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想錄五：無題集》巴金

《二○一一年三月四日版》

《好讀書櫃》典藏版

一二一、訪日歸來

〈一〉

我四個月不曾執筆。在醫院裡一共寫了十六七篇文章，最後的一篇就是在東京召開的國際筆會大會上的發言《我們為什麼寫作？》。寫完發言稿不久我便離開醫院。這次回家不是病已完全治好，只是出去做參加東京大會的準備。醫生同意我出國，這說明我的病已經給藥物控制住，健康逐漸在恢復，只要按時服藥，不讓自己疲勞，我看短短兩個星期的出國訪問是可以應付過去的。我的確很樂觀。

朋友中多數不贊成我出國開會，他們害怕我的身體吃不消。我病了兩年多，兩次住院就花去一年的時間，接觸新鮮空氣的機會很少，自我感覺就是一個病人。探望的親友們一來，問的、談的也總是關於病的事，談得越多，我越是精神不振。看到我的這種精神狀態，又瞭解我的一些病情，親友們當然會為我的健康擔心。其實連我自己也有過動搖、灰心的時候。跟疾病做鬥爭，的確需要很大的勇氣，但也少不了醫生的支持。醫生的同意給了我很大的鼓勵。

此外，還有一種精神力量在支持我，那就是日本作家的友情。一年中井上靖先生三次到醫院探病，邀請我參加東京的大會。水上勉先生等五位作家在我第二次住院之前到我家訪問，水上先生「非常憂慮」我的「健康」【註】，但他們也都殷切希望我出席大會。我的答覆始終是這樣一句：「只要健康允許，我一定出席。」我這樣回答並非使用外交辭令，我心裡想：我決不讓朋友們失望。出發前兩天見到從北京來的我們中國代表團的幾位成員，閒談中我還說：「我認為交朋友就是要交到底。」他們贊同我這個意見。

【註】引自水上勉先生的《成都遊記》《在巴金故居遺址》。

我在日本度過了兩個星期愉快的日子，我常常感到精神振奮，忘了疲勞，忘記自己是一個病人，甚至忘記按時服藥。除了行動不便、不得不謝絕宴會、坐在輪椅上出入機場外，我好像是一個健康人。不用說，朋友們安排我的生活與活動的日程也十分周到，同行的人包括我的女兒在內也很關心我的飲食和休息。為了安排日程，我和他們就有過分歧，我說：「我既然來了，就要盡可能多見些老朋友，不要拒絕任何人。難得有這樣的機會。」我知道同老朋友歡聚，不會使人感到緊張。我在東京京王廣場飯店第三十九層樓房住下來，第一天便對人說：我到了東京，就是戰勝了疾病。我為了友情而來，友情吸引了我的全部注意力。從第二天開始，我訪問過日中文化交流協會，掃過中島健藏先生的墓，到井上靖先生府上去拜望，出席日中文化交流協會的招待會，參加國際筆會四十七屆大會的開幕式和閉幕式，還在全體大會上發了言，同井上靖先生和木下順二先生分別進行過四次對談……在旅館裡會見了許多來訪的老朋友，見到不少想見的熟人。客人去後，或者我從外面回來，或者同行的人不在房裡，我搬一把椅子坐在窗前，出神地望著窗外，下面高速公路上的汽車一輛緊接一輛連續不斷，就像小孩的玩具。大的玻璃窗封得牢牢的，在這個鬧市區，房裡沒有一點噪音。我什麼都不想，也不感到眼花繚亂，雖然在夜裡樓前是五光十色。我心裡十分平靜。我得到了休息。即使在活動較多的日子裡我也不曾增加服藥的劑量。一切都很順利。兩個星期就這樣箭也似的飛過去了。在成田機場上，我坐著輪椅走向機艙，送行者帶淚的告別聲把我的心拉向朋友，我也忘了自己地揮手高呼「再見！」我彷彿做了一場美好的夢。但是我知道我欠下更多的友情的債了。

我回到了上海。和我最初的預料相反，我並不曾病倒。我去醫院找那位經常給我看病的醫生，她也認為我的病情穩定，可以不住進醫院。東京的旅行給我證實一件事情：在我這個病人身上，精神上的力量可以起大的作用。

〈二〉

到了東京，晚上商談日程時，我只向主人提一個要求：去中島健藏先生墓前獻花。第二天上午車子把我送到了豪德寺，中島京子夫人早已在門口等候，文化交流協會的白土吾夫先生也來了，他們給我帶路，女兒小林或者擔任譯員的小陳攙扶我。

多少年我沒有這種「清晨入古寺」【註】的感覺了。但是我怎麼能相信我是去掃墓呢！？這位分別七年的老友，他的笑聲還在我的耳邊。我多麼想看見他，我有多少話要對他說啊！我著急，我為我的移動艱難的左腿感到苦惱。……雖然吃力，雖然慢，我終於到了中島先生安息的地方。整潔、樸素的墓碑上刻著他們伉儷的名字。碑前一對插花的石瓶，下面還有一個香爐。白土先生指著碑上填紅色的京子夫人的大名說：「這是我們的習慣。」我點點頭答道：「我們過去也是這樣。」旁邊還有中島先生亡故父母的合葬墓。墓碑同樣整潔、大方，我的父母就是這樣合葬的，我母親安葬的時候，父親就讓他的名字刻在墓碑上。三年後父親的棺木入土，碑上的紅字才塗成黑色。這已經是六十幾年前的事了，但那樣的墓碑還鮮明地印在我的心上。

【註】引自唐代詩人常建的五律《題破山寺後禪院》。

我把花插在石瓶裡，我看看四周，空氣清新，很安靜，又很肅穆。我望著墓碑，我在心裡喚著他的名字，二十幾年中的往事一一出現在眼前。我想著，想著。他明明舉著酒杯對我微笑。我恭敬地向他鞠了三個躬。我睜大眼睛，莊嚴的墓碑默默地對著我，沒有人講話。我的耳邊響起一個熟悉的聲音：「為我們的友誼乾一杯吧。」我的眼睛濕了。我責備自己：我來遲了，又不曾把酒帶來。我在墓前沉思片刻，好像在同墓中人對談。然後我再虔誠地鞠一個躬……為什麼還要帶酒呢？我已經把心掏出來掛在墓前了。我含著淚水對京子夫人說：「多好的人啊，他沒有私心，為著人民的友誼拿出自己的一切。」離開豪德寺以後，我一直在想吳季札的故事【註】，我永遠忘不了別人轉告我的一句話：「日本的中島健藏一刻也沒有忘記他們。」中島先生好像就坐在我的身邊。

【註】指春秋時吳公子季札聘晉過，在徐君墳前掛劍的事。季扎劍掛在徐君墓前樹上後，從者問：「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扎答道：「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

〈三〉

在京王飯店的高樓上，每天都有老友來看我。我們交談的時間並不長，講的都是普通的問候話，可是這些話來自我們的內心，包含著真誠的祝願和無限的關心。這樣的交談是一種友情的積累。多一次會晤就多一番瞭解。我同這些朋友大都有二三十年的交往，雖然中間經過一場「文革」的大災難，友情也並未中斷，它彷彿一本大書照常一頁一頁地翻過去。幾十分鐘的會見，半小時的暢談，常常把長時間的想念牢牢地連在一起。根據個人的經驗我懂得了「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意義。

朋友Ｓ從橫濱來看我。他也拄著手杖，步履蹣跚，還有一個人在照料他。三年前我在上海見到他，他的身體似乎比現在好些。一九八○年我和冰心大姐訪問日本，他還作為主人接待過我們，那時我就發現他比在「文革」前衰老多了。後來聽人講起他在「文革」期間受了「極左」思潮的影響，替我國「左派」做過宣傳，在國內得不到人們的諒解，因此很感痛苦。這樣的事我聽說在一些歐洲朋友中間也發生過，因此我只當做「小道消息」聽了進去，並不曾向那位朋友問個明白。說句實話，我早已習慣了這種事情，不以為奇了。

我們親切地握了手，一次又一次。朋友Ｓ在客位上坐下來，我們短短地講了彼此的情況。我忽然發覺他的面貌似乎年輕了些，原來他的髮型變了：他剪了平頭。我什麼也沒有問，只是聽他講他的一些事情。「我剪掉頭髮，為了懲罰自己，為了表示不原諒自己……」他的話使我大吃一驚，我沒有想到他講得這樣認真，可以說我毫無思想準備。但是，我不能沉默，我得表態。我就老老實實地說出自己的想法：「這不能怪您，您相信別人，受了騙，應當由別人負責。您何必為過去那些事情介意。」

朋友Ｓ似乎並不同意我的說法，不過他也不曾表示異議。我們換過話題談了些令人比較愉快的事情，還談到可能的下一次的會晤。分別的時候，我把他送到電梯口，帶笑地說：「再見！」但在他的笑容中我還看到嚴肅的表情。

於是我又坐在大玻璃窗前，靜靜地望著下面五顏六色的燈綵。我看到的卻並不是車水馬龍的夜景，只是一個匆匆趕回橫濱去的孤寂的老人。他一直埋著頭，好像什麼沉重的東西壓在他的背上。他走著，不停步，也不聲不響，但是十分吃力。「停停吧，」我在心裡要求道，「停停吧。」他站住了，忽然抬起頭轉過來。怎麼？明明是我自己！

我彷彿挨了當頭一棒。我想起來了：我也曾剪過平頭。那是在一九六八年我被迫在「牛棚」內受盡折磨的日子裡。我們十幾個上海作家協會的「牛鬼」有一天給集中起來聽監督組的負責人訓話，這樣的訓話是經常發生的。這次講話的是一個過去的勤雜人員，他罵了一通之後，「勒令」所有「牛鬼」一律改剪平頭。他並不說明理由。那時造反派的「勒令」就是法律，沒有人敢違抗，至少我們這些人不敢。我剛理過發才兩三天，回家後同蕭珊商量，她拿起普通剪刀在我的頭上動了一陣，說：「可以了。」我就這樣應付了機關裡的監督組。下個月我去理髮店時還小心囑咐理髮師「剪平頭」。這樣過了幾個月，我早晚上下班也不感到什麼不方便，更沒有領會到「懲罰」的意義，只是自己有時照照鏡子覺得有點不順眼罷了。可能造反派當時還有什麼打算，不過沒有成功，後來就放棄不提，我也忘記了這件事情。但是朋友Ｓ的來訪好像用一根鐵棍攪動水缸缸底，多年的沉渣泛到水面上來了。

舊日的沉渣給染上了新的顏色，像無數發亮的針聚在一起，不僅刺我的眼睛，也刺我的心。我覺得頭越來越沉重，好像壓在朋友Ｓ的肩頭的那個包袱給搬到我的背上來了。我想忘掉的幾十年的舊事一件一件地在大玻璃窗上重現，又是那樣顯目！我不能不「介意」了。我開始問自己：難道我欠的債就比朋友Ｓ欠下的少？！難道我不曾受騙上當自己又去欺騙別人？！難道我沒有拜倒在巫婆腳下燒香唸咒、往井裡投擲石子？！還有，還有……可是我從來沒有想到「懲罰自己」，更不曾打算怎樣償還欠債。事情一過，不論是做過的事，講過的話，發表過的文章，一概忘得乾乾淨淨，什麼都不用自己負責。我健忘，我周圍的人也善忘。所以在「十年浩劫」之後大家都還可以很輕鬆地過日子，彷彿什麼事情都不曾發生，誰也沒有欠過誰的債。我甚至忘記自己剪過平頭，而且是別人「勒令」我剪的。

然而朋友Ｓ的剪著平頭的瘦臉又在我的眼前出現了。他嚴肅地、聲音嘶啞地反覆說：「債是賴不掉的。」就是這一句話！

……

整個夏天過去了。我仍然聽見同樣的一句話。我常常靜下來，即使在籐躺椅上，我也有這樣的感覺：沉重的包袱壓得我抬不起頭。我甚至想到理髮店去，在大鏡子前面坐下，說一聲：「給我剪平頭。」

我真想再一次跟朋友Ｓ緊緊地握手，我也要做一個不賴債的人。

九月三日寫完

一二二、幸福

〈一〉

我上月中旬帶病去香港接受中文大學頒授的榮譽學位，受到中大師生的盛情接待，回滬後因寫字困難，過了十多天才給一位香港朋友寫了如下的信：

「……我二十多年未見「香港的夜」【註】，這次小住十八天，仍然是為了酬答友誼。……我多麼希望自己能夠年輕二十歲，那麼我可以多寫，寫盡我心中積累的感情。

「……我常說，友情是照亮我一生的明燈。寫作五十幾年之後我重來香港，仍然是滿目燈光。我結交了那麼多的朋友！他們的友情溫暖了我的心。我不能不想到他們，我不能不時時考慮怎樣償還友情的債。即使還不清，能還多少就還多少也好。我一生最高的目標就在於「付出」二字。我必須用行動表示我的感激。

【註】見散文《香港之夜》，在《旅途隨筆》內，一九三四年生活書店初版。

「我今年八十。那天在宴會上您還為這個跟我碰杯。其實活到八十是一件可悲的事。我時時痛苦地想到自己「心有餘而力不足」。我還應該做那麼多的事，卻只有這麼少的時間！我還想寫那麼多的文章，一天卻只能寫一兩百個字，有時拿起筆手抖起來，一個字也寫不好。我著急。然而我並不悲觀。我寫不好，會有寫得好和寫得更好的人。年輕人已經趕上來了。現在和未來都是屬於他們的。活躍的應該是他們。當然我手中的筆也還是屬於我的，我有權、也有責任寫作到我生命的最後一息。

「動身返滬的那天，在機場上見到您，我沒有講什麼。有些感情不是能用語言表達出來的。我只能說：「……我永遠不會忘記你們。」……

〈二〉

上面的信是寫給某一個人的，話卻是對許多人講的，因為這是我心裡的話。本來我應該給每一個朋友寫信表達我的感謝之情，可是我沒有充沛的精力，我甚至沒有保證每天工作三四個小時的健康，我只能向疾病和干擾奪回一分一秒。我面前有多少必須克服的困難，但困難嚇不倒我。我耳邊仍然有各式各樣的唧唧喳喳，但任何噪音都不會使我昏迷。從香港回來又是十八天了，我坐在二樓太陽間的書桌前，只聽見一片「知了」聲，就是說我耳鳴相當厲害，可是我的頭腦十分清醒，我拿著筆，一邊在回憶前一個「十八天」的事情。我很激動，連我自己也沒有想到，這次離開香港的時候，我會像幾十年前那樣感覺到我有足夠多的勇氣和力量。

我想念風景如畫的中文大學的校園，在那裡我參加過幾次同大學師生的座談會。我始終忘不了某一位朋友提出的一個問題：「你拿著高的稿費過著優裕的生活，不知你怎樣看待你的讀者？」可能是我弄錯了，記錯了，原來的問題也許不是這樣，我的女兒小林那天也在場，她就說不是那個意思，而且當時我也不是照那個意思回答問題。但究竟是怎樣回答的，散了會當天晚上我便說不清楚了。我記得的只是寫在上面的那一句話，它一直折磨著我。我夜間因為翻身困難，睡不好覺，就常常考慮應當怎樣解答這個問題。它已經變成我自己的問題了。我並沒有拿高的稿酬，用不著解釋。但我靠稿費過著比較優裕的生活，這卻也是事實。我常說讀者養活作家，總覺得自己欠了讀者一筆債。怎樣償還這筆債？在香港的夜裡我翻來覆去想解答這個問題，卻始終找不到滿意的答案。我把這個問題帶回上海來了。難道在上海我就能找到答案嗎？我深深體會到自己帶回來一個包袱，不，不是包袱，是一根鞭子。又像在三十年代那樣，我覺得一根鞭子在我的背上抽打。一個聲音壓倒了我的耳鳴：「你寫作，不是為了職位，不是為了榮譽……讀者需要的是你的藝術的良心。」回顧過去了的八十年的歲月，我不能不出一身冷汗。我要責問自己：在那麼長的日子裡，你究竟做了什麼值得自豪的事情？

〈三〉

我責備自己，我感覺到鞭子抽打我的背脊，我活到八十深感苦惱，並不是我灰心、喪氣，這正是因為我還有力量和勇氣。

參加典禮的那天，我從大禮堂回到大學賓館，收到一位香港大學學生的信，是托一位中文大學的同學轉來的。

這位署名「琴」的年輕讀者為我複印了一篇用英文寫的散文詩一樣的文章《你就永遠這樣年輕》。我慚愧一向讀書不多，孤陋寡聞，說不出這文章是誰的作品。裡面有兩三段話我覺得很有意思，就記在心裡，常常念著它們：

「沒有人因為多活幾年幾歲而變老：人老只是由於他拋棄了理想。歲月使皮膚起皺，而失去熱情卻讓靈魂出現皺紋。

「你像你的信仰那樣年輕，像你的疑慮那樣衰老；像你的自信那樣年輕，像你的恐懼那樣衰老；像你的希望那樣年輕，像你的絕望那樣衰老。

「在你的心靈中央有一個無線電台。只要它從大地，從人們……收到美、希望、歡欣、勇敢、莊嚴和力量的信息，你就永遠這樣年輕。」

我的譯文並不夠標準，它們只是我的一點粗淺的理解。琴女士認為拿這文章來「形容」我「最適合不過」，這是她的過獎。我自己卻感覺到那一條稱為「衰老」的毒蟲不斷地在蠶蝕我的心，一直到今天，也將一直到最後。飛去了的時光不會回來，青春的活力也不可能長在。我在三四年前就說過我不會「煥發青春」。但是我更不願意躺下來閉上眼睛等待死亡。我一直在掙扎，我從生活、從文學作品汲取養料，汲取力量。人們習慣看作家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我的靈魂就是文學作品所塑造出來的，當然我不是受一個人的影響，我讀過許多人寫的書，到了八十我還在追求，也還繼續不斷地受各種各樣的影響，例如上面提到的關於年輕、年老的文章，它使我想起許多事情，有些事我經常在想，有些我早已遺忘，但是現在又來到我的心頭。我開始用「文章」裡的話衡量自己：我是不是完全拋棄了理想？我的靈魂有沒有出現皺紋？我必須承認：皺紋太多了！過了八十我還得從○開始。

我感謝那位年輕的香港讀者，不僅是為了她的鼓勵，也是為了她推薦給我的那篇文章。我現在才懂得怎樣從大地、從人們收聽希望……的信息。我在香港的時間那麼短，會見的人也不夠多，特別是年輕人。但是同那些年輕人短短的交談，我覺得我正是在收聽希望、歡欣、勇敢……的信息。這都是我所需要的養料。而且我接觸到了一顆一顆真誠熱烈的心。

短短的十八天並不是白白地度過的。我忘不了我那些年輕的「老師」（我應當稱他們為老師），他們給了我勇氣和力量，想到他們我總有這樣一種感覺：他們拿著鞭子在趕我前進。說實話，太吃力了，因此我感到苦惱。但是有這樣一根鞭子在督促我，我又感到幸福。

十一月十八日到二十九日

一二三、為舊作新版寫序

天地圖書公司打算在香港重新排印、發行我的《激流三部曲》和別的一些舊作，托人來徵求我的同意，我愉快地答應了。

我知道在香港出過不少我的著作的盜印本，有的把一部長篇改名換姓分成幾冊印行；有的集子署我的名字，卻收入別人的文章。還有些出版社則是租了國內書店的舊紙型重印，不過他們照付紙型費。

我一向是在版權得不到保障的條件下從事寫作的，所以看見盜印本接連出現，我也毫不在乎。而且正是靠了這些盜印本和「租型本」，海外的讀者至今還不曾忘記我的名字，甚至在我給關進「牛棚」、押到工廠、農村、學校「游鬥」的時候，香港書店還在發賣我的「邪書」。一九八○年我訪問日本，四月三日日本電視台安排水上勉先生和我在新大谷飯店的庭園裡對談，水上先生邊翻書邊向我提問，他翻看的就是絳色封面的十四卷港版文集。我知道有些日本朋友正是靠了這些「租型本」和盜印本聽到我的聲音的，因此我看見它們反而感到親切。這次作為中文大學的客人到香港小住，有些讀者就拿「租型本」甚至盜印本來找我簽名（其中還有新買來的盜印本），我都高興地在扉頁上寫了自己的名字。

然而我更希望讀者們看到我自己修改過的新版本。我常說我寫文章邊寫邊學，邊校邊改。一本《家》我至少修改過八遍，到今天我才說我不再改動了，並不是我不想改動，只是我不能把時間完全花費在一本書上面，我不是在寫「樣板小說」。對生活的感受和認識是無止境的，我的追求也沒有止境。我這一生也寫不出一本毫無缺點的完美的作品，不可能！不過我一直希望在自己作品中少出現毛病。我決不是害怕被什麼領導在講話中點名批判，我只是願意讓讀者靠這些文字更準確地理解我的思想感情。但是我後來才明白，要做到這一點，單單糾纏在一本書上是不行的，最好還是多寫。那麼我的確可以不再修改舊作了，我已經沒有多少時間了。

天地圖書公司願意照付「版稅」，我說：「還是捐贈給中國現代文學館吧。」我只提出一個要求：新版一律根據作者最近的修改本重排。我並沒有改變自己的看法，我仍然主張著作的版權歸作者所有，他有權改動自己的作品，也有權決定自己作品的重印或停版。我一直認為修改過的《家》比初版本少一些毛病，最初發表的連載小說是隨寫隨印的。我當時的想法和後來的不一定相同，以後我改了很多，文字和情節兩方面都有變動。隨便舉一個例子，一九五七年我編《文集》卻讓婉兒活了下去，接著又在《春》裡補寫了婉兒回到高家給太太拜壽的一章，我以為這樣處理更接近真實，馮樂山討一個年輕的小老婆，並不單是為了虐待她，也是為了玩弄她，他高興時還可能把婉兒當成寶貝。在補寫的《春》的第六章裡婉兒對淑英們揭露了馮樂山「欺負孤兒寡婦」的「偽君子、假善人」的行為，她最後說：「我初到馮家的時候……挨罵又挨打。飯也吃不下……只怪自己命不好，情願早死……我真想走鳴鳳的路。現在我也變了。既然都是命，我何必怕他們！該死就死，不該死就活下去。他們欺負我，我也不在乎。我心想：我年輕，今年還不到二十歲，我總會死在你們後頭。我會看到你們一個一個的結果。」今天重讀改訂後的《激流三部曲》，我仍然覺得這樣寫婉兒比較好。她的性格顯著了，馮樂山的也更鮮明瞭。《三部曲》中像這樣的例子是很多的。我決不會刪去補寫的章節，讓《三部曲》、讓《家》恢復原來的面目。去年上海文藝出版社編印《新文學大系》（第二個十年），在《小說專集》中收入我的《家》，他們一定要根據一九三三年開明書店的初版本排印，花了不少功夫居然找到了印數很少的初版本。他們這樣做，大概是為了保存作品的最初的面目。但是我的情況不同，作品最初的印數不多，我又不斷地修改，讀者們得到的大多是各種各樣的改訂本，初版本倒並不為讀者所熟悉，而且我自己也不願意再拿初版的《家》同讀者見面，我很想堅持一下不讓初版本入選，但是後來我還是讓了步。我想：「不要給別人增加麻煩吧，它既然存在過，就讓它留下去吧，用不著替自己遮醜，反正我是邊寫邊學的，而且《新文學大系》又不是給一般讀者閱讀的普通讀物。」作品給選進《新文學大系》，戴上「文學」的帽子，當然要受「體例」等等框框的限制。

但是現在由自己編輯出版單行本，丟開「文學」的頭銜，我便感到自由自在了。我希望有一天新的改訂本會淘汰掉那些盜印本和「租型本」。

在改訂本中最先印出來的不用說就是《激流三部曲》。關於它，我還想講幾句話。也許有人認為我已經講得夠多了，但話總是講不完的。有人批評我「反封建不徹底」，有人斷定《家》早已「過時」，可是我今天還看見各式各樣的高老太爺在我四周「徘徊」。在我還是一個「懂事的」小孩的時候，我就對當時存在的種種等級抱有反感。我父親是四川廣元縣的縣官，他下面有各種小官，他上面有各樣大官，級別劃分十分清楚，誰的官大，就由誰說了算。我「旁聽」過父親審訊案件，老百姓糊里糊塗地挨了板子還要向「青天大老爺」叩頭謝恩。這真是記憶猶新啊！

我當初寫《家》，矛頭就針對父母包辦婚姻、干涉子女自由等等封建流毒，絕沒有想到《家》發表後五十三年，又輪到我來寫批判「買賣婚姻」的隨想。有一件事情我實在想不明白，近來常從新聞報導、廣播宣傳中聽到關於「紅娘」的消息，好像許多地方都有「紅娘」在做好事。我們從小就熟悉《西廂》的故事：只知道「門當戶對」的老夫人違背了自己的諾言，使有情人成不了眷屬。小丫環紅娘才挺身出來，傳書帶信，巧計安排，讓這一對青年男女實現他們的心願。紅娘能夠發揮她的作用，正因為她生活在「男女授受不親」的時代，上面還有一位昏聵、專橫的老夫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毒素又深入人心，她「穿針引線」，不顧這一切，她是「反封建」的「戰士」，決不是一個媒人。倘使活到今天，她也不會聽從老夫人的吩咐，給鶯鶯小姐介紹「門當戶對」的對象。難道在我們這個社會裡，男女青年間或者大年齡的男女青年間就沒有正常的社交活動，就不能自由戀愛，不能依照婚姻法自由結合，必需求助於「父母」和「媒妁」嗎？

不管相信不相信，今天還有不少的崔老夫人和高老太爺，「門當戶對」至今還是他們決定子女婚姻的一個標準。聽話的孩子總是好孩子。為了「婚姻自主」多少青年還在進行鬥爭。

十載「文革」期間，有人批評《激流》毒害青年，說我的小說是殺人不見血的軟刀子。多麼大的罪名！今天我仍然要說我喜歡這個三部曲的主題：青春是無限的美麗。未來永遠屬於年輕人，青年是人類的希望，也是我們祖國的希望。這是我的牢固的信念，它決不會「過時」。我相信一切封建的流毒都會給年輕人徹底反掉！

其他，我不想講下去了。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一二四、人道主義

一位在晚報社工作的朋友最近給我寄來鄧樸方在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全體工作人員會議上的講話。這篇講話發表在《三月風》雜誌上，我看到的是《人民日報》轉載的全文。朋友在第二節的小標題上打了兩個圈，他在信裡寫道：「您大概不會把看做洪水猛獸吧。」原來這一節的小標題是《我們的事業是人道主義的事業》。講話並不長，特別是第二節留給我深刻的印象：講得好！

關於人道主義，我也有我的經驗。一九七九年五月我訪問巴黎回來，在北京作家協會朋友們的一次小型宴會上，閒談間，我說：「講一點人道主義也有好處，至少不虐待俘虜嘛！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有些人無緣無故把人打死，只是為了『打壞人』。現在知道打死了不少好人，可是已經晚了。」沒有想到席上一位同志接口說：「資產階級也不講人道主義，他們虐待黑人。美國××影片上不是揭露了他們的那種暴行嗎？」這雖然不是原話，但大意不會錯。影片我沒有看過，因此連名字也忘記了，只記得那個時候正在上演這部影片。

這位同志板起面孔這樣一說，我不願意得罪他，就不再談人道主義了。但他的話並沒有動搖我的看法。我已經聽慣了這種「官腔」。我知道在「文革」時期什麼事都得跟資產階級「對著幹」。資產階級曾經用「人道主義」反對宗教、封建的統治，用「人權」反對神權和王權，那麼是不是我們也要反其道而行之，用獸道主義來反對人道主義呢？不！當然不會！在十載「文革」中我看夠了獸性的大發作，我不能不經常思考造反派怎樣成為「吃人」的「虎狼」。我身受其害，有權控訴，也有權探索，因為「文革」留下的後遺症今天還在蠶蝕我的生命。我要看清人獸轉化的道路，不過是怕見這種超級大馬戲的重演，換句話說，我不願意再進「牛棚」。我一定要弄清楚這個問題，即使口裡不說，心裡也不會不想，有時半夜從噩夢中驚醒，眼前也會出現人吃人的可怕場面，使我不得不苦苦思索。

我終於從那位同志的話中找到一線亮光：問題大概就在於人道主義吧。為什麼有的人那樣害怕人道主義？……

我又想起了一件事情。一九六六年我作為審查對象在作家協會上海分會的廚房裡勞動，一個從外面來的初中學生拿一根鞭子抽打我，要我把他帶到我家裡去。我知道要是我聽他的話，全家就會大禍臨頭。他鞭打，我不能反抗（不准反抗！），只有拚命奔逃。他並不知道我是幹什麼的，只聽人說我是「壞人」，就不把我當人看待。他追我逃，進進出出，的確是一場絕望的掙扎！我當時非常狼狽，只是盼望那個孩子對我講點人道主義。幸而在這緊急關頭作協分會的造反派出現了。他們來拉我到大廳去，那裡有不少外地串連來的學生等待「牛鬼們」去「自報罪行」。那位拿鞭子的中學生只好另找別的「壞人」去了。我還記得他惡狠狠地對造反派說：「對這些壞人就是不能講人道！」

像這樣的事我還遇見不少次，像這類的話我也聽見不少次。因此在十年「浩劫」中我就保留著這樣一個印象：只有拿鞭子的人才有權談人道主義，對挨鞭子的人是「不能講人道主義」的。我常常暗暗地問自己：那麼對我們這些挨鞭子的人就只能講獸道主義嗎？我很想知道這獸道主義是從哪裡來的。……

前些時候全國出現了一股「人道主義熱」，我抱病跟著大家學習了一陣子，不過我是自學，而且懷著解決實際問題的目的去學。我的問題始終是：那些單純的十四五歲的中學生和所謂的「革命左派」怎麼一下子會變成嗜血的「虎狼」？那股熱很快就過去了，可是答案還不知在什麼地方。即使有人引經據典也塗抹不掉我耳聞目睹的事實。楊沫同志在日記裡記錄的「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註】，明明發生在我們偉大的民族中間，我雖然年邁體弱，記憶力衰退，可是我至今沒有忘記那些在「浩劫」中被殘害致死的友人的音容笑貌。那些傑出作家的名字將永遠活在讀者的心中：老舍，趙樹理，楊朔，葉以群，海默……和別的許許多多。他們本來還可以為我國人民繼續創造精神財富，但是都給不明不白地趕上了死路。多麼大的損失！這是因為什麼？

究竟是因為什麼？……

【註】指老舍等人被鬥、挨打的真實場面，這次反人道主義的批鬥導致了偉大作家老舍的死亡。

在鄧樸方同志的講話中我找到了回答：

我們一些同志對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批判，往往不是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上，而是站在封建主義的立場上去批判的。即使口頭不這樣說，實際上也是受封建主義思想影響的。「文化大革命」搞的就是以「大民主」為先導的封建關係，是宗教狂熱。大量的非人道的殘酷行為就是在那時產生的……

他講得非常明白，產生大量非人道的殘酷行為的是什麼？就是披著「左」的外衣的宗教狂熱。那麼人獸轉化的道路也就是披上「革命」外衣的封建主義的道路了。所以時機一到，一聲號令，一霎時滿街都是「虎狼」，哪裡還有人敢講人道主義？哪裡還肯讓人講人道主義？

人獸轉化的道路必須堵死！十年「文革」的血腥的回憶也應該使我們的頭腦清醒了。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一二五、「緊箍咒」

老友林放讀了《我的噩夢》【註】以後，也寫了一篇雜感《「文革」還在揪人》。文章發表在《新民晚報》上。老友是出色的雜文家，文章短，含意深，他不像我那樣愛說空話。他常常對準目標，彈無虛發。聽說他去年發表過雜文，提醒大家不要讓「四人幫」餘黨漏網，居然有人打電話恐嚇他，可見他的文筆的鋒利。事後我遇見他，對他談起這件事，他只是微微一笑。我在這裡用了「遇見」二字，其實並不恰當，那天上午是他來看我，當時我們兩人都住在華東醫院，他住南樓我住北樓，病人來往比較方便，他上午到我的病房來，不會有人干涉他。

【註】《我的噩夢》：隨想錄第一一四，見《病中集》。

他現在不那麼健談了。前幾年我同他一起在北京開會，他總是有說有笑、無話不談。可能是他也老了，雖然他比我還小幾歲。不過一談到寫雜文，我就看出他心裡還有一股火。他即使講話不多，但拿起筆來，仍未失去當年的勇氣。對於不合理的現象，對於不應當發生的事情，他還是有自己的看法，雖然三年前他寫信給我說：「今後誰能保證自己不再寫這類文章？（指發「違心之論」）……我不敢開支票。」

我瞭解他，我知道他為了寫雜文吃過不少苦頭。他和我同樣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四川省選出的代表，第一屆一共開過五次大會，我們住在同一個旅館的相鄰的房間裡。他平日愛喝點白酒，見到熟人總是談笑風生。他參加第二屆人大可能是在上海代表組，那麼我們就不住在同一層樓了。這些事我已經記不清楚，我看即使記錯了，也無大關係，我要在這裡提說的只是一九五七年的那次大會。時間大概是六月，我們都住在前門飯店，我住在他的斜對面，都是兩人住一個房間，和他同住的是一位教育界的「民主人士」，四川大學的教授或校長，都是「知識分子」。

在這一屆的會上開始了對所謂「右派」的批判，不僅在我們的大會小會上，在會場以外，在各個單位，在整個社會中都掀起了「熱火朝天」的「反右」運動。這情況是我們完全沒有料想到的，前一段時期，到處都在舉行座談會，邀請大家「大鳴大放」，我們都分別出席了有關的會，發表了意見，各人都寫了文章。我到了北京，就感覺到風向改變，嚴冬逼近，坐臥不安，不知怎樣才好。沒有想到，我剛在前門飯店住下，上海《文匯報》駐京辦事處的一位女記者就來找我，要我寫一篇「反擊右派」的短文。我當然一口答應，我正需要用這種表態文章來保護自己。她催得急，說是要用電報把文稿發到上海去。反正文章不長，可以摘抄大報上的言論，我當天就寫成了，記者拿去，第二天見報，我的心也安定了些。我還記得短文的題目是《中國人民一定要走社會主義的路》。走社會主義道路是我多年的心願，但文章裡的句子則全是別人常用的空話。我當時還不知道「反右」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只是我看見來勢兇猛，熟人一個個落網，一個個給點名示眾；更奇怪的是那位來找我寫「反右」文章的女記者，不久就給揪出來，作為「右派」受到了批判。

