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想錄四：病中集》巴金

《二○一一年二月二十五日版》

《好讀書櫃》典藏版

九十一、「干擾」

《隨想錄》第三集《真話集》已經編成，共收「隨想」三十篇。我本來預定每年編印一集，字數不過八九萬，似乎並不費力。可是一九八一年我只發表了十二則「隨想」，到今年六月才完成第九十則，放下筆已經筋疲力盡了。可以說今年發表的那些「隨想」都是在病中寫成的，都是我一筆一畫地慢慢寫出來的。半年來我寫字越來越困難，有人勸我索性擱筆休息，我又怕久不拿筆就再也不會寫字，所以堅持著每天寫兩三百字，雖然十分吃力，但要是能把心裡的火吐出來，哪怕只是一些火星，我也會感到一陣輕鬆，這就是所謂「一吐為快」吧。

然而事情並不像我所想的那樣簡單。意外的「干擾」來了。在我的右背上忽然發現了囊腫，而且因感染發炎化膿，拖了一個月，終於動了小手術。把膿擠乾淨，一切似乎都很順利。可是晚上睡在床上，我不知道該怎樣躺才好，向左面翻身不行，朝右邊翻身也不好。我的床上還鋪著軟墊，在它上面要翻個身不碰到傷口，實在不容易（對老人來說）。我剛剛翻過身躺下，以為照這個姿勢可以安靜地睡一陣子，沒有想到一分鐘才過去，我就覺得彷彿躺在針氈上面，又得朝原來方向翻回去。這樣翻來翻去，關燈開燈，我疲勞不堪，有時索性下床，站在床前，心裡越來越煩躁，一直無法安靜下來。我想用全力保持心境的平靜，但沒有辦法。工作、計劃、人民、國家……都不能幫助我鎮壓心的煩躁和思想混亂。我這時才明白自己實在缺乏修養，而且自己平日追求的目標——言行一致現在也很難達到。在這短短的三四個鐘頭裡，什麼理想、什麼志願全消失了。我只有煩躁，只有恐懼。我忽然懷疑自己會不會發狂。我在掙扎，我不甘心跳進深淵去。那幾個小時過去了，我很痛苦，也很疲勞，終於閉上眼睛昏睡了。

一連三夜都是這樣，睡前服了兩片「安定」也不起作用。早晨坐在椅子上打瞌睡。午睡時躺下幾分鐘就忍受不了，我只好起來在院子裡散步消磨時間。我不願意把這情況告訴我的妹妹和子女們，害怕他們替我擔心。我一個人順著自己的思路回憶那些不眠的長夜，我知道它們來自我十年中所受的人身侮辱和精神折磨，是文化大革命給我留下的後遺症。事情並沒有結束，我還在忍受痛苦的磨煉，我還在進行生死的鬥爭。經過了痛苦難熬的三夜，我幾乎感到支持不下去的時候，也許是我的心逐漸恢復了平靜，也許是我的腦子因疲勞而變遲鈍，我又能沉睡了。即使有時還做噩夢，可是我不再心煩。「危機」似乎過去了，我鬆了一口氣，我得救了。大約過了兩個星期又出現了無端的煩躁，不過只有兩夜，而且每夜不到兩小時。以後就沒有再發生類似的情況。現在傷口也已經癒合。醫生說等到秋涼再去醫院動手術把囊腫取出，不會有麻煩。我也就忘記了那些難熬的不眠的夜。人原來就是這樣健忘的。

在編輯《真話集》的時候，我重讀了一年半中間寫的三十則「隨想」，忘記了的事情又給想起來了，因為從《人言可畏》起最後四篇短文都是在「危機」中間和「危機」前後寫成的。它們使我記起當時的掙扎。特別是《人言可畏》，字數少，卻在我的腦子裡存放了好幾個月，「危機」到來，自己在作拚死的鬥爭時，首先想起這筆心靈上的欠債。開始寫它，我好像在寫最後一篇文章，不僅償還我對幾位作家的欠債，也在償還我對後代讀者的欠債。講出了真話，發狂的「危機」也過去了，因為我掏出了自己的心，卸下了精神上的負擔。

我嘮叨地講自己的「危機」，只是說明作家的「思想複雜」。作家的腦子並不像機器那樣，一開就動，一關就停，一切聽你指揮。

細心的讀者也可以看出《三訪巴黎》和《知識分子》兩篇並不是一口氣寫成的。兩篇「隨想」都是在去年年底和今年一月動筆，我寫了不到三分之一就因別的事情幹擾把它們擱在一邊，差一點連原稿也不知去向，幸而後來我想起了它們，過了幾個月找出原稿續寫下去，總算按計劃寫成了。

那麼「干擾」從哪裡來？

可以說「干擾」來自四面八方。這些年我常有這樣一種感覺：我像是一個舊社會裡的吹鼓手，有什麼紅白喜事，都要拉我去吹吹打打。我不能按照自己的計劃寫作，我不能安安靜靜地看書，我得為各種人的各種計劃服務，我得會見各種人，回答各種問題。我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卻不得不做自己不願意做的事。我說不要當「社會名流」，我只想做一個普通作家。可是別人總不肯放過我：逼我題字，雖然我不擅長書法；要我發表意見，即使我對某事毫無研究，一竅不通。經過了十年的「外調」，今天還有人出題目找我寫自己的經歷，談自己的過去，還有人想從我的身上搶救材料。在探索、追求、寫作了五十幾年之後，我彷彿還是一個不能自負文責的小學生。……

我的工作室在二樓，有時我剛剛在書桌前坐下，攤開稿紙，就聽見門鈴在響，接著給人叫了下去。幾次受到干擾，未完的手稿也不知被我放到哪裡去了，有的就石沉大海，只有這兩篇不曾消失在遺忘裡，終於給找出來加上新的內容同讀者見面了。在我的長時期的寫作生活中被「干擾」扼殺的作品太多了！所以聽見門鈴聲，我常常膽戰心驚，彷彿看見過去被浪費掉的時間在眼前飛奔而去。我只能責備自己。一個作家有權利為他自己的寫作計劃奮鬥，因此也有權同「干擾」作鬥爭。

※※※

最近人們忽然對已故法國作家薩特感到了興趣，我聽見有人私下談論他。一九五五年十月他同德．波伏瓦訪問上海，我在家裡接待過他們。但是我當時很謹慎，很拘束，講話吞吞吐吐，記得只談了些像用第一人稱寫小說一類的問題。一九七九年我訪問法國，他雙目失明在家養病，曾托法中友協設法聯繫，打算登門拜訪，卻沒有得到機會。一九八一年我再去巴黎，他已經逝世，聽說有幾萬人參加他的葬禮。關於他的著作，我只讀過兩部多幕劇，也談不出什麼。但是他有一件事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不贊成「把作家分為等級」。他說過類似這樣的話：「我們把文學變成了一種分為等級的東西，而你在這種文學中屬於這樣的級別。我否認這樣做的可能性。」他的話的確值得我們深思。

在重視等級的社會裡，人們喜歡到處劃分級別。有級別，就有「干擾」。級別越高，待遇越好，「干擾」也越多。於是「干擾」也成了一種榮譽，人們為爭取「干擾」而奮鬥。看來薩特一口否認的「可能性」是畢竟存在的了。不是嗎？

那麼要發展我們的文學事業，怎麼辦？擴大級別嗎？增加等級嗎？不，恰恰相反，我看最好的辦法只能是讓作家們受到最少的「干擾」。

一九八二年七月十四日

九十二、再說現代文學館

中國新聞社記者谷葦來探病，閒談中又提到中國現代文學館。每次見面，我都向他談文學館的事，快兩年了，他以為這個館總該掛起招牌來了。沒有想到我的答覆仍然是：好像困難不少，首先是房子，至今還沒有落實。文學館的招牌早已由八十八歲老人葉聖陶同志寫好，就是找不到地方掛出來。我們並沒有雄心壯志，也不想在平地上建造現代化的高樓。我們只打算慢慢地來，從無到有，從小到大，量力而行，逐步發展。但搜集資料，需要有一個存放的地方；開展工作，需要有一個辦公的地點。我們目前需要一所房子，我們手中有一筆贈款至少可以付三四年的房租，可是在偌大的北京城卻找不到我們需要的房子。我們要求過，我們呼籲過。在北京有一個文學館的籌備委員會，設在中國作協的防震棚裡，籌委會的人也在為房子奔走。有一次說是找到了房子，在郊外什麼廟什麼寺，但是無處存放搜集來的資料。有一天我收到了北京的來信，說是房子已經解決，作協的人看過了同意接受，我白白高興了兩個星期，甚至一個月，後來才知道住在房子裡的人不肯搬，我們也無法叫他們搬走，這就是說我們只好望梅止渴了。那麼就等待吧。但是要等到什麼時候呢？

一位朋友說：「你不用性急，不會久等的。我們不是在大聲疾呼要建設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嗎？這精神文明中包含的當然不止是：種樹木，掃馬路，文明服務，待人有禮，大公無私，助人為樂等等等等。我們長期的文化積累，文學遺產……特別是反映我們人民的生活習慣、思想感情和精神境界的文藝作品都應當包括在內。你們的文學館當然不會給人忘記。」

「但願如此。」我只能這樣回答。不過能不能看到文學館的成立，我也有自知之明。我說過：「有了文學館，可以給我國現代文學六十多年來的發展做一個總結，讓大家看看我們這些搞文學工作的人究竟幹了些什麼事情。」其實沒有文學館，我們也可以做這樣的總結。黑字印在白紙上，誰也塗沫不掉嘛。

這些年我常有一種感覺，或者一種想法：我們搞文學工作的人似乎不曾做過一件好事，只是白吃乾飯，因此一有風吹草動，或者什麼事情給搞壞了，就有些人給叫出來受批挨訓，弄得人心惶惶，大家緊張，好像我們六十多年來的現代文學，除了少數幾部作品，對革命、對人民沒有一點貢獻。

「難道事實真是這樣嗎？」但是我有個人的經驗，我也熟悉同時代人的經歷。在我們十幾歲的時候，給我們點燃心靈的火炬、鼓舞不少年輕人走上革命道路的，不就是我們的現代文學作品嗎？抗日戰爭初期大批青年不怕艱難困苦，甘冒生命危險，帶著獻身精神，奔赴革命聖地，他們不是也受到現代文學的影響嗎？在烏煙瘴氣的舊社會裡，年輕人只有在現代文學作品中呼吸到新鮮空氣，這些作品是他們精神的養料，安慰他們，鼓勵他們，擴大了他們的視野，培養了他們鬥爭的勇氣，啟發他們，幫助他們樹立為國為民的崇高理想，樹立戰勝舊勢力的堅定信心。我們的現代文學好像是一所預備學校，把無數戰士輸送到革命戰場，難道對新中國的誕生就沒有絲毫的功勞？

過去的事已經過去了。在摧殘文化的十年夢魘中我們損失了多少有關現代文學的珍貴資料，那麼把經歷了浩劫後卻給保留下來的東西搜集起來保存下去，也該是一件好事。去年在隆重紀念魯迅先生誕生百年的時候，我曾經這樣想過：先生不見得會喜歡這種熱鬧的場面吧。用現代文學館來紀念先生也許更適當些。先生是我們現代文學運動的主帥，但他並不是「光桿司令」。倘使先生今天還健在，他會為文學館的房子呼籲，他會幫助我們把文學館早日建立起來。

八月十七日

九十三、修改教科書的事件

近來大家都在議論日本文部省修改教科書的事件。中國人有意見，日本人也有意見，東南亞國家的人都有意見。

修訂本國的教科書可能是很尋常的事情。然而把「侵略」改成「進入」，掩蓋「皇軍」殺人奪地的罪行，翻過去的大案，那就暴露了重溫侵略「美」夢的野心，問題就大了。有人說，這是「內政」。世界上有侵略他國、屠殺別國人民的「內政」嗎？又有人說，是進入還是侵略，應當由後人來論斷是非。這是「成則為王」的老觀念，只要我有錢有勢，後人會講我好話。不過我們中國人也有自己的看法：後人的眼睛是雪亮的，而且這種事也不會拖到後代等後人來解決。關於日本軍人「進入」中國的事，我們記憶猶新。「進入」不止一次，單是從「九一八」開始的三十年代那一次就造成一千萬以上中國軍民的死亡，也給日本人民帶來莫大的災難。在中國土地上還留下不少「皇軍」的「德政」——萬人坑。中年以上的中國人都不曾忘記日本軍人的殘酷暴行。日本製造的偽滿洲國，等不到後人論斷就垮臺了。聽說在日本今天還有人準備建立「滿洲建國之碑」為它招魂，這只能說明那班人靠搞陰謀、唸咒語度日，晚景太可悲了！你們要「進入」，中國人民一不歡迎，二無所畏懼，不過說實話，你們真的能夠再像三十年代那樣「進入」中國嗎？真應該動腦筋多想一想。

四五十年來我經常在考慮一個問題：中日人民之間有兩千年的友誼，人民友誼既深且廣，有如汪洋大海，同它相比，軍國主義的逆流和破壞友誼的阻力又算得什麼！但是怎麼會讓這逆流、這阻力佔優勢，終於引起一場災難深重的戰爭，為什麼呢？為什麼呢？！

一九三五年在橫濱和東京七個多月的小住中我就找到了回答：沒有把真相告訴日本人民，人民聽慣假話受了騙。我寫過一篇短文《日本的報紙》，講的都是事實。我對日本報紙天天謾罵中國人的做法很有反感，便舉出一些報導文章，證明它們全是無中生有。有不少日本讀者受了影響，居然真的相信日本軍人「進入」中國是為中國人謀幸福，而那班人在中國的所作所為我卻是十分清楚。我的文章是為上海的一份雜誌寫的，雜誌發稿前要把稿件送給當時國民黨的圖書雜誌審查會審查，結果「不准發表」，理由是：不敢得罪「友邦」。顛倒是非到了這樣的程度，我不能不感覺到輿論工具「威力」之大。這些事，這種情況，三十年代的日本人民大多數都不知道，他們相信宣傳，以為日本人真在中國受盡迫害。而事實卻是：中國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被日本軍人和日本浪人當做「賤民」看待。究竟誰欺侮誰，我有一部中篇小說《海的夢》可以做證，單憑這一點，我的小說也要傳下去，讓後人知道日本軍人「進入」中國的所謂「豐功偉績」。

三十年代我在日本很少朋友，但是我看出日本人民是正直、善良、勇敢、勤勞的優秀人民。我知道他們受騙上當，卻無法同他們接近，擦亮他們的眼睛。我在橫濱一位朋友家中寄宿了三個月，我看見朋友代他女兒寫的寄守衛滿洲的「皇軍」的慰勞信稿，他居然相信日本佔領滿洲是為了趕走中國「馬賊」保護滿洲人民，傀儡「皇帝」溥儀乃是「真命天子」，當時日本軍國主義者就是用這些荒謬的神話來教育兒童、教育青年的，無數的年輕人就這樣給騙上戰場充當了炮灰。

一九三五年還有一件事情，我至今沒有忘記。溥儀訪問日本的前夕，幾個日本「刑事」（便衣偵探）半夜裡跑到東京中華青年會樓上宿舍，闖進我的房間，搜查之後，把我帶到神田區警察署拘留到第二天傍晚，我回到青年會，遇見那個中年的日本職員，只有他一個人知道我給帶走的事。他和我握手，小聲說：「我知道，不敢做聲。真是強盜！」

慘痛的血的教訓洗亮了人民的眼睛。三十年代「不敢做聲」的人在六十年代卻站出來講話了。六十年代我三次訪問日本尋求友誼，都是滿載而歸。那個時候中日兩國沒有恢復邦交，阻力不小，可是到處都有歡迎的手伸向我們。在人民中間我們找到了共同的語言。我結識了許多真誠的、互相瞭解的朋友。日本朋友和我，我們都看得明白：只有讓兩國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才能保障子孫萬代的幸福；反過來，中日友誼受到破壞，兩國人民都會遭逢不幸。

我在杭州西湖柳浪聞鶯公園裡看到日本岐阜縣建立的紀念碑，岐阜人說：「日中不再戰！」杭州市人民也在岐阜縣建了一座紀念碑，碑文是：「中日兩國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日本人民說：「日中友好！」中國人民說：「中日友好！」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年了，人民的聲音應當更加響亮，人民的團結應當更加緊密，讓那些妄想再度「進入」中國的野心家死了心吧，軍國主義的路是走不通的。

我國有句古話：「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任何事情都有兩面。這一次修改教科書的人又給我們上了一堂課。我們中間有少數健忘的人習慣於聽喜報，向前看，以為凡是過去的事只要給作了結論，就可以束之高閣，不論八年抗日，或者十載「文革」，最好不提或少提，免得損害友誼，有傷和氣，或者妨礙團結。我在《隨想錄》中幾次提出警告，可是無人注意。這次野心家自己跳出來，做了反面教員，敲了警鐘，對某些人的「健忘病」可能起一點治療的作用。軍國主義的逆流就在近旁翻騰，今後大概不會再有人忘記八年抗戰的往事了。那麼讓大家都來參加人民友誼的活動罷。

九月六日

九十四、一篇序文

〈一〉

我知道魏以達同志把我的《家》譯成了世界語後十分高興。三十年代中我曾經想望我的長篇小說有一個世界語譯本，我甚至打算自己動手試一下。那個時候我經常接觸世界語書刊，使用世界語的機會較多。可是我對自己的要求不夠嚴格，下不了決心，害怕開了頭完成不了，一天拖一天，後來別的事情多起來，我和世界語接觸的時間越來越少，對世界語又由熟悉變為生疏，也不能再做翻譯自己作品的考慮了。

四十幾年過去了。中間我經歷了八年抗戰和十載「文革」，但是我對世界語的感情卻始終不減。我為近四十多年來世界語運動的發展感到興奮。我個人的心願也並不曾落空，我想做而沒有能做的事情魏以達同志替我做了，而且做得好。他不是按照英文刪節本翻譯，他根據的是我在一九五七年改訂過的中文原本（一九七七年版）。我希望什麼時候也出現一個完全的英譯本！我不喜歡整章的刪節。

《家》不是自傳體的小說，不過我在書中寫了一些真正發生過的事情。像高家那樣的四世同堂的封建大家庭在中國似乎已經絕跡，但封建社會的流毒還像污泥濁水積在我們的院內牆角，需要我們進行不懈的努力和不屈的鬥爭，才能把它們掃除乾淨。有一個時期連我自己也誤認為我的小說早已「過時」，可是今天我還感覺到我和封建家庭的斬不斷的千絲萬縷的聯繫，太可怕了！我才明白我的小說並沒有「過時」。

當然它總有一天要「過時」，我是指到了污水給打掃乾淨的時候。但新社會總是在舊社會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要瞭解今天的人，就不能忘記昨天的事，我們都是從昨天走過來的。對我來說，《家》今天還是警鐘，多麼響亮的警鐘！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二〉

以上是《家》的世界語譯本的序文。在翻譯這小說的時候，譯者曾來信要我為譯本寫篇短序，我說我為《家》的重印本和一些外文譯本一共寫了十篇以上的序，說來說去，意思相差不多，我不想再炒冷飯，決定不寫什麼了。後來見到譯者，我也表示了這樣的意見。這次出版社準備發稿，來信中又談起了寫序的事，我一口答應，動筆寫了六七百字，過兩天就寄出去了。

唯一的原因是：我有話要講。但在序文裡我只是簡單地講了幾句，我害怕讀者會感到厭煩。我讀小說就不看什麼前言、後記，特別不喜歡那些長篇大論。

在短短的序文裡我講了兩件事情：一，我對世界語仍然有感情；二，我不喜歡刪節過的英譯本《家》。

先談世界語，一九二一年我在成都的《半月》上發表了一篇短文《世界語之特點》。當時我不到十七歲，還沒有開始認真學習世界語，我只是在這之前在上海出版的什麼雜誌上讀過宣傳世界語的文章，自己很感興趣，就半抄半寫，成了這篇短文。短文發表以後，有一位在高級師範唸書的朝鮮學生拿著《半月》來找我商談開辦世界語講習班的事。我只好告訴他，我寫文章是為了宣傳，我手邊連一冊課本也沒有。他也懂得不多。因此講習班終於沒有辦起來。

一九二四年我在南京唸書，找到了世界語課本，便開始學習，每天一小時，從不間斷。讀完課本，我又寄錢到上海一家很小的「世界語書店」，函購國外出版的世界語書籍。仍然每天一小時（或者多一些），遇到生字我就求字典幫助（我有一本英國愛丁堡出版的世界語—英語小字典），一個字也不放過。一本書讀完，我又讀第二本。那家唯一的世界語書店裡只有寥寥的幾十種書，不過也能滿足我的需要。它有什麼書，我就買什麼書。首先我讀了一本厚厚的《基本文選》，這是創始人柴門霍甫編譯的。接著我又讀了《波蘭作品選》、《安徒生童話集》和別的一些書，如卜利瓦特的《柴門霍甫傳》等等，不到一年我就可以自由使用世界語了，在通信、寫文章這方面用得多些。到一九二九年我才開始用世界語翻譯了一些文學作品，但也不過薄薄的四五本，其中有匈牙利作家尤利．巴基用世界語寫的中篇小說《秋天裡的春天》。此外，我還為上海世界語學會編輯了幾期《綠光》雜誌，在上面發表了兩三篇像《世界語文學論》那樣的文章，談個人的印象，當然很不全面，因為我讀書有限，只讀了學會的半個書櫥的藏書，而且不久連這些書也被「一．二八」侵滬日軍的炮火毀得乾乾淨淨。這個學會在閘北的會所給燒光之後另在「法租界」租了一間屋子，繼續活動了一些時候，到一九三三年就「自行消亡」了。

以後成立了新的世界語學會，但是我已經離開了運動。我是舊學會的會員，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從法國回來不久參加了學會，後來又當選為理事。在「文革」期間「巴金專案組」的人審訊我的時候，就揪住這個「理事」，這個「會員」不肯放。他們問來問去，調查來調查去，我在解放前就只參加過兩個團體，另一個是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我也是這個協會的理事，別的我再也編造不出來，他們夢想發現什麼「反動集團」，結果毫無收穫，幸而他們只會使用斥罵、侮辱這一類的手段，沒有採用嚴刑拷打（文藝界中吃過這樣苦頭的人確實不少），否則我也不可能在這裡漫談對世界語的感情了。這感情今天還存在。雖然我已經沒有精力繼續做從前做過的那些工作，但是我仍然關心世界語的事業，並且願意為它的發展盡一份力量。

再過五年，一九八七年，將是世界語誕生的一百週年。一百年！它應當有更大的發展。

〈三〉

關於《家》，幾十年中間我講了不少，現在似乎無話可說，其實也用不著我饒舌了。

這次我在序文裡提到英譯本中整章的刪節，並且表了態，只是因為編輯同志來信說：「我們發現英文版有較大的刪改，據說是你親自為外文版刪改的。」他們「徵求」我的意見：世界語版的內容以中文原本為根據，還是按照刪改過的英文版。

這樣一來，我不得不表態了。其實我早就應該講話。從一開始我就不滿意那樣的刪改法。但刪改全由我自己動筆，當時我只是根據別人的意見，完全丟開了自己的思考。這「別人」便是中文底本的責任編輯，由他同我聯繫，底本大概也由他定稿。他的理由似乎是：一切為了宣傳，凡是不利於宣傳的都給刪去，例如在地上吐痰、纏小腳等等等等。他的意見我全部接受。大段大段地刪除，雖然我自己也感到心疼，但是想到我的小說會使人相信在中國不曾有過隨地吐痰和女人纏腳的事，收到宣傳的效果，我的民族自尊心也似乎得到了滿足，而且英譯本早日出版，還滿足了我的虛榮心。此外，我還有一張護身符：「政治標準第一」嘛。我在「雙百」方針發表前交出了刪改本，英譯本則在反右運動後出版，我害怕犯錯誤是可以理解的。但作為一個作家，不愛護自己的作品，卻拿它來獵取名利，這也是一件可恥的事。英譯本可以說是照出我的「尊容」的一面鏡子。讓我牢牢記住這個教訓吧。

