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富國窮》戴維．蘭德斯

《二○○九年九月十一日版》

《好讀書櫃》經典版

再版前言‧引言

人類歷史自誕生國家以來，就伴隨著大國崛起和衰落的交互更替，就存在著國家富裕和貧窮的巨大鴻溝，為破解這一重要歷史現象和歷史事實的內在原因，許多專家學者、智者精英都進行過深入的思考和研究，試圖尋找出深蘊其中的歷史規律和發展邏輯。

這無疑是一個歷史性和世界性的課題，令人著迷而又困惑，正如美國著名經濟學家保羅‧薩繆爾森所言：「世界上為什麼有些國家富，有些國家窮，至今還沒有令人滿意的解釋。」

美國哈佛大學的戴維‧蘭德斯先生橫跨歷史學和經濟學兩大學科（他身兼歷史學和經濟學教授），著述完成的《國富國窮》一書對上述問題的研究稱得上卓有成效。他從經濟、文化、制度、自然資源、歷史傳統等方面對國家的興衰貧富演變作了精湛而深刻的分析，旁徵博引，見解精闢，甫經問世就被西方學界稱譽為劃時代的《新國富論》，堪與亞當‧斯密的經典名著《國富論》相媲美。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伯特‧索羅認為：「戴維‧蘭德斯針對世界經濟史上成功和失敗的重大事例寫出了一部精湛的通鑒。他飽含激情、視野開闊、坦陳己見、筆鋒犀利。有人以為一個社會的經濟興衰與精神文化因素無關，讀此書後顯然會再思一番。」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肯尼思‧阿羅說：「戴維‧蘭德斯對現今世界各國貧富分布的由來，作出了新的歷史性的研究，展示出一幅遼闊畫卷，（該書）充滿真知灼見。歷史事件固然有其偶然性，但此書會讓讀者通過各國種種際遇反覆體會到一個主題思想，看出歐洲為何在經濟上領先。難以置信的淵博學問體現在一種輕快有力的散文式敘述之中，它將使讀者手不釋卷。」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斯稱讚說：「真精采。此書無疑將證明戴維‧蘭德斯在他的領域和時代是傑出的。」

尤其令中國讀者感興趣的是，蘭德斯教授十分關注中國在世界歷史發展當中的位置，用相當多的篇幅探討了曾經作為世界經濟中心的中國為什麼在清朝後期迅速從繁榮墜入困頓，從虛無的「天朝幻想」到被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打破而陷於欺侮掠奪之中。

該書二○○一年由我社翻譯出版，很快多次重印，歷史學界、經濟學界和社會學界有關專家學者及讀者對該書宏大的主題、深邃的思想予以了充分的肯定，《讀書》、《參考消息》等多家報刊發表了多篇書評以及對原作者的訪談文章。此次再版，我社請校譯者對譯文的字句做了更為準確的修訂，並重新設計了封面和版式。

中國目前正處在一個重大的歷史轉型時期，和平崛起不可逆轉並牽動著世人的目光。雖然國際上對中國的快速發展有不同聲音的解讀，但對於每一個致力於實現偉大民族復興的中國人來說，應該以更寬闊的胸懷來面對世界，用世界性的目光來面對歷史。相信本書總結出的國家興衰更替的內在規律、國家富裕貧困的深層原因，會帶給我們有益的借鑒和深刻啟迪。

新華出版社 二○○七年一月

引言

窮國為何如此貧窮？富國為何如此富足？對這個問題尚未有新的解釋。

——保羅‧薩繆爾森 一九七六

一八三六年六月，內森‧羅斯柴爾德（羅斯柴爾德，亦譯羅思希爾德，該家族是歐洲著名銀行世家，自十九世紀初至今，其勢力遍布英、德、法、意、奧等國。內森‧羅斯柴爾德（一七七七—一八三六）是該家族第二代的一員。——譯註）從倫敦動身，到法蘭克福去參加他的兒子萊昂內爾與其表妹夏洛特的婚禮，並與羅氏兄弟討論自己的子女進入家族企業的事情。內森差不多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了，至少在流動資產上是如此。不消說，只要願意，他付得起任何錢。

是年內森五十九歲，略顯肥胖，身體健康，精力充沛，工作起來風風火火，性格不屈不撓。然而，在離開倫敦時，他正遭受著背部（靠近脊柱底端）炎症的折磨（一位德國醫生診斷為癤子，但或許是膿瘡）。儘管經過了醫治，痛處仍然化了膿，並越發疼痛。然而，內森堅持從病床上爬起來參加了教堂裏的婚禮。如果他臥病在床，那麼婚禮只好在旅館舉行了。內森還忍著疼痛，繼續處理商業事務，他的妻子做著記錄。同時，著名的特拉弗斯醫生被從倫敦請來，當特拉弗斯表示無法醫治時，一位大名鼎鼎的德國外科醫生被請來，或許準備開刀清洗創口。一切都是徒勞，病毒的擴散無法抑制。一八三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內森與世長辭。羅斯希爾德家的信鴿將一個不幸消息帶回倫敦：內森去世了。

內森‧羅斯柴爾德或許死於葡萄球菌或鏈球菌感染引起的敗血症——習慣稱之為血毒症。由於缺乏更詳盡的資料，我們不能確知他是死於癤（膿腫）還是死於醫生手術刀引起的繼發感染。此時，細菌理論尚未問世，人們對消毒的重要性一無所知。沒有殺菌劑，更別說抗生素了。這位買得起任何東西的富翁就這樣死於一種普普通通的感染。而在今天，隨便到哪一個醫院，找哪一個醫生，甚至到任何一家藥店買藥，都可以輕鬆治愈它。

自從內森‧羅斯柴爾德的時代以來，醫學取得了巨大的發展。然而，更好、更有效的藥物——治愈疾病與創傷——只是整個發展進程的一部分而已，更主要的則是由於疾病預防和生活清潔，人們的壽命延長了。水質清潔，污物的迅速處理，加上個人衛生的提高，使一切得以改觀了。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腸胃感染是最大的殺手，它的傳染渠道是：污物—手—食物—消化道。只要這種看不見的致命敵人出現，就會時不時地為霍亂弧菌等傳染性病菌所推動，致人於死命。公共廁所是最主要的傳染途徑。由於缺少清潔用紙和可洗內衣，在那裏接觸污物是極容易的。穿著髒兮兮的毛織品——毛織品難以洗乾淨——人們不由得搔癢。手上並不潔凈，但人們犯的一個大錯誤是飯前不洗手。而講衛生正是那些規定沐浴的宗教群體——如猶太人、穆斯林等——發病率和死亡率低的原因。當然，這並不僅僅是他們的優勢因素。人們極易被說服相信，如果猶太人死得太少，那是因為他們向基督徒水井裏投了毒。

問題的答案並不在人們的宗教信仰或教旨有所改變，而是在於工業上的發明創新。工業革命時期，新技術的主要代表產品是廉價的可洗棉布，隨之，從植物油提煉出來的肥皂得以大批量生產。普通民眾第一次買得起內衣褲——它由可洗纖維做成，富人常貼身而穿，故又稱為「貼身衣褲」。人們可以用肥皂洗衣，甚至洗澡。當然，洗澡太多則意味著身體太髒。為什麼愛清潔的人沐浴如此之勤？其實，這無傷大雅。人們的衛生觀念發生了重大變化，所以，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普通民眾常常比一個世紀前的國王、王后的生活更清潔衛生。

發病率與死亡率降低的第三個因素是人們的營養更好。這源於食品供應的增加，更源於交通的便捷、迅速。地方供應匱乏引起的饑餓現象變得少見，飲食趨於多樣化，食物中所含的動物蛋白質越加豐富。這些變化與其他因素一起，使人類體格更高大強壯。當然，與以上因素所導致的醫療和衛生受益不同，營養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它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人們的習慣、口味和收入狀況。迄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在加利波利遭遇英國遠征軍的土耳其人驚奇地發現，吃牛排、羊肉長大的澳大利亞和新西蘭軍人與英國磨坊、城鎮裏長大的矮小青年身材之高下迥然不同。任何關注從窮國遷往富國的移民狀況的人都會發現，移民的後代比他們的父母高大、健壯了。

由於以上進步，人的壽命大大延長，而且貧富之間差別縮小了。成人死亡的主要原因不再是感染（特別是胃腸感染），而是老年人的各種消蝕性疾病。富有的工業國家向全民提供醫療保障，因而收效最為顯著，甚至某些較貧窮的國家也取得了重大進步。

醫療衛生的進步說明了一個更為普遍的現象：將科學和知識應用於技術，會取得回報。它使我們有理由對當前和未來一些問題的解決抱有希望，並鼓勵我們追求幻想中的生命的永恒，甚或永遠年輕。

然而，從科學基礎的現實來看，這些幻想不過是富人和幸運兒的夢想。知識收益的分布未達均衡，即使富國內部也是如此。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滿不平等和多樣性的世界裏。這個世界上的國家粗略地分為三種類型：有些國家的國民不惜花費巨資來減肥；有些國家的國民僅能維持生計；有些國家的居民則食不果腹，吃了上頓沒有下頓。與這些差別相關的是這些國家在發病率和壽命長短方面的巨大差異。富國居民的平均壽命越來越長，往往為年老神衰而發愁，他們健身以保持體型，與膽固醇作鬥爭，通過電視、電話和遊戲消磨時光，用諸如「金色年華」或「人生第三黃金年代」的雋語安慰著自己。「年輕」是美好的，而「年老」成為不受歡迎和成問題的字眼。與此同時，窮國的居民卻在掙扎中求生。他們無需為膽固醇或肥胖擔憂，部分由於衣食無著，部分由於早年夭亡。他們力求安度晚年，如果他們活得到老年之際，子孫們會孝敬老人。

過去，世界分為兩大權力集團：「東方」和「西方」。現在，這種劃分已不復存在。人類現在面臨的巨大挑戰與威脅是因貧富不均而導致的財富和健康方面的差距。它們常被稱為「北方」和「南方」，這種劃分主要是地理上的。但一個更精確的劃分是「西方國家」與「其他國家」，因為這一劃分標準也是歷史性的。這正是在第三個千年的世界我們所面臨的最大課題和危險。與之相關的唯一迫在眉睫的憂慮是環境的惡化。這兩個問題有著內在的必然的聯繫，其實是一個問題。因為財富不僅帶動消費，也帶來污染；不僅促進生產，也引起破壞。隨著產出和收入的增長，污染和破壞也急劇增加，正是它們威脅著人類的生存空間。

貧富之間的差距有多大？其間存在著什麼問題呢？概言之，最富有的工業化國家（如瑞士）和最貧窮的非工業國（如莫桑比克）相比，人均收入之比是四百：一，而在二百五十年之前，最富和最窮國家的人均收入之比大約是五：一；歐洲與東亞或南亞（中國或印度）的人均收入之比約為一‧五：一或二：一。

今天，這一差距仍在增大嗎？就貧富兩極而言，確然如此。有的國家不僅是「不增長」，而是相對甚或絕對地更貧窮了；有的國家不過僅能維持現狀；有的則奮起直追。為了我們和他國的利益，我們富國的任務是幫助窮國人民變得富有和健康。如果我們做不到，他們仍會企求得到他們製造不了的東西，而如果不能通過出口商品獲益，他們就會輸出人口。簡言之，財富的吸引力是不可抗拒的，而貧窮則是有引爆危險的潛在污染源。既然不能與世隔絕，那麼，從長遠看，我們的和平與繁榮則依賴於他國的富足。

貧窮者應如何著手？我們如何提供幫助？這正是本書力圖為答案作出貢獻的問題。我著重於「貢獻」一詞。沒有人能提供一個簡單的答案，而所有包治百病的建議不過等同於千年之夢想。

我計劃從歷史角度研究這些問題。這是因為，我從專業和氣質上來說是一個歷史學者。而研究這樣的難題，從自己確知、自己能做得最好的角度出發，是最明智之舉。同時，理解這一問題的最佳途徑是探討現狀是如何形成的？為什麼？為什麼富國如此富有？為什麼窮國如此貧弱？為什麼歐洲（西方）在世界的變化中一路領先。

歷史的研究方法並不能確保提供一種答案。另一些人思考過這些問題，並提出了多種解釋。他們大多分屬兩個學派：一派把西方的富有和支配地位看做是善對惡的勝利，他們認為歐洲人舉止優雅、組織良好、勤苦勞作，而別的人則疏忽大意、夜郎自大、懶怠成性、愚昧落後、迷信不智。另一派的觀點則恰恰相反：他們認為歐洲人侵略成性、冷酷無情、貪婪、寡廉鮮恥、偽善；別的人則快樂無邪、天真而虛弱；他們無奈地面對侵略，終成犧牲品。我們認為，這兩種善惡絕對分明的看法都含有真理的因子，但都有意識形態上的虛妄。真實情形往往遠比我們想像的複雜。

第三種流派則認為，「西方—其他」的二分法是根本錯誤的。在世界歷史的洪流中，其他國家早期曾取得重大成就，歐洲不過是一位後來者和免費搭車者罷了。這種說法顯然有違歷史事實。歷史記載表明，近千年來，歐洲（西方）一直是發展和現代化的首要推動者。

還有一個道德問題。有些人認為，歐洲中心論對我們來說是不好的，對世界來說更是不好，應予避免。這些人是該這樣做。但對我來說，相對於善心而言，我更鍾愛事實。我對自己的觀點深信不疑。

第一章 大自然的不平等

地理學處境艱難。在小學讀書時，我就要閱讀和觀察地圖，甚至憑借記憶把它們描繪出來。早在「多元文化主義」一詞被創造出來以前，我們就通過學習了解到了陌生的地方、未曾接觸過的民族和奇特的風俗習慣。同時，在更高得多的層次上，經濟地理和文化地理學派林立。在法國，任何人在研究地區歷史以前，必須首先弄明白生活和社會活動的物質條件，以備研究之用。在美國，埃爾斯沃思‧亨廷頓及其門徒研究了地理特別是氣候影響人類發展的途徑。

儘管亨廷頓的研究有獨到之處，而且非常有用，但他卻使地理學得到了壞名聲。他走得太遠了。自然環境與人類活動的聯繫給他留下的印象如此之深刻，以至於他把自然影響乃至文化影響都歸因於地理。最終，他按照氣候的差別劃分文明的高下，並且將最佳文明——即他認為是最好的文明——歸因於有利的氣候。亨廷頓在耶魯大學任教，所以他認為康涅狄格州紐黑文市耶魯大學所在地的氣候是世界上最清爽宜人的，這並非巧合。真是幸運兒。他認為，自此以下，境況逐漸下降，而有色人種所在地區則接近於最底層或處於最底層。

然而，在表述這些觀點時，亨廷頓不過是在回應著倫理地理學的傳統。哲學家很容易把自然環境與人類氣質聯繫起來（以及冷熱之間、冷靜沉思和熱情洋溢之間的明顯對比）。十九世紀人類學的初期研究假定，地理影響著美德與智慧的分布，而提出這種觀點的學者本人所在的群體則是美德與智慧的最富集之處。今天看來，事情有時卻是另一番情景，非洲裔美國人的神話製造者認為「太陽人」是快樂的和富有創造力的，而「冰人」則是冷酷和沒有人性。

在喜歡用人種學的觀點確定行為與性格的知識界，這種自得的分析或許是可以接受的。但是，當人們越來越理智、並反對令人討厭的群體對比時，這種分析方法失去了信譽，不再被人們接受。地理學也跟著倒了霉。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當哈佛大學撤銷地理系時，除因之而被解雇者之外，幾乎沒有任何反對的聲音。隨之，一系列名校——密歇根大學、西北大學、芝加哥大學、哥倫比亞大學——也取消了地理系，同樣也未遭遇嚴重抗議。

以上做法在美國高等教育中是史無前例的，確實反映了地理學領域的學術弱點：缺乏理論根基，包羅萬象的機會主義（婉轉而言是普遍的開放主義），人文地理學特有的「輕易」。然而，這些批評背後，隱含著對某些結果的不滿。地理學沾上了種族主義的痕跡，人們惟恐避之不及。

然而，如果「種族主義」意味著個人行為舉止與群體——特別是某個生物學意義上的群體——成員身份的好壞聯繫，那麼，沒有任何學科或課題比地理學更少有種族主義特色。因為，我們關注的這一學科是研究環境的影響，並不探討群體引起的特徵。氣溫、降水量及其時間分布或者地形，這些都是自然現象，不應有人因之而受到讚揚或譴責。

儘管如此，地理學仍然散發著異端邪說的氣味。這是為什麼？其他學科也曾經傳播胡言蜚語，或誇大其詞，但並未受到如此的藐視和毀謗，也許那僅僅源於疏忽！我個人以為，地理學雖然不該聲譽受損，卻也喪失了聲譽，這是由其本身的性質所決定的。它告訴我們一個令人不愉快的真理，即：像生活一樣，大自然是不平等的，有自己的偏好；進一步說，大自然的不平等是難以消除的。像我們這樣的文明有著追求優勝的動力，並不希望自己的願望被挫敗，不贊成令人氣餒的言辭。然而，在地理學中，這種字眼俯拾皆是。

簡言之，地理學帶給人們的是壞消息，而人人都知道，報壞消息者會有什麼遭遇。正如一位從事實踐工作的人所言：「與其他學科不同——研究者要為結果負責。就像有人希望在陽光普照的時候到海灘上去，天氣預報員若沒有準確預報太陽是否出現，即應負責一樣。」

然而，我們並非否定一切的智者。從關於產值和人均收入的世界地圖上可以看出，富國位於溫帶，特別是北半球的溫帶；窮國則位於熱帶和亞熱帶。正如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研究農業經濟時所說，「（如果）把赤道南北兩三千英裏寬的地帶隔開，就會發現，這一地帶內沒有一個發達國家——這裏生活水平低，人們的壽命短暫。」保羅‧斯特裏滕簡略提到人們直覺地反對壞消息的態度：

或許最突出的一個事實是，不發達國家大都位於熱帶和亞熱帶，在北回歸線和南回歸線之間。新近的著書立說者多半粉飾這一事實，他們認為這多是偶然因素所致。它反映了我們在研究發展問題時持有的一種根深蒂固的樂觀主義的偏見，不願意承認今日窮國所面臨的基礎條件與較富國家工業化前時期的環境之間所存在的巨大差別。

確實，地理只是起作用的因素之一。有些學者還抱怨技術和發展了技術的富國，譴責說：正是技術和富國發明了適合溫帶的方法，導致富有潛力的熱帶沃土處於休耕狀態。另一些學者則譴責殖民列強使赤道社會陷入混亂，從而喪失了對環境的控制。例如，奴隸貿易導致大批人口流失，大片地區荒無人煙，回復為叢林，從而導致採採蠅產於非洲的一種蠅科吸血昆蟲（亦稱舌蠅，傳播非洲錐蟲病等。——譯註）泛濫和錐蟲病（睡眠症）流行。在這個問題上，多數學者寧願採取沉默姿態。

我們必須避免簡單化。歷史學家不能為了取悅當今而抹殺或改寫歷史；而經濟學家若提出不論早晚所有國家都會發展的假設，就必須隨時準備面對錯誤帶來的難堪。在當今熱帶醫學和高科技的時代，不管一個人如何評述地理限製作用的下降，它的影響並沒有消失，雖然昔日的作用更大。世界從來不是公平的競技場，無論做什麼都要付出代價。

我們將先談環境簡單而直接的影響，而後論述較為複雜和間接的聯繫。

首先從氣候談起。世界的溫度和溫度模式多種多樣，反映出所在位置、海拔和陽光傾斜度的不同。這些不同直接影響了所有生物的活動規律：在北半球的寒冬，許多動物只得蜷伏冬眠；在炎熱、寸草不生的沙漠，蜥蜴和蛇則在岩石或地表下納涼（這正是許多沙漠動物是爬蟲的原因：爬蟲可以爬行）。人類傾向於避免極端。他們經過沙漠但並不停留；所以阿拉伯沙漠中有「無人區」。從理性上說，人類對困難有厭棄的傾向。只有貪婪——尋找和開發金礦和石油——和科學探究的任務能使人類克服這一傾向，並證明有必要付出代價。

總體而言，炎熱帶來的不適大於寒冷。這只是總體而言。如果有條件——適宜的衣著、住房，人們在冬季很容易過著溫暖的生活。十八世紀下半葉，法國旅行家福加‧德‧聖福德評論到，在冬季，英國農民因為有煤炭取暖，所以生活得非常舒適；而法國農民則蜷縮在床上，迫不得已的慵懶使他們愈加貧窮。我們都知道關於太陽和風的寓言。為對付寒冷，人們穿上衣服，建立或尋找住所，生火取暖。這些技藝可追溯到幾萬年以前，說明了人類從非洲發源地散布到氣候較寒冷地區的最初狀況。熱則是另一番情景。人體肌肉活動產生能量，其中的三/四以熱能的方式體現出來。就像機器或馬達一樣，人體必須把熱釋放出來，才能保持適宜的溫度。遺憾的是，人類少有這樣的生物器官。排汗是最重要的方式，尤其在迅速蒸發的時候。潮濕、「汗濕」的氣候減少了出汗的降溫效果——除非有僕人或奴隸在一旁給你扇風，加快蒸發速度。自己扇風可能有些心理作用，但身體運動產生的熱量降低了實際的清涼效果。這是一條自然法則：有得必有失，有失必有得。技術術語稱之為能量和質量守恒定律。

減少這種浪費的最簡便方法是不產生熱量，或者說靜止不動。故而，人類有一種社會化適應方式：午睡，即讓人們在中午的熱度下不活動。在英國的印度殖民地，有這樣一句諺語：只有瘋狗和英國人在中午的驕陽下外出。當地人明白得多。

奴隸制可以使他人從事繁重的工作。從歷史上講，奴隸制與熱帶和亞熱帶氣候相關並非意外的巧合。「在歐洲人的殖民地內，甘蔗都由黑奴栽種。生長在溫帶的歐洲人的體格，據說不能在西印度炎日下從事挖土勞動。」見Adam Smith，Wealth of Nations，Book IV，ch‧七，Part 二（本譯文引自郭大力、王亞南譯《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下卷第一百五十七頁，商務印書館一九九七年版。——譯註）。按照性別分工也是一樣：特別在溫帶地區，婦女在農田幹活、操持家務；男子則專事狩獵和戰爭，在現代則喝咖啡、玩紙牌、開車兜風。其目標是將工作和痛苦轉嫁給不能說不的人。

對炎熱的最終解決辦法是空調。但是，空調出現得非常之晚，實際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事。在這之前，空調只安裝在美國的影院、醫療所、牙科所以及要人（如五角大樓的要員）的辦公處。空調使美國南方各州的經濟繁榮得以實現。沒有它，亞特蘭大、休斯敦、新奧爾良等城市也許還是昏昏欲睡的小鎮。

然而，空氣冷卻法是一項耗資巨大的技術，世界上大多數窮人負擔不起。而且，它不過是把熱量從幸運者那裏轉嫁給不幸的人罷了。這需要能量的消耗，在生產和使用中產生熱量（有所得必有所失），從而提高了未能冷卻的環境的溫度和濕度——只要走近空調的廢氣出口，就知道我所言非虛。當然，在人類歷史的漫漫長河中，並不曾有空調，它不過是新近的產物。因此，熱帶國家的勞動生產率相應地下降了。並不是所有的人贊同以上觀點，參見Blaut，The Colonizer′s Model，第七十頁。布勞特認為，顯然，「許多情形包括心理學研究表明，如果人們有時間適應熱帶環境，那麼各種人都可以在熱帶有效地工作。」布勞特反對自然利益分布不均的概念。

以上就氣候的直接影響做了論述。熱，特別是全年炎熱，有著更有害的後果：它鼓勵與人為敵的生命形式的散布。溫度升高則害蟲雲集，昆蟲體內寄生蟲的成熟和繁殖更為迅速。結果，疾病傳播更為迅捷，對抗相應防治措施的免疫力隨之提高。繁殖速率是流行疾病危險的關鍵因素：速率一意味著疾病是穩定的——一種新疾病取代一種舊病。像腮腺炎和白喉這樣的傳染疾病，其最大傳播速率為八；瘧疾的最大傳播速率為九十。在溫暖的氣候條件下，由害蟲引起的疾病非常猖獗。且不管詩人如何評判冬季，冬天是人類的好朋友：寂靜的白色殺手，害蟲和寄生蟲的天敵，毒蟲的清潔劑。

熱帶國家——除去較高緯度的以外——不知霜凍為何物；最寒冷月分的平均溫度高於攝氏十八度。結果，熱帶成為生物活動的蜂房，其中許多生物對人類非常有害。非洲的撒哈拉沙漠南面的地區威脅著所有在那兒生活的和經過那裏的人們。新國家的出現及其徵募軍隊的新兵體格檢查，才使我們開始了解問題的範圍。比如，我們現今知道，許多人體內潛伏著多種而不是一種寄生蟲；所以有人病得不能工作，身體狀況持續惡化。

以下舉一兩個例證，以表明現狀如何嚴峻。

非洲和亞洲的溫暖水域裏，不管是運河、水塘還是溪流，都生活著許多蝸牛，其體內附著裂體吸蟲（血吸蟲），可在水裏繁殖數以千計的微小幼蟲，通過咬、抓等方式撕破哺乳動物的皮膚而進入其體內。一旦幼蟲舒適地寄居在哺乳動物的血脈裏，它就會長大成蟲並進行交配，母蟲排泄數千個帶刺的卵——這些刺保證蟲卵不被排出體外。這些蟲卵會隨血液流向肝臟和腸，並破壞所到之處的組織。他們對器官的影響可想而知：它們損毀肝臟，導致腸出血，造成致癌損害，妨礙消化和排泄。受害者經常發寒發燒、忽冷忽熱，渾身疼痛，無法工作，並且身體虛弱，容易受到其他寄生蟲的襲擊或感染其他疾病。所以，常常難以確診是哪一種疾病要了他的命。

我們將該瘟疫稱為蝸牛熱，肝蛭，或按醫學術語稱之為血吸蟲病，或比爾哈茨亞病，因一八五二年內科醫生比爾哈茨亞發現該病源於血吸蟲而得名。該疾病在非洲熱帶地區尤為流行，並殃及整個非洲大陸，以及亞洲和南美洲亞熱帶地區。它對在水中幹活的人——如種植水稻的人危害尤甚。

最近幾十年來，醫學提出了一些可以部分地防治此病的辦法，可是這些殺蟲劑的破壞性極大，使得防治幾乎和疾病一樣糟糕。用化學殺劑殺死蝸牛的辦法也是如此：滅螺劑殺死了蝸牛，但也殺死了水中的魚。一年的所得被隨後的損失所抵消：血吸蟲病依然纏著我們。並且，它曾一度變得更為致命。

更為人知的另一類疾病是錐蟲病——包括那加那病（牲畜錐蟲病）、昏睡症和南美洲發現的恰加斯氏病等。這些疾病由錐體蟲所致。錐體蟲是一種寄生性原生物，因其體形似錐而得名，該蟲鑽孔打洞，危害性極大。錐體蟲同樣是「一種狡詐的野獸，有改變自身抗原的特異功能」。我們已知有百餘種錐體蟲，實際也許有千余種。有時你看得見它，有時你根本看不見。由於無法發現它們，身體的免疫系統無法抵禦它們的侵襲。抵抗這些疾病的唯一希望是，藥劑——尚處於實驗階段——和向傳病媒介開戰。

非洲錐蟲病的傳病媒介是採採蠅，一種骯髒的小飛蟲，如果不能吸食哺乳動物的鮮血，它將乾癟而死。即使在今天，儘管已經有了有效的藥劑，這種飛蟲仍然大量繁殖，使得牲畜無法在非洲熱帶的大片地區生存。人類生存也很艱難。在熱帶醫學和藥理學出現以前，整個地區的經濟曾被這種災害所破壞：家畜養殖和運輸都不可能；只有價值高、體積小的貨物才可運輸，而且只能人工搬運。不消說，沒有人自願做這種工作。人們在奴隸制度中找到了解決辦法，而奴隸制本身是一種容易上癮的瘟疫，使得非洲大陸的許多地區陷入無休無止的掠奪和動蕩中。所有這些因素阻礙了部落之間的貿易和交流，使得依靠外來食物的城市生活幾乎無法維繫下去。能夠促進文化和技術進步的交流因而姍姍來遲有的學者對這一歷史後果持有異議。他們認為，奴隸貿易不是非洲土生土長的產物，而是因歐洲勞動力匱乏引入到非洲的。這一貿易「使錐蟲病由一種地方病變為人、畜都受害的普遍性疾病，使基本在控制之中的疾病變得具有毀滅性。非洲原本人丁興旺，但自上一世紀末以來，有的非洲地區已經禁止家畜飼養業的發展」。參見Blaut，The Colonizer′s Model，第七十九—八十頁。布勞特錯誤地引證Giblin，「Trypanosomiasis Control」，一文，但吉布林關注的不是十六世紀開始的大西洋奴隸貿易之影響，而是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殖民統治的影響（見原文第七十三至七十四頁），二人所表述的對象不同。即使最近以來，也有學者對此表示異議，參見Waller，「Tsetse fly」一文，第一百頁。需要關注的是，有大量的證據證明，早在歐洲人到達非洲之前，非洲就有奴隸貿易，而且阿拉伯人曾為伊斯蘭世界抓俘虜，亦曾使得奴隸貿易一度興盛。參見Gordon，Slavery，第一百零五—一百二十七頁。另一方面，且不管這些早期例證的起源和影響如何，大西洋奴隸貿易確實加重了這種罪惡。參見Law，「Dahomey and the Slave Trade」一文和Lovejoy，「Impact」一文。即使在這方面，仍有異議存在。參見Elitis，Economic Growth，第七十七頁。

疾病影響的國家感染人數（一千）危及人數（一百萬）瘧疾一千零三十二億七千零二百一十血吸蟲病七百六十二億零六百淋巴絲蟲病七十六億九千萬零九百蟠尾線蟲病三億四千一百七十萬零九十恰加斯氏病二百一十一萬六千—一百八十萬零九十利什曼病八十億一千二百萬零三百五十麻風病一千二百一十一萬—一億二千萬一千六百非洲昏睡症三十六萬二千五百五十資料來源：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Special Program for Research and Training in Tropical Diseases，一千九百九十，引用於Omar Sattaur，「WHO to Speed Up Work on Drugs for Tropical Diseases」，第十七頁。

顯然，醫學在治療這些疾病方面已經取得了重大進步。醫學的作用幾乎可以追溯到歐洲人開始在非洲大陸上出現之時。當然，在早期的年代裏，醫生儘管心存善意，但由於無知，造成的危害大於好作用。但是，他們確實使人們免除了痛苦。直到十九世紀下半葉，病菌學說才為指導性研究、有效地預防和治療疾病奠定了基礎。在此之前，醫生依靠臆測、經驗和想像診斷疾病。所幸的是，這些方法並非偶然得來。它們側重於觀察和現實的原則——只要你見到了我所看到的，你就可以相信你所見到的——補償了因不理解而可能造成的失誤。

我們以全球最大的人類殺手瘧疾為例。在發現病菌之前，醫生把發燒歸因於沼澤瘴氣——這種說法是錯誤的，但從近似的現象推斷出來並非全無道理。所以，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人被疾病帶來的損失嚇壞了，他們組織人排幹沼澤，祛除瘴氣（瘧疾）。這些措施也許對空氣清潔有些益處，或許沒有一點作用，但卻驅殺了蚊子。從一八四六—一八四八年和一八六二—一八六六年兩個時期的比較可以看出，該地軍人的瘧疾死亡率下降了六十一％；從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發病率下降的幅度更大。而且，這些措施產生了有益的副作用。我們並未得到有關平民的統計資料，但不管是當地人還是法國殖民者，他們的健康狀況肯定有了改善。不論你如何評價法國在阿爾及利亞採取的政策和行動，他們確實使得數百萬阿爾及利亞人壽命得以延長，生活得更健康（某些阿爾及利亞穆斯林也許會回答說，抽幹沼澤給歐洲殖民者增加了可用的土地）。