在會議期間我的心情十分複雜。我一方面感謝「領導」終於沒有把我列為右派，讓我參加各種「反右」活動，另一方面又覺得左右的界限並不分明，有些人成為反右對象實在冤枉，特別是幾個平日跟我往來較多的朋友，他們的見解並不比我更「右」，可是在批判會上我不敢出來替他們說一句公道話，而且時時擔心怕讓人當場揪出來。在北京我們在小組會上批判過本組的「右派」，回到上海我也主持過作協分會對「右派分子」的批判會。我從小不善於言辭，常常因此感到遺憾，但是今天回憶一九五七年的往事，我倒慶幸自己缺乏口才不能慷慨激昂地大發違心之論。沒有人找我談過話，或者要我如何表態，雖然一直膽戰心驚，我總算平穩地度過了一九五七年。私下同愛人蕭珊談起來，我還帶苦笑地說自己是一員「福將」。其實我的麻煩還在後頭。

雜文家當時的處境似乎更差一些。那幾天他臉上不見笑容，我也替他擔心，卻又不便問他有什麼情況。在北京我看不到上海的晚報，但是過兩天我就聽見了他的笑聲。原來他得到暗示寫了一篇自我檢討的文章，連夜打長途電話到上海，在晚報上發表了。檢討得到諒解，態度受到表揚，他也就放了心：過了關了。

今天我們的想法不會是當時那樣的吧。過去有一個時期談起「反右」他就流露出感激之情，我也一樣。現在再回頭去看二十七年前的事情，我覺得自己多麼可笑又可悲。我看得清清楚楚，一九五七年下半年起我就給戴上了「緊箍兒」。他也一樣。我所認識的那些「知識分子」都是這樣。從此我們就一直戰戰兢兢地過著日子，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有人念起「緊箍咒」來叫我們痛得打滾，但我確實相信唸咒語的人不會白白放過我們。

這以後我就有了一種恐懼，總疑心知識是罪惡，因為「知識分子」已經成為不光彩的名稱了。我的思想感情越來越複雜，有時候我甚至無法瞭解自己。我越來越小心謹慎，人變得更加內向，不願意讓別人看到真心。我下定決心用個人崇拜來消除一切的雜念，這樣的一座塔就是建築在恐懼、疑惑與自我保護上面，我有時清夜自思，會輕視自己的愚蠢無知，不能用自己的腦子思考，哪裡有什麼「知識」？有時受到批判、遇到挫折，又埋怨自我改造成績不大。總之，我給壓在個人崇拜的寶塔底下一直喘不過氣來。

「文革」前的十年我就是這樣度過的。一個願意改造自己的「知識分子」整天提心吊膽，沒有主見，聽從別人指點，一步一步穿過泥濘的道路，走向一盞遠方紅燈，走一步，摔一步，滾了一身泥，好不容易爬起來，筋疲力盡，繼續向前，又覺得自己還是在原地起步。不管我如何虔誠地修行，始終擺脫不了頭上的「緊箍兒」。十年中間我就這樣地走著，爬著，走著，爬著……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我給戴上了「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成為審查對象。

但我也不是一開始就給關進「牛棚」的。雜文家可能比我先走一步。我還在北京、漢口、上海三地相繼出席亞非作家緊急會議、以副團長身份大宴賓客的時候，不少熟人都失去了自由、挨鬥受辱，而且因為報上發表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一下子大家都變成了「牛鬼」。我和雜文家失去了聯繫，即使住在同一個城市，我也無法知道他的真實情況。會議結束，送走全部外賓，我也做了「階下囚」。

十年「牛鬼」的生活開始了。我不再有恐懼，因為我已經給揪了出來，抄了家，失去自由，不可能再有任何「僥倖」心理。我被稱為「黑老Ｋ」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死敵」，認識到自己罪孽深重、不可救藥。但我又不願滅亡，在那兩三年中我甘心受辱，爭取吃苦，有時甚至以為受苦可以使人淨化，表現好可以得到從寬處理。在這一段時期我跟所有的朋友斷絕了關係，只有從各地來「外調」的造反派的兇惡的審訊中猜到一點情況，我不得不把朋友們忘得乾乾淨淨，我真正被孤立起來了。即使在大街上遇見熟人，誰也不敢跟我打招呼。

我知道雜文家在上海，現在他的處境比我的好多了，我為此感到高興，熟人中間有一個人得救，總比全體滅亡好。我去過幹校，在那裡住了兩年半，日常的課程不過是勞動、學習和批鬥。以後又回到機關，批鬥總算結束了。最初是一個人自學，然後參加「革命群眾」的學習，以後給分配到別的單位，始終戴著無形的帽子，即所謂「敵我矛盾做人民內部矛盾處理」，這是另一種「緊箍咒」，我想大概就是踏上一腳叫我永世不得翻身吧。到了出版單位，除了每週兩次政治學習外，有時還參加大會聽報告，這樣我就有機會見到雜文家了。他已經解放，參加了工作，在另一個出版社。有一天我去開會，他在會場裡看見我，過來打個招呼，要我散會後同他一道出去。我們，還有一位朋友，三個人步行到紅房子，吃了一頓飯。我們交談起來，還是很親切，只是不常發出笑聲。我當然忘記不了頭上那頂無形帽，他呢，雖然當了第四屆全國人大的代表，但過去的「緊箍咒」不會輕易地放過他。不過在這種時候主動地請我在飯館裡吃飯，也需要大的勇氣。他的脾氣沒有大改變，只是收斂了些。在他身上我找到了舊日的友情。經過兩次大火還不曾給燒成灰燼的友情。即使在那樣的環境裡，我們也還提起兩個我們共同的好友的名字，金仲華和陳同生，都是在「文革」初期死去的，一個上吊自殺，另一個據說死在煤氣灶上。他們為什麼死去，我至今還不明白，可是我們一直懷念他們。

十年中間我們見面交談大概就只有這一次。還有一次，也是在會場裡，他坐在台上發言，拿著稿子在念，講的就是一九五七年經人指點檢討「脫險」的經過，還是他以前講過的那些內容，還是那種充滿感激的腔調。當時「四人幫」剛剛下台，我仍然戴著那頂無形帽子，不過連我自己也看得出來那些橫行了十年的歪理就要破產。有些關心我的親友替我著急，勸我到處寫信，想法早日摘下帽子，我覺得一動不如一靜，仍然安心等待。又過了兩三個月，我那三間給上鎖又加封、關了整整十年的書房和寢室終於打開了。再過一些時候，《文匯報》的文藝編輯來找我寫文章。編輯同志是我的熟人，他一再要求，我只好交給他我的《一封信》，就這樣地結束了我十年的沉默。

我和雜文家又在一起出席全國人大，參加各種大小會議了，一直到一天晚上我在家中摔斷左腿的時候。……

這以後我的情況大都記錄在《病中集》裡了。他呢，除了他生病住過兩三次醫院外，我經常在新聞報導上讀到他的名字，在螢光幕上看到他的面容，他還是各種會議主席台上少不了的人物，也常常給請出來發言表態。一切照常。他的晚報給造反派砸爛以後過了十多年也復刊了。於是我又讀到了他那些匕首似的雜文。可能因為他身體不好，文章寫得少些，也可能我讀晚報的機會不多，讀不到他的雜文，好像跟他漸漸地疏遠了。我總覺得把時間耗費在主席台上太可惜了，我很想找他談談，勸他多寫文章，勸他多講心裡的話。

就在這個時候朋友把《「文革」還在揪人》這篇雜文給我寄來了，我的高興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原來雜文家還在繼續使用他的武器。即使坐在主席台上他也並未閉目養神，他還睜著雙眼注視四周的大小事情。

我讀他的文章，他引用我的詞句，我們之間有一個共同的東西，那就是十年「文革」的積累——「人吃人」的噩夢。我們兩人都感覺到「『文革』還在揪人」，這決不是開玩笑。前年十月底我第二次住進醫院的時候，噩夢就做得最多，而且最可怕。我當時的確害怕這些夢景會成為現實，所以我主張多寫這些噩夢，不但要寫淚，而且要寫血，因為那些年我們流的血、淌的淚實在太多了。我一再勸人不要忘記「文革」的教訓，唯一的原因就是擔心「造反派」捲土重來。

雜文家關心知識分子的遭遇，因為知識分子政策長期不能落實而感到苦惱。落實政策已經宣傳了好幾年了，為什麼還這樣困難？他說得好：「『文革』這個母大蟲好像已是死老虎了，但是死而未僵，它還在揪住一些人不放。」有人想，死了總會僵的，就耐心等一等吧。有人想，上面吩咐了，下面總得照辦，就再呼籲一下吧。為什麼沒有人出來乾脆地砍掉未僵死虎的爪子呢？為什麼沒有人想到死而未僵的幽靈會復活呢？我總覺得什麼地方有一雙猛獸的眼睛在草叢中偷偷地望著我們；什麼地方有一個響亮的聲音在說：「人啊，你們要警惕！」

關於知識分子我不想講什麼，我只想問問雜文家：我們頭上還有沒有「緊箍兒」？為什麼我們總是要求別人做這做那，等待別人做這做那呢？想想我們自己這二三十年的親身經歷吧。「緊箍咒」不就是對我們的迷信的懲罰？想起《西遊記》裡唐僧對孫悟空講的那句話，我就恍然大悟了。唐僧說：「當時只為你難管，故以此法制之。」

我多年苦心修建的寶塔已經倒掉，我舉手摸頭，果然頭上什麼也沒有了。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一二六、「創作自由」

今天收到一位朋友從紐約寄來的信，信上有這樣一段話：「這次北京『作協』大會，海外反應很強烈，雖然大家說話有些不好聽，但幾乎都感到興奮與欣慰。我們只盼望能真正地實行下去。您那顆一直年輕的心，也許能分外地理解我們。」她是《美洲華僑日報》副刊的編輯，還附寄了兩期副刊的剪報。副刊的大標題是：《海外的迴響，對中國作協第四次代表大會的觀感》，執筆的有二十四位海外作家。

這次大會的確是一次盛會，我雖然因病沒有能出席，只是托人在會上念了我的開幕詞，但是會後常有人來找我談開會的情況，我還讀過大會的一部分文件和簡報。我對這次大會懷有大的期望，我有一個想法：這次大會一定和以前的任何一次會議不同。根據什麼作出這樣的判斷，我自己也說不清楚。大會結束了。反應的確很強烈，我指的並不是「海外」，是國內，反應來自跟這次大會有切身關係的全國作家。反應強烈，說明這次大會開得不尋常；會後聽說在這裡好些單位都主動地請人傳達，可見這次大會受到普遍的注意。對於大會可能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但有一點則是共同的：大家都歡迎它。當然也有例外，有人不滿意這樣的會，不過即使有，為數也極少，這些人只好躲在角落裡發出一些噪音。

大會開幕後新華社記者從北京來電話要我發表意見，我正在病中，沒有能講什麼，只說：「會開得好。我同意王蒙那句話：『中國文學的黃金時代真的到來了』。」今天我讀了海外華人作家對大會的「觀感」，意外地發現他們的想法和我的相差並不遠，他們的話我聽起來並非「不好聽」，而是很入耳。這裡不存在理解不理解的問題。說實話我的心已經很不年輕了，但是我和他們同樣地熱愛我們偉大的中華民族，同樣地熱愛我們善良的中國人民，所以我們走到一起了。我隨便舉一個例子。一位海外同行說這次大會「最值得注意的有兩件事：第一是胡啟立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給作家以創作自由的保證；第二件是劉賓雁、王蒙等革新派作家的高票當選。」第一件事在所有海外同行的觀感中都曾經談到，或深或淺，或明或暗，大家一致認為「創作自由」是創作繁榮不可少的條件。第二件事提到的人不多，不過劉賓雁、王蒙的作品在海外受到普遍的重視，有人甚至認為他們的當選是「革新派的凱歌」。這樣的意見有什麼「不好聽」呢？我們自己不是也有類似的意見嗎？

最近我還在家養病。晚上，咳得厲害，在硬板床上不停地向左右兩面翻身，總覺得不舒服，有時睡了一個多小時，又會在夢中被自己的叫聲驚醒。睡不著我就東想西想。我常常想起剛剛開過的第四次作家代表大會。於是對大會我也有了自己的「觀感」了。可是很奇怪，我想到的恰恰也就是那兩樣事情：祝詞和選舉。這是大會的兩大「收穫」，也是兩大「突破」。代表們出席大會，並不是「為開會而開會」，而是為了解決繁榮創作的問題。作家們用自己的腦子思考問題，對他們「創作自由」和「藝術民主」不再是空話了。不用說黨中央對「創作自由」的保證受到熱烈的歡迎，這是對作家們很大的鼓舞。說到選舉，有人說，這次不是照別人的意思畫圈圈，我們可以根據自己的想法挑選「領導人」。

這兩件事都只是一個開端。但是一開了頭就會有人接著朝前走。走了第一步就容易走第二步。有人帶了頭，跟上來的人不會少。有了路，走的人會更多。全國的眼睛都在注視這次大會上發生的事情，大家都在想：你們走出了路，我們為什麼不可以跟著走上去？你們可以按照自己的主張挑選人，哪怕只有一個兩個，也總算給我們樹立了榜樣。我們也可以用打叉叉代替畫圈圈，表示自己的意見。既然好不容易向前邁出了一大步，誰還肯退回原地或者更往後退？！

關於選舉，我不想多說了。只要大家不講空話，在創作實踐中踏著堅定的步子，即使走得再慢，也不會陷在泥坑裡拔不起腳。從「創作自由」起步，會走到百花盛開的園林。「創作自由」不是空洞的口號，只有在創作實踐中人們才懂得什麼是「創作自由」。也只有出現更多、更好的作品，才能說明什麼是「創作自由」。我還記得一個故事，十九世紀著名的俄羅斯詩人涅克拉索夫臨死前在病床上訴苦，說他開始發表作品就讓檢查官任意刪削，現在他躺在床上快要死了，他的詩文仍然遭受刀斧，他很不甘心……原話我記不清楚了，但《俄羅斯女人》的作者抱怨沒有「創作自由」這事實給我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在沙皇統治下的俄羅斯，是沒有自由的，更不用說「創作自由」了。但十九世紀的俄羅斯文學至今還是世界文學的一個高峰。包括涅克拉索夫在內的許許多多光輝的名字都是從荊棘叢中、羊腸小道升上天空的明星。托爾斯泰的三大長篇的最後一部（《復活》）就是在沒有自由的條件下寫作、發表和出版的。托爾斯泰活著的時候在他的國家裡就沒有出過一種未經刪節的本子。他和涅克拉索夫一樣，都是為「創作自由」奮鬥了一生。作家們用自己的腦子考慮問題，根據自己的生活感受，寫出自己想說的話，這就是爭取「創作自由」。前輩們的經驗告訴我們，「創作自由」不是天賜的，是爭取來的。嚴肅認真的作家即使得不到自由也能寫出垂光百世的傑作，雖然事後遭受迫害，他們的作品卻長久活在人民的心中。「創作自由」的保證不過是對作家們的一種鼓勵，對文學事業發展的一種推動力量。保證代替不了創作，真正的黃金時代的到來還得依靠大量的好作品引路。黃金時代，就是出人、出作品的時代。這樣的時代決不是用盼望、用等待可以迎接來的。關於作協大會的新聞報導說，「許多作家特別是一些老同志眼圈紅了，哭了，說他們盼了一輩子才盼到這一天」。我沒有親眼看見作家們的淚水，不能憑猜想做任何解釋；但是我可以說，倘使我出席了大會，倘使我也流了眼淚，那一定是在悲惜白白浪費掉的二三十年的大好時光。我常說自己寫了五六十年的文章，可是有位朋友笑我寫字不如小學生。他講的是真話。我從小就很少花功夫練字，不喜歡在紅格紙上填字，也不喜歡老師手把手地教我寫，因此毫無成績，這是咎由自取。後來走上文學道路，我也不習慣討好編輯、迎合讀者，更不習慣順著別人的思路動自己的筆，我寫過不少不成樣子的廢品，但是我並不為它們感到遺憾。我感到可悲的倒是像流水一樣逝去的那些日子。那麼多的議論！那麼多的空談！離開了創作實踐，怎麼會多出作品？！若說「老作家盼了一輩子才盼到」使他們流淚的這一天，那麼讀者們盼了一輩子的難道也是作家們的眼淚？當然不是。讀者們盼的是作家們的創作實踐和辛勤勞動，是作品，是大量的好作品。沒有它們，一切都是空話，連「中國文學的黃金時代」也是空話。應當把希望放在作家們的身上，特別是中青年作家的身上——我一直是這樣想的。

一九八五年二月八日

一二七、「再認識托爾斯泰」？

在今年一月出版的《讀者良友》（二卷一期）上我看到題做《再認識托爾斯泰》的文章。「再認識」托爾斯泰，談何容易！世界上有多少人崇拜託爾斯泰，有多少人咒罵托爾斯泰，有多少人研究托爾斯泰，但誰能說自己「認識」托爾斯泰？抓一把污泥抹在偉大死者的臉上，這不是什麼「私生活揭秘」，關於托爾斯泰的私生活已經有了那麼多的資料，本人的、家屬的、親友的、醫生的日記、書信、回憶等等，還有警察的報告和政府的秘密文件，更不必說數不清的用各種文字編寫的托爾斯泰的傳記了。在他的晚年，這位隱居在雅斯納雅．波良納的老人成了政府和東正教教會迫害的對象，各種反動勢力進行陰謀，威逼托爾斯泰承認錯誤，收回對教會的攻擊，老人始終不曾屈服。他八十二歲離家出走，病死在阿斯達波沃車站上，據說「在他與世長辭的那所屋子周圍，擁滿了警察、間諜、新聞記者與電影攝影師……」【註一】這說明一直到死，他都沒有得到安寧，對他的誣蔑和誹謗也始終不曾停止。他活著就沒有能保持什麼私生活的秘密，他也不想保持這樣的秘密。他是世界上最真誠的人。他從未隱瞞自己的過去。他出身顯貴，又當過軍官，年輕時候確實過著放蕩的貴族生活。但是作為作家，他嚴肅地探索人生、追求真理，不休止地跟自己的各種慾念做鬥爭。他找到了基督教福音書，他宣傳他所理解的教義。他力求做到言行一致，照他所宣傳的去行動，按照他的主張生活。為了這個目標，他奮鬥了幾十年，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他的一生充滿了矛盾，為了消除矛盾，他甚至否定藝術，相信「藝術是一種罪惡」。他離開書齋把精力花費在種地、修爐灶、做木工、做皮靴等等上面。他捐贈稿費，讓遭受政府迫害的他的信徒「靈魂戰士」們去加拿大移民。他還放棄自己著作的版權……這一切都是他的妻子所不理解的，因此他們夫婦間的隔膜越來越深，分歧越來越大。老人又受到各式各樣自稱為「托爾斯泰主義者」的「寄生蟲」【註二】的包圍，他們對他過分的要求【註三】促使他的偏執越來越厲害，他竟然寫了一本書證明莎士比亞「不是一個藝術家」。在逝世前最後幾天裡他還寫過這樣的話：「我深深感覺到寫作的誘惑與罪惡……」他走到這樣的極端，並不能消除自己思想上的矛盾，減輕精神上的痛苦，也不能使他的「弟子和信徒們」完全滿意，卻增加了索菲雅夫人的誤解和擔心。那個替丈夫抄寫《戰爭與和平》多到七遍的女人，當然不願意他走上否定藝術的道路，因此對那些她認為是把托爾斯泰引上或者促使他走上這條道路的所謂「托爾斯泰主義者」有很大的反感，她同他們的鬥爭越來越激烈。她熱愛藝術家的托爾斯泰，維護他的榮譽，做他的忠實的妻子，為他獻出她一生的精力；她卻不能忍受作為人生教師的托爾斯泰，也就是「說教人」的托爾斯泰，她這種不斷的歇斯底里的爭吵，反而給老人增加精神上的痛苦，把老人推向他那些「門徒」，促使老人終於離家出走。他留給妻子的告別信還是一八九七年寫好的，一直鎖在他的抽屜裡面。這說明十三年前他就有離家的心思，他的內心戰鬥持續了這麼久。只有小女兒亞歷山德拉知道他出走的計劃，她陪他坐火車，中途他病倒在阿斯達波沃車站，就死在那裡。

【註一】借用傅雷的譯文，見《托爾斯泰傳》（羅曼．羅蘭著）。

【註二】寄生蟲：引用高爾基的話，見《文學寫照》。

【註三】他們責怪他不能按照自己的信仰生活，即言行不一致。

亞歷山德拉後來寫過一本回憶錄【註】，書中有這樣的話：「我父親死後，母親大大地改變了。……她常常在一張大的扶手椅上迷迷糊糊地睡幾個鐘頭，只有在別人提起父親的名字時，她才醒過來。她嘆息，並且說她多麼後悔曾經使他痛苦過。『我真以為我那個時候瘋了』，她這樣說。……一九一九年她患肺炎去世。姐姐達尼亞和我看護了她十一天……到了她明白自己快要死的時候，她把我姐姐和我叫到床前。她說『我要告訴你們』，她呼吸困難，講話常常被咳嗽打斷，『我知道我是你父親的死亡的原因。我非常後悔。可是我愛他，整整愛了他一輩子，我始終是他的忠實的妻子。』我姐姐和我說不出一句話。我們兩個都哭著。我們知道母親對我們講的是真話。」

【註】即《托爾斯泰的劇》。

這就是托爾斯泰的家庭糾紛，這就是他的生活的悲劇。亞歷山德拉是他最喜歡的女兒，曾被稱為「他的親切的合作者」，難道她不是最可靠的見證人？！

誰也想不到幾十年後的今天會有人根據什麼「有充分的可靠性值得信賴」的「研究材料」撰寫文章，說托爾斯泰是「俄羅斯的西門慶」，說他的「道德」、「文章」「應該身首異處、一分為二」，甚至說他「一向就是個酒色財氣三及第的浪子……他這樣的生活作風，由於家庭出身與社會沾染形成，變為了他牢不可改的性格本質。」【註】這哪裡是研究？這樣的腔調，這樣的論斷，有一個時期我很熟悉，那就是十年浩劫中我給關進「牛棚」的時候。我奇怪，難道又在開托爾斯泰的批鬥會嗎？

【註】見《再認識托爾斯泰》，《讀者良友》一月號。

當然每個人都有權喜歡或者討厭托爾斯泰，稱讚他或者批判他，但是他們總應該多少瞭解他，總應該根據一點點事實講話。托爾斯泰的生活經歷是那麼豐富，有那麼多的材料，而這些材料又是不難找到的，我也用不著在這裡引經據典來證明托爾斯泰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我只從一本傳記中引用一節話說明我的看法：

「每件細小事情似乎都加深托爾斯泰由於他的生活環境和他所願望過的生活兩者之間的差異而感到的痛苦不滿。有一天他喝茶的時候，皺著眉頭抱怨生活是一種負擔。

「索菲雅問他：『生活怎麼會是你的負擔？人人都愛你！』

「他答道：『是，它是負擔。為什麼不是呢？只是因為這兒的飲食好嗎？』

「『為什麼不是呢？我不過說大家都愛你。』

「『我以為每個人都在想：那個該死的老傢伙說的是一回事，做的是另一回事；現在你應該死掉，免得做一個完全的偽君子！這很對。我經常收到這樣的信，連我的朋友也寫這類的話。他們說得不錯。我每天出去，路上總看見五個衣服破爛的叫化子，我呢，騎著馬，後面跟著一個馬車伕。』

「在一九一○年頭幾個月的日記裡，經常記著托爾斯泰因為這個問題所感受到的敏銳的精神上痛苦和羞愧。四月十二日他寫道：「我沒有用餐。我痛苦地意識到我過的是罪惡的生活，我四周的勞動人民和他們的家人都是飢寒交迫、朝不保夕。……我很難過，十分不好意思。……』」【註】

【註】引自埃．西蒙斯的《托爾斯泰》（一九四六年）。

夠了。這些話就可以說明偉大作家最後幾十年的內心鬥爭和家庭悲劇的實質了。托爾斯泰所追求的就是言行的一致。在他，要達到這個目標是多麼困難，為了它他甚至獻出了自己的生命。他最後在病榻上不願意見他的妻子，一是決心不返回家中；二是想平靜地離開人世。一個八十二歲的老人，跟什麼「小白臉男妾」、什麼「大男人主義」怎麼能拉扯在一起？！傳播這種流言蜚語的人難道自己不感到噁心？

我不是托爾斯泰的信徒，也不贊成他的無抵抗主義，更沒有按照基督教福音書的教義生活下去的打算。他是十九世紀世界文學的高峰。他是十九世紀全世界的良心。他和我有天淵之隔，然而我也在追求他後半生全力追求的目標：說真話，做到言行一致。我知道即使在今天這也還是一條荊棘叢生的羊腸小道。但路總是人走出來的，有人走了，就有了路。托爾斯泰雖然走得很苦，而且付出那樣高昂的代價，他卻實現了自己多年的心願。我覺得好像他在路旁樹枝上掛起了一盞燈，給我照路，鼓勵我向前走，一直走下去。

我想，人不能靠說大話、說空話、說假話、說套話過一輩子。還是把托爾斯泰當做一面鏡子來照照自己吧。

三月三十日

一二八、再說端端

〈一〉

我還想談談外孫女小端端的事情。

前一篇關於她的文章是三年前發表的，現在端端不再是「我們家庭最小的成員」了（我兒子結了婚，家裡添了一個一歲的小孫女）。但她仍然是全家最忙的人。她在小學讀到了五年級，每天還是帶了不少的課外作業回家，到家後休息不過半小時，就埋頭用功，常常坐到晚上八九點鐘，中間只除去吃一頓晚飯的時間。她在家做功課，常常借用我的寫字檯。我算了一算她一天伏案的時間比我多。我是作家嘛，卻沒有想到連一個小學生也比我寫得更勤奮。「有這樣的必要嗎？」我不止一次地問自己。我總覺得：兒童嘛，應當讓她有時間活動活動，多跑跑，多笑笑，多動動腦筋。整天坐著看書寫字，就不像小孩了。我自己也有過童年，我並不曾忘記我是怎樣過來的。雖然生活在封建或半封建的社會裡，我也還是一個跳跳蹦蹦的孩子，常常用自己的腦筋想主意，我有時背書背不出來挨板子，但也有痛痛快快和同伴們遊戲的時候。我始終不曾感覺到讀書像一種沉重的負擔，是一件苦事。所以有一天我聽見端端一個人自言自語發牢騷：「活下去真沒勁！」不覺大吃一驚，我對孩子的父母談起這件事，我看得比較嚴重，讓一個十歲多的孩子感覺到活下去沒有意思，沒有趣味，這種小學教育值得好好考慮。孩子的父母並不完全同意我的看法，特別是做母親的總以為孩子不肯多動腦筋，做作業做得太慢，自己又沒有工夫輔導孩子，有時看見到了九點孩子還在用功，就動了氣，放連珠炮似的大罵一頓，逼著孩子上床睡覺。孩子只得第二天提早起床做功課。孩子的父親偶爾和我同聲說一句：「孩子睡眠不足。」但是他也不得不警告孩子：將來念中學，考重點學校，功課更多，老師抓得更緊，現在不練就一些本領，以後怎樣過日子？

端端並不理解這個警告的嚴重性。她也不知道如何練就應付那些功課的本領。她母親責備她「竅開得慢」，似乎也有道理。我的兩篇文章寫成相隔三年，這就說明三年中她的情況並未改善，可見進步很小。她的學習成績始終不穩定，而且常常不大好。但孩子既愛面子，又怕挨罵，每逢考試成績在九十分以上，她回到家，就馬上告訴大人（姑婆、太孃或者她的父母），要是成績在八十分以下，她便支支吾吾，設法拖延一兩天，終於給媽媽知道，還是挨一頓痛罵。說也奇怪，我女兒思想很開放，但是要她抓孩子的功課，或者她發現了孩子的毛病，就缺乏耐心，不由分說，迎頭來一陣傾盆大雨，有時甚至上綱上線，嚇得孩子無話可說。我不同意這種教育方法，我心裡想：她不開竅，你幫忙她開竅嘛。可是我女兒、女婿都在為自己的「事業」忙碌著，抽不出時間來照顧孩子的學習。我在旁邊冷靜地觀察，也看得出來：孩子挨罵的時候，起初有些緊張，後來挨罵的次數多了，她也就不大在乎了。所以發生過的事情又繼續不斷地發生。做母親的卻從未想過：為什麼孩子會有「活下去真沒勁」的思想。她大概以為「不要緊，大家都是這樣地教育成人的。」

當然，誰也不必把孩子的話看得太認真。的確大家都是這樣過來的。孩子不會因為功課重就「看破紅塵」，也不會因為挨罵多就起來「造反」。一切會照常進行，不必緊張。孩子雖愛面子，但也不會去考「重點學校」，她父母也不會強迫她考「重點學校」，我更不鼓勵她念「重點學校」，因為做「重點」學生，要付出更大的代價，她還不夠條件。

我三年前就曾指出，現在的教學方法好像和我做孩子時候的差不太多，我稱它為「填鴨式」，一樣是灌輸，只是填塞進去的東西不同罷了。過去把教育看得很簡單，認為教師人人可做，今天也一樣，無非是照課本宣講，「我替你思考，只要你聽話，照我說的辦。」崇高理想，豪言壯語，遍地皆是；人們相信，拿起課本反覆解釋，逐句背誦，就可以終生為四化獻身，向共產主義理想邁進了。

我是受過「填鴨式」教育的，我腦子裡給填滿了所謂孔孟之道，可是我並沒有相信過那些聖賢書，人們從來不教我開動腦筋思考，到了我自己「開竅」的時候，我首先就丟開那些背得爛熟的封建糟粕或者封建精華。我總是順著自己的思路想問題，也只能順著自己的思路想問題，那些填進去的東西總不會在我的腦子裡起作用，因為我是人，不是鴨子。

今天的孩子當然也不是鴨子，即使我們有十分偉大、極其崇高的理想也不能當做「飼料」使用吧。要是作為「飼料」，再偉大的東西也會走樣的。何況用「飼料」填鴨只是為了讓鴨子快快長肥給人吃掉。我們給孩子受教育卻是為了讓他們做有用的人，為建設祖國長期盡力，這是「百年大計」，決不是單單把他們「養肥」就解決問題。

為孩子們著想，培養他們最好是「引導」、「啟發」，使他們信服，讓他們善於開動腦筋，學會自己思考問題。真正懂得什麼是偉大，什麼是崇高，什麼是好，什麼是美，他們才有可能向偉大、崇高、好和美的方面追求。聽話的孩子不一定就是好學生，肯動腦筋的孩子總比不動腦筋的好。人總是不停地前進的，人類社會總是不斷地發展的。不論是人，不論是社會，都不可能照一個模式世世代代不變地傳下去。依賴父母的子女是沒有出息的。下一代不會讓我們牽著鼻子走，他們一定會把我們拋在後面，因為我們常說：孩子是我們的未來，我們的希望。是希望，是未來，就得跟「填鴨式教育」決裂。未來決不會跟過去和現在一模一樣。

最近人們又在談論教育改革，這是好事。改革教育，人人有份，它不只是少數專家的事情。大家都希望這一次能改出一點成績來。我看，單單伸起頸項等待是沒有用的，有意見就講出來。不能再走幾千年、幾百年、幾十年前的老路了。多考慮，多議論，多徵求意見，一切認真對待。總之，千萬不要忘記認真二字。

〈二〉

我的前一篇關於端端的短文是一口氣寫下去的。這一段《隨想》則寫得很吃力，還刪改了三次。為什麼會這樣困難？我找出一個原因：我把自己同端端混在了一起，我寫端端，卻想到自己。我的書櫥裡有二三十冊筆記本或者更多一些，都是「文革」期間給造反派抄走後來落實政策又退了回來的。本子上記錄著「老師們」的「講課」，全是我的字跡。在那段漫長的時間裡我經常像小學生那樣戰戰兢兢地應付沒完沒了的作業，背誦、死記「老師們」的教誨；我強迫自己順著別人的思路想事情，我把一連串的指示當做精飼料一股腦兒吞在肚裡。是的，這全是為我準備、而我消化不了的精飼料。為了討好「老師」，爭取分數，我發奮，我虔誠，埋頭苦學到夜深，只換來連夜的噩夢：到處尋找失去的東西，卻一樣也找不回來。應該說，有一個時候我也是「全家最忙的人」。我也是一個「沒有開竅」的小學生，永遠記不牢「老師們」的教導和批評，花費了那麼多的學習時間，我得到的卻常常是迎頭的傾盆大雨。頭髮在灌輸和責罵中變成了銀絲，拿筆的手指顫抖得不由自己控制，寫作成為懲罰的苦刑，生活好似長期的掙扎。「沒勁！沒勁！」甚至在夢裡我也常常哀求：「放學吧！」我真想做一個逃學的「小學生」。說老實話，我同情端端，我也憐憫過去的自己。

〈三〉

關於端端我還得講幾句公道話。固然在學習方面她有缺點，成績也屬於中等，但正如她自己所說「不能把人看死」，她還是一個「在發展中的」十一歲的小姑娘。她也是要變的。

我妹妹批評我「偏愛」端端，我不否認，生活把我和這孩子拴在一起了。我常常想起狄更斯的《老古玩店》。我和端端都看過根據這小說改編的電視連續劇。老外公和小外孫女的形象常常在我的眼前出現。我摔傷後從醫院回家，生活不能自理，我和孩子的兩張床放在一個房間裡，每天清早她六點起身後就過來給我穿好襪子，輕輕地說聲「再見」，然後一個人走下樓去。晚上她上樓睡覺，總是先給我鋪好床。星期天我比她早起，就叫她過來給我穿好襪子，讓她再上床睡一會，我笑著說：「這是包給你的。」她得意地回答：「我承包下來了。」似乎她為這種沒有報酬的「承包」感到自豪。

她不會想到每天早晨那一聲「再見」讓我的心感到多麼暖和。

五月二十五日

一二九、「尋找理想」

〈一 來信〉

江蘇某縣某鄉中心小學十位同學四月十八日寫信給我：

「敬愛的巴金爺爺：我們是十個小學五年級的學生，平均年齡不到十一週歲，在學校裡都獲得了「三好」或「品學兼優」的獎勵。但是近年來，我們被一些新的現象迷惑了。爸爸媽媽說話三句不離鈔票，社會上常以收入多作為自己的驕傲。有位每月工資是三十多元的老師，當我們問她工資多少時，她臉紅了。我們有位同學數學考了九十四分，她嗚咽起來，原來爸爸答應她，考了九十五分可得五元獎金。許多家長都用金錢、新衣、旅遊來鼓勵我們取得好成績。有些同學在談到將來時，往往把單位好、工資高、獎金多作為自己最好的嚮往。一句話，為金錢工作、為金錢學習，已經成為理所當然的事。這難道就是我們八十年代的少年應該追求的理想嗎？作為三好學生，我們可以攻克學習上的重重難關，但是在這裡，在理想問題上我們成了十隻迷途的羔羊。但是我們不甘沉淪，我們決心探索、尋求，我們十個朋友決定開展一個「尋求理想」的活動。