現在，我的座右銘是：

「盡可能多說真話；

盡可能少做違心的事。」

十月四日

九十五、一封回信

〈一〉

瑞士作家馬德蘭．桑契女士最近訪問上海，留下一封信，要我回答她的問題。她這樣寫道：

「我一九七五年來過中國。當時我要求會見作家、訪問出版社，不成。我要求給我文學作品閱讀，我卻為人們所提供的作品形式的貧乏而感到吃驚……其中敘述了革命，但並沒有文學，或者至少沒有我們西方人所謂的『文學』。

「現在，在這方面是不是有了一些根本的變化？形式在中國是不是也變得重要起來了？您是怎樣看待這個變化的？您說過：「要相信未來。未來將是美好的。」您怎樣看這未來呢？中國目前出現的西方化的傾向太顯著，我們已經看到了它的一些苗頭，您以為它是不是可以克服的呢？」

〈二〉

一九五六年鳴放期間我寫過文章，勸人運用獨立思考。不久反右運動開始，我又否定了自己。後來吹起了一陣暖風，我的思想稍微活動起來，於是「文革」發生，我被打翻在地，還有一隻腳踏在我的身上，叫人動彈不得。「四人幫」垮臺以後，我又站了起來，而且能順著自己的思路想問題了。對每件事我都有個人的看法，對有的問題我考慮得多一些，有的考慮得少一些，不過總是在用自己的思想考慮。我常常想，最好等考慮成熟了再開口講話，但實際上我常常被逼著發表不成熟的意見。我想既然給逼上梁山，那就說吧，橫豎是說自己的話，說錯了就認錯，受到責難，也不算「冤枉」。

桑契女士的信在我的書桌上亂紙堆中睡了十多天，終於給找了出來。無法避開她的問題，我寫了下面的回信。

〈三〉

「我生病，行動不便，沒有能接待您，請原諒。您要我『用書面回答』您的問題，我寫字困難，只能簡單地寫一點；而且，當然，只講我個人的看法。作為一個中國作家講話時，我也並不代表別人。

「一九七五年在『四人幫』專政下，我還是一個不戴帽子的『反革命分子』，一個『新社會』的『賤民』，我早已被趕出了文藝界，您當然不會見到我。您也不會見到別的寫過文學作品的作家，因為他們全給趕到『五．七』幹校或者別的地方勞動去了。『四人幫』用極左的『革命』理論、群眾鬥爭和殘酷刑罰推行了種種歪理：知識罪惡，文化反動，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加速建設『共產主義社會』。他們害怕反映真實生活的文藝，他們迫害講真話的作家。他們開辦『工廠』，用自己發明的『三突出』、『三結合』等等『機器』製造大批『文藝作品』，他們得意地吹噓『你出思想，他出生活，我出技巧』三結合的方法如何巧妙，可是他們製造的『作品』都是他們用來進行政治陰謀的工具。在那一段時期出現的『作品』裡，既沒有生活，也沒有革命，更沒有文學。有的只是謊言。不到十年，它們全給扔進了垃圾箱。

「現在的確有了像您所說的那種根本的變化。『四人幫』垮臺了，他們的『陰謀文藝』破產了。作家們又站了起來，再一次拿起了筆，我便是其中的一個。在五十年代被錯劃為『右派』的作家們也給恢復了名譽，重新得到執筆的權利和自由。大家都在勤奮地寫作。幾年來出現了相當多的文藝刊物，相當多的新作家，不用說，還有讀不完的各種各樣的新作品。作品很多，當然有好有壞，但好的並不少，我只讀過其中的一小部分，卻保留著很深的印象：這裡有生活，有革命，也有文學；而且還有作家們的辛勤勞動和獨立思考。作家們各有各的風格，各人反映自己熟悉的生活，寫自己瞭解的人物，生活多種多樣，人物也有不同的光彩。在這些作品中我看到我日常接觸的平凡人物，我發現我的同胞們的優美心靈。我很高興，我看到了百花初放的景象。這不過是一個開始，我把希望寄託於未來，我說『前程似錦』（『未來將是美好的』），我是有理由的。那許多經過十年『文革』的磨煉，能夠用獨立思考、願意忠實地反映生活的作家，一定會寫出更多、更好、更深刻的作品。當然也會有不少的阻力。但是大多數作家寫作，不是為了成名成家，而是想改善周圍的生活，使生活變得美好，使自己變得對社會、對人民更有用。現實生活培養了作家，它像一根鞭子逼著作家寫作、前進。認真的作家是阻力所難不倒的。

「用不著擔心形式的問題。我個人始終認為形式是次要的，它是為內容服務的。在寫作的道路上中國作家從未停止探索，總想找到一種能夠更準確地表達自己思想、使它打動人心的形式，就像戰士們總想找到一件得心應手的武器。讓他們自己挑選吧。讀者們的銳利的眼光正在注視他們。

「至於西方化的問題，我不大明白您指的是哪一方面。我們在談論文學作品，在這方面我還看不出什麼『西方化』的危機。拿我本人為例，在中國作家中我受西方作品的影響比較深，我是照西方小說的形式寫我的處女作的，以後也就順著這條道路走去。但我筆下的絕大多數人物始終是中國人，他們的思想感情也是中國人的思想感情。我多次翻看自己的舊作，我並不覺得我用的那種形式跟我所寫的內容不協調，不適應。我的作品來自中國社會生活，為中國讀者所接受，它們是中國的東西，也是我自己的東西。我沒有採用我們祖先用慣了的舊形式。我正是為了反對舊社會制度，有志改善舊生活、改變舊形式，才拿筆寫作的。今天可能有一些作家在探索使用新的形式或新的表現手法，他們有創新的權利。他們或成功或失敗，讀者是最好的評論員。作家因為創新而遭受長期迫害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一部作品發表以後就成為社會的東西，好的流傳後世，不好的自行消亡。不論來自東方或者西方，它屬於人類，任何人都有權受它的影響，從它得到益處。現在不再是『四人幫』閉關自守、與世隔絕的時代了。交通發達，距離縮短，東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頻繁，互相影響，互相受益。總會有一些改變。即使來一個文化大競賽，也不必害怕『你化我、我化你』的危險，因此我不在信裡談克服所謂『西方化傾向』的問題了。」

十月二十六日

九十六、願化泥土

最近聽到一首歌，我聽見人唱了兩次：《那就是我》。歌聲像湖上的微風吹過我的心上，我的心隨著它回到了我的童年，回到了我的家鄉。近年來我非常想念家鄉，大概是到了葉落歸根的時候吧。有一件事深深地印在我的腦子裡，三年半了。我訪問巴黎，在一位新認識的朋友家中吃晚飯。朋友是法籍華人，同法國小姐結了婚，家庭生活很幸福。他本人有成就，有名望，也有很高的地位。我們在他家談得暢快，過得愉快。可是告辭出門，坐在車上，我卻擺脫不了這樣一種想法：長期住在國外是不幸的事。一直到今天我還是這樣想。我也知道這種想法不一定對，甚至不對。但這是我的真實思想。幾十年來有一根繩子牢牢地拴住我的心。一九二七年一月在上海上船去法國的時候，我在《海行雜記》中寫道：「再見吧，我不幸的鄉土喲！」一九七九年四月再訪巴黎，住在凱旋門附近一家四星旅館的四樓，早飯前我靜靜地坐在窗前扶手椅上，透過白紗窗帷看窗下安靜的小巷，在這裡我看到的不是巴黎的街景，卻是北京的長安街和上海的淮海路、杭州的西湖和廣東的鄉村，還有成都的街口有雙眼井的那條小街……到八點鐘有人來敲門，我站起來，我又離開了「親愛的祖國和人民」。每天早晨都是這樣，好像我每天回國一次去尋求養料。這是很自然的事，我彷彿仍然生活在我的同胞中間，在想像中我重見那些景象，我覺得有一種力量在支持我。於是我感到精神充實，心情舒暢，全身暖和。

我經常提到人民，他們是我所熟悉的數不清的平凡而善良的人。我就是在這些人中間成長的。我的正義、公道、平等的觀念也是在門房和馬房裡培養起來的。我從許多被生活虧待了的人那裡學到熱愛生活、懂得生命的意義。越是不寬裕的人越慷慨，越是富足的人越吝嗇。然而人類正是靠這種連續不斷的慷慨的貢獻而存在、而發展的。

近來我常常懷念六七十年前的往事。成都老公館裡馬房和門房的景象，時時在我眼前出現。一盞煙燈，一床破席，講不完的被損害、受侮辱的生活故事，忘不了的永遠不變的結論：「人要忠心」。住在馬房裡的轎夫向著我這個地主的少爺打開了他們的心。老周感慨地說過：「我不光是抬轎子。只要對人有好處，就讓大家踏著我走過去。」我躲在這個陰濕的沒有馬的馬房裡度過多少個夏日的夜晚和秋天的黃昏。

門房裡聽差的生活可能比轎夫的好一些，但好得也有限。在他們中間我感到舒暢、自然。後來回想，我接觸到通過受苦而淨化了的心靈就是從門房和馬房裡開始的。只有在十年動亂的「文革」期間，我才懂得了通過受苦淨化心靈的意義。我的心常常回到門房裡愛「清水」恨「渾水」的趙大爺和老文、馬房裡轎夫老周和老任的身邊。人已經不存在了，房屋也拆乾淨了。可是過去的發過光的東西，仍然在我心裡發光。我看見人們受苦，看見人們怎樣通過受苦來消除私心雜念。在「文革」期間我想得多，回憶得多。有個時期我也想用受苦來「贖罪」，努力幹活。我只是為了自己，盼望早日得到解放。私心雜念不曾消除，因此心靈沒有得到淨化。

現在我明白了。受苦是考驗，是磨煉，是咬緊牙關挖掉自己心靈上的污點。它不是形式，不是裝模作樣。主要的是嚴肅地、認真地接受痛苦。「讓一切都來吧，我能夠忍受。」

我沒有想到自己還要經受一次考驗。我摔斷了左腿，又受到所謂「最保守、最保險」方法的治療。考驗並未結束，我也沒有能好好地過關。在病床上，在噩夢中，我一直為私心雜念所苦惱。以後怎樣活下去？我不能回答這個問題。

漫長的不眠之夜彷彿一片茫茫的霧海，我多麼想抓住一塊木板浮到岸邊。忽然我看見了透過濃霧射出來的亮光：那就是我回到了老公館的馬房和門房，我又看到了老周的黃瘦臉和趙大爺的大鬍子。我發覺自己是在私心雜念的包圍中，無法淨化我的心靈。門房裡的瓦油燈和馬房裡的煙燈救了我，使我的心沒有在霧海中沉下去。我終於記起來，那些「老師」教我的正是去掉私心和忘掉自己。被生活薄待的人會那樣地熱愛生活，跟他們比起來，我算得什麼呢？我幾百萬字的著作還不及轎夫老周的四個字「人要忠心」。（有一次他們煮飯做菜，我幫忙燒火，火不旺，他教我「人要忠心，火要空心」。）想到在馬房裡過的那些黃昏，想到在門房裡過的那些夜晚，我彷彿回到了自己的童年。

我多麼想再見到我童年時期的腳跡！我多麼想回到我出生的故鄉、摸一下我念念不忘的馬房的泥土。可是我像一隻給剪掉了翅膀的鳥，失去了飛翔的希望。我的腳不能動，我的心不能飛。我的思想……但是我的思想會衝破一切的阻礙，會闖過一切難關，會到我懷念的一切地方，它們會像一股烈火把我的心燒成灰，使我的私心雜念化成灰燼。

我家鄉的泥土，我祖國的土地，我永遠同你們在一起接受陽光雨露，與花樹、禾苗一同生長。

我唯一的心願是：化做泥土，留在人們溫暖的腳印裡。

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九日

九十七、病中（一）

整整七個月我不曾在書桌前坐過片刻。跟讀者久別，我感到寂寞。我是去年十一月七日晚上在家裡摔斷左腿給送進醫院的。在好心的醫生安排的「牽引架」上兩個月的生活中，在醫院內漫長的日日夜夜裡，我受盡了回憶和噩夢的折磨，也不斷地給陪伴我的親屬們增添麻煩和擔心（我的女兒、女婿、兒子、侄女，還有幾個年輕的親戚，他們輪流照顧我，經常被我吵得整夜不能合眼）。我常常講夢話，把夢景和現實混淆在一起，有一次我女婿聽見我在床上自言自語：「結束了，一個悲劇……」幾乎嚇壞了他。有時頭腦清醒，特別是在不眠的長夜裡，我反覆要自己回答一個問題：我的結局是不是就在這裡？我忍受不了肯定的回答，我欠下那麼多的債，決不能這樣撒手而去！一問一答，日子就這樣地捱過去了，情況似乎在逐漸好轉，「牽引」終於撤銷；我也下床開始學習走路。半年過去了。

我離開了醫院。但離所謂「康復」還差很大一段路。我甚至把噩夢也帶回了家。晚上睡不好，半夜發出怪叫，或者嚴肅地講幾句胡話，種種後遺症迫害著我，我的精神得不到平靜。白天我的情緒不好。食慾不振，人也瘦多了。我繼續在鍛煉，沒有計劃，也沒有信心。前些天我非常害怕黑夜，害怕睡眠，夜晚躺在床上，腦子好像一直受到一個怪物的折磨。家人替我擔心，我也不能不懷疑：「結束的時候是不是已經到來？」但是我並不灰心，我堅持一個念頭：我要活下去。我不相信噩夢就能將我完全制伏。這兩夜我睡得好些，沒有夢，也沒有干擾。女婿在我的床前放了一架負離子發生器，不知道是不是它起了作用。總之睡眠不再使我感到恐懼了。

在病中我得到很多朋友和讀者的來信。寫信的有不少熟人，也有從未見過面的讀者。除了鼓勵、慰問的話外，還有治病經驗、家傳秘方、珍貴藥物，等等，等等。最初將近三個月我仰臥在床上不能動彈，只能聽孩子們給我念來信的內容。那麼真摯的好心！我只能像小孩似的流了眼淚。我無法回信，而且在噩夢不斷折磨下也記不住那些充滿善意的字句。信不斷地來，在病床前抽屜裡放了一陣又給孩子們拿走了。我也忘記了信和寫信的人。但朋友們（包括讀者）寄出的信並未石沉大海，它們給了一個病人以求生的勇氣。倘使沒有它們，也許今天我還離開不了醫院。

我出院，《大公報》上發表了消息，日本朋友也寫信來祝賀。我在醫院裡確實受到了優待，在病房內幾次接待外賓，還出院去會見法國總統。《寒夜》攝制組的成員到過病房，找我談塑造人物的經過和自己今天的看法。還有人來病榻前給我塑像，為我攝影。最使我感動的是春節期間少年宮的兒童歌舞團到醫院慰問病人，一部分小演員到病房為「巴金爺爺」表演歌舞。天真活潑的小姑娘在我耳邊報告節目，並做一些解釋，他們表演得十分認真。看見他們告辭出去，我流了眼淚。

我在醫院裡度過春節。除夕的午後女兒告訴我，孩子們要帶菜來同我一起吃「團年飯」。我起初不同意，我認為自己種的苦果應該自己吃，而且我已經習慣了醫院的生活。但是孩子們下了決心，都趕來了。大家圍著一張小桌匆匆地吃了一頓飯，並沒有歡樂的氣氛，我也吃得很少，但心裡卻充滿了感激之情。剛吃完這一頓「團年飯」，孩子們收拾碗筷準備回家去（這一夜由我的兄弟「代班」），曹禺夫婦來了。他們說過要陪我度過除夕，還約了羅蓀夫婦。孩子們走了，他們一直坐到八點，他們住在靜安賓館，來往方便。我這種冷清清的病人生活打動了他們的心，曹禺又是一向關心我的老友，這次來上海，幾乎每天都要來探病，他比較喜歡熱鬧，因此不忍把孤寂留給我。我和我兄弟費了不少唇舌才說服他們夫婦穿上大衣離開病房。

我兄弟照顧我睡下不久，羅蓀夫婦來了，他們事情多，來遲了些，說是要同我一起「守歲」，但是曹禺已去，我又睡下，進入半睡眠的狀態，他們同我兄弟談了一會，也就掃興地告辭走了。

我想，現在可以酣暢地睡一大覺了。誰知道一晚上我就沒有閉過眼睛。友情一直在攪動我的心。過去我說過靠友情生活。我最高興同熟人長談，沏一壺茶或者開一瓶啤酒，可以談個通宵。可是在病房裡接待探病的朋友，多講幾句，多坐一會，就感到坐立不安、精疲力竭。「難道你變了？」我答不出來，滿身都是汗。

「把從前的我找回來。」我忽然講出了這樣一句話。不僅是在除夕，在整個病中我想得最多的也就是這一句。但是連我也明白從前的我是再也找不回來的了。我的精力已經耗盡了。十年「文革」決不是一場噩夢，我的身上還留著它的惡果。今天它還在蠶蝕我的血肉。我無時無刻不在跟它戰鬥，為了自己的生存，而且為了下一代的生存。我痛苦地發現，在我兒女、在我侄女的身上還保留著從農村帶回來的難治好的「硬傷」。我又想起了自己的夢話。即使我的結局已經到來，這也不是「一個悲劇」。即使忘掉了過去的朋友，我想我也會得到原諒，只要我沒有浪費自己最後的一點精力。

我的病房朝南，有一個陽台，陽台下面便是花園。草地邊有一個水池。這次我住在三樓。八○年七月我在二樓住過，經常倚著欄杆，眺望園景，早晨總看見一個熟人在池邊徘徊，那就是趙丹，他當時還不知道自己已身患癌症，我也不知道三個月後就要跟這個生龍活虎般的人永別。三年過去了。這次住院，我行動不便，但偶然也在欄前站立一會。我又看見水池，池邊也有人來往，也有人小坐。看見穿白衣的病人，我彷彿又見到了趙丹，可是我到哪裡去找他那響亮的聲音呢？！

我在欄前看見過黃佐臨同志在草地上散步，他早已出院了。這位有名的戲劇導演住在我隔壁的病房裡，春節大清早，他進來給我「拜節」。同來的還有影片《家》的編導陳西禾同志。西禾坐在輪椅上讓人推著進房。他是二樓的老病人，身體差，談得不多，但熟人見面，有說有笑。幾個月過去了，出院前我到二樓去看過西禾兩次：第一次他在睡覺；第二次他坐在床上，他的夫人在照料他，他十分痛苦地連連說：「非人生活。」我說不出一句安慰的話。我想起四十年代我們在霞飛坊相聚的日子，想起他的劇本《沉淵》的演出，我永遠忘不了他在李健吾的名劇《這不過是春天》中有聲有色的表演。我忍住淚默默地逃走了。多少話都吞在肚裡，我多麼希望他活下去。沒有想到我出院不到五十天就接到他的訃告。什麼話都成了多餘，他再也聽不見了。

七月五日

九十八、漢字改革

日中文化交流協會的佐籐女士轉來「活躍在純文學領域中的」日本作家丸谷才一先生的信，信上有這樣的話：「一九八一年夏天……在上海見過先生，我們在一起度過了一個十分愉快的夜晚；特別是，先生對敝人提出的有關文字改革的問題予以懇切的回答，並且允許我在敝人的書裡介紹那一次的談話……」他那本「批判日本國語改革的書」出版了，寄了一本給我，表示感謝我同意他引用我的意見。

我翻讀了丸谷先生寄贈的原著，書中引用了我們的「一問一答」，簡單，明確，又是我的原話。關於文字改革，我說：「稍微搞一點漢字簡化是必要的，不過得慢慢地、慎重地搞。」他又問起是否想過廢掉漢字。我笑答道：「這樣我們連李白、杜甫也要丟掉了。」他表示要在他的新作中引用我的意見，我一口答應了。

關於日本國語改革我並無研究，不能發表議論。但說到漢字改革，我是中國人，它同我有切身的關係，我有想法，也曾多次考慮。我對丸谷先生講的是真心話。我認為漢字是廢不掉的，我單單舉出一個理由：我們有那麼多優秀的文化遺產，誰也無權把它們拋在垃圾箱裡。

我年輕時候思想偏激，曾經主張燒燬所有的線裝書。今天回想起來實在可笑。一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要是丟掉它過去長期積累起來的光輝燦爛的文化珍寶，靠簡單化、拼音化來創造新的文明是不會有什麼成果的。我記起了某一個國家的領導人的名言，三十年前他接見我的時候說過：「單是會拼音，單是會認字，也還是文盲。」他的話值得我們深思。有人以為廢除漢字，改用拼音，只要大家花幾天功夫學會字母就能看書寫信，可以解決一切。其實他不過同祖宗劃清了界限，成為一個沒有文化的文盲而已。

我還有一個理由。我們是個多民族、多方言、十億人口的大國，把我們大家緊密團結起來的就是漢字。我至今還保留著一個深的印象。一九二七年我去法國，在西貢—堤岸的小火車上遇見一位華僑教師，我們用漢字筆談交了朋友，船在西貢停了三天，他陪我上岸玩了三天。今天回想起來，要是沒有漢字，我們兩個中國人就無法互相瞭解。

我還要講一件事。《真話集》在香港三聯書店出版，我接到樣書，就拿了一冊送給小外孫女端端，因為裡面有關於她的文章。沒有想到這書是用繁體字排印的，好些字端端不認識，拿著書讀不下去。這使我想起一個問題，香港同胞使用的漢字大陸上的孩子看不懂，簡化字用得越多，我們同港澳同胞、同台灣同胞在文字上的差距越大。因此搞漢字簡化必須慎重。無論如何，我們不能忘記漢字是團結全國人民的重要工具。

各人有各人的看法，我講的只是我個人的意見。但是我跟漢字打了七十幾年的交道，我也有發言權。我從小背誦唐詩、宋詞、元曲等等不下數百篇，至今還記得大半。深印在腦子裡、為人們喜愛的東西是任何命令所廢不掉的。

我不會再說燒掉線裝書的蠢話了。我倒想起三年前自己講過的話。語言文字只要是屬於活的民族，它總是要不斷發展，變得複雜，變得豐富，目的是為了更準確、更優美地表達人們的複雜思想，決不會越來越簡化，只是為了使它變為簡單易學。

我們有的是吃「大鍋飯」的人，有的是打「撲克」和開無軌電車的時間。根據我個人的經驗，學漢語漢字並不比學歐美語言文字困難。西方人學習漢語漢字的一天天多起來，許多人想通過現代文學的渠道瞭解我們國家。我們的文學受到尊重，我們的文字受到重視。它們是屬於人類的，誰也毀不了它，不管是你，不管是我，不管是任何別的人。

以上的話，可以作為我給丸谷先生的回信的補充。

七月九日

九十九、病中（二）

在病房裡我最怕夜晚，我一怕噩夢，二怕失眠。入院初期我多做怪夢，把「牽引架」當做邪惡的化身，叫醒陪夜的兒子、女婿或者親戚，要他們毀掉它或者把它搬開，我自己沒有力量「拿著長矛」跟「牽引架」決鬥，只好求助於他們。怪夢起不了作用，我規規矩矩地在牽引架上給拴了整整兩個月。

這以後牽引架給撤銷了。夢也少了些，思想倒多起來了。我這人也有點古怪，左腿給拴在架上時，雖然連做夢也要跟牽引架鬥，可是我卻把希望和信心放在這個「最保守、最保險」的治療方法上，我很樂觀。等到架子自動地搬走，孩子買了蛋糕來為我慶祝之後，希望逐漸變成了疑惑，我開始了胡思亂想，越想越複雜，越想越亂，對所謂「最保險」也有了自己的解釋：只要摔斷的骨頭長好，能夠活下去，讓八十歲的人平安地度過晚年，即使是躺在床上，即使是坐輪椅活動，已經是很「美好」的事情，很「幸福」的晚年。這個解釋使我痛苦，我跟自己暗暗辯論，我反駁自己，最後我感到了疲倦，就望著天花板出神。我的病房裡有一盞檯燈整夜開著放在地板上。兩個月「牽引」的結果使我的腦袋幾乎不能轉動，躺在床上習慣於仰望一個固定的地方。

