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想錄三：真話集》巴金

《二○一一年二月十八日版》

《好讀書櫃》典藏版

六十一、三談騙子

不久前我看過北京電視台攝製的電視劇《他是誰》，接著又看到雲南電視台的電視小品《似夢非夢》，兩部作品寫的都是騙子的事情。電視劇裡的騙子冒充省委書記的兒子；在電視小品裡，騙子就靠一張港澳同胞回鄉證。小品的最後還有說明：這裡表現的是真人真事，騙子是來自福建農村的社員，憑一張「回鄉證」吃喝玩樂地混了好一陣子，欺負了三個女青年。我對著螢光幕，一邊看「戲」一邊思索。對在我四周發生的事情，我無法冷眼旁觀。兩個騙子的手法各有不同，但同樣太拙劣了。任何人只要肯用腦子思索，就不會受騙。但偏偏有不少人上當。可以說所有的受害者都是自投羅網的，而且他們推波助瀾，推動騙子朝前走，使「他們」欲罷不能。騙子能夠一再出現，而且到處吃得開，正因為我們社會裡還有不少像飛蛾那樣的人，也因為我們的空氣裡還有一種類似舊小說中使人神志糊塗的迷魂香的東西，有的人見到騙子就頭發暈，馬上繳械投降。

我幾次談論騙子，並非對那種人特別感到興趣。我沒有忘記我們社會的主流，我也知道在新中國英雄和好人佔絕大多數，應當多談他們。但是我不同意這樣的說法：談騙子就是給新社會抹黑。當然最好是生活裡沒有騙子，大家都說真話，彼此以誠心相待。不幸事與願違，騙子竟然出現了。有人想把他一筆勾銷，有人想一手遮蓋，有人想視若無睹，反而怪別人無事自擾，少見多怪。這種做法也不見得妥當。你輕視騙子，你以為騙子起不了作用。他卻在暗中放毒，擴大影響。吃虧的還是別人，一些沒有經驗的人。

揭露騙子的話劇沒有公開演出就過去了。倘使騙子能像戲那樣永遠過去，那有多好。可是騙子不肯退出歷史舞台，所以電視劇和電視小品又出來了。我希望這樣的「劇」和「小品」多放映幾次，它們會產生防疫針的作用。我看對付騙子最好的辦法就是揭露他，讓大家都學會識別騙子的本領，時時處處提高警惕。沒有人肯鑽進圈套，那麼連騙子也會失業了。

其實，騙子的問題並不簡單，有各種各樣的騙子，不一定全是壞人。在說謊受表揚、講真話受批評的時期中，誰沒有講過假話？提起冒充的問題，它更是複雜。十八世紀俄國農民起義的領袖普加喬夫不是也冒充過已故的沙皇彼得三世嗎？一九三六年冬天我和魯彥、靳以同去杭州，幫助一位不認識的女讀者脫離危難，我就冒充過她的舅父。這三十年來常常有人寫信給我或者到作家協會、出版社、刊物編輯部找我，說是我的親戚，不過是為了見我一面，同我談談。最可笑的是有一位朋友聽見外面傳說我二次結婚大擺酒席，傳得太厲害了，他就出來證明確有其事，他也參加過宴會，還說明自己坐在第幾桌。後來謠言過去，別人問他，他只好老實承認：「我是他的朋友，要是有這種大喜事，我怎能不參加？……」他講假話騙人，只是為了「保全面子」。還有一些人，平日喜歡吹噓交遊廣、朋友多，說認識某某人，同誰來往密切，他們說謊，並不是想害人，也只是滿足個人的虛榮心或者特殊的興趣。只要聽話的人腦子清楚，不去理他們，或者當笑話聽聽，就不會出什麼亂子。對這種人，難道你也能把他們抓起來，依法判刑嗎？

我不過是一個作家，卻也有人冒充我的這個、那個。幸而我無權無勢，講話不起作用，有時「長官」高興，還在報告中點一下名，免得我翹尾巴。因此那些冒充我的什麼的人，在社會上也得不到好處，我才可以高枕無憂，安度晚年。

然而倘使我是一位「長官」，或者海外富豪，情況就兩樣了，有人冒充我的兒子、我的侄子或者什麼親戚，只要漏出風聲，就會有數不清的飛蛾撲上來，於是種種奇怪的事情都發生了。

騙子的一再出現說明了我們社會裡存在的某些毛病。對封建社會的流毒我有切膚之痛。六七十年來我就想擺脫封建家庭的種種束縛和虛偽的禮節，但一直到今天我還無法掙斷千絲萬縷的家庭聯繫。要做到大公無私，有多大的困難！不過我至少明白封建特權是醜惡的東西，是應當徹底消除的東西。

我記得一句古話：「木朽而蛀生之矣。」正是這樣。有了封建特權，怎麼能要求不產生騙子？難道你能夠用「禁」、「壓」、「抓」解決問題嗎？

只會「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醫師並不是高明的大夫。至於我呢，我仍堅持我的意見：要是人人識貨，假貨就不會在市面上出現了。

八一年一月二十九日病中

六十二、我和讀者

我在前一篇隨想裡提到我冒充別人舅父的事。有人向我問起，要我多講一點，他說高行健在《花城》第六期上發表的《傳奇》中已經講過。高行健是從曹禺那裡打聽來的，知道這件事的人除了曹禺外還有一位朋友，但是他們也說不清詳情。其實事情很簡單，我收到一封讀者從杭州寄來的要求援助的長信，我給兩三個朋友看，他們拿不定主意，對信上的話將信將疑。我又把信送給一位朋友的太太，徵求意見，她慫恿我去一趟。我聽了朋友太太的話，手邊剛收到一筆稿費，我就約了魯彥和靳以同游西湖。

寫信人是一位姑娘，她同後娘處得不好，離開安徽的家庭出外工作，由於失戀她準備去杭州自殺。在西湖她遇到一位遠親，改變了主意帶髮修行。幾個月後她發現那位遠親同小廟裡的和尚有關係，和尚對她還抱有野心。她計劃離開虎口，便寫信求我援助。我們三人到了杭州安頓下來，吃過中飯，就去湖濱雇了一隻船，劃到小廟的附近，上岸去約了姑娘出來。我們在湖上交談了大約兩個小時。她敘述了詳細情況，連年紀較大的魯彥也有些感動。我們約好第二天再去廟裡看她。她有個舅父住在上海和我同姓，就讓我冒充她的舅父。我替她付清了八十多元的房飯錢，把我們的回程火車票給了她一張。她比我們遲一天去上海。我和靳以到北站接她，請她吃過中飯，然後叫一輛人力車送她到虹口舅父家去。當時靳以為良友圖書公司編輯的《文季月刊》還未被禁，我和他常在良友公司見面。姑娘到上海後過兩天還同她舅父到良友公司來看我們，向我們表示謝意。她留下了他們的地址。黎烈文知道這件事，過幾個月他因編輯《中流》半月刊，收到信稿較多，應付不了，就請那位姓王的姑娘到中流社工作。但是不到三個月，「八．一三」抗戰爆發，《中流》停刊，姑娘便跟她舅父一家去了四川，從成都來過一封信。以後我就再沒有她的信息了。在十年浩劫的大審查中也沒有人因為這件事到上海來找我「外調」。

這件事在當時看來十分尋常。我們兩次僱船去小廟訪問那位姑娘，她又在船上詳盡地談了自己的身世。划船的人全聽見了，他也知道是怎麼一回事。那個時候西湖遊客很少，船也少，所以兩天都坐他的船。在我最後離船付錢時，划船人忽然懇切地說：「你們先生都是好人。」他沒有向和尚揭發我們，也不曾對我們進行威脅。

可能有人懷疑，姑娘既然有舅父在上海，為什麼不向他求助，反而找一個不認識的人幫忙？她說過，當初她充滿自信地離開家庭不顧別人勸阻，她不願意讓親戚知道自己在杭州的困境。我們也可以批評她「好強，愛面子」，甚至「愛虛榮」。但是長期生活在舊社會，我們誰沒有這一類的毛病？我們當時的解釋是「讀者相信作家」，這就夠了。

據說人到暮年經常回顧過去，三十年代的舊夢最近多次回到我的心頭。那個時候我在上海寫文章、辦刊物、編叢書，感覺到自己有用不完的精力和時間。讀者們從遠近地區寄來信件，常常在十頁以上，它們就是我的力量的源泉。讀者們的確把作家當做可以信任的朋友，他們願意向他傾吐他們心裡的話。在我的創作力旺盛的日子裡，那些年輕人的痛苦、困難、希望、理想……許多親切、坦率、誠懇、熱情的語言像一盞長明燈燃在我的寫字桌上。我感到安慰，感到驕傲，我不停地寫下去。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中我交了多少年輕的朋友，我分享了多少年輕人的秘密。有人懷著好意問我：你是不是有一把鑰匙，不然你怎麼能打開年輕人的心靈之門？我哪裡有什麼秘訣！我說過我把心交給讀者，可是我忘記說讀者們也把心給了我。我的生命中也有過火花四射的時候，我的心和年輕的心緊緊貼在一起，人們把不肯告訴父母的話，不肯告訴兄弟姐妹的話，把埋藏在心底的秘密全寫在紙上送到我的身邊。我常說作家靠讀者們養活，不僅因為讀者買了我寫的書，更重要的是他們送來精神的養料。我寫得最多的時候也就是和讀者聯繫最密切的時候。他們並不認為我是一位有頭銜的作家，卻只把我當做一個普通的人，一個忠實的朋友。

但是後來我跟讀者漸漸地疏遠了。我缺少時間，也缺少精力，堆在我身上的頭銜越多，我花在寫作上的時間越少，我終於成了不需要作品的作家。我為自己不熟悉的各種雜事耗費了生命，卻只能在十封讀者來信中揀出一兩封閱讀、回答。我常常因為辜負了讀者的盛意感到內疚。但即使是這樣，十年浩劫中讀者的信件也給我帶來不少的麻煩。「造反派」的作家應當眼睛朝著「首長」，怎麼能容許人向讀者吸取養料？據說「四人幫」的上海「書記」徐景賢曾經叫嚷：「現在還有人給巴金寫信，可見批判不力，沒有把他批臭。」其實從一九六七年第四季度開始我就讓各方面揪出去「游鬥」了三四年。整整幾年中間我沒有收到過一封信。可能有人寫了信來，給「領導」扣下了，因為「牛鬼蛇神」不能享受人的權利。

沒有想到烏雲消散以後，打翻在地的人也居然站了起來，對著面前成堆的信件我感到束手無策。十年浩劫在我的心靈上留下無法治癒的創傷，豪言壯語也不能補償給奪走了的健康。對熱情關懷和殷切期望的讀者，我能夠寫什麼樣的答語呢？在寫字也感到吃力的時候，我常常把需要答覆的來信放在一邊，過了幾天卻不知道在哪兒去尋找它們，只好望著滿屋子的書刊和信件發愁。有些信件需要轉到別處，可是我轉來轉去毫無結果，有時甚至又回到自己的手邊。還有人錯把作為裝飾的頭銜當成發光的鑰匙，要求我為他們打開一些方便之門。我只好用沉默回答。但是我也為沉默感到痛苦。一方面我沒有忘記我欠了讀者一筆永遠還不清的債，另一方面我腦子裡一直保留著這樣一個自己的形象：一個多病的老人移動艱難的腳步走向遺忘。讓讀者忘記我，這是我的心願。但是我永遠忘不了讀者。

這不是矛盾嗎？既然願意被人忘記，為什麼還不肯放下自己的筆？

我說過我這一生充滿了矛盾。遠離了讀者，我感到源泉枯竭。頭銜再多，也無法使油乾的燈點得通亮。但是只要一息尚存，我那一星微火就不會熄滅。究竟是什麼火呢？就是對祖國、對人民的愛，這也就是我同讀者的唯一的聯繫。今天我同讀者之間仍然有共同的東西，因此我還能活下去，還能寫下去。

二月二十三日

六十三、悼念茅盾同志

十年浩劫之後我到北京開會，看見茅盾同志，我感到格外親切。他還是那樣意氣昂揚，十分健談，不像一位老人。這是我最初的印象，它使我非常高興。這幾年中間我見過他多次，有時在人民大會堂，沒有機會長談；有時我到他的住處，沒有干擾，聽他滔滔不絕地談話，我彷彿又回到了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日子。我每次都想多坐一會，但又害怕談久了會使他疲勞，影響他的健康。告辭的時候我常常覺得還有許多話不曾講出來，心想：下次再講吧。同他的接觸中我也發現他一年比一年衰老，但除了步履艱難外，我沒有看到什麼叫人特別擔心的事情，何況我自己也是一年不如一年。因此我一直丟不開「下次吧」這個念頭，總以為我和他晤談的機會還有很多。最近有人來說「茅公身體不好，住進了醫院」。我想到了冬天老年人總要發這樣或者那樣的毛病，天氣暖和就會好起來，我那「下次吧」的信心並不動搖。萬萬想不到突然來的長途電話就把我的「下次吧」永遠地結束了。

二十年代初商務印書館的《小說月報》改版，開始發表新文藝作品，茅盾同志做了第一任編輯，那時我在成都。一九二八年他用「茅盾」的筆名在《小說月報》發表三部曲《蝕》的時候，我在法國。三十年代在上海看見他，我就稱他為「沈先生」，我這樣尊敬地稱呼他一直到最後一次同他的會見，我始終把他當做一位老師。我十幾歲就讀他寫的文學論文和翻譯的文學作品，三十年代又喜歡讀他那些評論作家和作品的文章。那些年他站在魯迅先生身邊用筆進行戰鬥，用作品教育青年。我還記得一九三二年他的長篇小說《子夜》出版時的盛況，那是《阿Ｑ正傳》以後我國現代文學的又一偉大勝利。那個時期他還接連發表了像《林家鋪子》、《春蠶》那樣的現實主義短篇傑作。我國現代文學始終沿著「為人生」的現實主義道路成長、發展，少不了他幾十年的心血。他又是文藝園中一位辛勤的老園丁，幾十年如一日澆水拔草，小心照料每一朵將開或者初放的花朵，他在這方面也留下不少值得珍視的文章。

我不是藝術家，我不過借筆墨表達自己的愛憎，希望對祖國和人民能盡一點點力，由於偶然的機會我走上了文學道路，只好邊走邊學。幾十年中間，我從前輩作家那裡學到不少做文和做人的道理，也學到一些文學知識。我還記得三十年代中在上海文學社安排的幾次會晤，有時魯迅先生和茅盾同志都在座，在沒有人打擾的旅社房間裡，聽他們談文學界的現狀和我們前進的道路，我只是注意地聽著，今天我還想念這種難得的學習機會。

然而我不是一個好學生，缺乏刻苦鑽研的學習精神，因此幾十年過去了，我在文學上仍然沒有多大的成就，回想起來我總是感到慚愧，甚至一些小事自以為記得很牢，也常常不能堅持下去。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抗戰爆發，文藝刊物停刊，《文學》、《中流》、《譯文》、《文叢》等四份雜誌聯合創辦《吶喊》週報，我們在黎烈文家商談，公推茅盾同志擔任這份小刊物的編輯。刊物出了兩期被租界巡捕房查禁，改名《烽火》繼續出下去，我們按時把稿子送到茅盾同志家裡。不久他離開上海，由我接替他的工作。我才發現他看過採用的每篇稿件都用紅筆批改得清清楚楚，而且不讓一個筆畫難辨的字留下來。我過去也出過刊物，編過叢書，從未這樣仔細批稿，看到他移交的稿件，我只有欽佩，我才懂得做編輯並不是容易的事。第二年春天他在香港編輯《文藝陣地》，刊物在廣州印刷，他每期都要來廣州看校樣。他住在愛群旅社，我當時住在廣州，到旅社去看他，每次都看見他一個字一個字地專心改正錯字。我自己有過長期校對的經驗，可是我校過的書刊中，仍然保留了不少的錯字。記得我在四十年代後期編了一種叢書，收的有一本蕭乾的作品（大概是《創作四試》吧）。書印出後報紙上刊載評論讚揚它，最後卻來一句：「書是好書，可惜錯字太多。」我每想起自己的粗心草率，內疚之後，眼前就現出茅盾同志在廣州愛群旅社看校樣的情景和他用紅筆批改過的稿件。他做任何工作都是那樣認真負責，一絲不苟，連最後寫《回憶錄》時也是這樣。我尊他為老師，可是我跟他的距離還差得很遠。看來我永遠趕不上他了。但是即使留給我的只有一年、兩年的時間，我也要以他為學習的榜樣。

人到暮年，對生死的看法不像過去那樣明白、敏銳。同親友分別，也不像壯年人那樣痛苦，因為心想：我就要跟上來了。但是得到茅盾同志的噩耗我十分悲痛，眼淚流在肚裡，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們浪費了多少時間啊，現在到了盡頭了。他是我們那一代作家的代表和榜樣，他為祖國和人民留下了不少寶貴財富，他不應該有遺憾。但是我呢？我多麼想拉住他，讓他活下去，寫完他所想寫的一切啊！

去年三月，訪問日本的前夕，我到茅盾同志的寓所去看他，在後院那間寬闊、整潔的書房裡和他談了將近一個小時，我和羅蓀同志同去，但談得最多的還是茅盾同志，他談他的過去，談他最近一次在睡房裡摔了一跤後的幻景，他談得十分生動。我們不願意離開他，卻又不能不讓他休息。我們告辭後，他的兒媳婦攙他回到寢室。走出後院，我帶走了一個孤寂老人的背影。我想多寂寞啊！這兩年我腦子裡一直有一個孤寂老人的形象。其實我並不理解他。今天我讀了他的遺書，他捐獻大量稿費，作為獎勵長篇小說的基金；在病危的時候，他這樣寫道：「我自知病將不起，我衷心的祝願我國社會主義文學事業繁榮昌盛。」他的心裡裝著祖國的社會主義的文學事業，他為這個事業貢獻了畢生的精力。他怎麼會感到寂寞呢？

三月二十九日

六十四、現代文學資料館

近兩年我經常在想一件事：創辦一所現代文學資料館。甚至在夢裡我也幾次站在文學館的門前，看見人們有說有笑地進進出出。醒來時我還把夢境當做現實，一個人在床上微笑。

可能有人笑我考慮文學館的事情著了魔。其實在一九七九年中期關於文學館的想法才鑽進我的腦子。我本來孤陋寡聞，十年浩劫中我給封閉在各種「牛棚」裡幾乎與世隔絕。在那些漫長的日子裡文學資料成了「四舊」，人們無情地毀掉它們彷彿打殺過街的老鼠，我也親手燒燬過自己保存多年的書刊信稿，當時我的確把「無知」當做改造的目標。我還記得有一個上午我在作家協會上海分會的廚房裡勞動，外面的紅衛兵跑進來找「牛鬼」用皮帶抽打，我到處躲藏，給捉住了還要自報罪行，承認「這一生沒有做過一件好事」。傳達室的老朱在掃院子，紅衛兵拉住他問他是什麼人，他驕傲地答道：「我是勞動人民」。我多麼羨慕他！也有過一個時候我真的相信只有幾個「樣板戲」才是文藝，其餘全是廢品。我徹底否定了自己。我喪失了是非觀念。我沒有過去，也沒有將來，只是唯唯諾諾，不動腦筋地活下去，低著頭，躲著人，最怕聽見人提到我的名字，講起我寫過的小說。在那種時候，在那些日子裡，我不會想、也不敢想文學和文學資料，更不用說創辦文學館和保存我們的文學資料了。在一九六七、六八年中我的精神狀態就是這樣可憐、可鄙的。這才是真的著魔啊！

但是「四人幫」貼在我的腦門子上的符咒終於給撕掉了，我回頭看以前走過的道路又比較清楚了，文學究竟是什麼我也懂得一點，不能說自己讀過的書都是毒藥或者胡說。文學是民族和人類的財產，它是誰也壟斷不了的，是誰也毀滅不了的。十年浩劫中的血和火攪動了我心靈中的沉渣，它們全泛了起來，我為這些感到羞恥。我當時否定了自己，否定了文學，否定了一切美好的事物，我真的這樣想過。現在我把那些否定又否定了，我的想法也絕非虛假。萬幸我在入迷的時候並沒有把手邊的文學資料全部毀棄，雖然我做過的蠢事已經夠多了。我燒燬了大哥寫給我的一百多封信以及一些類似的東西，自己也受到了懲罰，我再要寫《激流》一類的作品就有困難；同那些信件一起，我過去的一段生活也變成了灰燼。但是一個人的歷史可以隨意改寫嗎？可以任意編造嗎？在一九六六年和以後的兩三年中間我的想法真是這樣。我甚至相信過一個沒有文化、沒有知識、當然也沒有資料的理想世界。

我想起來了。當時也有人偷偷地問過我：「難道我們的祖先就沒有留下一點值得重視的遺產？難道『五四』以來我國的現代文學就全是廢品、全是『四舊』？難道你幾十年中那許多作品就全是害人害世的毒草？」我答不出來，一方面我仍處於神志不清的狀態，另一方面我已經給「打翻在地還踏上一隻腳」，不敢「亂說亂動」，惟恐連累親戚朋友。活命哲學是我當時唯一的法寶。

一九七九年春天起我出國三次。我出去並非鍍金，也不想撈取什麼，我只是讓一些外國朋友看看我並不曾被「四人幫」迫害致死，還能夠用自己的腦子思考。在國外我才發現人們關心中國，多數讀者想通過中國現代文學認識我們國家，瞭解中國人的心靈。好些國家中都有人在搜集我國現代文學作品和有關資料；或者成立研究會、召開國際會議討論有關問題。我們的「文革」期間被視為糞土的東西，在國外卻有人當做珍貴文物收藏。

在世界聞名的幾個都市裡我參觀了博物館、紀念碑，接觸了文化和歷史資料，看到了人民的今天，也瞭解他們的過去。任何民族，任何人民都有自己光輝的歷史。毀棄過去的資料，不認自己的祖宗，這是愚蠢而徒勞的。你不要，別人要；你扔掉，別人收藏。我們的友邦日本除了個別作家的資料館外，還有一所相當完備的他們自己的「近代文學館」。日本朋友也重視我們現代文學的資料。據一位美籍華人作家說這方面的資料美國收藏最多，居世界第一，歐洲有些學者還要到美國去看材料。荷蘭萊頓有一所「西歐漢學研究中心圖書館」，成立已經五十年，雖然收藏我國現代作品不多，但正在廣泛地搜集。我說句笑話，倘使我們對這種情況仍然無動於衷，那麼將來我們只有兩條路可走：或者把一代的文學整個勾銷，不然就厚著臉皮到國外去找尋我們自己需要的資料。

現在還是能夠有所作為的時候。聽說日本的「近代文學館」是日本的作家們創辦的，並沒有向國家要一個錢。日本作家辦得到的事，難道我們中國作家就辦不到？我的力量雖然有限，但決心很大，帶個頭總是可以的吧。創辦和領導的工作由中國作家協會擔任，我們只要求國家分配一所房子。我準備交出自己收藏的書刊和資料，還可以捐獻自己的稿費，只希望在自己離開人世前看見文學館創辦起來，而且發揮作用。

我設想中的「文學館」是一個資料中心，它搜集、收藏和供應一切我國現代文學的資料，「五四」以來所有作家的作品，以及和他們有關的書刊、圖片、手稿、信函、報導……等等、等等。這只是我的初步設想，將來「文學館」成立，需要做的工作可能更多。

對文學館的前途我十分樂觀。我的建議剛剛發表，就得到不少作家的熱烈響應。同志們給了我很大的鼓勵。我心情振奮，在這裡發表我的預言：十年以後歐美的漢學家都要到北京來訪問現代文學館，通過那些過去不被重視的文件、資料認識中國人民美好的心靈。

點著火柴燒燬歷史資料的人今天還是有的；以為買進了最新的機器就買進了一切的人也是有的。但是更多的人相信我們需要加強我們的民族自豪感，提高對我們民族精神的認識。認識自己，認識我們的文學，認識中國人民的心靈美。我們有一個豐富的礦藏，為什麼不建設起來好好地開採呢？

我那些美好的夢景一定會成為現實，我的愉快的微笑並不是毫無原因的。

四月四日杭州

六十五、懷念方令孺大姐

最近去杭州住了六天，幾乎天天下雨，我不常外出，也很少伏案寫作。我住在招待所的二樓，或者在陽台上散步；或者長久地坐在沙發上閉目養神；或者站在廊前，兩隻胳膊壓著欄杆，隔著裡西湖眺望白堤。白堤是我熟悉的，但這樣看白堤在我還是第一次。那麼多的人魚貫而行，腳步不停，我彷彿在看皮影戲。顏色鮮明的公共汽車，楊柳的新綠和桃花的淺紅，都在那幅幕布上現了出來。

我記起來了：十六年前也是在這個時候，我和蕭珊買了回上海的車票，動身去車站之前，匆匆趕到白堤走了一大段路，為了看一樹桃花和一株楊柳的美景，桃花和楊柳都比現在的高大得多。樹讓挖掉了，又給種起來，它們仍然長得好。可是蕭珊，她不會再走上白堤了。

我哪裡有心思遊山玩水？！遊山玩水，那是三十年代的事情，從一九三○年到一九三七年，我幾乎每年都去杭州，我們習慣在清明前後游西湖，有一兩年春秋兩季都去，每次不過三四天，大家喜歡登山走路，不論天晴下雨，早晨離開湖濱的旅館，總要不停步地走到黃昏，隨身只帶一點乾糧，一路上有說有笑。同游的人常有變更，但習慣和興致始終不改。南高峰、北高峰、玉皇山、五雲山、龍井、虎跑、六橋、三竺彷彿是永遠走不完、也走不厭似的。那個時候我們好像有無窮無盡的精力和感情！我還記得就是在沿著九溪十八澗走回湖濱的蜿蜒的小路上，陸蠡、麗尼和我在談笑中決定了三個人分譯屠格涅夫六部長篇小說的計劃。我們都踐了諾言，陸蠡最先交出譯稿，我的譯文出版最遲。陸蠡死在日本侵略軍的憲兵隊裡，麗尼則把生命交給自己的同胞。當時同游的法國文學研究者和翻譯家黎烈文後來貧困地病死在台北。我再也見不到他們了。

六十年代中從六○年到六六年我每年都到杭州，但是我已經沒有登山的興趣了。我也無心尋找故人的腳跡。頭一年我常常一個人租船遊湖，或者泡一杯茶在湖濱坐一兩個小時，在西湖我開始感到了寂寞。後來的幾年我就拉蕭珊同去，有時還有二三朋友同行，不再是美麗的風景吸引著我，我們只是為了報答一位朋友的友情。一連幾年都是方令孺大姐在杭州車站迎接我們，過四五天仍然是她在月台上揮手送我們回上海。每年清明前後不去杭州，我總感覺到好像缺少了什麼。同方令孺大姐在一起，我們也只是談一些彼此的近況，去幾處走不厭的地方（例如靈隱、虎跑或者九溪吧），喝兩杯用泉水沏的清茶。談談、走走、坐坐，過得十分平淡，現在回想起來，也沒有什麼值得提說的事情，但是我確實感到了友情的溫暖。

友情有多種多樣。「溫暖」兩個字用得太多了，說不清楚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我當時彷彿在冬天早晨曬太陽心裡暖和，無憂無慮、無拘無束，我感到輕鬆而舒適；我又像在一位和睦家庭中的長姐面前，可以隨心談話，用不著戒備。令孺同志大我八歲，比蕭珊大得更多，我們雖然尊她為大姐，她卻比我更多小孩脾氣。我對她的瞭解是逐漸加深的。但有一點我的看法始終未變：她是一個十分善良的人。