「巴金爺爺，我們讀過您寫的很多書。現在您已上了年紀，可是我們還常常在報紙上、電視裡看到您在忙碌地工作。我們想您那裡一定有一種神奇的力量，有打開我們心靈窗戶的神秘鑰匙，因此，我們想向您請教。當您伏案寫作的時候，您想的是什麼？您寫了那麼多的書，您追求的是什麼？

「巴金爺爺，我們知道您很忙，您有很重要的工作，您還需要休息，我們實在不願意打攪您，但是我們十分需要您的幫助。十隻迷途的羔羊向您呼救，請您以最快的速度給我們指點。

「祝您長壽。

十個尋找理想的孩子」

寫信人的名字給我刪掉了。

〈二 我的回答〉

「親愛的同學們：你們的信使我感到為難。我是一個有病的老人，最近雖然去北京開過會，可是回到上海就彷彿生了一場大病似的，一點力氣也沒有，講話上氣不接下氣，寫字手指不聽指揮，因此要『以最快的速度』給你們一個回答，我很難辦到。我只能跟在你們背後慢慢地前進，即使遠遠地落在後面，我還可以努力追趕。但要帶著你們朝前飛奔，不是我不願意，而是力不能及了。這就說明我不但並無『神奇的力量』，而且連你們有的那種朝氣我也沒有，更不用說什麼『神秘鑰匙』了。

「不過我看你們也不必這樣急，『尋求理想』不是一天兩天的事。理想是存在的。可是有的人追求了一生只得到幻滅；有的人找到了它一直堅持到生命的最後一息。各人有各人的目標，對理想當然也有不同的理解。我聽廣播、看報紙，彷彿人們隨時隨地都在談論『理想』，彷彿理想在前面等待人，只要你一伸手就可以把它抓住。那麼你們為什麼還那樣著急地向我『呼救』呢？你們不是都有了理想嗎？你們在『向錢看』的社會風氣中感覺到窒息，不正是說明你們的理想起了作用嗎？我不能不問，你們是不是感到了孤獨，因此才把自己比做『迷途的羔羊』？可是照我看，你們並沒有『迷途』，『迷途』的倒是你們四周的一些人。

「我常常想，我們生活在其中的社會有時會是十分古怪，叫人難以理解。人們喜歡說，形勢大好，我也這樣說過。這種說法不是沒有道理，我也有自己的經驗：根據我耳聞目睹，捨身救人、一心為公的英雄事跡和一人有難、八方支援的好人好事，每天都在遠近發生。從好的方面看，當然一切都好；但要是專找不好的方面看，人就覺得好像被壞的東西包圍了。儘管形勢大好，總是困難很多；儘管遍地理想，偏偏有人惟利是圖。你們說這是『新的現象』，我看風並不是一天兩天刮起來的。面對著這種現象，有人毫不在乎，他們說這是支流，支流敵不過主流，正如邪不勝正。即使出現這樣的情況，譬如說鈔票變成了發光的『明珠』，大家追求一個目標：發財，人人爭當『能賺會花』的英雄；又譬如說從喜歡空話、愛聽假話，發展到販賣假藥、推銷劣貨，發展到以權謀私、見利忘義……也不要緊，因為邪不勝正。還有人說：『你不要看風越刮越厲害，不久就會過去的。我們有定風珠嘛！』同他們交談，我也感到放心，我也是相信邪不勝正的人，我始終樂觀。

「同學們，請原諒，我不是在這裡講空話。束手等待是盼不到美好的明天的。我說邪不勝正，因為在任何社會裡都存在著是與非、光明與陰暗的鬥爭。最後的勝利當然屬於正義、屬於光明。但是在某一個時期甚至在較長的一段時期，是也會敗於非，光明也會被陰暗掩蓋，支流也會超過主流，在這裡鬥爭雙方力量的強弱會起大的作用。在這一場理想與金錢的鬥爭中我們決不是旁觀者，鬥爭的勝敗關係到我們每個人的命運。我們是這個社會的成員，是這個國家的公民，要是我們大家不獻出自己的汗水和才智，那麼社會的發展和國家的騰飛，也不過是一句空話。我常常想為什麼宣傳了幾十年的崇高理想和大好形勢，卻無法防止黃金瘟疫的傳播？為什麼用理想教育人們幾十年，那麼多的課本，那麼多的學習資料，那麼多的報刊，那麼多的文章！到今天年輕的學生還彷徨無主、四處尋求呢？

「小朋友們，不瞞你們說，對著眼前五光十色的景象，就連我有時也感到迷惑不解了。我要問，理想究竟是什麼？難道它是虛無縹緲的東西？難道它是沒有具體內容的空話？這幾十年來我們哪一天中斷過關於理想的宣傳？那麼傳播黃金疫的病毒究竟來自何處、哪方？今天到處在揭發有人販賣霉爛的食品，推銷冒牌的假貨，辦無聊小報，印盜版書，做各種空頭生意，為了帶頭致富，不惜損公肥私、禍國害人。這些人，他們也談理想，也講豪言壯語，他們說一套，做另外一套。對他們，理想不過是招牌、是裝飾、是工具。他們口裡越是講得天花亂墜，做的事情越是見不得人。『向前看』一下子就變為『向錢看』，定風珠也會變成風信雞。在所謂『不正之風』刮得最厲害、是非難分、真假難辨的時候，我也曾幾次疑惑地問自己：理想究竟在什麼地方？它是不是已經被狂風巨浪吹打得無蹤無影？我彷彿看見支流壓倒了主流，它氣勢洶洶地滾滾向前。然而即使在這個時候我也沒有理由灰心絕望，因為理想明明還在我前面閃光。

「理想，是的，我又看見了理想。我指的不是化妝品，不是空談，也不是掛在人們嘴上的口頭禪。理想是那麼鮮明，看得見，而且同我們血肉相連。它是海洋，我好比一小滴水；它是大山，我不過是一粒泥沙。不管我多麼渺小，從它那裡我可以汲取無窮無盡的力量。拜金主義的『洪流』不論如何氾濫，如何衝擊，始終毀滅不了我的理想。問題在於我們一定要頂得住。我們要為自己的理想獻身。

「我在二十年代寫作生活的初期就說過：『把個人的生命聯繫在群體的生命上面，在人類繁榮的時候，我們只看見生命的連續，哪裡還有個人的滅亡？』在三十年代中我又說：『我們每個人都有更多的同情，更多的愛，更多的歡樂，更多的眼淚；比我們維持自己的生存所需要的多得多，我們必須把它們分給別人，不這樣做，我們就會感到內部乾枯。』你們問我伏案寫作的時候想的是什麼？我追求什麼？我可以坦率地回答：我想的就是上面那些話。我追求集體的幸福和繁榮。

「五十幾年來我走了很多的彎路，我寫過不少錯誤的文章，我浪費了多少寶貴的光陰，我經常感受到『內部乾枯』的折磨。但是理想從未在我的眼前隱去，它有時離我很遠，有時彷彿近在身邊；有時我以為自己抓住了它，有時又覺得兩手空空。有時我竭盡全力，向它奔去，有時我停止追求，失去一切。但任何時候在我的前面或遠或近，或明或暗，總有一道亮光。不管它是一團火，一盞燈，只要我一心向前，它會永遠給我指路。我的工作時間剩下不多，我拿著筆已經不能揮動自如了。我常常談老談死，雖然只是一篇短短的『隨想』，字裡行間也流露出我對人生無限的留戀。我不需要從生活裡撈取什麼，也不想用空話打扮自己，趁現在還能夠勉強動筆，我再一次向讀者，向你們掏出我的心：光輝的理想像明淨的水一樣洗去我心靈上的塵垢，我的心裡又燃起了熱愛生活、熱愛光明的火。火不滅，我也不會感到『內部乾枯』……

「親愛的同學們，我多麼羨慕你們。青春是無限的美麗，青年是人類的希望，也是我們祖國和人民的希望，這樣一個信念，貫串著我的全部作品。理想就在你們面前，未來屬於你們。千萬要珍惜你們寶貴的時間。只要你們把個人的命運同集體的命運連在一起，把人民和國家的位置放在個人之上，你們就永遠不會『迷途』。理想不拋棄苦心追求的人，只要不停止追求，你們會沐浴在理想的光輝之中。不用害怕，不要看輕自己，你們決不是孤獨的！昂起頭來，風再大，浪再高，只要你們站得穩，頂得住，就不會給黃金潮衝倒。

「這就是一個八十一歲老人的來遲了的回答。」

六月二十五日

一三○、「從心所欲」

〈一〉

我總算闖過了八十的大關。人生八十並不是容易的事。未到八十的時候我常常想，過了八十總可以「從心所欲」吧。照我的解釋，「從心所欲」也不過是做一兩件自己想做的事，或者退一步說不再做自己不想做的事，對一個老人來說，這樣的願望大概不會是過分的要求吧。

可是連這個願望也實現不了。人不斷地找上門來，有熟人，也有陌生的讀者，他們為了接連出現的各種「紅白喜事」拉我去充當吹鼓手；他們要我給各式各樣的報紙、書刊題辭、題字，求我擔任這樣那樣的名譽職務。我曾經多次解釋：作家應當通過作品跟讀者見面，不能脫離創作對讀者指手畫腳。我又說自己沒有權利教訓讀者，也不敢命令別人照我的話辦事。我從小不練書法，長大又不用功，我寫字連自己也看不順眼，說是「鬼畫桃符」。要我題字，無非讓我當眾出醜，這是我不願意做的事。有些人卻偏偏逼著我做，我再三推辭，可是我的話不起作用。人家已經給我做了結論：我不過是一個只有名字的空殼，除了拿名字騙人或者嚇唬人外，再無別的用處。找上門來求這求那的客人認定：「這個空殼」行將入土，你不利用，就白白喪失最後的機會，所以總要揪住我不放。我呢，只好向他們哀求：「還是讓我老老實實再寫兩篇文章吧。」倘使只是為了名字而活下去，那真沒有意思，我實在不想這樣地過日子。可是哀求、推辭、躲避有時也沒有用，我還是不得不讓步，這裡掛一個名，那裡應付一下。有人笑我「不甘寂寞」，他卻不知道我正因為太不寂寞感到苦惱。有人怪我「管事太多」，其實除了寫《隨想錄》，我什麼事都沒有管，而且也不會管。

當然我也不甘心任人擺佈。我雖然又老又病，缺乏戰鬥意志，但還能獨立思考，為什麼不利用失敗的經驗保護自己？付了學費嘛，總要學到一點東西。過了八十，為什麼還要唯唯諾諾，討好別人，看人臉色，委屈自己？既然不能「從心所欲」，不妨帶著微笑閉戶養神。這是我的「持久戰」。我就是這樣地爭取到一點時間來寫《隨想錄》的，我還想寫一點別的東西，有時候真是想得如饑似渴。究竟為著什麼？我自己分析，眼睛一閉一切都完了，我還有什麼可以留戀的？有！那就是我的祖國，我的同胞，真想把心掏出來給他們。

我活了這麼幾十年，並不是白吃乾飯，我寫了那麼一大堆書，不管好壞，究竟把我的見聞和感受寫出多少，自己也說不清。既然別人給我做了「結論」，為什麼我自己不也來一個總結？我大概再沒有機會參加批鬥會了，沒有人逼著我寫檢查，我自己也不會再寫它。本來一筆糊塗賬嘛，扔掉、忘掉，就算完事，這最痛快。可是想到將來會出現的評論、批判、研究、考察以及種種流言蜚語，我再也不能沉默。說實話，我前兩天還在做可怕的怪夢，幾張凶神惡煞的面孔最近常常在我眼前「徘徊」。我知道當時有一些人變成猛獸，後來又還原為「人」，而且以革命者的姿態出現。這可能是好事。但在我的怪夢裡那些還原為人的「人」在「不正之風」越刮越厲害的時候卻又變成了猛獸。我們當然不能相信夢境。不過回憶過去，把一些經驗寫下去，即使做了一個不像樣的總結，對後人也不會沒有用處。我牢牢記住這樣一句名言：「人啊，你們要警惕！」

我正是為了這個才活下去、寫下去的。

〈二〉

我想起另一件事情。去年十月我在香港接受了中文大學授予的榮譽學位，典禮後幾天在當地一家日報上我讀到一篇「寫真話」的文章。作者對中文大學對我的「贊詞」有不同的意見，他引用我自己的話來批判我，挖苦我，證明我並不「堅強」，證明我沒有「道德勇氣」。這些話聽起來並不悅耳，特別是在長篇贊詞之後，它們好像當頭一盆雪水使我感到很不舒服，但是一陣不舒服之後，我卻覺得一度發熱的頭腦清醒多了。這文章裡講的正是我永遠忘不了的一些「文革」中的事情。本來我就這樣想：過去是抹煞不了的，未來卻可以由我們塑造。不堅強可以變為「堅強」，沒有「勇氣」的人也會找到「勇氣」。總之，事在人為。我欠了債並不想賴掉，有債就還，還清了債豈不很輕鬆！我提倡講真話，爭取講真話，正是為了有錯就認、認了就改，也是為了有病就治、治了就好。不錯，世界上也有所謂「一貫正確」的人，他們生了瘡還說是身上開花，要人家講好話。我不會向他們學習。這些年我的慘痛的教訓實在太多了。在牛棚裡那些漫長的日子，總覺得有人把我的心放在油鍋裡反覆熬煎。我想起小時候我父親去世家中設靈堂請和尚誦經的情景。我彷彿又看見大廳上十殿閻羅的掛圖。根據過去民間傳說，人死後要給帶去十座閻羅殿過堂、受審，甚至要走「奈何橋」、上刀山、下油鍋接受種種殘酷刑罰。

亡靈還要在這些地方重複自己一生的經歷，不是為了「重溫舊夢」，而是經受一次嚴格的審查，弄清是非、結束恩怨，然後喝「迷魂湯」忘記一切，從「轉輪殿」出去，重新做人。我相信過這一套鬼話。不過，時間很短，閻羅圖是和尚從廟裡帶來的，它們給收起以後我也就忘記了。不知道因為什麼，過了五十年我又想起了它們。而且這一次和從前不同，我不得不把自己擺了進去，從我進「牛棚」開始，領導也好，「革命群眾」也好，我自己也好，整天都把「重新做人」掛在嘴上，他們把我變成了「牛」，把所有和我類似的人都變成了「牛」，現在需要他們來執行閻王的職務，執行牛頭馬面的職務了。

十年浩劫中的頭幾年特別可怕，我真像一個遊魂給帶去見十殿閻王，過去的經歷一樁樁一件件全給揭發出來，讓我在油鍋裡接受審查、脫胎換骨。十幅閻羅殿過堂受審的圖畫陰風慘慘、鮮血淋淋，我不知道自己是人是鬼，是獸是魂，是在陰司還是在地獄。當時蕭珊尚在人世，每天我睜開眼睛聽見她的聲音，就喚她的名字，我說：「日子難過啊！」倘使要我講出自己的真實思想，那就是：沒有希望，沒有前途。我忍受不了閻羅殿長時期的折磨。我不曾走上絕路，只是因為我不願意同蕭珊分別。除了我對蕭珊的那份感情外，我的一切都讓「個人崇拜」搾取光了，那些年中間我哪裡還有信心和理想？哪裡還有什麼「道德勇氣」？一紙「勒令」就使我甘心變牛，哪裡有這樣的「堅強戰士」？說謊沒有用，人無法改變自己的本來面目，我也一樣，我不想在自己臉上搽粉，也用不著給它抹黑。「罵自己不臉紅」，並非可恥的事，問題在於我是不是在講真話。

然而那是非不分、人鬼難辨的十年終於過去了，在血和火的浩劫中我的每一根骨頭都給扔在滾滾油鍋裡煎了千百遍，我的確沒有「倒下去」，而且也不會倒下去了，這一點「信心」我倒是有的。我並不諱言我多次給「造反派」揪到台上表演過「坐噴氣式飛機」、低頭認罪的種種醜劇。還有一次我和一些老年作家跪在作協分會大廳裡地板上接受進駐機關的所謂「狂妄分子」、「革命」學生的批判，朋友西彥的牙齒就在這個下午給打掉了兩顆。當時的情景還是那麼鮮明，好像就發生在昨天一樣，我並不曾臉紅，也不覺得可恥。我只想：這奇恥大辱大概就是對我那些年的「個人崇拜」的一種懲罰或者一種酬勞吧。我給剝奪了做「人」的權利，這是自作自受，我無話可說。但是從此我就在想一個問題：不能讓這奇恥大辱再落到我的身上。今天我也還沒有忘記這個問題。究竟我有沒有「勇氣」，是不是「堅強」，要看我有沒有「不讓『文革』的悲劇再發生」的決心。我決不會再跪在地板上接受批判了。我想把那篇所謂《寫真話》的文章當做鏡子照照自己，可是我什麼也看不清楚。作者把在「文革」中受盡屈辱、迫害的人，和在「個人迷信」大騙局中受騙的人作為攻擊和批判的對象，像隔岸觀火似的對自己國家、民族的大悲劇毫不關心，他即使沒有進過「牛棚」、沒有坐過「噴氣式」，也不是什麼光彩的事。他的文章不過是向下一代人勾畫出自己的嘴臉罷了。

七月十四日

一三一、賣真貨

〈一〉

偶爾翻閱近幾年出版的《隨想錄》，原來我寫過五篇提倡講真話的文章。可能有人認為我講得太多了，為什麼老是揪住真話不放呢？其實，誰都明白，我開的支票至今沒有兌現。

我編印了一本《真話集》，只能說我扯起了真話的大旗，並不是我已經講了真話，而且一直在講真話。這幾年我生病，講話、寫文章不多，要是給自己算一筆賬，收穫當然更少。經過這些年的實踐，我懂得講真話並不容易，而弄清楚真、假之分更加困難。

此外，我還忽略了講話和聽話的密切關係。人們習慣於聽好聽的話，也習慣於講別人愛聽的話。不少的人善於看別人的臉色講話：你喜歡聽什麼，他就給你講什麼，包你滿意。更多的人聽到不「滿意」的話馬上板起面孔。對他們，話並無真假之分，只有「入耳」與「不入耳」之別。他們說話，總是出口成章，滔滔不絕，說過就忘記，別人要是提起，自己也不會承認。在他們，講話不過是一種裝飾，一種遊戲，一種消遣，或者一種手段。總之不論講話聽話，都只是為了滿足一時的需要，所以他們常常今天講一套話，明天又講另一套，變化無窮，簡直叫人沒法跟上。他們永遠正確，而你卻只好不斷承認錯誤，有時認了錯就算完事，有時你轉不過彎，或者黑字留在白紙上，你不能不認賬，就會叫你背一輩子的黑鍋。即使你完全販賣別人的話，並未走樣，原來講話的人也可以打你的棍子，給你戴帽子，因為他們的級別高，你的級別低，或者他們是官，你是民，同樣的話由他們講就正確，你講出來會犯錯誤。有時需要一個靶子，你也會給拋出來，揪出來，即使你只講了三言兩語。

以上的話並不新鮮，現在說來，好像在替自己推卸責任，說明我開出的支票不兌現，情有可原。其實真有這個意思。前一個時候不是有人笑我沒有「道德勇氣」嗎？幾年前我開始叫嚷「講真話」，接連發表《隨想錄》的時候，有人以為我放暗箭傷人，有人疑心我在罵他，總之，不大滿意。我吞吞吐吐，講得含糊不清，便於他們爭取對號入座，因為我雖然寫作多年，「駕馭文字的功夫」至今還「很低下」，無法使某些讀者明白我作文的本意：我的箭垛首先是自己；我揪出來示眾的也首先是自己。這裡用了「首先」二字也有原因，自己解決之後才有可能想到別人，對自己要求應當比對別人更嚴格。但是我自己要過關就十分困難。前不久我寫過一篇「再認識」托爾斯泰的文章，有人說我替托爾斯泰「辯護」。偉大的作家並不需要我這樣的「辯護」。我只是從那些潑向老人的污泥濁水，看出《戰爭與和平》的作者後半生所走的那麼艱難的道路。他給後人樹立了一個榜樣。他要講真話，照自己說的做，卻引起那麼多的糾紛，招來那麼大的痛苦，最後不得不離家出走，病死在路上，他始終沒有能做到自己想做的事，但是他交出了生命，再也不怕誰把別人的意志強加給他了。寫完「再認識」的文章，我才明白：講真話需要多麼高昂的代價，要有獻身的精神，要有放棄一切的決心。這精神，這決心，試問我自己有沒有？我講不了真話，就不如索性閉口！

〈二〉

聽別人講真話也是好事。

好些年來我養成了一種習慣：沉默地觀察人。我聽人講話，常常看他的動作，揣摩他的心思，回憶他以前講過的話，再把它們同他現在講的連起來，我便得出了結論：假話多於真話。老實說，從人們的嘴裡，從電台的播音，從報刊的報導，從到處的廣告，還有，還有……我一直在懷疑究竟有多少真話！不知是不是我的腦子有毛病，根據我的經驗，越是好聽的話，越是漂亮的話，越不可信，所以話講得越漂亮，就越是需要有事實來作證，即使只是一些普通的事情。

於是我又回到了自己身上，觀察了別人以後應當解剖自己。我這一生講過太多的話，有些連自己也早已忘記，但可能別人還記在心上，圖書館裡也還留存著印在書刊上面的字句。它們是真是假，固然別人可以判斷，但自己總不能不做個交代吧。我經常想起它們，彷彿在查一筆一筆的舊賬。這不是愉快的事。午夜夢迴我在木板床上翻來覆去，往往為一件事情或幾句假話弄得汗流浹背。我看所謂良心的責備的確是最痛苦的，即使別人忘記了你，不算舊賬，你躲在一邊隱姓埋名，隔岸觀火，也無法得到安寧。首先你得不到自己的寬恕。

人不能用假話欺騙自己。即使臉皮再厚的人，假話說多了也要紅臉。在十年「文革」期間我確實見過一些人大言不慚地顛倒是非、指鹿為馬，後來他們又把那些話賴得乾乾淨淨，在人前也不臉紅。但甚至這種人，他們背著人的時候，在沒有燈光什麼也看不見的時候，想起過去的事，知道自己說了謊騙了人，他們是不是也會受到良心的譴責？是不是也會紅臉？我常常想這個問題，卻始終想不出什麼道理來。近二三十年中發生了數不清的「冤假錯案」，那許多辦案的人難道對蒙冤者就毫無歉意，一點也不感到良心的譴責？據說還有不少人斤斤計較地堅持要給受害人身上留一點尾巴。「怎麼可能呢？」我常常向熟人發出這樣的疑問。朋友們笑笑或者嘆口氣說：「這種事情太多了。」的確有這樣一種人，他們不但說了假話，而且企圖使所有那些假話都變成真理。我自己就花費過許多寶貴的時間去學習那些由假變真的東西。而且我當時總相信我是在擁抱真理。我還以為火在心裡燃燒。一覺醒來才發現是許多毒蛇在噬自己的心。一陣煙，一陣霧，真理不知消失在什麼地方。我自己倒變做了一個販賣假藥的人。賣過些什麼假藥，又賣了給什麼人，我一筆一筆地記在賬本上，又好像一刀一劃地刻在自己心上，刀痕時時在作痛，即使痛得不厲害，有時也會妨礙我平穩地睡眠。一連幾年我到處求醫，想治好這個心病，才寫了那麼幾篇關於真話的文章，我也不過乾嚷了幾聲。

〈三〉

幾年過去了，我的確只是乾嚷了幾聲。

可是我得到什麼樣的回答呢？

仍然是報刊的報導，電台的播音，它們告訴人們：

這裡在製造假酒，那裡在推銷假藥；這個商店發賣致病的點心，那個企業製造冒牌的劣貨……可怕的不再是講好聽的話騙人，而是賣有毒的食品騙錢。不小心，我們每個人都會中毒受害。為了保全大家的性命，應當要求：賣真貨。

單單講真話已經不夠了，太不夠了。

一九八五年八月

一三二、再說知識分子

〈一〉

近年來到處都在議論「知識分子」，好像人們意外地發現了什麼新奇的東西似的。不少人替知識分子講好話，也有人對他們仍然不滿。但總的說來，過去所謂的「臭老九」似乎一下子又吃香了。總之，一片「尊重知識」聲。不過向來瞧不起知識分子的人多數還是堅持己見，「翹尾巴」論就是從他們嘴裡嚷出來的。「知識分子政策」到今天還不能完全「落實」，也就是由於這類人從中作梗。他們說：「為什麼要這樣尊重知識分子？我想不通。」但我看道理也很簡單，「要使用知識分子嘛」。我要你替我賣命，就得對你客氣點，做個笑臉，說兩句好話，讓你心甘情願，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不是有好些先進的知識分子、優秀的科學家在困難條件下辛勤工作，患了病不休息，反而加倍努力，寧願早日獻出生命，成為我們大家學習的榜樣嗎？這樣的知識分子在別的國家中也很少見，你要他們出力賣命，為什麼不該尊重他們？但是「翹尾巴」論者卻又有不同的看法：「要他們賣命還不容易！拿根鞭子在背後抽嘛！」「四人幫」就是這樣做過的。結果呢，肯賣命的人都給折磨死了。不要知識，不要科學，大家只好在苦中作樂，以窮為光榮。自己不懂，也不讓別人懂，指手畫腳，亂發指示，堅持外行領導內行，無非要大家都變成外行。威風凜凜，殺氣騰騰，整了別人，也整到自己。這樣一來，知識真的成了罪惡。運動一個接著一個，矛頭都是對準知識分子。「文革」期間批鬥難熬，我感到前途茫茫的時候，也曾多次想起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清朝皇帝的文字大獄，希特勒「元首」的個人迷信等等，等等……這不都是拿知識分子做槍靶子嗎？那些人就是害怕知識分子的這一點點「知識」，擔心他們不聽話，惟恐他們興妖作怪，總是挖空心思對付他們，而且一代比一代厲害。奇怪的是到了我的身上，我還把知識當做草原上的草一樣想用野火燒盡它們。人們這樣說，我也這樣相信，哪怕只有那麼一點點「知識」，我也必須把屬於知識分子的這些「毒草」燒盡鏟絕，才能得到改造，做一個有用的人。幾十年中間，我的時間和精力完全消耗在血和火的考驗上，最後差一點死在「四人幫」的毒手上。當時我真願意早一天脫胎換骨，完成改造的大業，摘去知識分子的小帽。我本來「知識」有限，一身瘦骨在一次又一次的運動大油鍋裡熬來熬去，什麼「知識」都熬光了，可是卻給我換上一頂「反革命」的大帽，讓我做了整整十年的「人下人」、任人隨意打罵的「人下人」。罪名仍然是：我有那麼一點點「知識」。

我還在癡心妄想通過苦行改造自己，我還在等待從一個大運動中受到「洗心革面」的再教育。我有時甚至希望做一個不會醒來的大夢。但是我終於明白，把那麼一大段時間花費在戴帽、摘帽上面，實在是很可悲的事情。光陰似箭，我繞了數不清的大彎，然後又好像回到了原處。可是我也用不著再為這頂知識分子的帽子麻煩了。我就只有在油鍋裡熬剩下來的那一點點油渣，你用鞭子抽也好，開會批判也好，用大道理指引也好，用好聽的話鼓勵也好，我總要交出它們，我總要走完我的路。我生長在中國，我的一切都屬於中國人民。為自己，這樣生活下去，我已經心安理得了。

〈二〉

我長期生活在知識分子中間，我寫過不少作品替知識分子講話，為他們鳴冤叫屈，寫他們的艱苦生活，寫他們的善良心靈，寫他們的悲慘命運。我不是寫一本書，寫一篇文章，我寫了幾十年，我寫「斯文掃地」的社會，在其中知識分子受罪，知識受到踐踏，金錢是唯一發光的寶物。在那個社會裡，「秦始皇」、「清朝皇帝」、「希特勒」一類的鬼魂經常出現，知識分子是給踏在他們腳下的賤民。誰不曾膽戰心驚地度過那些漫長的、可怕的「寒夜」！黑暗過去，新中國成立，知識分子用多麼歡快的心情迎接燦爛的黎明，這是可以想像得到的。新的生活開始了。三十幾年來他們的歡樂和愁苦也是有目共睹的。大家都知道現在有了好的政策，更盼望認真落實，痛痛快快，不打折扣，也不拖泥帶水，更不必留下什麼尾巴，不讓人有使用鞭子的機會。拿鞭子抽人不是新社會的現象，我們的社會也不會有甘願挨打的「人下人」了。

知識分子也是新中國的公民，把他們當做平等的公民看待，這才是公平合理。國家屬於全體公民，有知識或者沒有知識，同樣有一份義務和一份權利，誰也不能把別人當做待價而沽的貨物，誰也不是命運給捏在別人手裡的奴隸。我讀過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我也讀過《湯姆叔叔的小屋》。倘使有人把某一個時期我們知識分子的生活如實地寫出來，一定會引起無數讀者同情的眼淚，喚起他們憤怒的抗議吧。但是這樣的時期早已一去不復返了。根據知識劃分公民的等級，並不是聰明的事。用恩賜的優惠待遇也收買不了人心。我們說肝膽相照，應該是互相尊重，平等相待。我為你創造並保證工作和生活的條件，你毫無保留地獻出自己的聰明才智，都是為了我們的國家和人民，大家同樣地心情舒暢，什麼事都好辦了。誰也用不著再為香臭的問題操心了。

九月十日，病中。

一三三、再說「創作自由」

三個多月沒有寫「隨想」，原因仍然是寫字困難，雜事不少，既無精力，又無時間。幾位老朋友看見我這麼久不發表文章，以為我要擱筆，擔心我心上那點餘燼已經冷卻。有一位在晚報社工作的朋友來信問我是不是「找不到題目」。他的用意我很理解，倘使要我說真話，那麼根據我目前的健康情況，我似乎應當「擱筆」了。我從來不「找題目」做文章，只是有話才說，但我也有避開擺在面前的題目不聲不響的時候。因為有病，經常心煩意亂、思想不易集中，抓住題目講不清楚，不如不寫，沉默對養病的確有好處。不過為了報答朋友們的關心，表示火種猶在，我又帶病執筆，無論如何我總要完成一百五十篇「隨想」的計劃。

前些時候大家興奮地談論「創作自由」，確實熱鬧了一陣子。大半年過去了，現在人們又在議論怎樣加強作家的社會責任感。可能還要談一年半載吧。能夠談出一個名堂來，倒也是好事。免得像小道消息傳播的那樣，一提到「創作自由」，有人就想起這一段時期發生的大大小小的壞事，擔心又出現了什麼「自由化」的問題。有位朋友開玩笑說，「創作自由」好像一把懸掛在達摩克利斯頭上的寶劍，你想著它拿起筆就有千萬斤重。我勸他不必提心吊膽，我說：「不會有人打小板子了。」我從小看慣了大老爺升堂打大、小板子，因此在我的腦子裡小板子比外國的寶劍更具體，更可怕。

我這一生和「創作」的關係不能說不密切。根據幾十年的經驗，我寫任何作品，譬如我在巴黎拉丁區外國窮學生住的公寓小房間裡寫頭一本小說《滅亡》，或者在貴陽和北碚的小客棧中寫《憩園》，或者在重慶和上海兩地斷斷續續地寫《寒夜》，並沒有人來看我如何下筆，或者指導我怎樣寫作，我自己也從未想到我有沒有這樣或那樣寫下去的權利或自由。我只顧照自己的想法寫下去，寫了又改，改了又寫。我就這樣寫出了一部又一部的作品，其中有好有壞，我把它們全交給讀者去評判。讀者願意花錢買我的書，我才能夠靠稿費生活下去。我通過長期的創作實踐，懂得一些寫作的甘苦，可是我並沒有花費時間考慮過「創作自由」。「創作自由」就在我的腦子裡，我用不著乞求別人的恩賜，也不怕有人將它奪走（後來我在自己的腦子裡設置了不少框框條條，到處堆放石子，弄得舉步艱難，那又當別論了）。我下筆之前從來不曾想好完整的、不會變更的小說情節，我是邊寫邊想的，因此我沒有對任何人講過我的寫作計劃（腹稿），也沒有人告訴過我應當寫什麼或者不寫什麼。我始終相信那一句老話：生活是創作的唯一的源泉，我寫我熟悉的生活。我執筆的時候從來不問自己：為什麼寫作？我活著總是希望對我生活在其中的社會有所作為，有所貢獻，換句話說就是要盡我作為一個公民的責任，我不能「白吃乾飯」，而且別人也不讓我「白吃乾飯」。這就是所謂的社會責任感吧，不過這責任是我自己感覺到的，並不是別人強迫地放在我肩頭的。作家要是不能完成自己的職責，他的作品對社會起不了好的作用，讀者就會拋棄他。那才是可悲的事情。

總之，自由也罷，責任感也罷，問題還得在創作實踐中解決。我一生不曾遇到「創作自由」的問題（除去「文革」的十年，那個時期我連做人的「自由」也給剝奪了），但是在舊社會中因為沒有「發表自由」和「出版自由」，雖然也曾絞盡腦汁想方設法保護自己，我卻吃了不少苦頭。一九三三年我的小說《萌芽》被國民黨政府查禁，第二年當時在上海的圖書雜誌審查會又不讓我的中篇《電》在《文學》雜誌上發表。但是這些不成熟的作品並不曾因此消亡，它們還留在人間。當然它們終於會消失，因為讀者需要新的作品。

有人說作家是「靈魂的工程師」，未免把我們抬得太高了。一個作家、一部作品能夠起多大的作用？一部作品給送到讀者的手中，總要經過社會教育、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三道關口。而且任何書刊都不會自己走到讀者面前，它們必須經過出版機構和發行機構的挑選，發行機構不訂購，作品就見不了天日，哪裡談得到產生影響？！作家並不是高高在上，像捏面人似的把讀者的靈魂隨意捏來捏去。他也不是俄羅斯作家筆下的末等文官，在上司面前唯唯諾諾，低頭哈腰。我當了幾十年的作家，我看不如說作家是一種職業，他的筆是工具，他的作品是產品。作家用作品為讀者服務，他至少不應該販賣假貨、販賣劣貨。要是讀者不需要他的作品，他就無法存在。作家並無呼風喚雨、點石成金的法術，單靠作家的一枝筆，不會促成國家的繁榮富強，文學事業的發展離不開物質文明的建設。我們有句古話：「衣食足，而後禮義興」。崇高的理想不會脫離現實世界而存在。責任再重大，也得有個界限。坐在達摩克利斯的寶劍底下，或者看見有人在旁邊高舉小板子，膽戰心驚地度日如年，這樣是產生不了偉大的作品的。

前一個時期人們談到文學的黃金時代，我也講過幾句。其實關於「黃金時代」，關於「我們文學的春天」，我在作家們的集會上已經談過多次了。我不是預言家，我的「豪言壯語」不過是我個人長期的願望。有人問我這個黃金時代什麼時候到來。我只能說：等待了三十幾年，今天我終於明白黃金時代決不會自己向人們走來，它等著作家們去迎接它，擁抱它。要迎來一個文學的黃金時代，必須付出高昂的代價，其中包含著作家們的辛勤勞動。空談起不了多大的作用，即使開一百次會，人人表態，也解決不了問題。還是多創造條件鼓勵作家們勤奮地寫作，讓大家團結起來，腳踏實地在創作實踐上比個高低吧。