我躺在床上望著天明。六點以後醫院開始活動起來。值夜班的孩子照料我吃了早飯，服了藥。我不由己地閉上了眼睛，動了一整夜的腦筋，我的精力已經耗盡了；而且夜消失了，我也安心了。

打著呼嚕睡了一陣之後，再睜開眼，接班的人來了。我可以知道一些家裡的事，可以向他問話，要他讀信給我聽。下午接班的是我女兒和侄女。她們兩個在兩點鐘護士量過體溫後給我揩身，扶我下床，替我寫信，陪我見客，在我講話吃力的時候代我答話，送走索稿和要求題詞、題字的人。她們照料我吃過晚飯，扶我上床，等值夜班的人到來才離開病房。不知怎樣，看見她們離開，我總感到依依不捨。大概是因為我害怕的黑夜又到來了。

這就是「牽引」撤銷後我在病房裡一天的生活。當然，護士每天來鋪床送藥；醫生來查病房，鼓勵我自己鍛煉，因為我年近八十，對我要求不嚴格，我又有惰性，就採取自由化態度，效果並不好。醫生忙，看見我不需要什麼，在病房裡耽擱的時間越來越短，也不常來查病房，因此我兒子斷定我可以出院了。

在這段時期，我已經部分地解決了失眠的問題。每晚我服兩片「安定」，可以酣睡三四小時，兒子的想法又幫助我放寬了心：既然可以出院，病就不要緊了。情緒又逐漸好起來。不過偶爾也會產生一點疑惑：這樣出院，怎樣生活、怎樣活動呢？但是朋友們不斷地安慰我，醫生也不斷地安慰我：「你的進步是已經很快的了。」大家都這樣說，我也開始這樣相信。

就這樣病房裡的日子更加好過了。

只有一件事使我苦惱：不論是躺在床上或者坐在籐椅上，我都無法看書，看不進去，連報紙上的字也看不清楚，眼前經常有一盞天花板上的大電燈。我甚至把這個習慣帶回家中。

因為我「不能」看報、看信，所以發生了以下的事情。

我去年十一月七日住進醫院時，只知道朋友李健吾高高興興地游過四川，又兩去西安，身心都不錯，說是「練了氣功」，得益非小。我也相信這類傳說。萬想不到半個月後，就在這個月二十四日他離開了人世。噩耗沒有能傳到病房，孩子們封鎖了消息，他們以為我受不住這樣的打擊。我一無所知，幾個月中間，我從未把健吾同「死」字連在一起。有一本新作出版，我還躺在病床上寫上他的名字，叫人寄往北京。後來有一次柯靈來探病，他談起健吾，問我是否知道健吾的事。我說知道，他去四川跑過不少地方。柯靈又說：「他這樣去得還是幸福。」我說：「他得力於氣功。」柯靈感到奇怪，還要談下去，我女兒打斷了他的話，偷偷告訴他，我根本不知道健吾的死訊。我一直以為他活得健康，又過若干時候，一個朋友從北京回來忽然講起健吾的沒有痛苦的死亡，我才恍然大悟。我責備我女兒，但也理解她的心情，講起來，他們那輩人、連長他們一輩的我的兄弟都擔心我受不了這個打擊，相信「封鎖消息」，不說不聽，就可以使我得到保護。這種想法未免有點自私。

再過一些日子，健吾的大女兒維音來上海出差，到醫院看我。幾年前我還是「不戴帽子的反革命」的時候，她也曾到上海出差，夜晚第一次到我家，給我帶來人民幣五百元，那是汝龍送的款子。汝龍後來在信上說是健吾的主意。不多久健吾的二女兒也出差來上海，帶給我健吾的三百元贈款。在我困難的時候，朋友們默默地送來幫助。在病房中重見維音，我帶眼淚結結巴巴地講她父親「雪中送炭」的友情，十分激動。曹禺也在病房，他不瞭解我的心情，卻擔心我的健康，我的女婿也是這樣。聽維音談她父親的最後情況，我才知道他在沙發上休息時永閉眼睛，似乎並無痛苦，其實他在去世前一兩天已經感到不舒服。維音曾「開後門」陪著父親到兩家醫院，請專科醫生檢查。他們都輕易斷定心臟沒有問題。病人也無話可說，回到家裡一天以後就跟親人永別。

維音講起來很痛苦，我聽起來很痛苦，但是我多麼需要知道這一切啊！曹禺怕我動了感情，會發生意外；值夜班的女婿擔心我支持不下去，他聽說維音還要去看健吾的另一個老友陳西禾（住在二樓內科病房），便借口探病的時間快結束，催她趕快下樓。維音沒有能把話講完就匆匆地走了，曹禺也放心地離開我。

我一晚上想的都是健吾的事情。首先我對維音感到抱歉，沒有讓她講完她心裡的話。關於健吾，我想到的事太多了，他是對我毫無私心，真正把我當做忠實朋友看待的。現在我仰臥在床上，寫字吃力，看報困難，關於他，我能夠寫些什麼呢？他五十幾年的工作積累、文學成就，人所共睹。我最後一次見他是在他的家裡，他要我給他的《劇作選》題封面，我說我的字寫得壞，不同意。他一定要我寫，我堅決不肯，他說：「你當初為什麼要把它們介紹給讀者呢？」我們兩人都不再講話。最後還是我讓了步，答應了他，他才高興。現在回想起來，我多麼後悔，為什麼為這點小事同他爭論呢？

我想起了汝龍的一封信，這是我在病中讀過幾遍的少數幾封信中的一封。信裡有這樣一段令人難忘的話：

「文化大革命剛開始，我們左鄰右舍天天抄家，打人，空氣十分緊張，不料有一天他來了。那時我……一家人擠在兩間小屋裡，很狼狽。……他從提包裡拿出一個小包，說，『這是二百元，你留著過日子吧。』……我自以為有罪，該吃苦，就沒要。他默默地走了。那時候我的親友都斷了來往，他的處境也危在旦夕，他竟不怕風險，特意來拉我一把。」

汝龍接著感嘆地說：「黃金般的心啊！」「人能做到這一步不是容易的啊！」

在病房裡想有關健吾的往事，想了幾天，始終忘不了汝龍的這兩句話。對健吾，它們應該是最適當的悼詞了。

黃金般的心是不會從人間消失的。在病房不眠的夜裡，我不斷地念著這個敬愛的名字：「健吾！」

七月十九日

一○○、掏一把出來

《隨想九十九》是在七月十八日寫成的。在文章的結尾我引用了朋友汝龍（翻譯家）來信中的話。發表私人通信，沒有事先徵求本人同意，我應當向寫信人道歉。在某一個長時期，私人信件常常成為個人的罪證。我有一位有才華、有見識的朋友，他喜歡寫長信發議論。反右期間一個朋友把他的信件交給上級，他終於成了「右派」。後來他的「右派」帽子給摘掉了。過了幾年發生了文化大革命，他的另一個做教授的朋友給抄了家，拿走了他的一疊信，造反派學生根據信件又抄了他的家，並促成他的死亡。所以到今天，還有人不願寫信，不願保留信件。

但是那樣的日子是不會再來的了。今天人們可以隨意講心裡的話。汝龍也不願意在我面前把心遮掩起來。那麼讓我再從他的信中抄錄幾句：

「我知道他死訊的那天晚上通宵沒睡，眼前總像看見他那張蒼白的臉，他那充滿焦慮的目光，他那很舊的黑色提包，他那用手絹包著的錢，我甚至覺得我再活下去也沒意思了。……」

汝龍是少見的真摯的人，他一定沒有忘記那十年中間種種奇怪的遭遇。我也忘記不了許多事情，許多嘴臉，許多人的變化。像李健吾那樣的形象，我卻很少看見。讀了汝龍的信，我很激動。那十年中間我很少想到別人，見著熟人也故意躲開，說是怕連累別人，其實是害怕牽連自己。一方面自卑，另一方面怕事，我不會像健吾那樣在那種時候不顧自己去幫助人。

我變了！我熟悉自己在「文革」期間的精神狀態，我明白這就是我的所謂「改造」。我參加「運動」還不算太多，但一個運動接一個運動，把一個「怕」字深深刻印在我的心上。結果一切都為保護自己，今天說東，明天說西，這算是什麼作家呢？當然寫不出東西來。想起健吾，想起汝龍信中描繪的形象，我覺得有一根鞭子在我的背上抽著，一下！一下！

汝龍不是悲觀主義者。他可能因為看見好人的死亡而感到絕望。這絕望只能是暫時的，不然他怎麼能長期伏案勤勤懇懇地翻譯契訶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呢？在這一點上我和他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一個好人死了，自己活下去也沒有意思了。我卻認為一個好人死了，我們更有責任、更有意思「再活下去」，因為可以做的事、應該做的事更多了。儘管十年「文革」至今還給我帶來血淋淋的噩夢，但長時期的折磨卻使我更加懂得生活的意義，使我更加熱愛生活。

想到健吾，我更明白：人活著不是為了「撈一把進去」，而是為了「掏一把出來」。

好人？壞人？各人有各人的解釋，但是我們國家目前需要的正是「掏一把出來」的人。

七月二十三日

一○一、病中（三）

人以為病中可以得到休息，其實不然。

我在病中想得太多，什麼問題都想到了，而且常常糾纏在一兩個問題上擺脫不開，似乎非弄到窮根究底不可。其實憑自己的胡思亂想，什麼也解決不了。例如生與死的問題，我就想得最多，我非常想知道留給我的還有多少時間，我應當怎樣安排它們。而仰臥在病床上動彈不得，眼看時光飛逝，我連一分一秒都抓不住。我越想越著急。於是索性把心一橫，想道：只要心不死，我總會留下一些什麼。又想，只要有信心，我還能活下去。

甚至在我給釘在「牽引架」上的初期，我也曾想起許多過去的事情。我忘記不了那些可怕的日子。就在同樣的地方，同樣的季節，發生過完全不同的事。那幾年中間我不敢到醫院看病，因為害怕兩件事情：一是在「醫療卡」上加批「反動權威」或「反共老手」；二是到醫院群眾專政登記處去登記，表示認罪。我們去看病，要向本機關監督組請假，他們就在「醫療卡」上隨意批注。不用說，這種做法早已跟著「四人幫」一起消失了。這次在醫院中我從亡友西禾的口裡聽到「非人生活」四個字，他是在講自己病的痛苦。其實我在病床上回想「文革」時期的生活，我也幾次吐出「非人生活」這樣的句子，在那一段時期我們哪裡被當成人看待？！有多少人過著不是人的生活，有多少人發揮獸性對待同胞？！

我激動起來，滿頭冒汗，渾身發顫。那種「非人生活」是從哪裡來的？它會不會再來？我抓住這個問題，想窮根究底，一連想了好幾個晚上，結果招來了一次接一次的人與猛獸鬥爭的噩夢。我沒有發高燒，卻說著胡話，甚至對眼前的人講夢中的景象（當時也懷疑自己是在做夢，卻又無法突破夢境），讓孩子們替我擔心。他們笑我，勸我，想說服我不要胡思亂想。他們說從來夢景荒唐，不值得花費腦筋。他們不會說服我，倒是我說服了自己，我想通了：十年「牛棚」正是對我的迷信的懲罰。

記得七十年代初我在奉賢「五．七幹校」的時候，有一個參加監督組的造反派（也做過我的專案組或「打巴組」的頭頭）發表過一篇《看牛小記》，很得意地嘲笑「牛們」的醜態。聽人講起文章的內容，我感到可悲，以人為獸不過是暴露自己的獸性，在我們文明古國的臉上塗抹污泥。

在病床上反覆回想十年的「非人生活」，我不斷地責備自己：只有盲目崇拜才可以把人變成「牛」，主要的責任還是在我自己。不用說，今天還有人想做「看牛人」，但是我決不再做「牛」了。「十年牛棚」的一筆賬讓下一代的歷史家去算吧。連關於歐洲中世紀黑暗時期也有那麼多的歷史記載，何況我們口號震天、標語遍地的十載「文革」！

我說過在病房裡兒女們封鎖消息，不讓我知道好友的噩耗。可是在醫院中人們常有機會接觸死亡。我入院後四十天光景，著名導演吳永剛也摔傷住院了。他住在我隔壁的房間，進院時就昏迷不醒，說是正在同別人討論新的劇本，很興奮，向痰盂吐痰，忽然倒下去，說是腦溢血，又說腦部受傷。聽說家裡沒有人，只有一個媳婦在照料他。這些話都是間接聽來的。我仰臥在病床上，連房裡的陳設也看不清楚，何況門外的鄰居！

我和吳永剛同志不熟。兩三年前有一次同朋友在上海電影製片廠看《巴山夜雨》，見到他，看完出來他陪我走了一段路，一面解釋他的導演構思。影片和他的話都使我感動，我從心底感謝他拍出這樣的電影，我也同情他近二十多年的遭遇，痛惜他那些年中白白浪費了的才華。後來《巴山夜雨》得獎，我為這位重見光明的老導演感到高興，我盼望他拍出更好的電影。他似乎也有信心。卻萬想不到他在進行創作構思的時候發了病，先給送進另一家醫院，第二天才轉到這個醫院來。從星期天到星期五凌晨，他一直昏迷不醒，護士們輪流值班守著他。我經常從兒女們的談話中知道一點他的情況。我女兒代我去看過他。聽說在病房外方桌上放著紙筆供探病者簽名，我讓女婿代我去寫上一個名字，對永剛同志表示最後的敬意。

十二月十八日凌晨我忽然聽到了哭聲，便對陪伴我的女婿說：「一定是永剛同志過去了。」這天上午死者的遺體由幾位電影界的負責人護送下樓。我讓病房門開著，仰臥在床上我看見一群人過去。然後走廊又空了。

這就是我在病中第一次接觸到的死亡。永剛同志去了，但是《巴山夜雨》中的幾個人物活在我的心裡，甚至在病床上他們還常在我的眼前出現。為了那些人我也要活下去。

八月三日

一○二、我的哥哥李堯林

〈一〉

前些時候我接到《大公園》編者的信，說香港有一位讀者希望我談談我哥哥李堯林的事情。在上海或者北京也有人向我表示過類似的願望，他們都是我哥哥的學生。我哥哥去世三十七年了，可是今天他們談論他，還彷彿他活在他們的中間，那些簡單、樸素的語言給我喚起許多忘卻了的往事。我的「記憶之箱」打開了，那麼一大堆東西給傾倒了出來，我縱然疲乏不堪，也得耐心地把它們放進箱內，才好關上箱子，然後加上「遺忘之鎖」。

一連兩夜我都夢見我的哥哥，還是在我們年輕的時候，醒過來我才想起我們已經分別三十七年。我這個家裡不曾有過他的腳跡。可是他那張清瘦的臉在我的眼前還是這麼親切，這麼善良，這麼鮮明。我不知道自己還可以工作多少時候，但是我的漫長的生活道路總會有一個盡頭，我也該回過頭去看看背後自己的腳印了。

我終於扭轉我的開始僵化的頸項向後望去。並不奇怪，我看到兩個人的腳印，在後面很遠、很遠的地方。在我的童年，在我的少年，甚至青年時期的一部分，我和哥哥堯林總是在一起，我們冒著風雪在泥濘的路上並肩前進的情景還不曾在我眼前消失。一直到一九二五年暑假，不論在家鄉，還是在上海、南京，我們都是同住在一間屋子裡。他比我年長一歲有餘，性情開朗、樂觀。有些事還是他帶頭先走，我跟上去。例如去上海唸書這個主意就是他想出來，也是他向大哥提出來的。我當時還沒有這個打算。離家後，一路上都是他照顧我，先在上海，後去南京，我同他在一起過了兩年多的時間，一直到他在浦口送我登上去北京的火車。這以後我就開始了獨往獨來的生活，遇事不再徵求別人的意見，一切由我自己決定。朋友不多，他們對我瞭解不深，他們到我住的公寓來，大家談得熱烈，朋友去後我又感到寂寞。我去北京只是為了報考北京大學。檢查體格時醫生搖搖頭，似乎說我的肺部不好。這對我是一個意外的打擊，我並未接到不讓參加考試的通知，但是我不想進考場了。堯林不在身邊，我就輕率地做了決定，除了情緒低落外，還有一個原因，我擔心不會被錄取。

從北京我又回到南京，堯林還在那裡，他報考蘇州東吳大學，已經錄取了。他見到我很高興，並不責備，倒安慰我，還陪我去找一個同鄉的醫生。醫生說我「有肺病」，不厲害。他知道我要去上海，就介紹我去找那個在「法租界」開業的醫生（也是四川人，可能還是他的老師）。我在南京住了兩天，還同堯林去游了雞鳴寺、清涼山，就到上海去了。他不久也去了蘇州。

他在蘇州唸書。我在上海養病、辦刊物、寫文章。他有時也來信勸我好好養病、少活動、讀點書。我並沒有重視他的勸告。我想到他的時候不多，我結交了一些新朋友。但偶爾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情緒不好時，我也會想到哥哥。這年寒假，我到蘇州去看他，在他們的宿舍裡住了一夜。學生們都回家去了，我沒有遇見他的同學。當時的蘇州十分安靜，我們像在南京時那樣過了一天，談了不少的話，總是談大哥和成都家中的事。我忽然問他：「你不覺得寂寞嗎？」他搖搖頭帶著微笑答道：「我習慣了。」我看得出他的笑容裡有一種苦味。他改變了。他是頭一次過著這樣冷冷清清的生活。大哥匯來的錢不多，他還要分一點給我。因此他過得更儉省，別人都走了，他留下來，勤奮地學習。我瞭解他的心情，我覺察出他有一種堅忍的力量，我想他一定比我有成就，他可以滿足大哥的期望吧。在閒談中我向他提起一個朋友勸我去法國的事，他不反對，但他也不鼓勵我，他只說了一句：「家裡也有困難。」他講的是真話，我們那一房正走著下坡路，入不敷出，家裡人又不能改變生活方式，大哥正在進行絕望的掙扎，他把希望寄託在我們兩個兄弟的「學成歸來」。在我這方面，大哥的希望破滅了。擔子落在三哥一個人的肩頭，多麼沉重！我同情他，也敬佩他，但又可憐他，總擺脫不掉他那孤寂瘦弱的身形。我們友愛地分別了。他送給我一隻舊懷表，我放在衣袋裡帶回上海，過兩三天就發覺表不見了，不知道它是在什麼時候給扒手拿走的。

去法國的念頭不斷地折磨我，我考慮了一兩個月，終於寫信回家，向大哥提出要求，要他給我一筆錢做路費和在法國短期的生活費。大哥的答覆是可以想像到的：家中並不寬裕，籌款困難，借債利息太高，等等，等等。他的話我聽不進去，我繼續寫信要求。大哥心軟，不願一口拒絕，要三哥勸我推遲赴法行期兩三年。我當時很固執，不肯讓步。三哥寫過兩封信勸我多加考慮，要我體諒大哥的處境和苦衷。我堅持要走。大哥後來表示願意籌款，只要求我和三哥回家談談，讓我們瞭解家中經濟情況。這倒叫三哥為難了。我們兩個都不願回家。我擔心大家庭人多議論多，會改變大哥的決定。三哥想，出外三年，成績不大，還不如把旅行的時間花在唸書上面，因此他支持我的意見。最後大哥匯了錢給我。我委託上海環球學生會辦好出國手續，領到護照，買到船票，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五日坐海輪離開了上海。

出發前夕，我收到三哥的信（這封信我一直保存到今天），他寫道：

「你這次動身，我不能來送你了，望你一路上善自珍攝。以後你應當多寫信來，特別是寄家中的信要寫得越詳越好。你自來性子很執拗，但是你的朋友多了，應當好好的處，不要得罪人使人難堪，因此弄得自己吃苦。××兄年長、經驗足，你遇事最好虛心請教。你到法國後應當以讀書為重，外事少管，因為做事的機會將來很多，而讀書的機會卻只有現在很短的時間。對你自己的身體也應當特別注意，有暇不妨多運動，免得生病……」

這些話並不是我當時容易聽得進去的。

〈二〉

以上的話全寫在我住院以前。腿傷以後，我就不可能再寫下去了。但是在我的腦子裡哥哥的形象仍然時常出現。我也想到有關他的種種往事，有些想過就不再記起，有些不斷地往來我的眼前。我有一種感覺：他一直在我的身邊。

於是我找出八個月前中斷的舊稿繼續寫下去。

……我去法國，我跟三哥越離越遠，來往信件也就越少。我來到巴黎接觸各種新的事物。他在國內也變換了新的環境。他到了北平轉學燕京大學。我也移居沙多—吉里小城過隱居似的學習和寫作的生活。家中發生困難，不能匯款接濟，我便靠譯書換取稿費度日，在沙多—吉里城拉封丹中學寄食寄宿，收費很少。有一個住在舊金山的華僑工人鍾時偶爾也寄錢幫助，我一九二八年回國的路費就是他匯給我的。

我回國後才知道三哥的生活情況比我想像的差得多。他不單是一個「苦學生」，除了唸書他還做別的工作，或者住在同學家中當同學弟弟的家庭教師，領一點薪金來繳納學費和維持生活。他從來沒有向人訴苦，也不悲觀，他的學習成績很好，他把希望放在未來上面。

一九二九年大哥同幾個親戚來上海小住，我曾用大哥和我的名義約三哥到上海一晤。他沒有來，因為他在暑假期間要給同學的弟弟補習功課。其實還有一個問題，我在去信中並不曾替他解決，本來我應當向大哥提出給他匯寄路費的事。總之，他錯過了同大哥見面的機會。

一九三○年他終於在燕京大學畢了業，考進了南開中學做英語教師。他在燕京大學學習了兩個科目：英語和英語教學，因此教英語他很有興趣。他借了債，做了兩套西裝，「走馬上任」。

作為教師，他做出了成績，他努力工作，跟同學們交了朋友。他的前途似乎十分平坦，我也為他高興。但是不到一年意外的災禍來了，大哥因破產自殺，留下一個破碎的家。我和三哥都收到從成都發來的電報。他主動地表示既然大哥留下的擔子需要人來挑，就讓他來挑吧。他答應按月寄款回家，從來不曾失過信，一直到抗戰爆發的時候。去年我的侄兒還回憶起成都家中人每月收到匯款的情況。

一九三三年春天，三哥從天津來看我，我拉他同去游了西湖，然後又送他到南京，像他在六年前送我北上那樣，我也在浦口站看他登上北去的列車。我們在一起沒有心思痛快地玩，但是我們有充分的時間交換意見。我的小說《激流》早已在上海《時報》上刊完，他也知道我對「家」的看法。我說，我不願意為家庭放棄自己的主張。他卻默默地挑起家庭的擔子，我當時也想像得到他承擔了多大的犧牲。後來我去天津看他，在他的學校裡小住三次。一九三四年我住在北平文學季刊社，他也來看過我。同他接觸較多，瞭解也較深，我才知道我過去所想像的實在很淺。他不單是承擔了大的犧牲，應當說，他放棄了自己的一切。他背著一個沉重的（對他說來是相當沉重的）包袱，往前走多麼困難！他毫不後悔地打破自己建立小家庭的美夢。

他甘心做一個窮教員，安分守己，認真工作。看電影是他唯一的娛樂；青年學生是他的忠實朋友，他為他們花費了不少的精力。

他年輕時候的勇氣和銳氣完全消失了。他是那麼善良，那麼純真。他不願意傷害任何人，我知道有一些女性向他暗示過愛情，他總是認為自己窮，沒有條件組織美滿的小家庭，不能使對方幸福。三十年代我們在北平見面，他從天津來參加一位同學妹妹的婚禮。這位女士我也見過，是一個健美的女性，三哥同她一家熟，特別是同她和她的哥哥。她的父母給她找了對象，訂了婚，卻不如意，她很痛苦，經過兄妹努力奮鬥（三哥也在旁邊鼓勵他們），婚約終於解除。三哥很有機會表示自己的感情，但是他知道姑娘父母不會同意婚約，看不上他這樣一個窮女婿。總之，他什麼也沒有表示。姑娘後來另外找到一個門當戶對的男人訂了婚。至於三哥，他可能帶著苦笑地想，我早已放棄一切了。我可沒有傷害任何一個人啊！