法國在阿爾及利亞的所作所為表明，改善環境是有所收益的：預防得病與得病後進行治療相比，是一種更有效的方法。在過去的百年間，醫學和公共衛生學一起，使人類的平均壽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熱帶和貧窮國家的人均壽命已經與那些自然條件良好、富裕的國家逐漸趨同。一九九二年，一個出生在低收入國家（除中國和印度外共計十億人口以上）的嬰兒可以活到五十六歲，而一個出生在富國（人口八‧二十八億）的嬰兒可望活到七十七歲。這個差距（三十七‧五％）並不小，但與以前相比卻小得多，而且會更小，因為窮國將變得較富，而富國人均壽命的增加會達到生物學限度，富裕也帶來了環境疾病。其中，最具有決定意義的進步是嬰幼兒（一周歲以下）的看護：最貧窮國家的嬰兒死亡率從一九六五年的一百四十六（中國和印度為一百一十四），下降至一九九二年的九十一（印度為七十九，中國為三十一）。該數字與富國的差距依然是明顯的：同一時期，富國的嬰兒死亡率下降幅度更大，從二十五降至七。但是，富國的嬰兒死亡率不會再有大幅度的下降了。

以上這些並不表明，我們可以就此心滿意足了。現代醫學可以保證嬰兒存活、人類長壽，但這並不必然意味著他們身體健康。確實，從統計數字上看，死亡率和疾病率是矛盾的。死人並不總是統計為病人。一位調查美國煙草行業的專家滿臉嚴肅地爭論道，如果從煙民預期壽命縮短這一點出發，對吸煙嚴重危害健康的估計應降低。當他這樣爭辯時，他也暗示了這一點。反之，對熱帶地區來說，抗生素、預防注射和接種疫苗拯救了人們的生命，但卻使他們在病中掙扎求生。熱帶醫學這一專門學科的存在，恰恰說明了問題的性質。該研究領域取得了相當的成功，但在科研人員、當地病人和各種帝國主義者中間，其代價也是高昂的。

此外，疾病預防花費巨大，治療則需要長期的藥物控制，當地沒有相應的設備，病人在使用方面也比較困難。一九九○年，大多數熱帶疾病患者生活在人均年收入四百美元以下的國家，他們政府在衛生保健上的開支人均不足四美元。據說，制藥公司每開發一種藥劑或疫苗並將之投入市場，需要耗資一億美元。顯然，制藥公司並不願意迎合這類窮消費者的需要。即使在富國，醫療的費用也可能超過病人自身的負擔能力和醫療保險的承受限度。例如，最近對艾滋病的治療要每年花費一萬到一萬五千美元，直到壽終為止——對第三世界的病人來說，這是一筆不敢想像的花費。

最後，地方習慣和風俗可能會促進疾病的蔓延，並阻撓醫療。疾病差不多是由人類行為的方式所造成的，治療疾病不僅需要醫療，而且需要習慣的轉變。這正是問題之所在：打針吃藥容易，改變生活方式難。看一下非洲的艾滋病吧。跟其他地方形成對照的是，這種疾病在非洲的傳染對男女一視同仁，多由異性接觸滋生。傳染病專家仍在尋找答案，已經被提到的因素有：男性雜交的傳播；把肛交作為控制生育的技術手段；女性割陰蒂以防止性交欲望和快感，卻造成長期創傷。嚴格來講，這些問題都非醫學所能解決，所以醫生所做的不過是減少患者的痛苦、延緩死亡的到來。考慮到這些社會的貧窮，他們能做的並不多。

除物質條件的限制外，現代醫學還必須考慮到意識形態和宗教的阻礙——這種阻礙隨處可見，但貧窮、技術落後的社會尤甚。人們寧願相信江湖秘方和祈禱神靈保佑，也不願接受外國的、不信神靈的治療。信奉科學的西方人將這些做法一概斥為迷信和無知。然而，這些做法也許會帶來身心的解脫，而且土產藥劑或許不那麼純凈和濃縮，有時卻真管用。現代科學家和醫藥公司不惜花費重金研究奇特藥品的價值，其原因正在於此。

土著醫學的經驗主義療法有時成功，加上人們對殖民主義的憤恨以及對本地文化的感情（更不消說舊派醫生的特權利益），這幾個因素結合起來，引起對熱帶（現代）醫學的政治和人類學上的批判，以及——且不管如何謹慎——對「替代」療法的維護。這一派觀點認為，熱帶醫學對非洲過分傲慢，蔑視當地人的醫療方法，所作所為少於他們應該做到的。而且，歐洲劃定的邊界和歐洲式的商業化農業毀滅了阻礙疾病傳播媒介（臭蟲、寄生蟲等）的傳統屏障。即使公共衛生「完美理智的」方法也會傷害當地人的感情，體格檢查和預防或許被認為是有損尊嚴和盤剝。

水是另一個問題。總體而言，熱帶地區降水充足，但降水時間往往沒有規律、無法預測，且大雨傾盆，雨落如注，多為暴雨。平均計算降水量是沒有意義的，因為這裏的降水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每年、每季乃至每天都有所不同。在尼日利亞北部地區，九十％的降水是時速二十五毫米的暴風雨，一個小時的降水（二十五毫米）等於倫敦郊區皇家植物園平均半個月的降水。爪哇的降雨更為急迫，全年降水一/四的時速為六十毫米。

在這種氣候條件下，叢林和雨林雜生，種植頗為不易：這些物種多樣的寶庫滋養著各種生物，卻偏偏不利於人及其有限的農作物。結果，人和自然都是這場戰爭的失敗者。人們試圖砍伐價值連城的樹木，從而導致亂砍亂伐和大量浪費。而且，叢林枝繁葉茂對種植極為不利。砍了叢林種植農作物，炙熱的陽光直射而下，因為都沒有枝葉的阻隔，傾盆大雨衝走了土壤的營養成分，造成新的荒蕪。如果土質是黏質，富含鐵鋁氧化物，暴雨和陽光將在地表烘焙出鐵甲般的硬層。這些土地種植兩三年後，將被迫永久休耕。新開墾出來的土地很快就荒蕪了，不久藤蔓和卷須爬滿了住宅和寺院，窒息了一切。城鎮也因此不能興盛，因為它依賴周圍地區的食品供應。現在，非洲的城市化經常雜亂無章，嚴重依賴國外的食品進口。

另一個極端的變化是，幹渴的土地變為沙漠，沙漠的沙塵成為難以平息的侵略者，吞噬著沙漠邊緣的肥土沃地。一九七○年前後，撒哈拉沙漠以每小時十八英尺（地理學上稱為一「馳」）的速度向薩赫勒地區推進。荒野的擴張是所有半幹燥氣候存在的一個問題：美國的大平原（記得斯坦貝克《憤怒的葡萄》中的俄亥俄流動農工嗎？）、以色列的內蓋夫以及約旦河東岸、西西伯利亞都有所體現。由於降水較少，這裏的農作物死於缺水，表土被風吹走。在溫帶地區，當雨水降下來的時候，農作物又活了過來；但熱帶和亞熱帶沙漠就沒有這樣寬厚了。

解決降水不規律的辦法在於水的儲存和澆灌，但這在蒸發速度極高的地區是非常困難的。例如，在印度的阿格拉地區，一年之中，降水超過農業當時需要的時間只有兩個月，而這兩個月中存留在泥土裏的水僅僅三周就會蒸發殆盡。

人類聚居區和文明沿江河而布，並非偶然，因為江河集中了全流域的流水和每年沉積的沃土：如尼羅河、印度河、底格裏斯河和幼發拉底河。這些古代文明的中心是最早的營養聚居地——儘管《聖經》告訴我們，即使是埃及人也為饑荒而擔憂，並非所有的流域都這麼慷慨無私。西非的沃爾特河沃爾特河源於布基納法索（舊稱上沃爾特），在加納境內入海，全長約一千六百公裏。——譯註）流域面積超過十萬平方公裏——是大不列顛的一半——但在低水位時，在近入海口處竟成了涓涓細流，流量僅為每秒二十八立方米，與巔峰水位時的每秒三千五百—九千八百立方米形成鮮明對照。沃爾特盆地的旱季處在一年最熱、風最大的季節，流水蒸發量之高，實令人沮喪。

再就是災難——這就是被稱為百年一遇的洪水以及每十年一兩次的風災和旱災。一千九百六十一至一九七○年，二十二個處在「氣候惡劣地區」（易淹、易旱和沙漠地區）的國家因颶風、臺風、幹旱和其他類似的自然災難損失幾達一百億美元，大約相當於同期從世界銀行得到的貸款總額，它們幾乎根本沒有剩余資金用於發展。孟加拉國土地與海平面差不多齊平，容易被水淹沒。一九七○年的颶風使五十萬孟加拉居民喪命，一百萬人流離失所，無家可歸。印度多年來致力於實現糧食生產年增長率二％—三％的目標，但是一個惡劣的種植季節就會導致減產十五％。甚至對富國而言，這種偶爾突發災難的代價也是極高的。美國一九九二年安德魯颶風以及一九九三年和一九九七年中西部的洪水泛濫造成了慘重的損失，證明了這一點。對那些在生存邊緣掙扎的人而言，其後果更是殘酷無情。如果有攝影機拍攝現場，我們對這些會有所了解；如果沒有，誰會聽見或看到數百萬人被淹和饑餓待斃？如果沒有人聽見或看到他們的慘象，又有誰會關心呢？

惡劣氣候下的生活充滿了危險、沮喪和殘酷。人類所犯的錯誤，即使出於善心，也會加重大自然的冷酷無情。有時甚至善無善報。毫不奇怪的是，這些地區依然貧窮；許多甚至比以前更窮了；許多廣泛宣傳的發展項目遭到了慘敗（人們早先聽說了許多項目，但它們失敗後就沒有什麼回音了）；人們身體健康的提高被新病的出現和舊病的復發所抵消。

非洲國家與這些災難的鬥爭尤為艱苦。儘管它們取得了重大進步，有關死亡率和壽命長短的資料表明，非洲的發病率依然很高，人們營養不足，饑荒連著饑荒，勞動生產率很低。人們一度能夠填飽肚子，現今這一點都做不到了。外國援助大多是糧援。那裏的人民只開發了部分潛力，政府也無能為力。就非洲沉重的自然負擔而言，非洲人民做到像現在這樣，已經是令人驚奇了。

然而，認為地理決定了一切是錯誤的。其重要性可以降低或規避，儘管要付出代價。科學和技術在其中起著關鍵作用：我們所知越多，就越能夠預防疾病、提供更好的生活和工作條件。顯然，我們今天可做的多於昨天，對熱帶地區的預測也好於以前。但與此同時，對於這方面的進步還需要警覺和關注。我們在觀察問題時，必須取下玫瑰色眼鏡，忽視或將問題排除在外，不能消除問題的存在，也不能對我們解決問題有所裨益。

「溫帶氣候總能使我受到鼓舞和精力充沛」

因為人與人不同，個人經驗可能會產生誤導。一個人的痛苦是另一個人的幸福。然而，熱量消耗定律適用於所有人，沒有人能在炎熱、潮濕的環境條件下幹勁十足。以下是一名孟加拉外交官回憶他本人和他的同胞訪問溫帶地區時的感受：

「在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亞、尼日利亞和加納這樣的國家，我總是稍一用力或用腦就感到四肢乏力，而在英國、法國、德國和美國，不管長時間坐在案前，還是短途旅行，溫帶氣候總能使我受到鼓舞和精力充沛。據我所知，所有訪問過溫帶國家的熱帶居民都有這樣的感受。我也曾看到數百個從溫帶來到熱帶的人不在空調室的時候，活力蕩然無存、筋疲力盡的樣子。

「我看到，在印度和其他熱帶國家，農民、工人、實際上所有的體力勞動者和機關工作者工作節奏非常之慢，經常休息很長時間。而在溫帶，同樣的人的工作節奏非常之快，並且他們渾身充滿了活力，很少休息。我從個人和其他訪問過溫帶國家的熱帶居民的經歷認識到，熱帶和溫帶的工作精力與效率存在著如此奇特的差別，絕非全部或主要因為營養水準的不同。」

第二章 對地理的回應：歐洲與中國

大自然的不平衡，致使熱帶的不幸圖景和溫帶遠為宜人的自然條件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而溫帶地區以歐洲的自然條件為最佳；在歐洲內部，西歐則獨佔鰲頭。

以氣候為例。歐洲確實有冬季，冷得足以阻止病菌和害蟲的大量繁殖。歐洲東部屬大陸性氣候，越向東走，冬季越寒冷。即使較為溫和的冬季也抵禦了惱人的疾病發生。這裏也有地方病，但不像熱帶的疾病一樣致命或致人殘疾。寄生蟲引起的疾病是一個例外。有人因此認為，這表明，歐洲人易受流行性疾病的侵襲：他們經受病原菌感染的危險不多，因而未能增強抵抗力。

即使在冬天，西歐的氣溫也是宜人的。如果在地球上就同一溫度劃線（等溫線），就會發現歐洲大西洋海岸的等溫線最彎向北部。挪威海岸位於北緯五十八°到北緯七十一°，其冬季的平均氣溫高於相比低二十緯度的佛蒙特州和俄亥俄州。結果，歐洲一年四季都可以種植農作物。

這裏的降水相對四季均勻，極少暴雨，「就像來自天堂的毛毛細雨，潤物細無聲」。這是全球最為奇特的降水樣式。整個歐亞大陸夏季的降水較為充足，而冬雨卻非如此。冬季，來自大西洋的雨水到達歐洲中部和東部的平原時就減弱了，而亞洲的大草原為陸地所包圍，缺少降水，因而有了「戈壁灘」。中國的東部和南部為來自印度支那近海的雨水所救，美國的東南部為墨西哥灣的雨水所救。

歐洲可靠而均衡的降水，使這裏的社會和政治組織形式與古時盛行的河流文明截然不同。在河流文明中，控制糧食的大權落到那些擁有河流和運河的人手中。中央政府早就出現了，因為控制糧食者就是萬民之王（《聖經》關於約瑟和法老的記載以寓言的形式講述了這一過程。為了得到食物，饑餓的埃及人把他們的金錢、家畜、土地、人民依次獻給法老〔《創世紀》四十七：十三—二十二〕）。這些事情從來不會發生在歐洲。

歐洲優越的氣候是墨西哥灣暖流的恩賜。這一暖流起源於非洲的熱帶水域，而後流向西方，越過大西洋和加勒比海，然後沿東北方向再次橫越大西洋。這種順時針旋轉產生於地球自轉和暖流水勢的上升；在南半球，赤道水流則是沿逆時針方向流動。在西半球，赤道水流都由東流向西方，帶著赤道的熱量與豐富的海洋生物。

從理論上講，南北赤道的水流量應該基本相等。但是，大西洋地質上的一個偶然事件使赤道北部的水流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洋流。這就是：南美洲大陸板塊斷裂開來，美洲與非洲大陸剝離，特別是美洲最東部的巴西凸了出來（與之相符，非洲大西洋海岸的東部凹了進去）。巴西的凸出，攔腰斬斷了赤道南部的水流，將其中約一半的水量送往赤道北部水流，從而造成巨大的暖水團，最終流向愛爾蘭和挪威的海岸。這種地質上的幸運，使西歐一年四季和風細雨，蒸發緩慢，歐洲因之農業豐富，牛肥羊壯，闊葉林廣布。

當然，歐洲氣候也並非整齊劃一。歐洲的大西洋沿岸降水最多，也最為均勻，潮濕的西風使土地非常濕潤。而到東部的波蘭和俄羅斯大平原，氣候逐漸具有「大陸性」，濕度和溫度差別極大。地中海沿岸的陸地也是如此：溫度適宜，但降水較稀少且不均衡。西班牙、葡萄牙、南意大利和希臘的農作物產量不高，種植橄欖樹和葡萄的所得大於種植糧食，畜牧業的收益大於農業。有人據此認為，相對於北歐而言，南歐這些惡劣的地理特點導致貧窮，甚至工業停滯（我們將在下面討論該問題，文化因素至少也是重要的）。

果真如此，為什麼歐洲發展得那麼晚，比埃及和蘇美爾晚了幾千年？答案仍是地理因素：闊葉森林的存在。埃德蒙‧伯克在對比印度人和英國人時說得非常之好：「當我們還生活在森林裏時——他們作為開化的民族和從事農耕的民族已經千百年了。」直到公元前一○○○年，歐洲人有了鐵制工具之後，他們才能開墾阿爾卑斯山脈以北原本豐饒的平原。並非偶然的是，這些早年的歐洲居民首先在湖岸（即我們所知的湖上安家）和草原上定居，這裏並不必然是最肥沃的土地，但在原始的、尚無冶鐵技術的條件下，這裏無疑是最適合的。之後，歐洲才有足夠的糧食養活更多的人口，有多餘的糧食供應致力於文化交流和發展的城市中心。即便如此，大部分森林還是保留了下來；古羅馬帝國崩潰之後的幾個世紀，歐洲的人口減少了，森林面積反而有所擴大。有許多民間傳奇故事流傳下來，如《小紅帽》、《漢塞爾和格雷特爾》、《拇指人湯姆》，還有其他近似的有關森林、野狼、巫師和危險的傳說故事。

這些傳說故事表明，若認為歐洲的地理環境如抒情詩般美妙，是錯誤的。歐洲也曾忍受過饑荒和疾病，經歷過長期的寒冷和溫熱，遭受過地方病和世界性流行疾病。農民可以經受一季或兩季壞收成，此後便是嗷嗷待哺了。此時，森林再一次起到了關鍵作用：它供給人們漿果、幹果直至橡子和栗子。穩定的降水也意味著農業並非在邊緣掙扎，一段幹旱之後，等雨季一到，莊稼再次茁壯成長。人們不妨看看那些幹燥地區，那裏的農田種植是一場賭博，沃土有變為沙漠的危險——不僅僅有侵略成性的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阿拉伯沙漠北部邊緣的約旦河東岸，還有西經一百°以西的美國大平原、赫魯曉夫企圖種植小麥的西伯利亞草原、貝加爾湖周圍的棉田——就會明白，在雨水稀少的地方，天地多麼狹窄。

有利的環境使歐洲人可以讓許多土地保留森林和休耕，飼養家畜時無須到遠方找尋牧場。這裏飼養的家畜比別處的健壯、高大。曾蹂躪大草原的蒙古馬，比歐洲的戰馬要小得多；阿拉伯的馬匹也是這樣。由於氣候條件，印度的很多地區不能飼養馬匹。當然，動物大小各有其優越之處。蒙古和韃靼馬在空曠如海的內陸行動迅速，可以用來迅捷而沉重地襲擊周圍定居的民族。而歐洲馬馱著身披鎧甲的武士，不啻是活坦克，在發動進攻時威風八面，不可抵抗。

這兩種戰術的衝突引起了人類歷史上幾場最偉大的交戰。公元七百三十二年，查理曼的祖父、法蘭克王國宮廷總管查理‧馬泰爾帶領一隊騎士在圖爾附近與入侵的阿拉伯人作戰，從而為似乎無敵的穆斯林擴張設下了一道西部路障。參見Gibbon，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一書。吉本非常重視這場交戰，他認為，倘若當年是阿拉伯人勝利了，所有的歐洲人如今都要讀《可蘭經》，所有的歐洲男子都要割包皮。約四百五十多年之後，在一一八七年的海廷戰役中，薩拉丁率領的穆斯林軍隊讓歐洲騎士衝擊他們的陣地，在最後一刻閃開一條通道讓騎士們衝過去。這時，十字軍的戰馬已馱著騎士在炎炎赤日下奔馳了一整天，疲憊不堪。穆斯林軍隊再逼近過來，切斷了歐洲騎士們的退路。於是，十字軍在聖地建立的耶路撒冷王國和一套基督教封建政權就全部崩潰了。

然而，從長遠來看，勝利屬於歐洲人。大動物在從事繁重勞動和交通方面具有優勢。挽馬可用於北部大平原黏質土的耕種（馬比牛力量大，行動更迅速，可以在較少的時間幹完更多的活），並將新鮮農作物運送到城鎮集市上。過後，它們還可以將野戰炮運往戰場，投入戰鬥。歐洲的牲畜體大，能夠產生大量的糞肥（東亞農田多用人類糞便）。這使農田趨於集約耕種，農作物收成更好，從而形成螺旋上升趨勢。結果，歐洲人的飲食富含奶製品、肉和動物蛋白，他們長得更為健碩，而且相對而言，較少受到肆虐於中國、印度的那種蟲害的襲擊參見Eric Jones，The European Miracle，第六—七頁：「在中國，糞便排入水中，使之成為肺蛭、肝蛭、腸蛭和東方血吸蟲的世界庫，而這些都是慢性病的重要病因。人類排泄物被用做肥料，對農民而言，泥土中的寄生蟲傳染是一種職業性危險。韓素音曾說，二十世紀早期，北京兒童九十％受到蟲害，寄生蟲在路邊和樓旁隨處可見——撇開反社會的習慣不談，這是對人口稠密的溫帶氣候地區開發灌溉農業時缺少肥料來源的懲罰。」在印度，人們沒有衛生習慣，常常在公共場合如溪流、河流中大小便，而這裏又是清洗和飲水的地方，因而情況比中國還糟糕。（幾年之前，一/五接受過輸血的中國人得了肝炎，這是因為獻血者的肝臟為寄生蟲所蹂躪，而血液篩分不完善）。歐洲人身體更健康，壽命更長，更能在工作中發揮出潛力。參見Jones，European Miracle，轉引Narain，Indian Economic Life，第三百三十二—三百三十三頁。納拉因的資料取自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此時歐洲在人口死亡率方面已經取得實質性進步。五百年或一○○○年以前，也許歐洲和亞洲之間的差距較小。

這並不是說，當年歐洲農田的平均單位產量或人均產出高於溫帶灌溉地區。家畜糞便、耕地（將地下的營養翻上來）和休耕的益處，都不能與尼羅河、幼發拉底河、印度河的沃土相提並論，甚至不能與黃河和長江的衝積平原相比，由於常年高溫，那些地方每年可種植數季。長江的年淤積量大於尼羅河、亞馬孫河和密西西比河之和，而黃河的年淤積量是長江的三倍。參見Link，「A Harvest」一文，第六頁。另一方面，由於水量或缺或多，以及敵對勢力對灌溉系統的破壞行動，河邊的農田耕種不時被打斷，其破壞性遠遠大於多雨氣候地區的旱季或濕季。由於對技巧的依賴，這些社會非常容易受到傷害。例如有人說，十四世紀帖木爾及其韃靼遊牧部落破壞了波斯的水槽和供水系統，此後就沒有再修復過。曾經人丁興旺、土地肥沃的地方就這樣荒蕪了。該地區的王國和民族從未恢復過來。平均數是有欺騙性的。季風雨季是非常慷慨的，但每一季節、每年都有所變化。洪水和幹旱是正常現象。在中國和印度，災後的修修補補是緊迫大事。即使沒有自然災難的發生，雨季耕作和濕季收獲對勞動力的需求促使人口密度大幅度提高——按可耕地單位面積計算，人口密度比非洲高三十倍，比歐洲高四十倍，比美國高一百倍。所以，不管物質條件如何，人們都早婚和幾乎人人都結婚。實際上，這種最大限度再生產的增長方式——包括備戰草料和領土擴張的資源，促使政治權勢增強。中國能威震人口較稀的鄰邦，根本原因即在於此。

與之相對照，基督教徒特別是西歐的基督教徒則接受了文身、晚婚（直到自己能負擔得起時才結婚）觀念，孩子年齡也相差較大。中世紀時，物資短缺，歐洲人視孩子為潛在的負擔。我們不由回想起《漢塞爾和格雷特爾》和《拇指人湯姆》——孩子被遺棄在森林裏死去，父母走得遠遠的，眼不見為凈。河流流域文化的人口數量最多，而歐洲人多是小家庭，繼承權和家庭聯繫不分割。

所以，單單是數字說明不了問題。有人或許說，如果將健康和畜力考慮在內，與人口遠為眾多的亞洲相比，歐洲投入農業（每耕種單位）的能量更多。眾生蕓蕓，亞洲的統治者熱衷於修造外觀宏大的建築物，驅使許多勞動力為其賣命。這些終成歐洲遊客為之驚詫不已的人間奇蹟和醜聞——旅遊勝地，而其國內極端奢華和赤貧如洗的鮮明對比更為人所驚嘆。「亞洲宮廷、寺廟、陵墓和水利工程之壯麗，以及奢侈豪華和巧奪天工之作，似乎只能證明，如果石頭多的話，這種政治組織會從石頭中榨出血來」。Jones，The European Miracle，第五頁。書中提到，一個辯護者說，其實，許多工程並沒有耗費多少勞動力，因為這些工程耗時較多，由數代人完成，這些人也可能受宗教驅使而自願勞動（第十頁）。你要信以為真的話，當然相信就是了。實際上，這些工程的監工全副武裝，勞工的死亡率特別高。中國修造大運河和萬裏長城死亡數以百萬計，參見Jones，The European Miracle，第九頁。

歐洲人不曾需要建金字塔。事實並非完全如此，歐洲也有暴政。參觀法國韋茲萊大教堂的遊客也許會有興趣聽到，修建該教堂過程中，被徵召的農奴曾三次起義反對教會權威。家畜也遭受磨難，例如，拉昂大教堂建於山上，其塔樓上有四頭牛的雕塑，面向東西南北四個方向，以紀念將石頭從下面平地運送上山的牲畜。這些牲畜的待遇比人好得多。這只不過是一種替代物而已。較近的例子，可看一下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從聖彼得堡修到莫斯科的鐵路——每一根枕木下都有一個屈死的靈魂。歐洲，特別是西歐，非常幸運。

現在，讓我們看一看「農業發達——人口眾多的」中國。

要了解世界經濟的歷史就必須研究中國。中國最為早熟，在相當長時期裏，中國是世界上發展最成功的國家。中國的耕地面積約佔世界的七％，養活的人口佔世界人口總數的二十一％。中國有一句老話非常簡明扼要：「地少人多。」

大約二○○○年前，中國華北的人口約為六○○○萬——對這塊土地而言，人口太眾多了。在隨後的一○○○年裏，中國的人口變動不大。但從十世紀到十三世紀初，其人口近一萬二千萬，幾乎翻了一番。此後，主要是由於瘟疫肆虐（瘟疫也曾侵襲過歐洲和中東），中國的人口回落，十四世紀初降至六千五百—八○○○萬。一六五○年，中國人口又升至一萬—一萬五千萬，一七五○年二萬—二萬五千萬，十八世紀末超過三萬萬，一八五○年約為四萬萬，一九五○年六萬五千萬。今天，中國人口已經達到十二萬萬，佔世界總人口的一/五強。這種驚人的增長是長期以來（直至今日）的生育觀念之結果：早婚，幾乎人人都結婚、多子多孫。人口多，要求產糧多；產糧多，又要求勞力多。單調重複的遊戲。

這種觀念可追溯到幾千年前。那時，亞洲平原東疆的某些遊牧民族放棄牧人生活，定居而從事產出更多的農業。從一開始，他們的酋長就看到了人口數量、糧食和權力的聯繫。酋長們的政治智慧大概是由以下三點推斷而來：（一）人口增長意味著可動員的潛在耕種者增多，可指派（種植）耕地；（二）儲存糧食，以備將來作戰之用；（三）糧食供應集中於固定的行政中心（而不是帳篷）。

據史書記載，公元二百年前後，曹操曾說，「國家的建立需要勇士和充足的糧食供應。秦人極其重視農業，由此建立了帝國。漢武帝利用軍隊屯田蕩平西部邊境。此前代所用之良方」。是年，曹操召集民眾屯田許都（河南中部），獲糧萬擔。而後，他以此為基地，向四方推廣屯田，而不需要再運輸糧食了。結果，他蕩平草寇（競爭對手的軍隊），四海升平。半個世紀之後，「統治者為了蕩平『草寇』，期望擴展農業種植區，積蓄糧食供應」。為此，「還需要開掘運河，發展農業灌溉，給軍隊提供大批的糧食供應，並作為政府運輸糧草的通道」。他們計算「六七年間將在淮水囤積三○○○萬擔糧食，足夠十萬人五年之用。因之，吳國將被征服，而魏軍無往不勝」。事態的發展確如所料。

地無人耕，人無糧供。這種反覆無常的波動，必然導致有些時期和有些地方出現貧困，乃至饑荒。家畜飼養更無發展餘地。約公元三百年前後，曾有史官抱怨：

「三魏狀況尤為惡劣，豬、羊和馬的牧地卻非常廣闊。所有這些都應宰殺，以供無地或少地者填飽肚子——所有牧畜都應遷走，而讓馬、牛、豬和羊到空地上吃草，而四處流浪尋找生計的人們可由國家授予土地。」

顯然，中國的農業不可能有足夠迅猛的發展。國家和社會都追求新土地和高產出，役使人民，以求養活人民。在北魏太武帝（公元四百二十四—四百五十二年在位）統治期間，政府不再冒任何風險。沒有牛的農民被迫出賣勞動，以換取借牛犁田。家庭都要登記，清查人數，並將應負勞役登記在冊。「人們的名字都登記在負勞役的賬本上，以區分他們勞動的好壞。他們被禁止喝酒、看戲，或棄農去釀酒和經商。」

那時，人們沒有時間去娛樂和掙錢，只有種田和生養後代一條生活途徑了。

長遠觀之，這一單調乏味的過程經歷了如下幾個階段：

一‧中國人——他們自稱為漢人——起源於亞洲北部大平原不毛之地邊緣上的樹林之中。他們篳路藍縷，開墾荒地；然而，由於降水不規律，樹木不茂盛，因而水土流失嚴重，收成很低。西部的開闊地帶不能維持這麼多人的生存，所以他們隨後南遷到黃河上遊，在黃土上開墾農業。黃土是一種鬆軟的土壤，其土質介於黏土和沙土之間。如能充分灌溉則肥沃，適合種植農作物。它不是最肥沃的土壤，但也足夠肥沃。黃土之上未生參天大樹，因而沒有金屬工具也可以開荒種田，這一優點使黃土比較適於種植農作物。中國華北西部的黃土深達二百五十米，土壤細緻，易於耕作。參見Lattimore，Inner Asian Frontiers，第二十九—三十頁。他在書中還引用了韋特福格爾對埃及農業的論述。埃及農業並非起源於尼羅河三角洲，而是上遊的孟斐斯故地。農業人類學家、考古學家卡爾‧索爾強調土地「對易彎工具順從」的重要性，注意到美洲印第安人首先在貧瘠但較容易開發的土地上種植農作物的事實。

二‧黃土種植屬於用水和灌溉技術的農業。它為開墾更濕潤、更富饒、也更具不確定性的黃河下遊及其支流的河谷環境作了準備。黃河上遊水流湍急，水量大小變化很大，隨流而下的黃土淤積在黃河東段彎曲部而迫使黃河在流經華北平原時幾次改道，因而得名「中國之患」。人們在這裏種稻——一種卡路裏含量更高的農作物，當然，傳統的糧食作物——粟、高粱、大麥——仍然重要。小麥是以後才出現的糧食作物。到公元前五百年前後，中國人已學會很多農業技術：通過人工手段和安排來改善供水和用水；使用馱獸（包括水牛）犁地；精密除草；將動物糞便和人糞用作肥料。所有這些都需要繁重的勞動，但回報甚豐。產量高達每公頃一千升，有相當多的余糧來供給那些不事稼穡的人。中國的能源系統進入良性循環。

三‧公元八—十三世紀，農業發生第二次革命。漢族人不斷南移，進入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區，將那些刀耕火種、無固定住所當地土著趕到一旁，讓他們最後在深山或不適宜精細耕作的地方安家。現在，他們仍生活在那裏，是人口最多的一些少數民族。

這裏氣候更濕潤溫暖，冬季氣候溫和，夏季漫長，每年可以種植兩季。例如，冬小麥在五月收割，可以在六月種植夏季稻，十月或十一月收割。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中國人做得更好，他們在水田中種稻。在選用快熟品種後，每年可收獲三季甚至更多。為了達到這一效果，他們收集和撿拾每一粒糞便和排泄物；經常除草；培育秧苗（密度非常高），而後移植秧苗（需要更多空間），以最大限度地利用田地。用經濟學術語講，他們用勞動代替了土地，中國每種植一公頃稻田需要六十—八十個農民（而美國只需要一人），其產量比相當不錯的旱田種植要高出二—三倍——達每公頃二千七百升。最高極限是，每平方公裏農田產出的糧食可供養一千人。「十三世紀，中國已經有世界上最複雜、高級的農業，唯有印度可與之相提並論。」這些並未給牲畜繁殖留下多少空間。當然，耕田馱物的牲畜和戰馬除外。豬——富人餐桌上肉的來源，以廢物為食——也是一個例外。但是，牛羊不多：中國的飲食中少有牛奶製品和動物蛋白，羊毛織成的衣服更鮮為人知。當英國人試圖將羊毛出售給中國人時，他們被告知，對習慣穿棉織品和絲製品的中國人來說，這些衣服太癢人了。確實如此。