十二月二十五日，病中。

一三四、《全集》自序

我是一個充滿矛盾的人。四年前編選《十卷本選集》的時候，我在《後記》裡寫著「我不會讓《文集》再版」【註一】。去年出版社找我商談編印《全集》的事，我幾次沒有同意，可是終於給朋友樹基【註二】說服了。無怪乎我的女兒小林向我提出質問：「你連十四卷《文集》都不肯重印，怎麼又答應編印《全集》？」她問得有理。答應出版全集，我的確感到壓力，感覺到精神上的負擔。我多麼願意讓我的全部作品化為灰燼，化做塵土，讓我的名字在人間消失，被讀者忘記。這樣，我最後閉上眼睛或者會感到一點輕鬆。寫作五六十年，我欠了讀者太多的債。現在即使躺在病床上，我仍然擔心我的文章對讀者會不會有幫助，會不會有啟發。我真不願意它們給讀者帶來精神上的傷害！因此我寧願讓它們同我一起消亡。這大概就是所謂社會責任感吧。

【註一】《巴金文集》在文革期間被稱為十四卷「邪書」，作為「大毒草」受到多次批判。

【註二】樹基：即王仰晨。

但是有一件事卻不能由我自己說了算。任何一部作品發表以後就不再屬於作家個人。它繼續存在，或者它消滅，要看它的社會效益，要根據讀者的需要和判斷來決定。所謂不屬於個人，並非說它就是「社會財富」，只是因為它已經產生了社會影響，好的或者壞的影響，作者便不能推卸責任，譬如欠債要還。編印《全集》，不過是給我五六十年的創作實踐做一個總結，算一算我究竟欠下多少債，我自己心中有數，才可以安心地放下這枝已經變得有千斤般重的筆。

現在是結算的時候了。我有一種在法庭受審的感覺。我不想替自己辯護，我也不敢對自己提出嚴格的要求，害怕自己經受不住考驗。但我認為作家對自己的要求一定要嚴格。我不尋求桂冠，也不追求榮譽。我寫作一生，只想摒棄一切謊言，做到言行一致。可是一直到今天我還不曾達到這個目標，我還不是一個言行一致的人。可悲的是，我越是覺得應當對自己要求嚴格，越是明白做到這個有多大的困難。讀者在這《全集》裡可能發現我的文章前後矛盾，常常跟自己打架——往好的方面解釋，我在不斷地追求；朝壞的方面說，那就是我太軟弱，缺乏毅力，說得到卻做不到。

我將用《全集》來檢查自己，解剖自己。讀者也可以用《全集》對照我的言行來判斷我究竟是什麼樣的人。樹基是我的老友，他比較瞭解我，熟悉我的寫作的道路，我是四十年代在桂林認識他的。把編印的工作交給他，我放心。雖然來日無多，精力有限，我還是願意充當他的助手，做好這個工作。《全集》出「全」，可能要花費幾年的工夫，而且對《全集》的「全」字我們可能還有不同的看法，不要緊！我只希望它成為一面大鏡子，真實地、全面地反映出我的整個面目，整個內心。

新年前我接到不少朋友寄來的賀年片，祝我「健康長壽」。我慚愧我不能用筆表達出我的感激之情，我抱歉我不一定能滿足他們好心的祝願，但是我仍然要盡最大的努力朝著我一生追求的目標前進。

不能用筆表達的，還可以用行為寫出來，我這樣地相信。

一九八六年一月十日

一三五、四談騙子

一九七九年九月到一九八一年一月，不過一年半的時間裡我寫了三篇談小騙子的隨想。有人怪我多事，他們說在我們這個十億人口的大國裡出現幾個小騙子，不值得大驚小怪，何必讓大家知道，丟自己的臉。還有少數幾個受了騙的人想起自己在這出醜戲中的精采表演，不由得惱羞成怒，忘記自己是受害者，反倒認為別人揭露騙子就是揭露他們，就是跟他們過不去。更奇怪的是當時不少人都有這樣一種主張：家醜不可外揚，最好還是讓大家相信我們這個社會裡並沒有騙子。所以連揭露騙子的話劇也演不下去了。

我也就沒有再寫談騙子的文章。

今天是一九八六年一月中旬，整整過去了五年。是不是騙子們就「自行消亡」了呢？沒有。這一段時間裡，我雖然又老又病，不能出門上街，可是我也聽到這樣那樣的大道、小道消息，看到或者買過、用過假藥假貨，甚至接觸過一些睜著眼睛說謊、吹牛的人。我不聲不響，反正心中有數，我不想撈到什麼好處，偶爾遇到騙子也不會吃大虧。

我說過，即使在我們這個新社會裡，也會有各種各樣的騙子。騙子的產生有特殊的原因，有土壤、有氣候。他們出現了，生存了，這就說明我們社會還有不少毛病，還有養活騙子的大大小小的污水塘，首先就應當搞好清潔衛生。對付騙子的最好辦法，不是一筆勾銷，否認他們的存在，而是揭露他們，培養大家識別騙子的能力，不讓一個人受騙，必須找到產生他們的原因、土壤和氣候，消滅原因，破壞土壤，改變氣候，不讓騙子在新社會中生存。

騙子並不是神仙，他們也「食人間煙火」；騙子並非一出現就很「成熟」，他們也是逐漸長成的。供給他們各種養料，讓他們迅速成長起來的，就是各樣受騙的人。那些人替騙子們創造活動的條件，提供活動的機會，即使後來明白自己上了當，也要保護騙子過關，表示本人「一貫正確」，或者讓騙子漏網，大事化小，或者讓大家相信新社會萬事大吉，不用杞人憂天。那些人從喜歡聽好話，發展到喜歡聽假話，再發展到喜歡講假話，這樣同騙子們就有了共同的語言，開始把騙子當成了自己人，此其一；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暴發戶變成了人們學習的榜樣，大家挖空心思，帶頭髮財，改善生活，提高消費。於是「向錢看」推動一些人向前飛奔。目標既然是發財，是改善，是提高，手段不妨各式各樣，只要會動腦筋，手腕靈活，能說會道，就會左右逢源，頭銜滿身，買賣越做越大，關係越來越多，這不是走上了大家富裕的「光明大道」？此其二。當然還有其三、其四、其五……但用不著我多說了。

現在不會有人重讀劇本《假如我是真的……》了，否則他會吃驚地發現連騙子的面貌也大大地改變了。他們不再是打著「高幹子弟」假招牌活動的小騙子了。他們也不再用假話為個人謀小利，過舒適的生活。他們是人們眼裡的「財神爺」。他們中間有的行騙九個省市，詐騙金額百多萬元，如上海的黃奎元案；有的涉及十七省市，騙出資金一千九百多萬元，如廣東的劉浩然案；有的涉及七省二十個縣市，共詐騙一億多元，如福建的杜國楨案。名字多，人多，到處都有，我也無法一一地舉出來，而且也不必列舉，因為他們招搖過市，有目共睹。他們像老鼠一樣，啃我們社會的高樓大廈；他們是一群白蟻，蛀我們國家的梁木支柱。他們散佈謊言好像傳播真理，他們販賣靈魂，彷彿傾銷廉價商品。一帆風順，到處都為他們大開綠燈；家醜不怕外揚，受害人也會變做同夥。這完全不是七九年的場面了。是不是還要讓騙子們再來一個大發展呢？不！現在應當向某些人大喝一聲：「睜開眼睛」了！

請那些「一貫正確」的人相信並非我對騙子有特殊的興趣，坦白地說，《四談騙子》的標題，本來就是《最後談騙子》，因為已經到了人民與騙子勢不兩立的時候，不需要我在這裡講空話了。

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日

一三六、答衛××

來信收到，我讀了很難過。我還以為你們已經到了泉州，在大學裡找到了「理想的工作」。沒有想到你還在美國醫院治療，又病到了這樣。我有病，小林又忙，無法代筆，因此久未給你去信。我責備自己只顧到我的困難，失去幾次跟你們聯繫的機會，現在突然得到你這封信，似乎一切都完了！

這兩年我常常在想自己的事情，我這個病也是不治之症，我也是靠藥物在延續生命。我整天感到渾身不舒服，而且坐立不安。我估計再活二至三四年，一直在考慮怎樣安排生活，安排工作。萬想不到你會落在比我更壞的境地裡。你和我不同，我活了八十多年，多少做過一些事情，你卻是這麼年輕。你是你父親最小的女兒，你活潑愛動，又學到一些本領，你一直想把自己真誠的感情獻給我們這個「多災多難」的國家。甚至在第一次動手術以後，你還準備回到你父親熟悉的地方，「找一個工作園地，好好地將所學用出來，在祖國人民中間平靜地過一段日子，等病魔再來時，走得也心安理得，就像有一種沙漠植物，四十年開一朵花，花高四十英尺，花落，整個植物的生命也就結束了。」

你講得多好！多麼美的願望！哪裡像是晚期癌症患者的信函？我拿著信，從我熟悉的那些字跡上感覺到春天的溫暖。我彷彿看到了你那顆火熱的心。你第一次回國前後我並不理解你，你準備捨棄比較舒適的生活環境，放棄比較方便的工作條件，回來長期工作，我還以為你只是一時的衝動。我和你父親分別多年，你在台灣長大成人，又在美國讀書就業，我單單在一九八○年同你見幾次面，怎麼能接觸到你的內心？我只看出你的樂觀和幹勁，卻並不理解你的毅力和深沉。你從未談過你對祖國的感情和對事業的理想。今天反覆念著你這次病中寫的那些字句，我才明白什麼是對祖國的愛，事業在你心裡佔什麼樣的位置。原來你這位建築設計師六七年前還沒有發病的時候就設想在先人生長的故土上修建千萬間廣廈。你為這個理想到處奔走，就在它快要實現（你是這樣看吧）的時候，突然來了可怕的病，開刀時發現癌細胞已經擴散、轉移。目前你正在進行藥物治療，是否有效，說是三個月後便見分曉。你說：「我只盼望這藥物延續的生命不只是維持一個接受藥物的肉體，不只是鍛煉我和家人的耐力，但願能找到個有意義的『事』把時間投入，免得白白地浪費。」

你正在經受生與死的考驗，一切希望都瀕於破滅，四十年一次開花的機會已經「沒有可能」，你還在掙扎，爭取生命的延續，你念念不忘的仍然是你的理想、你的事業。你還在考慮把爭取回來的寶貴時間怎樣用在有意義的事業上。你要走得心安理得。你用了一個「走」字，這說明你有毅力工作到最後的一刻。你不只要鍛煉你和家人的耐力，你用了「耐力」這個詞組，就說明你有決心堅持到最後一息。這都是我以前沒有想到的。你在講自己的心願和心情，你的每一句話，彷彿你拿了刀把它們刻印在我的心上，你的確是在給我指路。我也應該鍛煉自己的「耐力」，不讓靠藥物延續的生命白白浪費；我也應當「走」得平靜、從容。而心煩意亂，思想集中困難，這說明我不能堅持到最後一刻了。你這番話使我出了一身冷汗。

寫到這裡，我的眼前起了一陣霧，滿眶淚水中我看見一朵巨大的、奇怪的、美麗的花。那不就是沙漠中的異卉？不，不是，我從未到過沙漠。它若隱若現，一連三天，不曾在我腦中消失，也有可能它永遠不會消失。它就是生命的花吧。我明白了，只有深沉的愛、強烈的愛、真誠的愛、執著的愛才能夠開出這樣的花。你不要太多地折磨自己，你讓我睜開了眼睛，這是你的生命在開花，你得到了我追求一生卻始終不曾得到的東西。

愛，尤其是像你有的那種對祖國、對事業的愛，要戰勝疾病，戰勝死亡！

問候你的老父親，你的病對他是多大的打擊！三年前他回國講學即將結束的時候在廣州病倒，是你接他回去就醫，那時我患骨折，給拴在病房中牽引架上動彈不得，少同你們聯繫。行動不便，講話困難，他一直同你相依為命。他為你的病「落過幾回淚」，這情景我想像得到。雖然還有你姐姐和你哥哥，可是他多麼需要你！你真能撇開他「走得心安理得」嗎？但願你的「耐力」、你們一家人的「耐力」能創造奇蹟！

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一三七、可怕的現實主義

二月十四日《大公報》頭版頭條新聞有一個這樣的標題：《北京懲處作惡衙內》。原來在上海有三名「強姦、流氓犯」給判了死刑，其中有兩名是高幹子弟。到十九日這三名犯人真的給送往刑場槍決了，於是大家拍手稱快，說是「大得人心，大快民意」。這幾天到處議論紛紛，沒有人不關心這件事情。當然各有各的看法，沒有經過充分討論，還不會有一致的意見。我也讀了各報評論員的文章，它們對我很有啟發。但是我想來想去，還有兩個問題一直得不到解決。

先說第一個，那就是關於「衙內」的。我最早知道衙內是從施耐庵的《水滸》來的，我讀這部小說時不過十二三歲，林沖的故事使我入迷，我愛英雄，所以我憎恨高衙內父子和陸謙、富安之類的走狗，可以說印象很深，至今還忘不了。我還看過一些公案小說，如《彭公案》、《施公案》，書中也有強佔民女的惡霸、衙內、採花賊等等，這類人在地方戲中，我也見到不少，他們都不是單幹戶，大都沒有好下場。我從未想過要做他們那樣的人。解放後衙內仍然常在戲曲舞台上出現，而且似乎更多了些，可能是為了反映舊社會的黑暗、腐敗的現象吧。但是我過目就忘，今天還在我眼前「活靈活現」的就只有一個楊衙內，那是由於川劇名丑笑非同志精采的演技。這齣戲叫《譚記兒》，人物還是從元代戲劇家關漢卿的名劇《望江亭》裡來的。一個高衙內，一個楊衙內，刻畫得十分逼真，非常出色，卻都是元代作家塑造出來的人物。我很奇怪這兩位大作家當時怎樣深入生活，進行創作，居然寫出了幾百年以後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活動」的人，即使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衙內坐摩托車或者小轎車，開家庭舞會，住高級賓館是關、施兩位所夢想不到的，但他們的所作所為始終跳不出那兩位作家的掌心。作為一個讀者，我理解關、施二公當初塑造那兩個衙內是在鞭撻他們，批判他們，絕非拿他們做學習的榜樣。可是現在偏偏有人要學他們而且學得很像，好像兩部作品就是為這些人寫的一樣，人物的思想、感情、心境、人事關係又是那麼近似。我讀報上發表的幾篇報導，有些地方讀來讀去始終弄不明白，總覺得有些話沒有講出來，後來我想起《水滸》，找出來翻了翻，來龍去脈，講得清清楚楚，我才恍然大悟。

這是因為什麼？因為什麼？……難道不就是講真話的作用嗎？……難道不就是現實主義作品的偉大成就嗎？

我今天才理解現實主義的威力。可怕的現實主義！

然而現代的衙內究竟是怎樣「成長」起來的？這個問題我仍然沒有完全解決，我還在思考。

二月二十二日

一三八、衙內

衙內的問題其實我已經想了多時了。每當報紙沉默的時候，小道消息就特別活躍，「某某人的兒子做了什麼事情」，「某某人的兒子給抓起來了」，這一類的話早就在人們中間傳播開來。案情越傳越大，終於到了公開宣判、押赴刑場的一天。那些人的兒子的確是按照一種「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規律慢慢成長起來的，那就是從無到有、從小到大。這一點我也懂了，漸漸地懂了。我不明白的卻是另一件事。

從僅有的幾篇內容差不多的報導中，任何讀者都會看出那些年輕犯人的思想感情，那樣的精神境界，真是一片漆黑，令人戰慄的一片漆黑啊！殘忍，貪婪，破壞，毀滅，發洩獸慾，佔有一切，以損害別人為樂……那也是高衙內、楊衙內的精神狀態啊！

報紙又沉默了，事情也應該結束了。是不是我們必須忘記它？可是我還在想，我不能不想，這樣一種可怕的精神境界，怎麼會發生在高幹子弟的身上？怎麼會出現在革命家庭的中間？有人說：「這是資本主義腐朽生活方式對青年人的影響。」那麼我們不妨堵住這個口子試試看。不過高衙內、楊衙內以及各式各樣的衙內都是舊中國封建主義的土特產，因此要搞好清潔衛生，還是要大反封建主義。

是的，要反封建主義，不管它穿什麼樣的新式服裝，封建主義總是封建主義，衙內總是衙內。

二月二十三日

一三九、「牛棚」

別人說我堅強，其實我脆弱，或者可以說有時也很軟弱，舉一個例子：春節期間在電視節目裡一連幾天聽見人唱「樣板戲」，聽了幾段，上床後我就做了一個「文革」的夢，我和熟人們都給關在裡交代自己的罪行。一覺醒來，心還在咚咚地跳，我連忙背誦「最高指示」，但只背出一句，我就完全清醒了。我鬆了一口氣，知道大唱「樣板戲」的時代已經過去，牛棚也早給拆掉了，我才高興地下床穿衣服。

第二天有位朋友來找我。我談起這個夢，他笑著說：「還是那句老話：你心有餘悸嘛。」這朋友也是一個知識分子，他的遭遇比我的好不了多少。他的笑卻引起我的反感，我反問：「難道你就沒有餘悸？」

他收斂了笑容，過了一會，才說：「五十年代，我萬萬想不到會有『文化大革命』。今後，我又能夠向你保證什麼呢？我只能說我決不再進牛棚。」

「那麼你是想消極抵抗嗎？」

他理直氣壯地回答：「倘使沒有牛，那麼也就用不著『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天將了。」

我們又談到所謂衙內的一些事情，當時衙內尚未處決，但關於判決的各種小道消息已經在社會上傳開。他認識兩衙內中的一個，但並不熟，他說：「是不是可以說他也是受害者？」

「是資產階級腐朽生活方式的受害者嗎？」我問。

「不，我是說：『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可以這樣說嗎？」

「為什麼？」

「因為那些年他們讓這個『大革命』抓在手裡，拋來拋去，一上一下，一下一上。他們認為自己受了不公平的待遇，不甘心，存心向別人報復，幹出了種種壞事。」

「不，我不同意。你我不是也受了不公平的待遇嗎？」

「你我不同，你我是長了尾巴的知識分子。他們出身好，父母為人民立過功。」

「那麼是不是你我還要進牛棚割掉尾巴？」

他沒有做聲。他似乎回答不出來了。

客人告辭以後，我還坐在沙發上胡思亂想。

「難道我還要準備再進牛棚嗎？」我越想越糊塗了。

二月二十五日

一四○、紀念

近來幾次夢見自己回到大唱「樣板戲」的日子，醒來我總感覺心情很不舒暢。二十年了！怎麼我還是這樣軟弱？在上一篇「隨想」裡我提到重進「牛棚」割尾巴的事。難道我真相信知識分子都有一條應當割掉的叫做「知識」的尾巴嗎？請不要笑我愚蠢，有一個時期，一個相當長的時期，我的確相信過，我甚至下過決心要讓人割掉尾巴，所以二十年前我給關進「牛棚」以後，還甘心做一輩子的「牛」，認為自己低人一等，而且十分羨慕那些自認為比我高一等的人。當時只有他們才有資格唱「樣板戲」，哼「樣板戲」。無怪乎最近聽見人唱「樣板戲」，即使是清唱也罷，我就記起我們曾經有過一個任意劃分人的等級的時代，一個把「知識」當做罪惡的尾巴的時代。那難熬的、可怕的十年像一些巨大的鬼影又在我的眼前出現了。我才明白我上次說「牛棚早給拆掉」，只是一句空話。那十年中間我進過各種各樣的「牛棚」，只要有人作為「牛」給揪了出來，什麼房子都可以成為「牛棚」，無所謂「修」，也無所謂「拆」。我至今心有餘悸，只能說明我不堅強，或者我很軟弱。但是十年中間我究竟見過多少堅強的人？經過接連不斷的大大小小的運動之後，我的不少熟人身上那一點鋒芒都給磨光了。有人「畫地為牢」，大家都不敢走出那個圈圈，彷彿我們還生活在周文王的時代【註】。包括我在內，我們都害怕「造反派」的「勒令」，這「勒令」其實也不過是一種封建的手段（「四人幫」販賣的全是封建的土產）。在二十年後的今天我們的眼睛應該睜大了，應該是真正「雪亮」的了。即使過去的許多「看牛人」現在還在各處活動，好像在等待什麼，但只要我們不再走進「牛棚」，任何人的「金口玉言」，都不會有變人為獸的魔法。沒有牛，再多的「看牛人」也起不了作用！

【註】「畫地為牢，豎木為吏」和樵子武吉的故事，見《封神演義》第二十三回。

問題在於我們要嚴肅地對待自己，我們要尊重自己。能做到這樣，就用不著害怕什麼了。我那位決心「不再進牛棚」的朋友可能很有道理，我對他有了更多的好感。

下一次他來探病，我繼續同他交談。

他坐下來就問：「你現在還怕給人揪去割尾巴嗎？」不等我回答，他又接下去說：

「是不是有尾巴，你瞧，明明是在玩弄文字遊戲，大家卻這樣給擺弄了這麼些年。多大的浪費！前不久我還在一份文學刊物上讀到一篇小說《五個女子和一根繩子》。五個可愛的姑娘吊死在一根繩子上，她們還以為自己看見了天堂。想著這些純潔的少女，我很難過，她們也是『文革』的受害者。各種各樣的人都成了這場『文字遊戲』的受害者。以反對知識開始的這場『大革命』證明了一件事情：消滅知識不過是讓大家靠一根繩子走進天堂。辦得到嗎？——」

我不等到他講完，便插嘴問：「那麼衙內也是『文革』的受害者嗎？你上次這樣說過。」

他明白地回答：「我今天還是這樣看。你應該記得那年我們在奉賢五．七幹校，一起靠邊的老王幾次請假回家處理兒子的事情。他們夫婦在兩個幹校學習、勞動，不得不把九歲的小孩留在家裡，鄰居也無法照顧，孩子開始落到小流氓手中，聽流氓的話幹起壞事來。老王夫婦最後只好把兒子送到寧波阿姨家中，請她代管。這一類的事當時的確不少。不讓父母管孩子，又沒有老師來管他們，他們怎麼能躲開流氓呢？沒有辦法的人就只好丟下兒女讓流氓去擺弄了。那些衙內在父母被當做『走資派』或者『叛徒』隔離審查、挨批鬥的時候，也曾落進流氓手中受過『教育』，用各種方法給培養成一批現代的衙內。在今天的電視劇、故事片裡面，你也會看到類似這樣的鏡頭。你記不記得他們當初鼓動年輕學生抄家、打人、強佔房屋、設司令部，你家裡樓下住房不是也給佔去了嗎？六六年有個時期剛剛傳說不讓學生到處破四舊，張春橋馬上發表談話要學生繼續上街，晚上許多人家又遭了殃。你還記得嗎？」

「我怎麼不記得，」我說，「那天晚上幾個中學生翻牆進來，帶頭的一個不過十四五歲，是從北京來的幹部子弟，就是他用銅頭皮帶打傷了蕭珊的眼睛。他們鬧了幾個小時，最後把我和蕭珊，還有我兩個妹妹，還有我二十一歲的女兒全關在廁所裡面。他們隨意搬走了一些東西。廁所的門並未上鎖，可是他們走後半個多小時，我們還不敢開門出去。第二天早晨蕭珊向機關報告了，沒有用。學生照樣地來，亂翻亂拿。不過衣櫥、書架都由機關貼上了封條，還沒有人動過。大約過了一年多，機關要我們全家搬到樓下去，把樓上的房間封起來。接著大學生又『進駐』了我們機關。他們最初進來的時候，我們這些『牛』都被叫去審問，大家跪在大廳裡，還有人給打掉了牙齒。這機關就是當時的作協分會，作家們在這裡被當做『牛』受盡折磨，真是莫大的諷刺！這大概是六八年一月下旬的事情，那天審問結束，一個造反派頭頭把我們叫到草地上去訓話。我們受了侮辱以後，又挨罵，卻沒有人敢哼一聲。我和一位同『棚』的朋友走出機關，同路回家，我對他說了一句：『你要保重啊。』他痛苦地回答我：『你說，我怎麼保重！？』這天他生病在家，開會時特地把他找了來，他還不知道為了什麼事情開會。這個時候我已經不再是周文王治下的樵子武吉了。我也不完全相信『畫地為牢』式的『勒令』了，可是我仍然害怕它，我不得不聽話。我也明白自己已經完全解除了武裝，現在只好任人擺佈了。我有滿腦子的『想不通！』我想起了我唯一的法寶：通過受苦淨化心靈，但一味忍受下去，真的能淨化心靈嗎？無論如何，我們要活下去——」

朋友打斷了我的話，他說：「你是不是想說『堅持就是勝利？』我們大家都這樣說過，只有堅持下來的人才見到了今天。可是那些孩子，那些年輕人，他們經了風雨，見了世面，升上來又給打下去。我想起一件事，六七年我的兒子到安徽插隊落戶，我去車站送他，車上擠滿了年輕人，火車開動的時候，孩子們一片哭聲。為什麼不讓他們好好地上學唸書呢？我想都不敢想。那個晚上下著大雪，我出站擠不上車，走了一段路，回家晚了。老婆替我擔心，又替孩子擔心，含著眼淚向我問這問那。我說，孩子很高興，他和同學們高唱革命歌曲離開上海。她不相信，想著孩子，她一夜沒有睡。當時哪一家不是這樣？對我自己我無話可說，可是對我們孩子這一代，想想我不能不心疼！」

我說：「我覺得我們應該高興，你我的孩子都不曾落進流氓的手裡，好險啊！不然我們怎麼辦？回想起來我真害怕。」

他說：「你放心，你我的孩子還沒有做衙內的資格。那些衙內是『受害者』，他們又害了別人，他們自己有責任，別人也有責任。不過我擔心的倒是另一件事。那個時候我們開口閉口都是『緊跟』，幸好只是口說而已，我們並沒有『緊跟』的機會，否則你我將作為『四人幫』的爪牙遺臭萬年了。想到這個我不能不出一身冷汗。二十年過去了。現在天天開紀念會，這也紀念，那也紀念，是不是也要開一個會紀念『文革』二十週年或者慶祝『四人幫』垮臺十週年。為了不再做『牛』，我要用自己的腦子思考，站起來，挺起胸膛做一個人！」

「不容易啊！」我搖搖頭說。「有人說：『我們應當忘記過去，』有人把一切都推給『文革』，有人想一筆勾銷『文革』，還有人想再搞一次『文革』；有人讓『文革』弄得家破人亡，滿身創傷，有人從『文革』得到好處，至今還在重溫舊夢，希望再有機會施展魔法，讓人變『牛』。所以聽見唱『樣板戲』有人連連鼓掌，有人卻渾身戰慄。拿我們來說，二十年之後痛定思痛，總得嚴肅地對待這個問題，嚴肅地對待自己，想想究竟我們自己犯了些什麼錯誤。大家都應當來一個總結。最好建立一個『博物館』，一個『文革博物館』。」我終於把在心裡藏了十年的話說出來了。

他說：「我讀過你寫的那篇《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故事》，我受到很大的震動，我好像親身參觀了那個納粹殺人工廠一樣。我也是這樣想，應該把那一切醜惡的、陰暗的、殘酷的、可怕的、血淋淋的東西集中起來，展覽出來，毫不掩飾，讓大家看得清清楚楚，牢牢記住。不能允許再發生那樣的事。不讓人再把我們當牛，首先我們要相信自己不是牛，是人，是一個能夠用自己腦子思考的人！」

「對，對。」我連聲表示同意。「那些魔法都是從文字遊戲開始的。我們好好地想一想、看一看，那些變化，那些過程，那些謊言，那些騙局，那些血淋淋的慘劇，那些傷心斷腸的悲劇，那些勾心鬥角的醜劇，那些殘酷無情的鬥爭……為了那一切的文字遊戲！……為了那可怕的十年，我們也應該對中華民族子孫後代有一個交代。」

「所以要建立一個博物館，一個紀念館，你這個意見我完全贊成。要大家牢記那十年中間自己的和別人的一言一行，並不是不讓人忘記過去的恩仇。這只是提醒我們要記住自己的責任，對那個給幾代人帶來大災難的『文革』應該負的責任，無論是受害者，或者是害人者，無論是上一輩或者是下一輩，不管有沒有為『文革』舉過手點過頭，無論是造反派，走資派，或者逍遙派，無論是龍是鳳或者是牛馬，讓大家都到這裡來照照鏡子，看看自己為『文革』做過什麼或者為反對『文革』做過什麼。不這樣，我們怎麼償還對子孫後代欠下的那一筆債，那筆非還不可的債啊！」他的聲音嘶啞了。

我緊緊地握著他的手。

四月一日

一四一、我與開明

〈一〉

去年國內出版界為了紀念開明書店創建六十週年，召開座談會，編印紀念文集，有幾位朋友希望我有所表示。我患病在家，不能到會祝賀，想寫文章，思想不集中，揮毫又無力，只好把一切推給渺茫的未來。現在我已經不為任何應景文章發愁了，我說過：「靠藥物延續的生命，應該珍惜它，不要白白地浪費。」但怎樣照自己的想法好好地利用時間呢？我不斷思考，卻還不曾找到一個答案。

我始終相信未來，即使未來像是十分短暫，而且不容易讓人抓住，即使未來好像一片有顏色、有氣味的濃霧，我也要迎著它走過去，我不怕，穿過大霧，前面一定有光明。《我與開明》雖然是別人出的題目，但「回顧過去」卻是我自己的事情。每天清早，我拄著手杖在廊下散步，邊走邊想。散步是我多年的習慣，不過現在走不到兩圈，就感到十分吃力，彷彿水泥地在腳下搖晃，身子也立不穩。我只好坐在廊上休息。望著尚未發綠的草地上的陽光，我在思考，我在回顧。《我與開明》這個題目把未來同過去連接在一起了。這一段長時間裡，我不曾在紙上落筆，我的思想卻像一輛小車繞著過去的幾十年轉來轉去，現在的確是應該寫總結的時候了。

可以說，我的文學生活是從開明書店開始的。我的第一本小說就在開明出版，第二本也由開明刊行。第二本小說的原稿曾經被《小說月報》退回，他們退得對，我自己也沒有信心將原稿再送出去，後來……過了一個時期我在原稿上作了較大的改動，送到開明書店，沒有想到很快就在那裡印了出來。這小說便是《死去的太陽》，它是一部失敗的作品。所以在談到開明時我想這樣說：開明很少向我組稿，但從第一本小說起，我的任何作品只要送到開明去，他們都會給我出版。我與他們並無特殊關係，也沒有向書店老闆或者任何部門的負責人送過禮，但也可以說我和書店有一種普通關係，譬如，淡淡的友情吧。書店的章錫琛「老闆」當初離開商務印書館創辦《新女性》的時候，我給這份月刊投過稿（我翻譯過一篇愛瑪．高德曼的論文《婦女解放的悲劇》）。後來在我去法國的前夕，我的朋友索非做了這個新書店的職員，他寫的那本回憶錄《獄中記》也交給書店排印了。關於我的小說《滅亡》的寫成與發表的經過，我自己講得很多，不用再囉嗦了。葉聖陶同志就是在開明見到我從法國寄回來的原稿，拿去看了以後，才決定發表它的。索非進開明可能是由於胡愈之同志的介紹，他和愈之都學過世界語，他認識愈之，我一九二八年初秋從沙多—吉里到巴黎，才第一次見到愈之，這之前只是一九二一年在成都同他通過一封信。我在巴黎大約住了兩個月，常常到愈之那裡去。愈之當時還是《東方雜誌》的一位負責人，那個時候全世界正在紀念列夫．托爾斯泰誕生一百週年，巴比塞主編的《世界》上發表了一篇托洛茨基的《托爾斯泰論》，愈之要我把它翻譯出來，我在交給他的譯稿上署了個筆名：「巴金」。我寄給索非的《滅亡》原稿上署的也是這個名字。可是我的小說下一年才在《小說月報》上分四期連載，《東方雜誌》是綜合性的半月刊，紀念列夫．托爾斯泰的文章在本年就發表了。這是我用「巴金」這個名字發表的第一篇文章。

《滅亡》就在《月報》連載的同一年（一九二九年）由開明書店出版，稿子是索非交去的，作為他主編的《微明叢書》的一種。這個袖珍本的叢書在開明一共出了八種，其中還有索非自己寫的《獄中記》等三部，我寫的《死去的太陽》和我譯的日本秋田雨雀的短劇《骷髏的跳舞》，蘇聯阿．托爾斯泰的多幕劇《丹東之死》，後面兩部小書都是從世界語譯出的。還有一種《薇娜》是索非把我新譯的短篇小說和李石曾的舊譯四幕劇《夜未央》編輯成冊的，它們是同一位年輕的波蘭作家廖．抗夫的作品。《薇娜》是我翻譯的第一篇小說，我只知道抗夫寫過《夜未央》，我在十六七歲時就讀過它，我的朋友們還在成都演過這本描寫一九○五年俄國革命的很感人的戲。一九二七年我在巴黎買到《夜未央》的法文本，卷首便是小說《薇娜》，一看就知道作者在寫他自己。一九二八年年初我譯完《薇娜》，從沙多—吉里寄給索非，這年八月下旬我離開沙多—吉里時就收到開明出的那本小書。接著在將近兩個月的巴黎小住中，作為消遣我翻譯了全本《夜未央》，回國後交給另一家書店刊行，譯本最初的名字是《前夜》，印過一版，一九三七年在文化生活社重排時我便改用李石曾用過的舊譯名，因為開明版的《薇娜》早已停版，那個短篇也由我編入另一本譯文集《門檻》了。

