犯下更多错误。

漆川梁位于巨济岛与半岛大陆之间的马山湾附近，附近有漆川岛，距离安骨里城和镇海都不远。这里海域狭窄，水深颇浅，并不适合朝鲜水军驻屯。但元均不知为什么，非要停留在这里不可，怎么劝都不听。

七月十五日，朝、日两军围绕着漆川岛持续了一整天的低烈度战斗，朝鲜水军处于劣势，但尚不致崩溃。双方一直到太阳落山方才收兵休战，疲惫不堪的元均把所有的将领都集合过来，神情沮丧地说：“现在情况如此艰难，只怕咱们只有殉国一途了。”

裴楔一听就火了，说我军连续打输了好几场，士气沮丧，已无再战之力，不如及早撤退保存舰队实力。裴楔的建议从军事角度上来说是对的，海军的价值在于“存在”，只要舰队还在，哪怕丽水丢了，都还有机会东山再起。

但从政治角度来说，这个建议最糟糕不过。元均若是就这么回了丽水，等待自己的将是无数的弹劾奏章，到时候别说柳成龙不会放过自己，尹斗寿也不会帮一个落水狗。

元均想到这里，摆了摆手说：“死而后已，汝勿多言。”裴楔一听，知道这人油盐不见，索性不谈了，回去偷偷跟自己手底下的十二条船商量撤退的事。

十六世纪的海战，基本上都是白昼战，一到晚上海面会变得极黑，缺乏远光照明设备的船队连保持队形都很困难，遑论作战。因此基本上两军一打到太阳落山，就很有默契地各自休战，有什么事来日再说。因此“夜间不战”，是属于这个时代水军的常识，元均和朝鲜水师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常识，可藤堂高虎不这么认为。

十五日深夜，元均睡了，藤堂高虎没睡，他派了自己侄子藤堂高刑和一个叫箕浦忠光的心腹，带着二十几条叫做鼻居舠的小船，悄悄地潜伏在朝鲜水师船之间。当时夜里太黑，朝鲜水师的警戒又很松弛，居然被这些小船悄无声息地贴近了数艘巨舰。鼻居舠，顾名思义，船的一头高高翘起来，像是一只鼻子，正好可以贴到大船的侧舷吃水线上部，而且这些船里装满了引火之物，干什么用的一目了然。

藤堂高虎又派了一支分舰队，冒着走散的危险绕到朝鲜水师的身后去，这才安心睡去。

七月十六日黎明一破晓，忙碌了一夜的日军突然发动了突袭。

突袭的第一弹是来自于鼻居舠。这些小船突然出现在舰队之间，把鼻子紧紧贴在许多板屋巨舰之上，然后引燃了熊熊大火。而藤堂高刑等人则趁此机会，用铁钩钩住船首，爬上去杀光甲板上的人，再放火。

此举让许多舰船几乎同时冒起黑烟，彼此不能相顾，引发了极大的混乱。猝不及防的朝鲜人刚睡醒就遭到了这么强烈的打击，都纷纷争先恐后地调转船头，想离开这一片火势。元均的旗舰连连击鼓鸣锣，试图示警，反而起了反作用，让船队更为惊慌。

如果是李舜臣处于这种状况，和元均做同样的事情，麾下士兵肯定会慢慢镇定下来，向旗舰靠拢。可惜元均不是李舜臣，他的警报只会让军心更加动摇。由此可见，平日里培养士兵对指挥官的信心，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

在这一片混乱中，日军嗷嗷地从前后两个方向冲了上来，登时枪声大作，硝烟四起，密集的弹丸像暴雨一般落在朝鲜舰队头顶，整个洋面都被火焰与鲜血覆盖。被夹击的朝鲜水师溃不成军，不得不各自为战，两军的船只杂乱地穿插到了一起，完全陷入一场混乱——或者按照英国海军的叫法，DOGFIGHT。

前面说了，朝鲜水军的优势是远程火力加运动战，现在却被日军欺近搞埋身白刃战，让对手发挥出了单兵战斗力强劲的优势，胜负之势，一望可知。

此时朝鲜军里唯一还保持理智的，只剩裴楔一个人。他早就约束部下做好跑路的准备，见势不妙，立刻带着十二条船拨转方向，准备撤退。元均远远看到裴楔临阵脱逃，下令把他拦住。可这时日军的突袭已经开始，谁也顾不得谁了。

藤堂高虎成功地把朝鲜军拖入乱战之后，格外兴奋，亲自挥刀杀上去，专挑个头大的砸；另外一位败军之将胁阪安治更是身先士卒，浴血奋战，前后亲自夺取的战舰就高达十六条。

加藤嘉明原本是担任后军，一直在两军接战后才丛赶到。他一看这阵势，心想不行，不能让藤堂抢了太多功劳，二话不说，带着自己外甥等人一口气杀到了最前方。他的打法更加凶悍，先是强行登了一条船，杀光水手，再找另外一条船。中途他数次落海，抓着小船浮上来，抹掉脸上的海水，继续杀。

一时间，惨叫声、喊杀声、火器射击声和船只沉没发出的断裂声交织到了一起，成为一场死亡交响乐。日本水军的这几员大将个个如同嗜血的鲨鱼一样，疯狂地杀戮着，他们等待这一刻，等的实在太久了。这些李舜臣的手下败将，终于找到了出气的机会。

一直到战斗快要结束了，驻屯竹岛的锅岛胜茂这才匆匆赶到现场。他发现朝鲜舰队被消灭的差不多了，十分沮丧，这时他手下一指，说岸边还有好几条呐。他心中大喜，冲上去把这些船抢到手，也算立了功劳。他还不忘派了成富茂安突入战场，也砍杀七百余人。

锅岛胜茂甚至还有心情坐下来欣赏海战，说我小时候被秀吉大人带着去欣赏过芳野的樱花，而眼前这番美景，比芳野樱还要绚烂夺目啊。

这一场大战持续了半天，朝鲜水师几乎全军覆没。李舜臣的亲密战友、全罗道右水使李亿祺、忠清水使崔湖等人在一片混乱中相继投水而死，这些水师精英的沦亡，令人扼腕叹息。

三道水军的最高统帅元均看到大势已去，只得收拢附近的二十余艘船只，朝着岸边靠拢，希望能登岸逃出生天。

元均也不想想，同样的亏他都已经吃过两次了，日本人怎么会不准备第三次？

等待元均的，是岛津义弘早早埋伏好的三千生力军。这支部队原来驻屯在唐岛，开战后悄悄移至漆梁川附近，就是为了伏击慌不择路的朝鲜水军——由此可见，日军这一次的水军攻略，是早有预谋，而且筹划相当周密，水、陆两军表现出了惊人的默契。

这一战下来，朝鲜水师所剩无几的残兵，被毫无悬念地屠戮一空。元均在乱军之中试图逃跑，可惜因为体型太过肥胖，动弹不得，只好靠在一棵松树旁喘息，被追来的日本士兵一刀杀死。后人有诗赞曰：闲山一岛国南门，底事朝廷易将频，不是元均初负国，元均之腹负元均。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元均没有战死，只是被俘，或者逃出生天了——但无论哪方面的史料，从此都再没有关于这个人任何活着的记录。因此，即使他侥幸活下来，“元均”这个名字也已经在漆梁川划上了句号。

不管怎么说，元均总算是力战而死，因此后来他被李朝追授为从一品左赞成，原陵君，身后恩荣不输给其他殉国的朝鲜将领，与李舜臣平级。时人对元均似乎还颇有同情，说“均虽败死，似非不忠不义所致。”

他当然不是不忠不义，他只是无能。在战争期间，无能对高级将领来说，也是一种罪过。

战斗结束以后，藤堂高虎和加藤嘉明都认为自己立的功劳最大，几乎大打出手。最后还是松浦镇信出来打圆场，说藤堂先在夜里安排下哨船，又干掉了元均，理应头功。秀吉听说以后，封了藤堂高虎总督天下海船之政，赐了桐花徽号，茜红舟幕，以表彰他的功劳。

朝鲜水军在这一役，不必提损失有多少，只要知道还剩多少就知道了：十二艘板屋船。这还是裴楔当机立断才保存下来的。可见在漆川梁的战斗中，朝鲜水军是毫不夸张地全军覆没。

裴楔从战场撤退后，直接退回闲山岛。他知道不可再守，就遣散了岛民，烧毁了军器物资，返回丽水。他的十二艘战船，为朝鲜水师留下了宝贵的种子。不过裴楔到底算是抛弃主帅临阵脱逃，就连李舜臣都无法原谅他，也算是个悲剧性的人物。

漆川梁的败战传到汉城，朝鲜君臣如被雷击，全都傻了眼。

怎么办？只能再度启用李舜臣。

于是，漆梁川海战结束后的第十天，李舜臣官复原职，来到丽水。等待他的只有裴楔的十二条船，这是三道水师全部家当。

早干嘛去了？

第十三章 浴血全罗

漆川梁海战结束以后，日军彻底没有了后顾之忧，开始对朝鲜正式展开大规模的攻击。

在壬辰战争初期，日军采取的是闪电战策略，兵分三路从庆尚道急袭汉城，再沿开城、平壤一线挺进，其基本策略是攻敌不备，捣其要害。这个策略，是建筑在朝鲜文恬武嬉全无警惕、宗主国大明漠不关心的基础上。

而丁酉再乱的时候，朝鲜已完成了战时动员体制，无论国内时局如何不堪，至少在战略上已经严阵以待；而此时大明也对朝鲜半岛这场战争的严重性做出了充分估计，明确了援朝策略。日军不可能再采取大踏步前进的闪击战战略，他们必须有所改变。

日军这一次进攻的编制仍旧是八个军团，分成加藤（1）、小西（2、）黑田（3）、锅岛（4）、岛津（5）、蜂须贺（7）六个主力军团，宇喜多秀家和毛利秀元的一个后备军团（8）——不过这个军团的兵力最多，高达四万人——外加长曾我部的一个水军军团（6）。

在这两个军团之上，还有七名御检使，分别是太田一吉、福原直高、竹中重利、垣见一直、毛利高政、早。川长政、熊谷直盛。秀吉把壬辰战争期间以三奉行为核心的监军团整个儿换了一遍，一方面是石田等人被小西行长和沈惟敬连累，秀吉不愿意让他们继续在朝鲜呆着；另外一方面也表明秀吉认为设置长老团这个举措意义不大，只会帮倒忙，所以这一次只选派了七个资历和影响力都偏弱的七个人，在名义上予以协助，决策权下放给了军团。

不得不说，秀吉虽然为人狂悖，治人的手段还是有的。这一处组织机构的变动，对此后的战事起到了相当大的影响。

在战略上日军不再是三路齐进，而是两路并发——哪两路呢？

一左一右。

右路军的总指挥是秀吉的侄子小早川秀秋，他的麾下配置了第一、第三一部（只含黑田本队）、第四、第六以及第八军团的半数，总兵力高达六万五千人。

左路军的总指挥仍旧是宇喜多秀家、麾下配置了第二、第三一部（含毛利吉成、高桥元种队）、第五、第七以及第八军团半数，总兵力为五万人。

根据日军的战略，在第一阶段，右路军将从右路发起佯攻，迫使明、朝联军把注意力放在庆尚道方向，然后左路迅猛出击，全力攻克南原，把全罗道一分为二，然后左、右两路军会师于全州，彻底控制全罗道。

如果能占领整个全罗道，不仅可以彻底解除朝鲜水军的威胁，而且还能让日军水军进入黄海提供补给作业，效率大增。如此一来，日军便可以以全州为基地，无后顾之忧地进攻忠清道与汉城。

不得不说，李舜臣给日本人带来的阴影实在太大了。壬辰战争的败因之一，正是因为日本人没有占领全罗道，导致李舜臣的水军对补给造成威胁，进而丧失了战略主动权。所以，这一次不由得他们不重视。

而此时明、朝联军的状况是如何呢？

在和谈期间，大部分明军陆续撤走回国。截止到丁酉开战之前，留在朝鲜境内的明军不超过一万人。

而远在国内的明军主力，仍旧在慢吞吞地集结中。这倒不怪邢玠，而是要怪他的前任孙矿。孙矿担任经略本来就是一个临时性任命，加上自身能力也不怎么样，到四月份离职之前，他才动员了一万九千名明军，还不及宋应昌在同样时间内筹集兵力的三分之一。

邢玠接过这个烂摊子之后，劳心劳力，截止到六月底，使动员明军总数达到三万八千人。而在同一时期，宋应昌达到的数字是七万。两下一对比，便可知道宋应昌花费了多少心血。而且明军这三万多人是陆陆续续抵达朝鲜，比如解生所部已跟随麻贵到了开城，李如梅的骑兵才在辽东刚刚挪窝。

当然，邢玠也并非什么都没做。他除了调派陆军之外，还做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决策：水师入朝。当时明军在朝鲜只有浙江水师三千人，而且担负的是从山东向朝鲜运输粮草任务。邢玠从福建、南直隶、吴淞等处又抽调了两千多水师，开着战船北上赴援。这说明邢玠已经意识到制海权的重要性，在后期的海上大战打下了物质基础。

邢玠之所以这么热心调拨水军，与他的反击计划密不可分。

对于即将爆发的战争，明军也制订了针锋相对的计划。总兵麻贵建议先发制人，偷袭釜山擒拿小西行长，逼走加藤清正。可很快他们发现这个计划行不通，无论是打釜山还是蔚山，都必须要把日本水军调开，才能放手一打。因此邢玠建议，杨元和吴惟忠分别驻守南原和忠州，镇守全罗、庆尚二道，麻贵留在汉城居中调度，朝鲜军驻留二道中间的宜宁。等到明军水师一到位，便和朝鲜水师一东一西同时袭扰日本水师，陆军则向釜山、机张两路进发，把日本赶下海。

按照这个构想，杨元的三千辽东军驻守南原，游击陈愚衷的两千人驻守全州，还有吴惟忠的一部分南军驻在忠州。另外还有朝鲜军的主力权僳、郭再佑、金应瑞、李元翼等部驻守在云峰、黄石、昌宁和星州等地。呈现出东明西朝的态势。而麻贵带领的主力明军，将沿着朝鲜西部南下，兵锋直指庆尚北道。

结果邢玠千算万算，没算到元均这个废物。漆川梁海战一夜之间，朝鲜水师全军覆没，邢玠的水路并进之计遂无疾而终。

元均的无能不光拖累了自己，还拖累了明军。因为明军这个计划的主攻方向是庆尚道，而日军的主攻却是在兵力相对空虚的全罗道。朝鲜水师的溃灭，让联军在全罗道登时陷入孤立的窘境。

还没等联军调整防御策略，大规模战斗便爆发了。

丁酉年八月中旬，日本左、右两路大军同时展开了攻击。

右路军一开始摆出的架势，是把主攻方向放在了密阳，大邱。他们一马当先，兵分两路。一路虚兵进攻宜宁、三嘉，沿着洛东江而上，摆出剑指星州的架势，还试探着进攻了附近的重镇高灵。在这里日军遭遇了守军的殊死抵抗。守将郑起龙让全军都穿上红衣，冒充是明军南兵部队，设伏于高灵附近的山中，等日军一接近，立刻大起伏杀。日军对南兵有心理障碍，一看周围伏兵都是红衣，吓得转身就跑。不过这一路本来也是佯攻，既然攻不下高灵，也没有继续纠缠，转头从陕川奔向安义而去。

而另外一路先锋加藤清正，先逼至昌宁。郭再佑知道寡不敌众，遂闭门死守。郭再佑还给部下壮胆，说这里形势险峻，日本人也懂兵法，不会轻易进攻的。过了一夜平安无事，第二天郭再佑派人去打探，发现日本人都撤了；再继续打探，才发现日军非但没撤，反而掉头朝着咸阳、长水而去，很快攻克了位于咸阳北侧的枢纽要道黄石城。

无论是从陕川走安义、居昌，还是从晋州走咸阳，最终都要通过黄石城，才能踏上前往全罗首府全州的大道。所以从一开始，右路军所瞄准的目标就只有黄石城。他们先虚晃两枪，让朝鲜军对日军战略意图造成误判，龟缩到星州和昌宁两处，然后两路主力这才赶到黄石城会师，从天川、镇安一线杀气腾腾地奔全州而去。

攻取黄石城还有一个重要意义，即从侧翼威胁全州，使全州的陈愚衷所部明军不敢赴援南原。这也是日军根据沈惟敬透露的情报而制定的计划——可见沈惟敬在临被捕前的拼死一搏给明军造成了多大的被动。

就在右路军成功甩开朝鲜主力的同时，左路日军与联军在南原爆发了激烈的战斗。

南原位于全罗南道中部，地理位置极其重要。只要控制了南原，北可上全州，南可扼顺天，西可占光州，进退自如，相当于全罗道的十字路口。日军如果想占领整个全罗道，南原必须要捏在手里。

早在五月份的时候，杨元便派了部下李新芳率领两千辽东军进驻了南原。到了六月十三日邢玠的战略布局成熟以后，杨元亲自带了一千人前往，使总兵力达到了三千人。

八月初七，作为左路军先锋的岛津义弘军抵达了求礼，踏入南原境内。杨元一方面命令朝鲜兵使李福男、助防将金敬老等人集结附近驻留朝军，一方面派遣斥候去元川附近刺探敌情。

次日斥候回报，敌势极其浩大，而且更糟糕的是，居昌、三嘉附近也相继传来右路军大举进袭的情报，这让杨元异常紧张。他手里只有三千辽东军马加上一百多家丁，算上朝鲜军也不过六千左右，再算上全州两千明军，也不过八千人。而这次大举进攻的日军，少说也有五万多人。

面对这种压力，杨元没得选择，只能死守。他以辽东军为主力，在城头四面布置了八百人，墙下一千两百人，还有一千人的预备队。朝鲜军也是按照这个比例分配，杨元还让麾下的亲信家丁混编入朝军队伍中，希望能够藉此提升他们的战斗力。

他早在六月驻留南原的时候，就派人增筑了城墙，还在羊马墙增设了不少射击孔，城门安了三门大炮，四周挖深壕沟，摆出坚守的架势。明军之前在这里有过驻军，做过修缮，虽荒弃日久，但总比没有强。

但杨元知道，这些只能延缓沦陷，无法退敌。唯一的指望，就是大将军麻贵能够及时识破日军的主攻方向，尽快来援。当初麻贵在规划战略的时候，有过明确指示：“脱有缓急。南原告全州，全州告公州，公州告京城，次第驰援。”按照这个规定，杨元已经派遣了急使前往全州通知陈愚衷。

他万万没想到，陈愚衷不知哪根弦搭错了，压根没继续上报。

从八月九日到八月十三日，这大概是杨元最难熬的五天。在这五天里，每天斥候都马不停蹄地传来坏消息：“敌人已至屯山岭！”（九日）、“敌人已过宿星岭！”（十一日）“敌人前锋已抵达蓼川边！”（十二日）。

蓼川边就在南原城东南四十里，日军出现在这里，说明战斗已经一触即发。从南原的城头，杨元可以看到远处村落滚滚黑烟，那是日军一路烧杀抢掠的标记。南原城里已经挤满了军民，都是这几天从附近逃难进来的。这个时候的杨元，应该在心中掠过一丝念头：“干脆撤退吧。”

六千人对五万人，根本不成比例，很难守得住。可是南原和晋州不一样，晋州丢不丢无关大局，南原一丢，整个全罗道就没了。这个责任太大，杨元不敢承担。

唯一能让他稍微放心一点的，是朝鲜兵使李福男的到来。

李福男是一路从求礼溃退而来的，到了南原时身边只有五十多人。当时南原附近已经有许多日军小部队聚集，李福男毫无畏惧，大摇大摆地从敌人之间穿过去。日本人被这种大胆举动惊呆了，居然没前去阻拦，就这么让他进了南原城。

杨元对此十分佩服，拍着李福男肩膀说：“拥兵自保者，滔滔皆是。而公独以孤军赴之，南朝一李侍郎矣。”

八月十三日，日军主力抵达了蓼川边。仿佛为了炫耀兵威似的，他们摆列出了无比煊赫的阵势，拉开了两道阵线。第一道阵线由小西行长的第二军团组成，从防川由禅院一直穿过长城桥，围到南原西门；第二道阵线由岛津义弘、来岛通总、加藤嘉明的水师组成，从漆场截断河流，沿越川、栗场到大毋泉，与西门阵线连接到一处。日军把本阵设在了乡校山和麒麟山上，在城外四处建营，竖起大旗，号角连营，光是支起来的阵幕就连绵不断，层层叠叠。时人形容是“相续结阵，连延互回，月晕百匝”声势极其浩大。

这是刻意地炫耀武力，吃准了守军不敢出城。

杨元确实不敢出城，他正忙着分配了守城任务。他自己和李新芳守东门，千总蒋表守南门，毛承先守西门，朝鲜军战斗力偏弱，让他们守北门。杨元还接连下了数道命令，整肃军纪，明确号令，绝不让部队未战先乱。

到了十三日中午，五个日本人大摇大摆走到东门，站到东门石桥上仰起脖子，打算喊杨元来谈话。这些人是来劝降的，觉得两国交兵，怎么也不会斩来使吧？可他们万万没料到，杨元是存了拿他们祭旗的消息。

趁着这些人喊话的当儿，杨元带着几名朝鲜弓手偷偷摸出城去，冲着石桥一顿连射，当即射死三个人，另外两个人连滚带爬地逃了回去。

这一下子可把日军激怒了。很快大批日本兵呐喊而来，到了距离城墙百步远的地方，一边放枪一边大骂。忽然城头飞了几十个圆滚滚的黑影，落到地上还在嘶嘶作响。

“是震天雷！”

有日本老兵一声惨叫，随即这些铁疙瘩轰轰地都炸开了花，让日本人死亡惨重。

原来这是一种朝鲜自主开发的新式火器，与大明的霹雳弹类似，是用铁制容器承载火药与尖锐硬片，外接引线，通过大碗口铳发射，威力很大。早在壬辰之战的时候，朝鲜义军就用这东西吓唬过日本人。和谈期间，这种火器得到了大力发展，生产了数千枚，南原也分配到了不少。此时不用，更待何时。

日本人仓皇地撤退了，守军都松了一口气。杨元却怎么也放松不了心情，他久经战阵，知道日本人一定不会善罢甘休，晚上搞不好要夜袭。他下令在濠沟外多埋菱铁，又在桥头偷偷装好钉板，亲自守夜静待。

果然不出他的所料，到了二更天，三个日本兵偷偷摸摸地从石桥摸过来，一踏中钉板，立刻被埋伏好的明军几刀砍死。杨元知道大军肯定藏在后头，下令把四面吊桥都拉起来。桥刚拉起来，四面日军点着火把就冲了过来，一看桥断了，只得彻夜鼓噪，在南原附近到处放火，搞得百里内都能看得到烟火涨天。

到了八月十四日，日军经过一天的试探，开始动真格的了。他们欺负联军兵少，大摇大摆地在城外建造攻城器具，还运来了大批草谷木石，堆积在大毋泉附近，把壕沟填平，用木头挡在两侧，形成封锁。日军还搜罗了一大堆门板、床板，在上面挖出射击孔，下面装有支架，构成一个单兵射击掩体。

最开始遭到攻击的是南城。南城城外民户十分密集。在开战前，杨元已经派人把这些尽数焚毁，只剩下断垣残壁。但日军利用这些石壁做掩体不断射击，给联军造成了极大伤害。

很快焦点又转向东城。日军在东门城外建起来的高棚，这些高棚都比城头要高出一头，日军射手站在高棚上，有条不紊地向城内射击。联军试图拿火铳对轰，可惜射程上够不着，震天雷数量又有限，不得不从城头撤下来。大明架设在城头的火炮进行了有限的反击，可是日军队形太过疏散，效果不明显。

过了中午，西城又出事了。南原西门往外走两里路，有一座万福寺，寺里有四尊天王雕像。日本人占领了寺院以后，把这四尊雕像拖出来放到车上，拉到西城外去转悠，让联军士兵惊骇莫名。

杨元觉得上午士气已经跌了不少，下午如果再坐视敌人挑衅而无所作为的话，对士兵精神是个很大打击。他拒绝了部下的苦劝，带了一千人杀出西门，要把雕像抢回来。

这当然是日本人的诱敌之计，杨元的部队一过石桥，就被日军伏兵围住。要说辽东军人，就是能打。面临重重包围，他们毫无惧色，就像在碧蹄馆时一样，背靠背结成坚实的阵势，与日军展开对攻。这一场仗打到太阳落山才各自收兵，谁也没占到什么便宜。

八月十五日。小西行长派来了正式使者。杨元不好再玩杀使的手段，便在龙城馆内接见。使者转达了小西行长的问候，希望杨元早日撤出城去，大家都不致死伤太多。杨元回答：“我从十五岁从军打仗，横行天下从来没败过。如今这城里有精兵十万，足够守城。没有上头命令，我是断然不会弃城的。”愤然扯碎了日军的文书。

可惜这番话对日本人来说，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小西行长早已经从沈惟敬那里了解到了南原的虚实。既然杨元不肯投降也不肯撤退，那么就打呗。这时候南原城大部分人已经意识到了身处绝境，士气低迷，四处可闻哭泣声。

十五日当晚，天空非常晴朗，月色如昼。位于城南的藤堂高虎找到胁坂安治，说今天晚上天色好，索性乘夜突袭吧，胁坂安治连连称是。

当时日军的围城态势是：宇喜多秀家亲自挂帅，主攻南门；小西行长主攻西门；毛利吉成主攻东门，只有北门没有配置攻城部队，但是第六军团的一部分水军众在北面埋伏，准备阻截逃兵。藤堂、胁坂把这事报告给主帅秀家，得到了秀家的热烈支持。监军太田一吉主动请缨，也率领本部兵马进行配合。

说来惭愧，宇喜多秀家自从领衔侵攻以来，自己还没取得过什么像样的战绩，南原是一个正名的好机会。

于是在经过了短暂的调整之后，日军从三面开始对南原展开最后的突袭。

藤堂军之前已经收集了无数杂草稻禾，做了无数大束，这时他们每人抱起几束，开始一层层往城下狂堆。这些大束很快堆出一个小山，先填平了壕沟，又堆的与羊马城高度平齐，可以非常方便地登上城楼。

俗话说，夏雨无常。偏偏就在攻城的紧要关头，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下起雨来。这突如其来的大雨让联军陷入窘境，他们既无法使用火器，也无法用火箭引燃草堆，只能用投石机进行反击。而日军则趁机加大了突袭力度，还安排了许多防雨的火枪手向城头射击，掩护突袭部队。

不计血本的投入很快产生了回报。藤堂高虎一马当先，踩着云梯踏上南原城头，夺得“一番乘”的荣誉。紧接着太田一吉的部队砸开了南门，日军大部队一涌而入，喊杀四起。

其他两面的防守原本就已经陷入苦战，一听到南城失陷，士气当即崩溃，先后被日军突破。

杨元当时正在城内少歇，忽然听到南城被突破，大为惊骇，知道已不可守，急忙换了一身传令官的衣服，光着脚带着十八个人匆匆离开府衙。在走之前，杨元派人去叫李福男一齐逃，李福男却拒绝了，他说我誓与此城共存亡，在官府内堆了许多柴薪，举火自尽。

杨元感叹不已，又去找接伴使郑期远，这是朝廷命官，不能丢弃。可是郑期远早吓得两股战战，从马上掉了来好几次，根本爬不上鞍子。杨元一看，得了，不跟你玩了，转身自己跑了。

城内最后的巷战非常惨烈，三面围过来的日军大肆屠杀。全城军民惊慌失措，都聚集在暂时没有敌人的北城。明军纷纷跨上坐骑，想从北门突破，可是北门关得太死，一时之间不好打开，后头的人已经挤了过来，当场有许多人丧命在马蹄之上。

好不容易北门开了，这些溃兵一涌出去，希望能逃得一条性命。在这时候，大雨停了，月亮重新从云里出现。这对于逃兵来说，绝对不是个好消息。早已埋伏好的日军借着月光一顿砍杀，一时间鲜血乱飞，惨叫四起。明军将领李新芳、蒋表、毛承先和朝鲜将领金敬老、吴应井等人都死于乱军之中。军民死伤更是不计其数。鲜血让日本人的兽性暴露得极其明显，他们根本没打算收容战俘，基本上逮着一个杀一个。

在混乱中，有五、六百人的联军冲破了北门的封锁，试图向山中逃去。谁料到岛津义弘已经算准了，率主力予以截杀，杀死了四百多人。

当时有一个叫金孝义的朝鲜军人，本来负责守南城，南城被突破以后他逃到北门，正好遭遇了埋伏。他急中生智，藏身在水田之中，这才得以幸免。他的供述，成为南原城攻防战的第一手细节，里面提及了大量日军攻城的手段，对于联军来说，弥足珍贵。

而此时的统帅杨元，正在西门奋战。

杨元对于这个结局，早有了预感。他凭借丰富的经验，知道敌人一定在北门埋伏了重兵，所以一开始就存了走西门的准备。日军的注意力此时全都在北门，西门反而防守薄弱，被他和亲兵们一下子冲到了城外。

在城外，日军已经挖好了数条壕沟，他们没有菱角、鹿角之类的专业阻骑设备，就找到许多木桩、丢弃的刀剑埋在壕沟里，用来阻截逃跑的骑兵。

但这难不倒杨元。他是辽东将领，骑术了得，随身牵着四、五匹训练有素的战马，随时换乘。这些马匹一听唿哨就散开，以避弓矢铁跑，再一唿哨就聚到一齐，十分灵活。到了壕沟之前，杨元先让一匹马跑过去，踏到利刃倒地，再鞭打着下一匹踩着前者尸体继续前进。

至于日军在远处用铁炮狙击，这也难不倒杨元。史书上说他“被甲腾换，有如易席，贼终不能害之。”不能不赞叹，一个人在逃生时迸发出了多么大的战斗力。

凭借着这种血腥马戏团式的方式，杨元很快就突破了封锁，逃出生天。他沿着大陆先逃到凤山，再绕到恩肆馆。一清点人数，跟在他身后不过一百十七人而已。而根据事后大明的统计，是役明军伤亡的准确数字是二千七百名，马匹损失三千四百匹——这一次，是货真价实的“仅以身免”了。

而此时陈愚衷到底在做什么？

南原先后派了两次求救信使抵达全州，第一次陈愚衷的回答是：“敌情难测，恐怕顾此失彼”，第二次又回答：“信地难离。”死活不肯发兵。等到他第三次听到消息的时候，日军已然攻陷南原。

陈愚衷此时慌了手脚，他再一打探，更是惊骇无极。

原来日军左路军在攻克南原以后，留下一部向南扫荡，其余主力一齐北向，和在黄石城的右路军呈钳形攻势，逼进全州。换句话说，陈愚衷即将面临的敌人，大约有十万之众。这个消息，让全州里的居民惊慌失措，纷纷出逃。守军本欲阻止，反而被这些急于活命的乱民冲散，拆毁了城门，一哄而散。

八月十七日，左路军前锋小西行长军至任实，右路军前锋加藤清正进入云峰。两路倭寇合兵一处，在八月十九日抵达全州城下。

陈愚衷二话没说，点齐了兵马就要撤退。当地朝鲜官员拉着他的缰绳，气得大叫：“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原来这位大将抵达全州以后，发现城里没粮食，粮食都藏在全州城外十里的山寨里。当时朝鲜军的战斗力太差，一遭遇日军就会溃散，所以守官干脆不把物资存在城中，省得便宜了日本人。陈愚衷抵达之后，强行命令把这些东西搬回城里，谁说也不听。现在好了，全便宜了日本人。

陈愚衷一路北遁，一直逃到公州，才跟前来接应的明军游击牛伯英碰上头，两人呆在公州不敢动弹，静等援军。

最后说说杨元和陈愚衷的结局。

杨元在南原突城逃出的时候身中两枪，刀伤数处，直接被人抬回了汉城。在汉城，朝鲜国王李昖搀着他的胳膊呜呜哭泣，说将军你为朝鲜辛苦了。朝鲜国王李昖对杨元一直很有好感，他还记得，在壬辰战争期间，辽东军将领对朝鲜人都不友善，只有杨元态度还算和蔼，经常居中调停。

可惜杨元伤势不轻，已经无力统军，很快便在朝鲜君臣的惜别声中被送回了国。他万万没料到，等待他的，却是一场灭顶之灾。朝廷宣布以“弃城脱逃”的罪名，给他下了大狱。

说实话，杨元真冤。

南原是一场惨败，但这场惨败的根源，是战略部署上的失误，主要责任要归咎于明军高层未能及时判明日军动向，导致让杨元的三千人要面对五万日军——这仗换谁来打，都是同样的结局。更何况杨元并未一开始就弃城而去，而是认认真硬抗了三天，给后续明军争取来了宝贵的时间。虽然他最终弃城而走，那也是血战之后的不得以。

真正该死的是陈愚衷。他第一条罪状罔顾南原战局不及时上报，导致明军反应迟缓；第二条罪状踟蹰不前，不主动策应杨元。虽然他的兵力也只有两千，但只要稍微在外围有所活动，日军必不会把全部压力加在南原；第三条罪状是毫无作为不战而逃，弃全州不说，还把大量物资留给敌人。

一个是败将，一个是逃将。一个是能力问题，一个是态度问题，谁更该死一目了然。

但明军对这两个人是如何处置的呢？

对陈愚衷的惩罚是，打一百军棍，免死充军。

对杨元，先是拿下，关了一年多，然后跟沈惟敬一齐处死。

这种厚此薄彼的处置，十分蹊跷。且不说杨、陈二人的功过清清楚楚，毋庸置疑，就算杨元对南原惨负全责，也不至于要判到弃市这么严重。要知道，同为辽东军背景的祖承训当初在平壤城打的那么惨，都没受多大惩罚。杨元在辽东军地位比祖承训要高得多，怎么判决却如此之重？

对这种不对等待遇，朝鲜人也觉得莫名其妙。他们认为“杨总兵血战孤城，兵单援绝，则南原之败，势所然也。陈游击愚衷，拥师全城，坐视不救，则其罪固大矣。愚衷尚保首领，则总兵先就极刑，人莫不惜之。”

杨元之死，我猜测可能有三点原因：

第一点是党争之祸。蔚山之战后，军前赞画丁应泰弹劾率先逃跑的杨镐“丧师党欺”，把他和麻贵、邢玠乃至身后的大学士张位、沈一贯等人连到一起要追究责任。在这种情况之下，杨镐和麻、邢等人必须要把责任往外分，摘出去一点是一点。所以我们查阅史料时能看到，南原之战在万历二十五年八月打完，一直到万历二十六五月，兵部才正式提出处置杨元。关于杨元的责任追究，都是在杨镐被弹之后才纷纷冒出头来。

这个切割责任的运动是很有效果的。我们看到，在战后议论功罪的时候，麻贵因为稷山、青山、岛山的功绩而“免议”，杨镐也因为单骑入汉城，得了个“功亦难泯”的考语，没受多大罪，没人追究他们南原惨败的责任，这帽子自然而然就得扣到了杨元的头上。

第二点是政治影响。对大明来说，南原失守比全州失守更加难堪。全州影响的不过是朝鲜三道战局，南原却波及到了整个大明沿海的防务。南原一失，全罗南部沿海不保。至此日军可以从全罗道直入黄海，袭扰天津、山东、浙江等处，航程大大缩短。

所以在得到南原失守的消息以后，北京大为震惊，立刻下令让沿海各地修备军务，调集水师陆营加强巡防，防备敌人跨越黄海打过来——差不多半个东亚都因为南原这座小城的失陷而骚动不安。可见南原失守在政治上的影响非常恶劣，必须得有人出来背这个责任。

弃城而逃的杨元毫无疑问是最好的人选，他是直接责任人。再说，南原明军实打实地损失了三千人，伤亡如此惨重，在朝鲜战场还是第一次。不管杨元有多少苦衷，于法于理，杀他都说得过去。

第三点原因，是没人帮他。

当年祖承训大败之后，李如松出面维护，最后朝廷只轻轻打了一下板子。杨元在辽东军的地位很高，这一次怎么辽东军不说话了呢？

杨元的身份很奇特，他的军籍属于辽东，跟许多辽东将领沾亲带故；可他又是京营出身，是宋应昌从北京带出来的。第一次援朝的时候杨元出任中协大将，实际上是李如松和宋应昌两大派系的一个平衡点。

我们能看到，李如松打下平壤以后，带着辽东将领往前跑，杨元也跟着去了，说明他与辽东系关系很好；但是到了坡州以后，李如松让他原地驻守，自己带着辽东嫡系继续赶往汉城，说明还是把他当外人。

南原战败的时候，宋应昌已去职，石星也已经失势。援朝三巨头里，麻贵是宣大系统出身，不会出言相保；邢玠、杨镐等人虽然跟辽东军关系不错，让做顺水人情可以，下死力捞人可是强人所难——何况他们还得指望杨元帮他们承担责任。

结果在这三点原因的相互作用下，杨元稀里糊涂地被下狱弃市，与他亲手抓获的沈惟敬同时问斩。沈惟敬这一手报复，总算是见到了效果。

时间回到万历二十一年，《平壤续志》里记载：平壤之战结束之后。为了感谢李如松及麾下健将的光复之功，朝鲜派了一名叫李臣钦的画手，要为石星、李如松、杨元、李如柏、张世爵五个人画像，置于武烈生祠中四时祭拜。

李臣钦前往明军军营，说明来意。明军将领都挺高兴，李如松头一个画，他摆了个威猛姿势，用手在下巴做捋髯状，提醒李臣钦说：“我这人胡子短，面相太和善了，不够威猛，你记得给我多加点虬髯上去。”李臣钦点头称好。

等轮到杨元坐过来的时候，李臣钦抬头一看，不由发一声赞。杨元天生一副络腮胡，胡髯从鼻下开始，一路斜上脸侧，直到耳后再折下来，绕一圈到下颌处止，两边都是如此，煞是好看。杨元的儿子恰好在侧，偷偷跟李臣钦说：“我爹这个面相，有人说是贵不可言，有人说是凶不可测，都不知道该听谁的好。”

南原之战后，朝鲜人想起这段事迹，都纷纷感叹说想不到这一部好胡须的征兆，居然应在了南原。朝鲜国王特意下旨，为杨元在平壤设了牌位祭祀，总算让这位辽东大将不至魂无所依。

第十四章 骑兵的胜利——稷山大捷

日军在八月二十五日占领了全州以后，死性不改，又搞了一次大规模的屠城。这一次屠城相当之惨烈，整个全州城为之一空，不逊于晋州大屠杀。

事实上，日军在丁酉之乱的表现，和以往大为不同。壬辰期间，他们好歹还会打起安民的旗号做做样子，这一次连样子都不做了，无论是左路军还是右路军，在全罗道的行军路上都是一路烧杀一路血痕，以至于联军都可以从村镇被焚的烟火来判断日军部队的动向。在各方史料中，“尽焚家舍”、“入山抄掠”、“屠戮村所”之类的记载比比皆是，被屠杀的军民，鼻子都会被割掉作为军功送回日本。日军随军的僧侣在日记里感慨，说整个全罗道简直变成了“赤国”。

这种残暴行径只说明一件事：无论秀吉是怎么做梦的，日军的将领和下层士兵们对朝鲜战争的前途早已经丧失了信心，他们不再考虑日后占领的问题，只是单纯地趁机会发泄兽欲，掠夺军功，为日后归国张本。

这是壬辰战争与丁酉再乱决定性的不同之处。一个是处心积虑地占领，甚至还有兴趣搞八道国割，建立统治秩序；一个则是彻底地丧心病狂，纯以破坏为目的。这个特点，就注定了日军的攻势不会持续太久。

闲话少提。且说日军占领全州以后，按照事先制订好的方略，让小西行长停止北进，转向全罗道沿海地区，彻底扫清朝鲜水师势力；其他日军则兵分两路，同时向京畿道和忠清道进军，务必在九月中旬前拿下汉城。

日本人杀气腾腾的攻势，让朝鲜君臣回忆起了壬辰战争中的惨剧。他们吓的手忙脚乱，打点行李又要往平壤跑。麻贵当时在汉城手里只有八千兵马，自度防守太难，也有弃守的打算。

杨镐当时在平壤筹粮，听到朝鲜人又要跑，当即快马加鞭，在九月三日单骑闯入汉城。李昖一听杨镐来了，不喜反惊，低着头嘟囔着说这兵荒马乱的，杨经理您跑汉城来多危险啊，万一有个闪失可怎么办，还不如回平壤呆着呢。李昖嘴上说的是杨镐，心里想的其实是自己安危。

杨镐到了汉城以后，先找到麻贵，批评他消极避战，还带来了邢玠的命令，要求明军不许从汉城后退半步。麻贵心里很火大，还有些委屈：不是他不争气，而是朝鲜人实在不配合。整个全罗道就靠明军撑着，朝军连影子都看不到，前头溃败的溃败，投敌的投敌，后头哭哭啼啼整天无心防守，光靠他手里头八千多人，这仗真没法打。

很快麻贵不委屈了，因为他发现有一个人比他还惨。杨镐给李昖带来一封来自邢玠的咨文，李昖打开一看，脸色登时变了。

在这封咨文里，邢玠一改从前客客气气的态度，把朝鲜君臣从上到下骂了一个狗血淋头，尤其是对李昖的小聪明骂的格外狠：‘若自亲社稷，窜伏草莽，求缓须火，中国岂得代为尔戍？即当还师境上，自固定封疆，尔东西南北自在也。该国自计归着之地，务吐由衷，从实详答，勿持两端，误我军机”。

我们大明为你们浴血奋战，你们就这么配合的？再说逃跑的屁话，我们回国，你爱滚哪儿凉快滚哪儿凉快去！

可见杨镐申饬麻贵，不过是个铺垫，只是为邢玠痛斥李昖张本。这一篇咨文骂将下来，把堂堂朝鲜国王骂的无地自容，羞愤交加，捂着脸说：“予何以堪支？唯欲入地而已，55555555”。

一个大明官员在咨文里用这种口气骂外藩首脑，十分罕见。邢玠之所以敢这么说，一定是出自北京的授意。这个小细节表明，北京的万历皇帝对朝鲜如此无能的表现，也已经很不耐烦了。

李昖想通了这一点以后，不敢再提什么北逃的事儿，乖乖跟明军配合，打一场汉城保卫战。

此时在一线的明军，只有两万不到，汉城附近不过一万，多是宣大、保定蓟镇、延绥遵化的部队，李如梅、李芳春、祖继训等辽东军还在赶来的路上。面对日军的虎狼之师，联军只有先行固守，才好伺机反攻。

此时朝鲜军所谓的“精锐”都被甩在了庆尚道，留在汉城附近的只有数千人，算上平安、黄海两道的勤王部队，也没超过一万人。他们战斗力有限，麻贵不敢把他们派往前线，只能将其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交给李元翼，通过鸟岭靠近清州地区，保护汉城侧翼；另外一部分交给柳成龙，负责把守汉城附近关隘津口与汉江上游。说白了，就是干警察的活。

至于主战任务，还得靠明军自己。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下这次的援朝明军总司令麻贵。

麻贵，字西泉，回族，大同人氏。麻贵的父亲和哥哥，都官至总兵，所以他和李如松一样，也是将门世家子弟，是明朝中晚期的重要军事将领。

事实上，当时的大同麻家多出将才，后人称其为“麻家军”，当时和辽东铁岭的李家，也就是李成梁一族齐名，有“东李西麻”之称。这一东一西两家，都擅长骑兵战，在与游牧民族的交战中也都屡屡获胜，是大明九边与北方游牧民族作战的中流砥柱。前阵的宁夏之战，麻贵也是主要参战将领。麻家军战功赫赫，单从朝廷给他家立的牌坊上就可以看出来，光我们现在知道的，就有名帅石牌坊、都督坊、忠节双全坊、敕赐坊、父子元戎坊、镇海元戎坊、四代一品石牌坊、五代一品石牌坊等等，可见其武功之盛。

作为当时与李如松齐名的大将，麻贵的军事素养及谋略当然不会差。他很清楚，如果等到敌人杀到汉城城下，一切都完了，因此必须守住汉城。但固守不是死守，不是龟缩在汉城等敌人悠哉游哉地过来。明军必须主动出击，及时遏制敌人的攻势，才能打乱其部署，给后续部队集结争取到足够时间。这点上，他和李如松很相似，这两位优秀的大将无论什么情况下，第一时间想到的总是主动出击，不管什么招，文也好武也好，总之一定要抢先手，而不是被动防守。

在十六世纪，全罗道连接忠清道与汉城只有一条坦途大道，即从全州一路往北，经公州至忠清道的天安，再向北至平泽、鸟山、水原，最终连接到汉城。天安位于这条枢纽大道的中间，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如果日军攻克天安，那明军的活动空间将被极大压缩，别无选择的麻贵只能在水原背靠汉江御敌。

针对这种不利状况，麻贵斟酌再三，派出了解生、牛伯英、杨登山、颇贵四员骁将，连夜秘密南下，前往天安驻屯。而作为一员惯将，麻贵当然不会不准备预备队，因此他又派了摆赛带两千骑兵从后接应，前往葛院、介川一线。

这次他派出去的五员将领中，解生、杨登山、颇贵、摆赛这四个都是蒙古人，号称“宣大四将”，是麻贵的嫡系部队，被他一口气全派出去了。

把宣大四将撒出去之后，麻贵又亲率明军主力（号称主力，其实已没多少人了），进军水原以为汉城屏护。他的思路非常清晰，要在汉城以南打一场运动防御战，利用宣大系明军骑兵强悍的战斗力及机动力，在稷山、介川、水原之间设置多道机动防御战线，对日军进行层层阻击。

明军经略杨镐当然也不会袖手旁观。为了配合麻贵的军事行动，他甚至打算请李昖御驾亲征，也去水原鼓舞士气，这个建议吓得李昖抱着柱子死活不放手，最后只得作罢。于是杨镐把自己的大帐搬上了南山，张军乐布号令，搞得声势汹涌，总算勉强镇住了汉城周边的人心。

就在明军心急火燎地南下时，日军也在心急火燎地北上。

走在最前面的，是第三军团黑田长政。在左路与右路军全州会师以后，黑田担当北上先锋，一直追着陈愚衷屁股后面穷追猛打，一路占领了公州，渡过锦江，逼近天安。在壬辰战争初期，黑田没参加军中二宝的那场极速狂飙，走的正是从天安到水原这条路，这次也算是故地重游。

最先抵达天安地区的，是机动能力出众的明军。不过他们到了位于稷山山麓的素沙坪（也叫金乌坪）之后，就不走了，没急着进天安城。因为领头的解生知道自己这点兵力如果跟杨元那样据守一城去和日军死嗑，是无法抵挡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的日军兵锋。因此与其在城内呆着，不如利用稷山的险要地形与敌周旋。这个决定，也完全符合麻贵的动态防守策略。

解生勘察了一圈地形，跟几位同僚一合计，觉得稷山是个适合打埋伏的地方，应该把战场选在这里。于是他们把位置摆在了素沙坪以北，将部队分成三协，左右两协分别埋伏在西山附近的柳浦、灵通，中间一协当大道而立。素沙坪以南是一条小河，叫弓溪，倭寇只能通过河上小桥通行，才能进入素沙坪。如果能派别动队把桥砸断，那就是瓮中捉鳖。实在是个打埋伏的好地方。