我現在說不清楚我在什麼時候認識她的。我先讀到她的文章，在我編輯的《文學叢刊》第七集中有一本她的散文集《信》，是靳以介紹給我的。文章並沒有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隱約記得一位善良的女詩人在吐露她的胸懷，她苦悶，彷徨，追求。但我認識她的時候連這個印象也淡化到沒有了，教授代替了詩人。我看見她不用說是在靳以的家裡，他們同在復旦大學教書，都住在重慶北碚的夏壩。我同她交談不多，只是覺得她是一個容易接近的知識分子。她同靳以已經很熟了。她在方家排行第九，侄兒侄女不少，一般熟人都稱她「九姑」，靳以也這樣稱呼她。我跟她相熟，卻是解放以後的事。一九五一年第三季度我和靳以還有令孺大姐三個人參加了老根據地訪問團華東分團，一起去過沂蒙山區。後來我們又到蘇北的揚州和鹽城，這樣我和她就熟起來了。但是關於她的過去，我知道很少，我向來就不注意朋友們的身世，我想瞭解的常常是人們的精神世界和真實感情。無怪乎在「文革」期間我經常受到向我「外調」的人的訓斥：交朋友不調查別人的出身和成分。我不能滿足「外調者」的要求，因為我只能談個人的印象。關於方令孺大姐，似乎沒有人來找我調查過她的情況。倘使別人向我問起，我就會說：解放後她不再彷徨、苦悶；雖然吃力，她始終慢慢地在改造的道路上前進。我還記得我們在山東鄉下訪問時，她和一位女同志住在農民家裡，旁邊放著一副空棺材，她也能愉快地住幾天。我們一起活動了不到兩個月，她留給我的印象除了「善良」外，還加上一個「坦白」。這以後我也習慣像靳以那樣用「九姑」稱呼她了。

回到上海我們少有見面的機會，大家似乎都很忙，又很緊張，卻又沒有做出什麼成績。在北京開會，我倒遇見她幾次，忽然聽說她要給調到杭州擔任浙江省文聯主席，她自己下不了決心。我當面問她，她說在復旦大學她有不少熟人，在杭州除了女兒女婿外，單位裡都是生人，前任文聯主席又是犯了錯誤給撤職的。換一個新環境她有些害怕。我相信她會去杭州，用不著我給她打氣，我也不曾到復旦宿舍去看她。一九五九年我和蕭珊去新安江參觀，這是解放後我們第一次去杭州，在那裡同她相聚，真像見到親人一樣。她老了些，身體不大好，常常想念上海的朋友，幾次講到她的寂寞。第二年五月我又去杭州，她卻到北京治病去了。我這次去杭州是為了寫一篇發言稿，大約在兩個月以後第三次全國文代會要在北京召開，文聯的同志們要我在會上講話。我不知道該從哪裡講起，拿起筆一個字也寫不出，只好躲到杭州，在西湖的確沒有干擾，可以說我不曾遇到一個熟人。雖然有那樣多的時間，可是我坐在書桌前，寫不上十個字就塗掉，然後好像自來水筆有千斤重，我動不了它。這樣的經驗那些年我太熟悉了。有時寫作甚至成了苦刑，我常常想：我「才盡」了。坐在房間裡我感到煩躁，就索性丟開筆出去看看走走，有時在湖濱走兩三個小時，有時在西山公園的竹亭裡坐一個上午，只是望著熟悉的西湖的景色，我什麼也不想。我住過三個招待所，挨了若干日子，最後在花港寫完了我那篇發言稿，標題是《文學要跑在時代的前頭》。我在文代會上讀它的時候彷彿它是一氣呵成似的，其實為了那些「豪言壯語」，我花費了多少天的苦思苦想。

一九六一年訪問日本回來，六月初我又去西湖。我需要交出第一篇訪日文章，在上海連靜坐拿筆的工夫也沒有，我只好又逃到杭州，還是在花港招待所裡完成了任務。我寫了幾篇散文，還寫了短篇小說，因為我有真實感情和創作慾望，我在寫我想寫的作品。我這次大約住了三個星期，招待所裡還有一位朋友，他比我早來，也是來寫作的。每天吃過晚飯，我和他一起散步，常常走到蓋叫天老人的墓道才折回去。馬路上幾乎沒有行人，光線十分柔和，我們走在綠樹叢中，夜在我們四周撒下網來。我忘不了這樣愉快的散步。蓋老當時還活著，他經營自己的生壙好多年了。有一次時間早一點，我走進墓道登上台階到了墓前，石凳上竟然坐著蓋老本人，那麼康健，那麼英武，那麼滿意地看刻著他大名的紅字墓碑，看坡下的景色，彷彿這裡就是他的家，他同我談話好像在自己家裡接待客人。我們一路走下去，親切地握手告別。這就是我最後一次同他交談，五年後一九六六年七月底我到西湖參加亞非作家「湖上大聯歡」，聽人說蓋老已經靠邊受批鬥，我也不便多問。在我自己給當做罪人關進「牛棚」之後聽到小道消息：蓋老給迫害致死。連八旬老人也遭受酷刑，我當時還不肯相信，若干年後才知道真實情況比人們傳聞的可怕得多。不用說他無法睡在自己苦心經營的墳墓裡面，連墓道，連牌坊，連生壙，連石桌、石凳全化做塵土了。然而刻在石牌坊上的那副對聯還經常出現在我的眼前：「英名蓋世三岔口，傑作驚天十字坡」。優美的藝術決不是任何暴力所能抹煞的！

我記不清楚是不是九姑和我同去看蓋老的生壙，當時她已回到杭州，因為天熱，她很少出來。我和那個朋友到過白樂橋她那非常幽靜的住處，門前淙淙的溪水，院子裡一株高大的銀杏，我們在窗下階前融洽地談了兩三個小時。另一天下午我們三個人又在靈隱寺前飛來峰下涼亭裡坐了一個下午。我們談得少，我拿著茶杯，感到時間慢慢地在身邊過去，我有一種無憂無慮的幸福感覺。但是同她分別的時候我忽然覺得她還是想回上海，在這裡她感到寂寞。我和朋友從靈隱送她走回白樂橋，她對我們頻頻揮手，那麼善良的笑臉，多麼真誠，又多麼孤寂啊！

第二年年初我們五六個人從廣州到海南島參觀，坐一部旅行車在全島繞了一周，九姑也在裡面。接著她又和我全家在廣州過春節，看花市，她很興奮地寫詩詞歌頌當時的見聞。我還記得，我們在海口市招待所裡等待回湛江的飛機，已經等了兩天，大家感到不耐煩，晚飯後閒談中她談起了自己的身世，談了一個多鐘頭。想不到她的生活道路上有那樣多的荊棘，她既困難又堅決地衝出了舊家庭的樊籠，拋棄了富家少奶奶的豪華生活，追求知識，自食其力，要做到她自己所說的那樣「創造一個新的世界，新的人生」，做「一個真實的人」。那些堅持鬥爭的日子！倘使得不到自由，她就會病死在家中。她沒有屈服，終於離開了那個富裕的家。她談得很樸素，就像在談很遠、很遠的事情，的確是多年前的事了，但是她還不能沒有激動，她說不久前在一次學習會上她談了自己的過去，會後一位同事告訴她，以前總以為她是一帆風順、養尊處優的舊知識分子，現在才知道她也經歷過艱鉅的鬥爭，對她有了更多的理解了。我說的確是這樣，我從前也聽見人說，她孤獨、清高，愛穿一身黑衣服，一個人關在屋子裡，不然就孤單地在院子裡走來走去。她笑了。她那樣的人在舊社會怎麼不被人誤解呢？她哪裡是喜歡孤獨？她那顆熱烈的心多麼需要人間的溫暖。

這以後她和我一家的往來更加密切了。我們的兩個孩子都喜歡她。我們和她在黃山度過一段時間，又同在從化洗過溫泉。一年中間我們和她總要見面兩三次，書信的來往更是頻繁，她喜歡讀蕭珊的信，也寫了不少的信給她。一九六六年年初她來上海，同上海的親友們一起歡度了她的七十大慶。這一次我們和她無憂無慮地相聚了幾天。我還興奮地說十年後要到西湖慶祝她的八十生日。其實說無憂無慮，也得打個折扣，因為上海的作家已經開始學習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我每個星期六下午要去文藝會堂參加學習會，有一回姚文元眉飛色舞地鼓勵大家「暢所欲言」，看見他口沫四濺，手舞足蹈，我覺得我的上空烏雲正在聚攏，一陣暴雨就要傾注下來。九姑雖然在上海待得不久，可是她主動地要求參加我們的學習會。我笑著誇她「學習積極」。她說她來「取經」，回去也可能要搞同樣的學習，我才看出來她也有點緊張。這年清明前後我和蕭珊並沒有去西湖看望九姑，她已經和幾個同事匆匆趕去北京開會。形勢越來越緊，連蕭珊也參加了「四清」工作隊到銅廠去了。

九姑從北京回來，仍然經過上海，我記得她在招待所住了三幾天，我還聽見她誇獎蕭珊參加工作隊有了很大的進步。她不曾談起在北京開會的情況。但是連郭老也公開表示他的著作應當全部燒燬，他本人願意到生活裡去滾一身泥巴。因此一位寫詩的朋友也誠懇地勸我表態，我接著就在學習會上承認我寫的全是毒草。這樣完全否定了自己，我並不感到痛苦，反而感到輕鬆，心想總可以混過一些時候了。一個接一個的運動彷彿把人的腦子磨煉得非常敏感，其實它反倒給磨得十分遲鈍。那幾個月我的精神狀態和思想感情就是這樣。我好像十分害怕，又彷彿毫不在乎。我到北站送九姑上車，朝著緩緩移動的車廂內的長姐似的和善面顏不住地搖手，我沒有想到這是我最後一次看見她，但是我有一種感覺：我們沒有雨具，怎麼擋得住可能落下的傾盆大雨！「我們」不單是指我，不單是指九姑，還有許多同命運的人。

大約過了兩個多月，我意外地到了杭州。我去參加前面提到過的亞非作家「湖上大聯歡」。我從北京到武漢再轉到杭州，分三路參觀的亞非作家們將在杭州會合。作為中國代表團的副團長的我和一些工作同志先去西湖，同當地的作家進行聯繫。我以為九姑會出來接待遠方的客人，可是在這裡連一個文聯或者作協分會的熟人也看不到。說是都有問題，都不能出來。我不敢往下問，害怕會聽到更可怕的消息，反正有一位省文化局長就可以體現我們燦爛的文化了。離開杭州的前夕，一位菲律賓詩人問我為什麼在這山青水秀、風景如畫的地方看不到詩人和作家？我吞吞吐吐，答不出來。回到上海，送走了外賓，我自己也受到圍攻，不能出來了。

現在回想起來我還有似夢非夢的感覺，當時也是如此，我總以為不是真的。但是事情一件一件地來了，抄家，強迫勞動，一夜之間成為賤民……等等。我的女兒在家裡待不下去，她和同學們一起出去串聯，經過杭州，她去看望了九姑，九姑接待了她，還借給她○用錢。那是十一月底的事，九姑雖然靠邊，卻未受到隔離審查，還留我女兒在白樂橋家中住了一晚。據說黃山賓館的服務員揭發她在黃山用牛奶洗澡，九姑非常憤慨。一九六一年我們在黃山過暑假，後來蕭珊帶著孩子來了，住在半山的紫雲樓，黃山賓館就在紫雲樓下面，我們每天都要去看九姑。那裡並不豪華，九姑也沒有受過特殊的待遇。清早我們都喝豆漿，誰也不曾見過牛奶。但是對運動中的所謂揭發，我們都有一些體會，上面要什麼，下面就有什麼。年輕時候看舊小說，我總是不懂「莫須有」三字怎麼可能構成天大的罪名，現在完全明白了。十年浩劫中來了一個封建文物大展覽，大家都「深受教育」。大約在第二年十月「造反派」在上海作協分會舊址批鬥前市委宣傳部長石西民，我也給揪去陪鬥。在會上杭州來的「造反派」發言要石西民交代將方令孺拉進黨內的「罪行」。石西民沒有正面回答。我替九姑擔心，可是以後我也不曾得到什麼不祥的消息。

一九七四年五月我的女婿到杭州工作，我要他去看望九姑，他找到了她。她仍然住在原來的地方，只是屋子減少了，只剩了一間。她已經七十八歲，她的女婿死了，女兒身體又不好，很少有人理她。她很寂寞，有時盼望我女婿去陪她打撲克。她給我來過信，可是我的問題並未徹底解決，不便經常給她去信。再過一年半，我的情況仍然沒有改變，我的命運還是給捏在「四人幫」的爪牙的手裡。我的女兒也去了杭州，她也去過白樂橋。她和她的愛人給八十歲老太太的孤寂生活中帶去一點溫暖和安慰，但是他們除了工作和學習，還有自己的活動，還要參加搞不完的批這批那的運動，哪裡能經常去看望她？！

一九七六年九月底，我女兒、女婿回上海過國慶，我問起九姑的情況，我女兒說她患肺炎住在醫院裡，他們去看過她，她已經認不出他們。節後他們回到杭州就給我寄來方令孺同志追悼會報導的剪報，原來我們談論她的時候，她已經不在人間。

九姑活過了八十，不算短壽。在靠邊期間她還下過水田勞動，經受了考驗，也終於得到了「解放」。但是她沒有能充分地利用她的生命和才華，她不能死而無憾。更令人感到遺憾的是只差十多天的時間，她沒有能看到「四人幫」的覆滅。

「四人幫」垮臺後我兩次去西湖，都沒有到她的墓前獻花，因為這樣的墓是不存在的。我知道有骨灰盒，但骨灰盒還不如心上的祭壇，在我的心上那位正直、善良的女詩人的紀念永遠不會褪色。我兩次經過白樂橋，都是坐在車子裡匆匆地過去，眼前一片綠色，什麼也沒有看清楚，可是我眼裡有一位老太太拄著手杖帶笑地不斷揮手！

離開杭州我就去北京參加茅盾同志的追悼會。

在人民大會堂新疆廳裡休息，我坐在丁玲同志旁邊。她忽然對我說：「我忘記不了一個人：方令孺。她在我困難的時候，主動地來找我，表示願意幫忙。我當時不敢相信她，她來過幾次，還說：『我實在同情你們，尊敬你們……』她真是個好人。」我感謝丁玲同志講了這樣的話。九姑自己沒有談過三十年代的這件事情。

五月十五日寫完

六十六、《序跋集》序

我最近把過去我在自己寫的和別人寫的書上發表過的前言、後記集在一起，編成《序跋集》，並為這個集子寫了如下的序言：

我居住的地方氣候並不炎熱，因此我想不通為什麼有人那樣喜歡風。風並不總是朝著一個方向吹，它有時向東，有時向西。我的頭腦遲鈍，不能一下子就看出風向，常常是這樣：我看見很多人朝著一個方向跑，或者擠成一堆，才知道刮起風來了。

說實話，有一個長時期我很怕風，就像一個經常患感冒的人害怕冷風那樣。風不僅把我吹得暈頭轉向，有時還使我發高燒，躺在床上起不來。

但這也是過去的事情了。十二級颱風也好，龍捲風也好，差一點把我送進了「永恆的痛苦」，然而我也見過了世面，而且活下來了。我不能說從此不再怕風，不過我也決不是筆記小說裡那種隨風飄蕩的遊魂。

我從未想過要把過去寫的那些前言、後記編成集子。去年我還在懷疑寫這些東西「是不是徒勞」。今年年初有一位長住北京的朋友來信動員我編輯這樣一本《序跋集》，連書名他也想好了。他說明他這樣建議和敦促（他後來還幫忙抄稿，他是一位現代中國文學資料的收藏者），只是為了支持一位廣州朋友的工作，這位同志主持一家文藝出版社，不願向錢看，卻想認真出版書刊。北京的朋友愛書如命，也熟悉我國現代文學發展的歷史，腦子裡貯藏著不少生動的書的故事。他關心書，關心寫書的人，當然也關心出版書刊的人，他熱心地替廣州那家出版社組稿，這是可以理解的。只有對他我才不便用一句話推出門去，他有具體的辦法，還可以舉出書名，還可以替我搜集稿子。我不曾拒絕，但我也沒有答應。我還想慢慢地考慮。

有一次我意外地聽見別人談論那位廣州同志的事，人們說冷風又刮起來了。我起初不肯相信，可是漸漸地我發現有人在我面前顯得坐立不安，講話有些吞吞吐吐，或者縮著脖子，或者直打哆嗦，不久就有朋友寫信來勸我注意身體，免受風寒。於是關於我的謠言就流傳開來，有人為我擔心，也有人暗中高興，似乎大颱風已經接近，一場災禍就在眼前。

這個時候我非常冷靜。有風，我卻不感到冷。我一點也不害怕，但是我不得不嚴肅地考慮自己的事。我喜歡把自己比做春蠶，三十年代初我們幾個未婚的年輕人游西湖到白雲庵月下老人祠去求籤，簽上有一句話我至今還不曾忘記：「……似春蠶到死尚把絲抽。」盡可能多吐絲，這就是我唯一的心願。倘使真有龍捲風，那麼也讓我同它做一次競賽吧。我要多做出一些事情，多留下一點東西，所以我決定編輯我的《序跋集》。

編選自己的集子，我已經有不少的經驗了。但《序跋集》和別的集子不同，《序跋集》中有一些為別人的著作或譯文寫的前言、後記還是第一次在我自己的集子裡出現。我還想指出：這本書是我文學生活中各個時期的「思想匯報」，也是我在各個時期中寫的「交代」。不論長或短，它們都是我向讀者講的真心話。在「十年動亂」中我不知寫過多少「思想匯報」和「交代」，想起它們，我今天還感到羞恥。在我信神最虔誠的時期中，我學會了編造假話辱罵自己。「監督組」規定：每天晚上不交出一份「交代」，不能回家。他們就是用謊言供奉神明的。我卻不敢用假話來報答讀者。我把五十幾年中間所寫的前言、後記搜集起來，編印出來，只是想把自己的心毫不掩飾地讓人們看個明白。我所走過的曲折的道路，我的思想變化的來龍去脈，五十幾年的長期探索、碰壁和追求……等等等等，在這本集子裡都可以找到一些說明。我希望對我有偏愛的朋友多看到我的缺點。對那些準備批判我的人我提供一點材料。編輯的時候我沒有改動原意，只是偶爾刪去多餘的字句。有些「豪言壯語」今天成了大話空話，但當時我卻深信它們，因此也讓它們保留在書中。

這本集子的編成並不是容易的事，我已經沒有精力完成搜集和抄錄的工作。我首先得感謝那位北京朋友的幫忙，其次我依靠了我的侄女國煣的努力，大部分的稿子都是她抄寫的。我也感謝廣州的朋友，他在困難的時候還不曾失去工作的勇氣和信心，肯接受我的這樣一本集子。

從決定編選到序文寫成，經過了三個多月，抄寫的工作還有一小半未做完。這中間幾次刮起冷風，玻璃窗震搖不止。今天坐在窗前停筆深思，我想起了英國王爾德童話中的「巨人的花園」。春天已經來了。

五月二十二日

六十七、懷念豐先生

豐一吟同志來信要我談一點我和她父親交往的情況。我近來經常感冒，多動一動就感到疲勞，但生活還是忙亂，很少有冷靜思考的時間。在我居住的這個城市裡噪音很多，要使腦子安靜下來，實在不容易，思想剛剛進入「過去」，馬上就有古怪的聲音把它們拉回來。過去、現在和將來常常混在一起，要認真地回憶、思考，不知道從哪裡做起。

得到一吟同志的信以後，我匆匆想過幾次，我發現我和她父親之間並沒有私人的交往。我覺得奇怪。按情理我們應當成為往來密切的朋友，第一，子愷先生和我都是在開明書店出書較多的作者；第二，三十、四十年代中我的一些朋友常常用親切、友好的語言談起子愷先生，他們中間有的人同他一起創辦了立達學園，有的人是這個學校的學生；第三，我認為他是人道主義者，而我的思想中也有人道主義的成分；第四，不列舉了。……想來想去，唯一的原因大概是我生性孤僻，不愛講話，不善於交際，不願意會見生人，什麼事都放在心裡，藏在心底，心中盛不下，就求助於紙筆。我難得參加當時的文藝活動，也極少在公開的場合露面。早在三十年代我就有這樣的想法：作家的名字不能離開自己的作品。今天我還堅持這個主張。作家永遠不能離開讀者，永遠不能離開人民。作為讀者，我不會忘記子愷先生。

我現在完全說不出什麼時候第一次看見豐先生（我後來就習慣這樣地稱呼子愷先生），也講不清楚當初見面的情景，可是我還記得在南京唸書的時候，是在一九二四年吧，我就喜歡他那些漫畫。看他描寫的古詩詞的意境，看他描繪的兒童的心靈和幻夢，對我是一種愉快的享受。以後一直是這樣。一九二八年底從法國回來我和索非住在一起，他在開明書店工作，我的第一部小說《滅亡》要在開明書店出版。索非常常談起豐先生，也不止一次地稱讚他「善良、純樸」。他又是一種辛勤的勞動者，我看到他的一本接一本的譯著和畫集。他介紹了西方藝術的基本知識，他講述西方音樂家的故事，他解釋西方繪畫發展的歷史；他鼓吹愛護生物，他探索兒童的精神世界。……我沒有見過他，但我的腦子裡有一個「豐先生」的形象：一個與世無爭、無所不愛的人，一顆純潔無垢的孩子的心。我並不完全贊成他的主張，但是我敬重他的為人。我不僅喜歡他的漫畫，我也愛他的字，一九三○年我翻譯的克魯泡特金的《自傳》脫稿，曾托索非轉請豐先生為這書寫了封面題字，我不用多說我得到他的手跡時的喜悅。這部印數很少的初版本《我底自傳》就是唯一的把我和那位善良、純樸的藝術家連在一起的珍貴的紀念品了。

我在記憶裡搜索，可以說是一無所得，我已經沒有條件深思冥想了。

在抗戰前我從索非那裡經常知道豐先生的工作情況和生活細節。後來我讀到他自己的文章親切地描述他在家鄉安靜的寫作生活，然後是戰火爆發、侵略軍逼近家鄉，他同家人倉皇逃難。從此他從浙江，去江西、湖南、廣西，再去四川。這期間我也到過不少的地方。我說不出什麼原因，我同他不曾有過任何的聯繫，可是他的腳跡始終未從我的眼前消失。他在各地發表的散文，能找到的我全讀了。閱讀時我就像見到老朋友一樣，感到親切的喜悅。他寫得十分樸素、非常真誠，他的悲歡、他的幸和不幸緊緊地抓住我的心。抗戰期間我在重慶開明書店遇見過他，談過幾句話，事後才想起這是豐先生。另一次我和一個朋友到他在沙坪壩的新居去看望他。記不起我們談了些什麼，時間並不長，但是我保留著很好的印象，他仍然是那樣一個人：善良純樸的心，簡單樸素的生活，他始終愉快地、勤奮地從事他的工作。一九四二年七月我還在成都祠堂街開明書店買了一幅他的親筆漫畫，送給我一個堂兄弟，為了激發他（堂兄弟）的高尚的情操。

上海解放後，我幾次見到豐先生和一吟同志，聽說他要翻譯日本著名的《源氏物語》，他開始自學俄文，並表示要學好俄文才去北京。我相信他有毅力做好這兩件事。果然他在一九五九年去北京出席了全國政協的會議，他從俄語翻譯的文學作品也陸續出版。（在「四人幫」下台之前，我就聽一位老友講他正在閱讀豐先生翻譯的《源氏物語》全部手稿。）他一直不知疲倦地在工作。我們有時一起參加學習，他發言不多。今天我還隱約記得的只是他在一九六二年上海二次文代會上簡短的講話，他擁護「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藝方針，他反對用大剪刀剪冬青樹強求一律的辦法，他要求讓小花、無名的花也好好開放。三個月後他又發表了散文《阿咪》。這位被稱為「辛勤的播種者」的老藝術家不過溫和地講了幾句心裡話，他只是談談生活的樂趣，講講工作的方法。他做夢也沒有想到要「反」什麼，要向什麼「進攻」。但是不多久颱風刮了起來，他的講話，他的漫畫（《阿咪》的插圖——「貓伯伯坐在貴客的後頸上」）一下子就變成了「反社會主義」的毒草。我也背上了一個沉重的包袱，上海第二次文代會上我第一個發言，大談《作家的勇氣和責任心》，我帶頭「發揚民主」，根據過去的經驗我當時也有點擔心，但料不到風向變得這樣快。一方面我暗中抱怨自己不夠沉著，信口講話，我的腦子也跟著風在轉向，另一方面我對所謂「引蛇出洞」的說法想不通，有意見。聽見人批評《阿咪》，我起初還不以為然，但是聽的次數多了，我也逐漸接受別人的想法，懷疑作者對新社會抱有反感。縱然我不曾寫批評文章，也沒有公開表態，但是回想起這一段時期自己思想的變化，我不能不因為沒有盡到「作家的責任心」而感到內疚：在私下議論時我不曾替《阿咪》講過一句公道話。其實我也不能苛求自己，我就從未替我那篇發言講過一句公道話。那個時候好像有一種強大的壓力把我僅有的一點獨立思考也摧毀了。接著的幾年中間我彷彿在海裡游泳，岸在遠方，我已經感到精力不夠了。但是我仍然用力向前游去。

於是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我參加亞非作家北京緊急會議後回到上海，送走外賓之前我到作家協會分會開會，大廳裡就掛著批判我那篇講話的「興無滅資」的大字報。那天受批判的是一位不久就被迫跳樓的文學評論家，我被邀請坐在「上座」，抬起眼便看見對面一張揭露我的「罪行」的大字報。我知道，我送走客人後，大禍就臨頭了。我還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其實心裡很害怕。我盼望著出現一個奇蹟：我得到拯救，我一家人都得到拯救。自己也知道這是妄想。我開始承認自己「有罪」，開始用大字報上的語言代替了自己的思考。朋友們同我劃清了界限，其實大多數的熟人都比我早進「牛棚」，用不著我同他們劃清界限了。豐先生便是其中之一，我不曾到過他的家，但我知道他住在陝西南路一所西班牙式的小洋房裡。我去作協分會開會、學習、上班的時候，要經過他的弄堂口，我向人打聽，他早在六月就被定為「反動學術權威」受到批判和折磨了。

我也給戴上了「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這只是幾頂帽子中的一頂，而且我口服心服地接受了。我想：既然把我列為「權威」，我不是「反動的」，難道還是「革命的」？我居然以為自己「受之無愧」，而且對豐先生的遭遇也不感到憤慨。在頭兩年中我甚至把「牛棚」生活和「批鬥」折磨當做知識分子少不了的考驗。我真正相信倘使茹苦含辛過了這一關，我們就可以走上光明大道。我受批鬥較晚，關入「牛棚」一年後才給揪上批鬥場。我一直為自己能不能過好這一關擔心。我還記得有一天到「牛棚」去上班，在淮海中路陝西路口下車，看見商店旁邊牆上貼著批判豐子愷大會的海報，陝西路上也有。看到海報，我有點緊張，心想是不是我的輪值也快到了？當時我的思想好像很複雜，其實十分簡單，最可笑的是，有個短時期我偷偷地練習低頭彎腰、接受批鬥的姿勢，這說明我是心甘情願地接受批鬥，而且想在台上表現得好。後來我真的上了台，受到一次接一次的批鬥，我的確受到了「教育」：人們都在演戲，我不是演員，怎麼能有好的表現呢？