他去「賀喜」之前，那天在文學季刊社同我閒聊了兩三個小時，他談得不多。送他出門，我心裡難過。我望著他的背影，雖然西服整潔，但他顯得多麼孤寂，多麼衰老！

〈三〉

一九三九年我從桂林回上海，準備住一個時期，寫完長篇小說《秋》。我約三哥來上海同住，他起初還在考慮，後來忽然離開泡在大水中的天津到上海來了。事前他不曾來過一封信。我還記得中秋節那天下午聽見他在窗下喚我，我伸出頭去，看見一張黑瘦的面孔，我幾乎不相信會是他。

他就這樣在上海住下來。我們同住在霞飛坊（淮海坊）朋友的家裡，我住三樓，他住在三樓亭子間。我已經開始了《秋》，他是第一個讀者，我每寫成一章就讓他先看並給我提意見。不久他動手翻譯俄國岡查羅夫的小說《懸崖》，也常常問我對譯文的看法。他翻譯《懸崖》所根據的英、法文譯本都是我拿給他的。我不知道英譯本也是節譯本，而且刪節很多。這說明我讀書不多，又常是一知半解，我一向反對任意刪改別人的著作，卻推薦了一本不完全的小說，浪費他的時間。雖然節譯本《懸崖》還是值得一讀，他的譯文也並不錯，但想起這件事，我總感到內疚。

第二年（一九四○年）七月《秋》出版後我動身去昆明，讓他留在上海，為文化生活出版社翻譯幾本西方文學名著。我同他一塊兒在上海過了十個月，彷彿回到了幾十年前在南京的日子，我還沒有結婚，蕭珊在昆明唸書，他仍是孤○○一個人。一個星期裡我們總要一起去三四次電影院，也從不放過工部局樂隊星期日的演奏會。我們也喜歡同逛舊書店。我同他談得很多，可是很少接觸到他的內心深處。他似乎把一切都看得很淡，很少大聲言笑，但是對孩子們、對年輕的學生還是十分友好，對翻譯工作還是非常認真。

當時我並沒有想到，現在回想往事，我不能不責備自己關心他實在不夠。他究竟有什麼心事，連他有些什麼朋友，我完全不知道。離開上海時我把他托給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朋友散文作家陸蠡，這是一個難得的好人。他們兩位在浦江岸上望著直航海防的輪船不住地揮手。他們的微笑把我一直送到海防，還送到昆明。

這以後我見到更多的人，接觸到更多的事，但寄上海的信始終未斷。這些信一封也沒有能留下來，我無法在這裡講一講三哥在上海的情況。不到一年半，我第二次到桂林，剛在那裡定居下來，太平洋戰爭爆發，上海的消息一下子完全斷絕了。

日本軍人佔領了上海的「租界」，到處捉人，文化人處境十分危險。我四處打聽，得不到一點真實的消息。謠言很多，令人不安。聽說陸蠡給捉進了日本憲兵隊，也不知是真是假。過了一個較長的時期，我意外地收到三哥一封信，信很短，只是報告平安，但從字裡行間也看得出日軍鐵蹄下文化人的生活。這封信在路上走了相當久，終於到了我眼前。我等待著第二封信，但不久我便離開了桂林，以後也沒有能回去。

我和蕭珊在貴陽旅行結婚，同住在重慶。在重慶我們迎接到「勝利」。我打電報到上海，三哥回電說他大病初癒，陸蠡下落不明，要我馬上去滬。我各處奔走，找不到交通工具，過了兩個多月才趕回上海，可是他在兩天之前又病倒在床上了。我搭一張帆布床睡在他旁邊。據說他病不重，只是體力差，需要休養。

我相信這些話。何況我們住在朋友家，朋友是一位業餘醫生，可以解決一些問題。這一次我又太大意了。他起初不肯進醫院，我也就沒有堅持送他去，後來還是聽他說：「我覺得體力不行了」，「還是早點進醫院吧」，我才找一位朋友幫忙讓他住進了醫院。沒有想到留給他的就只有七天的時間！事後我常常想：要是我回到上海第二天就送他進醫院，他的病是不是還有轉機，他是不是還可以多活若干年？我後悔，我責備自己，已經來不及了。

七天中間他似乎沒有痛苦，對探病的朋友們他總是說「蠻好」。但誰也看得出他的體力在逐漸衰竭。我和朋友們安排輪流守夜陪伴病人。我陪過他一個晚上，那是在他逝世前兩夜，我在他的床前校改小說《火》的校樣。他忽然張開眼睛嘆口氣說：「沒有時間了，講不完了。」我問他講什麼。他說：「我有很多話。」又說：「你聽我說，我只對你說。」我知道他在講胡話，有點害怕，便安慰他，勸他好好睡覺，有話明天說。他又嘆口氣說了一句：「來不及了。」好像不認識我似的，看了我兩眼，於是閉上了眼睛。

第二天早晨我離開病床時，他要說什麼話，卻沒有說出來，只說了一個「好」字。這就是我們弟兄最後一次的見面。下一天我剛起床就得到從醫院來的電話，值夜班的朋友說：「三哥完了。」

我趕到醫院，揭開面紗，看死者的面容。他是那麼黃瘦，兩頰深陷，眼睛緊閉，嘴微微張開，好像有什麼話，來不及說出來。我輕輕地喚一聲「三哥」，我沒有流一滴眼淚，卻覺得有許多根針在刺我的心。我為什麼不讓他把心裡話全講出來呢？

下午兩點他的遺體在上海殯儀館入殮。晚上我一個人睡在霞飛坊五十九號的三層樓上，彷彿他仍然睡在旁邊，拉著我要說盡心裡的話。他說談兩個星期就可以談完，我卻勸他好好休息不要講話。是我封了他的嘴，讓他把一切帶進了永恆。我抱怨自己怎麼想不到他像一支殘燭，燭油流盡燭光滅，我沒有安排一個機會同他講話，而他確實等待著這樣的機會。因此他沒有留下一個字的遺囑。只是對朋友太太講過要把「金鑰匙」送給我。我知道「金鑰匙」是他在燕京大學畢業時因為成績優良而頒發給他的。他一生清貧，用他有限的收入養過「老家」，幫助過別人，這刻著他的名字的小小的「金鑰匙」是他唯一珍貴的紀念品，再沒有比它更可貴的了！它使我永遠忘不了他那些年勤苦、清貧的生活，它使我今天還接觸到那顆發熱、發光的善良的心。

九天以後我們把他安葬在虹橋公墓，讓他的遺體在一個比較安靜的環境裡得到安息。他生前曾在智仁勇女子中學兼課，五個女生在他墓前種了兩株柏樹。

他翻譯的《懸崖》和別的書出版了，我們用稿費為他兩次修了墓，請錢君匋同志寫了碑文。墓上用大理石刻了一本攤開的書，書中有字：「別了，永遠別了。我的心在這裡找到了真正的家。」它們是我從他的譯文中選出來的。我相信，他這個只想別人、不想自己的四十二歲的窮教師在這裡總可以得到永久的安息了。第二次修墓時，我們在墓前添置了一個石頭花瓶，每年清明和他的忌日我們一家人都要帶來鮮花插在瓶內。有時我們發現瓶中已經插滿鮮花，別人在我們之前來掃過墓，一連幾年都是這樣。有一次有人遠遠地看見一位年紀不大的婦女的背影，也不曾看清楚。後來花瓶給人偷走了。我打算第三次為他修墓，仍然用他自己的稿費，我總想把他的「真正的家」裝飾得更美好些。但是已經沒有時間了。不久發生了「文化大革命」，我靠了邊，成了鬥爭的對象。嚴寒的冬天在「牛棚」裡我聽人說虹橋公墓給砸毀了、石頭搬光，屍骨遍地。我一身冷汗，只希望這是謠言，當時我連打聽消息的時間和權利都沒有。

後來我終於離開了「牛棚」，我要去給三哥掃墓，才發現連虹橋公墓也不存在了。那麼我到哪裡去找他的「真正的家」？我到哪裡去找這個從未傷害過任何人的好教師的遺骨呢？得不到回答，我將不停地追問自己。

八月十日寫完

一○三、懷念一位教育家

有一天，科學家匡達人同志對我談起她的父親，我說我打算寫一篇懷念互生先生的文章，她等待著。一年過去了，我一個字也沒有寫出來。其實不是在一年以前，而是在五十年前，在一九三三年，我就想寫這篇文章。那時我剛從廣州回上海，匡互生先生已經逝世，我匆忙地在一篇散文（《南國的夢》）裡加了這樣的一段話：

「對於這個我所敬愛的人的死，我不知道應該用什麼話來表示我的悲痛。他的最後是很可怕的。他在醫生的絕望的宣告下面，躺在醫院裡等死，竟然過了一個月以上的時間，許多人的眼淚都不能夠挽救他。」

《南國的夢》收在我一九三三年的遊記《旅途隨筆》裡面，是我初到廣州時寫成的。這年春天我離開上海前曾經去醫院探病，互生先生住在一家私人醫院，我到了那間單人病房，連談話的機會也沒有，他似乎在昏睡，病已沉重，說是腸癌，動過手術，效果不好。和我同去的朋友在揩眼淚，我不敢多看他那張帶著痛苦表情的瘦臉，我知道這是最後的一次了，我咬著嘴唇，輕輕地拉一下朋友的衣袖，我們走出了醫院。

在廣州我得到了互生先生的噩耗。我什麼表示也沒有，只是空下來和一位廣東朋友在一起，我們總要談互生先生的事情。

我和互生先生並不熟，我同他見面較晚也較少。可是我有不少朋友是他的學生或崇拜者，他們常常用敬愛的語氣談起「匡先生」的一些事情。我最初只知道他是五四運動中「火燒趙家樓」的英雄，後來才瞭解他是一位把畢生精力貢獻給青年教育的好教師，一位有理想、有幹勁、為國為民的教育家。他只活了四十二歲，是為了他和朋友們創辦的立達學園獻出自己生命的。我沒有在立達學園待過，但我當時正住在那位廣東朋友創辦的「鄉村師範」裡，跟教師和同學們一起生活。學校設在小山腳下三座並排的舊祠堂內，像一個和睦的家庭，大家在一起學習，一起勞動，一起作息，用自己的手創造出四周美麗的環境，用年輕的歌聲增添了快樂的氣氛。我作為客人住了五天，始終忘記不了在這裡見到的獻身的精神、真誠的友情、堅定的信仰和樂觀的態度，我和廣東朋友談起，說了幾句讚美的話。他說：「我是匡先生的學生，不過照他培養人、教育人的思想辦事。」我說：「要是他來看一看多好！」廣東朋友嘆息說：「不可能了。不過他的思想會鼓勵我們。」他含著眼淚加一句：「我們一定要把學校辦好。」

我相信他的決心。我想到在上海醫院裡等待死亡的匡互生先生，我忽然興奮起來：「只要思想活著，開花結果，生命就不會結束。」我卻沒有料到兩年後，這個師範學校由於省教育當局的干涉停辦了。

互生先生生活簡樸。他的家我去過一次，是一個安徽朋友帶我去的。房裡陳設簡單。學生們常來找他談話。他對他們講話，親切、詳細。我在旁邊也感覺到這是一位好心的教師，又像是一位和藹的長兄。那兩天我剛剛聽到關於他對待小偷的故事，學校廚房捉到偷煤的賊，送到他那裡，他對小偷談了一陣，給了兩塊錢，放走了，勸「他」拿這筆錢去做小生意。又有一回學生宿舍捉住一個穿西裝的賊，他讓賊坐下來，同「他」長談，瞭解「他」的生活情況，好好地開導「他」，後來還給「他」介紹工作。他常說：「不要緊，他們會改好的。」我和幾個朋友都贊成他這種做法，但是我們佩服他的改造人們靈魂的決心和信心。他從不講空話，總是以身作則開導別人。

立達學園不是他一個人創辦的，可是他一個人守著崗位堅持到底。有一個學期他為學校經費到處奔走。我去過他的家不多久，那裡就被日本侵略軍的炮火毀掉了，學校也只剩了一個空架子。這是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戰爭中的事。停戰後我有一次和他同去江灣看立達學園的舊址，屋頂沒有了，在一間屋子裡斜立著一顆未爆炸的二百五十磅的炸彈，在另一處我看見一隻被狗吃剩了的人腿。我這次到江灣是來找尋侵略戰爭的遺跡；互生先生卻是來準備落實重建學園的計劃。

學校重建起來，可是互生先生的心血已經熬盡。學園七月恢復，互生先生年底就因患腸癌進醫院動手術，他起初不肯就醫，把病給耽誤了。開刀後，效果也不好。他是這樣的一個人，不願在自己身上多花一文錢。我還記得在上海開明書店發行的《中學生》月刊（大概是一九三二年的吧）上讀到一篇讚美互生先生的短評，說他為學校籌款奔走，一天早晨在馬路上被車（人力車吧）撞倒，給送進醫院診治。醫生要他每天喝點白蘭地。他離開醫院後，到咖啡店喝了一杯白蘭地，花去八角。他說：「我哪裡有錢吃這樣貴重的東西？錢是學校需要的。」他以後就不再去喝白蘭地了。

手邊沒有《中學生》，我只記得短文的大意。但我忘不了他那為公忘私的精神。我把他當做照亮我前進道路的一盞燈。燈滅了，我感到損失，我感到悲痛。

還有一件事情。「一．二八」戰爭爆發後，我從南京回到上海，我的家在戰區，只好在兩位留日歸來的朋友的住處借宿。後來我在環龍路一家公寓裡租到一間屋子，那兩位朋友也準備搬家。沒有想到過兩天那位姓黃的朋友忽然來說，姓伍的朋友讓法租界巡捕房抓走了。我弄清楚了情況，原來伍到他友人林的住處去洗澡，剛巧法國巡捕因「共產黨嫌疑」來逮捕林的朋友鄭，結果把三個人都捉走了。朋友們到處打聽，托人設法，毫無用處，我們拿不出錢行賄。有個朋友提起匡互生，我們就去找他。他一口答應，他認識國民黨「元老」李石曾，馬上找李寫了一封保證無罪的信，李石曾在法租界工部局有影響。一天大清早有人來叩我的房門，原來是互生先生。他進了房，從公文包裡掏出李的信，拿給我看，一面說：「信裡只有兩個名字，對姓鄭的不利。是不是把他的名字也寫進去。那麼我把信拿去找李改一下。」第二天一早他就把改了的信送來。不用說，被捕的人都給保釋出來了。朋友伍今天還在北京工作，他一定沒有忘記五十年前的這件事情。

八月二十二日

一○四、保持自己的本來面目

陳仲賢先生把他寫的訪問記的剪報寄給我，我讀了兩遍，想起了一些事情。「編譯室」樓上的學習，北京某招待所樓下的長談，我都還記得。我不把他看做一個記者，在我眼前他是一位朋友，讀他的文章，我感到親切。不過他同我接觸不夠多，有些事情可能不太清楚。我隨便談一兩件，例如我和其他幾位作家被「安排」到上海人民出版社去，只是為了實現「四人幫」「砸爛作家協會」的陰謀；另一方面又做給人們看：對我這個人他們也落實政策，讓我有工作做。這是一九七五年八月的事，這之前我們在巨鹿路作家協會舊址學習。作協的名稱已經取消，合併到「文化系統四連」裡，當時常有小道消息說要把一批人送到出版社去，但我想也許會放我回家，因為我已年過七十，「文革」以前我並不在作協上班，也未拿過工資，我又無一技之長，只有一點虛名，「文革」期間連名字也搞臭了，正如造反派所說我是一隻「死老虎」，毫無用處。沒有想到，一天上午我到巨鹿路學習，那位工宣隊出身的四連黨支部書記在門口看見我，叫我跟他到樓下東廳裡去。兩年前也是在這裡，他向我宣佈「市的領導」決定，將我的問題「做人民內部處理，不戴帽子」。這是「四人幫」的語言，說「不戴帽子」，就是戴一頂你自己看不見的帽子。沒有文件，他只是翻開一個筆記本念出幾句話。我沒有抗議，也沒有質問，當時我仍然聽話，我想到「文革」前開了頭的《處女地》的改譯本，就說了一句：「我可以自己做點翻譯工作吧。」支部書記不曾回答，但是過兩天他在學習會上向群眾宣佈關於我的決定時，就加了一句：「做翻譯工作。」我想：「也好。」從此只要我有空便拿出《處女地》躲在樓上小屋裡工作。全書譯完了，支部書記也沒有查問過一句。這次到東廳他坐下，仍然沒有文件，連筆記本也不拿出來，只是口頭宣佈把我「分配」到人民出版社工作，叫我自己去報到。我仍然沒有抗議，不過我要求單位寫封介紹信說明我年老多病的情況。他寫了一封短信給我。我第二天上午就去出版社組織處報到，又給派去「編譯室」，「編譯室」是出版翻譯圖書的，當時也由人民出版社管理，從作協分配出去的人大都留在文藝編輯室，我一個人卻給派到「編譯室」，這意味著把我趕出了文藝界。

拿著組織處的通知回到家裡，我躺在籐椅上休息了一天，我在思考，我也回憶了過去幾年間的事情。對「四人幫」及其招牌口號除了害怕外，我已毫不相信。過去那些年的自己的形象又回到我的眼前。我怎麼會是那樣的人？！我放棄了人的尊嚴和做人的權利，低頭哈腰甘心受侮辱，把接連不斷的抄家當做自己應得的懲罰。想通過苦行改造自己，也只是為了討別人的歡心。……我越想越後悔，越想越瞧不起自己。我下了決心：不再把自己的命運完全交給別人。

第二天我去「編譯室」報到。第一把手不在上海，接見我的是一位管業務的負責人。我便向他說明我身體虛弱不能工作，只參加學習，一個星期來兩個半天。他起初想說服我參加工作，我堅持有病，他終於讓步。我就這樣進了「編譯室」。和在「文化四連」一樣，我每星期二、六上午去單位參加學習，坐在辦公室的角落裡聽同志們「開無軌電車」，海闊天空，無所不談。到了必須表態的時候我也會鼓起勇氣講幾句話，或者照抄報上言論，或者罵罵自己。但在這裡我發言的機會不多。不像在作協或者文化幹校「牛棚」，每次學習幾乎每「人」都得開口，我拙於言辭，有時全場冷靜，主持學習的人要我講話，我講了一段，就受到了圍攻，幾個小時的學習便很容易地「混」過去了。換一個人開頭髮言也一樣受圍攻，只要容易「混」過學習時間，大家似乎都高興。到了「編譯室」，學習時間裡氣氛不太緊張，發言也比較隨便，但是我已經明白這樣耗費時間是多麼可悲的事情。

我和陳仲賢先生就是在學習會上認識的，他到「編譯室」比我遲幾個月，他經常發言，容易引起人注意，當然也有違心之論，但我覺得他是個不甘心講假話的忠厚人。即使是這樣，我也不曾同他交談，當時多認識一個人，可能多一些麻煩，說不定旁邊有人打小報告，也有可能對方就會把你出賣。多說一句話，也許會添一個罪名，增加別人揭發的材料。還有一些人小心謹慎，街上遇見熟人不是轉身躲開，就是視若無睹。陳仲賢先生說我「寓悲憤於沉默，從未說『四人幫』一句好話」。其實我那時還是一個孤○○的「牛鬼」。別人害怕同我接觸，我也怕見別人。幾年的批鬥使我習慣於「沉默」。起初我只有崇拜和迷信，後來對偶像逐漸幻滅，看夠了「軍代表」、「工宣隊」和造反派的表演，我認識陳仲賢先生的時候，的確有些悲憤。但甚至在那個時候，我也講過「四人幫」的好話，不過不是當做真話講的；至於「文革」初期由於個人崇拜，我更是心悅誠服地拜倒在「四人幫」的腳下，習慣於責罵自己、歌頌別人。即使這是當時普遍的現象，今天對人談起「十年」的經歷，我仍然無法掩蓋自己的污點。花言巧語給誰也增添不了光彩。過去的事是改變不了的。良心的責備比什麼都痛苦。想忘記卻永遠忘不了。只有把心上的傷疤露出來，我才有可能得到一點安慰。所以我應當承認，我提倡講真話還是為了自己。

最近接到友人蕭乾寄贈的《培爾．金特》，這是他翻譯的易卜生的名劇。這名著我幾十年前翻讀過，毫無印象。這次看了電視錄影，又匆匆地翻讀了譯本，感受卻大不相同。我不想在這裡談劇本，我只說，我喜歡劇中的一句台詞：「人——要保持自己的本來面目。」說真話，也就是「保持自己的本來面目」吧。

我和陳仲賢先生都離開了「編譯室」，我說不清誰先誰後，只記得「砸爛」的作協分會復活，我也甩掉背上的包袱可以接受記者採訪的時候，他先後來採訪過幾次，他又回到本行做記者了。我們談得很融洽，並無顧忌，不必掩飾自己的本來面目。他很健談，但讀他的報導又嫌他下筆謹慎。他多次表示要把三十年採訪的經驗寫出來，我一再給他鼓勵，我相信講真話的書會受到讀者的歡迎。

九月七日

一○五、談版權

最近接到黎烈文夫人來信，談起烈文對舊作的態度，信中有這樣一段話：「……少年時期所寫的小說，原名《舟中》，後來有人偷印，改名《保姆》。當年靳以在永安買到了，使烈文臉紅，他不願意人知道有這一本東西……」國內有人想出版烈文的創作選集，所以雨田說：「不應該再將它重印。」

我同意她的意見。二十年代初期我在成都讀過《舟中》，覺得平平常常。三十年代我在上海認識烈文，有一個時期我們經常在一起，無話不談，他從未提過《舟中》，我編印叢書，他也不曾將這類舊稿交給我重印。人對待自己的作品應當嚴格，當時我自愧不如他，我比較隨便。

但是在作家中我可以算做不幸的一個：我的作品的盜版本最多，有的「選集」裡甚至收入了別人的文章。我不能保護自己的權利，制止盜版和不徵求同意的編選，我便親自動手編印選集，不讓人在我的臉上隨意塗抹。我要保持自己的本來面目。

關於我自己，我有兩點意見：一、我不是文學家，我當時不過拿文學做武器跟舊社會作鬥爭；二、我是一邊寫作一邊學習，不斷地修改自己的作品。我最初不好意思拿稿費，我是這樣想：我說自己的話，不要別人付錢。所以我把第一本小說的「版稅」送給了一個朋友。以後書寫多了，領取稿費也就不在乎了，「是自己用勞動換來的嘛！」說到修改作品，拿《家》來說，自從一九三一和三二年小說在《時報》連載後，到一九八○年我一共改了八次。今後大概不會再改了。關於修改作品，有人有不同的看法，可是我堅持作家有這個權利。我說過，作品不是學生的考卷，交出去以後就不能修改。作家總想花更多的功夫把作品寫得更好些。拿我來說，就是把武器磨得更鋒利些。倘使改得不好，讀者不滿意，可以寫文章批評，但是誰也不能禁止作家修改自己的作品，規定以初版本為定本。

我敬佩烈文不提少作，我也不願意別人把我發表第一本小說以前寫的東西找出來重印。不管有沒有出版法，我認為作家應當享有作品的「版權」，既然他對自己的作品負有責任。沒有得到作者同意就編選、翻印別人的作品，這是侵犯「版權」。對這類事情作家也可以進行抵制和抗議。

我也曾經說過，一部作品發表以後就是社會的東西，不再屬於作家個人，因為作品發表以後就在讀者中間產生作用。但這只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作品是作家勞動的成果，是根據作者的生活經驗與思想感情寫成的，只有作者最瞭解作品寫成的甘苦，他不會因為某一位讀者的批評而隨意修改作品，但是他也應該知道自己對讀者負有什麼樣的責任。世界上有千萬部作品被人遺忘，讓人拋棄。可見作品既不屬於作者個人，它又屬於作者個人。這種關係可以通過「版權」來說明。作者的「版權」必須得到保障，但「版權」並不是私有財產。