这虽不符合兵力集中的原则，不过解生等人的兵力本来就十分有限，集中了也无大用，还不如分散以壮声势。

明军刚摆完阵势，日本人就到了。

九月初七清晨，黑田军出现在稷山南侧的全义馆，他对于天安小城毫不放在心上，扔给后队毛利秀元去解决，自己引军北上，先派遣了在日本赫赫有名的黑田二十四骑中的三员大将——黑田图书助、栗山四郎右卫门、毛屋主水去稷山，带领两千人先期抵达素沙坪。

这支日军先锋都穿着白色军服，当道的明军士兵冲眼这么一看，还以为是从战场上溃退下来的朝鲜士兵，不以为意。栗山四郎倒是第一时间反应过来了，吓了一大跳。不过他再定睛一看大道上明军的那一协兵力，不由得松了一口气，也懒得回报黑田长政，下令士兵举枪射击，驱散这一小撮挡道的家伙。

一听到铁炮声响，明军顿时跳起来了。这不是朝鲜军，是如假包换的倭寇！

怎么办？

打！

解生一声号令下，中路明军开始了炮火还击，摇旗呐喊，弓弩雨下，还用预先设置好的各种口径大炮对大道上的日军进行轰击。日军刚刚还放着铁炮挺得意，这下被明军密集的火力轰了一个猝不及防，队形登时大乱。在遮天蔽日的炮火压制下，日军士兵只能趴在地上瑟瑟发抖，根本顾不上反击。

硝烟尚未散尽，急促的马蹄声又由远及近地传来。日军惊恐地抬起头，发现有数百名骁勇骑兵从大道正中冲了过来，凭借着强大的突击力，一下子就突破了日军的队形。明军骑兵领头的正是大将解生，他亮出武器一马当先，率部与凶残的倭寇展开白刃战。

宣大明军的武器配制，与先前在碧蹄馆恶战的辽东军稍有不同。辽东军的肉搏武器多为刀，而他们大多配备的却是铁鞭、棍这类硬砸猛抡的兵器，一时间鞭棍齐下，使用长枪和日本刀的日军应手而倒，伤亡惨重。

面对明军的突击，黑田军毫无心理准备，在大道上乱成一团，进不能进，退不能退。黑田图书助和栗山四郎右卫门号称是黑田八虎，此时也都傻了眼。多亏了毛屋主水脑子反应快，一把抓起面大旗跑到高坡上，拼命摇晃，给混乱的部队一个明确信号。总算黑田军士兵纪律性也不错，虽乱不溃，依照毛屋主水的指挥勉强收拢了队形，向后退去。

这一次接触战中，这支日军先锋伤亡比较大，明军胜得干净利落。

日军三员将领带着残兵败将退却之后，商量不如赶紧与黑田本队合流再打。毛屋主水却有不同意见：“我参加过许多次战役，见过人数最多的就是信长公对胜赖公的长筱之战。我们刚才遭遇的兵力，比长筱之战的人数还多！敌军人多势众，咱们要撤的话，肯定要被他们追歼。我看不如一齐出动，拼死一战，说不定还有胜机。”

黑田与栗山忙问怎么打，毛屋主水大手一晃：“明军都配备有铁盾，用铁炮造不成多大伤害。咱们应该用铁炮队齐射来吸引敌人注意，再派主力趁乱突入排盾的守备范围，砍脚不砍脑袋。”黑田与栗山一拍大腿，说咱们打！

日军开始按照毛屋主水的战术进行了反扑。面对日军的新战法，明军一下子没适应过来，暂时往后撤了撤。不过这种退却是暂时的，解生很快就重整了阵形，他很清楚日军是外强中干，于是派出了一支小分队，绕过三名日将的队伍，把素沙坪南的弓溪小桥给堵上了，然后两面夹击发动了攻势。这一下子，日军先锋陷入了被包围的危险境地，在明军的猛烈攻势下，濒临崩溃。

远处的黑田长政，在战斗一开始就听到了枪炮声，问左右到底是碰到敌人了，还是在打鸟？探子很快回报，是在打人……

黑田长政一听，赶紧带着本队三千人匆匆赶了过来。他赶到战场一看，完蛋，前锋被明军给包围了。这时手下大将黑田三左卫门跳出来大声嚷道，如果让敌人把先锋歼灭再过桥来打我们，咱们兵力太少，只有死路一条！于是他一马当先率军冲上桥头，驱散了正在毁桥的明军小分队，及时打通了道路。

黑田长政又命令后藤基次循西山一侧前进，他自己则大张旗鼓登上东山以迷惑敌人。这个策略起到了效果，明军主力被吸引到了东山附近。黑田三将的先锋部队在主将率领大批生力军到场后，士气大振，后藤基次、母里太兵卫两员猛将也乘机突击，与突击在前的解生所部开始了激烈的肉搏战。依仗兵力优势，解开了解生对日军先锋的包围攻势。

而这会的黑田长政，在山上仔细地观察了一会战场局势后，长叹一声，发出了“敌兵十倍而我无后继，不可不死战”的感慨。

就在这个时候，第二拨明军，杨登山、牛伯英的两协兵马赶到了战场。他一看形势，也不打话，驱军直入敌阵，明军两处合兵一顿猛攻，重新把后藤、母里队打了回去。

黑田长政一看战场形势又再度恶化，无奈之下只好率身边的全部兵力杀进了战场。在黑田身边嫡系强军的冲击下，明军三将渐渐抵挡不住，开始转换阵型，缓缓向后退去，最后脱离了战场。

黑田紧绷的心终于放了下来，长出了一口大气，下令重整队形。

谁知道没一会儿，黑田自己都还没收拾干净呢，手下又急急忙忙来报：明军那个讨厌的和小强一样的解生，他……又卷土重来了。

原来明军的第三拨援军，乃是李益乔、刘遇节两人所带的后继部队。双方又是一番恶战，这次在战场锋线上呈胶着状态，开始了艰苦的拉锯战，谁也没能占据优势。

这时另外一员将领竹森新右卫门建议说，敌人数量太多，硬拼难以支撑。不如我带一支部队从敌人右翼转过去，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您再带本队攻击其侧翼，才有胜机。

黑田同意了这个提案。果然明军阵形的锋尖被竹森的诱敌部队成功地吸引走，整个阵形向右侧旋转，把左侧暴露给了黑田本队。一番冲突之下，明军不得不再次后退重新调整阵形。这时赶上太阳落山，而后路的毛利秀元率大部队也赶到了战场，双方结束了在稷山的这一场战斗。

在这次战斗中，明军四将中的颇贵自己斩落三级，杨登山和解生也各自获得两级，主帅收获都如此之丰，可见当时战斗之激烈，也说明明军在战场优势不小。

历史在这里，又一次呈现出了它特有的魅力。

以上对这场战役描述的主要部分，也就是战斗过程，全取自于《黑田家记》，这是诸多史料里描述最为详尽的一份记载。其中关于明军将领姓名的部分错误，我们做了必要的修正。根据这本书的记录，整个稷山之战可以分为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黑田图书助、栗田四郎、毛屋主水与明军的遭遇战，不敌后退。黑田图书助、栗田四郎听从毛屋主水的建议，用铁炮吸引注意，主力自侧翼逼近作战，打破了明军的排盾阵，明军被迫后退。

第二阶段，黑田长政本队三千人听到枪炮声，催马急进。此刻明军派遣别动队截断了素沙坪以南的小桥，把日军先锋堵在素沙坪，使后续部队不能前进。黑田图书助、栗田四郎、毛屋主水三将则在明军猛攻下，行将崩溃。

第三阶段，黑田三左卫门强行渡河，重新占领小桥。后藤基次与黑田长政分据两侧山头，母里、后藤队与解生所部激战，击退之。

第四阶段，牛伯英与解生、杨登山等人会师，再度发起突击。日军被击退。

第五阶段，黑田长政本队投入战场，明军后撤。

第六阶段，明军李益乔、刘遇节援兵抵达，再次回身向日军发动进攻，双方胶着不下。黑田长政采用竹森新右卫门的策略使明军暴露出左翼，发动攻击。正好天色已晚，明军全线后撤。

毛利秀元所部同时赶到战场。

而明、朝史料对于九月七日这场战斗的过程，记载都不是特别详细，只是简单地记录为“察贼未及成列，纵突骑击之”和“一日六合，贼势披靡，日暮各歇兵屯聚”等等。

这里的“一日六合”，应该就是《黑田家记》里提到的六个阶段。

在《黑田家记》的描述里，对整个过程中日军的英勇极尽描摹之能事，对明军的反击却是寥寥几笔带过，轻描淡写。这是日本史料一贯的夸大其词，不算什么新鲜事。可我在阅读这段史料的时候，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再仔细一想，终于发现了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这段记载将黑田长政与麾下众将在稷山的表现，描绘成是一场日军以寡敌众、几度濒临绝境、最后依靠勇气才击退敌人的惨烈胜利。

前面提到了，毛屋主水赫然以长筱之战的规模来比拟明军阵容。而长筱之战织田军是三万人出阵，武田军是一万五，也就是说毛屋认为对面的明军总兵力至少是数万人的规模。

接下来在反复六次的拉锯战中，日军将领也多次发出“大兵胜逾桥，我恐难支，是吾死所也”、“敌军十倍而我无后继，不可不死战”、“彼多兵而我寡”的感叹。一直到天黑，黑田军也未能取得决定性胜利，即使是黑田家自己的描写，也仅仅只说明军“扰乱不能成备”，最后还是全靠毛利秀元后军赶到，才使“敌余军不敢战而退”，这才罢兵。

要特别注意的是，日方说明军是不敢战而退，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破绽。因为哪怕按这记录，也说明即使毛利援军赶到时，明军还是处于攻击状态的，在毛利军抵达战场后，明军才放弃攻击而退去。

日方记录，包括《黑田家记》在内的各种“家记”史料对战争的记叙有个显著特征，或者说是个规律：如果是日军取得胜利的场合，会极力夸耀杀伤明军数量之多，明军如何一溃千里；如果是日军战况不利的，就极力扩大明军兵力，然后夸耀日军将领之武勇。说白了，赢了就是“屡战屡胜”，输了就是“屡败屡战”。

以前有个解放战争时期的笑话，说地下党从严密封锁的国统区报纸上，仍旧可以判断出内战局势。只要看到哪里国军“英勇奋战”，就意味着国民党在这里吃了亏。如果是“不顾牺牲英勇奋战”，就意味着有一场大败；如果是“不顾牺牲英勇奋战匪不敢追”，就意味着有一场大溃败。古今一辙，可以互相印证。

明白了这个规律，再回头看《黑田家记》，会发现主笔者不遗余力地赞美黑田诸将多么勇气十足，多么骁勇善战，多么能在逆境中保持战意。这本身就暗示了一个关键问题：稷山之战对黑田长政来说，确实是一场恶战和苦战。

与之相反的是，主笔者一提到稷山之战中的明军，则只是淡淡地形容说“惊顿”、“败走”、“不敢战”云云，这恰好反证了明军损失很小，小到一贯擅长夸大其词的《黑田家记》都没法吹牛，不然他们早就吹嘘杀得明军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了。

应了那句话，没有态度，也是一种态度。

问题在这里出现了，明军到底有多厉害，能把一代名将黑田长政逼到如此地步？

无论讲什么战斗，总要先了解双方兵力配制。那么就让我们先看一看双方参战人数吧。

黑田长政的第三军团在壬辰战争时期的总兵力是两万五千人，经历了战争损失，再加上原属三军团的岛津义弘被分出去独立成军，到了丁酉再乱开战时总兵力下降到一万人。这一万人里，包括了黑田长政的五千人本队，毛利吉成的两千，还有岛津忠丰、高桥元种、秋月种长、伊东佑兵和相良赖房的三千人。

丁酉再乱的日军虽然仍以军团区分，但大多数时候却是随意调配。全州会师以后，毛利吉成和岛津、高桥、秋月等部没有跟随黑田成政北上，而是分散到了全罗道和忠清道的其他几路中去。跟随在黑田长政身后的，只有八军团的毛利秀元。

按日方记载，稷山之战毛利秀元只赶上一个尾巴，因此参与九月七日战斗的实际上只有黑田长政本队，五千人。

黑田军在日军中也算是擅战之军。他们打得如此悲壮，屡次发出敌众我寡的悲鸣，那么明军数量应该远在日军之上，即使没有日本人说的十倍那么夸张，怎么也得有一两倍。

那么稷山之战在九月七日时的参战明军，到底有多少人呢？

参战的四位将领中，解生麾下大同骑兵两千，牛伯英带的是蓟镇兵马六百，颇贵带的宣大骑兵三千，杨登山带的宣大骑兵一千一百，总兵力是六千七百人，这个数字看起来大于黑田长政的五千人，好象很符合黑田家的记录——但是不要忘了，这只是这几位将领入朝的总兵数，而不是前往稷山的人数。

《再造藩邦志》和《宣庙中兴志》里都记载，麻贵当时“夜挑选各营精壮两千人，骁将十五人，使解生牛伯英颇贵杨登山领之，遣于天安而诸将莫知。”而看解生所部到素沙坪后的举动，可知这次行动本意是一次伏击战。也就是说，麻贵派遣部队至稷山是一次秘密行动，没多少人察觉。既然是秘密行动，肯定要掩人耳目，两千人可以悄悄拔营而走，如果是六、七千人齐动，都多是骑兵，绝不可能不惊动旁人，尤其是朝鲜人，很难保证消息不会泄露。

不过，明军真正抵达稷山的实际兵力，比两千人要多。因为解生、颇贵与杨登山是从汉城领命出发，但牛伯英却是在八月底被派去接应从全州逃出来的陈愚衷的，一直驻留在公州、天安等处，没有返回汉城。他是在半路与解生所部会合，然后前往稷山。

也就是说，解生在九月初六的总兵力，大约是在两千六百人左右。

在当天中午前后或者下午，李益乔、刘遇节前来支援。这支明军不是麻贵的嫡系，而是杨镐从平壤带过来的，总兵力是一千两百九十人。算上他们，明军的总数达到三千八百九十人。而在朝鲜方的记录里，数份记载都说明军总兵力为两、三千人。

我们再把明军的兵力向最大的估算范围靠拢些。在南原失守以后，陈愚衷带着两千人从全州撤到公州，与牛伯英合兵一处。杨镐九月初三入汉城以后，把杨元、陈愚衷拿下治罪。此时军情紧急，不可能把这两千人都叫回汉城，按照正常的程序应该是杨镐派人行文到军中，拿回陈愚衷，陈所部应该会暂时交给牛伯英代管。

这样算来，牛伯英与解生会合的时候，他所能带的最大兵力是两千六百人。当然，他很可能只带了一部分。如果按最大兵力算，他与解生会合后的兵力为四千六百，再与李益乔合兵，达到五千八百九十人。

这个数字，应该比较符合常识。在日军数万大军面前，麻贵如果只派两千人前往阻截，未免太过儿戏。他的真实意图，应该是从汉城派出解生两千，与孤悬在外的牛伯英两千多人会师，再加上杨镐派出的一千，这才有足够的兵力与日军周旋。以往史料只记录了汉城出发的兵力，往往忽略了牛伯英所处的位置。

无论是两千人、两千六百人、三千八百九十人还是五千八百九十人，明军的总兵力最少不过是黑田军的一半不到，最多也只是与黑田军持平或多八百九十人。

现在，就让我们按这个兵力部署再复原一下素沙坪战斗。

第一路明军，由总大将解生率颇贵、杨登山等，总兵力两千。他们遭遇了黑田军先锋黑田图书助、栗田四郎、毛屋主水的两千人，双方兵力对等。由于开始误认日军为朝鲜军，被日军先手攻击，随即进行反击，击退日军。日军改变战术，明军攻势稍挫，但马上派遣别动队抄了日军后路，包围了日军后发起猛功，日军不敌行将崩溃。

黑田长政三千人本队赶到战场，日军总兵力达到五千，明军为两千人。日军三名将领冲开明军抢占桥头的别动队，先后率部杀入战场。明军兵力不支，整兵后撤。

明军牛伯英所部赶到战场。如果按他本部兵力六百人算，明军总兵力为两千六百人。如果按他可带最大兵力计算，则明军总兵力是四千六百人。牛伯英所部杀进战场后，日军再次不敌败退。黑田无奈之下，将所有五千人兵力都投入了战斗，随即明军李益乔、刘遇节也前来支援，双方战场兵力再次拉平，胶着不下。然后天色已黑，两军罢战就地扎营，均未离开战场。

在初七日战斗中，黑田长政的五千人对上数量少于自己的明军，却被数次打得叫苦连天，不得不靠夸大敌人数字来掩饰自己的痛脚，这战斗力实在是可堪玩味。

而且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他还隐瞒了次日的战斗，直接把第二天赶到战场的毛利军提前运抵了战场。

在九月初七的晚上，经过一天战斗的解生显得十分兴奋。他摩拳擦掌，准备在次日大干一场，把敌人彻底逐出天安地区，他勉励部下道：“今看贼势，明当决死以退。努力敢死，毋坐军律。“同时还提醒同僚说“但狡贼走，必由山路，骑步异势，不可穷追。”可见他信心十足，视黑田军如无物，连日本人战败逃跑时的应对办法都策划好了。

同时解生在初七日，还向后方的麻贵发出了请摆赛预备队加入战斗的要求。麻贵接到战场形势报告及解生的请求后，命原本屯兵介川的摆赛火速率领两千骑兵前进，去协防稷山。

与此同时，黑田长政也没闲着，他派人去向后面的毛利秀元求救。毛利秀元的总兵力高达三万，此时虽然没有全带在身边，但起码一两万人也是有的。只要他一到，大局可定。

到了九月初八一大早，双方都怕对方的援军提前抵达，索性早早开打。这一次不再是分批抵达的遭遇战，而是一场货真价实的正面作战。

援助朝战争打了这么久，明军在平壤、在碧蹄馆，在庆尚道，在南原等地的战斗，要么是城市攻防战，要么极端条件下的遭遇战，要么是以南兵为主的战斗，没有一次双方摆好阵势正正经经的野战，这使得北兵的真实威力一直没有机会表现出来。稷山之战，可算是大明骑兵、炮兵与日本骑、步、铁炮兵在相对公平的战场，第一次进行的势均力敌的较量。

在这一战中，明军骑兵终于可以酣畅淋漓地发挥出自己的威力，他们来自宣大边关，骑兵战斗力丝毫不逊于辽东军，不一会就彻底击败了黑田长政，黑田军向清州方向败退。这一场战斗的过程不必多说，因为史书里的描写已经足够华丽，姑录两条于下：

“翌日平明，贼兵齐放连炮，张鹤翼以进，白刃交挥，杀气连天，奇形异状，惊惑人眼。天兵应炮突起，铁鞭之下，贼不措手，合战未几，贼兵败遁。向木川清州而走。”

“翌日平明，贼连炮张两翼以进，白刃挥映，毒气掩日，奇形怪状，惊眩人眼。解生等应炮突起，争奋椎鞭之，中之瓜折。合战未久，贼大溃。遂从木川清州而走。”

这两段文字都出自朝方的记载，另外一些朝方记载在记录了解生四将第一次战斗后，也都说摆赛到后，又破日军云云，可见这场战事是分了两次打的。而《黑田家记》里对这第二次战斗干脆避而不提，直接让秀元提前一天赶到战场，说“毛利秀元兵亦至，敌余军不敢战而退，我兵亦绥。”算是间接承认了日军的败北。

颇贵在战斗后，曾不无自得地对朝鲜国王说：“倭寇很凶悍，前面死了后面还往前冲。老夫我五十多岁，跟周边蛮族打了几百场仗，还从来没见过比倭寇更难对付的——不过只要我军铁骑发起突击，他们也就完蛋了。”可见大明骑兵给日本人造成了极大的麻烦。在战斗中，明军还击毙了一名叫做叶一枝的日本将领，其他穿着金盔、金甲者的小头目，也杀死二十多名，算是给死在南原的同僚报了仇。

战斗结束以后，黑田长政不得不向着清州方向退却。明、朝史料里说解生本来要追击，但因明军连续三天急行军及战斗，过于疲惫遂大军休兵，别遣分道追之，日军退遁。我们猜测，追击的部队应该是摆噻的部队，因为只有他的部队是生力军。而日方史料，则说因为毛利秀元大军赶到，明军不敢打，直接转身跑了。

我们认为第二天战斗的实际情况，是黑田长政抵挡不住败退，途中碰上毛利秀元的援军，调回头来找场子。解生一看日军几万生力军扑过来了，遂主动撤离了战场，把天安和稷山让给了日军。

日本人说解生在打完仗以后，过了三天送了一头白鹰给黑田长政，向他乞和。《毛利家记》写的更悬乎，说明军被日军杀得四散而逃，不得不爬上山去。面对日军重围，他们派人对毛利秀元说：“我们被派来援助朝鲜是奉命行事，跟你们没什么仇怨。以后我们也不打了，把旗给你盖个戳作为印记，放我们一条生路吧。”毛利秀元于是在明军军旗上打了印记，放过了这些人——这些小故事迹近演义，颇具戏剧性，在我们看来，其实真假关系都不大。

整个稷山之战，双方各自的损失是多少呢？

综合各方记载，日军的伤亡人数约为五百人到六百人，近黑田本队的十分之一。明军损失不明，但从解生等部在随后几场作战的活跃程度来看，伤亡不会很大，最多不会超过两、三百人。这个伤亡比例，比较符合骑兵对步兵的损失比，也比较符合明军对日军的损失比。

也许有人会觉得怎么打了两天伤亡才那么点？事实上，冷兵器战争中最大的伤亡多出现于溃败发生后，真正在战斗中伤亡的人数不会太多。随便举个例子，汉将李陵带五千步兵出塞，与匈奴十万遭遇，激战八天，杀伤匈奴万余。算下来一天也就杀伤千余，而且这还是汉军大规模使用弩进行阵地防御战的结果。

那么这场仗到底谁胜了？从战术和数字上来看，明军占据优势，但从双方的战略目的来看，最终日军占领了天安、控制了稷山，明军被迫后撤，似乎日军才是最后的胜利者。以往许多史论者，都是持这一观点。

这其实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要知道，占领天安、稷山是手段，不是目的。日军的战略目的是什么？是北上汉城；明军的战略目的是什么？是阻止日军北上汉城。

黑田长政和毛利秀元在占领稷山之后，没有继续进军，因为稷山大战中明军铁骑给他们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而黑田长政更是第二次在野战中对上了明军骑兵，前一次则是和李如松的碧蹄馆大战。他对这一带地形很熟悉，知道从稷山到汉城一路是少有的坦途，道路宽广，地势开阔。若换在平时，自然是条好路，但在前面大明铁骑的威慑下，他不得不重新考虑。

如果日军北上，明军骑兵可以在进军途中轻松自如地来回驰骋，想战则战，想走则走，不受任何阻碍。他们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发起攻击。按朝鲜人的说法，明军骑兵稷山之战中“枪槊电飞，驰突乱砍”“出入如飞”，那么从天安到汉城这一百五十里的宽阔大路，会不会成为大明骑兵的乐园、日军的地狱呢？想到这个可能，黑田长政一阵寒颤，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绝不能北上。

日本人一直说，朝鲜战争他们经历过三次大战：平壤之战，幸州山城之战，还有就是稷山（素沙坪之战）。足见是战对日军指挥官的影响之深。

于是结论就很明确了，稷山之战的胜利者，是大明。解生等将领在素沙坪的奋战，成功地阻止了日本军队的继续北上，安定了汉城军心——事实上，稷山是丁酉再乱中日军兵锋所及的最北端。从那以后，以稷山为起点，明、朝联军正式转入反攻阶段，下次再等到日本人越过稷山杀入京畿道，要等到几百年以后的甲午了。

在本章结束时，顺便说一个趣事。

稷山之战的胜利传到汉城，免于二度放弃汉城的朝鲜人非常高兴，他们在记录里不吝用极华丽的文字来描述这场战斗。可是，在这一片欢腾之中，却有一个人保持着沉默。

谁呀？李朝的中流砥柱——柳成龙。

柳成龙战后写了一本《惩毖录》，回顾整个朝鲜战争。这本书写到丁酉年九月初的汉城危机时，只写了六个字：“贼从京畿还退”，对稷山之战只字不提。对他这种行为，别说我们，连当时的朝鲜人都无法理解，《青野漫录》充满嘲讽地评论说：“杨镐于我国有再造之功，而惩毖录全没其事，有若倭奴自退者然。素沙之捷，涂人耳目，而犹以私怨没之，此为成龙之大疵痛。”

跟李如松合作时，柳成龙在《惩毖录》避而不谈实际困难，一味指责李提督怯懦避战，甚至污蔑明军在碧蹄馆之战中因日军刀利而无一人敢前；跟杨镐合作时，他又因为有私怨而故意隐其事迹，抹其赶赴汉城镇压人心功绩，对稷山之捷更是一字不提。跟大明前后两位主官都闹出别扭，又在自己撰写的书里故意抹黑或者无视，柳成龙在这事儿上，实在是非常不地道。

第十五章 巨星的再临

丁酉年的整个八月对明、朝联军来说，是一场噩梦；而当时间迈入九月以后，喜事却是一件接着一件地发生。九月七日的稷山之战，明军成功阻止了日军的继续北上，让所有人都松一口气。还没等这喜庆劲儿过去，又有一道捷报传了过来：李舜臣在鸣梁取得大捷！

怎么回事？李舜臣不是早被免职了么？朝鲜水军不是在漆川梁海战中全军覆没了么？现在怎么又冒出一个鸣梁大捷？

这就要从漆川梁海战之后说起。那一战中，元均和朝鲜水师全都沉到了海底，消息传到汉城，一群颟顸君臣大眼瞪小眼，不知所措。这前后变化也太大了，李舜臣掌兵的时候，朝鲜水军指哪儿打哪儿，未尝一败；元均带着同样一支队伍，怎么一战下来就完蛋了？

那帮专会整人内斗的党人们不敢吭声，金命元、李恒福等人建议，请李舜臣重新出山。朝鲜国王觉得这事实在太丢人了，但是又不得不做。于是汉城扭扭捏捏地派了使者前去晋州西路的术礼，重新授予李舜臣三道水军统制使的头衔——这个“三道统制”如今是个不折不扣的空架子。

李舜臣在这之前已经觉察到异状了。他在晋州附近，观察到日军战舰络绎不绝地从谷城附近海域往西边去，就知道局势有些不妙。等到朝鲜的行文一到，李舜臣眼前一黑，自己辛辛苦苦训练出来的无敌水师，居然就这么被糟蹋一空。

事已至此，无可挽回，重要的是接下来该怎么做。李舜臣连夜赶往珍岛，在会宁浦，他看到了朝鲜水军的全部力量——十二条板屋船，全是裴楔在漆川梁带回来的。

李舜臣见到裴楔，没先表扬他保全朝鲜水师，反而斥责他为何在阵前擅自撤退。

海军是一支纪律性极强的部队，要求每一条船对指挥官无条件服从，这条铁律绝对不允许被打破。元均是头蠢猪，可这并不说明裴楔临阵脱逃的正当性。李舜臣的理由很简单，今天裴楔认为元均打的不好，擅自脱离本队，明天别的指挥官也可能认为李舜臣不靠谱，自行离开。每一条战船都把自我判断置于指挥官命令之下，军队秩序就会崩溃，仗也就不用打了。

裴楔对这个批评很不服气，不过眼下军情紧急，他没有为自己申辩，而是向李舜臣建议，咱们就剩十二条船了，跟敌人不是一个数量级，干脆放弃水师，全军登陆前往权僳军中，打陆战得了。

李舜臣毫不客气地拒绝了这个请求，他亮出三道水军统制使的身份，逼着裴楔的船队跟随他前往珍岛的碧波亭。在那里，水师有处营地，可以作为修整之用。李舜臣抵达珍岛以后，给朝廷写了封奏折，说“自壬辰至于五、六年间，贼不敢直突于两湖者，以舟师之扼其路也。今臣战船尚有十二，出死力拒战则犹可为也。今若全废舟师，是贼所以为幸，而由湖右达于汉水，此臣之所恐也。战船虽寡，微臣不死则不敢侮我矣。

短短一封奏折，李舜臣把局势分析得清清楚楚，也把自己的决心表达得明明白白。他没有因为蒙受了不公正待遇而消极怠工，为了整个抗战大局抖擞精神，从头开始惨淡经营。这是真正的民族英雄。

李舜臣自从七月份接掌了水师以后，最主要的工作只有一件：提升水军实力。

提升的办法有三个。一是建造新船，可无论时间还是资源都极其有限，捉襟见肘，很难满足李舜臣的要求；二是征发民船，这是一条快捷途径，但问题在于民船体型普遍都很小，征用过来也只能作为运输或者联络船使用，没法在上面架设大型火器；第三，招抚在漆川梁海战中被打散了的朝鲜水师残余。那一战虽然朝军“全军覆没”，但总会有些漏网之鱼侥幸逃掉。记录显示，在漆川梁海战前的一系列长途奔袭中，朝鲜水师至少有六条船掉队漂入外洋，没赶上最后的海战。战后这些船舰都分散到各处荒岛，要一一招抚归建。

李舜臣还算幸运，很快便寻回来几艘幸存战船，而且还找到了老战友李亿祺的弟弟李亿秋，佥使金应诚、鹿岛万户宗汝棕、平山浦代将丁应斗、巨济县令安卫等一批人，稍微弥补上一点人力资源损失。

在七月和八月，李舜臣除了尽力招抚征发以外，就是带着这十来条战船在碧波亭附近巡游弋。在八月底九月初的一天。李舜臣带着舰队稍微向东航行了一段，在海上撞见了蜂须贺家政的巡逻舰队。家政一看，咦？居然还有残余的朝鲜舰队？他立刻命令追击，日军战舰气势汹汹地靠了上去。李舜臣当然不会在毫无准备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跟日本人打，朝鲜水师扬帆调头，奔西而走。

日本的战船，速度不及朝鲜，何况操船的还是李舜臣这种天才。蜂须贺家政一路追到务安附近海域，还是没追上。蜂须贺家政有些气恼，抓来了一个叫姜沆的当地官员，逼问他朝鲜的水军基地在哪。这个姜沆是个很妙的人，面对日军的质问，回答的不卑不亢：

“你们水师基地在哪？”

“泰安附近的安行梁，那里地理位置很好，是水军的天险所在。”

“行了，我知道了。”

“我还没说完呢。安行梁可真是个好地方。大明前两天派了两个游击，带了一万条船过来，就挑选安行梁作为驻屯地。对了，他们的舰队现在差不多到群山浦了。”

“………………”

“刚才的舰队您看着了吧？我们李统制的船比较少，所以才打算退到安行梁，跟大明会师以后再回来。”

“…………等会儿，你说哪个李统制？”

“李舜臣啊，你们应该很熟悉吧。他官复原职，回来上班啦。”

姜沆这一番虚虚实实的招供，可着实把蜂须贺家政给吓得不轻。李舜臣和大明，哪个都不能招惹。史料里记载，姜沆招供完以后，“贼闻之相顾色动”，当即也不追赶了，调转船头匆匆忙忙一路跑回顺天。

李舜臣回来了。

很快这个消息传遍了整个沿海倭城，所有的日本将领都异常震惊。其中有一位水军大将来岛通总表现得最为兴奋，摩拳擦掌，要去跟他一决斗死战。

来岛通总大概是最痛恨李舜臣的日本将领了。在壬辰战争中的唐浦海战里，李舜臣的龟船曾经击毙过一员日军大将，当时被误认为是龟井兹矩，后来被确认是得居通幸，又叫来岛通久，是来岛通总的兄长。

杀兄之仇，不能不报。而且根据情报，似乎李舜臣的实力并不强，总共才那么十几条船，此时不报，更待何时？

日本陆军此时已经在全罗道发起了攻势，扫平沿海朝鲜水师余孽也是题中应有之意。不过自从漆川梁大胜以来，日本水军没了用武之地，第六军团的几名主力藤堂高虎、加藤嘉明、胁坂安治几个人耐不住寂寞，跟着宇喜多秀家去打南原了，既然来岛通总求战欲望这么旺盛，军团长长曾我部索性顺水推舟，把他派出去攻打珍岛，还让毛利元政跟过去做配合。

到底来岛通总到底带来多少人去，历来说法不一。《湖南志李统制遗事》和《再造藩邦志》里说有五、六百艘，这个数字太大了，不太可信。《惩毖录》少一点，说是两百余艘。李舜臣的日记最为权威，他给出的数字是三百三十艘。这个数字相对比较合理。要知道，第六军团的主力这时候都在陆地，水军剩余战力没剩多少，而且还得担负起朝、日之间运输的重任，机动兵力并不算多。

甭管是两百还是三百还是五六百，总之日本人袭来的舰队数量，是三位数，跟李舜臣的实力相比，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

九月十五日，敌人大举来袭的消息传到了珍岛。李舜臣召集所有水军将士，讲明实际情况，再次严明纪律，安慰他们说兵法有云必死则生，咱们是一定会胜利的。为了让士兵们宽心，李舜臣假借神仙的名义，说昨天晚上做梦，有一个白胡子老神仙向我面授机宜，把制胜方略都讲清楚了。

说完这些，李舜臣带着舰队浩浩荡荡杀出了珍岛基地，前往鸣梁以东海域的右水营前洋。此时李舜臣舰队的总数是————战船十三艘。

他们迎头看到九条日本先锋侦查船，李舜臣心想就拿这几条练练手吧，下令攻击。交手没几回合，这九条船沉的沉，跑的跑。当天晚上，又有一股日军战船偷偷摸摸凑过来，冲着朝鲜水师开枪。李舜臣一看，两边的距离还隔着好远呢，远远超过了铁炮的射程，便知道这是日本人的疑兵之计，企图把他们吓唬走。李舜臣哪吃过这种亏，立刻指挥朝军还击。两边砰砰啪啪打了一夜，谁也没挨着谁。

可要说日本人的恐吓战术没效果，也不尽然。李舜臣没被吓到，却吓坏了他身旁一个人。

谁呀？裴楔。

裴楔本就毫无战意，一心上陆，只是被李舜臣硬拖上船来，这才勉强出海。自从听到日本人打枪以后，他惶惶不安，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激情，毅然拔锚要跑。可惜李舜臣不是元均，裴楔的习惯性逃跑根本瞒不过他的眼睛。裴楔刚一离队，就立刻被四面舰船围住，活活生擒。

李舜臣为了鼓舞士气，表达自己战斗到底的决心，在船头把裴楔公开处斩，军中纪律为之肃然。

清理掉这个不安定因素之后，李舜臣终于可以安心对付来岛舰队了。

九月十六日一大早，李舜臣接到探子急报，说东边有三百条船扑了过来。朝鲜水师急忙升帆架炮，准备开战。可没过一会儿，他们又把手里的火器放下来。原来这三百多条船不是日本战舰，而是整个全罗沿海逃难而来的渔民。这些船大大小小，一看到有朝鲜舰队出现，都喜出望外，纷纷聚拢过来，一时间乱七八糟地充塞海面。

李舜臣一看不好，等到日本人杀过来，这些没经过训练的老百姓肯定会大乱，这一乱，连朝鲜水师都会被冲散，更别说打仗了。他连忙叫这些民船别围在战船旁边，尽快划去上游聚拢，作为疑兵，也好为己方壮壮声势。还有些扶老携幼，实在没什么战斗力，赶紧登陆上岛上待着去吧，怎么也比水里安全。

好不容易把民船安顿完了，来岛舰队也杀到了，三百多条船摆足了架势，铺天盖地而来。三百三十条对十三条，这敌我比例之悬殊，足以让任何正常人退缩。李亿秋、金应诚、安卫等军官相顾失色，都有退避之意。

可李舜臣不是正常人，他是一个进攻性极其强的将军。面对这种极端不利的兵力对比，他非但不退，反而还要抢攻。李舜臣决定给其他将领做个表率，壮壮他们的胆气，于是亲操一条大船，督促橹手快划，义无反顾地杀入敌阵。

这是一次惊心动魄的战斗，也是一次蔚为壮观的战斗。李舜臣孤身闯阵，火铳四射，弓矢乱飞，杀得来岛通总三百多条船无所适从，搅得日军阵形七零八落。这种彪悍劲儿，就连惯于轻军突前的李如松都自愧不如。

经过一段时间的混乱，日本人总算稍微反应过来点了，连忙驱赶战船把李舜臣包围，里里外外围着三四层，让这一条孤独的朝鲜战舰险象环生。船上的战士们都有点害怕了，他们凭着血气之勇一口气杀进来，可现在怎么杀出去啊？李舜臣大概是船上唯一一个面无惧色的。他还有闲心鼓励周围的人，说“贼虽千艘，莫敌我船，切勿动心，尽力射贼。”一往无前的强大气魄喷薄而出。

除了李舜臣的勇气以外，能够让他如入无人之境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舰船体系。

在壬辰战争期间，日军水师虽然经过多次改组，骨子里却还是海贼那一套。他们的操船没有明确分工，大家一窝蜂地划，等到开战了，再一窝蜂抓起武器打。而朝鲜水师继承自大明体系，对于橹手、帆工、炮手等有着明确分工，开战之后大家各司其职，丝毫不乱，无论灵活性还是机动性都强出日军一头。李舜臣多次以少胜多，打得日军没有反抗能力，就是因为这两个体系的效率差所致。

这一次也是如此。李舜臣的板屋座舰橹手多，行动快，能够保持高速运动。在日军舰船挨完打调动转向的时候，他已经可以划出很远，去袭击另外一侧的敌人，看似身陷重围，其实每次正面对抗的敌人并不多。

打了好一阵，李舜臣回头一看，好家伙，原来手底下那群家伙没跟过来，反而躲的远远的。李舜臣一摆手，走了，抓人去！亲自掌舵往回退。日本人的重重包围，楞是被他轻轻松松一跳即出，好似当年在曹营七进七出的赵子龙。

李舜臣杀出重围以后，先靠近中军金应诚的船队。他二话没说，跳上船去一刀砍下操船者人头。金应诚和麾下一干人等吓得面如土色，李舜臣说你身为中军，不跟着旗舰走反而跑开，按道理是要杀头的。现在军情紧急，姑且留你一命戴罪立功。金应诚哪里敢还嘴，连忙调转船头，硬着头皮朝日本人杀去。李舜臣又凑到巨济县令安卫的船前，大声喊道：“安卫欲死军法乎？汝不死军法乎？逃生何所耶？”安卫被骂的抬不起头来，也调转了船头，跟着金应诚杀入敌阵。

李舜臣觉得这么一条一条靠近杀人太麻烦了，把军令旗高高挂起来，明白无误地告诉其他将领：不得退却，违令者斩。严令产生了效果，原本远远站开的朝鲜水师，都不大情愿地靠拢过来。

这时候前方传来一阵呼救，李舜臣探头一张望，原来金应诚、安卫两个人的船被日军围住，一群倭寇好似蚂蚁一般往船上爬。船上的士兵拼死抵抗，眼看就要坚持不住了。李舜臣毫不犹豫地杀了过去，身后宗汝棕、丁应斗等军官也纷纷驾着座舰赶到，很快打沉了围攻那两个倒霉蛋的三条日舰。

战至酣处，李舜臣忽然觉得自己袖子被人扯动，低头一看，原来是个日本人，叫俊沙，是当初安骨浦海战被李舜臣俘虏的降倭，一直在朝鲜水军里混到今天。

俊沙告诉李舜臣，他刚才看到了日军的总大将，而且就在附近。李舜臣一听，眼睛立时瞪圆，问他详情。俊沙说他看到一条船上站着一人，身穿红色锦袍，上面还画着大花纹饰，应该是来岛通总。

这可是天大的好机会啊！

来岛通总也是时运不济。他本来就对李舜臣满腹仇恨，刚才好不容易有机会能报仇，结果三百多条船楞是围不住一条船。他性格火爆，按捺不住怒气，索性让自己的座舰突前，亲自上一线杀敌。这个命令本身其实没有问题，敌人一共就十三条船，就算旗舰前移，也不会有多大危险。

他唯独漏算了一件事，这次的对手是化不可能为奇迹的李舜臣。

李舜臣的操船技术，要好过日军太多。他几下腾挪，便靠近了来岛通总的期间。一船勇士在金石孙的率领下，拿钩子钩住日军战舰，扑向对方甲板。

这里必须要说明一下。日军的战舰，比朝鲜军的板屋船要低矮窄小，高度差在一米到一米五左右。有这个特点在，从日舰跳上朝舰非常困难，必须仰攻；而从朝舰跳下日舰则相对容易得多。所以在壬辰及丁酉期间的海战记录里，我们会发现，朝鲜军登上甲板杀死日军将领的战例非常多，而日军登上朝军甲板的记录却很少，即使有，也都要经过苦战才能成功。

来岛通总一直到被李舜臣钩住座舰，这才意识到大事不妙。可这时金石孙、俊六和一群朝鲜士兵已经杀过来了，周围又没有多少亲兵——谁能想到三百多条船的总大将旗舰会被敌人攻上甲板呢——金石孙手起刀落，将来岛通总送去了靖国神社。

金石孙唯恐杀错了人，让俊六仔细辨认。俊六端详了一下，确认确实就是来岛本人。消息传到李舜臣的舰队，个个都是喜上眉梢，士气大振。来岛的脑袋被悬挂在桅杆上，让在鸣梁海域所占的所有人都看清楚。

日本人傻眼了，怎么一场雄狮扑兔的歼灭战，现在却变成猴子偷桃了？朝鲜军趁机发起了猛烈攻击，在攻击中，另外一位日军统领毛利元政被打落下水。尽管他很快就被救起，但两位指挥官相继阵亡的流言如同瘟疫一样瞬间传染了整个舰队。

群龙无首的日军完全搞不清状况，无心恋战，纷纷向后撤去。李舜臣还嫌他们不够乱，竟顺风纵火，就这么一口气打沉了三十条船。剩下的在毛利元政带领下仓皇后撤，头都不敢回一下。

李舜臣真回来了，而且比以前还可怕！

周围观战的老百姓都发出阵阵欢呼，没有什么比这种现场直播更提升士气的法子了。战争结束以后，三百多条船呼啦把朝鲜军给围住了，箪食壶浆，庆祝胜利。

战争结束以后，全罗海面为之一清。受胜利的鼓舞，老百姓们纷纷报名参军，朝鲜水军在短短时间内激增到八千人。

人是有八千了，可粮食不够八千人吃，船也不够八千人坐的。

怎么办才好呢？李舜臣想了一个特别绝的主意。这主意咱们现代中国人看了一定倍感亲切：设收费站。

李舜臣宣布，以后凡是在三道海域活动的民船与官船，都必须得有海路通行帖，没有的就是奸细，船要没收，人要下狱。想要申请通行帖很简单，到李舜臣的军港拿东西换，最好是米，铜铁木材等建筑物资也可以。大船要三石米换一张通行帖，中船二石，小船一石。一个多月就聚敛了一万多石。

鸣梁海战是一场漂亮的胜利，但如果我们深入去分析的话，就会发现，这实际上是一场象征性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的海战。

这一场大战中，李舜臣以极微弱的兵力击退日军舰队，宣告了自己的复出，而且击毙了日军主帅来岛通总——他是整个侵朝战争中日军阵亡的最高级别大名——让日军上下都为之震惶，极大地鼓舞了明、朝联军的士气。

但心理层面的优势，取代不了现实战略的劣势。

李舜臣是个出色的将军，他从不因为胜利而自大。他清楚地认识到，鸣梁大捷是一场凭借运气与勇气的胜利，不可能指望每个日本将领都像来岛通总这么冲动突前，这种胜利模式不可复制。

整个鸣梁海战日军损失船只不过三十多艘，不过是总兵力的一个零头，来岛通总的阵亡对于日本水军指挥序列来说，也不是不可弥补的损失。拿孱弱的朝鲜水师去跟日本大舰队拼人品和运气，这不是李舜臣的风格。

所以在鸣梁之后，日朝水师的悬殊比例与战略态势并没有得到扭转，日军固然惩于李舜臣的威名，不敢轻易西来；李舜臣也缺少东进的实力，只能退到古今岛，继续积攒力量。要在几个月内造出足够的战船，训练出足够多的水战精兵，即使对李舜臣来说，也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在接下来爆发的蔚山之战中，朝鲜水师无所作为；而且日军在整个万历二十六年大半年时间里，釜山-对马-九州这条生命线通行畅通，没有受到什么大的干扰，以至于邢玠不得不从广东千里迢迢地调动大明水师前来助战。

事实上，一直到战争结束，朝鲜水师也没有恢复到战前水平，跟壬辰战争中的成就相比，逊色了许多。

这都要怪元均，不怪李舜臣。

第十六章 蔚山血战

解生的稷山之战和李舜臣的鸣梁海战，是联军在九月取得的两场关键性胜利。稷山成功遏制住了日军的攻势，鸣梁则威胁到了日军的补给线。两场胜利的影响叠加到一齐，让日军陷入既缺乏进攻的勇气也缺乏对后勤信心的境地。

九月中旬的态势，事实上对日军相当有利。全罗道已经大半沦陷，通向汉城的大门也已经洞开。明军的主力兵团尚未齐聚，而李舜臣的舰队要形成战斗力还需要不短的日子。

可是日军却没有趁机北上，他们占领了稷山以后，十分突兀地停止了一切军事行动。

九月十四日，稷山之战刚结束不久，左路军在井邑——李舜臣曾经就职的所在——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的结果不是乘势北上，反而是全军转向南下。井邑本来就在全州南面，你还继续南走，说是去扫平全罗道，谁信啊！？

右路军也好不到哪里去。杨镐与麻贵为了防止日军从另外一个方向偷袭汉城，派遣参将彭友德前往汉城东南方向靠近庆尚道的青山。在那里，彭友德没碰到进攻的日军，反倒碰上了撤退的日军。彭友德哪肯放过这个机会，率兵追击。双方甫一交锋，日军就开始撤退，根本无心恋战。彭友德追杀了一阵，发觉日军兵力太盛，遂停住了脚步。

这一战虽然规模不大，但仍旧被明方称为青山大捷，因为被吓退的对手不是别人，是加藤清正。

摆脱了彭友德的加藤清正在九月二十日退到了报恩岩，又遭遇了朝鲜军郑起龙所部四百人。时值大雾，郑起龙一通乱射，射到日军十几人，而加藤清正居然不是虎吼一声冲入敌阵，反而“良久不敢动”。郑起龙趁机带兵护送沿途朝鲜灾民离开，两边各自退兵。

到了十月八日，加藤返回了出发地西生浦，黑田长政返回东莱，毛利秀元回到梁山，岛津忠丰重返泗川，其他日军将领也纷纷放弃占领城镇，回归驻地，继续盘踞从顺天到蔚山的沿海地区。汉城之围，不战自解。明、朝联军高层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一直到麻贵亲自探访了被日军放弃的全州，这才确认日本人真撤了。

