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想錄二：探索集》巴金

《二○一一年二月十一日版》

《好讀書櫃》典藏版

三十一、「豪言壯語」

《隨想錄》到第三十篇為止，我已編成第一集，並且給每篇加上小標題，將在一九七九年內刊行，今後每年編印一集，一直到一九八四年。第三十一以下各篇（三十或者四十篇左右）將收在第二集內。

我為第一集寫了一篇很短的《後記》，裡面有這樣一句：「古語說：『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我過去不懂這句話，今天倒頗欣賞它。」這是我的真實思想。我的意思無非：我可以利用的時間不多了，不能隨意浪費它們。要講話就得講老實話，講自己的話，哪怕是講講自己的毛病也好。有毛病就講出來，讓大家看看，議議，自己改不了就請大家來幫忙。當然別人隨便給扣上的帽子，我自己也要摘下。過去沒有弄清楚的事，我也想把它講明白。

最近我們討論過「歌德」與「缺德」的問題。我對「歌德派」說了幾句不大恭敬的話。我是經過思考之後講話的，因為我過去也是一個「歌德派」。我最近看了我的《爝火集》的清樣，這是我三十年來的散文選集，我讓我女兒和女婿替我編選，他們挑選的文章並不多。可是我看校樣時才發現集子的前半部大都是「歌德」的文章，而且文章裡充滿了豪言壯語。單單舉出幾個標題吧：《大歡樂的日子》、《我們要在地上建立天堂》、《最大的幸福》、《無上的光榮》……我並不是在吹牛，我當時的感情是真摯的，我確實生活在那樣的氣氛中。二十年過去了。前幾天出版社一位編輯看校樣時來信問我是不是還要保留某文中引用的一首民歌的最後一句：「叫某國落後。」我當時是把它當做「豪邁的壯語」來引用的。但在二十年後我們仍然落在某國的後面，為了避免「吹牛」的嫌疑，我只好將它刪去了。我校閱自己三十年來的散文選集，感想實在不少。我當初的確認為「歌德」可以鼓舞人們前進，多講成績可以振奮人心，卻沒有想到好聽的話越講越多，一旦過了頭，就不可收拾；一旦成了習慣，就上了癮，不說空話，反而日子難過。譬如二十年前我引用過的豪言壯語：「叫鋼鐵聽話，叫某國落後」，當時的確使我的心十分激動。但是它是不是有助於「叫某國落後」呢？實踐的結果證明說空話沒有用，某國並未落後。倘使真的要「叫某國落後」，還得另想辦法。無論如何，把夢想代替現實，拿未來當做現在，好話說盡，好夢做全，睜開眼睛，還不是一場大夢！

其實「叫某國落後」，有什麼不好呢？只要你有本事，有幹勁，有辦法，有行動，說得到，做得到，那就「叫」吧，這當然好。「歌德」也是這樣。只要開的是準能兌現的支票，那就開吧，當然越多越好，越「歌」越好。倘使支票到期兌不了現，那就叫做空頭支票，這種支票還是少開的好，開多了會吃官司，名譽掃地，我二十多年前寫文章喜歡引用「豪言壯語」，我覺得沒有什麼不好，但今天再引用同樣的「豪言壯語」，別人就會說我在「吹牛」了。

五十年代初期我還住在淮海坊的時候，我們家的保姆遇見進弄堂來磨刀的小販，就把菜刀拿出來請他磨，她仍在廚房裡等著，也不出去守住他，她說：「解放了，還會騙走菜刀？」但是磨刀的不見了，菜刀也沒有了。半個月前有個親戚在鄉下買了一隻母雞晚上送到我家來，我妹妹打算隔一天殺掉它。保姆把它放在院子裡用竹籠罩住。第二天傍晚我同我女兒和小外孫女在院子裡散步，還看見樹下竹籠裡有一隻雞，我們都沒有想到把雞關到廚房裡去。大概我們因為經常討論「歌德」的問題，腦子裡還有點「歌德」派的影響吧，我夜裡做了一個沒有「大漢輕輕叩門」的好夢，真正到了「當今世界上如此美好的」「桃花源」。太好了！醒來時心情萬分舒暢，走下樓，忽然聽說雞給人拿走了，我當然不相信，因為我還沉醉在「桃花源」的美夢中，可是雞卻不會回來了。給偷走了雞，損失並不大，遺憾的是這以後我再也不好意思做美夢了。

夢的確是好夢，但夢醒之後，我反而感到了空虛。現在我才明白：還是少說空話、埋頭實幹的好。

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二日

三十二、小騙子

幾個月前在上海出現了一個。他的真面目還不曾被人認出的時候，的確有一些人圍著他轉，因為據說他是一位高級軍事幹部的兒子。等到他給抓了起來，人們又互相抱怨，大驚小怪，看笑話，傳小道，越傳越廣，終於到了本市兩家日報都刊登長篇報導的地步。香港的刊物也發表了記事之類的東西。（當然報導、記事不一定完全符合事實。）有人出醜，有人慶幸，有人憤慨。總之，人們私下議論紛紛。後來劇團也編演了有關小騙子的話劇，但也只是在內部演出，因為對於這個劇還有不同的意見，有人認為它可以公演，也有人堅決反對。有人說劇作者同情小騙子，有人說劇本醜化了幹部。

我沒有看過這個戲，當然沒有發言權。我沒有見過小騙子，不過在他還被人當做「高幹子弟」的時候，我就聽見人談論他的事情，一直到他被揭露，一直到今天。聽說他給抓起來了以後，還說：「我唯一的罪名就是我不是某某人的兒子。」又聽說他還說：「倘使我真是某某人的兒子又怎樣呢？」還聽說，有人同情小騙子，甚至表示將來開庭審判時願意充當小騙子的辯護人。不用說，這些都是小道消息，不可靠。但同情小騙子的人確實是有的。不過我卻不曾聽說有什麼人同情受騙者，我只聽見人批評他們「自作自受」。至於我呢，我倒更同情受害的人。這不是喜劇，這是悲劇，應當受譴責的是我們的社會風氣。「大家都是這樣做，我有什麼辦法呢？只是我運氣不好，碰上了假貨。」

我想起了一百四十三年前一位俄羅斯作家果戈理寫的一本戲《欽差大臣》。提起十九世紀的俄國作家，有人今天還感到頭痛。可是不幸得很，這位俄國作家的鞭子偏偏打在我們的身上。一定有人不同意我這個說法，他們反駁道：果戈理鞭撻的是俄羅斯封建社會，跟我們社會主義社會，跟我們「當今世界上如此美好的社會主義」毫不相干。他們說得對：毫不相干；而且時間隔了一百四十三年，當時的騙子和今天的騙子不會有類似之處。但奇怪得很，今天許多人圍著騙子打轉跟果戈理時代許多人圍著騙子打轉不是一樣地為了私利？兩個騙子差一點都把老婆騙到手了。不同的只是果戈理的騙子更聰明，他遠走高飛，反而寫信給朋友把受騙者嘲罵一番，而我們的小騙子卻給關進了班房，等候判刑。即使是這樣，小騙子也不是傻瓜，他給我們提出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講過一句很有意思的話，那就是我在前面引用過的那一句：「倘使我真是某某人的兒子又怎樣呢？」這句話使我想了好久。我不能不承認：倘使他真是某某人的兒子，那麼什麼問題都沒有了。結果就是皆大歡喜的「大團圓」。有人請他吃飯，有人請他看戲，有人把汽車借給他，有人給他介紹女朋友，他可以挑選美女做老婆，他可以給他未婚妻活動調工作，等等等等，不但都是理所當然，他甚至可以出國訪問，可以享受其他的許許多多——一句話，作為小騙子的罪狀的一切都是合法的、可以容許的了。不會有人寫報導或者編話劇，也不會因為話劇上演的問題發生爭論了。事實上這樣的事自古以來經常發生，人們習以為常，見怪不怪，這是為什麼呢？

小騙子的一句話使我幾個月睡不好覺。我老是想著這樣的問題：為什麼那些生活經驗相當豐富的人會高高興興地鑽進了小騙子的圈套？我越想越苦惱，因為我不能不承認在我們這個社會裡還有非現代的東西，甚至還有果戈理在一八三六年譴責的東西。儘管三年來我們不斷地說，要糾正「開後門的不正之風」，可是後門越開越大：有人看不見前門，找不到前門，有問題無法解決，連配一塊窗玻璃也得等上一年半載，他們只好另想辦法找門路開後門，終於撞到騙子懷裡，出了醜，這是可以理解的。我們的某些衙門為什麼不可以打開大門，替人民多辦一點事情呢？我們的某些幹部為什麼不可以多看看下面、少看看上面呢？

關於話劇能不能公演的問題，倘使要我回答，我還是說：我沒有發言權。不過有人說話劇給幹部臉上抹黑，給社會主義臉上抹黑，我看倒不見得。騙子的出現不限於上海一地，別省也有，他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倘使沒有產生他的土壤和氣候，他就出來不了。倘使在我們今天的社會風氣中他鑽不到空子，也就不會有人受騙。把他揭露出來，譴責他，這是一件好事，也就是為了消除產生他的氣候，剷除產生他的土壤。如果有病不治，有瘡不上藥，連開後門，仗權勢等等也給裝扮得如何「美好」，拿「家醜不可外揚」這句封建古話當做處世格言，不讓人揭自己的瘡疤，這樣下去，不但是給社會主義抹黑，而且是在挖社會主義的牆腳。

九月二十八日病中寫

三十三、悼方之同志

這次在北京出席第四次全國文代會，見到從南京來的朋友，聽他們談起方之同志的事情，據說江蘇省代表團因為參加方之同志的追悼會，比我們遲一天到北京。

我在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開始前不久見過方之同志一面。他的面貌我現在怎樣努力回憶也想不起來。我只記得他和陸文夫同志一起來找我，談他們組織「探求者」的打算。當時我只讀過方之的短篇小說《在泉邊》和陸文夫的《小巷深處》，覺得還不錯，認為他們是有希望的青年作者。他們想在創作上多下工夫，約幾個志同道合的業餘作者共同「探求」。他們說已找某某人談過，得到那位同志的鼓勵。我瞭解他們，三十年代我們也曾這樣想過，這樣做過。這兩位年輕人在創作上似乎有所追求，有理想，也有抱負。我同情他們，但是我替他們擔心，我覺得他們太單純，因為我已經感覺到氣候在變化，我勸他們不要搞「探求者」，不要辦「同人雜誌」，放棄他們「探求」的打算。我現在記不清楚他們當時是不是已經發表了「探求者」的宣言，或者這以後才公開了它。但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他們沒有聽懂我的話，我也說不清楚我的意思，他們當然不會照我的意思辦。

過幾天我便去北京出席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我一到北京，反右的鬥爭，就開始了，許多熟人都受到了批判。回到上海後，我聽說「探求者」們都給戴上了「右派」的帽子。從此再也沒有人向我提起方之的名字。陸文夫的名字後來倒在《文藝報》上出現過，先是受到表揚，說是他「摘帽」以後寫了不少的好作品，後來又因此受到批判，說是他的表現並不好，總之，他還是給打下去了。一直到許多被活埋了多年的名字在報刊上重新出現的時候，我才有機會看到這兩位「探求者」的大名。

方之先後發表了《閣樓上》和《內奸》兩篇小說，受到讀者們的重視。我讀過前一篇，別人對我講述了後一篇的內容。我聽說有些刊物的編輯不敢發表他的作品，這說明二十一年的遭遇並沒有撲滅他的心靈之火，他至今還在「探求」，他始終不曾忘記作為作家他有什麼樣的責任。他的小說正如他一位朋友所說，是「一團火，一把劍」。現在需要這樣的作品。我等待著他的更多的作品，卻沒有想到他把他最後的精力花在南京《青春》雜誌的創刊上。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力快要消耗盡了，他要把手裡的火炬交給後面的年輕人，他要創辦一個發表青年作者作品的刊物。他打電報來要我為《青春》創刊號寫稿，我回了一封短信，說我生病寫不出文章，請他原諒。這是我寫給他的第一封信，也是最後的信。我今天才體會到這封信帶給他多大的失望。但已經太遲了。

方之同志的身世我知道很少。全國解放那年他才十九歲。他在一九五六年發表短篇小說，也不過二十六歲，我也正是在這樣的年紀開始寫短篇。他的作品說明他很有才華。他的青春剛剛開放出美麗的花朵，就受到「反右擴大化」狂風的無情摧殘。他的早死也是那二十年不幸遭遇的後果。受到這種殘酷打擊的並不只是方之同志一個，而是一代的青年。關於這一代人的故事我聽到不少。可是像千萬根針那樣刺痛我的心的仍然是方之同志的事情。聽說「四人幫」給粉碎以後，方之回到南京，身體已經被折磨得很壞了，他訂了個五年的計劃，他說：「我準備再做五年苦工。」他想好了十多篇作品，準備一一寫出。後來他病情嚴重，住進了醫院，他向愛人央求：「告訴我，我還能活多久。能活三年，我就做三年的打算；倘使只能活一個月，我就馬上出院，把最要緊的事情做完……」

這樣的話是那些不愛惜自己的時間、也不珍惜別人的時間的人所不理解的。比起方之來，我幸福多了，我還有五年的寫作時間。方之死了，可是他的心靈之火將永遠燃燒，他的愛憎還激動著人心。他的作品沒有能寫出來，太可惜了！但是勤奮地寫作的人今天是不會少的。我也要奮筆寫下去。當然我寫不出他那樣的作品，不過把筆當做火、當做劍，歌頌真的、美的、善的，打擊假的、醜的、惡的，希望用作品對國家、對社會、對人民有所貢獻——這樣的理想，這樣的抱負，這樣的願望我也是有的。我為什麼不能夠實現它們呢？

十二月四日

三十四、懷念老舍同志

我在悼念中島健藏先生的文章裡提到一九七七年九月二日虹橋機場送別的事。那天上午離滬返國的，除了中島夫婦外，還有井上靖先生和其他幾位日本朋友。前一天晚上我拿到中島、井上兩位贈送的書，回到家裡，十一點半上床，睡不著，翻了翻井上先生的集子《桃李記》，裡面有一篇《壺》，講到中日兩位作家（老舍和廣津和郎）的事情，我躺在床上讀了一遍，眼前老是出現那兩位熟人的面影，都是那麼善良的人，尤其是老舍，他那極不公道的遭遇，他那極其悲慘的結局，我一個晚上都夢見他，他不停地說：「告訴朋友們，我沒有問題。」總之，我睡得不好。第二天一早我到了賓館陪中島先生和夫人去機場。在機場貴賓室裡我拉著一位年輕譯員找井上先生談了幾句，我告訴他讀了他的《壺》。文章裡轉述了老舍先生講過的「壺」的故事，【註】我說這樣的故事我也聽人講過，只是我聽到的故事結尾不同。別人對我講的「壺」是福建人沏茶用的小茶壺。乞丐並沒有摔破它，他和富翁共同佔有這只壺，每天一起用它沏茶，一直到死。我說，老舍富於幽默感，所以他講了另外一種結尾。我不知道老舍是怎樣死的，但是我不相信他會抱著壺跳樓。他也不會把壺摔碎，他要把美好的珍品留在人間。

那天我們在貴賓室停留的時間很短，年輕的中國譯員沒有讀過《壺》，不瞭解井上先生文章裡講些什麼，無法傳達我的心意。井上先生這樣地回答我：「我是說老舍先生抱著壺跳樓的。」意思可能是老舍無意摔破壺。可是原文的最後一句明明是「壺碎人亡」，壺還是給摔破了。

有人來通知客人上飛機，我們的交談無法繼續下去，但井上先生的激動表情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告訴同行的佐籐女士：「巴金先生讀過《壺》了。」我當時並不理解為什麼井上先生如此鄭重地對佐籐女士講話，把我讀他的文章看做一件大事。然而後來我明白了，我讀了水上勉先生的散文《蟋蟀罐》（一九六七年）和開高健先生的得獎小說《玉碎》（一九七九年）。日本朋友和日本作家似乎比我們更重視老舍同志的悲劇的死亡，他們似乎比我們更痛惜這個巨大的損失。在國內看到懷念老舍的文章還是近兩年的事。井上先生的散文寫於一九七○年十二月，那個時候老舍同志的亡靈還作為反動權威受到批鬥。為老舍同志雪冤平反的骨灰安放儀式一直拖到一九七八年六月才舉行，而且骨灰盒裡也沒有骨灰。甚至在一九七七年上半年還不見誰出來公開替死者鳴冤叫屈。我最初聽到老舍同志的噩耗是在一九六六年年底，那是造反派為了威脅我們講出來的，當時他們含糊其辭，也只能算做「小道消息」吧。以後還聽見兩三次，都是通過「小道」傳來的，內容互相衝突，傳話人自己講不清楚，而且也不敢負責。只有在虹橋機場送別的前一兩天，在衡山賓館裡，從中島健藏先生的口中，我才第一次正式聽見老舍同志的死訊，他說是中日友協的一位負責人在坦率的交談中講出來的。但這一次也只是解決了「死」的問題，至於怎樣死法和當時的情況中島先生並不知道。我想我將來去北京開會，總可以問個明白。

聽見中島先生提到老舍同志名字的時候，我想起了一九六六年七月十日在人民大會堂同老舍見面的情景，那個上午北京市人民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支援越南人民抗美鬥爭的大會，我和老舍，還有中島，都參加了大會的主席團，有些細節我已在散文《最後的時刻》中描寫過了，例如老舍同志用敬愛的眼光望著周總理和陳老總，充滿感情地談起他們。那天我到達人民大會堂（不是四川廳就是湖南廳），老舍已經坐在那裡同當時的北京市副市長王崑崙在談話。看見老舍我感到意外，我到京出席亞非作家緊急會議一個多月，沒有聽見人提到老舍的名字，我猜想他可能出了什麼事，很替他擔心，現在坐在他的身旁，聽他說：「請告訴朋友們，我沒有問題……」我真是萬分高興。過一會中島先生也來了，看見老舍便親切地握手，寒暄。中島先生的眼睛突然發亮，那種意外的喜悅連在旁邊的我也能體會到。我的確看到一種衷心愉快的表情。這是中島先生最後一次看見老舍，也是我最後一次同老舍見面，我哪裡想得到一個多月以後將在北京發生的慘劇！否則我一定拉著老舍談一個整天，勸他避開，讓他在精神上有所準備。但有什麼辦法使他不會受騙呢？我自己後來不也是老老實實地走進「牛棚」去嗎？這一切中島先生是比較清楚的。我在一九六六年六月同他接觸，就知道他有所預感，他看見我健康地活著感到意外的高興，他意外地看見老舍活得健康，更加高興。他的確比許多人更關心我們。我當時就感覺到他在替我們擔心，什麼時候會大難臨頭。他比我們更清醒。

可惜我沒有機會同日本朋友繼續談論老舍同志的事情。他們是熱愛老舍的，他們尊重這位有才華、有良心的正直、善良的作家。在他們的心上、在他們的筆下他至今仍然活著。四個多月前我第二次在虹橋機場送別井上先生，我沒有再提「壺碎」的問題。我上次說老舍同志一定會把壺留下，因為他熱愛祖國、熱愛人民，他雖然含恨死去，卻留下許多美好的東西在人間，那就是他那些不朽的作品，我單單提兩三個名字就夠了：《月牙兒》、《駱駝祥子》和《茶館》。在這一點上，井上先生同我大概是一致的。

今年上半年我又看了一次《茶館》的演出，太好了！作者那樣熟悉舊社會，那樣熟悉舊北京人。這是真實的生活。短短兩三個鐘頭裡，我重溫了五十年的舊夢。在戲快要閉幕的時候，那三個老頭兒（王老闆、常四爺和秦二爺）在一起最後一次話舊，含著眼淚打哈哈，「給自己預備下點紙錢」，「祭奠祭奠自己」。我一直流著淚水，好些年沒有看到這樣的好戲了。這難道僅僅是在為舊社會唱輓歌嗎？我覺得有人拿著掃帚在清除我心靈中的垃圾。坦率地說，我們誰的心靈中沒有封建的塵埃呢？

我出了劇場腦子裡還印著常四爺的一句話：「我愛咱們的國呀，可是誰愛我呢？」完全沒有想到，一個熟悉的聲音在追逐我。我聽見了老舍同志的聲音，是他在發問。這是他的遺言。我怎樣回答呢？我曾經對方殷同志講過：「老舍死去，使我們活著的人慚愧……」這是我的真心話。我們不能保護一個老舍，怎樣向後人交代呢？沒有把老舍的死弄清楚，我們怎樣向後人交代呢？一九七七年九月二日井上先生在機場上告訴同行的人我讀過他的《壺》，他是在向我表示他的期望：對老舍的死不能無動於衷！但是兩年過去了，我究竟做了什麼事情呢？我不能不感到慚愧。重讀井上靖先生的文章、水上勉先生的回憶、開高健先生的短篇小說，我也不能不責備自己。老舍是我三十年代結識的老友。他在臨死前一個多月對我講過：「請告訴朋友們，我沒有問題……」我做過什麼事情，寫過什麼文章來洗刷塗在這個光輝的（是的，真正是光輝的）名字上的濁水污泥呢？

看過《茶館》半年了，我仍然忘不了那句台詞：「我愛咱們的國呀，可是誰愛我呢？」老舍同志是偉大的愛國者。全國解放後，他從海外回來參加祖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他是寫作最勤奮的勞動模範，他是熱烈歌頌新中國的最大的「歌德派」，一九五七年他寫出他最好的作品《茶館》。他是用藝術為政治服務最有成績的作家。他參加各項社會活動和外事活動，可以說是把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都貢獻給了祖國。他沒有一點私心，甚至在紅衛兵上了街，危機四伏、殺氣騰騰的時候，他還拿著事先準備好的發言稿，到北京市文聯開會，想以市文聯主席的身份發動大家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但是就在那裡他受到拳打腳踢，加上人身侮辱，自己成了文化大革命專政的對象。老舍夫人回憶說：「我永遠忘不了我自己怎樣在深夜用棉花蘸著清水一點一點地替自己的親人洗清頭上、身上的斑斑血跡，不明白是哪裡出了問題，不明白為什麼會鬧成這個樣子……」

我彷彿看見滿頭血污包著一塊白綢子的老人一聲不響地躺在那裡。他有多少思想在翻騰，有多少話要傾吐，他不能就這樣撒手而去，他還有多少美好的東西要留下來啊！但是過了一天他就躺在太平湖的西岸，身上蓋了一床破席。沒有能把自己心靈中的寶貝完全貢獻出來，老舍同志帶著多大的遺憾閉上眼睛，這是我們想像得到的。

「為什麼會鬧成這個樣子？」去年六月三日在北京八寶山公墓禮堂參加老舍同志的骨灰安放儀式，我低頭默哀的時候，想起了胡絜青同志的那句問話。為什麼呢……？從主持骨灰安放儀式的人起一直到我，大家都知道，當然也能夠回答。但是已經太遲了。老舍同志離開他所熱愛的新社會已經十二年了。