四‧此後的發現略微擴充了中國糧倉。在十七和十八世紀，中國從遙遠的地方引進了新的農作物——花生、土豆、紅薯和山藥。這些農作物在幹燥的高地生長得非常好，但歸根到底，它們不過是在稻米供應不足時做補充之用。如果才智和辛苦勞動已不能再增進水稻和其他谷物的產量，但增加這些雜糧的產量還是沒問題的。參見Emily M‧Berstein，「Ecologists Improve Production in Chinese Farming Village」，New York Times，十August 一千九百九十三，C四版，談到增加捕魚量和節約肥料。

五‧絕大部分食物依賴水稻產生了好壞兼而有之的後果。水稻的某些營養成分（特別是磷酸鹽和碳酸鉀）低於其他糧食作物；種植水稻需要更多的勞動。另一方面，每英畝水稻所包含的熱量大於小麥、黑麥和蕎麥等溫帶糧食作物；但其蛋白質含量僅相當於以上農作物的一半。水稻是一種生長力強的作物，可在各種地方種植，也是唯一一種只要水分充足在貧瘠土壤裏也能高產的糧食作物。另一方面，由於人在水田中勞作，人糞被用做肥料，勞動者極易受到血吸蟲和其他骯髒的寄生蟲的襲擊，從而導致勞動力損失，增加勞動需求。

對中國歷史而言，這種勞動密集型、水利集中型能源模式影響深遠。一方面，勞動依賴當地人民，這意味著中國永遠不會讓外國奴隸加入到中國的勞動大軍裏來（當然，儘管許多中國人不是私人奴隸，但也曾有勞役在身，不得解脫）。另一方面，中國的人口絕對增加了。對分布較稀、組織較松和技術不那麼發達的族群而言，要想阻擋漢人向外開拓是極其困難的。

同時，對用水的管理要求超地區的權力，從而增強了帝國權威。歐洲觀察家早就注意到了水與權力的這一聯繫，孟德斯鳩曾言及此事，為黑格爾所重複、馬克思所效倣。此後，一位名叫卡爾‧韋特福格爾的學者就此問題作了最詳細的分析，他把這種以水為基礎的統治，以及它所暗含的控制和奴役，稱為東方專制（另一些人也提出類似的看法，但謹慎地避免提及這些不祥的文化和社會內涵）。

一代西方中國專家熱衷於政治的正確（認為毛主義及其晚年的具體做法是正確的），很快為中國對實行民主的承諾作辯護。他們把水利命題批判得體無完膚。韋特福格爾是他們選中的靶子。一位學者從他的命題中看到了新帝國主義的一絲偽裝：「顯然，該理論所傳達的行動信息是，建議實行幹涉並為幹涉正名。」這些表示忠心的言論所想要說服的，恐怕不是西方讀者，而是中國讀者，因為幾乎所有這些對韋特福格爾水利論提出批評的人，都想要得到一個對水利論感到生氣的政權的好感，從那個政權得到去那裏訪問的邀請。

事實否定了他們的觀點。反對水利論者指出，中國早年的人口聚居地並不嚴重依賴灌溉。那時甚至以後，用水大多來自水井，而不是從遠方引水來用；而且，用水的管理常常由當地人設計和資助——似乎這些活動能多多少少駁倒以下事實，即水利方面，尤其是修建大堤、大壩、運河、防汛、災後修復和賑濟等重大任務所需勞力的徵召和調遣，其最終責任都在於上級政府。這種幹預非地方政府所能承辦。賭注太高了。一方面，改變自然越是膽大，失敗或災難的範圍及代價也越大。另一方面，只有糧食盈餘才能保證政府的運轉機制。

這就是現實。一批學者在駁斥韋特福格爾的同時也指出，「必須有可灌溉的土地、充足的社會領導權和國家控制，等等。」信哉斯言。

第三章 歐洲例外論：獨特的發展道路

歐洲是幸運的，但幸運不過是一個開端。一○○○年前的人絕對意識不到，歐亞大陸西端的這塊凸出部分會發生如此巨大的變化。用今天經濟歷史學家流行的術語來說，那時，歐洲擁有世界主導地位的可能性幾近於零。然而，五百年之後，這種可能性接近了百分之百。

歐洲曾長期四面受敵，歷經入侵、搶劫和掠奪的痛苦。直到十世紀，才從中解脫出來。古代斯堪的納維亞人，或稱北歐海盜，曾駕駛著輕快帆船，穿過洶涌的海浪，駛進淺河，深入到內地搶劫掠奪，襲擊大西洋沿岸和地中海，入侵觸角遠至意大利和西西裏。另一部分人則侵入斯拉夫人的土地，成為那裏的新統治階級（稱羅斯人〔Rus〕，俄羅斯〔Russia〕之名即由此而來，他們統治那塊憂傷的土地近七百年之久），最終幾乎穿透君士坦丁堡的城墻。

這些劫匪如此令人恐怖，他們手段之殘酷如此令人髮指（他們將嬰兒拋向空中，而後用長矛接住；或將嬰兒的頭在墻上撞碎來取樂），以至於當地人聽到海盜要來的消息，就嚇得拔腿跑散，他們的領袖、包括精神領袖，則帶著細軟匆忙逃亡。當地的神父們確實撰寫了新的禱文，祈求上帝的保佑。然而神壇並非理想的避難所，因為海盜知道戰利品在何處隱藏，他們上岸之後就直奔教堂和城堡。

來自海上的強盜還有撒拉遜人（摩爾人），他們穿越地中海，在阿爾卑斯山脈和藍岸地區安營扎寨，搶劫南歐和北歐之間的商路。他們行動快捷，難以靠近；他們駐地與他們的穆斯林老家由海路相連，難以征服。民間傳說，時至今日，阿爾卑斯高山上的某些居民膚色和外表還帶有馬格裏布人的特徵。

最後，行動迅捷的馬扎爾人，即匈牙利人，從東方的陸路入侵。他們講烏拉爾阿爾泰語（突厥語一旁支），這些亞洲異教徒一再入侵，一旦聽到歐洲內部衝突或王朝爭奪的消息，他們就選定侵略目標，從多瑙河邊的營地出發，曾一鼓作氣侵入到法蘭西東部或意大利山腳下。他們與北歐海盜不同：北歐海盜為了搜尋和掠奪更多的財物，往往在駐紮營地經營數年，甚至近乎固定地成為英格蘭部分地區、諾曼底（以他們的稱呼命名）、西西裏的統治者。而匈牙利人則在搶劫後用貨車和馱獸將戰利品和奴隸拉走，並不定居下來。

沒有人會永遠屈服在侵略者的淫威之下。歐洲人學會了對抗入侵者的襲擊，有時在領導人的指揮下，有時並無領導人的幫助，因為後者經常背著當地農民與入侵者達成某種交易。村民們並非在村外抵抗海盜，而是引他們入村，誘捕或從四面八方伏擊他們。這正是電影《神奇七人組》（The Magnificent Seven）的主題，影片並非受到古人的啟示。情境相似，就會有相似的戰術。匈牙利人進村極快，當地人來不及對付，但他們出村莊就慢了。這些傲慢而又包袱過重的侵略者遭到過幾次伏擊之後，終於感到有必要尋找更好的生存方式。撒拉遜人的解決辦法則是像在他們的穆斯林老家一樣，用軍隊護送將騾子和貨車（大篷車）撤走。簡言之，歐洲人的抵抗提高了侵略者付出的代價。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在這個問題上，歐洲人受到敵人總部所犯錯誤的協助。歷經多年，北方部落和匈牙利入侵者定居下來，並逐步馴化了。王國的宮廷代替了遊牧者的帳篷，他們的統治者也對那些昂首闊步、自視甚高的「將領」失望了。這些將領豢養著私人部隊，膽大妄為，四處掠奪戰利品；飛揚跋扈，威脅著和平。國王們不需要再豢養這些惹是生非的人了。危險與獎賞並存的生涯，也使這些流氓和海盜明白了，做國內剪羊毛的地主比到國外殺羊的軍閥獲利更多。

據稱，正是外來危險的消失才促使歐洲走上進步和發展之路。經典經濟學家認為，一旦機遇和安全條件具備，增長就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排除阻礙，就自然會發展。其他人則爭辯說，免除入侵之憂是一個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經濟增長與發展需要企業進取精神，但企業精神並非與生俱來。而且，中世紀的歐洲不乏對這種進取心的阻礙。

要了解這一進程的主要特徵，就必須把中世紀看做地中海——希臘、而後羅馬——所代表的古代歐洲與阿爾卑斯山脈和比利牛斯山脈以北的近代歐洲之間的橋梁。在中世紀的年代裏，一個與過去迥然不同的新社會誕生了，並與其他文明截然分開，走上了獨特的發展道路。

確實，歐洲一直自視與東方的社會不同。民間傳說或舊派的上流人士認為，希臘與波斯人在薩拉米斯和溫泉關的大戰是東西方之間、自由城市（希臘人稱之為polis，politics一詞即來源於此）與貴族帝國之間、主權公共所有（至少自由民擁有主權）和東方專制主義（所有人均負勞役）之間決戰的象徵。據稱，希臘人在此期間發明了民主一詞及其內涵。這是人所共知的常識，儘管希臘奴隸制的存在和禁止婦女參與政治（當然並未禁止她們在公共場合出現），使這一概念的內涵大打折扣。

與希臘民主制和東方專制主義的對立相關的是，私有財產權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區別。確實，專制主義的顯著特徵是統治者被視為神或上天的代表，與其臣民顯然不同，只要高興，他可以役使臣民做任何事情，他掌握著臣民的生死榮辱。統治者的觀點就是臣僕的觀點。軍事貴族擁有武器的壟斷權，一般民眾小心翼翼，不敢冒犯他們、激起他們的貪心甚至引起他們的注意。多看他們一眼，就屬無禮，將招致最嚴厲的懲罰。

當然，我們認識到，這種所有權的安排窒息了進取心，阻礙了發展。投入資金和勞動力的人為什麼不能持有自己所創造和獲取的財富？用埃德蒙‧伯克的話說，「反對財產權的法律就是反對工業的法律」。然而，在亞洲的專制君主看來，這種安排被看做是人類社會之天經地義：除增加統治者的歡樂以外，普通民眾還有什麼存在的價值？

當然，不能讓老百姓自行其是。巴爾赫（中亞）人民的遭遇極具象徵意義。在他們的統治者離國與印度人作戰時，附近的遊牧民族利用這個機會佔領了他們的城市。居民們進行了頑強的抵抗，拼死保衛統治者和他們自己的家園，但他們的抵抗以失敗而告終。統治者回來並重新奪回了城市。當他聽到自己臣民的英勇事跡時，他斥責了他們。他訓斥說，戰爭不是他們的事，他們的責任是臣服任何統治他們的人，並交稅納糧。民眾領袖乖乖道歉，並發誓不再膽大妄為。

在這種氛圍下，經濟發展的概念只能是西歐人的發明了。貴族（專制）帝國的特徵是壓制貿易和實業：當統治精英的索求增加時，他們並未意識到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價值之所在。那索求之物從何而來？他們只是加重剝削和壓榨，從民眾身上榨出更多的汁。有時他們判斷有誤，以至壓榨過重，引起逃亡、暴動甚至造反。儘管這些獨裁者自稱君權神授，但並不能保證千秋萬代。只有那些創造力多元化、創造力首先是來自下面而非上面的社會，才能著眼於不斷增加整個社會的財富。

古希臘人將自由民與非自由民截然分開，並非僅著眼於物質所得的標準（他們將經貿與希臘城裏享有部分公民權的外僑和其他下民相聯繫，並不特別看重經濟實力），甚至也並非僅從他們制度的優勢著眼，儘管他們認為其他制度錯誤，將其視為暴政。然而，希臘人也曾屈從於專制，尤其在亞歷山大所創建的及其亞洲、埃及繼任者所統治的帝國的時代；其後的羅馬人也同樣非常輕易地滑向了專制暴政。最終，古代地中海世界在政治上與東方文明有些相像——一個專制君主為首，領著一小撮由隨從、僕人和奴隸包圍著的權貴。但不過相像罷了。持不同政見者知道這是錯誤的，大聲疾呼，撰文討伐，並為自己的放肆而受到懲罰。共和的理想就這樣死去了。

羅馬帝國崩潰之後，產權的概念尚有待於重新挖掘和認定。該時代——我們稱為中世紀——是一個過渡時代，是古典遺產、日耳曼部落法律和習俗以及今天我們所稱的猶太教—基督教傳統的混合物。所有這些都支持私有財產制度。日耳曼習俗是一種遊牧民族的習俗，每一個武士只有不多的財產——以利於經常搬動。當時還沒有什麼特殊的和有價值的東西足以引出所有權問題或引出權勢野心。「獲取有價值和廣泛的財產確實需要建立國民政府。如果沒有財產權，或者財產總額不超過兩三天的勞動所得，那麼國民政府就不那麼必要了。」見Adam Smith，Wealth of Nations，Book 五，Ch‧一，Part 二。亞當‧斯密在這裏思考的是私有財產的保護，但是這些思考同樣適用於權力的運用。

這並不是說，沒有其他獲取政治權力的動機，或者說，這些遊牧民族的狀況是不變的。在他們流浪和征服的進程中，這些問題確實出現了。法文學校的學生都聽說過蘇瓦松花瓶的故事。這個漂亮的花瓶是法蘭克人與高盧人作戰時從教堂搶劫來的。首領克洛維為了贏得一個基督教女人的歡心，準備將之歸還教堂。那個獲得花瓶（或在分贓時得到花瓶）的士兵拒絕了。為證明花瓶屬於他，該士兵當著克洛維的面摔碎了花瓶。而且，他告訴首領，是你的就是你的，是我的就是我的。下一次部隊列隊時，克洛維在這個士兵前停下，問他的草鞋出了什麼毛病，當士兵彎腰看鞋時，克洛維用戰斧劈開了他的頭顱。確實，是你的就是你的，但你是屬於我的。這個偽造的故事流傳了多年（由於是民間傳說，敘述自有所不同），法文教師不敢再問是誰打碎了蘇瓦松花瓶，因為課堂上總有一個自作聰明的人否認它。參見Bonheur，Qui a Casse一書，第七十七頁。

可見，有些緊張與曖昧。但是，從長遠來看，真正起作用的是政治分裂和總體不安定造成的壓抑。羅馬帝國終結之後的幾個世紀裏，權力尚鞭長莫及。從原則上講，權力來自一個群體或群體內精英階層一致同意的忠順，因而是有限的。確實，選舉的傳統屈服於世襲統治（日耳曼人受羅馬典範甚或原則的影響很深）。但是，昔日的習俗與現象已蕩然無存，甚至是生來就被指定的統治者，在名義上也是選舉產生的。所以，他屬於塵世，是人而非神。他的權力也如此。

的確有人尋求恢復昔日的帝國。羅馬重生的夢想從未泯滅。如果他們真成功了，就會有獨裁的再現。然而，由於通訊不便、交通不暢、法治的挑戰以及地方統治權的存在，他們的努力一無所獲，現實戰勝了想像。其間，私有財產得以擁有和維護。有時，私有財產被武力掠奪，就像今天有人被勒死或搶劫一樣。然而，這一原則從未死去：財產是一種權利，沒收並不能改變它，更不用說搶劫了。

產權的概念可追溯到《聖經》所述的年代，並為基督教義所傳承和完善。希伯萊人厭惡獨裁，甚至自己的獨裁也不例外，這一思想形成於埃及和沙漠地區。還有比這更頑強的民族嗎？我可以舉兩個例子說明，其中對民眾創造力的反應與所有權的神聖直接相關。神甫可拉在沙漠裏領導了反抗摩西的暴動，指控摩西擅自專權，摩西自我辯護說，「我並沒有奪過他們一頭驢，也沒有害過他們一個人」（《民數記》十六章十五節）。同樣，當以色列人在聖地建國，並要求國王統治時，先知撒母耳滿足了他們的要求，但警告他們這樣做的後果：他說，國王並不像他一樣。「我拿了誰的牛？我拿了誰的羊呢？」（《撒母耳記》十二章第三節）。

這一傳統使猶太人與周圍王國的臣民有所不同，確實招致了那些統治者的憤恨。誰需要這樣的麻煩製造者呢？當共同的信念形成教會，特別是當教會成為專制帝國官方的、擁有特權的宗教時，該傳統就被淹沒在基督教之中了。教會不能忘恩負義。而且，這些文字未曾出版發行，因為教會早就規定，只有合格的人，比如說某些神職人員，才能知道《聖經》。《聖經》宣揚平等主義規則和道義，先知們曾駁斥權勢、讚揚卑微，故而招致信民的混亂以及對塵世權威的誤解。只有經過審查和去惡之後，才能傳授於俗從。所以，直到華爾多教派（華爾多，約一一七五年）、洛拉德教派（威克利夫，約一三七六年）、路德教派（一五一九年起）、加爾文教派（十六世紀中葉）等異端邪說——這些教派重視個人宗教信仰以及將《聖經》翻譯為白話——出現之後，這一猶太教—基督教傳統才為歐洲的政治意識所明確採納，提醒統治者，他們只有行為端正才能擁有上帝賦予的財產和權力。煩人的教義。

然而，中世紀的西方基督教真開始斥責塵世統治者的權利——當然，是斥責比羅馬皇帝小一些的一般君主（東正教從未斥責拜佔庭的羅馬皇帝這種東西歐的分裂不過是已有的嚴重衝突的一個表現而已。東歐的大多數居民知道他們應該站在哪一邊。所以，「中」歐要擴至俄羅斯以外的所有地區，這也是歐盟和北約東擴的歷史淵源。）。它暗含著對私有財產的保護。教會自己宣布擁有的權力越來越大，「上帝是一切的真正所有者」這一古老的猶太教原則以及教皇是上帝的塵世代理人這一基督教新原則得以強調。塵世統治者不能隨心所欲，甚至是教會——上帝在人間的代言人——也不能蔑視權利，隨心所欲。信民捐贈財產的轉讓帶來詳盡的文書工作，證明了這一行動的良好效應和程序的適當。

所有這一切導致歐洲與周圍文明迥然不同。

中國早在國家機器尚未完善時，就起監督、管理和壓製作用。政府並不依賴良好的動機、正確的態度和個人美德。公元前三世紀時，中國某位道德家告訴一位諸侯，統治並不依靠能否贏得臣民的愛戴，而取決於能否確保臣民的順從。國君不能無所不知、無所不聞，所以他必須在整個帝國廣布耳目。「儘管他身居深宮，但什麼都逃不過他，什麼都瞞不了他，他警覺的眼睛注視著一切。」該系統依賴活耳目的誠實和能力。統治者在野心勃勃的臣屬掌握之中，因為後者瞞天過海的能力是無邊無際的。獨裁的弱點在於人力資源。萬幸！

有一位學者不喜歡婉轉辭令，徑直稱該系統為「極權」：

沒有個人行為或公共生活的任何方面能夠逃過官方的管理。在最高層是一系列的國家壟斷——但是，莫洛克神（莫洛克神，是古代腓尼基人信奉的火神，以兒童為獻祭品。這裏泛指犧牲很多人命的恐怖事物。——譯註）國家的觸角、官僚體系的無窮能量遠遠超過這些。這種福利國家監督其臣民從生到死的最細微的舉動。

專制同樣盛行於歐洲。但是，法律、領土瓜分、國內中央領主（王室）與地方領主的權力分配緩和了專制的程度。分裂導致競爭，競爭則促使君主關心好的臣民。如果對他們不友好，他們就可能遷移到他國。

統一的帝國並不懼怕老百姓逃走。特別像中國這樣的大帝國，自視為宇宙的中心、文明的家園，國土之外皆是蠻荒。帝國臣民沒有其他地方可去，所以象徵性的邊界也就足夠，例如從長城到大海的一道矮墻，即「柳條邊」，將中國與北方蒙古—韃靼草原分割開來。清朝的乾隆皇帝曾賦詩言及此事。

歐洲各地社會的權力紛爭引起半自治城市（其組織形式稱為Commune）這一歐洲特有現象的出現。城市當然隨處可見——農業產出的盈餘可以維持統治者、士兵、工匠和其他非農業人口的生存時，就會有城市出現。許多城市在市場等方面具有了相當大的重要性，更不消說它們作為行政中心的作用。但是類似Commune的組織從未出現在西歐之外的國家裏。

首先，Commune的本質源自其經濟功能：這些單位是「商人治、商人有、商人享」。其次，其本質在於本身獨特的民事權力：能賦予居民社會地位和政治權利——這些權利對經商和免除外來幹預至關重要。這在當時可以說是重於一切，因為當時仍然是一個等級森嚴的農業社會，大多數人口仍然由於對當地貴族的人身依附，或者由於土地租契，而受到奴役。城市卻因此變成通往自由之路，像是在覆蓋農村的囚幕中捅開的洞。中世紀出現的一句名言是「城市空氣使人自由」。真有這麼一個故事：佛蘭德伯爵在布魯日城內的市場上發現了一個逃跑掉的農奴，要把他抓回去，可是城裏的中產階級卻把伯爵和他的爪牙們都趕出了城。

整個社會都感受到城市這一功能帶來的後果。由於擁有這一特許權，城市成為引人注目的中心、避難者的家園和城鄉交換的聚集地。遷移到城市居住提高了遷居者及其留在鄉村的親人的收入和地位（但他們的健康水平並未改善。城市骯髒，擁擠，易於傳染疾病，所以只有靠不斷有人遷入才能維持和增加人口數目）。西歐的農奴解放，是直接由於獲得公民權的農村和城市社區接二連三地出現，而且密集和彼此靠近。在那些城鎮不多和不自由的地區，如東歐，農奴制繼續存在，其狀況還有所惡化。

為什麼統治者賦予鄉民和城鎮居民這些權利，實際上放棄（轉讓）了他們自己的若幹權力原因有二：其一，新的土地、新的農作物、貿易和市場帶來了稅收，而稅收帶來了權力（還有享樂）。其二，矛盾的是，統治者希望增加王室在國內的權力，而自由農（注意：我沒有使用「農民」一詞）和城鎮居民（中產階級）是土地貴族的天敵，會在反對諸侯的鬥爭中支持王室和其他君主。

請進一步注意：歐洲統治者和力圖有所作為的領主為尋求增加稅收，不得不利用參政權、自由權和特權——簡言之，討價還價——以吸引參與者。他們必須說服人們參加納稅人的行列（與之不同的是，中國的統治者將成千成萬的人驅趕到田地裏，讓他們種植作物）。而且，免除物質負擔和賦予經濟特權，常常導致政治讓步和自治。在這裏，創造性來自下面，這恰是歐洲模式的本質特徵。其中暗含的是權利和契約意識——談判和請願的權利，以及自由與經濟活動安全的獲得。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歐洲的好運氣在於羅馬帝國的衰落及其隨後的虛弱與分裂（數代古典學派和拉丁教師曾為之神傷不已）。羅馬帝國的統一、權威和秩序的夢想（「羅馬治下的和平」）依然存在，實際上延續至今。畢竟，分裂一直被認為是大災難和衝突的根源。今日歐洲的聯合被視為治愈昨日戰爭創傷的良藥，並非偶然。然而，在古代與現代社會之間的中世紀，分裂是恣意妄為的暴戾行為的急剎車。政治敵對和退出權起了重大作用。

另一項分離——塵世與宗教的分離也起了推動作用。在穆斯林社會，宗教在原則上至高無上，是聖人統治的理想政府。與之不同的是，基督教渴望帝國寬容，很早就將上帝和凱撒區分開來，各得其所。這並未阻止誤解和衝突的產生：雙重最高權威是最不穩定的，其中之一必將有所付出。最終，教會屈服了，將屬於凱撒的歸還了凱撒，並讓出相當大部分原屬於上帝的權利。其中包括放棄了大一統的正統地位：權威分立，導致異議紛紛出現。這也許不利於保持確定性和一致性，但卻肯定有利於精神活躍和公眾發揮首創性。

在此，分裂再次起了作用。教會在某些國家——南歐那些國家更明顯——仍成功地維護著政治地位，而在其他地方卻並非如此。因而，歐洲有些地區發展出一種潛在的自由思想。它以後在宗教改革中表現出來。但在此之前，歐洲就已經免除了思想控制。

至於中國，那裏沒有穩居統治地位的宗教，在宗教信仰方面異常寬容，但帝國朝廷和各級政府官吏充當衛道士，確立信條，評判人們的思想和行為，從而窒息了異議和創新，甚至窒息了技術上的創新。這是一個在文化和學術上保持原狀穩定的社會：也就是說，它很少發生變化（實際上，也不可能阻遏一切變化）；但是當變化威脅現狀時，國家就會介入，以恢復秩序。正是這種固有的道德準則、倫理的統一與成熟以及完全感和優越感使得中國厭惡外來知識與方法，即使有用者亦不例外。

分裂的另外一個優勢是：由於權威非集中化，歐洲得以免於一擊即潰。各帝國歷史中不乏這樣的突變：戰敗一兩次，整個帝國就土崩瓦解。伊蘇斯戰役（公元前三百三十三年）和高加米拉戰役（公元前三百三十一年）後的波斯；阿拉裏克（阿拉裏克（公元三百七十—四百一十年），西哥特人首領，四百一十年攻陷羅馬。——譯註）掠奪（公元四百一十年）後的羅馬帝國；卡迪西亞戰役（公元六百三十七年）和內哈萬德戰役（公元六百四十二年）後的薩珊帝國；墨西哥的阿茲特克王國和秘魯的印加帝國等，莫不如此。

與之形成對照的是，歐洲並未把所有的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裏。在羅馬帝國後期，日耳曼諸部落已經與帝國部隊聯合起來，共同抵抗侵略者：薩利的法蘭克人、西哥特人及其他部族，與羅馬將軍埃提烏斯一起抗擊阿提拉帶領的匈奴入侵者，從而有了公元四百五十一年的沙隆戰役（在特魯瓦附近）。在歐洲傳統中，阿提拉和他的匈奴士兵是野蠻與兇殘的本質象徵。然而，今天的土耳其人卻不這麼認為，阿提拉是他們最喜愛的名字之一。十三世紀，來自亞洲草原的蒙古入侵者迅速摧毀了現在的俄羅斯和烏克蘭境內的各斯拉夫人和哈扎爾人的王國。但他們在與羅馬帝國解體後建立的諸國遭遇以前，還不得不首先闖過中歐諸國，包括早期入侵者——如波蘭人、立陶宛人、日耳曼人、匈牙利人、保加利亞人——建立的新王國。如果不是國內出現紛爭轉移了蒙古人的視線，他們會一路所向披靡。但是，他們將會付出沉重的代價，特別是在森林地區。此後不久，土耳其人以安那托利亞為大本營，向歐洲大舉入侵，佔領了巴爾幹和多瑙河下遊河谷，兩次攻抵日耳曼東疆首府維也納城墻之下。在侵略進程中，他們征服了塞爾維亞人、保加利亞人、克羅地亞人、斯洛文尼亞人、阿爾巴尼亞人、匈牙利人和其他內部紛爭不斷的民族。然而，他們的侵略就到此為止，當他們抵達維也納城墻時，他們的資源供應已達極限。一六八三年，當土耳其人第二次攻抵維也納時，他們發現面對的不僅僅是日耳曼人，還有索別斯基統率下的波蘭人。歐洲在面臨共同敵人的威脅時，協作對敵。這是奧斯曼土耳其人撤退前的最後一次喘息。在隨後的十六年裏，他們從匈牙利撤出，退到波斯尼亞和塞爾維亞，從而將多瑙河河谷中段讓與基督徒居住（卡爾洛維茨條約）。

當然，這些帝國脆弱的原因之一在於它們剝削成性，貪得無厭，而且臣民對統治者的冷漠：一個專制君主與下一個專制君主並無二致；外來的統治家族都是傲慢無比、掠奪成性。為什麼波斯的居民要關心亞歷山大攻擊下的大流士命運如何？或九百年之後受制於阿拉伯人的薩珊王室又怎樣了？為什麼羅馬帝國末期，勞累、受盡壓迫的羅馬「公民」要關心帝國是否會崩潰？或者說，為什麼墨西哥的臣屬部落要關心蒙提祖馬的命運？古希臘人（公元五世紀之前的希臘人）自視為反對亞洲暴政的自由衛士，將亞洲人這種冷漠作為他們的秘密武器：

有國王的地方，就有最膽小的懦夫。因為人的心靈被奴役，拒絕冒險，不願為他人增加權勢去賣命。但是，獨立的人民是為自己冒險，不是為了他人，願意並渴望冒險並享受勝利的果實。

一旦歐洲人發現他們自己已相當安全而無外患之憂（自十一世紀始），他們就全力以赴發揮自己的優勢，這是前所未有的、更非其他地方所擁有的機遇。當然，歐洲內部的暴力事件從未停息過。十世紀和十一世紀，土匪豪強橫行霸道，最終激起公憤，在教會支持下，公眾紛紛舉行「和平」集會，緩和了緊張局勢，較強的中央政府與城市特權階層聯合起來，自上至下鎮壓了動亂。秩序贏得了時間，帶來了金錢。所以，爭鬥轉向邊疆之外（如十字軍東徵）。經濟學家指出，一旦外來震蕩結束，一個系統就會照看內部的麻煩製造者。

迄至十四世紀中葉的較長一段時期，歐洲人口增多，經濟得到發展。此後，歐洲遭到瘟疫（「黑死病」）的侵襲。腺鼠疫和肺鼠疫肆虐，導致歐洲一/三以上的人口死亡，再算上後遺症造成的損失，人口死了一半。這是一次嚴重挫折，但它並未終結歐洲的發展。其後的一百五十年裏，歐洲得以重建，技術更顯進步，經濟進一步發展。特別是，這一二百年間歐洲文明進一步擴展，已勝過周圍地區，從而開始了海外探險和征服。

歐洲幾個世紀的成熟（公元一千—一五○○年）以經濟革命為基礎，經歷了生產、收獲和開支的整個過程的轉變，係新石器革命以來所未有。新石器革命（公元前八千年—公元前三千年）的完成歷經數千年，其重點是農業的發明和野生動物的馴養，二者極大地增加了工作中可利用的能量（所有經濟革命即產業革命都將重心放在能量供應上，這會保障和改善人類活動的方方面面）。這一轉變將人們從狩獵和採集中解脫出來，極大地促進了營養的供應，使人口數量大幅增加，並出現了集居的新方式。正是新石器革命使城鎮的出現成為可能，從而促進了文化技術的交流和豐富。

中世紀的經濟革命同樣建立在能量生產和應用的進步以及伴隨而來的勞動增加之上。首先，在食物供應上，這是種植技術革新的時代。我使用「革新」而不是「發明」，因為這些新技術都是在原有技術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輪式深耕鐵鏵犁是日耳曼入侵者帶來的，但在人口稀少、畜力不豐的地方使用不多。到中世紀，這種鐵犁已在羅亞爾河（位於現今法國南部。——譯註）以北的歐洲大陸推廣使用，犁開了豐饒的河谷，開墾林地，圍海造田。過去羅馬木犁只能用於地中海沿岸砂礫土壤，而對黏質土壤無能為力，但到這時，黏土也被開墾為良田了。

使用輪式鐵鏵犁耕種黏土，需要相配的畜力。我們曾提到，這裏的耕牛健壯，在廄中喂養，與別處的不同；這裏的馱馬也許不比耕牛壯，但力氣更大。這些活的發動機為土地廣闊、勞動力缺乏的經濟提供了巨大的幫助。因為時間也是不足的，農業生產有播種、收獲的高峰期，人們必須抓住好天氣，盡快播種或收割。歐洲的社區農業尤為如此，因為這裏土地分散和交錯，田野開闊，使得許多人要來來回回忙碌，一個耕農忙導致所有鄰居忙。強壯而行動迅速的畜力使一切改觀，農民集中財力共同飼養家畜。

更集約的耕種方式，特別是從雙田輪作制（一半田地耕種，另一半則休耕一年）向三田輪作制（一/三冬種，一/三春播，其餘一/三休耕）的轉化，既是先進技術的應用結果，也是先進技術得以進步的原因。這種耕作方式使得農田產出率增加一/三（所有可耕地的一/六，卻是過去雙田制時耕種地的一/三），同時也對提高家畜飼養能力有所裨益，因而增加了肥料供應，促進了農業產出，形成了良性循環。由於土地分配和畜力集體共用的特徵，這一變化呼喚強有力的社區領導與合作，因為有示範和結果而易於推行。