这肯定不是补给的问题。日军已经侵占了全罗道大部，尤其是攻克了顺天以后，顺天以南的丽水港也沦落敌手，李舜臣的小舰队被迫退守到古今岛，与日本隔罗老岛相望。他一时半会儿，还无法威胁到釜山。更何况，日军的战线并不漫长，只限在全罗道与庆尚道之间，运输不会有太大压力。

也不是天气问题。这会儿才九月份，离朝鲜严冬还有三、四个月呢，再说打下汉城过冬，岂不是要比退回去更好？

不是补给问题，也不是天气问题，那么日本人到底怎么了？

从开战到十月收缩，日军的行动呈现出一个特别鲜明的特点——求战欲望十分低下，变得暮气沉沉。

日军右路军在初期通过巧妙佯动，绕过朝鲜军的封堵直扑汉城，这在战术上是一个精彩的战例，但却缺少了壬辰战争一往无前的锐气——如果是在壬辰时期，日军根本不会把面前这点朝鲜军队放在眼里，什么佯动，什么迂回，直接在地图上划一条直线，大踏步地击穿敌人阵地就是了。而日本左路军的表现也是如此，他们只会在南原这种十倍于敌的围城战中才会踊跃杀敌，似乎几万大军簇拥在一齐才能让自己不那么害怕。

一旦碰到稷山这种双方战力旗鼓相当的战斗，日军立刻开始叫苦连天，踟蹰不前。

一切迹象都在显示，日军大部分将领对于这场战争已经厌倦了。壬辰之战证明，从战略上击败大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之所以会再次渡海来到朝鲜，不再是为了功名利禄，而是为了敷衍秀吉老爷。

这也就能解释，日军为何制订了一个只涉及全罗、忠清、庆尚三道的作战计划。他们缺乏进取心，浅尝辄止，在稍微取得优势之后迅速撤退——秀吉大人，我们打赢了一场仗给您长脸了，差不多就得了。

对于日军出乎意料地退缩，明、朝联军完全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此时明军还没有完全集结完毕，因此杨镐与麻贵非常谨慎，生怕是日军诱敌深入之计，非但没有追击，反而严令诸部不得轻进。这种心态可以理解，十几万大军在占尽优势的情况下突然撤退，换了谁当将军，都要犯一下嘀咕。

于是明、朝联军在日军撤退以后，慢慢地整军，慢慢地前进，像蜗牛一样伸出触角，谨慎而龟速地试探着前方。整个十月，日军龟缩在沿海不动弹，联军则站得远远的，一脸警惕，战略态势基本恢复到了战前。

最后打破这一僵局的是援朝明军最高长官邢玠。经过一个月的试探与侦查，他终于确信日军退回沿海倭城，没耍任何心眼。这时候明军也都集结完毕，粮草辎重什么的也积储得差不多了，有了一战之力。

在这个时候，大明朝廷开始有了议论，说日本人狼狈逃回沿海，胆气已落，邢玠、杨镐、麻贵几个人非但不奋勇杀敌，反而顿兵不前，是不是有什么别的心思？这个指控太严重了，就算只是言官胡说八道，也把前线的几位大佬惊出一身汗。

万历皇也有点不耐烦了。在万历二十七年，播州杨应龙的叛乱越演越烈，贵州巡抚江东之令都司杨国柱进剿不利被杀，川贵震动。朝廷急于结束在朝鲜的战事，好腾出手来处理播州的事。

在这些或明或暗的压力之下，邢玠在十一月十日下了一道命令，联军三道进剿，开始反攻。为了鼓舞士气，邢玠亲身入朝，在十一月二十九日抵达汉城。他都到了汉城，逼着杨镐和麻贵往前线移动。

当时日军在沿海修了一圈倭城，如同一串珍珠散落在庆尚海滩，十几万人驻屯。明军一共只有四万人，加上朝鲜军也不过六万到七万人，无法面面俱到，只能选择一个重点方向进行打击。

经过反复讨论，他们选择了一个看似最不可能的目标——蔚山城。

蔚山城位于庆尚道最东侧、釜山东北方向，汉城在最西侧，两边直线距离是所有倭城最远的。挑这么一个地方，从军事角度来说，似乎有些不合常理。

战争理论告诉我们，军事永远不能脱离政治而存在，必须服务于政治目的。

蔚山城不是个好选择，可是蔚山城里有一员武将，叫做加藤清正。

大明最熟悉的日本武将，是小西行长；而朝鲜最熟悉的日本武将，则是加藤清正。他们跟加藤的仇，可以说是罄竹难书。李舜臣功劳大不大？就因为沾了加藤清正的事，被一捋到底——加藤清正简直就是朝鲜的一根高压线，谁提跟谁急。

如果能够一举攻破蔚山城，杀死加藤清正，那将是煊赫的一场大胜。日军甚至会因此而士气丧尽，自动撤退。提前结束战争的诱惑，明军非常有兴趣。于是两边一拍即合，开始紧锣密鼓地筹谋进攻。

明军分成三路大军。左路是李如松的弟弟李如梅，中路是高策，右路是李芳春。左右两路将在麻贵、杨镐的带领下，从忠州附近的鸟岭进入庆尚道，沿安东、庆州走一条斜线，剑指东南蔚山。而中路军则前抵宜宁，既可以策应主攻部队，又可以防止全罗道的日军赶来赴援。他们还抽调了董正谊和一千五百名明军，与朝鲜地方部队混编，南下南原，吸引顺天小西行长的注意力。

与此同时，权僳也纠合朝鲜精锐高彦伯、郑起龙、金应瑞等部向蔚山趋动，以配合明军。

十二月初四，援朝三巨头齐聚汉城，搞了一次盛大的祭天仪式。邢玠亲自登坛祭告天地，誓戒官兵。祭旗的时候，火器一字排开，万炮齐鸣，场面极之宏大。旁观的朝鲜军民都异常自豪，觉得这么牛逼的军队，看来可以彻底把倭寇赶下海了。

祭告完天地，在十二月初八，明军正式开始出发。临走之前，朝鲜国王李昖表示要亲自送杨经理出征。杨镐欣然从命。两个人骑马并排出了汉城，正说着话，杨镐忽然离开大路，从一条险要小路跃马疾驰，李昖不甘示弱，紧紧跟在后面，身后的随从与大臣不知所措，都追不上去。两个人你追我赶跑了一段，杨镐忽然回头笑道：“王可与共事矣。”

告别了惺惺相惜的李昖，明军四万四千八百人耀武扬威地越过鸟岭，并于两日后抵达山脚下的闻庆县城。这里是壬辰战争时，小西行长与加藤清正急速狂飙的第一阶段终点。

在这里，麻贵对权僳提了一个要求，要求他派遣朝鲜水师到蔚山附近海域配合。

这个要求提的很奇怪。那时候李舜臣的舰队虽然略有恢复，但要绕过顺天、巨济、釜山几个港口重镇去袭击位于东侧的蔚山，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件事麻贵可能不清楚，但权僳应该知道。可权僳半点犹豫都没有，一口答应了。

这件事最早被记载在李恒福写的《白沙集》里，后来被《再造藩邦志》所引用，其他史料里都未有提及，反倒是中国史料《皇明实记》里提了一句“我师陆路粗备，独水兵屡檄不至”。

所以真相可能是麻贵提出水师配合的要求，权僳明知道不太可能实现，但为了不让明军打消进攻蔚山的念头，只得硬着头皮答应下来。答应归答应，做不到归做不到。纵观蔚山之战全程，没有看到半点朝鲜水军助战的记录，权僳肯定是食言了。李恒福为尊者讳，就在史料里做了一些曲笔，把一个硬着头皮拍胸脯的老将军塑造成了一个热切配合明军战斗的大将。

得到了权僳的保证以后，杨镐与麻贵带着大军继续南下，于十二月十八日抵达义州。杨镐找来接伴使李德馨，说我们大明虽然擅于查探，可这里毕竟是朝鲜人的地头，不如你找几个本地人跟随我军斥候，前去侦查。李德馨一拍大腿，说我手底下有一个降倭，叫做吕余文，土生土长的日本鬼子，脑子好使，只要您能多给点银子，派他化妆回日本人潜入蔚山，岂不是更好？

杨镐一听，言之有理，依言而行。于是日奸吕余文跟着明军斥候宗好汉先行一步，化妆成日军士兵奔蔚山而去。

明军大部队在十二月二十日抵达庆州。庆州距离蔚山只有八十里路，到了这里，等于正式进入战区。他们在这里略做休整，到了次日，吕余文风尘仆仆地回来了，还带回了一份大礼。

吕余文见到杨镐以后，从袖子里拿出一张地图。诸将一看，不由大喜，原来这是一份详细的蔚山布防图。

日军在蔚山的主力，并不在蔚山城内，而是在北侧的岛山之上。岛山海拔五十米，位于蔚山山区的丘陵地带，北面被平山洞、上安洞、感校洞、伴鸥亭几处险峻之地环绕，南边与蔚山城隔太和江相望。若敌人自北攻来，欲占蔚山，必先跨越岛山。

在这里，加藤清正为了防止明军袭击，早早地修建起了一座倭城。，海拔五十米左右，背靠山壁，只有一条水路通往太和江。这座倭城完全依照日本风格修筑，又是大建筑师加藤清正亲自主持设计，所以修得异常坚固。不仅城体全部用石头垒成，城内一丸二丸三丸千饶百回，还在城外山坡上围起三重木制栅栏和一重土墙，把整个岛山倭城里三层、外三层地包裹住。在岛山外围，还有伴鸥亭、太和江水营等八处营垒，可以彼此呼应。

岛山倭城与外界交通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走陆路到彦阳，再去釜山；还有一种是从太和江走水路，前往西生浦。在明军抵达的时候，这座倭城还未完工，加藤清正本人在西生浦督运建筑材料，在城中督工的是加藤安政、锅岛直茂和太田一吉，指挥着守军和朝鲜劳工拼命修筑着。

杨镐看到吕余文的这份情报，大喜过望。敌人的底细还没开战就被掀了个清楚，这场仗看来是没什么悬念了。他欣然拿起一支朱笔，在地图上划了三条线。

第一条攻击线直指岛山，李芳春、高策、彭友德三协兵分三路，目标是把岛山城团团围住；第二条攻击线是吴惟忠，他率领南兵前往梁山，以阻截可能赶来增援的黑田长政；第三条攻击线落在了太和江上，由卢继忠的两千兵马封锁江面，防止敌人从水路来往。杨镐还加派董正谊部前往南原，增加对顺天日军的压力。

十二月二十二日，诸部都按照杨经理的方略开始进军。辽东军和宣大军的马队浩浩荡荡地朝着蔚山开去，而吴惟忠带着所部三千南军，急匆匆地朝着梁山开进。不过他没有想到，队伍夜半出发，凌晨刚到彦阳，就碰到了日军敌人——岛山之战的第一场战斗，便以遭遇战的形式爆发了。

彦阳是蔚山与南方诸城的交通咽喉，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吴惟忠遭遇的日军，是秀吉心腹之臣浅野长政的儿子浅野幸长，还有监军太田一吉。他们本来是前往岛山当监役的，二十二日这一天正在彦阳休息，打算次日进城。

日军的大部队都住在城里，只留了五百人在彦阳城以北的河边。吴惟忠在凌晨赶到彦阳以后，抬眼一看，咦？居然有日本人。他不知道这股日军只是前去岛山办公的，还以为是援军来了，当即下令全军展开战斗。

南军的战斗力不必赘言，这些穿红衣的骁勇战士冲上前去，驾轻就熟地踏破了日军营垒，把熟睡中的倭寇一刀一刀送回到天照大神那里去。这区区五百人的小部队，甚至不够他们塞牙缝的。

河边的惨叫惊动了正在彦阳城里休息的浅野幸长。他爬上城头一看，一群红衣魔鬼把自己部下追得跟兔子似的，不禁怒气勃发。他只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情绪容易激动，当即抓起刀就要开城去厮杀。太田一吉说敌众我寡，不如守城更稳妥些。浅野长政袖子一甩，嚷嚷道：“你们爱咋地咋地，我要是不打退这股敌人，就不回来了。”说完怒气冲冲地跨马而去。

明军一看有一个穿着不凡的大将骑兵冲出来，还以为是加藤清正本人，立刻围了上去。浅野幸长凭着血气之勇杀出城来，这会儿估计已经后悔不迭了。吴惟忠怕他跑回城去，调了重兵插入他与彦阳城之间，打算一举擒获。

浅野幸长没办法，彦阳去不得，只能往岛山跑了。明军没料到他居然主动往岛山那个马上就要失陷的地方，一下子没拦住，让他杀出了包围。吴惟忠岂肯这么轻易放过他，一挥手，追！明军一窝蜂地追在浅野幸长屁股后头猛追。

这一路的逃亡就别提有多么凄惨了。浅野幸长自己且战且退，身中数十刀，几乎成了一个血人。眼看已然无幸，他的一个部下龟田大隅自告奋勇，奋力搏杀阻挡明军。而浅野幸长则趁这个宝贵的时机跑到岛山城下大喊。

守城的加藤安政一看是幸长，连忙打开城门，把他接了进去。吴惟忠一看没戏了，这才收兵返回彦阳，继续去执行阻援任务。

幸长进了岛山，劈头就问：“怎么这么多明军？”加藤安政苦着脸：“我也不知道啊。今天早上忽然有明军杀到蔚山附近，那些出去砍柴打水的人一个都没回来。”两人登上城楼，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城下远处，密密麻麻的军队鏖集一处，开始逐渐展开阵势，如同一张缓缓大网把岛山城包裹起来。

这回日本人麻烦可大了。

这里我还想提及一个有趣的细节。

联军在抵达岛山之前，查不到任何与日军的交战记录。加藤安政也罢、浅野幸长也罢，包括待在西生浦的加藤清，他们正听说明军来攻的第一个反应，都是大惊。

这说明，日军对联军的动向根本就是懵懵懂懂，没有任何心理准备。五万多人马都到了庆州了，岛山日军仍旧浑然未觉，一直杀到城下才想起来“大惊”一下，真不知道当初那支锐气十足的日本军团到底跑到哪里去了。

二十二日一整天明军并没有对岛山发起攻击，而是慢条斯理地安营扎寨，修补防御漏洞。到了二十三日，杨镐听说包围网已经设置好了，这才一大早带了翻译官、李德馨和权僳前往前线。在他之前，麻贵作为一线指挥，已经提前出发，并于二十三日半夜抵达距岛山六十里处的后方指挥部。

麻贵召集了手底下的几员爱将杨登山、摆赛、颇贵，问他们说明天就攻城了，你们谁愿意当先锋？三将十分踊跃，纷纷请战。麻贵说稷山之战老杨老颇你们俩都赶上了，这次要不就让他先上吧，你们在后头掩护他。

摆赛一个蒙古糙汉，听了以后乐得嘴都合不上，把杨登山气得要揍他。摆赛也不跟他一般见识，一转身走了，点了麾下一千多精锐，杀奔蔚山。杨登山打归打，气归气，该完成的任务也得完成，于是气哼哼地离开主帅营帐，带了两千骑兵，随后出发。

天还没亮，摆赛已经杀到了岛山城下。他先用火箭乱射城楼，把日军惊扰起来。加藤安政唯恐敌人靠近城墙，连忙派军出击。

日本守军一出城，就跟摆赛对上了。两军稍有交手，摆赛亲手杀了四个，然后往回退去。日本人一看对方才一千多人，觉得不如索性敲掉这一股明军，摧折对方锐气，二话没说就追了过去。追着追着，日军就追出了城头铁炮的射程。

就在这时候，斜里突然杀出一彪人马兜住了日军后路，正是杨登山的两千骑兵。原来要逃的摆赛也不逃了，掉头回来与杨登山前后夹击。日军在黑暗中只觉得四下喊杀四起，无不惊慌失措，没头苍蝇一般乱跑。明军精神抖擞，趁乱大杀大砍，把这一股日军全部歼灭。

别看杨登山、摆赛两个人平时不对付，可上阵却有惊人的默契。两个人各司其职，摆赛负责诱敌，杨登山则悄悄把队伍带到侧翼，一俟日军杀出铁炮射程，当即从背后发起突袭。这是一场教科书式的伏击战，相当成功。战后清点人数，这一股日军足有四百多人。

到了二十四日天亮，杨镐抵达蔚山，把指挥部设在了北面山峰之上，和李德馨、权僳几个人俯瞰整个战局。杨镐一听到摆赛、杨登山立了大功，既开心又有点不爽。开心是因为敌人吃了大亏，士气定然受挫；不爽是因为立功的两员大将都是宣大系的，没让辽东军得了初胜——杨镐和李如松的弟弟李如梅在辽东是好哥们儿，一齐扛过枪的交情。

杨镐特意指定李如梅来朝鲜，指望能立些军功回去。

有鉴于此，杨镐下令诸军向前，赶紧拔除岛山城附近的几枚钉子，为攻城创造有利条件。

岛山城附近还有几处日军营寨，本是打算互为犄角之用。明军兵分三路，左路军攻打岛山西侧的伴鸥亭，中路攻击岛山城，右路进攻太和江面的水营。明军的火器轰的地动山摇，无数火箭射向敌人阵地，在蔚山上空形成了大团大团的黑烟。

战事的推进非常顺利。这些小寨一无天险，二无坚固营垒，很快都被明军的洪流吞没。日军士兵要么战死在岗位上，要么逃回到岛山城中去。

唯一不太顺利的是水路。李芳春和解生打破了太和江水营以后，沿江而走，一路朝着岛山城的水路通道杀来，试图一举攻克。可当他们靠近岛山的时候，却遭遇了日军大筒的轰击。日本人的火炮没有明军犀利，不过也发展了几种称之“大筒”的火炮，这次加藤特意调集了几门放在岛山，想不到真派上用场了。

太和江和岛山之间的通道是人力挖掘的运河，河道比较狭窄，即便是准确度不高的大筒，对江面船只的威胁也相当大。李芳春与解生稍微试探了一下，便即退回，毕竟水道攻城不是他们的主要任务，封锁才是。

看到敌人纷纷溃逃进岛山城内，杨镐在北山扬鞭大笑。李德馨等人纷纷祝贺，杨镐回答：“这是小胜而已。等我拿下蔚山，就去打西生浦与釜山，到时候再庆祝不迟。”

一边说着，杨镐一边往下看，看着看着脸色就变了。就在左右两路大破日军的时候，中路军也取得了突破。中路军的先锋是游击茅国器、陈寅，他们都是南兵一系，麾下多是浙兵。这支部队在朝鲜战场上，还从来没让人失望过。在茅国器、陈寅的带领下，浙兵如同一把犀利无比的大刀，砍向岛山城下。

茅国器的浙兵实在太悍勇了，居然凭着一口锐气，仰攻突破了岛山城的三丸和二丸。

所谓的“丸”，其实就是曲轮的另外一种说法。日式城堡一般是由本丸、二之丸、三之丸等多层区域构成，每个区域都以弯曲狭长的回廊和城墙相隔。岛山城是梯郭式城堡，三丸呈楼梯式排布，越往里去地势越高。当敌人攻入三之丸或二之丸后，将被迫沿着曲轮前进，承受守军居高临下的打击，是一种相当有效的防御结构。

联军对日式城堡并不熟悉，因此在记录里把这种城堡结构称为“三砦”或者“棚”，甚至“栅”，最后一个称呼是因为岛山城当时还没修建完，三丸的部分结构只来得及扎上一圈木栅。

茅国器和副将陈寅就是从木栅这里选择突破的，一举攻入三之丸，然后又撞入二之丸，干掉了六百多名试图逃进城中的日本鬼子。城头日军惊恐万状，纷纷把火力集中在这一侧。陈寅全无惧色，他就这么硬顶着弹矢横飞，朝着一之丸攻去。只要这一层打下来，岛山城的核心便会赤裸裸地暴露在明军面前。

陈寅立功了！陈寅不愧是一员勇将，他继承了南军的优良传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从戚继光到俞大遒等一系列将领在这一刻灵魂附体！

就在这关键时刻，浙兵身后忽然当当响起了鸣金声。

鸣金，那是要撤退呀。这时候怎么能撤退呢？

茅国器莫名其妙地回头望去，看到一个传令兵气喘吁吁地跑过来，说杨经理跟你说了，不可轻进，让你随便割点脑袋就赶紧撤回吧。

茅国器不是傻子，一琢磨，立刻就回过味来了。

问题就出在“陈寅立功了”这事上了。

南军的奋勇都被杨镐看在眼里。照这个打法，陈寅肯定能打到岛山城墙边，运气再好点，攻上城头也不是没可能。这是先登之功，值钱的很，怎么能让南军的人得到呢？李如梅怎么办？

于是杨镐下了这道命令，让茅国器撤回来。他怕浙兵不高兴，还好心地提醒他们割点首级算战功，算是个安慰奖。茅国器、陈寅虽然心中不平，但也没办法，谁让人家是经理呢？

浙兵冲在最前，他们一撤，其他诸路兵马也都纷纷撤了下去，城头日军大大松了一口气。这一天的仗就算是打完了，岛山城外防备尽失，联军倒也并非一无所得。杨镐对茅国器、陈寅勉励了几句，吩咐把他们的功劳记下来，算是认可了他们今日之奋战，然后安排李如梅所部营寨前移，明天好去抢一份头功回来。

杨镐还分出一部浙兵，让他们去守河滩，以防敌人从水路来援。

明军紧锣密鼓地忙活着分功的事，日本人可发了愁。到了晚上，加藤安政和浅野幸长一合计，觉得这么守下去肯定要完，得赶紧把城防情况告诉清正大人。浅野幸长把自己手底下人叫过来，问你们谁愿意冒死去报信？一个叫木村赖母的武士站出来，说我去！浅野大为高兴，亲自给他牵了一匹好马。

木村上了马，趁夜里偷偷出了城，凭借着出色的骑术楞是被他闯出了重围，一路狂奔去西生浦。到了西生浦，加藤清正一听这消息，当时就急了，起身就要走。他周围的幕僚都劝说敌人数量太多，寡不敌众，不如放弃蔚山，专心守机张与西生浦。加藤清正一口否决，说我出征之前，浅野长政嘱咐我，让我好好照顾幸长，如果我见死不救，回国怎么去见他爹？

他当即点齐五百兵马，背好粮食穿好铠甲，登上战船循太和江开赴岛山城。

十二月二十五日，联军开始对岛山城展开第二次攻击，日军此时已经从昨天的混乱中恢复过来，守城比昨日有了法度，再加上岛山城本来就险峻难攻，联军一时间居然奈何不了他们。连战了半日，居然连二之丸都没有突破。《朝野记闻录》里记载，说日军“贼垒甚静暇，寂无人声，城上不设女墙，环四面为长廊，守兵悉在其内。外兵若至城下，则铳丸乱发如雨。”这是典型的日本式守城之法。

之前虽然日本人也困守过平壤，但平壤城是中式结构，日军不甚适应，以致漏洞百出。岛山之战，是日军第一次在熟悉的要塞地形中作战，防御力自然有了不少加成。而明、朝联军从来没正经打过倭城，对这种战法极不熟悉，以致死伤惨重，却进展甚微。

杨镐有点着急了，他放弃了昨天那么好的机会，就是为了今天能从容登城。假如战事不利，岂不是更凸显出自己无能么？他连下数道命令，把战斗中擅自后退的两个士兵公开处斩，又拿住一个士兵割去左耳，为的是以儆效尤。权僳也有样学样，斩了两个朝鲜逃兵。

在激励与恐吓之下，联军下午的进攻略有起色，朝鲜军还一度攻入丸中，博得杨镐赞赏。

据当时在城中的日本僧侣记载，这一场战斗的惨烈程度前所未有。明军、朝鲜军几乎是在拿人命在填，舍生忘死，近乎疯狂。他们甚至试图把城墙拽倒——岛山城的城墙并不高，而且厚度有限，城下石垣也未及完备，明军认为可以用飞钩钩住墙头拽倒——虽然这一举动很快被加藤安政挫败，但攻击方的决心之盛，可见一般。

可惜一直到太阳落山，联军仍旧没有取得突破性的成果，反而折损了一员大将——陈寅的战斗像昨天一样充满了激情，丝毫没受杨镐不公正待遇的影响，结果他冲得太前，被数枚弹丸击中，侥幸没死，连夜被送去了汉城大后方疗伤。

两边各自收兵回营。李德馨忧心忡忡地找杨镐请示方略，杨镐一挥手：“我有主意了，你明天多准备点柴禾垛子。我看了地形，这岛山虽然地形险要，可是城里没水也没粮食，连井都没有，喝水都得从城外运。只要按照我的攻法，他们坚持不了多久。

杨镐这个人的人品很成问题，眼光还是挺毒。岛山城是在山顶，没有水源，要汲水只能下山。尽管日本人在水源所在修建了水曲轮予以保护，但毕竟无法把它挪入城中。

次日一早，也就是十二月二十六日。杨镐下达了作战指示，明军负责将岛山城四面围住，而朝鲜军和投降的倭兵每人怀里发上一捆柴，设法冲到城下，先把木栅栏烧毁，再把水井都给填埋起来。

这个命令有些不公平，摆明了让朝鲜人去送死。但军令如山，权僳也没办法，只得督促诸将突入栅栏。这些士兵每个人都带着一面防铁炮的挨牌，一边举过头顶一边往山顶上冲。可日军的铁炮实在太凶猛了，又居高临下，弹丸可以轻易穿透挨牌，射入士兵身体。朝鲜军和降倭拼尽全力，也无法突破日军防御，只能仓皇撤下来。

这一天，唯一的战果来自于江面。

就在朝鲜军回撤不久，有数条日本人的战船从蓝江方向开过来。蓝江位于太和江下游，靠近出海口。这里出现日本战船，说明日本水师已经可以从海面靠近蔚山，不是个好兆头。负责在江面拦截的明军发现动向以后，立刻调集火器，予以猛烈轰击。

蓝江江面狭窄，日军又是海船，腾挪不易，很快就被打沉了一艘，其他几条见势不妙，都纷纷逃回蔚山外围洋面。有一个日军小头目走投无路，主动跑到明军阵前投降。杨镐听说以后，觉得这可以树立为一个典型，便给他赏赐金银，披红挂绿，骑着高头大马在岛山城前转悠。浅野幸长和加藤安政亲自上城头弹压，总算制止了一部分日军士兵的逃亡举动。

蓝江的小规模遭遇战让明军意识到，日军很有可能派遣大舰队从釜山出发，绕过庆尚以东海域进入蔚山。李舜臣的外洋舰队指望不上，明军的内河战船又不多，必须早做防范。于是杨镐分出两千浙兵把守卫江岸，重点防御蓝江方向。

他万万没想到，这一个小小的调兵举动，却最终改变了整个战局。

二十七日黎明时分，这一天正好天降大雨。蓝江的日本舰队又试图趁乱靠近，浙兵没客气，一通乱炮轰鸣把他们炸了回去。

杨镐整顿诸军，正要继续攻城，忽然营外传来消息，说有岛山城内传来一封信。他出帐一看，原来是岛山城的贼倭写了一封书信，挂在竹竿上扔下城下，让朝鲜兵使成允文捡到了。成允文不敢耽搁，连忙送到了主帅营中。

这封信是以加藤安政的名义写的，里面说加藤清正在西生浦尚未赶回，就我们几个人在守城。你们的目标是清正公，别把气撒到我们头上啊。我建议你们派一使者去西生浦跟清正公和谈，免得在岛山这鬼地方浪费大家的人命。

杨镐批了一封回信：“加藤清正如果来投降，全城免死，而且重重有赏。”派了翻译朴大根和一个叫越后的降倭把信送回城里。加藤安政一看，大失所望，只能回帖说：“欲战则战，欲和则和，开一面容我出城，且遣将官则当议和事云。”

写到这里，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了。我一直没提一个人，加藤清正。

他不是接到守将的求援了么？怎么到这时候了，还没回岛山？

这里涉及到蔚山之战一个很关键的问题：究竟加藤清正是哪一天抵达岛山？

按照《再造藩邦志》的说法，最早有目击在加藤清正在城中的记录是在二十五日，说“有一賊衣綠衣持白旗者。往來號令。問于降倭則曰。卽淸正云。”但这个细节已经被日方资料《征伐记》所否定，《征伐记》里明确说降倭是故意泄露假情报，说加藤在城里是为了吓唬明军。其他明、朝史料也提及清正如何如何，实际上是一种误解。

而《再造藩邦志》再出现加藤清正的记录，则要到万历二十六年正月初一，有岛山城内使者前往明营谈和，信里说清正“前月二十二日來此”。但这个时间大有问题，二十二日明军尚未合围岛山城，浅野幸长尚在彦阳睡大觉，加藤清正不可能在这一天赶回岛山城。

《征伐记》里对于清正的到达时间，记录的毫不含糊：“二十六日，明军将大举攻蔚山，黎明清正才率五百骑，乘轻胢……直入蔚山城。”日历与明历相差一天，日历的十二月二十六日，恰为明历十二月二十七日。

与日方大肆渲染呈鲜明对比的是，在明、朝史料中，对于加藤清正来援这么重要的一件事，居然只字不提。遍览各处记录，没有任何关于这一幕的记载。一直到二十七日上午，日方还写信给杨镐坦承说加藤清正不在城中——这个记载是可信的，因为说谎没有任何好处。

唯一两条可能的记录来自于《惩毖录》和《宣祖实录》，里面说在二十七日这一天，“贼船从西生浦来，列滔水中如凫雁”；实录上说这一天早上辰时，日军有三十多条船趁着下雨突进，被明军打了回去。

再一查日方史料《清正记》，也提及在二十七号跟明军大打了一场，但结果恰好与明、朝记录相反，在日军将领奋勇战斗之下，加藤清正得以入城。

所以加藤清正的五百援军，应该就是在二十七日入城无疑。

关于加藤清正如何突破明军包围进入岛山，日方史料写的无比华丽，说他头戴银盔，威风凛凛地手持薙刀站在轻舟船头，身后是五百名精锐战士。这支船队顺流而下，穿过明军阵地，在雨中向着岛山城开去。明、朝诸军摄于清正公的威风，都不敢动，只能目瞪口呆看着他进入岛山。

日方的记载实在太过戏剧性了，无法不让人怀疑它的真实性。明、朝联军有的是火枪与大炮，他穿成那副模样，明摆着就是告诉所有人：“我是你们一直要找的加藤清正，赶紧来打我呀来打我呀。”

加藤清正是一员猛将，不是白痴。

如果他真是如此嚣张高调，明、朝两军早就已经万炮齐发，把他打死在岛山城下。这种入城方式，实在不合常理。

那么加藤清正到底是怎么进城的呢？

第十七章 蔚山血战（下）

前面说了，在二十六日，明军击退了蓝江方向过来的日军水师；在二十七日一大早，蓝江水师又一次偷偷摸摸靠近，被浙兵迎头痛击，不得不再次退了回去。

但并不是所有的日军都退了回去。

二十六日刚刚下过雨，二十七日的战斗又是在清晨江面爆发，当时雾气一定很大，双方的视野受到限制。联军看到的场景，是一堆日舰冲上来，一堆日舰跑回去，至于数量多少，有无漏网之鱼，他们无法确定。

而日军很可能把加藤清正的小船混在大舰之间，趁着明军把注意力放在大船的时候，小船快速突进，借着浓雾偷偷驶入城中。

也就是说，所谓“清正盛装入岛山”这一幕，纯属后人的渲染。真实情况，没那么威风，反而有些狼狈。

不过威风也罢，狼狈也罢，加藤清正毕竟是从西生浦赶回来了，他为濒临崩溃的守军注入了一剂强心剂。岛山城有了他和五百生力军在，就有了主心骨，更坚定了死守的决心。加藤安政甚至主动请缨在夜里发起了一次反击，让明军着实手忙脚乱了一番。

从日军的动向里，明军逐渐反应过来。杨镐酸溜溜地对周围的人解释，说“清定定入城矣，犹槛虎而刺之也。”表现出一副智珠在握的样子，似乎这一切早在计算之内——其实只不过是掩饰自己指挥失误罢了。

在这之前，杨镐一直认为加藤清正一直呆在岛山城里，所以才对江面没有太过关注。如果他早知道加藤会从西生浦赴援，一定会把明军的阻截部队牢牢地钉在太和江上，活捉这条大鱼。届时整个蔚山之战的结局，恐怕便会大不一样。

二十七日当晚，除了加藤清正入城以外，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

朝鲜军的金应瑞派了降倭——有一种说法认为沙也可就在其中——埋伏在日军汲水的水井旁边，来一个捉一个，来两个拿一双，一天晚上居然捉了一百来人，一个个都是羸弱不堪。经过审讯联军知道，城内的日军确实已经困苦不堪。大多数人只能喝壕沟里的血水，或者牛马牲畜的尿，连吃的都没有，只能嚼纸或者把墙壁上的土刮下来煮着吃。如不是今天下了场雨，恐怕早就全军崩溃了。

杨镐听到报告，一拍大腿，我说怎么日本守军主动要求和谈呢，原来是自己快撑不住了。既然如此，何必忙活，等着日本人自己完蛋不就得了？加藤清正是小船轻进，带不了多少粮食，反而多了五百张嘴。他精神上能鼓励士兵，物质上却什么也解决不了。在这个物质高于精神的世界，到头来还是要死。

麾下的将领们也建议说：“倭艰水道，饷难继，第坐困乏，清正可不战缚也。”于是明军决定围而不攻，静等日军自己不战自灭。

谁料人算不如天算，二十八日一早，老天爷居然又下了一场雨。杨镐这个恨呀，眼看要到手的胜利，又要拖延一天了。

此时已经十二月份了，下的全是冻雨。而明军围城部队一直摆出攻城姿态，营帐都是临时修建，不适合保暖。士兵们都冻得瑟瑟发抖，好多人指头都冻坏了，战马也纷纷冻毙，全军士气开始蹭蹭蹭地往下跌，根本无法组织攻城，只能放假一天。

到了二十九日，雨好歹停了，可风又起来了，天气更加寒冷。杨镐督促着明军试探着再攻一次城，看看日本人到底还活着几个。结果冻得哆哆嗦嗦的明军刚挪到岛山城下，城头一片火枪齐射。杨镐一看，哦，还有能动弹的，接着等吧。他一看这风雨交加，天寒地冻，确实太苦了，遂下令明军诸部把营帐好好修整一下，准备打一场持久战。

当然，冷风还算带来一点好处。当时《三国演义》已经深入人心，有人想起曹操战马超那一段，提了个建议，让明军浇水成冰，一夜之间在岛山和蔚山之间筑起了一道冰壁，板墙铳口一应俱全，把岛山城围得更严实了。日军舰队在这一天仍旧不屈不挠地试图靠近，结果又被打了回去。

吴惟忠实在看不过眼了，找到杨镐说你这么搞法不行，围师必阙，还是像李提督攻打平壤一样，围三放一，这样才有占领蔚山的机会。杨镐眼睛一斜：“老将军你只要给我搞来活的加藤清正，怎么都可以。”吴惟忠无语，只能把这个建议告诉麻贵。麻贵懂军事，觉得这事靠谱，又去找杨镐商量，杨镐还是不听——他还等着“槛虎而刺之”呢，岂能放他逃跑？

可麻贵不比吴惟忠，总得给点面子。杨镐和麻贵便设下一计，让明军故意焚烧几座大营，退开数里，在左右埋伏，等着日本人杀出来予以围歼。加藤安政要追，却被清正给拦住了。清正说：“你看，这些人都是举着火把而退，又不设殿后部队，根本没诚意，是存心要对付我们。”

日本人没中计，杨镐还挺高兴，指给麻贵看：“你看，不是我不让路，是日本人不出来。”于是传令下去，固守照旧。

吴惟忠听到这消息，叹息道：“今以畏敌之孤旅，顿兵坚城下而即欲制敌死命，不难矣哉。”可惜他的话没人听，明军还是按照杨经理的命令，围而不攻，瑟瑟发抖地望着岛山城内同样瑟瑟发抖的敌人。

这一望，就望到了万历二十六年的春节。

在加藤清正苦苦支撑的时候，其他日军在干什么呢？

他们又在开会……

早在上一年接到加藤安政与浅野幸长求援的时候，日军的头头脑脑就已经聚到了西生浦，讨论该怎么救援蔚山。朝鲜人的战斗力可以忽略不计，但那四万明军可是实打实的。

当时有人提议诸军齐发，结果加藤清正不干了。他坚持只率本部去救，说我若是带着别人去，反显得我怕了明军。别的将领一听他这么说，不好坚持，便把这事给搁下了。

可如今新年已过，加藤清正非但没打开局面，蔚山形势反而一天比一天恶化。据说城里的士兵已经冻得指头都断了，没吃没喝，只能派敢死队去战场上摸战死明军士兵的干粮充饥。若是再不发兵，恐怕加藤清正就要剖腹了。

可已经到了这时候，诸位将领还在开会，议论纷纷，就是没个定论。最后忍不住站出来说话的，反而是不在西生浦的黑田孝高、黑田长政父子。

黑田孝高在壬辰之役时得罪了石田三成，差点落得到剖腹的下场。为了求得秀吉宽恕，这位老谋深算的军师剃发隐居，不问政事。丁酉再乱又起，秀吉深感朝鲜战场上缺少一员老将镇场面，就免除了黑田孝高的罪过，派来朝鲜助战。

黑田长政在稷山之战之后，退回到了梁山，与自己父亲一齐驻守釜山西北大门。现在听说蔚山势危，而诸将在西生浦犹豫不决之，黑田孝高把长政叫过来，让他赶紧去西生浦劝说诸将增援。

黑田孝高何等眼光，一看就看出来，蔚山一丢，日军整条防线就会崩盘。届时诸部分崩离析，谁也落不到好下场。黑田长政问您干嘛不亲自去，您资格老，诸将肯定都听您的。黑田孝高一阵苦笑，他和秀吉再不复当年的信任，这时候如果轻举妄动，说不定又回惹出杀身之祸。

黑田长政得了父亲面授机宜，连夜骑兵赶到西生浦，看到一群老干部端着茶开着会，商量不出所以然，不由得大怒：“你们拿不了主意，我替你们拿！出了事我负责，出发吧！”

他雷厉风行的气度折服了那些个将领，都纷纷表示听黑田君的命令。

这时候在西生浦的日军有小早川秀秋、宇喜多秀家、毛利秀元、加藤嘉明、蜂须贺家政、藤堂高虎、胁坂安治等人，总兵力有数万多人，战力足堪与明军一战。

但一轮到讨论出多少兵，这些人又开始扯皮了，谁都不乐意让自己的实力白白损失。

黑田长政一拍胸脯，说我虽然这次只带了六百人，但我愿意当先锋，为诸位打前路。他的举动感动了蜂须贺加政和锅岛父子，最后蜂须贺家派出了两千两百人，锅岛家派出了一千六百人，算得上是大手笔了。毛利吉成、高桥元种、伊东佑兵、秋月种长几个小大名大家凑了凑，凑出一百五十人。这四千五百五十人，构成了日军援军的先锋军团……

其他大名面子上有点挂不住，说要不咱们再凑点份子吧。毛利秀元一看自己级别最高，不出点血不合适，一咬牙，伸出三个指头：“我出三千！”加藤嘉明一咬牙，伸出七个指头：“我，我出七十……”胁坂安治一听，笑他太悭吝，说我可比这小子大方，比他出兵多一倍，一百五！

这可真不是编故事，日军的各家援军构成表里写得清清楚楚，数字就是这么可笑。

最后这一群大名一共凑出了一万三千人，没法再多了。

黑田长政用兵最为谨慎，他知道这些兵不靠谱儿，唯恐援军悉出以后，被敌人抄了后路釜山，便写信给小西行长，让他别管明军在全罗道的疑兵，尽快从顺天坐船来支援。小西行长虽与加藤清正是仇敌，但大局总还拎得清，也派出了两千人马，分装在数百条船上，遍插旗帜，大张旗鼓地从日本海进入蓝江。

而在陆路方面，则由黑田军和蜂须贺家政打头，经昌原、彦阳前往蔚山，其他诸军随后掩至，沿三个方向包抄明军。

这边紧锣密鼓地开始赴援，那边却开始和谈起来。

正月初一，岛山城里派出了一名使者，前往明军营地，给杨镐送了一封清正的亲笔书信。在书信里，清正先拉了一堆家常，然后说三国应该友好啦、应该敦睦啦，不应该多杀人命啦，废话说了一通，中心意思就一句：“与子相会，通吾意，共休兵如何？”

加藤清正是真的快撑不下去了。岛山城原本就不曾做好长期困守的准备，如今境况有如地狱一般，沟渠中横七竖八躺的都是尸体，尸血与牛马便溺是他们唯一能入口的东西，渴的连传令都无法做到。就连主帅清正每天都只有数量极少的一餐。加上天寒地冻，许多人一觉睡下去就起不来了。

这种情况再多持续几天，威名赫赫的加藤军团将不复存在。

对于加藤清正近乎告饶般的和谈请求，杨镐只回了两个字：“速降”。谈个屁和！我再围你几天，你就完蛋了，这时候还讲什么条件？

加藤清正没办法，派加藤安政去跟联军说：“大年初三，我愿意与杨经理在南山面议和谈。”杨镐一听，挺高兴，满口答应了。日本使者前脚刚走，杨镐后脚传令下去，诸军都埋伏好。明天等清正一到会谈地点，就伏兵四起，把他直接拿下，然后抢下岛山城。

不料这话却被一个降倭给听见了。这名降倭的名字，叫做冈本越后守，看名字在日军序列里级别应该不低，也有一种说法认为他与沙也可是同一个人，曾经是加藤清正的老部下。

甭管是不是同一个人吧。这个已投靠朝鲜的日本人听到了明军打算在会谈期间动手的消息，对自己的老上级不利。他连夜潜入岛山，找到加藤清正，把这个计划和盘托出。

清正等人震惊之余，对“冈本越后守”这种义举表示感动，劝他留下来一齐作战。“冈本越后守”说不行，我还得回去，这事你们千万别泄露出去，否则我肯定被千刀万剐。清正拍着胸脯说你的恩情我忘不了，你在日本的妻儿就交给我来照顾吧。“冈本越后守”与清正洒泪相别，趁着天色还没亮，又偷偷跑回了明军营帐。

浅野幸长这时候也劝清正，说明军不讲信义，您进了他们军营肯定出不来了，于是加藤清正决定爽约。

很多人对“冈本越后守”的举动表示不理解。要么忠心耿耿跟着日本人干，要么死心塌地跟着朝鲜人混，像你这样又参加围城，又主动泄密，泄完密居然又跑回去了，到底算是哪一边的？

这个问题，已经永远不可能有答案了。我猜可能是这么回事：加藤清正在日军中的声望非常高，被普通士兵视为神一样崇拜，他的事迹到了江户时代，更形成了“清正崇拜”这么一种文化现象。以日本人的思维，“冈本越后守”可以接受清正在岛山城殉城而死，那是作为武士最体面的死法，但他无法接收清正在会谈期间被明军抓住羞辱而死，死的太窝囊了。大概就是怀着如此纠结的心态，他这才冒险夜探岛山吧。

而在战后日本人的史书里，为了不污损加藤清正的光辉形象，把这次和谈称为“缓兵之计。”

到了正月初二，杨镐等到一个坏消息。明军的斥候回报，有大股敌人从西生浦方向杀来，海上有数百条船从釜山开到盐浦。杨镐心中十分委屈，怎么老天爷总跟自己过不去呢？眼看岛山守军还差一天就士气崩溃，加藤清正进城了；眼看守军还差一天就渴死了，天降大雨；眼看清正还差一天就要在和谈时束手就擒，敌人的援兵到了，我怎么这么倒霉呢？

他实在不甘心，决定赌上一赌。

杨镐命令摆赛、颇贵两员大将前往箭滩防守，吴惟忠、茅国器把截江岸。他的用意非常明显，这两路人马的防守位置不是针对陆军而安排的，而是专门为了防水军。杨镐的目的是严密封锁日军来援的消息，绝不能让岛山城知道，只要坚持到初三清正来投降，大事可定。

看来杨镐把所有的宝，都押在了初三会谈身上。

当一军主帅要靠赌运气来决策时，就离败亡不远了。

这一天，北风骤起，温度剧降。如果战局再不有所改善的话，明军恐怕支撑不了多久。杨镐在忐忑不安中渡过了大年初二，既没有调整部署，也没有针对西生浦之敌加固营帐。

到了初三，杨镐早早起身，前往和谈地点等了一整天。毫无疑问，他的期待落空了，加藤清正早得到了警告，打死也绝对不会出城。

此时黑田长政、蜂须贺家政的前锋已经击溃了驻守彦阳的高策，进抵蔚城，与明军隔太和江对峙。

顺便说一句，在日本史书里，说高策意图带领两万明军袭击釜山，结果被西国第一名将立花宗茂以八百人击退，这才让开大路任凭日军进出。这让一共就带来两千骑兵的高策情何以堪。

两万多日军后继部队，在黑田之后也已经抵达了距离蔚山十里处的位置。黑田长政摩拳擦掌，打算趁夜偷袭，说敌人专心攻城，必不设备。可是其他将领却很犹豫，说敌人兵力太多，混战起来于我方不利，不如等到天亮再说吧。黑田长政苦劝不成，只得作罢，派了得力心腹突破明军的防守，把消息送进城去，加藤清正如释重负，感觉人生重新充满了希望。

杨镐到了这时候，才真正开始发慌。他浪费了整整一天时间，没有做任何准备，结果既未能阻止援军前进，又没等到岛山守军投降。面对日益逼近的日军大部队，杨镐非但没计划围城打援，反而决定再赌一次。

初四一大早，杨镐传令全军集结，开始攻城。

有没有搞错啊！敌人大军已逼近，怎么在这时候想起来攻城了？

杨镐在赌，赌的是在援军接近之前，自己能够一鼓作气把岛山城拿下来。

他没想过，军队的攻城队形与野战队形是截然不同的。如果攻城不利，敌人大军掩至，联军将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他的境况，和我以前上小学放暑假类似。之前那么多天，都不好好写作业，临到开学，再想补回去已经来不及了。

联军在这位杨经理的督促下，天不亮就开始了攻城。这一次他们没有玩任何花样，先以高台上的佛郎机炮猛烈轰击城内，然后从四面围城而上。加藤清正知道只要撑过这一次攻击，便可以逃出生天。在他的勉励之下，日军奄奄一息的守军们迸发出了强大的战斗力。

对于攻守双方来说，这都是最后的一次。

这一次的战斗，比以往哪一次都惨烈。日军在城头冒着佛狼机炮的神威，把巨木滚石拼命砸下去；联军则顶着枪林弹雨，踏着同伴的尸体朝前猛冲。战场之上硝烟弥漫，杀声四起，刺鼻的血腥味围绕在城墙附近，久久难以散去。

明、朝联军在之前的围城中已经把锐气消磨的差不多了，士兵们冻残的手指连武器都握不住，只能三五成群地站成一排，簇拥着一起向前。这为日军提供了绝好的靶子，经常一排烟雾飘起，一群明军士兵应声倒在了山坡之上，鲜血染红了山石土壤。