請原諒我在這裡嘮叨，離開題目跑野馬。這的確是我幾十年文學工作中治不好的老毛病，但這樣東拉西扯也可以說明我那幾年的思想情況和精神狀態：我很幼稚，思想單純，可是愛憎非常強烈，感情也很真摯。有一個時期我真相信為萬人謀幸福的新社會就會和明天的太陽一起出現；又有一個時期我每天到巴黎先賢祠廣場上盧騷（梭）銅像前訴說我的痛苦，我看不見光明。我寫作只是為了在生活道路上邁步，也可以說在追求，在探索，也就是在生活。所以我為了最初出版的書不好意思收取稿費，我或者把「版稅」送給朋友，或者就放棄稿酬。當然開明書店是照付「版稅」的。它是作家和教師辦的書店，因此對每一位作者不論他的書是否暢銷，它一樣地對待，一種書售缺了，只要還有讀者，就給安排重印。我最初寫作不多，後來發表稿子的地方多起來，出書的機會就多了，向我組稿的人也逐漸增加。我從法國回來，和索非住在一起，在閘北寶山路寶光裡一幢石庫門樓房，他同新婚的妻子住在二樓，我住在樓下客堂間。那些雜誌的編輯先生大都知道我是開明的作者，又有個朋友在開明工作，他們向我要稿就找索非接洽，我寫好稿子也請索非帶出去，我的小說就這樣給送到各種各樣的報刊，用不著我攜帶稿子去拜訪名人，我只消拿著筆不斷地寫下去。我有話要說，我要把自己心裡的東西傾倒出來。我感覺到我有傾吐不盡的感情，無法放下手中的筆，常常寫一個通宵，文章脫稿，我就沉沉睡去，稿子留在書桌上，索非離家上班會把它送出去。我不去拜會編輯，也少有人知道我的真名實姓，我並不為我的文章操心，反正讀者要看，我的作品就有發表和出版的地方，人們把稿費送到開明書店，索非下班後會給我帶來。我一個人生活簡單，過日子並不困難，我的朋友不算多，但都很慷慨，我常常準備要是文章無處發表，我就去朋友家做食客。所以我始終不把稿費放在心上，我一直將「自己要說話」擺在第一位，你付稿費也好，不付也好，總之我不為錢寫作，不用看行情下筆，不必看臉色揮毫。我還記得有一個時期在上海成立了圖書雜誌審查會，期刊上發表的文章都得接受審查，我有半年多沒有收取稿費，卻在朋友沈從文家中做客，過著閒適的生活，後來又給振鐸、靳以做助手編輯《文學季刊》，做些義務勞動。此外我還可以按時從開明書店拿到一筆「版稅」，數目雖小，但也可以解決我一個人的生活問題。

一九三二年後我不同索非住在一起了，但我和開明的關係並沒有什麼變化，索非和開明照常替我轉信；我的作品不斷地增多，也有了來找我約稿的人。我把稿子交給別家書店出版，開明不反對，後來我把賣給別人的三本短篇集和其他的書收回來送到開明去，開明也會收下，給印出來。在開明主持編輯事務的是夏丏尊，他就是當時讀者眾多的名著《愛的教育》的譯者，他思想「開明」，知道我寫過文章宣傳無政府主義，對我也並不歧視。我感謝他，但我很少去書店，同夏先生見面的機會不多，更難得同他交談。我只記得抗戰勝利後我第一次回上海，他來找我，坐了不到一個小時，談了些文藝界的情況和出版事業的前景，我們對國民黨都不抱任何希望。他身體不好，近幾年在上海敵占區吃夠了苦，臉上還帶病容。這是我最後一次看見他，他同我住在一個弄堂裡，可是我不久又去重慶，第二年四月在那裡得到了他的噩耗。

我和章錫琛「老闆」也不熟，他因為寫了反對封建主義的文章被迫脫離《婦女雜誌》，才動手創辦《新女性》月刊。他這段反封建的個人奮鬥的光榮歷史使我和朋友盧劍波都很感動。劍波先給《新女性》寄稿，我看見劍波的文章發表了，便也寄了稿去，一共兩篇，都給採用了。我同章並無私交，記得抗戰勝利後我回到上海，同索非在章家吃過一頓飯，卻想不起同章談過什麼事情。索非同章處得不好，說他「刻薄」，一九四六年去台灣，便脫離開明一直留在那邊開辦新的書店。全國解放後，一九五三年開明書店與青年出版社合併，章去哪裡工作，我並不清楚，當時我也很忙，只能應付找上門來的事，後來聽說章做了「右派」，這時我記起了索非的話，我懷疑他是不是講話「刻薄」得罪了人。想想二十年代的進步人士到五十年代卻會成為「右派分子」挨批挨鬥，有些惋惜。有時我也暗暗地自言自語：「不管怎樣，他辦了開明書店，總算做了一件好事。」

在五十年代，在六十年代，在可怕的「文革」期間，沒有人敢講這樣的話，也沒有人敢聽這樣的話，那個時候不僅是章老闆，還有幾個我在開明的熟人都給「錯劃為右派」，其中在抗戰期間「身經百炸」的盧芷芬先生甚至給送到北大荒去勞改，竟然死在那裡，據說他臨終前想「喝上一碗大米稀粥而不可得」。這些人今天也許會在泉下拜讀新編的紀念文集，知道他們曾經為之獻身的事業也有好的傳統和好的作風，對祖國的文化積累也有貢獻，那麼我們也不必為過去的一切感到遺憾了。

〈二〉

我還要繼續講下去。

新編的紀念文集中有一幅三十年代的照片和一篇介紹這照片的文章，作者認為它是在書店成立十年紀念的日子拍攝的。我看不是，那次的宴會是為了另一件事情，記得是為了減少「版稅」。原來的稅率是初版抽百分之十五，再版抽百分之二十。這次書店請客要求修改合同，不論初版再版一律支付百分之十五。我聽索非說，在開明出書拿版稅最多的是英語教科書的編者林語堂，其次就是夏丏尊，他翻譯的《愛的教育》當時是一本暢銷書。他們兩位同意減少稿費，別人就不會有意見了。我對稿費的多少本無所謂，只要書印得乾乾淨淨，裝得整整齊齊，我就十分滿意，何況當時在開明出書的作者中我還是無足輕重的一個。後來在抗戰期間開明幾次遭受較大的損失後又減過一次「版稅」，稅率減為一律百分之十，大概是在一九四一年吧，我第二次到昆明，盧芷芬給我看一封開明負責人的來信，要他跟我商談減少稿費的事情。那個時候我在開明已經出了不少作品，跟書店的關係比較密切，書店又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我在內地各個分店結交了不少朋友。書店的情況我也熟悉，它提出減少稿費，我不好意思斷然拒絕。而且我個人對稿費的看法，一直不曾改變，今天還是如此。讀者養活我，我為他們寫作。我在這裡重提這件事情，不過說明開明書店畢竟是一家私營企業，為了發展這個事業，它還要考慮賺錢，它似乎並沒有講過要「為人民服務」。不用說，它即使講了，我也不會相信，因為根據我多年的經驗，喜歡講漂亮話的人做起事來不見得就漂亮。但是我同開明接觸多年，我始終保留著好的印象，有兩點我非常欣賞：一是它沒有官氣，老老實實，以平等的態度對待作者；二是不向錢看，辦書店是為了繁榮祖國的文化事業，只想勤勤懇懇認真出幾本好書，老老實實給讀者送一點溫暖。作為讀者，作為作者我都把開明看做忠實的朋友。

上面提到的那位開明負責人便是後來的總經理范洗人，我那些熟人中他「走」得最早，我也只有在他一個人的靈前行禮告別，那是在一九五一年，開明還不曾結束。記得在抗戰後期我在上海、在桂林、在重慶常見到他，同他一起喝過酒，躲過警報，吃過狗肉，可惜我的酒量比他差得遠。那些年我寫文章、辦書店、談戀愛，各處奔跑。最後離開廣州和桂林，兩次我幾乎都是「全軍覆沒」，一九三八年「逃難」到桂林，連過冬的衣服也沒有。在狼狽不堪的日子裡我常常得到開明的支持。可以說，沒有開明，就不會有我這六十幾年的文學生活。當然我也會活下去，會繼續寫作，但是我不會編印文化生活社出的那許多書，書印出來就讓敵軍的炸彈和炮火毀掉。一批書剛剛成了灰燼，第二批又在讀者眼前出現；一個據點給摧毀了，新的據點又給建立起來。沒有開明，我不可能赤手空拳在抗戰八年中間做那些事情。在那些年我常說：什麼地方只要有開明分店，我就有依靠，只要找著朋友，我的工作就會得到支持，用不著為吃飯穿衣擔憂，只愁自己寫不出讀者需要的好作品。那些年我經常同開明往來，我寫作，我編印書刊，我想的就是這件事情。

我在開明出版的最後一本書是高爾基的短篇小說《草原集》。一九五○年老友徐調孚向我組稿，並且要我像從前那樣給開明介紹稿子，他們打算出一些翻譯小說（不用解釋，大家也知道，出譯文比較保險）。調孚兄是《小說月報》的助理編輯，協助鄭振鐸、葉聖陶做具體的工作，一九三二年初商務印書館編譯所被日軍炮火摧毀，他便去開明做編輯，我的大部分小說的原稿他都看過，也向別處推薦過我的稿子。這次他找我幫忙，我知道汝龍打算翻譯高爾基的小說，就同汝龍商量為開明編了六本高爾基短篇集，其中一本是我的譯稿。一九五○年八九月我看完這本書的校樣，給開明編輯部送回去。當時開明總店已經遷往北京，在福州路的留守處我只見到熟悉的周予同教授，好像他在主持那裡的工作。他是著名的學者、受尊敬的民主人士和「社會名流」。後來我和他還常在會場上見面。他是一個矮胖子，我看見他那大而圓的臉上和藹的笑容，總感到十分親切。這位對中國封建文化下苦功鑽研過的經學家，又是「五四」時期衝進趙家樓的新文化戰士。不知道因為什麼，「文革」開始他就給「拋」了出來，作為頭一批「反動學術權威」點名批判。最初一段時期他常常被各路紅衛兵從家裡拖出來，跪在門口一天批鬥五六次。在批林批孔的時期，這位患病的老學者又被押解到曲阜孔廟去忍受種種侮辱。後來他瞎了眼睛，失去了老伴，在病榻上睡了五六年，仍然得不到照顧。他比其他遭受冤屈的開明朋友吃苦更多，不同的是他看到了「四人幫」的滅亡，他的冤案也得到昭雪。但是對他那樣一個知識分子來說，把一切都推給「四人幫」是解決不了問題的。他要是能活到現在，而且精力充沛像六十七年前攻打趙家樓的大學生那樣，那有多好！今天也還需要像他那樣的人向封建文化的殘餘，向封建主義的流毒進攻。不把那些封建渣滓掃除乾淨，我們是建設不好四化的。

關於開明的朋友我還有許多話要講，可是我懷疑空話講多了有什麼用。想說而未說的話，我總有一天會把它們寫出來，否則我不能得到安寧。一九五三年開明並入中國青年出版社，朋友顧均正寫信告訴我開明已經找到「光榮歸宿」，書店願意送給我一部分舊作的紙型，由我挑選，另找出路。我寫了回信寄去。不久果然給我運來了一箱紙型，我把它們轉贈給平明出版社，我的一些舊作才有機會重見讀者。

開明結束，我和過去那些朋友很少見面，但是我每次上京，總要去探望顧均正夫婦。前兩年我在醫院中還寫過懷念文章重溫我和這一家人的淡如水的友情。我在知識分子中間生活了這幾十年，談到知識分子，我就想起這位不聲不響、踏踏實實在書桌跟前埋頭工作了一生的老友。這樣的正直善良的知識分子正是我們國家不可少的支柱。不知為什麼，在新社會裡也還有人不信任他們。眼光遠大的人願意做識別千里馬的伯樂，卻沒有想到國家屬於全體公民，在需要的時候每個公民可以主動地為祖國獻身。開明是知識分子成堆的書店，它不過做了一點它應當做的事情，因此在它結束以後三十幾年還有人稱讚它的傳統，表揚它的作風。然而可惜的是只有在拜金主義的浪潮衝擊我們的出版事業，不少人爭先翻印通俗小說、推銷賺錢小報的時候，才有人想起那個早已不存在的書店和它的好傳統、好作風，是不是來遲了些呢？

當然遲來總比不來好【註】。

五月三日寫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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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談開明我沒有提葉聖陶老人，並不是遺漏，我打算在另一篇「隨想」裡講他。

一四二、我的責任編輯

我和丁玲同志一樣，我的第一本小說也是由葉聖陶老人介紹給讀者的，不過晚幾個月。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上旬我從法國回到上海，丁玲的短篇集《在黑暗中》在開明書店出版，受到人們的注意。我並不認識葉聖老，也不曾跟他通過信，我後來托索非把中篇小說《死去的太陽》轉給《小說月報》時，他早已不代編《月報》了。我還在《月報》上發表過幾個短篇。葉聖老在一九三一年也曾向索非要過我的稿子，是為了他主編的《婦女雜誌》組稿（好像他擔任這個職務並不久）。我寫了《亞麗安娜》交給索非轉過去。那是一個波蘭革命姑娘的真實故事。小說很快就刊了出來。其實說快，也是在幾個月之後，當時商務印書館發行的幾種雜誌都脫期，而且總是落後幾個月。但它們都是名牌刊物，獨家經營，沒有競爭對手，不愁賣不出去，因此脫期成了家常便飯。我只記得我拿到發表《亞麗安娜》的那期刊物時，葉聖老已經離開《婦女雜誌》，或者甚至離開了商務印書館。我以後也就不曾再給《婦女雜誌》寫稿，因為新的主編思想右傾。那個時候情形複雜，但又有趣，人們並不隨便把別人劃成「右派」，也不需要請人給自己戴上帽子。不過進步與落後的劃分卻是十分明顯、非常自然。即使你有錢有勢，讀者也不會跟著你跑。商務印書館那些雜誌經常變換它們的主編，官方施加壓力，刊物便朝右擺。過了一段時間刊物又逐漸恢復本來面目，因為它們不願被讀者拋棄。但是第二年初「一．二八」上海事變發生，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給日軍炮火轟毀，這以後除了《東方雜誌》不久復刊外，其他的刊物都自動停刊。《東方雜誌》由胡愈之繼續編了一個時期，我的中篇小說《新生》的初稿，一九三二年同《小說月報》編輯部一起燒成灰燼，我重寫了它，一九三三年《東方雜誌》連載了《新生》的第二稿，徐調孚兄為它花費了不少的心血。《小說月報》停刊後，調孚兄去開明書店工作，業餘為《東方雜誌》編輯文藝欄，每期發表兩三篇作品。《東方雜誌》月出兩冊，辦得很精采，思想進步，受讀者歡迎。但是不說也想得到，從上面來了壓力，南京講話了。然後愈之離開，換上汪精衛派的李聖五，他把雜誌抓在手裡，一直到抗戰爆發，雜誌停刊，他跟著主子走上了絕路。

葉聖老離開商務後到開明書店編《中學生》月刊，我原是這雜誌的撰稿人，也繼續為它寫稿。但我很少有機會見到葉聖老。我不和索非住在一起的那一段時期中，先在我舅父家住了將近一年，以後又去南北一些地方旅行，我不是為了遊山玩水，只是去尋求友誼。我認識了不少的朋友，為這些朋友我寫了更多的文章。直接向我組稿的人多起來了。我無法隱姓埋名，只好用文章應酬朋友，於是我成了所謂「多產」的作家，在各種各樣的刊物上都出現了我的名字。我在一篇題作《靈魂的呼號》的序文中訴苦說：「拿文章來應酬，到後來就是拿名字來應酬，自己糟蹋文章，糟蹋名字，到後來就是文章和名字被人糟蹋……」不過我又說：「我的文章是寫給多數人讀的。我永遠說自己想說的話。……」記得就是在這個時期葉聖老和調孚兄托索非帶口信來，勸我慎重發表文章，我沒有認真考慮他們的意見，可是我感謝他們的關心。特別是對葉聖老，我漸漸地領會到他把我送進文壇後，雖然很少跟我接觸，很少同我交談，卻一直在暗中注視著我。

我常常這樣想，也彷彿常常看見那張正直、善良的臉上的笑容，他不是在責備我，他是在鼓勵我。即使失去了信心，我也會恢復勇氣，在正路上繼續前進。我指的不僅是寫作的道路，還有做人的道路。這樣的朋友我不止有一位，但葉聖老還是我的老師。這樣的老師我也有不止一位，而葉聖老還是我的頭一本小說的責任編輯。我還說過他是我的一生的責任編輯，我的意思是——寫作和做人都包括在內。當然我的一切應當由我自己負責，但是我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我每向前走一步，總要想到我那些朋友，我那些老師，特別是我的「責任編輯」，那就是葉聖老，因為他們關心我，我不願使他們失望，我不能辜負他們對我的信任，我今天還是這樣想，還是這樣做，還是這樣地回憶那些忘不了的往事。

現在簡單地講三件事情。

第一件：一九四九年初北平解放，葉聖老他們從香港到了北方，當時那邊有人傳說我去了台灣，他很著急，寫信向黃裳打聽，黃裳讓我看了他的來信。幾個月後我去北平出席第一次全國文代會，我緊緊握著他的手，我們談得很高興。

第二件：「文革」期間葉聖老得到解放之後，到上海來要求見幾個人，其中有一個就是我，他仍然為我的安全擔心。據說徐景賢說我是「反革命」不給見，好像豐子愷先生也不能出來，他就只見到周予同教授，但已經雙目失明，癱瘓在床，給折磨成那個樣子！旁邊還有人監視；即使是老朋友見面又能談些什麼呢？看到一位進步知識分子如此可悲的下場，看到一位老友含冤受屈的慘痛遭遇，而自己毫無辦法，他的心情我很瞭解，他後來不曾對我講過什麼，他把一切都咽在肚裡了。但是他在上海知道了一個事實：他要看望的人還活著。聽說那次和他同來的人中還有胡愈之同志。

第三件：「四人幫」下台了。長期給關在活葬墓中的我終於看到了一線光明，一線希望。我叫起來，我想用我的聲音撞破四周的岑寂。於是從朋友們那裡來了鼓勵，來了安慰；從四面八方伸過來援助的手。愈之寄信說：「今天從《文匯報》讀到你的一封信，喜躍欲狂。儘管受到『四人幫』十多年的迫害，從你的文字看來，你還是那樣的清新剛健，你老友感到無比的快慰。先寫這封信表示衷誠的祝賀。中國人民重新得到一次大解放。你也解放了！這不該祝賀嗎？」葉聖老不但幾次來信，而且還寫了一首詩贈給我，他這樣說：「誦君文，莫計篇，交不淺，五十年。平時未必常晤敘，十載契闊心悵然。今春《文匯》刊書翰，識與不識眾口傳。揮灑雄健猶往昔，蜂蠆於君何有焉。杜雲古稀今曰壯，佇看新作湧如泉。」

我似乎又回到了五十年前了。這樣的友情！這樣的信任！我還有什麼話好說呢？我應當高興：我有這樣的朋友，這樣的老師，這樣的責任編輯！愈之也是我的責任編輯，一九三一年他幾次到閘北寶山路我的住處來約稿，除了中篇小說《霧》以外，他還要我在第二年的《東方雜誌》上發表連載文章。我只寫好一篇《楊嫂》，「一．二八」事變就使我改變了寫作計劃。愈之的確是我的老友，世界語運動把我們連在一起，一直到他的最後，一直到今天，因為他還活在我的心中。可惜我沒有能把他寄到成都的信，六十幾年前的那封信保存下來！這些年我和他接觸不多，不過在我患病摔傷之前，我們常有機會見面。他對世界語的熱情和對世界語運動在中國的發展所做的貢獻，使我感到慚愧。作為一位九十高齡的老人他離開這個世界，不會有什麼遺憾。我雖然失去一位長期關心我的老師和諍友，但是他的形象、他的聲音永遠在我的眼前，在我的耳邊：不要名利，多做事情；不講空話，要幹實事。這是他給我照亮的路，這也是我生活的道路。不管是用紙筆，或者用行為，不管是寫作或者生活，我走的是同樣一條道路。路上有風有雨，有泥有石，黑夜來臨，又得點燈照路。有時腳步乏力還要求人拉我一把。出書，我需要責任編輯；生活，我也同樣需要責任編輯。有了他們，我可以放心前進，不怕失腳摔倒。

愈之走了。葉老還健在，我去年上北京，他正住院，我去醫院探望，閒談間他笑得那樣高興。今天我彷彿還聽見他的笑聲。分別十幾個月，我寫字困難，心想他寫字也一定困難，就不曾去信問候他。但是我對他的思念並未中斷，我祝願他健康長壽，也相信他一定健康長壽。

五月十五日

一四三、「樣板戲」

好些年不聽「樣板戲」，我好像也忘了它們。可是春節期間意外地聽見人清唱「樣板戲」，不止是一段兩段，我有一種毛骨悚然的感覺。我接連做了幾天的噩夢，這種夢在某一個時期我非常熟悉，它同「樣板戲」似乎有密切的關係。對我來說這兩者是連在一起的。我怕噩夢，因此我也怕「樣板戲」。現在我才知道「樣板戲」在我的心上烙下的火印是抹不掉的。從烙印上產生了一個一個的噩夢。

我還記得過去學習「樣板戲」的情景。請不要發笑，我不是說我學過唱「樣板戲」，那不可能！我沒有唱任何角色的嗓子。我是把「樣板戲」當做正式的革命文件來學習的，而且不是我自己要學，是「造反派」指定、安排我們學習的。在那些日子裡全國各省市報刊都在同一天用整版整版的篇幅刊登「樣板戲」。他們這樣全文發表一部「樣板戲」，我們就得至少學習一次。「革命群眾」怎樣學習「樣板戲」我不清楚，我只記得我們被稱為「牛鬼」的人的學習，也無非是拿著當天報紙發言，先把「戲」大捧一通，又把大抓「樣板戲」的「旗手」大捧一通，然後把自己大罵一通，還得表示下定決心改造自己，重新做人，最後是主持學習的革命左派把我痛罵一通。今天在我眼前，在我腦中仍然十分鮮明的便是一九六九年深秋的那一次學習。那次，下鄉參加「三秋」勞動，本來說是任務完成回城市，誰知林彪就在那時發佈了他的「一號命令」，我們只好留在農村。其實不僅我們，當時連「革命群眾」也沒有居住自由的「人權」，他們有的就是那幾本「樣板戲」，雖然經過「革命旗手」大抓特抓，調動一切藝術手段盡量拔高，到「四人幫」下台的時候也不過留下八本「三突出」創作方法的結晶。它們的確為「四人幫」登上寶座製造過輿論，而且是大造特造，很有成效，因此也不得不跟著「四人幫」一起下了台。那一次我們學習的戲是《智取威虎山》，由一位左派詩人主持學習，參加學習的「牛鬼」並不多，因為有一部分已經返家取衣物，他們明天回到鄉下，我們第二批「休假」的就搭他們回來的卡車去上海。離家一個多月了，我沒有長期留在農村的思想準備，很想念家，即使回去兩三天，也感到莫大的幸福。就在動身的前一天還給逼著去罵自己，去歌頌「革命旗手」，去歌頌用「三突出」手法塑造出來的英雄人物。本來以為我只要編造幾句便可以應付過去，誰知偏偏遇著那位青年詩人，他揪住我不放，一定要我承認自己堅決「反黨、反社會主義」。過去有一段時間我被分配到他的班組學習，我受到他的辱罵，這不是第一次，看到他的表情，聽見他的聲音，我今天還感到噁心。他那天得意地對我獰笑，彷彿自己就是「蓋世英雄」楊子榮。我埋著頭不看他，心裡想：什麼英雄！明明是給「四人幫」鳴鑼開道的大騙子，可是口頭上照常吹捧「樣板戲」和製造它的「革命旗手」。

我講話向來有點結結巴巴，現在淨講些歌功頌德的違心之論，反而使我顯得從容自然，好像人擺地攤傾銷廉價貨物一樣，毫無顧忌地高聲叫賣，我一點也不感覺慚愧，只想早點把貨銷光回房休息，但願不要發生事故得罪詩人，我明天才可以順利返家。雖然挨了詩人不少的訓斥，我終於平安地過了這一天的學習關。只有回到我們的房間裡，在一根長板凳上坐下來疲乏地吐了一口氣之後，我才覺得心上隱隱發痛，痛得不太厲害，可是時時在痛，而且我還把痛帶回上海，讓它破壞了我同蕭珊短暫相聚的幸福。「樣板戲」的權威就是這樣建立起來的。在我的夢裡那些「三突出」的英雄常常帶著獰笑用兩隻大手掐我的咽喉，我拚命掙扎，大聲叫喊，有一次在幹校我從床上滾下來撞傷額角，有一次在家中我揮手打碎了床前的小檯燈，我經常給嚇得在夢中慘叫，造反派說我「心中有鬼」，這倒是真話。但是我不敢當面承認，鬼就是那些以楊子榮自命的造反英雄。

今天在這裡回憶自己扮演過的那些醜劇，我仍然感到臉紅，感到痛心。在大唱「樣板戲」的年代裡，我受過多少奇恥大辱，自己並未忘記。我決不像有些人過去遭受冤屈，現在就想狠狠地撈回一把，補償損失。但是我總要弄清是非，不能繼續讓人擺佈。正是因為我們的腦子裡裝滿了封建垃圾，所以一喊口號就叫出「萬歲，萬歲，萬萬歲！」難道今後我們還要用「三結合」、「三突出」等等創作方法塑造英雄人物嗎？難道今後我們還要你一言、我一語、你獻一策、我出一計，通過所謂「千錘百煉」，產生一部一部的樣板文藝作品嗎？

據我看「四人幫」把「樣板戲」當做革命文件來學習，絕非因為「樣板戲」是給江青霸佔了的別人的藝術果實。誰不知道「四人幫」橫行十年就靠這些「樣板戲」替它們做宣傳，大樹它們的革命權威！我也曾崇拜過「高、大、全」的英雄李玉和、洪常青……可是後來就知道這種用一片一片金葉貼起來的大神是多麼虛假，大家不是看夠了「李玉和」、「洪常青」們在舞台下的表演嗎？

當然對「樣板戲」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似乎並沒有人禁止過這些戲的上演。不論是演員或者是聽眾，你喜歡唱幾句，你有你的自由。但是我也要提高警惕，也許是我的過慮，我真害怕一九六六年的慘劇重上舞台。時光流逝得真快，二十年過去了。「過了二十年又是一個……」阿Ｑ的話我們不能輕易忘記啊！

五月二十八日

一四四、官氣

有一位朋友第一次來上海，他很忙，卻也抽空來看我。我們只談了半個多小時，因為他擔心談久了我的聲音可能嘶啞，我自己也害怕興奮起來，容易「筋疲力盡」。我很想避開那些使人激動的話題，但是我經常打著「講真話」的大旗，接待遠道來訪的客人，又不便發一些違心之論，敷衍了事，況且如今社會空氣大有改變，朋友見面也並不需要交換歌功頌德的「大路貨」了。這樣我們就直截了當地談起所謂「官氣」來。他現在是官，因此強調不讓自己染上官氣。我說這很好，有些人本來不是官，卻有不少的官氣。我不是在開玩笑，可以說這是我幾十年經驗的總結。我這個人有個毛病，平日我喜歡講一句話：「沒有關係」，彷彿什麼事情都不在乎，都不放在心上。可是事後我總要認真地想一想。「認真」的結果我發現了一個警句：話講得越漂亮的人做起事來越不漂亮。我又用這個警句來核對自己那些文章中的豪言壯語，不能不感到驚奇：那麼多的空話！我是這樣，別人呢？我的話還不是從別人那裡販來的！

那麼哪裡來的官氣呢？我們這裡只有人民的「公僕」。大家都在「為人民服務」。我曾經這樣向人報喜，也經常聽到別人這樣對我宣傳。我們都說：「日子越過越好」，也相信「人越變越好」。在「文革」到來之前我的確就是這樣地混日子，我用一個混字，因為我只說空話，沒有幹實事。一次接一次開不完的會，一本接一本記錄不完的筆記，一張接一張廢話寫不完的手稿！於是「文革」開場，我臉上的人皮不客氣地給剝了下來，我毫不留情地被降級為「牛」。再用不著那一切虛假的報喜了。我既然是「牛」，當然不會有人為我「服務」，我只好接受非人的待遇。不單是我，許多以前和我在一起工作的人，當時和我一起給關在「牛棚」裡的人，都是這樣。從此一切都靠自己動手，各種奇恥大辱都甘心忍受。造反派在本單位張貼大字報「勒令」我們做什麼，或者不做什麼。他們不僅在本單位橫行霸道，還可以帶著大字報到別的單位去造反，去揪人。總之，他們幹得很成功。一連十年我們除了有時拚命背誦「老三篇」【註】之外，就不懂什麼是「為人民服務」。對付我們只有用「勞動改造」。這就是說，沒有人為我們服務，我們也沒有「資格」、沒有「權利」為別人服務，服務成為極其光榮的事情，正如「同志」是極其光榮的稱呼。我們都沒有份。十年中間我並沒有感覺到人和人的關係「越變越好」，只知道「人」和「牛」的關係越變越壞。為人民服務的人似乎都高人一等，當然高高在上，幹這種工作都好像在衙門裡辦公。我們即使走進一家商店購買物品，也不像一個顧客，倒像要求施捨的乞丐。我們得到的常常是無禮的訓斥。

【註】「老三篇」：《為人民服務》等三篇文章。

我記起來了，一九六二年我在北京出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結束我動身返滬的前一天下午，我一個人坐在飯店的餐廳裡在意見簿上寫了一大段感謝的話，那個時候我有那麼多的感情，因為我在那裡受到了親切的、兄弟般的接待，但是在「文革」之後我再也沒有找到那樣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了。到處都有一種官氣，一種壓力；我走到許多地方都覺得透不過氣來。但我卻並不感到不自然，好像我已經習慣了這種環境。固然牛棚給拆除了，可是我還有一根尾巴，仍然低人一等。因此即使天天叫嚷「為人民服務」，對某些人還是不必落實政策；因此我雖然處處碰壁，自己也心安理得，彷彿這是命中注定，用不著多發牢騷。

說老實話，「文革」十年，我的確深受教育，對任何事情，或者讀什麼文章，看什麼報導，聽什麼人講話，總要把自己擺進去，動腦筋想一想，然後才發表意見，是緊跟還是不跟。總之，要先弄清楚是真話還是假話。過去我不相信人可以販賣假貨過日子，到了我自己不知羞恥地信口開河、指鹿為馬，我才明白在那些日子人只有賣假藥、販假貨才能夠保住性命，所謂「文化大革命」就是這麼一回事。我這才看出來經過「文革」的鍛煉，我也可以穿上華麗的衣服幹下流的事情。我曾經相信「文革」是偉大的革命，但是到了我寫文章稱讚這個「偉大的」革命時，我已經看夠了那些血淋淋的、十分齷齪的、極其醜惡的東西，我稱讚它是不得不稱讚，是別人強加上去的稱讚。我忍受因為我要保護自己；我忍受因為我已經看穿了那個大騙局；我忍受因為我從小聽慣了我們祖先遺留下來的教訓：「明哲保身」。

「明哲保身！」這是多大的一筆遺產啊。接連不斷的運動！接連不斷的批判！還不是為了保護這筆遺產，讓大家都懂得明哲保身！然後又是十年烈火把美好的東西燒得乾乾淨淨。最近全國人大代表談到北京市的服務質量，不是像我那樣在意見簿上寫下熱情的讚美，而是發出不滿的批評。可見十年「文革」在我們國家幹了多少壞事，帶來多大變化。今天還有人在懷念美好的五十年代，「錯劃」和「擴大化」還不曾開始的那些日子，「服務」並不是掛在嘴上的空話，變人為「牛」的魔法也尚未發明，在新社會裡我受著人的待遇，我也以平等的眼光看待別人。但是十載大火之後，在一片廢墟上我們還能找到什麼呢？瓦礫，灰堆？「態度蠻橫，顧客挨訓」，人大代表發現的不是平等，而是官氣。有人說首都是這樣，外省更差。其實每個地方都有好有壞。我們有句老話「掛羊頭，賣狗肉」，可見掛漂亮的招牌賣假貨、劣貨，古已有之。要是不認真地大抓一下，那麼人們很容易習以為常，甘心上當，聽其發展了。

我出身在官僚地主的家庭，後來又在「文革」的「牛棚」裡關了十年，過慣低頭哈腰的生活，大官、小官和只有官氣的「官」都見得不少，在等級社會裡我彷彿是一個賤民（「文革」期間我的確被當做賤民，受過種種虐待），又是大小官員（特別是只有官氣的官）出官氣的對象，點名批判，四處游鬥，我挨過沒完沒了的訓斥。因此對封建的東西我的感覺特別銳敏，即使披上革命外套，我也不難認出它來。有些人喜歡掛起「實事求是」的招牌出售「官僚主義」的舊貨；有些人把「官氣」當做特殊的政治待遇，以為功勳大、地位高，自己畢竟與別人不同；有些人只讓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一向認為當官的應該高人幾等；還有些人似乎相信批文件、發指示就是為人民服務。總之，不能再把「真話」放在腦後，到了非抓不可的時候了。抓什麼？就是抓實事求是，也就是說真話吧。我們「說話算數」，不是說了就算，而是說了就做，說了不做，等於不說。

客人告辭走了，我拄著手杖把他送到門口。時間短，我們都談得不多，但也愉快。我只說要求當官的少講空話，不當官的少發官氣；既不訓人，也不挨訓，人人平等，互相諒解；多幹實事，皆大歡喜……如此而已。

六月九日

一四五、「文革」博物館

前些時候我在《隨想錄》裡記下了同朋友的談話，我說「最好建立一個『文革』博物館」。我並沒有完備的計劃，也不曾經過周密的考慮，但是我有一個堅定的信念：這是應當做的事情，建立「文革」博物館，每個中國人都有責任。

我只說了一句話，其他的我等著別人來說。我相信那許多在「文革」中受盡血與火磨煉的人是不會沉默的。各人有各人的經驗。但是沒有人會把「牛棚」描繪成「天堂」，把慘無人道的殘殺當做「無產階級的大革命」。大家的想法即使不一定相同，我們卻有一個共同的決心：決不讓我們國家再發生一次「文革」，因為第二次的災難，就會使我們民族徹底毀滅。

我決不是在這裡危言聳聽，二十年前的往事仍然清清楚楚地出現在我的眼前。那無數難熬難忘的日子，各種各樣對同胞的傷天害理的侮辱和折磨，是非顛倒、黑白混淆、忠奸不分、真偽難辨的大混亂，還有那些搞不完的冤案，算不清的恩仇！難道我們應該把它們完全忘記，不讓人再提它們，以便二十年後又發動一次「文革」拿它當做新生事物來大鬧中華？！有人說：「再發生？不可能吧。」我想問一句：「為什麼不可能？」這幾年我反覆思考的就是這個問題，我希望找到一個明確的回答：可能，還是不可能？這樣我晚上才不怕做怪夢。但是誰能向我保證二十年前發生過的事不可能再發生呢？我怎麼能相信自己可以睡得安穩不會在夢中揮動雙手滾下床來呢？

並不是我不願意忘記，是血淋淋的魔影牢牢地揪住我不讓我忘記。我完全給解除了武裝，災難怎樣降臨，悲劇怎樣發生，我怎樣扮演自己憎恨的角色，一步一步走向深淵，這一切就像是昨天的事，我不曾滅亡，卻幾乎被折磨成一個廢物，多少發光的才華在我眼前毀滅，多少親愛的生命在我身邊死亡。「不會再有這樣的事了，還是揩乾眼淚向前看吧。」朋友們這樣地安慰我，鼓勵我。我將信將疑，心裡想：等著瞧吧，一直等到宣傳「清除精神污染」的時候。