一年又過去了。那天我離開八寶山公墓的時候，我忽然想起一位外籍華人、一位知名的女作家的談話，她說：「中國的知識分子是很了不起的，他們是忠誠的愛國者。西方的知識分子如果受到『四人幫』時代的那些待遇、那些迫害，他們早就跑光了。可是中國的知識分子，不管你給他們準備什麼條件，他們能工作時就工作。」這位女士腳跡遍天下，見聞廣，她不會信口開河。老舍同志是中國知識分子最好的典型，沒有能挽救他，我的確感到慚愧，也替我們那一代人感到慚愧。但我們是不是從這位偉大作家的慘死中找到什麼教訓呢？他的骨灰雖然不知道給拋撒到了什麼地方，可是他的著作流傳全世界，通過他的口叫出來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心聲請大家側耳傾聽吧：「我愛咱們的國呀，可是誰愛我呢？」

請多一點關心他們吧，請多一點愛他們吧。不要挨到太遲了的時候。

話又說回來，雖然到今天我還沒有弄明白，老舍同志的結局是自殺還是被殺，是含恨投湖還是受迫害致死，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人亡壺全，他把最美好的東西留下來了。最近我在北京出席第四次全國文代會，沒有看見老舍同志我感到十分寂寞。有一位好心人對我說：「不要糾纏在過去吧，要向前看，往前跑啊！」我感謝他的勸告，我也願意聽從他的勸告。但是我沒有辦法使自己趕快變成《未來世界》中的「三百型機器人」，那種機器人除了朝前走外，什麼都看不見。很可惜，「四人幫」開動了他們的全部機器改造我十年，卻始終不曾把我改造成機器人。過去的事我偏偏記得很牢。

老舍同志在世的時候，我每次到北京開會，總要去看他，談了一會，他照例說：「我們出去吃個小館吧。」他們夫婦便帶我到東安市場裡一家他們熟悉的飯館，邊吃邊談，愉快地過一兩個鐘頭。我不相信鬼，我也不相信神，但是我卻希望真有一個所謂「陰間」，在那裡我可以看到許多我所愛的人。倘使我有一天真的見到了老舍，他約我去吃小館，向我問起一些情況，我怎麼回答他呢？……我想起了他那句「遺言」：「我愛咱們的國呀，可是誰愛我呢？」我會緊緊捏住他的手，對他說：「我們都愛你，沒有人會忘記你，你要在中國人民中間永遠地活下去！」

十二月十五日

※※※

【註】下面抄一段井上的原文（吳樹文譯）

「老舍講的故事，內容是這樣的：

很久以前，中國有一個富翁，他收藏有許多古董珍品。後來他在事業上失敗了，於是把收藏的古董一件件變賣，最後富翁終於落魄為討飯的乞丐，然而即使成了乞丐，有一個壺，他是怎麼也不肯割愛的，他帶著這只壺到處流浪。當時有另外一個富翁知道有這樣一件事，他千方百計想要獲得這隻壺。富翁出了很高的價錢想把壺買到手，雖然幾次交涉。乞丐卻堅決不脫手。就這樣過了好幾年，乞丐已經老態龍鍾。連走路都十分困難了。富翁便給乞丐房子住，給乞丐飯吃，暗中等著乞丐死去。沒多久乞丐衰老之極，病死了。富翁高興極了，覺得盼望已久的這一天終於來臨。可是誰知道，乞丐在咽氣之前，把這隻壺擲到院子裡，摔得粉身碎骨。

三十五、大鏡子

我的書房裡壁櫥上嵌著一面。「文革」期間造反派和紅衛兵先後到我住處，多次抄家，破了好些「四舊」，卻不曾碰一下這塊玻璃，它給保全下來了。因此我可以經常照照鏡子。

說真話，面對鏡子我並不感到愉快，因為在鏡面上反映出來的「尊容」叫人擔心：憔悴、衰老、皺紋多、嘴唇乾癟……好看不好看，我倒不在乎。使我感到不舒服的是，它隨時提醒我：你是在走向死亡。那麼怎樣辦呢？

索性打碎鏡子，從此不接觸這一類的東西也罷。我遇見的人經常對我講：「你沒有改變，你精神很好。」這些話聽起來很入耳，同死亡完全連不起來。用好聽的話做養料，是不是越養越好，我不敢斷定。但這樣下去，日子總不會不好過吧。我曾經這樣想過，也這樣做過。有一個時期我就不照鏡子。我不看見自己的「尊容」，聽見好話倒更放心，不但放心，而且自己開始編造好話。別人說我「煥發了青春」，我完全接受，甚至更進一步幻想自己「返老還童」。開會的通知不斷，索稿的信不停。我還要為各種各樣的人辦各種各樣的事，做各種各樣的工作。那麼多的來信，那麼多的稿件，還有訪問和談話。似乎大家都要求我「樹雄心、立壯志」。我也就完全忘記了自己。

於是有一天我發現自己垮了。用鋼筆寫字也感到吃力，上下樓梯也感覺到膝關節疼痛。一感冒就發支氣管炎，咳嗽不停，痰不止。這時候我才又想起應當照照鏡子，便站在鏡子前面一看，那是在晚上，剛剛漱過口，取下了假牙，連自己都認不出來了。哪裡有什麼「青春」？好像做了一場大夢似的，我清醒了。在鏡子裡我看見了自己真實的面容。前天看是這樣；昨天看也是這樣；今天看仍然是這樣。看看自己，想想自己，我的感覺，我的感情，都跟我的相貌相稱，也可以說是符合。這說明一件事實：鏡子對我講的是真話。所以我不得不認真地考慮現實。這樣我才定了一個五年計劃。我是站在這樣的「思想基礎」上定計劃的：是作家，就該用作品同讀者見面，離開這個世界之前我總得留下一點東西。我不需要悼詞，我都不願意聽別人對著我的骨灰盒講好話。最近常有人找我談我自己的事。他們想知道四五十年前某一個時期我的思想情況和我對某些問題的看法，等等。這使我想起了我「靠邊」的時候受到的一次外調，來的那位工宣隊老師傅要我講出一九三一年我在蘇州經人介紹見到一位年輕朋友，當時講了些什麼話。我怎麼講得出呢？他把我訓了一頓。不用說，他是別有用心。現在來找我談話的人卻不是這樣，他們是懷著好意來的，他們來「搶救材料」。他們是有理由的，有的人還想對我有所幫助，替我的舊作作一點辯護或者講幾句公道話。我說：好意可感，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不是在號召大家向前看嗎？我也要向前看。

對，我也要向前看。不然我為什麼還要制定計劃、想方設法、東求西告、爭取時間來寫作品呢？其實不寫也照樣過日子，只要自己名字常見報，大會小會不缺席，東講幾句話，西題幾個字，這樣似乎對社會就有了貢獻，對後人就有了交代，這又有何不可呢？但是我的書房裡偏偏留著那面大鏡子，每次走過它前面，我就看到自己那副「尊容」，既不神氣，又無派頭，連衣服也穿不整齊，真是生成勞碌命！還是規規矩矩地待在家裡寫吧，寫吧。這是我給自己下的結論。

我感謝我眼前這面鏡子，在我的頭腦發熱的時候，總是它使我清醒。我要講一句我心裡的話：請讓我安靜，我不是社會名流，我不是等待「搶救」的材料，我只是一個作家、一個到死也不願放下筆的作家。

十二月二十三日

三十六、小狗包弟

一個多月前，我還在北京，聽人講起一位藝術家的事情，我記得其中一個故事是講藝術家和狗的。據說藝術家住在一個不太大的城市裡，隔壁人家養了小狗，牠和藝術家相處很好，藝術家常常用吃的東西款待牠。「文革」期間，城裡發生了從未見過的武鬥，藝術家害怕起來，就逃到別處躲了一段時期。後來他回來了，大概是給人揪回來的，說他「裡通外國」，是個反革命，批他，鬥他，他不承認，就痛打，拳打腳踢，棍棒齊下，不但頭破血流，一條腿也給打斷了。批鬥結束，他走不動，讓專政隊拖著他遊街示眾，衣服撕破了，滿身是血和泥土，口裡發出呻喚。認識的人看見半死不活的他都掉開頭去。忽然一隻小狗從人叢中跑出來，非常高興地朝著他奔去。牠親熱地叫著，撲到他跟前，到處聞聞，用舌頭舐舐，用腳爪在他的身上撫摸。別人趕牠走，用腳踢，拿棒打，都沒有用，牠一定要留在牠的朋友的身邊。最後專政隊用大棒打斷了小狗的後腿，牠發出幾聲哀叫，痛苦地拖著傷殘的身子走開了。地上添了血跡，藝術家的破衣上留下幾處狗爪印。藝術家給關了幾年才放出來，他的第一件事就是買幾斤肉去看望那隻小狗。鄰居告訴他，那天狗給打壞以後，回到家裡什麼也不吃，哀叫了三天就死了。

聽了這個故事，我又想起我曾經養過的那條小狗。是的，我也養過狗，那是一九五九年的事情，當時一位熟人給調到北京工作，要將全家遷去，想把他養的小狗送給我，因為我家裡有一塊草地，適合養狗的條件。我答應了，我的兒子也很高興。狗來了，是一條日本種的黃毛小狗，乾乾淨淨，而且有一種本領：牠有什麼要求時就立起身子，把兩隻前腳並在一起不停地作揖。這本領不是我那位朋友訓練出來的。牠還有一位瑞典舊主人，關於他我毫無所知。他離開上海回國，把小狗送給接受房屋租賃權的人，小狗就歸了我的朋友。小狗來的時候有一個外國名字，牠的譯音是「斯包弟」。我們簡化了這個名字，就叫牠做「包弟」。

包弟在我們家待了七年，同我們一家人處得很好。牠不咬人，見到陌生人，在大門口吠一陣，我們一聲叫喚，牠就跑開了。夜晚籬笆外面人行道上常常有人走過，牠聽見某種聲音就會朝著籬笆又跑又叫，叫聲的確有點刺耳，但牠也只是叫幾聲就安靜了。牠在院子裡和草地上的時候多些，有時我們在客廳裡接待客人或者同老朋友聊天，牠會進來作幾個揖，討糖果吃，引起客人發笑。日本朋友對牠更感興趣，有一次大概在一九六三年或以後的夏天，一家日本通訊社到我家來拍電視片，就拍攝了包弟的鏡頭。又有一次日本作家由起女士訪問上海，來我家做客，對日本產的包弟非常喜歡，她說她在東京家中也養了狗。兩年以後，她再到北京參加亞非作家緊急會議，看見我她就問：「您的小狗怎樣？」聽我說包弟很好，她笑了。

我的愛人蕭珊也喜歡包弟。在三年困難時期，我們每次到文化俱樂部吃飯，她總要向服務員討一點骨頭回去餵包弟。一九六二年我們夫婦帶著孩子在廣州過了春節，回到上海，聽妹妹們說，我們在廣州的時候，睡房門緊閉，包弟每天清早守在房門口等候我們出來。牠天天這樣，從不厭倦。牠看見我們回來，特別是看到蕭珊，不住地搖頭擺尾，那種高興、親熱的樣子，現在想起來我還很感動，我彷彿又聽見由起女士的問話：「您的小狗怎樣？」

「您的小狗怎樣？」倘使我能夠再見到那位日本女作家，她一定會拿同樣的一句話問我。她的關心是不會減少的。然而我已經沒有小狗了。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紅衛兵開始上街抄四舊的時候，包弟變成了我們家的一個大包袱，晚上附近的小孩時常打門大喊大嚷，說是要殺小狗。聽見包弟尖聲吠叫，我就膽戰心驚，害怕這種叫聲會把抄四舊的紅衛兵引到我家裡來。當時我已經處於半靠邊的狀態，傍晚我們在院子裡乘涼，孩子們都勸我把包弟送走，我請我的大妹妹設法。可是在這時節誰願意接受這樣的禮物呢？據說只好送給醫院由科研人員拿來做實驗用，我們不願意。以前看見包弟作揖，我就想笑，這些天我在機關學習後回家，包弟向我作揖討東西吃，我卻暗暗地流淚。

形勢越來越緊。我們隔壁住著一位年老的工商業者，原先是某工廠的老闆，住屋是他自己修建的，同我的院子只隔了一道竹籬。有人到他家去抄四舊了。隔壁人家的一動一靜，我們聽得清清楚楚，從籬笆縫裡也看得見一些情況。這個晚上附近小孩幾次打門捉小狗，幸而包弟不曾出來亂叫，也沒有給捉了去。這是我六十多年來第一次看見抄家，人們拿著東西進進出出，一些人在大聲叱罵，有人摔破罈罈罐罐。這情景實在可怕。十多天來我就睡不好覺，這一夜我想得更多，同蕭珊談起包弟的事情，我們最後決定把包弟送到醫院去，交給我的大妹妹去辦。

包弟送走後，我下班回家，聽不見狗叫聲，看不見包弟向我作揖、跟著我進屋，我反而感到輕鬆，真有一種甩掉包袱的感覺。但是在我吞了兩片眠爾通、上床許久還不能入睡的時候，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包弟，想來想去，我又覺得我不但不曾甩掉什麼，反而背上了更加沉重的包袱。在我眼前出現的不是搖頭擺尾、連連作揖的小狗，而是躺在解剖桌上給割開肚皮的包弟。我再往下想，不僅是小狗包弟，連我自己也在受解剖。不能保護一條小狗，我感到羞恥；為了想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諒自己！我就這樣可恥地開始了十年浩劫中逆來順受的苦難生活。一方面責備自己，另一方面又想保全自己，不要讓一家人跟自己一起墮入地獄。我自己終於也變成了包弟，沒有死在解剖桌上，倒是我的幸運。……

整整十三年○五個月過去了。我仍然住在這所樓房裡，每天清早我在院子裡散步，腳下是一片衰草，竹籬笆換成了無縫的磚牆。隔壁房屋裡增加了幾戶新主人，高高牆壁上多開了兩堵窗，有時倒下一點垃圾。當初剛搭起的葡萄架給蟲蛀後早已塌下來掃掉，連葡萄籐也被挖走了。右面角上卻添了一個大化糞池，是從緊靠著的五層樓公寓裡遷過來的。少掉了好幾株花，多了幾棵不開花的樹。我想念過去同我一起散步的人，在綠草如茵的時節，她常常彎著身子，或者坐在地上拔除雜草，在午飯前後她有時逗著包弟玩。……我好像做了一場大夢。滿園的創傷使我的心彷彿又給放在油鍋裡熬煎。這樣的熬煎是不會有終結的，除非我給自己過去十年的苦難生活作了總結，還清了心靈上的欠債。這決不是容易的事。那麼我今後的日子不會是好過的吧。但是那十年我也活過來了。

即使在「說謊成風」的時期，人對自己也不會講假話，何況在今天，我不怕大家嘲笑，我要說：我懷念包弟，我想向牠表示歉意。

一九八○年一月四日

三十七、探索

在最近的《大公報》上看到白傑明先生的一篇文章，裡面有一句話我非常欣賞：「要是想真正搞出一些尖端性的或有創新意義的東西來，非得讓人家探索不可。」【註】

【註】見一月二十五日《大公報》《大公園》，特約稿《異樣也是常態》。

在我的周圍，有些人聽見「探索」二字就懷疑，甚至擔心。有一份受到批判的地下刊物不是叫做《探索》嗎？我還是那句老話：我沒有讀過這類刊物，沒有發言權。我講的是另一回事。但是有人警告說：

「你要探索，要創新，就是不滿現狀，『不滿現狀』可要當心啊！」

不滿現狀，說對了。不滿現狀（也就是不安於現狀）有多種多樣。有的人不滿意自己的現狀，有的人不滿意別人的現狀；有的人不滿意小範圍的現狀，有的人不滿意大範圍的現狀。

談到別人的現狀，談到大範圍的現狀，問題就大了，因為別人會覺得他的現狀很好，會覺得大範圍的現狀很好，你不滿意，當然容易引起爭論。例如我們每天早晨要自己去取牛奶；領取幾塊、十幾塊錢稿費也得自己到郵局排隊；一個幾本書的郵包也要自己去拿；什麼事都要自己去辦，我還有兒子和女婿可以幫忙，我一個朋友年過古稀，老伴又有病，走路不便，處理這些事，就感到困難了。又如我還有一個朋友在大學裡教書，她說她有時得自己去搬運講義、教材。……對這類事情，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為「各人為自己服務」是對知識分子改造的成績，我過去也是這樣想的。可是我想來想去，現在卻有了另一種想法：一個人為自己服務的時間越多，他為人民服務的時間就越少。這樣的話近兩年來我到處講反覆講（「四人幫」橫行時期我沒有發言權），並不起作用。我不滿意這些現狀，別人卻不是這樣看。再如有人說我們社會裡已經有了「道不拾遺，夜不閉戶」的現象，在電視機螢光幕上我卻看見了審判盜竊殺人犯的場面，別人說這不是主流，他說得對，但他說的「美妙」裡總不能包括盜竊殺人吧。爭論起來是很麻煩的事，何況我缺乏辯才！

所以我只談我自己的事。首先回顧我的過去，我隱隱約約記得的是在廣元縣知縣衙門裡的事情，這是最早的回憶！那個時候我不過四五歲，人們叫我「四公爺」（即四少爺），我父親在二堂審案，我常常站在左側偏後旁聽。這說明我是個官僚地主的少爺。我從小就不滿意這個現狀，覺得做少爺沒有意思，但當時我並沒有認為生在大戶人家是「出身不好」，更談不到立志背叛自己的階級。我只是討厭那些繁重的禮節，而且也不習慣那種把人分為上等人與下等人的「分類法」。關於禮節，有一次我祖父在成都過生日，我的父母在廣元慶祝，要我叩頭，我不肯，就挨了一頓打。幸而我的父母當時不懂得「無限上綱」，打過就算了事，還允許我一生保留著對禮節和各種形式主義的厭惡。

至於說到「分類法」，我對它的不習慣（或者可以說不滿意）表現在我喜歡生活在所謂「下等人」中間，同他們交朋友，聽他們講故事，我覺得他們比較所謂「上等人」像老爺、少爺、老太爺之類心地單純得多，善良得多。當時我絕沒有想到什麼「深入生活」，「改造思想」，我喜歡到聽差們住的門房裡去，到轎夫們住的馬房裡去，只是因為我熱愛這些人，這時我已經是十歲以上的孩子了。在我們家裡人看來這是「不求上進」、「有失身份」的舉動。可是沒有人向上面打小報告，我祖父、父親、叔父們都不知道，因此也不曾橫加干涉，我照舊在門房和馬房裡出入，一直到我祖父死後，我發現了大門以外的廣闊的世界，我待在家裡的時間就少了，不久我考進了外國語專門學校的補習班。

以上的話只是說明：一，我不曾受過正規的教育；二，我從來不安於現狀，總想改變自己的現狀。我家裡「上面的人」從我祖父到我大哥（我大哥對我已經沒有任何權威了）都希望我做一個「揚名顯親」、「有錢有勢」的人，可是我不會走那條現成的路，我不會讓他們牽著鼻子走。

從我生下來起，並沒有人命令我寫小說。我到法國是為了學一門學問。我自己也沒有想到我會在巴黎開始寫什麼小說，結果兩年中什麼也沒有學會，回國後卻找到了一樣職業：寫作。家裡的人又再三叮囑要我走他們安排的路，可是我偏偏走了沒有人給我安排的那一條。儘管我的原稿裡還有錯別字，而且常常寫出冗長的歐化句子，但是我邊寫、邊學、邊改，幾十年的經驗使我懂得一個道理：人從沒有路的地方走出一條路來。

這幾年來我常常想，要是我當初聽從我家裡人的吩咐，不動腦筋地走他們指引的道路，今天我會變成什麼樣子。我的結局我自己也想得到，我在《寒夜》裡寫過一個小知識分子（一個肺病患者）的死亡，這就是我可能有的結局，因為我單純、坦白、不懂人情世故，不會討好別人，耍不來花招，玩不來手法，走不了「光宗耀祖，青雲直上」的大道。倘使唯唯諾諾地依順別人，我祖父要我安於現狀，我父親（他死得早，我十二歲就失去了父親）要我安於現狀，我大哥也要我安於現狀，我就只好裝聾作啞地混日子，我祖父在我十五歲時神經失常地患病死去，我大哥在我二十七歲時破產自殺，那麼我怎樣活下去呢？

但是我從小就不安於現狀，我總是在想改變我的現狀，因為我不願意白吃乾飯混日子。今天我想多寫些文章，多完成兩三部作品，也仍然是想改變我的現狀。想多做事情，想把事情做好，想多動腦筋思考，我過去是這樣，現在也是這樣。雖然我的成績很小，雖然我因為是「臭老九」遭受「四人幫」及其爪牙的打擊和迫害，可是我仍然認為選擇了文學的道路是我的幸運。我同胞兄弟五人，連嫡堂弟兄一共二十三個，活到今天的不到一半，我年紀最大，還能夠奮筆寫作，是莫大的幸福。這幸福就是從不安於現狀來的。年輕時我喜歡引用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家喬治．丹東的話：「大膽，大膽，永遠大膽。」現在我又想起了它。這十幾年中間我看見的膽小怕事的人太多了！有一個時期我也誠心誠意地想讓自己「脫胎換骨、重新做人」，改造成為沒有自己意志的機器人。我為什麼對《未來世界》影片中的機器人感到興趣，幾次在文章裡談起「它」呢？只是因為我在「牛棚」裡當過地地道道的機器人，而且不以為恥地、賣力氣地做著機器人。後來我發現了這是一場大騙局，我的心死了（古話說「哀莫大於心死！」），我走進「牛棚」的時候，就想起意大利詩人但丁的《神曲》：

「經過我這裡走進苦痛的城，

經過我這裡走進永恆的痛苦——」

這說明過去有一個時期的確有人用「地獄」來懲罰那些不安於現狀的人。我相信會有新的但丁寫出新的《神曲》來。

白傑明先生說，「想真正搞出……有創新意義的東西」，就要「讓人家探索」。對，要「探索」，才能「創新」，才能「搞出一些尖端性的」東西。他的意思很明顯：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就應該讓人家探索。但是據我看，一個「讓」字還不夠，還需要一個字，一個更重要的字——就是敢字，敢不敢的「敢」字。不久前在上海舉行了瞿白音同志的追悼會。白音同志，不是因為寫了一篇《創新獨白》就受盡地獄般的磨煉嗎？最初也是有人「讓」他「創新」的。可是後來不知從哪裡鑽出來一批巨靈神，於是一切都改變了。在這方面我也有豐富的經驗，我也付出了可怕的代價。但是我比白音同志幸運，今天我還能探索，還能思考，還能活下去，也還能不混日子。不過也只是這麼一點點，沒有什麼值得自我吹噓的東西，連《創新獨白》也沒有。一九六二年我「遵命」發揚民主，在上海二次文代會上發言中講了幾句自己的話，不久運動一來，連自己也感覺到犯了大罪，「文革」時期我在「牛棚」裡給揪出來示眾、自報罪行的時候，我從未忘記「報」這件「發揚民主」的「反黨罪行」。這就是劉郎同志在《除夕．續舊句》詩注中所說的「折磨自己」【註】。這種折磨當然是十分痛苦的，現在我還忘記不了（不是不想忘記）。

【註】見二月四日《大公報》《大公園》。原話是「在政治運動中，自己受到衝擊，受盡了別人的折磨，但自己千萬不要折磨自己。」

我講這些話只是說明一個問題：你就是讓人家探索，人家也不敢探索，不肯探索；不敢創新，不肯創新。有人說：「根據過去的經驗，還是唯唯諾諾地混日子保險，我們不是經常告訴自己的小孩：聽話的孩子就是好孩子嗎？」