杨镐已经逼到了绝境，他必须攻克岛山。杨镐亲自拿刀站在队伍后面，不容许有丝毫退却。谁稍微后退一步，立刻就有大刀招呼过来。为了让全军知道自己的决心，杨镐甚至把一个擅自后退的游击李化龙绑起来，在阵前示众——明军很少在战争中处理这么高级别的军官。

经杨镐这么一刺激，明军的士气稍微振作了一点。他们重新抖擞精神，朝着那个恶魔似的岛山继续发起冲锋。杨镐还特意把麾下爱将陈愚闻放在了城北最险要的一面，以激励士气。

这一次绝死的冲锋终于有了成效，明军居然奇迹般地突破了三之丸。陈愚闻不负众望身先士卒，沿着三之丸的回廊向二之丸攀缘。

二之丸与本丸上的射手拼命开枪，陈愚闻身中数弹，直直从墙上跌下来，被随后赶到的士兵抢了回去。他的同僚游击杨万金不甘心这点付出巨大代价才换来的优势化为乌有，手执金鼓又朝二之丸的城头扑去。日军乱枪射来，又把他打下城头去。

连续两员大将中弹负伤，对明军的士气挫败不小，攻势为之顿挫。

一直打到天亮，联军的攻击始终未能打开局面。杨镐令旗一挥：“岛山城敌已经是强弩之末，只要多坚持一下，就能进城，继续打！”

于是联军在杨经理的严令之下，夜里也不休息，举着火把继续攻城。日军夜里看不清敌人，就朝着黑暗里和有火把的地方乱放枪，加藤清正知道援军就在左近，再无保留，把最后一点弹药也拿出来，不要钱似地泼向联军。茫茫夜幕之下，不知多少士兵被打中阵亡。

这场攻城战持续到了初四的上午，方才停止。明、朝、日三方士兵的尸体层层叠叠地堆积在城上城下，鲜血把整座岛山染成了红色。据说在此后数百年，此山入夜后都能听到战死者的冤魂在哭嚎。

杨镐根本不想停止攻城，只要有可能，他会命令明军一直攻击，直到彻底精疲力尽。但是形势比人强，战场局势已经变的大为不同。

陆路上，大批日军从彦阳方向杀奔而至。在毛利秀元的建议下，日军分成数支分队，主攻方向是黑田长政与加藤嘉明，其他将领各自带人，作为游军在左右掠阵，杀气腾腾奔向蔚山。

与此同时，九十多条小西行长所属的战船从蓝江浩浩荡荡地向东杀来，与陆军呈左右夹击之势。

失魂落魄的杨镐把李德馨叫过来，说眼下岛山也打不下来，救兵又到了，该怎么办才好啊。李德馨的心里一咯噔，这主帅说出这种话，难道他想跑？他赶紧劝道：“加藤清正已经到了极限，这次不干掉他，以后就再没机会了。您派一万人守住箭滩，这里地势开阔，适合大军迎击。”

杨镐摇摇头：“这两天攻城，我军都已经精疲力尽，实在是不堪再战了，准备撤围。”他特别吩咐让摆赛与杨登山两军殿后，箭滩防务转交给吴惟忠和祖承训，其他部队拔营徐徐退去。

命令一传下去，营中哗然。摆赛是个直爽脾气，跑过去找到杨镐，说敌人最多也就六万多人，我军五万人，完全可以放手打上一仗。这么撤退太窝囊了，老子不干！杨镐不听，让他听命令，摆赛的蛮子脾气发作，气得一屁股坐在杨镐的马前，死活不挪窝，唱起歌来笑话杨镐。杨镐没心思跟这个野蛮人计较，一抖缰绳，拨转马头从旁边绕过去了。

后来摆赛撤回汉城，没过两天，忽然醉酒坠马而死。一代勇将，就这么莫名其妙地死在了朝鲜战场，让人忍不住要猜测，这跟杨镐的小心眼，是不是有什么关联。

其实这个时候明军在战场上仍旧占据优势。岛山城内的日军奄奄一息，据守开枪可以，让他们开城杀敌是万万不能。彦阳方向逼近的日军总数只有一万多人，水军更是只有两千。表面看起来声势浩大，实则外强中干，连毛利秀元自己都承认，此时进攻，是“敌众我寡”之局。

但杨镐的意志已经在为期十三天的围城战中被消磨光了，他已经没有了继续作战的信心。

联军开始烧毁运不走的资材与粮草，然后撤退。蓝江上的日军一看联军要跑，争先恐后地下船要来抢战利品。杨镐一数下船的日军，鼻子差点气歪了，这些船上旌旗倒是不少，可一条船也就装了十来个兵，白白让自己担惊受怕。

他立刻调来骑兵，对着日本水师半渡而击，日本人没料到联军还有余裕反击，被打的手忙脚乱，纷纷跑回船上。

此时黑田长政的前锋距离明军营寨只有数里之远。毛屋主水一马当先，侦查一圈回来汇报说：“现在是饭点，敌人却没有炊烟，可见是打算撤退了。”黑田长政点点头：“你说的没错。诸位，追击有撤退之心的敌人，不算真正的武士。我们就趁敌人还没撤退的时候开战吧。”部下一阵轰然。

他们与明军阵营还隔着一条河，河水还未冰冻，但却冰冷刺骨。黑田长政为了给部下做一表率，率先驱马跳入河中，黑田诸将受到感召，纷纷也跳入河中，不顾寒冷向对岸游去。藤堂高良（高虎的儿子）看到黑田如此武勇，大受鼓舞，也挥舞着长枪跟了过去。

杨镐一听黑田军已经杀到阵前，吓得面色大变。恰好李德馨进来，报告说江面上又有大批日军战舰赶到。杨镐二话不说，带着亲信策马便往西往庆州方向逃去。

一名统帅五万大军的主帅，居然在撤退准备工作未完成的情况下，自己先独自跑了？！

仅此一举，就足以让杨镐成为大明最耻辱的武将之列。

拜他所赐，整个援朝战争中最丑恶、也最令人扼腕叹息的战争场景出现了。

主帅是一军的主心骨。杨镐这么一逃，恐慌的情绪瞬间感染了全军，阵容立时大乱。其他正在收拾行李的诸营一时间都乱了套，纷纷扔下辎重器械，唯恐走晚了被日军围歼，原本井然有序的撤退变成了大溃退。宝贵的辎重被扔的到处都是，沿途数十里都随处可见。

这些资财武器，都是千辛万苦从大明运来朝鲜的，如今却被轻易地抛却、烧毁。后人写史至此，感叹道：“谋之经年，倾海内全力，合朝鲜通国之众，委弃于一旦，举朝嗟恨。”

日军欣喜若狂，开始发狂一样地拼命追击，一路追杀落单的明军。加藤清正听到外面的喧哗，也率领岛山城的残兵败将们杀了出来，与追击而至的黑田长政合兵一处。他们没有着急杀敌，而是找友军要些吃的东西填肚子……

在这一片混乱中，唯一还坚守在自己岗位上的明军，只有四支军队。

吴惟忠、茅国器、卢继忠、祖承训四部分别部署在箭滩、西江口等处。他们一直担任着警戒和截击的任务。当杨镐下令撤退的时候，不知为何却把他们给忘了，尤其是没给卢继忠所部下达撤退命令。

有人说杨镐是故意欺负浙兵，可祖承训是不折不扣的辽东军，而卢继忠虽然籍贯是浙江，麾下却是北方兵，所以这个理由说不通。

我认为真实情况是，杨镐是真给忘了。这听起来有些离奇，可仔细分析的话，就知道这个结论并不算离谱。

按照正常的撤退顺序，应该是吴、茅、卢、祖等部组成第一道殿后防线，迟滞敌人的进攻，然后摆赛、杨登山在他们身后组成第二道防线，掩护四将后退，轮番交替，一营一营地次第徐徐后退。从杨镐一开始发布的撤退命令中，能看得出，他一开始就是这么打算的。

想想看，吴惟忠、茅国器、卢继忠等人是明军殿后的第一道防线。他们的安危就是整个明军的安危。杨镐就算不心疼南兵，也要计算一下放弃他们会带来多么大的后果。

可杨镐跑的太突然了，明军指挥系统迅速崩溃，原来设计的撤退序列根本无法传达给吴、茅、卢、祖四将。

吴惟忠和茅国器是令人值得尊敬的军人，他们在没有接到将令的情况下，没有放下武器转身逃跑，而是忠实地执行着之前的命令，在箭滩附近拼死抵挡日军的进攻。

面对着一万多日军，这数千明军迸发出了强大的战斗力，硬生生把敌人钉在了箭滩附近，为友军的惶恐大撤退赢得了宝贵时间。如果他们没有进行阻截，恐怕敌人会一口气冲到庆州城下，到时候联军损失就更大了。而南兵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许多人在箭滩被日军逼迫到水中，活活淹死。

无论是在江浙、边关还是朝鲜，南兵一次又一次用鲜血证明，他们从来都是真正的英雄！

最后把吴、茅两人解救出来的，是辽东军大将李芳春。他在大溃逃中约束自己的部下，保持着建制。当他发现吴、茅两军快要支持不住的时候，策马杀出，直攻敌人侧翼。日军在黑暗中忽然看到一彪辽东骑兵杀出来，无不吓得调头就跑。李春芳追杀了一阵，杀敌百余，这才回过头来，接应上吴、茅残部，徐徐撤退。

与此同时撤退的还有朝鲜军的郑起龙。在乱军之中，郑起龙奋勇杀敌，被敌人团团围住，他拿剑狂砍，硬生生杀出一条血路，日本人见他浑身鲜血有如鬼魅，都不敢追击，目送他离开阵线。

可惜的是，另外一位浙籍将领卢继忠就没这么幸运。从开战以来，他带着麾下两千七百七十名骑兵一直驻守西江口，因为没接到杨镐撤退的命令，耽误了时机。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日军已经杀到了跟前。卢继忠几乎全军覆没，差不多仅以身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祖承训。这位平壤之战的败军之将，如今已算得上是朝鲜战场上的老资格了。纵观明军将领，还没有一个人比他在这里战斗的时间长。

在与主力失去联系，又没有新命令下达的情况下，祖承训干了什么呢？

他没有连夜遁逃，也没有拼死拒守。他趁着大半夜黑灯瞎火的，带了二十个胆大妄为的，逆着日军攻势而走，居然一路杀到了西生浦！颇有当年查大受闯汉城的劲头。

可惜他带的人太少了，攻不下西生浦，只是把城边护城河上的牌子摘下来，大摇大摆地返回庆州，算得上是明军在溃退中唯一的一抹亮色。

轰轰烈烈的蔚山之战就这么结束了。

蔚山之战，是明、日双方少有的大规模对抗战，但这一战役从战略上来说，可以说几乎是毫无意义。双方的战略态势在大战前后没有发生任何改变，明军固然欲振乏力，就连日军也不思进取，只以解围为大功。

而在战术上，两军的指挥官表现也是乏善可陈。

日军在是役只有一个亮点，那就是加藤安政的守城。他以寡兵残城，在明军的围攻下独立支持了十三天，殊为不易。其他将领，包括加藤清正在内，都表现得十分差劲。

在蔚山之战开始时，一直到五万明军杀到城下，日军尚还茫然不知，警备工作之差令人叹服。若不是加藤安政反应快，及时把主力拉进岛山城，恐怕蔚山一战而定。而在西生浦的加藤清正，一直要等岛山千辛万苦派出使者，才发觉明军大至，其反应之迟钝，实在是够可以的。

而其他诸将更是不像话，在明知蔚山势危的情况下，他们仍旧犹豫不决，迟迟不肯北上。若不是黑田父子站出来挑头，他们恐怕连西生浦都不会离开。即使已经越过彦阳抵达蔚山，这些战国名将们仍旧不敢主动上前，一直到明军开始溃退，方才大耍威风，去打一场太平拳。

就连太平拳，他们都打不好。史料里记载，这些日军一口气追出三十里，然后就停止了追击，放手开始抢掠明军遗留的物资——如果他们一直追着明军进入庆州，日军的防线将会大大拓展，而明军会一直溃退出庆尚道，再收拾局面将是千难万难。

这些人的表现，别说比不过加藤安政、黑田父子，就连加藤清正的仇敌小西行长都比他们积极。

日本人如此脓包，最后还是打赢了蔚山之战，那岂不是说明军的指挥官更加无能么？

未必。

明军的总指挥官杨镐不蠢，他虽非天才，用兵水准起码也在平均水准以上。在南原失守以后，杨镐单骑入汉城，着手部署防线，制止朝鲜君臣和麻贵的逃跑主义，最终力挽狂澜，很有名将风范。

而这位强将手下，也没有弱兵。明军这一次进攻蔚山，摆赛、杨登山、茅国器、陈寅、杨万金、陈愚闻、吴惟忠、李芳春、祖承训、解生等中层指挥官，均在自己的战线上打得有声有色。

名将、强兵，再加上对手屡屡犯错。可以说，在蔚山之战里，杨镐只要抓住其中一个机会，便可以奠定胜局。

但结局却是令人失望的。

因为杨镐的问题，不在于才能，而在于私心。

其实对于大明统帅来说，私心并不是个致命的品质。李如松也有私心，宋应昌也有私心，他们在第一次援朝的时候，也曾经为了自己的利益闹得天翻地覆。

关键在于，你得分出轻重缓急。

李如松默许辽东军抢过功不假，但攻打平壤的时候，他毫不含糊地倚重南兵，一直到大势已定，才开始搞小动作；宋应昌虽是南兵的总代表，在朝廷也打过不少李如松的小报告，可对于辽东军也从无粮饷克扣之举。

他们知道，有一种东西比私利更重要，那就是大局。

这一点，杨镐显然不懂。他的私心，完全凌驾于大局之上。

他有扶植李如梅的私心，所以宁愿让茅国器打到一半撤下来，放弃了最好的夺城时机。

他有生俘加藤清正的私心，所以拒绝吴惟忠围三阙一的建议，平白让明军在岛山城下冻的瑟瑟发抖，坐失战斗力。

他有和谈的私心，所以不肯调整部署，让明军白白浪费一天的宝贵时光。

等到日军援军杀到了，他既不避战，也不围城打援，反而为了自己面子继续强攻岛山。

到了最后，他为了让自己活命，连五万大军都不顾了，自顾逃回了庆州，以致大军崩盘。比起李如松在碧蹄馆主帅亲自殿后的表现，他实在是太不合格了。

杨镐在蔚山的表现，其实是他后来在萨尔浒的一次预演。大明的国运，居然交到这样一个人手里，其结果可想而知。

最后让我们来看看双方的伤亡情况。

日方的伤亡，主要集中在岛山城内。当时清正的第一军团分成了两部分，三分之一跟随他在西生浦，三分之二留在了蔚山。再加上锅岛、太田两部兵力，守城兵力大约是在八千到一万左右。

战后岛山城还剩下多少人，这个没有直接的数字。但从这一战结束以后，加藤清正的第一军团再也没参加过任何大的战事。等到麻贵大军再临蔚山的时候，清正毫无战意，很快便撤离到釜山，匆匆上船回国。

第一军团是战斗力最强大的军团之一，本该留在最后掩护，日军高层居然先安排他们先撤往国内，只能说明一点：一军团已经丧失了战斗力。

从一些战场细节上统计。明军攻打浮鸥亭、太和江寨等处时歼灭五百；摆赛、杨登山所部又歼灭五百，茅国器进攻时歼灭六百，再加上在江面消灭、随后几天攻城和与朝鲜人俘获的日军，差不多有两千人。注意，这两千人是明军正面消灭的人数。根据随军僧侣日记来判断，在城中活活渴死、饿死、冻毙的日军士兵，也至少有三千人左右。

所以我推测是役日军在岛山之战中的直接伤亡人数，当在四千到五千，损失过半。而残存的另外一半士兵，也已经失去了战斗力，可以不计入战力了。也只有这样的窘境，才能迫使加藤清正低下头颅，破天荒地向明军请求和谈。

那么明军的伤亡情况呢？

《象村集卷》里说明军阵亡一千三四百人，伤者数千。《再造藩邦志》里的数字差不多，明军伤亡一千四百人，伤三千余人。当时参与了整个战役的朝鲜接伴使李德悦说，明军损失“或云三千，或云四千”。而明史里记载的数字，却大的多，说是两万。另外还有许多零星的朝鲜和明军报告，所提的数字不超过这个范围。

这些伤亡可以分成四个主要部分：一是茅国器的南兵在二十五日攻城的伤亡，按照朝方记录，大约为七百人；二是正月初四最后攻城中陈愚闻、杨万金部，他们的损失，是在五百人（不过这五百是中枪负伤的人数）；三是吴惟忠、祖承训断后被围攻造成的伤亡；四，卢继忠在西江口遭遇的伤亡，两千人几乎全军覆没。

首先可以确定，明史中的“两万”之数，是不可能的。如果一下子伤亡过半，这仗以后不用打了，杨镐肯定直接掉脑袋。这个数字是出自于丁应泰的诬告，关于这件事我们接下来会详细说说。

大明朝廷对于蔚山之战的惨败特别愤怒，很快就派遣了兵科给事中徐观澜前往朝鲜进行查勘，还特别交代，要查验的是“军额存亡”。徐观澜经过调查，回报朝廷称“四营阵亡兵数且近两千。”这是个不完全统计，在朝廷引发了很大争议，很多人认为估少了。但争论来争论去，无法证明他是错的。

朝鲜方面有记录表明，除了先期逃入庆州的明军部队以外，还有为数不少的大明溃兵三五成群，在附近的村镇里抢掠，局面极度混乱。所以我认为徐观澜的调查数字大体正确，但明军的实际损失比他统计的数字要高一些。

这个数字是否准确，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明军将领在蔚山前后的兵力情况。

在蔚山之战后，明军与日军又经历了数起小冲突，然后在万历二十六年的九月，明军再次发动了对日军的进攻。这一次明军是四路进攻，总兵力高达九万。

这九万人里，包括了董一元、刘綎、陈璘等后来的援军和原守明军两部分。朝鲜人对此有一份详细的出兵名单，只要减掉这些后援明军，再减掉那些小冲突中损失的明军，剩下的数字，基本就可以等同于蔚山之战后明军的总数。

这一份名单很长，比较起来很繁琐，这里过程便不赘叙。这些数字在个、十、百的数量级上很难做到特别准确，但在千与万这个量级上不会有大的偏差。总之，比较的结果是，明军数量没有显著减少，前后差额不会超过三千。

再观察参加蔚山之战的部分明军将领在九月份的统兵数字，就会有个直观印象。

吴惟忠四千人、茅国器三千人、李芳春两千人、陈寅三千人、颇贵三千人、解生两千人，总体来说兵力跟蔚山之战前差不多。虽然这里有部分是补充的新兵，但数量不会很多，因为入朝明军都有将领统属，这些将领的分布都是有案可查的，不可能完全补充到老部队里去。

换句话说，这些将领的部队建制尚在，虽有损伤，但远未到伤筋动骨的地步。他们都是一直奋战在蔚山一线，因此可以代表明军的平均伤亡比例，不算高，最多百分之十到十五。

作为反证，我们可以再考察一下卢继忠所部的情况。蔚山之战中，他的两千人在西江口遭遇了日军偷袭，毫无准备，部队被打散，他仅以身免。这是整个蔚山之战中明军伤亡最为惨重的部队。

然后到了三月份，邢玠、李如梅返回辽东时，卢继忠也一齐回国了。

邢玠回国，是要去整顿后援；李如梅回国，是因为回辽东办事。为什么卢继忠也被调走了呢？

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他的所属部队已经成建制地覆灭了。吴、茅等人和卢代表了蔚山之战后明军将领的两种结局：如果你的部队主力尚在，那么朝廷为你补充人马；如果你的部队已经打光了，与其补充新兵，不如换别人上。

因此卢继忠的离开，证明在西江口的战斗中，他的两千人确实是全军覆没——倒不是说这两千人死的一个不剩，但伤亡率肯定突破七成以上。从地图上来看，他所屯驻的西江口与箭滩平行，位于太和江西侧。当日军占领箭滩以后，这支部队的退路实际上已经被堵死了。卢继忠能够把一部分人活着带回来，已经相当不容易。

因此，综合以上的各种证据，我认为明军阵亡人数在两千到两千五之间，伤五千左右。其中卢继忠所部的损失在一千五百到七百，其他损失分布在吴、茅、陈、杨、祖等将领中，多是在岛山攻城中与箭滩阵亡。

一场以明军惨败而告终的战事，何以损失数字却完全颠倒呢？

仔细想想的话，这个数字并不奇怪。整个蔚山之战，日军没有对明军主力形成过威胁，岛山之敌一直被压在城里，援军也只是跟明军的殿后部队打了一场仗，把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抢东西上面去，追击了三十里以后便停住了脚步。

当然，战争的胜负，不能仅仅看损失数字来判断。

对明军来说，这是一次彻底的失败，他们未能打破日军的防御体系，反而令明军主力崩盘，损失物资极多，一直休整了大半年才再次发起攻击；而对日军来说，却是一场惨胜。为了保住岛山，日军打残了整个第一军团，从此彻底丧失了进攻能力。在这之后，日军再没了一星半点的雄心壮志，只有一个心思，就是赶快撤回日本。

所以，蔚山之战是一场没有胜利者的战役。

第十八章 前进与后退

蔚山之役，明军丢弃了积聚多年的辎重，狼狈地撤回了庆州，并进一步撤出了庆尚道，轰轰烈烈的五万大军南下之役就此狼狈地失败了。

惊魂未定的杨镐一路后退，一直到确定日军没有尾随追击，这才安定下来，履行他作为一名主帅的职责——防御敌人反攻。

为了安抚朝鲜国王，杨镐退去了汉城。临走之前，他把麻贵派去安东主持前线事务，收拢败军，重新编伍，然后把撤退中建制保存完整的几支部队撒出去，李芳春、牛伯英前往南原，祖承训、茅国器等人驻守星州。

杨镐此举明显是过虑了。日军此时根本没有进取之心，打破了蔚山之围以后，诸将就各自散去，高高兴兴向秀吉表功，没人提反击的事。就连加藤清正，嘴上叫嚣着要报仇，却老老实实留在蔚山加固城防。他先把岛山城修补完毕，又在北面杨镐扎营的山上又修了一座城，还特意修了一条从岛山城内到汲水水井处的甬道——这明显是被蔚山围城战围出了心理阴影。

布防完毕，杨镐开始认真考虑战败善后的事情了。

蔚山之战人员损失倒不大，但是败的太难看了。对于要面子的大明朝廷来说，东西损失事小，面子损失事大。为了给朝廷一个过得去的交代，杨镐把邢玠、麻贵都拉到一条船上来。他们两个也是这次蔚山之战的主要推动人，出了事，三个人谁也脱不了干系。

怎么给朝廷交代呢？很简单，讳败扬胜，把明军最后的崩盘说成回军，把加藤清正在岛山城里的惨状说的再惨点，最后再送几个日本俘虏过去，这事就结了。

有一个关于杨镐的故事广为流传。说杨镐回到汉城以后，要求诸营统计伤亡上报，结果诸军把簿子递上去，杨镐接过来一看，我靠？居然有两万多，这让我怎么跟朝廷说？他大笔一挥，改成了数百人，这才往上报。

这个故事堂而皇之地写进了明史，但是其真实程度十分可疑。

明军一共才四万多人，一下子伤亡过半，旁边还有御史监军盯着。杨镐再手眼通天，也不可能遮的住。

再说了，他如果把两万的伤亡少报成数百，朝廷就会按照四万人的指标给他制定战略目标。拿两万人干四万人的活，杨镐又不是傻子，何必自讨苦吃。

最后一点，如我们在上一章节末尾分析的那样，明军实际伤亡只有两千到两千五百人，这个“两万”的数字，实在是离谱到家了。

所以杨镐向朝廷隐瞒败报是有的，不过没有那么夸张，我们不能随便往古人身上泼脏水。

很快这一份奏章写好了，杨镐让邢、麻两位签好名字，然后送去了北京。随信而附的，还有一封杨镐给次辅张位与三辅沈一贯两位内阁的私信，在信里杨镐说了实话，请两位居中斡旋一下。

信送走了，援军到了。

游击兰芳威带着四千浙兵和参将王国栋的三千骑兵，作为蔚山之战后的第一批后援部队赶到汉城。跟他们同时抵达的，还有一位军前赞画，叫做丁应泰。

这位丁应泰，可是一位名嘴。他原本是山东按察使萧应宫的幕僚，曾经代表萧应宫去找邢玠和杨镐为沈惟敬求情，被邢玠骂了出来，从此怀恨在心。这个人不知道为什么，似乎一直跟援朝将士有着深仇大恨。早在碧蹄馆之役以后，他就曾经上书弹劾李如松，大嘴一张，就是李如松丧师数万——都快成日本军方发言人了。

这次他来到朝鲜，早憋了一肚子心思，好好发挥一下。

到达汉城以后，丁应泰没闲着，像狗仔队一样在周围防区各个部门里到处溜达，很快就被他找到了一条绝佳的素材。

陈寅在蔚山之战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他在即将攻入岛山城之时被杨镐硬生生换下来了，又在次日的战斗中负伤，一直在汉城休养。陈寅本人倒没说什么，但他同营的几个同僚周冕、周陛对此纷纷不平，加上蔚山大败，他们更觉得杨镐实在不是个好东西。

这事也不知怎么，就传到了丁应泰耳朵里。丁应泰如获至宝，赶紧拿着小本本找到周陛，周陛一肚子怨气正无处发泄，开始对丁应泰倾诉杨镐的种种不是之处。

岛山之败的指挥失误就不必说了，最可气的是，杨镐还拿军中的杂役与商人去填阵亡者的名额，吃空饷，囤积了大批物资，就是不发给诸营，导致有的营里马匹甚至已经饿了好几个月。种种罪行，不一而足。

丁应泰在汉城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默默地把这些搜集来的线索都记在心里。等资料搜集的差不多了，他又去找到杨镐。

在这之前，杨镐刚刚经历了一次小小的风波。他的父亲在二十六年初病死，按规矩儿子应当辞职回加守孝，不过考虑到战事紧张，主帅不可轻易更换，万历特批了夺情视事。御史汪先岸想揪着这件事弹劾，结果被几位阁老按了回去。

惩于这起风波，杨镐不想再惹这些嘴欠的言官，对丁应泰还算挺客气，两个人聊得还颇投机。丁应泰看对方已经消除戒备，很快把话题转到了岛山之战。杨镐这时候已经收到了张位的回信，得意洋洋地拿给丁应泰看。丁应泰一看，里面说：“岛山之战，杨镐肯定要记大功一件，我会好好帮你，赢得皇帝褒崇云云。”心中不由大喜，有了这枚证据，他的报告可以划上一个圆满的记号了。

丁应泰告辞杨镐以后，写了一篇奏疏，在六月份送去了北京。

就像是他期待的那样，这篇奏疏在北京引发了极大的震动。在奏疏里，丁应泰弹劾杨镐当罪者二十八、可羞者十，然后说麻贵李如梅等人也是贪滑丧师之辈，当斩者六，党罪者十，连张位、沈一贯两位阁老，也被骂了一个狗血淋头。

这一杆子，从汉城戳到北京，把援朝一线将官到朝廷主官全打翻了，满朝震惊。

在这封奏疏里，有些罪名丁应泰说的有道理。比如他指责杨镐“倭至则弃军士而潜逃，兵败则议屯守以掩罪，既丧师而辱国，敢漏报而欺”，批评辽东军军纪太差，李如梅“凌蔑将官，淫掠属国”，这都是事实。

但有些话，则实在太过了，明摆着是成心构陷。比如丁应泰说“辽兵阵亡已逾二万，皆丧于如梅兄弟之手”，这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明史》中两万伤亡的谣言，恐怕就是从这里来的——还有他说杨镐和李如梅故意献媚于加藤清正，擅自讲和，明显是歪曲真相，只拣不好听的说。

但这些都不是丁应泰真正的杀招，他最狠的一刀，是砍向了内阁张位、沈一贯两位大佬。

丁应泰在奏疏里说，杨镐之所以能得到这个经理位子，是朝鲜人贿赂张阁老的结果，而杨镐在朝鲜的胡作非为，全都是张、沈二人在背后撑腰，三个人凑到一齐，就是“护党罔上”。

千万不要小看这“护党罔上”四个字，历朝历代的皇帝，没有不对这四个字深恶痛绝的。

你贪渎，你无能，你残暴，你好大喜功，这都不是问题，但是你敢跟别人勾结起来骗我，那就他吗的不像话了。你们一群人今天敢抱团骗我，明天就敢抱团反我，我这个皇帝还怎么当？

万历皇帝越想越气，把张位、沈一贯叫过来，说当初杨镐他爹去世，是你撺掇我给他夺情视事。我说你怎么那么积极，原来是早就商量好了糊弄我啊？你们俩呀，停职闲住，歇歇吧。

这一下把两位阁老给吓坏了，又是请罪，又是自贬，几乎没晕死过去。首辅赵志皋也拼命说好话，替两位同僚开脱。

万历皇帝后来气稍微消了点，仔细一想，这两个人平时办事也算得力，给别人发私信也算不得什么大事，这才下旨让他们继续留任。

处理完了内阁的两位大臣，朝廷对前线几位主事者的处理意见也出来了：杨镐革任回籍；邢玠暂兼经理军务；麻贵、李如梅暂留原职，等调查清楚了再论处置。朝廷还派出特派员兵科给事中徐观澜前往朝鲜，仔细调查丁应泰指控的诸项罪名。

至于经理之职，朝廷先属意汪应蛟，后来挑中了天津巡抚万世德。

丁应泰弹劾的消息传到朝鲜，杨镐大惊。他拿到了奏疏的抄件一看，发现里面有许多细节，不是军中之人根本就不知道，再仔细一查，原来是周陛干的好事。

杨镐怒从心头起，把周陛叫过来痛骂了一顿，然后关进了大牢。这一下子浙兵们不干了，他们一直以来打仗都是最苦的，发饷吃粮都是吃最差的，长期压抑的怒火一下子被点燃，在周冕的带领下居然围攻经理衙门。杨镐一看浙兵这是要闹兵变，连忙叫来彭友德、许国威几个亲信，带兵勒马，跟浙兵展开对峙。

陈寅听到浙兵闹事的消息，大叫不好，围攻主官是军中大忌，无论杨镐失势不失势，无论接任的是谁，浙兵都要倒霉。他连忙驰马赶至经理衙门，亲自劝解周冕等人。浙兵在他的劝说下，这才收兵回营。杨镐知道自己这个经理当不长了，也不想把事情闹大，现在陈寅把台阶准备出来了，他顺坡下驴，把周陛也给放了出来。

很快朝鲜人也知道杨镐被去职的事，汉城立刻掀起了巨大的波澜。杨镐虽然打了败仗，但在朝鲜人心目中威望却很高，大家都还记得这位杨经理在去年单骑入汉城的壮举。尤其是朝鲜国王李昖，他特别喜欢杨镐，听到他居然被朝廷去职，大吃一惊，说杨经理是有功之臣，大明怎么能这么干呢？

不行，咱们得帮帮杨经理，李昖说。怎么帮？自然是用他们最擅长的手段——辩诬。

李昖先找到负责朝鲜山东军务的钦差梁祖龄——恰好就是他接替了丁应泰的老上级萧应宫的职位——絮絮叨叨说了半天，梁祖龄说你跟我说没用，还是给皇帝上书吧。于是朝鲜在八月份给万历皇帝上书一道，说杨经理是个大好人，他一到朝鲜，整个局面为之一变，所有人都交口称赞他；虽然岛山之战失败了，但那是小败而已，不能因为输了一次就把主帅换走。自从杨镐走以后，人心惶惶。邢玠也不干事，联军人心惶惶，仗就快没法打了。

恰好在这时候，监军御史陈效也站出来说了几句公道话，认为蔚山之败确系属实，但与日军和谈，只是欺骗敌人的手段，“擅自和谈”这帽子扣的有点大了。

在这两方面的努力之下，万历的态度有所缓和，杨镐的境况又开始变得微妙起来。丁应泰一看朝鲜人居然敢来搅局，十分恼怒，他恰好在九月份又去朝鲜考察，转一圈后上书一封，把朝鲜人也告上朝廷去了。

丁应泰罗织罪名的水平，比来俊臣什么的都强。他在奏折里说：“我在定州用布匹跟朝鲜人换了本书，叫做《海东记》，作者叫申叔舟。这本书里记载了一些万历二十年发生的秘事，比如里面说朝鲜偷偷召来日本人，约定一齐取回辽东高丽旧地；又说朝鲜即使在战争期间，仍旧偷偷与日本交通贸易，大米黄豆一船一船地运去九州，说的有鼻子有眼。

最后丁应泰又说了：在这本书里，写到日本年号字都特别大，写到大明年号，字都特别小，明显有不臣之心。

罗织到了这地步，也算是一朵奇葩。

朝鲜一听，又是害怕，又是愤怒。他们实在没想到，为了捞出杨镐，把自己也搭进去了。国王少不得又派遣使臣继续辩诬之旅，拼命辩解这本书是伪造的，朝鲜对大明的恭顺绝无问题。

好在万历皇帝大事不糊涂，他知道丁应泰在瞎说，于是下旨安抚朝鲜国王：“尔国世效忠顺，不必因人言疑惑。”万历皇帝又给他们吃了一粒定心丸，说朝廷大军已经云集，新任经理万世德也已经往朝鲜去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于是从万历二十六年的正月到九月之间，明军没有继续进攻，一边积蓄力量一边热热闹闹地打着嘴架。在这期间，除了丁应泰折腾起的大波澜以外，还发生了几件事。

第一件是李如松之死。

这位总兵回国以后，朝廷里指责他通倭的声息一直未曾断绝，李如松也很识趣地低调过日子。万历二十五年，辽东总兵董一元离职，无数人都盯上了这个肥缺，推荐奏表如雪片般堆到内阁，可没想到万历谁也没挑，直接发话让李如松担任。

朝廷官员们不甘心，七嘴八舌地说李如松有多差多烂，万历却丝毫不为所动。李如松对万历的爱护大为感激，从此尽心尽力。万历二十六年四月，土蛮侵犯边境。他亲率部队前往围剿。这位大将秉性不改，仍旧喜欢冲锋在前，轻骑孤进。这一次，他没有像在碧蹄馆那么幸运，在诨河附近中伏身亡，年仅五十。

消息传到汉城，朝鲜国王李昖闻之嗟叹不已。他跟李如松相处的不太愉快，但后者夺还三都的大功，也是不能抹煞的。李昖派了专使前往辽东吊唁，还在汉城设立了牌位祭祀。

李如松的死影响到了两个人。

一个是祖承训。他原来驻扎星州，听到老长官阵亡的消息，大为悲痛，当时就表示要回辽东。但杨镐考虑到援军未到，没有批准他这个请求。

还有一个是李如松的弟弟李如梅。

丁应泰在奏疏里除了骂杨镐以外，骂得最狠的就是李如梅，什么难听的话都说出来了。在他的嘴里，李如梅是一个无比贪婪、无比蠢笨又无比暴虐的将领，朝廷居然容忍他活到现在，简直不可理解。

可万历却没有动李如梅。

一来是李如松刚死不久；二来万历本人还是挺欣赏李如梅的，反而一度考虑过把他扶为御倭总兵官。这个举措遭到了群臣的反对，他们觉得李如梅在朝鲜抢功劫掠，不收拾他就算好了，怎么能还升职呢？

群臣都没料到，这是万历一招拆屋开窗的妙手。我说开窗，你们一定反对；但我说要拆屋子，你们就会说只开个窗户就算啦。在大臣们上书反对李如梅担任御倭总兵官之后，万历大笔一挥：“好，听你们的，李如梅在朝鲜表现不佳，还是回辽东接替他哥哥当辽东总兵吧。”

不只是辽东总兵，万历还给他加了一副担子，担任备倭总兵官。备倭就是防备倭寇，辽东防备倭寇的方向，只有朝鲜一处，所以实际上他的职责，是管理援朝明军在辽东境内的后勤补给。这等于是肩负起了辽东战区、朝鲜后勤区两大重任。

李如松九泉之下，看到万历这么够意思，也可以瞑目了。

第二件事，是李宁之死。

李宁也是辽东军的一名悍将，早年在辽东名声不太好，曾经屠杀平民冒领军功，被御史弹劾过好几次，但他倚靠的是李家这棵大树，都有惊无险地渡过去了。

李如松入朝的時候，李宁作为主力之一也随军而行，历经平壤、碧蹄馆等一系列重大战役。第二次援朝的时候，他也跟祖承训等人一齐再度被征召入朝。蔚山之战后，他被分配到了居昌附近，协助解生防御，在双方实际控制线附近活动，算是一线作战。

万历二十六年四月，解生在居昌击溃了日军一股小部队，救出大批朝鲜百姓，把明军的控制线推进到居昌以南。这意味着明军从此可以一路南下进攻晋州，把日军的沿海防线一分为二。

驻守晋州的岛津连忙派遣一支部队北上，封堵住明军沿中路进攻的大门。杨镐接到军情以后，立刻命令李宁率兵两千前往阻截，力求把敌人拦在居昌附近的险峻山岭中。

李宁与日军在居昌、咸阳附近的沙斤驿发生了遭遇。他对倭寇毫无惧色，二话不说，带着人杀过去，与日军拼了个势均力敌。日军面对辽东铁骑，抵挡不住，纷纷败走。这时候，李宁的“李如松综合症”爆发了，他没有等全军集结，只带着身边的几十个家丁就杀了过去。

日军一看李宁轻军深入，便在山后摆了一个口袋阵。等到李宁入围之后，四面伏兵大起。李宁这几个人带的太少了，即便是辽东军战斗力惊人，也无法弥平巨大的数量差距。李宁奋战不敌，被乱枪打死——和他的老长官李如松一先一后，同月身亡。他战死以后，他的亲兵把总李乐带着六百多人继续，最后在付出惨重代价之后脱离了战斗，被赶到的朝鲜军郑起龙救了下来。

李宁是整个援朝战争中明方阵亡的最高军官之一，副总兵。李宁战死之后，杨镐立刻下令让其他将领都安心防守，切不可轻易出击。

其实杨镐的担心是多余的，日军除了在居昌搞了一次大活动以外，然后在彦阳、锦山、古今岛、顺天、龙谭等地发生了一些小摩擦以外，其他时间都表现得异常乖顺。

日本人不仅不愿意往北打，而且已经不愿意再打了。早在二月份蔚山之战刚结束的时候，加藤清正派了一个日本使者和一个朝鲜俘虏，前往汉城要跟杨镐继续和谈，结果走到竹山就被吴惟忠逮住了。杨镐连见一面的兴趣都没有没，让吴惟忠自己处理。到了四月份，在顺天的小西行长又派了那位金牌小间谍要时罗，前往南原找李芳春，希望和谈。李芳春这次一点没客气，直接把这位爷逮起来了，算是出了一口恶气。

他们为什么这么急着和谈呢？

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三件事，秀吉之死。

秀吉在这一年，病情愈发严重。这位六十二岁的老人罹患重病，早已经是形销骨立，弱不禁风，连走路都需要搀扶，只能龟缩在伏见城里，只是在三月份去醍醐寺赏了一次樱花。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位日本霸主绝对撑不过今年了。

庆长之役是秀吉凭借一己之力强势推动，除了他以外，其他人都打的十分不情愿。现在秀吉已经病入膏肓，日军退出朝鲜已经是必然之势。现在的问题，只是什么时候退，怎么退而已。征朝诸将在心里都开始打起了小九九。

秀吉的野心此时已经被病魔折腾得所剩无几，再没了“显佳名于三国”的理想。可他觉得不甘心，前方的捷报频传，胜利一个接着一个，每一战都杀死几千数万的明军与朝鲜军，吓得大明和朝鲜不断乞和，可为什么日军的领地却越打越小，敌人越打越多呢？

前线的真实情况是怎么回事，秀吉其实很明白，毕竟他自己就是行伍老手。只不过这位老枭雄不肯放弃心中那一点侥幸，不愿意让花费了无数心血的征韩大计付之东流。可是理想在现实面前碰的头破血流，朝鲜战局的日趋恶化，国内越来越多的一揆叛乱，还有德川等东国大名们谦恭外表下的隐隐威胁，让秀吉不得不把目光从自己挪到心爱的儿子秀赖身上。

自己已经活不了多久，但秀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我不能扔下一副烂摊子就走，我要给我的孩子留下一个万国臣服的天下。

于是，狂妄的秀吉逐渐消失，理性的秀吉在慢慢醒来。可是，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庆长三年（万历二十六年）五月，前田利家等大老集体向秀吉请求撤军。在秀吉的默许之下，小早川秀秋、宇喜多秀家、毛利秀元等大名先期渡海归国。他们要么是秀吉的亲戚，要么是西国的精锐，秀吉先把他们调回国，是怕他们折损在朝鲜，削弱丰臣家的实力。

而留在朝鲜的日军，只剩下六万多人，其中包括小西行长、加藤清正、黑田长政、锅岛父子、立花宗茂、宗义智和岛津义弘等大名——基本上全是九州兵。他们以东边的顺天、中部的固城、泗川以及西边的蔚山、西生浦为三个支撑点，背靠大海，遮护全罗、庆尚两道的南部海域。

这六万人，是日军两次侵朝的绝对主力，绝大部分战役都是由他们承担的。秀吉没让他们回国，一是需要他们监视联军动静，以免干扰大部队渡海；二是他还抱有一丝侥幸，希望能在朝鲜保留一个落脚点，以便日后再图。

可惜秀吉终究没有等到这一天的到来。

庆长三年八月十八日，这位日本霸主在伏见城内溘然去世。在临终前，秀吉向德川家康、前田利家、毛利辉元、宇喜多秀家以及上杉景胜五位大老表达了托孤之意，希望他们能辅佐丰臣秀赖，把丰臣家的传承一直延续下去。

在五位大老先后都表达了忠心以后，秀吉停止了呼吸。这位壬辰战争的元凶，就这么死在了战争结束之前，没有看到最后的结局——这对他来说，反而是件好事。

无论秀吉在日本国内拥有多么崇高的地位，无论后世的影视文学电子游戏对他进行怎样的渲染和美化，对于大明以及朝鲜来说，秀吉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侵略者，他的双手沾满了几十万明、朝军民的鲜血。这个元凶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就死去，实在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丰臣秀吉的侵朝，是日本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对邻国展开以灭国为目标的大侵略。它不仅影响到了当时的政治格局，还开启了潘多拉的魔盒。数百年后。秀吉的精神信徒们再次踏上朝鲜，开始了构建“大东亚共荣圈”的，其思想渊薮，即肇始于秀吉。

八月二十七日，除了宇喜多秀家以外的四位大老，集体签发了一份文件，文件只表达了一个意思：根据秀吉的遗命，要尽快把驻朝日军都撤回来。九月十五日，他们又形成一份决议，要求设法大明和谈，以争取时间。

到了九月二十八日，四大老第二次下达了班师的命令。

这道命令，驻朝的六万日军没有立刻执行。

不是他们不想走，而是实在忙得走不开。

因为一个绝大的危机，正朝着他们汹涌袭来。

第十九章 大增兵

从万历二十年小西行长进攻釜山开始，这场战争已经足足持续了七年。

别说日本与朝鲜被拖得民生凋敝，就连大明也感觉到一丝疲惫与不耐烦。朝中已经有很多人议论，认为朝廷应该毕其功于一役，一次性把日本鬼子赶回老家去，不能再拖了。万历皇帝本人也希望尽快结束朝鲜战争，让国家财政喘一口气。

本着这一诉求，大明朝廷在丁酉之乱一开战，就确定了一个明晰的原则：增兵，增兵，再增兵。

李如松和杨镐的两次出兵，总兵力都只有四万左右，部队成分也以辽东、南兵与宣大为主，相对比较单纯。但如果要扩大增兵规模，势必不能继续从辽东与宣大抽调——这两处肩负着守卫大明北方的重任，不可能为了朝鲜削弱京师的防御力量——唯一的办法，就是从全国全国海选合适的参战部队与指挥官，而且还要设计更庞大、更复杂的后勤补给计划，这些工作都无法一蹴而就。

所以在开战之初，明军一直处于兵力不足的窘境。这种窘境，一直到了万历二十六年蔚山之战结束以后，才得以缓解。

从万历二十六年二月开始，以游击将军蓝方威的四千浙兵、前营参将王国栋的三千骑兵延绥为开端，开始了明军的增兵大浪潮。来自辽东、宣大、保定、江浙、四川、广东乃至广西、云贵的土兵相继汇聚到朝鲜来，道路上的车马络绎不绝。

在这些援军中，有三个人特别值得提一提。

一个是刘綎。刘綎也算是抗日援朝的老面孔了，他在第一次援朝战争中赶上了尾巴，没打什么大仗，打了两年酱油就回国了。

刘綎这个人有一个特别奇怪的毛病，贪财——其实贪财不算怪，怪的是刘綎总认为别人跟他一样贪财。本来他从朝鲜回国，一桩稳稳的大功已经到手，刘綎还想再多捞点，就去贿赂御史宋兴祖，结果被一状告到部里，朝廷念在他在朝鲜呆了两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深究。后来朝鲜战争打完以后，他被派去平定播州杨应龙叛乱，在总督李化龙的强烈支持下，刘綎打了一个大胜仗。这时候他老毛病又犯了，去贿赂李化龙的父亲，结果又被捅上朝廷，功过相抵……你说这人到底图什么。

这些都是后话。且说这次援朝大增兵，朝廷想起刘綎的资历，觉得是个好人选，就命令他带领他麾下那支“多国部队”再次出征。刘綎出发的很早，在二月份就抵达了前线，驻扎在全州负责西线防御。

第二个人是董一元。

董一元和麻贵同属宣大系，也是将门出身，远祖是汉代大儒董仲舒，父亲董旸和哥哥董一奎都是一代名将。董一元本人长期驻守在蓟州、宣府、宁夏、延绥等地，战功累累，是个精熟于边事的老将。

在万历二十二年，就在朝鲜战场上谈判谈得如火如荼的时候，董一元被调到了辽东担任总兵，接替李成梁之位。他跟杨镐、李如梅等人合作，干净利落地干掉了蒙古部的把兔儿，消除了一大威胁，大受万历皇帝褒奖。二十五年被弹劾去职，接替他的恰好是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松。

现在杨镐被弹劾丢官，李如梅又因为李如松之死而留在辽东。董一元战功卓著、资历老，又同时拥有宣大、辽东背景的将领，能镇得住场子，于是他被选中担任御倭总兵官，三月份抵达朝鲜，独带一路。

第三个人叫陈璘

这个人特殊在何处，只要看他的头衔就知道了：钦差统领水兵御倭总兵官。

他的到来，只意味着一件事：大明水师出动了。

在漫长的抗倭战争战事中，大明水师一直保持着沉默，原因有两点：

第一：在战争初期，朝廷无法判明日军的主攻方向，生怕他们佯攻朝鲜，实袭沿海，因此各地水师都以保卫地方为第一要务，不敢轻易北上集结。第二：等到日军的战略意图清晰了以后，又横空出世了一个李舜臣，打得日本水师七荤八素，朝鲜水师足可以应付，不需要大明水师千里迢迢赶过去。