那一陣子我剛剛住進醫院。這是第二次住院，我患的是帕金森氏綜合症，是神經科的病人。一年前摔壞的左腿已經長好，只是短了三公分，早已脫離牽引架；我拄著手杖勉強可以走路了。讀書看報很吃力，我習慣早晨聽電台的新聞廣播，晚上到會議室看電視台的新聞聯播。從下午三點開始，熟人探病，常常帶來古怪的小道消息。我入院不幾天，空氣就緊張起來，收音機每天報告某省市領導幹部對「清污」問題發表意見；在螢光幕上文藝家輪流向觀眾表示清除污染的決心。聽說在部隊裡戰士們交出和女同志一起拍攝的照片，不論是同親屬還是同朋友；又聽說在首都機關傳達室裡準備了大堆牛皮筋，讓長髮女人紮好辮子才允許進去。我外表相當鎮靜，每晚回到病房卻總要回憶一九六六年「文革」發動時的一些情況，我不能不感覺到大風暴已經逼近，大災難又要到來。我並無畏懼，對自己幾根老骨頭也毫無留戀，但是我想不通：難道真的必須再搞一次「文革」把中華民族推向萬劫不復的深淵？仍然沒有人給我一個明確的回答。小道消息越來越多。我彷彿看見一把大掃帚在面前掃著，掃著。我也一天、兩天、三天地數著，等著。多麼漫長的日子！多麼痛苦的等待！我注意到頭上烏雲越聚越密，四周鼓聲愈來愈緊，只是我腦子清醒，我還能夠把當時發生的每一件事同上次「文革」進展的過程相比較。我沒有聽到一片「萬歲」聲，人們不表態，也不繳械投降。一切繼續在進行，雷聲從遠方傳來，雨點開始落下，然而不到一個月，有人出來講話，掃帚掃不掉「灰塵」，密雲也不知給吹散到了何方，吹鼓手們也只好銷聲匿跡。我們這才免掉了一場災難。

一九八四年五月在日本東京召開的四十七屆國際筆會邀請我出席，我的發言稿就是在病房裡寫成的。我安靜地在醫院中住滿了第二個半年。探病的客人不斷，小道消息未停，真真假假，我只有靠自己的腦子分析。在病房裡我沒有受到干擾，應當感謝那些牢牢記住「文革」的人，他們不再讓別人用他們的血在中國的土地上培養「文革」的花朵。用人血培養的花看起來很鮮艷，卻有毒。倘使花再次開放，哪怕只開出一朵，我也會給拖出病房，得不到治療了。

經過半年的思考和分析，我完全明白：要產生第二次「文革」，並不是沒有土壤，沒有氣候，正相反，彷彿一切都已準備妥善，上面講的「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要是拖長一點，譬如說再翻一番，或者再翻兩番，那麼局面就難收拾了，因為靠「文革」獲利的大有人在……

我用不著講下去。朋友和讀者寄來不少的信，報刊上發表了贊同的文章，他們講得更深刻，更全面，而且更堅決。他們有更深切的感受，也有更慘痛的遭遇。「千萬不能再讓這段醜惡的歷史重演，哪怕一星半點也不讓！」他們出來說話了。

建立「文革」博物館，這不是某一個人的事情，我們誰都有責任讓子子孫孫，世世代代牢記十年慘痛的教訓。「不讓歷史重演」，不應當只是一句空話。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記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館，用具體的、實在的東西，用驚心動魄的真實情景，說明二十年前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讓大家看看它的全部過程，想想個人在十年間的所作所為，脫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來面目，償還過去的大小欠債。沒有私心才不怕受騙上當，敢說真話就不會輕信謊言。只有牢牢記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歷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來。

建立「文革」博物館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惟有不忘「過去」，才能做「未來」的主人。

六月十五日

一四六、二十年前

近來天熱，不能工作，我常常坐在籐椅上苦思，腦子不肯休息，我卻奈何不得。

「文革」發動到現在整整二十年了。這是我後半生中一件大事，忘記不了，不能不讓它在腦子裡轉來轉去，因此這些天我滿腦子都是二十年前的事情。前些時候我回憶了第二次住院初期的那一段生活，彷彿重溫舊夢，又像有人在我面前敲警鐘。舊夢也罷，警鐘也罷，總有一點隔岸觀火的感覺。不像刑場陪綁，渾身戰慄，人人自危，只求活命，為了保全自己，不惜出賣別人，出賣一切美好的事物。那種日子！那種生活！那種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真是一片黑暗，好像我在地獄裡服刑。我奇怪當時我喝了什麼樣的迷魂湯，會舉起雙手，高呼打倒自己，甘心認罪，讓人奪去我做人的權利。

我不是在講夢話，一九六六年我的確做過這樣的事情。迷魂湯在我身上起過十年的作用。在一九八三年它還想再一次把我引入夢境，但是用慣了的魔法已經失去迷魂的力量，我說：「我要睜大兩隻眼睛，看你怎樣捲土重來。」結果過去的還不是終於過去！我才懂得維護自己權利的人不會被神仙、皇帝和救世主吞掉，因為世界上並沒有神仙、皇帝和救世主。事情就是這樣：十歲以前我相信鬼，我害怕鬼，聽見人講鬼故事就想到人死後要經過十座閻王殿，受拷問，受苦刑，我嚇得不得了。不但自己害怕，別人還拿各種傳說和各樣圖畫來嚇唬我。那些時候我整天戰戰兢兢，抬不起頭，的確感到「沒勁」。後來不知道怎樣，我漸漸地看出來那些拿鬼故事嚇唬我的人自己並不信鬼，我的信仰也逐漸消失，終於完全消失。到十五歲的時候便可以說我完全不信鬼了，而且說也奇怪，從此連鬼影也看不見了。

今天回想起二十年前的舊事，我不能不產生一個疑問：「要是那個時候我沒有喝迷魂湯又怎麼樣？」我找到的回答是：倘使大家都未喝過迷魂湯，我們可以免掉一場空前的大災難；倘使只有少數幾個人清醒，我可能像葉以群、老舍、傅雷那樣走向悲劇的死亡。在「文革」受難者中我只提到三位亡友的名字，因為他們是在這次所謂「革命」中最先為他們所愛的社會交出生命的人，但是他們每一個都留下不少的作品，讓子孫後代懂得怎樣愛我們的國家和我們的人民。當時大家都像發了瘋一樣，看見一個熟人從高樓跳下，毫無同情，反而開會批鬥，高呼口號，用惡毒的言辭攻擊死者。再回顧我自己的言行。我出席了那次作家協會分會召開的批判大會。這年六月初我因參加亞非作家緊急會議，在北京等地待了兩個月，七月底才由杭州回到上海，八月初在上海送走外賓，然後回機關參加「運動」。

我在作協分會一向只是掛名，從不上班辦公，這次運動稱為「大革命」，來勢很猛，看形勢我也知道自己「在劫難逃」，因為全國作家大半靠邊，亞非客人在西湖活動三天，卻不見一位當地作家出來接待，幾位北京來的熟人在上海機場告別時都暗示不知什麼時候再見，連曹禺也是這樣。我看見他們上了飛機，忽然感到十分孤獨，我知道自己無路可走了，內心非常空虛。

解放後雖然學習不斷，運動不停，然而參加「文革」這樣的「運動」我一點經驗也沒有。回到機關我才知道給編在創作組裡學習。機關的「運動」由上面指定的幾人小組領導。創作組組長是一位工人作家，有一點名氣，以前看見我還客客氣氣地打招呼，現在見面幾次，非常冷淡，使我感覺到他要同我「劃清界限」了，心裡更加害怕，可以說是已經自己解除了武裝。我們開會的大廳裡掛滿了大字報，每一張都是殺氣騰騰，絕大多數是針對葉以群、孔羅蓀兩人的，好像全是判決書。也有幾張批判我的大字報，講到一九六二年我在上海二次文代會上的發言，措辭很厲害，我不敢看下去。我走進大廳，就彷彿進了閻王殿一樣。

參加學習後我每天都去機關開會，起初只是得到通知才去，後來要按時上班，再後便是全天學習，最後就是隔離審查，由人變「牛」。這是我回機關報到時萬萬想不到的。我七日到組學習，十日下午便在機關參加批判以群的大會，發言人沒頭沒腦地大罵一通，說以群「自絕於人民」，聽口氣好像以群已經不在人世，可是上月底我還瞥見他坐在這個大廳裡埋著頭記筆記。總之不管他是死是活，主持大會的幾個頭頭也不向群眾作任何解釋，反正大家都順從地舉手表示擁護，而且做得慷慨激昂。我坐在大廳裡什麼也不敢想，只是跟著人們舉手，跟著人們連聲高呼「打倒葉以群！」我注意的是不要讓人們看出我的緊張，不要讓人們想起以群是我的朋友。大會連小會開了將近三個半小時，會後出來，一個熟人小聲對我說：「不要把以群的消息講出去。」我打了一個冷噤。她是專業作家，又是黨員，最近一直待在上海，一定知道真實情況。

晚上我睡前在日記裡寫了這樣一段話：「一點半同蕭珊雇三輪車去作協。兩點在大廳開全體大會批判葉以群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四點後休息。分小組開會，對葉以群最後的叛黨行為，一致表示極大憤慨。五點半散會。」我動著筆，不加思考，也毫不遲疑，更沒有設身處地想一想亡友一家人的處境。我感到疲乏，只求平安過關。一個月後一天上午我剛剛上班給造反派押著從機關回家，看他們「執行革命行動」。他們搜查了幾個小時，帶走了幾口袋的東西，其中就有這幾年的日記。日記在機關裡放了將近十一年，不知道什麼人在上面畫了些紅槓槓，但它們終於回到我手邊來了。都是我親筆寫的字。

為了找尋關於以群死亡的記錄，我一頁一頁地翻看，越看越覺得不是滋味，也越是瞧不起自己。那些年我口口聲聲「改造自己」，究竟想把自己改造成為什麼呢？我不用自己腦筋思考，只是跟著人舉手放手，為了保存自己，哪管犧牲朋友？起先打倒別人，後來打倒自己。所以就在這個大廳裡不到兩個月後，我也跟著人高呼「打倒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巴金」了。想想可笑，其實可恥！甚至在我甘心徹底否定自己的時候，我也有兩三次自問過：我們的文化傳統到哪裡去了？我們究竟有沒有友情？我們究竟要不要真實？為什麼人們不先弄清是非，然後出來表態？不用說我不會得到答覆。今天我也常問：為什麼那些年冤假錯案會那樣多？同樣也沒有人給我回答。但是我的腦子比較清醒了。

「文革」期間冤死的我的朋友中以群是第一個，據說他是在八月二日上午跳樓自殺的。可是一直到今天我還弄不清楚他被迫跳樓的詳情。我主持了為他平反昭雪的追悼會，宣讀了悼詞，我只知道他是讓人以「莫須有」的罪名逼死的，但是真實的具體情況，就是說應當由什麼人負責，我仍然不很明白，也許我永遠不會明白了，因為大家都習慣於「別人說了算」，也從不要求知道真實。我知道以群的死是在他逝世後的一周，知道老舍的「玉碎」【註】卻是在他自殺後的一段長時期，知道傅雷的絕筆則是在他辭世後的若干年了，通過十幾年後的「傅雷家書墨跡展」我才看到中國知識分子的正直、善良的心靈，找到了真正的我們的文化傳統。「士可殺，不可辱！」今天讀傅雷的遺書我還感到一股顯示出人的尊嚴的正氣。我常用正直、善良的形容詞稱讚我的一些朋友，它們差不多成了我的口頭禪，但是用在每一位亡友的身上，它們放射出一種獨特的光芒。在「文革」中冤死的知識分子何止千萬，他們樹立了一個批判活命哲學的榜樣。我記得在反右時期我還寫過文章批駁「不可辱論」，我贊成打掉知識分子的架子和面子。我寫這種文章其實也是為了活命。當時我就在想：人要是不顧全面子，那麼在生死關頭，什麼事都幹得出來。天保佑！我還沒有遇到這樣的機會，亡友們又接連不斷地給我敲響了警鐘。

【註】「玉碎」，一九七九年，日本作家開高健發表了小說《玉碎》。

以群死了，對羅蓀的批判照常進行，機關的革命派動員我寫揭發羅蓀的材料，創作組的頭頭也要我寫揭發孔和別人的大字報。我不會編造，只能寫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革命派不滿意。壓力越來越大，攻擊我的大字報漸漸地多了起來。作家中王西彥是最先給「拋」出來的。他自己後來說：「我一覺醒來，才知道已經給市長點了名成了反革命。」吳強和魏金枝先後被趕出創作組，師陀接著也靠了邊。我還在掙扎，有一天上午我去機關，創作組只到了柯靈、白危和我三個，有人告訴我們，別人都有事，要我們到資料室找個地方自學。以後我們三個人，就脫離了創作組在資料室二樓自學。說是自學也無非寫點交代、檢查。

形勢越來越緊，我也看得出來對我的包圍圈越來越縮小，但是我還在安慰自己：組織上對待我跟對待師陀他們還是有區別的。他們學習的地方在食堂，每天還做點輕微的勞動。但是過了幾天柯靈就給電影廠揪走了。只有白危和我還在資料室學習。到九月初有人（一位工人作家）來通知我說我態度不老實，革命群眾要對我採取行動，於是開始了第一次的抄家。這次抄家從上午抄到下午，連吃中飯的時間在內，大約有六七個小時（來抄家的革命派也在我們家吃飯，飯菜由裡委會送來）。後來聽人說：「這次抄家還是保護性的抄家，上面叫多帶些封條來。」原來還有所謂「毀滅性的抄家」，就是將你家裡一切罈罈罐罐全部砸光，或者叫你掃地出門。我們機關害怕外面有人「趁火打劫」或者搞毀滅性抄家，便先動手將我的書櫥全部貼上封條，把重要的東西完全帶走。臨走時革命派還貼了一張揭發我的罪行的大字報在我家門廊的入口處，一位頭頭威脅地對我說：「你再不老實交代，我們就把大字報貼到大門口，看你以後怎樣過日子！」他的意思，我很明白，在我的大門口貼上這樣一張大字報，過路人都可以進來為所欲為了。我想這一天遲早總會到來的。我對自己不再存什麼希望了。

然而我還是一天一天地拖下去。我好像已經落水，還想抓住一塊希望的木板游到岸邊。其實不需要多久我就同孔羅蓀、王西彥、吳強、師陀、魏金枝，在一起學習，在一起勞動，在一起批鬥了，不但跟他們沒有區別，而且我的問題越來越嚴重。有一個時期白天在機關，我一天幾次給外地串連的學生叫出去當眾自報罪行；晚上在家還要應付一批接一批的住在附近的中學生，請求他們不要撕掉書櫥上貼的封條，拿走書或別的東西。有一個時期我給揪到工廠、農村、學校去游鬥，又有一個時期我被帶到五．七幹校去勞動。我和無數的知識分子一樣在牛棚裡待了若干年，最後讓「四人幫」的六個爪牙用他們的名義給我戴上無形的「反革命」帽子。這就是文件上所謂「打翻在地，踏上一腳，永世不得翻身」吧。要不是突然出現了奇蹟，一夜之間以「旗手」為首的幫伙們全給抓起來，關進牢房，我就真會永遠見不了天日了。

我不是寫小說，也不是寫回憶錄，並不想在這裡多寫詳情細節。那十年中間每個人都有寫不完的慘痛的經歷，說慘痛太尋常了，那真是有中國特色的酷刑：上刀山，下油鍋以及種種非人類所能忍受的「觸皮肉」和「觸靈魂」的侮辱和折磨，因為受不了它們多少人死去。想起另外兩位在「文革」中逝世的好友陳同生和金仲華，我今天還感到痛心。我六六年開過亞非作家會議回到上海還和他們幾次交談，他們給過我安慰和鼓勵。在同一個城市，他們的家離我的住處很近，可是我不知道他們死亡的日期。金仲華孤寂地吊死在書房裡，住在樓下的八旬老母只聽見凳子倒下的響聲。陳同生據說伏在煤氣灶上死去，因此斷定他自盡身亡。可是他在隔離審查期間怎麼能去開煤氣灶？而且，他死前不久還寫信告訴熟人說明自己決不自殺。過了十八年，連這件事情也查不清楚。連這個問題也得不到解決，說是為死者平反昭雪，難道不就是讓亡靈含恨九泉？！

萬幸我總算熬過來了，我也曾想到死亡，我也曾感到日子難過，但是在人世間我留戀很多，許多人和事吸引了我的感情。我決定要盡可能地活下去，不能說是爭取徹底改造自己，「脫胎換骨，重新做人」，過去我的說法有些誇張，我從小就不喜歡形式主義，我舉手高呼「萬萬歲！」也不過是在保護自己。我們口口聲聲說是為「新社會」，可是這「新社會」越來越不被我們理解，越來越顯得可怕，朋友們一個接一個比我先掉進黑暗的深淵。比我小十三歲的蕭珊患癌症得不到治療含著淚跟我分離。

整整過了二十年。我也害怕重提叫人心痛腸斷的往事。但是二十年來一直沒有弄清楚的那些疑問，我總得為它們找到一兩個解答。否則要是我在泉下遇見蕭珊，我用什麼話去安慰她？！

所以我一直在想，不斷地想，我彷彿又給扔在油鍋裡用烈火熬煎。儘管痛苦難熬，但是在我身上不再有迷魂湯的作用了，雖然記憶力衰退，可我的腦子並不糊塗，我還記得二十年前回到機關參加「運動」，當時我還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我們國家有一部一九五四年的憲法，我的公民的權利應當受到憲法的保障，這憲法是全體代表投票通過的，其中也有我的一票。投票通過憲法之前全國人民多次討論它，多次修改它；憲法公佈之後又普遍地宣傳它。說是「根本大法」，可是到了它應當發生作用的時候，我們卻又找不到它了，彷彿它根本就不存在，或者不中用，連幾張大字報也比不上。二十年前我就是這樣走進「牛棚」的，憲法已經失蹤，人權早被踐踏，我高舉「紅寶書」，朗誦「最高指示」，由人變獸，任人宰割。儘管那些年我受盡侮辱，受夠折磨，但我還是不能不責備自己為什麼不用腦子思考？！作為知識分子，我的知識表現在什麼地方？「四人幫」稱我為「反動學術權威」，我唯唯諾諾，早把「學術」拋在腦後了！

過去的事也只好讓它過去，有人不想舊事重提，有人不能不舊事重提，我屬於後者。因為記住過去的教訓，我才不怕再次上當。只有承認每個公民的權利，才能理直氣壯地保衛自己。沒有人願意在我們國家裡再發生一次「文化大革命」，那麼讓大家都牢牢記住那十年中間出現的大小事情。最好的辦法我看只有一個：創辦「文革」博物館。

六月十九日

一四七、懷念非英兄

〈一〉

三十年代頭幾年我去過福建三次，廣東一次，寫了一本《旅途隨筆》和幾篇小說，那些文章裡保留著我青年時期的熱情和友誼的回憶。那個時期我有朋友在泉州和新會兩地辦學校。他們的年紀和我相差不遠，對當時許多社會現象感到不滿，總覺得「五四」運動反封建沒有徹底，封建流毒還在蠶蝕人們的頭腦；他們看見帝國主義侵略者在我們國土上耀武揚威，彷彿一塊大石壓在背上使他們抬不起頭來；「金錢萬能」的社會風氣又像一隻魔手掐住他們的咽喉。他們不願在污泥濁水中虛度一生。他們把希望寄託在青年一代的身上，想安排一個比較乾淨的環境，創造一種比較清新的空氣，培養一些新的人，用愛集體的理想去教育學生。他們中有的辦工讀學校，有的辦鄉村師範，都想把學校辦得像一個和睦的大家庭，關上校門就彷彿生活在沒有剝削的理想社會。他們信任自己的夢想（他們經常做美麗的夢！），把四周的一切看得非常簡單。他們甚至相信獻身精神可以解決任何問題。我去看望他們，因為我像候鳥一樣需要溫暖的陽光。我用夢想裝飾他們的工作，用幻想的眼光看新奇的南方景色。把幻夢和現實混淆在一起我寫了那些誇張的、讚美的文章，鼓勵他們，也安慰我自己。今天我不會再做那樣的好夢了。但是我對他們的敬佩的感情幾十年來並沒有大的改變，即使他們有的已經離開世界，有的多年未寄信來，我仍然覺得他們近在我的身邊；我還不曾忘記關於他們我講過的話：

「他們也許不是教育家，但他們並不像別的教師那樣把自己放在學生的上面，做一個尊嚴的先生。他們生活在學生中間，像一個親愛的哥哥分擔學生的歡樂和愁苦，瞭解那些孩子，教導那些孩子，幫助那些孩子。

「他們只知道一個責任，給社會『製造』出一些有用的好青年。」

一九六二年初我去海南島旅行，在廣州過春節，意外地見到那位廣東新會的朋友，交談起來我才知道一些熟人的奇怪的遭遇和另一些熟人的悲劇的死亡。我第一次證實我稱為「耶穌」的友人已經離開我們。回到上海我翻出三十年代的舊作。「我說我的心還在他們那裡，我願把我的心放在他們的腳下，給他們做柔軟的腳墊，不要使他們的腳太費力。」我因為漂亮的空話感到苦惱，我不曾實踐自己的諾言。為了減輕我的精神上的負擔，我考慮寫幾篇回憶和懷念，也曾把這個想法對幾位朋友講過。可是時間不能由我自己支配，我得整天打開大門應付一切闖進來的雜事，沒有辦法寫出自己想寫的文章。於是空前的「大革命」來了。我被迫擱下了筆，給關進了「牛棚」，我也有了家破人亡的經驗，我也嘗夠了人世的辛酸。只有自己受盡折磨，才能體會別人的不幸。十年的苦難，那一切空前的「非人生活」，並不曾奪去我的生命，它們更不能毀滅我懷念故友的感情。幾年中間我寫了不少懷舊的文章，都是在苦思苦想的時候落筆的。我只寫成我打算寫的文章的一部分，朋友們讀到的更少。因此這三四年中常有人來信談我的文章，他們希望我多寫，多替一些人講話，他們指的是那些默默無聞的亡友，其中就有在福建和廣東辦教育的人。我感謝他們提醒我還欠著那幾筆應當償還的債。只是我擔心要把心裡多年的積累全挖出來，我已經沒有這樣的精力了。那麼我能夠原封不動地帶著塊壘離開人世嗎？不，我也不能。我又在拖與不拖之間徘徊了半年，甚至一年。於是我拿起了筆，我的眼前現出一張清瘦的臉，那就是葉非英兄，我並沒有忘記他。恰好我這裡還有一封朋友轉來的信，是朋友的友人寫給朋友的，有這樣一段話：

「順便提一下：我有一個我十分敬重的老師和朋友葉非英先生（巴老在他的散文集《黑土》裡稱他為『耶穌』），冤死，已平反。在他蒙冤的時候，巴老寫過一篇至少是表示和他『劃清界限』的文章。我懇望，巴老如果要保留這篇文章，那就請加以修改。死者已無法為自己說話，而他，以我對他的認識，我相信他總是帶著對巴老的深摯友誼逝去的。」

我首先應當請求寫信人的原諒，我引用這段話，並沒有徵求他的同意。說實話，要不要引用它，發表它，我考慮了很久，他這封不是寫給我的信，在我這裡已經放了一年，對他提出的問題我找不到解答，就沒有理由退回原信。我一直在想我是不是寫過文章說明我要跟「耶穌」「劃清界限」，我實在想不起來。我稱非英為「耶穌」，自己倒還記得，那稱呼是從我的第一本遊記《海行雜記》裡來的。《雜記》中有一節《耶穌和他的門徒》，我將同船的一位苦行者稱為耶穌。認識非英後，我一方面十分敬佩他的苦行，另一方面對他的做法又有一點小意見，曾經開玩笑地說他是我們的「耶穌」。但那是一九三三年以後的事了。我究竟在哪一篇散文裡用過這個稱呼呢？我想起了《黑土》之前的《月夜》，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在日本橫濱寫成的散文。當時在山上友人家小小庭園內散步的情景歷歷在目。我從十年浩劫中殘留下來的舊作堆裡找到幾本不同的舊版散文集《點滴》，翻出《月夜》來查對，解放前的各版中都有這樣的一段：「但是要將碎片集在一起用金線繫起來，要在這廢墟上重建起九重的寶塔，懷著這樣大的志願的人是有的，我們的『耶穌』就是一個；還有×××。這兩人將永為我一生最敬愛的朋友吧。」後面還有關於另一位朋友的三句話。但是在一九六一年五月南國出版社港版《點滴》中這一段話從「我們的耶穌」起卻改為「朋友Ｙ就是其中的一個。雖然他有著病弱的身體，但是他卻在做著一個健康人的工作。他將永為我的敬愛的朋友吧。他的質樸、勇敢和堅定在我的胸膛裡點起了長明燈。」這最後一句原來也有，但它是用來講另一個朋友的，在這個修改本中另一個朋友的名字給刪掉了，我就改用它來讚美葉非英，覺得更恰當些，因為我從日本回上海，聽說另一個朋友已經做了官。這也說明我寫文章，談印象，發議論，下結論，常常有些誇張，輕易相信一時的見聞，感情衝動時自己控制不住手中的筆。一九七八年我在兩卷本《選集》後記中說：「我也曾把希望寄託在幾位好心朋友的教育工作上，用幻想的眼光去看它們，或者用夢代替現實，我寫過一些宣傳、讚美的文章，結果還是一場空。」這些話有點像檢討，其實是在替自己解釋，但「還是一場空」卻是我的真實的感受。

上面說的這次修改是什麼時候搞的，我已經記不起了，南國出版社印的是「租型本」，紙型一定是早改好的，那麼可能是解放初期的改訂本。我又翻看一九六一年十月出版的《文集》第十卷，《月夜》還給保留著，可是關於「朋友Ｙ」的整整一段都沒有了，代替它的是六個虛點，說明這裡有刪節。這刪節和上一次的刪改都是我自己動手做的，用意大概就是讓讀者忘記我在福建有過幾個辦教育事業的朋友，省得在每次運動中給自己添麻煩。我今天還感到內疚，因為刪節並不止一次。我編印《文集》第十卷，還刪去了《短簡》中的那篇《家》，那是一九三六年寫的一篇書信體散文，後來收在《短簡》集裡，一九三七年和一九四九年共印過兩版，文章裡也提到「被我們稱為耶穌的人」，我接著說：「他的病怎樣了？他用工作征服了疾病，用信仰克服了困難。我從沒有見過如此大量、如此勇敢的人。大家好好地愛惜他吧，比愛自己還多地愛這個人吧。我知道你們是能愛他的。」《短簡》以後不曾重印，編入《文集》時我刪去了這封公開信。這也就是所謂「劃清界限」吧。我只說：「感到內疚」，因為我當時刪改文章確有「一場空」的感覺，我也為那些過分的讚美感到歉意。所以我重讀舊作，我並不臉紅，我沒有發違心之論。不像我寫文章同胡風、同丁玲、同艾青、同雪峰「劃清界限」，或者甚至登台宣讀，點名批判；自己弄不清是非、真假，也不管有什麼人證、物證，別人安排我發言，我就高聲叫喊。說是相信別人，其實是保全自己。只有在「反胡風」和「反右」運動中，我寫過這類不負責任的表態文章，說是「劃清界限」，難道不就是「落井下石」？！我今天仍然因為這幾篇文章感到羞恥。我記得在每次運動中或上台發言，或連夜執筆，事後總是慶幸自己又過了一關，頗為得意，現在看來不過是自欺欺人。終於到了「文革」發動，我也成為「無產階級專政死敵」，所有的箭頭都對準我這個活靶子，除了我的家人，大家都跟我「劃清界限」，一連十載，我得到了應得的懲罰，但是我能說我就還清了欠債嗎？

〈二〉

近兩三年我的記憶力衰退很快又很顯著。《文集》第十卷中明明有《黑土》，《黑土》中明明有《南國的夢》，我拿著書翻了兩天，只顧在《旅途隨筆》中追尋《南國的夢》。只有寫完本文的第一節，昨天我才發現在另一篇《南國的夢》裡我的確寫了不少葉非英兄的事情。說不少其實也不算多，因為我同非英就只見面幾次。用《南國的夢》作題目，我寫過兩篇短文，第一篇是一九三三年春天在廣州寫的，那時我剛剛去過泉州，在他的學校裡住了一個多星期，帶走了較深的印象，我一直在思考，我的心始終無法平靜，我又準備到廣東朋友新辦的鄉村師範去參觀，因此文章寫得短，也沒有講什麼事情。第二篇是一九三九年春天在上海脫稿的，我從桂林經過溫州坐船回到上海，不久在報刊上看到日本侵略軍佔領鼓浪嶼的消息，想念南國的朋友和人民，在痛苦和激動的時候我寫了像《南國的夢》那樣的「回憶」文章，敘述了我三訪泉州和幾游鼓浪嶼的往事。我手邊沒有當時在上海刊行的文學小叢書《黑土》，不過我記得它就只印過一次，一九五九年我編印《文集》第十卷時對這篇回憶也不曾做過大的改動，我只是在文章的最後加了一個腳注。我這樣說：

「這篇回憶是在我十分激動的時候寫成的。我當時寫的並不是真實的人，大部分是我自己的幻想。一九四七年我在上海再見到『耶穌』，我對他的看法已經改變了。我最近在一篇文章裡說過這樣的話：『我也曾把希望寄託在幾位朋友的教育工作上，用幻想的眼光去看它們，或者用夢想代替現實，用金線編織的花紋去裝飾它們，結果還是一場空，我不僅騙了自己，也騙了別人。』用這幾句話來解釋以上的兩篇回憶，也很恰當。」

對！這就是那位寫信人，那位我朋友的朋友所指的「劃清界限」的文章吧。我當初加上這個「腳注」，只是為了回顧過去，解剖自己，也是為了保護自己。的確在當時表態就是檢討，就是認罪，就是坦白，「坦白」就可以得到從寬處理。我好像還不知道葉非英和曾在廣東辦學的陳洪有都給劃成了右派，我的朋友中作為右派受到批判的人已經不少了。據說我在一九五七年「漏了網」，五八年幾次受批判，特別是在第四季度所謂「拔白旗」運動中被姚文元一夥人揪住不放，在三個刊物裡討論了整整三個月。我內心相當緊張，看不清楚當前的形勢，從鳴放突然「轉化」為反右，彷彿給我當頭一棒，打得我頭昏眼花，渾身打戰。五八年因為一篇批評法斯特的文章我主動地寫過兩次檢查。為了慶祝建國十週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約我編輯《巴金選集》。責任編輯看了全稿，還希望我寫一篇表態的前言或後記。我不想寫，卻又不能不寫。在《文藝報》上發表的《法斯特的悲劇》記憶猶新。我戰戰兢兢，彷彿大禍就要臨頭，一方面挖空心思用自責的文字保護自己，另一方面又小心翼翼不讓自己的怨氣在字裡行間流露。後記寫成，我把它寄給出版社，算是完成了任務。沒有想到不久曹禺經過上海，到我家來，看了我這篇後記的底稿，認為它「並不是心平氣和地寫出來的」，說是我有委屈，他回到北京便對荃麟同志講了。荃麟和曹禺一樣，不贊成用這後記，他們都認為「不大妥當」。他後來徵得我的同意，就讓出版社取消了它，改用一篇出版說明。荃麟同志當時是中國作協的黨組書記，我感謝他對我的關心，不過我也有我的想法：既然寫出來了，表一表態也沒有害處。這些年運動一直不斷，日子不會好過，我把抽出的後記保留下來，我想會用得著它，不久我便摘出一部分作為散文《我的幼年》的腳注塞進我的《文集》第十卷。《南國的夢》的腳注中引用的幾句話也是從那篇後記中摘錄下來的。這是一九五九年的事，十九年後人民文學出版社又約我編輯《選集》，那篇難忘的後記在我享受抄家的「政治待遇」後十一年又回到我的手邊，我無意間翻出它，重讀一遍，略加刪改，就放在新的《選集》裡面。我什麼話也沒有講，我心裡想著一個朋友。在姚文元一夥人圍攻我的時候，他安慰過我。可是在「文革」發動以前，一九六四年底他就因所謂「中間人物論」受到了嚴厲的批判，我在全國人代會上見過他一面，是那樣瘦弱，那樣嚴肅。我希望他早日渡過難關，卻想不到問題越來越多，形勢越來越壞，他居然給關進監牢，而且死在獄中。他為了說服我同意抽去後記，跟我談了一個多小時。我在新版《選集》中又採用那篇後記，不僅是為瞭解剖自己，也是在紀念這位敬愛的亡友。我不想保全自己，也用不著編造假話。形勢改變，我不再整天戰戰兢兢地念著「臣罪當誅」，等待死亡，我又能用自己的腦筋思考了。

因此再一次請求那位朋友的朋友的原諒，將來如果有機會重印《南國的夢》，我還想保留一九五九年加上的腳注，我也許沒有精力更深地挖自己的心，但是我覺得解剖自己還遠遠不夠徹底。我說一九四七年再看見非英，對他的看法「已經改變」，並不是在他蒙冤的時候向他投擲石塊，也沒有人逼著我發表文章跟他「劃清界限」。而且經過八年抗戰，我自己也有改變。但這些改變並未減少我對非英的敬愛。只是全國解放以後，一個接一個的運動，一次接一次的學習彷彿把我放進一個大爐子烘烤，一切胡思亂想都光了，只剩下一個皮包骨的自己。我緊張，我惶恐，我只有一個念頭：要活下去。不過我並未想過不惜任何代價。我並不那樣重視生命。然而我們中國人有一種長處：生命力很強。我居然經過十年東方式的殘酷的折磨而活了下來。我也有了用苦行打動人心的經歷，我走出了地獄回到人間。我又想起了我的朋友葉非英。他為什麼不能活到現在？他在什麼地方？

〈三〉

現在回到葉非英的事情上來。我第一次看見他，是在一九三○年秋天。當時我的朋友吳克剛在泉州黎明高中做校長，約我到那邊去過暑假。學校利用了武廟的舊址，我住在樓上吳的寢室裡，外面有一個小小的涼台，每天晚飯後我常常和三四位朋友在那裡閒聊。吳校長起初同我在一起，他喜歡高談闊論，可是不久他患病住進醫院，就由朋友陳范予幫忙他照料學校。非英是范予的好友，我在武廟裡先認識范予，過三天非英從廣州來，我也認識了他。他是一個數學教員，喜歡同年輕學生交談，對文學似乎並無特殊興趣。這一年我同他接觸的機會不多。他也不常到涼台上來。我看見他的時候，他總是穿藍色西裝上衣和翻領白襯衫，他給我的印象是服裝乾淨，整齊。