很難說，人口壓力的反應和增加產出的刺激在其中起了多大作用。顯然，二者兼而有之。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原有的生存手段看來已不足以養活增加了的人口，因此這幾百年期間，人們花了很大力氣來增加可耕地，有的是毀林造田，有的是用建壩、排水、抽水的辦法變水域或沼澤為農田。這些努力都需要大量的能源和資金，它們的成功不僅證明個人和集體發揮了創造性，而且證明當時的社會巧妙地學習用機械代替人力畜力。特別是，發明並使用了忠實而不知疲倦的風車，這是在沼澤和低地成功排水的關鍵。正是風車造就了荷蘭。

歷史學家強調土地生產率和產量的提高是正確的，因為當時的社會基本上還是農業社會，人們被迫將大部分的人力物力用於養活自己。然而這些進步實質上都是當時社會所能允許的。而技術上、知識上和政治上的種種轉變的種子和秘密，卻主要掌握在市鎮少數人的手中。誠然，市鎮本來是由農村塑造的：從農村遷入城鎮的人帶來了他們的價值觀、習慣和態度，這些東西在鄉下比較有用，可是對市鎮活動卻形成了束縛。所以，商人和工匠均組成行會，畫地為牢，採取零和遊戲態度，認為一方有所得就是另一方有所失。此外，鑒於城鎮的環境，他們認為有必要定量配給空間和時間，著眼點仍是阻止自我膨脹。所以買賣有規定的鐘點，不得搶先或推後；不得有價格競爭；不得降低品質和質地以換取廉價；不得低價買進（俗稱「殺價」——壞習慣總是屬於別人的）再高價賣出；總之，不得有市場競爭。凡是幹了活的人都應過好日子。這值得讚揚，可是沒有活力。目標是人人平等的社會正義，但結果卻嚴重限制了進取心和經濟成長——以犧牲收入為代價的安全網。

這就是當時的原則。人們總該想到，古往今來制定規則，就是為了被打破。買賣人跟談戀愛的人一樣，都嘲笑鎖匠。在中世紀的歐洲就是這樣，那裏的行會控制趨勢既是舊日道德觀的表現，也是對自由買賣作出的反應。城鎮蓬勃成長，雄心勃勃；在法蘭西、低地國家和萊茵蘭地區，統治者都鼓勵城鎮，慷慨授予種種特權。但是，維持地方壟斷的企圖被郊區的成長挫敗了，因為城區的規則管不了郊區。郊區有外來戶和猶太人來定居，還有把生意擴展到了市外的老板們雇用的零工。限制市場的條條框框在這裏失靈了。於是，漢堡和郊外的阿爾托納結成對子，紐倫堡和郊外的菲爾特結成對子，如此等等，真是老財富新財富成雙，禮儀與無序並存，嚴控進出和自由出入相呼應。

貿易活躍的一個必然結果，是人們按質量高低選擇商品。這違背了平等（最終利益平等）的原則，但是硬要產品做工一致是不可能的。有的工匠確實比別人做得好，於是顧客盈門，應接不暇。與此同時，硬想限制競爭，不讓買主去接近高明工匠，只會造成人才浪費。高明的業主與雇工很自然地結合到了一起。由於當局往往不允許雇工在業主的市內車間幹活（限制規模），雇工們就接活在家裏幹或者在郊區幹。這樣就開始出現分包（發包）和分工，勞動生產率大有提高。

工業生產擴展到鄉下，也打破了城市的封閉。農活有季節性，忙閒不一，這就提供了大量閒置的勞動力。市區限制使用女工和童工的規定到了城外就不管用，所以農村能提供的勞動力就更多了。女工和童工領的工資格外低，利用他們的勞力更是低成本高產出。早先（十三世紀），商人就已開始雇用農村工人做一些單調乏味而又技術性不強的工作。在當時最重要的行業，即紡織業中，農村的婦女在家中承包紡紗的任務：商人將原材料——原毛和亞麻，後來還有原棉——分包下去，然後收回紡好的紗。

這種向城外發包的做法最初沒有遇到城內工人的什麼反對；但是當商人們開始把紗線再發包給農村工人去織布時，這就冒犯了當時最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之一，即市鎮的紡織工行會。這一下子就闖大禍了。在意大利，對周圍農村握有政治控制權的自治城市把這種「不公平」競爭給大體上摧毀了。在中世紀另一重大紡織業中心，即低地國家，市鎮紡織工人進軍農村，砸了鄉下的織布機；儘管農村織工有所反抗，但向鄉下分包紡織活計的做法被遏制了幾百年。分包制未受阻攔的唯一國家是英格蘭，那裏的地方政治自治使得王國政府難以支持行會要求的壟斷權，行會迅速淪為禮儀性的聯誼會。到十五世紀時，全國一半以上的毛料是在農村紡織的。這樣利用廉價勞動力的做法降低了成本，比國外競爭者佔有優勢，所以到十六世紀時，這個原先基本上是出口包括原毛在內的初級產品的國家，已經在朝著歐洲頭號製造業大國的方向大步邁進了。

由此可見，中世紀歐洲的經濟擴展是由一系列組織上的創新和改進所推動，它們多半由下層創始，通過榜樣的力量逐漸推廣。統治者，甚至包括地方封建領主，紛紛行動起來爭取不落伍，顯示自己和藹可親，保證有勞動力可用，吸引企業及企業所創造的稅收。同時，商界發明了一些新的聯合、締約和交流的形式，以確保投資安全和付款方便。在這幾個世紀內，一套全新的商業文書得到採用；商業規範得以制定和實施；人們還想出了各種合夥安排方式，以鼓勵貸款者與實幹者結盟，資金和商品提供者與長途奔波的推銷者和採購者結盟。這場「商業革命」幾乎全部來自商界人士，在必要時繞開這一個或那一個城市或國家的規則，創立和臨時安排一些新的洽談與交易場所，如港口和外港、市郊、地方集市和國際博覽會，總之，創造出一個自己的世界，倣佛是在當時邦國林立、錯綜複雜的鑲嵌畫之上蓋了一幅罩布。

就這樣，他們大大增進了經營安全，顯著降低了經商成本（即經濟學家所說的「交易成本」），擴大了市場從而促進了專業化和分工。這正是亞當‧斯密所論述的世界，它成形於他出生五百年之前。

第四章 發明的發明

第四章 發明的發明

在十八世紀，亞當‧斯密論述這些事情時曾指出，勞動分工和市場的擴大促進了技術創新。這確實是中世紀的歐洲所發生的事實。那是人類歷史上最具有創造力的社會之一。也許有人感到驚奇：長期以來，中世紀一直被視為羅馬帝國的宏偉與文藝復興時代的輝煌之間的幕間休場，被稱為「黑暗時代」。就技術問題而言，這種陳詞濫調是站不住的。

謹舉例如下：

一‧水車羅馬人已經知道水車，在帝國末期曾用水車作一些有意義的事。斯時，征服已經結束了，奴隸來源銳減，幾乎沒有新奴隸供應。但那時已經太晚了，秩序和商業都被破壞殆盡。水車流傳下來，成為教會的財產，它將神職人員解放出來，專事祈禱。水車在十世紀和十一世紀得以復興，在雨水充足和水流普遍的地區，水車的應用成倍增長。公元一○八六年的「英格蘭土地勘察記錄」標明，在英格蘭這個歐洲外圍的落後島嶼上共有五千六百部水車；歐洲大陸水車數量更多。

水力運用技術的提高更為顯著。機械師通過建設堤壩、池塘的方式提高水壓和效率，將水車排成一列，利用逐步減少的水能完成各項不同的任務，需要能量最大的任務放在開始部位，而後逐步遞減。同時，附屬設備——曲柄、齒輪的發明或改進，使得利用遠處的能量、更改方向、將旋轉運動改變為往復運動成為可能，並應用於越來越多的各種新工作之中：不僅用於谷粒粉碎；還用於布匹蒸洗，從而促成羊毛紡織業的轉型；用於金屬錘打、金屬板的輾軋和拔絲；用於磨碎酒花釀制啤酒以及將碎布搗成漿來制紙等。「紙由中國人發明，並為阿拉伯人傳承，千年來一直是人工製造；十三世紀時，歐洲出現了機械造紙——紙雖然已經在全球一半的地方使用，但當時還沒有其他文化或文明曾試圖用機械的方法造紙。」歐洲是獨一無二的以動力為基礎的文明。

二‧眼鏡眼鏡看起來是瑣事一樁，因為它太普通了，好像不值一提。然而，眼鏡的發明卻使技術工匠，特別是從事精細工作的人，如抄寫者（在印刷術發明之前尤為重要）和讀書人、工具儀表生產者、精細的織布工、金屬製造工等等的勞動生涯延長了一倍以上。

眼睛的問題是生物學意義上的：人在四十歲左右時，眼睛的晶體發生硬化，出現類似遠視的狀況（即老花眼）。眼睛不能聚焦於眼前的實物。然而，四十歲的中世紀工匠有理由期望再工作二十年，那是他工作生涯的黃金年代——如果他的視力沒有出現問題。眼鏡解決了這個問題。

我們認為自己知道第一副眼鏡出現於何時何地。粗制的放大鏡和水晶玻璃發現較早，並用於閱讀。關鍵在於要發明一種裝置，可減少失真。而且可以將一副鏡片戴在雙眼上，而不再需要手來拿著鏡片。顯然，這種眼鏡於十三世紀末首先出現在比薩，一個曾見過發明者的證人（公元一三○六年）這樣談道：

並非所有的藝術（在藝術和工藝的意義上）都被發現了，我們永遠不能看到盡頭，每天都會發現新的藝術形式——眼鏡製作的藝術還不到二十年，這種藝術幫助我們看清一切，是世界上最好、最必要的藝術之一。這項前所未有的新藝術的發明不過很短時間——我本人就見過發明和使用眼鏡的人，並與他交談過。

這些凸鏡顯然不是一成不變的，也不會具有現今我們所說的驗光質量。但是，儘管中世紀的光學技術非常原始，但要解決的困難不算大：矯正遠視的眼鏡並不需要極其精確。其基本功能是放大，也許放大質量好壞不一，但它們對使用者都有所幫助。人們會偶爾在餐館借一副眼鏡來看清菜單，廉價物品商店可以出售眼鏡，其原因也在於此。購買者試戴幾副後，就能選出最合適的。但近視者就不能這樣做。

眼鏡製作就這樣開始了。到十五世紀中葉，意大利，特別是佛羅倫薩和威尼斯，已製作眼鏡達成千上萬副之多，既有凹透鏡又有凸透鏡，既有近視鏡又有遠視鏡。並且，至少佛羅倫薩人（也許還有其他人）已經了解，視力隨著年齡遞減，凸透鏡每五年更換一副，凹透鏡每二年更換一副。這樣，使用者可以批量購買，隨著時間更換。

眼鏡的發明使精細勞動和精細工具的使用成為可能。但反過來，它也鼓勵著精細工具的發明，從而把歐洲推向別處所不知的境地。穆斯林知道了星盤，僅此而已。而歐洲卻隨之發明了計量器、測微計和精細的齒輪切割器等等一系列與精密測量和控制有關的器具。他們的發明，為組合機械提供了適合的零件，奠定了機械組合的基礎。

精密操作：在中世紀，歐洲以外的地方也有精密操作，但人們所依靠的是長期養成的習慣。技巧在於手工，而不在眼力和工具。他們取得過很不錯的成果，但作品沒有兩件是完全一樣的。歐洲卻向複製技術邁進，先是小批生產，然後是大批量生產。此外，透鏡的知識還培育出後來的光學進步，而且不僅是在意大利。望遠鏡和顯微鏡都是一六○○年左右發明於低地國家，從那裏迅速傳播到其他的地方。

歐洲壟斷矯正眼鏡技術達三百至四百年之久。實際上，它使能工巧匠增多了一倍，如果將經驗的價值考慮在內，又何止一倍。

三‧機械鐘機械鐘看起來也是一項小發明，普通得似乎不值一提。但劉易斯‧芒福德正確地稱之為「關鍵性機械」。

時鐘發明之前，人們通過太陽的影子（日晷）和水鐘來判斷時間早晚。日晷只能在晴天計時，而天寒時節水溫向冰點下降，水鐘因而計時不準確，更不用說長時間沉淀和阻塞造成的偏差了。在陽光普照的氣候裏，這兩種裝置計時較好，但阿爾卑斯山脈以北地區有時連續數周看不到太陽，溫度每季節甚至每晝夜之間都有變化。

在中世紀的歐洲，人們認識到時間準確的重要性。首先，教會每周組織七次禱告，其中的晨禱其實是一種夜間的宗教儀式，需要在拂曉前叫醒神職人員（因而有我們的輪唱兒歌《教友雅克》：教友雅克睡過了頭，未能按時敲響晨禱的鐘）歌詞的英德兩種文本（也許還有其他文本）說，「晨鐘在響」，這歪曲了原意。應當說晨鐘沒有響。。隨後，新城鎮設立了臨時報時制度。由於空間狹小，為了組織集體勞動、分配空間，人們需要知道和安排時間。他們規定了起床、上班、開市、閉市、下班回家、最後熄燈（「鳴鐘熄燈」）安歇的時間。

當只有一種權威的計時時，這一切與舊裝置是相容的；然而，隨著城市的增長，出現多種時間信號，帶來了混亂和衝突。社會需要一種更可靠的時間衡量儀器。這就是發明機械鐘的背景。

我們不知道機械鐘由何人在何地發明。它好像是在十三世紀的後二十五年出現於意大利和英國（也許是兩國同時發明的）。一旦為人所知，機械鐘得以迅速傳播並淘汰了水鐘，但日晷保留了下來，作為檢驗新時鐘效果的最後手段。早期的機械鐘尚處在初期階段，不精確且易於出故障——所以，最好是在購買機械鐘的同時購買一位制鐘工匠。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機械鐘趨於損害教會的權威。儘管在羅馬帝國崩潰後城市衰落的幾個世紀裏，教會儀式使得人們保留了對計時的興趣，但教會時間是大自然的時間，白天黑夜不均分，除春分秋分白天黑夜相等以外，自然時間的長短隨季節而變化。然而，機械鐘將時間分為均等的小時，隱含著一種全新的計時方法。教會抵制和不採用這種計時方法達一世紀之久。然而一開始，城鎮就把時間均分作為它們的標準，公共時鐘安放在市政廳或市場廣場的鐘樓上，作為新的、世俗的權威的象徵。每一城鎮都要有一座時鐘，征服者們把掠奪的時鐘作為特別珍貴的戰利品；遊客觀看和傾聽鐘聲，就像祭拜聖徒遺物的朝聖者一樣。新時間，新風俗。

時鐘是中世紀所有機械發明中最偉大的成就。這是觀念上的革命，其根本性的創新意義是時鐘製造者不能體味的。與模擬式設備相比，它是數字式設備的第一個范例：它由一系列有規律的、重複而獨立的運動組成（鐘擺的擺動），而不是跟蹤規律性的、循環不停的移動，如日晷的影子和水鐘水的流動。今天，我們知道，這種重複頻率比任何持續現象都規律得多，而今天幾乎所有高精確度的設備都以數字化原則為基礎。這並非十三世紀的人所能明白的，他們認為時間是持續的，所以應當用其他的持續標準來加以跟蹤和衡量。

機械鐘必須接受地球和太陽的嚴格標準的檢驗，無法忽視或隱瞞自己的失敗。結果，機械鐘的製造技術和設計的提高受到無情的壓力。每一個階梯，鐘表製造者都是走向精確的榜樣：小型化，誤差的檢測和糾正，以及對更新更好的追求。他們成為機械工程的先鋒——其他分支的典範和教師。

最後，時鐘帶來了集體與個人的秩序和控制。時鐘的公開顯示和私人所有奠定了掌握時間上的自治的基礎：人們不需要來自上峰的命令，可以自行協調來來去去的安排（與之不同，軍隊中只有指揮官需要掌握時間）。時鐘為集體活動提供了準時的標準，使得個人可以確定自己（以及其他人）的任務安排，從而提高了生產率。實際上，勞動生產率概念是時鐘的副產品：一旦把個人完成任務情況與單一的時間單位聯繫在一起，工作就不一樣了。人們就從農民的任務型時間意識（只要時光允許，任務一項接一項）和家奴的滿負荷時間意識（總有事要做）向單位時間產品數量最大化的努力（時間就是金錢）轉化。機械鐘的發明為亞當‧斯密的經濟分析效果預備了佐證：國家財富的增長直接源於勞動者生產率的提高。

機械鐘為歐洲（西方）壟斷達三百年之久，就高精度而言，甚至可以說，直到二十世紀相當一段時期，它都是歐洲的壟斷物。其他文明對時鐘仰慕不已，更精確地說，其統治者和精英尤為如此。然而，他們從未達到歐洲的標準。

中國在唐宋時代曾建立過幾座天文水鐘——非常複雜的藝術品，這些水鐘在初期報時精確，但以後就阻塞了（由於沉淀作用，使用時間較長後，水鐘報時就不準確了）。這些紀念性設施是皇家之物，為皇帝及其佔星家使用和保有。中國人把時間和時間的知識看做統治權的機密組成部分，不得與普通民眾分享。這種壟斷涉及日時和年時。在城市，鼓或其他報時器械每一個時辰（相當於現在的兩小時）敲響一次，而皇歷規定全國各地的季節和民眾的活動。皇歷也不是統一的、客觀的資料。每一代皇帝都制定自己的皇歷，確定下來後通行全國。私人的歷法沒有任何意義。

大城市的間隔報時並未取代持續增長的知識與認識。而且，鐘聲並非數字報時，每一時辰都有自己的名稱而非數字，它證明了計時學知識的匱乏。由於中國缺乏大眾消費的基礎，時鐘不能到市場上交易，導致測時技術的退步和停滯。中國時鐘發展的水平從未超出水鐘的使用。中國知道了西方的機械鐘，但未能掌握和複製。中國不乏對機械鐘的興趣：中國的宮廷和富有的精英人士莫不為之著迷，然而他們不願意承認歐洲技術的先進，就把機械鐘貶為玩具。大錯特錯！

穆斯林曾試圖擁有和複製機械鐘，但目的無非是確定祈禱的時間。像中國一樣，穆斯林的測時專家在歐洲之前製造出了水鐘。傳說，公元八百年前後，哈龍—阿爾—拉希德曾將水鐘作為禮物贈送給查理曼大帝，但法蘭克宮廷的人對該物所知甚少，由於無知和忽視，水鐘不見了。像中國一樣，穆斯林非常喜歡歐洲的鐘表，力圖千方百計通過購買和接受進貢的方法得到時鐘。但是，他們用時鐘來確定祈禱時間，從未用以創造一種公共時間意識。我們的證據是，神聖羅馬帝國派駐奧斯曼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吉謝林‧德‧比斯貝克在一五六○年的一封信中說，「——他們認為，如果豎立公共時鐘，那麼報呼祈禱時間的權威和古代的儀式就會衰微了。」那會是褻瀆神聖！

四‧印刷術印刷術是中國公元九世紀的發明（紙也是中國人發明的），在十世紀時得以廣泛使用。由於中國文字是表意字（不是字母），不容易用活字排版，這一成就因而更顯得有意義。文字的這一特點解釋了為什麼中文印刷在當時主要是滿版木刻，為什麼中國古書那麼多圖畫。如果需要刻制木版，畫圖比雕刻許多漢字要容易得多。而且，表意文字難讀：有的人孩提時代也許學過漢字，但長時間擱置不用後，也就忘記怎樣閱讀了，但圖畫會幫助識別它們。

雕版印刷限制了印刷的範圍和傳播。它適合於古典經書、佛家經文以及類似典籍的傳播，但是，它使印刷新著作的成本和風險增大，印數較少。有的中國印刷家使用活字印刷，但由於文字量大和投資需求高，活字印刷技術從未像在西方那樣流行。實際上，活字印刷術也像中國的其他發明一樣，一段時間內很可能被人拋在腦後，以後又重新引進來。

總體而言，印刷術在中國確實有助於知識的保存和傳播，但從未像在歐洲一樣「爆炸」。多數印刷依賴政府的倡議，儒家官僚不鼓勵異議和新思想的出現，甚至證明傳統知識有誤的證據也遭到排斥。結果是，知識活動以個人和地域劃線，而科學成就表現出令人驚奇的不連貫。「偉大的數學家朱世傑在北方求學成材，後遷往南方的揚州，在那裏出版了自己的專著，但找不到門生。結果，他較複雜的研究成就不為後幾代人所理解。然而，他的基礎課本卻成為各地的公共財產。」基礎課本是一種標準典籍，但這遠遠不夠；更糟糕的是，它們還可能束縛人們的思想。

歐洲在中國之後進入印刷時代。然而，我們不應該認為印刷術出現後才有了書、發明了閱讀。恰恰相反，中世紀時對書面文字的興趣迅速增加，特別是官僚體系和城鎮的興起促使記錄、文件的需求增長。政府依靠文件而存。這些冗長的文件多用當地習慣語寫就，從而打破了雖已死去但仍被人奉為神明的語言（拉丁語）的僧侶壟斷，為廣泛閱讀和異議文字的出現打開了大門。

結果，抄寫已經不能滿足社會的要求。人們想過種種辦法，以種種安排形式增加閱讀資料的數量。原稿分為數冊，由幾人分頭抄寫，數人可同時閱讀該書。就像中國一樣，雕版印刷早於活字印刷，印刷的活頁多於書本，而且有許多圖畫。谷登堡在一四五二—一四五五年間用活字印刷了《聖經》——這是西方第一本活字印刷的著作，也是當時最精緻的印刷品，他將新技術帶給了一個因書面作品數量大幅增加而渴求印刷術的社會。在隨後的半個世紀裏，印刷術由萊茵蘭流行到整個西歐。早期著作（一五○一年前出版的圖書）的數量估計超過數百萬冊——僅意大利就有二百萬冊。

儘管印刷術有明顯的優勢，但並非世界各地都接受它。由於宗教原因，伊斯蘭國家長期反對印刷術：印刷《可蘭經》的想法是不被接受的。猶太人和基督徒在伊斯坦布爾設有印刷廠，但穆斯林沒有開設印刷廠。印度也是如此，直到十九世紀初期才設立了第一家印刷廠。在歐洲，卻沒有人能阻止新技術的應用。政治權威四分五裂。教會曾試圖阻止《聖經》白話文譯本的出現，禁止經典和非經典書本的傳播。然而到這時，印刷術確實已經勢不可擋了。早在馬丁‧路德之前，異端的魔鬼已經飄出瓶外，由於印刷術的出現，將它們收回瓶中再也不可能了。

五‧火藥大約在十三世紀末，更可能是在十四世紀初，歐洲從中國得到了火藥。中國十一世紀時已經知道火藥，並製成用於煙花和戰爭的管狀燃燒器具。以後，中國又將火藥用作發射藥，最初用於低效率的拋石炮和火箭，後來又用於火炮（十三世紀末）。這些裝備的威力從它們的名稱中可見一斑：「八面威風驚風震火炮」或「九箭穿心毒火雷」。顯然，它們因響聲和殺傷力而備受賞識。實用主義者由此看到技術破壞性的比喻意義或修辭幻象能震撼敵人。

或許由於中國人口眾多，或許由於與侵犯中國的遊牧民族作戰不需要攻城戰，中國繼續依賴燃燒火藥而非爆炸火藥。相比外敵侵犯而言，中國好像更害怕國內暴動。較現代武器有可能落入謀反者，包括某些將軍們手中，參見Hall，Powers and Liberties，第四十六—四十七頁。中國十六世紀的兵書談到的火器有數百種之多：例如，「飛天弩」，顯然由五百年前的火矛發展而來，用以向敵帆噴射火藥和燃紙屑；「火藥桶」和「火磚」；是浸毒紙充填的火藥彈；另有一些裝有化學藥品與人糞的武器，用以恐嚇、蒙蔽或惡心敵人；裝有金屬彈丸和爆炸物的手榴彈，可以致人非命。這些武器有的是手擲的，有的由弓箭射出。戰爭就像開藥方一樣，真讓人大開眼界。

如火藥這一名稱所示，中國人使用粉狀火藥，由於粉粒細小，點火緩慢，武器的威力不大。而歐洲人在十六世紀時學會了製作小顆粒狀或卵石片狀火藥，點火快，由於火藥成分混合徹底，所以爆炸充分，威力極大。人們集中於彈丸的射程與重量，而不再關注音響、視覺與嗅覺效果。

側重於投射能力的做法與鑄鐘的經驗相結合（鑄鐘金屬可轉化為武器所需要的金屬，兩種鑄造技術也是相通的），使得歐洲成為世界上火炮與軍械製造技術最先進的地區。

這些事例清楚地表明，在地理大發現（十五世紀始）和大對抗之前，其他社會已經落後於歐洲。由於一系列值得深究的歷史觀念和民間傳說，一些學者最近試圖說明，十八世紀末之前，歐洲在技術方面落後於亞洲。當前最活躍的分子是因特網上的H—World網點。「為什麼這樣」是一個重要的歷史問題——我們從失敗和成功中均獲益良多。我們無法考察歐洲之外所有的文明，但有兩個文明值得探究。

首先，伊斯蘭文明最初吸收和發展了被佔領地區的知識和方法。在公元一○○○年至一五○○年之間，它統治著從地中海西端到東印度群島的廣大地區。而在此之前的公元七百五十年到一一○○年，伊斯蘭在科學和技術方面遠遠超過歐洲。歐洲需要恢復歷史傳統，從某些方面上講，要通過與伊斯蘭的聯繫（其渠道是歐洲人與穆斯林當年曾彼此接觸的地區，如西班牙）。伊斯蘭是歐洲的先生。

其後，事情的發展出了問題。伊斯蘭科學被宗教狂熱分子貶斥為異端邪說，陷於宗教精神服從的壓力之下（對思想家和研究者來說，這是生死存亡的問題）。在好戰的伊斯蘭看來，真理已經揭示了；回溯真理是允許的、有用的；而其餘都是錯誤和欺騙。歷史學家伊本‧哈爾頓是宗教上的保守派，但仍為穆斯林對科學的敵視而沮喪：

當穆斯林佔領波斯（公元六百三十七—六百四十二年）時，他們獲取了不計其數的書籍和科學著作。賽義德‧阿拜‧瓦基斯寫信給奧馬爾‧賓‧哈塔布，要求允許他將書籍帶回，作為戰利品分發給穆斯林。奧馬爾回信說，「將它們統統扔進水裏。如果書籍中有正確的啟示，真主已經給我們的啟示更正確。如果書籍有誤，真主已經保佑我們擊敗了它」。

我們應記得，伊斯蘭教不像基督教那樣區分教會人員和世俗人員，二者合而為一，理想的國家形式是神權統治。如果缺乏這種形式，那麼好的統治者就將精神和心理問題（從最寬泛意義上）交給阿訇處理。這對科學家而言就難堪有加了。

伊斯蘭人士懂得技術的變化與進步：從紙的引進，新的農作物如咖啡和甘蔗的引進和傳播，以及奧斯曼帝國土耳其人迅速學會使用（而不是製造）火炮和時鐘等事實，可見一斑。然而，這些大多從國外引進，並且繼續依賴國外供應。國內的發明火花似乎熄滅了。即使在其黃金時代（公元七五○—一一○○年），理論與實踐也是脫節的：「近五百年間，世界上最偉大的科學家用阿拉伯數字寫作，然而科學的繁榮對伊斯蘭緩慢的技術進步沒有任何推動作用。」

曾經有可能超越歐洲成就的唯一文明是中國。至少，歷史記載似乎反映了這一點。看一看中國發明的長名單就夠了：獨輪推車、馬鐙、硬馬軛（預防窒息）、指南針、造紙、印刷、火藥、陶瓷。然而，在技術和科學方面，中國仍然是一個謎——儘管已故世的李約瑟和其他人作了大量信息收集的工作來澄清這個問題。例如，這些專家指出，中國的工業比歐洲要早得多；在紡織業上，中國在十二世紀時已經用水力驅動的機械紡麻纖維，比英國工業革命知道水力紡紗機和走錠精紡機早五百年；而在冶鐵方面，我們被告知，中國早就懂得使用煤塊和焦炭作為燃料，在風爐裏熔解鐵塊，到十一世紀末中國已年產十二萬五千噸生鐵——七百年之後英國才達到這個標準。

謎在於中國未能實現其潛力。人們普遍認為，知識和學識是逐步積累的：很顯然，一旦一項先進技術為人所知，必將淘汰舊技術。然而，中國的產業歷史卻提供了一個技術埋沒和倒退的例證。我們看到了中國計時技術的後退；同樣，紡麻纖維的機械並未用於棉紡，後者從未達到機械化。而煤炭、焦炭冶鐵也隨著整個冶鐵業棄置不用了。為什麼呢？

當前所有常規解釋都不能使我們明白，為什麼在繁榮和擴張的時代，中國的經濟中缺乏技術進步呢？歷史學家認為對西北歐工業革命起到重要推動作用的因素，幾乎都在中國出現過，甚至社會階級關係的革命至少在農村出現過，但它對生產技術並無重要影響。只是伽利略和牛頓的科學未曾出現罷了。但在短期看來，這無甚大用。如果中國人擁有和發展了像十七世紀歐洲那樣的對實驗和開發的狂熱，他們很容易在原始機械的基礎上設計出高效的紡織機械——蒸汽機的發明並不容易，但對在宋朝就發明出利用活塞的「二踢響」的中國來說，這並非不可逾越的困難。關鍵問題在於，中國沒有人進行嘗試。在大多數領域裏，農業是個重要的例外，早在科學知識的匱乏成為嚴重障礙之前，中國的技術發展就停步不前了。

為什麼呢？漢學家提出了一些部分的解釋，其中最有說服力的有：

一‧缺少自由市場和產權制度。中國政府時常幹涉私營企業——接管獲利頗豐的行業，禁止另一些行業，操縱價格，索取賄賂，沒收私人財富。其中的一個打擊目標是海洋貿易，在天朝的宮廷看來，這是一種分離性的力量和收入不均等的源泉，更糟糕的是，它鼓勵移民國外。明朝（公元一三六八年—一六四四年）時，國家試圖禁止海外貿易，禁海達到頂峰。禁止導致逃稅和走私，走私引起腐敗（保護費）、沒收、暴力和懲治。拙劣的政府扼殺創造力，提高了交易成本，將才智從商業和工業中引開。

二‧社會價值觀。一位著名的社會歷史學家（歷史社會學家）認為，性別關係是一個重大障礙：例如，婦女基本上困於家庭事務，使得以工廠形式發展獲利的機械紡織業不可能出現。與中國婦女顯著不同的是，歐洲和日本婦女可以自由出入公共場所，在外工作，攢得嫁粧或增加家庭收入。

三‧傑出的匈牙利—德國—法國漢學家艾蒂安‧包拉日強調大環境的不同。他認為中國技術未能得到發展是極權主義控製造成的後果之一。他沒有從水利工程導致中央集權的角度解釋這一大環境，但是他看到了一些因素：缺乏自由，習慣勢力，以及被視為哲理的輿論。他的分析值得我們複述：

——如果人們理解，極權主義就是國家及其行政機關和官吏對社會生活方方面面毫無例外的全盤控制，那麼當時的中國就是一個高度極權主義的社會——沒有哪一個私人的首創性、沒有哪一項公共生活的活動能逃脫官方的監控。首先是整整一系列的國家壟斷，大眾消費品，如鹽、鐵、茶葉和酒的貿易，以及對外貿易，都由國家壟斷。教育也被小心翼翼地壟斷起來。實際上還有文字的壟斷，或者說出版的壟斷：任何非官方的文字作品若未經審查，就沒有什麼希望傳到公眾的手中。可是國家的可怖權勢、官僚機構的無限權力所影響到的範圍還更加廣泛得多。人們穿什麼衣服有規定；公共建築和私人建築（房屋大小）有規定；服裝是什麼顏色、聽什麼音樂、怎樣過節日——全都有規定。有出生和安葬的規定，天佑的政權明察臣民從生到死的一舉一動。這是一個文牘和騷擾的制度：無窮盡的文牘，無窮盡的騷擾。

中國人的聰明才智給人類作出過那麼多的貢獻——絲綢、茶葉、陶瓷、造紙、印刷等等。倘若沒有那令人窒息的國家控制，這樣的聰明才智無疑會使中國更富裕，也許早已使它邁進到現代工業的門檻。正是國家控制扼殺了中國的技術進步。這不僅表現在凡是違背或似乎違背國家當局利益的事物均被扼殺於萌芽狀態之中，而且也表現在一切以國家利益為重的觀念所牢牢樹立的習俗。墨守成規，因循守舊，對任何創新都表示懷疑，任何非奉命提出和預先經過批準的倡議都不會被接受，這種抱殘守缺的氛圍不利於自由探索的精神。