所以在长达数年的战争和对峙中，一直缺少大明水师的身影，不是没想到，而是不需要。

在这期间，大明水军只有两次登场的机会。一次是在李如松攻克平壤以后，为从山东、天津等地向朝鲜运送补给物资的船队提供护航；一次是日军从汉城撤退以后，一支舰队在宋应昌的要求下南下全罗道，试图配合他偷袭釜山的计划。后来和议声起，这个计划无疾而终，于是这支舰队也就撤退了。

一直到丁酉再乱的漆川梁海战爆发，朝鲜水师全军覆没，经略邢玠才惊觉水师对于战局的重要性。尤其是蔚山之战后，日军在水面来去自如，让邢玠更痛感需要一支强大的水军来配合陆上攻势。李舜臣确实很能干，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他手里就那么几条船，袭扰可以，正经打仗就不够力了。

朝廷对邢玠的要求回应非常迅速，很快就派遣了以陈璘为首的广东水师前往助战。

陈璘是广东人，能征善战，尤其是擅长水战，在广东声名赫赫，声望连在北京的万历皇帝都有所耳闻。可惜他性格不是特別好，为人贪渎，曾因虐待士卒而引发哗变，屡遭弹劾，在官场一直上上下下，经历颇为坎坷。

陈璘与抗日援朝的结缘，比任何将领都早。早在万历二十年，朝廷还没决定出兵的时候，万历已经在全国提前开始挑选将领。两广总督萧彦力荐陈璘，把他夸得无比英勇。于是在当年的八月份，北京下文，把陈璘从南方召到京城，担任神机七营参将，以备咨询。

陈璘一看居然赶上这么好的机会，欣喜若狂，他从家乡招募了五百多兵子弟，配备了精良火器，奔赴京城而去。战争开始以后，陈璘很快被任命为蓟辽保定山东等处防海御倭副总兵，防备日军登陆。

就在一切看起来都很顺利的时候，陈璘却倒霉了……

陈璘是个彻底的主战派，他一直强烈要求带着水军上战场，不停地给上峰上书。你说他是真心要为国效力也行，说他是为了故意表现自己的勇气也行，总之闹得是全军皆知，谁都知道有个陈姓大将跃跃欲试，要求带着水军入朝参战。

这个请求在战争初期一直被人忽视，因为李如松打得一直很顺利，用不着水军。到了碧蹄馆之战后，宋应昌深切地感觉没有水军，不能成事，他一下想起来陈璘，一纸调令让他过来助战——但这一举动，却惹恼了兵部尚书石星。

大家都知道，在万历二十一年之后，石星逐渐变成了主和派，与宋应昌龃龉频生，两个人就战和问题分歧很大。现在宋应昌要调陈璘入朝，摆明了是要扩大战争规模啊，这与石星的方针完全相左，必须要阻止！

当时封贡之议刚起，对日方略朝廷还没取得一致意见，和谈的气氛尚不浓烈。石星不敢明目张胆地阻挠，于是他玩了一手阴的：举报陈璘向自己行贿。

其实驻京武将向文官敬献礼物，在大明已成了官场潜规则，人人皆是如此。陈璘到北京以后，也未能免俗，送了石星几件绒毯和几个琉璃杯子。他万万没想到，石星为了打击宋应昌，居然拿此事发难。

行贿证据确凿，陈璘也没什么好辩解的。他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被撤了职，带着陈家军灰溜溜地被调回广东、福建一线去了。他可真是躺着也中枪。

现在邢玠提请水师助战，万历皇帝一下子就想到了陈璘，跟内阁议了议，着兵部发下一纸调令，让他带着广东水营北上抗日。

陈璘带着自己的几个心腹和儿子陈九经，总兵力八千六百人，浩浩荡荡开赴朝鲜而来。这八千多人里，只有陈九经率领的两千人是两广水兵，还有两千广东步兵以及四千六百名狼土兵。

狼土兵是明代抗倭的一段传奇。早在嘉靖年间，抗倭名臣张经就曾在俞大猷的建议下，调派广西田州等地的壮族土兵，谓之“狼兵”，又叫“俍兵”。与湘西土家族士兵合称为“狼土兵”狼兵作战极为悍勇，曾经在王江泾一战剿灭倭寇近两千人，是戚家军之前的明军抗倭主力。陈璘带的这支狼土兵，其成分已经不同于嘉靖年间，混杂了壮、土家、苗、瑶等西南少数民族，不过战斗力丝毫不减。

邢玠大概觉得只有两千水军太过单薄，又向朝廷发问，调来了邓子龙的三千水军，归陈璘统一管理。邓子龙是一员老将，这一年都七十了，他在福建抗过倭，在江西平过乱，还在边境跟缅甸对峙了十二年，打得缅甸人不敢北望。他的出席，让陈璘的水师如虎添翼。

同时开赴朝鲜的，还有一支一千六百人的广东水军，由陈璘的老战友副总兵吴广率领，编制上归刘綎管辖，是独立于陈璘的一支水师部队。

等到陈璘进入朝鲜后，又有一支来自南直隶水师与之会师。这支水师是由游击将军梁天胤和把总李天常统领，总兵力五千人。

仅仅只是陈璘这一支部队，就超过了朝、日两军水师的总和。

陈璘的先头部队早在二月底就抵达了朝鲜，驻守在鸭绿江口，他本人在四月份入朝，而广东水师的主力抵达的时间，是在五月十六日。陈璘没有急于进攻，而是就地熟悉朝鲜附近水文情况。恰好这时候丁应泰弹杨镐案爆发，明军陷入停顿状态，一直拖到万世德接任经理一职以后，陈璘的水军才在七月二十六日向全罗道开进，一共五百多条船——注意，大明的“船”，和日本的“船”无论是吨位还是威力可都是截然不同。

陈璘到了朝鲜以后，很得朝鲜君臣欢心。朝鲜国王李昖接见他的时候，陈璘什么礼品都不要，只要求提供诸如解硝、瓦罐、石灰之类的作战物资，慷慨表示不干掉日本人我就不回去了。这种态度，让李昖十分欣慰。

他们的高兴劲还没过呢，问题就出现了。

李昖在汉城设宴款待陈璘，吃饱喝足以后，一群人出走消化食儿，走到一处叫青坡野的地方，忽然听到远处传来惨叫声。朝鲜君臣和陈璘凑过去一看，傻眼了。

一个叫李尚规的朝鲜官员被一根绳子系住脖子，在地上像狗一样拖来拖去，绳子那头，是陈璘的一名部下，一边拖曳一边还骂骂咧咧。

虽说大明将领虐待朝鲜官员不是第一次，但当着国王的面这么干，可实在是太打脸了。陈璘也觉得不太合适，喝叱部下赶紧住手，跟李昖告罪，然后匆忙离开。

陈璘走了以后，李昖和几位大臣面面相觑，不知该说什么好。他们派人再一打听，才知道这位陈将军是以脾气暴烈而著称的，发起火来什么都敢干，手底下养出来的也全是骄兵悍将。他带兵北上路过山海关的时候，因为拨粮稍微迟缓了一点，陈家军一齐鼓噪，把当地的旗鼓官给打了一顿。这事一直闹到朝廷，可是水军集结在即，朝廷也不好深加惩处，只得口头申饬了一番，另外派吴广赶紧与陈璘会师，以保证军心不乱。

陈家军对付自己人都毫不手软，更别说对待朝鲜人了。

柳成龙一听到这些事迹，面如死灰，连声道：“这回麻烦大了，这种人去了李舜臣的营中，肯定会骑到他头上拉屎。李舜臣若是反抗，水军内讧，不战自败；如果不反抗，反而滋生了陈某人的骄横，早晚也要败。”

朝鲜人嘀咕的小话，陈璘才不在乎。他离开汉城以后，带领水军直奔古今岛。他一进水营，就看到李舜臣带着全体朝鲜水军列队相迎，摆下许多山珍野味和酒水，专候明军到来。

伸手不打笑脸人，李舜臣如此谦抑，陈璘也不好摆什么谱儿。主宾相见，互相寒暄，相谈甚欢，。陈璘的部下见有酒喝，不用劝，也纷纷自斟自饮起来，现场气氛颇为热烈。

喝完酒，出事了。

鸣梁之战后，李舜臣招募了大量壮勇，他们的家眷也都随军驻扎在古今岛附近的陆地上，逐渐形成了几个小村落。那些喝得酩酊大醉的明军士兵在岸上到处溜达，看到有村子就一头闯进去，骚扰百姓不说，甚至还发生了数十起抢掠事件。

李舜臣一看，面色大寒，当即下令部属拆除帐篷，准备上船。陈璘喝得不算多，他看到李舜臣要走，连忙过去问怎么回事。李舜臣说：“我们是盼着天将来助战的，结果您的部下到处劫掠，把好不容易聚拢在的百姓都吓跑了。我这个当将军的，没脸留在这里。”

他这一番话绵里藏针，让陈璘有些无地自容。好在陈璘是一代名将，轻重缓急还能分清，他没一脚把李舜臣踢开，反而向他道歉。李舜臣趁热打铁，说如今两家合兵，最好统一管理，大人您是最高统帅，军纪这类事情，就让我来代劳吧。

陈璘琢磨了一下，答应了。

李舜臣治兵的手段，那是没得说。他得了陈璘保证以后，连续严厉处理了数起滋扰百姓事件，于是明军都知道这位朝鲜将军的厉害，军纪比入朝时强了不少。

明、朝水师联军会师以后，很快就迎来了第一次联合作战。八月十三日，联军出征折尔岛，击溃日军一支小舰队。这是一场小规模遭遇战，是战朝鲜水师斩级百余，而大明水师因为还未习惯朝鲜海面与日军战法，基本没怎么跟敌人发生正面冲突，一仗下来，一无所获。

陈璘面子有些挂不住，把手底下人叫过来痛骂了一顿。他正骂的唾沫横飞之时，忽然来了二十几个朝鲜使者，手里拎着四十多个倭寇脑袋。为首的对陈璘说：“我家提督说了，朝鲜水师的胜利，就是大明的胜利，所以这军功章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献上四十个首级，请您笑纳。”

看来李舜臣经过这么多年的磨练，终于不再是那个官场楞头青了，也懂得人情练达之道了。

李舜臣这种友好态度，让陈璘十分感动。

一般脾气暴烈之人都有个特点，好走极端，对你坏起来，恨不得把你吃了；对你好起来，恨不得把你供起来。李舜臣的谦折态度，让陈璘感觉非得投李报桃不可。他先劝李舜臣移民大明，担任高官，遭到婉拒以后他还不死心，专门给万历上书，盛赞李舜臣的各种光辉业绩，最后竟替李舜臣讨来了一枚九叠篆文铜铸都督印，规格高得惊人，还附赠了虎头令牌、鬼刀、斩刀、督战旗、红小令旗、蓝小令旗、曲喇叭、号称“八赐”。除了八赐以外，还赠送了长柄镰刀和龟船。

其他都好理解，唯独这个龟船一直以来众说纷纭。龟船不是朝鲜的独门武器么？怎么还用得着万历赠送呢？我推想其中原因，大概是因为朝鲜物资匮乏，难以再建造大规模龟船，因为万历特意在大明境内建了几艘——或者说备好了物资材料——再转赠给李舜臣。

李舜臣得了这些赏赐，面色发光，把它们高高挂起在军营里来，谁来了都要带过去炫耀一番。

有了这一番交情，陈璘和李舜臣的关系从最初的互相忍让，变成了互相欣赏，见面彼此都要道声爷，没事就作诗唱酬，出门乘轿都是并驾齐驱，关系比蜜都甜。

这种意外发展，让汉城以柳成龙为主的悲观主义者们眼镜噼里啪啦碎了一地——如果他们有眼镜的话。

刘綎、董一元、陈璘分别来自于大明西南、东北和东南，他们代表了援朝部队的三个主要来源。他们的入朝，表明大明朝廷终于下了狠心，决定动员全国之力，把苟延残喘的日本人直接碾压过去。

就这样，在短短数月之间，明军在朝鲜的总兵力激增到了十四万两千七百人！一线兵力达到了九万多，军容前所未有之盛！可谓是兵多将广。

兵多，这个好办；将广，却有麻烦。在朝鲜这么一个狭窄的地方，却聚积了这么多来自不同地方的总兵、副总兵，管理起来是件麻烦事。

董一元是老资格，不必说，肯定地位不能比麻贵低。刘綎和陈璘两个人如今也是独领一面的主军人物，头衔上都有个提督。这些人凑到一齐，如果搞不清尊卑，早晚得出事。

于是明军的指挥系统进行了一些细微的调整，仍旧以邢玠为经略，统筹全局，由杨镐（后被万世德代替）经理布置战略。下面则分成了麻贵、董一元、刘綎三个战区，每个战区除了这三位最高指挥官以外，还设有一名监军。负责西路军的是参政王士琦；负责中路军的是按察副使梁祖龄；另外还有一个负责东路军的监军徐中素，可惜他五月份来到朝鲜，六月份就奔父丧回去了。也没人来接替他，位子就一直悬在那里——别说这三个战区，就连邢玠身边，都有一个御史陈效盯着。陈效不直接管辖那三路监军，但他手底下有两员金牌狗仔队，一个是丁应泰，一个是徐观澜，专门盯着诸将举止。

朝廷之所以派出这么多监军过来，都是因为杨镐在岛山败的太过离奇，让万历对援朝部队的行动产生疑心，觉得这些家伙可能会谎报军情，因此所有的监军身上都背着一个“查勘功罪”的任务。这些监军的权柄颇高，大战略上，三路诸将都听从经理吩咐，但具体到小战略和战术上，他们都必须得和监军商量着来。

事后证明，这些监军的表现都很不错，不仅确保了援朝部队能得到一个相对客观的评价，而且在战争决策方面也起到了正面作用。

万历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邢玠和杨镐两个人看到明军的援军陆陆续续开到，胆气足了，便在汉城制定了一个十分宏大的计划。

在这个计划里，明军将分成四路，三路陆军分别进攻顺天、泗川和蔚山，一路水军扫荡沿途海域，用雷霆手段一下子摧毁整条日军防线，使其首尾不能相顾。明军在朝鲜战场一直以寡敌众，这是第一次以众凌寡，要痛痛快快出一口鸟气。

可惜杨镐还未付诸实施，就因为受丁应泰的牵连而离职了。在朝廷新委派的经理到来之前，明军都不能轻举妄动，只得慢慢积蓄着补给，调整部署，等待着上头下命令。

没想到的是，万世德还没来，丁应泰又来了。

杨镐事发以后，万历皇帝让丁应泰和徐观澜再赴朝鲜，查勘功罪。丁应泰考察了一圈，说你们这么多人堆在前线，却不肯进攻，光在那里消耗粮食，是不是不想混啦？

前线诸将都知道这位大哥的嘴是出了名的臭，谁被他喷上一口，要倒霉三四年，都把他往邢玠那支。丁应泰也不客气，到邢玠那儿说你赶紧开打，要不然杨镐就是你的榜样。

邢玠怕他回去又惹事，心想也别等万世德来了，差不多就开打吧。

于是在万历二十六年的九月中旬，在一个小小的丁应泰撬动之下，数万明军兵分四路，正式打响了抗日援倭的最后一场、也是规模最大的一场上战役。

关于这三路明军的兵力配置，列举最为详细的，是《再造藩邦志》。许多文章与相关研究书籍，都以这本书提供的数字为准。即：麻贵率领东路军两万四千人，再次进攻蔚山的加藤清正所部；中间一路由前辽东总兵董一元率领，总兵力一万四千人，主攻泗川的岛津义弘；西路军由刘綎率领，总兵力一万三千六百人；进攻顺天的小西行长。各地朝鲜军也分别跟随明军主力，一并南下。

与此同时，陈璘率领水师一万三千两百人，外加李舜臣的朝鲜水师，从古今岛出发，一路横扫整个全罗、庆尚两道海域。

这个数字，其实很成问题。

除开水军不算，明军的总兵力才五万一千六百人，跟日军总兵力相比要少。具体到分路上，除了东路军占有兵力优势以外，其他两路都不如日军。比如中路的岛津义弘，兵力有一万人，算上固城立花宗茂的七千人，实际兵力还在董一元之上。

这很奇怪，刑玠定下这个分路出击的核心思想，是以众凌寡、泰山压顶，力求在最短时间内击溃敌军。为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在兵力上凌驾日军。他手里可动用的明军，有十几万人，何必只派出区区五万人呢？

三路明军的兵力，是根据《再造藩邦志》提供的将领名单去查询每员将领入朝携带兵数，然后相加而成。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

《再造藩邦志》的将领名单，实际上不准确，有许多错漏之处。

尤其是以中路军的情况，最为严重。《再造藩邦志》里只记载了六员参战明将，而泗川之战的关键人物彭信古（3000），却被写进了东路军的名单里；而另外一员重要将领蓝芳威，却被写入了西路军。仅这两个错误，就导致中路军少算了四千人。

漏写的情况更多。至少还有祖承训（7000人）、杨绍祖（1780人）、苑尽忠（500）、师道立（2480）、柴登科（3400）、马文呈（2000）、秦德贵（660）、没有记录在案。他们麾下的兵马，自然也就没算出来，导致兵力偏差极大。

把这些将领也计入中路军后，中路军的兵力达到了三万七千八百二十人，几乎与第一次援朝的总兵力持平。

这个数字不一定准确，毕竟实际出动的明军数量与入朝明军并不完全等同，不过它是一个比较接近于真实的猜想，误差不会超过三千。

在泗川会战结束后，《岛津家记》、《毛利秀元家记》和岛津义弘写给几位大老的表功状里，都得意洋洋地宣称，他们一共杀死了明军一共三万八千七百人。这个数字和中路军总数惊人地近似。日本史料惯于夸张，他们经常会用敌人的总兵力来代替自己的歼敌数字，这个习惯，反而反证了明军在中路出动兵力的真相。

西路军也有类似的情况，至少少算了王之翰、司懋官、曹希彬三员将领。

略去繁琐的计算，最终的结果是：麻贵的东路军，兵力为两万三千人；刘綎的西路军，兵力一万五千人；而董一元的中路军，总兵力达到了三万九千人。算上陈璘的一万多水军，明军为这次进攻出动水陆兵力近九万人。

这个动员数字，才比较能配得上刑玠“四路并进”的宏大构想。

以这个结果去审视这三路兵力的配置，就会发现，这才比较符合明军的心理预期。

泗川是日军防线的中枢，日军在这里星罗棋布了大量的营寨，防守严密。岛津义弘与立花宗茂又都是令明军头疼的人物，因此在这一路，明军必须要予以特别重视。明军的中路摆在这里，不只是为了击破岛津，也是为了可以随时支援东西两路，因此需要最多兵力。

蔚山的加藤清正已经是一只病猫，但他毕竟还是侵朝第一大将。年初的岛山之战，令明军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所有人都认为，要攻破岛山，需要不少兵力和时间，因此东路也不能掉以轻心。

至于西路，顺天的守将是小西行长。这个人在明军眼中，政治价值很高，军事评价却很低。明将唯一记住关于他的两件事，一是被李如松打出平壤城；二是跟沈惟敬勾结起来骗万历皇帝。这样一个小丑，远不如岛津义弘、加藤清正有威胁。再说，陈璘的水军从西向东横扫，第一个能够支援到的战区，就是西路军，所以这一路不必作为重点。

因此，在兵力部署上，中路军多于东路军多于西路军，是明军高层必然的选择。

前所未有的华丽攻势，即将开始。

让我们一路一路地慢慢道来。

先说东路军。

麻贵的东路军进攻蔚山，算是复仇之战。上一次他们在岛山城下折戟沉沙，饮恨而归，还间接促成了大将摆赛的死亡。这份耻辱，麻贵决心一定要让加出藤清正偿还。

上一次进攻，是单线出击，最后因为日本水军和其他军团的援助而功败垂成。但这一次不同了，其他两路明军与陈璘、李舜臣的水师会把日军牢牢钉在各自的防区里，不会有人再来救援。如果加藤清正出击，那就正中了麻贵的下怀；如果加藤清正固守，则会彻底被围死在孤城之内。

麻贵让解生、杨登山、颇贵三将作为先锋，带着王国栋前往蔚山先攻，然后分别把部队部署在新宁、义兴、左水营和庆州等地，一来防备日军偷袭，二来招抚朝鲜难民。

九月十一日半夜，解生等人抵达蔚山。他们故伎重演，让王国栋、颇贵在两侧埋伏，杨登山、解生诱敌，打了一个小反击，干掉了十七个倭寇，全军进据岛山城附近的高山。加藤清正听说明军来了，虎目圆睁，怒气勃发，气得哇哇直叫，当即披上铠甲，拿起兵刃，大喝一声：“来人呀，把门给我关严实喽，谁也不许出去……”

解生带的都是骑兵，没有攻城器械。他们一看加藤居然不敢出城，龟缩在岛山城内，一时也没辙。岛山经过加藤清正重新修葺，比从前更加难攻打。几员明将一商量，决定还是等麻总兵到来再说吧。

解生的兵力不足以围住岛山城，加藤清正也不敢跟明军正面放对，一个围不出，一个不敢打，两边大眼瞪小眼。这一瞪，就是十来天功夫。

麻贵在这十几天里，到底在干嘛呢？

原来麻贵本打算速攻，先拿下温井，确保侧翼安全。但他很快发现这一带的日本人有撤退的痕迹，被占领区的朝鲜人都纷纷跑出来。如果这时候发起攻击，这些人不免要受到战争波及。麻贵虽是武官，却不嗜滥杀，他找来朝鲜翻译，说你赶紧拿免死帖，跟吴惟忠、王国栋两位将军商量一下，先派人去四处招揽一番，让他们别乱跑。

俗话说兵贵神速，但麻贵并不急。加藤清正就在岛山城里，早一天到，晚一天到，差别不大。再说，其他几路的战况还没传过来，等确认了其他地区日军被友军彻底缠住，再开打不迟。

就这样，麻贵悠哉游哉地在路上慢慢招抚，一直到九月二十一日，才抵达蔚山。

麻贵旧地重游，少不得唏嘘一番。他把主营扎在了富平驿的旧址，步兵扎住营盘，骑兵全数出动，在岛山城前耀武扬威。

加藤清正大概也觉得一直龟缩在城里太憋屈了，派了好几股部队忽进忽出，迷惑明军。等到明军有点习惯日军的运动模式，不以为备的时候，加藤清正亲自带队，大部队猛然杀出来，与明军骑兵混战到了一处。

没想到麻贵早安排好了后招，他让一员千总小将麻云带着两百人马，从当初吴惟忠守过的箭滩偷偷摸到岛山城，一下子从日军后背杀出来。日军措手不及，撒腿就往城里跑，砰地把门关上，再也不出来了。

面对乌龟清正，麻贵也有点无可奈何。恰好这时候朝鲜军金应瑞传来消息，东莱、温井两处都有捷报传来，侧翼安全。麻贵传令下去：“就地建草房，咱们跟他耗，看谁耗得过谁！”

接下来的几天里，战斗变成了例行公事的广播体操。每天一大早，明军骑兵排好队杀出去，围着岛山城转。日本兵蹲在城头看热闹，明军靠近了，他们就噼里啪啦一顿铁跑乱轰，轰走了以后继续再蹲着继续看转圈。到太阳落山，两边都打着呵欠回营休息。

到了九月二十六日。麻贵一看老这么僵持着没什么意思，让明军变了个阵形，卖了个大大的破绽给加藤清正。谁知道清正是乌龟吃秤砣，铁了心了，打死也不出来。

九月二十九日，麻贵接到了一条消息，说釜山的日军援军已经出城了，几天就到。这批援军数量不多，只有几千人，管不了什么大用。

麻贵不是杨镐，一听到援军来了，反而计上心头。他连夜把大炮和大批粮草运到了三十里以外，派骑兵隐藏在兵营的西边，造成大军退屯的假象，一俟敌人出兵，就能立刻一口咬住。

可加藤清正大门关得死死的，还是不上当。

麻贵没辙，只得继续围着。釜山援军一看两边都不动如山，乖乖地退了回去。

麻贵不是没打算强攻，可是上一次蔚山之战的惨烈给麻贵留下了深刻印象，一座加藤清正不在、而且没修完的城，尚且让明军伤亡惨重。这一次敌人有了充足准备，难度会成倍上涨。麻贵不赶时间，明军的血还是少流点的好。

就这样，截止到九月底，明军东路军在蔚山陷入了僵局。

让我们再来看看中路军的战况。

中路军的主帅董一元在九月十八日进入三嘉以后，连歇都不歇，连夜跑了一百一十里，次日一大早已经进抵南江，逼近晋州。

岛津义弘的本阵设在靠海的泗川城内，晋州是它的北大门，左侧昆阳、右侧永春两寨，互为犄角。这三处营盘构成了泗川的外围防线，以为拱卫。泗川城本身还有金海、固城两座卫星城，驻扎着立花宗茂的七千人马。另外泗川旧城旁边还有一处东阳仓，里面积蓄着大量粮草。

简单来说吧，从晋州到泗川这四十多里的空间，被岛津修满了营寨，光是大营就有八个，彼此联通，步步为营。

加藤清正是以质取胜，把岛山城修得固若金汤。岛津义弘是以量取胜，把一片弹丸之地修得密密麻麻，防不住你也累死你。

晋州就在南江旁边，守城必守江。日军沿着江水走势，在晋州城和南江之间修了一长溜儿营盘，中心营寨背靠着望津峰，形势十分险要。明军若要威胁晋州，势必要先把这个沿江营寨拔除。

这是中路军的首战，如果不能取胜或者拖的时间太长，都会引发不好的结果。浙军将领茅国器此时恰好被分配到中路军，他对董一元说：“欲要攻破泗川、必先取晋州；欲取晋州，必先破南江营寨；欲破南江营寨，必先破望津峰营。这是岛津防御体系的关键一处，它一破，其他皆可以连环破之。”

董一元问他该怎么打破望津峰营盘。茅国器微微一笑：“山人，自有妙计。”

他这一笑，笑出了整个抗日援朝中最富传奇色彩的一个间谍故事——的下集。

第二十章 大明第一间谍

茅国器对于泗川，早就已经憋了一肚子气。

岛津义弘以泗川为后方，晋州为出击基地，虽然没有大动作，但却一直对陕川、宜宁、咸阳、高灵等地骚扰不断，李宁的战死，就是跟萨摩兵交手的结果。茅国器一直想会会这家伙。

他最早驻守在全州，主动向邢玠请战，要去中路跟岛津义弘打一仗。邢玠很是高兴，给他增添兵力，派往星州。

此时董一元正在宣府招募家丁，中路明军暂时群龙无首。星州孤悬在南边，承受的压力相当大。茅国器带着三千浙兵，再加上游击卢得功的三千骑兵，大马金刀地横在星州前头，跟岛津家的萨摩兵死磕。岛津没心思北上，茅国器也不敢贸然南下，双方交锋了许多次，各有损伤，谁也没占到便宜。

茅国器身边有个参谋，叫史世用，锦衣卫出身，脑子好使，据说还是个日本通。对峙期间，茅国器让自己侄子茅明时写了一篇谕倭檄文，请史世用在里面把秀吉的十大罪状列进去，大张旗鼓送入岛津营中，希望能打击敌人士气。

有没有效果不知道，反正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

董一元在八月份第二次入朝，在尚州商议南下事宜。茅国器固守有功，被委为先锋之职，驻守高灵。

高灵距离晋州相当近。所以当董一元大军发动的时候，茅国器是第一个赶到战场的。

那一天正好是九月十九日，茅国器在凌晨抵达南江。此时大军还未赶到。他便骑着马四处巡逻，勘察地形。

此时正是大清早上，江上泛起雾来，茅国器远远看到一个人跑过来。他以为是个日军斥候，心想不如抓个舌头，可凑近了一看，却发现这人是个穿着朝鲜服饰的女子，看奔跑的方向，好像是从日军营寨里出来的。

当时经常有被日军俘获的朝鲜人跑出来，寻求明军庇护。茅国器见怪不怪，驱马上前把她拦住，按照标准程序，先问问日军情报，然后给点吃的，让她自己回家就是。

可出乎他意料的是，那女子一看是明将，如释重负，噗通一声瘫坐在地上，喘息着从怀里拿出一封信。

“给我的？”茅国器眼睛瞪得大大。女人不懂汉语，只能指着他的甲胄，拼命点头。

茅国大为惊奇。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来到晋州，也从来不认识什么日本人，现在居然有一个朝鲜女人从日军营寨里送来一封给他写的信，还有比这事更奇怪的么？

他接过信，打开一看，里面正文是这么写的：

“此妇将度异域，吾甚怜之，损赀以赎，放还故玉。天朝兵将，当怜其穷困，勿加杀害，则救蚁之德也。”此信辑自《两朝平攘录》，但我怀疑诸如“放还故玉”、“救蚁之德”什么的修辞，都是诸葛元声自己随手加的修饰。这信还有另外一个出自茅元仪的《武备志》的版本，内容相对朴实可信：“此妇将度异域，吾怜而赎之，天兵弗害也。”

无论是哪个版本，里面的意思写的很清楚：这个女人马上要被卖到日本去，我见她可怜，就为她赎身，请求明军不要加害于她。”

正文内容其实没什么，可是这封信的落款就太令人费解了：“知吾姓者，令公之后，埋儿之父。问吾名者，有或之口，无才之按。”

茅国器文化水平不高，横来竖去，看不明白这个落款是什么意思。他把跟在身边一个姓诸葛的赞画叫过来，问他是什么意思。这位赞画不愧是姓诸葛的，很快就猜出来了，说这是一个字谜。

令公，指的是唐代名臣郭子仪。郭子仪曾任中书令，于是被人尊称为令公。

埋儿之父，出自二十四孝故事郭巨埋儿。话说有一个叫郭巨的人，上有老母，下有儿子，家境十分贫寒，饭经常不够吃。后来他儿子无意中淹死了，郭巨老婆哭的死去活来，郭巨说你别哭了，儿子死了可以再养，老妈死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于是郭巨把孩子埋了，埋的时候忽然天降大雷，把儿子震活了不说，还震出一坛子黄金。

这两个典故，只要稍具古文化常识的人，都能猜得出来。所以“知吾姓者，令公之后，埋儿之父”，是在暗示这个写信的人，姓郭。

“有或之口。”谜底是一个繁体的“國”字。“无才之按”，“按”字去掉提手，谜底是一个安字。

所以诸葛赞画一口说出了这个人的真实姓名：郭国安。

行文至此，不知各位读者对这个名字是否还有印象？

整个抗日援朝中最富传奇色彩的间谍故事，毫无疑问当属许仪后。这位在本书开头便出场了的爱国华侨，肩负着生命危险，周旋于岛津家与秀吉之间，通过弟子朱均旺为大明传递来了弥足珍贵的日军情报。

许仪后的报告，不是他一个人写的，还有另外一个作者。这个作者也是中国人，但却在岛津军中担任职务，级别还不低。他不遗余力地帮助许仪后，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完成了整个报告中最关键的日本军情部分。

他的名字，就叫做郭国安。

许仪后与郭国安的故事，在那之后就中断了。但正如我在上一章结尾时说的，在事隔八年之后，整个抗日援朝中最富传奇色彩的一个间谍故事，现在要出演下集了。

话说诸葛赞画破解了这个字谜，认出此人叫做郭国安。但茅国器对这个名字完全不熟悉，仍旧一头雾水，他带着信往回走，一边走一边琢磨，忽然想起来，他身边的参谋史世用，是锦衣卫的人，很有头脑。这些事，说不定锦衣卫能知道点端倪。

他拿着信找到史世用，说先生你知道这怎么回事么？史世用接过来一看，不禁喜上眉梢，连拍大腿：“郭国安，他果然是个信人啊！”

“这么说你们认识？”茅国器糊涂了。

“早认识了。”

“你们在哪认识的？”

“日本。”

茅国器一听，傻了。那会儿出国不像现在这么便当，普通老百姓根本没机会也不想出去。史世用轻描淡写地说在日本见过郭国安，没法不让他震惊。

“对锦衣卫来说，没什么是不可能的。”

这句话是我虚构的，但我相信当时史世用肯定对茅国器说了类似的话，而且还说得十分骄傲。

让我们把时间稍微往调一下，调回到万历二十年（1592年）的年末，看看锦衣卫究竟在日本策划了什么大事。

在万历二十年的年末，日军在朝鲜半岛的攻势已经停止，宋应昌和李如松正在辽东蓄势待发，朝鲜国王困守义州，每天哭哭啼啼。

当时还是兵部尚书的石星，仔细地研读了朱均旺带来的许仪后报告，又综合了朝鲜以及明军搜集来的各路情报，惊奇地发现，日军开战前后的动向，与许仪后的报告惊人地吻合。

石星心想，这是一个重要的人才，他应该可以发挥更大作用。于是他提笔给福建巡抚许孚远写了封信，让他派精干的人前往日本九州，去会一会这位许仪后。许孚远接到石星的请求以后，很快召见了两个名色指挥使，一个叫沈秉懿，一个叫史世用。沈秉懿老不堪用，很快被淘汰，许孚远见史世用这个人器宇轩昂，谈吐不凡，就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他。

万历二十一年六月，史世用把自己化妆成商人，和另外两位同伴张一学、郑士元乘坐海商许豫之船前往日本。他一路飘洋过海，最后在七月四日登陆于九州平户川的内浦港——顺便提一句，三十一年以后，一个叫做郑成功的中日混血，是在这里降生。

史世用登陆之后打听了一下，发现自己下船下早了。内浦和萨摩虽然同属九州，距离还是差的有点远。他再一打听，得知岛津义久和许仪后去名护屋去见秀吉了。他胆子不小，直奔名护屋而去。到了名护屋以后，他与张一学兵分连两路，史世用去找许仪后，张一学、郑士元负责去把名护屋的地理形势偷偷画下来。

名护屋是日军的侵朝大本营，军队补给俱从这里发出。有朝一日万一明军打过来，这些情报便有了用武之地。

专业的情报人员，素质就是不一样。史世用没费多大力气，就联络上了许仪后。许仪后对史世用的到来喜出望外，他万万没想到大明居然会派人来主动联络，这对于一个寂寞的海外赤子来说，该是多么大的安慰。

不过许仪后没有被喜悦冲昏了头。名护屋是秀吉的地盘，耳目众多，他让史世用先返回内浦，稍微联络。

八月十三日，秀吉跟岛津义久谈完了事，让他返回萨摩。许仪后找了个机会开小差，溜到了内浦，并于八月二十七日见到了史世用、张一学、郑士元和许豫。史世用向他提出来，听说岛津家对秀吉一直不满，能不能见一下。

岛津家当初在岛津义久的带领下，于户次川之战打败丰臣军，种下了祸根。后来秀吉亲自率大军讨伐九州，为了保全岛津家，义久不得不宣布出家归隐，把家督之位让给弟弟岛津义弘，投降秀吉。

在去年六月份的梅北一揆中，岛津义久在秀吉的逼迫下，不得不要求自己的三弟岛津岁久剖腹自尽。所以要说岛津义久对秀吉没有怨恨，是不可能的。

许仪后说，要见藩主不易，不如先亲近他身边的重臣。内浦港恰好属于岛津家重臣伊集院忠栋的领地，应该先去拜会一下他。

九月初三，许仪后带着许豫、史世用前往伊集院忠栋的府邸，名义上是作为客商拜访，由许仪后做翻译。伊集院忠栋老奸巨猾，一见许豫就眯着眼睛说：“我看你不像是商人嘛。”许仪后赶紧说：“也算是大明的一位武士吧。”两边都试探着说了几句客套话，没谈出什么实质内容。伊集院忠栋倒没细究，还送了一副铠甲给许豫。

没想到这次会面，不知为何被泄露出去了。到了九月十九日，有个叫玄龙的和尚跑来找许豫，说“你是不是大明福建官府派来侦查情报的呀？”许豫也是个有胆识的人，也不否认：“没错！你们侵略高丽，胡作非为。我们万历皇帝不愿意杀戮太重，派了沈惟敬来讲和。许军门派我过来调查你们的虚实，看你们有没有诚意。”这一番话半真半假，玄龙和尚也怕自己担上破坏和谈的罪名，只得悻悻离开。

在此之后，史世用感觉到有些危险，放弃了面见藩主的想法，一心一意搜集各类情报。就是在这期间，史世用通过许仪后的引荐，认识了传说中的郭国安，获取了大量情报。

时间推移到十月份。当时岛津义弘驻扎在巨济岛，瘟疫流行，义久派了许仪后前往高丽去当医生。许仪后走了以后，史世用觉得自己的任务完成的差不多了，也乘船离开归国。可惜他运气不好，中途碰到了台风，不得不返回九州。

很快岛津义久和伊集院忠栋派人来调查许豫，许豫坦坦荡荡地把自己对玄龙和尚说的话重复了一遍。岛津义久点点头，没有扭送他去见秀吉，反而拿出一封信和一些礼物，请他转交给许孚远，算是官方答复。

这封信里没提及任何战事，只是说无论两国关系如何，贸易还是要开展云云。这是岛津义久留下的一点心眼，希望万一日军在朝鲜不利，也不至于波及岛津家的生意。

许豫得了岛津义久的批准，在万历二十三年一月二十四日离开日本，史世用也在他出发前后不久乘坐另外一条船离开。他们前往日本的任务，算是顺利完成。

许豫于同年三月一日顺利返回福建，回来以后，他问许孚远，说史世用回来没有？许孚远一楞，我还正要问你呢。

这时候他们才发现，同样是今年一月份出海的史世用，居然到现在都没动静，到底跑到哪里去了？

答案是，他还在九州……

史世用出海以后，满心以为可以尽快返回福建，上报情报。可他万万没想到，船还没走多远，居然又遭遇了强台风，真是太倒霉了。在大自然的暴虐天灾之下，船队全都沉没，张一学在海难中丧生，只剩下他跟郑士元两个人幸免于难，被海浪推送回了九州。

两个人身无分文，语言又不通。此时许仪后和郭国安都已经离开日本，许豫也不在了。举目无亲的两位间谍，在日本渡过了无比凄惨的七个月。

到了这一年的八月底，两位琉球的使者到日本拜访秀吉，顺便侦查情报。他们走到萨摩的时候，忽然被两个乞丐拦住。这两个乞丐穿着破烂不堪，口称是大明指挥史世用与承差郑士元，希望能得到帮助返回福建。

比起日本，琉球毕竟还是亲近大明。使者当即把两人藏匿起来，带上船返回琉球。琉球这事也干过好几次了，当初另外一份堪比许仪后报告的陈申报告，就是从琉球发出去的，不差这一次。

琉球人对史世用颇为照顾，特意派遣了朝贡船给他送回国。史世用长舒了一口气，心想这回总算他娘的可以回家了。

然后，然后他又遭遇了风暴……

朝贡船快接近福州的时候，遭遇了风暴，把船只一口气吹到了泉州泉州府平湖山附近海域，吹的是人仰马翻，几乎全船罹难。史世用福大命大，硬生生熬过了这一劫，被大明官府救援下来。

这时候已经是万历二十二年的年底了。

九死一生的史世用回到国内以后，振作精神，把搜集来的日本情报汇篡成《倭情备览》一书。这本书是大明第一次主动派员前往日本搜集的专业书籍，里面论及日本情势，相当精辟，还附带了许多重要的原始文件，比起许仪后报告更加专业——估计郭国安对此书，贡献匪浅。

此书甫一刊行，即被视为对日研究第一手资料，无论是大明御史还是朝鲜国王，对此都赞叹不已。言官上书要引用，兵部决策要参考，甚至杨镐给秀吉写信预言日本国内形势，都是拿着这本书现学现卖。

而史世用本人，也因为“日本研究专家”这个头衔，在丁酉再乱期间被调来朝鲜。他先被分配到邢玠旗下，然后调去了董一元处，董一元大概觉得这人用处不大，就让他陪着茅国器在前线作战。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就在史世用跟风浪搏斗的时候，许仪后在朝鲜也没闲着。

当时中日正在和谈，盛传秀吉求贡和谈。许仪后虽然对小西行长和沈惟敬的骗局不了解，但他了解秀吉，知道秀吉绝不可能放弃战争。他在巨济岛送了一封密信给宋应昌，里面直截了当地说：“关白虽求贡，其实欲明年窥狭大明”一句就道破了实情。

宋应昌接到许仪后的密信以后，很是赞叹，称赞他“具仰妙算”，恰好这时候徐一贯、谢用梓使团和沈惟敬打算前往名护屋，宋应昌特意安排使团里一个姓郑的官员，让他到日本后设法联系到许仪后。

可惜这个使团出使很不成功，没几天就灰溜溜地回来了，那位姓郑的官员没时间去找。

没时间去找，不要紧，我会主动说。

万历二十二年十月，一个叫做吴景禧的朝鲜人找到全罗道防御使李时言，向他汇报了一件事。吴景禧自称是万历二十一年被俘去日本的奴隶，他在萨摩碰到一个中国人，叫许仪后。在他的安排下吴景禧被送回朝鲜。吴景禧说许仪后让我给大明带一句话：“众贼候天使信来，当于八月中尽欲回还等因。”

那么万历二十一年八月到底发生了什么？

秀吉老年得子秀赖，欣喜若狂，下达了撤军的命令，日军主力开始从朝鲜按部就班地渡海回国。大明朝廷认为这是日本让步的迹象，允许日本派去中国的使节内藤如安从汉城向辽东挪动。小西行长与沈惟敬的骗局，刚刚进展得如火如荼。

由此可见，许仪后的洞察力十分惊人，他敏锐地预见到秀吉得子与日军撤退之间的必然联系，特意安排了朝鲜俘虏回国，希望大明能够提前对日军这一动向有所准备。

虽然他传递的这份情报送到大明时，已经过时了，但许仪后这无时无刻不强烈跃动着的爱国之心，实在值得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赞叹。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一个小细节。许仪后抵达朝鲜之后，能够把密信送到宋应昌手里；回到日本以后，他居然还有能力把吴景禧弄回朝鲜，制造机会让他逃回李朝。如果没有军中的有力人物帮忙，光靠他一个御用医生，是很难做到的。

虽然没有任何史料提及，但我猜这位军中有力人物，就是郭国安。只有这两个人通力合作，才能如此顺畅地把情报乃至活人送进送出。

郭国安这个人，一再进入我们的视线，可每一次都显得模糊不清。他总是站在许仪后、史世用等人背后，默不做声，必须要用大量资料去旁证，才能勉强觉察到他泛起的余光。我们不知道他的出身经历，不知道他的相貌性格，不知道他的日文名，不知道他在岛津家军队中的地位——他无时无刻都藏身阴影，若隐若现。我们知道的，只是他仍旧热爱着自己的祖国，仍旧渴望让祖国知道他的存在，所以才会在释放朝鲜女俘的时候，在信中留下自己的姓名。

现在，他终于慢慢从帷幕后来走出来了。

整个大明听过这个姓名的人极少，不会超过两位数，而能记住这个姓名并了解其所代表之意义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归隐田间的朱均旺，一个是锦衣卫的著名特工史世用。郭国安事先并不知道对面的明军都有什么人，他只是顺手写下姓名，希望能被故国之人记住一二，并未抱有希望让明军认出他是谁。

郭国安万万没想到的是，那个逃亡的朝鲜女人，怎么会如此凑巧地把自己的姓名，交到了整个大明唯二能够认出他的人手里，而那个人恰好又是明军的前锋，恰好前来进攻他所在的日军营寨。这得要多么巧合才行！

《武备志朝鲜考》在写到这一段时，形容史世用听到郭国安名字时的反应用了两个字：“跃然”。他乡遇故知的喜悦心情，溢于言表。史世用和郭国安这两条线，在经历了四年的分别之后，居然以这种小概率事件的方式交汇在一起。这不得不让我们感叹，命运可真是一个奇妙的东西。

第二十一章 泗川的必然与偶然

听史世用讲完他去日本见许仪后和郭国安的故事以后，茅国器很是吃了一惊。他就问了一个问题：“能帮忙不？”

“能！他在日本就有报效祖国的心志，这次可以作为咱们的内应。”史世用很有把握地说。（郭国安，华人也，往与共在日本，誓自效于本朝，今在兹，可以间矣）

“那你赶紧去吧。”

茅国器没说完，史世用蹦蹦达达地就走了。

史书里没有提及这两个人是如何接上头的，，只是简单地说了句“乃谋调之”。然后两位秘密战线上的老朋友终于接上了头。

郭国安一点没客气，把日军的兵力部署详细地告诉了史世用。史世用这才知道，整条南江防线的最高指挥官，是岛津家大将寺山久兼。

“你能配合明军内应外合，把望津峰搞乱不？”史世用问。只要望津峰一乱，就赢定了。

“能。”

史世用又问：“望津峰是防线核心，守营大将必然是岛津心腹之人，你有把握骗过他吗？”

“我就是守营大将。”

“…………”

史世用知道郭国安在岛津军中很吃得开，但他实在没想到，郭国安的地位居然混得如此之高。

那这望津峰离间之计，岂不是让郭国安自己祸害自己？他回去以后，岛津义弘能饶得了他吗？

郭国安的回答一点都不含糊：“你们甭管了，赶紧来打就是。只要你们一渡江，我就把营里的粮食烧了，到时候军心动摇，可以不战自胜。”

董一元、茅国器听了，泪流满面。从古到今，给别人做内应做的这么贴心的，只此一家，别无分号！

至于丢了望津峰以后，他这位主帅会不会被责罚，郭国安似乎没想过这个问题。或者说他有足够的把握让岛津义弘不会惩罚他。

九月十九日，明军中路军蓝芳威部开始渡江。寺山久兼看到明军开始，也纠集人马，打算半渡击之。可是当明军渡河渡到一半，在江边围观的明军将领们都欢呼起来。

只看到日军望津峰营寨上空，慢慢飘起来几缕青烟，然后烟气变大，逐渐变成了几条黑烟柱，熊熊的火势肉眼可见。寺山久兼跟他麾下的萨摩兵完全没预料到这种意外状况，阵容开始骚动起来。

明军抓紧时间，一举渡过南江。等他们冲到营寨前，日军已经不战自溃，朝着晋州跑去。蓝芳威尾随敌人追击，斩杀五十余级，连破两座大寨，烧毁营房二千多间。

董一元一见郭国安果然言而有信，大喜过望，挥军猛进，刚刚渡江的数万明军毫不停歇地直扑晋州城下。

晋州城里的日军都慌了神了。南江如此轻易被突破，让他们毫无心理准备，陷入无法防御的窘迫境地。

怎么会无法防御呢？晋州城难道没有城墙？

有，或者说，曾经有。

不要忘了，在数年前那场大屠杀中，晋州的城墙曾经被日军火烧脆，被大雨生生泡塌了一段。这一段一直没有被修复。对于攻击方来说，这段城墙是最好的突破口。对守军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守军了。

晋州守军见明军来势汹汹，干脆的很，一点抵挡不做，直接弃城而逃。明军顺势收回晋州。

晋州拿下来以后，董一元立刻派遣两支别动队前往东方的永春和西方的昆阳，与此同时，董一元带着主力部队从晋州一路南下，长驱直入，气势汹汹地近逼泗川，让岛津腾不出手来救援。