批鬥以後我走過陝西路搭電車回家，望見那些西班牙式洋房，我就想起豐先生，心裡很不好過：我都受不了，他那樣一個純樸、善良的人怎麼辦呢？！一天我看見了他。他不拄手杖，腋下夾了一把傘，急急地在我前面走，鬍子也沒有了，不像我在市政協學習時看見他的那個樣子。匆匆的一面，他似乎不曾看見我，我覺得他倒顯得年輕些了。看見多一個好人活下來，我很高興。我以為他可以闖過眼前的這一關了。

但是事情不會是這麼簡單。不知道從什麼地方又刮來一陣狂風，所謂「批黑畫」的運動開始了。當時的「上海市委書記」徐景賢揮舞大棒做報告隨意點名，為人民做過不少好事的藝術家又無緣無故地給揪出來做靶子，連《滿山紅葉女郎樵》的舊作也被說成「反對三面紅旗」的毒草。《船裡看春景》中的水裡桃花倒影也給當做「攻擊人民公社」的罪證。無情的批鬥已經不能說服人了，它只有使我看出：誰有權有勢誰就有理。從那個時候起我開始懂得人們談論的社會效果是怎麼一回事情。我逐漸明白：像棍子一樣厲害的批評常常否定了批評本身。棍子下得越多越是暴露了自己。最初我真的相信批鬥我是為了挽救我。但是經受了長期批鬥之後，我才明白那些以批鬥別人為樂的人是踏著別人的屍首青雲直上的。我已經成了一個虔誠的信徒，忽然發現一切符咒都是隨意編造，我不能靠謊言過日子，必須動動自己的腦筋。眼睛逐漸睜大，背上的包袱也就逐漸減輕。我不再惶恐，不再害怕，不再有有罪的感覺。腦子活動了，思想多起來了，我想起給搗毀了的杭州的岳飛廟和跪在岳墳前的四個鐵像，我彷彿見到了新的光明。那不就是用「莫須有」罪名害人的人的下場嗎？

我不再替豐先生擔心了。人民喜愛的優秀藝術家的形象是損害不了的，我不再相信「四人幫」能長期橫行了，但是我沒有想到他們會垮得這樣快，更沒有想到豐先生會看不到他們的滅亡。在現今的世界上畫家多長壽，倘使沒有那些人的批鬥、侮辱和折磨，豐先生一定會活到今天。但是聽說他一九七五年病死在一家醫院的急診間觀察室裡。在上海為他開過兩次追悼會，我都沒有參加：第一次在一九七五年九月，我還不曾得到解放，他也含著冤屈；第二次在一九七八年六月，我在北京開會，他終於得到了平反昭雪。沒有在他的靈前獻一束鮮花，我始終感到遺憾。優秀的藝術家永遠讓人懷念。但是我不能不想：與其在死後懷念他，不如在生前愛護他。讓我們牢牢地記住這個慘痛的教訓吧。

五月三十一日

六十八、《序跋集》再序

我寫完《序跋集》序，意猶未盡，於是寫《再序》。

說老實話，我過去寫前言、後記有兩種想法：一是向讀者宣傳甚至灌輸我的思想，怕讀者看不出我的用意，不惜一再提醒，反覆說明；二是把讀者當做朋友和熟人，在書上加一篇序或跋就像打開門招呼客人，讓他們看見我家裡究竟準備了些什麼，他們可以考慮要不要進來坐坐。所以頭幾年我常常在序、跋上面花費功夫。

然而我的想法也在改變。我因為自己讀書不喜歡看前言後記，便開始懷疑別人是不是會討厭我的嘮叨。這樣懷疑之後，我的熱情就逐漸消減。我仍然在寫序跋之類的東西，但不再像寫《〈愛情三部曲〉總序》時那樣地囉嗦了：一寫就是兩三萬字。我越寫越短，盡可能少說廢話，少跑野馬。五十幾年來，我一直記住一句「格言」：你實在想說什麼，就寫什麼吧。翻看幾十年中間自己寫的那些長長短短的序跋，我覺得我基本上還是說了真話的。

我把能找到的過去寫的那些東西集在一起出版，並不認為那些「真話」都很正確。完全不是。所謂「真話」，只是說我當時真是這樣想的，真是這樣見聞、這樣感受的。我的見聞、我的感受、我的想法很可能有錯。一九五七年編輯我的《文集》的時候，我刪去了《死去的太陽》序中的最後兩行文字。那兩行是

「但我仍然要像摩西那樣地宣言道：

『我要舉手向天，我說：我的思想是永生的。』」

這說明我的思想有變化。一九三○年我還認為我的思想永遠正確，永不改變。後來自己收回了這句大話。我的思想明明在改變。誰又能說自己的「思想是永生的」呢？從這裡也可以看出我年輕時候的「膽大妄為」。今天翻看舊作，我還感到愧悚。留在白紙上的黑字是洗刷不掉的。在「文革」期間它們是我的罪證。現在它們又是我的生活與創作道路上的腳印。要批判我，論斷我，否定我，都可以利用它們。在我，自信和宣傳的時期已經過去，如今是總結的時候了。我把自己有的東西陳列出來，讓讀者們講話。一定還有遺漏，但決不是我有意為之。不過我並沒有搜集為非文藝譯著寫的序跋，心想編一本集子總得有個範圍。其實這也是一種框框。可見解放思想並不是容易的事。我近兩年常常說要認真地解剖自己，談何容易！我真有這樣的勇氣？

我想起來了。去年四月四日我在日本東京朝日講堂裡講了自己五十年的文學生活。講話結束，我在門廳中等候車子，遇見一位日本朋友，他對我說：「您批評了自己，我是頭一次聽見人這樣講，別人都是把責任完全推給『四人幫』。」他的話是我沒有料到的，卻使我頭上冒汗。我清夜深思，我只是輕輕地碰了一下自己的良心，馬上又掉轉身子，離解剖自己，還差得很遠。要繼續向前，還得走漫長的路。

有一位朋友勸我道：「你的心是好的，可是你已經不行了，還是躺下來過個平靜的晚年吧。」

又有一位朋友對我說：「永遠正確的人不是有嗎？你怎麼視而不見？聽我勸，不要出什麼集子，不要留下任何印在紙上的文字，那麼你也就不會錯了。」

我感謝這兩位朋友的好意，但是我不能聽他們的話。我有我的想法。我今天還是這樣想的：第一，人活著，總得為祖國、為人民做一點事情；第二，即使我一個字都不寫，但說過的話也總是賴不掉的。何況我明明寫了那麼多的文章，出過那麼多的書。我還是拿出勇氣來接受讀者的審查吧。

有人責備我：「你還要『接受審查』？難道遭十年的『牛棚』生活不曾使你感到厭倦？」他用了「厭倦」二字。我想起那十年的生活，感到的卻是恐怖，不是厭倦。今天我的眼前還有一個魔影。手拿烙鐵的妖怪在我的這本集子裡也留下了可怕的烙印——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六年十年中的一片空白。

「十年的審查？那是一場大騙局。我忘不了那些騙子。我說審查，是指讀者的審查，多數讀者的審查。」我這樣回答。「我相信不會再出現那樣的空白。」

是的，一紙勒令就使我擱筆十年的事決不會再發生了。

六月十一日

六十九、十年一夢

我十幾歲的時候，讀過一部林琴南翻譯的英國小說，可能就是《十字軍英雄記》吧，書中有一句話，我一直忘記不了：「奴在身者，其人可憐；奴在心者，其人可鄙。」話是一位公主向一個武士說的，當時是出於誤會，武士也並不是真的奴隸，無論在身或者在心。最後好像是「有情人終成眷屬」。

使我感到興趣的並不是這個結局。但是我也萬想不到小說中一句話竟然成了十年浩劫中我自己的寫照。經過那十年的磨煉，我才懂得「奴隸」這個字眼的意義。在悔恨難堪的時候，我常常想起那一句名言，我用它來跟我當時的處境對照，我看自己比任何時候更清楚。奴隸，過去我總以為自己同這個字眼毫不相干，可是我明明做了十年的奴隸！這十年的奴隸生活也是十分複雜的。我們寫小說的人愛說，有生活跟沒有生活大不相同，這倒是真話。從前我對「奴在身者」和「奴在心者」這兩個詞組的理解始終停留在字面上。例如我寫《家》的時候，寫老黃媽對覺慧談話，禱告死去的太太保佑這位少爺，我心想這大概就是「奴在心者」；又如我寫鳴鳳跟覺慧談話，覺慧說要同她結婚，鳴鳳說不行，太太不會答應，她願做丫頭伺候他一輩子。我想這也就是「奴在心者」吧。在「文革」期間我受批鬥的時候，我的罪名之一就是「歪曲了勞動人民的形象」。有人舉出了老黃媽和鳴鳳為例，說她們應當站起來造反，我卻把她們寫成向「階級敵人」低頭效忠的奴隸。過去我也常常翻閱、修改自己的作品，對鳴鳳和黃媽這兩個人物的描寫不曾看出什麼大的問題。忽然聽到這樣的批判，覺得問題很嚴重，而且當時只是往牛角尖裡鑽，完全跟著「造反派」的邏輯繞圈子。我想，我是在官僚地主的家庭裡長大的，受到舊社會、舊家庭各式各樣的教育，接觸了那麼多的舊社會、舊家庭的人，因此我很有可能用封建地主的眼光去看人看事。越想越覺得「造反派」有理，越想越覺得自己有罪。說我是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我承認；說我寫《激流》是在為地主階級樹碑立傳，我也承認；一九七○年我們在農村「三秋」勞動，我給揪到田頭，同當地地主一起挨鬥，我也低頭認罪；我想我一直到二十三歲都是靠老家養活，吃飯的錢都是農民的血汗，挨批挨鬥有什麼不可以！但是一九七○年的我和一九六七、六八年的我已經不相同了。六六年九月以後在「造反派」的「引導」和威脅之下（或者說用鞭子引導之下），我完全用別人的腦子思考，別人大吼「打倒巴金」！我也高舉右手響應。這個舉動我現在回想起來，覺得不大好理解。但當時我並不是作假，我真心表示自己願意讓人徹底打倒，以便從頭做起，重新做人。我還有通過吃苦完成自我改造的決心。我甚至因為「造反派」不「諒解」我這番用心而感到苦惱。我暗暗對自己說：「他們不相信你，不要緊，你必須經得住考驗。」每次批鬥之後，「造反派」照例要我寫《思想匯報》，我當時身心十分疲倦，很想休息。但聽說馬上要交卷，就打起精神，認真匯報自己的思想，總是承認批判的發言打中了我的要害，批鬥真是為了挽救我，「造反派」是我的救星。那一段時期，我就是只按照「造反派」經常高呼的口號和反覆宣傳的「真理」思考的。我再也沒有自己的思想。倘使追問下去，我只能回答說：只求給我一條生路。六九年後我漸漸地發現「造反派」要我相信的「真理」他們自己並不相信，他們口裡所講的並不是他們心裡所想的。最奇怪的是六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學習毛主席的《講話》我寫了《思想匯報》。我們那個班組的頭頭大加表揚，把《匯報》掛出來，加上按語說我有認罪服罪、向人民靠攏的誠意。但是過兩三天上面講了什麼話，他們又把我揪出來批鬥，說我假意認罪、騙取同情。誰真誰假，我開始明白了。我仍然按時寫《思想匯報》，引用「最高指示」痛罵自己，但是自己的思想暗暗地、慢慢地在進行大轉彎。我又有了新的發現：我就是「奴在心者」，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奴隸。

這個發現使我十分難過！我的心在掙扎，我感覺到奴隸哲學像鐵鏈似的緊緊捆住我全身，我不是我自己。

沒有自己的思想，不用自己的腦子思考，別人舉手我也舉手，別人講什麼我也講什麼，而且做得高高興興，——這不是「奴在心者」嗎？這和小說裡的黃媽不同，和鳴鳳不同，她們即使覺悟不「高」，但她們有自己的是非觀念，黃媽不願意「住渾水」，鳴鳳不肯做馮樂山的小老婆。她們還不是「奴在心者」。固然她們相信「命」，相信「天」，但是她們並不低頭屈服，並不按照高老太爺的邏輯思考。她們相信命運，她們又反抗命運。她們決不像一九六七、六八年的我。那個時候我沒有反抗的思想，一點也沒有。

我沒有提一九六六年。我是六六年八月進「牛棚」，九月十日被抄家的，在那些夜晚我都是服了眠爾通才能睡幾小時。那幾個月裡我受了多大的折磨，聽見捶門聲就渾身發抖。但是我一直抱著希望：不會這樣對待我吧，對我會從寬吧；這樣對我威脅只是一種形式吧。我常常暗暗地問自己：「這是真的嗎？」我拚命拖住快要完全失去的希望，我不能不這樣想：雖然我「有罪」，但幾十年的工作中多少總有一點成績吧。接著來的是十二月。這可怕的十二月！它對於我是沉重的當頭一擊，它對於蕭珊的病和死亡也起了促進的作用。紅衛兵一批一批接連跑到我家裡，起初翻牆入內，後來是大搖大擺地敲門進來，凡是不曾貼上封條的東西，他們隨意取用。晚上來，白天也來。夜深了，我疲勞不堪，還得低聲下氣，哀求他們早些離開。不說蕭珊挨過他們的銅頭皮帶！這種時候，這種情況，我還能有什麼希望呢？從此我斷了念，來一個急轉彎，死心塌地做起「奴隸」來。從一九六七年起我的精神面貌完全不同了。我把自己心靈上過去積累起來的東西丟得一乾二淨。我張開胸膛無條件地接收「造反派」的一切「指示」。我自己後來分析說，我入了迷，中了催眠術。其實我還挖得不深。在那兩年中間我虔誠地膜拜神明的時候，我的耳邊時時都有一種仁慈的聲音：你信神你一家人就有救了。原來我腦子裡始終保留著活命哲學。就是在入迷的時候，我還受到活命思想的指導。在一九六九年以後我常常想到黃媽，拿她同我自己比較。她是一個真實的人，姓袁，我們叫她「袁袁」，我和三哥離開成都前幾年中間都是她照料我們。她喜歡我們，我們出川後不久，她就辭工回家了，但常常來探問我們的消息，始終關心我們。一九四一年年初我第一次回到成都，她已經死亡。我無法打聽到她的墳在什麼地方，其實我也不會到她墓前去感謝她的服務和關懷。只有在拿她比較的時候，我才知道我欠了她一筆多麼深切的愛。她不是奴隸，更不是「奴在心者」。

我在去年寫的一則《隨想》中講起那兩年在「牛棚」裡我跟王西彥同志的分歧。我當時認為自己有大罪，贖罪之法是認真改造，改造之法是對「造反派」的訓話、勒令和決定句句照辦。西彥不服，他經常跟監督組的人爭論，他認為有些安排不合情理，是有意整人。我卻認為磨練越是痛苦，對我們的改造越有好處。今天看來我的想法實在可笑，我用「造反派」的訓話思考，卻得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結論。對「造反派」來說，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反動的」作家。可是他們用了各種方法，各種手段逼迫我、也引導我走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路。這說明大家的思想都很混亂，誰也不正確。我說可笑，其實也很可悲。我自稱為知識分子，也被人當做「知識分子」看待，批鬥時甘心承認自己是「精神貴族」，實際上我完全是一個「精神奴隸」。

到六九年，我看出一些「破綻」來了：把我們當做奴隸、在我們面前揮舞皮鞭的人其實是空無所有，他們並不知道自己的明天。有人也許奇怪我會有這樣的想法，其實這也是容易理解的。我寫了幾十年的書嘛，總還有那麼一點「知識」。我現在完全明白「四人幫」為什麼那樣仇恨「知識」了。哪怕只有那麼一點「知識」，也會看出「我」的「破綻」來。何況是「知識分子」，何況還有文化！「你」有了對付「我」的武器，不行！非繳械不可。其實武器也可以用來為「你」服務嘛。不，不放心！「你」有了武器，「我」就不能安枕。必須把「你」的「知識」消除乾淨。

六七、六八年兩年中間我多麼願意能夠把自己那一點點「知識」挖空，挖得乾乾淨淨，就像掃除塵土那樣。但是這怎麼能辦到呢？果然從一九六九年起，我那麼一點點「知識」就作怪起來了。迷藥的效力逐漸減弱。我自己的思想開始活動。除了「造反派」、「革命左派」，還有「工宣隊」、「軍代表」……他們特別愛講話！他們的一言一行，我都看在眼裡，聽在耳裡，記在心上。我的思想在變化，儘管變化很慢，但是在變化，內心在變化。這以後我也不再是「奴在心者」了，我開始感覺到做一個「奴在心者」是多麼可鄙的事情。

在外表上我沒有改變，我仍然低頭沉默，「認罪服罪」。可是我無法再用別人的訓話思考了。我忽然發現在我周圍進行著一場大騙局。我吃驚，我痛苦，我不相信，我感到幻滅。我浪費了多麼寶貴的時光啊！但是我更加小心謹慎，因為我害怕。當我向神明的使者虔誠跪拜的時候，我倒有信心。等到我看出了虛偽，我的恐怖增加了，愛說假話的人什麼事都做得出來！無論如何我要保全自己。我不再相信通過苦行的自我改造了，在這種場合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道路也救不了我。我漸漸地脫離了「奴在心者」的精神境界，又回到「奴在身者」了。換句話說，我不是服從「道理」，我只是屈服於權勢，在武力之下低頭，靠說假話過日子。同樣是活命哲學，從前是：只求給我一條生路；如今是：我一定要活下去，看你們怎樣收場！我又記起一九六六年我和蕭珊用來互相鼓舞的那句話：堅持下去就是勝利。

蕭珊逝世，我卻看到了「四人幫」的滅亡。

編造假話，用假話騙人，也用假話騙了自己，而終於看到假話給人戳穿，受到全國人民的唾棄，這便是「四人幫」的下場。以「野蠻」征服「文明」、用「無知」戰勝「知識」的時代也跟著他們永遠地去了。

一九六九年我開始抄錄、背誦但丁的《神曲》，因為我懷疑「牛棚」就是「地獄」。這是我擺脫奴隸哲學的開端。沒有嚮導，一個人在摸索，我咬緊牙關忍受一切折磨，不再是為了贖罪，卻是想弄清是非。我一步一步艱難地走著，不怕三頭怪獸，不怕黑色魔鬼，不怕蛇發女怪，不怕赤熱沙地……我經受了幾年的考驗，拾回來「丟開」了的「希望」【註】，終於走出了「牛棚」。我不一定看清別人，但是我看清了自己。雖然我十分衰老，可是我還能用自己的思想思考。我還能說自己的話，寫自己的文章。我不再是「奴在心者」，也不再是「奴在身者」。我是我自己。我回到我自己身上了。

那動亂的十年，多麼可怕的一場大夢啊！

六月中旬

【註】見《神曲》《地獄篇》第三曲：「你們進來的人，丟開一切的希望吧。」

七十、致《十月》

《十月》雜誌創刊三週年，編輯同志來上海組稿，說是長短不論。我答應試試。我想談談關於編輯的一些事情。可是近大半年我的身體一直不好，感情激動起來，連寫字也困難，看來文章是寫不成的了，那就隨便談點感想吧。

我一直被認為是作家，但我也搞過較長時期的編輯工作，自以為兩方面的甘苦都懂得一點。過去幾十年中間我多次向編輯投稿，也多次向作家拉稿，我常有這樣的情況：做編輯工作的時候，我總是從編輯的觀點看問題，投稿的時候我又站在作家的立場對編輯提出過多的要求。事情過後，一本雜誌已經發行，一部叢書已出版，平心靜氣，回頭細想，才恍然大悟：作家和編輯應當成為誠意合作、互相瞭解的好朋友。

《十月》雜誌是很好的大型刊物。但它並不是一出現就光芒四射，它是逐漸改進、越辦越好的。刊物是為讀者服務的。用什麼來服務呢？當然是用作品。讀者看一份刊物，主要是看它發表的作品，好文章越多，編輯同志的功勞越大。倘使一篇好作品也拿不出來，這個刊物就會受到讀者的冷落，編輯同志也談不到為誰服務了。作品是刊物的生命。編輯是作家與讀者之間的橋樑。作家無法把作品直接送到讀者的手裡，要靠編輯的介紹與推薦，沒有這個助力，作家不一定能出來。刊物要是不能經常發表感動讀者、吸引讀者的好作品，編輯要是不能發現新的作家、不能團結好的作家，他們的工作就不會有成績。文學藝術是集體的事業，這個事業的發展和繁榮，與每一個文藝工作者都有關係，大家都有責任。大家都在從事一種共同的有益的工作，不能說誰比誰高。我覺得這樣的說法倒符合實際。

我想起一件事情：大概在一九六二年吧，上海一位出版局的負責人寫了一篇文章，替編輯同志們講了幾句話。他是一個大知識分子，也知道一點編輯工作的情況，聽到一些人的牢騷，想「安撫」他們，對他們做思想工作。沒有料到一篇文章闖了大禍，姚文元的「金棍子」馬上打到他的身上來了。他從此背上「雜家」的包袱，吃夠了苦頭。沒有人出來替他說一句公道話，只是因為有一位官比他大得多的人坐在姚文元的背後。但是解決是非問題，不靠官大官小。一轉眼二十年過去了，今天我仍然聽見作家們在抱怨、編輯們在發牢騷。我覺得兩方面都有道理，又都沒有道理。對每一方面我同樣勸告：對自己要求高一點，對別人要求低一點。前些時候我讀過一篇文章，說「批評也是一種愛護」，我不這樣看。不過「愛護」二字引起我一些想法，我要說，真正愛護作家的是好的編輯，同樣，好的編輯也受到作家的愛護。好作品喜歡同好文章排列在一起，這也是所謂「物以類聚」吧。一種刊物發表了兩三篇好文章，好的作品就像流水一樣彙集到它那裡，刊物選擇作品，作家也挑選刊物。我聽見一位作家對別人說：「某某是我的責任編輯。」聲音裡充滿感情，我看除了讀者們的鼓勵外，這就是對編輯的莫大酬報了。但是我又聽見一位作家抱怨，編輯不向他組稿，他連雜誌社的門向哪裡開也不知道。他當然有他的道理。但是我想勸他不要生氣，我說：「這樣倒好，主動權就在你手裡了。你有兩個辦法：第一他不組稿，你就不投稿，組不到好作品是他那個刊物的損失；第二他不來組稿，你也可以投稿，看他識貨不識貨。漏過了好作品是編輯的過失，他會受到讀者的批評。」拿我自己來說，我的作品在《小說月報》上發表過好些篇，可是《小說月報》編輯部的大門我一次也不曾進去過。正因為我不管這些，才有時間多寫作品。我從來不管誰來約稿誰不約稿，經常考慮的倒是在什麼刊物上發表作品比較好。當然別人用不用我的稿子，並不能由我自己決定。我也只是寫稿、投稿。作家嘛，時間應當花在寫作上。我還聽見有人批評編輯「偏心」，說他們「重名氣輕質量」。這已經是幾十年的老話了。不能說別人就沒有缺點，但我們更應該相信讀者。不要以為讀者對當前生活一無所知，對作品毫無欣賞力和判斷力。我看，一部作品的最高裁判員還是讀者。古今中外的文學名著是靠誰保留下來的呢？還不是讀者！也只能靠讀者。編輯不可能跟讀者對著幹，硬要編一本沒有人要看的刊物。刊物沒有人要看，一定辦不下去，編輯也得改行。讓兩方面都來經受時間的考驗吧，都來經受讀者的考驗吧。

我還想談一點個人的經驗和個人的感情。我在一些不同的場合講過了我怎樣走上文學的道路，在這裡我只想表示我對葉聖陶同志的感激之情，他是很好的作家和教育家，但我是把他當做很好的編輯而感謝的。我寫了長篇小說缺乏自信不敢投稿，從法國寄給在上海開明書店工作的朋友托他代印幾百冊。我赴法前看見過一位朋友的兄弟自印的小說，還記得書名叫《洄浪》，印費並不貴。年底我回到上海，朋友一見面就告訴我：「你用不著譯書賣稿籌印費了，《小說月報》明年第一期起連載你的小說。」原來當時《月報》的代理主編葉聖老經常去開明書店，他在我的朋友那裡看到我寄去的原稿，認為可以發表，就拿去推薦給讀者。倘使葉聖老不曾發現我的作品，我可能不會走上文學的道路，做不了作家，也很有可能我早已在貧困中死亡。作為編輯，他發表了不少新作者的處女作，鼓勵新人懷著勇氣和信心進入文壇。編輯的成績不在於發表名人的作品，而在於發現新的作家，推薦新的創作。我感激葉聖老，因為他給我指出了一條寬廣的路，他始終是一位不聲不響的嚮導。

我從來沒有把寫作當做成名成家的道路。作家不過是一種職業，一個工作崗位。作家不是一種資格，不是一種地位，不是一種官銜。我重視、熱愛這個職業、這個崗位，因為我可以用我的筆戰鬥，通過種種考驗為讀者、為人民服務。我做夢也沒有想到作家會是「社會名流」或者「太平紳士」或者「萬應膏藥」。我決不相信作家可以脫離作品而單獨存在，可以用題字、用名字、用講話代替自己的文章。我常常靜夜深思，難道我當初拿筆寫作，就是為了大寫「苦學自學」的經驗談，引導青年如何青雲直上，充當各種活動、各種場面的裝飾品？難道我所有辛勤的勞動都是為了個人的名利，我一切熱情的語言都是欺騙讀者的謊話？

有時我的思想似乎進入了迷宮，落到了痛苦的深淵，束手無策，不知道怎樣救出自己。忽然我的眼前出現了一位老人的笑顏，我心安了。五十年來他的眼睛一直在注視我。真是一位難得的好編輯！他不是白白地把我送進了「文壇」，他以身作則，給我指出為文為人的道路，我們接觸的時間不多，他也少給我寫信，但是在緊要關頭，他對我非常關心，他的形象也是對我的支持和鼓勵。我的文集開始發行的時候，我寫了一封信感謝他。「四人幫」垮臺後我每年去北京都要到他府上探望，他聽覺減退，我們交談已有困難。但是同他會見，讓他知道我的腦子還很清楚，使他放心，我自己也彷彿盡了責任。我們最近兩次會見，葉聖老都叫人攝影留念，我收到他從北京寄來的照片，我總是興奮地望著他的笑臉對人說：「這是我的責任編輯啊！」我充滿了自豪的感覺。我甚至覺得他不單是我的第一本小說的責任編輯，他是我一生的責任編輯。

對編輯同志，對那些默默無聞、辛勤工作的人，除了表示極大的敬意外，我沒有別的話可說了。但是我記得作家們抱怨過編輯同志的硃筆無情，那麼我就向同志們提出一個小小的要求：現在「文責自負」，就讓作者多負點責任吧。我一生改過不少人的文章，自己的文章也讓不少編輯刪改過，別人改我的文章，如果我不滿意，後來一定恢復原狀。我的經驗是：有權不必濫用，修改別人文章不論大刪小改，總得徵求作者同意。我當編輯的時候，常常對自己說：「要小心啊，你改別人文章，即使改對了九十八處，你改錯了兩處，你就是犯了錯誤。最好還是筆下留情，一，可以不改的就不改，或者少改；二，一切改動都要同作者商量。」我現在還是這樣看法。