我自己也是在「聽話」的教育中長大的，我還是經過「四人幫」的「聽話」機器加工改造過的。現在到了給自己做總結的時候了。我可以這樣說：我還不是機器人，而且恐怕永遠做不了機器人。

所以我還是要探索下去。

二月九日

三十八、再談探索

我在前一篇《隨想》裡談到了探索和創新。

探索，探索，追求……這不是一篇文章、幾千字就講得清楚的。儘管這一類的字眼有時候不討人喜歡，甚至犯忌，譬如一九五七年南京的「探求者」就因為「探求」（剛剛開始），吃夠了苦頭，而且有人幾乎送了命，但是自古以來人類就在探索、探求、追求而且創新，從未停止，當然也永遠不會停止。白傑明先生說「非得讓人探索不可」，起初我很欣賞這句話，後來再思三思，才覺得這種說法也近似多餘。任何時期總有些人不高興、不願意看見別人探索，也有些人不敢探索，然而人類總是在探索而前進。為什麼我們今天不「穴居野處、茹毛飲血」呢？為什麼我們不讓人褪掉褲子打了小板子還向「大老爺」叩頭謝恩呢？……例子太多了，舉不勝舉！對我來說，最不能忘記的就是這一件事：我的祖父不但消失得無蹤無影，連他修建的公館，他經常在那裡「徘徊」的園林也片瓦不存。最近還有一件事，已經有兩位作家朋友告訴我：江蘇省的文藝刊物大有起色，過兩年會大放光芒，那裡有一批生力軍，就是過去的「探求者」。我希望這兩位朋友的看法不錯。

我在上面提到我的祖父，有人就對我發問：你不是說過高老太爺的鬼魂還在到處出現嗎？問得好！但鬼魂終究是鬼魂，我們決不能讓它借屍還陽。為什麼我們不可以向終南山進士學習呢？

現在言歸正傳，我們還是談探索……吧。

像我這樣一個不懂文學的人居然走上了文學的道路，不可能是「長官」培養出來的，也不可能是一條大路在我面前展開，我的腳踏上去，就到了文學之宮。過去有些人一直在爭論，要不要在現代中國文學史上給我幾頁篇幅，我看這是在浪費時間，我並不是文學家。

我拿起筆寫小說，只是為了探索，只是在找尋一條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道路。說救人、救世未免太狂妄，但當時我只有二十三歲，是個不知輕重的「後生小子」，該可以原諒吧。說拯救自己，倒是真話。我有感情無法傾吐，有愛憎無處宣洩，好像落在無邊的苦海裡找不到岸，一顆心無處安放。倘使不能使我的心平靜，我就活不下去。據我所知，日本作家中也有這種情況，但他們是在成名成家之後，因為解決不了思想問題、人生問題而毀掉自己的生命。我沒有走上絕路，倒因為我找到了紙和筆，讓我的痛苦化成一行一行的字，我心上的疙瘩給解開了，我得到了拯救。

我就是從探索人生出發走上文學道路的。五十多年來我也有放棄探索的時候，但是我從來不曾離開文學。我有時寫得多些，寫得好些；有時我走上人云亦云的大道，沒有寫作的渴望，只有寫作的任務觀念，寫出來的大都是只感動自己不感動別人的「豪言壯語」。

今天我還在繼續探索，因為我又拿起了筆。停止探索，我就再也寫不出作品。

我說我寫小說是為了安靜自己的心，為了希望對國家、對人民有所貢獻，對讀者有所幫助，這當然只是我的主觀願望，我的作品也可能產生相反的社會效果。最有發言權的人是讀者，一部作品倘使受到讀者的抵制，那就起不了作用。但也有些作品受到一部分讀者的歡迎，卻在這些人中間產生了壞的影響。我今天還不曾給革掉作家的頭銜，我的作品還未在世界上絕跡，這應當感謝讀者的寬大，不過這也許說明這些作品的社會影響不算太壞。不會有人讀了我的作品就聚眾鬧事或者消極怠工或者貪污盜竊，這一點我很放心。我在多數作品裡，也曾給讀者指出崇高的理想，歌頌高尚的情操，說崇高、說高尚，也許近於誇大，但至少總不是低下吧。不把自己的幸福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愛祖國、愛人民、愛真理、愛正義；為多數人犧牲自己；人不是單靠吃米活著；人活著也不是為了個人的享受。我在作品中闡述的就是這樣的思想。

怎樣做人？怎樣做一個好人？我幾十年來探索的就是這個問題。我的作品便是一份一份的「思想匯報」。它們都是我在生活中找到的答案。我不能說我的答案是正確的，但它們是嚴肅的。我看到什麼，我理解什麼，我如實地寫了出來。我很少說假話。我從未想過用我的作品教育人，改造人，給人們引路。五十年前我就說過：「我不是說教者。」一九三四年我又說：「這些小說是不會被列入文學之林的。」我固然希望我的作品產生社會影響，希望給讀者帶來幫助。可是我也知道一部文學作品，哪怕是藝術性至高無上的作品，也很難牽著讀者的鼻子走。能夠看書的讀者，他們在生活上、在精神上都已經有一些積累，這些積累可以幫助他們在作品中「各取所需」。任何一個讀者的腦筋都不是一張白紙，讓人在它上面隨意寫字。不管我們怎樣缺乏紙張，書店裡今天仍然有很多文學作品出售，圖書館裡出借的小說更多，一個人讀了幾十、幾百本書，他究竟聽哪一個作者的話？他總得判斷嘛。那就是說他的理智在起作用。每個人都有理智，我這樣說，大概不會錯吧。我從十一二歲起就看小說，一直到現在我還是文學作品的讀者，雖然我同時又是作家。那麼照有些人的說法，我的腦子裡一定擺開了戰場，打得我永無寧日，我一字一句地翻譯赫爾岑的回憶錄，可是我還是我，並沒有變成赫爾岑。同樣我從四十年代起就翻譯屠格涅夫的小說，譯來譯去，到一九七四年才放手，是不是我就變成了屠格涅夫呢？沒有，沒有！但是我不能說我不曾受到他們的影響。這是在不知不覺間發生的，即使這就是「潛移默化」，但別人的影響，書本的影響，也還是像食物一樣要經過我咀嚼以後消化了才會被接受。不用怕文學作品橫衝直闖，它們總得經過三道關口：社會教育、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只有愚昧無知的人才會隨便讀到一部作品就全盤接受，因為他頭腦空空，裝得下許多東西。但這種人是少有的。那麼把一切罪名都推到一部作品身上，未免有點不公平吧。

前些時候有人不滿意《傷痕》一類的小說，稱之為「傷痕文學」，說是這類揭自己瘡疤的作品讓人看見我們自己的缺點，損害了國家的名譽。楊振寧教授也曾同我談過這個問題。那天他來訪問，我講起我在第二十三篇《隨想》中闡明的那種想法：「每個中國人都有責任把祖國建設成人間樂園。」他說，他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海外華人都熱愛祖國。他又說他們從傷痕文學中看到祖國的缺點，有點擔心。他的意思很明顯，有病就得醫治，治好了便是恢復健康。我說未治好的傷痕比所謂傷痕文學更厲害，更可怕，我們必須面對現實，不能諱疾忌醫。

但直到現在還有人認為只要掩住傷痕不講，傷痕便可不醫自愈，因此不怪自己生瘡，卻怪別人亂說亂講。在他們對著一部作品準備拉弦發箭的時候，忽然把文學的作用提得很高。然而一位寫了二十多年小說、接著又編寫《中國服裝史》二十年的老作家到今天還是老兩口共用一張小書桌，連一間工作室也沒有，在這裡文學的作用又大大地降低了。

為什麼呢？在精通文學的人看來，可能非常簡單，從來就是這樣。但在不懂文學的我卻越想越糊塗了。對我來說，文學的路就是探索的路。我還要探索下去。五十幾年的探索告訴我：路是人走出來的。

我也用不著因為沒有給讀者指出一條明確的路感到遺憾了。

二月十五日

三十九、探索之三

去年（一九七九）五月上旬我在巴黎見到當代法國著名畫家讓．埃利翁先生，他對我國很感興趣，希望到我國訪問並在大城市中舉行畫展。我們談得融洽。他和我同年，為慶祝他生日舉行的他個人的畫展那天下午在蓬皮杜文化中心開幕，我因為日程早已排定無法接受他的邀請，深感遺憾。最近得到朋友們從巴黎來信知道讓．埃先生的願望就要成為現實，他的畫展將於今年秋季在我國京滬兩地舉行。這是一個很好的消息。在上海再見到這位老人聽他暢談訪問我國的觀感，這對我將是莫大的愉快。不用說，這次畫展對我們兩國文化的交流也會有大的貢獻。

讓．埃先生的朋友希望我為畫展的目錄作序，這是對我的信任和重視，我很感謝他們的好意，但是我終於辭謝了，因為我拿起筆準備寫作的時候發現自己對繪畫一無所知。我喜歡畫，卻不懂畫。

同時我喜歡詩，卻不懂詩。朋友們送詩給我看，新詩也好，舊詩也好，我看後也可以背上幾句，但是意見我一句也提不出。

對小說、散文也是如此。

記得兩年多以前一天晚上，有一位青年跑到我家裡來，拿出一篇小說要我看後給他提意見。他以為小說不長，不過幾千字，看起來不費事，提意見更容易。可是我差一點給逼死了。幸而我的女婿在我家裡，他當時還是文藝刊物的編輯，我想起了他，把他叫了出來，解了我的圍；他很快就看完作品提了意見，把客人送走了。

有人不相信，就說：「你不是編輯過文學刊物和文學叢書嗎？」有這麼一回事。不過那些文學期刊都是友人靳以主編的，我只是掛個名，幫忙拉點稿子。叢書呢，我倒編過幾種，但也只是把書推薦給讀者，請讀者做評判員，我自己很少發表意見。

所以到今天我還是一個不懂文學的外行。然而我寫文學作品寫了五十多年，這也是事實。當然，評論家也可以說它們不是文學作品，一九六七年就有人（甚至有些作家）說它們是「破爛貨」，而且我自己反覆聲明我決不是為了要做「文學家」才奮筆寫作。我寫作，因為我在生活。我的小說是我在生活中探索的結果，一部又一部的作品就是我一次又一次的收穫。我當時怎樣看，怎樣想，就怎樣寫。沒有作品問世的時候，也就是我停止探索的時候。

我的探索和一般文學家的探索不同，我從來沒有思考過創作方法、表現手法和技巧等等的問題。我想來想去的只是一個問題：怎樣生活得更好，或者怎樣做一個更好的人，或者怎樣對國家、對社會、對人民有貢獻。一句話，我寫每篇文章都是有所為而寫作的。我從未有過無病呻吟的時候。我發表文章，也曾想到它會產生什麼樣的社會效果。但是我所想望的社會效果與作品實際上產生的常常有所不同，我只是一方面盡力而為，另一方面請讀者自己評判。作者本人總想堅持一個原則：不說假話。

但我是不是做到了呢？這很難說。回想起來，我也說過假話，而且不止一次，那就是聽信別人講話不假思考的時候。我還記得一件事情：一九三四年上半年我在上海《中學生》雜誌上用「馬琴」這個筆名發表了一篇《廣州》，是雜誌社約我寫的地方印象記。文中提到那座可以拆開的海珠橋，我寫道，聽說這是從瑞士買來的舊橋。一位廣東朋友對我這樣講過，我不加考慮，就把他的話抄錄在文章裡。這句毫無根據的話讓當時的廣州市政府的人看到了，他們拿出可靠的材料，找發行《中學生》雜誌的開明書店交涉，書店無話可說，只好登報導歉，廣告費就花去兩百多元。我販賣假話闖禍的事大概就只有這一件。但我寫文章時並不知道這是朋友的信口「隨說」。像這樣的事以後還有，只是沒有闖禍罷了。因此我應當補充一句：堅持不說假話，也很困難。

但是我從來沒有想過欺騙讀者。我倒願意拿本來的面目同讀者見面，我說把心交給讀者，並不是一句空話。我不是以文學成家的人，因此我不妨狂妄地說，我不追求技巧。如果說我在生活中的探索之外，在寫作中也有所探索的話，那麼幾十年來我所有追求的也就是：更明白地、更樸實地表達自己的思想。在舊社會中寫作，為了對付審查老爺，我常常挖空心思，轉彎抹角，避開老爺們的注意，這是不得已而為之，但這決不是追求技巧。有人得意地誇耀技巧，他們可能是幸運者。我承認別人的才華，我自己缺少這顆光芒四射的寶石，但是我並不佩服、羨慕人們所謂的「技巧」。當然我也不想把技巧一筆抹殺，因為我沒有權利干涉別人把自己裝飾得更漂亮。每個人都有權隨意化妝。但是對裝腔作勢、信口開河、把死的說成活的、把黑的說成紅的這樣一種文章我卻十分討厭。即使它們用技巧「武裝到牙齒」，它們也不過是文章騙子或者騙子文章。這種文章我看得太多了！

三十年代我在北平和一個寫文章的朋友談起文學技巧的問題，我們之間有過小小的爭論，他說文學作品或者文章能夠流傳下去主要是靠技巧，誰會關心幾百年前人們的生活！我則認為讀者關心的是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和主人公的命運，我說，技巧是為內容服務的。什麼是技巧？我想起一句俗話：「熟能生巧」。每個作家都有自己的寫作經驗。寫熟了就有辦法掩蓋、彌補自己的缺點，突出自己的長處。我那位朋友寫文章遣詞造句，很有特色，的確是好文章！可是他後來一心一意在文字上下功夫，離開生活去追求技巧，終於鑽進牛角尖出不來。當然他不會贊同我的意見，我甚至說藝術的最高境界，是真實，是自然，是無技巧。我還說，生得很美的人並不需要濃妝艷抹，而我的文章就像一個生得奇醜的人，不打扮，看起來倒順眼些。我不能說服他，他也不能說服我，我們走的是兩條不同的探索的路。

四十幾年過去了，我們兩個都還活著，他放棄了文學技巧，改了行，可是取得了新的成績。我的收穫卻不大，因為我有一個時期停止了探索，讓時光白白地飛逝，我想抓這個抓那個，卻什麼也不曾抓住。今天坐在書桌前算了算賬，除了慚愧外再也講不出什麼。失去了的時間是找不回來的。但是未來還不曾從我的手中飛走，我要抓緊它，我要好好地利用它。我要繼續進行我生活中的探索，一直到擱筆的時候。

我不能說我的探索是正確的，不！但它是認真的。一九四五年我借一個小說人物的口說明我探索的目標：「變得善良些，純潔些，對別人有用些。」

那麼我已經做到了？沒有，遠遠沒有！所以我今天仍然要說：我不是一個文學家，我也不想做一個藝術家，我只要做一個「善良些、純潔些、對別人有用些」的人。為了這個，我決不放下我的筆。

二月二十八日

四十、探索之四

人各有志。即使大家都在探索，目標也不盡相同。你想炫耀技巧，我要打動人心，我看不妨來一個競賽，讀者們會出來充當義務評判員。

我在這裡不提長官，並非不尊敬長官，只是文學作品的對象是讀者。例如我的作品就不是寫給長官看的，長官比我懂得多。當然長官也可以作為讀者，也有權發表意見，但作者有權採納或者不採納，因為讀者很多，長官不過其中之一。而作者根據「文責自負」的原則對他的作品負全部責任，他無法把責任推到長官的身上。任何人寫文章總是講他自己的話，闡述他自己的意見，人不是學舌的鸚鵡，也不是錄音磁帶。

前些時候人們常常談起「長官意志」，我在去年發表的《隨想錄》中也講了我對「長官意志」的看法。我認為長官當然有長官的意志。長官的意志也可能常常是正確的。長官也做報告，發表文章。這些報告和文章中所表達的就是長官的意志，而且它們大都是人們學習的材料。我沒有理由盲目反對任何長官的意志，可是我無法按照別人的意志寫作，哪怕是長官的意志。我有過一些奇怪的經歷。五十年代有一份雜誌的編輯來向我組稿，要我寫一篇報導一位勞動模範的文章，人是編輯同志指定的，是一位技術員，編輯同志給了我一些材料，又陪我去採訪他一次。我寫好文章，自己看看，平平常常，毫無可取之處，但是到期又不能不把稿子送出去。結果文章不曾在雜誌上刊出，編輯同志不好意思退稿，就把文章轉給一份日報發表了。今天回想起來，我覺得編輯的「意志」並不錯，錯在我按照別人的意志寫作。當時我也為這種事情感到苦惱，但是我總擺脫不了它。為什麼呢？大概是編輯同志們的組稿技巧常常征服了我吧。這位去了那位來，彷彿組稿的人都是雄辯家，而且都是為一個偉大目標服務的。我無法拒絕他們的要求，也可能是我的思想不解放。我總以為過去所作所為全是個人奮鬥、為自己，現在能照刊物的需要辦事，就是開始為人民服務。這種想法，我今天覺得很古怪，可是當時我的確這樣想、這樣做，在「文革」的頭三年中我甚至認為讓我在作家協會傳達室工作也是幸福，可是「四人幫」的爪牙卻說我連做這種工作也不配。因此我只好經常暗中背誦但丁的詩篇，想像自己就站在阿刻龍特（Acheronte）河岸上，等著白頭髮的卡隆（Caron）把我當做「邪惡的鬼魂」渡過去。【註】真是一場但丁式的噩夢啊！

【註】見【神曲．地獄篇】，第三曲。阿刻龍特是地獄中四條河的第一條，卡隆駕著船過來大聲叫喊：「我來引你們到對岸，到永恒的黑暗」

現在大夢已醒，我不再想望在傳達室裡度過幸福的晚年了。我還是要寫作，而且要更勤奮地寫作。不用說，我要講我自己心裡的話，表達我自己的意志。有人勸我下筆時小心謹慎，頭伸得長些，耳朵放得尖些，多聽聽行情，多看看風向，說是這樣可以少惹是非，平平安安地活到八十、九十。好意可感，讓我來試一下，也算是一種探索吧。但這是為聰明人安排的路。我這個無才、無能的人能走嗎？

二月二十九日

四十一、友誼

《隨想》第四十在《大公報》發表後，我就放下筆訪問日本。我在日本朋友中間生活了十六天，日子過得愉快，也過得有意義；看得多，也學到不少；同朋友們談得多，也談得融洽。人們說「友情濃於酒」，我這次才明白它的意義，我缺乏海量，因此我經常陶醉，重要的感覺就是心裡暖和，心情舒暢。我忘不了兩件事情：第一件，我到東京後不久，日本電視台安排小說家水上勉先生同我在新大谷飯店的花園裡對談。對談從上午九點開始。那是一個很好的晴天，但忽然刮起了風。我們坐在園子裡曬太陽，起初相當舒適，後來風大了，負責接待我們的清水正夫先生幾次到園子裡來，可是他只能站在線外，因為我們正在談話，錄影的工作正在進行。他幾次仰頭看看風向，匆匆地走了，過一會又跑回來望望我，伸起手辨辨風向，似乎急得沒有辦法。這一切我都看在眼裡，可是我不能對他講話，我的膝上蓋著大衣，還是他先前給我送來的，我沒有把大衣穿在身上，只是因為我不願意打斷我們的對談，即使風吹過來我感到涼意，卻也可以對付過去。這一個上午的對談並不曾使我受涼，見到清水先生我還笑他像一位善於呼風喚雨的法師，後來聽說他當天晚上在事務局（接待辦公室）的會上作了自我批評，說是既然有風就不該安排在園子裡舉行對談。我二十五年前就認識清水先生，當時他帶著松山芭蕾舞團第一次訪華，在上海文化廣場演出舞劇《白毛女》，以後在東京和上海我都見過他，可是少有交談的機會。他是有名的建築師，又是松山芭蕾舞團的團長，這一次他領導事務局的工作，成天陪同我們活動，就同我相熟了。他和其他在事務局工作的朋友一樣，從清早忙到深夜，任勞任怨。他究竟為了什麼呢？難道不是為了友誼！

我再說第二件事：主人作了安排，要我在東京朝日講堂裡宣讀一篇講稿，題目是《文學生活五十年》，規定的時間是四十分鐘。我在上海家中寫好一篇七千字的講稿，在北京請人譯成日文，一起帶到東京。講演會在四月四日舉行，前一天晚上，事務局的朋友建議請作家豐田正子女士在會上念譯文。豐田女士是亡友江馬修的夫人，也在事務局工作，她一口答應下來。為了念得流暢，取得更好的效果，她熬了一個通宵把譯文重新抄寫一遍。她又是為了什麼呢？還不是為了友誼！

像這樣的事情還有不少，我也不想在這裡列舉了。在一次招待會上我講過這樣的話：「當中國作家由於種種原因保持沉默的時候，日本作家井上靖先生、水上勉先生和開高健先生卻先後站出來為他們的中國朋友鳴冤叫屈，用淡淡的幾筆勾畫出一個正直善良的作家的形象，替老舍先生恢復了名譽。……我從日本作家那裡學到了交朋友，愛護朋友的道理。」這決不是說過就忘記的「外交辭令」，我講的是簡單的事實。他們都是為了什麼呢？

每天我睡得晚，想得多，我需要解答自己提出的問題。我將心比心，以心換心，我對朋友們講真話，講心裡的話。我雖然是一個感情不外露的東方人，可是誰觸動了我最深的感情，我就掏出自己的心交給他。究竟為了什麼？我一直在想。我想得多，但不是想得苦。我越想越是感到心裡充實，越想越是覺得一股暖流流遍我的全身。掏出了自己的心，我並不感到空虛，因為我換來了朋友的心。我感到我有兩倍的勇氣，有兩倍的力量。究竟由於什麼？我得到回答了：由於友誼。

在日本訪問的十六天中我流過兩次眼淚，第一次是在羽田機場，我們離開東京去廣島，同朋友們握手告別，一位在事務局工作的年輕姑娘忽然哭出一聲，淚珠滾滾地落下，這個時候我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淚，另一次在長崎機場，我們結束了訪問從那裡動身回國，西園寺公一先生從橫濱趕來送行，他的腿關節有毛病，拄著手杖陪我們到機場，我走出候機室的時候，最後一次向著站在平台上的朋友們揮手，忽然看見了西園寺先生、清水先生和其他幾位朋友的眼淚，我真想轉過身跑回去擁抱他們。但是我沒有這樣做，我卻無聲地哭了。我含著淚水上了飛機。我感謝這樣的眼淚，它們像春天的雨灌溉了我乾枯的心靈，培養了友誼，培養了人間最美好的感情。

從長崎到上海只需要一個半小時，訪問結束了，但是友誼將繼續發展，流傳到子孫萬代，即使我的生命很快化為塵土，我那顆火熱的心仍然在朋友們中間燃燒。我們的友誼決不會有結束的時候。