幾十年來我一直在為自己作品的「版權」奮鬥，我的書櫥裡至今還有一大堆隨意拼湊、刪改的盜版圖書。作品的本來面目給歪曲了，我不能不心痛。一再提到「版權」，我不是想到稿費，我已經下定決心：在所有的舊作上面，不再收取稿費。我要把它們轉贈給新成立的中國現代文學館。作品既然不屬於作者個人，我也無權將「版權」視為私有財產給兒女親屬繼承。

在《隨想錄》中談文學館，這是第三次了。我願意把我最後的精力貢獻給中國現代文學館。它雖然成立不久，規模很小，但發展的前途非常廣闊。這是表現中國人民美好心靈的豐富礦藏，大量開發的日子就會到來的。一九五五年我讀過法國作家薩特的《對新中國的觀感》，裡面有類似這樣的話：中國人跟你談今天的工作，他心目中還有個明天，他好像看到了明天的情況。事隔二十八年，我很可能記錯薩特的話，現在行動不便，查原文也有困難。在這裡我只想說，我已經看到了文學館的明天。這明天，作者和讀者人人有份。我的心靈彷彿一滴水，在這汪洋的大海中找到了歸宿。有一天我會被讀者忘記，我的作品將和一切選本書、盜版書一起化為塵土。但是我們的文學事業一定要大發展，任何干擾都阻止不了繁花似錦局面的出現。

九月十五日

※※※

我終於找到了薩特的原文：「我們時常非常感動地看到：許多工程師、工人、農民像未卜先知的人那樣很自然地對我們描繪一個他們自己看不到而要等兒女們來代替他們看到的未來社會。」這是二十八年前寫的文章，可惜薩特沒有機會重訪中國。

九月十九日

一○六、又到西湖

摔斷左腿之後，我以為三五年內不可能出門旅行。現在靠朋友們的幫助和兒女們的照料，我居然又來到西湖，住在去年住過的那所旅館內，一切如舊，只是我身邊多了一根木拐和一把輪椅。

木拐和輪椅有它們的用處。我幾次拄著木拐在正門外大平台上散步；我坐在輪椅上游過三潭印月和西山公園。這說明我還不能自理生活。

這次我和孩子們同住一個大房間，因為我離不開他們。九歲的外孫女端端也同來陪我度過國慶節。寢室外有一座較大的陽台，在那裡也可以看到西湖，仍然是蘇堤、孤山，還有新建成的公園「曲院風荷」，園中一帶水杉林，水面上一大片荷葉。正對面孤山腳下就是秋瑾墓，白色的烈士塑像聳立在綠樹叢中。往左看，白堤遠遠地橫在前面，保俶塔高高地立在左側，眼界開闊多了。

陽台下香樟和桂樹枝葉茂密，長得十分高大。這次我住在五樓，離它們更近了些，剛巧又是桂花開放的時節，站在欄前，滿面花香，好久沒有聞到這樣濃郁的香氣了。可惜連續下了四天的雨，陽台上積水難消，紅磚地鋪得不夠平，從寢室打開門走出去，面前就是一個水蕩，我的病腿無法一步跨過去，只好「望洋興歎」。幸而下雨的時候還不算太多，我在杭州小住的十五天中，雨天不過占三分之一。落雨我就不下樓，陰天我喜歡在樓下大廳的沙發上閒坐，默默地觀察別人。我至今還保留著這個老習慣。

今年遊客特別多，外賓和華僑一批接著一批，每天游車出發前和游罷歸來後，大廳裡顯得十分擁擠，看來它快要不能適應新的形勢了。前幾天我游三潭印月，女婿推著我坐的輪椅走過曲折的小橋，我驚奇地發現四周有那麼多的人，好像在鬧市一樣。人多了，風景的負擔加重了；大家擠來推去，風景的魅力也就減少了。一九三○年我第一次游西湖，在一個月夜，先到三潭印月，彷彿在做一個美麗的夢。一九六○年春夏之際我常到三潭印月橋上碑亭中徘徊，欣賞康有為親筆寫的對聯「如此園林，四洲遊遍未曾見」。「文革」期間連康有為的對聯也被砸爛了，現在換上別人的手跡用小字給刻了出來，我無法在亭內停留將聯語重念一遍，只好把希望寄託在旅遊淡季。

我沒有去靈隱，聽說到那裡燒香的人太多。國慶節上午我侄女國糅帶著小端端從靈隱寺後面爬上韜光，回來抱怨說絲襪給人們手裡落下的香灰燒了個小窟窿。遊人和風景、名勝之間需要做適當的安排，看來這樣的時候已經到了。

但西湖的綠化工作做得不錯，也不難應付發展得很快的形勢。我看到越來越多的遊人，也看到越來越美的山水。橫遭冤屈的名勝古跡得到了昭雪；破壞了的景物逐漸在恢復；新建設的公園不斷在增加。西湖的確是我們的大花園。

三十年代每年春天我和朋友們游西湖，住湖濱小旅館，常常披著雨衣登山，過煙霞洞，上煙雨樓，站在窗前望湖上，煙雨迷茫，有一種說不出的美。煙霞洞旁有一塊用世界語寫的墓碑，清明時節我也去掃過墓，後來就找不到它了。這次我只到過煙霞洞下面的石屋洞，步履艱難，我再也無法登山。洞壁上不少的佛像全給敲掉了，不用說這是「文化大革命」的成績。

石像毀了，影子還在。為什麼要砸爛呢？我想不通。

十月十九日

一○七、為《新文學大系》作序

上海文藝出版社編印《中國新文學大系》（第二個十年），要求我為小說選集作序。我認為給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作總結是一件好事，但我並不是適當的作序人。三十年代出版的《大系》（第一個十年）中有三卷小說選集，三位編選人（魯迅、茅盾、鄭伯奇）都寫了「導言」，他們的導言給我們樹立了榜樣。新編的《大系》中，小說選集共有七卷，卻只用一篇序文。我沒有精力，也沒有時間，重讀當時的許多作品，對入選的作家做出符合實際的評價；也寫不出那樣精采的導言；何況我又是一個病人。我一再推辭都得不到諒解，編者說：「並不要求你寫完整的序文，寫一點感想也可以，長短都行。」好，我就寫點感想吧。我被說服了，便答應下來。

「文革」期間我給戴上了精神的枷鎖，什麼也不敢想。近幾年來，我想得較多。我走上文學道路正是在這第二個十年的開始。新文學一出現就抓住了我，我入了迷，首先做了一個忠實的讀者，然後拿筆寫作又成為作家。我的第一本小說在國外寫成，我說過《懺悔錄》的作者盧騷（梭）是教我講真話的啟蒙老師。其實我動身去法國的時候，腦子裡就裝滿了新文學運動第一個十年的大量作品。我沒有走上邪路，正是靠了以魯迅先生的《狂人日記》為首的新文學作品的教育。它們使我懂得愛祖國、愛人民、愛生活、愛文學。

在新文學作品中我經常接觸到中國人民美好的心靈。做一個什麼樣的中國人？作品解答了這個問題。作者和讀者一同探索，一起前進，一代一代的青年在現實生活中成長，也在文學作品中找到自己的同志和弟兄。我和無數的青年一樣，如饑似渴地從新文學作品中汲取養料，一篇接一篇，一本接一本，它們像一盞長明燈照亮了我的心，讓我不斷地看到理想的光輝。儘管我在生活中遇到困難，受到挫折，走過彎路，可是從新文學作品中我一直受到鼓勵，得到安慰，我始終熱愛生活，從未失去鬥爭的勇氣。我們的新文學是散播火種的文學，我從它得到溫暖，也把火傳給別人。在幾十年的文學生活中，我作為學生不曾離開老師們走過的道路。

我們的新文學是集體的事業。它有它的傳統；正如魯迅先生所說，作者們「每作一篇，都是『有所為』而發，是在用改革社會的器械」。新文學就是講真話的文學，過去也有「說假話」的作家，但只是極少數，而且也如魯迅先生所說，他們創造的「不過一個傀儡」。人物的「降生也就是死亡」。為人生的藝術，為社會改革的文學，我國新文學就是沿著這條道路發展、壯大的。對這幾十年的成績應該有人出來做一番總結了。

謙虛是東方人的美德。作家對自己也應當有嚴格的要求。「文革」期間我每星期寫一篇《思想匯報》，罵自己一輩子「白吃乾飯」，「放毒害人」。但是運動過去，我冷靜地考慮問題，回顧自己由讀者成為作家的道路，覺得並沒有虛度一生，儘管我並無什麼值得提說的成就，但是在集體事業中我也曾獻出小塊的磚瓦。我不止一次地說過，作為新中國的作家我感到自豪，指的就是這個集體的事業。我們的新文學是表現我國人民心靈美的豐富礦藏，是塑造青年靈魂的工廠，是培養革命戰士的學校。我親眼看見大批青年在抗戰初期，不顧危險，不怕困難，奔赴革命聖地。一批人在血泊中倒了下去，另一批人接過旗幟站了出來，革命思想傳播得那樣快，新文學也有不小的功勞。

我和同代的青年一樣，並不是生下來就相信：光明必然驅散黑暗，真理一定戰勝謊言。我本來是一個頭腦簡單的孩子，又在私塾裡讀慣了宣揚孔孟之道的四書五經。可是不少的文學作品讓我在死氣沉沉的舊社會中呼吸到新鮮空氣，在潛移默化中改造了我的靈魂，使我敢於拿起筆攻擊舊社會、舊制度。我自己衝出了封建大家庭，我的作品也鼓舞了不少同命運的讀者奔向光明，奔向革命。我邊寫邊學，在那十年中間我每天收到讀者們從遠近地區寄來的親切、熱情的信函，向我傾吐他們的理想、願望、困難和痛苦，掏給我他們的真誠的心。這些信也是我的力量的源泉。後來由於種種的原因，我和讀者們漸漸疏遠，我接觸文學作品的時間越來越少，更不用說「深入生活」。我的創作力也逐漸減弱，有一個時期幾乎什麼也寫不出來。然而新文學的事業甩開了我一直大步前進。

以上是我的一點感想，作為序文也許不適當，但感想畢竟是感想，而且它還是我幾十年閱讀和寫作的經驗的總結。

有人問：你給小說選集作序，怎麼不提「小說」二字？我答道：我說的「文學作品」，指的正是小說，我認為在新文學的各個部門中成績最大的就是小說。

又有人問：你說的「新文學作品」是不是也包含著壞的作品？我答道：當然不把壞作品算在裡面。我記得一個規律：好作品淘汰壞作品。壞的作品即使風行一時，也不會流傳久遠，很快就會被讀者忘記。

十月二十二日住院前一天

一○八、我的「倉庫」

我第二次住院治療，每天午睡不到一小時，就下床，坐在小沙發上，等候護士同志兩點鐘來量體溫。我坐著，一動也不動，但並沒有打瞌睡。我的腦子不肯休息。它在回憶我過去讀過的一些書，一些作品，好像它想在我的記憶力完全衰退之前，保留下一點美好的東西。

我大概不曾記錯吧，蘇聯作家愛倫堡在一篇演說中提到這樣一件事情：衛國戰爭期間，列寧格勒長期被德軍包圍的時候，一個少女在日記中寫著「某某夜，《安娜．卡列尼娜》」一類的句子。沒有電，沒有燭，整個城市實行燈火管制，她不可能讀書，她是在黑暗裡靜靜坐著回想書中的情節。托爾斯泰的小說幫助她度過了那些恐怖的黑夜。

我現在跟疾病做鬥爭，也從各種各樣的作品中得到鼓勵。人們在人生道路上的探索、追求使我更加熱愛生活。好的作品把我的思想引到高的境界；藝術的魅力使我精神振奮；書中人物的命運讓我在現實生活中見到未來的閃光。人們相愛，人們歡樂，人們受苦，人們掙扎，……平凡的人物，日常的生活，純真的感情，高尚的情操激發了我的愛，我的同情。即使我把自己關在病房裡，我的心也會跟著書中人周遊世界、經歷生活。即使在病中我沒有精力閱讀新的作品，過去精神上財富的積累也夠我這有限餘生的消耗。一直到死，人都需要光和熱。

人們常說「作家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我有深的體會，我的心靈就是文學作品塑造出來的。當然不是一部作品，而是許多部作品，許多部內容不同的作品，而且我也不是「全盤接受」，我只是「各取所需」。最近坐在小沙發上我回憶了狄更斯的小說《雙城記》。

我最後一次讀完《雙城記》是一九二七年二月中旬在法國郵船「昂熱」上，第二天一早郵船就要在馬賽靠岸，我卻拿著書丟不開，一直讀到深夜。儘管對於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我和小說作者有不同的看法；儘管書中主要人物懷才不遇的卡爾頓是現實生活中所沒有的；但是幾十年來那個為了別人幸福自願地獻出生命從容走上斷頭台的英國人，一直在我的腦子裡「徘徊」，我忘不了他，就像我忘不了一位知己朋友。他還是我的許多老師中的一位。他以身作則，教我懂得一個人怎樣使自己的生命開花。在我遭遇噩運的時候他給了我支持下去的勇氣。

我好久不寫日記了。倘使在病房中寫日記，我就會寫下「某某日《雙城記》」這樣的句子。我這裡沒有書，當然不是閱讀，我是在回憶。我的日記裡可能還有「某某日《戰爭與和平》，某某日《水滸》」等等。安德列公爵受了傷躺在戰場上仰望高高的天空；林沖挑著葫蘆踏雪回到草料場……許多人物的命運都加強了我那個堅定不移的信仰：生命的意義在於付出，在於貢獻；不在於接受，不在於獲取。這是許多人所想像不到的，這是許多人所不能理解的。「文革」期間要是「造反派」允許我寫日記，允許我照自己的意思寫日記，我的日記中一定寫滿書名。人們會奇怪：我的書房給貼上封條、加上鎖、封閉了十年，我從哪裡找到那些書閱讀？他們忘記了人的腦子裡有一個大倉庫，裡面儲存著別人拿不走的東西。只有忠實的讀者才懂得文學作品的力量和作用。這力量，這作用，連作家自己也不一定清楚。

托爾斯泰的三大長篇被公認為十九世紀世界文學的高峰，但老人自己在晚年卻徹底否定了它們。高爾基說得好：「我不記得有過什麼大藝術家會像他這樣相信藝術（這是人類最美麗的成就）是一種罪惡。」可是我知道從來沒有人根據作家的意見把它們全部燒燬。連托爾斯泰本人，倘使他復活，他也不能從我的「倉庫」裡拿走他那些作品。

一月二十日

一○九、懷念均正兄

過去朋友們常常稱讚我「記性好」。現在像夢中一樣，不少兩三年前發生的事情在我的腦子裡都只剩下一片白霧，說起來令人不相信，老友顧均正兄逝世的時候，我接到從北京寄來的訃告，讀到他的兒子小銓的來信，十分難過，想起許多事情，我說要把它們寫下來，這也是我的一部分的生活記錄，可是我不曾寫，一拖就是幾年，今天拿起筆想寫一點對亡友的懷念，卻連他去世的年月也記不清楚了。

那麼我從哪裡寫起呢？

四十年代我在上海和均正兄住在同一個弄堂（霞飛坊，即現在的淮海坊）裡。解放後，五十年代初他全家搬到北京，我仍留在上海。我去北京開會，每次總要到西堂子胡同去看他們夫婦，照例受到他們親切、熱情的接待。這幾乎成了慣例，要是一次不去，我就像丟失了什麼似的。我出國訪問，經常把在北京穿的、用的衣物存放在他們家裡，從國外回來，在旅館住下後就去西堂子胡同取箱子。一九五二年十月我從朝鮮回來，蕭珊帶著女兒住在顧家等我，我們做了他們家的客人，一個星期中我常常聽見女兒說：「顧家阿姨真好！」一九六五年十月我從越南回來，蕭珊給我送衣服到北京。我們同去西堂子胡同，均正兄和國華嫂用豐盛的午餐款待我們，我們告辭的時候，國華嫂拉住蕭珊連聲感謝。蕭珊笑著說：「你們這樣感謝，我們要再來打擾你們。」他們的感謝並不是客套話，只是出於他們的謙虛和好客。蕭珊並沒有想到這是她最後一次到北京，而且也是最後一次同均正夫婦見面了。

第二年六月初我再去北京出席亞非作家緊急會議，「文革」已經開始，我們中國代表團的一位同志把我從機場送到招待所，分別的時候，低聲對我說：「你不要隨便出去找朋友，哪些人有問題，還弄不清楚。」我大吃一驚。前兩三個月我接到均正兄來信說他們搬了家，並告訴我他們在幸福村的新地址。信我帶來了，我相信像均正兄這樣一個忠厚、善良的知識分子不會有問題，可是會議緊張，我也不便「出去找朋友」。到七月十日上午，會議已告一個段落，我去人民大會堂參加中國人民支援越南人民抗美鬥爭大會。在休息室裡我意外地遇見均正兄，還有老舍同志，大家都很高興，會前坐在一起閒談，有一種劫後重見的感覺。大會結束，我們走下主席台，握手告別，均正兄帶著他那和善的笑容邀我到他們的新居「小敘」。我請他代我向國華嫂問好，我說我還要陪外賓一起活動，沒有時間去幸福村了。他說：「那麼下次一定來。」我說：「一定來。」

沒有想到一別就是十二年。我第一次到幸福村的時候蕭珊的笑聲彷彿還在耳邊，但陪伴我上樓的只能是女兒小林了。

※※※

「文革」期間遺留下的後遺症終於發了出來。我一病就是兩年，沒有再去過北京。一九八二年我起初行動不便，寫字困難，後來生瘡，再後跌斷左腿，住進醫院半年後瘸著腿回到家中。最近我又因「帕金森氏症」第二次住院治療。這一層樓病人不多，病房裡十分清靜，我常常坐在沙發上休息，回想過去的事情，想來想去，也想不起我是怎樣認識顧均正兄的。那麼一定是由於索非的介紹吧，他在開明書店擔任編輯工作，是索非的同事。起初我同他交談不多，我不善於講話，他也一樣。我只知道他工作努力；又知道他兒女較多，家庭負擔較重。他翻譯過西方的童話，寫過普及科學知識的著作，白天上班，晚上寫作，十分勤懇。朋友們談起來，總是讚他正直、善良。在狄思威路（溧陽路）麥加裡，他和索非住在一條弄堂內，我在索非家住了一個時期，見面機會多，我們就熟起來了。這是三十年代中的事情。以後我和他們家又同住在霞飛坊裡。起初我單身住在索非家，進出弄堂，都要經過他們家後門口，孩子們看見我總要親熱地招呼；後來我去香港和內地，又回到成為「孤島」的上海，他們一家仍然平靜地過著艱苦的生活。他和索非，還同另一個朋友一起創辦了一份小刊物《科學趣味》，他發表了不少科學小品和科學幻想小說，不論長短文章，寫作態度都是嚴肅認真的。日本投降後，我和蕭珊帶著不到一歲的小林回來，索非已經離開上海，我和均正兄一家往來更加密切。我有事找開明書店交涉，就托他帶口信。我們經常見面，但很少長談。他忙，那時又在給開明書店編寫教科書，因家中人多，擠在一起，不方便，只好早睡，等到夜深人靜便起來寫作。他有什麼辦法呢？一家人都靠他的筆生活。他從來不發牢騷，只知道默默工作，埋頭編寫。我去找他，總是看見他那淡淡的笑容。我認為他勤勞半生不應當生活得這樣艱苦，我為他感到不平。他卻帶笑說：「以後會好起來的。」

他相信未來，是有根據的。其實我的生活也並不好，不過我一家三口人，支出少一些。我一向靠稿費生活，當時蔣介石政權的法幣不斷貶值，每天在打折扣，市場上可買的東西很少，鈔票存起來，不論存在銀行或者存在家裡，不到幾天就變得一文不值。起初我和蕭珊眼睜睜看著鈔票化成烏有，後來也學會到林森路（淮海路）去買賣「大頭」，把鈔票換成銀元，要購買東西時再把銀元換成鈔票。我上街總要注意煙紙店門口掛的銀元（「大頭」）牌價。在那些日子要活下去的確不是容易的事。均正夫婦關心我們一家的生活，國華嫂在家務上經常給蕭珊出點主意幫點忙。不久解放大軍渡過長江，南京解放，上海形勢更緊張，稿費的來源斷絕，我沒有收入，又沒有儲蓄，不知道怎樣度日。我和蕭珊正在為這個發愁，均正夫婦來了，告訴我們，開明書店發給他們「應變費」十天一次十塊銀元，他打算代我向書店交涉「借支版稅」。我當然同意。第二天他就給我送來大洋十元，說是借支辦法和他們一樣。我感謝他，我的困難給解決了。我大概借支了兩次「版稅」，上海就解放了，我們都有活路了。

他仍然在開明書店工作，我卻經常離開上海出席各種會議。第二年他跟著書店遷往北京，就一直住在首都，生活的確好起來了。後來開明並入新成立的中國青年出版社，他也到青年出版社工作。他參加了民主黨派，社會活動也增多了。我每年總要到他家去兩三次，見面時無所不談，卻又談不出什麼，只是互相表示關心而已。

我想起一件事：一九五四年上半年他從北京來信，打算把我的童話集《長生塔》介紹給一家出版社。我把底本寄去了。過了一段時間，底本給退了回來，均正來信說他讀了稿子不大理解，拿給小兒子讀，小兒子也說不懂。我自己重讀了一遍，卻覺得童話並不像西方現代派作品那樣難懂。我猜想，這是他自告奮勇向出版社推薦我的童話，出版社拒絕接受，他碰了釘子就把責任放在自己肩上。我瞭解他，以後再見他時也從未提過《長生塔》的事情。

蕭珊沒有到過幸福村，也不曾見到「文化大革命」的收場，她過早地離開了人間。小林比我先去幸福村。一九六六年下半年我回到上海，在作協分會靠邊受審查的時候，小林和同學們串連到北京，她去過均正夫婦家。國華嫂告訴小林，作協分會的造反派某某人去北京「外調」到過顧家，要瞭解我的「反社會主義言行」。國華嫂氣憤地說：「不用怕，他沒有反社會主義的言行。」造反派氣沖沖地走了，什麼好處也沒有撈到。她不知道所謂「外調」不過是花國家的錢做長途「旅遊」，你沒有「言行」，造反派可以替你編造言行。反正以「莫須有」的罪名定罪殺人古已有之。我的罪狀越來越多，罪名越來越大。不久我進了「牛棚」，與世隔絕，小林和蕭珊都因為我的緣故受到了批判和歧視。均正兄一家的音信斷絕了。我擔心他們也會遭到噩運。但在失去做人資格的當時，我一直過著低頭彎腰、朝不保夕的生活，哪裡敢打聽朋友們的情況。蕭珊患了不治之病，得不到適當的治療，躺在床上捱日子，想念過去的歲月，懷念舊時的友人，最後入院前忽然得到北京沈從文寄給我的一封長信，她含著眼淚拿著信紙翻來覆去地看，小聲地自言自語：「還有人記得我們啊。」我多麼感謝這位三十年代的老友！他從一位在我們幹校的親戚那裡打聽到我仍然住在原處，便寫了信來。幾個月後，均正兄的一個孩子出差到上海，找到我們家，給我帶來不少我們很想知道的朋友們的消息。他們一家除了他一個姐姐遭到不幸外，都平安無事。可惜蕭珊見不到他了。

這以後顧家的孩子們出差到上海，總要來我家看看。見到他們我彷彿又看見均正兄的和善的笑容，受到國華嫂熱情的接待。

「四人幫」垮臺以後，一九七八年我去北京出席全國人大會議。會後我留下來看朋友，小林也到了北京。我離開十二年，對北京的大街小巷和交通車輛，都感到陌生，住在旅館裡，出門搭車全靠小林帶路，幾次去幸福村，都是小林陪同去的。第一次去，均正兄不在家，國華嫂說他在參加民主促進會的會議，不回家吃中飯，便叫小銓打電話通知他。不久他高興地回來了。久別後重逢，大家都感到格外親熱，似乎想說的話很多，卻不知從哪裡說起，只談了一點彼此的情況。他們夫婦的變化好像不大，「文革」期間可能比我少吃些苦頭，值得慶幸。但交談起來我們都小心避免碰到彼此的傷痕，他們失去一個女兒，我失去了蕭珊。我們平靜地相對微笑，關心地互相問好，在幸福村的小屋裡，坐在他們的身旁，我感到安穩和舒適。我第一次體會到「淡如水」的交情的意義。我就這樣坐了兩三個鐘點，還在他們家吃了中飯，下午小林要陪我去看別的朋友，我不想離開他們，但也只好告辭走了。