過了將近兩年，一個在泉州搞養蜂事業的朋友到上海來，遇見我，約我再去那裡看看，我便同他去了。我們旅行非常簡單，坐船到廈門，買一張統艙票，帶一張帆布床睡在甲板上，然後搭長途汽車到泉州。這樣來來往往，毫無麻煩，也用不著事先通知朋友。

到了泉州在養蜂朋友家裡休息一會，吃過晚飯我就去找葉非英。我沒有先去武廟，我的幾個朋友都不在那裡了。非英的學校在文廟，我上次在泉州不曾去過平民中學，當時非英也只是一個兼課教員，現在他做了這個學校的主持人。我看見他那微駝的背，他那凹進去的兩邊臉頰，他那一頭亂髮，還有他那一身骯髒的灰布學生服。他瘦多了，老多了！學校辦得有生氣，這成績是他的健康換來的。拿我的生活同他的相比較，我不能不佩服他。

在他的房裡搭一張帆布床，我同他住在一起，我們卻少有時間交談，白天他忙，晚上雖然蚊子多，他卻睡得很好。他太疲勞，倒在床上就打呼嚕。其實我不是來採訪，不需要記錄什麼，我只是在旁邊看他如何生活，如何工作。對他的所作所為，我只找到一個解釋：都是為了學校和學生。有時我從別的朋友那裡知道一些他的事情，但總是苦行一類，講話人一方面稱讚他，另一方面又帶了點批評的口氣，我們都擔心過度的工作會弄壞他的身體。他患痔瘡，又不認真治療，聽說他每次大便後總要躺一兩個小時才能夠工作。我提醒他注意身體，我勸他放下工作休息一兩個月，他只是笑笑，說是時間不多了，說是學生們需要他。

我不能做任何事情減輕他的工作負擔。我又不願意照他那種方式生活，這一次我在泉州住了十天光景。經過十天的接觸，我們成了談話毫無顧慮的朋友，但還不能說是互相瞭解。對他的苦行我表示充分的敬意。他希望我帶點書給學校，我捐了兩箱書給他們送去。為學校我就只做過這件小事。當時我有不少的朋友，又有許多雜事，常常辦了這一件，就忘了那一件，人不在泉州心上學校的影子就漸漸淡了。

又過了一年我第三次去泉州，是和西江鄉村師範的陳洪有同去的。這次我也只停留了一個多星期，不過同非英談話的時間多一些。學校又有了發展，但他的健康更差了。我勸他治病，先治好痔瘡再說。他卻認為工作更重要，應當多做工作。我並不完全同意他的主張，不過他那種「殉道者」的精神使我相當感動，因為我自己缺乏這精神，而且我常常責備自己是「說空話的人」。我總是這樣想：從事文化建設的工作，要有水滴石穿數十年如一日的決心，單靠「拚搏」是不夠的。

洪有陪我在廣東鄉村旅行了一個多月，然後我和中山大學教授朱洗夫婦同船回上海。經過廈門船停在海中，兩個朋友從泉州趕來同我見面，我們坐劃子到鼓浪嶼登上日光巖，眺望美麗的海，暢談南國的夢。分別的時候我還把未用完的旅費拿出來托他們轉交給非英，請他一定治病。我說：「這是一個關心他的朋友對他的一點敬意。」回到上海不久我得到他的信，他把錢用來幫助了一個貧苦的學生。第二年聽說他帶了二十幾個學生到北方徒步旅行。一九三五年我在日本東京又聽說他第二次帶學生到北方徒步旅行。這不是在摧殘自己嗎？後來我回國，他也從北方旅行回來經過上海，在閒談中他流露出他感到疲乏、身體有點支持不住的意思。我勸他留在上海治病，他還是同學生們一起走了。我不能說服他，他總是表示要盡可能多做事情。他常說：「時間不多。」我們的分歧似乎就是我多說空話，他多幹實事。而且我越來越不贊成吃苦拚命的做法，我佩服他，但是我不想學習他，我因為自己講空話感到苦惱，可是我缺少愚公移山的精神。

一九四七年他來上海，在我家裡住過一兩夜，我們談得不少，可是還保留著一些分歧。他回泉州後給我來過一封信，記得信裡有這樣的話：「我並沒有大的希求，我一向是小事業主義者，我只想我們應設法努力多做點好事。」除了教書辦學校，他還想辦小刊物，印書……

〈四〉

全國解放後我忙著「改造思想」，跟多數朋友斷了聯繫，彷彿聽說非英、洪有都在廣州教書，而且都參加了民主同盟，我一九五五年去印度開會，經廣州去香港，也不曾打聽他們的消息，我應該承認生活的經驗使我懂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

一九六二年我和蕭珊在廣州過春節，洪有到賓館來找我們，他講起五十年代發生的事情，我才知道非英已經死亡。他死在勞役中，而且不曾摘掉右派帽子。

怎麼辦呢？我歎了兩口氣，這個熱愛教育事業、喜歡接近學生的數學教員沒有家，沒有孩子，關於他的不幸的遭遇，關於他的最後的結論，沒有人出來過問，也沒有人講得出具體的情況。洪有知道的就只有那麼一點點。

一九六二年上半年，我四周一片陽光，到處聽見「發揚民主，加強團結」的歌聲，我心情舒暢地在上海二次文代會上做了《作家的勇氣和責任心》的發言。當時我洋洋得意，以為自己講出了心裡話，沒有想到過了不久上面又大抓階級鬥爭，從此我背上一個沉重的精神包袱一直到「文革」。我和洪有在廣州見面正是在充滿希望的最好時候，可是我們沒有想到為亡友做一件事情，當時也不可能為沒有摘帽的右派分子做任何事情。以後大抓階級鬥爭，大樹個人迷信，終於在我們國家開始了有中國特色的黑暗時代，我們看見了用中國人民的鮮血繪成的無比殘酷的地獄。

〈五〉

辯證法並沒有欺騙我們，黑暗到了盡頭，光明就在前面。「四人幫」爬到權力的峰頂，便滾了下來。他們把別人關進監牢，最後他們也讓別人關進牢去。我們歷史上最大的冤案，由於可怕的「十年浩劫」終於見到了天日。

錯劃了的右派分子也得到改正了。什麼漏網右派，什麼摘帽右派，什麼帽子讓別人拿在手裡的右派，什麼戴著帽子進棺材的死硬右派，等等等等。右派分類學有了這樣創造性的大發展之後，大家不得不承認一個新的事實：那麼多、那麼多的人給錯劃成了右派。於是不得不一件冤案一件冤案地平反昭雪。

關於反右、劃右、平反、改正的長過程我也知道一些，但是我不想在這裡多講了。為了保護自己我也曾努力扮演反右戰士的角色，我不敢站出來替那些受害者講一句公道話。帽子是別人給受害者戴上的，污水是別人潑到受害者身上的，「解鈴還須繫鈴人」。這是歷史的報復，也是歷史的懲罰。即使在孤寂地死去的葉非英的身上也不會有例外。

我在病中接到廣東朋友陳洪有兄的來信，談起葉非英的事情，他說：「我是五○年一月回廣州的，非英兄繼續辦新民中學，我也在學校同住了半年，五○年間非英和我一同參加民盟，不久非英兄被選為廣州市越秀區人民代表，我也參加南方大學和土改離開新民中學。五三年新民中學改為十四中學，非英兄成為十四中學教師。我在土改結束後轉到十三中學，直到反右鬥爭時，一個幹部問我：『葉非英在反右鬥爭中表現怎樣？』我說：『葉非英很沉著，少講話。』那幹部說：『少講話，也還是右派。』後來我才聽說各單位劃右派有一定的指標，凡在指標內的人，不管你多講話少發言，都不能逃脫右派的帽子。一九五八年我們都去農場勞動，每逢例假回廣州，我沒有一次見到非英兄，聽說他劃為極右，在石井勞教場勞動，例假也不能出來。後來聽說非英兄不幸死在石井勞教場。有一天我遇見一個與非英兄同在勞教場勞動的熟人，據說：非英兄勞動認真，有人勸他說：『糧食不夠，吃不飽，身體虛弱，你還這樣賣力氣去勞動，不怕送老命嗎？』葉說：『死了，就算了！』六○—六一年困難時期糧食欠缺，特別是下去勞動的人經常吃不飽，不得不煮地瓜籐吃。那是餵豬的飼料，餓得發慌的人不得不以豬食充飢，我也吃過無數次，幸而我的身體底子好，沒有發病。非英體弱，有一次吃薯籐，發病瀉肚，沒有及時醫治，就這樣地在五十幾歲離開人世了！」

洪有的信中還講到給非英平反的經過。人死了，是非卻並未消亡，他沒有家，沒有子女，過去的學生和朋友卻不曾忘記他。泉州友人寫信給廣州市教育局要求落實政策，沒有消息。廣東朋友找民盟廣州市委出面交涉，「要求教育局為葉非英平反」。洪有信中還說：「教育局說市公安局定葉非英為反革命。我追問：『罪名是什麼？』回答是：『無政府主義反革命分子。』我對民盟組織說：『據我所知，肅反條例並沒有這一條。』民盟組織也說『沒有』。我要求民盟組織據理力爭，一九八三年五月三十日教育局復函給廣州市民盟說：『關於原廣州市第十四中學葉非英同志的問題最近經我局黨委複查，廣州市公安局批准，撤銷廣州市公安局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九日對葉非英同志以歷史反革命論處送勞動教養的決定。廣州市十四中學已將複查結果通知葉的親屬。』……」

還有一個五十年代初期在廣州工作的福建朋友也來信講起非英當時在廣州的情況，信中說：「由於他的教齡長，工資也較高，然而他無論住的、吃的、穿的，還是和過去一樣簡樸。他和學校的單身教師住在一起，他睡一張單人小床，蓋的墊的都是舊棉被和舊棉絮。他自己說，這已經比過去好多了。他在學校裡主要擔任數學課，據說在附近幾所中學裡他的教學成績是比較優異的。有個星期天我們去看他，在學校門口遇見，他正要去學生家裡給學生輔導幾何課。……這以後我們才知道，節假日不只是學生找他補習，更多是他走訪學生家庭，給學生輔導功課。他無所謂休息，走出教室就算休息了。」

葉非英同志的問題已經到了蓋棺論定的時候了。他活著，沒有人稱他同志；他含冤死去，沒有人替他講一句公道話。他宣傳過無政府主義，翻印過我年輕時候寫的小冊子，我翻譯的克魯泡特金的幾部著作可能對他有大的影響，因此我幾次執筆想為他雪冤總感到躊躇，我害怕引火燒身。這一則「隨想」寫了好幾個月還不成篇。病中無眠，經常看見那張瘦臉，我不能不又想到他的無私的苦行。他的一生是只有付出、沒有收入的一生，將心比心，我感到十分慚愧。我沒有資格批評他。他不是一個講空話的人。甚至在三年災害時期條件差、吃不飽的時候，他還賣力氣勞動，終於把生命獻給他的祖國和他的人民。

「死了，就算了！」他沒有說過一句漂亮的話。關於他的死我又能說什麼呢？我翻讀洪有的舊信，始終忘不了這樣一句：「在那時候，在那樣的環境裡死一個人不如一條畜牲。」我想說：「我比非英幸運，我進了牛棚，卻不曾像畜牲那樣地死去。」我還想說：「一個中國人什麼時候都要想到自己是一個人。」

七月三日

一四八、三說端端

一九八二年一月我寫過一篇短文談我的外孫女端端。一九八五年五月我又寫了《再說端端》。我寫端端，也講了我對兒童教育的想法。第一篇文章發表後好像有兩份報刊先後轉載，我並沒有注意，可是有些熟人在晚報上看到端端寫「檢查」，說什麼「我深深體會到說謊是不好的事情」，覺得有趣，以後遇見端端就要問她讀過我的文章沒有。端端不喜歡看書，也沒有時間看書，我的《隨想錄》她一本也沒有翻過。不過她懂得寫檢查不是什麼光彩的事情，聽見人提起我那篇文章就臉紅，偶爾還對我說：「下次把我寫得好一點吧。」她並不知道我還寫了第二篇。這一篇在《大公報》發表後，我那位在晚報當編輯的朋友又來信通知我晚報還想轉載關於端端的第二篇隨想，徵求我的同意。晚報發表我的文章，我當然願意，可是考慮了半天，我還是回信說：文章在晚報刊出，讀者很多，會使端端感到很大的壓力，她不願意我談她的缺點，那麼就請晚報不要轉載吧。

文章不見報，壓力似乎小一點，但是問題並沒有解決，也不會解決。一年多的時間又過去了，端端在小學畢業了。小學之後當然就是初中。今年孩子運氣好，減少一次考試，小學畢業由區裡考試，就根據這次的成績作為升入初中的標準。孩子的父母希望孩子升入重點中學，端端本人倒無所謂，不過考得好，她當然高興。為了準備考試，端端不能說是不努力。她常常五點半鍾就起床做作業複習功課，晚上也總是忙到八九點鐘。家裡的人都說她動作太慢，可能是這樣，但是我冷眼旁觀，覺得像這樣過日子實在「沒勁」。像端端這樣年紀，一星期總得有幾個小時跳跳蹦蹦，和兩三個小朋友一起談笑，才算是有了自己的童年。現在好像只是背著分數的沉重包袱在登山。不幸的是孩子放棄休息、放棄娛樂，辛辛苦苦，過了一年多，卻仍然不曾取得高的分數，看來升入重點中學是沒有指望了。考試成績公佈後孩子回家哭了一場，挨了媽媽一頓罵。正是吃中飯的時候，大家都有些掃興，做母親的照常放連珠炮，批評孩子不肯動腦筋，不愛看書，做功課做得慢，我們一家人似乎都同意我女兒的看法，只有我一個人有不同的意見。我想，進不了重點學校，做一個普通人也好，不論在中國或者其他大小國家，總是普通人佔多數，而且正因為有很多、很多的普通人，「重點」人才可以在上面發號施令。要想把工作做好，就得先把多數的普通人教育好，因為幹實事的是他們。孩子既然進不了重點學校，那麼規規矩矩地做一個普通人有什麼不好？！不過孩子的父母和其他長輩也有一些難處，因為一，據說有些非重點學校校風不好，擔心孩子染上不良習慣（「文革」以來這樣的事的確常見，我也不能閉上眼睛矢口否認。倘使沒有人來大抓一下，不良的校風也難改好。但是拿目前的條件來說，似乎連小抓都有困難。大家都明白要辦好學校必須有一批好的老師。平日不培養，到了需要時哪裡去找？）。二，孩子進非重點學校唸書，讓做父母的感到丟臉，雖然沒有人逼著寫「教子無方」的檢查，但想到自己在教育孩子身上不曾花費多少功夫總覺得慚愧。三，重點學校很合喜歡把人分為等級的社會的口味，分好等級把注意力集中在高等人身上，只要辦好少數重點學校就行了，不必去管非重點人的死活。他們可能是這樣錯誤地理解辦教育者的苦心，所以看見孩子的考分低進不了重點學校，就以為前途一片黑暗、萬事大吉了。

只有我一個人不像他們那樣悲觀，雖然在家裡我完全孤立，但是我相信社會主義的教育事業並不在於辦重點學校，正如它的教學方法也決不是灌輸和死記。你盡量地塞進來，我只好全吞下去，不管能不能消化；你照本本宣講，我只好拚命強記；你不教我用自己的腦子思考，因為我「腦子遲鈍」就拿那麼多的作業和功課來懲罰我，不讓我有試一下開動自己腦筋的念頭和時間，我也只好歎一口氣，丟開一切的希望，靠一碗大鍋飯混過這一生了。

這是我在設身處地替端端想，她本人可能另有想法。我這樣關心她，因為我想到自己的童年，她那些缺點我都有，我也是一個「頭腦遲鈍」、「竅開得慢」的孩子。倘使我晚生七十年，今天我也得在非重點的中學裡受填鴨式的教育吧。幸運的是我做孩子的時候並沒有那麼多的作業，那麼多的功課，我還有時間開動自己腦筋胡思亂想。不要輕視胡思亂想，思想有它自己的路，而且總是順著思路緩緩前進，只有多用自己腦子思考的人才有真正的是非，才有認真的探索和追求。為了這個，就需要用「開導」、「啟發」的方法教會孩子們經常開動腦筋獨立思考，順著思路自己解決問題，逐漸做到舉一反三、一通百通。自學成才的人不就是靠自己開動腦筋嗎？

大家都知道教育（首先是兒童教育）的重要。可是卻沒有人站出來說：「教育，甚至兒童教育也決不是：我替你思考，你只消吞下去、牢記住！」因為有這種想法的人確實很多。我年輕時候也是這樣主張：要是大家都聽一個人的話，照一個人的意見辦事，那麼一切都簡單化了；全國人民只有一個思想，一個主張，做起事來豈不是十分方便？其實這種想法並不聰明，全國人民要是只靠一個人動腦筋，一定想不出好主意。俗話說：「三個臭皮匠抵得上一個諸葛亮。」人民都懂得需要大家開動腦筋，為什麼還要把學校辦成培養「填鴨」的場所？

講過的話用不著再講了。但歷史對人是不會寬容的，輕視教育的人會受到懲罰。普及教育決不是單單製造大批只知唯唯諾諾、舉手、蓋章的人，即使再好的老師，也得重視學生的腦子。學生要肯動腦筋，會動腦筋，才有希望做到青出於藍，否則單靠灌輸和強記，那麼教出來的學生就會一代不如一代了。這是很明顯的事情。

但是老師也有老師的苦衷。人們的注意常常集中在考分上，集中在升學率上；人們都喜歡聽話的孩子。跳跳蹦蹦的孩子、愛動腦筋的孩子不一定聽話。要培養什麼樣的學生？老師們也得看上級，看家長，看社會，老師們也常常感到壓力。我想老師們也不一定願意多給學生佈置作業，作業多了，老師看起卷子來也很吃力。不過誰都願意教出更多的好學生，總想好好地幹啊。那麼怎麼幹呢？靠填鴨的方式總是不行的。老師也得開動腦筋啊！

所以人們常常談起「尊重老師」的風氣。這的確重要。辦成好的學校，培養好的學生，都要靠好的老師。不尊重老師，就辦不好學校。我年輕時候讀過意大利作家亞米契斯的小說《心》，最初是包天笑的改編本《馨兒就學記》，然後是夏丏尊的全譯本《愛的教育》。小說寫的是一個意大利市立小學三年級學生一年中的見聞。原書是過去很有名的兒童讀物。夏譯本的讀者很多，影響很大。小說描寫當時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有不少美化的成分。可是書中敘述師生間的感情和同學間的感情非常動人。我以為辦兒童教育，首先就應當在學校中培養尊師愛生、同學互助的感情。在一般情況下學生總是尊敬老師的。但是在「文革」時期我卻見到了完全不同、而且非常普遍的景象：學生們把老師當做仇敵。在那些日子裡學生毆打老師，批鬥老師，侮辱老師，讓許多善良的知識分子慘死在紅衛兵的拳打腳踢之下。我還記得那些十四五歲的男女學生強佔房子、設司令部、抄家打人搶東西的情景，我也沒有忘記一個初中學生拿著銅頭皮帶在作協分會後院裡打我追我的情景，都是在二十年前發生的事情！我們還會再有這樣的學生嗎？我們還會再有這樣的孩子嗎？

關於端端，我不想再寫什麼了。倘使三年後我還能執筆，我倒想寫寫她升入高中的事。這次動筆寫《三說》的時候，我絕未想到那些打死人不眨眼的小小紅司令，可是疑問自己出現了：填鴨式的教育怎麼會產生那些曇花一現的小小紅司令？

這是值得大家深思的問題。

七月二十三日

一四九、老化

去年年底我給一位香港朋友寫信，信裡有這樣兩段話：

「你們送了一份畫報給我，上面有些文章我拜讀了，有不同的看法，想寫出自己的意見，可是筆不聽我的手指揮，手又不聽我的腦筋指揮，始終寫不成一篇文章。現在還是靠藥物控制我的病，希望我能靜養一個時期，然後仔細思考，從容執筆，比較清楚地講出我的意見。有許多問題的確值得我們認真地想一想，譬如談到『五四』，有一位作者認為『五四』的『害處』是『全面打倒歷史傳統、徹底否定中國文化』。【註】我的看法正相反，『五四』的缺點恰恰是既未『全面打倒』，又不『徹底否定』（我們行的是『中庸之道』，好些人後來做了官，忘了革命。當時胡適吹捧的『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吳虞就是一個喜歡玩女人、鬧小旦、寫艷體詩的文人），所以封建文化的殘餘現在到處皆是。這些殘餘正是今天阻礙我們前進的絆腳石。「『文革』之所以做出這許多令人震驚的事情』（那位作者這樣說），正是從封建社會學來的，作為十年浩劫的受害者，我有深的體會。

「我們的確有歷史悠久的燦爛的文化，我們的祖先確實做過不少了不起的大事。但是今天的中國人決不能靠祖宗的遺產過日子。中國文學要如那位作者所說『在世界文學中……獨樹一幟』，還得靠我們作家的努力，掛起幾代祖傳的老店招牌有什麼用？」

【註】見《良友》一九八五年十一月號。

半年過去了，我的健康情況不見好轉，仍然無法寫較長的爭鳴文章，那麼我就談點感想吧。本來嘛，我並不想說服別人，我只想弄清一些是非，或者只是回顧自己八十年的道路，讓人知道我是怎樣走過來的，因為每當我回過頭去，腳印十分清楚，腳跡裡還有火星，即使在黑夜裡，星星的火也照亮那一條漫長的路，到了葉落歸根的時候，我的一切都會覆蓋在根上，化做泥土。我生下來是中國人，將來我死去仍然是中國人，我寫作就因為我是中國人，從沒有離開過我的「根」，要是沒有根，我就沒有自己的思想，我寫文章給誰看？誰理解我的感情？我說我是「五四」的兒子，我是「五四」的年輕英雄們所喚醒、所教育的一代人。誰也不能否認我是在祖國的土地上成長的。「五四」使我睜開了眼睛，使我有條件接受新思想、新文化，使我有勇氣一步一步離開我的老家，離開那個我稱為「專制的黑暗王國」的大家庭。到今天我仍然相信要是不離開那個老家，我早已憔悴地死去。我能夠活下去，能夠走出一條路，正因為我「拋棄」了中國文化，「拋棄」了歷史傳統。那篇文章的作者說有人「對於五四運動打倒中國文化、摧毀和拋棄中國文化，民族文化的『根』從此被切斷，認為是對中華民族有害無益的事情」。我在這裡只用了「拋棄」二字，我覺得已經夠大膽了。我們那一代人當時的理想也只是不在長輩的壓迫跟前低頭，再高一點也就是做自己命運的主人，頂高也不過是希望一覺醒來就見到自由、平等的新社會。我和年紀差不多的同學或同志們在一起暢談未來、暢談革命時，大家的思想更活躍些。可是似乎沒有人想到「打倒或摧毀中國文化」，更沒有人動手「切斷民族文化的根」。當時我們到處尋找的、我們迫切需要的是救國救民的道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人民起來爭取生存，爭取獨立，爭取自由，爭取民主，爭取進步，首先要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反對軍閥割據。我生活在封建大家庭，我在私塾唸書，四書五經背得爛熟，每年農曆七月「至聖先師」孔子的生日我們還要磕頭行禮。可是我受不了四周那種腐朽的霉臭。我憎恨那一切落後的事物，三綱五常，「三寸金蓮」，男尊女卑，包辦婚姻，家長專制，年輕人看長輩的臉色過日子……在我的眼裡祖父是一個專制暴君。在我們的家裡一些人荒淫無恥，另一些人痛苦呻吟。我還記得我大哥含著淚向我訴苦，我發誓決不走他那樣的路。他盼望我「讀書做官，揚名顯親」，我卻賣文為生，靠讀者養活。我說過我控訴腐敗的封建社會制度，可是今天連封建文化的垃圾也還不曾給人打掃乾淨。我說過生活的激流永遠奔騰，我要摧毀封建家庭的堡壘。我後來發表了《激流三部曲》。而事實上我的祖父是被我五叔氣死的，我五叔不等他父親死去就設法花掉那些他認為自己有權分到的財產。我不但來不及對這個專制王國進行任何打擊，我甚至跪倒在祖父遺體面前，所以有人說這是小說《家》中的「敗筆」。請原諒，那時我不過是十五歲的孩子。縱然大言不慚，我也不敢說我那一代人一開始就有「打倒」和「摧毀」中國文化傳統的雄心壯志。至於我個人的經歷呢，我也只是撕毀過半本帶插圖的《烈女傳》，我當時說它是充滿血腥味的可怕的書。但要是平心靜氣地多想一想，我也不能說今天就沒有人把《烈女傳》看做女人的榜樣。明明還有人把女人當做私產，談戀愛不成功，就刀砍斧劈。連許多封建的糟粕都給保留了下來，居然還有人吵吵嚷嚷到處尋找失去的文化。有人認為「五四」運動「全面打倒歷史傳統、徹底否定中國文化」，使「我們數千年來屹立於世的主要支柱」從此失去，「整個民族……似乎再無立足之處。日常行事做人，也似乎喪失了準則。」

什麼準則？難道我們還要學歷代統治者的榜樣遵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倫常之道，過著幾千年稱王稱霸的沒有民主的日子？

什麼準則？難道我們還應該搞男女授受不親、宣傳三綱五常，裹小腳，討小老婆，多子多孫、光宗耀祖？

我不理解這種說法。我們的民族決不是因為「五四」而「再無立腳之處」。恰恰相反，因為通過「五四」接受了新思潮、新文化，中國人民才終於站了起來，建立了統一的社會主義的國家。沒有「五四」，哪裡有我們今天的一切？不論如何清高，真正的功過、是非總得弄個明白！？即使我毫無貢獻，提到「五四」我總是充滿感激之情。

我還記得當初如饑似渴地搶讀新文化書刊和同代的青年一起跟著「五四」運動的兩面大旗前進，那樣的興奮，那樣的熱情，那樣充滿信心！提倡「科學」，要求「民主」，幾代的青年為國家的獨立和人民的自由獻出了自己的熱血。固然關於「科學」我們在某些方面取得的成績不夠理想，而在有些地區愚昧無知和封建迷信的現象甚至相當普遍；至於「民主」，我們的祖先並沒有留下什麼遺產，儘管我們叫嚷了幾十年，我抓住童年的回憶尋根，順籐摸去，也只摸到那些「下跪、挨打、叩頭、謝恩」的場面，此外就是說不完的空話。我們找不到民主的傳統，因為我們就不曾有過這個傳統。「五四」的願望到今天並不曾完全實現，「五四」的目標到今天也沒有完全達到。但這決不是「五四」的錯。想不到今天我們中間還有人死死抱住那根腐朽的封建支柱，把幾千年的垃圾當做基石，在上面建造樓台、寶塔。他們四處尋根，還想用我們祖先傳下來的準則「行事、做人」。

我們究竟怎樣總結「五四」的教訓呢？為什麼做不到「完全」？為什麼做不到「徹底」？為什麼丟不開過去的傳統奮勇前進？為什麼不大量種樹摘取「科學」和「民主」的果實？我想來想去，始終無法避開這樣一個現實：老化。

我有很深的體會：老，並不值得驕傲，倒值得我們警惕。拿我個人來說，我有不少的雄心壯志，可是我沒有夠多的精力。我老了，擺老資格也沒有用，我必須向年輕人學習，或者讓位給年輕人。這是自然的規律。

那麼古老的民族就不需要新的血液嗎？

七月二十九日

一五○、懷念胡風

〈一〉

最近我在《文學報》上看到一篇關於「胡風丟錢、巴金資助」的短文，這是根據胡風同志過去在獄中寫的回憶材料寫成的。幾年前梅志同志給我看那篇材料時，我在材料上加了一條說明事實的注。胡風逝世已經半年，可是我的腦子裡還保留著那個生龍活虎的文藝戰士的形象。關於胡風，我一直想寫點什麼，已經有好幾年了，好像有什麼東西堵住我的胸口，不吐出來，總感覺到透不過氣。但拿起筆我又不知道話從哪裡說起。於是我想到了五十年前發生的那件事情，那麼就從那裡開頭，先給我那條簡短的注作一點補充吧。

那天我們都在萬國公墓參加魯迅先生的葬禮，墓穴周圍有一個人圈，我立在胡風的對面，他的舉動我看得很清楚。在葬禮進行的中間，我看見有人向胡風要錢，他掏出來一包鈔票，然後又放回衣袋裡去。他四周都是人，我有點替他擔心，但又無法過去提醒他。後來儀式完畢，覆蓋著「民族魂」旗幟的靈柩在墓穴中消失，群眾像潮水似的散去。我再看見胡風，他著急地在陰暗中尋找什麼東西，他那包鈔票果然給人扒去了。他並沒有向我提借錢的話。我知道情況以後就對當時也在場的吳朗西說：「胡風替公家辦事丟了錢，大家應當支持他。」吳朗西同意，第二天就把錢給他送去了，算是文化生活出版社預支的稿費。

我說「公家」因為當時我們都為魯迅先生喪禮工作，胡風是由蔡元培、宋慶齡等十三人組成的治喪委員會的一個成員，我和靳以、黃源、蕭軍、黎烈文都是「治喪辦事處」的人，像這樣的「臨時辦事人員」大約有二十八九個，不過分工不同。我同靳以、黃源、蕭軍幾個人十月十九日跟著魯迅先生遺體到膠州路萬國殯儀館，一直到二十二日下午先生靈柩給送到萬國公墓下葬，一連三天都在殯儀館料理各樣事情，早去晚歸，見事就做。胡風是治喪委員會的代表，因此他是我們的領導，治喪委員會有什麼決定和安排，也都由他傳達。不過那個時候我們並不十分聽領導的話，我們都是為了向魯迅先生表示敬意主動地到這裡來工作的，並無什麼組織關係。我們各有各的想法，對有些安排多少有點意見，可是我們又見不到治喪會的其他成員，只好向胡風發些牢騷。我們也瞭解胡風的處境，他一方面要貫徹治喪會的決定，一方面又要說服我們這些「臨時辦事人員」。其實，我們這些人也沒有多少意見，好像關於下面兩件事我們講過話：一是治喪費，二是送葬行列的秩序。詳細內容我已經記不起了，因為後來我們弄清楚了就沒有話講了。不過第二件事，我還有一點印象：當時柩車經過的路線在「公共租界」區域內，兩邊有騎馬的印度巡捕和徒步的巡捕，全都掛著槍。柩車到了虹橋路，巡邏的便是穿黑制服打白裹腿的中國警察，他們的步槍也全裝上了刺刀，形勢有些緊張，我們怕有人搗亂，引起糾紛，主張在呼口號散發傳單方面要多加注意，胡風並不反對這個意見。我記得二十二日柩車出發前，他在廊上同什麼人講話，我走過他跟前，他還對我說要注意維持秩序，不要讓人亂髮傳單。這句話被鬍子嬰聽見了，可能她當時在場，後來在總結會上她向胡風提了意見，說是不相信群眾。總結會是治喪會在八仙橋青年會裡召開的，人到得不少，也輪不到我講話，胡風也沒有替自己辯護，反正先生的葬儀已經莊嚴地、平平安安地結束了。通過這一次的「共事」，他給我留下這樣一個印象，任勞任怨，顧大局。

這是一九三六年的事。我認識胡風大約在這一年或者前一年年底，有一天下午我到環龍路（即南昌路）去找黃源，他不在家，胡風也去看他，我們在門口遇見了，就交談起來。胡風約我到附近一家小店喝杯咖啡，我們坐了一陣，談話內容我記不起來了，無非講一些文藝界的情況，並沒有談文藝理論、文學評論方面的問題，因為我從未注意這些問題。說實話連胡風的文章我也讀得不多，似乎就只讀過他在《文學》雜誌上發表的作家論，此外一九三二年他用「谷非」的筆名寫過文章評論《現代》月刊上的幾篇小說，也談到我的中篇《海的夢》，我發表過答辯文章，但也只是說明我並非他所說的「第三種人」，我有自己的見解而已。我對他並無反感，他在一九二五年就給我留下了好的印象，他是我在南京東南大學附中的同學，我比他高兩班，但我們在同一個課堂裡聽過一位老師講世界史。在學校裡他是一個活動分子，在校刊上發表過文章，有點名氣，所以我記得他叫張光人。但是我們之間並無交往，他甚至不知道我的名字。一九二五年我畢業離校前，在上海發生了五卅事件，我參加了當時南京學生的救國運動。不過我不是活躍分子，我就只有在中篇小說《死去的太陽》中寫的那麼一點點經驗。胡風卻是一個積極分子，他參加了「國民外交後援會」（？）的工作，我在小說十一章裡寫的方國亮就是他。雖然寫得很簡單，但是我今天重讀下面一段話：「方國亮痛哭流涕地報告這幾天的工作情況，他竟激動到在講壇上亂跳，他嘶聲地訴說他們如何每天只睡兩三小時，辛苦地辦事，然而一般人卻漸漸消沉起來……方國亮的一番話也有一點效果，散會後又有許多學生自願聚集起來，乘小火車向下關出發……」彷彿還看見他在講台上慷慨激昂地講話。他的相貌改變不大。我沒有告訴他那天我也是聽了他的講話以後坐小火車到下關和記工廠去的。不久我畢了業離開南京。後來聽人說張光人去了日本，我好像還讀過他的文章。

一九三五年秋天我從日本回來後，因為譯文叢書，因為黃源，因為魯迅先生（我們都把先生當做老師），我和胡風漸漸地熟起來了，我相當尊重他，可是我仍然很少讀他寫的那些評論文章，不僅是他寫的，別人發表的我也不讀，即使勉強讀了也記不牢，讀到後面就忘記前面。我一直是這樣想：我寫作靠自己的思考，靠自己的生活，我講我自己的話，不用管別人說些什麼。當時他同周揚同志正在進行筆戰，關於典型論，關於國防文學，關於其他。我不認識周揚，兩方面的文章我都沒有讀過，不單是我，其他不搞理論的朋友也是這樣。我們只讀過魯迅先生答覆徐懋庸的文章，我們聽先生的話，先生贊成什麼口號，我們也贊成，不過我寫文章從來不去管口號不口號。沒有口號，我照樣寫小說。

胡風常去魯迅先生家，黃源和黎烈文也常去。烈文是魯迅先生的朋友，談起先生關心胡風，覺得他有時太熱情，又容易激動。胡風處境有些困難，他很認真地在辦《海燕》，這是一份不定期的文藝刊物，剛出版了兩三期，記得魯迅先生的《出關》就發表在這上面，受到讀者的重視。那個時候在上海刊行的文藝刊物不算太少，除生活書店的《文學》、《光明》、《譯文》外，還有盂十還編的《作家》、靳以編的《文季月刊》、黎烈文編的半月刊《中流》。黃源編的《譯文》停刊幾個月之後又改由上海雜誌公司發行。此外還有別的。刊物的銷路有多有少，各有各的特色，一份刊物團結一些作家，各人喜歡為自己熟悉的雜誌寫稿。這些刊物不一定就是同人雜誌。我們有一個共同的地方：敬愛魯迅先生。大家主動地團結在先生的周圍，不願意辜負先生對我們的關心。