好消息一个接一个地传来。二十日当晚，永春被明军打破；二十二日凌晨，距离稍微远一点的昆阳也被焚毁。这两处的守军惊慌地朝着泗川城里跑去。明军的外围侧翼威胁，被一扫而光。至此岛津苦心经营的外围防御体系，被明军践踏得不成样子。这一战，首功绝对要推郭国安。

《征韩录》里说岛津义弘是为了诱敌深入，这才故意放弃望津、永春和昆阳三寨，这显然是在为尊者讳。因为从其后的战事发展来看，岛津义弘在“诱敌深入”以后没有安排任何后手，只是窝在城里画圈，如果不是运气好捡了一个大漏儿，胜负还真不好说。

董一元扫清了外围势力以后，兵临泗水城下，他观察了一下地形，有点嘬牙花子。

这些小日本儿别的本事没有，修乌龟壳倒真是有一套。

就好像蔚山分为蔚山旧城和岛山倭城一样。泗川也有两个城，一个是朝鲜旧城，还有一座是岛津新修的倭城，地点设在旧城附近的法叱岛上。

法叱岛名字叫岛，其实是个伸入南部海域的半岛，三面环海，一面陆地，有港口可以保持在海上的运输线路。这里的城防不仅有传统的石墙木栅，而且还利用海水挖了一条护城的壕沟，彻底把倭城变成一座岛城。

在泗川城左右，除了永春、昆阳，还有在金海、固城等地驻守着立花宗茂的军团。

在这种密集防守面前，董一元暂时不想强攻，那样损失太大。

就像麻贵围住岛山城以后，暂时不攻，先转头看中路的动静一样；董一元也决定按兵不动，转头往西边看去，打算看看刘綎进攻顺天的进展，再做决定。

于是，明军把泗川倭城团团围住，却没急着攻城。

明军不动，岛津义弘也乐得不动。他知道明军的战斗力，没有跟明军正面交手的打算——他实在不想把岛津家的最后的家底在朝鲜挥霍一空。这时候德永寿昌作为特使已经抵达泗川，向他通报秀吉去世的消息，岛津义弘更不打算打了。

双方就这样陷入了对峙，一对峙就是六天。

在这期间，最着急的不是岛津，而是赶来助阵的郑起龙。

郑起龙算是朝鲜军中比较优秀的将领，他一直保持着一项国内纪录——他是唯一一名指挥明军作战的朝鲜将领。当初李宁战死沙平驿的时候，郑起龙正在附近，他收拢了败退下来的明军，带着他们摆脱日军威胁，逃出生天。后来万历皇帝听说以后，颇为赞赏，下了一道旨意，允许他保留着这一部分明军在麾下，是前所未有的殊荣。

郑起龙一看明军不动了，很着急，生怕这一次进攻又无疾而终，屡次请战。他是受到万历皇帝夸奖的，董一元不好驳他，有得说敌人固守，我军进攻徒增伤亡，如果敌人有出城的动静，我派将军当先锋。郑起龙听了董一元的允诺，天天在泗川城外溜达，寻找战机。

到了九月二十七日，郑起龙一直等待的机会出现了。

当时岛津家在泗川旧城里，也派驻了川上忠实、相良丰赖两员将领，加上三百士兵，他们的任务是守住旧城以及旧城附近的东阳仓。当明军云集之后，岛津义弘怕他们又什么闪失，叫他们把东阳仓里的粮食收拾一下，运入泗川倭城。

川上忠实、相良赖丰接到命令，连忙收拾部队，点齐兵马，准备出城。

他们的动静被郑起龙看见了，立刻飞报董一元：“董总兵，敌人要出城啦，咱们快去打啊！”董一元一看，不好反悔，便从诸营里抽调了两千步兵、一千骑兵，让郑起龙带着先去，然后自己又亲自率领四千精锐随后赶到。

这八千多人（还要算上郑起龙所部）黑压压地朝着泗川旧城压过去，杀到城下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

率先发起攻击的，是明军冲在最前头的一员将领，叫李宁。他冲到城下的时候，后继部队还没跟上。

李宁在夜色里模模糊糊看到，好多日本兵抱着稻子在城外跑来跑去。这些日本兵看到李宁，吓得扔下稻子，转身就往城里跑。

李宁又惊又喜，惊的是自己被日军发现了行踪；喜的是日军果然是打算搬家，必然防御会非常薄弱。他心想索性趁夜色敌人不知虚实，杀进去，一份先登之功稳稳到手。

计议已定，李宁遂带着几名亲随杀入城中。

等到他一进城，才发现自己算错了。城里日军听到示警，纷纷放下辎重，拔刀准备战斗。李宁再想往外跑，后路已经被截断。结果李宁寡不敌众，被乱刀砍死，英勇牺牲。

这里多说一句。壬辰战争里有很多疑问，“李宁的身份之谜”也是其中一个。史料上记载的李宁，一共有两个，一个是辽东军副总兵李宁，还有一个是大同参将李宁。前者战死居昌，后者参加了西路军的围攻，一直活到战后。

而此时出现在中路军的第三位李宁，也是大同人，职衔也是参将，唯一的区别只是他战死在泗川。这第三人的事迹，只在《两朝平攘录》里有简短记载，其他史书均未提及。不知道是真的在朝鲜战场上同时出现过三个李宁，还是出于某种误记。

李宁一死，不仅挫动了先锋锐气，而且惊动了准备撤退的日军。川上、相良两将一看，明军居然先拿泗川旧城开刀，当即也不敢跑了，就地准备守城。

可是这泗川旧城，已经不是那么好守的了。要知道，日军本来是打算偷偷撤退的，粮草辎重都已经搬出一大半在城边，大片大片地摆在东阳仓和泗川城之间。明军这一来，让撤退变夹生了，跑也不是，守也不是。

到了凌晨时分，董一元大军赶到。川上、相良一看敌人的阵势，面色都一片苍白。这时候一员锦袍金铠的小将站出来，说我愿意带人去把明军阻挡一阵，两位将军快撤。

他带齐人马，跨马出城，对着明军的阵势大叫大嚷。嚷到一半，忽然不喊了。

原来明军中军里有一位名叫方时新的副将，看这个日本将实在太聒噪，一箭射去，登时射中咽喉，翻身落马，气绝身亡。

这一下子，明军的士气都旺盛起来。董一元一看军心可用，立刻命令开始突击。游击卢得功率领骑兵冲在最前头，把许多来不及准备的日军踏翻在地，泗川城下立刻大乱。城头的日军急忙举枪反击，乱射一通，卢得功因为冲得太前，被冷枪打中，当即阵亡。

但此时明军的优势已经不可动摇，茅国器已经带着浙兵步兵扑上了城墙。川上、相良所部哪里是他们的对手，几下反复，城墙即告失守。其余明军一涌而入，守城战变成了巷道战。巷道战又变成了击溃战。

泗川旧城的日军在明军的逼迫之下兵败如山倒，这些勇猛的萨摩兵彻底丧失了战意，纷纷扔下辎重，朝着他们唯一的希望——泗川倭城跑去。明军自然毫不客气地从后面掩杀追击，杀得倭寇哭爹喊娘，一直追到倭城下才被铁炮射回来。

在乱战中，日军一员叫做伽麻可末余九业的大将被斩杀。这个名字出自于朝方史料，已经很难还原成日文名字，从读音分析，应该是川上家的某一个族人。

他算是最倒霉的了，可两位主帅也好不到哪里去。

相良丰赖身负重伤，几乎死在半路；川上忠实更惨，他爬进城里的时候，已经不省人事，事后一清点，居然身中三十六箭，快成刺猬了。

明军驱散了日本人，占领了泗川旧城，取得了一场胜利。不过董一元知道这场胜利无足轻重，因为明军是进攻方，对他们来说泗川旧城是鸡肋，守之无用，弃之可惜。他真正的目标，始终只有泗川倭城一个。

董一元不想在这个地方呆太久，他下令把旧城和东阳仓里的所有粮草都付之一炬，然后收兵回营。东阳仓里是岛津家多年积蓄下来的粮草，连续燃烧了两天两夜，烟雾才徐徐散去。岛津义弘在城头看过去，心疼的不得了——可就算是难受到了这份儿上，他还是不肯出城与明军作战。

关于这一场战斗，有一件相当奇怪的事情。明军的作战记录，是说斩敌一百三十余级，而日方的记录则是损失一百五十人，数字差别不大。

可是，明军的参战部队总数，是七千人，算上朝鲜人，八千出头。以八千人追击三百人，居然只干掉了一半，明军的战斗力，是不是太弱了？

可再仔细一想，泗川旧城关系到东阳仓数万石粮草，岛津义弘坐拥万余大军，却只派了三百人去守卫粮仓重地，未免太过儿戏了。

三百守军这个数字，出自于《征韩录》，同样是这本书，还提及到了另外一个数字，即寺山兼久在望津峰南江防线的兵力，总数是两百人。

要知道，明、朝史料里都提及，日军在看到明军渡江时的第一个反应，不是撤退，是堵截。寺山兼久不是军神，他如果麾下只有两百人的话，怎么可能会试图对抗明军近四万人的渡江？

再回想一下《征韩录》里对岛津放弃望津、昆阳、永春三营的解释，我们便会释然了。

《征韩录》一直在拼命为岛津义弘在初期的不利找借口，它为了证明岛津义弘不是战败而是诱敌深入，必须要把日军在泗川外围部署的兵力数写的很小——你既然要诱敌深入，当然不会设置重兵在外头。

《征韩录》里的数字，可信度非常之低，为了政治服务可以信口胡言。比如他们会说泗川之战明军总伤亡人数是三万八千七百人，有零有整，都快接近中路明军的总数。

这些伤亡数字都可以胡吹，为了证明岛津义弘的英明，修改一下防守兵力的数字，根本不算什么。于是就有了“望津两百人”、“泗川旧城三百人”这种奇特的数字。

最直接的反驳证据，是明军在突破南江的时候，焚烧了日军营盘里的倭房两千余间。如果日军守兵只有两百的话，平均一个人要住十间房，实在荒谬。

也许有人要说，日军是故意设置很多空营，来迷惑明军也说不定。

这是有可能的，历史上也有类似的战例。可是不要忘记，岛津义弘如果要搞诱敌深入，应该是让明军感觉日军越弱小越好，而不是虚张声势。设置出这么多空倭房来，根本毫无必要。

而在泗川旧城下的这场战斗，明方史料《两朝平攘录》亦有与《征韩录》相矛盾的地方，明确记载“数千倭仓皇出战”。

两者谁更可信，想想就能明白。面对区区三百名倭寇，董一元绝不可能置倭城大军于不顾，派八千人去围攻。

而实际情况是，董一元确实动员了八千人赶到泗川旧城，那么原因只有一个：此处的敌人数量很多，必须要有八千人，才能确保胜利。

因此，我认为临津与泗川旧城两处的守军，都在数千人以上，前者大概是一千五到两千人，后者大约两到两千人到两千五百人。

《征韩录》在这里，玩的是一个数字花样，只记录了寺山兼久、川上忠实、相良丰赖三个人的直属兵力——他们三个人的领地石数确实不高，带来朝鲜的兵力大概也就数百人左右。

可惜的是，这时候不是战争初期，而是战争末期，日军处于极度的战略劣势，非常时期已经没有时间再去穷讲究“武将兵力以领地石高为限”的原则。岛津为了加强防守，从其他家臣麾下抽调部队，给他们三个人配备了超出石高数的兵力，这是非常有可能的。附近就有一个例证：立花宗茂的额定兵力是三千人，但在这个时期，他带兵数达到了七千人。

明军八千人对两千五百人进行了短暂的追击战，一共获得一百三十余级的斩获，实际歼灭一百五十人。这一系列数字，比起《征韩录》里给出的数字，更为可信一些。

打赢了这场仗以后，明军全体士气高涨，现在董一元面临着两个选择。

一是对泗川倭城围而不打，先去攻破东翼固城的立花宗茂。

二是立刻展开对泗川倭城的进攻，赶在立花宗茂赴援之前干掉岛津义弘。

茅国器坚决认为应该采取“围城打援”的策略。他对董一元说，倭城坚固，攻打起来旷日持久，万一敌人援军从侧后杀来，就会变成另外一场岛山之战。不如先击破立花军，让岛津义弘彻底陷入绝望，然后一战可下。

董一元捋着胡子摇摇头：“不然不然，兵贵神速，只要我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克泗川，固城之敌必然胆落。”

这不是废话么？我担心的，就是无法迅速攻克泗川呀！茅国器听到这里，有点抓狂。

“攻城这事交给我好了！保证旦夕可下！”

一员将领忽然站出来拍着胸脯说。众人一看，原来是彭信古。他是京营出来的军官，跟诸将平时关系一般，手底下的人也不太规矩。

彭信古说我亲自去城下查探过，敌人城中炊烟很少，可见兵力不多。如果以我为先锋，一日强攻就能打下来——不过得给我一天准备时间。

人总是相信自己愿意听的话。董一元听到彭信古这么说，心里乐开了花，当即拍板，就这么干。茅国器觉得不太靠谱，可是军令如山，他也只得领命而去。

彭信古、茅国器走了以后，郑起龙又来了。

他给董一元带来一份很关键的情报：泗川倭城里，没有水源。

之前岛山倭城里，就是因为没有水源，才被明军困得死去活来。没想到岛津义弘没长记性，仍旧把水井修到了城外，结果明军一围上来，汲道立断。

郑起龙建议，敌人既然缺水，我们不妨围三阙一，让他们有机会逃出去，再于半路围歼。董一元大手一摆：“不用这么麻烦了，明天攻城，一日可下。”

这几乎就是岛山之战中吴惟忠向杨镐建议的翻版。

其实这时候岛津义弘在城里，已经是坐困愁城。城中无粮也无水，外头大军云集，正是内外交困之局。有人向他建议，说如今海路还算畅通，不如大人你赶紧坐船离开吧。岛津义弘苦笑一声，说我若是这么逃回去了，岛津家就完蛋了。

此时城中一万多人，都是萨摩精锐，岛津一走，这些人必死无疑。等到他回到日本，也会被严厉申饬，削藩减石不说，岛津家能不能保住，都是个问题——丰臣家的新兴势力领地都在九州，紧挨着岛津家丰腴的土地，正愁没理由扩张呢。

想到这里，岛津义弘就地挖了一个大坑，自己坐在坑里感叹：“这里，就是我的坟墓啊。”

十月一日早晨七点多，吃过早饭的明军开始朝着泗川倭城聚拢而来。

按照董一元的安排，彭信古作为先锋，先发出阵，茅国器、叶邦荣、郑起龙三营步兵策应援护；马呈文、师道立、郝三聘、柴登科四部骑兵在倭城左右驰骋飞射，牵制敌军；蓝芳威、祖承训进攻倭城东北的木门。

明军这边熙熙攘攘地摆开阵势，日军那边却是按兵不动。

不是镇静，而是傻了。

他们准备了滚木巨石、铁炮弓弩，打算打一场惨烈的守城战，可是明军先锋部队根本没靠近，远远站开，不知搞些什么明堂。

岛津义弘觉察到了这种异状，赶紧登上高处，往城下看去，结果他看到了两排黑漆漆的东西。

第一排黑漆漆的东西，是炮口。这炮口比碗口还大，炮身极长，上面有九道铁箍，两侧两个车轮。虎蹲跟它相比，就像是一只狮子狗；铁炮跟它相比，就像是一根牙签。

有日本人认出来了，这是大将军炮。这种炮威力无俦，能射七斤的铅弹，一炮出去能糜烂一大片。当初李如松攻打平壤，就是用这种炮远远轰击，最后把小西行长生生炸出城去。

大将军炮别的都好，只是特别沉重，足有五百多斤，在朝鲜山地移动起来极其缓慢。明军攻打蔚山的时候，这些大炮就没赶上参加，不然加藤清正吃的苦头会更多。

而此时这大将军炮总算赶到战场，一字排开，足有几十门之多，都对准了泗川倭城的城垣。

而第二排黑漆漆的东西，更可怕。

这是一群黑漆漆的人。

不是云贵山民或者草原牧民那种晒黑了皮肤的黑，而是彻头彻尾的黑，黑到只有双眼眼白和牙齿是白的。

这究竟是妖怪，是妖怪，还是妖怪啊？

这些士兵是彭信古的亲随卫队，也是他区别于其他部队最大的特色。当然，对现代人来说，他们的身份毫不出奇。

这些是来自非洲的黑人，他们被葡萄牙人当成奴隶贩卖到东亚，又被大明买下来。

大明对黑奴的评价很高，认为这些人擅长搏击、力大无穷，对主人非常忠心，是天生的保镖材料，很多海商都会带着两三个，一来炫耀财富，二来看家护院。这些黑人擅长潜水，能带着刀去凿船，因此又被称为“海鬼”。他们的祖先在唐代被称为“昆仑奴”，现在改了个更炫的名字，叫做“异面神兵”

彭信古家里大概很有钱，他不知从什么渠道弄来了一大批黑人，安排在自己麾下，带来朝鲜。就连朝鲜国王听说以后，都特意叫他过去演练一番，好开开眼界。

现在要攻打泗川倭城，彭信古故意把这些黑人拉出来，摆在阵前吓唬日军。

于是在十六世纪的朝鲜战场上，一大堆穿着明军甲胄的非洲黑人与日军直目相对，这番景象实在是很有趣。要知道，这是黑人军团第一次出现在朝鲜战场；第二次大规模黑人士兵出现在朝鲜，还要等到几百年后的美国大兵……

在大将军炮和黑人之后，是一个简易的营栅，营栅里全都是堆积如山的火药与炮弹。这就是彭信古要求有一天准备时间的原因。他欺负日军不敢出城，偷偷摸摸地把火药库直接扎在了炮兵阵地后面，当火炮开始怒吼的时候，炮手们将从这个营栅里就近得到补给，保持火力的持续性。

他不担心靠得这么近会被日军突袭，茅国器、叶邦荣和郑起龙三营把炮兵团团围住，遮护得密不透风。就算日本人铁了心倾巢出动，更好，董大帅的中军铁骑正盼着跟日本人打一场野战呢。

朝方资料说彭信古带来了一千人，明方资料却说是三千。我认为这是着眼点不同的缘故。彭信古带入朝鲜的京军是一千人，炮营两千人。但这个炮营，理论上不归彭信古直辖，而是统属于董一元，只不过在泗川时临时配属在彭麾下。

彭信古看看炮兵都准备好了，一声令下，几十门大将军炮开始怒吼。

火炮齐射的气势震慑了所有人，大团大团的硝烟自阵地升起，几十枚炮弹呼啸着重重砸到泗川倭城的城垣之上，刹那间地动山摇。平壤的噩梦仿佛回来了。

当惊魂未定的日军抬起头来，耳中轰鸣尚未停息时，第二轮射击又开始了。如雨的炮弹噼里啪啦地砸将过来，有的轰在城橹之上，削去一片碎石瓦砾；有的落入城中，砸塌了几间藏身房屋。整个泗川倭城沐浴在一片火海之中，惨呼声连绵不绝。

日军试图还手，很快倭城城头发出了怒吼。

原来日军也有火炮，这种大筒虽然威力不及大将军炮，数量也不多，但毕竟是“炮”而不是“铳”。

两军的炮击从七点多一直持续到了十点，整个倭城彻底被火与硝烟所笼罩。大将军炮没有瞄准器具，准确度欠缺，不过密度和频度弥补了这一缺憾。经过一个半时辰的轰击，看似坚不可摧的倭城被轰得七零八落。史书上说“打破城垛数处。”足以说明炮击的效果。

忽然一声沉重的倒地声传来，明军一阵欢呼。

原来泗川倭城的城堡大门，终于抵受不住明军的猛烈炮击，轰然倒地。

通向倭城内部的通道开启了。

当初在平壤之战里，明军也是这样轰开城门，杀入城中。只要现在杀进去，一次堪比平壤的辉煌胜利，唾手可得。

所有的明军都把目光集中在了城门。

没想到的是，最先动的，不是茅国器或者叶邦荣，而是彭信古。

彭信古的麾下除了黑人以外，其他都是京营官兵。京兵的军纪一向很差，是明代积弊之一，《两朝平攘录》里干脆斥他们是一群无赖。此时看到有大功摆在眼前，这些人按捺不住心中兴奋，抢先离开炮位，向大门冲去。

茅国器和叶邦荣有点吃惊，他们没想到彭信古居然擅自离开阵地，要来抢攻以及抢功。但他们已经阻拦不及，只得约束部众，准备尾随而入，打一场巷战。

就在这时，朝鲜战争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

彭信古的部队冲入泗川倭城的一刹那，阵地上的一门大将军炮突然发生了爆炸。

这门大炮的炸膛，究竟跟彭信古擅离战位有无关系，很难说，也许只是因为持续射击时间太长，不及冷却。但是它突如其来的爆炸，引发了灾难性的后果。

因为这门大炮的后面，是堆积如山的火药与炮弹。

按照常规，火药库与炮兵应保持一定距离。但是彭信古为了方便开炮，把两个地点设置的太近了。

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爆炸，更不要说一尊大将军炮炸膛的威力。

明军的火药库瞬间被引燃，发生了极其剧烈的爆炸。站在远处的人先是看到，一团耀眼的火光在炮兵阵地中爆开，巨大的黑云腾空而起，然后刺耳的轰鸣声才传到耳中。炙热的火焰与冲击波向四周无差别地扩散，附近明军的残肢断臂被高高抛起在半空，再落到滚烫的地面。几乎没有血，因为所有的液体都已经被高温烘干。

硝烟遮天蔽日，整个战场的天空陡然暗了下来，所有人，无论日军还是明军，动作都在这一刻停滞了。

没人能在第一时间反应过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但所有人都看到了，这次剧烈的爆炸，是发生在明军的阵地之中。

无论是前方冲锋的士兵，还是后方的将领，都惊慌失措。他们不知道爆炸的原因，只能下意识地认为己军遭遇到了可怕的攻击，数百名袍泽瞬间被吞没。求生的欲望，驱使他们要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纷纷转身逃去。

明军大乱。

假如是西路军或者东路军遭遇到这种事，刘綎和麻贵会约束部队，至少能保持乱而不溃。

可是中路军却做不到。

西路军以川军为主体，东路军以宣大军为主体，都是一个整体。

中路军的成分非常复杂，大家都来自五湖四海。祖承训是辽东军出身，带的是遵化的兵；马文呈是宣府人，他带的却是四川兵；其他的诸如浙兵、京兵、宣大兵、密云兵、蓟州兵、保定兵、川兵，来源诸多。

这些部队彼此之间缺乏信任，更没有默契。所以董一元当初一接任，就意识到这个问题，觉得无法驾驭，宁可跑回辽东去招募家丁，也不从这些部队中挑选亲随。

现在突然遭遇到了这么一次大爆炸，中路军缺乏主心骨的恶果终于暴露了出来。诸部各行其是，都觉得大难临头，只能顾自己了。

岛津义弘到底是员老将。他在度过了短暂的惊讶之后，立刻意识到这是绝佳的反击机会。龟缩在城堡里的日军纷纷杀了出来，趁着明军军心动摇的时候发起了反攻。岛津义弘的儿子岛津忠恒一马当先，要去痛打落水狗。

关于这次神秘的爆炸，赵庆男的《乱中杂录》里写到：“义弘募兵，持烟硝数斛，潜埋城外，掘旁穴，持火潜兵……俄而火发，军中士卒烧尽”；《朝野佥闻录》载：“义弘伏烟硝数斛，傍置火具……”《朝野会通卷》说“贼伏硝城外而置，火具自出。”

听起来，明军的“被爆炸”似乎是岛津义弘设的计谋。

可是岛津义弘不是神仙，他怎么能预先知道明军会把火药库设在那里？怎么能预测到彭信古将大炮推近城前射击？又怎么能预感明军会因为这次爆炸而彻底惊溃？

更重要的是，日本人如果因这一奇谋而取胜，又怎么会不大吹大擂？

事实上无论是《岛津家记》还是《征韩录》，都对这个最能体现岛津义弘谋略过人的事例略过不提。正相反，他们引用茅国器的话，“予又谓彼军无大炮而彼以大炮击之，且烧药柜，出我不意”。这句话似乎在暗示，明军火药库被引燃，是因为日军炮击的缘故。

而《宣庙中兴志》和《两朝平攘录》里明确提出是“误失火于药柜”、“忽木杠（火炮）破，药发冲天”，是明军自己的失误。

究竟爆发原因为何，已经无法考证。对于当时的明军来说，原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后果。

最先崩溃的，是已经进城的彭信古部。他们一时间还无法接受从大胜到大败的转变，被日军一冲既溃，从城门倒退着逃出来。

茅国器和叶邦荣是两员优秀的将领，他们在爆炸后没有让部队惊溃，还在忠诚地执行着作战任务。当彭信古的部队大溃而退的时候，他们英勇地迎了上去，试图保护友军。

这个动作让彭信古得以逃出生天，却让茅、叶两部陷入日军的重重围。

在城外负责外围牵制的郝三聘、马文呈和师道立三部骑兵，刚才被爆炸声惊扰得十分不安，这时看到彭部明军惊慌退回，茅、叶被围在垓下，他们不是抢前助战，反而转身就逃。

数千匹战马跑起来，声势相当惊人。看在其他明军眼中，就像是全线崩溃一样。整个中路军的阵势一下子就完全乱掉了。

这时候唯一还保持镇定的，是董一元和他的辽东家丁们。他退到一处相对较高的地势，把刘时新、柴登科等还未溃逃的部队收拢过来，编列成军。

董一元注意到，日军其实这时候也特别混乱。岛津忠恒冲的太快，身边士兵不多，更多的日军被堵在了泗川城前，与茅、叶两部拼命死战。他带着骑兵越过岛津忠恒，绕入城下，先把茅、叶两部救了出来，然后转身杀向岛津忠恒身后。

岛津忠恒吓出了一身冷汗，急忙朝旁边退去。好在董一元无心恋战，直接向北方遁去。

此时三万多明军已经跑了一个漫山遍野，人人都争先恐后地朝着晋州奔去。那一声彭信古营中的爆炸声，成了明军的催命符，跑到这会儿，他们已经不是因为战败或者恐惧而跑，而是别人也在跑，自己不得不跑。

这时候，骆驼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落了下来。

固城的援军立花宗茂已经赶到了战场，这一支生力军正好冲到明军的右翼。立花比岛津还狠，立刻撒开了手下开始屠杀。日本人像发了狂的野兽，挥舞着枪矛扑了过去。

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追歼战。明军已经完全没有了抵抗的意志，从一支成建制的军队沦为一个个惊慌失措的孱弱个体，任由日军像杀鸡一样肆意杀害，割去首级与耳朵。从泗川到晋州之间的广阔地点，变成了明军的地狱，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茅国器一路退到望津峰以后，清点了一下兵力，发现自己伤亡了六七百人，同僚徐世卿遇难。而彭信古更惨，只余五六十人——那只黑人军团，也在爆炸和溃逃中十不存一。这还是在有组织撤退的情况下，那些一路跑成散沙的部队，还不知伤亡有多少。

茅国器看着望津峰，心里又是沮丧，又是惭愧。沮丧的是数万明军，居然是这么溃败了；惭愧的是，实在是枉费了郭国安一番苦心。

要说浙军，不愧是朝鲜战争第一靠谱的部队。茅国器对部下说，泗川咱们是败了，可望津峰是一处天险，还不容易才拿下来的，如果这里丢了，下次再打过来就难了。败退到此为止，无论如何，这里得守住！

茅国器就地扎营，收拢散落的明军，准备打一场防守战。赶过来会师的有祖承训、蓝芳威、郑起龙，这些人的部队都是相对比较完整的。

这时候董一元也跑过来了。茅国器把话重复了一遍，希望董帅同意，可没想到被拒绝了。董一元认为这里孤悬敌后，背靠南江，如果泗川和固城从两个方向进攻，就是背水一战的死地。

茅国器问那咱们怎么办？董一元说：“回星州。”

回到星州，就意味着中路军这几天的辛苦完全付之东流。存在临津峰的一万两千多石粮草，要全部丢弃。

但董一元执意要回，谁也劝阻不了。

于是明军在望津峰稍事停留，渡过南江，往北撤去。他们携带的辎重、粮草都丢弃一空，马匹也都死去不少，万分艰苦地在群山之间跋涉。许多士兵又冻又饿，惨号声和哭泣声不绝于途，还有人走着走着，一头倒毙在路边，连收尸的都没一个。

居昌本来有八千石粮草，也因为不及运走而全扔了。

到了三嘉以后，董一元唯恐日军尾随追击，留下了祖承训、茅国器、杨绍祖、蓝芳威、彭信古、秦得贵六将防守，其他人继续往北撤。

一直撤到陕川，明军这才能得以停下来喘口气。董一元正想休整一下，死里逃生的彭信古告诉他：“殿后的郑起龙全军覆没啦！”董一元大惊，连忙拔营而走，一路撤到星州方停。就在这一路逃亡之中，方时新染病身亡。

再一问，彭信古根本就是胡说，日军根本没有越过南江追击。

日军没有追击的原因有二：一是粮秣不足，不敢轻进；二是没时间，他们要忙着庆功。

对于泗川与固城的日军来说，这一天是盛大的节日。人人都砍到了明军首级，人人都立了大功，每一个人都笑逐颜开。从濒临全灭到大获全胜，这样的惊喜实在令人兴奋。

岛津义弘事后清点战果，把所有割下来的明人鼻子装了十个大樽，特意运到名护屋去。至于割下来的首级，在清点完以后统统埋入一个大坑，填埋成土包，当作京观来炫耀武功。

这个首级塚的具体位置，一直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被考古学者确认。韩国在此设立了朝明联军战殁慰灵碑，来祭奠这些不幸战死的战士们。

泗川之战，是明军败得最惨的一场战役，也是最让人惋惜的一战。

明军凭借着数倍于敌的优势兵力，以犁庭扫闾之势开局，在距离胜利最近的时候，居然因为一次意外的爆炸而中道崩溃，演成大败，这实在让人扼腕。

董一元和彭信古虽然是战败的两个罪人，可是他们的决策，不能说是完全错误的。

毕竟如果没有那门大炮的意外炸膛，明军便能顺利攻入城内。他们的计划很好，只是运气太差。

这种说法，是在暗示，明军的胜负完全取决于一门大炮。这么说，是否公平？

也不尽然。

泗川之战确实是因为一个偶然性的意外而转折，但这偶然之中，又蕴藏着必然。

如果董一元肯听茅国器的建议，先攻固城，局面或许会大不相同。

如果郑起龙的建议被采纳，围三阙一，说不定岛津会选择出逃，而不是困守。

如果彭信古的部队严守纪律，不抢攻入城，而是留在阵位上照顾大炮，说不定那门炮便不会炸膛。即便炸膛，也不一定会引燃火药库。

如果郝三聘、马文呈与师道全三部骑兵在事发后没有逃走，而是前进支援，说不定日军的反攻会被扼杀在萌芽中。

如果明军诸部都像祖承训、茅国器等人治军有方，虽惊不乱，一营一营徐徐后退，日军便不会有这么多机会展开屠杀。

这一连串“如果”说明，中路军在进攻之前，已经存在着严重的纪律问题。诸部各行其事，打顺风战就一窝蜂地冲，战况不利就一哄而散，缺少整体的协调性。

日军面对的，实际上不是三万五千人的大军，而是一大堆支离破碎的小部队。这样一支军队，面对少数敌人会发生溃败，其实一点都不意外。

泗川大捷的消息传到日本，五位托孤大老都大为欣喜。他们正在发愁怎么撤军，岛津的这场胜利，为最后的撤离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等于帮了他们的大忙。

德川家康、前田利家两位实际掌权者给了岛津家丰厚的赏赐：岛津义弘受赐长光刀，以及四万石的封地；岛津诚恒受赐正宗刀，封近卫少将，出水地区为封邑。

至于明军这边。董一元撤退的时候，忽然想起来在日军里还有一个大号内应郭国安，遂派史世用再度前往日军营寨，看是否能走郭国安的路子，跟岛津议和。

史世用到了岛津营内，见到了岛津义弘。岛津义弘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没有理睬他的和谈请求，反而说：“你们等着吧。我先破星州，再取汉城，咱们到时候在辽东再相见吧。”

史世用回来告诉董一元，董大帅居然信了……

他连滚带爬地找到邢玠，说大事不妙大事不妙。邢玠一听，鼻子差点气歪了。

你董一元这什么智商？敌人这明摆着就是胡吹大气，你居然也信？你信也就罢了，还敢吃了熊心豹子胆，想擅自和谈？你他妈知道那些援朝大员里有多少人就栽在了“和谈”二字了吗？你害你自己不够，还要害我呀！丁应泰就在旁边支楞着耳朵呢你知道不！

邢玠大骂了一顿董一元，然后对史世用说：“你去告诉岛津义弘，我这就整顿军队，再来相斗！”

邢玠到底是明白人，他知道日军的痛脚在哪里。岛津在泗川是侥幸胜了，但战略劣势却丝毫没得到改善。如果明军再来一次，他真不知道能否撑过去。

果然如邢玠所意料的，史世用三进岛津营，把邢军门的话复述了一遍，岛津义弘沉默不语，本来咧开的大嘴又合上了。

稳住了日本人，邢玠开始下狠手处理。这次他不打算隐瞒了——事实上也瞒不住——直接把情况告诉徐观澜，汇报给朝廷。

朝廷的处理意见很快就下来了：郝三聘、马呈文两个率先逃走的将领被枭首示众，师道立革职；彭信古念在有破门之功，死罪免去，活罪难逃，充在军中，戴罪立功；董一元革官御，降府职三级。

茅国器后来总结泗川战败的原因，一共有五点：一是进兵太晚，让岛津从容把倭城修完；二是明军不攻固城而先攻泗川；三是陈璘水师没有及时跟进，封锁海路；四是明军没料到日军也有火炮，而且受到了火药库爆炸的影响，完全被打糊涂了；五是岛津反击及时，奋战勇猛。

泗川之战中，明军的伤亡数字一直存在争议。有说损失三万的，有说损失过半的，这些说法都太过离谱。

还是老办法，我们可以详细分析一下明军伤亡一般都出现在哪个阶段。

伤亡最大的部队，是彭信古的三千人。这支部队只剩下七八十人，基本上等于是全军覆没。

茅国器的部队总数为三千，伤亡大约是在七百人，伤亡近四分之一；叶邦荣所部伤亡率也差不多，一千五百人，估计战死者也有三、四百人.

也就是说，最靠近泗川城的三支部队，阵亡人数在四千出头。

中路军的其他部队里，郝三聘、马文呈、师道立早早地就跑了，又是骑兵，基本没受多大损失。祖承训、蓝芳威因为不在主战场，撤退也很及时，伤亡也不大。其他如柴登科、杨绍祖、秦得贵等人，多为骑兵，跑起来也不是日军能追及的。

值得注意的是，明军在泗川之战前后死亡的将领包括李宁、卢得功、方时新、徐世卿等。这里除了徐世卿阵亡于大溃败以外，要么病死，要么在早期战死。中路军的指挥层在大溃败中并未蒙受巨大损失，他们还维持着最低限度的组织度。

也就是说，在那一场溃败中，明军不是完全地跑成一片散沙，而是以这些参将、游击为一个个小核心，拼命向北运动。伤亡情况，基本上都出现在这些小核心外围以及后面的离散明军。这些人跑得漫山遍野，看着很多，实际上数量并不大。

彭部全军覆没，姑且不论；茅、叶以步兵深陷敌阵，伤亡率为25%，那么位于阵后的其他骑兵部队伤亡肯定不会超过这个比例，最多也就10%的伤亡率。三万明军，百分之十就是三千人。

三千人加四千是七千人，这个数字与《宣祖实录》记录的明军伤亡数字基本吻合；另外《再造藩邦志》里说步兵阵亡者三千，骑兵也多有伤亡，步骑比例也差几近之。

七千人，足足七千名明军士兵倒在了泗川到晋州之间的土地上，倒在了距离胜利最近的时刻，这足可以称为援朝战争第一惨败了。

十月初六，泗川惨败的消息传到了正在围攻蔚山的东路军中。麻贵一听，大为震骇。中路的溃败，意味着泗川、固城日军可以肆无忌惮地向蔚山增援，士气此消彼长，这一仗变得不好打了。

麻贵留下四员将领在蔚山附近的毛火村监视加藤清正，然后带领大军移屯到庆州，而他的行营则移到了更北边的永川。蔚山之围，不战自解。

麻贵不甘心就这么退回去，也不敢冒险继续作战。于是他打算停在永川观望一下形势，看看中路军失败以后，西路军的进展到底怎样。

那么，刘綎的西路军在这期间，到底干了什么呢？

第二十二章 倭桥胜败

刘綎的西路军其实是三路军中出动最早的，他们的集结地点是公州，然后在九月十一日誓师南下。随行明军有两万之众，还配发了朝鲜最能打的陆军将领——都元帅权僳。

当初分配朝鲜军的时候，明军三路主帅都希望有权僳助阵，吵得不可开交。最后还是朝鲜国王站出来发话，把权僳分配给了刘綎。

三路主帅里，朝鲜国王李昖跟麻贵关系一般，压根不认识董一元是谁，但是对刘綎印象最好。刘綎第一次来朝鲜，虽说没打什么大仗，但一直表现得很积极，明里暗里嘲讽李如松怯战，把朝鲜人哄的很开心。所以这次发生争执，鲜国王李昖拉了一回偏架，偏袒了刘綎一把。

大军誓师出征以后，刘綎把部队分成三路：西路军让吴广带着五千六百人，与权僳从乐安南下；王之翰、司懋官、李宁带着八千人走求礼、光阳；刘綎亲自带着李芳春等近万人，直奔顺天而去。

这个架势很有气魄，咄咄逼人，要从三个方向把顺天日军一口吞下。

可明军的行军速度，却跟这个进军态势完全不搭配。刘綎一路上走走停停，走走停停，走的比蜗牛都慢，一副完全不着急的模样。

刘綎倒不是不着急，他只是在等待。

和加藤清正、岛津义弘一样，小西行长也舍弃了朝鲜旧城，盘踞在新建的倭城里。这座倭城修在了顺天附近一处临海险峻之处，地形比法叱岛还要险要。小西行长修建的石制倭城地基很窄，但是特别高大，被远近的朝鲜人称为倭台。而朝鲜古语里“桥”与“台”发音类似，结果以讹传讹，成为倭桥城。

听到明军来袭的消息，小西行长立刻收缩防线，把第二军团一万三千人的主力全撤到倭城里。与此同时，他还派人偷偷向岛津义弘发出求援，让泗川日军尽快调来一部增援。

这个情报被刘綎侦知到了，他觉得很不踏实。

西路军是三路军中最弱的一环，如果要面对两路日军，肯定吃亏。再说了，西路军主力是川军，那都是刘綎自己攒下来的家底，跟中路军董一元那数万死了也不心疼的混合部队不一样。出于这种心理，刘綎觉得自己太吃亏，给董一元写信，让他快点在中路施加压力，等泗川日军退回以后，他再打顺天不迟到。

也就是说，麻贵在东路望着中路进展；董一元在中路望着西路进展；刘綎在西路，还等着中路有突破，三路明军陷入了一个死循环……

恰好这时候小西行长主动给刘綎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议和的愿望。

刘綎一听，乐了。在明军将领印象里，小西行长是个庸将，动辄就想跟人和谈，缺乏加藤清正一样的勇气。刘綎盘算的是，如果能借和谈的机会把他诓出来，一战擒下，岂不是省了许多麻烦？

两位使者去了倭城，带回了一份极其重要的情报给刘綎：“秀吉已死，诸将思归。”

刘綎一听，大喜过望。这时机实在是太完美了，既然敌人要退，那就没必要拼命了嘛！他趁热打铁，派了一个叫吴宗道的人继续去跟小西行长联系，商定和谈的具体细节。

吴宗道跟小西行长说：“你当初差点就封给大明的官。我们知道你是诚信，坏的是加藤清正。你们现在混不下去了，赶紧跟我们和谈得了。”

小西对吴宗道的说法将信将疑。他也不是没跟明军面对面和谈过，但那些遭遇实在不是什么好回忆。刘綎一看小西态度不是很积极，有点急，他为了表示诚意，居然单枪匹马来到倭城前，每次目送着吴宗道进城，方才离去，活像一个每天去女生宿舍楼下痴痴等待的男大学生。

看到刘綎这么浪漫，小西终于消除了疑心，决定试着跟他谈一谈。

九月二十日，明军抵达顺天旧城。刘綎兴高采烈地给小西发短信，说我已经到了，你出来吧。

小西精心打扮了一下，带着五十个人离开顺天倭城，奔着旧城而来。满心琢磨着和谈的小西万万没想到，刘綎已经安排下了大军等着他。

这也怪日本人没记性。明军将领的和谈，永远都是不能相信的。明代的政治生态，注定了所有真心想和谈的明军将领都不会有好下场——所以远的李如松，近的杨镐，他们召人和谈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掷杯为号，左右刀斧手杀出。

为了迎接小西行长，刘綎可是费尽了心思。

他找了一个旗牌官员王文宪冒充自己，而他自己则装成千总的模样；另外还找了个虞侯冒充接伴使李德馨，还有一个朝鲜军官卞弘达冒充都元帅，整个扎了个草台班子。刘綎自己则穿上千总的服饰，给假刘綎在一旁捧着箭壶。

在大帐四周，刘綎埋伏下了重兵火器，还安排了二十只信鸽。刘綎跟诸将约定，只要看他离开大帐，立刻点炮为号，四面杀出。同时放出飞鸽，通知王之翰、司懋官，让他们一见白鸽飞起，就从光阳杀至倭城，拦住退路。

小西行长带了五十人离开倭城，走过海农仓以后，忽然发现附近明军甚多，心里有些生疑，吩咐左右多多留神。

等日方一行抵达明军大帐以后，假刘綎一干人等出来相迎。双方互相寒暄了一阵，这时小西看见真刘綎在旁边站着，手里还捧着个箭壶。他走过去打量一番，说这人面相不错，是个有福之相。刘綎大惊，以为自己被识破了，连忙借故离开帐篷。

一出去，他立刻喝令放炮放鸽子放狗，准备动手。小西本来就满腹疑窦，一听外头炮响，马上醒悟过来，带着那五十个随从抽刀杀出帐篷，抢过马匹就走。《明末纪事本末》里写到这一段时，把小西的夺路而逃写的很帅，说“行长腾跃上马，从骑一字雁列，风剪电掣，旋转格杀。”

却说小西杀出重围，头也不回地就往倭城跑。王之翰带着苗兵前去拦截，但战马不够，跑不过小西，眼睁睁看着他跑进城里，把门一关，再也不回来了。

关于小西如何觉察刘綎计划的，有好几种说法。有的说小西走到一半，明军的鸽子不小心放早了，惊动了小西，立刻拨马回城，根本没见到刘綎；有的说刘綎军中有一个降倭的千总，在半路拦住小西泄露机密，导致他中途就跑回去了。

不管是哪种吧，反正小西是顺利逃回倭城了，刘綎的“和谈”计划失败。

刘綎还不甘心，又派人去解释，说昨天我们放炮是礼节，没别的意思。小西行长心里想你当我白痴啊，随口敷衍了几句，打死也不出来了。

既然不出来，没办法，索性直接打吧。

恰好陈璘和李舜臣的水军也已经靠近顺天了，已对日军形成了夹击之势。于是刘綎下令，水陆并进，一齐攻城。

陈璘、李舜臣的水军是在九月十五日离开水军基地的，在罗老岛盘桓了两天以后，于十八日出发，经防踏抵达左水营，并于二十日上午八时许来到顺天倭城西南侧的柚岛。

之所以走的这么慢，是因为两位主帅爆发了矛盾。

这一路水军的战略任务，是横扫全罗、庆尚海域。由于水战的特殊性，所以邢玠没有规定联军具体的作战路线，要指挥官自己酌定。

陈璘认为应该先易再难，先去讨伐在南海岛活动的朝鲜伪军；李舜臣却认为那些伪军根本不足虑，只要干掉日军主力，他们肯定不战自溃。两个人在左水营就这个分歧大吵了一架，陈璘逼急了，说要请出皇帝的尚方宝剑，谁不听命令就斩了谁；李舜臣也急了，脖子一梗，说你杀了我得了，反正我只打日本人，朝鲜人不打朝鲜人。

这时候刘綎进军顺天的消息传了过来，亟需水军配合。这才算是为两个人解了围，陈璘接受了李舜臣的意见，先开往顺天去打小西行长，再回头收拾南海岛伪军。

在九月二十日夜间，陈、李水师抵达了顺天前洋。到了次日清晨，因为潮水太浅不便近战，舰队就围绕在顺天倭城近水海岸，用舰炮向城内射击。小西行长一看外洋旌旗飘动，飞扬炫目，层层叠叠全是明、朝的黑帆大船，吓得不敢出城，一直憋到夕阳快落山了，才派出一彪人马出来试探。这支人马被陈璘的海军陆战队——土狼兵打得溃不成军，惊慌退入城中。当天夜里，李舜臣怕日本人夜袭，亲自带兵在各营通宵巡逻。

这一天南海的朝鲜伪军想摸过来占便宜，结果被联军早早发现，迎头痛击，夺船抢粮，伪军被迫登陆逃遁。

九月二十二日一大早，趁着涨潮，联军水师大举进攻。小西行长觉得总是龟缩在城里，早晚要死，就派兵出去反击。明军游击将军季金的船只不小心搁浅在沙滩上，被日军围着狠打。好在大明的船高，就算搁浅了，日本人的小短腿一时半会儿也上不去。季金站在船舷上，抗着火炮一通乱打，把日本人轰跑了。其他援军过来，趁机把他们救了回去。这一战，明军战死十一人，季金左臂中弹。

打着打着，陈璘和李舜臣都发现了一件事，刘綎的陆军跑哪里去了？

说好了水陆并进，现在水军已经把敌人调动出来了，北面的陆军应该趁机攻城才对呀？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呢？

水军毕竟主力是水手，陆战队人数不是很多。与小西行长僵持了一阵，陈、李赶在落潮之前把舰队撤去了外洋。陈璘心里有些不痛快，派人去问刘綎到底怎么回事。

不问还好，一问差点把陈璘鼻子给气歪了。

刘綎没干别的，督促了西路大军悠哉游哉地打造着各种攻城器械，看这架势，没个四、五天功夫是造不完……

从反面想，刘綎这实在有点消极怠工；从正面想，他也是想打一场有准备的攻城战。

眼下联军水军堵住了敌人的退路，陆军又包围了倭城，大造攻城器械。各方面都觉得刘綎虽然动作慢了点，但形势比人强，看来小西行长这回是劫数难逃啊——可是，一位朝鲜的义军将领林权在与刘綎见完面以后，道出了实情：“刘公无战心，必以和退也。”