四月二十四日

四十二、春蠶

我在中國「文壇」上混了五十幾年，看樣子今後還要混下去，一直到我向人世舉行「告別宴會」為止。我在三十年代就一再聲明我只是一名「客串」，準備隨時擱筆，可是我言行不能一致，始終捏住我那枝禿筆不放，無怪乎後來激起了「四人幫」及其爪牙們的「公憤」，他們將我「打翻在地，踏上一腳」，要叫我「永世不得翻身」。他們的確把我趕出了文壇。我自己沒有辦到的事他們辦到了，這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吧。但可惜不多久「四人幫」及其爪牙們忽然無蹤無影，我說不出他們躲到哪裡去了，不過我知道有不少的人真想一口一口地咬他們身上的肉。

由於讀者們的寬大，我又回到了文壇。我拿起了被奪去十年的筆，而且參加了中國作家代表團訪問闊別十七載的友好鄰邦。對日本朋友、對日本讀者我也說我不是文學家，我缺乏文學修養，但是我有一顆真誠的心，我把心掏出來交給朋友，交給讀者。我對一位日本作家說，我不是文學家，所以我不用管文學上的什麼清規戒律。只要讀者接受，我的作品就能活下去。文學事業是人民的事業，而且是世界人民的事業，這個事業中也有我的一份。除非我永遠閉上眼睛，任何人也不能再一次奪走我的筆。

我從日本回來，有人緊張地告訴我某某「首長」做了報告，某某「首長」講了話。有人擔心地問我：「你看會不會收？」我笑笑。長官講話，做報告，都是正常的事。奇怪的是有些作家喜歡伸起頭辨風向，伸起鼻子聞聞空氣中有什麼氣味，以便根據風向和氣味寫文章。這樣的作家並不是我們國家的特產，別的國家也有，只是各人的想法不同，在資本主義國家裡有的是另一種行情。寫文章不動自己的腦筋，卻依照上級的指示下筆，其實這種事古已有之，至少我小時候就見過，我父親在廣元縣做知縣的時候，他就叫人照他的意思寫文章，例如送某某太夫人的「壽序」之類。後來民國成立了，我二叔在家開辦「律師事務所」，聘請了一位姓鄭的書記（當時的確稱「書記」），我常常去事務所同他下象棋，我就看見我二叔交給他寫應酬文章的任務，二叔怎麼說，他就怎麼寫。在成都正通順街有我的老家，一九五六年十二月我回到成都，由於亡友李宗林市長的安排，我在我十幾歲時的住房窗下徘徊了十多分鐘。李宗林同志後來在「文革」期間遭受迫害悲慘死去，與我有關的房屋大概已經拆光，半個多月前我在京都遇見一位日本朋友，他送給我一疊他拍攝的照片，我只認出來一棵樹和一口井。就在這個老家裡我幾十年前讀到一本《醉墨山房僅存稿》，那是我的曾祖李璠的遺著，倘使我沒有記錯的話，他的文集裡有幾篇像《聖壽六旬賦》、《徐母李太宜人壽序》這樣的文章，都是他替別人寫的或者按照他的上級的意志寫的作品，我當時讀了就起反感，一直保留住這樣一種想法：為了吃飯而活著、為了吃飯而寫文章是很不幸的事。但我的曾祖並不是一個作家。一九二七年春天我在巴黎開始寫小說，我的啟蒙老師是《懺悔錄》的作者盧騷（梭），我當時一天幾次走過他的銅像前，我從他那裡學到的是：講真話，講自己心裡的話。最近我以中國作家的身份訪問日本，同日本朋友交談起來，我講的仍然是這樣幾句話。日本朋友要我談我五十年的文學生活，我的經驗很簡單，很平常，一句話：不說謊，把心交給讀者。

我開始寫小說的時候，我是一個住在巴黎拉丁區的中國窮學生，我沒有長官，也沒有上級。今天在探索了五十年之後我雖然傷痕遍體，但是我掏出來交給讀者的仍然是那一顆燃燒的心，我只能寫我自己心裡的話，而且是經過反覆思考之後講出來的話。我從小就喜歡李商隱的一句詩：「春蠶到死絲方盡。」有人引用時把它改做「春蠶到死絲不斷」，改得也好。在廣元縣我母親帶著我兩個姐姐養蠶，我看見蠶繭在鍋裡煮著，還不斷地吐出絲來，可見春蠶到死絲也不盡。七十年來這個景象常常浮現在我的腦子裡。這一次訪問日本，我每天睡得晚，想得多，住在現代化的客房裡，我不開電視機，也不聽音樂，我默默地坐在扶手椅上深思苦想，給每一天的活動作總結。我們對談時日本劇作家木下順二先生向我提出退休的問題，他說在日本像我這樣年紀的作家可以放下筆隱居了，他是我的一位老朋友，很可能在半開玩笑，因為同我相熟的幾位日本作家比我小不了幾歲，今天卻仍然十分活躍。木下先生的一句話引起了我不少的回憶。在廣島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豪華旅館裡我寫成第二篇講話稿《我和文學》，回答了木下先生：我決不放下我的筆。這些時候我一直擺脫不掉鍋裡蠶繭的景象。我說：我寫作一不為吃飯，二不為出名。我藏在心裡沒有說出來的話是：我是春蠶，吃了桑葉就要吐絲，哪怕放在鍋裡煮，死了絲還不斷，為了給人間添一點溫暖。

但是到現在為止蠶只能吐自己的絲，即使是很有本領的現代化養蠶人吧，他也不見得能叫蠶替他吐絲。

現代科學正在迅猛發展，真是前程似錦！一個人倘使不用自己的腦子思索，一個作家倘使不照自己思考寫作，不寫自己心裡的話，那麼他一定會讓位給機器人，這是可以斷言的。

四月二十八日

四十三、懷念烈文

好久，好久，我就想寫一篇文章替一位在清貧中默默死去的朋友揩掉濺在他身上的污泥，可是一直沒有動筆，因為我一則害怕麻煩，二則無法擺脫我那種「拖」的習慣。時光水似的一年一年流去，我一個字也沒有寫出來。今天又在落雨，暮春天氣這樣冷我這一生也少見，夜已深，坐在書桌前，接連打兩個冷噤，腿發麻，似乎應該去睡了。我坐著不動，仍然在「拖」著。忽然有什麼東西燒著我的心，我推開面前攤開的書，埋著頭在抽屜裡找尋什麼，我找出了一份剪報，是一篇複印的文章。「黎烈文先生喪禮……」這幾個字迎面打在我的眼睛上，我痛了一陣子，但是我清醒了。這材料明明是我向別人要來的，我曾經想過我多麼需要它，可是我讓它毫無用處地在抽屜裡睡上好幾個月，彷彿完全忘了它。我也很可能讓它再睡下去，一直到給扔進字紙簍送到廢品回收站，倘使不是這深夜我忽然把它找了出來。

我過去常說我這一生充滿著矛盾，這還是在美化自己，其實我身上充滿了缺點和惰性，我從小就會「拖」和「混」，要是我不曾咬緊牙關跟自己鬥爭，我什麼事也做不成，更不用說寫小說了。那麼我怎麼會在深夜找出這份關於亡友的材料呢？可以用我在前一篇《隨想》裡引用過的一句話來解釋：「我從日本作家、日本朋友那裡學到了交朋友、愛護朋友的道理。」當初講了這句話，我似乎感到輕鬆，回國以後它卻不斷地燒我的心。我作訪日總結的時候並沒有提起這樣一個重大的收穫，可是靜下來我老是在想：我究竟得到什麼、又拿出了什麼；我是怎樣交朋友、又怎樣愛護朋友。想下去我只是感到良心的譴責，坐立不安。於是我找出了放在抽屜裡的那份材料。

是這麼一回事。我記不清楚了，是在什麼人的文章裡，還是在文章的註釋裡，或者是在魯迅先生著作的註解中，有人寫道：曾經是魯迅友好的黎烈文後來墮落成為「反動文人」。我偶然看到了這句話，我不同意這樣隨便地給別人戴帽子，我雖然多少知道一點黎的為人和他的情況，可是我手邊沒有材料可以說清楚黎的事情，因此我也就不曾站出來替他講一句公道話，（那時他還活著，還是台灣大學的一位教授。）這樣，流言（我只好說它是「流言」）就繼續傳播下去，到了「四人幫」橫行的時期，到處編印魯迅先生的文選，註釋中少不了「反動文人黎烈文」一類的字句，這個時候我連「不同意」的思想也沒有了，我自己也給戴上了「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我看到魯迅先生的作品選集就緊張起來，彷彿又給揪到批判會上，有人抓住我的頭髮往上拉，讓台下的聽眾可以看到我的臉。這就是使我感到奇恥大辱的兩種「示眾法」。它們的確讓我受到深刻的教育。只有身歷其境，才懂得是甘是苦。自己嘗夠戴帽子的滋味，對別人該不該戴帽子就不會漠不關心；自己身上給投擲了污泥，就不能不想起替朋友揩掉濁水。所以我的問題初步解決以後，有一次「奉命」寫什麼與魯迅先生有關的材料，談到黎烈文的事情，我就說據我所知黎烈文並不是「反動文人」。我在一九四七年初夏，到過台北，去過黎家，黎的夫人，他前妻的兒子都是我的熟人。黎當時只是一個普通的教授，在台灣大學教書，並不受重視，生活也不寬裕。我同他閒談半天，雨田（黎太太）也參加我們的談話，他並未發表過反動的意見。他是抗戰勝利後就從福建到台北去工作的，起初在報館當二三把手，不久由於得罪上級丟了官，就到台灣大學，課不多，課外仍然從事翻譯工作，介紹法國作家的作品，其中如梅裡美的短篇集就是交給我編在《譯文叢書》裡出版的。雨田也搞點翻譯，偶爾寫一兩篇小說，我離開台北回上海後，烈文、雨田常有信來，到上海解放，我們之間音信才中斷。我記得一九四九年四月初馬宗融在上海病故，黎還從台北寄了一首輓詩來，大概是七絕吧，其中一句是「正值南天未曙時」，語意十分明顯。一九四七年黎還到過上海，是在我去過台北之後，住了半個多月，回去以後還來信說：「這次在滬無憂無慮過了三星期，得與許多老朋友會見，非常痛快。」他常到我家來，我們談話沒有拘束，我常常同他開玩笑，難得看見他發脾氣。三十年代我和靳以談起烈文，我就說同他相處並不難，他不掩蓋缺點，不打扮自己，有什麼主意、什麼想法，都會暴露出來。有什麼丟臉的事他也並不隱瞞，你批評他，他只是微微一笑。就是這樣一個人，我始終沒有發現他有過反動的言行，怎麼能相信或者同意說他是反動文人呢？

不用說，我的意見沒有受到重視，因為在我的身上還留著別人投擲的污泥；而且要給一個人平反、恢復名譽，正如我們的一句常用語：「要有一個過程」，也就是說要先辦一些手續，要得到一些人的同意，可是誰來管這種事呢？

不久我就聽說烈文病故，身後蕭條，但也只是聽說而已。一九七八年我到北京開會，遇見一位在報社工作的朋友，聽他談起雨田的情況，我才知道烈文早在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就已離開人世，雨田帶著孩子艱苦地過著日子，卻表現得十分堅強。我托朋友給我找一點關於他們的材料，並沒有結果。後來我偶爾看到幾本香港出版的刊物，有文章介紹台灣出來的作家，他們都用尊敬的口氣談起他們在台大的「黎烈文老師」，這件事給我留下深的印象。去年有一個年輕的華僑作家到我家來訪問，我提起黎的名字，她說他們都尊敬他，她答應寄一篇文章給我看看。她回到美國不久文章果然寄來了，就是那篇《黎烈文先生喪禮所見》。我收到它的當時沒有能認真地閱讀就給別的事情打岔，只好拿它匆匆地塞進抽屜裡，以後想起來翻看過一次，也有較深的印象，但還是無法解決雜七雜八的事情的干擾，過兩天印象減淡，很快就給擠進「遺忘」裡去了。在「四害」橫行之前十幾年中間我也常常像這樣地「混」著日子，不以為怪。在「四人幫」垮臺之後再這樣地「混」日子，我就漸漸地感到不習慣、感到不舒服了。我的心開始反抗，它不讓我再「混」下去。早已被我忘卻了的亡友的面貌又出現在我的眼前。於是我開了抽屜，不僅是打開抽屜，我打開了我的心。

我和烈文第一次見面是在一九三三年，他還在編輯《申報》的《自由談》副刊。他托人向我約稿，我寄了稿去，後來我們就認識了。但是我和他成為朋友卻是在一九三五年年尾，我從日本回來擔任文化生活出版社編輯工作的時期。到了一九三六年下半年我們就相熟到無話不談了。那時幾個熟人都在編輯文學雜誌，在《作家》（孟十還主編）、《譯文》（黃源主編）、《文季月刊》（靳以主編）之後，烈文主編的《中流》半月刊也創刊了。這些人對文學和政治的看法並不是完全一致，但是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情，就是對魯迅先生的敬愛。烈文和黃源常去魯迅先生家，他們在不同的時間裡看望先生，出來常常對我談先生的情況，我有什麼話也請他們轉告先生。據我所知，他們兩位當時都得到先生的信任，尤其是烈文。魯迅先生從來不發號施令，也不向誰訓話，可是我們都尊重他的意見。先生不參加「文藝家協會」，我們也不參加，我還有個人的原因：我不習慣出頭露面，不願意參加社會活動。「文藝家協會」發表了一份宣言，不少的作家簽了名。魯迅先生身體不好，沒有能出來講話，我們也沒有機會公開表示我們對抗日救亡的態度。有一天下午烈文同我閒談，都認為最好我們也發一個宣言，他要我起草，我推他動筆，第二天我們碰頭，各人都拿出一份稿子，彼此謙讓一陣，烈文就帶著兩份稿子去見魯迅先生。他在先生那裡把它們合併成一份，請先生簽上名字，又加上《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這個標題，再由他抄錄幾份，交給熟人主編的刊物《作家》、《譯文》、《文季月刊》分頭找人簽名後發表出來，因此各個刊物上簽名的人數和順序並不相同。這就是《宣言》「出籠」（「文革」期間習用的語言）的經過，可以說這件事是他促成的。

過三個多月魯迅先生離開了我們，我和烈文都在治喪處工作，整天待在萬國殯儀館，晚上回家之前總要在先生棺前站立一會，望著玻璃棺蓋下面那張我們熟悉的臉。或者是烈文，或者是另一個朋友無可奈何地說一聲：「走吧」，這聲音我今天還記得。後來我們抬著棺木上靈車，我們抬著棺木到墓穴，有人拍了一些照片，其中有把我和烈文一起拍出來的，這大概是我們在一起拍時唯一的照片了，而且我也只是在當時的報刊上看見，那些情景今天仍然鮮明地留在我的腦子裡。

這以後又過了兩個月，在上海出版的十三種期刊，被國民黨政府用一紙禁令同時查封了。其中有《作家》和《文季月刊》。《中流》半月刊創刊不久，沒有給刀斧砍掉，烈文仍然在他家裡默默地埋頭工作，此外還要照顧他那無母的孩子。刊物在發展，讀者在增多，編輯工作之外他還在搞翻譯，出版不久的《冰島漁夫》受到越來越多的讀者的注意。但是不到一年，「八．一三」日軍侵犯上海，全面抗戰爆發，刊物停頓，他也待不下去，我們在一起編了兩三期《吶喊》之後，他就帶著孩子回到湖南家鄉去了。第二年三月靳以和我經香港去廣州，他還到香港同我們聚了兩天。下次我再看見他卻是十年以後了，靳以倒在福建見過他，而且和他同過事，就是說為他主持的改進出版社編過一種文藝雜誌。因此我後來從靳以那裡和從別的朋友那裡知道一點他的情況。他做了官，但官氣不多，思想也還不是官方的思想。我也在《改進文藝》上發表過小說。

烈文就這樣一直待在福建。抗戰勝利後陳儀去台灣，他也到了那裡，在報社工作。他相信做過魯迅先生的同學又做過國民黨福建省主席和台灣省行政長官的陳儀，後來他得罪了報社的上級，丟了官，陳儀也不理他了。他懷著滿腹牢騷到台灣大學教幾小時的課，他在給我的信中一則說：「我也窮得厲害。」再則說：「這半年來在台北所受的痛苦，特別是精神方面的，這次都和朱洗痛快地說了。」他還說：「我一時既不能離開台北，只好到訓練團去教點課……」他又說：「訓練團也混蛋，（信）既不轉給我，也不退還郵局，一直擱在那邊。」五十年代初期連陳儀也因為對蔣介石「不忠」在台北給槍斃了。後來我又聽到黎烈文牽連在什麼要求民主的案件裡被逮捕的流言。又過若干年我得到了關於他的比較可靠的消息：患病死亡。

但是我怎樣給亡友摘去那頂沉重的「反動文人」的帽子、揩去濺在他身上的污泥濁水呢？

感謝那位遠道來訪的女士，她從海外寄來我需要的材料，過去在台北期刊上發表的文章，一篇很普通的文章，敘述和感想，只有短短的四頁。沒有裝飾、沒有頌揚，似乎也沒有假話，但是樸素的文字使我回想起我曾經認識的那個人。我抄錄幾段話在下面：

「很少的幾副輓聯和有限的幾隻花圈、花籃也都是那些生前的老友和學生送的。」

「他躺在棺木中，蠟黃的面孔似乎沒有經過化妝。……只有少數要送葬到墓地的人陪著哀傷的台靜農先生談論黎先生的事跡。」

「黎先生就這樣走了，平日裡他埋頭寫作，不求聞達；死了以後仍然是冷冷靜靜地走上他最後一段路程。」

「……晚報報導黎先生臥病的消息以後，曾經有些機關派人前往黎府送錢，但深知黎先生為人的黎太太怎樣說也不接受。……我覺得這正是黎先生『不多取一分不屬於自己的東西』的風範。」

我彷彿也參加了老朋友的葬禮，我彷彿看見他「冷冷靜靜地走上他最後一段路程」。長時期的分離並不曾在我們之間劃一道溝，一直到死他還是我所認識的黎烈文。

「埋頭寫作，不求聞達」，這是他從福建的那段生活中、從到台灣初期碰釘子的生活中得到的一點教訓吧，我起初是這樣想的，但接著我便想起來：三十年代在上海他不也就是這樣嗎？那麼我可以這樣說吧：有一段時期他丟開了寫作，結果他得到了懲罰。但最後二十幾年中他是忠於自己的，因此在他工作過的地方出現了許多「從黎先生那裡直接間接獲得很多東西的文化界人士。」

用不著我替死者摘帽，用不著我替他揩拭污泥，泥水四濺、帽子亂飛的日子是一去不復返的了。那一筆算不清的糊塗賬就讓它給扔到火裡去吧。在那種時候給戴上一頂「反動」的帽子是不幸的事，但是不給戴上帽子也不見得就是幸運。一九五七年我不曾給戴上「右派」帽子，卻寫了一些自己感到臉紅的反「右」文章，並沒有人強迫我寫，但是陣線分明，有人一再約稿，怎麼可以拒絕！「文革」期間我靠邊早，沒有資格批判別人，因此今天欠債較少。當然現在還有另一種人，今天指東，明天指西，今年當面訓斥，明年點頭微笑，彷彿他一貫正確，好像他說話從不算數。人說「蓋棺論定」，如今連這句古話也沒有人相信了。有的人多年的沉冤得到昭雪，可是骨頭卻不知道給拋到了什麼地方；有的人的骨灰盒莊嚴地放在八寶山公墓，但在群眾的心目中他卻是無惡不作的壞人。我不斷地解剖自己，也不斷地觀察別人，我意外地發現有些年輕人比我悲觀，在他們的腦子裡戴帽或摘帽、濺不濺污泥都是一樣。再沒有比「沒有信仰」、「沒有理想」更可悲的了！

我不能不想起那位在遙遠地方死去的亡友。我沒有向他的遺體告別，但是他的言行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埋頭寫作，不求聞達，「不多取一分不屬於自己的東西」，這應當是他的遺言吧。

只要有具體的言行在，任何花言巧語都損害不了一個好人，黑白畢竟是混淆不了的。

五月二十四日

四十四、訪問廣島

這次訪問日本，我實現了二十年的心願：我到了廣島。

一九六一年櫻花開放的時節我在鐮倉和光旅館裡會見了年輕的小說家有吉佐和子女士，聽她談了一些廣島的故事，關於那個地方的每一句話都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從這一天起我就在想：要是我什麼時候到廣島去看看那多好。六一年我沒有能去，六二年我到東京出席禁止原子彈、氫彈世界大會，我以為這一次可以看到廣島了，可是出席大會的一部分人動身去廣島的時候，我要留在東京繼續開會。楊朔同志是去了的，我多麼羨慕他，我請他帶一樣紀念品給我，他帶回來一扎明信片，我把它們當做珍品收藏著。六三年我又有訪日的機會，我把廣島的明信片帶在身邊，我興奮地想大概可以去廣島了，我和同行的人談起，他們的反應並不強烈，主人也沒有做這方面的安排，結果我白白做了一場夢。再過三年連那一扎明信片也給拿走了。在「牛棚」裡，除了「改造」二字外什麼也不敢想。日子久了，思想活動了些，在「幹校」的不眠的寒夜裡我回想起同日本朋友歡聚的日子，我彷彿又在東京秋田家同中島健藏先生一起喝清酒，同木下順二先生在箱根喝茅台，我感到了溫暖和安慰，終於沉沉地睡去了。那個時候我正準備等到自己的改造有了成績回到上海作家協會傳達室當一個看門人，我以為今生今世不會再踏上日本的土地了。我也不敢再做廣島的夢，因為一提到廣島，我便想起楊朔同志的悲劇的死亡。

十七年似夢非夢地過去了，我早已從「牛」又變回到人，而且接受了訪日的邀請。主人問起有什麼要求，我提出了去廣島的願望，我想這是最後的機會了，再過兩年我連出門也會有困難，更說不上去遠方。

我這個要求得到了滿足。在羽田機場辭別了東京的朋友走進機艙坐定以後，我頻頻地揩著眼睛：朋友們的眼淚引出了我的淚水。飛機平穩地前進，我望著下面的雲海……

我為什麼這樣激動？我的思想為什麼這樣厲害地翻騰？為什麼二十年來我一直忘不了這個地方？我走下舷梯，機場上一片陽光，我的心平靜了，迎接我的是一片繁榮的景象。我的思路清楚了，二十年來，不，不止二十年，應當說三十五年來，我一直關心廣島人的命運，我讀過關於廣島的書和新聞報導，我也聽人談過廣島的事情，包括種種不真實的流言。五十年代後期我意外地翻看了一本當時身受其害的醫院院長的日記，有幾天睡不好覺。三十五年來我就是這樣想：他們遭受了多麼大的痛苦和不幸，他們應當生活得好一些、幸福些。這大概就是我這個理想主義者的正義觀吧。三十五年中間我並非時時刻刻都想在這個遙遠城市發生過的大悲劇，想的時候並不太多。但是每一想起廣島，我就受到那個願望的折磨，我多麼想親眼看看廣島人（包括當時的倖存者）今天的生活！