簡言之，沒有人嘗試。何苦去嘗試呢？

不管這些因素如何混合，結果卻是出現了孤立的首創精神和西西弗斯（西西弗斯（Sisiphus），希臘神話中的古希臘暴君，他死後墜入地獄，被罰推石上山，但石頭在接近山頂時又滾下來，於是再推，如此循環不止。比喻艱苦而無盡頭的往復活動。——譯註）似的間斷二者並存的奇異模式——上升，上升，上升，而後下降——社會倣佛是被懸挂於絲綢的頂棚。結果——如果不是目標的話，是不變中的變化，或變化中的不變。創新只被允許（只能）走那麼遠，不得再多走一步。

歐洲人遭遇的這類幹涉要少得多。相反，在這幾個世紀，歐洲人進入了一個令人興奮的創新和競爭的世界，它向既得利益提出挑戰，令保守主義勢力震撼。變化積少成多；新事物傳播迅速；新的進步意識代替了陳舊的、對權威的尊敬。這種對自由的陶醉觸及（傳染）各個角落。這是教會的「異端之年」，公眾的創新為宗教改革做著準備。在這個時代，新的表現形式和集體行動挑戰著舊的藝術形式，質疑著社會結構，並對其他體制構成威脅；工作和製造的新方法使得新穎成為美德和歡樂的源泉。這是烏托邦的時代，人們想像著美好的未來而不必回想失去的樂園。

重要的是，教會是知識的管理者和技師的訓練所。人們本來會把教會想像為另一種情形：組織精神活動，專注祈禱與冥想，對技術無甚興趣。確實，既然教會把勞動看做是對原罪的懲罰，本來是不會尋求緩解這一判斷的。然而，世事萬物多走向反面：將神職人員從耗時費力的世俗事務中解脫出來的願望導致了動力機械的引進和廣泛使用，而且從西多會修士開始，還雇用世俗人員（平信徒）擔負雜役。雇傭鼓勵了對時間和勞動生產率的關注。以上因素導致修道院財產中動力機械的大量集中——通過一系列工業作業最大限度地開發和分配可利用的水力資源的綜合後果。對十二世紀中葉克萊爾沃大教堂的描述讚揚了豐富多姿的工作安排：「烹調、過濾、混合、摹拓、清洗、傳送（動力）、磨制、彎曲。」作者顯然為這些成就而自豪，他進一步告訴讀者，他可以自由地開玩笑：漂槌好像免除了對漂布者罪過的懲罰；這些設備能夠緩和人的壓迫性勞動和牲畜的勞役，真得感謝上帝。

這種歐洲獨有的創新樂趣從何而來？這種對新事物、更好事物的樂趣從何而來？這種對發明的栽培——或者像一些人所說的那樣是「發明的發明」——從何而來？不同的學者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解釋，通常均與宗教價值觀有關：

一‧猶太教和基督教都尊重手工勞動，這一點概括於聖經中的一系列訓諭。例如，當上帝警告諾亞說洪水將至，他將獲救時，並非上帝救他。「你要用歌斐木造一座方舟」，上帝說。諾亞按照上帝的神示建造了方舟。

二‧猶太教和基督教都認為自然從屬於人類。這與廣泛傳播的泛靈論信仰及其實踐有明顯的不同。泛靈論認為樹木和溪流都有神靈（因而有泉神和樹神）。今天的生態學家也許更喜歡這種泛靈學說，而不是取代它的信仰。然而，在基督教的歐洲，沒有人傾聽異教徒的大自然崇拜。

三‧猶太教和基督教對時間的思維是線式的。另一些社會卻認為時間是環形的，可以回到早期狀態，然後重新開始。線式時間只有進步或倒退，走向更好或從早期歡樂的狀態衰落。對中世紀歐洲人而言，進步的觀點佔上風。

四‧歸根結底，我強調市場的價值。歐洲的企業是自由的。發明能見效並得到應有的報酬，統治者和既得利益勢力阻礙創新的能力受到限制。成功孕育了模倣和競爭；力量的意識從長遠看將會使人幾乎達到神的水平。昔日的傳說依舊——人被逐出伊甸園，（伊卡羅斯希臘神之一，用蠟與羽毛製成翼飛離克裏特島，因過分接近太陽，其蠟融化，他本人墜海而死。——譯註）飛得太高了，普羅米修斯被鐵鏈所縛——警告人不得過分自信（過分自信——無邊的傲慢——的概念是用來檢驗某些人的自負及他人抑制這種自負的努力的）。

然而，當時的實踐者並未對此加以關注。

第五章 地理大發現

不久前，當世界準備慶祝哥倫布發現美洲五百周年時，各群體爭先恐後地讚美哥倫布及其偉大成就。在美國，有的人甚至願意稱美國為「哥倫比亞」（意為哥倫布的國度），有七十來個城鎮以及許多博覽會和互助組織以這位發現者的名字命名，意大利血統的人與西班牙裔人競相稱這個擁有功績與榮譽的發現者為自己的同胞（由於血統或歸化）。人們有理由期望慶祝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四百周年（一八九二年）時盛大場面的重現：世界博覽會（哥倫布展覽會），各種紀念品，翌年發行豐富多彩的紀念郵票。

在那些日子裏，人們對紀念哥倫布感到喜氣洋洋，期望一九九二年的慶祝更宏大、更美好（五百周年自然應該強於四百周年）；但是，有些事甚至所有事都出了差錯。哥倫布從歷史成就的象徵和新大陸的助產士變為政治上的一個困惑。逐漸明朗的是——其實多年來就有一種隱隱的異議——許多人並不把這位海軍艦隊總司令看做英雄，不把歐洲人到達新大陸看做一個發現，不把這一事件的周年看做值得紀念的事情。

相反，哥倫布現在被描畫為卑鄙之徒；歐洲人被視為入侵者；當地的土著被視為無辜的、快樂的居民，他們被掠奪成性、身帶病菌的歐洲白人降為奴隸，最終被趕盡殺絕。加利福尼亞的伯克利是分離主義者的大本營，其市政廳有自己的外交政策，向來以不虔敬（或虔敬方式不同）而著稱，這個市政廳將「哥倫布日」更名為「土著人日」，並提供了一部歌劇的兩場演出，劇名為《再一次迷路的哥倫布》，係土生土長的美國作曲家懷特‧克勞德‧伍弗豪克的作品。兩年後，為了證實自己的選擇，墨西哥決定發行紀念幣，紀念阿茲特克人（阿茲特克人是西班牙人入侵前墨西哥中部的印第安人，後遭到入侵者的屠殺和征服。——譯註）和「一種在藝術、科學和文化上令人難以置信的發達文明」。沒有對征服者的任何讚譽之辭。

現在，抹殺或扭轉歷史顯然是不可能的。沒有人計劃撤離和回歸歐洲，哥倫布要尋退路已經太晚。但是，反哥倫布的情緒高漲，特別是標榜政治正確的組織尤其賣力，他們使慶祝活動顯得不恰當，像醒來就跳捷格舞（一種急迫輕快的舞蹈。——譯註）一樣。所以，沒有化裝遊行，沒有紀念品，沒有T恤衫當然沒有印著標語的T恤，沒有廠商讚助，沒有法律的重新制定（誰會同意呢？），沒有讚頌，沒有紀念郵票，沒有紀念幣，沒有獎品。華盛頓的國立美術館決定舉行其五百周年畫展時，平光紙印刷的厚厚的目錄中竟然沒有哥倫布。畫展包含著其他的世界，公元一四九二年前後發生的其他事件。最重要的事件卻被刻意忽略了。歷史被刪改了。

就像多數破除偶像推翻傳統的做法一樣，對哥倫布——更確切地說，對哥倫布到美洲後發生的一切——所進行的攻擊，包含著一些事實，一些謬誤，還有些不切題的議論。

事實在於，歐洲人發現新大陸之後土著居民的悲慘命運。除很少、很小或不起作用的例外，他們遭受了蔑視、暴力和殘暴虐待。歐洲人不知不覺帶給他們的病菌和病毒幾乎奪去了他們所有人的性命。他們的土地、文化和尊嚴喪失殆盡。他們已經沒有什麼可慶祝的了。

謬誤在於，對發現一詞發表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議論：哥倫布如何能發現新大陸？這大陸本來就在那裏。當地人知道這塊土地，他們早就發現了它Jean Ziegler，La Victoire des vaincus，第一百零一頁，引用Juryi Rychten，Ajvanhu（波蘭譯文一九六六年版）一書中的一段話：那是一本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出版的前蘇聯小說，其中的西伯利亞主人公抱怨道，「我無法明白如何發現已經有人居住的土地——如果我到達雅庫茨克，然後宣布我發現了該城市，雅庫茨克人不會為這高興的。」（注意：這段話經過了幾重翻譯——從俄語到波蘭語到法語到英語。但我感到原義並沒有被歪曲。）（我們不會有新的哥倫布紀念郵票，但是一九九二年美國郵政署迅速發行了一枚紀念郵票，紀念美國印第安人的祖先、數萬年前抵達北美洲的亞洲人，這在政治上也無可非議）。而且，哥倫布本人也不知道自己到了哪裏。公元一四九二年，是印第安土著發現了哥倫布。

當然他們發現了哥倫布，就像哥倫布發現了他們。相見本是雙向的。提到雙方，並不能證明甩掉其中一方是有理的。這種很有意思的吹毛求疵，也是數學上的主要問題之一。數學家發現、揭示了新的定理和證據。他稱這些為「真理」。是他發現了它們？或創造了它們？或者，它們本來就在那裏等待發現——就像保羅‧厄爾多斯所說的，是聖經上刻著的永恒？或它們僅僅由於被發現才存在呢？這些都無關宏旨。數學家發現或創造了它們，數學思想和想像力因而改變。哥倫布的發現也如此：一旦消息傳了回來，人們對世界及世界上各民族的想法——人類的想像力——就永遠改變了。

不切題的議論在於，有些人認為，強調哥倫布的發現，就把世界交往和交流的進程歐洲化了，這種歐洲中心主義會輕易引出歐洲必勝信念，使歷史學家只看重虛假的積極一面（地理發現的偉大時代），而忽略真實的消極一面（入侵的災難性後果）。

有些抱怨是對的，但好的歷史學家應保持自己的平衡。新大陸（對歐洲而言是新的）的開放是一個交流，但並不對稱。歐洲神靈式的顯現是問題的核心。正是歐洲開啟了地理大發現的進程，響應了大發現，確定了進一步開發的日程安排。在操作層面上講——誰對誰做了什麼——這是單向的。

從這些事件的偉大之處著眼，各個民族，不論大小，都力圖從中獲得聲譽。一旦杜撰出來，神話就不易戳穿。然而，英勇的「大發現」的神話並未得到學者的贊同——當然沒有得到專業研究方面的贊同。卡爾‧索爾、伍德羅‧博拉和加利福尼亞的經濟地理學派宣布，從考古發現的遺物來看，歐洲白人及他們攜帶的病菌（天花、流感等）的到來，導致二五○○萬墨西哥印第安人的死亡率高達九/十。自那以後，沒有人再能用自得的眼光看待這個問題了。這種失望之情的一個例外是，基督教傳播到異教橫行、活人獻祭和吃人的世界，人們為此感恩不已。我本人絕不維護那些舊形式。然而，歷史學家必須注意到那些自願「超度」的人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提供了不同的價值觀念。

這些定名性的異議是一種贖罪和政治動員的形式。其目標是打破權威，而不是闡明觀點。其打擊對象是歐洲（西方）主導地位及其所得。其意願是：歸咎於犯罪者，引起良知，為補償正名。了解發生了什麼和為什麼，我們會得到新的啟示。

歐洲人發現新大陸並非偶然事件。歐洲在武器殺傷力上擁有絕對優勢。歐洲可以把武器送到船能抵達的任何地方；由於新的航海技術，歐洲的船只可以到達任何地方。

現在，讓我們暫停一下，對這種不平等的更廣的涵義加以考慮。我要提出一個社會和政治關係的法則，即三個因素是不可能共存的：（一）權力的顯著懸殊；（二）私人掌握權力工具的可能；（三）群體和國家之間的平等。當一個群體強大到能對其他群體作威作福並從中獲利時，它將毫不猶豫地這樣做。即使國家不主張侵略，公司和個人也不會坐等許可。他們將為了自己的利益自行其是，拖挾著其他群體，包括國家，向前走。

這就是帝國主義（一個群體對其他群體的控制）為什麼與我們相提並論的原因。有人認為這種觀點是不正確的。世界由領土面積和實力不等的多種國家組成，我們不應認為強者總是控制和剝削弱者。這是正確的，但強國的克制大多取決於力量的均勢。當有必要防止一國稱霸時，各國會聯合起來。因此，理性的計算會帶來克制。然而這種計算是脆弱的，有可能錯誤估計形勢。歐洲經歷許多個世紀才形成均勢，但這一均勢在半世紀兩度遭到挑戰，結果都很悲慘。最近的海灣戰爭同樣是這種計算錯誤（源於情報錯誤）的結果，它引起巨大反應的原因，則首先在於賭注（石油）事關重大，其次在於大家確信有必要確立人們通常所說的集體安全的原則。關於帝國主義的權力均勢模式，參見Landes，「Some Thoughts On the Nature of Economic Imperialism」及「An Equilibrium Model of Imperialism」。這是人類深層動力的表現。還有一種更為優秀的情感：利他的動力、團結的理想和為人準則。（指《聖經》中所說的「欲人施於己者，己必施於人」。——譯註）然而，儘管這些高貴的理想為組織起來的宗教所認可和宣傳，卻很少付諸實施，而常遭違反。確實，這些高尚的原則，包括宗教原則，都曾在入侵中被祈求過。只有政治權威經過深思熟慮作出決定，不僅不採取恃強淩弱的行動，而且阻止群體成員參與，才能擋住這種動機。

中世紀的歐洲缺乏中央權威來做出這樣的決策。相反，多主權體之間的競爭給予個人參戰的廣闊機會，而個人聯繫——封建義務和忠誠——促使武士參與掠奪。所以，歐洲在經受外來入侵者數世紀的壓榨與剝削之後，從十一世紀起開始向外進攻。十字軍東徵（一○九六年開始第一次十字軍東徵）是這種對外擴張的明顯象徵。提倡十字軍東徵，部分地是為了讓自相殘殺的暴力得到升華而將暴力轉向外敵。這是一個好鬥的社會。

真是精心選擇的對手！十字軍使延續數世紀之久的基督教對伊斯蘭教、信仰對信仰的戰爭復活了，並推進到敵營的中心。從理論上講，沒有比這更神聖的動機了，但是在現實中，像往常一樣，理想主義的目標掩蓋了臭名昭著的暴行和貪婪。十字軍使信奉希臘正教的君士坦丁堡遭到整整三天的劫掠和殺戮，還一路上屠殺猶太教徒和基督教東正教徒（他們質問東正教徒能算是真正的基督教徒嗎？），換來的只是他們在耶路撒冷的屠城，以及在安納托利亞和穆斯林巴勒斯坦建立的那些岌岌可危的小王國所帶來的慰藉。公元一○九九年十字軍佔領耶路撒冷時，姦淫燒殺。而一一八七年薩拉丁為穆斯林重新奪回該城市時，他卻手下留情。

十字軍的入侵並未持久，穆斯林將侵略者趕走，並將勝利歸於真主的決定。但是，反對穆斯林的戰爭仍在別處進行，最激烈的戰爭發生在西班牙，戰爭持續數世紀之久（最後的勝利發生在一四九二年的格拉納達今西班牙南部一城市，原為格拉納達王國首府，是摩爾人在西班牙的最後根據地。——譯註），基督教王國逐漸打敗了貪婪的各阿拉伯酋長國。摩爾人佔領過的安達盧西亞成為一片廢墟：「每一個有影響的人都帶領一批追隨者，退守某個城堡，自命為蘇丹並擅用君主的徽章標誌。」

在斷斷續續的戰爭中，穆斯林依賴從北非雇傭來的柏柏爾士兵，而雇傭軍缺少對穆斯林統治者的忠誠，因而不利。從歐洲方面講，卡斯蒂利亞王國（西班牙中部當時一王國。——譯註）的國王接受教會可以理解的勸告，發動反對異教徒的戰爭，貴族和惡霸犧牲農民和教士的利益，將他們送到戰場上。這與第一次十字軍東徵進軍聖地的動機相同：與其讓我們去打仗，不如讓他們去拼命。雙方都錯誤百出，是戰爭持續如此長久的原因。然而，在後勤和人口數量方面，基督教徒好於對方。「基督教世界在逐步向南推進，其過程緩慢如同滴注而非洪水滔天。」

最終，文明屈服了，而野蠻取得了勝利。曾是歐洲最偉大的學術中心的科爾多瓦於一二三六年陷落。安達盧西亞的經濟大都市塞維利亞於一二四八年陷落。卡斯蒂利亞軍隊是心不在焉地攻佔了這兩座城市，因為他們的國王費迪南三世實際上不曾想到他在當時就能橫掃瓜達爾基維爾河谷的摩爾人。摩爾人的埃米爾求和，向費迪南稱臣，退守格拉納達的小小山區據點，為維持自己地位而小心伺候卡斯蒂利亞人，而對其他地區的穆斯林同胞的命運則漠不關心。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到了格拉納達遭圍攻時（一四九○—一四九二年），它求援的呼聲無人理睬。於是，格拉納達的最後一任摩爾人統治者通過談判要到一大筆錢就退位逃離西班牙，連他自己的母親都鄙視他，說她知道什麼是懦夫了。

「復地運動」的勝利者，一個是葡萄牙，它到十四世紀中期已從穆斯林手中解放了自己的國土；再一個就是卡斯蒂利亞，它是一個不斷擴張疆域的國度，有著西班牙騎士式的牧場主（相當於我們美國的牛仔吧）以及貪財的惡棍和軍人。對於這些人來說，摩爾人建造的南方城市，擁有大理石的王宮、冷泉、綠色的花園和知識中心，自然有著不可抵擋的誘惑。

「復地運動」完成之後又怎樣呢？當然，土地被攫取和重新安置居民，莊園被劃界和開墾，農民（特別是摩爾農民）被迫為新的地主幹活。王國也必須成為基督教國家，因為伊莎貝拉女王是一位熱心的基督教徒。在宣稱基督教為真正信仰的情況下，不論當局與格拉納達投降者談判中向伊斯蘭教作過什麼讓步，這種承諾都不可能持久。教會的宗教裁判所非常忙碌，更不用說教會在老百姓中布置的密探及告密者了。由猶太教皈依過來的人大多並非心甘情願，因此不可靠，需要嚴密監視。由伊斯蘭教皈依過來的人也是一樣。卡斯蒂利亞社會為虔誠的精神濕疹這種疥癬所苦。

然而，所有這些仍給進一步的徵戰和冒險留下了活力。遣散那些只知道劍與馬、戰爭友誼、殺人的刺激、掠奪的歡樂的人，並不是容易的事情。甚至在將最後一批摩爾人逐出伊比利亞半島之前，葡萄牙和西班牙已經開始在海外進行試探和發動攻擊。第一批目標是地中海諸島嶼和北非海岸。阿拉貢王國（位於西班牙東北部，十五世紀末它與卡斯蒂利亞合並為西班牙王國。——譯註）的國王海梅一世在一二二九—一二三五年攫取了巴利阿裏群島，自誇為「近百年來人類所做的最好的事」。葡萄牙於一四一五年攫取了休達；一四六三年攫取了卡薩布蘭卡；一四七一年攫取了丹吉爾。

戰爭自有辦法使自己的理由合法化並慶祝其征服成果。這些新十字軍也如此：詩人們賦詩讚頌他們的事跡，他們的暴力掠奪被升華為騎士風範。海洋探險具有特殊的價值和功績，海梅一世說：「佔領一個上帝願意設立在海洋上的王國，比佔領三個陸地王國的價值更大。」該世紀（十五世紀）末，國王的記事官誇口說，沒有國王的允許，任何魚不得遊水。

戰爭需要金錢。這些「貴族」的探求模式是傳統的、封建的「商業」企業。有些貴族——某個歷史學家稱之為「貴族流氓」——帶著統治者的祝福（有時還有他的金錢）帶領一隊戰士出發了，他的船隊由遠近的商人提供，然後去攫取一切可以攫取的財富。他所拿到和擁有的東西，除去掠奪的分贓、對士兵的獎賞、給予支持者的紅利以及對君主表示支持和忠誠的開銷以外，就都歸他所有。

目標的選擇並非漫無邊際。艦隊自最近、最能接近的地方開始侵略。經濟學家也許會說，它們的參與成本低。而且，這些地方多由異教徒佔有，因此冒險也被神聖化了。穆斯林將非伊斯蘭世界稱為「劍房」，認為他們的佔領是公平決鬥的結果。基督教沒有近似的說法，但其作為無異。

掠奪近處的這些犧牲品之後，遠方不盡的誘惑在向他們招手：駱駝馱著黃金從無人所知的地方走來，穿越非洲沙漠；香料從印度洋運出，通過紅海和波斯灣，然後經陸路運抵黎凡（特指地中海東部以及愛琴海沿岸的國家，自希臘至埃及，其中包括敘利亞、黎巴嫩和巴勒斯坦。——譯註）的港口，由於中間轉手數次，每一次交易都使價格攀升；旅行隊從中國帶來夢幻般的絲綢。所有這些珍奇之物都成為穆斯林商人把持下的贖金。如果能發現繞過這些異教中間商的道路，那就會在上帝的佑護下致富。

這些僅僅是人類已知的東方財富，人們可以把握的東西。謠言和傳說告訴人們更大的奇蹟和夢想：在非洲的另一端，有一個被伊斯蘭包圍著的基督教王國，那就是傳說中的祭司王約翰的王國；附近就是失樂園；向東是如田園詩般的入畫美景，向西則是不為人知的國度。許多人認識到地球是圓的，從理論上講，人們向西航行可以到達東方。然而，對於習慣內海航行的人來說，大西洋的驚濤駭浪太洶涌了些。即使海邊長大的人所看到的也只是一片駭人的空曠。像「天涯海角」和「地盡頭」這樣的地名並不僅僅是地貌事實的陳述。

當人們對某些事物一無所知時，想像就大行其道了。西邊的海洋是聖島、波浪之下神秘的亞特蘭提斯（傳說的大西洋中的神秘島嶼，據稱是最後沉入海底的。——譯註）——一個由鬼怪、漩渦和龍卷風守護的神秘王國——所有現實和意象的危險都在其中了。海洋探險需要巨大的勇氣，遠遠超越中世紀航海圖的標記和確信由陸地到海邊的線路。北歐海盜的航行路線是向西、向北再向西，證實了他們航海技術的高超和勇氣可嘉，他們對海水（海水的顏色、脾性、深度及其水底）和海洋生物（魚與鳥）的稔知，使得他們在看到陸地以前，就知道了它的存在，故而可以沿著大西洋的頂端越島前進。熱那亞人和其他意大利人隨後而來，他們繞過伊比利亞，航行到英格蘭。到十四世紀，在葡萄牙人和巴斯克人的陪伴下，他們發現了附近的一些大西洋島嶼：亞速爾群島，馬德拉群島，加那利群島——其中除了靠近非洲大陸的加那利群島以外，都無人居住西班牙人在加那利群島發現了仍生活在石器時代的土著人。他們被稱為關切人。在經歷了與西班牙殖民者不愉快的共存後，他們進行了猛烈的反抗，儘管武器非常低劣（用棍棒對抗鐵槍），他們將侵略者趕出達一個世紀之久。在哥倫布到達之前，他們從未完全屈服。關切人的所作所為提出了一個理論性和精神性的問題：他們是人嗎？他們有靈魂嗎？他們是否按照法治生活？他們能被基督教化嗎？提出這些離開本題的道德性問題的主要原因是為征服和奴化的行徑辯護。西班牙人需要自己的行為合法化，他們需要對自己事業的祝福，而他們總是能得到祝福的。（直到十五世紀中葉，歐洲人才發現位於北緯十五度、博哈多爾角以南的佛得角群島；直到十五世紀九十年代，幾內亞灣的聖多美島才成為殖民地）。

對今天而言，這些小島意義不大。它們已經降到前哨站的地位，只有遊客和那些從大陸工作或學習回來的居民偶爾光顧。然而，在被發現後的年代裏，它們代表著歐洲領土的海外延伸。其實，古代羅馬人早就從毛裏塔尼亞國王那裏知道了加那利群島。它們未並入羅馬的版圖。將發現變為機會需要知識、手段和需求的結合。

這些都發生於十五世紀。南方諸島（馬德拉群島和加那利群島）尤其適於種植甘蔗，而甘蔗注定成為歐洲財富之源。歐洲人是在中東首先接觸到甘蔗的，而阿拉伯人則是從印度接觸到甘蔗，而後傳到地中海的塞浦路斯、克裏特島和馬格裏布。返回來的十字軍將甘蔗引入歐洲——希臘，西西裏，以及葡萄牙的阿爾加維。

糖極易上癮，爽口開胃，對人的心理有安撫作用。起初，糖價格昂貴，只用於治病。在藥房買糖，大多數歐洲人則是從水果和蜂蜜中吸收糖分。當然，這不是第一種能同時引起病人和身體健康者興趣的藥品。由於甘蔗的廣泛種植，其價格下降，最後在雜貨店裏也能有蔗糖出售了。此時，糖被用作食物的佐料。德國諺語說，沒有任何食物的味道會被糖敗壞（德國人就是這樣做飯的）。同樣，由於食物容易腐壞，糖也用作一種有效的防腐劑和掩飾佐料。在十五和十六世紀時，糖還是一種奢侈品，女主人將糖鎖在僕人拿不到的高架上。但它逐漸成為一種必需品，從上流社會傳至民間。

儘管地中海的種植業非常成功，但仍不能與大西洋諸島相提並論，這是氣候和社會因素造成的。甘蔗最適宜在熱帶和亞熱帶氣候栽種，需要定期澆水和恒熱——赤道附近的大雨信風帶地區是最適合的。種植甘蔗需要大量的集體勞動力，而這是自由民所不願從事的，所以種植者希望能使用奴隸勞動。這正是十字軍佔領地中海的塞浦路斯等島嶼時所發現的：阿拉伯的制糖業使用奴隸勞動，而奴隸大多來自東非。

然而，在基督教的歐洲，奴隸制度早就因不受歡迎而被推翻，再設立該制度不容易。奴隸制早為農奴制代替，一則由於基督教徒不能作為奴隸（另外奴婢地位也與婚姻的神聖相矛盾）；一則異教徒或不信教的奴隸供應量太小，而且不穩定——一旦皈依基督教就取消奴隸身份。黑人確實可以作為例外。人們可以懷疑他們是否有靈魂、能否成為基督教徒。我們知道，葡萄牙並不譴責輸入黑人做家奴或在海岸甘蔗田裏勞動；十六世紀中期，裏斯本人口約十％是黑人。然而許多（多少呢？）黑奴最後被解放了，成為自由人口。除偶爾有「黑鬼」油漆房間以外，歐洲再也沒有出現黑奴制度。如果歐洲人要在甘蔗田使用黑奴勞動，他們需要在遠方實現這一目的。

大西洋諸群島就在遠方。這裏純凈得像一張白紙，可以自由進行社會制度安排。可以隨著社會制度的發展而進步。亞速爾群島和馬德拉群島最初由歐洲移民或那些被剝奪自由的人——罪犯、妓女、宗教迫害的犧牲品和孤兒——居住。近來，阿根廷將「消失的」的政治反對派的子女（包括那些在監獄出生的嬰兒）交給監獄看守、甚至殺害他們父母的警察，然後這些人把他們當做自己的孩子養大。這種做法早有先例。一四九七年，葡萄牙將一批猶太人驅逐出境，而將他們「改信基督教」的孩子從他們手中奪下，一船送往佛得角群島，因為沒有人自願到那裏定居。參見，Fernandez—Armesto，Before Columbus，第二百零一頁。白人曾到這些熱帶島嶼上定居，但很少能活下來。佛得角群島則遠離岡比亞海灣，是進行奴隸貿易的理想去處——短暫停留後將黑人船運到裏斯本或其他島嶼。

當非洲的奴隸主發現，歐洲白人為黃金和香料而來時，對這種活人商品也感興趣，他們欣然從命。哥倫布出生前的一/四世紀裏，佛得角群島以及隨後的馬德拉群島成為奴隸種植甘蔗的試驗地，十六世紀聖多美島也加入進來。這些種植者為了致富，要訓練和壓榨黑奴，還要克服困難和氣候的不適；意大利的商船主也是這樣。而葡萄牙王室以許可證、蔗糖契約和稅收等方式獲取毛收入的一/三或更多。甘蔗種植成為模式，以後在新大陸獲益更多。

大西洋諸島極大地擴展了歐洲的視野。歐洲的船員向西、向南航行幾百海裏就到達這些島嶼，建立了航海基地，從那裏出發到無人所知的遠方，並迎接歸航者。它們是海洋沙漠上的綠洲：減輕遠航者的痛苦，並將不可能變為可能。哥倫布在出發前到達加那利群島，進入了東風帶的軌道，這是幸運還是先見之明使然？不管如何，他自己走在赤道季風的林陰大道上，和煦、穩定的風力在一個月裏將哥倫布送過大西洋。

真巧。但是在一四九二年，西班牙人認為自己無事不成。哥倫布是一個與眾不同的人，他要向西航行到達亞洲，而葡萄牙對此不感興趣。但西班牙認為這一計劃有意義，因為西班牙已經同意與葡萄牙瓜分世界，並承認葡萄牙擁有東部（非洲）航線——這再一次證明這兩個王國的過度自信。對西班牙來說，向西進發就是一切，否則就一無所得。碰巧哥倫布低估了自己任務的艱鉅性，他以為世界要小得多。但這並非是一個糟糕的開始；海洋事實上要比他想像的狹窄。

哥倫布發現了一個新大陸。直到死時，他都不相信這一點，仍然以為那是中國和日本周圍的群島。他不知道，在那些島嶼之外還有兩片大陸，即以後所稱的南美洲和北美洲。他發現裸體或基本裸體的土著人還生活在石器時代，他們用手抓住西班牙人的劍刃而被割掉了自己的手。他把一些土著人作為標本——就像動物園裏的動物一樣——送回西班牙。

哥倫布確實沒有發現黃金、絲綢、香料和其他可以與東方相聯繫的寶藏。他首先需要黃金，這主要不是為自己（他要的是官位和榮譽），而是為了給西班牙君主。他明白，沒有別的東西更能保持王室的興趣和支持。

沒有黃金是令人失望的，但是他最大限度地利用當前形勢，確信這些島嶼擁有豐富的奴隸資源；他從加那利群島和馬德拉群島了解到，這些奴隸顯然適用於甘蔗種植。他們也可以從事畜牧業，如此等等。自從白人來到之後，加勒比海的歷史大體上就是牛代替了人，爾後黑奴來到這裏定居，從事甘蔗種植。

大屠殺、野蠻殘酷和深深的絕望加速了人口的銳減。當地人自殺，禁絕性生活，墮胎，殺死自己的嬰兒。由舊世界（指歐洲大陸。——譯註）帶來的病菌（天花、流感）導致土著居民成千上萬地死去。西班牙為他們遇到的野人有無靈魂、是否是人爭論不休。但歷史記載明確指明他們住在那裏。當哥倫布第一次遇到印第安人時，他無法取得他們的信任和友誼；西班牙人得不到金銀，遂獸性大發，其所作所為乃野獸所不恥：

他們的騎兵手執鐵劍長矛，大肆蹂躪屠殺——他們碾過城市鄉村，不分男女老幼，對有孕在身的婦女也不放過，撕破她們的肚子，將嬰兒挑出來砍碎。他們常常打賭，看一看誰能靈巧地將人從中間劈開——他們常常提著孩子的腳，將孩子的頭撞向岩石，當孩子落水中時，殘忍地嘲弄他們，名之曰「請他們游泳」——他們豎立了許多吊架——在每一個吊架上吊著十三個人，褻瀆神靈地宣稱這樣做是以救世主及其聖徒的名義行事，爾後在下面點火，活活燒死那些無辜的貧民。那些獲準赦免的人，雙手被砍斷一半，只連著一點皮肉。

不需要再舉出更多的例證了。讀者會被這些血腥屠殺和罪惡嚇倒。這裏血債累累：自發、放縱的獸性表演，隨便、輕鬆、連想都不想的屠殺，將人折磨致死的善意比賽，挖空心思的讓人痛苦，無緣無故的集體殺人狂熱，對生命的仇恨。