第二年我出國訪問，從北京動身。在上海的時候我聽說均正兄患病，據說是「骨刺」，又說是「癌」，小林陪我到北京醫院探望。在一個設備簡單的底層單人病房裡，均正兄側著身子躺在床上呻吟，國華嫂在旁邊照料。我走到床前招呼他。他對我微笑，我卻只看到痛苦的表情。我沒有辦法減輕他的痛苦，也找不到適當的安慰的話，我默默地望著那張熟悉的臉，坐了不到半個小時就退出了病房。

我生活忙亂，雜事多，腦子裡裝滿了文字、聲音、形象……它們互相排擠，一刻也靜不下來。每天從清晨起我就感到疲勞；同客人交談，不得不時時用力睜開眼睛。我沒有足夠的精力應付各種意外的干擾，也無法制止體力和記憶力的衰退。我並沒有忘記均正兄，但是他的和善的面容和痛苦的微笑常常被闖進腦子裡來的生客們一筆勾銷。他病中我一共探望過三次，除了在醫院那一次外，還有兩次都是在幸福村他的家中。第二次去，我看見他坐在籐椅上，不像一個病人，我們談話不多，但是我不曾見到他的痛苦的表情，我感到心上輕鬆。第三次看見他，他又側著身子躺在床上，顯然病情惡化了。這一次我什麼話也講不出來，我也不想把他忍受痛苦的印象長留在腦中。我待的時間不長。但也沒有想到這就是我們的最後的一面。

然後便是北京來的訃告和小銓的信，告訴我一位勤勤懇懇埋頭工作了一生的知識分子的死亡。我再也看不到他那和善的笑容了。即使是最後的痛苦的微笑，我也見不到了。他是那麼善良，我從未聽見他講別人的壞話，他也並不抱怨生活。我看見他在病床上忍受巨大的痛苦，卻還是那麼安靜。他默默地死去，不會有什麼遺憾吧。他沒有浪費過他的時間，他做到了有一分熱放一分熱，有一分光發一分光。他是一個不自私的人。

我沒有去北京參加他的追悼會、向他的遺體告別，作為一個老朋友，覺得有負於他。我尊敬他，但是我學習不了他。像他那樣默默地忍受痛苦，我做不到。我最近一次去幸福村是在兩年以前，一九八一年十月我三訪巴黎歸來，仍然由小林陪同，到了顧家，家中冷冷清清，只有國華嫂一人，小銓前一天出差去天津。國華嫂高高興興拿這拿那，熱情不減當年。家中很安靜，很有秩序，國華嫂精神好，講話多，坐在她的小房間裡我仍然像從前那樣感到不變的淡如水的友情的溫暖，好像均正兄還在出版社辦公或者出席什麼會議，他並沒有離開我們。

十二月十三日

一一○、我的名字

我這裡要講的只是我的筆名，不是我父親給我起的學名。我的學名或本名已經被筆名「打倒」和「取代」了，這是我當初完全沒有料到的。幾十年來有人問我「貴姓」，我總是回答「姓李」，而人們卻一直叫我「老巴」，「巴公」，「巴老」。

一九二八年八月，我在法國沙多—吉里城拉封丹中學食堂樓上宿舍裡寫完小說《滅亡》，用五個練習本謄好全稿，準備寄給在上海的朋友，請他代為印刷。在包紮投郵之前，我忽然想起，不能在書上印出我的本名，讓人知道作者是誰。於是我在扉頁上寫了「巴金著」三個字。

這就是使用「巴金」這個筆名的開始。關於它我已經做過多次的解釋，說明我當時的想法。我看用不著在這裡多說了。其實多說也沒有用處，不相信的人還是不相信，今天還有些外國人喜歡拿我這個筆名做文章。

我從來就不是一個形式主義者。我使用筆名，只是為了把真名（也就是把真人）隱藏起來，我不會在名字上花費精力、表現自己。其實在這之前（一九二二年）我也用過一個筆名發表小詩和散文，不過那個筆名（佩竿）容易暴露自己，而且過去發表的東西我也並不喜歡。在沙多—吉里養病的時候，我給美國舊金山華僑朋友出版的《平等》月刊寫過好些雜感和短文，其中一部分就署名「佩竿」，但《滅亡》發表以後我便不再用這個筆名了。

小說《滅亡》在上海《小說月報》一九二九年一月號上發表，連載了四期。但「巴金」這個名字第一次的出現卻是在一九二八年十月出版的《東方雜誌》十九號上面。這要怪我暴露了自己。一九二八年我在沙多—吉里過了暑假後，到巴黎住了一個時期。有一天朋友胡愈之兄給我看一篇托洛斯基寫的《托爾斯泰論》（法譯文刊在巴比塞主編的《世界》上面）。為了紀念托爾斯泰的百歲誕辰，他要我翻譯這篇文章給《東方雜誌》發表。過幾天我譯好全文要給愈之送去，忽然想起那個新的筆名，不加考慮就寫在譯稿上面。這樣《滅亡》刊出，愈之他們就知道作者是誰了。

《滅亡》連載後得到讀者的鼓勵，使我有機會陸續發表作品。我走上文學道路，是比較順利的。我並沒有到處碰壁的經驗，我交出去的稿子，只有一部中篇被刊物編輯部退回，這部退稿經過我改寫後也找到了出版的地方。本來只打算用一次兩次的筆名，卻被我接二連三地用了下去。編輯先生喜歡熟悉的名字，讀者也習慣常見的筆名。「巴金」收到各地讀者的來信，我用筆名結交了不少新的朋友。起初我還可以躲在自己的本名後面過平凡人的日子。後來本名給筆名淘汰了，即使別人承認我姓李，我也不會得到安靜。我想不必計較吧，反正人活著，用什麼名字都行。一直到一九三三年年底小說《萌芽》被查禁，我的筆名在上海犯了忌諱，我才不得不改用新的筆名，先是「余一」，以後又是「王文慧」和「黃樹輝」，還有「歐陽鏡蓉」。然而不多久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的圖書雜誌審查會就「被迫」撤銷，「巴金」又不知從哪裡鑽了出來，不過活動範圍也只限於書刊，因此認識「巴金」的人並不太多，即使我在公共場所出現，也不會讓人識出。

解放後前十七年中我參加社會活動較多，無法再躲在本名後面過清閒日子，連我自己也幾乎忘記了還有一個本名。它的唯一的作用就是作為戶口簿上的戶主。這些年我寫得不多，但認識我的人越來越多。通過筆名，人和作品給連在一起了。我到任何地方，總有人認出我是什麼書的作者，有讚美，也有批評。我自己很感到拘束，彷彿四面八方都有眼睛在注視我的一舉一動，用我書中的句子衡量我的言行。說實話，有個時期我真想改換我的名字，讓大家都忘記我。

於是所謂「文革」的風暴來了。今天提到那些日子，我還不寒而慄。我也說不清自己是怎樣熬過來的。一九六六年八月上旬我在上海送走了出席亞非作家北京緊急會議的外賓，回到機關學習，就有一種由「堂上客」變「階下囚」的感覺，而且看到批判我的大字報了。前有大海，後有追兵，頭上還有一把搖搖欲墜的利劍，我只想活命，又不知出路在哪裡。這個時候我收到一封讀者來信，說我的筆名要不得，是四舊，是崇洋媚外，應當「砸爛」。我膽戰心驚，立刻回信，表示同意，說今後決不再用。我已完全喪失「獨立思考」的能力，腦子裡只有「罪孽深重」四個大字。也許我頭腦單純，把名字的作用看得那麼重大；也許我在「打如意算盤」，還以為脫掉作家的外衣便可以「重新做人」。都沒有用！我的黑名字正是「文革派」、造反派需要的箭垛和槍靶，他們不肯把它一筆勾掉，反而到處為它宜傳，散發我的言行錄，張貼打倒我的大標語；在馬路旁豎立我的大批判專欄；在工廠和學校召開我的「游鬥」會；在殺氣騰騰的批鬥會上人們要「砸爛」巴金的「狗頭」；我自己也跟著舉手高呼口號「打倒巴金！」

月復一月，年復一年，我不斷地寫檢查，寫「思想匯報」，重複說著同樣的話。我灰了心，斷了念。「讓它去吧」。

十年過去，我還是「巴金」，改不了名字，也擱不了筆。看來我用不著為這個多花費腦筋了。今天我在醫院裡迎接了我的第八十個年頭，來日無多，我應當加倍珍惜。多寫一個字就多留下一個字。是「牛」是人，姓巴姓李，讓後人去議論吧。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一一一 我的日記

最近我在《花城》雜誌上讀到楊沫的日記《風雨十年家國事》，單是開頭的一段——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的日記，就使我渾身顫慄，作者好像用�頭把一個字一個字打進我的靈魂。短短的一兩頁篇幅的文字記錄了著名作家老舍、蕭軍、駱賓基……被鬥、挨打的真實情況，這批鬥，這痛打，導致了老舍同志的死亡。楊沫同志坦率地說：「這八月二十三日的一日一夜……也將與我的生命共存亡。」我理解她的心情。

我們許多人都有自己的「八月二十三日」，都有一生也忘不了的血淋淋的慘痛經驗。不少人受屈含冤痛苦死去，不少人身心傷殘飲恨終身，更多的人懷著餘悸活到現在。把當時的情況記錄在日記裡保存下來、發表出來的，楊沫同志似乎是第一個。作者的勇氣使我欽佩。這是一個很不尋常的開頭。對這個開頭別人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為家醜不可外揚，傷疤不必揭露；有人說是過去的已經過去，何必揪住不放。但是在不少人身上傷口今天仍在流血。十年「文革」並不是一場噩夢，我床前五斗櫥上蕭珊的骨灰還在低聲哀泣。我怎麼能忘記那些人獸不分的日子？我被罰做牛做馬，自己也甘心長住「牛棚」。那些造反派、「文革派」如狼似虎，獸性發作起來凶殘還勝過虎狼。連十幾歲的青年男女也以折磨人為樂，任意殘害人命，我看得太多了。我經常思考，我經常探索：人怎樣會變成了獸？對於自己怎樣成為牛馬，我有了一些體會。至於「文革派」如何化做虎狼，我至今還想不通。然而問題是必須搞清楚的，否則萬一將來有人發出號召，進行鼓動，於是一夜之間又會出現滿街「虎狼」，一紙「勒令」就使我們喪失一切。我不怪自己「心有餘悸」，我嘮嘮叨叨，無非想看清人獸轉化的道路，免得第二次把自己關進「牛棚」。只有牢牢記住自己的「八月二十三日」，才有可能不再出現更多的「八月二十三日」。為了保護自己，為了保衛後代，我看楊沫同志這個頭開得好。

稱讚了別人以後我回顧自己，我什麼也沒有留下來。一九六六年九月我的家被抄，四年中的日記讓作家協會分會的造反派拿去。以後我停筆大半年，第二年七月又開始寫日記，那時我在作協分會的「牛棚」裡學習，大部分時間都給叫出去勞動。勞動的項目不過是在花園裡掏陰溝、拔野草，在廚房裡揀菜、洗碗、揩桌子。當時還寫過《勞動日記》，給「監督組」拿去掛在走廊上，過兩天就不見了，再寫、再掛、再給人拿走，三四次以後就沒有再寫了。《勞動日記》中除了記錄每天勞動的項目外，還有簡單的自我批評和思想匯報。寫的時候總說是「真心悔改」，現在深刻地分析也不過是用假話騙人爭取「坦白從寬」。接著我又在一本練習簿上寫日記，並不每天交出去審查，但下筆時總覺得「文革派」就坐在對面，便主動地寫些認罪的話討好他們。當然我在短短的日記裡也記錄了當天發生的大事，我想幾年以後自己重讀它們也可以知道改造的道路是何等艱難曲折。總之我當時是用悲觀的眼光看待自己，我並沒有楊沫同志的那種想法，更談不到什麼勇氣。但即便是我寫的那樣的日記也不能繼續下去。到這年八月底幾個參加我的專案組的復旦大學學生勒令我搬到作協分會三樓走廊上過夜，在那裡住過了兩個星期，他們又把我揪到江灣復旦大學批鬥，讓我在學生宿舍裡住了將近一個月，然後釋放回家。我的日記卻不知給扔到哪裡去了。

一九六八年我向蕭珊要了一本「學習手冊」，又開始寫起日記來。我的用意不再是爭取「坦白從寬」，我已經看透造反派的心（他們要整你，你大拍馬屁也沒有用處）。我只是想記錄下親身經歷的一些事情，不過為了保護自己，我繼續「歌功頌德」。我每天在「牛棚」裡寫一段，儘管日記中並無違禁的字句，我不敢把日記帶回家中，在那段時間只要是自稱「造反派」的男女老少，都可以闖進我的家，拿走我的信件、手稿和別的東西。我以為把日記放在「牛棚」內，鎖在抽屜裡面比較安全。沒有想到不到兩個月，造反派、監督組忽然採取「革命行動」搜查「牛棚」，勒令打開抽屜，把「學習手冊」中的日記和「檢查交代」、「思想匯報」的底稿等等全抄走了。從此我就沒有再寫日記。我不鬥爭，不反抗。我把一切全咽在肚裡，把我的「八月二十三日」也咽在肚裡。我深深感到內疚。

八四年一月二日

一一二、《茅盾談話錄》

在病房裡我讀到沈韋韜、陳小曼兩位同志的來信。我最近一次看見他們，還是在一九八一年四月我到北京參加茅盾同志追悼會的時候。這以前我每次去北京寓所拜望茅公（人們習慣這樣稱呼茅盾同志），總會見到他們中間的一位。這一次他們一起到招待所看我，交談起來我覺得茅公好像就坐在我們面前，我忘不了剛剛離開我們的偉大的死者。

我在三十年代就見過韋韜，他那時大概在念初中吧，可是我們一直少有交談的機會，因此至今還不熟悉。和小曼同志相見更晚，只是在南小街的寓所中見過幾面。茅公逝世後，第二年我就在上海病倒，再也不曾去過北京，也沒有給他們寄過信去。我兩次住進醫院治病，加起來已經超過十個月，這中間我從探望的友人那裡知道一點韋韜夫婦的消息，朋友們稱讚他們沒有私心，能夠遵照茅公的意願，把遺物獻給國家。我說我要寫封信向他們表示敬意，因為我也有這樣的心願。但是信並未寫成，我寫字困難。

他們的信卻意外地來了。信上一開頭就說：「有一件事希望得到您的幫助。」接下去解釋是什麼一回事：

「自去年三月以來，上海的《××報》和《×××報》先後選載了×××寫的《茅盾談話錄》。這個《談話錄》是以記錄先父談話的形式出現的，因此社會上就當真把它看做是先父的談話，是研究茅盾的第一手材料。但事實並非如此。先父生前並不知道有這樣一個《談話錄》，……而從內容來看，失實虛假之處很多，因此其真實性很值得懷疑。我們認為，假如這個《談話錄》傳佈開去，以訛傳訛，不僅有損先父聲譽，且對國內外的茅盾研究工作也有不良的影響。為此，我們寫了一則『聲明』寄給《××報》，希望他們刊出。……為了及早澄清此事，免得別人把我們的沉默當做默認，考慮之下我們想您是……先父的老友，希望您對此事予以關注。」

隨信還附來他們的「聲明」和致編輯部信的副本。「聲明」簡單明瞭，給編輯部的信中對情況做了較詳細的說明，我想報社可能很快刊出他們的「聲明」，事實也就得以澄清。茅公生前做任何工作，都是嚴肅認真，一絲不苟，澄清事實便是還他一個本來面目。三年前我曾說過：「即使留給我的只有一年、兩年的時間，我也要以他為學習的榜樣。」今天我還是這樣想。我認為我們不應當做任何有損於茅公聲譽的事。

關於《談話錄》，我還有我個人的一些看法。用記錄談話的形式發表的《談話錄》，記錄者在發表它之前應當向讀者證明：一，他所記錄的全是原話；二，這些原話全是談話者同意發表的。至少，發表這些《談話錄》的報刊編輯應當看到證據，相信他們發表的是別人的原話，因為他們也要對讀者負責。讀者信任他們，他們要替讀者把好這個關口。其實把關的辦法也很簡單：一，取得談話者本人的同意；二，要是談話者已經去世，就徵求家屬的同意。但家屬的同意不同於談話者本人的，至多也只能作為旁證而已。

要茅公為這個《談話錄》負責是不公平的事。《談話錄》不在他生前發表，不讓他有一個「表態」的機會，就作為第一手材料，流傳下去，這是強加在偉大死者身上的不真實的東西。因此我完全同意韋韜、小曼同志的聲明：「希望讀者注意，凡引用《談話錄》作為研究茅盾的依據而產生的錯誤，概與茅公無關。」

總之，我認為此風不可長。

我並非信口開河。我也有自己的經驗。幾十年來我見過無數的人，說過不少的話。除了回答採訪記者提出的問題外，我講話有時不假思索，脫口而出；有時含含糊糊，吞吞吐吐；有時敷衍應酬，言不由衷；有時缺乏冷靜，議論偏激。我不要發表這一類講話，也不能為閒談中的片言片語負任何責任。我在一九三三年春天就曾經發表過這樣的聲明：

「我說了我沒有說過的話，我做了我沒有做過的事。……有些人在小報上捏造了種種奇怪的我的生平。有些人在《訪問記》、《印象記》等等文章裡面使我變成他們那樣的人，說他們心裡的話。【註】

我希望不要再看見五十年前發生過的那些事情。

二月十二日

※※※

【註】《我的呼號》，見《巴金散文選》。

一一三、病中（四）

五月中旬我回到家裡，已經在醫院住了半年○幾天了。瘸著腿到了家中，我才發覺傷腿短了三公分。

在醫院裡幾乎所有的人（其中包括來探望的親友）都對我說：「你已經恢復得很快了。現在要靠鍛煉。」回到家裡我也對所有的來客說：「我要靠鍛煉。」但我並沒有方案，並沒有計劃；這個人說，該這樣動好，我就這樣動動；那個人說，該那樣動好，我就那樣動動。精力不夠，在樓下太陽間裡來回走三四趟，就疲乏不堪。有時讓別人扶著下了台階繞著前後院走了一圈，勉強可以對付，再走一圈就不行了。這裡所謂走是指撐著木拐移動腳步，家裡的人不讓我獨自走下台階，我也不敢冒險。

我睡在二樓，吃飯、活動、看電視都在樓下。上下樓梯也是一種鍛煉，有欄杆可扶，不必撐木拐。起初一上一下很費力，上下多了又擔心摔倒。每天上下樓各兩次，早晨起來下樓，吃過中飯上樓，午睡後下樓，晚上八九點鐘再上樓。在樓下活動的時間可以說是很多。

剛回家的時候我還重視鍛煉，晚上早早上樓，在鋪毯子的房間裡做各種活動，又在放了木板的大床上翻來滾去，弄得滿身大汗，覺得有一些進步，自己也相當滿意。但是過了十多天又聽人說，鍛煉要「適可而止」，不能過於勞累。自己正感到有點吃不消，就放鬆了鍛煉。感冒以後，精神不振，有個短時期我甚至放棄了鍛煉。但也不能說是完全放棄，我不能不經常走動。只要坐上一個小時，我就會感到跌傷的左腿痠痛，坐上兩三個小時心裡便煩躁不安，彷彿坐在針氈上面。幸而我沒有停止走動和散步，否則我今天即使拄著手杖也不會走路了。

除了這些「鍛煉」，我還求助於一位傷科大夫，他每週來兩次，給我推拿、治病。他還替我出主意，提建議，服什麼藥，打什麼針。正是聽從他的意見，我才第二次去看神經科門診，最後又作為「帕金森氏症」的病人住院治療。我還聽他的勸告到醫院打過多種氨基酸的針藥，打了兩個療程，效果很好。我應當感謝他。關於《病中》的三篇「隨想」就是在這個時期寫成的。

我重新拿起筆續寫《隨想錄》大約在回家後的一個半月。我整天在樓下活動，大半在太陽間裡。這裡原先是走廊，我摔傷後住院期間給裝上玻璃門窗，成了太陽間。坐坐，走走，會見探病的親友，看看報紙，這就是我的日程。我通常坐的是籐椅，沒有扶手我就起不來。太陽間裡光線好，靠窗放有一架縫紉機，我常常想，不要桌子，在這裡寫字也行。後來身體好了些，我覺得手也得動一動，寫字也是一種鍛煉，便在樓上揀出一疊稿紙，端一個長方小木凳放在鋪了檯布的縫紉機前，坐下來開始寫作。起初圓珠筆或自來水筆真像有千斤的重量，寫一個字也很吃力，每天只能勉強寫上一百字光景。後來打了多種氨基酸，療程還未結束，精神特別好，一坐下來往往可以寫兩三個小時。本來我試圖一筆一畫地一天寫百把字來克服手指的顫抖，作為一種鍛煉，自己心安理得，不想有一位老友看了我的字跡很難過，認為比我那小外孫女寫的字還差。他幾次勸我改用錄音器或者找人代筆，他忘了我是一個病人，我也無法使他瞭解我的心情。我只好照我自己的想法做下去。這樣回家後的第一篇文章居然寫成了。就是《願化泥土》。為什麼先寫它？因為我在摔傷前開了頭，寫了這篇「隨想」的前三段。八個月後我接著以前中斷的地方續寫下去，並不困難，我順著一條思路走，我的感情是一致的。在病中我想得最多的也還是對家鄉、對祖國、對人民的感情。這些感情幾十年來究竟有多大的變化，我很想弄個明白。人老了，病久了，容易想到死亡。我回家的時候剛剛拔光了剩餘的幾顆下牙，只能吃流質食物，食慾不振，體力差。鍛煉成績不好，這也可能是一個原因。想到死亡，我並不害怕，我只是滿懷著留戀的感情。每個人的生命都有盡頭，我需要知道的是我可以工作、可以活動的時間究竟還有多少。我好為我那些感情做適當的安排。讓後人來判斷我嘮嘮叨叨，反反覆覆，是不是在講真話。單單表示心願是不夠的，只有講了真話，我的骨灰才會化做泥土，留在前進者的溫暖的腳印裡，溫暖，因為那裡有火種。

在想到死亡的那些日子裡我受盡了噩夢的折磨，我要另寫「隨想」談我的噩夢。有時我同兒女們談起當時的情況，還不寒而慄。我怎樣熬過了那些可怕的夜晚，自己也說不清楚。不管怎樣，我總算熬過來了。我的健康在逐漸恢復，雖然很慢，我的身體終於好起來了。

八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一一四、我的噩夢

十年「文革」中我白白地浪費了那麼多寶貴的時間，卻得到一身的後遺症。這兩天天剛亮，在病房中陪伴我的女婿就對我說：「你半夜又在大叫。」他講過三次，這就是說三天我都在做噩夢。

我一生做過太多的夢。但是噩夢做得最多的時期是「文革」期間。現在還應當加一句：和「文革」以後。這樣說，並非我揪住「文革」不放，正相反，是「文革」揪住我不放。

在以前的「隨想」中我講過，我怎樣在夢中跟鬼怪戰鬥，滾下床來。後來我又講我怎樣將牽引架當做堂．吉訶德的風車。在夢中我還受到魔怪的圍攻，無可奈何地高聲呼救。更可怕的是，去年五月我第一次出院回家後患感冒發燒，半夜醒在床上，眼睛看見的卻是房間以外的夢景。為了照顧我特意睡在二樓太陽間的女兒和女婿聽見我的叫聲，吃驚地來到床前，問我需要什麼。我愣愣地望著他們，吞吞吐吐半天講不清楚一句話。我似清醒，又似糊塗，我認得他們，但又覺得我和他們之間好像隔了一個世界。四周有不少柵欄，我接近不了他們。我害怕他們走開，害怕燈光又滅，害怕在黑暗中又聽見虎嘯狼嚎。我掙扎，我終於發出了聲音。我說「小便」，或者說「翻身」，其實我想說的是「救命」。但是我發出了清晰的聲音，周圍刀劍似的柵欄馬上消失了。我疲倦地閉上了眼睛，孩子們又關上燈放心地讓我休息。