既然陆军不动，水军也不能轻易出动。于是从陈璘和李舜臣把舰队驻屯在外洋，暂时偃旗息鼓。

于是，从二十二日到二十八日，战场上进入难得的安静期，明军埋头做着木工活，小西行长在城里忧心忡忡地算计着存粮。

一直到了二十九日，攻城器械终于都造完了。刘綎耀武扬威地把这些东西运到城下，不断调试；水军也配合着在顺天附近洋面操练。整个顺天倭城里的倭寇都惊惧不已。

这一折腾，足足折腾了好几天，一直到十月二日，刘綎这才下令正式开始攻城。

十月二日一大早，刘綎会集诸军，把自己的大将旗高高竖起来，命令明军前锋吴广带着轮车、高梯、飞楼、炮车等攻城器械，黑压压地一片朝顺天倭城压去。权僳带着朝鲜军也全线出动，配合明军作战。

明军的第一道锋线，是王之翰、司懋官的苗兵。苗兵在明军中算得上是战斗力数一数二的强军，他们在两人的带领下，冒着日军如雨般的枪击一口气冲到了倭城城下的木栅外。在这里他们遭遇了日军的强力阻击，阵亡了四十余人，不得不后退。王之翰不甘心，带着人又冲了一次，干掉了十几个鬼子，暂时掌握了主动权。

这个时候，需要的是明军后继部队扩大优势。可是王之翰回头一看，傻眼了，他发现后队明军爬得像是蜗牛一样，离着城下还隔着几百步远。

原来那些飞楼什么的，都是特别重的东西，推起来非常慢。明军进攻意志又不坚决，磨磨蹭蹭的，结果导致前锋和主攻部队前后脱节。对此吴广本人十分焦急，但也无可奈何，毕竟重力是不可控制的。

小西行长在城楼上看到了这番景象，不失时机地下令，让铁炮部队都对准这些攻城队猛轰。

前面说了，顺天倭城的占地不如泗川倭城、蔚山倭城大，可有一个特点：高。因此日军射手们可以居高临下进行射击，射程远，角度刁，对明军的威胁极大。

在日军的密集打击之下，那些推车的明军纷纷被击中，其他人吓得失魂落魄，纷纷缩在高大的飞楼与炮车后面来躲避枪弹。拿飞楼和炮车做掩体是个防御射击的好办法，可是也别指望这些粗笨的东西能再挪动半分——只要明军冒头推车，就会被日军的铁炮打回去。

大的动不了，小的总能动吧。负责运送轮车、高梯的明军部队没有掩体可以遮挡，只能硬着头皮朝前冲去，结果导致攻城部队进一步脱节。

等到这些东西千辛万苦顶到城下与王之翰的部队汇合，城头忽然丢下来无数火把。这些火把都沾了油，一碰到那些木制、竹制的攻城器械，呼啦啦地全开始燃烧起来。紧接着又是守城的传统项目滚木巨石，让城下明军死伤枕籍。

而此时那些飞楼、炮车后的明军，仍旧被压制得抬不起头来，进不能进，退不能退，更别说去救援友军了。

王之翰、司懋官一看，再这么拖下去，这些苗兵全都得白白死在城下，帽子一甩，老子不打了，撤！

刘綎远远望见，急忙挥动令旗，命令他们不许撤退。可王、司二将不管这一套，带着人就往回退。小西行长一见明军退了，传令开城追击。数千倭寇气势汹汹地杀了出来。

王、司二人后退的时候，发现日军在城外撒满了菱铁，必须散开队形才能避开。这一散，散出了大麻烦——不仅自己的部队跑了一个散乱颠沛，而且还给日军追兵让开了一条路，让他们直杀入吴广的攻城部队中。

吴广的部队在楼、车之后已经藏了半天多，个个疲惫不堪，有的干脆靠着木板睡着了。外头铁炮声忽然停息，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可这口气刚松了一半，又紧了回去，大队的日本武士陡然已杀到了面前。

毫无心理准备的明军登时大乱，吴广见势不妙，带头逃跑，余军大溃，纷纷扔下楼车朝阵地后头撤去。日军趁乱追击，杀得明军七零八落。后方负责援护的李芳春、牛伯英两支骑兵部队看到这一变局，急忙前进，遮护住溃败的友军，打断日军的追击。朝鲜军也有一营远远地朝日本人射箭，一直射光了箭才退去。

日军一见明军骑兵主力到了，不敢恋战，就地把攻城器械一把火烧了，然后退入城去。

陈璘、李舜臣的水军本来为配合陆军攻城，在前洋也展开了声势浩大的进攻，朝鲜军数名将领阵亡或负伤，可见战况之激烈。可他们没想到陆军的进攻这么快就失败了，只得趁退潮之际退回外海。

第一次攻城不利，所有的将领面色都不好看。只有刘綎神情自若，安慰众将说咱们兵力如此之盛，干掉小西行长这个小丑一点都不难，今天只是试探一下，看看他们的虚实。

辛辛苦苦造了这么多攻城器械，被日本人付之一炬，他倒是一点不心疼。就连临时脱逃的吴广，刘綎也只是象征性地派人过去申饬了一番，没做深究。

安慰完这些将领，刘綎派人给陈璘送去了一封信，信里说今天日本人打胜了，防守一定松懈，你们趁二更天进攻，我们也搞夜袭，小西行长死定了。

陈璘觉得这提议很靠谱，欣然答应，和李舜臣等整顿舰队，在十月初三的二更时分悄悄地迫近倭城。陈璘没急着进攻，而是先侧耳倾听。他听到远处一阵隐约传来的鹅叫，大喜道：“这是刘将军的陆军开始进攻的暗号，咱们可以开始动手了。”

海上夜战，只能凭灯光为号。陈璘吩咐旗舰上升起进攻的灯火，诸船也举灯响应，一时间整个顺天洋面星星点点，如若银河。

倭城里的守夜士兵看到这番盛况，吓得肝胆俱裂，急忙通报小西行长。小西行长衣服都来不及穿，急忙下床出门。他刚一出门，就听身后三声巨响，回头一看，整栋房子化为齑粉……

原来陈璘号令联军水师一字排开，先用舰炮向日本人打招呼。明军的战船吨位大，装载的火炮无论射程还是威力也非日、朝水军所能比拟，这几炮下来，竟直接射入城中，差点给小西行长搞了一次“斩首行动。”

小西行长浑身冷汗直冒，他奔到向海一面的城头，看到海面上无数战船攒集，不时有一道火光划过黑暗，炸到倭城城墙与城中，惊呼声数起。这在朝鲜人的记录里，被无比崇拜地称为“千炮沸海。”小西行长仿佛又回到了平壤城内，他强行压抑住自己的惊恐，命令守城士兵准备，因为明军很快就会发动登陆战了。

小西预料得不错，陈璘见炮击得手，立刻命令明军乘坐几十条相对吨位小一点的船只向倭城杀去，趁乱抢攻。

李舜臣在旁边提醒陈璘，舰队压得这么前，赶上退潮就不好办了。陈璘说退不下去也没关系，把城打下来就得了。于是明、朝联军在舰炮的掩护下发动了无比犀利的进攻，无数小船如离弦之箭飞奔城下，喊杀四起。

日军在黑暗中十分惶恐，把几乎能调动的士兵都调来了这边。海边重兵防守，向陆地一面自然就空虚了。有被俘虏的朝鲜人偷偷挣脱绳索，逃出城去，投入朝鲜军中，把城内情形汇报给权僳。权僳一听，连夜叫了李德馨一齐去找刘綎，这机会太好了，绝不能放弃。

没想到刘綎听了两个人的请求，懒洋洋地说大半夜的敌情不明，明天攻城再说。

李德馨和权僳都楞住了。

不是你跟陈璘约好了水陆并进么？现在水军开打，怎么你反倒没动静呢？

刘綎说我已经派人给水军送去暗号了，你们少安毋躁。反正日本人没船，陈将军、李提督他们安全的很。原来陈璘听到那几声鹅叫，不是约定进兵，而是约定退兵。但刘綎到底安的什么心，谁也不知道。

任凭李德馨和权僳怎么说，刘綎就是不出兵。说得烦了，他一推桌子，说我睡觉去了，两位走好不送，直接下了逐客令。

权僳愤然出帐，偷偷找了一名部下李时言，让他带着朝鲜军的精锐弓手赶去海滩，万一水军进攻不利，咱们也好接应一下。

结果还真让权僳给猜着了。在渡过了初期的混乱之后，日军逐渐稳住了阵脚，展开了反击。在两军相持之下，宝贵的时间逐渐流逝，海面开始退潮。陈璘见势不妙，急忙把舰队撤出浅海，可是冲在最前头的二十几条船，全都搁浅到了沙滩之上。

小西行长打开城门，大批倭寇杀出来。围攻这些搁浅船只。

陈璘和李舜臣的大船无法靠近，只能眼睁睁看着前锋变成孤军。陈璘看到，这些忠勇的士兵绝望地站在船头，用刀用矛、用手臂用牙齿拼命抵抗着四面聚拢过来的日本兵。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地被杀死在船头，鲜血撒在沙滩上，临死前还睁大着眼睛，不明白怎么局势在一瞬间就逆转了。

这些水军都是陈璘的兄弟，陈璘的袍泽。他看到如此惨剧，却无能为力，不由得双目充血，睚眦欲裂。

如果是光明正大地战死沙场，也算是他们为国尽忠；可这些战士明明不需要如此牺牲，他们实际上是死于那些言而无信的友军手里。

刘綎你这个王八蛋！陈璘心里一定是在如此愤怒地呐喊着。

有一部分明军看到困守船上早晚是死路一条，纷纷跳下船上，朝着内陆撤去。日军哪肯放过，拉开大网把他们团团围住。

这时从内陆方向传来弓弦声振，一阵密集的箭雨落到日军头顶，登时射倒了几十名，硬生生敲开了一个缺口。原来是李时言的朝鲜弓手及时赶到，正看到明军被围，立刻施以援手。

被围的明军一见机不可失，从缺口杀了出去，与朝鲜弓手会师一处，这才得以逃出生天。战后李时言一数，这批逃出来的明军有一百四十多人，个个杀得武器卷刃，浑身血污，可见战况之激烈。

这批明军算是幸运的，其他明军就没这种运气，要么战死在船上，要么被日军俘获，一共损失了二十三条沙船与号船。搁浅的船只里，只有三艘朝鲜军的战船依靠着水手的弓箭犀利，一直坚持到了再度涨潮，退去了外洋。

陈璘撤军以后，越想越气。他脾气本来就火爆，碰到这种事情，更是怒狂至极。他乘船登岸，亲自来到刘綎营中兴师问罪。刘綎见到陈璘，还未来得及寒暄，就被陈璘一把抓住帅旗，撕拉一声扯成了两半。营内诸将都楞住了，他们都知道陈璘受了委屈，可没想到他反应这么激烈。

陈璘扯碎了帅旗还觉不够，指着刘綎鼻子破口大骂，说他这个人心肠大大地坏了。刘綎自知理亏，只能以手拍胸，满腔委屈地辩解道：“将官无人，我何独能。”陈璘根本不听，说你的解释我没兴趣，我直接找邢军门去，有本事咱们去军门面前折辩。

说完以后，陈璘扬长而去。刘綎还没说什么，忽然探子匆匆来报，说日军开始毁城了。

刘綎没听明白，你说什么？毁城？不是筑城，而是毁城？探子说没错，就是毁城。

刘綎赶紧带人去看，果然如探子所言，小西指挥着日本兵，把西城拆毁了十几尺的一段。刘綎不知道小西行长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没敢轻举妄动。到了晚上太阳落山，他总算看明白了，原来小西把城墙拆毁以后，在这里修了一道大门，门很宽，路也比较平整。

到了十月初五，一队日军骑士从这个新门冲了出来，他们杀到明军寨前象征性地放了几炮，然后转身朝着东边跑去。刘綎没有命令，明军也就没认真追击。到了晚上，朝鲜人发现事情蹊跷了。

在泗川以南三十里的柳管堡有一处烽燧，叫做三天后峰。这个烽燧被废弃很久，可是就在这一天晚上，忽然亮起了火光。更奇怪的是，在三天后峰火光闪亮之后，顺天倭城最高的三层天守阁也点起了火光，彼此应合。

这明显是顺天和泗川两边的守军互通声气的手段。早晨杀出去的日军骑兵直奔泗川，探听到最新战况以后，就在三天后峰点起火把，把情况通报给顺天。

泗川惨败的消息其实早已传到了西路军耳朵里，但明军已经团团把顺天倭城围住，所以小西行长对岛津义弘的动向一直不太清楚。但是这两把火一升起来，小西行长立刻就全明白了。

权僳得到这个消息，十分担忧。顺天倭贼知道泗川明军的惨败以后，士气必然大振，说不定会与泗川援军内外应合，反过来对联军不利。为此，他派了一千多人把守蟾津，监视日军动静。而李舜臣也派出一支舰队前往露梁、獐岛一带，阻断泗川与顺天的海路。

权僳最担心的，其实不是小西行长知道泗川惨败，而是刘綎知道小西行长知道泗川惨败。

刘綎本来就没有什么战意，听到这种消息，岂能还有半分进取之心？

权僳的担心很快就得到了证实。

到了十月六日，刘綎把所有的将领都召集过来，说咱们在这里对峙旷日持久，你们谁军中有老弱病残的，发点粮食，先送到后方去吧。权僳一听就明白了，刘大帅这是不想打了，先营造气氛呢。

十月七日，刘綎又说了，你们朝鲜军留在这里也没什么用，也赶紧走吧。李德馨还想再说两句，权僳一拽袖子，连争辩都没争辩，直接转身走了。他知道，跟这个人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

他们其实都误解了刘綎。

泗川惨败非但没有吓坏刘綎，反而帮了他一把。

刘綎从一开始，就没有任何打仗的兴趣。他开战后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在找各种借口拖延，极力避免正面开战，以保存自身实力。他唯一的顾虑，只是担心军法处罚或者监军弹劾，所以才在前线一直坚持着。

现在泗川惨败，蔚山又不战而退，刘綎的顾虑一下子就没有了。其他两路都退军了，我现在退兵谁也不能说什么。

于是在朝鲜军撤退之后，刘綎连夜下令明军开拔。整个西路军迫不及待地开始撤退，刘綎还嫌撤军速度太慢，把来不及运走的八千石粮食、牲畜和武器器械都随手扔了。明军撤退速度之快，连敌人都出乎意料。日军在第二天看到一座空空如也的营寨，根本不相信明军就此退去，还以为有什么圈套，一直到太阳快落山，他们才确定刘綎是真走了。

远在海上的陈璘本来打算在初七再次发动进攻，他听到明军后退的消息，大骂道：“吾宁为顺天鬼，不忍效汝退也。”命令舰队继续留在海面上，不许回师。

刘綎比陈璘想象中跑得快多了，他一天一夜撤到了顺天以北的富有，这才住下脚步。十月十一日，监军王士琦从南原赶到富有，没鼻子带脸把刘綎痛骂了一顿，说你怎么敢不战而退，赶紧给我回去，否则治你一个怯战之罪。为了吓唬刘綎，王士琦还把王之翰、司懋官两个人拿下来要斩首示众。

面对这种压力，刘綎一万个不情愿地带着军队又掉头南下，沿着双岩、佛隅磨磨蹭蹭地挪到了顺天旧城。到了这里，他死活不肯再动了，让吴广驻守旧城，王之翰、司懋官、曹希彬三人驻在城外。而刘綎自己则和王士琦一起——其实说他是被王士琦押着更恰当——驻在了距离倭城十里的双岩寺。

其实这时候小西行长在顺天倭城里也急得团团转。日军大撤退已经开始了，别人都击退了明军，不慌不忙收拾着行李，他这边还被刘綎和陈璘盯着，心里还是不放心呐。

一个着急想走，一个不愿意开战。这两位都没什么战心的将领一拍即合，再次祭出了和谈的大旗。

刘綎派了三个谈判代表，一个是日本人的老朋友吴宗道，还有两个同伴，一个叫刘万守，一个叫王大功。这两个人都是旗手，诈称参将——因为刘綎怕日本人也对自己搞一次斩首，不敢派级别太高的军官前往。

这显然是以刘綎之心度行长之腹了。日本人尽管暴虐残忍，这方面信用还不错，从来没有对谈判对象下手的记录。

吴宗道三个人带了五十个家丁去顺天谈判，跟小西行长谈的十分顺利。很快他们返回双岩寺，把小西行长的条件转述给刘綎。

小西行长挺痛快，开门见山地表示：我给你留六个倭人当人质，然后留几百个首级和财物，你放我出城。我出了城以后，尽管让你去拿取。

这么好的条件，刘綎眼睛没眨就答应了，还留了一个叫刘天爵的人做人质。两边各自罢兵，相安无事。

到了露梁海战之时，小西行长放弃了倭城，登船撤退，离开大陆伺机逃遁。刘綎带兵大摇大摆进入已经空无一人的倭城，发现他果然很守信用，人质、首级、财物一样不缺。唯一的瑕疵，是这些首级大部分属于朝鲜被虏军民，而不是倭寇。刘綎想了想，说也合用，一并拿来算功绩——至于那六个做人质的倭兵，刘綎看都没看，直接下令斩了，让功绩簿上又多了六枚战果。

刘綎对这个结局非常满意，不动干戈就完成了预订的战略目标，完全盖过了其他两路的风头，实在是可喜可贺。他让人用金字漆了“西路大捷”四个字，飞报邢军门，炫耀胜利。知道实际情况的朝鲜军无不偷偷撇嘴，觉得这位刘将军真是不靠谱到极点了。

从战果来看，西路军是这三路进攻中取得成果最大的，损失不过千余人。但刘綎的表现，却是这三路主将里最丑陋的一个。他为了避战，宁可让友军陷入危机，放过大好歼敌机会；为了保命撤退，不惜舍弃宝贵的战略物资；为了多得好处，不惜与敌将暗中交通，用战略利益换取自己的功劳。贪渎嘴脸，一览无余。

要知道，如果刘綎能够稍微有点进取之心，在十月初三的夜战配合陈璘攻破顺天倭城，而不是用几枚首级换来小西行长的远遁，历史上将不会存在什么露梁海战。

朝鲜人原本对刘綎很有好感，可自从顺天一战后，他们对刘綎的评价急转直下。当时汉城的君臣都偷偷感叹，说如果杨经理还在朝鲜的话，断然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相比起麻贵与刘綎，董一元虽然败的最惨，但他算是三路主将算是最尽职尽责的，真正跟日军真刀真枪比拼过，反而博得朝鲜人不少赞誉。

说句题外话，抗战胜利以后，援朝诸将纷纷回国。董一元却不肯走了，不知道他是觉得朝鲜风土适合居住，还是觉得没有脸面回国，总之他在短暂回国以后，和两个儿子董大顺、董昌顺再次返回朝鲜，选择了广川定居。他们这一脉，逐渐演化成了朝鲜广川董氏一脉，至今仍有传人。

明军的三路大攻势是一次虎头蛇尾的进攻，糜费无数人力物力，进展却不尽人意。三路主将两路避战，一路大败，没有一路能取得预期的煊赫战果。九万明军对惶惶不可终日的六万日军，居然打出这么一个不咸不淡的结果，实在让人失望。

究其原因，在于开战前明军将领普遍存在的绥靖心态。

他们认为日军龟缩在沿海倭城，胆落心惊，联军战胜已不可动摇。基于这种认识，无论是麻贵还是刘綎，都不愿意拿出自己的嫡系部队出来血拼，宁可等着日本人撤退以后再进占空城。他们的目的不是打败日本，而是在尽量保存自己实力的前提下打败日本。

说的极端点，如果不是有朝鲜和朝廷派来的监军掣肘，明军真有可能跟日本签订和平协议，高高兴兴把他们送回国，两边都不死人，皆大欢喜。从东、西两路后来的举动来看，这么说他们可是一点也不冤枉。

讽刺的是，中路军之所以在三路中打的最积极，不是董一元的觉悟有多高，而是因为他麾下派系林立，没有自己人，于是也就没什么保存实力的心思——可惜这派系林立最终还是把他给害了。

当然，对于这些情况，在战报上邢玠没敢写的太明白。他知道如果如实上报，援朝军从上到下都吃不了好果子，所以稍微曲笔了一下。在报告里，他除了中路泗川打败无法遮掩之外，其他两路都报的是大捷。

但我们现在知道，这一战无论是战术上还是战略上，明军都是失败者。在战略上，明军没有达到切割孤立顺天、泗川、釜山、蔚山四大防区的目的，让日军大撤退时显得十分从容；在战术上，他们无法击破各地的日军防线，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反而损兵折将。

如果说明军这一次四路出击有什么正面意义的话，那就是让日军意识到，联军优势已不可动摇，从而从而加速了撤退的决心。

仅此而已。

明军的九月攻势，是整个壬辰、丁酉战争中的最后一场陆战。明军以一场失败的平壤之战揭开了援朝的帷幕，又以一场失败的四路出击结束了与日本在陆上的交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遗憾。

我每读史至此，总忍不住扼腕叹息。尽管明军在与日本的大部分交锋中占据上风，但这一头一尾两战的失败，遮蔽了后世无数人的双眼，让他们以为明军在整场战争中无所作为，从而得出“即使没有明军，朝鲜战争一样可以击退倭寇”的奇谈怪论。

刘綎、麻贵、董一元，如果你们再稍微争争气，也不至于几百年后被抹煞掉明军的功绩呀。

第二十三章 最后的海战

丰臣秀吉于万历二十六年八月去世。在他死后不久，四位摄政大佬即达成了撤退的共识。这份共识在九月底形成了一份连署文件，派人送去朝鲜，于十月中旬送抵釜山。

除了文书之后，这些大佬还有一件事必须要做。

要掩护朝鲜部队安全撤回，必须要有一支强大的水军做掩护。德川家康本来毛遂自荐，要带着关东精锐亲自渡海前去支援，这个提议被身患重病的前田利家婉拒了。前田利家可不想让这个居心叵测的家伙带着几万人跑过来，万一德川军在丰臣家的腹心发难，没人能制得住他。

但水军总得有人带领，于是前田利家提议，派藤堂高虎担任这个重任。

藤堂高虎这个人，在日本战国史上被评价是八姓家奴，一共出仕过八家主君，超过吕布的记录差不多三倍。他在秀吉死以后，开始接近德川家康，暗中输诚。不过有前田利家在世，藤堂暂时还不敢表现得太过明显。

前田利家提议派他去朝鲜支援，一来是倚重他的海战经验；二来是给德川家康一个面子；三来是自己有自信能把他镇住。

藤堂高虎接受了重任之后，一边动员舰队，一边写信给岛津义弘，让他赶紧把在朝日军都聚拢起来，好方便一次运走。很快岛津义弘回信，说我们早不多了，就等你呢！

藤堂很奇怪，撤退命令前两天才刚刚抵达朝鲜，怎么他们这么快就收拾完了？

这事，还得要从金牌卧底郭国安说起。

话说岛津义弘虽然打胜了泗川一战，可他知道自己只是侥幸，下次就没那么好运气了。秀吉去世的消息已经传来，可高层退兵的命令还没下达。（其实命令在九月二十八日就已经发出，但送到朝鲜战场还需要时间）面对危局，岛津不禁有些踌躇，不知该如何才好。

十月十三日，忽然城外传来消息，说明军的谈判代表来了，要求见他。

岛津一楞，董一元不是早就跑远了么？怎么忽然想起来谈判了呢？

反正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那就见见吧。很快明军使者被带到了岛津义弘跟前，一个叫茅国科，是茅国器的弟弟；另外一个叫史世用，岛津义弘觉得这名字有点耳熟，不过一时没想起来，也就没在意。他不知道，这位明使早就去他老家转悠过，还在门口要了好几个月的饭……

岛津义弘不懂中文，就把郭国安喊过来当翻译。郭国安和史世用一见，各使一个眼色，装作不认识。郭国安大大咧咧冲茅国科问道：“你们是干什么来的？”

茅国科给岛津义弘带来一封董一元的亲笔信。岛津义弘拆开信，让郭国安翻译，里面大概是这么说的：你们日本出大事了吧？秀吉死了吧？你再不走就回不去了吧？你们岛津家还靠你复兴的，可不能把命交代到这里呀。

这封信写的相当犀利，每一句话都说到了岛津义弘的心坎上，完全不像是一个明军将领该有的手笔。

董一元怎么知道岛津义弘处于左右为难的局面呢？念着信的郭国安微笑不语。

岛津义弘看——不，是听完信以后，沉默良久，问郭国安这事该怎么办。郭国安偷偷看了一眼史世用，说咱们见好就收吧，岛津义弘深以为然。他对茅、史二人说：“董将军的意思我知道了，只要我们能安全撤退，这座城堡送给你们也罢。

这正是董一元的意思。于是茅国科留在了泗川城做人质，史世用回去向董一元回报谈判成果。

明使离开以后。岛津义设法联络上小西、加藤等人，说太阁大人已经去世了，现在虽然还没正式撤退的命令，但再不撤恐怕就来不及了。这次明军来的就有近十万，咱们侥幸扛住了，下次再来二十万呢？所以咱们见好就收，所有军团都开始往釜山靠拢，等藤堂过来接咱们。

其他人深以为然，都纷纷表示就按岛津兄你的意思来吧。

岛津义弘、宗义智、小西行长（由宗义智代签）和立花宗茂联名发出一封通告，要求所有日军以顺天、泗川、固城、南海四处为基地，依次退往釜山。

这个联署的名字里没有加藤清正，也没提蔚山。因为根据这个撤退序列，首先撤走的，就是在蔚山的加藤清正第一军团。

加藤清正早已经在岛山呆的不耐烦了。他的军团在蔚山之战伤了元气，至今仍未恢复，如果跟明军再发生一次遭遇战，恐怕这几千口人都得交代在蔚山。为此他强烈要求首先回国。

岛津义弘和其他几个人一分析，也认为应该先把加藤清正撤下来。因为日军的三大支点中，泗川附近已无威胁；顺天的刘綎不足为惧；惟有蔚山附近的麻贵，主力既未受损，士气也未受挫，随时可能扑上来咬日军一口。

十一月十八日，加藤清正主动退出了岛山城，向釜山、西生浦方向退却。

麻贵闻讯，率军飞快赶至，不折损一兵一卒就占领了空无一人的岛山与蔚山。他在蔚山城里发现了几匹瘦马，还有加藤清正留给他的一个木牌，木牌上扭扭歪歪地写着一堆中文字，大概意思是我军诚心诚意要归国了，请贵军不要追击，咱们三国虽然有不愉快的历史，但毕竟一衣带水，明朝日亲善云云……

麻贵从善入流，拿下蔚山已经是大功一件，犯不上去跑去釜山去跟敌人火拼。所以他下令全军停止前进，在蔚山休整，同时把“蔚山大捷”的战报飞快地送去汉城，送去北京。

加藤清正很快通过釜山登船回国，这位朝鲜战争第一刽子手带着遗憾和荣耀离开了朝鲜战场。在漫长的战争里，他的军团减员高达四成以上。

好不容易送走了加藤虎，岛津义弘又开始头疼另外一件事：小西行长。

小西的第二军团是所有部队中距离釜山最远的，而且从十月六日以后就处于明军包围之中，与其他部队联络断绝。怎么把他弄回来，是一件极其艰难的工作。

在上一章里说到，小西行长跟刘綎秘密约定停战，彼此相安无事，其实故事到这里，还没讲完。

刘綎和小西有了密约之后，很守信用，没有继续逼迫小西行长，反而默许部下与日本人偷偷做买卖，拿大米去换日本人的刀剑财宝。

可刘綎不打，不代表别人不打。陈璘和李舜臣的水师已经封锁了日军撤退的必经之路露梁，虎视眈眈。

小西行长很绝望，他麾下的船不多，把一万多人都装进去，一定会挤得满满当当。这些战船吃水很深，行动迟缓，别说打仗了，就是无人阻挡，他都无法保证一条不沉地返回釜山。

为了能够活命，小西行长只能硬着头皮再次去找刘綎，求他网开一面，放第二军团一条生路。刘綎挺够意思，满口答应说你别走陆路，朝鲜耳目太多，放你一万多人过去，我跟上头无法交代，你还是走海路吧，我军绝不阻拦。

小西行长信以为真，先派了十几条船途径猫岛向南海岛出发。南海岛的西侧是顺天海域，东侧是泗川海域，是衔接两大防区的关键枢纽，由宗义智驻扎。到了这里，距离釜山也就不太远了。

可那十几条船刚划出去没多远，到了猫岛附近，忽然被埋伏已久的联军水师包围，三下五除二全干进了海底。

小西行长火冒三丈，觉得自己被欺骗了。他把刘挺留在日军里的人质刘天爵砍掉一个胳膊，送到刘綎面前，说你怎么不守信用？

刘綎赶紧解释：这不是我干的，是水师干的。他们可不归我管，你得跟陈璘去说说情。

小西行长赶紧准备了一批包括珠宝和武士刀在内的礼物，送到陈璘面前，祈求放开一条水道。陈璘不知道是贪图宝贝还是心怀善念，居然答应了让他们离开。等到日使一走，陈璘把这事跟李舜臣说了。李舜臣严肃地告诉陈璘：当将军的不能轻易言和，仇人也不可轻易放过。小西行长是朝廷指名要的人，您怎么能跟他和谈呢？

陈璘被批评了一顿，有些惭愧，说老李你看着办吧。

却说小西行长得了陈璘承诺，高高兴兴又派了十几条船出去，结果又被埋伏已久的水师直接打沉。小西特别委屈，派人去质问陈璘。陈璘一耸肩，回答说明军战船没动手，这都是朝鲜水师干的，你得去求李舜臣。

小西行长都快哭了，你们这些中国公务员有什么话不能一次说完呐。他没办法，只得第三次准备礼品，去找李舜臣。李舜臣掂量了一下他们送的铁铳和刀剑，冷冷一笑：“我跟你们打了无数次仗，缴获的玩意足够我用了。你们拿回去吧。”

碰了一鼻子灰的日本人只好再去找陈璘。这次他们换了个花样，不提和谈，也不提让路，说我想派几条小船去告诉海上那些小岛上的人，通知他们赶紧撤退，免得麻烦天将多费手脚。陈璘的性格其实也挺爱贪小便宜，后来他和刘綎合作讨伐播州之乱时，也参与了贿赂李化龙父亲的活动，差点被治罪。所以这会儿他看到收的礼品有点多，不太好意思拒绝太狠，于是开了个小口，只允许他们派小船出去。

小西行长一听大喜，立刻派了几条最好的快船扬帆出海，趁着联军水师没改主意，一溜烟奔着南海岛而去。

李舜臣听到这个消息，大吃一惊，差点没把陈璘给骂一顿。

老陈你糊涂啊！这些人不是去逃命，而是去报信的呀！现在泗川、釜山之贼已经知悉了顺天的内情，肯定会有大批舰队前来解围。

陈璘这才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大错，也顾不得解释，问李舜臣该怎么办。李舜臣的亲信宋希立建议，既然敌人早晚要来，不如索性主动出击，痛痛快快在海面上正面跟他们打一仗，咱们在海上怕过谁？

他的建议得到了陈、李两位主将的赞同。联军很快把主力开入光阳湾内，一部继续驻扎猫岛，锁死小西行长的退路，一部前驻露梁，静待日军的到来。

花开两朵，各表一支。

小西行长的报信船在十一月十六日左右幸运地开到了泗川，迅速把第二军团的窘境反馈给了岛津义弘。此时加藤已走，寺泽高广从釜山带来一大批船队到泗川，以便把岛津义弘的第五军团运往巨济岛——之所以选择巨济岛而不是釜山作为最后的撤退地点，是因为巨济孤悬海外，可以最大限度地隔绝明军在陆地上的威胁。

接到情报以后，岛津义弘召集立花宗茂、小早川秀包、高桥统增、寺泽高广等人，说如今明军三路陆军都已经跟我们达成了协议，不会影响我们的撤退计划，惟一没搞定的就是陈璘、李舜臣的水师。现在咱们应该全军出动，把小西从光阳湾里拽出来。

诸将都纷纷称是，于是岛津义弘在十一月十八日下令，全军放弃泗川倭城，登上船舰，让老弱病残先去巨济，然后主力西进，为小西行长解围。而董一元一看岛津义弘撤了，赶紧点齐兵马，顺顺当当地开进了泗川倭城，算是小小地雪耻了一把。

岛津义弘的船队开出去没多久，碰到了宗义智从南海岛也过来助阵，于是两军合二为一，朝着顺天而去，总兵力达到了五百条船，一万四千余人。不过这其中的水军比例不高，大部分是岛津家的陆战精锐。

这支庞大舰队在严木浦稍微停留了片刻，然后沿着光州附近洋面朝着顺天而去。他们一出动，就被联军水师密布在海面上的侦查舰发现了，朝鲜将领李纯信很快把这一动向回报给了联军设在左水营的指挥部。

陈璘和李舜臣拉开地图一看，一致认为岛津义弘急于救援小西行长，一定会走南海岛与大陆之间狭窄的露梁海峡，那里将是截击岛津的最好、也是最后的机会。

根据前几次联军海战的表现，陈、李发现了一个问题，把明军和朝鲜军混编在一起的效果不好，两军各自有各自的战法与习惯，混在一齐束手束脚，都施展不开。大敌当前，两位指挥官不约而同地建议把明、朝军队分开编列。

经过商议，联军被分成左、右两协：左协由陈璘亲自统帅的明军，贴大陆海岸线东行，藏于昆阳竹岛附近，以邓子龙带领三艘巨舰为先锋，陈蚕、季金为第二队，陈璘自率主力在后；而右协则是李舜臣的朝鲜军，贴着南海岛北侧潜伏。两协如同一把伸向露梁的钳子，一旦岛津义弘从海峡里露出头来，立刻就会被这把大钳子夹得粉碎。

他们还另外派了一支水师监视龟缩在猫岛附近的小西行长，避免让他逃跑。

十八日晚上十一时许，联军开始出动。大约在同一时刻，岛津义弘也开始乘夜渡过露梁海峡。明、朝、日三国水师，即将开始最后也是最强的碰撞。在出发的路上，李舜臣在船上向天祷告，说如果能干掉这些倭寇，我死而无憾。刚说完，眼见着一颗流星自天幕坠落。

十九日凌晨两点左右，岛津舰队大部已经进入露梁以东洋面，靠近南海岛观音浦。明、朝联军也已经进入了伏击位置，蓄势待发。

联军作为前锋的战舰，慢慢地朝着日军船队漂去，许多士兵站在船舷上，仔细观望。按照作战训令，他们本应该伏身在船舷内侧，以防敌人火器攻击。不过现在是黑天嘛，不用担心有被发现的危险，指挥官也就没进行阻止。

水战最忌讳的，是夜战；夜战最忌讳的，是暴露自己的位置。这一天夜里虽是晴天，月色却不甚清明，海上视野很差。可当日军舰队驶近的时候，联军士兵惊愕地发现，眼前出现的，是一排一排缓慢移动的红点，它们有规律地排列在水面上，有如天上璀璨的星空。再仔细一看，发现这些小红点，全是日军铁炮射击前点燃的引信。

又隔了一小会儿，无数铁炮声在船头响起，如雨的弹丸噼里啪啦地向着联军的位置射过来。那些原本站在船舷旁的士兵纷纷被击中，跌落入水中。

联军万万没想到，最先动手的，居然是日本人。

岛津义弘来自于拥有诸多良港与海外贸易的九州，对水战自然有自己的一套心得。他早在穿越露梁海峡之前，就已经预料到联军必然会在这里伏下重兵，守株待兔。但这里是救援小西行长最近的路途，岛津义弘明知山有虎，不得不继续向虎山行。他知道敌人就在附近，于是提高了警惕，像一只受惊的狐狸，不放过任何风吹草动。

一过露梁，岛津义弘就觉察到联军正在慢慢靠近，他冒着暴露自己舰队位置的风险，下令全部火枪兵点火瞄准，朝着远处射击，果然蒙中了。

枪声一响，李舜臣和陈璘就知道自己藏不住了，纷纷点燃号炮，开始发动总攻击。明军在来朝鲜之前，配备了三艘最新型的楼船，吨位庞大，身躯如山。此时这三条巨舰在副将邓子龙的带领下乘风破浪，橹手们一齐喊着号子划动大桨，庞大的舰首切开海水，冲在了两支军队的最前方。两路水师一齐放炮擂鼓，跟在邓子龙之后向着日军大舰队近迫而去。

于是，在十一月十九日的露梁洋面，成千上万的灯笼、火把、铁铳火绳与大炮焰口同时升起，原本漆黑如墨的海面陡然被无数火星点燃，将三支舰队幻化成三条巨大的海龙，互相纠缠在一齐，撕咬、搏斗，震天的鼓声，正是它愤怒的龙嗥。此时此景，正像是为整个壬辰战争做一个形象的注脚，象征着明、日、朝三个庞然大物在东亚疆域中展开的殊死拼斗。

前面说了，十六世纪的海战，差不多可以被称为盲战。水手的视野在黑暗中受到极大限制，即使有间或的火光可以作为参照，但大多数时间还是要靠直觉和运气来作战。岛津义弘之所以选择午夜进入战场，有两个理由：

第一，日军的目标是救出小西行长；联军的目标，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在黑暗的海面，前者的目标更容易达成。这就好像是在一个人在一间没有光线的屋子里，你让他摸到对面的大门再返回，很容易，但你让他把屋子里所有散落的玻璃球都搜集全，却是难上加难。

第二，日军的水军战法是近身登舰搞白刃战，他们的铁炮也需要一个相对比较近的射程；联军的战术却是靠大口径火炮远程杀敌。夜战中火器不易瞄准，更适合浑水摸鱼，显然对前者更为有利。

基于这两个理由，岛津义弘这才煞费苦心地选择了深夜进军，指望把联军拖入到一场混战中来。可三方一开始混战，岛津义弘就发现不对劲了。在黑暗中，他看到日军船舰一艘接一艘地突然火光冲天，然后毕毕剥剥地沉没在海中。夜色同样也限制了岛津义弘的视野，让他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

其实谜底很简单：柴薪。

李舜臣和陈璘都是资深的水战专家，他们不会想不到夜战的弊端。为了更有效率地进行战斗，联军在战船上堆积了大量的柴薪。这些木柴都被截成差不多的长短，枝叶尽量保留，十根或者十五根捆成一束，事先在烈日下暴晒至干脆。

当两军开战之后，战船上会有专门的水手负责抱起柴捆，淋上鱼油或者麻油。一旦看到有日军船舰逼近或路过，就把这些柴薪点燃，抛到船上去。这些柴束落到甲板上以后，会开始熊熊燃烧起来，成为一个醒目的标记。运气好的，甚至可以直接在船上引发大火。

与此同时，附近的联军舰炮会对准这些暴露了位置的敌舰，进行进一步打击。

这种战法简单而有效，日军在这种打击之下有如无头苍蝇一样乱跑乱撞，慌不择路，阵形大乱。许多岛津家的陆战精锐，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变成了火炬，随着自己的战舰成为水底游魂。

岛津义弘没想到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心急如焚，却无能为力，只得传令全军向南移动，试图脱离混战。联军自然不会轻易放过，无论明军还是朝鲜军都拼力死战，死死地缠住日军主力。

这一场夜战一直持续到了凌晨时分，岛津义弘才凭借着晨曦那一点点微光把舰队收拢起来，退避到南海岛以东以南海域，一头钻进了观音浦港的海湾区。

观音浦刚位于南海岛的西北角，南海岛在这一带的海岸线突然向内凹陷，形成一个天然良港。岛津义弘的舰队就聚集在这个不大的海湾内，彼此碰撞，拥挤不堪，仓皇如丧家之犬。

虽然身后就是港口，可岛津义弘却不敢登岸。他一登岸，联军绝对会把这支水军吃得一干二净，然后悠哉游哉地翘着二郎腿看着这一万多没船的日本人活活饿死在岛上。

他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在这里与联军决一死战。

联军经过一夜的大战，士气十分高昂。陈璘和李舜臣合兵一处，把观音浦港门口堵得严严实实，看着已经成为瓮中之鳖的岛津义弘。陈璘的意思，既然日军无路可逃，不妨放缓攻势，慢慢玩。但李舜臣认为己方士气正飙升至最高点，可励而不可泄，应该一鼓作气，把敌人统统干掉。

陈璘还没商量完，李舜臣已经冲了上去。

李舜臣的作战风格，与李如松十分类似，一字记之曰：“前”。无论是在哪一场战斗中，他永远都是身先士卒，冲在最前头，这一次也不例外。

晨光之中，只见李舜臣的坐舰一马当先，像一柄无比锋利的尖刀杀入敌阵。后头的朝鲜军战舰毫不犹豫地跟进，跟随着朝鲜水军最伟大的统帅对浦内的日军发起了突击。

日军现在是不折不扣地背水一战，绝望让他们克服了前夜的惊慌，迸发出强大的战斗力。而且此时浦内战船林立，十分拥挤，朝鲜军无法发挥优势火力，反而让日军有了近身格斗和施放铁铳的机会。

于是等到李舜臣的旗舰一冲进来，立刻就被日军战舰团团包围，拼命攻杀。水面空间有限，其他朝鲜战船很难迅速赶过来援护，只得大声鼓噪，壮大声势。一时间李舜臣四周险象环生，枪声大作。

陈璘在远处一看，不由得急红了眼。他与李舜臣恩若兄弟，怎么可能坐视不理。陈璘一挥令旗，命令自己的旗舰做为突击箭头，杀入浦内去救李舜臣。

他这么做，倒不完全是因为讲义气。明军战舰吨位比朝鲜军大，比日军更大，可以靠着强大的惯性撞开日军船舰，冲入包围圈。

陈璘和邓子龙一杀进来，立刻就吸引了日军的注意——没办法，他们的船只太高大太醒目了，不由得不被人注意。岛津义弘认出这是明军的旗舰，立刻调动精锐部队前往围攻。现在明、朝最高指挥官的位置都过于靠前，都在日军的包围之中，只要能在联军水师剿灭日军之前把这两大巨头干掉，日军便还有可胜之机。

登时就有岛津家的武勇敢战之士聚拢到陈璘的旗舰四周，有胆子大的两个武士，居然凭着挠钩和绳索爬上甲板，挥舞着武士刀哇呀呀怪叫着冲了上去。陈璘的儿子陈九经距离他们登船的位置最近，一看不好，急忙上前阻拦，几下交锋被日本武士砍得浑身是血，但是他力战不退。旁边一个叫文炜的旗官情急之下抓起一根长戈冲了过来，隔着远远的把长戈一扫，两名武士抵挡不住，噗通噗通两声，都被扫到海中，眼看活不成了。陈九经这才算捡回一条性命。

这个甲板上的小插曲陈璘并不知道，这时候的他已经顾不上管自己儿子了。他看到日军许多战船围拢过来，下达了第一个命令：把船锚抛下去，让旗舰停在水中，然后下达了第二个命令：集中舰炮和虎蹲炮对靠近的日舰猛烈轰击。

陈璘是一名优秀的水战指挥官，他很清楚明舰与日舰的优劣。停船作战，有两个好处：一是静止的船身可以提高舰炮的命中率，有效杀伤敌人；二是能多吸引一些敌人过来，为李舜臣减压。

至于日军的近战威胁，陈璘不是特别在意。明军舰船比日军高出数米，日军无论攀爬还是铁炮射击，都是仰攻，只要防御得法，敌人根本攻不上来。事实上，一艘静止的明军大舰，差不多就是一个海上固定城塞，无比坚固。

很快这条停锚的大舰就吸引了许多日舰，他们好似闻到蜜糖的蚂蚁一样汹涌而至。有些船走到一半就被炮火打沉，但更多的战船不屈不挠地冲过来，大量铁炮兵站在甲板上，噼里啪啦地对着旗舰猛烈开枪，弹丸如雨般飞过半空，嵌入大船的船体。

这时候，陈璘下达了第三个命令：“所有甲板上的战斗人员每人一柄长枪，在船舷两侧的挨牌下伏低身子等好。”日军射击了一阵，发现铁炮虽然无法对船体造成伤害，但却把明军在甲板上的人都赶跑了，机不可失，立刻就有数百名倭寇坐着小船，朝着旗舰攀爬而上。

当他们刚刚在船舷上冒头的时候，明军长枪兵突然一齐站起来，用手中长枪把毫无防备的日军士兵戳下海去，然后迅速矮下身子去，躲避下一阵的枪林弹雨。

这个战法很简单，可日本人就是干瞪眼无法破解。明舰太高了，日本人喜欢的跳船攻击在这里无法发挥威力，只能攀爬——攀爬需要两只手，而且还得防备船身上密密麻麻七八寸长的钉钩——等爬到船边，明军的长枪就递过来了，只需轻轻一戳，就能干掉这些双手抠住边缘的倭寇。

如此重复了数次，明军长枪兵干掉了千余名试图登船的日军，断肢人头掉了一地，没有再让一个日本士兵踏上甲板。

现在观音浦内外变成了一锅东北大乱炖。在外围，优势兵力的明、朝联军围着日本人穷追猛打，力求打开局面；而在浦内的岛津舰队，则围着陈璘和李舜臣舍生忘死地强攻，抢在自己灭亡之前干掉敌指挥官。

陈璘镇定自若地指挥着旗舰，凭借自己的丰富经验硬生生扛了日军战舰的数十次围攻，而且用舰炮轰沉了数十艘。岛津舰队以优势兵力如此疯狂地进攻，明军依然是岿然不动，这让所有日军心中都闪过一丝绝望的念头：铁炮打不动，步兵又爬不上去，这仗怎么打？

他们不知道，陈璘却知道。

陈璘酣战良久，抬头望了望远处邓子龙的三条大船神神秘秘地接近，大喜过望，随即下达了第四个命令：拔锚后撤，全体撤下甲板。

怎么？不打了？

不是不打了，而是真正的大杀着来了。

远处冲来的那些船上，每个士兵手里都握着一把奇怪的武器。这是铜制的一个大圆筒，筒前有口，筒后有一个推柄，看起来就像是一把简陋的山寨水枪。

不过那不叫水枪，而是叫喷筒；它喷的也不是水，而是猛火油，也就是石油。

明代火器充满了奇思妙想，很多都已经有了现代武器的影子。明军有一种武器，叫做猛火油柜，就是一个大铜柜子，里面架着数根直筒，侧面是注油孔，后面还有一个推进活塞。使用的时候，把石油倒进油孔，推动活塞，石油就会先从直筒里喷出，经过药楼时被火药点燃，变成一条喷射状火舌去打击敌人，是一件很牛逼的守城利器。

猛火油柜是世界上最早的火焰喷射器。后来明军根据这个原理，开发出了一系列便携式小型喷筒，有可以喷火焰的、有可以喷毒烟的，有的还可以两者都喷。此时陈璘带来的，就是其中一种喷火的喷筒。这玩意威力奇大，尤其适合拥挤海域的混战。

日军已经在陈璘手里吃了好几次亏，这时候看到他突然偃旗息鼓，整个甲板的人都不见了，有些惊疑，都不敢上前，生怕他又耍什么手段。

就在他们惊疑不决的时候，火焰兵们扑了上来。今天凌晨的夜战他们没发挥出太大作用，此时却是他们真正的用武之地。他们站在高高的甲板上，居高临下向所有附近的敌舰喷射猛火油，喷光了就转身再抽取一管石油，循环往复。