以上只是我對一般編輯工作的意見。這個小小的要求並不是向《十月》提出的。很慚愧，說到《十月》，我就想起那一筆不曾償還的文債。《十月》創刊的時候我答應投稿，可是三年中我沒有給刊物寄過一行文字。看來，我再也寫不出適合刊物的像樣文章了，編輯同志不會責怪我。但是作為讀者，我讀到好的作品就想起編輯們的勤勞和苦心，既高興又感謝。刊物在發展，在前進。讀者的眼光永遠注視著你們前進的腳步，奮勇直前吧，親愛的朋友們。

七月二十五日

七十一、《序跋集》跋

幾十年來我編選過不少的集子，有長篇，有短篇；有創作，有翻譯。我保留著一個印象：為自己編選集子是一件愉快的事。可是這一回編選《序跋集》，我感到了厭倦，說句老實話，我幾乎無法完成這工作。

為什麼呢？……我不能把責任全推給「衰老」。固然我現在拿筆寫字手就發抖；我越是著急，手和筆尖都停在原地越難移動，但我也掙扎著抄寫了一些較短的前言後記。而且在這方面我還有一個得力的助手，我的侄女國煣為我做了大量的工作，收在這個集子裡的大部分的序跋，特別是那些滔滔不絕的「代序」都是她抄錄的。我應當感謝她。

為什麼呢？……是不是在編選上花了很多功夫，使我感到十分吃力？不。其實編選工作並不繁難，何況我（一）定下了一個範圍：只收文學著譯的序跋。（二）又聲明會有遺漏，收集不一定完全。「不完全」，這是事實。但先來一個聲明，等於網開一面，留一條出路：反正有遺漏，多一篇，少一篇，關係不大。我也用不著苦心「求全」了。

那麼為什麼會感到厭倦呢？是由於閱讀五十四年中間自己寫的那一大堆前言後記吧，我看一定是這樣。我想起了一件事情：在一九七○年或者七一年我還在奉賢縣「五．七幹校」的時候，有一天工宣隊老師傅帶著我們機關「造反派」到我家去抄書，拿走了幾本張春橋和姚文元的著作，這些書都是「文化大革命」前在上海出版的，一直放在書架上，我想它們該是最保險的吧。沒有想到給沒收的偏偏是它們。後來我回家休假，蕭珊講起這件事，我們起初大惑不解，想了一陣，取得了一致的看法：可能他們過去寫的文章並不都證明他們生來就正確，而且一貫正確，因此不利於身居高位的今天的他們，還是將它們沒收燒燬為妙。

我堅持這個看法，我有夠多的經驗和體會。我寫過多少很不正確的文章，連自己也搞不清楚。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揭發一篇，就鬥一次，還要我寫檢查交代。不讓我看原文，也不對我說明文章的內容，卻要我像猜謎一樣承認有罪，我實在應付不了！我怕極了，真的朝夕盼望來一場天火把我過去寫的文章燒光。我的這種想法，我的這種精神狀態也許是接連不斷的多次運動的後果。倘使我遲生幾十年，就不會背上那麼沉重的包袱，我可能一個字也不會寫，更有可能不讓人抓住辮子。我有幸躲掉了幾次運動，可是最後在「文化大革命」中給揪住算總賬，一筆也不放過。那麼重的包袱！那麼多的辮子！我從小熟悉一句俗話：「在劫難逃」，卻始終不相信。但聽慣棍棒聲音的人很難說自己毫無餘悸。

我明白了。一大堆包袱和辮子放在我面前，我要把它們一一地清理。這決不是愉快的工作。我多麼想把它們一筆勾銷，一口否定。然而我無權無勢，既毀不了，又賴不掉，只好老老實實把包袱和辮子完全攤開展覽出來，碰碰運氣。即使等待我的是批判，我也只好硬著頭皮接受。不管你相信不相信，「在劫難逃」嘛。

我又想起一樁往事：我開始寫第一本小說《滅亡》的時候，住在巴黎拉丁區一家小旅館裡，離先賢祠很近。我經常在飛著細雨的黃昏，在先賢祠前廣場上盧騷（梭）的銅像下徘徊。我尊敬盧騷（梭），稱他為「老師」，一，我學習他寫《懺悔錄》講真話；二，我相信他的說法：人生來是平等的。五十四年過去了，可是今天還有人告訴我：人是應該分為等級的。那麼根據我幾十年的寫作經驗，我大概屬於挨批的一等吧。我即將進入八十高齡，看來到死我也不會上升為批人的那個等級了。因此對著五十四年來留下的包袱和辮子，我不會感到心情舒暢。

但是我終於把它們閱讀完畢了。我回過頭重走了五十四年的路。我興奮，我思索，我回憶，我痛苦。我彷彿站在雜技場的圓形舞台上接受批鬥，為我的寫作生活做了徹底的交代。《序跋集》是我的真實歷史。它又是我心裡的話。不隱瞞，不掩飾，不化妝，不賴賬，把心赤裸裸地掏了出來。不怕幼稚，不怕矛盾，也不怕自己反對自己。事實不斷改變，思想也跟著變化，當時怎麼想怎麼說就讓它們照原樣留在紙上。替自己解釋、辯護，已經成為多餘。五十四年來我是怎樣生活的，我是怎樣寫作的，我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我究竟做過些什麼樣的事，等等等等，在這本書裡都可以找到回答。有人要批判我，它倒是很好的材料。至少我的思想的變化在這裡毫不隱蔽地當眾展覽了。

「四人幫」還在台上的時候，「革命造反派」不止一次地威脅我，說是批判我「要一直批到共產主義社會」。說話人的凶相我至今忘記不了。我不想死後得到安息，我知道自己進不了天堂。但倘使有一位偉大的詩人能把我的靈魂帶進「共產主義社會」，即使去受批判，即使必須走遍「地獄」和「煉獄」，我也心甘情願。

結束了這個使我感到厭倦的工作，我吐一口氣，覺得輕鬆多了。這本集子是那位北京的朋友鼓勵我編輯的，我感謝他的幫助，我還請求他允許我把我的《序跋集》獻給下一代和再下一代的讀者，我非常願意接受他們的批判。

八月十日在莫干山

七十二、懷念魯迅先生

四十五年了，一個聲音始終留在我的耳邊：「忘記我。」聲音那樣溫和，那樣懇切，那樣熟悉，但它常常又是那樣嚴厲。我不知對自己說了多少次：「我決不忘記先生。」可是四十五年中間我究竟記住一些什麼事情？！

四十五年前一個秋天的夜晚和一個秋天的清晨，在萬國殯儀館的靈堂裡我靜靜地站在先生靈柩前，透過半截玻璃棺蓋，望著先生的慈祥的面顏，緊閉的雙眼，濃黑的唇髭，先生好像在安睡。四周都是用鮮花扎的花圈和花籃，沒有一點干擾，先生睡在香花叢中。兩次我都注視了四五分鐘，我的眼睛模糊了，我彷彿看見先生在微笑。我想，要是先生睜開眼睛坐起來又怎麼樣呢？我多麼希望先生活起來啊！

四十五年前的事情彷彿就發生在昨天。不管我忘記還是不忘記，我總覺得先生一直睜著眼睛在望我。

我還記得在烏雲蓋天的日子，在人獸不分的日子，有人把魯迅先生奉為神明，有人把他的片語隻字當成符咒；他的著作被人斷章取義、用來打人，他的名字給新出現的「戰友」、「知己」們作為裝飾品。在香火燒得很旺、咒語念得很響的時候，我早已被打成「反動權威」，做了先生的「死敵」，連紀念先生的權利也給剝奪了。在作協分會的草地上有一座先生的塑像。我經常在園子裡勞動，拔野草，通陰溝。一個窄小的「煤氣間」充當我們的「牛棚」，六七名作家擠在一起寫「交代」。我有時寫不出什麼，就放下筆空想。我沒有權利拜神，可是我會想到我所接觸過的魯迅先生。在那個秋天的下午我向他告了別。我同七八千群眾伴送他到墓地。在暮色蒼茫中我看見覆蓋著「民族魂」旗子的棺木下沉到墓穴裡。在「牛棚」的一個角落，我又看見了他，他並沒有改變，還是那樣一個和藹可親的小小老頭子，一個沒有派頭、沒有架子、沒有官氣的普通人。

我想的還是從前的事情，一些很小、很小的事情。

我當時不過是一個青年作家。我第一次編輯一套《文學叢刊》，見到先生向他約稿，他一口答應，過兩天就叫人帶來口信，讓我把他正在寫作的短篇集《故事新編》收進去。《叢刊》第一集編成，出版社刊登廣告介紹內容，最後附帶一句：全書在春節前出齊。先生很快地把稿子送來了，他對人說：他們要趕時間，我不能耽誤他們（大意）。其實那只是草寫廣告的人的一句空話，連我也不曾注意到。這說明先生對任何工作都很認真負責。我不能不想到自己工作的草率和粗心，我下決心要向先生學習，才發現不論是看一份校樣，包封一本書刊，校閱一部文稿，編印一本畫冊，事無大小，不管是自己的事或者別人的事，先生一律認真對待，真正做到一絲不苟。他印書送人，自己設計封面，自己包封投郵，每一個過程都有他的心血。我暗中向他學習，越學越是覺得難學。我通過幾位朋友，更加瞭解先生的一些情況，瞭解越多我對先生的敬愛越深。我的思想、我的態度也在逐漸變化。我感覺到所謂潛移默化的力量了。

我開始寫作的時候，拿起筆並不感到它有多麼重，我寫只是為了傾吐個人的愛憎。可是走上這個工作崗位，我才逐漸明白：用筆作戰不是簡單的事情。魯迅先生給我樹立了一個榜樣。我仰慕高爾基的英雄「勇士丹柯」，他掏出燃燒的心，給人們帶路，我把這幅圖畫作為寫作的最高境界，這也是從先生那裡得到啟發的。我勉勵自己講真話，盧騷（梭）是我的第一個老師，但是幾十年中間用自己的燃燒的心給我照亮道路的還是魯迅先生。我看得很清楚：在他，寫作和生活是一致的，作家和人是一致的，人品和文品是分不開的。他寫的全是講真話的書。他一生探索真理，追求進步。他勇於解剖社會，更勇於解剖自己；他不怕承認錯誤，更不怕改正錯誤。他的每篇文章都經得住時間的考驗，他的確是把心交給讀者的。我第一次看見他，並不感覺到拘束，他的眼光，他的微笑都叫我放心。人們說他的筆像刀一樣鋒利，但是他對年輕人卻懷著無限的好心。一位朋友在先生指導下編輯一份刊物，有一個時期遇到了困難，先生對他說：「看見你瘦下去，我很難過。」先生介紹青年作者的稿件，拿出自己的稿費印刷年輕作家的作品。先生長期生活在年輕人中間，同年輕人一起工作，一起戰鬥，分清是非，分清敵友。先生愛護青年，但是從不遷就青年。先生始終愛憎分明，接觸到原則性的問題，他決不妥協。有些人同他接近，後來又離開了他；一些「朋友」或「學生」，變成了他的仇敵。但是他始終不停腳步地向著真理前進。

「忘記我！」這個熟悉的聲音又在我的耳邊響起來，它有時溫和有時嚴厲。我又想起四十五年前的那個夜晚和那個清晨，還有自己說了多少遍的表示決心的一句話。說是「決不忘記」，事實上我早已忘得乾乾淨淨了。但在靜寂的靈堂上對著先生的遺體表示的決心卻是抹不掉的。我有時感覺到聲音溫和，彷彿自己受到了鼓勵，我有時又感覺到聲音嚴厲，那就是我借用先生的解剖刀來解剖自己的靈魂了。

二十五年前在上海遷葬先生的時候，我做過一個秋夜的夢，夢景至今十分鮮明。我看見先生的燃燒的心，我聽見火熱的語言：為了真理，敢愛，敢恨，敢說，敢做，敢追求。……但是當先生的言論被利用、形象被歪曲、紀念被壟斷的時候，我有沒有站出來講過一句話？當姚文元揮舞棍子的時候，我給關在「牛棚」裡除了唯唯諾諾之外，敢於做過什麼事情？

十年浩劫中我給「造反派」當成「牛」，自己也以「牛」自居。在「牛棚」裡寫「檢查」、寫「交代」混日子已經成為習慣，心安理得。只有近兩年來咬緊牙關解剖自己的時候，我才想起先生也曾將自己比做「牛」。但先生「吃的是草，擠出來的是奶和血」。這是多麼優美的心靈，多麼廣大的胸懷！我呢，十年中間我不過是一條含著眼淚等人宰割的「牛」。但即使是任人宰割的牛吧，只要能掙斷繩索，它也會突然跑起來的。

「忘記我！」經過四十五年的風風雨雨，我又回到了萬國殯儀館的靈堂。雖然膠州路上殯儀館已經不存在，但玻璃棺蓋下面慈祥的面顏還很鮮明地現在我的眼前，印在我的心上。正因為我又記起先生，我才有勇氣活下去。正因為我過去忘記了先生，我才遭遇了那些年的種種的不幸。我會牢牢記住這個教訓。

若干年來我聽見人們在議論：假如魯迅先生還活著……當然我們都希望先生活起來。每個人都希望先生成為他心目中的那樣。但是先生始終是先生。

為了真理，敢愛，敢恨，敢說，敢做，敢追求……

如果先生活著，他決不會放下他的「金不換」。他是一位作家，一位人民所愛戴的偉大的作家。

七月底

七十三、「鷹的歌」

【註】責任編輯注：本文根據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二月版的《真話集》第六七至六八頁排印。

※※※

為了配合魯迅先生誕生一百週年紀念活動，《收穫》雜誌向我組稿，我寫了一篇《懷念魯迅先生》。文章不長，但講的都是心裡話。我見過魯迅先生，腦子裡還保留著鮮明的印象。回想四十五六年前的情景，彷彿自己就站在先生的面前，先生是怎樣的一個人，我有我的看法。我多麼希望再有機會聽先生談笑，可是我不相信有所謂「陰間」或「九泉」，連我自己也快到「化做灰燼」的年紀了。寫這篇短文的時候，我是受到懷念的折磨的。

七月底我把寫好的《懷念》送到《收穫》編輯部，拿到文章的清樣後，再寄給《大公報．大公園》副刊的編者，當時他正在北京度假。

今年我在瑞士首都伯爾尼過國慶節，在我國駐瑞士的大使館裡聽一位同志說，她在香港報上讀到我懷念魯迅先生的文章。回國後我雜事較多，也就忘記翻看自己的發表過的短文。倘使不是一位朋友告訴我有過刪節的事，我還不知道我紀念魯迅先生的文章在香港發表的不是全文，凡是與「文化大革命」有關或者有「牽連」的句子都給刪去了，甚至魯迅先生講過的他是「一條牛，吃的是草，擠出來的是奶和血」的話也給一筆勾銷了，因為「牛」和「牛棚」有關。

讀完被刪削後的自己的文章，我半天講不出話，我疑心在做夢，又好像讓人迎頭打了一拳。我的第一部小說同讀者見面已經是五十幾年前的事了。難道今天我還是一個不能為自己文章負責的小學生？

刪削當然不會使我沉默。魯迅先生不是給我們樹立了很好的榜樣？我還要繼續發表我的「隨想」。從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到一九八一年九月將近三年的長時間裡，《大公園》連續刊出了我的七十二篇「隨想」。我的「無力的叫喊」給我帶來了鼓勵和響應，主要依靠讀者們的支持。我感謝一切對我表示寬容的人（《大公園》的編者也在其中）。

我的《隨想錄》好比一隻飛鳥。鳥生雙翼，就是為了展翅高飛。我還記得高爾基早期小說中的「鷹」，它「胸口受傷，羽毛帶血」，不能再上天空，就走到懸崖邊緣，「展開翅膀」，滾下海去。高爾基稱讚這種飛鳥說：「在勇敢、堅強的人的歌聲中你永遠是一個活的榜樣。」

我常常聽見「鷹的歌」。

我想，到了不能高飛的時候，我也會「滾下海去」吧。

十一月下旬，未發表

七十四、《懷念集》序

病中閒不慣，編輯了一本《懷念集》，還為這小書寫了如下的序言：

我把過去寫的懷舊的文章集在一起，編成這本懷念的書，從頭到尾重讀一遍，彷彿在自己一生的收支簿上做了一個小結。不用說賬上還有遺漏，但是我也看得出來：我負債太多。這麼一大筆友情的債，像一個沉重的包袱壓住我的肩頭。在向前進的時候我反覆思考（我不能不思考），我面前出現兩條路：或者還清欠債，或者宣告破產。

我當然挑選前一條路，我編印《懷念集》就是為了還債，不是為了「賴賬」。其實要賴賬，現在也容易找到借口。有人不是在宣傳忘記過去嗎？這樣的「號召」有理由，但可惜我不是一個沒有感情、沒有思想的木偶。「四人幫」迫害我不止十年，想使我「脫胎換骨」變成木偶，我幾乎上了圈套，甚至可以說我已經在由人變木的路上走完百分之七八十的路程，然而我那一點點感情和思想始終不曾凍僵、變硬，我還保留了那麼一點點我自己的東西。我所謂的「自己的東西」，就是我在這本懷念的書中記錄下來的——我的經歷、我的回憶、我的感激、我的自責、我的愛憎、我的複雜的思想感情以及我的曲折的人生道路。這些都是忘不了、賴不掉的，它們不斷地折磨我的心靈。人怎麼能忘記自己的過去呢？你難道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你難道真是永遠正確的？你難道一生不曾負過債？難道欠下的債就不想償還？最好還是先來個「小結」吧。

在這本書裡我也記下了「四人幫」的罪行，我有不少的朋友是給「四人幫」或者他們的爪牙迫害致死的，而且有的人死得非常悲慘。他們死了，而我活下來，我活著並不是為了忘掉他們，而是為了讓更多的人記住他們，為了讓他們活下去。我活著不是為了「撈一把」補償十年浩劫中的損失，我願意把我這剩餘的心血和精力，把我晚年的全部愛和恨獻給我的社會主義祖國和勤勞、善良的人民。

我不講假話，我不講空話。這本書是為那許多位我所敬愛的人和對我十分親近的死者而寫的。我不能用污水玷污他們的紀念。雖然我不相信神和鬼，但是我經常覺得有許多雙眼睛望著我，不放鬆我的一言一行。我不能不對那些敬愛的死者負責，《懷念集》裡的每一篇文章都是我的無法背棄的誓言。

我不是白白地編寫這本懷念的書，敬愛的死者都是我學習的榜樣。說真話，我一直在向前看，也一直在向前進。對一個七十八歲的老人來說，我知道我的前面就立著「死亡」，可是我決不悲觀，也決不害怕。我不想違背自然規律，然而我也要學習前人，嚴格要求自己。只有這樣我才有權利懷念敬愛的死者。

一九八二年一月十三日

七十五、小端端

〈一〉

我們家庭年紀最小的成員是我的小外孫女，她的名字叫端端。

端端現在七歲半，念小學二年級。她生活在成人中間，又缺少小朋友，因此講話常帶「大人腔」。她說她是我們家最忙，最辛苦的人，「比外公更辛苦」。她的話可能有道理。在我們家連她算在內大小八口中，她每天上學離家最早。下午放學回家，她馬上擺好小書桌做功課，常常做到吃晚飯的時候。有時為了應付第二天的考試，她吃過晚飯還要溫課，而考試的成績也不一定很好。

我覺得孩子的功課負擔不應當這樣重，偶爾對孩子的父母談起我的看法，他們說可能是孩子貪玩不用心聽講，理解力差，做功課又做得慢，而且常常做錯了又重做。他們的話也許不錯，有時端端的媽媽陪孩子複習數學，總要因為孩子「頭腦遲鈍」不斷地大聲訓斥。我在隔壁房裡聽見叫聲，不能不替孩子擔心。

我知道自己沒有發言權，因為我對兒童教育毫無研究。但是我回顧了自己的童年，回想起過去的一些事情，總覺得灌輸和責罵並不是好辦法。為什麼不使用「啟發」和「誘導」，多給孩子一點思索的時間，鼓勵他們多用腦筋？我想起來了：我做孩子的時候，人們教育我的方法就是責罵和灌輸；我學習的方法也就是「死記」和「硬背」（誦）。七十年過去了，我們今天要求於端端的似乎仍然是死記和硬背，用的方法也還是灌輸和責罵。只是課本的內容不同罷了，豈但不同，而且大不相同！可是學生功課負擔之重，成績要求之嚴格，卻超過從前。端端的父母經常警告孩子：考試得分在九十分以下就不算及格。我在旁聽見也膽戰心驚。我上學時候最怕考試，走進考場萬分緊張，從「死記」和「硬背」得來的東西一下子忘得精光。我記得在高中考化學我只得三十分，是全班最末一名，因此第二次考試前我大開夜車死記硬背，終於得到一百分，否則我還畢不了業。後來雖然畢了業，可是我對化學這門課還是一無所知。我年輕時候記性很好，讀兩三遍就能背誦，但是半年以後便逐漸忘記。我到了中年才明白強記是沒有用的。

幾十年來我常常想，考核學習成績的辦法總得有所改變吧。沒有人解答我這個問題。到了一九六八年我自己又給帶進考場考核學習毛澤東思想的成績。這是「革命群眾」在考「反動權威」，不用說我的成績不好，鬧了笑話。但是出乎我的意外，我愛人蕭珊也被「勒令」參加考試，明明是要看她出醜。她緊張起來，一個題目也答不出來，交了白卷。她氣得連中飯也不吃。我在樓梯口遇見她，她不說一句話，一張蒼白色的臉，眼睛裡露出怨恨和絕望的表情，我至今不會忘記。

我還隱約記得（我的記憶力已經大大地衰退了）亞．赫爾岑在西歐亡命的時期中夢見在大學考試，醒來感到輕鬆。我不如他，我在六十幾歲還給趕進考場，甚至到了八十高齡也還有人找我「命題作文」。那麼我對考試的畏懼只有到死方休了。

我常常同朋友們談起端端，也談起學校考試和孩子們的功課負擔。對考試各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們一致認為，減輕孩子們精神上的負擔是一件必須做的事情。朋友們在一起交流經驗，大家都替孩子們叫苦，有的說，學習上有了進步，身體卻搞壞了；有的說：孩子給功課壓得透不過氣來，思想上毫無生氣；有的說：我們不需要培養出唯唯諾諾的聽話的子弟……意見很多，各人心裡有數。大家都願意看見孩子「活潑些」。大家都認為需要改革，都希望改革，也沒有人反對改革。可是始終不見改革。幾年過去了，還要等待什麼呢？從上到下，我們整個國家、整個社會都把孩子們當做花朵，都把希望寄託在孩子們的身上，那麼為什麼這樣一個重要問題都不能得到解決，必須一天天地拖下去呢？

「拖」是目前我們這個社會的一個大毛病。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可以這樣說，不過我的確是這樣想的。

〈二〉

也還是端端的事情。

端端有一天上午在學校考數學，交了卷，九點鐘和同學們走出學校。她不回家，卻到一個同學家裡去玩了兩個小時，到十一點才回來。她的姑婆給她開門，問她為什麼回家這樣遲。她答說在學校搞大掃除。她的姑婆已經到學校去過，知道了她離校的時間，因此她的謊話就給揭穿了。孩子受到責備哭了起來，承認了錯誤。她父親要她寫一篇「檢查」，她推不掉，就寫了出來。

孩子的「檢查」很短，但有一句話我現在還記得：「我深深體會到說謊是不好的事。」這是她自己寫出來的。又是「大人腔」！大家看了都笑起來。我也大笑過。端端當然不明白我們發笑的原因，她也不會理解「深深體會到」這幾個字的意義。但是我就能夠理解嗎？我笑過後卻感到一陣空虛，有一種想哭的感覺。十年浩劫中（甚至在這之前）我不知寫過、說過多少次「我深深體會到」。現在回想起來，我何嘗有一個時期苦思冥想，或者去「深深地體會」？我那許多篇檢查不是也和七歲半孩子的檢查一樣，只是為了應付過關嗎？固然我每次都過了關，才能夠活到現在，可是失去了的寶貴時間究竟有沒有給奪回了呢？

空話、大話終歸是空話、大話，即使普及到七八歲孩子的嘴上，也解決不了問題。難道我們還沒有吃夠講空話、大話的苦頭，一定要讓孩子們重演我們的悲劇？

我唯一的希望是：孩子們一定要比我們這一代幸福。

一月二十日

七十六、懷念馬宗融大哥

羅淑（世彌）逝世後十一年，她的丈夫馬宗融也離開了人世。他是按照回族的習慣，舉行公葬儀式，埋在回民公墓的。宗融死於一九四九年四月上旬，正是上海解放的前夕，大家都有不少的事情，沒有人拉住我寫悼念文章。他的兩個孩子住在我們家裡，有時我同他們談過話，靜下來我的眼前便會出現那位長兄似的友人的高大身影，我忍受不了這分別，我又不能向他的孩子訴說我的痛苦，為了平靜我的感情的波濤，我對自己說：「寫吧，寫下你心裡的話，你會覺得好受些。」我過去的懷念文章大都是懷著這種心情寫成的。但是這一次我卻靜不下心來，一直沒有寫，新的繁忙的工作佔去了我的大部分時間，事情多了起來，人就顧不得懷舊了。這樣地一拖就是幾年、甚至幾十年。三十三年了！這中間我常有一種負債的感覺，彷彿欠了「馬大哥」一筆債。我想還債，但是越拖下去，我越是缺乏拿筆的勇氣，因為時間越久，印象越淡，記憶也越模糊，下筆就不那麼容易。儘管欠債的感覺還常來折磨我，我已經決定擱筆不寫了。

現在是深夜十一點一刻鐘，又是今年第一個寒冷的夜，我坐在書桌前手僵腳凍。四周沒有一點聲音。我不想動，也不想睡，我願意就這樣地坐下去。但是我的腦子動得厲害，它幾十年前前後後來回地跑。我分明聽見好些熟人講話的聲音，久別了的亡友在我的眼前一一重現。為什麼？為什麼？……難道我真的走到了生命的盡頭、就要參加他們的行列？難道我真的不能再做任何事情必須撒手而去？不，不！我想起來了。在我不少悼念的文章裡都有類似這樣的話：我不單是埋葬死者，我也是在埋葬我自己的一部分。我不會在亡友的墓前說假話，我背後已經築起了一座高墳，為了準備給自己這一生作總結，我在挖這座墳，挖出自己的過去，也挖出了親友們的遺物。

我又一次看見了馬宗融大哥，看見他那非常和藹的笑容。他說：「你好嗎？這些年？」他在我背後的沙發上坐下來，接下去又說：「我們替你擔心啊！」多麼親切的聲音。我站起來喚一聲「馬大哥！」我回過頭去，眼前只有一屋子的書刊和信件，連沙發上也凌亂地堆著新書和報紙，房裡再沒有其他的人，我的想像走得太遠了。怎麼辦呢？關在自己的屋子裡，對著四壁的舊書，沒有爐火，沒有暖氣，我不能更甚地薄待自己了，索性放鬆一點，讓我的想像自由地奔跑一會兒吧，反正它（或者它們）衝不出這間屋子。於是我拿起筆寫出我「拖」了三十多年的懷念。