第二天午夜我又在床上大叫，夢見紅衛兵翻過牆，打碎玻璃、開門進屋、拿皮帶打人。一連幾天我做著各種各樣的噩夢，以前發生過的事情又在夢中重現；一些人的悲慘遭遇集中在我一個人身上。……幸而藥物有靈，燒退得快，我每天又能夠斷續地安靜地睡三四小時，連自己也漸漸地感覺到恢復健康大有希望了。

然而跟噩夢做鬥爭我只有失敗的經驗。不說做夢，單單聽到某些聲音，我今天還會打哆嗦，有一個長時期，大約四五年吧，為了批鬥我先後成立了各種專案組、「批巴組」、「打巴組」，成員常常調來換去，其中一段時間裡那三四個專案人員使我一見面就「感覺到生理上的厭惡」。我向蕭珊訴過苦，他們在我面前故意做出「獸」的表情。我總覺得他們有一天會把我吞掉。我果然夢見他們長出一身毛，張開大嘴吃人。我的噩夢並不是從這裡開始，然而從這個時候起它就不斷地來，而且越來越凶相畢露。我在夢中受罪，醒來也很感痛苦。我常常想：我已經繳械投降，「認罪服罪」，你們何必殺氣騰騰，「虐待俘虜」。有時為了活命我很想去哀求他們開恩，不要扭歪臉，不要像虎狼那樣嚎叫。可是我站在他們面前，聽見一聲叫罵，立刻天旋地轉，幾乎倒在地上。他們好像猛虎惡狼撲在我的身上用鋒利的牙齒啃我的頭顱。不是鋼鐵鑄成的頭顱怎麼經得起這樣地啃來啃去？我的傷痕就是從這裡來的，我的病就是從這裡來的。我掙扎，並未得到勝利；我活下來，卻留下一身的病。

人為什麼變為獸？人怎樣變為獸？我探索，我還不曾搞清楚。

但是腿傷尚未治好，我又因神經系統的病住進醫院了。

八四年一月九日

一一五、深刻的教育

病中，讀書不方便，只好胡思亂想。想得較多的還是跟作家和作品有關的事。這些事以前也想過，思考的結果便是幾則「隨想」。

我說過：只有作家知道自己創作的甘苦。多少年來我一直用作品換取稿費養活自己。十年「文革」期間我因為自己的十四卷《文集》受到種種懲罰，給逼著寫了檢討文章承認自己「用軟刀子殺人」。這一切似乎說明作品屬於作家個人：版權所有，文責自負。

我記得很清楚：批鬥會上我低頭認罪，承認《激流三部曲》是為地主階級「樹碑立傳」的「毒草」，會後回到「牛棚」我還得寫「認罪書」或「思想匯報」。寫造反派要的大路貨並不難，可是寫完後交了出去，我卻懷疑起來：難道作品真是作家個人的私產，可以由他【註一】信口胡說？難道讀者不是「各取所需」，誰又能否定他們【註二】的聰明才智？

【註一】他：指作家。

【註二】他們：指讀者。

我寫過不少的「認罪書」，承認挨鬥一次，就「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我究竟想說些什麼？今天「深刻地」分析起來，也無非想把自己表現得無恥可笑，爭取早日過關而已。那個時候我早已不是作家，除了辱罵自己，什麼也寫不出，不僅只講假話，而且真假不分，習以為常。在批鬥會上看夠了造反派的表演，聽夠了他們的歪理，給逼得無路可走，醜態百出，會後交出「認罪書」得到短時間的安靜，反而感到輕鬆，以為又過了一關。只有午夜夢迴，想起那些事情，不甘心，左思右想，對批判者的那些「永遠正確」的歪理也有了不同的看法，甚至有了反感。給批來批去，批得多了，我也學會了一面用假話騙人、一面用「獨立思考」考慮任何問題。

十四卷「邪書」決不是我的私產，發表了的作品都歸社會所有。或好或壞，不能由作家自己說了算，也不能由別的幾個人說了算。是毒草是鮮花，要看它們在廣大讀者中間產生什麼作用。批鬥會解決不了問題。我越受批判，越是看得清楚：我那些作品並不屬於我自己，我不能拿它們跟造反派做「交易」。這就是我所說的「深刻的教育」。我終於恍然大悟了。

我想起了一九二四年去世的捷克作家弗．卡夫卡。小說《審判》和《城堡》的作者四十一歲患肺病死去，留下一堆未發表的手稿，他在遺囑中委託友人馬．布洛德把它們全部燒燬。德國小說家馬．布洛德違背了亡友的遺願，把那兩部未完的長篇小說整理出版了，它們在歐美知識界中產生了大的影響。人們閱讀這兩部小說，讚美或者批判這兩部小說，卻不見有人出來說：應當聽從作者的話毀掉它們。

我並不喜歡卡夫卡的小說。可是我無法抹煞它們的存在。我想即使卡夫卡活起來，即使他為自己的小說寫上十篇認罪書或者檢討文章，他也不能阻止人們閱讀《審判》和《城堡》。

同樣，即使我寫上一百篇自我檢討的文章，讀者們也不會承認《激流三部曲》是「殺人的軟刀子」。

八四年一月十七日

一一六、關於《復活》

病中，有時我感到寂寞，無法排遣，只好求救於書本。可是捧著書總覺得十分沉重，勉強念了一頁就疲乏不堪，一本《托爾斯泰：人、作家和改革者》念了大半年還不到一半。書是法國世界語者維克多．勒布朗寫的。這是作者的回憶錄。作者是托爾斯泰的信徒、朋友和秘書。一九○○年他第一次到雅斯納雅．波良納探望托爾斯泰的時候，才只十八歲，在這之前他已和老人通過信。在這裡他見到那個比他年長四十歲的狂熱的女信徒瑪利雅．席米特，是老人帶他到村子裡去看她的。書中有這樣一段話：

「晚飯很快地吃完了，我們走進隔壁的小房間。

「不曾油漆的小桌非常乾淨，桌上豎著托爾斯泰的油畫小肖像，看得出是高手畫的。……

「靠牆放著一張小床，收拾得整整齊齊。

「『你看，他們把《復活》弄成什麼樣了！』她說，拿給我莫斯科的新版本，書中夾滿了寫了字的紙條。『審查刪掉四百九十處。有幾章完全給刪除了。那是最重要的，道德最高的地方！』

「我說：『我們在《田地》上讀到的《復活》就是這樣！』

「她說：『不僅在《田地》上。最可怕的是在國外沒有一個地方發表《復活》時不給刪削。英國人刪去所謂『駭人聽聞』的地方；法國人刪去反對兵役的地方；德國人除了這一點外還刪掉反對德皇的地方。除了契爾特科夫在倫敦出版的英文本和俄文本以外，就沒有一個忠實的版本！』

「我說：『可惜我沒有充足的時間。我倒想把那些刪掉的地方全抄下來。』

「她說：『啊，我會寄給你。把你的通訊處留給我。我已經改好了十本。……以後我會陸續寄新的給你。』……」

引文就到這裡為止。短短的一段話引起了我的一些回憶，一些想法。

一九三五年我在日本東京中華青年會樓上宿舍住了幾個月，有時間讀書，也喜歡讀書。我讀過幾本列夫．托爾斯泰的傳記，對老人寫《復活》的經過情況很感興趣，保留著深刻的印象。五十年過去了，有些事情在我的記憶中並未模糊，我把它們寫下來。手邊沒有別的書，要是回憶錯了，以後更正。

托爾斯泰晚年篤信宗教，甚至把寫小說看成罪惡，他認為寫農民識字課本和宣傳宗教的小冊子比寫小說更有意義。他創作《復活》是為了幫助高加索的托爾斯泰信徒「靈魂戰士」移民到加拿大。過去在沙俄有不少的「托爾斯泰主義者」，「靈魂戰士」（或譯為「非靈派教徒」）是其中之一，他們因信仰托爾斯泰的主張不肯服兵役，受到政府迫害，後來經過國際輿論呼籲，他們得到許可移民加拿大，只是路費不夠，難於成行。於是有人向托爾斯泰建議，書店老闆也來接洽，要他寫一部長篇小說用稿費支援他的信徒。老人過去有過寫《復活》的打算，後來因為對藝術的看法有了改變，擱下了。這時為了幫助別人就答應下來。書店老闆還建議在世界各大報刊上面同時連載小說的譯文。事情談妥，書店老闆預付了稿費，「靈魂戰士」順利地動身去加拿大，托爾斯泰開始了小說的創作。據說老人每天去法院、監獄……訪問，做調查。小說揭露了沙俄司法制度的腐敗，聶赫留朵夫公爵的見聞都來自現實的生活。

小說一八九九年三月起在《田地》上連載，接著陸續分冊出版。《田地》是當時流行的一種有圖片的週報。每月還贈送文學和通俗科學的附刊。《復活》發表前要送審查機關審查，正如席米特所說，刪削的地方很多，連英、法、德等國發表的譯文也不完全，只有契爾特科夫在倫敦印行的英、俄兩種版本保持了原作的本來面目。但它們無法在帝俄境內公開發賣，人們只能設法偷偷帶進俄國。

契爾特科夫也是托爾斯泰的一個熱心的信徒（他原先是一個有錢的貴族軍官），據說老人晚年很相信他，有些著作的出版權都交給了他。

維．勒布朗離開雅斯納雅．波良納後，拿著老人的介紹信，去匈牙利拜訪杜先．瑪科維次基醫生。杜先大夫比勒布朗大二十歲，可是他們一見面就熟起來，成了好朋友。勒布朗在書中寫道：

「杜先一直到他移居托爾斯泰家中為止，多少年來從不間斷地從匈牙利寄給我契爾特科夫在倫敦印售的《自由言論》出版物，包封得很嚴密，好像是信件，又像是照片。靠了他的幫助，靠了瑪利雅．席米特的幫助，可惡的沙皇書報審查制度終於給打敗了。」

我不再翻譯下去。我想引用一段《托爾斯泰評傳》作者、蘇聯貝奇科夫的話：「全書一百二十九章中最後未經刪節歪曲而發表出來的總共不過二十五章。描寫監獄教堂祈禱儀式和聶赫留朵夫探訪托波羅夫情形的三章被整個刪去。在其他章裡刪去了在思想方面至關重要的各節。小說整個第三部特別遭殃。第五章裡刪去了一切講到聶赫留朵夫對革命者的態度的地方。第十八章裡刪去了克裡爾左夫講述政府對革命者的迫害情形的話。直到一九三三年在《托爾斯泰全集》（紀念版，第三十二卷）中，才第一次完整地發表了《復活》的全文。」（吳鈞燮譯）

以上的引文、回憶和敘述只想說明一件事情：像托爾斯泰那樣大作家的作品，像《復活》那樣的不朽名著，都曾經被審查官刪削得不像樣子。這在當時是尋常的事情，《復活》還受到各國審查制度的「圍剿」。但是任何一位審查官也沒有能夠改變作品的本來面目。《復活》還是托爾斯泰的《復活》。今天在蘇聯，在全世界發行的《復活》，都是未經刪削的完全本。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一一七、病中（五）

第二次入院治療已經三個月。當初住進醫院，以為不到一個月便可回家。前幾天我女兒在院內遇見上次給我看過病的一位醫生，他聽說我又因「帕金森氏症」住院，便說了一句：「有得他住的。」看來我要在這裡長住下去了。我並不悲觀，「既來之則安之」。我已經在病房裡住慣了。

這兩個多月我並不是白白度過的。我不會忘記：進院的那天我上了床還不能靠自己翻身；在廊上散步還要撐著木拐；坐在病房裡小沙發上要站起來還感到困難；吃飯夾菜使用筷子時手還在發抖。更不用說穿衣服、脫衣服、扣紐扣、解紐扣了。我清清楚楚地感覺到我的病情一天天地在好轉。有時快一些，有時慢一些。但總是在變化。最近忽然發現我可以用剪刀剪指甲，可以彎腰拾起落在地板上的東西，可以穿上又厚又重的大衣等等……高興了一陣子，因為我在生活自理方面有了一點進步。我寫信給一位北京友人說：「情況還好，可以說是一天天地好起來（當然是慢慢地好）。」這倒是老實話。今天回頭看昨天、前天，似乎差不多，沒有什麼改變，但是跟入院前比較起來就大不相同了。

這次入院還是住以前的那所醫院，不過不在同一座樓。我的病房在大樓的最高一層，只有十幾個房間。這一層樓與下面各層隔斷，由兩架小電梯上下，來往的人較少。這裡病人不多，長住的病人更少，我已經是最老的病人了。引起我較深感慨的是晚上在會議室看電視的時候，坐在旁邊的人經常變換，剛剛同我相處熟了的病人又出院了。對著電視機我常常感到寂寞。

我最初看電視只看新聞節目，因為坐久了左腿就感到痠痛，接著腰、背都不舒服，必須站起來動一動，走一走。後來情況有了好轉，可以坐得久些，就支持著多看一兩個小時，看看各地的電視劇。我頗喜歡電視劇，對於像我這樣行動不便的老人來說，看電視劇就是接近各種生活的機會。電視劇裡有生活，當然也有編造；有的生活多一些，有的少一些。那些表現舊時代、舊社會的東西就差得多，好像編導和演員並不太熟悉過去的人和事。孩子們笑我什麼電視劇都能看下去，都要看到底。其實也不盡然，有些電視劇一開頭就讓人知道故事的發展，知道它的結局，我也用不著往下看了。也有一些電視劇，有生活，有人物，人物的命運帶著觀眾往前跑，搓揉著觀眾的心。但大多數的電視劇都有一個特點：節奏很慢。為了等待結尾我不得不在椅子上接連移動，我常常在心裡哀求：「快一點吧，時間太寶貴了！」我不耐煩地看到劇的最後，吐了一口氣，疲乏地站起來，拄著手杖搖搖晃晃地走回病房，有時還後悔不該耗費了這一個多小時。不過下一次節目中有電視劇時，我只要能支持下去，我還是看到結尾。但我究竟是病人。有時節目排在九十點鐘以後，又拖得很長，我就支持不下去了。回到病房後，我又想老年人為了保護眼睛，少看電視也好。同看電視的病友交談起來，都說節目不夠豐富。但要是連這些節目也沒有，我怎麼熬過病房裡的夜晚呢？！

藥有效，病繼續轉好，但更加緩慢，有時好像停滯不前似的。作為鍛煉，我每天三頓飯後都要在走廊上散步，來回三圈共走六百步。頭兩個月我撐著木拐走，到第三個月我便改用手杖。最初走到第二圈便感到吃力，後來走完三圈才想休息。但以後，第三圈還不曾走完，又感到疲乏了。作為鍛煉，我仍然每天寫一兩百字，我用三百字或二百四十字的稿紙。摔傷前兩三年，我經常訴苦：「寫字越寫越小。」第一次出院後經過一個時期的鍛煉，寫滿一張稿紙可以把百分之七八十的字寫在格子裡面，現在幾乎可以做到字字入格、大小一致。可是一筆一畫地寫，動作十分遲緩。有時寫封短信也要花費一個上午，而且相當吃力。我又著急起來：難道進展就到此為止嗎？好像正是這樣。

我在前面說過「不悲觀」，說過「則安之」。其實我偶爾也有悲觀和不安的時候。在那些時候我就睡不好，心裡煩躁，在床上不斷翻身，第二天精神不好。聽見來探望的友人說：「你已經恢復得很快了！」總覺得不好受。當然我經過思想鬥爭也一次一次地克服了悲觀和煩躁，不然我就難以支持到今天。

病中聽到朋友逝世的消息總有點「傷感」。這次我住在北樓，去南樓不方便，又要經過有穿堂風的走廊，我走不了那一大段路。不過偶爾有一兩位病友從南樓走過來看我，例如師陀和林放，談起來我才知道一點南樓的情況。聽說金焰也在那邊。我住在南樓的時候，金焰還沒有住院。好些年不見他了，「文革」後期，有一次在電車上遇見他，他瘦得厲害。我知道多年前，大概是六十年代初期吧，他患胃病開刀，切除胃以後，效果不好，一直沒有恢復健康。他最近入院治療，可能擔心老年病人難熬過冬天的節氣。沒有料到過了不多幾天一位探望的友人就給我帶來金焰去世的消息。這並不是意外的事，但我仍然吃了一驚，馬上想到了「冬天的節氣」，也就是想到了自己。已經遲了。他死在南樓，我都不知道，不能和他的遺體告別，我托人在他的靈前獻了一個花圈。

我是金焰同志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觀眾。五十年代中我們常在一起開會，見面時彷彿很熟，會後卻很少往來。五十年代後期吳楚帆帶著粵語片《寒夜》來上海，由他陪同到我家做客，我們三個人談得融洽、愉快，還同去看了《寒夜》。吳楚帆是回來領取《大眾電影》百花獎的，他的演技受到了普遍的讚賞。過去金焰是國語片的電影皇帝，吳楚帆是粵語片的電影皇帝。吳主演的片子越來越多。金主演的片子越來越少。這次我們見面以後，他曾到西北深入生活，據說要編導或主演一部反映大西北新貌的片子。劇本沒有搞出來，他病倒了。後來聽說他的胃動了手術後，長期不想吃東西。一九六一年秋天我在黃山休養，他也到過那裡，身體不好，不能拍戲，他喜歡搞點業餘木工。在「文革」之前我大約還見過他兩三面。要是沒有人向我提起他，我和觀眾一樣早已把他忘得乾乾淨淨了。為什麼他的死訊使我震驚？使我痛苦？

我一夜沒有睡好。但是我想明白了：一個藝術家長期脫離自己的創作實踐，再沒有比這更可悲的事情了。我只有在自己給疾病折磨了兩年以後，才理解這位不幸的亡友的心情。

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日

一一八、我的老家

日本作家水上勉先生去年九月訪問成都後，經上海回國。我在上海寓中接待他，他告訴我他到過我的老家，只看見一株枯樹和空蕩蕩的庭院。他不知道那是什麼樹。他輕輕地撫摩著粗糙的樹皮，想像過去發生過的事情。

水上先生是我的老友，正如他所說，是文學藝術的力量把我們聯結在一起的。一九六三年我在東京到他府上拜望，我們愉快地談了南宗六祖慧能的故事。一九七八年我到北京開會，聽說他和井上靖先生在京訪問，便去北京飯店探望他們。暢談了別後的情況。一九八○年我四訪東京，在一個晴朗的春天早晨，我和他在新大谷飯店日本風味的小小庭院裡對談我的藝術觀和文學生活，談了整整一個上午。那一盒錄影帶已經在我的書櫥裡睡了四年，它常常使我想起一位日本作家的友情。

水上先生回國後不多久，日中文化交流協會給我寄來他那篇《尋訪巴金故居》。讀了他的文章，我彷彿回到了離開二十幾年的故鄉。他的眼睛替我看見了我所想知道的一切，也包括寬廣的大街，整齊的高樓……

還有那株「沒有一片葉」的枯樹。在我的記憶裡枯樹是不存在的。過去門房或馬房的小天井裡並沒有樹，樹可能是我走後人們才種上的，我離家整整六十年了。幾個月前我的兄弟出差到成都，抽空去看過「老家」，見到了兩株大銀杏樹。他似乎認出了舊日的馬房，但是不記得有那麼兩株銀杏。我第二次住院前有人給我女兒送來一本新出版的浙江《富春江畫報》，上面選刊了一些四川畫家的油畫，其中一幅是賀德華同志的《巴金故居》，出現在畫面上的正是一株樹葉黃落的老樹。它不像是水上先生看見的「大腿粗細的枯樹」，也可能是我兄弟看見的兩棵銀杏中間的一株。腦子裡一點印象也沒有，我無法判斷。但是我多麼想摸一下生長那樣大樹的泥土！我多麼想撫摩水上先生撫摩過的粗糙、皴裂的樹幹……

在醫院中聽說同水上先生一起訪華的佐籐純子女士又到了上海，我想起那本畫報，就讓家裡的人找出來，請佐籐女士帶給水上先生。後來還是從佐籐女士那裡收到了水上先生第二篇《尋訪故居》文章的剪報。

我跟著水上先生的腳跡回到成都的老家，卻看不到熟悉的地方和景物。我想起來了，一九八○年四月我在京都會見參加旅遊團剛從成都回國的池田政雄先生，他給了我一疊他在我的老家拍的照片，這些照片後來在日本的《野草》雜誌上發表了。在照片上我看到了一口井，那是真實的東西，而且是池田先生拍攝下來的唯一的真實的「舊址」。我記得它，因為我在小說《秋》裡寫淑貞跳井時就是跳進這一口井。一九五八年我寫了關於《秋》的《創作談》，我這樣說：「只有井是真實的東西。它今天還在原來的地方。前年十二月我到那裡去過一趟。我跟那口井分別了三十三年，它還是那個老樣子。井邊有一棵松樹，樹上有一根短而粗的枯枝，原是我們傢伙夫挑水時，掛帶鉤扁擔的地方。松樹像一位忠實的老朋友，今天仍然陪伴著這口老井。」但是在池田先生的照片上只有光禿禿的一口井，松樹也不知在什麼時候給砍掉了。水上先生沒有看到井，不知是人們忘了引他去看，還是井也已經填掉。過去的反正早已過去，舊的時代和它的遺物，就讓它們全埋葬在遺忘裡吧！

然而我還是要談談我的老家。

一九二三年五月我離開老家時，那裡沒有什麼改變：門前台階下一對大石缸，門口一條包鐵皮的木門檻，兩頭各有一隻石獅子，屋簷下一對紅紙大燈籠，門牆上一副紅底黑字的木對聯「國恩家慶，人壽年豐」。我把這一切都寫在小說《家》裡面。《激流三部曲》中的高公館就是照我的老家描繪的，連大門上兩位「手執大刀，頂天立地的彩色門神」也是我們家原有的。大約在一九二四年我在南京的時候，成都城裡修馬路，我們家的大門應當朝裡退進去若干，門面翻修的結果，石缸、石獅子、木對聯等等都沒有了。關於新的門面我只看到一張不太清楚的照片，聽說大門兩旁還有商店，照片上卻看不出來。

一九三一年我開始寫《激流》，當初並沒有大的計劃。我想一點寫一點，不知不覺地把高公館寫成我們家那個樣子，而且是我看慣了的大門翻修以前的我們的家。從大門進去，走出門洞，下了天井；進二門，再過天井，上大廳，彎進拐門；又過內天井，上堂屋，進上房；順著左邊廂房走進過道，經過覺新的房門口，轉進裡面，一邊是花園，一邊是僕婢室和廚房，然後是克明的住房，順著三房住房的窗下，走進一道小門，便是桂堂。竹林就在桂堂後面。這一切全是如實的描寫。在小說裡只有花園是出於我的編造和想像。我當時用我們那個老公館做背景，並非有意替它宣傳，只是因為自己沒有精密計劃，要是腦子裡不留個模型，說不定寫到後面就忘記前面；搞得前後矛盾，讀者也莫名其妙。關於我們老家的花園，只有覺新窗外那一段「外門」的景物是真實的，從覺新寫字檯前望窗外就看得見那口井和井旁的松樹。我們的花園並不大，其餘的大部分，也就是從「內門」進去的那一部分，我也寫在另一部小說《憩園》裡了。所以我對最近訪問過成都的日本朋友?口進先生說：「您不用在成都尋訪我的故居，您把《激流》裡的住房同《憩園》裡的花園拼在一起，那就是我的老家。」