令人驚異的是，這裏缺乏理性，即使對待有價值的勞動力也如此。早在殖民之初，一群天主教多明我會修道士曾致信西班牙國王，抱怨太多的礦工被迫從一個礦井向另一個礦井轉移途中饑餓而死，以至於後去的礦工不需要嚮導了（民間傳說中的拇指人湯姆用丟石子的方法在路上作標記；而西班牙人用屍體作標記）。信中還提到，一艘滿載八百多印第安人的船只抵達普拉特港（銀港），等了兩天才靠岸。出了什麼情況？沒有細節描述，但是據說船上約六百人死亡，屍體被拋出船外，像浮板一樣在波浪之上漂浮。非洲奴隸的存活率也許比這還高一點。

只有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納粹對猶太人的迫害可以與此相提並論。數十年間，土著阿拉瓦克人（泰諾人）和加勒比人大體上滅絕了。大屠殺的程度是一個有爭議的論題。在哥倫布到達時，加勒比諸島嶼的人口估計高達數百萬，僅伊斯帕尼奧拉島（海地）的人口就達百萬。該數字基於據認為是哥倫布的弟弟巴塞洛繆‧哥倫布一四九六年的統計，它成為以後報告的權威數據，參見Sauer，The Early Spanish Main，第六十五—六十七頁。很難對該數字加以評論。在另一方面，索爾指出，一五一八年以前，沒有對諸島嶼瘟疫和疾病的報導。而一五一八年時，伊斯帕尼奧拉島土著人的人口已經降至一萬一千人左右。那麼，前後兩個數字相差那麼遠，那些不見了的人是怎麼滅絕的呢？當然，有野蠻屠殺、謀殺，金砂礦的強迫勞動，人口出生率驟降。然而，我們仍然難以理解，即使是虐待狂、屠夫和監工忙碌的殖民地怎麼能這麼快地消滅這麼多人（超過一百萬）。參見：Sauer，The Early Spanish Main，第二百零四頁。

當然，征服加勒比只是故事的開始。西班牙對黃金和財寶的渴望無法得到滿足；結黨營私謀反之事也層出不窮。西班牙王室派駐當地的使團領導人發現，處置反抗者和造反者的最好辦法是用船把這些搗亂分子送到陌生的海岸，讓他們去尋找「青春泉」吧；如果順利的話，他們就會在尋找過程之中死去。這種探險的孤寂無望和艱難困苦是令人難以置信的。可見，西班牙征服的歷史，某種程度上，其倒霉的航行和徒勞的進軍是傳奇，然而也被人遺忘。當然也有幸運的征服，如墨西哥和秘魯。一次發現，甚至一份報告就能激起和證明十來次的遠徵。這正是帝國的組成部分：權力、貪婪和使團，摻和著輕信、暴怒和瘋狂。

非洲的黃金

黃金在非洲某個地方發現，然後運到地中海沿岸。歐洲商人甘心受其驅使。他們到突尼斯等地，用銀子、武器、紡織品、皮革、大米、無花果、堅果和酒（可能再出口）交換糧食、草料、石油、油、粗面粉、蜂蜜以及——為維持收支平衡——黃金：金屑、金錠、金幣（摩爾貨幣）。不僅這些金黃色的金屬幾乎引起催眠的誘惑，現存匯率也使這些交易獲利極豐。在十四世紀上半葉突尼斯金銀的兌換率是一：十，而同時在巴倫西亞（西班牙東部城市名。——譯註）的比率是一比十三。這種差距不會持續太久，活躍的貿易活動形成了流動的市場，市場造成價格的近似。到十四世紀中期，那不勒斯的比率是一：十‧五，佛羅倫薩市場的比率是一：十一。從非洲流出的黃金影響很大，使得西地中海一帶的許多貨幣都轉向了金本位，這在西西裏、馬霍卡、撒丁（一三三九年）和阿拉貢（一三四六年）的新幣制中均有所體現。

回溯到十三世紀中葉，那時的文字和圖表記載表明，拉丁人被黃金及其不為人知的主礦脈銷魂奪魄。黃金的供應者千方百計隱藏黃金的來源——這無疑是正確的，他們正確地猜測到，這些基督教異教徒會為了黃金大動幹戈，燒殺搶擄。現在，我們知道，黃金產自西非內地的深處，大約沿尼日爾河上遊地段，在岡比亞河和塞內加爾河源頭附近。據傳說，開採黃金的黑人礦工採用「啞巴式」物物交換的交易方式：買者將交易用的貨物留在某一指定的地點然後離開；礦工拿走貨物並留下他認為等值的黃金。不用說，這種神話傳說容易引起浮想聯翩。有人說，那裏的黃金像胡蘿蔔一樣生長；有人證實黃金由勤勞而恭順的螞蟻從地下挖掘出來；有人說黃金由住在洞穴的裸體之人開採出來。

不論怎樣，這種貴重的金屬要從其源頭穿過非洲傳奇式的王國馬裏。該王國控制著廷巴克圖鎮和穿過撒哈拉沙漠的駱駝商路的進出權，是地中海商人所知的最「上遊」源頭。黃金商向當地的經紀人和統治者（稱為「曼薩」）交納大量的貢賦。傳說稱，馬裏王國留下了天然金塊，把金屑交給商人們（磨制和削制天然金塊的作坊應該是手工操作）。有時，曼薩及其下屬試圖強迫礦工挖掘出更多的黃金，增加歲入。但這些努力因礦工的消極抵抗（停止開採金礦）歸於失敗。

同時，曼薩發放許可證，大發橫財。一位名叫穆薩（阿拉伯語中的摩西）的曼薩在一三二四年到麥加朝聖。該旅行長達一年之久，曼薩決定大肆鋪張。他在埃及住了三個月，關於他訪問的情景傳揚了數百年。他給蘇丹五萬第納爾，蘇丹絕沒有想到會有如此厚禮。他給朝拜的聖地以及迎接和保護他的官員數千根金條。據稱，當他離開時，埃及的金價下跌了十％到二十五％。

儘管曼薩帶著大量的資金來朝聖——八十到一百只駱駝，每只駱駝馱有三百磅黃金（共值一‧一億至一‧三十五億美元！），但朝聖結束時，他已經一文不名了，他不得不借錢回國。他的債主得到了豐厚的補償，每借三百第納爾，他歸還七百第納爾。

財富確實令人動心。阿拉伯的作家伊本‧阿米爾‧哈吉布和伊本‧巴圖塔對馬裏國王及其王國作了詳盡的描述。他們告訴後人，曼薩受到的愛戴遠勝其他地方的君主。他是神聖的活化身——從他的舉止可見一斑；臣子們非常謙卑，跪倒在他面前，以首觸地，對他說的每一個字都用驚嘆表示喝采。衣著不整的人是不能走到他面前的；沒有人在他面前打噴嚏。這種無禮會招致殺身之禍。

關於曼薩如何偉大的傳說是通過二手材料傳到歐洲的（地圖，特別是一三七五年的加泰羅尼亞西班牙東北部一地區。——譯註）地圖集表明，曼薩的加冕如同歐洲君主，頭戴王冠，手持寶珠和權杖。「他的國家富有黃金，他是世界上最富有、最高貴的君主」，加泰羅尼亞地圖集如是說。這種仰慕並沒有持續多久。黃金貿易式微了，馬裏也衰落了。十四世紀末，當葡萄牙人沿著非洲「黃金海岸」侵入岡比亞時，穆薩曼薩的繼承者看起來就像粗淺而虛飾的原型。塵世的榮華富貴就這樣消失殆盡。

掩蓋的重要性

裸體並非無足輕重：據推斷，起初它是伊甸園式的天真無邪的表現。例如，哥倫布起初曾著迷過。「他們赤身裸體如同初生之時」，他寫道，「男女都這樣」。他還寫道，「我們基督徒認為他們非常漂亮，男女都這樣」；以及「這種漂亮不僅體現在形體上，也體現在道德上——他們是世界上最友善、最和平的民族」。

與美麗相伴的是天真無邪。「司令說他不相信怎能有人會遇見如此善良、慷慨和羞怯的人，因為他們一見到我們基督徒，就傾其所有給了我們。」而且，「你給他們東西進行交換，不管你的物品多麼微不足道，他們都會立即把自己所有的東西給你」；「他們並不垂涎於他人的東西——不論你要他的什麼東西，他都不會拒絕。相反，他們要你隨便拿，他們的愛心真叫人感動」；「他們非常溫和，從來不知邪惡為何物。他們對殺死他人一無所知。」

但是，這種田園詩般的景象經不起現實的考驗。特別是，他們並不準備慷慨地把他們的女人贈送給別人。然而，這些西班牙好色之徒在海上漂流了數月，他們需要女人甚於黃金。而且，這些慷慨的傾其所有贈人的土著設想西班牙人也應該同樣對待他們，所以他們拿走了西班牙人的東西，而後者將這種行為定性為偷竊。正是在剛剛到達時還心存狂想的同一個哥倫布，不久就為自己的信任後悔，向屬下提出可行的忠告：「在駛向錫瓦奧的途中，如果印第安人偷什麼東西，你必須割下他的鼻子或砍下他的手，以示懲罰，因為這是他們不能隱藏的身體部分。」

於是，這些高貴的土著成了野蠻人，地地道道的野蠻人。他們還能是什麼別的呢？在一些最殘酷無情的歹徒向本來毫無懷疑之心的受害者橫施暴虐的情況下，任何人也不可能表現得像是神話式的聖人。帕斯卡爾‧布魯克納令人信服地指出，印第安人「從一開始就倒霉，因為他們曾被宣稱為盡善盡美」。而野蠻人這一新的形象倒是讓白人覺得更來勁。加深這一形象的因素，還有印第安文化的另一些方面，特別是據說他們有食人生番習性。有的學者否認吃人這種做法的存在，至少加勒比的印第安人不是這樣（好像墨西哥或中美洲如此）。這種否認的可信性多大，有待商榷；畢竟很難提出反證，但顯然人類學家有一種動機，需要把歐洲人和美洲印第安人的相遇看做是黑白交惡，一方是邪惡無比，另一方則純潔無瑕。

有時辯護是間接的。社會人類學家戴維‧梅伯瑞—路易斯引用過一五五七年出版的漢斯‧施塔登有影響力的、有代表性的著作《美洲新大陸野蠻、裸體和吃人民族的真實歷史》，接著指出，曾俘虜過施塔登的圖皮南巴印第安人「定期舉行儀式吃掉俘虜」，他說，「這被看做是英勇的死，被俘虜的戰士也許與俘虜他的人一同生活了多年，並娶妻生子。在決鬥儀式上，他被牽出來，棒擊致死。之後，所有公眾吃掉他，分享他的英雄之軀。」

梅伯瑞—路易斯指出，圖皮南巴的人卻對歐洲人經常在審訊和懲罰中拷打犯人和實行奴隸制的殘暴感到震驚；他還對歐洲人的判斷和政策的片面性感到可悲。當然，要求我們「像別人看待我們那樣看待自己」是很難做到的。我們因此欣賞相對主義——同情的力量——它特別是人種學的一種美德。但是，我們不必期望相對主義的觀點得到普遍認同。在十六世紀的歐洲，只有幾個教會神職人員持相對主義的觀點。在平靜地看待這段歷史的時候，他們的論點尤其為人所賞識。

歷史與傳奇

關於西班牙人在征服美洲過程中的暴行和罪惡的故事如此駭人聽聞，一回顧起來，就有一種窘迫和羞恥涌上心頭。他們是什麼人，為什麼如此兇殘和姦詐？如上文所述，答案在於社會選擇和歷史。一方面，發現新大陸的冒險吸引著西班牙最大膽、最貪婪和姦詐的社會成員，他們大多是流氓無賴、亡命之徒，置他人生命於不顧。另一方面，西班牙與國內（宗教迫害）、國外（征服）敵人長期鬥爭的歷史經驗，導致人們為達目的不擇手段，滅絕了情理和人性的感情。茨維坦‧托多羅夫還加上了距離的因素：西班牙人在遙遠的地方採取行動，對陌生人行使權力和發洩暴怒，這些人被認為低人一等，甚至不適用對待敵人的規則，或應該使用更低等的原則。在這種情形下，任何事情都可以發生，無需任何限制。所以，他們競賽作惡，導致集體狂亂的爆發。托多羅夫還說，「西班牙人的『野蠻』並非是回歸原始，它完全是人類的行為，並宣布現時代的到來。」

將極度的非道德和征服機會結合在一起，將柔弱的民族交到貪婪、憤怒、無情和極度殘暴的人手裏，這真是不幸。

為緩和（如果不是寬恕）西班牙邪惡的記錄，辯護者——許多是當年的征服者的後裔——提出了兩類論據。一類是說這些指控是神話傳說和誇大其詞，全不可信。他們求助於「黑色傳說」一詞：黑色意味著過分誇大（有完全黑色的東西嗎？）；況且是傳說而不是歷史。其目的就是拒絕承認而不是提出反證，因為反證是不可能的（同樣的技巧和術語也曾用於否認西班牙國內的偏執和狂熱。這種偏執和宗教狂熱，以種族純正的狂妄為頂點，甚至到人跡罕見之所追捕異教徒，從而損傷了國家學術研究和學習的能力。對壞消息不予考慮要比進行反駁容易得多）。

第二類論據是指出其他殖民者的惡行，特別是盎格魯—撒克遜人（北美新教徒）的罪行。後者的征服戰略不同，而且犧牲較少，但是他們殘暴和偽善的能力想必是相似的。是這樣嗎？北美洲的英國殖民者確實也可以進行無情殺戮，但有沒有折磨和酷刑？如果要問誰能衡量這些事情，我看確實存在運作方式的不同，也就是說，如果我是印第安人，我寧可死在英國人手上，也不願意被西班牙人殺死。死就死了，但我願意死得痛快，而且能保留全屍。好像他人的惡行能夠用來免除自己所犯的罪愆似的。這種論點與日後的強權和帝國主義政治不是沒有關聯的。對許多拉丁美洲的歷史學家和理論家來說，強調征服美洲的英國佬的惡行是最要緊的一條。最好是，將美洲印第安人的不幸歸咎於他們，即使是暗示亦可。

第六章 東進嘍！

第六章 東進嘍！

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一樣，以越島尋寶為開始。他們沿著非洲西海岸南下，力圖最終繞過穆斯林進入印度洋。他們順著信風南下，首班航程容易至極。然而，他們返回裏斯本的航程卻倍感艱辛。他們靈機一動，不是逆風而行，而是繞道向西、向北，通過亞速爾群島返回裏斯本。

然而，在穿過加那利群島再南行時卻遇到了麻煩。這裏海風和海浪方向逆轉，向南航行極其困難。麻煩開始於北緯二十七度的博哈多爾角，這裏波濤洶涌，大海像燒開了的鍋，是創造與混亂的象徵性分界線。十年（一四二四—一四三四）的探索都被這一無形的障礙化為泡影。

然而葡萄牙人並未被嚇倒，他們繼續嘗試，一次又一次，一裏（格長度名，一裏格約等於三海裏。——譯註）又一裏格。起初，他們認為這些不毛之地無人居住，但不久他們遇到了幾個土著居民，逮捕了幾個俘虜，獲悉了奴隸制，從而發現了獲利的新機遇。因為獲利是問題的核心，正如亨利王子的傳記作家蘇拉拉所說，「——很顯然，（沒有水手或商人）願意到不能掙錢的地方。」

南大西洋與其他海洋截然不同。在非洲一側沒有便於停泊的大陸架；海流、海風與南下的船相逆而行，海岸線寸草不生，一片淒涼。一旦越過佛得角，在佛得角和幾內亞之間幾乎找不到停泊和休息的港灣。沿岸而行的航海技術由來已久，在北大西洋、地中海、印度洋和中國海域暢行無阻，但在這裏卻無用武之地。這是公海航行。

這裏，葡萄牙人早年利用信風返回家園的經驗得到了報償，但其方向卻有別於以往。經過數十年迎風或逆風南行，他們大張船帆，大膽西行，跨海到達巴西，然後折向西南。這增添了數百裏格的航程，需要數周時間，甚至意味著在海上漂流數月而不見陸地，但是這樣做的結果卻是縮短了航行的時間，使得他們能夠繞過非洲的海角進入遠為平和的海域。

我們不應將此僅僅視之為幸運，因為葡萄牙人學會了如何確定緯度，他們才做到了這一點。在北大西洋，水手們可以利用北極星的高度確知自己的南北方位。然而，他們駛抵赤道之後，由於北極星在空中的位置太低了，他們只得求助於太陽來確定自己在哪裏。由於太陽在天空位置的變化，問題更加複雜化了：在歐洲，夏季太陽位置靠北，因而較高；冬季則靠南。這種位置的變化稱為赤緯，如果把太陽的高度作為緯度的測算標準，就必須把這一因素考慮在內。伊比利亞半島作為不同文明之間的前鋒和橋梁而得到了報償。在十四世紀和十五世紀，阿拉伯和猶太天文學家（其中亞伯拉罕‧扎庫特是一個關鍵人物）已製作了航海所用的便利的太陽赤緯換算表。

一旦海洋和陸地的緯度可以確定，人們就有了航海的鑰匙：這樣，人們可以確定自己的南北位置，如果也知道目的地的緯度，那麼人們在到達同一緯度後，可以平行航行到達（一個偶爾存在的問題是：向東還是向西航行？）。葡萄牙航海家巴托洛梅烏‧迪亞士從遠航（一四八八年）帶回來的最重要的信息是非洲南端的坐標。知道了它，葡萄牙人就可以在南大西洋任何地方找到自己的路。

這些探索使得葡萄牙在整整一個世紀內無所匹敵。這些成就，一部分應歸功於葡萄牙王室和熱心、忠誠的王子（據稱他以童男之身逝世）航海者亨利，他在葡萄牙西南角上的薩格裏什俯視海洋的海角上建立了海洋研究站，指導公海航行的科技探索達數十年之久；一部分應歸功於私人船主和水手，他們看到了在船首斜桅盡頭的財富。這一切都依賴於造船技術的進步：有了比載貨方帆帆船更長更漂亮的輕快多桅帆船；船尾方向舵；方帆和大三角帆的混合；大西洋和地中海技術的嫁接。當迪亞士從非洲南端返回家園時，他還帶回了造船的新理念。不久這種輕快帆船得到改造，十年之後為瓦斯科‧達‧伽馬所用。此後十年間又有了進一步的改進。每一次航行都帶來經驗，刺激著技術的革新。

海洋航行進一步依靠儀表的使用：指示方向的羅經；測量天體高度的星盤和天體仰角測量儀；背向太陽的觀測調整裝置；計算時間和估算速度的沙漏。還有，我們不能忘記，水手們的頑強拼搏和不屈不撓才使航行得以完成。這些奇怪的人，他們本有很多機會毀約。由於常年航行，他們常常病倒和死於海上，念叨著聖母和聖徒，嘴上喊著數不清的「萬福瑪利亞」，重複著祈禱文，盼望自己迷信的手勢能求得大海的風平浪靜。一旦踏上陸地，他們就縱情聲色，把口袋裏的錢花光，再一次讓自己經不起誘惑。這就是海員的生活（而且，那些誘惑他們去做水手的人隨時準備從他們身上再撈一把）。

把行動建立在「做而後知」的基礎之上，葡萄牙的這種戰略收效良好。每一次航行都建立在前次航行的基礎上；每次，他們都會向前推進一步；每次，他們都記下緯度，修改地圖並留下他們的標記物。心理障礙使得某些步伐的邁出特別困難，如博哈多爾角；還有風暴角，以後更名為「好望角」（象徵意義是重要的）。逐漸地，恐懼讓位於理智和解決的方法。先向西航行幾乎到達南美洲海岸然後再回頭向東，就是葡萄牙人作出的最大膽、最具創造力的決定，表明了對自己能力的巨大自信心（相比而言，哥倫布不過是偶然有所得罷了）。張帆前進好於逆風而行或停滯不前。不會永遠順風，也不會永遠張滿帆。

如果沒有瓦斯科‧達‧伽馬這樣從小就是水手、頭腦冷靜、技藝嫻熟的人，葡萄牙人抵達印度群島是不可想像的。我們對伽馬所知不多，但他在到達印度群島前發生的一個故事可以說明他的性格。那是在一四九二年，當時伽馬約三十歲。一艘葡萄牙帆船滿載黃金從厄爾曼那（非洲西海岸一個地方）返家的途中，被法國私掠船截獲。這時，兩國之間並不處於交戰狀態。怎麼辦？葡萄牙國王的顧問建議通過外交渠道解決：派遣使者懇求法國放還船只和黃金。國王約翰不喜歡這種方式，「我不想派一個使者去接受不公正待遇或在接待室等候法王的召喚。對我來說，這比丟失黃金還難堪。」

所以國王派伽馬處理此事，他是「國王信任的人，曾在艦隊服役多年並熟悉海洋事務」。海洋當時是葡萄牙的大學校，不僅僅學得到航海本領。第二天，伽馬和一隊緊急召集的武裝人員抵達塞圖巴爾碼頭，那裏停泊著十艘滿載貴重貨物的法國輪船。這些船都被捕獲了，其貨物被蓋印查封；其船員被帶到岸上。不需要再做什麼了。法國輪船的船主向法王求情，法王將帆船和黃金送回，一盎司都不少。葡萄牙國王將法船及其貨物放還，一厄爾（長度名，在英國相當於四十五英寸。——譯註）、一桶都不缺。

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消息震驚了葡萄牙人。就像蘇聯人造衛星震驚了美國人一樣。葡萄牙人本來可以收留他但卻拒絕了他。經過數十年的艱難和耗資巨大的探索，葡萄牙人繞過了非洲之角。然而，西班牙人第一次試航就發現了新大陸（也許是亞洲）。太不公平了，是出發的時候了。繼巴托洛梅烏‧迪亞士的初航失敗後，一四九七年，瓦斯科‧達‧伽馬率領一支四艘船組成的小艦隊從裏斯本出發，繞過非洲之角，找尋印度。該航程長達二萬七千英裏，歷時兩年多，一百七十名船員之中只有五十四名生還。

這次耗資巨大的探索並沒有帶來商業的成功。伽馬感到驚奇的是，他在印度遇到的商人是穆斯林，他們不想跟信基督的異教徒做生意；更糟的是，他隨船帶去想出售或做易貨交易的東西是一些玻璃珠、廉價首飾和襯衫，這些東西很受加勒比人歡迎，但在印度幾乎一文不值，因為印度人能分辨什麼有價值或無價值，而且他們生產的紡織品比歐洲好得多。所以，伽馬幾乎是兩手空空回到了葡萄牙。他所帶回的是一點戰利品。在憤怒和失望的情緒下，他襲擊並捕獲了一艘裝滿香料的穆斯林小船。這並不是一個良好的開端：自此以後，葡萄牙人依靠武力而不是市場競爭來樹立自己在印度洋的地位。

更重要的是，伽馬帶回了消息——兩種消息。其一，歐洲人船堅炮利，強於當地土著；其二，儘管他未能做成交易，但發現那裏香料豐富、價格低廉，可以賺取豐厚的利潤。在卡利卡特，一百磅胡椒價值三個金幣。經過六七個人轉手、一路向國王、酋長和官員交納應付費用和賄賂之後，威尼斯的市場價格是八十個金幣。面對如此高額利潤，裝備一支艦隊的費用算得了什麼？海員的生命又值幾何？

葡萄牙可以進行報復了。國王曼努埃爾寫信告訴西班牙君主費迪南德和伊莎貝拉（「最尊貴的國君和女國君，最偉大的國王和女王陛下！」），他發現了有「大城市、高樓大廈、大江大河、人口眾多」和沒有裸體蠻人的地方，並向他們吹噓香料、寶石和「金礦」如何富足。至於壞血病和死亡，還有穆斯林商人和商業上的失望，則只字不提。這正是哥倫布試圖尋找卻未能找到的好地方。西班牙人該受不了了吧！

一五○○年早春，伽馬勝利返航不到六個月，葡萄牙派出了第二支遠徵印度的艦隊——該艦隊由佩德羅‧阿爾瓦雷斯‧卡布拉爾率領，由十三艘船組成，包括士兵在內共有一千二百人。葡萄牙派他去創造財富而不是製造麻煩，但是，如果有敵船意圖加害，他不應讓敵船靠近，而應予以攔截，將它擊沉。

優越感表露無遺。眾所周知，擁有更強大的武器裝備的一方可以從一定距離之外殺死敵人，而自己一無傷亡；而弱者只有在近處、依靠個人的勇武和力氣才可能贏得勝利。卡布拉爾的命令標誌著新的世界力量對比。人口比葡萄牙多得多、更富有、從某些方面講也更文明的亞洲人卻無法理解這一切，甚至無法想像這些事情的發生。然而事實上正是如此：歐洲人此時已能立足於海軍大炮射程可及的地球上任何一個地方。對那些認為歐洲全球霸權是偶然造成的學者來說，一五○○年歐洲軍備的決定性優勢以及已經探討過的其他技術優勢，是不可接受的。一位反對傳統看法的人士指出，「我的關於一四○○年至一八○○年的著作『表明』，直至一八○○年前，亞洲走在歐洲前面，歐洲利用美洲的資金才加入或趕上了亞洲。一五○○年以來歐洲的『擴張』及其優於亞洲的進步或優勢是一個歐洲中心主義的神話。」見多倫多大學安德烈‧岡德爾‧弗蘭克一九九六年六月七日在因特網上H—World @msu‧edu‧發表的文章。

葡萄牙人執行任務時有條不紊，這一點大概溫暖了亨利王子的心。好奇心和胃口已經理性化了，這從一五○八年給迪奧戈‧洛佩斯‧德‧塞凱拉探索馬達加斯加的指令中可見一斑：

一‧艦隊應沿該島嶼周圍前進，特別注意西海岸（面對非洲的一側）；進入每一個港口進行觀察，勘察進出航道，探測停泊的可能性，包括風、海流和水底的性質等，將這些都記錄在案。

二‧首先與當地土著聯繫：將一些物品和金屬（香料、蠟、銅等）給他們看，注意島上的人是否知道這些物品；如果有，問清楚如何得到或換取。了解他們希望交換什麼物品。

三‧了解是否有其他船只到達這些港口。它們從何而來？船上載有什麼？他們是在不同的島嶼上換取的，還是到不同的地方帶著不同的物品？這些商人和船員從何而來？他們是穆斯林還是信仰別的宗教的人？白人還是黑人？他們衣著怎樣？是否有武器在身？

四‧這些船只大還是小？哪一類？他們什麼季節來、什麼季節離開？節奏如何（一年一次、還是更經常）？他們的航海方法怎樣？

五‧島嶼上自己有船只嗎？如果有，他們到哪裏去？載運什麼貨物？他們尋覓什麼貨物？

六‧島上生產什麼？土著用它來換什麼？這些物品貴重還是輕賤？

七‧政治結構：什麼樣的國王或領主？穆斯林或別的宗教信徒？他們如何生活？他們如何司法？他們擁有什麼？他們擁有珍寶嗎？什麼樣的國家和國家尊嚴，如何維護之？軍隊和武器裝備如何：大象、馬匹、武器、火器、火炮如何？士兵膽小還是勇武好戰？

八‧穆斯林的統治形式是政教合一還是分開；他們承認異教統治者嗎？

九‧人口是穆斯林教徒還是別的宗教信徒？如果是別的教徒，穆斯林如何與他們相處？是否像印度一樣有基督教徒？最初到達印度的葡萄牙人被當地的偶像崇拜所誤導，以為印度教是基督教在異國的一種表現形式。他們知道聖托馬斯（聖托馬斯（Aquinas，Saint Thomas，一二二五—一二七四），意大利神學家，一三二三年謚為聖徒。——譯註）嗎？

十‧當地風俗如何？是否至少部分上與馬拉巴爾海岸的風俗相似？

十一‧有特別重要的城鎮或村莊嗎？設防了嗎？島嶼上的人怎樣居住？

十二‧錢呢？是否有標準錢幣，還是像馬尼坎果（非洲？）一樣只有「用作錢幣的物品」？如是，他們是否將銅像商品一樣交換，它是怎樣做成的？特別是，是否用於製造槍炮？如果是，什麼樣的槍炮？而且，他們怎樣製造火藥？

葡萄牙政府對探索馬六甲（馬來半島）的類似指令增加了一個關於中國的詳細問題，因為中國人也在此經商：船只和航海技術？武器裝備和作戰方式？貿易、商人、商棧、商品、價格、政權、衣著和風俗？中國的面積和形狀？

這些系統的探究至少可以追溯到一四二五年葡萄牙開始探索加那利群島的時候。一五三七年，國王若昂三世的宇宙志作家佩德羅‧努內斯在回憶錄中吹噓道，「海岸、島嶼和大陸的發現顯然不是偶然現象。相反，我們的水手在出發探索時胸有成竹，配備有天文和幾何探測的儀器和規尺。」這與西班牙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十六世紀最後二十五年之前，西班牙人還沒有採取這種系統的方法。這也許是因為他們不需要（沒有競爭、航行簡單），或是因為這不符合他們的傳統和習慣方式。葡萄牙人將某一地方的緯度標在地圖上，宣布發現並佔有該地；而西班牙人則造成既成事實後宣布某地歸其所有。他們安放十字架，使土著居民「皈依基督」，建立基督教大廈，設置法庭和監獄。從目的而言，西班牙人的目標是財寶；葡萄牙人則追求貿易的獲利。這是兩種不同的帝國觀念。

歐洲在商業上和政治上擴張到印度洋和東亞的歷史有一個突出的問題，即假如當初不曾是那樣又會是怎樣。假如亞洲在十六世紀不是陷於政治混亂，假如印度當時不曾淪於各土邦與土庫曼入侵者之間的戰爭，假如中國當時不曾奉行孤立主義，假如亞洲在十六世紀不是處於那樣一個低潮，從而讓自己暴露於歐洲入侵者無情攻擊的面前，那麼又會是什麼情形？中國的「缺席」這一點尤其事關重大。

從公元一四○五年至一四三一年，中國人至少進行了七次重要的航海活動，探索印度尼西亞水域（南洋）和印度洋。這些航行的目的在於宣揚中國的赫赫威名，將天朝聖國的淵博學識賜予蠻夷，接受崇敬與進貢，並為中國的皇帝收集國內見不到的奇珍異玩。特別是，這些船只帶回了國外的珍稀動物——長頸鹿、斑馬、鴕鳥，以及珍寶和有療效的動物、蔬菜和礦物，以豐富中國的藥典。

這些航行與貿易的關係並不完全清楚。這些船只帶著寶貴的商品（絲綢、瓷器），目的在於交換，但是交換顯然不是在自由市場進行的；而是通過禮物贈送的方式進行：蠻夷進貢；中國恩賜。另一方面，出航的目的顯然也在於開闢正常貿易的渠道，商人們也確實跟隨而至，做了生意，出現了獨立的貿易航行，從中國威望增長中獲益。但如果貿易是目的之一，那這樣做成本就太高了。實際上，中國人向那些組織珠寶船隊和倡導私人貿易的官員提供收益額之高，使這些航行的負擔超過帝國財力。？

這些船隊在氣勢上遠遠超過後來者葡萄牙的小艦隊。它們的船差不多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船只：多甲板的大帆船（但這是一個用詞不當的字眼）如同漂浮的營帳；每艘船都有數百水手和士兵，證明中國在造船、航海和海軍組織方面技藝高超。最大的船約四百英尺長、一百六十英尺寬（哥倫布的「聖母瑪利亞號」不過寬八十五英尺），有九支交錯排列的桅桿和十二個紅綢做成的方帆。這些被稱為寶船，為奢侈而建，裝備有大艙位和帶窗的廳堂，適合天子使臣或陪伴他們回國的外國貴人居住。其他船只滿足另外的各種要求：八桅桿的「馬船」將馬運往南亞，因為那裏的氣候不適合飼養馬匹；船上還載有建築和維修材料；七桅桿的補給船，主要運輸食品；六桅桿的軍運船；五桅桿的海戰船；與海盜周旋的快船。船隊還包括運水船，以保證一個月或更長時間的淡水供應。