現在我終於用自己的眼睛看到了。我生活在廣島人的中間。我呼吸著少塵土的清潔空氣。在安靜、寬敞的現代化旅館裡住下來以後，我們去的第一個地方就是在原子彈爆炸中心的廢墟上建設起來的和平公園，我們把鮮花紮成的花圈放在悼念受難者的慰靈碑前，站在那裡默哀行禮。是在一個明媚的春天的下午，公園裡綠草如茵，櫻花盛開，孩子們在草地上遊戲，不停地發出歡笑。成群的鴿子從容地在草間找食物，同孩子們友好地在一起。馬鞍形大紀念碑下面有一個石箱，箱裡存放死者的姓名簿，箱上有三行文字，譯成中文就是：「安息吧，過去的錯誤不會再犯了。」這碑文據說是廣島大學一位教授在一九五二年寫的。我默念著碑文，我的腦子裡閃現了三十五年前那些可怕的情景，我又看到了蜂谷院長日記中所描繪的一切，我不敢攪動這一池記憶的黑水，但是我什麼也沒有忘記，我的耳邊彷彿響起了許多人的聲音：「水，水，給我水！」我的嘴也乾了。我轉過身，本地記者拉住我問話的時候，我差一點發不出聲音來。四周都是水池，要是在一九四五年八月，我就會俯下身去喝水了。

三十五年前這裡曾經是一片火海，今天面對著慰靈碑我還有口乾的感覺。抬起頭我望見了當年產業獎勵館遺留下來的骷髏般圓頂建築物，這是唯一的舊時代的遺跡，只有它是人類歷史上這個大悲劇的見證。在慰靈碑後面隔著水池便是「和平之燈」，兩隻象徵性的大手捧著一隻杯形的火炬，火是一九六四年八月一日點起來的，而且要燃下去，一直到世界上沒有了核武器的時候。火熊熊地燃著，池子裡現出火炬的倒影。火在水裡燃燒！這不滅的火就是廣島人對和平的熱烈願望。

千羽鶴紀念碑下面掛著全國兒童折好送來的無數的紙鶴，我取下一隻藍色硬紙折成的小仙鶴放在袋裡帶回中國，可是今天我卻找不到它了。難道它飛回了廣島？紀念碑是為了悼念受害的學生和兒童建立的，是全國兒童捐款建造的。碑的頂上立著一個小女孩，高高舉起一隻紙折的仙鶴。流傳著這樣一個故事：一個兩歲小女孩當時受到原子輻射，十年後發了病，她根據過去的傳說，相信自己折好一千隻紙鶴，就能得到幸福、恢復健康。她在病床上一天一天地折下去。她想活。她不僅折到一千隻，而且折到了一千三百隻。但是她死了。

和平紀念資料館就在前面，在那裡我們停留的時間不長，因為接下去還有別的活動。我只是匆匆地看了幾個部分，那些鮮血淋淋的「資料」我早已熟悉，而且從未遺忘。我這次不是來挖開記憶的墳墓，找尋痛苦的。我走過和平大道，兩旁蔥鬱的樹林是從日本各地送來的；我看見許多健康活潑的廣島兒童，在他們周圍開放著美麗的鮮花，它們是世界各大城市兒童送來的禮物。我在廣島看到的是活力和生命。資料館裡一位負責人給我們解釋三十五年前的事情，他當時是小學生，手上還留著損害的痕跡，但是他一直堅強地工作，我不願用慘痛的回憶折磨他。同他握手告別的時候，我覺得有許多根針在刺我的心。主人要我在留言簿上寫下自己的感想，我用不太靈活的手指捏緊日本的「軟筆」寫了下面的兩行：

全世界人民決不容許再發生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的悲劇。

世界和平萬歲。

這兩行文字並不曾表達出我複雜的思想感情。靜夜裡我在大飯店十二層樓窗前一把靠背椅上坐了好久，沒有一點噪音來干擾，我想起許多事情。我想到了我們的十年浩劫——人類歷史上另一個大悲劇。我不由自主地低聲念起了慰靈碑上那一句碑文：「安息吧，過去的錯誤不會再犯了。」眼前浮現了楊朔同志的面貌，老舍同志的面貌，我愛人蕭珊的面貌……我的眼睛潤濕了。我坐到靠牆的小書桌前寫我四天後在京都「文化講演會」上的講話稿《我和文學》。

這一夜我只寫成講話稿的大半。第二天上午我們遊覽了風景如畫的宮島，在舊日的市街上悠閒地散步，用食物喂鹿，鹿像熟人一樣親切地撲到我的身上來。路旁櫻花開得十分絢麗，我在東京只看到初放的花朵。天氣好，空氣格外清新，淺藍色的天空，深藍色的瀨戶內海……在短短的一個上午我們無法欣賞有名的宮島八景，但是海中屹立的紅色大華表和八百年前的古建築物好像浮在海上似的，華麗而優雅的嚴島神社長留在我的記憶裡。

然後我們坐船回去，到東洋工業的招待所休息，下午我們參觀了這個產量居世界第十位的汽車工廠，我們看了兩個車間。我對汽車工業一無所知，但是工廠十分整潔，車間勞動緊張而有秩序，在這裡親眼看到了廣島人出色的勞動成果。出了工廠，車子馳過繁華、清潔的街道，一座一座的高架橋從我們的頭上過去，茂盛的樹木，整齊的樓房，身體健壯的行人……這一切和蘑菇雲、和火海、和黑雨怎麼能連在一起呢？我疑心自己在做夢。

晚上八點我辭別了主人回到十二樓的房間。在廣島的訪問已經結束，明天一早我們就要乘「新幹線」去京都了。我又在窗前的靠背椅上坐下來，開始了我的思想上的旅行。就這樣離開廣島，我不能沒有留戀，說實話，我愛上了這個美麗的「水城」。就只有短短的一天半的時間，我沒有訪問倖存者的家庭和受害者的家屬，也不曾到原子彈醫院去慰問病人，我感到遺憾。但是我找到了我尋求的東西，在宴會上我對新認識的廣島朋友說：「我看見了廣島人在廢墟上建設起來的繁榮、美麗的現代化城市，我看見了和平力量和建設力量的巨大勝利。」我帶著無限的同情來廣島，我將懷著極大的尊敬同它告別，一切夢魘似的流言都消失了，我又一次認識到無比堅強的人民力量。我不是白白地來一趟，我對未來的信念在這裡得到了充實和加強。

城市怎麼這樣靜，夜怎麼這樣靜！我的思想就像高速公路上的汽車那樣飛奔，忽然停了下來，好像給前面的車輛堵住了一樣，我幾乎要叫出聲來：「敬愛的廣島人，我感謝你們，我永遠懷念你們。」坐在靜靜的窗前，我仍然感覺到那股任何原子武器、核武器所摧毀不了的人民力量。它在動，它在向前。

於是我想起昨夜留下來的未完的講話稿，已經夜深了，可是有什麼力量在推動我，也許就是我常說的那種火在燒我自己吧，我移坐到小書桌前，一口氣寫完了它。一共不到三千字，我又立下了一個心願：給自己的十年苦難做一個總結。公園裡兩隻大手捧著的火炬在我的眼前時隱時現，我不會忘記這不滅的火。為了使十年的大悲劇不會再發生，也需要全國人民堅決的努力，讓我們也燃起我們的燈，要子孫後代永記住這個慘痛的教訓。

六月五日

四十五、灌輸和宣傳（探索之五）

我聽到一些關於某一本書、或者某一首詩、或者某一篇文章的不同意見，也聽到什麼人傳達的某一位權威人士的談話，還聽到某些人私下的嘰嘰喳喳，一會兒說這本書讀後叫人精神不振，一會兒批評那篇小說替反面人物開脫，或者說這部作品格調不高，或者說那篇小說調子低沉。還有人製造輿論，說要批判某某作品，使作者經常感到威脅。

我動身去日本前在北京先後見到兩位有理想、有才華的比較年輕的作家，我勸她們不要緊張，我說自從一九二九年我發表《滅亡》以來，受到的責罵實在不少，可是我並沒有給誰罵死。

任何一部文學作品，只要不是朝生暮死的東西，總會讓一些人喜歡、讓另一些人討厭。人的愛好也有各種各樣。但好的作品經受得住時間的考驗。

一部作品有不少的讀者，每一個讀者有自己的看法。你一個人不能代替大多數的讀者，也不能代表大多數的讀者，除非你說服了他們，讓他們全相信你，聽你指揮。即使做到這樣，你也不能保證，他們的思路同你的思路完全一樣，也就是說他們的思想和你的思想一直在同樣的軌道上進行。要把自己的思想強加給別人實在困難，結果不是給扔在垃圾箱裡，就是完全走了樣。「文革」初期我很想把我的思想灌輸到我兒子的腦子裡，這些思想是批判會上別人批鬥的成果，我給說服了，我開始宣傳它們，可是，被我兒子一頂，我自己也講不清楚了，當時我的愛人還在旁邊批評兒子，說「對父親應當有禮貌」。今天回想起來我過去好像受了催眠術一樣，這說明我並未真被「說服」。根據我的經驗，灌輸、強加、宣傳等等的效果不一定都很大，特別是有這類好心的人常常習慣於「從主觀願望出發」，以為「我」做了工作，講了話，你總該被說服了，不管你有什麼想法，不管你是否聽懂了「我」的話，不管你的情況怎樣，總之，「我」說了你就得照辦。而結果呢，很少人照辦，或者很少人認真照辦，或者不少的人「陽奉陰違」。而這個「我」也就真的「說了算」了。

我過去也常常想用我的感情去打動別人，用我的思想去說服別人。我也做過灌輸、宣傳的事情，至少我有這種想法，不過我的方式和前面所說的不同，因為我無權無勢，講話不受重視，想製造輿論又缺少宣傳工具。我的唯一辦法就是在自己的作品書前寫序、寫小引、寫前記，書後寫後記、寫附記、寫跋。我從不放過在作品以外說話的機會，我反覆說明，一再提醒讀者我的用意在什麼地方。過了相當長的時期以後，我開始懷疑這樣「灌輸」是不是徒勞。我才想起自己讀過一些中外名著，除了作品本身以外，什麼前言後記，我腦子裡一點影子也沒有。我這時才發現我讀別人的書常常避開序文、前記。我拿到一本印有譯者或者專家寫的長序的西方文學名著，我不會在長序上花費時間。正相反，我對它有反感：難道我自己就不能思考，一定要你代勞？我後來發覺不僅是我，許多人都不看作品以外的前言後記（做研究工作的人除外）。使我感到滑稽的是一家出版社翻印了《紅樓夢》，前面加了一篇序或者代序，有意幫助讀者正確地對待這部名著；過了若干年書重版了，換上一篇序，是另一個人寫的，把前一個人痛罵一頓；又過若干年書重印，序又換了，罵人的人也錯了，不錯的還是出版社，他們不論指東或者指西，永遠幫助讀者「正確對待」中外名著。類似的事情不會少，我再舉一件，我在另一家出版社出過一本關於中國人民志願軍在朝鮮的英雄事跡的通訊報導，「文革」期間出版社給砸爛了，這本書被認為宣傳和平主義的大毒草，後來出版社恢復，檢查過去出版的圖書，我那本書也列在銷毀的名單內。究竟它是不是宣傳和平主義，我至今還不明白。其實不僅是那本書，我在朝鮮戰地寫的那些通訊報導、散文特寫，我回國後寫的反映戰士生活的短篇小說都受到了批評，說它們渲染戰爭恐怖、有意讓英雄死亡，說它們是鼓吹和平主義的「反動戰爭文學」。主持批判的是穿軍裝的人，發言的也是穿軍裝的人，他們是支左的「軍代表」，在這個問題上他們是權威。批判的重點是小說《團圓》和根據它改編攝制的影片《英雄兒女》，人們甚至拿它同《一個人的遭遇》相比。

《英雄兒女》的回憶使我哭笑不得，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我被抄家後兩個多月，我愛人蕭珊又在電影院裡看了這影片。當時我每天到作協分會的「牛棚」學習、勞動，早去晚歸；蕭珊在刊物編輯部做過幾年的義務編輯，也給揪回去參加運動，但最初只是半靠邊，一個星期勞動兩三次，因此她可以早下班去買票看電影。晚上我回家她興奮地告訴我，影片上還保留著我的名字，看來我的問題不太嚴重，她要我認真做檢查。可是僅僅兩三天以後作協分會造反派的一個戰鬥隊就拿著大字報敲鑼打鼓到電影院和電影發行公司去造反去了，大字報張貼在大門口，給影片和我個人都戴上反革命的大帽子。影片當場停演，蕭珊臉上最後一點笑容也消失了。以後支左的軍代表來到作協分會，批判了一陣「反動的戰爭文學」。批判剛結束，《英雄兒女》又作為反映抗美援朝的好影片在全國上演了。一共開放了五部電影，據說是周總理挑選的。當時我在幹校，有人找我談話問我感想，我只說影片是編導和演員的成績，與我的小說無關，小說還是毒草。我這樣表示，還得不到諒解。還有人寫匯報說我「翹尾巴」，而在幹校領導運動的軍代表卻對我說：「你不要以為電影又上演了它就沒有缺點，我看它有問題。」這個時候我已經不那麼恭順了，我口裡不說，心裡卻想：「隨便你怎樣說吧，反正權在你手裡，你有理。」

灌輸和宣傳（探索之五）

像這樣的經驗是不會少的，我以後還有機會談論它們，不想在這裡多說了。這筆糊塗賬似乎至今還沒有搞清楚。我不是經驗主義者，可是常常想到過去，常常回頭看過去的腳印，我總有點擔心，會不會明天又有人站出來「高舉紅旗」批判「和平主義」，譴責我給英雄人物安排死亡的結局？我忍不住多次問我自己：走過的那條路是不是給堵死了？賬沒有算清楚，是非不曾講明白，你也引經據典，我也有根有據，誰的權大勢大，誰就發號施令。我們習慣「明哲保身」，認為聽話非常省事。我們習慣於傳達和灌輸，彷彿自己和別人都是錄音機，收進什麼就放出什麼。這些年來我的經驗是夠慘痛的了。一個作家對自己的作品竟然沒有一點個人的看法，一個作家竟然甘心做錄音機而且以做錄音機為光榮，在讀者的眼裡這算是什麼作家呢？我寫作了幾十年，對自己的作品不能做起碼的評價，卻在姚文元的棍子下面低頭，甚至迎合造反派的意思稱姚文元做「無產階級的金棍子」，為什麼？為什麼？今天回想起來，覺得可笑，不可思議。反覆思索，我有些省悟了：這難道不是信神的結果？

對，我想起來了。一九三四年年底我住在日本橫濱一個朋友的家裡，他相信神，我根據我那些天的見聞拿他做主人公寫了短篇小說《神》。現在重讀這小說，拿前一段時期的我跟小說中的主人公長谷川君比較，我奇怪我怎麼完全在摹仿他！我更奇怪我怎麼在一九三四年就寫了諷刺若干年後的自己的小說！是我自己嗎？我竟然那樣迷信，那樣聽話，那樣愚蠢！它使我渾身冒汗，但是我感謝自己意外地留下這一幅自畫像，讓兒孫們會看到我某一個時期的醜態。

最近聽說有人說我「思想複雜」，我認為這是對我的稱讚。其實我也有過「思想簡單」的時候，倘使思想複雜，人就不容易虔誠地拜倒在神面前了。據我看生活在今天的世界上要應付複雜的局面，思想複雜些總比思想簡單些好。要把新中國建設成社會主義的人間樂園，恐怕也得靠複雜的集體的智慧，靠九億中國人民。現在不是信神的時代，不可能由一兩個人代表千萬讀者給一部作品、一篇文章下結論，也沒有人願意讓別人把自己當做錄音機吧。要是大家都成了錄音機，我們就用不著進行複雜的思維活動，腦子也成了多餘的了。但我始終相信：人類社會發展的方向總是由簡單到複雜，而不是由複雜到簡單。

我們文藝發展的方向當然也是百花齊放，而不是一花獨放，更不是無花開放。

六月十五日

四十六、發燒

我本來要寫我們訪問長崎的事，但忽然因感冒發高燒、到醫院看病就給留了下來。吊了兩天青黴素、葡萄糖，體溫慢慢下降。燒退了。沒有反覆。再過幾天我便可回家。

病房裡相當靜。三十年來我第一次住醫院，有點不習慣，晚上上床後常常胡思亂想。想得最多的就是關於發燒的事情。

我首先想到的是我的哥哥李堯林。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我從重慶回上海，住在霞飛坊（淮海坊）五十九號三樓。李堯林生病睡在床上，因為沒有錢不能住進醫院，由一個懂醫道的朋友給他治療。晚上我搭一張帆布床，睡在他的旁邊。每天清早他醒來就要在床上量體溫，早晨溫度不高，我在旁邊聽見他高興地自言自語：「好些了，好些了。」他是英語教員，喜歡講英語。下午他的體溫逐漸增高。每天都是這樣，體溫一高，他的情緒就壞起來。不幾天靠一位朋友幫忙他住進了醫院。但是在醫院裡他並不曾活過兩個星期。

其次我想到亡妻蕭珊。一九七二年六月初我從奉賢縣「五．七幹校」回家度假，發現蕭珊病倒在床。不知道她患什麼病。不是查不出，是不給查。當時是「四人幫」橫行的時代，看門診的「醫生」不一定懂醫，一個普通老百姓（還不說「牛鬼的臭婆娘」）發燒在三十九度以上，到醫院掛急診，或者開點藥就給打發走了，或者待在「觀察室」吊鹽水針過半天回家。蕭珊患腸癌，那年三月想辦法找人開後門，在一家醫院裡照了直腸鏡，但她的病在結腸上，照不出來。那個時候拍X光片子也非常困難，不但要請人幫忙，而且還得走不少彎路。到七月中旬才查出她的病源，七月下旬她住進醫院，癌細胞已經擴散。她在病房裡只活了三個星期。

在焦急等待查出病源的時候，我每天四次給蕭珊登記體溫（我回家之前我女兒、女婿做這工作）。清早，溫度低一些，以後逐漸升高，升到三十九度左右，全家就緊張起來，準備上醫院去掛急診號。明知到醫院看門診也解決不了問題，（就在查出病源前十多天，門診醫生還斷定她患腸結核呢！）但是發了高燒不去一趟又怎麼說得過去？

今天回想起這些日子我還會打冷噤。

所以我不喜歡量體溫。我長時期沒有患過大病，沒有住過醫院，總以為自己身體好，什麼病痛都可以對付過去。明明感覺到不舒服，有熱度，偏偏不承認，不去看病，不量溫度，還以為挺起胸來就可以挺過去。這次也是如此。大清早起來就覺得發燒，人不舒服，卻不肯量溫度。下午四點實在支持不住，我才到樓下找藥吃，我的妹妹拉住我量體溫：三十八度八，我女兒、女婿便拉我到醫院去看病，再量體溫：三十九度三，人已經十分委頓。兩天後才退燒。

現在一切都正常了。不過十天光景吧，我在身心兩方面都像是生過一次大病似的。

在病床上總結這次退燒的經驗，我不能不感謝我的妹妹和女兒。她們懷疑我生病、拉我去看病，似乎有意跟我過不去，我當初有點責怪她們多事，後來才明白，要不是她們逼我量體溫，拉我上醫院，我很可能堅持到感冒轉成肺炎，病倒下來，匆匆忙忙地離開人世。在討厭我的人看來，這大概是好事。但對我來說，這未免太愚蠢了。

不承認自己發燒，又不肯設法退燒，這不僅是一件蠢事，而且是很危險的事。今後我決不再幹這種事情，也勸告我的朋友們不要幹這種事情。

七月十一日

四十七、「思想複雜」

在病床上讀了唐瓊先生六月三十日的《京華小記》（《愛之……與惡之……》）【註】，我看出來他對我那句「」的話有所誤解。有人說我「思想複雜」，並非讀了我的《隨想錄》後所下的結論。我知道有這麼一件事情：

有一位比我年輕的朋友忽然想起替我樹碑立傳，得到他的單位負責人的同意，起初業餘寫作，後來請假寫作，他翻了不少材料，找我談話幾次，辛辛苦苦，寫成二十幾萬字的著作。我讀了他寄來的兩大疊的手稿，我不同意他的好些看法，也不知道他寄給我的是第幾次的謄寫稿。但他的辛勤勞動我是看得出來的。我不好意思給他潑冷水，沒有提什麼意見，只是指出少數與事實不符的地方。他告訴我有一家出版社願意接受他的稿子。我有一種感覺：他對他這部著作有較大的自信。那麼就由他去吧。

【註】見《大公報》《大公園》。

但是兩個月前他寫信給我的女兒，說稿子給退回了，據說出版社裡有人懷疑替活人寫傳是否合適，何況我的「思想複雜」。朋友情緒不好，垂頭喪氣，從信上也看得出來。

很對不起他，我看了信，心裡高興。一則書出不了，無人替我樹碑立傳，我倒感到輕鬆，精神上少背包袱，二則說我思想複雜，我認為是對我的恭維。當然，說話人決不是有意吹捧我，他用的「思想複雜」可能是貶義詞。

「思想複雜」的人喜歡胡思亂想。思想會長眼睛，想多了，會看見人們有意掩飾的東西，會揭穿面具下面的真容。所以「文革」期間「思想複雜」的人遭受迫害，思想簡單的人飛黃騰達。

思想不簡單，怎麼能創造出「忠字舞」？怎麼想得到「早請示，晚匯報」？怎麼能發明出「噴氣式」？怎麼能夠不休止地召開以「高舉」開始、以「打倒」結束的批鬥會呢？

十年浩劫中的生活是應當詳細記錄下來的。這是人類歷史上的奇蹟。想想看，十年中間八個樣板戲，一位作家！簡單到了這樣的程度。人人都看樣板戲，每個人腦子裡都有頂天立地的「英雄形象」。那些喜歡誇大文學作用的人可能感到奇怪：幾億人民齊看革命樣板戲，怎麼產生不了一個偉大的革命形勢！他們忘記了人民不只看戲，他們還要看人，看上面的掌權的人。十年中間人們的思想也漸漸變得複雜了。你不帶頭做，就沒有人信你的話。

一切都會變，一切都在變。我也在變。我的思想由複雜變簡單，又由簡單變複雜，以後還要變下去，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我決不會再低頭彎腰「自報罪行」了。

今年四月我第四次訪問日本，看見一個光怪陸離的世界，相隔十七年，變化很大，幾乎適應不了。資本主義社會當然有它的缺點，但也有值得注意的地方。變化總是從無到有，從舊到新，從複雜到更複雜。我們實現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也決不會由複雜到簡單。關於這個問題我以後還想談談，例如文字的發展究竟是為了簡單易學，還是為了更準確地表達人們的複雜思想，我也有個人的看法。說我「思想複雜」，是無足怪的。

七月十三日

四十八、世界語

上一篇《隨想》還是在病院裡寫成的。出院不久我到北歐去了一趟，出國前我又患感冒，到達斯德哥爾摩時，發了支氣管炎，有了上次的教訓，我就老老實實地對我國駐瑞典使館的同志講了。晚上有一位從上海來進修的醫生給我治療。第二天使館的同志們給我送稀飯、送麵條、送水果來，我在旅館裡也感到了家庭的溫暖。前一天我下飛機的時候還以為自己到了一個陌生的城市，第二天我卻見到了這麼多的親人。在瑞典的首都我住不到兩個星期，可是我過得輕鬆愉快。離開這個由無數個小島構成，由七十多道橋連接起來的風景如畫的和平城市的時候，我覺得自己是個健康的人。