这几条火焰船化身成了地狱火神，在观音浦中播撒着炽热与死亡。日军只要稍微靠近一点，立刻就会被喷成一团火球，一点没商量。到处都可以听到日军的惨呼声，皮肉烧焦的味道弥漫在海上，许多士兵宁可跳到海里，也不愿意承受烈火焚身的痛苦。

围攻陈璘的日军到底被打得有多惨呢？“火盛风驶，贼艘数百，顷刻煨尽，大海尽赤。”这段《宣庙中兴志》的描述有夸张的成分，但足可以想象日军在喷火筒的奇袭下有多么狼狈不堪。

明军喷火兵的奋勇力战，让局面为之一变。岛津舰队陷入了慌乱之中，原本处于重围之下的李舜臣终于得以喘息，徐徐后退，与身后赶至的联军舰队合在一处，趁乱投掷柴薪火炬，加大敌人的混乱。而陈璘面临的压力，也陡然减轻。

比李舜臣打的还疯狂的，是邓子龙。这位老将军一直奋战在第一线，他的风格不像明人，倒更像是日本人，不喜欢远远地用枪炮说话，而是白刃相接。他把自己的座舰交给副手沈理，继续指挥喷火兵去焚烧敌船，然后亲自带着两百多名江西籍的亲兵在舰船之间跳来跳去。

他要么是冲上日舰干掉萨摩兵，要么爬上朝鲜战船驱赶试图夺船的倭寇，简直就是战场上的一辆连轧人带救人的救护车。在他的努力之下，不少朝鲜战船都得以侥幸生还。

就在邓子龙大发神威四处乱杀之际，一个意外出现了。

观音浦湾的局面极度混乱，绝望的日军拼命朝着联军的舰船上爬，联军则拼命用各式火器点燃日军的船。在这一片混乱之中，不知是明军的喷火兵糊涂了，还是朝鲜军扔柴薪的太过兴奋，居然不小心把邓子龙刚刚救下来朝鲜战船给点着了。

这个失误有点大，这条战船一下子陷入火海。附近的岛津战船一看，好不容易等到敌人也有条船起火了，机不可失，一群倭寇嗷嗷地爬上座舰。此时船上一片混乱，朝鲜军和明军忙着扑火，无暇反击，都跑到了船舷一侧，导致船身一下子倾倒，被靠近的萨摩兵趁机冲上甲板。

邓子龙此时已经无法撤退，四周都是熊熊大火，面前是如狼似虎的萨摩武士。这位七十多岁的老将军毫无惧色，他这一生从未有半步后退过，年轻时没有，年老时更没有。

邓子龙在人生最后的时刻，有如一位白须战神，面对着数倍于己的倭寇奋力挥动着武器。尽管他身上多处被砍伤，却一直不肯倒下，周围的倭寇无法抵御这老将最后的燃烧，一时间居然奈何不了他。

忽然远处两声枪响传来，两枚从铁炮里射出的弹丸刺破灼热的空气，击穿了邓子龙的胸膛——他终于不支倒地。原来是日本人怕夜长梦多，动用了随身携带的铁炮，这才终结了老将的人生。

倭寇杀死邓子龙之后，看到船上大火愈烧愈大，不敢多做逗留，匆忙割下他的首级，离船而去。随后赶到的明军援军只来得及抢回老将军的身体——后来邓子龙的遗体在丰城安葬的时候，不得不用沉香木雕成首级，与遗体合葬。

讽刺的是，这条战船燃起了大火，却让远处的朝鲜战士欢欣鼓舞。他们站得远，看得不清楚，误把他的船当成岛津的安宅舰，看到火起，以为又击沉了日本战船，不由得士气大振。在这种误会的激励之下，朝鲜军越战越勇，一下子又击沉了数艘战船。

而明军得悉邓子龙阵亡的消息，无不大惊，沈理率队急忙前进，陈蚕、季金也纷纷向前。

岛津义弘根本顾不得沉浸在击毙敌军副将的喜悦，因为在整个战场，日军都处于极度的劣势，全靠着绝望中迸发的勇气才勉强维持着战线。他不得不把最后的预备队派出去——岛津家的大楼船——前往督战。

李舜臣早就看到了这条船的动向，因为在一群小短腿的日舰中，这条大船太醒目了。他吩咐左右包抄过去，火弓齐射。结果这条大楼船刚走出去没多远，就被李舜臣截住了。李舜臣的亲信宋希立亲自指挥放箭，箭如雨落，登时就把大楼船上的一名日军指挥官射倒在地。周围的日军一见，都没命地跑过来解围。

联军看到日军这么疯狂，以为这条船是岛津义弘的旗舰，宋希立射倒的那个人是岛津义弘本人，都齐声欢呼起来，打得更起劲了。陈璘带领着明军威风凛凛地又杀了过来，与李舜臣左右呼应，大炮齐鸣，又形成了合围之势。

在这关键时刻，突然海面传来一声爆响，一条属于宗家的日军大船发生了剧烈爆炸，让周围的人惊慌不已。岛津义弘脑子里一下子闪过泗川城前爆炸的明军火药库，心想难道真是报应不爽？

这是报应不假，但不是明军在泗川的鬼魂复仇，而是朝鲜人干的。

早在壬辰战争期间，宗义智曾经抓到过一个朝鲜官员，叫郑六同。他觉得这人还不错，一直放在身边，十分信任。这次开战，郑六同被委派去一条船上去当指挥。宗义智万万没想到，郑六同是典型的身在曹营心在汉，一个朝鲜版的郭国安，一直在跟朝鲜军有联系。

他在这个关键时刻，主动引燃了船上的火药库，直接把这条船、自己和其他日军的士气炸了个粉碎。

岛津舰队现在进入了最后的时刻，这时候他们已经被击沉了一半多的舰船，海面上密密麻麻漂浮的都是日军士兵和船舰残骸。观音浦外的封锁线已经被突破了无数的缺口，联军舰队源源不断地冲进来，势不可挡。

岛津义弘无奈地做了一个决定：突围。

此时的日本舰队已经基本无力再战，除了突围撤退，确实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了。

于是日军以岛津义弘为核心，把分散日军集合起来，攒集了二百余艘战船，一齐朝着观音浦外冲去。大概这就是宿命吧，李舜臣的舰队，恰好位于他们的逃遁路线上，而且按照老规矩，仍旧是李舜臣的旗舰冲在最前。

俗话说，穷寇莫追，急于逃命的岛津舰队看到有朝鲜战船横在前头，船上还有人高高站在台子上指挥放箭射杀不少日军，都急红了眼，纷纷把铁炮集中在一处，朝着那边疯狂射击。

站在高台上的人，正是宋希立。他正指挥着朝鲜弓手射箭，冷不防被日军这一回高密度的射击笼罩，其中一枚弹丸打中额头，噗通一声倒在了甲板上。护卫一见，大惊失色，连忙跑去禀报李舜臣，说宋希立中弹了。宋希立是李舜臣的左臂右膀，一听到他中弹身亡，李舜臣惊得霍然起身，连声探问情形。

这时候日军的密集射击仍在持续，李舜臣这一起身，正好把上半身露出挨牌。一位不知名的岛津铁炮手恰好在这时扣动扳机，一枚铅丸飞出枪膛，在极短的时间内穿过两支舰队之间的海域，从李舜臣的腋下撕扯开血肉，进入他的身体。

李舜臣直挺挺地向后倒去，被他的儿子李荟、侄子李莞和侍从金伊接住。李荟和李莞开始以为他只是滑倒，可再仔细一看，发现腋下血流潺潺，眼看是活不成了。李舜臣在弥留之际，挣扎着给他们下达了最后的指示：“战方急，勿言我死，急命以防牌蔽之。”

李荟、李莞两个人放声大哭，船上的人都很惊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这时一个人冲过来，把这两个人的嘴捂住，厉声道：“你们想要辜负李使道的心血吗！”李荟、李莞一看，居然是宋希立。

原来宋希立虽然被子弹击中额头，所幸只是擦伤，虽然流血不止，但总算没伤及性命。他倒地之后，很快就爬了起来，把衣服撕开草草包扎了一下，恰好听到那两个人的哭声，赶紧摸了过来。

对于李舜臣的死，宋希立同样感到极为痛心，但他作为李大帅生前最信赖的副手，深知此时军情紧急，不容动摇。于是他吩咐把李舜臣身上的盔甲解下来，里面填充上稻草，仍旧立在船头，以鼓舞士气，然后让李荟、李莞赶紧把尸体用大红毡裹好，抱回房中，等胜利了再计较。

在另外一个版本里，主动遮掩李舜臣死亡消息的，是李荟、李莞，而宋希立全然不知情。

无论封锁李舜臣死亡消息的是谁，他都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经过这一番混乱，朝鲜军旗舰暂时恢复了正常，继续进攻，进攻，再进攻。而陈璘的明军舰队，也调转船头，开始追着日军尾巴打。

这一场海战一直打到了正午时分，岛津舰队本来就不是联句对手，此时掉头就跑，更是全无战心，在突围过程中死亡惨重，共计被正面拦截的朝鲜军和衔尾追击的明军又打沉了两百余艘。可怜岛津家一世雄名，在这小小的观音浦内被联军打了一个七零八落，无数萨摩武士沦为水鬼，半沉战船燃烧起来的黑烟几乎遮蔽了整个天空。

唯一可惜的是，岛津义弘运气实在是好，他靠着那两百多条船当替死鬼，带着残存的五十艘战舰脱离了战场，仓皇地朝着釜山逃去。

剧战一夜半日的明军和朝鲜军再次聚拢到一处，他们尚不知岛津义弘没死，以为已全歼敌酋。陈璘兴致勃勃地驾船来找李舜臣，商议下一步计划。

这里出现了同一个故事的不同版本。

在《李忠武公全书》里，说陈璘驾船赶到朝鲜舰队附近，看到朝鲜军士兵追赶着日军舰船，争先恐后地抢割首级。陈璘一下子跌坐在甲板上，连声哀叹，说李统制死了。左右问他怎么知道，陈璘说如果李统制还活着，断然不会允许这种事发生。

这个故事很传奇，但真实度却很可疑。这时候战斗刚刚结束，还未正式发丧。试问不；就算这时候朝鲜军上下已经获悉李舜臣的死讯，第一个反应，也该是大哀，而不是追逐财物。一支以军纪严明而著称的铁军，在主帅死亡的一瞬间就没了纪律，这实在不可思议。

另外一本《李忠武公行录》里的故事不同：陈璘驾船来找李舜臣，喊他的名字。李莞站在船头，放声大哭说叔父已经死了。陈璘当时就哭倒在甲板上，扶胸流着眼泪说：“李统制战死以后，还能来救我。”

最后是《宣庙宝鉴卷》的记载，只是简单地说“璘使人于舜臣谢救己，始闻其死，从椅上自投于地，抚膺大悲。”

综合来看，第二、三个故事比较符合实，第一个故事纯粹是出自后人想象和演绎，希望能给李舜臣之死多加一道传奇的色彩。

李舜臣阵亡的噩耗很快传遍了明、朝联军，所有人都不敢相信这有如战神一般的李将军，居然就这么去世了，无不嚎啕大哭，极其悲痛。就连明军都纷纷把手里的肉食投入海中，以示尊敬。他们入朝以后，军纪都归李舜臣管理，他赏罚分明的作风赢得了所有明军的尊重，而这一夜半日的联手奋战，更让他们对将军敬佩不已。

朝鲜军失去了他们最伟大的主帅，明军失去了他们最可信赖的朋友。在这一刻，没有什么朝鲜军和明军的区别，只有二万多名向李舜臣致敬的哀伤者。

这样一位伟大的将军，居然倒在了距离胜利最近的地方，令人不禁想起了英国海军名将纳尔逊。在1805年10月19日，纳尔逊带领英国舰队在特拉法尔加与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大战。在激战中，纳尔逊指挥英国舰队，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就在这时，他被一名法军狙击手击中左胸，倒在血泊之中。在得知道英国舰队获得最后的胜利以后，纳尔逊才与世长辞。在世界海战史上，李舜臣和纳尔逊是经常会被相提并论的两位杰出人物，而他们的境遇，也是惊人的相似。

李舜臣是当之无愧的十六世纪东亚海战的王者，他几乎是以一人之力，改变了整个壬辰战争的走向。在战争的前半阶段，他一手缔造出强大的水军，多次以弱胜强，硬生生拖垮了日军的后勤，致使侵略者放缓了脚步，为明军的大举赴援赢得了宝贵时间；虽然在丁酉再乱期间，李舜臣因为朝鲜军的极度衰弱而在战略上无所发挥，但他仍旧殚精竭虑，重新赋予朝鲜水师生命，并在最后时刻发挥出了关键作用——可以这么说，没有李舜臣，朝鲜战争的结果不会改变，但胜利一定会推迟数年。

巴顿将军曾经说过，一名战士最幸运的事莫过于在最后一场战斗中被最后一颗子弹打死。对李舜臣来说，能够在最后的露梁海战时战死，未必不是一种幸运。以他的个性和朝鲜李朝的党争劣根性，假如活到了战争结束后，很难讲会不会再会发生一次丁酉之乱的遭遇。

所以说，一个天才，既要生而逢时，也要死而逢时。

死者长已矣，生者还是要继续把事业进行下去。李舜臣死了，可战争还没有彻底结束。在一片狼藉的观音浦海面上，陈璘没有彻底让自己沉溺在失去挚友的悲痛中，他一边收拢着联军，一边派出斥候四处打探，很快他就得知了一个坏消息。

在联军主力与岛津舰队缠斗的时候，小西行长悄悄放弃倭城，离开了顺天沿海。“以诚实守信为荣“的刘綎刘大刀按兵不动，坐视敌人离开，这才徐徐前进，来捡便宜。这个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

小西行长很狡猾，知道联军一定在猫岛和露梁之间安排了部队监视自己，所以根本没有选择东去露梁海峡，而是沿着猫岛西梁南遁，从平山洋附近绕着南海岛走了一大圈。这条路虽然比较远，但是胜在没有联军主力阻截。

这时候陈璘才意识到，原来岛津义弘把部队撤向观音浦，还有这么一层含义在里面。

按照原来的计划，联军应该是在露梁西口阻截岛津舰队，同时防备西方的小西舰队。可岛津义弘初战不利，没有调转船头退回露梁，反而左转朝着西南方向的观音浦撤退，把整个联军主力的注意力全都吸引到了这里。

换句话说，岛津义弘牺牲了自己舰队，换来了小西行长的生还。尽管这不是岛津义弘的初衷，但客观上却确实造成了这样的效果。

不过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岛津、小西两支舰队，联军只能挑选其中一支予以歼灭。就算没干掉小西，没能完成战前制定的战略目标，能够击破岛津舰队，也算是为泗川明军报了一大仇。

陈璘在想透了这一点以后，没有立即选择追击。明军水师经过一夜加半日的剧战，已经是精疲力尽；而朝鲜水师自从李舜臣死后，仿佛被抽取了主心骨，两军都亟需修整。于是陈璘没有急于东进，而是决定肃清南海岛之残余敌军。南海岛上还残留了不少日军士兵，观音浦一战中还有不少岛津家士兵弃船登岸。这些隐患不得不除——后来这一批部队以岛津家臣喜入摄津守花山权左尾门为首，徒步横穿整个南海岛，最后在弥诸浦附近被宗义智救起。

露梁海战的另外一位主角岛津义弘并不知道自己无意中消除了日军最大的梦魇，他现在一点也高兴不起来。海战要比陆战残酷得多，一旦溃败，就是整船整船地死。露梁一战，他的一万多精锐，五百条战船伤亡殆尽，只有五十多条船逃出生天，战损率高得惊人。

更要命的是，他现在还不知道顺天的小西行长到底怎么样了，不能回去，只得让残存舰队在南海附近徘徊。这时候岛津忠恒碰到一条从顺天跑过来的日本商船，拦住一问，这才知道小西行长早跑回釜山去了。岛津忠恒气得火冒三丈，大骂这药贩子没义气，岛津家为他付出这么大牺牲，他倒好，一声不吭就先跑了，连个招呼也不打。

岛津义弘听到岛津忠恒回报，长叹一声，啥也没说，带着一身烟火缭绕地返回釜山。

露梁一战，岛津家损失极其惨重，精锐能战之士几乎十不存一，阵亡在一万人以上，事后光是明军和朝鲜人的斩级就有千余——要知道，这不是陆战，而是海战，千余首级，意味着还有十倍以上的死者沉入海底。就连一贯极力夸大敌人阵亡数字、掩饰自己损失的《岛津家记》，都不得不记录说“从兵半死”。

这一战的损失，深深地影响到了岛津家后来的发展。到了决定日本命运的关原合战之时，岛津义弘所能带出来的萨摩精锐，只有可怜的一千五百人，可见露梁让他们是元气大伤。

岛津回到以后釜山，藤堂高虎的运输舰队已经准备好了，小西行长也完成了登船，万事俱备，只欠一走。

既然能走，那还等什么？难道还要等陈璘、李舜臣他们的大舰队赶过来，把这些日军再一口吞掉么？

万历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岛津义弘、小西行长等人匆匆登上归国的舰船，扬帆离开釜山港，一天时间都没敢耽误。临走之前，岛津和小西倒是挺守信用，把茅国科、刘天爵等人质放回船里，让他们自己回投明营，算是对刘綎、董一元两人遵守承诺的回报。

日军舰队离开釜山之后，在对马岛略事休整，于十二月十一日返回博多港。石田三成亲自手捧秀吉遗物前往迎接，带着几位生还者去伏见城谒见了德川家康，这才各自散去回家。

这是最后一批离开朝鲜的日本军团。从此以后，朝鲜半岛除了在一些岛屿上还有少数流寇以外，再无成建制的日军。这一场漫长的战争终于进入尾声。

自从万历二十年四月开战以来，这场东亚战争前后历时七年，自釜山开始，自釜山结束。

终章 帝国最后的荣耀

日军全部撤离之后，联军并没有掉以轻心。在万世德——他大概是援朝历任经理中最轻松的一位了——的主持之下，陈璘针对残留在南海、锦山、乙山等地的倭寇进行了搜捕。这些被自己人抛弃的倭寇盘踞在深崖高山之上，试图依靠地利进行顽抗。可惜大势已去，他们再也没有任何活命的机会。截止到七月份，陈璘所部一共砍掉了一千一百名倭寇的首级，送去了京城。

这一千一百名倭寇，很不幸地成为了这场七年战争的最后战死者。

战争已经结束了，可是历史仍在继续。对于这场深远影响了东亚局势的战争，我们该有什么评价呢？

或者说，我们该怎么样公正地评价呢？

历代文人政客以及很多当代史学研究者都持这样一种观点，即万历三大征拖垮了明朝。尤其是这场朝鲜战争，它耗费巨大，让大明的财政雪上加霜，间接导致了明朝的灭亡。这种说法究其根源，起于万历年间“争国本”事件中的朝臣及文人之手，后来越传越广，几乎成为一个常识。

但事实真的如此？

中国古代文人论政，少有以数据说话的，多以动机和道德为本。事实上，即使大略地去探究一下当时的财政数据，就可以很清楚地发现，这种说法其实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这次朝鲜战争，说起来历时七年，看着好象时间很长，其实这七年时间里，并非是一直在打仗的，在朝鲜的部队，也不是一直有那么多。其中绝大部分时间，双方是在对峙和谈判。

自一五九二年壬辰倭乱起，到六月祖承训率数千明军入朝，七月战败回国，十二月李如松才率大军再次入朝。次年李如松飞军直下三千里，收复了朝鲜三都。然而这次入朝的总兵力仅三万八千余人，哪怕到后来刘綎等援军入朝后，兵力也才四万出头。但李如松随即就于八月率三万多明军陆续撤出朝鲜，仅余数千明军驻留朝鲜。期间真正的作战时间，仅九个月。

再后来就得到一五九七年二月的丁酉再乱时，明朝才第二次大规模出军，这次规模比较大，但总动员人数也不过十余万，时间也仅一年，次年秋，朝鲜战争彻底结束。

因此这场战争，真正的作战时间仅二年左右，累计总动员二十二万余人。但要注意的是，这是累计的动员数，也就是明朝屡次下令征发的累计人数，实际上并未真出动了那么多人。如壬辰时李如松出军，总动员数为七万人左右，兵部计划入朝兵力四万八千人，但真正入朝的仅三万八千人，辽东、四川等地均有被征发的部队因各种原因未能入朝。又如刘綎的五千人虽然最后赶到了朝鲜，但已是次年的年中，战役基本结束，只剩下行军前往釜山的行动了。

这次战争的总人员和钱粮数的统计，应该说是比较复杂的。当时朝鲜方面曾做过统计，《燃藜室记叙》十七卷里对明朝此次战争的耗费数记载如下：“徵发浙陕湖川贵云缅南北兵通二十二万一千五百余人，往来诸将及任事人三百七十余员，粮银五百八十三万二千余两，交易米豆银三百万两，实用本色米数十万斛，诸将赏银三千两，山东粮二十万斛。”

如我们之前所说的各种原因，朝鲜人自战争开始，就一直对钱粮问题非常关心，其认真之态度甚至还甚于明朝。因此这个数字就算不是极准确，差异也不会太大，基本可以认为就是当时的总耗费。简略来说，就是朝鲜战争总耗费为银八百八十三万五千两，米数十万斛。年均下来，约一百三十万两军费开支。

那么，这个数字是否在万历朝廷的承受范围内？

答案是肯定的，完全可以承受，且并不困难。万历朝的前十五年，由于张居正主持的考成法、一条鞭法及清丈田亩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此时期的财政状况史有公论，堪称中兴。仅万历五年，户部岁入已达四百三十五万两，收支相抵后财政结余八十五万两。到万历九年，张居正说近年以来，正赋不亏，府库充实，征解如期。

连续多年财政不出赤字，这哪怕是放到现在，也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有兴趣的可以去查查政府工作报告，看看能有多少财政年度做到没有财政赤字的。仅此一点，就可见明廷财政形势如何。

到万历十年，明廷仅太仆寺一处的存银就达四百多万两，加上太仓存银，总数不下七、八百万两，太仓存粮亦可支十年之数。这还只是部分府库存银，别的府库还没计算在内。再说朝鲜战争这七年里，不是光支出没收入，日常的赋税一直在收，因为即便有收支不平衡，即使只以库银存量计算，以万历前期的库银结余，应付起来也不是大问题。

其实明代朝野对朝鲜战争抱怨不绝，最大原因有二。

一是绝大部分朝臣及清流都认为此事和明朝无太大关系，因此态度极其消极，一直到开战，北京朝中也就万历和石星两人是明确表态支持的，其他几乎全是反对态度。在这种情况下，钱粮不够靡师耗饷的言论当然充斥了大明整个朝野。

再一个原因则是，万历朝“争国本”等一系列政治事件的爆发，导致万历和整个外廷形成对立，于是形成了几乎只要万历支持和主导的，外廷和清流舆论就当然要反对，就说不好，至于真正的实际情况，没多少人关心。而当时记录这一战争的文人笔记，又大都出自与万历对立的清流一派，对朝鲜战争的主流评价是什么样，也就可想而知了。

有明一代，皇帝花钱是一直受外廷制约的。如万历七年万历向户部申请十万银给光禄寺，以备御膳开支，结果被张居正打回，不但不批，还停了宫里上元节的花灯和烟花费。

万历在张居正死后，开始向各地派太监征收矿税银，这事很有名。

万历收的这钱，是直接入内库的内帑，是皇帝的私房钱，外廷管不了。这其实是对外廷制约他花钱的一种反抗。因为明朝时候，皇室除一些皇庄田产之外，并无其他专项财政来源。如内库的主要收入金花银，其实不能算皇室专项用银，因其来源是江南等地的田赋，也属户部管理的范畴。一直到明末，户部一直都可以也确实对此在进行干预和管理。

历代文人对万历征收矿税银的做法都大加鞭挞，说其横征暴敛搞到民不聊生，那么万历到底收了多少钱呢？这里有两种说法，一说是自万历二十四年到三十二年，总共收了三百万两；一说二十五年到三十四年，合计收白银五百六十万，金一万二。

这两个数字，低的年均为四十余万两，高的数字也就一年收五十六万两白银，金一千二百两。如果加上浮动的加权数，差异不大，应该是合理的均数。

这个数字很大么？不算大，这事的性质按现在的说法，叫政治影响恶劣，社会舆论反应强烈。万历真正搜刮的钱财数目，对明朝整个财政来说，其实倒并无太大影响。我们经常看见的说其对经济数十年的摧残导致了恶果云云，其源头基本都来自明朝对万历怨念巨大的那些文人们没经过计算的主观臆测。如搜刮亿万这种夸张的文学修辞记载，就更不用说了。

那么，万历收上去的这些内帑，是干什么用的呢？

其实挺简单，首先是用于皇宫吃饭和各种生活开支。据邱仲麟先生对光禄寺宫膳底帐《宝日堂杂钞》的整理和考据，发现除负担整个宫廷所有人员含皇帝、后妃、宫女太监的吃饭问题外，万历还得请客。如每天“外廷入内工作的翰林院官、文华殿官、医官、教习官、起居注官、兵部主事等”这些人的工作餐，也是要归万历开支的。

以万历三十九年正月为例，宫廷膳食此项开支为一万两千余两，日均下来是四百二十一两，吃饭人数为一万人左右。月人均一两二的膳食，确实吃得比一般老百姓要好。

这其中，万历本人的消耗又是多少呢？《宝日堂杂钞》的记载很清楚：“猪肉一百廿六斤，驴肉十斤，鹅五只，鸡三十三只，鹌鹑六十个，鸽子十个，薰肉五斤，鸡子五十五个，嬭子廿斤，面廿三斤，香油廿斤，白糖八斤，黑糖八两，豆粉八斤，芝麻三升，青菉豆三升，塩笋一斤，核桃十六斤，绿笋三斤八两，面觔廿个，豆腐六连，腐衣二斤，木耳四两，麻菇八两，香蕈四两，豆菜十二斤，回香四两，杏仁三两，砂仁一两五钱，花椒二两，胡椒二两，土碱三斤”——题外话，明朝皇帝可以吃到时鲜菜，譬如笋之类的，比那些不给吃时鲜的皇帝们要幸福。

同时记载里还说“文华殿官周继祖等四员酒飰二桌，每桌每日猪肉十一斤，鸡一只，菉笋一斤，香油四两，花椒一钱，胡椒五分，豆粉四两”，可见万历请客的工作餐标准不低。我想明朝那些没肉吃的清官们，尤其是家里吃肉会成为朝廷新闻的海瑞，应该会很高兴去吃这个工作餐。

这还是新年的正月里，万历日均消费为四斤猪肉、一只鸡、两鹌鹑、两鸡蛋和几两其他肉类，蔬菜是豆腐青笋香菇木耳等，主食为面食。

四斤猪肉……早饭节约点不吃肉，你总不好意思叫皇帝吃剩菜吧？这样的话中晚两餐也就各两斤，炒个京酱肉丝就得半斤肉，剩下的也就够做碗梅菜扣肉了，那只鸡还得剁开两爿做两顿打算。所以无论怎么看，我觉得都算不上奢侈，也就是个一般富商的消费水准。如果跟石油公司存的那些酒比的话，这简直就是朴素楷模。

这个真实的记载，显然大大低于后世文人们写的什么吃饭日费数千金之类的口水笔墨标准。

当然，除了吃饭以外，人还要其他生活开支，譬如皇帝后宫们的日常开支，包括皇子皇女的结婚费用等等，虽然户部也管，但也都还是要从内帑里开支的。

这里要说一句的是，清人记载中，多有提到说明朝奢侈无度，光是后宫脂粉钱就要数十万两云云，如康熙四十八年上谕：“明季事迹卿等所知，往往纸上陈言。万历以后所用内监，曾有在御前服役者，故朕知之独详。明朝费用甚奢，兴作亦广，其宫中脂粉钱四十万两，供应银数百万两，至世祖皇帝登极，始悉除之。”或是说“有明之季，脂粉钱岁至四十万两，内用薪炭，巧立名色，靡费更甚”等，以此指责明皇室之奢靡。实际上，这是清人不懂明时名目导致的误解。

康熙提到的明朝脂粉钱，并非明后宫的生活开支，而是明朝自教坊收取的税钱名目。明代伎乐事业之繁荣，可谓历朝最盛，万历朝进士谢肇浙的笔记有道：“今时娼妓满布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他偏州僻邑，往往有之。终日倚门卖笑，卖淫为活，生计至此，亦可怜矣！而京师教坊官收其税钱，谓之脂粉钱。”也有记载说脂粉钱是从女人那里收取的税，不过却没说是什么女人。总之，太监收取这笔脂粉钱税银，是从女人手里收上来的税钱。

而有明一代，后宫的开支都是俸饷禄米，并无其他开支名目，如内监月俸一石等等。无论明史还是实录，亦或其他笔记资料上，都再无其他发放给个人的钱银开支项目。康熙说的脂粉钱开支项，既无存在基础，也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而从我们之前举的记载看，万历朝整个宫廷加进内办公朝臣们的饮食开支，一年也才十四余万两，这四十万两脂粉钱开支实在太离谱了点。别说其他了，以万历帝的脾气，他第一个就不答应。

事实上明朝太监告诉康熙的所谓脂粉钱，是太监们从各地收上来进内库的税项。这个脂粉钱税，后来逐渐变称为花捐。进关十数年后的清人不懂万历朝的脂粉钱是什么玩意，这很正常。于是康熙想当然地将其理解为后宫的开支，孰不知这本是宫中收入的税项。

事实上明朝皇室的生活，应该算是历代皇室中较节俭的，包括嘉靖万历在内，生活并不奢靡。荒唐点的大约是正德，但比前代唐宋及后来的清皇室也都是大有不如，譬如晚清快亡国时，光绪的婚礼还耗费了五百五十万两银子。而万历最喜欢的福王，婚礼耗费是三十万两，营造府邸花了二十八万两。当然，王不能和皇帝比，但万历朝的财政状况同样也不是快亡国的大清光绪朝可比的。

不过，宫中近万人的开支只靠田庄和金花银这几样支撑的内帑，肯定也是不太够的，于是皇帝就只能向外廷户部申请了。然而，明朝的户部可不会样样都准，明朝臣子们经常会打回皇帝的申请，无论是子女大婚还是后宫和膳食的开支，都有被彻底打回和大幅度削减的记录。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无怪万历要在外面捞钱了。

再一个，皇帝的内帑其实并非都用于私人，外廷请皇帝拨内帑用于国家开支的记录比比皆是。事实上，明历朝内帑用于军费的比例极大，嘉万朝起，尤其是边镇用钱，动辙出内帑数十万上百万的记载屡见不鲜。本质上，内帑是户部变相的应急预备金，一旦户部开支不过来，臣子们就会要皇帝掏钱，而且通常皇帝还必须掏。因为，这个天下是他的，不掏会被臣子们骂个狗血淋头，一直骂到皇帝乖乖掏出来。嘉万起的明皇帝们，在其他问题上能和臣子们拧着干到底，但在这事上，最后还真没一个敢真不掏钱的——除非是真的没钱了，譬如崇祯。

不过，即使在经过万历不断赏赐他喜欢的福王以及各种其他折腾后，到万历四十八年他去世后，只光宗朱常洛还没登基的那短短几天时间里，就向外廷发放了多达一百六十万两的内帑用于边镇开支——可见到万历末年，内帑还是有相当结余的，给外廷提供了很大支持。

至于外廷的财政情况，如前所说，七年朝鲜战争的年均开支为一百三十余万两，以明朝当时的财政收支来看，这实在不算太大数目，远没到伤筋动骨的地步。而从当时加派的临时税项事毕即停这个现象看，也可以知道压力确实不大，不然就会一直收下去，譬如明末加派的三饷。

除前面所说的财政收入状况外，我们再举一项数字来说明这个问题。

赖建诚先生的《边镇粮饷》，是以万历朝的财政文献《万历会计录》为基础专门讨论明朝边镇财政的专著，按计算，明朝晚期光是对后金的战事，耗费就达六千万两之巨，总额六倍于朝鲜战争，这还没算镇压各地农民起义和对付蒙古边患的耗费。

事实上，明朝真正的毁坏，是坏于明晚期与后金的战争以及国内各地的农民起义。尤其是各地农民起义，除极大地破坏了国内财政税赋收入外，同时也破坏了运输。像南方向北方及川中向中央政府输送的大批钱粮物资无法抵达北京，积压在沿途，致使北京府库不足用度。再加上辽东与后金连绵不断的战争，极大地消耗了北京储备的钱粮和各地兵员。这些毁坏，远远大于财政一度中兴的万历朝的各种耗费。

万历时期，可以说它在政治上有各种弊端开端之举，政治影响恶劣。但从财政看，发生于万历二十年的朝鲜战争开支，对明朝国运和国力的影响并不大。而其他的如万历派出的矿税监对经济的破坏程度，实际也远没文人们描写的那么不堪。

明朝清流文人笔记里充满派系利益和政治动机的财政描写，实在不好太当真。

我们现在可以摘掉“财政”这副有色眼镜，重新审视一下，万历朝鲜战争的意义，到底何在。

第一个当然是它把朝鲜李朝从亡国的境地解救了出来，轻松地复了国，这对朝鲜李朝自然是大事，但对明朝同样也是大事。朝鲜作为明朝的附属国，是明中后期是牵制后金的一个重要存在。这个牵制，一直到明末皇太极发动丙子之役后才逐渐消失。

明军入朝替李朝复了国，再次确立了明朝是李朝的宗主国，是朝鲜李朝的父母之邦这一大义名分，这对朝鲜李朝朝野的各种影响非常深远，甚至可以说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首先是朝鲜李朝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临海君李珒及顺和君等人，在这次战争中被日军俘虏，因此失去了继承王位的资格，后来继位的是宣祖大王庶次子光海君李珲。然而他的继位，却因明朝“争国本”事件的拖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得到明朝的承认。

万历二十三年，宣祖大王上表明朝请准封光海君为世子，结果明朝以“继统大义，长幼定分，不宜僭差”而不准。之后的二十四年、三十三年，朝鲜继续上表请准册封光海君为世子，正当“争国本”风头上的明朝当然还是不准。因此，光海君对明朝的怨念不是一般二般的大，可以说是肯定心怀怨恨。

万历三十四年，宣祖大王的仁穆王后生下了永昌大君，因此李朝内部也出现了和明朝“争国本”一样的问题，朝中的北人党分裂为主张拥立光海君的李尔瞻大北派，及主张拥立嫡子的柳永庆小北派。

万历三十六年，宣祖大王病逝。势大的光海君占据上风嗣位，随即上表明朝自称权署国事，请求明朝正式册封。谁知万历帝以其未经批准先斩后奏，是为专擅，便将此事压了下来。后来因东北女真势力日大，考虑到要朝鲜牵制女真，最后在十月准了光海君嗣位的请求。

光海君嗣位后，朝中的党争并未消除，全盘继承华夏文化衣钵的朝鲜士人们，和明朝争国本的士人一样固执，继续争斗不休。但光海君很强硬，上台后就将仁穆王后给废了，又把宣祖长子、同母兄临海君，以及年仅两岁的宣祖嫡子永昌大君都给杀了。

明天启三年三月，绫阳君李倧、西人党李贵等人和南人党联手，发动了政变。大北派的李尔瞻、郑仁弘等人被赐死，二十八岁的绫阳君李倧即位，也就是李朝仁祖大王。光海君被用石灰烧瞎双目，流放江华岛。

对十分重视伦理的明朝来说，这种下克上的宫廷政变是不可接受的，且朝鲜废黩的是明朝正式承认并册封的国王，这种行为无疑是大逆不道。消息传到明朝，当时负责节制朝鲜的登莱巡抚袁可立当即上疏朝廷，声称必须对这种目无明朝、以臣篡君的大逆不道行为进行讨伐，以振王纲：“即珲果不道，亦宜听大妃具奏，待中国更置。奚至以臣篡君，以侄废伯，李倧之心不但无珲，且无中国，所当声罪致讨，以振王纲。”

朝鲜对此大为惊恐，当下又派出外交使团前往登州拜见袁可立进行传统的“辩诬”行动，希望说服袁可立改变立场，并进而影响明廷对此事的态度。

袁可立此人，应该说是个务实的能吏，对北方女真和朝鲜等势力很熟悉，如崇祯年致辽东总兵毛文龙死地原因之一的刘兴祚叛归明朝事，就有他的功劳在内。因此当朝鲜职业辩诬使团抵达山东，言辞恭谦地与袁可立进行了长时间勾兑后，出于对北方形势的务实考虑，袁可立认为既然李倧已经事实上掌握了朝鲜李朝的政权，则此事可以从权，但在大义名分上却不可让步。最后他上疏朝廷提出了这样一个处理意见：“令其退避待罪，朝廷徐颁赦罪之诏，令其祗奉国祀，如国初所以待李成桂者，此又不得已之权也。”

虽然最后李倧如愿以偿获得了册封，但这起事件对朝鲜李朝的影响，一直到清朝还没结束。

五十年后，朝鲜李朝闻听清朝正在修编明史，遂再次派使团出使清朝“辩诬”，向清朝声讨明朝官吏袁可立，并希望清朝能修改明史，为朝鲜李朝王室的这次政变正名、洗冤，以证明现在的王室继位是合法的。

只不过虽然朝鲜李朝使团在北京进行了大量社交攻势，国王李淳也亲自上奏康熙表达了这一意愿，但中国史书最终并未如他们所愿进行修改，依然以宗主国的姿态记录了这一政变，并对其进行了定性。

一个国家，国王的册立需要他国册封承认，无论如何，这都是心头一根去不掉的刺。这种情绪经过多年发酵，1897年，朝鲜李朝的李熙终于称帝，改年号为“光武”，并改国名“朝鲜”为“大韩帝国”，终止了一直以来和中原帝国的从属藩国关系。

对日本来说，这次战争不但让丰臣秀吉气病身死，也使他的嫡系损失惨重，直接后果是德川家康乘此机会一举击败丰臣势力，建立了德川幕府，同时彻底打消了在亚洲争霸的念头，采取了延续三百年的闭关锁国政策，以避免刺激明朝。这使得亚洲此后三百年的地理政治格局，没出现任何变化。但是，日本这一次“进出”朝鲜，给后世的野心家留下无穷的遐想，当他们的野心再度燃烧起来的时候，朝鲜又会成为这头饿狼的第一口食物。

对明朝，尤其是对万历皇帝来说，这是很得不偿失的一件事。因为此后几百年里，此战获得的评价几乎是一致的，那就是靡师耗饷大伤明朝元气——无论它到底真的如此。

这也是促使我们花力气去搜集中、朝、日三国史料，把这场战争重新写出来的最重要原因。

万历时期，明朝的国力毫无疑问依然是亚洲最强的，这点没什么好怀疑的。而万历朝的军力，无论武器装备还是军队将领、士兵的战斗力和意志力，也都是亚洲最强的，这也没有任何可怀疑的地方。

万历前期戚继光及东北李成梁等将领对北方游牧民族势力的打击和压制，后来新一代将领如李如松平定宁夏叛乱，麻贵麻家军在西北的镇压，乃至朝鲜战争中明朝北方边镇骑兵的优异表现，南军步兵和火器的夺目风采，陈璘率领的大明水师的过人战力，都充分说明万历时期的明军，是发展异常全面的亚洲第一强军，且名副其实。

这点我们可以在这里做个总结性的对比，以数字来说明。

如前所说，壬辰之战中，明军方面的宋应昌动员了七万左右人员（含运输和军械制造等），兵部计划入朝兵力数为四万八千人，但一直到年底，实际入朝作战的仅三万八千人，到次年年中才达到四万三千人，这其中还包含了已发生的伤亡人数。

而日军方面，截止到壬辰正月五日为止，秀吉下令动员的兵力数为二十八万一千八百四十人，这还不含日本国内的运输和军械制造等人员。

三月十八日，实施出军朝鲜命令中的总兵力为十五万八千人。

六月三日，屯驻朝鲜领土的日军总兵力为十三万余人。

也就是说，壬辰之战中，明军一直以三万八千人的兵力在与日军十三万兵力作战。

这其中，朝鲜军的作用基本可以忽略不计。虽然朝鲜军统计数量高达十七万，但朝鲜方面自己的记载中，实际真正投入过战斗的，全加起来仅六万余人陆军，水军数千。其二则是朝鲜军除水军外，没有一场有战略意义的正面战役。其三则是即便在和明军的协同作战中，其数量也就三、五千人，且从不被独立使用，甚至连朝鲜自己都少有战斗记载。客观地说，在整个战争时期，朝鲜军最大的作用是为明军负责运输物资，而不是战斗。可即使这样，物资运输也始终未能很好地解决，一直是制约明军行动的一个重大软肋。

另外，日军也一样拥有数量不少的朝鲜伪军，尤其是弓箭手。他们甚至建立了相当数量以朝鲜人从事生产的城下町。因此在朝鲜人力这点上，中日两军都是客军，都无太大优势。

丁酉再乱，日军再次出动兵力十二万一千一百人，加原驻朝鲜的日军两万零三百九十人，陆军为十四万一千四百九十人；水军两万两千人，水陆总计兵力为十六万三千余人。

明军方面，计划出动的兵力为陆军十三万零五百人，水军一万三千二百人，水陆合计总兵力十四万三千七百人。

然而，日军出动的十六万人兵力是实实在在且一次到位的，而明军丁酉初期入朝的兵力仅四万人左右，一直到次年五月前后，所有部队才全部进入朝鲜集结完毕，但根据朝鲜李朝的记载，入朝明军兵力实际只有十一万余人。

换话说，整个朝鲜倭乱期间，明军其实一直在以少打多，哪怕是最后决战阶段，双方总兵力依然相差近三分之一。

遗憾的是，大明朝这支亚洲第一强军，二十年多后，被杨镐在萨尔浒葬送了一半，在之后的沈阳和松锦等一系列战役中又被葬送了另一半。

于是，大明朝终于成了个没牙老虎，并最终倾覆。

但是因为这场战争的缘故，朝鲜王室对明帝国的态度，是尊崇感激有之。一直到清朝立国几十年后，朝鲜王室宫内依然立着明朝神位，以明朝为正朔等等。

而朝鲜士人和民间，在明清两朝，对明朝的态度则始终以感激及对父母之邦的尊崇为主。明清辽东交战期间，清军多次征发朝鲜军出征明朝。由于朝鲜军火炮受教于明军，其技术和装备都好于清军，因此多为炮兵。有次攻城，当清军命令朝鲜军开炮时，朝鲜军士卒发没炮弹的空炮应付，后被清军发现，多尔衮遂下令将为首的朝鲜军六名士兵斩首示众。明军将领祖大寿闻听此事，在城上率军致哀。后来朝鲜军回国，又在国内立了五义士庙纪念这些士兵。

万历朝鲜战争，留给我们可以说的问题太多，甚至可以说完全够单独立个研究科目出来，我们这四十多万字写下来，最后我们自己的感觉，是这仅仅只是匆匆一沾而过，吉光片羽。

最后，我们以万历帝的平倭诏来结束全书吧。《明神宗皇帝实录》卷三三四，二十七年闰四月丙戍，以平倭诏告天下，诏曰：

朕缵承洪绪，统理兆人，海澨山陬，皆我赤子，苟非元恶，普欲包荒。属者东夷小丑平秀吉，猥以下隶，敢发难端，窃据商封，役属诸岛。遂兴荐食之志，窥我内附之邦，伊歧对马之间，鲸鲵四起，乐浪玄菟之境，锋镝交加，君臣逋亡，人民离散，驰章告急，请兵往援。

朕念朝鲜，世称恭顺，适遭困厄，岂宜坐视，若使弱者不扶，谁其怀德，强者逃罚，谁其畏威。况东方为肩臂之藩，则此贼亦门庭之寇，遏沮定乱，在予一人。于是少命偏师，第加薄伐。平壤一战，已褫骄魂，而贼负固，多端阳顺阴逆，求本伺影，故作乞怜。册使未还，凶威复扇。朕洞知狡状，独断于心。乃发郡国羽林之材，无吝金钱勇爵之赏，必尽弁服，用澄海波。

仰赖天地鸿庥，宗社阴骘，神降之罚，贼殒其魁，而王师水陆并驱，正奇互用，爰分四路，并协一心，焚其刍粮，薄其巢穴。外援悉断，内计无之。于是同恶就歼，群酋宵遁，舳舻付于烈火，海水沸腾，戈甲积于高山，氛浸净扫，虽百年侨居之寇，举一旦荡涤靡遗。鸿雁来归，箕子之提封如故，熊罴振旅，汉家之德威播闻，除所获首功，封为京观，仍槛致平正秀等六十一人，弃尸稿街，传首天下，永垂凶逆之鉴戒，大泄神人之愤心。

于戏，我国家仁恩浩荡，恭顺者无困不援；义武奋扬，跳梁者虽强必戳。兹用布告天下，昭示四夷，明予非得已之心，识予不敢赦之意。毋越厥志而干显罚，各守分义以享太平。

凡我文武内外大小臣工，尚宜洁自爱民，奉公体国，以消萌衅，以导祯祥。更念彤力殚财，为日已久，嘉与休息，正惟此时，诸因东征加派钱粮，一切尽令所司除豁，务为存抚，勿事烦苛，咨尔多方，宜悉朕意。

我国家仁恩浩荡，恭顺者无困不援；义武奋扬，跳梁者虽强必戳——这，就是万历朝鲜平倭之战。

[1] 《宣祖实录》二十六年二月七日

[2] 《宣祖实录》二十六年二月七日

[3] 《宣祖实录》二十六年二月二十日

[4] 《宣祖实录》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二日

[5] 《宣祖实录》二十六年二月十九日

Table of Contents

封面

帝国最后的荣耀——大明1592·抗日援朝·壬辰倭乱

序章 公元1592年，亚洲命运的十字路口

第一章 春天的十七个瞬间——十四世纪的潜伏与暗战

第二章 “天下人”秀吉的烦恼

第三章 小中华

第四章 辩诬与联合国军

第五章 兵败如山倒

第六章 闪击

第七章 闪击（下）

第八章 我要回家

第九章 明军始动

第十章 败北

第十一章 第一次平壤之战：幕后的真相

第十二章 李舜臣

第十三章 李舜臣（下）

第十四章 战与和

第十五章 廷议

第十六章 只想和你谈谈心

第十七章 我来了——李如松

第十八章 我看到了

第十九章 我赢了

第二十章 南兵北兵

第二十一章 碧蹄馆

帝国最后的荣耀——大明1592·抗日援朝·丁酉再乱

第一章 史笔如刀——“胆怯”的李提督

第二章 战争与和平

第三章 三寸不烂

第四章 唇枪舌剑

第五章 追击

第六章 欺骗的开始

第七章 去与留

第八章 这是误会

第九章 东亚第一骗局（上）

第十章 东亚第一骗局（下）

第十一章 和平时期的朝鲜

第十二章 丁酉再乱

第十三章 浴血全罗

第十四章 骑兵的胜利——稷山大捷

第十五章 巨星的再临

第十六章 蔚山血战

第十七章 蔚山血战（下）

第十八章 前进与后退

第十九章 大增兵

第二十章 大明第一间谍

第二十一章 泗川的必然与偶然

第二十二章 倭桥胜败

第二十三章 最后的海战

终章 帝国最后的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