我第一次看見馬大哥，是在一九二九年春夏之際的一個晚上，當時我已熟悉他的名字，在雜誌上讀過他翻譯的法國短篇小說，也聽見幾個朋友談到他的為人：他大方好客，愛書如命，脾氣大，愛打不平。我意外地在索非家遇見他，交談了幾句話，我們就成了朋友。他約我到離索非家（我也住在那裡）不遠的上海大戲院去看德國影片《浮士德》。看完電影他又請我喝咖啡。在咖啡店裡，他吐露了他心裡的秘密：他正在追求一位朋友的妹妹，一個就要在師範學校畢業的姑娘。她哥哥有意成全他們，他卻猜不透姑娘的心思，好些時候沒有得到成都的消息，一天前她突然來信託他打聽在法國工作的哥哥的近況，而且是一封充滿希望的信！他無法掩飾他的興奮，談起來就沒完沒了，不給我插嘴的機會。我要告辭，他說還早，拉住我的膀子要我坐下。他談了又談，我們一直坐到客人走光，咖啡店準備「打烊」的時候，他似乎還沒有把話說盡。我們真可以說是一見如故，關於我他就只讀過我翻譯的一本《麵包略取》（克魯泡特金原著）和剛剛在《小說月報》上連載的《滅亡》。

不久聽說他回四川去了。我並不盼望他寫信來，他是出了名的「寫信的懶人」。不過我卻在等待好消息，我料想他會得到幸福。等待是不會久的，九月下旬一個傍晚他果然帶著那位姑娘到寶光裡來了。姑娘相貌端正，舉止大方，講話不多，卻常帶笑容，她就是七年後的《生人妻》的作者羅淑。分別幾月他顯得斯文了，客氣了，拘束了。他要到里昂中法大學工作，姑娘去法國找尋哥哥，他們明天就上船出發，因此不能在這裡多談。我和朋友索非送他們到門口，我同他握手分別，因為旁邊有一位姑娘，我們倒顯得生疏了。

我不曾收到一封從法國寄來的信，我也差不多忘記了馬大哥。我照常過著我那四海為家的生活，帶著一枝自來水筆到處跑，跑累了便回到上海休息。一九三四年初我從北平回上海，又見到了馬大哥，這次是他們一家人，他和那位姑娘結了婚，生了女兒。我認識了羅淑，在他們夫婦的身邊還看見當時只會講法國話的小姑娘。

一九三五年下半年文化生活出版社成立後，我在上海定居下來。那個時候他們夫婦住在拉都路（襄陽路）敦和裡，我住在狄思威路（溧陽路）麥加裡，相隔不近，我們卻常有機會見面。我和兩三個熟人一個月裡總要去他們家過幾個夜晚，暢談文學、生活和我們的理想。馬大哥為了一家人的生活，正在給中法文化基金委員會翻譯一本法文哲學著作，晚上是他工作的時間，他經常煮一壺咖啡拿上三樓，關在那裡一直工作到深夜。有時知道我去，他也破例下樓高興地參加我們的漫談，談人談事，談過去也談未來，當然更多地談現在。海闊天空，東南西北，宇宙蒼蠅，無所不談，但是講的全是心裡的話，真可以說大家都掏出了自己的心，也沒有人擔心會給別人聽見出去「打小報告」。我和馬大哥一家之間的友誼就是這樣一種友誼。

這樣的生活一直繼續到一九三六年第四季度他們一家離開上海的時候。這中間發生過一件事情。我有一個朋友曾經在廈門工會工作，因電燈公司罷工事件坐過牢，後來又到東北參加「義勇軍」活動。有時他來上海找不到我，就到開明書店去看索非，他也是索非的友人，最近一次經過上海他還放了一口箱子在索非家中。這件事我並不知道。一九三五年冬季在上海發生了日本水兵中山秀雄給人殺害的事件，接著日本海軍陸戰隊按戶搜查一部分虹口區的中國居民。索非的住處也在日本勢力範圍內，他們夫婦非常擔心，太太忽然想起了朋友存放的箱子，說是上次朋友開箱時好像露出了「義勇軍」的什麼公文。於是他們開箱查看，果然箱內除公文外還有一支手槍和一百粒子彈。沒有別的辦法，我馬上帶著箱子坐上人力車，從日本海軍陸戰隊佈崗警戒下的虹口來到當時的「法租界」。馬大哥給我開了門。他們夫婦起初感到突然，還以為我出了什麼事。但是我一開口，他們就明白了一切。箱子在他們家樓上一直存放到他們動身去廣西的時候。

在舊社會並沒有所謂「鐵飯碗」。他拿到半年的聘書去桂林，不知道半年後還能不能在廣西大學待下去，也只能作短期的打算。他讓我搬到敦和裡替他們看家，到暑假他們果然踐約歸來。他們作好了計劃：羅淑留在上海生小孩，馬大哥繼續去桂林教書，過一段時期他們全家搬去，定居桂林。他們把敦和裡的房子讓給朋友，另外租了地段比較安靜的新居。馬大哥按預定計劃動身，羅淑定期到醫院檢查，一切似乎進行得順利。但是一九三七年「八．一三」的槍聲打亂了他們的安排，馬大哥由湖南改去四川，羅淑帶著女兒離開上海去同他會合。第二年二月他們的兒子在成都誕生，可是不到二十天母親就患產褥熱死在醫院裡面。三月初我從兄弟的來信中知道這個不幸的消息，好像在做夢，我不願意相信一個美滿的家庭會這麼容易地給死亡摧毀。我想起幾個月中間他們夫婦幾次給我寄信發電報催我早回四川，他們關心我在上海的安全。我想起分別前羅淑有一次講過的話：「這個時候我一定要趕到老馬身邊，幫助他。他像個大孩子，又像是一團火。」他們結婚後就只有這短時期的分離。她在兵荒馬亂中冒著敵機轟炸的危險趕到他面前，沒有想到等待她的是死亡，他們重聚的時間竟然這麼短。我失去了一位敬愛的朋友，但是我不能不想到羅淑的病逝對馬大哥是多麼大的一個打擊。過去的理想破滅了，計劃也成了泡影。《生人妻》的作者留下一大堆殘稿，善良而能幹的妻子留下一個待教育的女孩和一個吃奶的嬰兒，對於過慣書齋生活的馬大哥我真不敢想像他的悲痛。我寫了信去。信不會有多大用處。誰能撲滅那一團火呢？

不久我離開上海去廣州，在轟炸中過日子，也在轟炸中跑了不少地方。兩年多以後我到了重慶，在沙坪壩住下來。我去北碚復旦大學看望朋友，在馬大哥的家裡我們談到夜深，恨不得把將近三年的事情一晚上談光。他似乎老了許多，也不像過去那樣愛書了，但還是那麼熱情，那麼健談，講話沒有保留，沒有顧忌，他很可能跟我暢談一個通宵，倘使沒有他第二位夫人的勸阻。夫人是羅淑在廣西結識的朋友，她是為了照顧羅淑留下的孩子才同宗融結婚的。對那個孩子她的確是一位好母親，可是我看出來在馬大哥的生活裡她代替不了羅淑。一談起羅淑他就眼淚汪汪。

他一家住在學校附近，自己租的農家房屋。當時在大後方知識分子的厄運已經開始。馬大哥不是知名學者，著作很少，平時講話坦率，愛發表議論，得罪過人，因此路越走越窄，生活也不寬裕。他的心情很不舒暢。然而他仍舊常帶笑容，並不把困難放在心上，雖然發脾氣的時候多了起來。朋友們關心他，有時也議論他，但是大家都喜歡他。他真像一團火，他的到來就彷彿添了一股熱流，冷靜的氣氛也變成了熱烈。他同教授們相處並不十分融洽，但在文藝界中卻有不少知心朋友。他住在黃桷樹，心卻在重慶的友人中間，朋友們歡聚總少不了他，替別人辦事他最熱心。他進城後活動起來常常忘記了家。老捨同志知道他的毛病，經常提醒他，催促他早回家去。

他朋友多，對人真誠，在他的身上我看出了交友之道。我始終記得一九四一年發生的一件事情：他有一位朋友思想進步，同學生接近，也很受歡迎，但是由於校外勢力的壓迫和內部的排擠給學校解聘，準備去別處就業。朋友動身前學生開會歡送，馬大哥在會上毫無顧忌地講了自己心裡的話。在這之前另一位同他相熟的教授到他家串門，談起被解聘的朋友，教授講了不少壞話。他越聽越不耐煩，終於發了脾氣罵起來：「你誣蔑我的朋友就是誣蔑我！我不要聽！你出去！出去！」他把教授趕走了。他為了朋友不怕得罪任何人。沒有想到六年以後在上海他也讓這個學校（學校已經搬回了上海了）解了聘，只好帶著全家渡海，去台北。我聽見他的一位同事談起解聘的原因：上海學生開展反飢餓運動的時候，他們學校當局竟然縱容當地軍警開進校園逮捕同學。馬大哥對這種做法十分不滿，在校務會議上站出來慷慨直言，拍案怒斥。這是他的本色，他常說，為了維護真理，顧不得個人的安危！

我第一次回到四川，一九四一年初去過成都探親，不久他也來成都為羅淑掃墓。我們一起到墓地，只有在這裡他顯得很憂傷，平日他和友人見面總是有說有笑。一叢矮樹編成的短籬圍著長條的墓地，十分安靜，墓前有石碑，墓旁種花種樹，我彷彿來到分別了四年的友人的家。我的心平靜，覺得死者只是在內屋休息，我們在廊下等待。我小聲勸慰馬大哥：「真是個好地方。世彌在這裡安息多麼好。」他搖搖頭苦惱地說：「我忘記不了她啊！」他拍拍我的肩頭，他的手掌還是那麼有力。我向他建議將來在這裡種一些名花，放些石桌石凳，以後朋友們來掃墓，在小園中坐坐談談，彷彿死者就在我們中間。他連聲說好。我也把我的想法同別的朋友談過，準備等抗戰勝利後實現這個計劃。當時誰也不是存心講空話，可是抗戰勝利後的局面壓得人透不過氣來，我沒有能再到成都，馬大哥也被迫遠去台北。解放後我兩次去成都，都不曾找到羅淑的墓地，今年她的兒子也去那裡尋找，才知道已經片瓦無存了。

在台北他住了一年半光景，來過幾封信要我去。他在那邊生活安定，功課不多。但是他不習慣那種沉悶的空氣。新的朋友不多；他關心上海的鬥爭，又不能回去參加；一肚皮的憤懣無處傾吐，經常借酒消愁。台大中文系主任、友人許壽裳（魯迅的好友）在自己家中半夜被人殺害後，他精神上的苦悶更大，他去看了所謂兇手的「處決」回來，悲憤更深，經常同一位好友（喬大壯教授）一邊喝酒一邊議論，酒越喝越多，身體越來越差。他病倒後還吵著要回上海，我去信勸他留在台灣治病，但是他說他「願意死在上海」。靠了朋友們的幫忙，他終於回來了。如他的女兒所說：「他帶著我和十歲的弟弟，躺在擔架上，讓人抬上了民生公司最後一班由基隆返滬的貨船。當時的上海正是兵荒馬亂，我們只能住在北京路『大教聯』的一個聯絡站內。」【註】

【註】見馬小彌：《難以忘卻的記憶》（載一九八一年二月十日香港《新晚報》）。

復旦大學的朋友們負責照料他。孩子們同他住在一起。我去看他，他躺在床上，一身浮腫，但仍然滿臉笑容。他伸出大手來抓我的手，聲音不高地說：「我看到你了。你不怪我吧，沒有聽你的話就回來了。」我說了半句：「你回來就好了。」我好不容易忍住了眼淚，沒有想到他會病成這樣。火在逐漸熄滅，躺在我面前的不是一個「大孩子」，是一位和善的老人。當時我的心情也很複雜，我看：這次的旅行不利於他的病，但是留在台北他就能安心治病嗎？

這以後我經常去看他，然而對他的醫療我卻毫無辦法，也不曾盡過力。他一直躺著，我和蕭珊去看他，他還是有說有笑。我暗中為他擔心，可是想不到他的結局來得這麼快。關於他的最後，他女兒這樣地寫著：

「父親得不到適當的醫治和護理，在上海解放前一個多月就恨恨地去世了。彌留之際，因為夜裡戒嚴，連送醫院急救都做不到，昏暗的燈光下，只有兩個孤兒束手無策地看著父親嚥氣。」

那天深夜我接到住在聯絡站裡的復旦友人的電話，告訴我「馬大哥去世了」。我天亮後才趕到聯絡站。孩子們小聲地哭著，死者靜靜地睡在床上，大家在等候殯儀館的車子，只有寥寥幾個朋友向遺體告別。

但是在殯儀館開吊的時候，到靈前致敬的人卻有不少，好客的死者不會感到寂寞。他身邊毫無積蓄，從台北只帶回幾箱圖書。有人建議為子女募集教育費，已經草擬了啟事並印了出來，但不久戰爭逼近上海，也就沒有人再提這件事情。儀式完畢後遺體由回教協會安葬在回民公墓。孩子們起初不同意，經過說服，一切都順利解決。我也參加了公葬儀式，我後來也去過公墓。公墓在徐家匯，地方不大。兩個孩子健康地成長起來，圖書全部捐贈給了學校。一九七二年他的兒子有事情到上海，再去掃父親的墓，可是找不到墓地在什麼地方。

關於馬宗融大哥我還可以講許多事情，但是對於讀者，我看也沒有多講的必要了。我們有一個習慣：寫紀念文章總喜歡歌功頌德，彷彿人一死就成為聖人，私人的感情常常遮住作者的眼睛。還有人把文章作為應酬的禮品，或者炫耀文學的技巧，信筆書寫，可以無中生有，逢凶化吉，誇死者，也誇自己。因此許多理應「蓋棺論定」的人和事都不能「蓋棺論定」，社會上還流傳著種種的小道新聞。

然而關於馬宗融大哥，大概可以蓋棺論定了吧。三十三年來在多次的運動中未見有人出來揭發他，也不曾為他開過一次批判會。他雖然死亡，但死後並未成為聖人，也不見一篇歌頌他的文章。人們似乎忘記了他。但是我怎麼能忘記他呢？他是對我最好的一位朋友，他相信我，要是聽見人講我的壞話，他也會跟人打架。我不想在這裡多談個人的感情。我從來不把他當做聖人。他活著時我常常批評他做得太少，不曾把自己的才智貢獻出來。他只留下一本薄薄的散文集《拾荒》，和用文言寫的《法國革命史》（也是薄薄的一本）；還有兩本翻譯小說：屠格涅夫的《春潮》和米爾博的《倉庫裡的男子》，字數都不多。我知道他的缺點很多，但是他有一個長處，這長處可以掩蓋一切的缺點。他說過：為了維護真理顧不得個人的安危，他自己是這樣做到了的。我看見中國知識分子的正氣在他的身上閃閃發光，可是我不曾學到他的長處，也沒有認真地學過。過去有個時期我習慣把長官的話當做真理，又有一個時期我誠心奉行「明哲保身」的古訓，今天回想起來，真是愧對亡友。這才是我的欠債中最大的一筆。

現在是還債的時候了。我怎麼還得清呢？他真應當替我擔心啊。我明白了。那一團火並沒有熄滅，火還在燃燒，而且要永遠燃燒。

一月二十九日寫完

七十七、《隨想錄》日譯本序

日本東京築摩書房要出版《隨想錄》的日文譯本，主持人柏原先生和譯者來信徵求意見，並要我為日譯本寫一短序。我感謝他們把我的著作介紹給日本的讀者。我回信說，還有一位刈間先生也在翻譯這兩本小書，我也同意了。至於寫序的事，我說身體不好，寫字困難，不寫什麼了。

我講的是真實情況。但是回信寄出以後，傍晚在院子裡散步，我想起了這兩三年的生活和著作，特別是那兩本引起了強烈反應的《隨想錄》，我的心也不平靜。我擔心日本的讀者不一定理解我的用意，覺得我應該向他們講幾句話，用我自己的話說，就是掏出自己的心。

我說過我要寫五本《隨想錄》，我有自己的想法：我意外地「闖進」文壇，探索了五十多年，在結束文學生活之前，我應當記下我對藝術和人生的一些看法，我個人的獨特的看法。通過了幾十年的創作實踐，經歷了多少次的大小失敗，我總算懂得一點創作的甘苦吧，我也有權向讀者談談它們。

日本的讀者也知道我們經歷了十年的浩劫，但是這浩劫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他們可能也講不清楚。我以為不是身歷其境、不曾身受其害、不肯深挖自己靈魂、不願暴露自己醜態，就不能理解這所謂十年浩劫。兩年前我在東京同木下順二先生對談，我說我們吃夠了苦頭，可是別的國家的朋友免掉了災難，十年浩劫是和全人類有關的大事。我們的慘痛的經驗可以幫助人們瞭解「極左」的空話會把人引到什麼地方去。我又說，古今中外的作家中，誰有過這種可怕而又可笑、古怪而又慘痛的經歷呢？我們沒有一個人逃掉，大家死裡逃生、受盡磨煉，我們有權利、也有責任寫下我們的經驗，不僅是為我們自己，也是為了別人，為了下一代，更重要的是不讓這種「浩劫」再一次發生。我對日本作家說我們歷盡艱辛，也可以引以為驕傲。去年九月在巴黎一位法國漢學家對我說：「你們遭逢了那樣的不幸，卻能夠堅持下來活到今天，值得尊敬。」我說：「我出盡了丑，想起來自己也感到可笑又可悲。」他嚴肅地堅持說：「還是值得尊敬。」我聽說那個時候在巴黎也有人搞起「五月風暴」。

他的聲音還在我的耳邊。我要求的並不是「尊敬」。我希望的是心的平靜。只有把想說的話全說出來，只有把堆積在心上的污泥完全挖掉，只有把那十幾年走的道路看得清清楚楚、講得明明白白，我才會得到心的平靜。

我經常思考那位漢學家的談話，我感覺到在十年的慘痛生活中我並不是一無所得，我的心靈中多了一樣東西。它是什麼，連我自己也說不明白。但是它在發光，它在沸騰，它在成長。我也要挖出它來，才能結束我的《隨想錄》。

是的，我還要續寫《隨想錄》。我是從解剖自己、批判自己做起的。我寫作，也就是在挖掘，挖掘自己的靈魂。必須挖得更深，才能理解更多，看得更加清楚。但是越往深挖，就越痛，也越困難。寫下去並不是容易的事。不管怎樣，我要努力寫，努力挖，我相信我的努力不會是白費的。

前些時候有人批評《隨想錄》「忽略了文學技巧」。我不想替我的小書辯護，不過我要聲明：我也不是空手「闖進」文壇，對一個作家來說，更重要的是藝術的良心。《隨想錄》便可以給我的話作證。

二月二十日

七十八、《小街》

近來在家養病，星期天下午看電視節目，沒有人來打擾，我安靜地看完了影片《小街》。

早就聽說有這麼一部影片，有人說好，有人說不好。我兩三年沒有進過上海的影劇院，只是在家看電視，而且只能「有啥看啥」。這次總算看到了《小街》。

影片不是十全十美，它甚至使我感到十分難受。然而它又是那麼真實，使我看後很難忘記。「青年司機」和「黑五類」的女兒的身影一直在我眼前「徘徊」。

我不是在這裡評論影片，我只想談談自己看過《小街》後的思想活動以及影片給我引起的一些聯想。

在影片的最後有幾種不同「結尾」的設想，我不管這些，我只說有兩句話（不僅這兩句，還有些和這類似的話）打動我的心。說打動了心也許不恰當，更可能是一種啟發。我打一個比方：我的思路給堵住了，想前進，卻動不了，彷彿面前有一道鎖住的門，現在找到了開門的鑰匙。像鑰匙一樣的兩句話就是：

夏司機說的：「經歷了十年悲劇之後，我們應該感到，今天的生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有意義了……」

俞姑娘說的：「十年的動亂捲走了我們這一代人的青春，但它卷不走我們心中比青春更美好的東西。」

我有這樣一種感覺：「啊，我抓住了！」我在探索中所追求的正是這個。

「四人幫」垮臺以後我探索了幾年。一九七八年我說：還需要大反封建；一九七九年我的內傷還在出血；一九八○年我告訴日本朋友：我們做了反面教員，讓別國人民免遭災難。去年我離開法國的前夕，在巴黎和幾位漢學家聚談，有人提到我在浩劫中活下來的事。對我們看做很尋常的事情，他們卻嚴肅地對待，我不能不思考。我回到旅館想了好些時候。第二天到了瑞士蘇黎世，在一家清靜的旅舍一間舒適的客房裡休息，我坐在窗前椅上苦思。我明確地感覺到我的心靈中多了一樣東西，這是在十年動亂之前所沒有的。一九八○年我在東京說，經過了生死考驗的大關，我感覺到驕傲，其實這有什麼可驕傲的呢？第一次僥倖活下來，第二次也會死去，倘使我不珍惜這一段時間利用它多做一點好事。在東京我還不知道有這個在心靈中新生出來的東西，但是到了半年以前我不但感覺到它的存在，我還好像看見它在發光，它在沸騰……還有什麼，我就說不清楚了。

我繼續探索，思考。我需要更深地挖掘我的心靈。但是不知怎樣我無法前進，彷彿我走進了影片中的小街，不停地敲著兩扇黑漆的舊木門，一直沒有應聲。我一連敲了幾個月，但我並不是白白在敲打，我從門縫裡逐漸看到院子裡的情景。

現在有了應聲，而且門緩緩地開了，雖然只開了一個縫，但是我可以把頭伸進裡面，我瞥見了我正在尋找的東西。

這不是讓人猜謎。我在講自己的探索和它的一點收穫。我彷彿在一條小街上，挨門挨戶地詢問，想弄清十年的壓迫和折磨給我留下多少東西。

我終於明白：除了滿身傷痕，除了慘痛教訓，我多了一顆同情的心，我更愛受難的同胞，更愛善良的人民。我並不想奪回十年失去的時間，我卻願意把今後的歲月完全貢獻出去。這才是我的真實思想，只有做到這樣我的心才會得到安寧。

我提到心的安寧，因為在過去一段時期中我受夠人們的折磨，那以後又是回憶折磨著我。我忘不了含恨死去的親人，我忘不了一起受苦的朋友，我忘不了遭受摧殘的才華和生命，我忘不了在侮辱和迫害中卑屈生活的人們，我忘不了那些慘痛的經歷，那些可怕的見聞。……但是這一切的回憶都只能使我感到我和同胞們的血肉相連的關係。甚至在大馬路上貼出對我的「大批判專欄」、熟人在路上遇見不敢相認的時候，我仍然感覺到人間的溫暖，我的心上還燃燒著對同胞的愛。我的記憶裡保留著多少發亮的東西，是淚珠，是火花，還是使心靈顫動的情景？我還記得在機關的「牛棚」裡我和一位朋友分吃一塊麵包，因為食堂不把晚飯飯菜賣給我們。有一天下午我們受到無理批判和粗暴申斥之後，我對朋友說：「保重身體啊。」他拍拍我的胳膊說：「你也要保重啊！」我感到兩個人的心，許多人的心互相靠近，貼在一起。除了給揪到機關和學校批鬥不讓回家，在「五．七幹校」勞動和學習一共不到三年之外，我每晚從「牛棚」回家，走過門外竹籬，心裡十分激動，彷彿一根繩子拉著我的心進了家門。這樣的對親人的感情我以前從未感覺到。……

前些年我朦朧地感覺到的東西現在看得比較清楚了。它應該是愛，是火，是希望，是一切積極的東西罷。許多許多人活下來堅持下去，就是靠了這個。許多許多人沒有活到今天，但是他們把愛、把火、把希望留給了我們，而且通過我們留給後代。不止一次地我站在死者的靈前默默地祝告說：「放心吧，我們有責任讓你活下去。」

所以我理解影片中夏司機的感情。影片中人物不多，都沒有名字，有的（包括著男女主角在內）只有姓。故事也很簡單。一個青年司機認識了一個少年，他幫助少年採集草藥給靠邊受審的母親治病。不久司機發現少年是個姑娘，她因為「跟媽媽劃不清界限」讓人剪去了頭髮。司機決定買假髮送給她。他花錢買不到，就拿走演員的假辮子，雖然他留下了錢，但是讓人抓住，給打得半死。靠了一位老工人和一位老醫生的好意他才活了下來，雖然他的視力大受損害。他摸索著再走到那條小街，但是他稱為「弟弟」的姑娘的家門緊緊關閉，別人告訴他：「人早走了……門上還貼著封條。」從此他再也找不到她。他到處打聽她的消息。他寫成電影劇本，設想了種種的「結尾」。他始終不曾停止探索和追求。有可能她第二次在他的生活裡出現，也有可能她已經永遠消失。在那十年中間，這樣的人和這樣的事，我見得太多了。看完《小街》，我覺得又一次接觸到那些熟人的心靈深處。我又回顧過去那段黑暗時期的生活，我覺得眼前明亮，影片像一雙醫生的手使我的眼睛睜得更大了。

去年在巴黎我回答法國記者說，我不喜歡「傷痕文學」這種說法。十年浩劫造成的遍地創傷，我不能否認。揭露傷痕，應當是為了治好它。諱言傷痛，讓傷疤在暗中潰爛，只是害了自己。但也有人看見傷疤出血就驚惶失措，或則誇大宣傳，或則不准聲張。這些人都忘記了一件更重要的事情：人們應當怎樣對待那些傷痕，這半年來我反覆思考的正是這個。

我也有數不清的內傷，正是它們損害了我的健康，但也正是它們使我感覺到自己和同胞、和人民不可分離的共同的命運。……

現在我找到更恰當的說明了。感謝影片的導演和劇作者把我引進了小街，讓我在小樓上遇見雙目傷殘的青年司機，聽到他那麼堅決的聲音：「如果對未來不抱有什麼希望，我的眼睛寧可瞎掉。」他始終不放棄他的詢問，他的探索，他的追求。這決心，這希望從什麼地方來？他自己告訴了我們：要「把自己微薄的心願贈給自己的同類」。這也就是俞姑娘所說的「心中比青春更美好的東西」——十年動亂所捲不走、反倒加強了的東西。

我也有這樣一個微薄的心願。

三月二日

七十九、三論講真話

我昨天讀完了諶容的中篇小說《真真假假》【註】。我讀到其中某兩三段，一個人哈哈地笑了一陣子，這是近十幾年來少有的事。這是一篇嚴肅的作品。小說中反映了一次歷時三天的學習、批判會。可笑的地方就在人們的發言中：這次會上的發言和別人轉述的以前什麼會上的發言。

【註】見《收獲》雙月刊一九八二年第一期。

笑過之後，我又感到不好受，好像撞在什麼木頭上，傷了自己。是啊，我聯繫到自己的身上，聯繫到自己的經歷了。關於學習、批判會，我沒有做過調查研究，但是我也有三十多年的經驗。我說不出我頭幾年參加的會是什麼樣的內容，總不是表態，不是整人，也不是自己挨整吧。不過以後參加的許多大會小會中整人被整的事就在所難免了。但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表態，說空話，說假話。起初聽別人說，後來自己跟著別人說，再後是自己同別人一起說。起初自己還懷疑這可能是假話、那可能是誤傳，這樣說可能不符合事實等等、等等。起初我聽見別人說假話，自己還不滿意，不肯發言表態。但是一個會接一個會地開下去，我終於感覺到必須甩掉「獨立思考」這個包袱，才能「輕裝前進」，因為我已經在不知不覺中給改造過來了。於是叫我表態就表態。先講空話，然後講假話，反正大家講一樣的話，反正可以照抄報紙，照抄文件。開了幾十年的會，到今天我還是怕開會，我有一種感覺，有一種想法，從來不曾對人講過，在會議的中間，在會場裡，我總覺得時光帶著嘆息在門外跑過，我拉不住時光，卻只聽見那些沒完沒了的空話、假話，我心裡多煩。我只講自己的經歷，我浪費了多少有用的時間。不止我一個，當時同我在一起的有多少人啊！