我是去出席第六十五屆國際世界語大會的。我究竟在什麼時候開始學習世界語，我自己也講不清楚，可能是一九一八年，即五四運動的前一年，也有可能是一九二一年。但是認真地學它，而且繼續不斷地學下去，卻是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五年的事情。我在南京上學，課餘向上海世界語書店函購了一些書，就一本一本地讀下去，書不多，買得到的全讀了。因為是自修，專門看書，說話不習慣。後來我到法國常和兩三個朋友用世界語通信。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初我回到上海，住在旅館裡，友人索非來看我，他當時還擔任上海世界語學會的秘書或幹事一類的職務。他說：「學會的房子空著，你搬過來住幾天再說。」我就搬了過去，在鴻興坊上海世界語學會的屋子裡搭起帆布床睡了將近半個月，後來在附近的寶光裡租到屋子才離開了鴻興坊。但從這時起我就做了學會的會員，不久又做了理事，也幫忙做一點工作。我還根據世界語翻譯了幾本書，如意大利愛．德．亞米西斯的獨幕劇《過客之花》、蘇聯阿．托爾斯泰的劇本《丹東之死》、日本秋田雨雀的獨幕劇《骷髏的跳舞》、匈牙利尤利．巴基原著的中篇小說《秋天裡的春天》。一直到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變，日軍的炮火使鴻興坊化為灰燼，我才搬出了閘北，上海世界語學會終於「消亡」，我也就離開了世界語運動。

在十年浩劫中「四人幫」用「上海市委」的名義把我打成「不戴帽」的「反革命」，剝奪了我寫作的權利。我後來偷偷地搞點翻譯，空下來時也翻看家裡有的一些世界語書，忘記了的單字又漸漸地熟悉起來，我彷彿回到了青年時代，對世界語的興趣又濃了。所以我出席了今年舉行的國際世界語大會。幾十年前我就聽人講起這樣的國際大會。在上海世界語學會裡我只是偶爾聽見人用世界語交談。現在來到大會會場，會場內外，上上下下，到處都是親切的笑臉，友好的交談，從幾十個國家來的人講著同樣的語言，而且講得非常流暢、自然。在會場裡人們報告、討論，用世界語就像用本民族語言那樣地純熟。坐在會場裡，我覺得好像在參加和睦家庭的聚會一樣。對我來說這是第一次，但是我多年來盼望的、想像的正是這樣，我感到遺憾的只是自己不能自由地使用這種語言，它們從別人口裡出來像潺潺的流水，或者像不絕的噴泉；有時又很像唱歌或者演奏樂曲，聽著聽著甚至令人神往，使人陶醉。但是它們從我的嘴裡出來，卻像一些不曾磨光的石子堵在一處，動不了。不過我並不灰心，我們中國代表團裡的年輕人講得好，講得熟。他們交了不少新朋友，他們同朋友們談得很融洽，希望在他們的身上。

我去北歐前，友人幾次勸我不要參加這次大會，甚至在動身前一兩天，還有一位朋友勸阻我，他認為我年紀大了，不應當為這樣的會奔波。他們都沒有想到這些年，我一直關心國際語的問題，經過這次大會，我對世界語的信念更加堅強了。世界語一定會成為全體人類公用的語言。

中國人把Esperanto稱為「世界語」，我認為這種譯法很好。經過九十三年的考驗，波蘭人柴門霍甫大夫創造的Esperanto成了全世界人民所承認的唯一的「世界語」了。它已經活起來，不斷地豐富、發展，成了活的語言。我開始學習世界語的時候只有一本薄薄的卡伯（Kabe）博士的字典，現在我可以使用一千三百頁的插圖本大字典了。世界語的確在發展，它的用途在擴大，參加大會的一千七百多人中間，像我這樣的老年人只佔少數，整個會場裡充滿了朝氣，充滿了友情。

在斯德哥爾摩我還有一些瑞典朋友，因此我也有不少會外活動。朋友們見面首先問我關於世界語的事情，他們不大相信它會成為真正的「世界語」。我便向他們宣傳，說明我的看法：世界語一定會大發展，但是它並不代替任何民族、任何人民的語言，它只能是在這之外的一種共同使用的輔助語。每個民族都可以用這種輔助語和別的民族交往。我常常想：要是人人都學世界語，那麼會出現一種什麼樣的新形勢，新局面！倘使在全世界就像在大會會場一樣，那該有多好！世界語是易學易懂的，這是人造語的長處，不僅對於歐洲人，對於我們亞洲人，對其他的民族也是如此。但即使是人造語吧，它既然給人們使用了，活起來了，它就會發展、變化，而且一直發展、變化下去，由簡單變為複雜，由貧乏變為豐富、更豐富……而且積累起它的文化遺產……。

從國際世界語大會的會場，回到上海西郊的書齋，靜夜裡攤開那本厚厚的世界語大字典，我有很多的感想。想到我們的文字改革的工作，我不能不發生一些疑問：難道我們真要廢除漢字用漢語拼音來代替嗎？難道真要把我們光輝的、豐富的文化遺產封閉起來不讓年輕人接觸嗎？我並不完全反對文字的簡化，該淘汰的就淘汰吧，但是文字的發展總是為了更準確地表達人們的複雜思想，決不只是為了使它變為更簡單易學。在瑞典、在歐洲、在日本……人們每星期休息兩天，難道我們中國人就永遠忙得連學習的工夫也沒有！忙得連多認一兩個字的時間也沒有！忙得連複雜的思想也不會有？！我們目前需要的究竟是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還是使我們的文字簡單再簡單，一定要鬥斗不分、麵面相同？我不明白。在九億人口的國家裡，文字改革是大家的事情，慎重一點，聽聽大家的意見，總沒有害處。

八月二十四日

四十九、說真話

最近聽說上海《新民晚報》要復刊。有一天我遇見晚報的前任社長，問起來，他說：「還沒有弄到房子，」又說：「到時候會要你寫篇文章。」

我說：「我年紀大了，腦子不管用，寫不出應景文章。」

他說：「我不出題目，你只要說真話就行。」

我不曾答應下來，但是我也沒有拒絕，我想：難道說真話還有困難！

過了幾天我出席全國文聯的招待會，剛剛散會，我走出人民大會堂二樓東大廳，一位老朋友拉住我的左胳膊，帶笑說：「要是你的《爝火集》裡沒有收那篇文章就好了。」他還害怕我不理解，又加了三個字：「姓陳的。」我知道他指的是《大寨行》，我就說：「我是有意保留下來的。」這句話提醒我自己：講真話並不那麼容易！

去年我看《爝火集》清樣時，人們就在談論大寨的事情。我曾經考慮要不要把我那篇文章抽去，後來決定不動它。我坦白地說，我只是想保留一些作品，讓它向讀者說明我走過什麼樣的道路。如果說《大寨行》裡有假象，那麼排在它前面的那些文章，那許多豪言壯語，難道都是真話？就是一九六四年八月我在大寨參觀的時候，看見一輛一輛滿載幹部、社員的卡車來來去去，還聽說每天都有幾百個參觀、學習的人。我疑惑地想：這個小小的大隊怎麼負擔得起？我當時的確這樣想過，可是文章裡寫的卻是另外一句話：「顯然是看得十分滿意。」那個時候大隊支部書記還沒有當上副總理，吹牛還不曾吹到「天大旱，人大幹」每年虛報產量的程度。我的見聞裡畢竟還有真實的東西。這種寫法好些年來我習以為常。我從未考慮聽來的話哪些是真，哪些是假。現在回想，我也很難說出是什麼時候開始的，可能是一九五七年以後吧。總之，我們常常是這樣：朋友從遠方來，高興地會見，坐下來總要談一陣大好形勢和光明前途，他談我也談。這樣地進行了一番歌功頌德之後，才敞開心來談真話。這些年我寫小說寫得很少，但是我探索人心的習慣卻沒有給完全忘掉。運動一個接著一個沒完沒了，每次運動過後我就發現人的心更往內縮，我越來越接觸不到別人的心，越來越聽不到真話。我自己也把心藏起來藏得很深，彷彿人已經走到深淵邊緣，腳已經踏在薄冰上面，戰戰兢兢，只想怎樣保全自己。「十年浩劫」剛剛開始，為了讓自己安全過關，一位三十多年的老朋友居然編造了一本假賬揭發我。在那荒唐而又可怕的十年中間，說謊的藝術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謊言變成了真理，說真話倒犯了大罪。我挨過好幾十次的批鬥，把數不清的假話全吃進肚裡。起初我真心認罪服罪，嚴肅對待；後來我只好人云亦云，挖空心思編寫了百份以上的「思想匯報」。保護自己我倒並不在乎，我念念不忘的是我的妻子、兒女，我不能連累他們，對他們我還保留著一顆真心，在他們面前我還可以講幾句真話。在批判會上，我漸漸看清造反派的面目，他們一層又一層地剝掉自己的面具。一九六八年秋天一個下午他們把我拉到田頭開批鬥會，向農民揭發我的罪行；一位造反派的年輕詩人站出來發言，揭露我每月領取上海作家協會一百元的房租津貼。他知道這是假話，我也知道他在說謊，可是我看見他裝模作樣毫不紅臉，我心裡真不好受。這就是好些外國朋友相信過的「革命左派」，有一個時期我差一點也把他們當做新中國的希望。他們就是靠說假話起家的。我並不責怪他們，我自己也有責任。我相信過假話，我傳播過假話，我不曾跟假話作過鬥爭。別人「高舉」，我就「緊跟」；別人抬出「神明」，我就低首膜拜。即使我有疑惑，我有不滿，我也把它們完全嚥下。我甚至愚蠢到願意鑽進魔術箱變「脫胎換骨」的戲法。正因為有不少像我這樣的人，謊話才有暢銷的市場，說謊話的人才能步步高陞。……

現在那一切都已經過去，正在過去，或者就要過去。這次我在北京看見不少朋友，坐下來，我們不談空洞的大好形勢，我們談缺點，談弊病，談前途，沒有人害怕小報告，沒有人害怕批鬥會。大家都把心掏出來，我們又能夠看見彼此的心了。

九月二十日

五十、《人到中年》

幾個月前我的一個侄女從遙遠的邊疆寫信來說：「我們工作很忙，設計任務一個接著一個。作為技術骨幹，總想把自己的一切都投到四化中去，加班加點經常工作到深夜，回到家中，家務勞動又重，真有筋疲力盡之感。最近《收穫》中裡的陸大夫就是我們這些中年科技人員的寫照。……一些基層幹部總喜歡那些『唯唯諾諾』、無所作為的人，而對我們這些『大學生』總有些格格不入……」

《人到中年》是諶容同志的中篇小說，陸大夫是小說中的主人公眼科醫生陸文婷。半年多來我聽見不少的人談論這部小說，有各種各樣的看法；起初還聽說有一份省的文藝刊物要批判它。以後越來越多的讀者出來講話，越來越多的讀者在小說中看見了自己的面影。的確到處都有陸大夫，她（他）們就在我們的四周。她（他）們工作、受苦、奮鬥、前進，或者做出成績，或者憔悴死去……小說真實地反映了我們的現實生活。

三十年來我對自己周圍的一切絕非視若無睹。但是讀了《人到中年》後我一直忘不了這樣一個事實：今天在各條戰線上幹工作、起作用，在艱苦條件下任勞任怨、鞠躬盡瘁的人多數是解放後培養出來的一代知識分子，也就是像陸文婷那樣的「臭老九」。（「臭老九」這個稱號固然已經不用了，但是在某些人的心裡它們還藏得好好的、深深的，準備到時候再拿出來使用。）正是靠了這無數默默地堅持工作的中年人，我們的國家才能夠前進。要搞「四化」，即使是搞中國式的「四化」吧，也離不開他們。那麼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改善他們的工作條件，讓他們心情舒暢，多做工作、多做貢獻，有什麼不好？！即使辦不到這個，把他們的真實情況寫出來，讓大家多關心他們，多愛護他們，又有什麼不好？！

讀了小說的人沒有不同情陸大夫的處境；但是我更敬佩她的「勇氣和毅力」，敬佩她那平凡的不自私，她那沒有塵埃的精神世界使我嚮往，使我感動。有人說作者不應該把陸大夫的遭遇寫得那樣淒慘，也不應該在「外流」的姜亞芬醫生的身上傾注太多的同情；還有人責備作者「給生活蒙一層陰影」。有人質問：「難道我們新社會就這樣對待知識分子？」「難道外流的人會有愛國心？」但是更多的人，越來越多的人卻說：「小說講了我們心裡的話。」

我們已經吃夠了謊言的虧，現在到了多講真話的時候了。我們的生活裡究竟有沒有陰影，大家都知道，吹牛解決不了問題。我喜歡這本小說。我有這麼一個習慣，讀了好的作品，我會感到心靈充實，我會充滿對生活的熱愛；我有一種願望，想使自己變得善良些、純潔些、對別人有用些。《人到中年》寫了我們社會的缺點，但作者塑造的人物充滿了愛國主義的感情，這種感情不是空洞的、虛假的，而是深沉的，用行動表示出來的。我接觸到她（他）們的心，我更想到我那位遍體傷痕的母親，我深深感覺到我和祖國血肉相連的關係。是她把我養育大的，是她使我拿起筆走上文學道路的，我從她那裡不斷地吸取養料。她有傷，所有她的兒女都應當獻出自己的一切給她治療。陸大夫就是這樣的人，她就是不自私地獻出一切的。在中國她（他）們何止千千萬萬！同她（他）們一起為社會主義祖國盡力，我感到自豪，我充滿信心。還有姜亞芬醫生，對她，對她（他）們，祖國母親也會張開兩隻胳膊歡迎。難道海外華僑就不熱愛祖國？難道外籍華人對故土就沒有感情？只要改善工作條件，「外流」也可以變為「內流」。建設新中國，人人有責任。這個偉大的、嚴肅的工作決不是少數人可以壟斷的，文學的事業也是這樣，一部作品的最好的裁判員是大多數的讀者，而不是一兩位長官。作者在作品裡究竟是說真話還是販賣謊言，讀者們最清楚。

九月二十二日

五十一、再論說真話

我的《隨想》並不「高明」，而且絕非傳世之作。不過我自己很喜歡它們，因為我說了真話，我怎麼想，就怎麼寫出來，說錯了，也不賴賬。有人告訴我，在某雜誌【註】上我的《隨想錄》（第一集）受到了「圍攻」。我願意聽不同的意見，就讓人們點起火來燒燬我的《隨想》吧！但真話卻是燒不掉的。當然，是不是真話，不能由我一個人說了算，它至少總得經受時間的考驗。三十年來我寫了不少的廢品，譬如上次提到的那篇散文，當時的勞動模範忽然當上了大官，很快就走向他的反面；既不「勞動」，又不做「模範」；說假話、搞特權、幹壞事倒成了家常便飯。過去我寫過多少豪言壯語，我當時是那樣歡欣鼓舞，現在才知道我受了騙，把謊言當做了真話。無情的時間對盜名欺世的假話是不會寬容的。

【註】香港《開卷》雜誌，一九八○年八月號。

奇怪的是今天還有人要求作家歌頌並不存在的「功」、「德」。我見過一些永遠正確的人，過去到處都有。他們時而指東，時而指西，讓別人不斷犯錯誤，他們自己永遠當裁判官。他們今天誇這個人是「大好人」，明天又罵他是「壞分子」。過去辱罵他是「叛徒」，現在又尊敬他為烈士。本人說話從來不算數，別人講了一句半句就全記在賬上，到時候整個沒完沒了，自己一點也不臉紅。他們把自己當做機器，你裝上什麼唱片，他們唱什麼調子；你放上什麼錄音磁帶，他們哼什麼歌曲。他們的嘴好像過去外國人屋頂上的信風雞，風吹向哪裡，他們的嘴就朝著哪裡。

外國朋友向我發過牢騷：他們對中國友好，到中國訪問，要求我們介紹真實的情況，他們回去就照我們所說向他們的人民宣傳。他們勇敢地站出來做我們的代言人，以為自己講的全是真話。可是不要多長的時間就發現自己處在尷尬的境地：前後矛盾、不能自圓其說，變來變去，甚至打自己的耳光。外國人重視信用，不會在思想上跳來跳去、一下子轉大彎。你講了假話就得負責，賴也賴不掉。有些外國朋友就因為販賣假話失掉信用，至今還被人抓住不肯放。他們吃虧就在於太老實，想不到我們這裡有人靠說謊度日。當「四人幫」圍攻安東尼奧尼的時候，我在一份意大利「左派」刊物上讀到批判安東尼奧尼的文章。當時我還在半靠邊，但是可以到郵局報刊門市部選購外文「左派」刊物。我早已不相信「四人幫」那一套鬼話，我看見中國人民越來越窮，而「四人幫」一夥卻大吹「向著共產主義邁進」。報紙上的宣傳和我在生活中的見聞全然不同，「四人幫」說的和他們做的完全兩樣。我一天聽不到一句真話，偶爾有人來找我談思想，我也不敢吐露真心。我憐憫那位意大利「左派」的天真，他那麼容易受騙。事情過了好幾年，我不知道他今天是左還是右，也可能還有人揪住他不放鬆。這就是不肯獨立思考而受到的懲罰吧。

其實我自己也有更加慘痛的教訓。一九五八年大刮浮誇風的時候我不但相信各種「豪言壯語」，而且我也跟著別人說謊吹牛。我在一九五六年也曾發表雜文，鼓勵人「獨立思考」，可是第二年運動一來，幾個熟人摔倒在地上，我也棄甲丟盔自己繳了械，一直把那些雜感作為不可赦的罪行；從此就不以說假話為可恥了。當然，這中間也有過反覆的時候，我有腦子，我就會思索，有時我也忍不住吐露自己的想法。一九六二年我在上海文藝界的一次會上發表了一篇講話：《作家的勇氣和責任心》。就只有那麼一點點「勇氣和責任心」！就只有三幾十句真話！它們卻成了我精神上一個包袱，好些人拿了棍子等著我，姚文元便是其中之一。果然，「文化大革命」開始，我還在北京出席亞非作家緊急會議，上海作家協會的大廳裡就貼出了「興無滅資」的大字報，揭露我那篇「反黨」發言。我回到上海便誠惶誠恐地到作家協會學習。大字報一張接著一張，「勒令」我這樣，「勒令」我那樣，貼不到十張，我的公民權利就給剝奪乾淨了。

那是一九六六年八九月發生的事。我當時的心境非常奇怪，我後來說，我彷彿受了催眠術，也不一定很恰當。我腦子裡好像只有一堆亂麻，我已無法獨立思考，我只是感覺到自己背著一個沉重的「罪」的包袱掉在水裡，我想救自己，可是越陷越深。腦子裡沒有是非、真假的觀念，只知道自己有罪，而且罪名越來越大。最後認為自己是不可救藥的了，應當忍受種種災難、苦刑，只是為了開脫、挽救我的妻子、兒女。造反派在批鬥會上揭發、編造我的罪行，無限上綱。我害怕極了。我起初還分辯幾句，後來一律默認。那時我信神拜神，也迷信各種符咒。造反派批鬥我的時候經常罵一句：「休想撈稻草！」我抓住的唯一的「稻草」就是「改造」。我不僅把這個符咒掛在門上，還貼在我的心上。我決心認真地改造自己。我還記得在我小的時候每逢家中有人死亡，為了「超度亡靈」，請了和尚來誦經，在大廳上或者別的地方就掛出了十殿閻羅的圖像。在像上有罪的亡魂通過十個殿，受盡了種種酷刑，最後轉世為人。這是我兒童時代受到的教育，幾十年後它在我身上又起了作用。一九六六年下半年以後的三年中間，我就是這樣地理解「改造」的，我準備給「剖腹挖心」，「上刀山、下油鍋」，受盡懲罰，最後喝「迷魂湯」、到陽世重新做人。因此我下定決心咬緊牙關堅持到底。雖然中間有過很短時期我曾想到自殺，以為眼睛一閉就毫無知覺，進入安靜的永眠的境界，人世的毀譽無損於我。但是想到今後家裡人的遭遇，我又不能無動於衷。想了幾次我終於認識到自殺是膽小的行為，自己忍受不了就讓給親人忍受，自己種的苦果卻叫妻兒吃下，未免太不公道。而且當時有一句流行的話：「哪裡摔倒就在哪裡站起來。」我還癡心妄想在「四人幫」統治下面忍受一切痛苦在摔倒的地方爬起來。

那些時候，那些年我就是在謊言中過日子，聽假話，說假話，起初把假話當做真理，後來逐漸認出了虛假；起初為了「改造」自己，後來為了保全自己；起初假話當真話說，後來假話當假話說。十年中間我逐漸看清楚十座閻王殿的圖像，一切都是虛假！「迷魂湯」也失掉了效用，我的腦子清醒，我回頭看背後的路，還能夠分辨這些年我是怎樣走過來的。我踏在腳下的是那麼多的謊言，用鮮花裝飾的謊言！

哪怕是給鋪上千萬朵鮮花，謊言也不會變成真理。這樣一個淺顯的道理，我為它卻花費了很長的時間，付出了很高的代價。

人只有講真話，才能夠認真地活下去。

十月二日

五十二、寫真話

朋友王西彥最近在《花城》【註一】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講我們一起在「牛棚」裡的一些事。文章的標題是《煉獄中的聖火》，這說明我們兩個人在「牛棚」裡都不曾忘記但丁的詩篇。不同的是，我還在背誦「你們進來的人，丟開一切的希望吧」【註二】，我還在地獄裡徘徊的時候，他已經走向煉獄了。「牛棚」裡的日子，這種荒唐而又殘酷、可笑而又可怕的生活是值得一再回憶的。讀了西彥的文章，我彷彿又回到了但丁的世界。正如西彥所說，一九六六年八月我剛在機場送走了亞非各國的作家，「就被當做專政對象，關進了『牛棚』。」他卻是第一個給關進上海作家協會的「牛棚」的，用當時的習慣語，就是頭一批給「拋出來的」。他自己常說，他在家裡一覺醒來，聽見廣播中有本人的名字，才知道在前一天的大會上上海市長點了他的名，頭銜是「反黨、反革命分子」。他就這樣一下子變成了「牛」。這個「牛」字是從當時（大概是一九六六年六月吧）《人民日報》的一篇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來的。「牛鬼蛇神」譯成外文就用「妖怪」（Monster）這個字眼。我被稱做「妖怪」，起初我也想不通，甚至痛苦，我明明是人，又從未搞過「反黨」、「反革命」的活動。但是看到「興無滅資」的大字報，人們說我是「精神貴族」，是「反動權威」；人們批判我「要求創作自由」；人們主張：「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我就逐漸認罪服罪了。