我離家以後過了十八年，第一次回到成都。一個傍晚，我走到那條熟悉的街，去找尋我幼年時期的腳跡。舊時的伴侶不知道全消失在什麼地方。巍峨的門牆無情地立在我的面前。守門的衛兵用懷疑的眼光打量我。大門開了，白色照壁上現出一個圓形圖案，圖案中嵌著四個絳色篆文大字「長宜子孫」。這照壁還是十八年前的東西，我無法再看到別的什麼了。據說這裡是當時的保安處長劉兆藜的住宅，門牆上有兩個大字「藜閣」。我幾次走過「藜閣」門前，想起從前的事情，後來寫了一篇散文《愛爾克的燈光》。那是一九四一年年初的事。

一九四二年我回成都治牙，住了三個月光景，不曾到過正通順街。我想，以後不會再到那裡去了。

解放後一九五六年十二月我第三次回成都，聽說我的老家正空著沒有人住，有一天和李宗林同志閒談起來，他當時還掛名成都市市長，他問我：「你要不要去看看？」我說：「看看也好。」過了一天他就坐車到招待所來約我同去正通順街，我的一個侄女正在我那裡聊天，也就一起去了。

還是「藜閣」那樣的門面，大門內有彩色玻璃門，「長宜子孫」的照壁不見了。整個花園沒有了。二門還在，大廳還在，中門還在，堂屋還在，上房還在，我大哥的住房還在，後面桂堂還在，還有兩株桂樹和一棵香椿，桂堂後面的竹林彷彿還是我離家時那個樣子。然後我又從小門轉出來，經過三姐住房的窗下，走出過道，順著大哥房外的台階，走到一間裝玻璃窗的小屋子。在《激流》中玻璃小屋是不存在的。在我們老家本來沒有這樣的小屋。我還記得為了大哥結婚，我父親把我們叫做「簽押房」的左邊廂房改裝成三個房間，其中連接的兩間門開在通入裡院的過道上，給大哥住；還有一間離拐門很近，房門開向內天井，給三哥和我兩個住。到了我離家的前兩三年，大哥有了兒女，房子不夠住，我們家又把中門內台階上左右兩塊空地改裝成兩間有上下方格子玻璃窗的小屋，讓我和三哥搬到左邊的那間去，右邊的一間就讓它空著。小屋雖小，冬天還是相當冷，因為向內天井的一面是玻璃窗，對面就是中門的邊門，窗有窗縫，門有門縫，還有一面緊靠花園。中門是面對堂屋的一道門，除中間一道正門外，還有左右兩道邊門。關於中門，小說《家》描寫高老太爺做壽的場面中有這樣的話：「中門內正對著堂屋的那塊地方，以門檻為界，佈置了一個精緻的戲台……門檻外大廳上用藍布帷圍出了一塊地方，作演員們的化裝間。」以後的玻璃小屋就在這「戲台」的左右兩邊。

我彷彿做了一場大夢。我居然回到了我十幾歲時住過的小屋，我還記得深夜我在這裡聽見大廳上大哥摸索進轎子打碎玻璃，我絕望地拿起筆寫一些憤怒的字句，捏緊拳頭在桌上擦來擦去，我發誓要向封建制度報仇。好像大哥還在這裡向我哭訴什麼；好像祖父咳嗽著從右上房穿過堂屋走出來；好像我一位嬸娘牽著孩子的手不停地咒罵著走進了上房；好像從什麼地方又傳來太太的打罵和丫頭的哭叫。……好像我花了十年時間寫成的三本小說在我的眼前活了起來。

李宗林同志讓同來的人給我拍攝了一些照片：我站在玻璃小屋的窗前；我從堂屋出來；我在祖父房間的窗下……等等，等等。我同他們談話，我穿過那些空蕩蕩的房間，我走過一個一個的天井，我彷彿還聽見舊時代的聲音，還看見舊時代的影子。天色暗淡起來，我沒有在門房裡停留，也不曾找到我少年時期常去的馬房，我匆匆地離開了這個把夢和真、過去和現實混淆在一起的老家，我想，以後我還會再來。說實話，對這個地方我不能沒有留戀，對我來說，它是多麼大的一座記憶的墳墓！我要好好地挖開它！

然而太遲了。一九六○年我第四次回成都，再去正通順街，連「藜閣」也找不到了。這一次我住的時間長一些，早晨經常散步到那條街，在一個部隊文工團的宿舍門前徘徊，據說這就是在我老家的廢墟上建造起來的。找不到舊日的腳跡我並不傷感。枯樹必須連根挖掉。可是我對封建制度的控訴，我對封建主義流毒的揭露，決不會跟著舊時代的被埋葬以及老家的被拆毀而消亡。

二月六日

一一九、買賣婚姻

前不久我接到一個在西北工作的侄女的信，信裡有這樣一段話：「從明年起我打算慢慢積蓄一些錢。……替大兒子過幾年辦婚事準備點錢。這地方相當嚴重。孩子結婚，男家要準備新房裡用的如大立櫃、五斗櫥、高低櫃、寫字檯、方桌、沙發、床、床頭櫃等等一切東西；要給女家彩禮錢。此外男家還要給新娘買手錶、自行車和春夏秋冬穿的裡裡外外的衣服。結婚時還要在館子裡待客，花銷相當大。而女家只給女兒陪嫁一對箱子、兩床被子、少量衣物和日用品等。現在年輕人要求更高了，新房裡還增加了錄音機什麼的。……人們都說把女兒當東西賣，太不像話了，但有什麼辦法呢？……」

她講的無非是我們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在全國各省市都有人這樣做，當然也有人不這樣做。但這樣做的人為數並不少。而且似乎越來越多。我說「似乎」，因為我沒有做過調查研究。根據我個人不很明確的印象，「文革」初期我還以為整個社會在邁大步向前進，到了「文革」後期我才突然發覺我四周到處都有「高老太爺」，儘管他們穿著各式各樣的新舊服裝，有的甚至戴上「革命左派」的帽子。這是一個大的發現。從那個時候起我的眼睛彷彿亮了許多。一連幾年我被稱為「牛鬼」，而一向躲在陰暗角落裡的真正的「牛鬼」卻穿起漂亮的衣服在大街上遊逛。我指的是封建殘餘或者封建流毒。當時我已從「五．七」幹校回來，對我的批鬥算是告了一個段落，我每天到單位學習，人們認為反封建早已過時，我也以為我們已經摔脫了舊時代的夢魘。沒有想到殘餘還在發展，流毒還在擴大。為了反對買賣婚姻，為了反對重男輕女，為了抗議「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用筆整整戰鬥了六十年，而我的侄女今天面對著買賣婚姻還是毫無辦法。二十幾年前她結婚的時候，沒有向人要過什麼東西，也沒有人干涉過她的婚姻。可是她的兒子卻不得不靠錢財來組織新的家庭。難道這完全是舊傳統的罪孽？她訴苦，卻不反抗。許多人訴苦，只有少數人反抗。我看過像《喜鵲淚》那樣的電視劇，我看過像《被愛情遺忘的角落》那樣的故事片……那麼多的眼淚！那麼多的痛苦！那樣慘痛的結局！今天早晨在廣播裡我還聽見某個省份八位姑娘聯名倡議要做帶頭人，做到婚姻自主，與傳統決裂。她們的精神值得讚賞；她們的勇氣值得鼓勵。但是我不能不發問：「五四」時期的傳統到哪裡去了？從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反封建的傳統到哪裡去了？怎麼到了今天封建傳統還那麼耀武揚威？要同它決裂，要保衛自己的合法權利，年輕姑娘們還需要有人帶頭，還得從頭做起。總之，不管過時或不過時，我還是要大反封建，我還是要重複說著我說了五六十年的那句話：「買賣婚姻、包辦婚姻必須終結了。」

我還要講一件我耳聞目睹的事。

我的外孫女小端端出世以後，我們家請來了一個保姆，她原是退休職工，只做了幾個月就走了。她在我們家的時候，她的兒子常來看她，我有時也同他交談幾句。他不過二十多歲，在什麼店工作。他喜歡書，拿到工資總要買些新書、新雜誌。他每次來都要告訴我，最近又出了什麼新書。他母親回家後，他偶爾也來我們家坐坐，同我們家的人聊聊。後來說是他做了公司的採購員，經常出差買東西。他不再購買書刊了。不記得過了若干時候，他來講起他新近結了婚，請了八桌或十二桌客，買了多少傢俱，添置了多少東西，又如何雇小轎車把新娘接到家中，他講得有聲有色，十分得意。又過了若干時候，聽說他已經做了父親。有一天他的母親來找我的妹妹，說是他因貪污罪給抓起來了。她想求我設法援救。我沒有見到她。過了不多久他在電視屏幕上出現了。人民法院判了他兩年徒刑。這是真實的生活，但是它和電視劇一模一樣，這也是買賣婚姻的一種結局吧。它對人們並不是陌生的。

二月九日

一二○、再憶蕭珊

昨夜夢見蕭珊，她拉住我的手，說：「你怎麼成了這個樣子？」我安慰她：「我不要緊。」她哭起來。我心裡難過，就醒了。

病房裡有淡淡的燈光，每夜臨睡前陪伴我的兒子或者女婿總是把一盞開著的檯燈放在我的床腳。夜並不靜，附近通宵施工，似乎在攪拌混凝土。此外我還聽見知了的叫聲。在數九的冬天哪裡來的蟬叫？原來是我的耳鳴。

這一夜我兒子值班，他靜靜地睡在靠牆放的帆布床上。過了好一陣子，他翻了一個身。

我醒著，我在追尋蕭珊的哭聲。耳朵倒叫得更響了。……我終於輕輕地喚出了蕭珊的名字：「蘊珍」。我閉上眼睛，房間馬上變換了。

在我們家中，樓下寢室裡，她睡在我旁邊另一張床上，小聲囑咐我：「你有什麼委屈，不要瞞我，千萬不能吞在肚裡啊！」……

在中山醫院的病房裡，我站在床前，她含淚望著我說：「我不願離開你。沒有我，誰來照顧你啊？！」……

在中山醫院的太平間，擔架上一個帶人形的白布包，我彎下身子接連拍著，無聲地哭喚：「蘊珍，我在這裡，我在這裡……」

我用鋪蓋蒙住臉。我真想大叫兩聲。我快要給憋死了。「我到哪裡去找她？！」我連聲追問自己。於是我又回到了華東醫院的病房。耳邊仍是早已習慣的耳鳴。

她離開我十二年了。十二年，多麼長的日日夜夜！每次我回到家門口，眼前就出現一張笑臉，一個親切的聲音向我迎來，可是走進院子，卻只見一些高高矮矮的沒有花的綠樹。上了台階，我環顧四周，她最後一次離家的情景還歷歷在目：她穿得整整齊齊，有些急躁，有點傷感，又似乎充滿希望，走到門口還回頭張望。……彷彿車子才開走不久，大門剛剛關上。不，她不是從這兩扇綠色大鐵門出去的。以前門鈴也沒有這樣悅耳的聲音。十二年前更不會有開門進來的挎書包的小姑娘。……為什麼偏偏她的面影不能在這裡再現？為什麼不讓她看見活潑可愛的小端端？

我彷彿還站在台階上等待車子的駛近，等待一個人回來。這樣長的等待！十二年了！甚至在夢裡我也聽不見她那清脆的笑聲。我記得的只是孩子們捧著她的骨灰盒回家的情景。這骨灰盒起初給放在樓下我的寢室內床前五斗櫥上。後來，「文革」收場，封閉了十年的樓上她的睡房啟封，我又同骨灰盒一起搬上二樓，她仍然伴著我度過無數的長夜。我擺脫不了那些做不完的夢。總是那一雙淚汪汪的眼睛！總是那一副前額皺成「川」字的愁顏！總是那無限關心的叮嚀勸告！好像我有滿腹的委屈瞞住她，好像我摔倒在泥淖中不能自拔，好像我又給打翻在地讓人踏上一腳。……每夜，每夜，我都聽見床前骨灰盒裡她的小聲呼喚，她的低聲哭泣。

怎麼我今天還做這樣的夢？怎麼我現在還甩不掉那種種精神的枷鎖？……悲傷沒有用。我必須結束那一切夢景。我應當振作起來，即使是最後的一次。骨灰盒還放在我的家中，親愛的面容還印在我的心上，她不會離開我，也從未離開我。做了十年的「牛鬼」，我並不感到孤單。我還有勇氣邁步走向我的最終目標——死亡，我的遺物將獻給國家，我的骨灰將同她的骨灰攪拌在一起，撒在園中，給花樹做肥料。

……鬧鐘響了。聽見鈴聲，我疲倦地睜大眼睛，應當起床了。床頭小櫃上的鬧鐘是我從家裡帶來的。我按照冬季的作息時間：六點半起身。兒子幫忙我穿好衣服，扶我下床。他不知道前一夜我做了些什麼夢，醒了多少次。

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一日

附錄：答井上靖先生

井上先生，在迎接中日邦交正常化十週年紀念的時候，拜讀了先生的來信，充滿友情的語言使我十分感動。雖然在病中寫字困難，我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一字一字地寫出我心裡的話來。

您談到我們幾次見面的情況。我得承認，一九五七年的第一次會見，我已沒有什麼印象。但是一九六一年春三月我到府上拜謁的情景，還如在眼前。在那個寒冷的夜晚，您的庭院中積雪未化，我們在樓上您的書房裡，暢談中日兩國人民間的文化交流。我捧著幾冊您的大作告辭出門，友情使我忘記了春寒，我多麼高興結識了這樣一位朋友。這是我同您二十一年交誼的開始。

那個時候中日兩國間沒有邦交，我們訪問貴國到處遇見阻力，彷彿在荊棘叢中行路，前進一步就有很大的困難。但是在泥濘的道路上，處處有援助的手伸向我們。在日本人民中間我們找到了共同的語言。一連三年我懷著求友的心東渡訪問，我總是滿載而歸，我結交了許多真誠的朋友。我曾經和已故的中島健藏先生坦率地交談，說中日友好事業的發展也是他用心血寫成的「天鵝之歌」；我敬佩他挑選了這個值得獻身的工作，同時我也表示願意為它獻出自己的力量。我還記得一九六三年我第三次訪問結束，離開東京的前夕，代表團同接待工作人員舉行聯歡，席上大家交談半個多月的活動和相處的情況，感情激動地談起中日人民友誼的美好前景，不僅幾位年輕的日本朋友淌了眼淚，連我、連比我年長的謝冰心女士，我們的眼睛也濕潤了。我們都看得明白：只有讓兩國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才能保障子孫萬代的幸福；反過來，中日友誼遭到破壞，兩國人民就會遭受大的災難。

關於這個，我們兩國人民都有難忘的慘痛經驗。中日兩國有兩千多年的人民友誼，流傳著許多動人的故事。我讀過先生的名著《天平之甍》，我也瞻仰過奈良唐招提寺鑒真大師的雕像，大師六次航海、十二年東渡成功的情景經常在眼前出現。我也曾在刻著詩人芭蕉俳句的石碑前停留，彷彿接觸到充滿友情的善良的心的跳動。人民友誼既深且廣，有如汪洋大海，多一次的訪問，多一次心和心的接觸，朋友間的相互瞭解也不斷加深。

井上先生，您是不是還記得一九六三年秋天我們在上海和平飯店一起喝酒，您的一句話打動了我的心。您說：比起西方人來，日本人同中國人更容易親近。您說得好！我們兩國人民間的確有不少共同的地方：我們謙虛，不輕易吐露自己真實的感情，但倘使什麼人或什麼事觸動了我們的心靈深處，我們可以毫不遲疑地交出個人的一切，為了正義的事業，為了崇高的理想，為了真摯的友情，我們甚至可以獻出生命。您我之間的友誼就是建築在這個基礎上面的。先生來信中提到「文革」期間十一年的消息隔絕，但我在前面說的您我二十一年的交誼裡仍然包含著這十一年，因為我在「牛棚」內受盡折磨、暗暗背誦但丁的《地獄》的時候，我經常回憶和日本文化界友人歡聚、坦率交談的情景，在嚴冬我也感到了暖意。我也曾聽說日本朋友到處打聽我的消息，要求同我見面。可以說，就是在我給剝奪了同你們會見的權利時，我同你們之間的友誼也不曾中斷。而且我們的友誼正是在重重的困難和阻力中發展起來的。

由於兩國人民不懈的努力，期待已久的邦交正常化終於實現了。友誼發展了，合作密切了，大家用心血培育的樹木正在開花結果。但是破壞友誼的阻力始終存在，軍國主義的逆流一直在翻騰。這些年我同日本友人歡聚，常常感覺到：保衛子孫後代的幸福，我們責任重大。我至今心有餘悸。先生，二十一年前登門拜望的時候，我還帶著熬心斷腸的痛苦回憶。我是「身經百炸」的一個倖存者，在東京豪華的旅館裡，我還做過血肉橫飛的噩夢。我聽石川達三先生談過他一邊流淚一邊寫《活著的兵》的情景；小說中日本兵殺害中國老百姓的殘酷場面，我今天還不能忘記。芹澤光治良先生在山東濟南目睹中國青年們被日軍綁赴刑場。中島健藏先生在新加坡看見日軍逮捕大批華僑，全部槍殺。……我和日本的作家含著淚緊緊握著彼此的手，我們知道我們友好正是為了不讓過去的慘劇重演。

二十一年過去了。在兩國人民興高采烈迎接邦交正常化十週年的時候，發生了修改教科書的事件。把「侵略」改為「進入」，可能還有人想再次「進入」中國。日本軍人「進入」中國不止一次，三十年代那一次的「進入」就造成了一千萬以上中國人的死亡，同時也給日本人民帶來莫大的災難。一九八○年我訪問廣島和長崎，在慰靈碑前獻了花。石階上遺留的人影，包封在熔化的玻璃中的斷手，蘑菇雲，火海，黑雨……我腦子裡裝滿了這一類的資料。在廣島資料館的留言簿上我寫下我的信念：「全世界人民決不容許再發生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的悲劇。」在廣島和長崎，我都看見在廢墟上建設起來的繁榮的城市和美麗的花園。鮮花是世界各大都市的兒童送來種植的。它們是人民友誼的象徵。和平的力量戰勝了戰爭的力量。人民的力量是無敵的，也是無窮的。問題在於讓他們看見真相。先生，作為文學家，我們有責任把真相告訴他們，免得他們再受騙上當。

在我國杭州西湖風景區，我看見日本岐阜縣立的紀念碑。岐阜縣人民說：「日中不再戰！」中國人民說：「中日友好！」日本人民說：「日中友好！」我們要用更加響亮的呼聲來迎接邦交正常化的節日，讓那些妄想「進入」別國的野心家死了心吧，那條路是走不通的。

先生，寫到這裡，意猶未盡，但是篇幅有限，我應該擱筆了。我相信以先生為會長的日本筆會籌備召開的一九八四年東京國際筆會，一定會取得圓滿的成功。關於國際筆會，我認為可做的事情很多。國際筆會應當成為世界作家的講壇，應當成為保衛世界和平，發展國際文化的一種強大的精神力量。我的意見不一定對，希望得到您的指教。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日 上海

《病中集》後記

我的第四本《隨想錄》又編成了。我把它叫做《病中集》，只是因為收在這個集子裡面的三十篇「隨想」都是在病中寫成的，其中五篇的小標題就是《病中》，而《病中（四）》和《病中（五）》還是在病房裡寫的，當然也講了些我生病和治病的情況。

我當初制訂寫作計劃相信每年可以寫出「隨想」三十則。那時自己並未想到生病、摔傷以及長期住院治療等等。但這些事全發生了。我只得擱筆。整整八個月，我除了簽名外，沒有拿筆寫過字。以後在家裡，我開始坐在縫紉機前每天寫三四行「隨想」時，手中捏的圓珠筆彷彿有幾十斤重，使它移動我感到十分困難。那麼就索性扔掉筆吧。然而正如我去年年底給一位朋友的信中所說：「沉默也使人痛苦，既然活下去，就得留一點東西。」因此我還是咬緊牙關堅持下去，終於寫出一篇接一篇的「隨想」。

有一位朋友見我寫字那樣吃力，不覺動了惻隱之心，三番五次地勸我改用口述。然而我寫文章從來不是發揮個人才智。離開了筆，單靠一張嘴，我毫無辦法：講不出來。有筆在手，即使每天只寫一百字，花兩年工夫我也可以完成一集《隨想錄》。我不靠駕馭文字的本領，因為我沒有這樣的本領，我靠的是感情。對人對事我有真誠的感情。我把它們傾注在我的文章裡面，讀者們看得出來我在講真話還是在撒謊。不談過去，單說現在吧，我決不寫文章勸人「公字當頭」，而自己「一心為私」。自己不願做的事情，我也決不宣傳。我的座右銘就是：「決不舞文弄墨、盜名欺世。」不管寫什麼長短文章，我時時記住這句話。

病中寫的短文大概不會是「無病呻吟」之作吧。我寫文章並非為了消遣，也不是應酬朋友，只是有感而發，也無非根據幾十年生活、閱讀和寫作的經驗。我雖是病人，但醫生說我的腦子清楚，沒有病態。我自己經過反覆思考，也覺得我還能順著一條思路走下去，似乎尚未患老年性癡呆症，不至於信口胡說。當然，醫生講話，並非法令；自我吹噓，也不可靠，何況小道消息又傳我「風燭殘年」、「抱病在身」。有些好心人不免為我憂慮，經常來信勸我休息。我不是一個固執的人，我也知道擱筆的日子近在眼前，自然的規律不可違抗。但是人各有志，我的願望絕非「歡度晚年」。我只想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全部愛憎消耗乾淨，然後問心無愧地離開人世。這對我是莫大的幸福，我稱之為「生命的開花」。

我提到「小道消息」，近幾年來關於我流傳著各種各樣的「唧唧喳喳」，使得朋友和讀者替我擔心，為我痛苦。我曾多次要求：讓我安靜，將我忘掉。但是並沒有用。有時謠言自生自滅，有時消息越傳越多。有的完全無中生有，有的似乎又有線索。謠言傷人，鋒利勝過刀劍；只是我年到八十，感覺越發遲鈍，不會一嚇就倒，一罵就死。有時冷靜思索：為什麼我不能安靜？是不是因為我自己不肯安靜？……我想來想去，始終在似懂非懂之間。但有一點是很明確的：按原訂計劃我要編寫五冊《隨想錄》，現在只差最後的一冊，快結束了。這樣一想倒又處之泰然了。

這兩年中間除「隨想」三十篇外，我只寫過一篇短文《答井上靖先生》。我喜歡這篇書信體的文章，它表達了我對日本朋友、日本作家、日本人民的真摯的感情，我將它作為附錄收進這個集子。

最後我還想講一件事。從寫第三十幾則「隨想」起，我養成一種習慣，讓女兒小林做「隨想」的第一個讀者，給我提意見。小林是文學刊物的編輯，有幾年的工作經驗。她校閱我的每一篇「隨想」都認真負責，有話就講，毫不客氣。我們之間有過分歧，也有過爭吵。我有時堅持，有時讓步，但也常常按照她的意見刪去一些字句，甚至整段文字。今天編輯《病中集》，重讀兩年來的舊作，我覺得應當感謝小林那些修改的建議。作為年輕人，她有朝氣，而且她受不了我那種老年人翻來覆去的嘮叨。

巴金 二月二十四日

Table of Contents

九十一、「干擾」

九十二、再說現代文學館

九十三、修改教科書的事件

九十四、一篇序文

九十五、一封回信

九十六、願化泥土

九十七、病中（一）

九十八、漢字改革

九十九、病中（二）

一○○、掏一把出來

一○一、病中（三）

一○二、我的哥哥李堯林

一○三、懷念一位教育家

一○四、保持自己的本來面目

一○五、談版權

一○六、又到西湖

一○七、為《新文學大系》作序

一○八、我的「倉庫」

一○九、懷念均正兄

一一○、我的名字

一一一 我的日記

一一二、《茅盾談話錄》

一一三、病中（四）

一一四、我的噩夢

一一五、深刻的教育

一一六、關於《復活》

一一七、病中（五）

一一八、我的老家

一一九、買賣婚姻

一二○、再憶蕭珊

《病中集》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