「大家都在浪費時間」，這種說法可能有人不同意。這個人可能在會上誇誇其談、大開無軌電車，也可能照領導的意思、看當時的風向發表言論。每次學習都能做到「要啥有啥」，取得預期的效果。大家都「受到深刻的教育，在認識上提高了一步」。有人說學習批判會是「無上的法寶」。而根據我的經驗、我的收穫卻是「竹籃打水一場空」，我只是在混時間。但是我學會了說空話，說假話。有時我也會為自己的假話紅臉，不過我不用為它擔心，因為我同時知道誰也不會相信這些假話。至於空話，大家都把它當做護身符，在日常生活裡用它揩揩桌子、擦擦門窗。人們想，把屋子打掃乾淨，就不怕「運動」的大神進來檢查衛生。

大家對運動也有看法，不少的人吃夠了運動的苦頭。喜歡運動的人可能還有，但也不會太多。根據我的回憶，運動總是從學習與批判開始的。運動的規模越大，學習會上越是殺氣騰騰。所以我不但害怕運動，也害怕學習和批判（指的是批判別人）。和那樣的會比起來，小說裡的會倒顯得輕鬆多了。

我還記得一九六五年第四季度我從河內回來，出國三個多月，對國內的某些情況已經有點生疏，不久給找去參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學習會，感到莫名其妙。為什麼姚文元一篇文章要大家長期學習呢？我每個星期六下午去文藝會堂學習一次，出席人多，有人搶先發言，輪不到我開口。過了兩三個星期，我就看出來，我們都在網裡，不過網相當大，我們在網中還有活動餘地，是不是要一網打盡，當時還不能肯定。自己有時也在打主意從網裡逃出去，但更多的時間裡我卻這樣地安慰自己：「聽天安命吧，即使是孫悟空，也逃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

回想起那些日子，那些學習會，我今天還感到不寒而慄。我明明覺得罩在我四周的網越收越小、越緊，一個星期比一個星期厲害。一方面想到即將來臨的災難，一方面又存著倖免的心思，外表裝得十分平靜，好像自己沒有問題，實際上內心空虛，甚至惶恐。背著人時我坐立不安，後悔不該寫出那麼多的作品，惟恐連累家裡的人。我終於在會上主動地檢查了一九六二年在上海第二次文代會上的發言的錯誤。我還說我願意燒掉我的全部作品。這樣講過之後比較安心了，以為自己承認了錯誤，或者可以「過關」。誰知這次真是一網打盡，在劫難逃。姚文元掄起他所謂的「金棍子」打下來。我出席了亞非作家緊急會議，送走外賓後，參加作家協會的學習會，幾張大字報就定了我的罪，沒有什麼根據就抄了我的家。隨便什麼人都可以到我家裡來對我訓話。可笑的是我竟相信自己犯了滔天大罪，而且恭恭順順地當眾自報罪行；可笑的是我也認為人權是資產階級的東西，我們「牛鬼蛇神」沒有資格享受它。但當時度日如年，哪有笑的心思？在那段時間裡，我常常失眠，做怪夢，游地獄；在「牛棚」裡走路不敢抬頭，整天忍氣吞聲，痛罵自己。

十年中間情況有一些變化，我的生活狀況也有變化。一反一復，時松時緊。但學習、批判會卻是不會少的。還有所謂「游鬥」，好些人享受過這種特殊待遇，我也是其中之一。當時只要得到我們單位的同意，別的單位都可以把我帶去開會批鬥。我起初很害怕給揪到新的單位去、頸項下面掛著牌子接受批判，我不願意在生人面前出洋相。但是開了一次會，我聽見的全是空話和假話，我的膽子自然而然地大了起來，我明白連講話的人也不相信他們自己的話，何況聽眾？以後我也就不害怕了。用開會的形式推廣空話、假話，不可能把什麼人搞臭，只是擴大空話、假話的市場，鼓勵人們互相欺騙。好像有個西方的什麼宣傳家說過：假話講了多少次就成了真話。根據我國古代的傳說，「曾參殺人」，聽見第三個人來報信，連他母親也相信了謠言。有人隨意編造謊言，流傳出去，後來傳到自己耳邊，他居然信以為真。

我不想多提十年的浩劫，但是在那段黑暗的時期中我們染上了不少的壞習慣，「不講真話」就是其中之一。在當時誰敢說這是「壞習慣」？！人們理直氣壯地打著「維護真理」的招牌販賣謊言。我經常有這樣的感覺：在街上，在單位裡，在會場內，人們全戴著假面具，我也一樣。

到「四人幫」下台以後，我實在憋不住了，在《隨想》中我大喊：

「人只有講真話，才能夠認真地活下去。」

我喊過了，我寫過了兩篇論「說真話」的文章。朋友們都鼓勵我「說真話」。只有在這之後我才看出來：說真話並不容易，不說假話更加困難。我常常為此感到苦惱。有位朋友是有名的雜文家，他來信說：

「對於自己過去信以為真的假話，我是不願認帳的，我勸你也不必為此折磨自己。至於有些違心之論，自己寫時也很難過……我在回想，只怪我自己當時沒有勇氣，應當自劾。……今後誰能保證自己不再寫這類文章呢？……我卻不敢開支票。」

我沒有得到同意就引用他信裡的話，應當請求原諒。但是我要說像他那樣坦率地解剖自己，很值得我學習。我也一樣，「當時沒有勇氣」，是不是今後就會有勇氣呢？他坦白地說：「不敢開支票。」難道我就開得出支票嗎？難道說了這樣的老實話，就可以不折磨自己嗎？我辦不到，我想他也辦不到。

任何事情都有始有終。混也好，拖也好，挨也好，總有結束的時候；說空話也好，說假話也好，也總有收場的一天。那麼就由自己做起吧。折磨就是折磨嘛，對自己要求嚴格點，總不會有害處。我想起了吳天湘的一幅手跡。吳天湘是諶容小說中某個外國文學研究室的主任、一個改正的右派，他是唯一的在會上講真話的人。他在發言的前夕，在一張宣紙上為自己寫下兩句座右銘：

「願聽逆耳之言，

不作違心之論。」

這是極普通的老話。拿它們作為我們奮鬥的目標，會不會要求過高呢？我相信那位寫雜文的老友會回答我：「不高，不高。」

《真真假假》是《人到中年》作者的另一部好作品。她有說真話的勇氣。在小說中我看到好些熟人，也看到了我自己。讀完小說，我不能不掩卷深思。但是我思考的不是作品，不是文學，而是生活。我在想我們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我想來想去，總離不開上面那兩句座右銘。

難道我就開得出支票？我真想和雜文家打一次賭。

三月十二日

八十、《靳以選集》序

潔思編輯她父親的多卷本選集，要我為這個集子寫序，我沒有答應。作為靳以的老友，看見他的多卷本集子終於編成，即將問世，我是高興的。能在這方面盡一點力，那也是我的本分。我不想寫序，只是因為我不曾具備寫序的條件。要是嚴肅地對待工作，我認為對寫序的要求應當嚴格，更嚴格。柯靈同志為《李健吾劇作選》寫的序文是一個榜樣。我指的是他的寫作態度。他在醫院中養病，為了寫這篇序文托人到處借書，花了兩個多月的工夫，幾乎把健吾的話劇創作全讀了。

我很想學習柯靈。倘使在十年以前，我還有可能將《靳以選集》中的作品全部重讀一遍，但是現在我已經沒有時間和精力了，過去保留的印象又逐漸模糊，我不能信口開河，也不便寬待自己，所以我兩次婉辭，因為我寫不出像柯靈寫的那樣的序文。

時間跑得意外地快。我的健康也以同樣的速度壞下去。但是潔思的編輯工作完成了，她似乎因為沒有人為《選集》寫序感到苦惱，也可能因為我不肯答應感到失望。我鼓勵潔思自己動筆寫一篇編者的序言。她熟讀了《選集》中的每篇作品，一定有許多話要說，她又是她父親最疼愛的孩子，把她的真摯、樸素的感情寫出來，就能打動讀者的心。可是她謙虛，不肯寫。而我，我知道她一家人為了靳以的多卷集的出版奮鬥了二十多年，我也不願意看見這個集子冷冷清清地同讀者見面。沉默使我痛苦，即使我手裡只有一管毫無技巧的筆，即使我寫字相當困難，我也要一字一字地寫下我此時此地的思想感情。

我和靳以是從兩條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學的，他是大學生，我沒有上過大學。我發表作品比他早一兩年。我認識他的時候，商務印書館的《小說月報》某一期上同時發表了我們兩人的短篇小說，後來我去北平，住到文學季刊社，和他（還有振鐸）一起編輯《文學季刊》，他同我就相熟了。我常常想起一九三四年上半年在北平的生活，當時我們都住在三座門大街十四號北屋，每人一個小房間，中間有一間大的辦公室，靳以和我坐在一張大寫字檯的兩面，我們看校樣，看稿件，也寫信，寫文章。他的寫作態度十分認真。他不像我拿起筆就寫，他總是想好了以後才動筆，他有時也對我講述小說的故事情節，講得非常動人。他並不花費工夫斟酌字句，我很少見他停筆苦思。他的作品我讀過不少，但時間久了，記憶力衰退，即使是從前喜愛的篇章也逐漸消失在遺忘中，只有像《別人的故事》、《生存》一類的短篇長久地印在我的心上。我想起他，眼前就出現他伏案寫作的形象。我不知道我的印象對不對，我認為他是一個人道主義的藝術家，有一顆富於同情的心。

將來會有人研究他的創作的道路。他的作品可以幫助我們更多地瞭解舊中國。它們會得到越來越多的新的讀者。作品放在面前，讀者們會作出自己的判斷，用不著我在這裡饒舌。我只說我想說的話。我在北平的那個時期和靳以到上海編輯《文季月刊》與《文叢》的時期，我們在一起真是無話不談，而且談得投機。以後我們從內地回到上海，一直到一九五九年十月他最後一次住進醫院都是這樣。當然，我們之間也有過分歧，但是難得發生爭執。他對我的作品不一定全滿意，不過也少發表尖銳的批評。我對他的《青的花》一類的作品也有意見，但後來我多知道一些他的事情，多瞭解他過去的創傷，我就無話可說了。他走上文學道路是付出了高昂代價的。在當時寫小說並不受人尊重，他的初戀遭到失敗，就因為他不肯放棄文學的事業。

他不僅終生堅持寫作，而且從一九三四年開始又搞起了文學期刊的編輯工作，從《文學季刊》、《文季月刊》、《文叢》、《現代文藝》、《小說月報》（與周而復同志合編）一直到《收穫》（中間還有些日報的文學副刊），他付出了多少辛勤的勞動。最後在醫院病室裡他還在審閱《收穫》的稿件。我們兩人對文稿的看法不一定相同，但是多年來我看見他勤勤懇懇、認真負責地埋頭工作，把一本一本的期刊送到讀者面前，我深受感動。我做編輯工作就遠不如他，我做得很草率，他是我所見過的一位最好的編輯，要是他能活著編選自己的集子，那有多好！不過潔思理解她父親，她做這工作也很認真負責，而且注入了深的感情，她不會使她父親的讀者失望。

靳以剛剛活了五十歲。最後十年他寫得不多。他很謙虛，在五十年代他就否定了自己過去的作品。我還記得有一次，不是一九五五年就是五六年，我們在北京開會，同住一個房間，晚上我拿出《寒夜》橫排本校樣在燈下校改，他看見了就批評我：「你為什麼還要重印這種書？」我當時還不夠謙虛，因此也只是笑笑，仍舊埋頭看校樣。後來《寒夜》還是照常出版。但是，兩三年、四五年以後我自己也感到後悔，終於徹底否定了它。

否定肯定，一反一復，作家的思想也在變化。靳以離開我們二十三年，我無法知道他現在對自己作品的看法，但是我可以說出我今天的意見。作家有權否定自己的作品，讀者也有權肯定作家自己否定的作品，因為作品發表以後就不再屬於作家個人。優秀的文學作品都是人民的精神財富。凡是忠實地反映了當時社會生活的作品，凡是鼓勵人積極地對待生活的或者給人以高尚情操的，或者使人感覺到自己和同胞間的密切聯繫的作品，凡是使人熱愛祖國和人民、熱愛真理和正義的作品都會長久存在下去。靳以的作品，至少他的一部分作品，也不會是例外。

三月二十二日

八十一、懷念滿濤同志

有一位朋友（他是搞文藝評論的）讀了我的《探索集》，寫信來說：「我覺得你律己似嫌過於嚴格，當時有當時的歷史條件，有些事不是個人可以負責的。」

他的話裡還有可以商量的地方。首先，我對自己並無嚴格要求，倘使要求嚴格，我早就活不下去了，因此我總是事後拿悔恨折磨自己。說到責任的問題，我想要是我們能夠丟開「明哲保身」的古訓，用認真負責的態度待人處世，那麼有些事可能就不會發生，有些事就可能改換一個面目。……

我想起了一件事，一個人。這個人就是張滿濤同志。

我和滿濤同志間並無私交。關於他的事情我知道很少。一九四○年我在上海寫《秋》兼管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編輯工作，在我編的一種叢書裡收了一部滿濤的譯稿，就是契訶夫的四幕劇《櫻桃園》，它是李健吾兄介紹來的，我只知譯者懂俄語，喜歡契訶夫，所以譯得好。一直到解放以後我才看見滿濤同志，見面的次數不多，大都是在學習會上，偶爾也在戲園裡，見面後我們只是點頭握手，至多也不過寒暄幾句。

一九五五年發表的關於胡風問題的第二批材料中出現了給滿濤信裡的幾句話，講到什麼「組織原則」，我也搞不清楚，但不免為他擔心。不過出乎我的意外，他好像並未吃到多少苦頭，過一個時期又出頭露面，仍然是市政協委員，他譯的書也還在出版。他喜歡看川戲，川劇團來上海演出，我總有機會在劇場裡遇見他。

於是來了所謂的「十年浩劫」。我後來給朋友寫信說：「十年只是一瞬間。」其實那十年的歲月真長啊。這之間我聽到不少關於熟人們的小道消息。我也曾想到滿濤，後來我聽說他在幹校做翻譯工作，再後又聽說他身體不好，同時我看到了他和別人一起譯成的小說。人們說他工作積極。

一九七五年秋天作協上海分會給「四人幫」的爪牙徹底砸爛，我被「分配」到上海人民出版社專搞翻譯的××室，不管我本人是否願意，而且仍舊是「控制使用」，這正是對我這個不承認「人權」的人的懲罰。我借口身體不好，一個星期只去兩個半天參加政治學習。頭一次去參加傳達什麼文件的全體會議，走進弄堂不久看見了滿濤，他也發現了我，很高興，就到我身邊來，表示歡迎，邊走邊談，有說有笑，而且學著講四川話，對我很親切。這樣的遇見或談話我們之間有過幾次。我初到××室，很少熟人，滿濤的笑語的確給我帶來一些溫暖。我聽人說，他身體不好，有一次昏倒在人行道上；又聽說他工作積極，總是爭取多做。我便勸他注意身體。他笑笑，說，「不要緊」。

又過了一些時候，時間我記不準確了，大約是一九七六年七八月吧，總之是在「四人幫」活動猖獗的時期，一天上午我在××室四樓學習，開始時學習組長講了幾件事情，其中的一件是關於滿濤的。據說滿濤原來給定為「胡風分子」，應當接受監督勞動，當時由於疏忽沒有照辦，但是二十年來他表現很好，因此也就不必監督勞動了。不過據某某機關說這項「反革命」帽子是張春橋領導的十人小組給戴上的，不能變動，應當拿他當反革命分子看待，剝奪他的政治權利，這真是一個晴天霹靂！我一下子發愣了。哪裡會有這種道理？二十年很好的表現換來一頂「反革命」的帽子，就只因為當初給張春橋領導的小組定成「胡風分子」。我又想：滿濤怎麼受得了？！然而沒有人出來發表意見。我那時還是一個不戴帽的「反革命」，雖然已經有自己的看法，但是在學習會上心驚肉跳，坐立不安，只想如何保全自己，不敢講一句真話。而且我知道我們的學習組長的想法不會跟我的相差多遠，即使是他，他也不敢公開懷疑某某機關的解釋。

這以後我就沒有再看見滿濤，只有一次學習結束我下樓，在樓梯口遇見他，我想打個招呼，他埋著頭走開了。我實在不明白為什麼忽然要宣佈他是「反革命分子」，又無法向人打聽。後來我無意間聽人說，這裡的負責人看見滿濤態度好，工作積極，想給他摘掉「胡風分子」的帽子，就打了報告到上級和某某機關去請示，萬萬想不到會得到那樣的答覆。這可能是一種誤會吧。但是這裡的負責人卻不敢再打報告上去說明原意，或者要求寬大。於是大家將錯就錯，讓滿濤一夜之間平白無故地給剝奪了一切政治權利。

我不聲不響，又似怪非怪。我當時正在翻譯亞．赫爾岑的《回憶錄》，書中就有與這類似的記載，可見「四人幫」幹的是沙皇幹慣了的事情，但是包括我在內沒有一個人敢出來發表不同的意見，講一講道理，好像大家都喪失了理智。

然而事情並沒有結束。不久毛主席逝世了，我們都到出版社的大禮堂去參加了弔唁活動。過兩三天在我們的學習會上，組長宣佈室裡要開批判滿濤翻案的小型會議，每個學習小組派兩個代表參加。關於翻案的解釋，據說我們出去參加弔唁活動的時候，滿濤給叫到××室來由留守的工宣隊老師傅監督並訓話，滿濤當時就說他「不是反革命分子，不會亂說亂動」。這便構成了他的所謂翻案的罪行。這樣荒唐的邏輯，這樣奇怪的法律，我太熟悉了！造反派使我有了夠多的經驗，我當然不會再相信他們。但是我仍然一聲不響，埋著頭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實際上暗暗地用全力按捺住心中的不平，惟恐暴露了自己，引火燒身。我只是小心地保護自己，一點也未盡到作為一個作家、作為一個普通人所應盡的職責。幸而下一個月「四人幫」就給粉碎了，否則誰知道以後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總之滿濤給保全下來了。他在身心兩方面都受到大的損害。有一個時期人們甚至忘記給被冤屈者雪枉，為受害者治傷。但是這一切並不曾減少滿濤的工作的積極性。用「積極性」這樣的字眼並不能恰當地說明他的心願和心情。人多麼願意多做自己想做而又能做的事情！果戈理、別林斯基……在等待他。他已經浪費了多少寶貴的時間啊。他本來可以翻譯很多的書。但是留給他的時間太少了。就只有短短的兩年！他死於一九七八年十二月。我到龍華公墓參加了他的追悼會，見到不少的熟人。這追悼會也就是平反會，死者的冤屈終於得到昭雪。在靈堂內外我沒有講一句話。肅立在靈前默哀的時候，我彷彿重見滿濤同志笑臉相迎的情景。望著他的遺像，我感到慚愧。我想人都是要死的，人的最大不幸就是活著不能多做自己想做的工作。滿濤同志遭遇不幸的時候，我沒有支持他，沒有出來說一句公道話，只是冷眼旁觀，對他的不幸我不能說個人毫無責任。

三月二十五日

八十二、說真話之四

關於說真話，各人有各人的想法。有人說現在的確有要求講真話的必要，也有人認為現在並不存在說真話的問題。我雖然幾次大聲疾呼，但我的意見不過是一家之言，我也只是以說真話為自己晚年奮鬥的目標。

說真話不應當是艱難的事情。我所謂真話不是指真理，也不是指正確的話。自己想什麼就講什麼；自己怎麼想就怎麼說——這就是說真話。你有什麼想法，有什麼意見，講出來讓大家瞭解你。倘使意見相同，那就在一起作進一步的研究；倘使意見不同，就進行認真討論，探求一個是非。這樣做有什麼不好？

可能有不少的人已經這樣做了，也可能有更多的人做不到這樣。我只能講我自己。在我知道話有真假之分的時候，我就開始對私塾老師、對父母不說真話。對父母我講假話不多，因為他們不大管我，更難得打我。我父親從未打過我，所以我常說他們對我是「無為而治」。他們對我親切、關心而且信任。我至今還記得一件事情。有一年春節前不久，我和幾個堂兄弟要求私塾老師提前兩天放年假，老師對我父親講了。父親告訴母親，母親就說：「老四不會在裡頭。」我剛剛走進房間，聽見這句話連忙轉身溜走了。母親去世時我不滿十歲，這是十歲以前的事。幾十年來我經常想起它，這是對我最好的教育，比板子、鞭子強得多：不能辜負別人的信任。在十年浩劫中我感到最痛苦的就是自己辜負了讀者們的信任。

對私塾老師我很少講真話。因為一，他們經常用板子打學生；二，他們只要聽他們愛聽的話。你要聽什麼，我們就講什麼。編造假話容易討老師喜歡，討好老師容易得到表揚。對不懂事的孩子來說，這樣混日子比較輕鬆愉快。我不斷地探索講假話的根源，根據個人的經驗，假話就是從板子下面出來的。

近年來我在螢光幕上看到一些古裝的地方戲，戲中常有縣官審案，「大刑伺候」，不招就打，甚至使用酷刑。關於這個我也有個人的見聞。我六七歲時我父親在廣元縣做縣官，他在二堂審案，我有空就跑去「旁聽」。我不站在顯著的地方，他也不來干涉。他和戲裡的官差不多，「犯人」不肯承認罪行，就喊「打」。有時一打「犯人」就招；有時打下去「犯人」大叫「冤枉」。板子分寬窄兩種，稱為「大板子」和「小板子」。此外父親還用過一種刑罰，叫做「跪抬盒」，讓「犯人」跪在抬盒裡，膝下放一盤鐵鏈，兩手給拉直伸進兩個平時放抬桿的洞裡。這刑罰比打小板子厲害，「犯人」跪不到多久就殺豬似的叫起來。我不曾見父親審過大案，因此他用刑不多。父親就只做過兩年縣官，但這兩年的經驗使我終生厭惡體刑，不僅對體刑，對任何形式的壓迫，都感到厭惡。古語說，屈打成招，酷刑之下有冤屈，那麼壓迫下面哪裡會有真話？

奇怪的是有些人總喜歡相信壓力，甚至迷信壓力會產生真言，甚至不斷地用壓力去尋求真話。的確有這樣的人，而且為數不少。我在十年浩劫中遇到的所謂造反派，大部分都是這樣。他們的辦法可比滿清官僚高明多了。所以回顧我這一生，在這十年中我講假話最多。講假話是我自己的羞恥，即使是在說謊成為風氣的時候我自己也有錯誤，但是逼著人講假話的造反派應該負的責任更大。我腦子裡至今深深印著幾張造反派的面孔，那個時期我看見它們就感到「生理上的厭惡」（我當時對我愛人蕭珊講過幾次），今天回想起來還要發噁心。我不明白在他們身上怎麼會有那麼多的封建官僚氣味？！他們裝模作樣，虛張聲勢，惟恐學得不像，其實他們早已青出於藍！封建官僚還只是用壓力、用體刑求真言，而他們卻是用壓力、用體刑推廣假話。「造反派」用起刑來的確有所謂「造反精神」。不過我得講一句公道話，那十年中間並沒有人對我用過體刑，我不曾挨過一記耳光，或者讓人踢過一腳，只是別人受刑受辱的事我看得太多，事後常常想起旁聽縣官審案的往事。但我早已不是六七歲小孩，而且每天給逼著講假話，不斷地受侮辱受折磨，哪裡還能從容思索，「憶苦思甜」？！

在那樣的日子裡我早已把真話丟到腦後，我想的只是自己要活下去，更要讓家裡的人活下去，於是下了決心，厚起臉皮大講假話。有時我狠狠地在心裡說：你們吞下去吧，你們要多少假話我就給你們多少。有時我受到了良心的責備，為自己的言行感到羞恥。有時我又因為避免了家破人亡的慘劇而原諒自己。結果蕭珊還是受盡迫害忍辱死去。想委曲求全的人不會得到什麼報酬，自己種的苦果只好留給自己吃。我不能欺騙我的下一代。我一邊生活一邊思考，逐漸看清了自己走的道路，也逐漸認清了「造反派」的真實面目。去奉賢文化系統五．七幹校勞動的前夕，我在走廊上舊書堆中找到一本居．堪皮（G．Campi）的匯注本《神曲》的《地獄篇》，好像發現了一件寶貝。書太厚了，我用一個薄薄的小練習本抄寫了第一曲帶在身邊。在地裡勞動的時候，在會場受批鬥的時候，我默誦但丁的詩句，我以為自己是在地獄裡受考驗。但丁的詩給了我很大的勇氣。讀讀《地獄篇》，想想「造反派」，我覺得日子好過多了。

我一本一本地抄下去，還不曾抄完第九曲就離開了幹校，因為蕭珊在家中病危。……

「四人幫」終於下台了。他們垮得這樣快，我沒有想到。這是一個很好的教訓。沙上建築的樓台不會牢固，建築在謊言上面的權勢也不會長久。愛聽假話和愛說假話的人都受到了懲罰，我也沒有逃掉。

四月二日

八十三、未來（說真話之五）

客人來訪，閒談中我說明自己的主張：「鼓舞人前進的是希望，而不是失望。」客人就說：「那麼我們是不是把一切不愉快的事情都深深埋葬，多談談美滿的未來？！」

於是我們暢談美滿的未來，談了一個晚上。客人告辭，我回到寢室，一進門便看見壁爐架上蕭珊的照片，她的骨灰盒在床前五斗櫃上面。它們告訴我曾經發生過的那些不愉快的事情。

蕭珊逝世整整十年了。說真話，我想到她的時候並不多，但要我忘記我在《懷念蕭珊》中講過的那些事，恐怕也難辦到。有人以為做一兩次報告，做一點思想工作，就可以使人忘記一些事情，我不大相信。我記得南宋詩人陸游的幾首詩，《釵頭鳳》的故事知道的人很多，詩人在四十年以後「猶吊遺蹤一泫然」，而且想起了四十三年前的往事，還要「斷腸」。那麼我偶爾懷念亡妻寫短文說斷腸之情，也是可以理解的吧。我不是在散佈失望的情緒，我的文章不是「傷痕文學」。也沒有人說陸游的詩是「傷痕文學」。陸游不但有傷痕，而且他的傷痕一直在流血，他有一些好詩就是用這血寫成的。七百多年以後，我在法國一位學哲學的中國同學那裡讀了這些詩【註】，過了五十幾年還沒有忘記，不用翻書就可以默寫出來。我默念這些詩，詩人的痛苦和悲傷打動我的心，我難過，我同情，我思索，但是我從未感到絕望或者失望。人們的幸福生活給破壞了，就應當保衛它。看見人們受苦，就會感到助人為樂。生活的安排不合理，就要改變它。看夠了人間的苦難，我更加熱愛生活，熱愛光明。從傷痕裡滴下來的血一直是給我點燃希望的火種。通過我長期的生活經驗和創作實踐，我認為即使不寫滿園春色的美景，也能鼓舞人心；反過來說，縱然成天大做一切都好的美夢，也產生不了良好的效果。

【註】當時（一九二七—二八）我和哲學家住在沙多—吉里拉．封登中學食堂樓上兩間鄰接的屋子裡，他每晚朗讀陸遊的詩。我聽見他「吟誦」，遇到自己喜歡的詩，就記了在心裡。

據我看，最好是講真話。有病治病；無病就不要吃藥。

要談未來，當然可以。談美滿的未來，也可以。把未來設想得十分美滿，誰也干涉不了，因為每個人都有未來，而且都可以為自己的未來作各種的努力。未來就像一件有可塑性的東西，可以由自己努力把它塑成不同的形狀。當然這也不那麼容易。不過努力總會產生效果，好的方面的努力就有可能產生好的效果。產生希望的是努力，是向上、向前的努力，而不是豪言壯語。