【註一】見《花城》第六集，一九八○年八月。

【註二】見《神曲》第三曲。

我是真心「認罪服罪」的，我和西彥不同，他一直想不通，也一直在頂。他的罪名本來不大，因為「頂」，他多吃了好些苦頭，倘使「四人幫」遲垮兩三個月，他很有可能給戴上「反革命」的帽子。一九六七年在巨鹿路作家協會的「牛棚」裡，我同西彥是有分歧的，我們不便爭吵，但是我對他暗中有些不滿意。當時我認為我有理，過兩年我才明白，現在我更清楚：他並不錯。我們的分歧在於我迷信神，他並不那麼相信。舉一個例子，我們在「牛棚」裡勞動、學習、寫交代，每天從大清早忙到晚上十點前後，有時中飯後坐著打個盹，監督組也不准。西彥對這件事很不滿，認為這是有意折磨人，很難辦到。而且不應照辦。我說既然認真進行「改造」，就不怕吃苦，應當服從監督組的任何規定。我始終有這樣的想法：通過苦行贖罪。而據我看西彥並不承認自己有罪，現在應當說他比我清醒。讀他的近作，我覺得他對我十分寬容，當時我的言行比他筆下描寫的更愚蠢、更可笑。我不會忘記自己的醜態，我也記得別人的嘴臉。我不贊成記賬，也不贊成報復。但是我決不讓自己再犯錯誤。

十年浩劫決不是黃粱一夢。這個大災難同全世界人民都有很大的關係，我們要是不搞得一清二楚，作一個能說服人的總結，如何向別國人民交代！可惜我們沒有但丁，但總有一天會有人寫出新的《神曲》。所以我常常鼓勵朋友：「應該寫！應該多寫！」

當然是寫真話。

十月四日

五十三、腹地

西彥同志在介紹「牛棚」（和「勞動營」）生活經驗的文章裡提到關於「」的批判。這件事我早已忘記，翻看西彥的文章，「腹地」二字刺痛了我的眼睛，我又想起了十年前的事情。

這是一九六九年年尾或者一九七○年年初，在松江辰山發生的事。我們起初在那裡參加「三秋」勞動，幹完了本來要回上海，但由於林彪的所謂「一號命令」就留了下來，等到第二年年初，我們文化系統在奉賢縣修建的五．七幹校建成後，直接搬到那裡去。當時我們借住在一所小學校裡面，靠邊的人多數住在一起，就睡在土地上，只是墊了些稻草。除了勞動外，我們偶爾還參加班組學習，就是說同所謂「革命群眾」，同「造反派」在一起學習。也就是在這種「學習」的時間裡，「造反派」提出我在一九三一年寫的一篇短文裡用過的一句話：「我們（應當）去的地方是中國的腹地，是民間……」他們解釋說，腹地是指「心腹之患」的地方，在一九三一年這就是蘇區，蘇區是國民黨政府的「心腹之患」。因此他們揭發我「鼓動青年到蘇區去搞破壞活動」。他們要我寫交代和檢查。

多麼可怕的罪名！幸而當時我已經不那麼迷信神了，否則一塊大青石會壓得我粉身碎骨。我的文章的題目是：《給一個中學青年》，收在三十年代出版的散文集《短簡》裡面，後來又給編印在一九六一年出版的《巴金文集》第十一卷裡。「九．一八」瀋陽事變後，一個中學生寫信問我：「該怎麼辦？」我回答說：第一，我們沒有理由悲觀；第二，年輕人還有讀書的權利，倘使不得不離開學校，應該去的地方是中國的腹地，是人民中間。文章裡有這樣一整句話：「我們的工作是到民間去，到中國的腹地去，尤其是被洪水蹂躪了的十六省的農村。」我的意思很明白，而且，對於「腹地」兩個字《辭海》（一九三七年版）裡就有這樣的解釋：「猶云內地；對邊境而言也。」我不承認所謂「心腹之患」的古怪解釋。我幾次替自己辯護，都沒有用。在我們那個班組學習會上我受到了圍攻。只有一個人同意我的說法：腹地是內地。他就是文學評論家孔羅蓀，當時也是「牛鬼蛇神」，還是很早揪出來的一個，據說問題不小，當然沒有發言權。只是在別人問他「腹地」二字如何解釋的時候，他回答是內地。不用說他因此挨了訓。

班組學習會上不能逼我承認反黨罪行，造反派就召開全連批判會。會前兩位「革命左派」找我談話，要我老實交代、承認罪行，並對我進行威脅。我已經看透了那些用美麗辭藻裝飾的謊言，忽然感到一陣噁心，我堅持腹地只有一個解釋：內地。但是在批判會進行的時候，發言人接連問我：「腹地是不是心腹之患的地區？」我忽然感到厭倦，我不想堅持了，就說「是」。他接著問：「你以前為什麼不承認？」我遲疑一下回答道：「以前我害怕。」他得意，他們都得意。他們勝利了。我放棄了鬥爭，我疲倦，我甘願倒下去、不起來了。但這只是我當時的一種想法。

批判會結束，靠邊的人奉命到「牛棚」開會談感想。只有羅蓀同志表面上有點狼狽相，他替我辯護，我自己反而承認了，投降了。我一方面在他面前感到慚愧，但另一方面聽著大家的責罵，我倒覺得腦子清醒多了。剛才召開的哪裡是對我的批判會？明明是造反派在台上表演。一層一層地剝下自己的面具，一個個都是騙子。

於是我開始有了另一種想法：「偉大的中國人民難道會讓騙子們長期橫行下去嗎？」這以後我經常用這問句問自己，一直到一九七六年十月。

全連批判會開過後不到一個星期，本市報紙和《人民日報》上都刊出一條國際消息，講到「以色列腹地」。再過兩三天又出現了另一條類似的消息。在這兩處「腹地」都是作為「內地」解釋的。我把兩條消息抄錄在筆記本上，心裡想以後也許用得著它們，卻不曾想到從此再也沒有人提起「腹地」了。

十月七日

五十四、再說小騙子

兩三年來我經常在考慮一個問題：諱疾忌醫究竟好不好？我的回答是：不好。但也有人不同意我的想法，他們認為：你有病不講就沒有人知道，你的體格本來很好，可以不醫自愈，大病化為小病，小病化為無病。

這種人自己生了病怎麼辦？難道他們不找醫生？不吃藥？從前我很老實，現在我的腦子比較靈活些了，儘管有人說我倒退，寫的文章「文法上不通順」，可是我看人、看事卻深了些，透了些，不大容易受騙了。

去年九月底我寫過一篇談小騙子的「隨想」。當時小騙子已被逮捕，話劇正在上演，人們發表各種不同的意見，那時還有人出來責備話劇同情騙子，替騙子開脫，認為這種作品助長青年犯罪行為、社會效果不好等等、等等。在他們看來，不讓它上演，不許它發表，家醜就不會外揚。我沒有看過戲，但是我讀過劇本，我不僅同情小騙子，我也同情受騙的人。我認為應當受到譴責的是我們的社會風氣。話劇雖然不成熟，有缺點，像「活報劇」，但是它鞭笞了不正之風，批判了特權思想，像一瓢涼水潑在大家發熱發昏的頭上，它的上演會起到好的作用。劇本的名字叫《假如我是真的……》，我對它的看法一直是這樣，我從沒有隱蔽過我的觀點。在北京出席四次全國文代大會的時候我曾向領導同志提出要求：讓這個戲演下去吧。開會期間這個戲演過好幾場，有一次我在小轎車上同司機同志閒談，他忽然說看過這個戲，他覺得戲不錯，可以演下去。

關於小騙子的戲究竟演了多少場，我也說不清楚。我只知道後來在北京召開了有該戲原作者參加的討論會，議論了戲的缺點。又聽說劇作者另外寫出了受到觀眾熱烈歡迎的好戲。以後就不聽見人談起小騙子的事情。《假如我是真的……》也就讓人完全忘記了，一直到小騙子再出來活動的時候。

今年九月二十三日上海《解放日報》第二版上刊出了這樣一條消息：「又一騙子騙得某些領導團團轉。」當然不是那個姓張的小騙子，姓張的已經給判了刑。這一個姓吳，冒充「市委領導同志的侄子」，又自稱哈爾濱市旅遊局的處長，「套購了大量高級香煙準備到外地販賣」。事情敗露、狐狸尾巴給抓住的時候，姓吳的小騙子還說：「當今社會上特權思想盛行，如果我不拿這些人做牌子，他們就不會賣給這麼多高檔香煙……」

小騙子給抓住了，但是他不一定會認輸。我看他比我們聰明，我們始終糾纏在「家醜」、「面子」、「傷痕」等等之間的時候，他看到了本質的東西。不寫，不演，並不能解決問題。

有人問我在騙子前面加一「小」字是不是有意縮小他們的罪行，替他們開脫。我說：決不是！騙子有大小之分，姓張、姓吳……他們只是一些小騙子。大騙子的確有，而且很多。那些造神召鬼、製造冤案、虛報產量，逼死人命等等等等的大騙子是不會長期逍遙法外的。大家都在等待罪人判刑的消息，我也不例外。

十月九日

五十五、趙丹同志

昨天傍晚在家看電視節目，聽見廣播員報告新聞：本日凌晨趙丹逝世……

一個多月來不少的朋友對我談起趙丹的事情。大家都關心他的病，眼看著一位大藝術家一步一步走向死亡，卻不能把他拉住，也不能幫助他多給人民留下一點東西。一位朋友說，趙丹問醫生，可以不可以讓他拍好一部片子後死去。這些年他多麼想拍一兩部片子！但是癌症不留給他時間了。我想得到，快要閉上眼睛的時候，他多痛苦。

然而趙丹畢竟是趙丹，他並沒有默默地死去。在他逝世前兩天《人民日報》發表了他「在病床上」寫的文章《管得太具體，文藝沒希望》，最後有這樣一句話：「對我，已經沒什麼可怕的了。」他講得多麼坦率，多麼簡單明瞭。這正是我所認識的趙丹，只有他才會講這樣的話：我就要離開人世，不怕任何的迫害了。因此他把多年來「管住自己不說」積壓在心上的意見傾吐了出來。

我認識趙丹時間也不短，可以說相當熟，也可以說不熟。回想起來，我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第一次同他見面，也說不出。「文革」期間沒有人來找我外調他的事情。我們交往中也沒有什麼值得提說的事。但是他在我的腦子裡留下很深的印象，有一些鏡頭我永遠忘記不了。

三十年代我看過他主演的影片《十字街頭》和《馬路天使》，解放後的影片我喜歡《聶耳》和《林則徐》，不過給我印象最深的還是討飯辦學的武訓，將近三十年過去了，老淚縱橫的受盡侮辱的老乞丐的面影還鮮明地出現在我的眼前，我覺得他的演技到了家。影片出了問題，演員也受到連累。我沒有參加那一次的運動，但趙丹當時的心情我是想像得到的。

在討論《魯迅傳》電影劇本的時候，我也曾向人推薦趙丹扮演魯迅先生，我知道他很想塑造先生的形象，而且他為此下了不少的工夫。有一個時期聽說片子要開拍了，由他擔任主角。我看見他留了鬍髭又剃掉，剃了又留起來，最後就沒有人再提影片的事。

十年浩劫其實不止十年，在一九六四年年尾舉行的三屆全國人代會的省市小組會上就有一些人受到批判，聽說趙丹是其中之一，剛剛拍好的他主演的故事片《在烈火中永生》也不能公開放映。對《北國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一批影片的批判已經開始了。人心惶惶，大家求神拜佛、燒香許願，只想保全自己。但是天空飄起烏雲，耳邊響起喊聲，頭上壓著一塊大石，我有一種預感：大禍臨頭了。

於是出現了所謂「文革」時期。在這期間趙丹比我先靠邊，我在九月上旬給抄了家。我們不屬於一個系統，不是給關在一個「牛棚」裡。我很少有機會看見他。現在我只想起兩件事情：

頭一件，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八日我給復旦大學中文系學生揪到江灣，住了將近一個月，住在學生宿舍六號樓，準備在二十六日開批鬥會。會期前一兩天，晚飯後我照例在門前散步，一個學生來找我閒聊。他說是姓李，沒有參加我的專案組，態度友好。他最近參加了一次批鬥趙丹的會，他同趙丹談過話。趙丹毫不在乎，只是香煙抽得不少，而且抽壞煙，趙丹說，沒有錢，只能抽勞動牌。大學生笑著說：「他究竟是趙丹啊。」

第二件，大約是在一九六八年一月下旬，我和吳強給揪到上海雜技場參加批鬥會。我們只是陪鬥，主角可能是陳丕顯和石西民。總之，挨鬥的人不少，坐了滿滿一間小屋，當然都坐在冷冰冰的水泥地上。趙丹來了，坐在白楊旁邊，我聽見他問白楊住在什麼地方。在旁邊監視的電影系統的造反派馬上厲聲訓斥：「你不老實，回去好好揍你一頓。」這句話今天還刺痛我的耳朵。十一年後趙丹在病床上說：「對我，已經沒什麼可怕的了。」這是多麼強烈的控訴！他能忘記那些拳打腳踢嗎？他能忘記各式各樣的侮辱嗎？

後來在一九七七年九月中島健藏先生一行來上海訪問，我和趙丹一起接待他們，我們向久別的日本朋友介紹我們十年的經驗，在座談會上趙丹談了他的牢獄生活，然後又談起「四人幫」下台後他去江西的情況。他說：「由於我受到迫害，人們對待我更親切、更熱情。」真實的情況就是這樣。還有一次我聽見他表露他的心情：「為了報答，我應當多拍幾部好片子。」我很欣賞他這種精神狀態。他樂觀，充滿著信心。我看見他總覺得他身上有一團火，有一股勁。我聽說他要在《大河奔流》中扮演周總理，又聽說他要拍《八一風暴》，還聽說他要扮演聞一多，最後聽說他要同日本演員合拍影片。我也替他宣傳過，雖然這些願望都不曾實現，但我始終相信他會做出新的成績。

我沒有料想到今年七月會在上海華東醫院裡遇見他。我在草地上散步，他在水池邊看花。他變了。人憔悴了，火熄了，他說他吃不下東西。他剛在北京的醫院裡檢查過，我聽護士說癌症的診斷給排除了，還暗中盼他早日恢復健康。我說：「讓他再拍一兩部好片子吧。」我這句話自己也不知道是向誰說的。主管文藝部門的長官，領導文藝部門的長官是不會聽見我的聲音的。華東醫院草地上的相遇，是我和趙丹最後一次的見面。我從北歐回來，就聽說他病危了。

趙丹同志不會回到我們中間來了。我很想念他。最近我們常常惋惜地談起我國人才的「外流」。這個優秀的表演藝術家這些年的遭遇可以幫助我們頭腦清醒地考慮一些事情。「讓你活下去」，並不解決人才的問題。我還是重複我去年十二月裡講過的話：

「請多一點關心他們吧，請多一點愛他們吧，不要挨到太遲了的時候。」

對趙丹同志來說，已經太遲了，他只能留下「已經沒什麼可怕的了」這樣的遺言了。

十月十一日—十三日

五十六、「沒什麼可怕的了」

這幾天，我經常聽見人談起趙丹，當然也談他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文章。對他在文章最後寫的那句話，各人有各人的看法。趙丹同志說：「對我，已經沒有什麼可怕的了。」他的話像一根小小的火棍攪動我的心。我反覆地想了幾天。我覺得現在我更瞭解他了。

「文革」期間，我在「牛棚」裡聽人談起趙丹，據說他在什麼會上講過，他想要求毛主席發給他一面「免鬥牌」。這是人們揭發出來的他的一件「罪行」。我口裡不說，心裡卻在想：說得好。不休止的批鬥，就像我們大城市裡的噪音，帶給人們多大的精神折磨，給文藝事業帶來多大的損害。當時對我的「游鬥」剛剛開始，我多麼希望得到安靜，害怕可能出現的精神上的崩潰。今天聽說這位作家自殺，明天聽說那位作家受辱；今天聽說這個朋友挨打，明天聽說那個朋友失蹤。……人們正在想出種種方法殘害同類。為了逃避這一切恐怖，我也曾探索過死的秘密。我能夠活到現在，原因很多，可以說我沒有勇氣，也可以說我很有勇氣。那個時候活著的確不是容易的事。一手拿「紅寶書」一手拿銅頭皮帶的紅衛兵和背誦「最高指示」動手打人的造反派的「英雄形象」，至今還在我的噩夢中出現。那麼只有逼近死亡，我才可以說：「沒什麼可怕的了。」

趙丹說出了我們一些人心裡的話，想說而說不出來的話。可能他講得晚了些，但他仍然是第一個講話的人。我提倡講真話，倒是他在病榻上樹立了一個榜樣。我也在走向死亡，所以在我眼前十年浩劫已經失去它一切殘酷和恐怖的力量。我和他不同的是：我的腳步緩慢，我可以在中途徘徊，而且我甚至狂妄地說，我要和死神賽跑。

然而我和他一樣，即使在走向死亡的路上也充滿對祖國人民的熱愛和對文藝事業的信心。工作了幾十年，在閉上眼睛之前，我念念不忘的是這樣一件事：讀者，後代，幾十年、幾百年後的年輕人將怎樣論斷我呢？

他們決不會容忍一個說假話的騙子。

那麼讓我坦率地承認我同意趙丹同志的遺言：「管得太具體，文藝沒希望。」

十月十四日

五十七、究竟屬於誰

讀了趙丹同志的「遺言」，我想起自己的一件事情。大概是在一九五七年的春季吧，在一次座談會上，我發言不贊成領導同志隨意批評一部作品，主張聽取多數讀者的意見，我最後說：「應當把文藝交給人民。」講完坐下了，不放心，我又站起來說，我的原意是「應當把文藝交還給人民。」即使這樣，我仍然感到緊張。報紙發表了我的講話摘要。我從此背上一個包袱。運動一來，我就要自我檢討這個「反黨」言論。可以看出我的精神狀態很不正常。倘使有人問我錯誤在哪裡，我也講不清楚。但是沒有人以為我不錯。我的錯誤多著呢！反對「有啥吃啥」，替美國作家法斯特「開脫」，主張「獨立思考」，要求創作自由等等、等等。同情的人暗中替我擔心，對我沒有好感的人忙著準備批判的文章。第二年下半年就開始了以姚文元為主力的「拔白旗」的「巴金作品討論」。「討論」在三四種期刊上進行了半年，雖然沒有能把我打翻在地，但是我那一點點「獨立思考」卻給磨得乾乾淨淨。你說寫十三年也好，他說寫技術革新也好，你說文藝必須為當前政治服務也好，他說英雄人物不能有缺點也好，我一律點頭。但是更大的運動一來我仍然變成了「牛鬼蛇神」，受盡折磨。張春橋惡狠狠地說：「不槍斃巴金就是落實政策。」他又說：「巴金這樣的人還能夠寫文章嗎？」

其實不僅是在「文革」期間，五十年代中期張春橋就在上海「領導」文藝、「管」文藝了。姚文元也是那個時候在上海培養出來的。趙丹同志說：「大可不必領導作家怎麼寫文章、演員怎麼演戲。」當時上海的第一把手就是要領導作家「寫十三年」、領導演員「演十三年」。這些人振振有辭、洋洋得意，經常發號施令，在大小會上點名訓人，彷彿真理就在他們的手裡，文藝便是他們的私產，演員、作家都是他們的奴僕。……儘管我的記憶力大大衰退，但是這個慘痛的教訓我還不曾忘記。儘管我已經喪失獨立思考，但是張春橋、姚文元青雲直上的道路我看得清清楚楚。路並不曲折，他們也走得很順利，因為他們是踏著奴僕們的身體上去的。我就是奴僕中的一個，我今天還責備自己。我擔心那條青雲之路並不曾給堵死，我懷疑會不會再有「姚文元」出現在我們中間。我們的祖國母親再也經不起那樣大的折騰了。

張春橋、姚文元就要給押上法庭受審判了，他們會得到應有的懲罰。但是他們散佈的極左思潮和奇談怪論是不會在特別法庭受到批判的。要澄清混亂的思想，首先就要肅清我們自己身上的奴性。大家都肯獨立思考，就不會讓人踏在自己身上走過去。大家都能明辨是非，就不會讓長官隨意點名訓斥。

文藝究竟屬於誰？當然屬於人民！李白、杜甫、白居易、蘇東坡的詩歸誰所有？當然歸人民。但丁、莎士比亞、托爾斯泰、巴爾扎克、雨果、左拉的作品究竟是誰的財產？當然是人民的。過去是這樣，現在是這樣，將來也是這樣。只有那些用謊言編造的作品才不屬於人民。人民不要它們！

這是最淺顯的常識，最普通的道理，我竟然為它背二十年的包袱，受十年的批判！回顧過去，我不但憐憫自己，還輕視自己，我奇怪我怎麼變成了這樣的一個人！

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吧。

十月十五日

五十八、作家

前兩天我意外地遇見一位江蘇的青年。她插隊到農村住了九年，後來考上了大學，家裡要她學理工，她說：「我有九年的生活我要把它們寫出來；我有許多話要說，我不能全吃在肚子裡。」我找到她的兩個短篇，讀了一遍，寫得不錯。她剛剛參加了江蘇省的青年創作會議。她說，「儘是老一套的話，我們受不了。我說：吃得好，住得好，開這個會不講真話怎麼行！」她和別的幾個青年作家站出來，放了炮。

我在這裡引用的並不是她的原話，但大意不會錯。我和她談得不多，可是她給我留下深的印象。她充滿自信，而且很有勇氣。她不是為寫作而寫作，她瞧不起「文學商人」，那些看「行情」、看「風向」的「作家」。她腦子裡並沒有資歷、地位、名望等等東西，我在她的眼裡也不過是一個小老頭子。這是新的一代作家，他們昂著頭走上文學的道路，要坐上自己應有的席位。他們坦率、樸素、真誠，毫無等級的觀念，也不懂得「唯唯諾諾」。他們並不要求誰來培養，現實生活培養了他們。可能有人覺得他們「不懂禮貌」，看他們來勢洶洶，彷彿逼著我們讓路。然而說句實話，我喜歡他們，由他們來接班我放心。「接班」二字用在這裡並不恰當，決不是我們帶著他們、扶他們緩步前進；應當是他們推開我們，把我們甩在後面。

我決不悲觀。古往今來文學藝術的發展就是這樣地進行的。我也許不夠瞭解這些新人，但是我欣賞他們。到該讓位的時候，我決不「戀棧」。不過士兵常常死在戰場，我為什麼不可以拿著筆死去？作家是靠作品而存在的，沒有作品就沒有作家。作家和藝術家活在自己的作品中，活在自己的藝術實踐中，而不是活在長官的嘴上。李白、杜甫並不是靠什麼級別或者什麼封號而活在人民心中的。

這些天大家都在談論趙丹的「遺言」。趙丹同志患病垂危的時候，在病床上回顧了三十年來的文藝工作，提出了一些疑問，發表了一些意見。他的確掏出了自己的心。這些疑問和意見是值得認真討論的。希望今後再沒有人說「對我已經沒什麼可怕的了」這一類的話。

不過，對這一點我倒很樂觀，因為新的一代作家不像我們，他們是不懂得害怕的，他們是在血和火中間鍛煉出來的。

我常說：作家不是溫室裡的花朵，也不是翰林院中的學士。作家應當靠自己的作品生活，應當靠自己的辛勤勞動生活。

作家是戰士，是教員，是工程師，也是探路的人。他們並不是官，但也決不比官低一等。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我就是這樣地看待新人的，我熱誠地歡迎他們。