第一支船隊是一四○五年明朝大太監鄭和率領的，它由三百一十七條船組成，共有二千八百人。自一四○四年到一四○七年，中國的造船業和船只裝修業蓬勃發展。沿海各省全都投入了這一巨大努力，內陸各地也紛紛伐林取木。一道聖旨，成百成百的木匠、鐵匠、縫帆工、編繩工、捻縫工、馬車夫、甚至更夫就整編成隊，集中起來，居住在工作場所旁邊的院子裏。由於造船工及其徒弟多不懂文化，往往都是手把手地傳授技藝，使用手工模子，無需鐵釘，各部分就吻合得天衣無縫。沒有任何細節能夠逃過造船的籌劃：重疊的厚板、多層板、厚板接合處由黃麻填隙並覆以經過篩選的石灰和桐油，鐵釘密封起來以防生銹，每一特殊用處都用特殊木材，甚至在船頭繪上大「龍眼」，以使船能夠「看見」自己前面走的路。這些眼睛，加上平衡用的尾舵和沉重的壓倉石，都是航海經驗和人民智慧的結晶。正是它們將船只從一個港口導航到另一個港口。船是在揚子江上巨大的幹船塢建造完工的（中國的造船技術這時領先於歐洲數百年）。這樣，中國在三年期間建造或裝修了約一千六百八十一艘船只。對中世紀的歐洲而言，這樣龐大的船隊是不可想像的。

然而，中國向大海和全世界開放的這一番努力最終化為烏有，實際上是故意把它化為烏有。他們也曾探索過亞洲東海岸，北至堪察加半島，但也最終決定放棄（一旦你看到一塊浮冰，你就把它們全看透了）。十五世紀三十年代，一位新皇帝在北京即位，他「不知約瑟夫為何物」。一批新的儒家士大夫為權勢而競爭，他們重農輕商，對商業抱鄙視和懷疑態度，認為農業才是唯一真正的財富源泉，他們憎恨那些籌劃和實施出洋遠航的宦官。這兩派之間爭權奪利達數十年之久，有時這派得勢，有時那派佔上風。但國家的財政狀況和傳統道德觀念卻是站在儒家士大夫一邊。航海的浩繁費用使帝國財政捉襟見肘，而且不得民心，因為賦稅和徭役已榨盡老百姓的血汗。

十五世紀初遷都北京的決定使老百姓苦不堪言：在北京建造新城墻和九千多間房的新皇宮，農民本來是說服役三十天，實際上卻是一幹就幾年。皇室從南京搬到大約八百英裏之外的北京，單是這一項搬遷費就使賦稅扶搖直上。有幾位正直的官員仗義執言，朝廷卻用嚴罰重辱把他們的進諫壓了下去。一位地方官反對額外徵發徭役，竟被囚於籠車，受盡屈辱，運往京城聽候皇帝發落。盡忠盡職卻如此下場。而與此同時，西北邊境又不斷受到各遊牧民族侵擾，使帝國不得安寧，消耗人力財力，不得不時刻防範，不敢懈怠。

在這種背景下，航海問題上的兩派意見相持不下，互有勝負，這樣的拉鋸戰持續了幾十年之後，帝國做出決定：不僅停止海洋航行，而且抹去過去的任何記憶，以免後代受到誘惑而恢復蠢行。自一四三六年始，選派新工匠造船的請求遭到拒絕，外國要求恢復習慣性恩賜的要求也被駁回，或許這是由於經濟原因。由於缺少船只建造和修理，官家和私人的船隊都衰微了。未被守衛的海岸海盜猖獗（倭寇尤為猖狂），中國更進一步依賴內河運輸。一五○○年，建造兩桅以上的帆船者有可能被處死。一五二五年，沿海管理當局命令銷毀所有出海船只，逮捕船主。最後，在一五五一年，乘多桅船到海上從事貿易也是犯罪。

放棄海外航行，是實行閉關政策、從海洋冒險或誘惑後退的組成部分。這種人為的內向，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這樣做恰值最糟糕的時機：面對歐洲新興的強權，中國不但自行解除了武裝，而且自我滿足和頑固，認為歐洲人帶來的教訓和創新不屑一顧。

為什麼？為何中國沒有再多做一點努力去繞過非洲南端進入大西洋？為什麼在歐洲來訪者到達中國海面幾十年甚至幾百年之後，仍然沒有中國的船只抵達歐洲港口（第一艘到達歐洲港口的中國船是一艘外交船，參加一八五一年倫敦的大博覽會）？

像通常一樣，原因是多方面的。用社會學的術語來說，這一結果是多因素所決定的。

首先，中國人當年缺乏足夠的眼力和目標，特別是缺乏好奇心。他們的航海活動是為了炫耀天威，而不是開眼界和學習；是為了表示自己的存在，而不是留駐；他們接受尊敬與進貢，而不是去採購。他們依然故我，無需變更。他們已擁有自己所擁有之物，而無需再去獲取和製造。與歐洲人不同，他們並不為貪心和激情所推動。歐洲人有著自己特定的目標：印度人的財富。他們不得不繞過非洲之角，這是航海的必經之路。而中國人卻不需要。他們在印度洋所需要的東西，他們都找得到；而他們所需要的不過爾爾，不是餐前的開胃品，而是餐後的小點心。

同時，懾服他人的欲望意味著，成本遠遠大於所得。這種航海彌漫著奢侈之氣。首次獲益（一點點胡椒）和隨後更大收益的承諾，對西方冒險家而言，是強有力的刺激；而對中國人而言，金錢的計算等於零。這種考慮，與當前美國對超級對撞機和太空站等項目的態度非常相似。

中國的航海活動是官辦的，這就進一步加劇了它的脆弱性——今天還在執行，明天就可能被停止。在歐洲，即使探索通往印度的海上之路等皇家項目也有個人倡議的緣由，這是參與集資和確保理性的源泉。在中國，這些是根本不存在的，因為奉行儒家學說的政府憎惡商業成功。而且，出洋遠航導致防衛海盜的巨大花費：航船愈活躍，海盜愈受到刺激、越發猖獗。中國的黃海和南海一向是孕育海盜的臭名昭著的溫床。讀者可注意近年來逃離越南的所謂船民的悲慘命運。對中國政府來說，商人們所做的是「搭便車」行為，靠皇家的花費致富。

這些就是中國決定從海洋轉向的原因。一四七七年，明朝一位有權有勢的太監、秘密警察頭目汪直（汪直的正式官職為西廠提督。——譯註）要求查看歷次航海的日志，力圖恢復海洋探險的興趣。而當時的兵部侍郎卻沒收了這些文件，將之藏匿或燒毀。為掩飾這些文件的神秘失蹤，他詆毀這些資料為「未經耳目驗證怪事的欺人之談」——所以，並不可信。至於那些被寶船帶回的貨物，「檳榔、竹竿、葡萄酒、石榴、鴕鳥蛋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顯然對中國毫無作用。這些下西洋的活動浪費了「無數的錢糧」，更不消說「無數」的生命了。結果自然是再也不幹了。

問題尚未解決：假設中國沒有放棄貿易與探險，假設葡萄牙人到達印度洋，卻發現了統治海洋的中國巨船，那會是怎樣？或者，假設中國沒有在到達莫桑比克海峽後停止探險，而是繞過非洲之角進入大西洋，從而打開了與西非和歐洲的海上通道，那又會是怎樣？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對這些與事實相左的想像非常著迷，這倒不是因為有誰能知道答案，而是因為這些問題能發人深思。向後看，我們認為自己知道發生的一切；向前看，我們就不得不考慮各種不同的可能出現的結局。這些問題關注因果關係，幫助我們區分主次、直接和間接影響，提出被忽略的可能性。

例如，若考慮當年中國繼續進行海洋擴張的可能性，就必須考慮到暴力衝突以及最終取決於武力競爭的可能性。表面上講，中國無比強大和富有。誰能與之爭鋒？然而，事實並非如此。中國人早於歐洲人知道火藥的秘密，但是歐洲人的槍炮更好，火力更強，遠射更是如此。中國的艦船體積大，但歐洲水手的技藝更高超。比較一四○○年左右的中國與歐洲，中國也許會佔上風，至少在印度洋或南中國海是這樣（即使是猛獸要鬥敗自己家門口的弱獸，也會有困難）。然而，五十年之後，即使是在亞洲海域，歐洲人也能輕易打敗中國的艦船。當然，中國人也許會吸取教訓，最終與歐洲的堅船利炮一競短長。然而這是高度假設性的問題，這種問題是不會有定論的，愈是猜測就愈是沒有把握。

中國選擇了孤立主義。天朝帝國又呼呼嚕嚕數百年，對外面的變化無動於衷，不受影響，保持圓潤、完整，似乎安詳而和諧。然而，世界卻越過了她。

第七章 從地理大發現到帝國的建立

借助印刷機的威力，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消息得以迅速傳播。哥倫布本人十分重視該消息的傳布。他於一四九三年三月回到西班牙，此後他關於大發現的信印刷了十三次——西班牙文一版、拉丁文九版、意大利文三版。見Gomez，L′invention，第九十五頁。最為雄辯有力的莫過於發現新大陸所帶來的激動與驚奇。世界打開了一葉窗，歐洲人的自我意識隨之改變。我們是誰？他們又是誰？神學家和倫理學家紛紛探索，這些遠方土地上的「野蠻人」的性質是什麼，與他們打交道的恰當方式是什麼。對藝術家來說，不僅新大陸本身，而且新大陸作為新世界的一個組成部分，為他們提供了豐富的形象和主題。對制圖者而言，地圖變得短命，由於新的信息迭出，不得不一再重新繪制。地圖上海怪和其他裝飾性的圖像不見了，新大陸的輪廓變得越來越清晰。

新大陸刺激著冒險行動。西班牙統治者看到並抓住了建立大帝國的契機。這與基督教反對伊斯蘭教的聖戰並無直接聯繫，但卻無疑被視為上帝保佑和教皇認可的十字軍東徵的延伸。甚至挫折也化作吸引力，因為這意味著尚有寶藏等待挖掘。哥倫布這只糊塗蟲不過是不知道到哪裏尋寶罷了。在創業初期，行動最迅速者將得到獎賞。商業冒險家們購買、改裝舊船，或建造新船，從一百裏格之遙的地方雇傭海員。遇到了麻煩嗎？那就重新再幹，再接再厲。士兵、自由紳士、惡棍、無賴和流氓自願跨海尋找財富，重塑人生。這些人珍愛那些「騎士浪漫」的傳說和神話——那個時代的喜劇故事——亞馬孫女武士、無頭或犬首的妖怪、或者金人的傳說故事。亞馬孫女武士的傳奇尤為他們喜愛，因為這些傳奇的主題是女性和男性豪傑的結合。人們傳說那邊處處有女武士，總是說她們就在下一道山脈之外，或在相距數日航程的海島之上。有一個故事說她們上萬人到西班牙受孕，因為「我國勇士雄武的名聲已經傳遍五湖四海」。這個故事不過是安慰那些不能到新世界探險、親眼瞧瞧亞馬孫女武士的人。引自巴利亞多利德（西班牙中北部城市——譯註）官員馬丁‧德‧薩利納斯一五三三年致查理五世秘書的信箋——Gomez，L′invention，第一百二十—一百二十一頁。傳說亞馬孫女武士為生殖後代每年交媾兩三次，而後將男嬰送掉，只留下女嬰。這些傳說的誇張和許諾有助於讓人相信它們。在那些遙遠的地方，任何事情、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可能發生的。

二三十年間，西班牙人在加勒比海航行，探索南北大陸，他們總以為再一次登陸就會發現金銀珠寶，但始終為沒有得到期盼已久的東西而失望。他們臨時用奴隸、奇花異草、異國他鄉的動物、以及暗示從主礦脈而來的些許小塊黃金安慰自己。信使帶著珠寶和天然金塊返回西班牙，以誘使皇室提供援兵、馱獸和武器。同時，佔領者自己安營扎寨，樹立起旗幟和十字架，按照歐洲的法律傳統建立「城市」，並以神、聖人和各種聖物的名稱命名它們。他們用五彩玻璃珠換取金塊；參與當地土著的敵對行動，並挑動一個部落攻擊另一個部落。他們攻擊、恐嚇、刑訊和殺害土著；佔有他們的妻子、女兒和西班牙人造成的寡婦；往往在殺害許多異教徒的同時，超度他們的靈魂。而且，他們不斷地索取黃金。他們的固執充分表現出他們的貪得無厭——還有他們的愚蠢：亞當‧斯密曾將這種「神聖的渴望」稱為「也許是世界上利益最少的彩票」。

努力找尋，你就會有所發現。十六世紀第二個十年間，西班牙人沿著尤卡坦半島的海岸航行，遇到了以前從未曾見過的印第安人。他們身著棉布服裝，住在石頭砌成的小城鎮裏。他們對硬金屬一無所知，不曾見過銅和鐵，但他們有自己的武器——投石、毒標、帶有鋒利的黑曜石尖頭的棍棒——殺死他們或脅迫他們，可不如對付島民那樣容易。所以，西班牙人溫和地與他們談話，與他們進行物物交換，並加以甘言誘惑。西班牙人從他們那裏得知，越過山脈，向西有一片土地，由一個富有金銀珠寶的國王統治著。他們接觸的每一個印第安人都證實了這個傳言，因為那位對陌生人一無所知的國王命令用厚禮滿足外來人，以使他們離開。無疑，這是一個大錯誤。

此後，一隊接一隊的西班牙人沿著墨西哥海岸向北方和西方航行。恰巧，具有決定性的探險艦隊的首領名叫埃爾南多‧科爾特斯——他早年曾在薩拉曼卡上學，年紀輕輕的，就不學好，過早地成為一個浪蕩哥兒，一大弱點就是愛勾引最危險的女人——別人的老婆。所以他離開西班牙而浪跡天涯，是完全有道理的。此人儀表堂堂，挺拔剛勁，富有魅力，鬼點子多，又善辦外交。是一個甘願為手下獻身、而屬下甘願跟隨他下地獄的天生領袖。正是他招募了幾百人，並將這些人團結在一起，並率領他們（加上後續援軍）征服了北美大陸最強大的政權。

即使如此，科爾特斯的作為也不過是故事的開端。歷史不是野蠻的簡單史詩。人是重要因素，但阿茲特克帝國（阿茲特克帝國係阿茲特克人（今墨西哥境內的印第安人）約自公元一二○○年起在墨西哥中部、南部建立的帝國，一五二一年為西班牙殖民者征服。——譯註）的崩潰有著更深層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在於，由藩邦拼湊而成的帝國，不同於王國和民族國家，民族成分龐雜，缺乏舉國一心的凝聚力。人們看到的是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區分，一個群體與另一個群體的區分。而不是同胞與外人的區分。維繫上下左右聯繫的力量必然表現為赤裸裸的權勢，談不上赤膽忠心，談不上現實的合法性，誰不聽話就叫誰過不下去，靠橫徵暴斂攫取財富。因而，這種帝國表面上強大，這不過是外在表象，老百姓歡迎一群惡霸被另一群惡棍所替代，因為他們在絕望之中依然期望這種更替會減緩對他們的壓迫。事實上，這些帝國的輝煌不過是瞬間閃爍，它們表面的堅強只不過是一層易碎的外殼。

這就是阿茲特克人（又名墨西卡人）的狀況。他們原是一個小群落，是由北部的原始荒野（現為美國西南部地區）遷移到南方定居區域的粗野的遊牧民族。他們並不受歡迎，曾一度給墨西哥山谷湖畔（該湖早已枯竭，今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墨西哥城所處不穩定的陸沉地帶）較文明的民族當奴隸。奴隸制是戰爭與強權的熔爐。獲得自由的阿茲特克人逃到蘆葦密布的僻靜地帶定居，隨之人口增多，力量增強。最初他們走出來是因為需要飲用水，他們使用詭計和武力，最重要的是利用恐怖活動擾亂敵人，使敵人在被打敗以前就屈服，這樣征服了一個又一個民族。

阿茲特克人的恐怖活動的表現形式，是把殺人祭神變成了一門產業。這是一個敏感的話題，當地的人類學家和理論家如果不能為這種行為辯解的話，就寧願規避或忽略它。但是，如果不探討這些引起憎恨的昔日經歷，就無法理解阿茲特克帝國的強弱興亡。因宗教原因而導致人們死亡在該地區（包括南方瑪雅人地區）司空見慣，它反映了這樣一種信仰：太陽神需要人類血液的滋養。如果未進食，他就不能升起。其他神也需要獻祭：例如，獻祭嬰兒和孩子，以確保莊稼豐收和雨水充足；犧牲者的淚水是供水的保證。

這種象徵性姿態（可以理解為一體的滋養行動）僅需要幾個祭祀的犧牲者。成人的鮮血主要來自戰爭中的俘虜，犧牲者被告知應把自己看做是為崇高事業而獻身的：我們生來就該如此。有的學者指出，那些心與血的捐贈者本人並不這樣想。應該注意到，這些人在被說服願意爬著陡峭的臺階走上祭壇之前，需要服用一劑鎮靜劑。

阿茲特克人在殺人祭神方面的創新，則是出自一位皇室成員特拉卡萊爾之手。他心腸狠毒，廢立過幾個皇帝，權傾一時。他讓人們祭祀阿茲特克部落之神——渾身盡是翅膀和爪子的狀如南美蜂鳥的嗜血之神，想要用這個神取代別的較溫和的神，在它那些撲打的翅膀的背後，險惡用心就是把此神祭獻儀式變成威嚇旁人的武器。原先祭神只犧牲幾個人，特拉卡萊爾卻使祭祀儀式變成縱情殺人的狂歡，持續數日之久，送上祭壇的犧牲品達數百人甚至數千人之多。他們的心被剜出後依然在跳動，他們的鮮血噴濺到偶像身上，他們的屍體滾下祭壇，被烹飪製成精美的食物，供阿茲特克貴族享用。

這種極端的行動使那些力圖保持正確政治立場的人種學家顯得非常尷尬，他們認為這類食人生番行徑的描述是外國人為自己的種族歧視和壓迫所作的辯護（就西班牙征服者而言當然是那樣，當他們的墨西哥主人在他們眼前用獻祭者的鮮血來調和款待客人的食物，以表示友好時，這確實是令人厭惡的）。有人試圖爭辯說，所有吃人的故事是一種荒誕不經的說法，是西班牙人捏造出來的。另一些人準備承認食人習性的事實，但指出了西班牙人所犯的幾個錯誤——似乎絕望中的拼死鬥爭可以與制度化的行為相提並論。有的人甚至爭辯說，這是阿茲特克人（或至少那些對人肉有一定壟斷權的貴族）在他們日常飲食中獲取足夠蛋白質的唯一方法。對於這種說法，尤其是就阿茲特克社會特權階級而言，最好也只能說它表明了豐富的想像力。然而，墨西哥人的飲食好像包羅萬象、豐富至極。他們從狗、豚鼠、蟲和其他動物中獲取動物蛋白質。在哥倫布到達美洲之前，蟲子就是那些喜愛美洲烹調的人經常享用的一種食物，如果我們相信一九九○年美洲航空公司雜誌上發表的一篇相關文章的話。為表示善意，我不在此列出作者的姓名，該作者吹噓說，他曾試著吃過活蟲子，但不小心讓蟲子咬了他的舌頭。

（深具諷刺意義的是，歐洲人過後發現，他們自己被中國人指控為有食人習性，因為中國人認為外國人都是野蠻人。在中國，這些謠言的作用是阻礙當地人與外國人交往。在食人故事廣為流傳的非洲，葡萄牙人警告當地人，英國人嗜吃人肉，希望借土著人之手攆走英國幹涉者或作出對英國人更不利的事情。而自視優越於所有番邦的中國人則稱葡萄牙人亦有食人習性。野蠻人就是野蠻人。）

阿茲特克人的大規模祭祀犧牲正是收到了特拉卡萊爾那位姦相所熱望的效果：它們大幅度降低了阿茲特克的敵人進行抵抗的意願。當然，失利者會懷恨在心。阿茲特克的儀式也產生了一個供應的問題：哪裏能得到這麼多祭祀犧牲者？來自戰爭？但是那意味著戰火連綿。來自監禁和奴隸？但那意味著壓迫的加劇和潛在的動亂。在盟國或屬國的統治者的默許下掠奪它們的人？那就是精心設計的所謂的「花戰」，他國的貴族同謀者躲在用花做的屏風後面，似乎借以遮住他們的眼睛，在此情況下觀看阿茲特克人上演的模擬戰爭遊戲和比武，從而產生作為祭品的囚徒。

阿茲特克帝國表面上強盛、輝煌，實際上不過是羽毛糊起來的大廈。在西班牙人到來之前，由於人們對暴政的憎惡和紛爭導致的分裂，帝國已經處於分崩離析的狀態。正是人們的這種仇恨使得科爾特斯在找尋同盟者方面毫不困難，他們向科爾特斯提供了價值不菲的信息而且在運輸方面給了他珍貴的幫助。沒有這些幫助，他也許永遠不能將他的小分隊帶上海岸，帶著武器輜重翻越崇山峻嶺，進入墨西哥谷地。

一旦到達那裏，這些入侵者就享有了巨大的優勢。他們有非常先進的武器裝備——最重要的還不是槍炮，儘管槍炮最初很嚇人，科爾特斯不失時機地用槍炮齊射令阿茲特克人膽寒——更有用的武器是鋼刀鋼劍。阿茲特克人的武器是棍棒、投石器和裝有黑曜石尖頭的木棒，傷害作用大於殺戮，而這也是他們被期望的。戰爭的目的是為了傷殘和逮捕，最好能獲得獻祭品。按照阿茲特克人的評判標準，西班牙人的作戰方式是不公平的：他們刺戮軀體而不是四肢，因為對手腹部受傷即使不是立即死去，也會停止戰鬥。頗具諷刺意義的是，阿茲特克聚集眾人、利用人多勢眾來遏止敵人的作戰方法卻使他們自己損失慘重：西班牙人每一揮劍都有所斬獲。在衝殺之際，西班牙的長矛輕騎兵和騎馬的劍士行動迅捷、殺戮兇狠，對阿茲特克人而言，簡直是噩夢降臨。開始，阿茲特克人認為他們是長著一個身子、兩個腦袋的怪物。戰犬同樣是駭人的，它們撕裂和咬死敵人，令阿茲特克人的武器無用武之地——但是它們的頑強限定了損失。西班牙人主要用它們來進行偵察，對付俘虜和路人，作為恐嚇和娛樂的工具。參見Todorov，La conquete de l′Amerique，第一百四十六頁。

這些有效地證明了冶鐵技術的根本性優勢。武器也不過是整個故事的一部分。西班牙人完全依賴鏟、鑿、斧、錘、砧等諸如此類的鐵器。他們要做馬掌並給馬釘掌，修理武器，更換已破壞的裝備。每一隻鐵釘、每一塊鐵片都珍貴無比，因為它只能從西班牙運來。馬掌價值三十比索，而一百只鐵釘價值八十比索。許多騎馬的人發現，給馬裝上黃金馬掌也許更便宜些。

阿茲特克的領導人對西班牙人心裏沒底，決策猶豫不定，加劇了自己的舉措失誤。皇帝蒙提祖馬二世聽說，這些陌生人乘大船而來，他們有的頭發金黃、白皮膚、臉留鬍鬚，身穿閃閃發光的服裝，不知道他們是人還是神。墨西哥傳說中，羽蛇神是眾神之首，但是因為長期沉溺於飲酒而被造反的神靈放逐，他將在某一天從東方的海上歸來：難道這就是所說的回歸嗎？

蒙提祖馬二世的密探報告說，這些陌生人的舉止更像人，而非神。其中之一是，他們嗜吃。這可做兩種解釋：其一，由於他們並不分享鮮血和人肉，這與羽蛇神的人性特徵和反對活人祭祀的傳說相吻合；其二，他們對女人，尤其是漂亮女人非常喜愛。神喜歡或需要肉欲嗎？難說。當然，該問題對歐洲人而言卻不難解釋。如果阿茲特克人知道希臘神話，他們就會承認性欲是神的標示之一。蒙提祖馬二世既想迎戰，又想送客，在這二者之間搖擺不定，最後試圖邀請科爾特斯進入他的王國首都，借此賄賂他離開。

此時，西班牙人發現自己處境危急。他們要呆在那裏：科爾特斯燒毀了自己的船只，告訴手下人他們已經無路可退。或戰或死，他們別無選擇。或者比死亡更悲慘：阿茲特克人已經使西班牙人知道墨西哥囚徒的命運，剝了皮的血淋淋的屍體被懸挂在城墻之上。這是阿茲特克戰術的另一個失誤，它使西班牙人看到唯有決然勇敢前進。

儘管如此，西班牙人雖然有援兵（起初是來逮捕科爾特斯的）和肉搏戰的一些勝利，但由於人數相對太少，他們仍然損失慘重。蒙提祖馬二世也許猶豫不決，但其他阿茲特克人卻是天生或曾經訓練過的武士，當看到一小撮傲慢的入侵者，他們無意向敵人低頭屈服。西班牙人進入阿茲特克的首都以後又被趕走，他們狼狽不堪地從堤道的水中逃遁（阿茲特克人早已將橋砍斷），四面都是敵人。許多西班牙人身上帶的黃金太多，又不捨得丟棄，自己因而沉入水底。西班牙入侵者的死亡人數達一半到三/四。

西班牙人稱之為「悲慘的夜晚」，但他們的逃逸仍可稱為奇蹟。墨西哥人沒能乘勝追擊，一舉消滅他們，主要是因為西班牙人還有一個最微妙和秘密的武器使得墨西哥人損傷慘重，這是入侵者自己所未曾意識到的。這就是他們從歐洲帶來的病原體，不知不覺將死亡帶給那些對這些疾病一無所知的人們。它們已經肆虐過加勒比海岸，給那裏帶去慘重的損失。現在，它們又使數以百計的阿茲特克武士在勝利到來之際慘然倒下。

科爾特斯得到了喘息的機會。幾個月過去，新艦隊到來，帶來了新力量。他的印第安盟友幫助修建船只，帶領他們穿過群山進入墨西哥谷地，他們就在那裏聚結，對阿茲特克首都這座湖中島城發動攻擊。這一次，戰爭局勢完全扭轉了：阿茲特克帝國被打敗，他們的廟宇被摧毀，偶像被推翻在地。這並不令人驚奇：阿茲特克人對被征服城市的標誌就是一座燃燒著的廟宇。勝利者的神主宰了一切。

征服印加帝國的過程與這極其相似：它同樣是一個龐大的多部落帝國，實行中央集權制，依靠才智管理國家：帝國內部同樣存在著紛爭與宿怨，印加人不僅與附屬部落相敵對，而且相互之間也有衝突；況且，歐洲的疾病再一次成為歐洲征服者無聲的幫手。當弗朗西斯科‧皮薩羅帶領戰鬥小分隊抵達時，印加內戰已經進行了七年（印加人顯然死於天花），因而元氣大傷。

在這裏，最初的接觸同樣是誘人的：海邊的小小村落似乎滿地黃金。同樣，印加人的錯誤的意嚮導致西班牙人的冒險。印加人並沒有把西班牙人錯認為神靈，但完全低估了這只小分隊的能量，他們對海岸邊生活的人們的蔑視，自古有之。這些人如何能戰勝來自高原的更勇敢的武士呢？西班牙人得知他們的內部紛爭，再一次得到當地人的幫助。他們到達高原城鎮卡哈馬卡，與印加皇帝相會，皮薩羅極力向他鄭重地保證，將像朋友和兄弟那樣對待他。然後，他們大多躲藏起來，等待時機。印加人把這些當做他們害怕的表示。確實，不誇張地說，許多西班牙人尿濕了褲子。

成千上萬的印加士兵到達這裏，站滿了廣場。他們衣著華麗，但並無武器在手。印加皇帝阿塔瓦爾帕乘著轎到來，帝國最顯赫的貴族充當著轎夫。一位西班牙神父走向前，將聖經獻給印加皇帝。阿塔瓦爾帕打開聖經，看了看，將它扔在地上。這就足夠了。神父往回跑向皮薩羅，喊到：「出來吧！出來吧，基督徒！出來懲治這些拒絕上帝聖物的懷有敵意的狗！」殺戮使約七千印加人當場倒在血泊中，傷者無以數計。西班牙騎士乘勝追擊，隨意斬殺，那些衣著顯赫的人或許是領導者，更成為追殺對象。「如果不是黑夜降臨，四萬名印第安軍人將不會有幾個可以活著。」

阿塔瓦爾帕淪為階下囚，全身裸露但未受到傷害。西班牙人要求並且得到的贖金是任何歐洲君主所承擔不起的——黃金足可以裝滿一間大房子，從地面到屋頂無一空隙。印第安人付足了贖金，西班牙人不得不釋放人質，交易就是交易，不能喪失信譽。但他們很快以背叛西班牙王室的名義又逮捕了他（竟然如此！）；作了最後的儀式（首先超度），然後形象生動、名副其實地將印加帝國皇帝斬首。他們說服阿塔瓦爾帕皈依基督教。他們告訴阿塔瓦爾帕，如果死時是一個基督徒，他的屍體不會被燒化，那麼按照印加人的信仰，他還能回來領導他的臣民。

這是一個血腥的故事，充滿了殘忍與欺詐、屈尊與偽善；但是人們不能用善、惡、醜的標準評判這些事件，他們雙方是彼此彼此。皮薩羅到來之前，印加皇帝——阿塔瓦爾帕的父親瓦伊納‧卡帕克已經確立了對待戰敗者的懲罰標準：他將造反部落的人斬首，並將他們的屍體扔到湖裏，「現在，你們不過是一群小孩兒！」據記載，犧牲者有二千多，「這也許是西班牙征服新大陸之前歷史上最血腥的屠殺」。該地今天被稱為「血湖」。

生物學家兼歷史學家賈裏德‧戴蒙德曾作過透徹的分析，他問道，為什麼印加人表現得如此天真——按照我們的標準，如此愚蠢。他的解釋是：開化民族與未開化民族之間在姦詐與經驗方面存在著區別。西班牙人是「人類行為和歷史的豐富知識的繼承者」；而印加人則「沒有對付海外入侵者的實際經驗——以前從未聽說（或閱讀）過其他人、其他地方、任何時候遭受的類似的威脅。」

但是，印加人本來應當有自知之明。

秘魯印第安人的抵抗與墨西哥印第安人相比更為頑強，持續時間也長得多；實際上，有人認為他們的叛亂迄今從未停止過。一五三二年，皮薩羅活捉了阿塔瓦爾帕，但是直到一五三九年恰爾卡斯率領的印加軍隊才投降，曼科‧印加到比爾卡班巴山避難，西班牙的控制才算穩固。即使那時，印加的流亡政府也曾在山區掀起起義的浪潮，直到一五七二年，弗蘭朗斯科‧德‧托萊多總督才將起義鎮壓下去。印加的頑強不屈部分反映了歐洲人的疾病對秘魯人沒有太大的影響。原因尚不清楚，但墨西哥人口在西班牙人來到之後的一個世紀裏銳減九十％，從大約二五○○萬人降到一百至二百萬人；而秘魯的人口只減少了一/五。

印加人儘管有暫時的成功，但他們企圖將侵略者趕出國門的努力終歸於失敗。西班牙人有技術，受過訓練，有組織，作戰經驗豐富，使得當地土著看起來就像業餘軍人。他們有當地同謀的幫助，其中有相當多的人皈依基督教，教會可以容忍這些人非嗜血性的異教徒習慣，但在忠於西班牙統治這一點上卻毫無妥協的餘地。西班牙人有自己遠方強大帝國人力物力的支持，還有似乎源源不斷來尋求財富的軍人加入他們的隊伍。他們明智地利用原有的印加帝國權力機構來為他們服務。印加統治者的繼承者們成為世襲的、無所事事的貴族階層，與西班牙要人通婚者逐漸增多，他們的後人構成現今秘魯首都利馬和厄瓜多爾首都基多的上流社會，其中有些人活躍於商界和政界。原先的部落頭人（酋長）繼續管理著地方事務。他們被賦予特殊的社會地位，免除了勞役和賦稅；自一六一九年始，他們的子女在特設的耶穌會學校接受教育。有的孩子成為懷舊的編年史作者，通過悔恨和同情的淚水透視舊制度；有的孩子成為替被剝削大眾說話的雄辯的代言人（關於已消失世界的回憶錄，在歐洲人中引起的共鳴多於大部分不識字的土著人民）。殘存的抗議往往採取請願的形式，適時地屈服於西班牙權勢的統治和等級結構。印加帝國已成為歷史。

「他一覽無余」：皮薩羅之前的印加人

印加人未留下任何文字記錄——他們不知道書寫。我們只得依靠考古的遺跡（由於西班牙人瘋狂挖掘金銀，沒有多少歷史遺跡倖免）、筆錄被征服者口述的或其後代撰寫的傳奇故事、或早年西班牙遊客撰寫的某些文字材料。總的來說，這些資料實質上是相吻合的。