客人不同意我這種「說法」。他說：「多講些豪言壯語有什麼不好？至少可以鼓舞士氣嘛。」

我聽過數不清的豪言壯語，我看過數不清的萬紫千紅的圖畫。初聽初看時我感到精神振奮，可是多了，久了，我也就無動於衷了。我看，別人也是如此。誰也不希罕不兌現的支票。我不久前編自己的選集，翻看了大部分的舊作，使我感到驚奇的是從一九五○到一九六六年十六年中間，我也寫了那麼多的豪言壯語，我也繪了那麼多的美麗圖畫，可是它們卻迎來十年的浩劫，弄得我遍體鱗傷。我更加驚奇的是大家都在豪言壯語和萬紫千紅中生活過來，怎麼那麼多的人一夜之間就由人變為獸，抓住自己的同胞「食肉寢皮」。我不明白，但是我想把問題弄清楚。最近遇見幾位朋友，談起來他們都顯得驚惶不安，承認「心有餘悸」。不能怪他們，給蛇咬傷的人看見繩子會心驚肉跳。難道我就沒有恐懼？我在《隨想錄》中不斷地提出問題，發表意見，正因為我有恐懼。不用說大家都不願意看見十年的悲劇再次上演，但是不弄清楚它的來龍去脈，不把它的來路堵死，單靠唸唸咒語，簽發支票，誰也保證不了已經發生過的事不再發生。難道對於我們的未來中可能存在的這個陰影就可以撒手不管？我既然害怕見到第二次的獸性大發作，那麼為什麼要把自己的恐懼埋葬在心底？為什麼不敢把心裡話老實地講出來？

埋葬！忘記！有一個短時期我的確想忘記十年的悲劇，但是偏偏忘記不了，即使求神唸咒，也不管用。於是我又念起陸游的詩。像陸游那樣朝夕盼望「王師北定中原」的愛國大詩人，對於奉母命離婚的「凡人小事」一輩子也不曾忘記，那麼對於長達十年使幾億人受害的大災難，誰又能夠輕易忘記呢？

不忘記浩劫，不是為了折磨別人，而是為了保護自己，為了保護我們的下一代。保護下一代，人人有責任。保護自己呢，我經不起更大的折騰了。過去我常想保護自己，卻不理解「保護」的意義。保護自己並非所謂明哲保身，見風轉舵。保護自己應當是嚴格要求自己，面對現實，認真思考。不要把真話隱藏起來，隨風向變來變去，變得連自己的面目也認不清楚，我這個慘痛的教訓是夠大的了。

十年的災難，給我留下一身的傷痕。不管我如何衰老，這創傷至今還像一根鞭子鞭策我帶著分明的愛憎奔赴未來。縱然是年近八旬的老人，我也還有未來，而且我還有雄心壯志塑造自己的未來。望梅止渴、畫餅充飢的年代早已過去，人們要聽的是真話。我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是不是想說真話？是不是敢說真話？無論如何，我不能躲避讀者們的炯炯目光。

四月十四日

八十四、解剖自己

《隨想》第七十一則發表好久了，後來北京的報紙又刊載了一次。幾天前一位朋友來看我，坐下來閒談了一會，他忽然提起我那篇短文，說他那次批鬥我是出於不得已，發言稿是三個人在一起討論寫成的，另外二人不肯講，逼著他上台；又說他當時看見我流淚也很難過。這位朋友是書生氣很重的老實人，我在幹校勞動的時候，經常聽見造反派在背後議論他，摹仿他帶外國語法的講話。他在大學裡是一位詩人，到歐洲唸書後回來，寫一些評論文章。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的地位很尷尬，我有時看見他「靠邊」，有時他又得到「解放」或者「半解放」，有時我又聽說他要給「結合進領導班子」。總之變動很快，叫人搞不清楚。現在事情早已過去，他變得不多，在我眼前他還是那個帶書生氣的老好人。

他的這些話是我完全不曾料到的。我記起來了：我曾在一則《隨想》裡提過一九六七年十月在上海雜技場裡召開的批鬥大會，但也只有短短的一句話，並沒有描述大會的經過情形，更不曾講出誰登台發言，誰帶頭高呼口號。而且不但在過去，就是現在坐在朋友的對面，我也想不起他批判我的事情，一點印象也沒有。我就老實地告訴他：用不著為這種事抱歉。我還說，我當時雖然非常狼狽，講話吞吞吐吐，但是我並沒有流過眼淚。

他比我年輕，記憶力也比我好，很可能他不相信我的說法，因此他繼續解釋了一番。我理解他的心情。為了使他安心，我講了不少的話，盡可能多多回憶當時的情況，我到雜技場參加批鬥會的次數不少，其中兩次是以我為主的，一次是第一次全市性的批鬥大會，另一次是電視大會，各個有關單位同時收看，一些靠邊的對象給罰站在每台電視機的兩旁。那位朋友究竟在哪一次會上發言，我至今說不出來，這說明我當時就不曾把他的話記在心上。我是一個「身經百鬥」的「牛鬼」，誰都有權揪住我批鬥，我也無法將每次會、每個人的「訓話」一一記牢。但是那兩次大會我還不曾輕易忘記，因為對我來說它們都是頭一次，我毫無經驗，十分緊張。

雜技場的舞台是圓形的，人站在那裡挨鬥，好像四面八方高舉的拳頭都對著你，你找不到一個藏身的地方，相當可怕。每次我給揪出場之前，主持人宣佈大會開始，場內奏起了《東方紅》樂曲。這樂曲是我聽慣了的，而且是我喜歡的。可是在那些時候我聽見它就渾身戰慄，樂曲奏完，我總是讓幾名大漢拖進會場，一連幾年都是如此。初次挨鬥我既緊張又很小心，帶著圓珠筆和筆記本上台，雖然低頭彎腰，但是不曾忘記記下每人發言的要點，準備「接受批判改正錯誤」。那次大會的一位主持人看見我有時停筆不寫，他就訓話：「你為什麼不記下去？！」於是我又拿筆續記。我這樣摘錄批判發言不止一次，可是不到一年，造反派搜查牛棚，沒收了這些筆記本，還根據它們在某一次會上批鬥我準備「反攻倒算」，那時我已經被提升為「無產階級專政的死敵」了。

我第一次接受全市「革命群眾」批鬥的時候，兩個參加我的專案組的復旦大學學生把我從江灣（當時我給揪到復旦大學去了）押赴鬥場，進場前其中一個再三警告我：不准在台上替自己辯護，而且對強加給我的任何罪名都必須承認。我本來就很緊張，現在又背上這樣一個包袱，只想做出好的表現，又怕承認了罪名將來洗刷不清。埋著頭給拖進鬥場，我頭昏眼花，思想混亂，一片「打倒巴金」的喊聲叫人膽戰心驚。我站在那裡，心想這兩三個小時的確很難過去，但我下定決心要重新做人，按照批判我的論點改造自己。

兩次雜技場的大會在我的心上打下了深的烙印。電視大會召開時，為了造輿論、造聲勢，從作家協會上海分會到雜技場，沿途貼了不少很大的大字標語，我看見那麼多的「打倒」字樣，我的心涼了。要不是為了蕭珊，為了孩子們，這一次我恐怕不容易支持下去。在那兩次會上我都是一直站著受批，我還記得電視大會上批判結束，主持人命令把我押下去時，我一下子提不起腳來，造反派卻罵我「裝假」。以後參加批鬥會，只要台上有板凳，我就爭取坐下，我已經漸漸地習慣了，也取得一點經驗了。我開始明白我所期待的那種「改造」是並不存在的。

朋友的一番話鼓舞我做了一次長途旅行，我從一個批鬥會走到另一個，走完了數不清的不同的會場，我沒有看見一張相熟的面孔。不是說沒有一位熟人登台發言，我想說那些發言並未給我帶來損害，我當時就不曾把它們放在心上，事後也就忘記得一乾二淨。

回顧過去，我覺得自己這樣做也合情合理。我的肚皮究竟有多大？哪裡容得下許許多多芝麻大的個人恩怨！在那個時期我不曾登台批判別人，只是因為我沒有得到機會，倘使我能夠上台亮相，我會看做莫大的幸運。我常常這樣想，也常常這樣說，萬一在「早請示、晚匯報」搞得最起勁的時期，我得到了解放和重用，那麼我也會做出不少的蠢事，甚至不少的壞事。當時大家都以「緊跟」為榮，我因為沒有「效忠」的資格，參加運動不久就被勒令靠邊站，才容易保持了個人的清白。使我感到可怕的是那個時候自己的精神狀態和思想情況，沒有掉進深淵，確實是萬幸，清夜捫心自問，還有點毛骨悚然。

解剖自己的習慣是我多次接受批鬥的收穫。瞭解了自己就容易瞭解別人。要求別人不應當比要求自己更嚴。聽著打著紅旗傳下來的「一句頂一萬句」的「最高指示」，誰能保持清醒的頭腦？誰又能經得起考驗？做一位事後諸葛亮已經遲了。但幸運的是我找回了失去多年的「獨立思考」。有了它我不會再走過去走的老路，也不會再忍受那些年忍受過的一切。十年的噩夢醒了，它帶走了說不盡、數不清的個人恩怨，它告訴我們過去的事決不能再來。

「該忘記的就忘掉吧，不要拿那些小事折磨自己了，我們的未來還是在自己的手裡。」我緊握著客人的手，把他送到門外。

四月二十四日病中在杭州

八十五、西湖

一年過去了。我又來到，還是在四月。這次我住在另一家旅館裡，也還是一間帶陽台的屋子，不過陽台小一些。房間面對西湖，不用開窗，便看見山、水、花、樹。白堤不見了，代替它的是蘇堤。我住在六樓，陽台下香樟高聳，幽靜的花園外蘇堤斜臥在緞子一樣的湖面上。還看見湖中的阮公墩、湖心亭，和湖上玩具似的小船。

我經常在窗前靜坐，也常在陽台上散步或者望湖。我是來休息的。我的身體好比一隻弓，弓弦一直拉得太緊，為了不讓弦斷，就得讓它鬆一下。我已經沒有精力「遊山玩水」了，我只好關上房門看山看水，讓疲勞的身心得到休息。

我每天幾次靠著欄杆朝蘇堤望去，好像又是在堤上從容閒步。六十年代頭幾年我來杭州，住在花港招待所，每逢晴明的早晨都要來回走過蘇堤。蘇堤曾經給我留下深的印象，五十年前我度過一個難忘的月夜，後來發表了一篇關於蘇堤的小說。有時早飯後我和女兒、女婿到蘇堤上消磨一段時間。更多的時候我站在欄杆前，我的眼光慢慢地在綠樹掩映的蘇堤上來回移動。忽然起了一陣風，樟樹的香氣吹到我的臉上，我再看前面明淨的湖水，我覺得心上的塵埃彷彿也給吹走了似的。

要是早晨霧大，站在陽台上，不但不見湖水，連蘇堤也消失在濃霧中，茂密的綠樹外只有白茫茫的一片。

很多人喜歡西湖。但是對於美麗的風景，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全國也有不少令人難忘的名勝古跡，我卻偏愛西湖。我一九三○年十月第一次游西湖，可是十歲前我就知道一些關於西湖的事情【註】。在幼小的腦子裡有一些神化了的人和事同西湖的風景連在一起。岳王墳就佔著最高的地位。我讀過的第一部小說就是《說岳全傳》。我忘不了死者的親友偷偷掃墓的情景。後來我又在四川作家覺奴的長篇小說《松崗小史》中讀到主人公在西湖岳王墓前縱身捉知了的文字，彷彿身歷其境。再過了十幾年我第一次站在偉大死者的墓前，我覺得來到了十分熟悉的地方，連那些石像、鐵像都是我看慣了的，以後我每次來西湖，都要到這座墳前徘徊一陣。有一天下午我在附近山上找著了牛皋的墓，彷彿遇到多年未見的老朋友，於是小說中「氣死金兀朮」的老將軍、舞台上撕毀聖旨的老英雄各種感人的形象一齊湧上我的心頭。人物、歷史、風景和我的感情融合在一起，活起來了，活在我的心裡，而且一直活下去。我偏愛西湖，原因就在這裡。岳飛、牛皋、于謙、張煌言、秋瑾……我看到的不是墳，不是鬼。他們是不滅的存在，是崇高理想和獻身精神的化身。西湖是和這樣的人、這樣的精神結合在一起的，它不僅美麗，而且光輝。

【註】我們家原籍江嘉興（我的高祖李介菴去四川），在嘉興過去有一座李家祠堂，在四川老一輩的人同嘉興的家族有過一些聯繫。一九二三年我到過嘉興兩次，住在一位伯祖父的家裡，他年過八十，還作私塾老師，在家中授課。

五十二年來我到西湖不知多少次。我第一次來時，是一個作家，今天我還是作家，可見我的變化不大。西湖的變化似乎也不太大，少了些墳，少了些廟，多了些高樓……人民的精神面貌是有過大的變化的。我很想寫一部西湖變化史，可惜我沒有精力做這工作。但記下點滴的回憶還是可以的。說出來會有人感到不可理解吧，我對西湖的墳墓特別有興趣。其實並不是對所有的墓，只是對那幾位我所崇敬的偉大的愛國者的遺跡有感情，有說不盡的敬愛之情，我經常到這些墳前尋求鼓舞和信心。

有一個時期我到處尋找秋瑾的《風雨亭》。她是我們民族中一位了不起的女英雄，即使人們忘記了她，她也會通過魯迅小說中的形象流傳萬代。三十年代我寫短篇《蘇堤》時，小說中還提到「秋瑾墓」，後來連「秋風秋雨愁煞人」的風雨亭也不見了，換上了一座矮小的墓碑，以後墓和碑又都消失了，我對著一片草坪深思苦想，等待著奇蹟。現在奇蹟出現了，孤山腳下立起了巾幗英雄的塑像，她的遺骨就埋在像旁，她終於在這裡定居了。我在平凡的面貌上看到無窮的毅力，她拄著寶劍沉靜地望著湖水，她的確給湖山增添了光彩。

有一個時期我尋找過於謙的墓，卻找到一個放醬缸的地方。當時正在岳王廟內長期舉辦「花鳥蟲魚」的展覽，大殿上陳列著最引人注目的展品——綠毛龜。我和一位來西湖養病的朋友談起，我們對這種做法有意見，又想起了三百多年前張煌言的詩句。蒼水先生抗清失敗，被捕後給押送杭州，在杭州就義。他寫了兩首《入武林》，其中一首的前四句是：

國破家亡欲何之

西子湖頭有我師

日月雙懸于氏墓

乾坤半壁岳家祠

我同朋友合作，借用了三、四兩句把它們改成「油鹽醬醋于氏墓，花鳥蟲魚岳家祠」。我們看見的就是這樣。

又過了若干年之後，今天我第若干次來到西湖，「于氏墓」的情況我不清楚，「岳家祠」給人搗毀之後又重新修建起來，不僅墳前石像還是舊日模樣，連堂堂大宰相也依然長跪在鐵欄杆內。大殿內、岳墳前瞻仰的人絡繹不絕，如同到了鬧市。

看來，岳王墳是要同西子湖長存下去的了。

四月二十八日

八十六、思路

〈一〉

人到了行路、寫字都感到困難的年齡才懂得「老」的意義。我現在也說不清楚什麼時候開始感覺到身上的一切都在老化，我很後悔以前不曾注意這個問題，總以為「精神一到，何事不成」！忽然發覺自己手腳不靈便、動作遲緩，而且越來越困難，平時不注意，臨時想不通，就認為「老化」是突然發生的。

根據我的經驗，要是不多動腦筋思考，那麼突然發生、突然變化的事情就太多了！可是仔細想想，連千變萬化的思想也是沿著一條「思路」前進的，不管它們是飛，是跳，是走。我見過一種人：他們每天換一個立場，每天發一樣言論，好像很奇怪，其實我注意觀察，認真分析，就發現他們的種種變化也有一條道路。變化快的原因在於有外來的推動力量，例如風，風一吹風車就不能不動。我並不想諷刺別人，有一個時期我自己也是如此，所以我讀到吉訶德先生跟風車作戰的小說時，另有一種感覺。

我不能不承認這個令人感到不愉快的事實：自己在衰老的路上奔跑。其實這是每個人的必經之路，到最後鬆開手，眼睛一閉，就得到舒適的安眠，把地位讓給別人。肉體的衰老常常伴隨著思想的衰老、精神的衰老。動作遲鈍，思想僵化，這樣密切配合，可以幫助人順利地甚至愉快地度過晚年。我發現自己的思想和精神狀態同衰老的身體不能適應，更談不上「密切配合」，因此產生了矛盾。我不能消除矛盾，卻反而促成自己跟自己不休止地鬥爭。我明知這鬥爭會逼使自己提前接近死亡，但是我沒有別的路可走。幾十年來我一直順著一條思路往前進。我幼稚，但是真誠；我犯過錯誤，但是我沒有欺騙自己。後來我甘心做了風車，隨著風轉動，甚至不敢拿起自己的筆。倘使那十年中間我能夠像我的妻子蕭珊那樣撒手而去，那麼事情就簡單多了。然而我偏偏不死，思想離開了風車，又走上自己的軌道，又順著思路走去，於是產生了這幾年中發表的各種文章，引起了各樣的議論。這些文章的讀者和評論者不會想到它們都是一個老人每天兩三百字地用發僵的手拼湊起來的。我稱它們為真話，說它們是「善言」，並非自我吹噓，虛名對我已經沒有用處。說實話，我深愛在我四周勤奮地生活、工作的人們，我深愛在我身後將在中國生活、工作的年輕的一代，兩代以至於無數代……那麼寫一點報告情況的「內參」（內部參考）留給他們吧。

我的這種解釋當然也有人不同意，他們說：「你為什麼不來個主動的配合，使你的思想、精神同身體相適應？寫字困難就索性不寫，行動不便就索性不動。少消耗，多享受，安安靜靜地度過餘年，豈不更好？！」

這番話似乎很有道理，我願意試一試。然而我一動腦筋思考，思想順著思路緩緩前進，自己也無法使它們中途停下。我想起來了，在那不尋常的十年中間，我也曾隨意擺弄自己的思想使它們適應種種的環境，當時好像很有成效，可是時間一長，才發現思想仍然在原地，你控制不了它們，它們又順著老路向前了。那許多次「勒令」，那許多次批鬥都不曾改變它們。這使我更加相信：

人是要動腦筋思考的，思想的活動是順著思路前進的。你可以引導別人的思想進入另外的一條路，但是你不能把別人的思想改變成見風轉動的風車。

那十年中間我自己也宣傳了多少「歪理」啊！什麼是歪理？沒有思路的思想就是歪理。

「四人幫」垮臺以後我同一位外賓談話，他不能理解為什麼「四個人」會有那樣大的「能量」，我吞吞吐吐始終講不清楚。他為了禮貌，也不往下追問。我回答外國朋友的問題，在這裡總要碰到難關，幾次受窘之後終於悟出了道理，脫離了思路，我的想法就不容易說服人了。

〈二〉

十天前我瞻仰了岳王墳。看到長跪在鐵欄杆內的秦太師，我又想起了風波亭的冤獄。從十幾歲讀《說岳全傳》時起我就有一個需要解答的問題：秦檜怎麼有那樣大的權力？我想了幾十年，年輕的心是不怕鬼神的。我在思路上遇著了種種的障礙，但是順著思路前進，我終於得到了解答。現在這樣的解答已經是人所共知的了。我這次在杭州看到介紹西湖風景的電視片，解說人介紹岳廟提到風波獄的罪人時，在秦檜的前面加了宋高宗的名字。這就是正確的回答。

這一次我在廊上見到了刻著明代詩人兼畫家文征明的滿江紅詞的石碑，碑立在很顯著的地方，是詩人親筆書寫的。我一眼就看到最後的一句：「笑區區一檜亦何能，逢其欲。」這個解答非常明確，四百五十二年前的詩人會有這樣的膽識，的確了不起！但我看這也是很自然、很尋常的事，順著思路思考，越過了種種的障礙，當然會得到應有的結論。

我讀書不多，文征明的詞我還是在我曾祖李璠的《醉墨山房詩話》中第一次讀到的，那也是六十多年前的事了。書還在我的手邊，不曾讓人抄走、毀掉，我把最後一則詩話抄錄在下面：

「予在成都時，有以岳少保所書「忠孝節義」四大字求售者，價需三百金，亦不能定其真偽，然筆法遒勁，亦非俗手所能。又嘗見王所作滿江紅詞，悲壯激烈，凜凜有生氣，其詞曰（原詞略）。明文征明和之曰：

拂拭殘碑，敕飛字依稀堪讀。

慨當時倚飛何重，後來何酷！

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憐事去言難說（贖）。

最無辜，堪恨更堪憐，風波獄。

豈不惜（念），中原蹙？

豈不念（惜），徽欽辱？

但徽欽既返，此身何屬？

千古休談（誇）南渡錯，當時只（自）怕中原復。

笑區區一檜亦何能，逢其欲！

誅心之論，痛快淋漓，使高宗讀之，亦當汗下。」

我只知道李璠活了五十五歲，一八七八年葬在成都郊外，已經過了一百○四年了，詩話寫成的時間當然還要早一些。詩話中並無驚人之處，但我今天讀起來仍然感到親切。我曾祖不過是一百多年前一個封建小官僚，可是在大家叩頭高呼「臣罪當誅」、「天王聖明」的時候，他卻理解、而且讚賞文征明的「誅心之論」，這很不簡單！他怎麼能做到這樣呢？我的解釋是：

用自己的腦子思考，越過種種的障礙，順著自己的思路前進，很自然地得到了應有的結論。

五月六日

八十七、「人言可畏」

一年來我幾次在家裡接待來訪的外國朋友，談到我國文學界的現狀，我說，這幾年發展快，成績不小，出現了許多好作品，湧現了一批有才華、有見識、有膽量的中青年作家，其中女作家為數不少。

外國朋友同意我的看法。最近來的一位瑞典詩人告訴我，他會見了幾位女作家，還讀過中篇小說《人到中年》。

我說的是真話，我真是這樣想的。評論一篇小說，各人有各人的尺度。我說一篇作品寫得好，因為它真實地反映了我們時代的生活，因為它打動了我的心，使我更深切地感覺到我和同胞們的血肉相連的關係，使我更加熱愛我們這個多災多難的國家和善良、勤勞的人民。我讀了好的作品，總覺得身上多了一股暖流和一種力量，渴望為別人多做一點事情。好的作品用作者的純真的心，把人們引向崇高的理想。所以我談起那些作品和作者，總是流露出感激之情。

一年來我在家養病，偶爾也出外開會，會見過幾位有成就的女作家。論成就當然有大有小，而我所謂的成就不過是指她們的作品在我身上產生了感激之情。她們不是幾個人一起來找我的，有的還是我意外地遇見的，交談起來她們都提出一個問題：「你過去做作家是不是也遇到這樣多的阻力，這樣多的困難？」

問話人不是在做「作家生活的調查」，也不是在為作家深入生活搜集資料，她們是用痛苦的語調發問的。我覺得她們好像在用盡力氣要衝出層層的包圍圈似的。我知道事情比我想像的更嚴重，但是我想也不會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情，我只是簡單地安慰她們說：「不要緊，我挨了一輩子的罵，還是活到現在。」我就這樣地分別回答了兩個人。我當時還認為自己答得對，可是過了不多久，我靜下來多想一想，就明白我把事情看得太簡單了。於是我的眼前出現了沉靜的、佈滿哀愁的女性的面顏。我記起來了，一位作家兩次找我談話，我約定了時間，可是我的房裡坐滿了不速之客，她什麼話也沒有講。我後來才知道她處在困境中，想從我這裡得到一點鼓勵和支持，我卻用幾句空話把她打發走了。

我責備自己，我沒有給需要幫助的人以助力，沒有做任何努力支持她擺脫困境。我太天真了，我以為像她這樣一個有才華、有見識、有成就的作家一定會得到社會的愛護。可是幾個月中各種各樣的流言一次一次地傳到我的耳裡，像粗糙的石塊摩擦著我的神經，我才理解那幾位女作家提過的問題。那麼多的嘰嘰喳喳！那麼多的嘩哩嘩啦！連我這個關心文學事業的人都受不了，何況那幾位當事人？！

三十年代我只能靠個人奮鬥和朋友關心活下去的日子裡，一位有才華、有成就的電影女明星因為「人言可畏」自殺了。但是在個人奮鬥受到普遍批判的今天，怎麼還有那麼多的「人言」？而「人言」又是那麼「可畏」？

文明社會應當愛惜它的人才，應當愛護它的作家。如果沒有豐富的文化積累，如果拿不出優秀的現代文藝作品，單靠大量的出土文物，也不能說明我們的精神文明。建設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必須跟一切帶封建性的東西劃清界限。那麼對那些無頭無根的「人言」，即使它們來勢很猛，也可以採取蔑視的態度，置之不理吧。五六十年來我就是這樣應付過去的。甚至在「四人幫」垮臺以後，我還成為「人言」的箭靶，起先說我結婚大宴賓客，宣傳了將近兩年；最近又說我「病危」，害得一位老友到了上海還要先打聽我家裡有無「異狀」。我總是要「病危」的，不過現在還不是時候，我手邊還有未完的工作。

我感到遺憾的是我不能說服那位女作家，使她接受我的勸告。她帶著沉重的精神負擔去南方療養，聽說又在那裡病倒了。我不熟悉她的情況，我還錯怪她不夠堅強。最近讀了她的小說《方舟》，我對她的處境才有了較深的理解。有人說：「我們的社會竟然是這樣的嗎？」可是我所生活於其中的複雜的社會裡的確有很多封建性的東西，我可以舉出許多事實來說明小說結尾的一句話：「做一個女人，真難！」

但是這種情況決不會長期存在下去。《方舟》作者所期待的真正的男女平等一定會成為現實。我祝願她早日恢復健康，拿出更大的勇氣，為讀者寫出更好的作品。

五月十六日

八十八、上海文藝出版社三十年

不久前一位在上海文藝出版社主持工作的朋友來看我。他知道我有病，坐下就說明來意：希望我為出版社成立三十年講幾句話。我道歉說，我行動不便，少出門，不能到會祝賀。他便說你寫三五百字鼓勵鼓勵吧。交談起來我才想起文藝出版社最初還是由幾家小出版社合併起來組成的，那些小出版社中有兩家同我有關係，那就是文化生活出版社和平明出版社，有一個時期我還是這兩家出版社的總編輯（我為平明出版社工作的時間短，還不到兩年），雖然沒有拿過工資、印過「名片」，但實際上我卻做了十幾年編輯和校對的工作，所以朋友一提到這件事，我就明白他的意思：這裡面也有你十幾年的甘苦和心血，你總得講兩句。