十月十七日

五十九、長崎的夢

昨夜我夢見我在長崎。

今年四月訪問日本，我曾要求去廣島。長崎的日程則是主人安排的，我當然滿意。全世界僅有的兩個遭受原子彈破壞的城市，我都到過了，在其中生活過了。用自己的眼睛看到的這兩個城市今天的面目，加強了我對人類前途的信心。對我這是必要的，我的腦子裡裝滿了背著弟弟找尋母親的少年、銀行門前石頭上遺留的人影這一類的慘象，和數不清的慘痛的故事……我必須消除它們。不需要空話，在廢墟上建設起來的現代化城市的強大生命力解答了我的問題：人民的力量是無窮的。

一位同行的朋友似乎有不同的看法，他非常謹慎，到了廣島和長崎，他特別擔心，惟恐我們中間誰多講一句話會得罪別人。我尊重他的意見，努力做到不使他為難。對他我有好感，在我遭遇困難的時候，他關心過我；在「四人幫」下台半年後，我的問題還沒有得到解決，他出來替我講話，說是一些日本友人想同我見面。後來我的文章《第二次的解放》發表，一九七七年六月他來上海，要見我，約好我到錦江飯店去找他。因為我是「一般人」，服務處不讓上樓進他的房間，他下來交涉也沒有用，我們只好在底層談了一會。我告辭出來，他似乎感到抱歉，一直把我送到電車站。他的友情使我感動，我們社會中這樣嚴格的等級觀念使我惶惑。

前面提到的日本友人中有一位是土岐善�先生，他早已年過九十。我一九六一年第一次訪問日本，曾在他的陽光明媚的小園裡度過一個愉快的上午。這次一到東京我便要求登門拜訪。聽說他身體不適，不能見客。我沒有想到我們一到長崎，剛剛在和平公園內獻了花，到了國際文化會館就接到東京的電話：土岐先生逝世了。沒有能向他表示感激之情，沒有能在他的靈前獻一束花，我感到遺憾，彷彿有一個聲音一直在責備我：「來遲了！」我這一生中「來遲了」的事情的確太多了。我說過我來日本是為了償還友情的債。長崎是這次旅行最後的一站，日本友人陪伴我們訪問六個城市，相聚的日子越來越短，晚上靜下來我會痛苦地想到就要到來的分別，我又欠上更多的新債了。

在這一點上，那位朋友和我倒是一致的。但是在廣島，在長崎我到底想些什麼，他就不太清楚了。何況我們一行十二個人，十二張嘴會不會講出不同的話，他更沒有把握。奇怪的是在昨夜的夢裡，一九八○年十月十九日夜間做的夢裡，十二張嘴講了同樣的話。

其實這是不足為怪的。過去我們就是這樣想、這樣做的。只有在「思想解放」之後，今年四月十八日我們從長崎回到上海的第二天，我才發表意見：要是十二個作家都說同樣的話，發同樣的聲音，那麼日本朋友將怎樣看待我們？他們會讚賞我們的「紀律性」嗎？他們會稱讚我們的文藝工作嗎？我看，不會。

每個作家有他自己的生活感受，有他自己的思想感情。在廣島和長崎，我回顧了過去長時間複雜的經歷，也想到橫在面前的漫長的道路，我十分痛惜那些白白浪費了的寶貴時間。長崎人民和廣島人民一樣，花了三十多年的時間，在那樣可怕的廢墟上建設起一座繁榮、美麗、清潔的新城市。來到這裡，誰能夠無動於衷？難道我不更加想念我的在困難中的祖國？難道我們就不想在祖國建設沒有污染、空氣清新的現代化城市？倘使我們說話需要同一的口徑，那麼這就是共同的理想，共同的願望。回國的前夕，我們出席了當地華僑總會的晚宴。同僑胞們一起舉杯共祝祖國母親長壽，不僅是我，我看見好些人，有僑胞，有留學生，有祖國來的海員，大家眼裡都閃耀著喜悅的淚光。彷彿有兩隻母親的胳膊把我們緊緊地抱在一起。

在夢裡，我也到和平公園獻花，到資料館觀看遺物；我也乘坐遊艇看海，在海上機場休息，在繁花似錦的名園中徘徊……我重複了半年前的經歷，同真實的見聞完全一樣。不同的只是身高十公尺的青銅人像離開像座走了下來，原來他右手指著上空，左手平伸著，現在他高舉兩隻銅臂大聲叫：「我不准！」「我不准！」他不准什麼？他沒有說下去。但是他忽然掉轉身往後一指，後面立刻出現了無數的兒童，他們哀叫，奔跑。出現了蘑菇雲、火海、黑雨……一隻給包封在熔化的玻璃中的斷手在空中飛來飛去，孩子哭著喊「爸爸，媽媽！」要「水！水！水！」然後青銅的巨人又大叫一聲：「我不准！」於是那一切恐怖的景象完全消失了。

青銅像又回到了像座上。……四周一片靜寂。我一個人站在和平泉的前面，聽著噴泉的聲音，我念著紀念碑上刻的字：「我很渴，出去找水。水上有像油一樣的東西……我十分想喝水，就連油一塊兒喝下去了。」這是一位九歲小姑娘的話。和平泉就是為了紀念喝著水死去的受難者建立的。當時在原子彈爆炸中心附近有一所小學，一千五百個學生中有一千四百人死亡。這些受難者拚命要喝水。找到了水，大家搶著喝，就死在水邊……

感謝日本友人的慇勤款待，兩天的長崎見聞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甚至在夢中我也能重睹現實。從長崎和廣島我帶走了勇氣和信心。歷史的經驗不能不注意。忘記了過去慘痛的教訓，一定會受到嚴厲的懲罰。廣島和長崎的悲劇，我們十年的浩劫，大家都必須牢記在心。怕什麼呢？我們沒有理由迴避它們。我並不想迴避，我還不曾講完我的夢呢！

在夢裡我終於憋得透不過氣了，當著朋友的面我叫喊起來：「讓我說！我要告訴一切的人，決不准再發生廣島、長崎的大悲劇！決不准再發生『文革』期間的十年大災禍！」

說完了我自己想說的話，我的夢醒了。

十月二十—二十一日

六十、說夢

我記得四歲起我就做怪夢，從夢中哭醒。以後我每夜都做夢，有好夢，有噩夢，半夜醒來有時還記得清清楚楚，再睡一覺，就什麼都忘記了。

人說做夢傷神，又說做夢精神得不到休息，等於不睡。但是我至少做了七十年的夢，頭腦還相當清楚，精神似乎並未受到損傷。據我估計，我可能一直到死都不能不做夢。對我來說只有死才是真正的休息。我這一生中不曾有過無夢的睡眠。但是這事實並不妨礙我寫作。

人們還常說：「日有所思，夜有所夢。」這句話有時靈，有時又不靈。年輕時候我想讀一部小說，只尋到殘本，到處借閱，也無辦法。於是在夢裡得到了全書，高興得不得了，翻開一看，就醒了。這樣的夢我有過幾次。但還有一件事我至今並未忘記：一九三八年七月初我和靳以從廣州回上海，待了大約兩個星期，住在辣斐德路（復興中路吧？）一家旅館裡，一天深夜我正在修改《愛情三部曲》，準備交給上海開明書店重排。早已入睡的靳以忽然從裡屋出來，到陽台上去立了片刻又回來，走過桌子前，沒頭沒腦地說了一句：「我夢見你死了。」他就回裡屋睡了。第二天我問他，他什麼都不知道。我也無法同他研究為什麼會做這個夢。

我說做夢不損傷精神，其實也不盡然。有一個時期我也曾為怪夢所苦，那是十年浩劫的中期，就是一九六八、六九、七○年吧。從一九六六年八月開始我受夠了精神折磨和人身侮辱。雖說我當時信神拜神，還妄想通過苦行贖罪，但畢竟精神受到壓抑，心情不能舒暢。我白天整日低頭沉默，夜裡常在夢中怪叫。「造反派」總是說我「心中有鬼」。的確我在夢中常常跟鬼怪戰鬥。那些鬼怪三頭六臂，十分可怕，張牙舞爪向我奔來。我一面揮舞雙手，一面大聲叫喊。有一次在家裡，我一個人睡在小房間內，沒有人叫醒我，我打碎了床頭檯燈的燈泡。又有一次在幹校，我夢見和惡魔打架，帶著叫聲摔下床來，撞在板凳上，擦破了皮，第二天早晨還有些痛。當然不會有人同情我。不過我覺得還算自己運氣好。一九七○年我初到幹校的時候，軍代表、工宣隊員和造反派頭頭指定我睡上鋪，卻讓年輕力壯的「革命群眾」睡在下面。我當時六十六歲，上上下下實在吃力，但是我沒有發言權。過了四五天，另一位老工宣隊員來到幹校，他建議讓我搬到下鋪，我才搬了下來。倘使我仍然睡在上面，那麼我這一回可能摔成殘廢。最近一次是一九七八年八月，我在北京開會，住在京西賓館，半夜裡又夢見同鬼怪相鬥，摔在鋪了地毯的地板上，聲音不大，同房的人不曾給驚醒，我爬起來回到床上又睡著了。

好些時候我沒有做怪夢，但我還不能說以後永遠不做怪夢。我在夢中鬥鬼，其實我不是鍾馗，連戰士也不是。我揮動胳膊，只是保護自己，大聲叫嚷，無非想嚇退鬼怪。我深挖自己的靈魂，很想找到一點珍寶，可是我挖出來的卻是一些垃圾。為什麼在夢裡我也不敢站起來捏緊拳頭朝鬼怪打過去呢？我在最痛苦的日子，的確像一位朋友責備我的那樣，「以忍受為藥物，來純淨自己的靈魂」。

但是對我，這種日子已經結束了。

十月二十二日

附錄：我和文學

——一九八○年四月十一日在日本京都「文化講演會」上的講話

我不善於講話，也不習慣發表演說，我一生就沒有做過教師。這次來到日本，在東京朝日講堂談過一次我五十年的文學生活。這是破例的事，這是為了報答邀請我來訪問的朋友們的好意。「文化大革命」中我靠邊受批判，熟人在路上遇見也不敢相認的時候，日本朋友到處打聽我的消息、要求同我見面，很可能問的人多了，「四人幫」才不敢對我下毒手。我始終忘記不了這一件事。為了讓日本朋友進一步瞭解我，我講了自己的事，我也解剖了自己。

我正是因為不善於講話，有感情表達不出來，才求助於紙筆，用小說的情景發洩自己的愛和恨，從讀者變成了作家。一九二八年在法國寫成第一部小說《滅亡》，寄回國內，由朋友介紹在當時的權威雜誌《小說月報》上發表。這樣我順利地進入了文壇。

過了一年半載，就用不著我自己寫好稿到處投寄，雜誌的編輯會找人來向我組稿。我並未學過文學，中文的修養也不高，唯一的長處是小說讀得多，古今中外的作品能夠到手的就讀，讀了也不完全忘記，腦子裡裝了一大堆「雜貨」。

我寫作一不是為了謀生，二不是為了出名，雖然我也要吃飯，但是我到四十歲才結婚，一個人花不了多少錢。我寫作是為著同敵人戰鬥。那一堆「雜貨」可以說是各種各樣的武器，我打仗時不管什麼武器，只要用得著，我都用上去。

前兩天有一位日本作家問我你怎麼能同時喜歡各種流派的作家和作品呢？【註】我說，我不是文學家，不屬於任何派別，所以我不受限制。那位朋友又問：「你明明寫了那麼多作品，你怎麼說不是文學家呢？」我說，惟其不是文學家，我就不受文學規律的限制：「我也不怕別人把我趕出文學界。」我的敵人是什麼呢？我說過：「一切舊的傳統觀念，一切阻止社會進步和人性發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殘愛的勢力，它們都是我最大的敵人。」我所有的作品都是寫來控訴、揭露、攻擊這些敵人的。

從一九二九年到一九四八年這二十年中間，我寫得快，也寫得多。我覺得有一根鞭子在抽打我的心，又覺得彷彿有什麼鬼魂借我的筆為自己伸冤一樣。我常常同主人公一起哭笑，又常常絕望地亂搔頭髮。

我說我寫作如同在生活，又說作品的最高境界是寫作同生活的一致，是作家同人的一致，主要的意思是不說謊。

我最近還在另一個地方說過：藝術的最高境界是無技巧。我幾十年前同一位朋友辯論時就說過：長得好看的人用不著濃妝艷抹，而我的文章就像一個醜八怪，不打扮，看起來倒還順眼些。他說：「流傳久遠的作品是靠文學技巧流傳，誰會關心百十年前的生活？」我不同意。我認為打動人心的還是作品中所反映的生活和主人公的命運。這仍然是在反對那些無中生有、混淆黑白的花言巧語。我最恨那些盜名欺世、欺騙讀者的謊言。

在最初的二十年中間我寫了後來編成十四卷《文集》的長篇、中篇、短篇小說。裡面有《激流三部曲》，有《憩園》，有《寒夜》。第二個二十年裡面，新中國成立了，一切改變了，我想丟掉我那枝寫慣黑暗的舊筆，改寫新人新事，可是因為不熟悉新的生活，又不能深入，結果寫出來的作品連自己也不滿意，而且經常在各種社會活動中花費大量的時間，寫作的機會更加少了。

我一次一次地訂計劃叫嚷要為爭取寫作時間奮鬥。然而計劃尚未實現，文化大革命來了。我一下子變成了「大文霸」、「牛鬼蛇神」，經常給揪出去批鬥，後來索性由當時「四人幫」在上海的六個負責人王洪文等決定把我打成不戴帽子的反革命，趕出文藝界。造反派和「四人幫」的爪牙貼了我幾千張大字報，甚至在大馬路上貼出大字標語說我是「賣國賊」、「反革命」，要把我搞臭。張春橋公開宣佈，我不能再寫作。但是讀者有讀者自己的看法。張春橋即使有再大的權力也不能把我從讀者的心上挖掉。事實是這樣，「四人幫」垮臺以後，我仍然得到讀者的信任。我常說：「讀者們的期望就是對我的鞭策。」讀者們要我寫作用不著等待長官批准。「四人幫」倒了，我的書重版，卻得到了更多的讀者。

我雖然得到了「第二次解放」，究竟白白浪費了將近十年的時間，真是噩夢醒來，人已衰老，我今年七十六歲，可以工作的時間已經不多了。我必須抓緊時間，也抓緊工作。

我制定五年計劃，宣佈要寫八本書（其中包括兩部長篇小說），翻譯五卷的赫爾岑的回憶錄。本來作者寫作品用不著到處宣傳，寫出就行，我大張旗鼓，製造輿論，就是希望別人不要來干擾，讓我從容執筆，這是我最後一次為爭取寫作時間而奮鬥。

我要奮筆多寫。究竟寫什麼呢？五本《隨想錄》將是我生活中探索的結果。我要認真思考，根據個人的經驗，就文學和生活中的許多問題發表自己的看法。兩本小說將反映我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不一定寫真人真事，也寫可能發生的事。

我認為那十年浩劫在人類歷史上是一件大事。不僅和我們有關，我看和全體人類都有關。要是它當時不在中國發生，它以後也會在別處發生。我對一位日本朋友說：我們遭逢了不幸，可是別的國家的朋友免掉了災難，我們也算是一種反面教員吧。我又說，在這一點上我們也可以引以為驕傲。古今中外的作家，誰有過這種可怕而又可笑、古怪而又慘痛的經歷呢？當時中國的作家卻很少有一個逃掉。每一個人都作了表演，出了醜，受了傷，甚至獻出了生命，但也經受了考驗。今天我回頭看自己在十年中間所作所為和別人的所作所為，實在不能理解。我自己彷彿受了催眠一樣變得多麼幼稚，多麼愚蠢，甚至把殘酷、荒唐當做嚴肅、正確。我這樣想：要是我不把這十年的苦難生活作一個總結，從徹底解剖自己開始弄清楚當時發生的事情，那麼有一天說不定情況一變，我又會中了催眠術無緣無故地變成另外一個人，這太可怕了！這是一筆心靈上的欠債，我必須早日還清。它像一根皮鞭在抽打我的心，彷彿我又遇到五十年前的事情。「寫吧，寫吧。」好像有一個聲音經常在我耳邊叫。

於是，我想起了一九四四年我向讀者許下的願，我用讀者的口說出對作家們的要求：「你們把人們的心拉攏了，讓人們互相瞭解，你們就是在寒天送炭、在痛苦中送安慰的人。」我要寫，我要奮筆寫下去。首先我要使自己「變得善良些、純潔些、對別人有用些。」

我快要走到生命的盡頭了。我不願意空著雙手離開人世，我要寫，我決不停止我的筆，讓它點燃火狠狠地燒我自己，到了我燒成灰燼的時候，我的愛、我的恨也不會在人間消失。

四月九日凌晨一時在廣島寫完

※※※

【註】日本作家指著名劇作家木下順二先生，四月六日他和我在東京新大谷飯店三十九層樓上「對談」了一個上午，四為我四日在東京朝日講堂發表的《文學生活五十年》的演說說中講到「我也有日本老師，例如夏目漱石、田山花袋、芥川龍之介、武者小路實篤，特別是有島武郎，他的作品我讀得不多，但我經常背誦有島的短篇《與幼小者》……他才提出「怎麼能同時喜歡各種流派的文學作品？」這樣的問話。

《探索集》後記

我按照預定計劃將在香港《大公報》上連載的《隨想》三十篇（第三十一至第六十）和附錄一篇（《我和文學》）編成一個集子，作為《隨想錄》第二集。新的集子有它自己的名字：《探索集》。

我給第二集起名《探索》，並無深意，不過因為這一集內有五篇以「探索」為名的「隨想」。其實所有的「隨想」都是我的探索。

《隨想錄》的每一位讀者都有權發表自己的意見。當然我也可以堅持我的看法。倘使我的文章、言論刺痛了什麼人，別人也有權回擊，如果亂棒齊下能打得我帶著那些文章、言論「自行消亡」，那也只能怪我自己。但要是棍子打不中要害，我仍然會頑強地活下去，我的「隨想」也決不會「消亡」。這一點倒是可以斷言的。

最近有幾位香港大學學生在《開卷》雜誌上就我的《隨想錄》發表了幾篇不同的意見，或者說是嚴厲的批評吧：「忽略了文學技巧」、「文法上不通順」等等，等等。迎頭一瓢冷水，對我來說是一件好事，它使我頭腦清醒。我冷靜地想了許久，我並不為我那三十篇「不通順的」《隨想》臉紅，正相反，我倒高興自己寫了它們。從我闖進「文壇」的時候起，我就反覆聲明自己不是文學家，一直到今年四月在東京對日本讀者講話，我仍然重複這個老調。並非我喜歡炒冷飯，只是要人們知道我走的是另一條路。我從來不曾想過巧妙地打扮自己取悅於人，更不會想到用花言巧語編造故事供人消遣。我說過，是大多數人的痛苦和我自己的痛苦使我拿起筆不停地寫下去。我愛我的祖國，愛我的人民，離開了它，離開了他們，我就無法生存，更無法寫作。我寫作是為了戰鬥，為了揭露，為了控訴，為了對國家、對人民有所貢獻，但決不是為了美化自己。我寫小說，第一位老師就是盧騷（梭）。從《懺悔錄》的作者那裡我學到誠實，不講假話。我寫《家》，也只是為了向腐朽的封建制度提出控訴，替橫遭摧殘的年輕生命鳴冤叫屈。我不是用文學技巧，只是用作者的精神世界和真實感情打動讀者，鼓舞他們前進。我的寫作的最高境界、我的理想決不是完美的技巧，而是高爾基草原故事中的「勇士丹柯」——「他用手抓開自己的胸膛，拿出自己的心來，高高地舉在頭上」。五十多年來我受到好幾次圍攻，「四人幫」燒了我的作品，把我逐出了文藝界。但他們一倒，讀者們又把我找了回來，那麼寫什麼呢？難道冥思苦想、精雕細琢、為逝去的舊時代唱輓歌嗎？不，不可能！我不會離開過去的道路，我要掏出自己燃燒的心，要講心裡的話。

我要履行自己的諾言，繼續把《隨想錄》寫下去，作為我這一代作家留給後人的「遺囑」。我要寫自己幾十年創作的道路上的一點收穫，一些甘苦。但是更重要的是：給「十年浩劫」作一個總結。我經歷了十年浩劫的全個過程，我有責任向後代講一點真實的感受。大學生責備我在三十篇文章裡用了四十七處「四人幫」，他們的天真值得人羨慕。我在「牛棚」的時候，造反派給我戴上「精神貴族」的帽子，我也以「精神貴族」自居，其實這幾位香港的大學生才是真正高高在上的幸福的「精神貴族」。中國大陸給「四人幫」蹂躪了十年，千千萬萬的人遭受迫害，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三代人的身上都留著「四人幫」暴行的烙印……難道住在香港和祖國人民就沒有血肉相連的關係？試問多談「四人幫」觸犯了什麼「技巧」？在今後的《隨想》裡，我還要用更多的篇幅談「四人幫」。「四人幫」決不止是「四個人」，它複雜得多。我也不是一開始就很清楚，甚至到今天我還在探索。但是，我的眼睛比十多年前亮多了。十年浩劫究竟是怎樣開始的？人又是怎樣變成「獸」的？我總會弄出點眉目來吧。儘管我走得慢，但始終在動；我挖別人的瘡，也挖自己的瘡。這是多麼困難的工作！能不能挖深？敢不敢挖深？會不會有成績？這對我也是一次考驗。過去的十年太可怕了！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不允許再發生那樣的浩劫。我一閉上眼睛，那些殘酷的人和荒唐的事又出現在面前。我有這樣一種感覺：倘使我們不下定決心，十年的悲劇又會重演。如果大家都有潔癖，不願意多看見「四人幫」的字樣，以為抱住所謂「文學技巧」就可以化做美女，上升天堂，那麼任何地方都會出現「牛棚」，一張「勒令」就可以奪去人的一切權利。極左思潮今天還不能說就沒有市場，在某些國家人們至今還不明白我們怎樣度過那十年的浩劫。我對一位日本作家說，我們遭受了苦難，才讓你們看清楚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情。據我看，他不一定就看得十分清楚，而且我們也不曾對他們解釋明白。

兩年前外國朋友常常問我：「『四人幫』不過四個人，為什麼有這樣大的能量？」我吞吞吐吐，不曾正面回答他們。但在總結十年經驗的時候，我冷靜地想：不能把一切都推在「四人幫」身上，我自己承認過「四人幫」的權威，低頭屈膝，甘心任他們宰割，難道我就沒有責任！難道別的許多人就沒有責任！不管怎樣，我要寫出我的總結。我準備花五年的工夫，寫完五本《隨想錄》。這是我的責任，也是我的權利。

巴金

Table of Contents

三十一、「豪言壯語」

三十二、小騙子

三十三、悼方之同志

三十四、懷念老舍同志

三十五、大鏡子

三十六、小狗包弟

三十七、探索

三十八、再談探索

三十九、探索之三

四十、探索之四

四十一、友誼

四十二、春蠶

四十三、懷念烈文

四十四、訪問廣島

四十五、灌輸和宣傳（探索之五）

四十六、發燒

四十七、「思想複雜」

四十八、世界語

四十九、說真話

五十、《人到中年》

五十一、再論說真話

五十二、寫真話

五十三、腹地

五十四、再說小騙子

五十五、趙丹同志

五十六、「沒什麼可怕的了」

五十七、究竟屬於誰

五十八、作家

五十九、長崎的夢

六十、說夢

附錄：我和文學

《探索集》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