烈文和我搞過一個文藝工作者的宣言，表示我們抗日救亡的主張。由烈文帶到魯迅先生家請先生定稿、簽名，然後抄了幾份交給熟人找人簽名，來得及就在自己的和熟人的刊物上作為補白刊登出來。我們這些人都沒有參加當時的文藝家協會，先生又在病中，也不曾表示態度，所以我們請先生領銜發表這樣一個聲明。事前事後都沒有開過會討論，也不曾找胡風商量。胡風也拿了一份去找他的熟人簽了名送來。發表這宣言的刊物並不多，不過《作家》、《譯文》、《文季月刊》等五六種。過三個多月魯迅先生病逝，再過兩個月，到這年年底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一次查封了十三種刊物，《作家》和《文季月刊》都在內，不講理由，只下命令。

從我認識胡風到「三批材料」發表的時候大約有二十年吧。二十年中間我們見過不少次，也談過不少話。反胡風運動期間我仔細回想過從前的事情，很奇怪，我們很少談到文藝問題。我很少讀他的文章，他也很少讀我的作品。其實在我這也是常事，我極少同什麼人正經地談過文藝，對文學我不曾作過任何研究，也沒有獨特的見解。所以我至今還認為自己並不是文學家。我寫文章只是說自己想說的話；我編輯叢書只是把可讀的書介紹給讀者。我生活在這個社會，應當為它服務，我照我的想法為它工作，從來不管理論家講了些什麼，正因為這樣我才有時間寫出幾百萬字的作品，編印那許多叢書。但是我得承認我做工作不像胡風那樣嚴肅、認真。我也沒有能力把許多有才華的作家、詩人團結在自己的周圍。我欽佩他，不過我並不想向他學習。除了寫書，我更喜歡譯書，至於編書，只是因為別人不肯做我才做，不像胡風，他把培養人材當做自己的責任。他自己說是「愛才」，我看他更喜歡接近主張和趣味相同的人。不過這也是尋常的事。但連他也沒有想到建國後會有反胡風運動，他那「一片愛才之心」倒成為「反革命」的罪名。老實說這個運動對我來說是個晴天霹靂，我一向認為他是進步的作家，至少比我進步。靳以跟他接觸的機會多一些，他們見面愛開玩笑，靳以也很少讀胡風的文章，但靳以認為胡風比較接近黨，那是在重慶的時候。以後文協在上海創刊《中國作家》雜誌，他們兩個都是編委。

我很少讀胡風的著作，對他的文藝觀也不清楚，記得有一次他送我一本書，我們談了幾句，我問他：為什麼別人對你有意見？他短短地回答：「因為我替知識分子說了幾句話。」這大概是在一九四八年，他後來就到香港轉赴解放區了。我讀到他在香港寫的文章，想起一件往事：一九四一年春天我從成都回重慶，那是在「皖南事變」之後，不少文化人都去了香港。老舍還留在重慶主持抗戰文協的工作，他囑咐我：「你出去，要告訴我啊。胡風走的時候來找我長談過。」胡風還在重慶《新蜀報》上發表過五言律詩，是從香港寄來的，前四句我今天還不曾忘記：「破曉橫江渡，山城霧正濃，不彈遊子淚，猶抱逐臣忠。」寫他大清早過江到南岸海棠溪出發的心情，我想起當時在重慶的生活。一九四二年秋天我也到海棠溪搭汽車，不過我是去桂林。不到兩年我又回到重慶，仍然經過海棠溪，以後就在重慶住下來。胡風早已回重慶了，他是在日軍攻佔香港以後出來的，住在重慶鄉下，每逢文藝界抗敵協會開理事會，我總會在張家花園看見他。有時我參加別的會或者社會活動，他也在場。有一天下午我出席中蘇文化協會主辦的魯迅先生逝世八週年紀念會。會場在民國路文化生活社附近，宋慶齡到會，中蘇文協的負責人張西曼也來了，雪峰、胡風都在。會議照預定的議程順利進行，開了一半宋慶齡因事早退，她一走會場秩序就亂了，國民黨特務開始圍攻胡風，還有人誹謗在上海的許廣平，雪峰出來替許先生辯護，準備搗亂的人就吵起來，張西曼講話，特務不聽，反而訓他。會場給那夥人霸佔了，會議只好草草結束，我們幾個人先後出來，都到了雪峰那裡，雪峰住在作家書屋，就在文化生活社的斜對面。我們發了一些牢騷，雪峰很生氣，胡風好像在嚴肅地想什麼。我勸他小心，看樣子特務可能有什麼陰謀。像這樣的事還有好些，但是當初不曾記錄下來，在我的記憶裡它們正在逐漸淡去，我想追記我們交往中的一些談話，已經不可能了。

〈二〉

解放初期我和胡風經常見面。出席第一次全國文代會，我們不是一個團，他先到北平，在南方第一團。會後他和我，和第二團的同志們同車回上海。九月參加首屆全國政協第一次會議，我們從同車赴北平，住在華文學校，每人一個房間，我就住在他隔壁。每天我總要到他屋裡坐下十多分鐘。不開會的時候我經常出去看朋友，他卻留在招待所接待客人，或者寫文章。他說有人要找他談話，他得留下來。他還托我帶了信給梅志。這一「留」好像就是幾個月。我聽見一個朋友說胡風在華文學校裡很寂寞。最近我找出一封亡友蔡楚生「一九五○年一月廿三日晨」寫給我的信，楚生同我一起參加政協會議，當時也住在華文學校，信中有這樣一段話：「你走後，胡老更寂寞了，他雖『寄情詩文』，嘴裡卻總是唸唸有詞，——……因此他常在醉鄉中找尋找解脫。我從遷離華文後，已久不見他了，想必早已回到阿毛和阿毛娘的身邊，而不再做古城的孤客了。」但是胡卻沒有浪費時光，就在這期間他那些歌頌新中國的熱情的詩篇接連地發表了。

這以後在上海，在北京，我們常在一起開會，卻很少做過長談。

一九五三年七月我第二次去朝鮮，他早已移居北京，他說好要和我同行，後來因為修改為《人民文學》寫的一篇文章，給留了下來。記得文章叫《身殘志不殘》，是寫志願軍傷員的報告文學。胡風同幾位作家到東北那所醫院去生活過。我動身前兩天還到他家去問他，是不是決定不去了。我到了那裡，他們在吃晚飯，家裡有客人，我不認識，他也沒有介紹。我把動身日期告訴他，就告辭走了。我已經吃過飯，提了一大捆書，雇的三輪車還在外面等我。

不久，第二次全國文代會在北京召開，我剛到朝鮮，不便回國參加，就請了假。五個月後我才回國。五四年秋天我和胡風一起出席首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我們兩個都是四川省選出的代表，常在一處開會，見面時覺得親切，但始終交談不多。我雖然學習過一些文件，報刊上有不少關於文藝的文章，我也經常聽到有關文藝方針、政策的報告，但我還是一竅不通。我很想認真學習，改造自己，丟掉舊的，裝進新的，讓自己的機器盡快地開動起來，寫出一點東西。我怕開會，卻不敢不開會，但又動腦筋躲開一些會，結果常常是心不在焉地參加許多會，不斷地檢討或者準備檢討，白白地消耗了二三十年的好時光。我越是用功，就越是寫不出作品，而且戴上了作家帽子就更缺乏寫作的時間。最近這段日子由於難治的病，準備擱筆，又給自己的寫作生活算一個總賬，我想起了下面的三大運動，不由得渾身戰慄，我沒有在「胡風集團」、「反右鬥爭」或者「文化大革命」中掉進深淵，這是幸運。但是對那些含恨死去的朋友，我又怎樣替自己解釋呢？

〈三〉

去年三月二十六日中國現代文學館正式開館，我到場祝賀。兩年半未去北京，見到許多朋友我很高興，可是我行動不便，只好讓朋友們過來看我。梅志同志同胡風來到我面前，她指著胡風問我：「你還認得他嗎？」我愣了一下。我應當知道他是胡風，這是在一九五五年以後我第一次看見他。他完全變了，一看就清楚他是個病人，沒有什麼表情，也不講話。我說：「看見你這樣，我很抱歉。」我差一點流出眼淚，這是為了我自己。這以前他在上海住院的時候，我沒有去看過他，也是因為我認為自己不曾償還欠下的債，感到慚愧。我的心情只有自己知道，有時連自己也講不清楚。好像是在第二天上午我出席作協主席團擴大會議，胡風由他女兒陪著來了，坐在對面一張桌子旁邊。我的眼光常常停在他的臉上，我找不到那個過去熟悉的胡風了。他呆呆地坐在那裡，沒有動，也不曾跟女兒講話。我打算在休息時候過去打個招呼，同他講幾句話。但是會議快要告一段落，他們父女就站起來走了。我的眼光送走他們，我有多少話要講啊。我好像眼睜睜地望著幾十年的歲月遠去，沒有辦法拉住它們。我想起一句老話：「見一次就少一次。」我卻想不到這就是我和他的最後一面。

後來在上海得到他病逝的消息，我打電報托人代我在他的靈前獻一個花圈，我沒有講別的話，現在說什麼，都太遲了。我終於失去了向他償還欠債的機會。

但賴賬總是不行的。即使還債不清或者遠遠地過了期，我總得讓後人知道我確實做了一番努力，希望能補償過去對亡友的損害。

胡風的冤案得到了平反。我讀他的夫人梅志寫的《胡風傳》，很感動，也很難過。他受到多麼不公平的待遇。他當時說過：「心安理不得。」今天他大概也不會「心安理得」吧。這個冤案的來龍去脈和它的全過程並未公佈，我也沒有勇氣面對現實，設法知道更多的詳情。他們夫婦到了四川，聽說在「文革」期間胡風又坐了牢，最後給判處無期徒刑，他的健康才完全垮了下來。在《文匯月刊》上發表的梅志著作的最後一部分，我還不曾讀到，但是我想她也不可能把事情完全寫出，而且我也沒有時間弄清楚我應當知道的一切了，留給我的不過兩三年的工夫了。

〈四〉

還是來談反「胡風集團」的鬥爭。

在那一場「鬥爭」中，我究竟做過一些什麼事情？我記得在上海寫過三篇文章，主持過幾次批判會。會開過就忘記了，沒有人會為它多動腦筋。文章卻給保留下來，至少在圖書館和資料室。其實連它們也早被遺忘，只有在我總結過去的時候，它們才像火印似的打在我的心上，好像有一個聲音經常在我耳邊說：「不許你忘記！」我又想起了一九五五年的事。

運動開始，人們勸說我寫表態的批判文章。我不想寫，也不會寫，實在寫不出來。有人來催稿，態度不很客氣，我說我慢慢寫篇文章談路翎的《窪地戰役》吧。可是過了幾天，《人民日報》記者從北京來組稿，我正在作協分會開會，討論的就是批判胡風的問題。到了應當表態的時候，我推脫不得，就寫了一篇大概叫做《他們的罪行應當得到懲處》之類的短文，說的都是別人說過的話。表了態，頭一關算是過去了。

第二篇就是《關於胡風的兩件事情》，在上海《文藝月報》上發表，也是短文。我寫的兩件事都是真的。魯迅先生明明說他不相信胡風是特務，我卻解釋說先生受了騙。一九五五年二月我在北京聽周總理報告，遇見胡風，他對我說：「我這次犯了嚴重的錯誤，請給我多提意見。」我卻批評說他「做賊心虛」。我拿不出一點證據，為了第二次過關，我只好推行這種歪理。

寫第三篇文章，我本來以為可以聰明地給自己找個出路，結果卻是弄巧成拙，反而背上一個沉重的精神包袱。事情的經過我大概不會記錯吧。我第二次從朝鮮回來，在北京住了一些日子，路翎的短篇《初雪》剛剛在《人民文學》上發表，荃麟同志向我稱讚它，我讀過也覺得好，還對人講過。後來《窪地戰役》刊出，反應不錯，我也還喜歡。我知道在志願軍戰士同朝鮮姑娘之間是絕對不允許戀愛的，不過路翎寫的是個人理想，是不能實現的願望。有什麼問題呢？在批判胡風集團的時候，我被迫參加鬥爭，實在寫不出成篇的文章，就挑選了《窪地戰役》作為槍靶，批評的根據便是那條志願軍和當地居民不許戀愛的禁令。稿子寫成寄給《人民文學》，我自己感到一點輕鬆。形勢在變化，運動在發展，我的文章在刊物上發表了，似乎面目全非，我看到一些我自己也沒有想到的政治術語，更不知道自己哪裡來的權力隨意給人戴上「反革命」帽子？看得出有些句子是臨時匆匆忙忙地加上去的。總之，讀頭一遍我很不滿意，可是過了一晚，一個朋友來找我，談起這篇文章，我就心平氣和無話可說了。我寫的是思想批判的文章，現在卻是聲討「反革命集團」的時候，倘使不加增改就把文章照原樣發表，我便會成為批判的對象，說是有意為「反革命分子」開脫。《人民文學》編者對我文章的增改倒是給我幫了大忙，否則我會遇到不小的麻煩。就在這一年的《文藝月報》上刊登過一篇某著名音樂家的「檢討」。他寫過一篇「徹底揭發」胡風的文章，是在第二批材料發表以後交稿的。可是等到《月報》在書市發售，第三批材料出現了，胡風集團的性質又升級了，於是讀者紛紛來信譴責，他只好馬上公開檢討「實際效果是替胡風黑幫分子打掩護」。連《月報》編輯部也不得不承認「對這一錯誤……應該負主要的責任」。這樣的氣氛，這樣的環境，這樣的做法……用全國的力量對付「一小撮」文人，究竟是為了什麼？那麼這個「集團」真有什麼不能見人的陰謀吧。不管怎樣，我只有一條路走了，能推就推，不能推就應付一下，反正我有一個借口：「天王聖明」。當時我的確還背著個人崇拜的包袱。我想不通，就不多想，我也沒有時間苦思苦想。

反胡風的鬥爭熱鬧一陣之後又漸漸地冷下去了。他本人和他的朋友們那些所謂「胡風分子」在鬥爭中都不曾露過面，後來就石沉大海，也沒有人再提他們的名字。我偶爾向熟人打聽胡風的消息，別人對我說：「你不用問了。」我想起了清朝的「文字獄」，連連打幾個冷噤，也不敢做聲了。外國朋友向我問起胡風的近況，我支支吾吾講不出來。而且那些日子，那些年月，運動一個接一個，大會小會不斷，人人都要過關。誰都自顧不暇，哪裡有工夫、有勇氣到處打聽不該打聽的事情。只有在「文革」中期不記得在哪裡看到一份小報或者材料，說是胡風在四川。此外我什麼都不知道，一直到「文革」結束，被顛倒的一切又給顛倒過來的時候，被活埋了的人才回到了人間，但已經不是原來的胡風了。

一個有說有笑、精力充沛的詩人變成了神情木然、生氣毫無的病夫，他受了多大的迫害和折磨！不能繼續工作，再沒有比這更痛苦的了。關於他我知道的並不多，理解也並不深。我讀過他那三十萬言的「上書」，不久就忘記了，但仔細想想好像也沒有什麼大不對。為了寫這篇「懷念」，我翻看過當時的《文藝月報》，又找到編輯部承認錯誤的那句話。我好像挨了當頭一棒！印在白紙上的黑字是永遠揩不掉的。子孫後代是我們真正的裁判官。究竟對什麼錯誤我們應該負責，他們知道，他們不會原諒我們。五十年代我常說做一個中國作家是我的驕傲。可是想到那些「鬥爭」，那些「運動」，我對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為之吧），也感到噁心，感到羞恥。今天翻看三十年前寫的那些話，我還是不能原諒自己，也不想要求後人原諒我。我想，胡風作為一個文藝工作者要是沒有受到冤屈、受到迫害，要是沒有長期坐牢，無罪判刑，他不僅會活到今天，而且一定有不小的成就。但是現在什麼也沒有了。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

我是個衰老的病人，思想遲鈍，寫這樣的文章很困難，從開頭寫它到現在快一年了，有時每天只寫三五十個字。我想講真話，也想聽別人講真話，可是拿起筆或者張開口，或者側耳傾聽，才知道說真話多麼不容易。《文匯月刊》上《胡風傳》的最後部分我也找來讀了。文章未完，他們在四川的生活完全不曾寫到，我請求梅志同志繼續寫下去。梅志稱她的文章「往事如煙」。我說：往事不會消散，那些回憶聚在一起，將成為一口銅鑄的警鐘，我們必須牢牢記住這個慘痛的教訓。

我還要在這裡向路翎同志道歉。我不認識他，只是在首次文代會上見過幾面。他當時年輕，是一位有才華的作家，可惜不曾給他機會讓他的筆發出更多的光彩。我當初評《窪地戰役》並無傷害作者的心思，可是運動一升級，我的文章也升了級。我不知道他的近況，只聽說他喪失了精力和健康。關於他的不幸的遭遇，他的冤案，他的病，我怎樣向後人交代？難道我們那時的文藝工作就沒有失誤？雖然不見有人出來承認對什麼「錯誤應當負責」，但我向著井口投擲石塊就沒有自己的一份責任？歷史不能讓人隨意編造，沉默妨礙不了真話的流傳，潑到他身上的不公平的污水也起不了什麼作用，只是為了那些「違心之論」我決不能寬恕自己。

八月二十日

附錄：核時代的文學——我們為什麼寫作？

〈在第四十七屆國際筆會大會上的發言〉

主席先生：

親愛的朋友們：

我衷心祝賀第四十七屆國際筆會大會在東京召開；感謝好客的東道主日本筆會為大會做了很好的安排，讓來自世界各國的作家們在安靜的環境裡親切交談，交流經驗，表達彼此的思想感情。

在這個講壇上發言，我很激動，我想到全世界讀者對我們的期望。這次大會選定了它的總議題：核時代的文學和作家的關係，要我就這個問題發表一點個人的意見。出席東京盛會，跟同來的中國作家一起和全世界的同事，特別是日本的同事議論我們的文學事業，我不能不想到三十九年前在這個國土上發生過的悲劇。多次訪問的見聞，引起我嚴肅的思考。我們舉行一年一次的大會，「以文會友」，盛會加強我們的團結，增進我們的友誼。但友誼不是我們的唯一目的。作家的最大目標是人類的繁榮，是讀者的幸福。世界各地的作家在東京聚會，生活在日本人民中間，就不能不關心他們的喜怒哀樂。我曾經訪問過有名的廣島和長崎，它們是全世界僅有的兩個遭受原子彈災害的城市。在那裡今天還可以遇到原子病患者和倖存者，還能看見包封在熔化的玻璃中的斷手，還聽得到關於蘑菇雲、火海、黑雨……的種種敘述。據說，單是在廣島，原子彈受難者的死亡人數最終將達到五十幾萬。我在那兩個城市中聽到了不少令人傷心斷腸的故事，在這裡我只講一個小女孩的事情。在廣島原子彈爆炸十年後，一個十二歲的小姑娘發了病，她相信傳說，以為自己折好一千隻紙鶴就能夠恢復健康。她躺在病床上一天天地折下去，她不僅折了一千隻，還多折了三百隻，但是她死了。人們為她在和平公園裡建立了「千羽鶴紀念碑」，碑下掛著全國兒童送來的無數只紙鶴。我曾經取了一隻用藍色硬紙折成的鶴帶回上海。我沒有見過她，可是這個想活下去的小姑娘的形象，經常在我眼前出現，好像她在要求我保護她，不讓死亡把她帶走。倘使可能，我真願意用我的生命換回她的幸福！這個時候，我才明白什麼是作家的勇氣和責任心。

東京大會選了「核時代的文學」這個總議題，選得很及時，它反映了當前時代的特點和人民的願望。「我們為什麼寫作？」這一問問得好！多少年來我一直在尋求答案，並不是一問一答就能解決問題，我已經追求了一生。

每個作家從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學。通過創作實踐，追求真理，認識生活。為什麼寫作？每一本書、每一篇作品就是一次的答案。古往今來有數不清的作家，讀不完的作品。儘管生活環境各異，思想信仰不同，對人對事的看法也不一樣，但是所有真誠的作家都向讀者交出自己的心。他們的作品在讀者中一代一代地流傳下去。每位作家都有自己的創作道路，但也有一個共同的情況。我們寫作，只是因為我們有話要說，有感情要傾吐，我們用文字表達我們的喜怒哀樂。我還記得，一九六一年我在東京訪問一位著名的日本作家，我們交談了彼此的一些情況，他告訴我他原是一位外交官，患病求醫，醫生說他活著的日子不多。他不願空手離開人世，還想做一件對人有益的事情，他決定把一生見到的美好的事物留給後人，便拿起筆寫了小說。沒有想到醫生診斷錯誤，他作為作家一直活到今天。他一番懇切的談話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

我也有我個人的經歷。最初拿起筆寫小說，我只是一個剛到巴黎的中國學生，我想念祖國，想念親友，為了讓心上的火噴出來，我求助於紙筆。我住在一家小旅館五層樓上充滿煤氣味的房間裡，聽著巴黎聖母院的鐘聲，急急地動著筆。過去的愛和恨、悲哀和歡樂、痛苦和同情、希望和絕望一齊來到我的筆端。寫完了小說，心裡的火漸漸熄滅，我得到了短時期的安寧。小說發表後得到讀者的承認，從此我走上了文學的道路。從一九二七年到現在，除了「文革」的十年外，我始終不曾放下這枝筆。我寫作只是為了一個目標：對我生活在其中的社會有所貢獻，對讀者盡一個同胞的責任。我從未中斷同讀者的聯繫，一直把讀者的期望看成對我的鞭策。我常說，如果我的作品能夠給讀者帶來溫暖，在他們步履艱難的時候能夠做一根枴杖給他們用來加一點力，我就十分滿意了。我還想起蘇聯衛國戰爭時期一個少女的故事。列寧格勒被納粹長期包圍，整個城市實行燈火管制，沒有電，沒有蠟燭，她在黑暗中回憶自己讀過的小說，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幫助她度過了那些恐怖的黑夜。文學作品的確經常給讀者以力量和支持。

我是從讀者成為作家的。在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我就從文學作品中汲取大量的養料。文學作品用具體的形象打動了我的心，把我的思想引到較高的境界。藝術的魅力使我精神振奮，作者們的愛憎使我受到感染。一篇接一篇，一本接一本，我如饑似渴地讀著能拿到手的一切書刊。平凡的人物，日常的生活，純真的感情，高尚的情操，激發了我的愛和我的同情。不知不覺中我逐漸改變自己對人對事的看法。優秀的作品給了我生活的勇氣，使我看到理想的光輝。前輩作家把熱愛生活的火種傳給我，我也把火傳給別人。我這枝筆是從抨擊黑暗開始的，看夠了人間的苦難，我更加熱愛生活，熱愛光明。在創作實踐中，我追求，我探索，我不斷地磨煉自己，我從荊棘叢中走出了一條路。任何時候我都看見前面的亮光，前輩作家的「燃燒的心」在引導我們前進。即使遭遇大的困難，遭受大的挫折，我也不曾灰心、絕望，我們有一個多麼豐富的文學寶庫，那就是多少代作家留下來的傑作，它們支持我們，教育我們，鼓勵我們，要我們勤奮寫作，使自己變得更善良，更純潔，對別人更有用，而且更勇敢。是的，面對著霸主們核戰爭的威脅，我們需要更大的勇氣。我們的前輩高爾基在小說中描繪了高舉「燃燒的心」，在暗夜中前進的勇士丹柯的形象，小說家自己彷彿就是這樣的勇士，他不斷地告訴讀者：「文學的目的是要使人變得更好。」在許多前輩作家的傑作中，我看到一種為任何黑暗勢力所摧毀不了的愛的力量，它永遠鼓舞讀者團結、奮鬥，創造美好的生活。我牢記托爾斯泰的名言：「凡是使人類團結的東西都是善良的、美的，凡是使人類分離的東西都是惡的、醜的。」

親愛的朋友們，討論核時代的文學，我們不會忘記當前的國際緊張局勢，外國軍隊還在侵犯別國領土，屠殺別國人民，摧殘別國文化。兩個核大國之間，核裁軍的談判沒有取得成果，愈演愈烈的核軍備競賽，就像懸在世界人民頭上的達摩克利斯的利劍，倘使有一天核彈頭落了下來，那麼受害的決不是一個廣島，整個文明世界都面臨大的災難。然而核時代的文學決不是悲觀主義的文學，我們任何時候都不能低估人民的力量，他們永遠是我們作品中的主人公。發達的科學技術是應當用來造福人類的，原子能應當為人類的進步服務。只有和平建設才能夠促進人類的昌盛繁榮，保衛世界和平正是作家們不可推卸的責任。核時代的文學本來應當是和平建設的文學——人類怎樣用自己的聰明才智創造美好的生活，建設燦爛的文明。在作者的筆下可以產生許多感人的詩篇，人們在生活中創造的奇蹟豐富了我們的作品，我們的作品又鼓舞讀者。在東京的大會上我們用歡欣的語調暢談未來的美景，這是多麼自然的事情。但是，我們不能這樣做，我們的頭上還聚著烏雲，我們耳邊還響著戰爭的叫囂，我不能不想到廣島的悲劇。一九八○年春天我訪問了那個城市，在和平紀念資料館的留言簿上我寫下我的信念：「全世界人民決不容許再發生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的悲劇。」關於廣島，我讀過不少「鮮血淋淋」的報導和一本當時身受其害的醫院院長的日記。那次訪問日本我特別要求去看看廣島。在那裡迎接我的不是三十幾年前的一片廢墟，而是現代化城市美好繁榮的景象。美麗的和平公園就是在原子彈爆炸中心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我們陶醉在瀨戶內海的一片春光中：如茵的草地，盛開的櫻花，覓食的鴿群，嬉笑的兒童，華麗的神社，高效率的工廠，繁華、清潔的街道……短短的兩天中，我看了許多，也想了許多。我對廣島人說：「我看到了和平力量、建設力量的巨大勝利。」我又一次認識到無比強大的人民的力量，這是任何核武器所摧毀不了的！在廣島我上了這動人心魄的一課。不允許再發生廣島的悲劇，人民的力量是不能忽略的。

親愛的朋友們，各國作家在東京集會討論核時代的文學，我們最大的願望就是不讓任何一個國家遭受核武器的禍害。我們反對戰爭，更反對核戰爭。我們主張和平，更期望長期的和平。我們並不輕視自己，筆捏在我們手裡就可能產生一種力量。通過潛移默化，文學塑造人們的靈魂。水滴石穿，作品的長期傳播也會深入人心。用筆作武器，我們能夠顯示真理，揭露邪惡，打擊黑暗勢力，團結正義的力量。只要世界各國一切愛好和平、主持正義的人們緊密地團結在一起，掌握著自己的命運，世界大戰、核戰爭就一定能夠避免。總有一天廣島和平公園中的「和平之燈」會熄滅，那就是世界上沒有了核武器，也就是原子能完全用來為人類的幸福與安樂服務的時候。那麼廣島人對和平的熱烈願望就完全實現了。

親愛的朋友們，到東京參加大會，我感到特別親切。在會場中我見到了不少熟悉的友人。中日兩國人民之間有兩千年交往的歷史，有一千多年的文字之交。中國的古文化對日本有很深的影響，我們也向日本學到不少有益的東西。在這裡，我彷彿又聽見我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魯迅和郭沫若的聲音。他們都曾在日本學習、生活，結交了許多肝膽相照的朋友。他們都是從這裡開始了以文學為武器的戰鬥旅程。我一九三五年也曾在日本住過一個時期。六十年代中的幾次訪問，我總是滿載友情而歸。在日本作家中我有不少知己朋友，文學的紐帶把我們的心拴在一起。頻繁往來，相互信任，大家的心融合在一起，燃著友誼的火，為子孫萬代鑄造幸福。

我出席筆會國際大會這是第二次。我參加過一九八一年的里昂——巴黎大會。這樣一個歷史悠久的曾經同羅曼．羅蘭、高爾基、蕭伯納、Ｈ．Ｇ．威爾斯這些偉大名字聯繫在一起的世界性的作家組織，一向受到中國作家的尊重。長期以來，國際筆會為世界人民的進步事業（如在反法西斯時期），為國際文學交流，為各國作家之間的相互瞭解，做了不少工作，這是很好的事情。但是我認為我們這個組織還有不少可做的事，還可以發揮更大的潛力。我們應當團結更多的作家，讓更多的人關心我們這個組織、參加這個組織，讓我們的大會成為世界作家的講壇，我們這裡發出的聲音得到更廣泛的重視。我們的作品打動過億萬讀者的心，為什麼我們的聲音不能成為一種強大的精神力量？為什麼我們的聲音不能成為億萬人民的聲音？一個作家、一枝筆可能起不了大的作用，但是一滴水流進海洋就有無比的力量。只要全世界的作家團結起來，億萬枝筆集在一起，就能夠為後代創造一個更好的世界、更美的未來。這才是我們作家的責任。這是理想，也是目標，我看前途是十分廣闊的，我希望我們的組織在今後的工作中更多注意到東方和發展中國家的特點和重要性。在那些國家中，隨著國家的獨立、解放，出現了不少優秀的作家和作品。我相信在東京盛會後，我們的工作將會有新的更大的發展。

最後，感謝大會的組織者，尤其是井上靖先生，讓我這個抱病的老人在莊嚴的大會上講出我心裡的話。同這麼多的作家在一起討論我們事業的前途，我感到很高興。我堅信，人民的力量一定會衝垮一切的核武庫！我們的願望終將成為現實：在一個無核武器的美麗世界中，人們將和平利用原子能取得最大的成就。中國作家願意和各國作家一道，為達到這個光輝目標而共同努力，貢獻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祝東京大會取得圓滿成功。

謝謝大家。

《無題集》後記

《隨想錄》第五集三十篇寫成，我給這個集子起了一個名字：《無題》。三十篇「隨想」篇篇有題目，收在一起我卻稱它們「無題」。其實我只是借用這個名字說明：絕非照題作文，我常常寫好文章才加上題目，它們不過是文章的註解，所以最初三十篇《隨想錄》發表時，並沒有小標題。那還是一九七八年年底的事，已經過了八年了。當初預定五年寫成的書，到今天才勉強完成，更沒有想到一九八二年起我又患了病。有人不相信我有病，他們認為我的生命力很強，經受十年的折磨後還可以精力充沛地做許多事。的確還有許多事留給我做，可是一旦生病，我就什麼都完了。

我真的生了病，而且不止一種病，一九八二年是我生病最多、最痛苦的一年，接著一九八三年又是我治病、養病的一年。這些情況在前一個集子（《病中集》）裡我已經講過了。當時的困難比我在書中寫的多，但想到「文革」十年的遭遇，我卻又樂觀起來（只要「文革」不再來，我什麼都不怕！）。朋友們勸我少寫或者不寫，這是他們對我的關心。的確我寫字十分吃力，連一枝圓珠筆也幾乎移動（的確是移動）不了，但思想不肯停，一直等著筆動，我坐在書桌前乾著急，慢慢將筆往前後移，有時紙上不出現字跡，便用力重寫，這樣終於寫出一張一張的稿子，有時一天還寫不上兩百字，就感覺快到了心力衰竭的地步。

我寫以上這些話無非說明我的「隨想」真是一字一字地拼湊起來的。我不是為了病中消遣才寫出它們；我發表它們也並不是在裝飾自己。我寫因為我有話要說，我發表因為我欠債要還。十年「浩劫」教會一些人習慣於沉默，但十年的血債又壓得平時沉默的人發出連聲的呼喊。我有一肚子的話，也有一肚子的火，還有在油鍋裡反覆煎了十年的一身骨頭。火不熄滅，話被燒成灰，在心頭越積越多，我不把它們傾吐出來，清除乾淨，就無法不做噩夢，就不能平靜地度過我晚年的最後日子，甚至可以說我永遠閉不了眼睛。我在「隨想」中常常提到欠債，因為我把這五本《隨想錄》當做我這一生的收支總賬，翻看它們，我不會忘記我應當償還的大小債務。能夠主動還債，總比讓別人上法庭控告、逼著償還好。

賬是賴不掉的。但是這些年我們社會上有一種「話說過就忘記」的風氣。不僅是說話，寫文章做事也都一樣，一概不上賬，不認賬。今天發表文章罵你是「反革命」，過一年半載同你見面又握手言歡，好像什麼話也不曾說。所以有些朋友聽我說起償還欠債，反而覺得這是多此一舉。他們說又不是你犯了大錯、應該算清總賬的時候，何必管那些事情？有人看見我常常糾纏在一些功過是非上，為過去一些表態文章責備自己，就勸我不要太認真。他們說你看報刊評論員經常寫文章叫人說真話，講東論西，談天說地，彷彿一貫正確，從未記賬認賬，好像我講出來就是真話，你只要唯唯諾諾，萬事大吉。這樣說過就算，豈不十分乾脆？我的回答是：過去即使我習慣於跟著別人走，但做一個作家既不是高人一等，也不能一輩子人云亦云，我總得講幾句自己的話，何況我就只有這麼一點點時間，就只有這麼一點點篇幅。大家高談闊論有什麼用，倘使不把自己的心掏出來？我勸過朋友，要把心交給讀者；我責問自己：究竟講過多少真話？！我應當愛惜手邊的稿紙和圓珠筆，我已經沒有什麼可以浪費的了。讀者也不想多聽老人的嘮叨，我必須用最後的言行證明我不是一個盜名欺世的騙子。

我們這一代人的毛病就是空話說得太多。寫作了六十幾年我應當向寬容的讀者請罪。我懷著感激的心向你們告別，同時獻上我這五本小書，我稱它們為「真話的書」。我這一生不知說過多少假話，但是我希望在這裡你們會看到我的真誠的心。這是最後的一次了。為著你們我願意再到油鍋裡受一次煎熬。是真是假，我等待你們的判斷。同這五本小書一起，我把我的愛和祝福獻給你們。

巴金 七月二十九日

Table of Contents

一二一、訪日歸來

一二二、幸福

一二三、為舊作新版寫序

一二四、人道主義

一二五、「緊箍咒」

一二六、「創作自由」

一二七、「再認識托爾斯泰」？

一二八、再說端端

一二九、「尋找理想」

一三○、「從心所欲」

一三一、賣真貨

一三二、再說知識分子

一三三、再說「創作自由」

一三四、《全集》自序

一三五、四談騙子

一三六、答衛××

一三七、可怕的現實主義

一三八、衙內

一三九、「牛棚」

一四○、紀念

一四一、我與開明

一四二、我的責任編輯

一四三、「樣板戲」

一四四、官氣

一四五、「文革」博物館

一四六、二十年前

一四七、懷念非英兄

一四八、三說端端

一四九、老化

一五○、懷念胡風

附錄：核時代的文學——我們為什麼寫作？

《無題集》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