他的話像�頭一樣打中了我的要害，我本來決定不寫什麼，但是想到了自己過去的工作就有點坐立不安，不能沉默下去了。那麼想到什麼就寫點什麼吧。

我想先從自己談起。現在再沒有人「勒令」我寫「思想匯報」和「檢查交代」了。可是每次回憶自己過去的所作所為，我總想寫一點「檢討」之類的東西。倘使拿我要求別人的標準來要求自己，我每樣工作都做得很不夠。我當初搞出版工作，也是如此。我沒有計劃，更沒有所謂雄心壯志。朋友們試辦出版社，約我參加工作，我認為自己可以做點事情，就答應下來。那時文藝書銷路差，翻譯小說更少人看，一本書的印數很少，不過一兩千冊，花不了多少成本。朋友們積了一筆錢，雖然不多，但幾本書的印刷費總夠支付，其餘的則靠個人的義務勞動，出版社就這樣地辦了起來。從幾本書到幾十本書，幾百本書，出版社遭遇了大大小小的災難，一位有才華的散文家甚至為它遭到日本憲兵隊的毒手，獻出了生命。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了十四年，寫稿、看稿、編輯、校對，甚至補書，不是為了報酬，是因為人活著需要多做工作，需要發散、消耗自己的精力。我一生始終保持著這樣一個信念：生命的意義在於付出、在於給與，而不是在於接受，也不是在於爭取。所以做補書的工作我也感到樂趣，能夠拿幾本新出的書送給朋友，獻給讀者，我認為是莫大的快樂。

但是這樣的解釋並不能掩蓋我工作的缺點。我當時年輕膽大，把任何工作都看得十分簡單，對編輯、出版的事也是這樣看待。不用設想，不用考慮，拿到什麼稿子就出什麼書。不管會與不會，只要有工作就做。當時做事情勁頭大，印一本書好像並不費事。我還記得為了改正《草原故事》（高爾基原著）中的錯字，我到華文印刷所去找排字工人求他當場改好。那個年輕工人因為下班後同女朋友有約會，顯得很不耐煩，但是我纏住他不放，又講了不少好話，終於達到了目的。

我這一生發排過不少的書稿，我自己的譯著大部分都是我批了格式後發排的。我做這個工作從來粗心草率。抗戰初期我看見茅盾同志批改過的稿件，才感到做一個責任編輯應當付出更多的精力和心血。近幾年偶爾見到別人發排的書稿，我不禁大吃一驚，那樣整齊，那樣清楚，那樣乾淨！我見過一些西方作家的手稿，有人甚至把校樣也改得一塌糊塗，我自己也有過這樣的事情。我慚愧地想：倘使我晚生幾十年，不但搞不了編輯的工作，恐怕連作家也當不成。我見過不少魯迅、茅盾的手稿，它們都是優美的藝術品。而我的手稿，甚至今天寄出去的手稿，還是歪歪斜斜，字字出格，連小學生的課卷也比不上。我承認作為十全十美的作家我太不夠資格，不僅拿出手稿展覽我感到臉紅，遇到有人找上門來要求題字，我更感到痛悔，悔恨當初不曾練就一筆好字，沒有想到自己有一天會變成「社會名流」。

話題扯得太遠了，還是簡單化好些。工作做得仔細，稿子抄得工整，有什麼不好？！不過從著作人的立場看來，出版一本書花費的時間似乎長了一些。一本不到十萬字的書稿，我送到一家大出版社快一年半了，還不知道它什麼時候可以跟讀者見面。這些年同某些出版社打交道，我有一種不應有的感覺：對方好像是衙門。在這方面我有敏感，總覺得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出現了出版官。前些時候一個在出版社工作的親戚告訴我，有人誇獎他們是「出版家，不是出版商」。他似乎欣賞這種說法，我就半開玩笑地說：「你不要做出版官啊！」我念念不忘「出版官」，這說明我和某些出版社的關係中，有什麼使我感到不平等的因素。

我過去搞出版工作，編叢書，就依靠兩種人：作者和讀者。得罪了作家我拿不到稿子；讀者不買我編的書，我就無法編下去。我並不怕失業，因為這是義務勞動。不過能不能把一項工作做好，有關一個人的信用。我生活在「個人奮鬥」的時代，不能不無休止地奮鬥，而搞好和作家和讀者的關係也就是我的奮鬥的項目之一，因此我常常開玩笑說：「作家和讀者都是我的衣食父母。」我口裡這麼說，心裡也這麼想，工作的時候我一直記住這兩種人。儘管我所服務的那個出版社並不能提供優厚的條件，可是我仍然得到各方面的支持，不少有成就的作家送來他們的手稿，新出現的青年作家也讓我編選他們的作品。我從未感到缺稿的恐慌。

那個時候出版社少有人關心。即使是成名的作家，也找不到按月領工資的機會。儘管在學識上，在能力上我都有缺點，但是我有一種不錯的想法：編者和作者站在平等的地位；編輯同作家應當成為密切合作的朋友。我不能說我已經辦到了。但是我經常意識到我和作家們走向同一個目標。我們工作，只是為了替我們國家、我們民族作一點文化積累的事情。這不是自我吹噓，十幾年中間經過我的手送到印刷局去的幾百種書稿中，至少有一部分真實地反映了當時我國人民的生活。它們作為一個時代的記錄，作為一個民族發展文化、追求理想的奮鬥的文獻，是要存在下去的，是誰也抹煞不了的。這說明即使像我這樣不夠格的編輯，只要去掉私心，也可以做出好事。那麼即使終生默默無聞，堅守著編輯的崗位認真地工作，有一天也會看到個人生命的開花結果。我並不因為自己在這方面花費了不少時間感到後悔，我覺得慚愧的倒是我不曾把工作做好，我負責編輯、看過校樣的書稿印出來後錯字不少，越是後期出的書，錯字越多。對作者和對讀者我都感到歉意。

過去的事已經過去了。回過頭去，倘使能夠從頭再走一遍幾十年的生活道路，我也願意，而且一定要認真地、踏實地舉步向前。幾十年的經驗使我懂得多想到別人，少想到自己，便可以少犯錯誤。我本來可以做一個較好的編輯，但是現在已經遲了。

然而我對文藝編輯出版的工作還是有感情的。我羨慕今天還在這個崗位上勤奮工作的同志，他們生活在新的時代，他們有很好的工作條件，他們有機會接近作者和讀者，他們編輯出版的書受到廣泛的歡迎，一版就是幾萬、幾十萬冊。寒風吹得木屋顫搖、在一盞煤油燈下看校樣的日子永遠不會再來了！丟掉全部書物倉皇逃命的日子永遠不會再來了！他們不可能懂得我過去的甘苦，也不需要懂得我過去的甘苦。我那個時代早已結束了。

現在是高速度的時代。三十年不過一瞬間。一家出版社度過三十年並不難，只是在一切都在飛奔的時代中再要順利地度過三十年就不太容易了。現在不是多聽好話的時候。「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振興中華」的兩面大旗在我們頭上迎風飄揚。但是真正鼓舞人們奮勇前進的並不是標語口號，而是充實的、具體的內容。沒有過去的文化積累，沒有新的文化積累，沒有出色的學術著作，沒有優秀的文藝作品，所謂精神文明只是一句空話。要提供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相適應的充實的內容，出版工作者也有一部分的責任。我相信他們今後會滿足人民群眾更大的希望和更高的要求。

慶祝三十歲生日，總結三十年的工作經驗，不用說是為了增加信心，做好工作。我寫不出賀詞，只好借用去年七月中說過的話表示自己的心情：

「對編輯同志，對那些默默無聞、辛勤工作的人，除了表示極大的敬意外，我沒有別的話可說了。」

五月二十七日寫完

八十九、三訪巴黎

一九八一年九月十六日上午我到了巴黎戴高樂機場，民航班機提前半個小時著陸，我也提前離開機場，因此沒有能見到專程來迎接我們的法中友協的一位負責人貝熱隆先生。貝熱隆先生是我的老朋友，兩年前我們到法國訪問就受到他熱情的接待，他為我們安排整個日程，陪著我們從巴黎到尼斯、去馬賽、訪里昂。我還記得有天下午我在巴黎鳳凰書店同讀者見面，為他們在我的作品上面簽名，書是新近在巴黎發行的，也有一些來自北京，還有一些從香港運來。我見到不少年輕的面孔，似親近，又像陌生。年輕人都講著我熟悉的語言，雖然他們來自世界各地，有著不同的遭遇。我一下子就想起了二十年代的自己，我的心和他們的心貼近了，我輕快地寫著自己的名字，彷彿他們是我的親友。貝熱隆先生是這家出售中國圖書的書店店主，他瞭解我的心情，他為我的忙碌高興，他還在旁邊插話介紹我在法國訪問的日程。這些年輕人大都是常來的顧客，他們一下子就把桌上一大堆新出的法譯本《家》搬光了。這一個小時過得多麼快！朋友們催我走，我的心卻願意留在讀者們的中間。分別的時候那個在北京學過漢語的女店員緊緊握著我的手，激動地說：「請再來！」我笑著回答：「我一定來。」鳳凰書店的名字從此印在我的心上。我萬萬想不到一年以後我會在法國報紙上看到鳳凰書店被人破壞的消息：店面焚燬，店員受傷，剪報是尼斯的法國朋友寄來的。我立刻想到貝熱隆先生，這對他該是多大的打擊。我托人發去了慰問的電報。又過了一年多，一直到這次動身的前夕，我才知道書店已經恢復，由貝熱隆先生繼續負責。我多麼想同貝熱隆先生見面，並且在復興的鳳凰書店暢談。這是我三訪巴黎的一個心願。願望終於成了現實。儘管那個上午意外地下起了雨，但是小小的書店裡仍然有不少的讀者。貝熱隆先生發出爽朗的笑聲在店門口迎接我們。看到他的笑臉，我抑制不住奔放的感情，很自然地撲了過去。我們緊緊地抱在一起。他無恙，我也活著，書店比兩年前更興旺，書也似乎多了些。我又聽見貝熱隆先生的響亮的聲音，他不休止地談論中法人民的友情。我在一本又一本的新書上寫下自己的名字。我寫字吃力，卻並不感到疲勞，我又看見那些講著我熟悉的語言的年輕人，也可以說我又見到了五十多年前的自己。我在書店裡又待了一個小時，告別前我還和店員們在門前照了相。我感到遺憾的是那位在一年前受了傷的女店員到北京訪問去了，我沒有能同她握手表示慰問。但是在書店裡我意外地見到車夫人，兩年前在尼斯慇勤接待我們的女主人，她剛剛訪問了中國回來就趕到書店來同我們相見，她還帶了一本新出的我的短篇集《復仇》，薄薄的一本書，上面似乎還留著二十年代一個中國青年的面影，我好像做了一場大夢，我不再是那個在盧騷（梭）像前徘徊的孤寂的年輕學生了，我有了這麼多的朋友，我感激地為她簽了名，題了字。

第二天我和一位朋友去拜訪馬紀樵夫人，她是法中友協的另一位負責人，一九七九年我第二次訪問巴黎曾受到她的親切接待。她經常開著小車到旅館來接我出去進行參觀活動。這一次我沒有看見她，問起來才知道她傷了腳在家休養，又聽說她在寫一本關於中國農村的書，她曾在我國北方農村做過幾次調查。馬夫人住在郊外的一所整潔的公寓裡，他們夫婦在家中等待我們。夫人的傷已經好多了，她的情緒很高，賓主坐下互相問好之後我們又開始坦率交談。我很想知道法國知識界的情況，主人談了她的一些看法。正直，善良，真誠，坦率，喜歡獨立思考……二十年代我見到的知識分子就是這樣。今天，服裝略有改變，談吐稍有不同，但是精神面貌變化不大。我會見新朋友或者舊相識，談起來，即使有分歧，他們甚或發表尖銳的意見，可是我看得出他們是懷著友情來接近我們的。有些人對政治興趣不大，卻希望多瞭解新中國，願意同我們交朋友。法國人是好客的民族，二十年代中我就在巴黎遇見從世界各地來的流亡者。拜訪馬夫人的前一天，我們幾個人在一家中國飯館吃中飯。店主是從柬埔寨出來的華僑難民，他告訴我們法國人對外國僑民並不歧視。我三次訪法，儘管中國的地位增高，儘管我的年紀增長，儘管我停留的時間很短，可是我彷彿回到了自己十分熟悉的地方。法國人還是那樣友好，那樣熱情，那樣真誠，那樣坦率。我特別喜歡他們的坦率，我回國以後讀到一位巴黎朋友發表的文章，是他自己寄給我的，談到某一件事，我在巴黎答覆記者說我不知道，而那位朋友卻認為我一定知道，因此將我挖苦幾句。他的坦率並不使我生氣。朋友間只有講真話才能加深相互瞭解，加深友情。有些人過分重視禮貌，在朋友面前有話不講，只高興聽別人的好話，看別人的笑臉，這樣交不上好朋友。別人不瞭解我並不等於反對我，事情終於會解釋明白，有理可以走遍天下。他要是不能說服我，我決不會認錯。我並沒有健忘症，我沒有什麼把柄讓人抓住，因此讀到挖苦的文章我並不臉紅。

我這次到巴黎是來參加國際筆會的里昂大會。大會在里昂開幕，在巴黎閉幕，一共舉行了五天。這是第四十五屆的國際大會了，但在我看來它只是個開端。對國際筆會我個人有特殊的看法：它應當成為世界作家的講壇，它應當成為保衛世界和平、發展國際文化的一種強大的精神力量。這是理想，這是目標，我以為它的前途是十分光明的。可能有人不同意我這個意見，反正這是長遠的事情，今後還有不少討論它的機會。

這次在法國，我們並未接受任何團體或者個人的邀請，開會以外的時間都可以由我們按照自己的願望安排，出外訪友也好，在住處會見客人也好，參觀藝術寶藏也好，遊覽名勝古跡也好，到大樹林中散步也好。巴黎不愧為世界文化名都，一代接一代的讀者從不朽的文學名著中熟悉它的一切，熱愛它的一切。法國人珍惜他們的過去，熱愛他們的歷史。以巴黎為例，他們把現在同過去結合得非常好。他們保存了舊的，建設了新的。法蘭西始終是法蘭西。即使先賢祠前廣場上停滿了轎車，我還可以到盧騷（梭）像前表示敬意。在協合廣場上方尖碑前我彷彿看見了兩百年前斷頭機上帶血的大刀。在短短的一兩小時內我回顧了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兩百年間的道路。我對進步人類的前途仍然充滿信心。

以上只是我個人的感受，我個人的想法。這次在巴黎小住比較清閒，有時間觀察，也有時間思考，還有時間同朋友們閒談。我的確認真地想過了一番。在國內我常常聽人說，我自己也這樣想過：西方國家裡物質豐富，精神空虛。三次訪法，我都沒有接觸上層社會的機會，因此我並不特別感覺到「物質豐富」。同文化界人士往來較多，瞭解較深，用我的心跟他們的心相比，我也不覺得他們比我「精神空虛」，有一位華裔女漢學家一天忙到晚，我問她為什麼要這樣，她說她需要學習、需要工作，閒著反而不舒服。可是看她那樣生活，我倒感到太緊張，受不了。從國外回來我常常想到我們一句俗話：「在家千日好。」在我們這裡「個人奮鬥」經常受到批判，吃大鍋飯混日子倒很容易，我也習慣了「混」的生活，我不願意，也不可能從早到晚地拚命幹下去了。然而我能說那樣拚命幹下去的人就是「精神空虛」嗎？

我在上海家中晚間常看電視節目消遣。在國外偶爾也看電視。初看西方節目，覺得節奏太快，不習慣。看多了，習慣了，回到國內又嫌我們的節目節奏太慢。我知道過一個時候我又會習慣於慢的節奏。但是我忘記不了一件事情，有一天我們在高速公路上行車返回巴黎。這是星期天的傍晚，出去休假的人紛紛趕回城來，轎車一輛接一輛排成一根長線。我們的車子擠在中間隨大流飛奔。速度太快，我有點緊張，我想要是我們的車子忽然出毛病開不動了，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坐在我身邊的朋友彷彿猜到了我的思想，就帶笑地談起來。他說：「有一回我開車回城裡，車子比現在更多。我已經十分疲勞，但是欲罷不能。我像一個機器人在滾滾車流中向前飛奔。有一股巨大力量推動我，我停不下來。我要是停下，那麼幾十輛，幾百輛車子都撞上來，怎麼得了！我只好振作起來開車回家，好像害了一場病一樣，第二天睡了一天。我們這個時代就是這樣，大家都像在高速公路上行車，你得往前奔，不能停啊。別人不讓你停啊！」

這位朋友還講了一些話，我不在這裡引用了。關於他的事我本來可以多講幾句，不過我看也用不著了。「物質豐富」，那是上層社會的事，與他無緣。「精神空虛」呢，「精神空虛」的人是沒有精力和勇氣往前飛奔的！……

最後我接受了瑞士蘇黎世市長先生的盛情邀請，九月三十日早晨告別了巴黎，在風景如畫的蘇黎世湖畔度過了難忘的一周的假期。

五月三十一日

九十、知識分子

去年年底我為《寒夜》——挪威文譯本寫了如下的序言：

我知道我的小說《寒夜》已經被譯成挪威文，友人葉君健問我是否願意為這個新譯本寫序，我當然願意。

《寒夜》脫稿於一九四六年的最後一天。一九六○年冬天在成都校閱自己的《文集》時，我又把全書修改了一遍。一個多月前我新編自己的《選集》（十卷本），又一次讀了全文，我仍然像三十五年前那樣激動。我不能不想到自己過去常說的一句話：「我寫文章如同在生活。」我彷彿又回到一九四五年的重慶了。

我當時就住在主人公汪文宣居住的地方——民國路上一座破破爛爛的炸後修復的「大樓」。我四周的建築物、街道、人同市聲就和小說中的一樣。那些年我經常兼做校對的工作，不過我靠稿費生活，比汪文宣的情況好一些。汪文宣的身上有我的影子，我寫汪文宣的時候也放進了一些自己的東西。最近三四年來我幾次對人說，要是我沒有走上文學道路（我由於偶然的機會成了作家），我很可能得到汪文宣那樣的結局。我的一個哥哥和幾個朋友都死於肺結核病，我不少的熟人都過著相當悲慘的生活。在戰時的重慶和其他所謂「大後方」，知識分子的生活都是十分艱苦的。小說裡的描寫並沒有一點誇張。我要寫真實，而且也只能寫真實。我心中充滿悲憤。我不想為自己增添榮譽，我要為受難人鳴冤叫屈。我說，我要控訴。的確，對不合理的社會制度我提出了控訴（Jaccuse）。我不是在鞭撻這個忠厚老實、逆來順受的讀書人，我是在控訴那個一天天爛下去的使善良人受苦的制度，那個「斯文掃地」的社會。寫完了《寒夜》，我有一種輕鬆的感覺，我把蔣介石國民黨的統治徹底地否定了。

關於《寒夜》，過去有兩種說法：一說是悲觀絕望的書；一說是充滿希望的書，我自己以前也拿不定主意，可以說是常常跟著評論家走。現在我頭腦清醒多了。我要說它是一本充滿希望的書，因為舊的滅亡，新的誕生；黑暗過去，黎明到來。究竟怎樣，挪威的讀者會作出自己的判斷，……

「我很高興挪威的讀者通過我的小說接觸到我國舊知識分子正直善良的心靈，瞭解他們過去艱苦的生活和所走過的艱難曲折的道路。互相瞭解是增進人民友誼的最好手段，倘使我的小說能夠在這方面起一些作用，那我就十分滿意了。（一九八一年二月三十日）」

序言寫到這裡為止，想說的話本來很多，但在一篇序文裡也沒有說盡的必要，留點餘地讓讀者自己想想也是好的。

那些年我不止一次地替知識分子講話。在一九四三年寫的《火》第三部裡面，我就替大學教授打過抱不平。小說裡有這樣一段話：「現在做個教授也實在太苦了，靠那點薪水養活一家人，連飯也吃不飽，哪裡還有精神做學問？我們剛才碰見歷史系的高君允提個籃子在買菜，臉黃肌瘦，加上一身破西裝，真像上海的小癟三。」昆明的大學生背後這樣地議論他們的老師，這是當時的實際情況。學生看不起老師，因為他們會跑單幫，做生意，囤積居奇，賺大錢，老師都是些書獃子，不會做這種事。在那個社會知識無用，金錢萬能，許多人做著發財的美夢，心地善良的人不容易得到溫飽。錢可以賺來更多的錢，書卻常常給人帶來不幸。在《寒夜》中我寫了四十年代前半期重慶的一些事情。當時即使是不大不小的文官，只要沒有實權，靠正當收入過日子，也談不到舒適。我有幾個朋友在國民黨的行政院當參事或者其他機關擔任類似的職務或名義，幾個人合租了一座危樓（前院炸掉了，剩下後院一座樓房）。我住在郊外，有時進城過夜，就住在他們那裡，樓房的底層也受到炸彈的損害，他們全住在樓上。我在那裡吃過一頓飯，吃的平價米還是靠他們的「特權」買來的，售價低，可是稗子、沙子不少，吃起來難下嚥。這些販賣知識、給別人用來裝飾門面的官僚不能跟握槍桿子的官相比，更不能跟掌握實權的大官相比，他們也只是勉強活下去，不會受凍挨餓罷了。

那幾年在抗戰的大後方，我見到的、感受到的就是這樣：知識分子受苦，知識受到輕視。人越善良，越是受欺負，生活也越苦。人有見識、有是非觀念，不肯隨波逐流，會處處受歧視。愛說真話常常被認為喜歡發牢騷，更容易受排擠，遭冷落。在那樣的社會裡我能夠活下去，因為（一）我拚命寫作，（二）我到四十歲才結婚，沒有家庭的拖累。結婚時我們不曾請一桌客，買一件傢俱，婚後只好在朋友家借住，在出版社吃飯。沒有人譏笑我們寒傖，反正社會瞧不起我們，讓我們自生自滅，好像它不需要我們一樣。幸而我並不看輕自己，我堅持奮鬥。我也不看輕知識，我不斷地積累知識。我用知識作武器在舊社會進行鬥爭。有一段長時期汪文宣那樣的命運像一團黑影一直在我的頭上盤旋。我沒有屈服。我寫《寒夜》，也是在進行鬥爭，我為著自己的生存在掙扎。我並沒有把握取得勝利，但是我知道要是鬆一口氣放棄了鬥爭，我就會落進黑暗的深淵。說句心裡話，寫了這本小說，我首先挽救了自己。輕視文化、輕視知識的舊社會終於結束了，我卻活到現在，見到了光明。

在三十年代我也寫過一些關於中國知識分子不幸遭遇的短篇，如《愛的十字架》、《春雨》等。但是我還寫過批判、鞭撻知識分子的小說如《知識階級》、《沉落》，就只這兩篇，目標都是對準當時北平的準備做官的少數教授們。我寫《沉落》，是在一九三四年十月，把稿子交給河清（即黃源，他幫助鄭振鐸和傅東華編輯《文學》月刊）後不久，我就到日本去了。我的一個好朋友讀了我的小說很生氣，從北平寫長信來批評我。他嚴厲地責問我：寫文章難道是為著洩氣（發洩氣憤）？！我把他的勸告原封退還，在橫濱寫了一篇散文答覆他，散文的標題也是《沉落》。在文章裡我說，我「所攻擊的是一種傾向，一種風氣：這風氣，這傾向正是把我們民族推到深淵裡去的努力之一」。但是我不曾說明，小說中的那位教授是有所指的，指一位當時北平知識界的「領袖人物」。我並未揭發他的「隱私」，小說中也沒有什麼「影射」的情節，我只是把他作為「一種傾向、一種風氣」的代表人物來批判，進一番勸告。他本人當然聽不進我這種勸告。我那位好友也不會被我說服。我記得我們還通過長信進行辯論，誰也不肯認輸。不過這辯論並沒有損害我們之間的友誼。後來我的小說給編進集子在讀者中間繼續流傳，朋友對我也採取了寬大的態度。至於小說中的主人公，他繼續「沉落」下去。不過幾年他做了漢奸。再過幾年，他被判刑、坐牢。我曾經喜歡過他的散文，搜集了不少他的集子，其中一部分還保存在我的書櫥裡。但是對於我他只是黑暗深淵裡的一個鬼魂。我常常想，人為什麼要這樣糟蹋自己？！但「沉落」下去的畢竟是極少數的人。

這「沉落」的路當然不會是中國知識分子的道路！經過了八年的抗戰，我們可以說中國知識分子是經受得住這血和火的考驗的。即使是可憐的小人物汪文宣吧，他受盡了那麼難熬的痛苦，也不曾出賣靈魂。

關於中國知識分子，以後有機會我還想談一談，現在用不著多講了。

中國人民永遠忘記不了聞一多教授。

六月五日

《真話集》後記

《隨想錄》第三集編成，收《隨想》三十篇，我也給這一集起了一個名字：《真話》。

近兩年來我寫了幾篇提倡講真話的文章，也曾引起不同的議論。有人懷疑「講真話」是不是可能。有人認為我所謂「真話」不一定就是真話。又有人說，跟著上級講，跟著人家講，就是講真話。還有人雖不明說，卻有這樣的看法：「他在發牢騷，不用理它們，讓它們自生自滅吧。」

我欽佩最後那種說法。讓一切胡言亂語自生自滅的確是聰明的辦法。我家裡有一塊草地，上面常有落葉，有時刮起大風，廣玉蘭的大片落葉彷彿要「飛滿天」。風一停，落葉一片也看不見，都給人掃到土溝裡去了。以後我到草地上散步也就忘記了有過落葉的事。

我一向承認謙虛是美德。然而我決不願意看見我的文章成為落葉給掃進土溝裡去。但是文章的命運也不能由我自己來決定。讀者有讀者的看法。倘使讀者討厭它們，那麼不等大風起來，它們早已給扔進垃圾箱去了。

我也曾一再聲明：我所謂「講真話」不過是「把心交給讀者」，講自己心裡的話，講自己相信的話，講自己思考過的話。我從未說，也不想說，我的「真話」就是「真理」。我也不認為我講話、寫文章經常「正確」。剛好相反，七八十年中間我犯過多少錯誤，受到多少欺騙。別人欺騙過我，自己的感情也欺騙過我。不用說，我講過假話。我做過不少美夢，也做過不少噩夢，我也有過不眠的長夜。在長長的人生道路上我留下了很多的腳印。

我的《文集》，我的《選集》，都是我的腳印。我無法揩掉這些過去的痕跡，別人也不能將它們一下子塗掉。

我的生命並未結束，我還要繼續向前。現在我的腦子反而比以前清楚，對過去走過的路也看得比較明白。是真是假，是正是錯，文章俱在，無法逃罪，只好讓後世的讀者口誅筆伐了。但只要一息尚存，我還有感受，還能思考，還有是非觀念，就要講話。為了證明人還活著，我也要講話。講什麼？還是講真話。

真話畢竟是存在的。講真話也並不難。我想起了安徒生的有名的童話《皇帝的新衣》。大家都說：「皇帝陛下的新衣真漂亮。」只有一個小孩子講出真話來：「他什麼衣服也沒有穿。」

早在一八三七年丹麥作家漢斯．安徒生就提倡講真話了。

巴金 一九八二年六月八日

Table of Contents

六十一、三談騙子

六十二、我和讀者

六十三、悼念茅盾同志

六十四、現代文學資料館

六十五、懷念方令孺大姐

六十六、《序跋集》序

六十七、懷念豐先生

六十八、《序跋集》再序

六十九、十年一夢

七十、致《十月》

七十一、《序跋集》跋

七十二、懷念魯迅先生

七十三、「鷹的歌」

七十四、《懷念集》序

七十五、小端端

七十六、懷念馬宗融大哥

七十七、《隨想錄》日譯本序

七十八、《小街》

七十九、三論講真話

八十、《靳以選集》序

八十一、懷念滿濤同志

八十二、說真話之四

八十三、未來（說真話之五）

八十四、解剖自己

八十五、西湖

八十六、思路

八十七、「人言可畏」

八十八、上海文藝出版社三十年

八十九、三訪巴黎

九十、知識分子

《真話集》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