印加是新大陸歷史上最大的帝國。它北起現在的哥倫比亞（北緯二度），南至今天的智利聖地亞哥附近（南緯三十五度），綿延四千多公裏；西起大西洋海岸，東到安第斯山脈分水嶺東側和現在的玻利維亞高原。如同墨西哥的阿茲特克帝國一樣，印加帝國所受到的限制，一部分來自大自然——印加人從來不適應茂密森林中的生活——一部分來自阿勞幹人等倔強部落的頑抗。阿勞幹人也曾長期抵抗西班牙人，令西班牙人丟臉，直到十九世紀才屈服於連發武器之下。

從陸路旅行和交通的障礙來看，印加帝國規模愈發驚人。南美洲的一道道峽谷和丘陵從山脈一直延伸到海洋，截斷了南北通道。由於缺少輪車（靠馬和人力進行搬運）和發展沿海船運的失敗印加帝國的人民知道如何用輕木造船和木筏，以及靠充氣的皮囊等物漂浮並由游泳的人推進的輕舟和木排。但是，不管這些大木筏如何不沉於水，它們還是很小、不穩定、容易漏水，故而不適合公海運輸。「對秘魯水運來說，真正的限制不是缺乏智慧和技巧，而是缺乏適用的木材」，引自Rowe，「Inca Culture」，第二百四十頁。這引起了另一個問題：為什麼不從山上砍伐木材？答案也許是，缺乏鐵制或鋼制的伐木工具，而且交通不便。，這些自然阻礙變得更難逾越。印加帝國的訣竅在於用長跑信差和役夫維持通信聯絡。在印加帝國的所有道路上，每隔一‧五西班牙裏格（約為四‧五英裏），在道路兩旁各有一座為信差搭起的臨時營房。每一個信差只關注一個方向，將任何時間接到的信息和包裹傳遞到下一站營房。信差從小就訓練做這種工作，可以晝夜跑步前進，平均每天跑五十裏格（大約一百五十英裏）。編年史作者貝納伯‧科沃告訴我們，從利馬到庫斯科（秘魯一城市名）約一百四十裏格，路況不佳，而信差們約用三天的時間。一個世紀之後，西班牙騎馬的郵差要用十二到十三天。的確，這些信差不會僅依靠他們自己的體液，還有古柯葉刺激和吸引著他們。實際上，他們常用需要多少古柯葉來衡量任務的輕重，就像中國人慣用需要吃幾碗飯來衡量任務的輕重一樣。十八世紀時，從紐約到波士頓約二百英裏的平地，乘馬車需要一周的時間（當然，馬車比馱獸和搬運工運載的東西要多得多）。

這樣，印加皇帝可以與帝國最遙遠的地方保持緊密而迅捷的聯繫，對高度多樣化的社會實施獨裁統治。他被視為神。原則上講，所有的土地都屬於他，他慷慨地把土地租借給社區民眾，這些民眾以實物和勞務，也即「賦稅和勞役」向皇帝納貢。這些強制性的勞役有修路和修水利，在軍隊和信差隊服役，搬運貨物，修建官方建築（從皇宮到倉庫），收租和分發恩賜物。所有的服裝都是印加當局發放的。普通百姓在結婚時，可獲得一套日常穿的衣服、一套節日穿的衣服和嚴冬天氣工作時用的披肩一條。當衣服穿破之後，他可以去更換。除去服勞役外，人們還有自己的工作要做。印加社會像一座蟻冢：每個人都要工作，孩子從五歲開始就要幹活。婦女在走路的時候還要捻線，傳說印加道路修建得這樣平整是為了防止她們跌倒；她們太忙了，根本無暇顧及腳下。除當地易貨交易之外，貿易為官府所控制。

有的學者稱這種制度為「社會主義」，因為這麼多社會產品呈交中央政府進行最後的重新分配，這也許是一個恰當的稱呼；但是該制度在形式和實質上與那些流行的貴族專制並無區別，貴族專制的「主要的劃分」在於將小範圍的精英階層與龐大的、相對無甚差別的普通大眾區別開來。印加社會也有與此性質相同的方面：民眾生活都艱苦而卑微，每個人在吃飯和等待時都彎腰哈背。統治者在衣著、起居和飲食上均與眾不同，此外還有「享受」咀嚼古柯葉的權利。顯然，普通百姓也能夠得到這種作物，因為沒有古柯，他們就無法完成辛勞的工作。然而，單純的享受是不存在的。告密者和偵探密布全國，無論白天黑夜，隨時探測各家各戶、甚至人家的瓶瓶罐罐，強行維護那種特權的排他性。如果每個人都能享受，那還叫什麼特權呢？

印加帝王的眼線無處不在。總督一詞被稱為圖克裏庫克（Tukrikuk），意為「他一覽無余」。

印加帝國在它存在的短短世紀裏將各民族統一在它的領導之下，並創立了一種通用語言，即蓋丘亞語（Guechua），現仍為安第斯山脈的居民使用著——格瓦拉在用西班牙語動員他們從事革命事業時，曾學過這種語言。然而，在這種印加「和平」的幌子之下，並不存在秩序與和諧。印第安人似乎容忍和順從，但求助於酒和毒品的現象是一種不好的徵兆。有人甚至斥責他們在哺育兒童方面毫無愛心：孩子從未被抱過，更不用說養育了。不論怎樣，這種文化都剝奪了普通民眾的創造性、自治和個性。

第八章 又苦又甜的島嶼

當西班牙征服者發現擁有珠寶和人民的大陸帝國之後，他們對加勒比海諸島就失去了興趣。他們在這些島嶼上停留的時間夠長了，已經掠奪走了裝飾物或砂礦碎石中的所有黃金，同時也殺掉了大多數土著居民。他們需要食物，但發現當地的淀粉食品木薯粉有毒，不可食用。肖尼提到，「木薯粉是一種平凡而危險的淀粉，從傳統的面包轉到以木薯粉為食是一種災難」。引自Chaunu，L′Amerique，第八十六頁。木薯粉含有一種能形成氰化物的糖粉，當地人用磨碎、壓揉和加溫等複雜的程序祛除這種雜質。也許加勒比的印第安人沒有告訴西班牙人該怎樣處理它。他們從未想過種植農作物：印第安人需要用來開礦，而西班牙人來到這裏不是做農民的。所以，他們從歐洲進口糧食——其價格非常昂貴——並將牛群帶到這個曾是漁獵的地方飼養。早期，這些征服者經常饑腸轆轆，「在饑荒的邊緣」，皮埃爾‧肖尼這樣說。其後，他們成為歷史上吃肉最多的人。Pierre Chaunu，L′Amerique，第八十六頁，許多牛在這裏亂跑，成為私商和海盜輕易捕獲的獵物。海盜buccaneer一詞就是從烤架bocan一詞演化而來，因為他們慣常用烤架熏烤牛肉，自己吃或賣給過路的船隊（法語字典Le Robert上說，該詞意思是「烤肉」，由烤架一詞引申而來）。但是，獸皮逐漸成為主要商品，一旦海盜開始提供獸皮，這些獸群就從世界上消失了。

西班牙人在一些小的要塞安營扎寨，並且維持著保證將珠寶從大陸經由諸島運向歐洲的海軍兵站。但除在古巴、聖多明各、牙買加和波多黎各（大安的列斯群島）留有一些行政官員外，他們多在大陸定居，像卡斯蒂利亞的貴族一樣生活。此後，他們並未對這塊陽光普照的樂園的經濟可能性有所思考。引用肖尼的話說，「西班牙人的殖民開拓在印第安人的土地上預先確立了。」阿拉瓦克人（南美印第安人，主要分布在加勒比海各島和巴西。——譯註）被殺戮殆盡，加勒比人不願意屈服，多麼無用的島嶼！？

回顧來看，西班牙人對黃金的追求是一個大錯誤。那些島嶼等待使用，而西班牙的失誤是歐洲的機會。哥倫布早就明白這一點。當他沒有發現自己渴望的黃金時，他寫信告訴他的君主，這些島嶼可以用來種植甘蔗。當時，他試圖讓君主繼續對新大陸保持興趣，為自己的航行辯護。無疑，他是正確的。哥倫布從馬德拉群島和加那利群島那裏學會了種植甘蔗。實際上他是建議繼續推行種植移民，農業隨之遷移。這種情形早在幾世紀前曾出現於南亞，既是受消費需求驅動，也是受到土地耗盡這種壓力的推動。

甘蔗從非洲—大西洋群島大量移植到新大陸，並非隨西班牙人而來，而與葡萄牙人密切相關。葡萄牙人早在巴西種植甘蔗，而荷蘭人則成為經營巴西這種農作物的商人、煉糖者和資本家。荷蘭人在葡萄牙—西班牙聯盟期間的某些年代（一六三○—一六四三年）曾佔據過巴西東北海岸（伯爾南布哥），了解了土質和甘蔗種植；他們在被驅逐之前，就開始尋找新的甘蔗地。尋找甘蔗地將他們引向北方靠近敵人防守最空虛的地方：小安的列斯群島。在那裏他們佔領了幾個島嶼（阿魯巴、聖馬丁、庫拉索、聖盧西亞島），「不過是幾個小島而已」。荷蘭人也在南美洲大陸上（蘇裏南）自己種植甘蔗，並在這塊處女地上建立了幾個種植園。但是，他們耕作得不好。與自己種植甘蔗或使用奴隸相比，荷蘭人在運送甘蔗和奴隸方面作得更好。

同時，英國人也參與競爭，一六二四年佔領了聖克裏斯托弗島（聖基茨島）；一六二八年佔領了尼維斯島和其他小島。早期最重要的成就是一六二七年佔領巴巴多斯，因為該島以前基本上未曾有人居住——他們可以取為己用，自行安排。英國人乘船逆風而行，直抵安的列斯群島的東部，這裏極少為加勒比人或西班牙人光顧。一六五五年，英國人佔領了比其他島嶼大得多的牙買加島，它曾由西班牙王室移交給八家貴族家庭管理，他們既不願意分割，也無力開發該島；當英國人佔領該島時，島上黑人、白人一共不過三千人。實際上，牙買加是沙蠅、蚋、蟑螂和傳播瘧疾的蚊子橫行的混亂之地；但是，那時的加勒比諸島到處都是蟲子，它們有的大得令人難以置信，有的小得人都看不見。即使最小的蟲子的叫聲也令人發狂，毒性大，人被咬後痛苦不堪。上流人士將桌子腿和床腿放在水盆裏，以免爬蟲爬上去。

起初，英國人將加勒比諸島視為能夠定居的殖民地，如同北美洲的東海岸一樣。擁有農莊的那些人為這裏便宜而豐饒的土地所吸引，蜂擁而至。他們到這裏來種植煙草、靛藍植物和棉花（這裏生產的煙草質量極差，在倫敦市場上價格最低）。他們還帶來了一些契約僕役，這些人準備為其他人勞作幾年，然後逐步獲得自己的土地耕種。到一六四○年，英國人到達這裏十年多一點，據說巴巴多斯的人口已經超過三萬人，相當於馬薩諸塞和弗吉尼亞人口之和；人口密度為每平方英裏二百人。

繼他們而來的是甘蔗種植者，他們受到荷蘭人種植方式的鼓舞甚或部分有荷蘭人的財政支持；甘蔗成為最重要的農作物。沒有其他經濟作物收入更高，也沒有其他經濟作物花費財力更多：購買擠榨機、煉爐、槽和蒸餾器（製造甜酒之用）要花費巨額資金，並需要擁有大的種植園。花費最大的項目是牲畜（也許可以自行繁衍）和奴隸（顯然不能繁衍）。只有持續的進口才能保證加勒比地區奴隸的人口數量。

甘蔗種植的成功導致小型和中等煙草和棉花農場的毀壞。因此，土地集中佔有，使得僕役契約不再那麼吸引人了：如果人們不能在契約到期後擁有家園，那麼多年的勞動還有何用？況且，種植甘蔗和制糖要求很高，人們也不願接受；種植園主又往往把奴僕當做下流雜種看待，常常把他們打得遍體鱗傷。許多僕役拒絕履行契約並逃離該島，到別的島嶼上試試運氣或淪落為海盜。許多人「因饑餓和苦難而死」。

法國人緊隨英國人而來。他們首先集中在瓜德羅普島和馬提尼克島（一六三五年）。這兩個島嶼對英國人沒有吸引力，因為那裏住著骯髒的加勒比人，他們設置埋伏和使用有毒的箭。與阿茲特克人不同，加勒比人試圖殺死他們的敵人。法國人為他們的冒失行動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但最終得到了小安的列斯群島中最大的兩個島嶼，島上有肥沃的土地和良好的港口，它們至今仍為法國所有，屬海外部管轄（有時，有的小島嶼被幾國分享，如聖馬丁島。也要給我生存的空間吧。即使互為夙敵的英法兩國有時也共處一島，聯合起來對付共同的敵人——西班牙人的進攻）。

像英國得到牙買加一樣，法國最大的收獲是得到伊斯帕尼奧拉島的西端（法國人稱之為聖多明各，現為海地）。伊斯帕尼奧拉島的東半部仍為西班牙所有。該島嶼自己的地形特徵導致了這種劃分：該島兩端由高山屏障隔開。多年來聖多明各是海盜和逃跑的奴隸所鍾愛的藏身之所。他們的出現是一個可惡的先例，他們掠奪成性——肖尼稱他們為「源於法國的國際犯罪聯盟」——西班牙人多次進行懲罰性徵剿，卻徒勞無功（他們可以捲土重來）。法國人與這些麻煩製造者結盟，在他們的幫助下輕而易舉地佔領了該島的西半部分，西班牙人離得遠遠的。

聖多明各是最後一個大規模種植甘蔗的島嶼，也是土地最肥沃、獲利最優厚的地方。甘蔗種植給法國本土和該島嶼帶來了巨額利潤，帶來了高水平生活，美麗的莊園和馬車，衣著華麗的黑人奴僕（儘管往往赤著腳，法國的農民也往往赤腳）。這裏的種植業獲利頗豐，對英屬西印度群島所知更多的亞當‧斯密曾把它作為法國優勢的一個例證：「——他們政府的特質，」他寫道，「使他們對於黑人奴隸，能有更好的管理方法。」他大錯特錯了。一七九○年，聖多明各的黑人奴隸為法國的革命宣言所鼓舞，發動起義並建立了新大陸上第二個新國家。法國人重新佔領該地的企圖失敗了，他們更多的是被疾病而不是子彈擊敗的。等到戰事平息時，從臥病在床的老人到嗷嗷待哺的嬰兒，海地的白人都死了。只有為數不多的醫生除外。

種植甘蔗需要大量的勞動，砍倒、壓榨，而後煉製糖汁：一群勞動者在酷熱的太陽下勞動，危險，匆忙而整天勞作，燒煮，但必須在甘蔗腐爛以前完成。在田地裏，男男女女像牲畜般地勞動。沒有犁耙，工具很少，大多是手工勞動。其理念是讓這些人幹活、讓手不閒著，因為安逸將引來麻煩。在糖廠，工人們將甘蔗稈送進滾軸粉碎機裏，稍有不慎，軋著手或手指頭，整個人就會跟進去，軋成肉醬。煮鍋同樣是一個小地獄，必須小心攪動：一點糖漿濺到身上，就會痛苦萬分。「如果攪動的人沾上一點滾燙的糖漿，它就像膠水或沾鳥劑一樣，四肢或性命就難保了。」

甘蔗種植園主想雇傭白人，但白人是自由的，他們不願意從事這種工作——至少他們要求的工資是種植園主所負擔不起的。西班牙人強迫印第安人從事這種勞動，但加勒比地區的印第安人都跑光了。秘魯和墨西哥的印第安土著受到監護者（專指西班牙統治拉美時期印第安人的監護者。——譯註）的約束，無法到公開市場上雇傭。他們被強迫勞動時，殖民者首先希望他們去開礦。即使如此，有些印第安人還是被迫到維拉克魯斯（墨西哥一州名。——譯註）的種植園中勞動。他們做得並不好。印第安人即使不是因病而死，也會被主人壓榨至死。

解決諸島和新大陸對勞動力需求的辦法是，引進數以萬計的非洲奴隸。對此，即使人道主義教士的典範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薩斯也將印第安人和非洲人區別開來。他在鼓勵白人移民的同時還要求保護土著的利益。印第安人已經大批死亡，他認為自己對他們有特殊的責任：他要拯救印第安人的靈魂，因為他們有靈魂。他顯然並不肯定黑人有靈魂。他建議應允許每一個殖民者帶來一打黑人奴隸，這樣印第安人就可以免受苦難了。不消說，這個「溫和」的建議不久就證明是不對的。其原因在於，非洲人也同樣死於疾病和非人待遇。

有多少非洲人運送到新大陸？為加重殖民者的罪惡感，估計數字多年來一直在增多。但是，三百年間共有一○○○萬左右的非洲人被迫作為奴隸的估計，應該不是沒有根據的。而且，這些人是經過悲慘的運輸而幸存下來的。一位這方面的權威人士猜測從黑奴在非洲內地被抓捕或販賣，到他們被押送到登船的港口，這一路上盡是死者留下的屍骨和鐐銬，估計死亡的人約達半數。這還只是一個開頭。在海岸上，他們被關押在惡劣的環境中，即使最強壯的體格也經受不住它的損害。因為奴隸販子需要時間來選擇足夠的大批健壯的奴隸，許多奴隸被關在船艙裏，未等開航就死去了。這所謂的「中途航線」（專指非洲與西印度群島和美洲大陸之間的跨大西洋販運黑奴的航線。——譯註），充滿了不透氣的污物、黏液、嘔吐物和人類糞便，它無疑是跨洋者的「殺手」。然而，奴隸販子不敢讓他的貨物離開惡臭的船艙到甲板上透氣，害怕他們跳海逃走。損失一/七被認為是正常的；損失一/三或一/四就太高了，但還是可以諒解的。

每天的航行都會付出生命的代價——所有的奴隸運輸船只都有鯊魚尾隨。所以，奴隸販子喜歡在東部諸島登陸和出售他們的貨物——越快越好，在大安的列斯群島實行優惠價。運奴船一來，在順風方向上幾英裏外的地方都能聞到它們的惡臭，即使奴隸們下了船，即使船只從貿易市場離開，船上的這種惡息也不會消除。幸存的奴隸抵達時，生病、羸弱、受驚和沮喪（「綜合憂鬱症」）——黑人們確信白人要吃掉他們——許多人在「適應」過程開始不久之後就死去了。

只有商業利益才能保護奴隸：奴隸販子不想失去其有價值的資本。船員與奴隸的死亡率幾乎一樣高，他們有許多理由（首先是為了嗅覺）保持船艙的井井有條和整潔。我們曾聽說有的船只航行期間無任何人失去生命，看來要做到這一點是可能的。我們還聽說有的國家船運好於他國。據說荷蘭的船只最好：特製的船只，甲板下的空間大，甚至還裝有流通新鮮空氣的通風設備。有的奴隸販子帶的奴隸擠滿船艙，儘管他們知道許多會死去，但是依然盡量多裝；有的奴隸販子的運奴船船艙較為松快，他們打的算盤是：販運的奴隸雖然少一些，但到港後能交貨的會多一些，還是劃算的。不過很難和氣對待這些奴隸，因為奴隸船上彌漫著恐懼和仇恨的氣氛，這一點就足以說明問題。

一旦到達，奴隸們就會被賣掉並經過一段時間的「適應」後開始勞動。「適應」是一個選擇的過程，身體羸弱的奴隸將被淘汰，桀驁不馴的奴隸將被馴服。固執的造反者將會被鞭打、強迫勞動並充當反面教材。逃亡者常常被自己的同夥追捕和扭送回來，否則，他們就必須補償逃亡者造成的勞動損失，而與奴隸主合作會得到好處。像其他壓迫制度一樣，奴隸制在某些方面依賴受害者的合作。

奴隸勞動本身是辛苦而乏味的，是為追求效率（群組勞力之間的協調），也是為單調和愚笨而設計。其目標不是使得他們的頭腦和四肢更靈活，而是要保持這些「動物」的遲鈍和順從。當需要加快勞動的時候，比如收獲季節，這些奴隸被鞭打著工作。主人和監工認為黑人並不比牲口好多少，對他們隨心所欲地鞭打棒喝，有時甚至任意使他們致殘或致死。十足為了經濟的原因，懷孕的女人直到生孩子為止被免除棒打；生了孩子以後，婦女就得背著嬰兒在田地裏勞動。法律規定，打死奴隸要處以罰金；當然，打死別人的奴隸交納的罰金要比打死自己奴隸更高。但是，由於懲戒奴隸是合法的，兇殘的主人逃脫懲罰是不難的。

因而，奴隸們不斷地遭受著折磨與羞辱。偶爾也有仁慈的主人，但他們數量極少，而且被他人視為社會和財富的威脅。而且，好主人也無法持續當下去：他們會死，會搬走，主人一變換，可忍受的環境就會變得無法忍受。奴隸社會不可能鼓勵寬厚和仁慈。在巴巴多斯，一些白人公誼會教徒由於把黑人帶進自己的教堂而被處以重金罰款，據說是因為他們那樣做會讓黑人萌發一定程度的人性感覺和不該有的過禮拜天的觀念。休息？只有不需要幹活的人才配享受休息。

人口統計很說明問題。加勒比奴隸的死亡率大於出生率。

甘蔗種植對大西洋（洲際）經濟和歐洲工業化發展的意義如何，是一個長期爭論的問題。從最簡單的層面講，有的人——主要以埃裏克‧威廉斯（埃裏克‧威廉斯（一九一一—一九八一）——特立尼達和多巴哥歷史學家，首任總理（一九六十二—一九八一）。——譯註）為代表——爭辯說奴隸貿易的利潤和對奴隸勞動的剝削澆灌了早期資本主義的花園，或用另一個比喻，「使國家的整個生產體系肥沃多產」。從比較複雜的層面上講，則是亞當‧斯密式的推論：「以奴隸制為基石的大西洋體系為英國提供了勞動分工和經濟、社會結構轉型——的機會。」

威廉斯的論點既受到抨擊，也受到讚賞，理由好壞都有。起初的反應大都是負面的，這是意料之中的；但是，「近年來，這種幾乎一致的反對意見因新的研究、分析和闡釋而遭到挑戰」。有的反響體現了「由反殖民主義的高漲、新國家和公民權利運動的興起、以及奴隸貿易和奴隸制度的辛酸回憶所引發的理智和道德觀念的演變」。其目的則如同威廉斯本人的想法一樣，是要提醒那些洋洋自得、為大英帝國自豪的英國佬，叫他們別忘了自己對非洲欠下的債。如果說英國得以成為「第一個工業國」，那也是建立在挨鞭打的黑奴脊背之上的。

對埃裏克‧威廉斯持批評態度的人，對他的唯物主義（馬克思主義）信念表示反感：他們說，威廉斯將一切都歸結到經濟動機和經濟利益。說得不錯；可是說到底，種植園主所要的東西本來就是錢。比較中肯的，倒是對威廉斯的經驗主義批評：有的歷史學家試圖計算奴隸貿易的收益，發現它遠非財源茂盛。有的人販運一趟的確賺了大錢，另一些人卻賠了老本，連船都賠進去了。有一個估算數字是奴隸買賣的贏利率跟別的買賣差不多，平均不到十％，而變異（風險）卻更大，這大概既令人受鼓勵，也令人氣餒。並非所有的人都同意這種說法。一位批評者認為，十％這一數字估低了，因為它所統計的被運送奴隸太少，而且其價格低估了一/四。儘管如此，這些利潤在總數上就不大，更不用說其中只會有一部分通過貿易和工業去影響英國發展的道路。同一位批評者也認可這一點。

然而，奴隸貿易不過是一個大綜合體（人所共知的三角貿易，現被稱為大西洋體系）的一部分。奴隸勞動使得高強度的甘蔗種植和提煉成為可能。蔗糖（還有甜酒和糖蜜等副產品）產生利潤，滋養著種植園主和商人，商人們出售蔗糖，付款給種植園主，並向他們提供茶葉、咖啡以及其他可叫人上癮的含有咖啡因的物品。種植園主則買食品供自己及其奴隸食用（因為他們不願意犧牲甘蔗田種植糧食作物）。有的食品來自歐洲；但越來越多來自於北美洲的殖民地。他們還購買工業製成品：廉價的棉紡織品和最新樣式的絲織品；銅制的煮鍋和蒸餾器；鐵器、鐵釘和槍炮；工廠的機械及其零部件。同時，英國的生產者還製造商品，用來交換非洲的奴隸。這是一個整體，而奴隸制是其中的關鍵部分。它刺激了農業和工業的發展，增加了英國人的工資和收入，提高了勞動分工，並促進省力設備的發明。

從這種全面的觀點來看，沒必要將爭論（奴隸制對工業化的重要性）依據於利潤（不像人們普遍相信的那樣大）和那些買賣和使用奴隸的人的開支。確實，大筆資金流到英國，有一些資金間接轉移到製造業。但是，它確實只是工業資本的一項小的補充。在外地的種植園主往往把他們的資金注入土地、社會地位和鄉村生活中（由於他們遠離生產和管理，因而收入也大受損失）。商人是另一回事，他們有的確實投資於工業；但他們在商人中屬於例外，在工業資本家中更是如此。

另一方面，市場範圍的增大起了一定的作用（我們在這裏只談規模，不談利潤）。非洲人和美洲人需要歐洲供應以重複性技術製造的產品，這種需求促進了歐洲一些工業部門的機械化。以棉紡織業為例。在十八世紀初，英國棉紡織業還是新生的產業，為了與印度棉布競爭而採用了平紋布印花術，從而在無意之中使自己受到了保護。到十八世紀中葉，它雖然仍然遠遠落後於毛紡織業，但發明家們開始致力於紡棉工藝的機械化，因而規模比原先大得多，發展迅速，其中一部分推動力就來自棉布向美洲種植園的銷售。所以，當毛紡織業機械化遇到困難時，發明家們就轉向棉紡織業，他們成功了。

問題依然是：在促進工業革命方面，大西洋體系是否起了決定性作用？或者用現今經濟史學界流行的反問方式來說，倘若沒有大西洋體系，工業革命是否還會發生？我想，答案顯然是肯定的，它仍會發生。能源（煤炭和蒸汽機）和冶金術（焦炭煉鐵）的關鍵性變化大體上沒有依賴於大西洋體系，羊毛紡織機械化的最初努力也是如此。

但是，沒有奴隸制，工業的發展會緩慢一些。這一說法本身不大有力。也許可以說是需求增加的緣故：多總好於少。實際問題是，慢多少？這裏，我們應把工業出口看做需求的一個組成部分，把大西洋出口看做是出口的組成部分之一。靜態地分析，那是一系列的靜態圖片，出口市場大大小於國內市場；供出口的美洲市場，更是大大小於國內市場加上傳統的歐洲大陸出口市場之和。然而動態地分析，就像活動的圖片，出口的增長快於國內需求的增長，大西洋出口的增長比歐洲消費者需求的增長快得多。它們是重要的因素，用巴巴拉‧索洛和斯坦利‧恩格爾曼的話說，「很難宣稱（種植園利潤導致的市場擴大）對工業革命是必要或充足的因素；同樣很難否認（它）影響其規模和快慢——如果遷往西半球的人都是自願的，沒有強迫，英國的經濟及其北美殖民地的發展將會緩慢一些。」

問題仍是，其發展將緩慢多少？但是以上已說得差不多了。

（當然，問題尚未結束，因為其他的意識形態觀點仍然在這個歷史性問題上糾纏不休。第三世界國家及其同情者想要增大對富國、帝國主義國家的指控狀，最好是既譴責了它們的罪責又能獲得賠償。對於富國、帝國主義國家來說，則是出於榮譽感和自尊心，需要否認那些指控。對奴隸制影響的爭論會持續下去，因為它無疑沒有現實的解決辦法，它又是其他問題的一個替身。）

作為大農場的甘蔗種植

西班牙人從來不是蔗糖業的重要參與者。他們有更快的致富方式，當他們轉向甘蔗種植時，他們把它作為一種社會地位和生活方式的物質基礎。他們從未像英國種植園主那樣理解專業化和勞動分工、將甘蔗種植園作為生產單位融進更大的經濟體系中的優勢。

甘蔗很早就傳入新西班牙。一五二四年，即在佔領阿茲特克帝國都城特諾奇蒂特蘭和推翻阿茲特克政權剛剛幾年後，科爾特斯就開始在那裏種植甘蔗，並在韋拉克魯斯附近建立了煉糖廠。（在那個略高於海平面悶熱的平原上，小麥和玉米極難生長，西班牙人不久就意識到種植亞熱帶作物的潛力）。其他人也效倣，不久印第安人開始種植甘蔗，並將甘蔗賣給煉糖廠。一五五○年，西班牙王室認識到種植甘蔗的可能性，命令新西班牙的總督將土地撥給那些種植甘蔗和開設煉糖廠的人。一六○○年時，當地已經設有四十家煉糖廠，表明了相當巨大的工業和農業投資。這些煉糖廠是小單位，使用畜力甚至人力；較大的則使用水力，水力煉糖廠佔產值的最大部分。最大的煉糖廠之一是位於哈拉帕的聖特立尼達煉糖廠，有七個煮鍋和兩間清洗房，使用二百多名非洲奴隸，價值七十萬比索，年凈收入四萬比索。

開始，甘蔗種植園主想使用印第安勞動力，而某些印第安人在自己土地上種植甘蔗的事實似乎表明，印第安人並不討厭甘蔗這種作物；結果卻是相反。種植歸種植，但種植園經濟的全部意義在於，通過長時間和地獄般的勞動節奏，使勞動者筋疲力盡，而最大限度地獲取產出。有一段時間，印第安人和黑人共同在田地裏和煉糖廠勞動。但實踐證明，非洲人耐力強、勞動效率高。從貿易的角度來看，一個非洲黑人相當於四個印第安人。許多印第安人無聲無息就倒下死去了。由於印第安人死亡太多，西班牙王室於一五九六年和一五九九年兩次發布法令，禁止煉糖廠雇傭印第安人。這在收獲季節引發了種種問題，種植園主請求在緊急時刻能強制垂死的印第安人幫助勞動，但是一六○一年十一月，菲利普三世下令禁止在任何種植園中使用印第安人。從那時起，墨西哥的蔗糖業就是奴隸產業了。

這些種植園和煉糖廠對黑奴的殘忍暴行只能這樣解釋：黑人被看做還不如無生命的機械，需要的話可以用盡和更換，或者像燃料一樣投入火中燃燒。他們在農忙季節通宵達旦地幹活。監工迫使他們沒完沒了地勞動，成年男子每天工作二十個小時。食物一般是由主人提供的，但有的主人卻認為自己沒有義務喂飽他們。有的主人在星期天給奴隸一天的自由時間，讓他們耕作自己的小塊地並想辦法解決一周的食物；有的主人幹脆叫奴隸自己養活自己。總的來說，主人們對牲畜的關心勝過對奴隸的關心，需要的時候讓牲畜休息——並非出於愛護牲畜，而是牲畜累了就停下來；而奴隸還有頭腦和意識，害怕自己一停下來會處境更糟糕，所以就繼續勞動下去。

不用說，如此的虐待引起了反抗，有消極反抗（自殺、流產、殺嬰）。也有積極反抗（蓄意破壞、謀殺、逃跑當土匪）。自殺有各種各樣的方式，但最常用的是吃污物來代替進食。白人把多數的蓄意破壞當做偶然事故，他們認為黑人太遲鈍了，不會想到這樣的方法。主人們並沒有因此而放過犯錯誤的奴隸，而是懲罰他們，或許還有別的人，讓他們付出血肉的代價。不如此，又怎樣教訓這些野人今後小心一些呢？與此同時，那些逃亡了的奴隸也變得兇猛殘忍，恰如他們原先的白人主子教會了他們的那樣，同時他們明白一旦被白人抓回去會受到什麼懲罰，所以他們成了亡命之徒，令白人膽戰心驚。吃虧的是產業。

西班牙一些最大的種植園是自給自足的領地，頗像中世紀的採邑。他們種植糧食作物，飼養家畜，建立禮拜堂以培養虔誠和拯救靈魂，有時還為奴隸和佃戶縫製衣服。主人及其全家過著奢華的生活，用絲綢和花邊窗簾遮擋著他們周圍的痛苦和悲慘。與之相對照，英國佔領的島嶼只種植甘蔗，實行單一的專業化，只留有極少的土地種植食物，所以不得不從北美大陸甚至歐洲進口食品。紡織業更不可能出現。到十八世紀，大多數英國種植園主最不願意做的就是在種植園生活。那是代理人和管家的事。他們自己則住在英國，享受著英國的生活。可以稱之為分工吧，但這是一種低效率的分工。

同時，代理人和管家變富了，但他們的生命也變得短一些。

第九章 東方的帝國

葡萄牙是一個中等富裕程度的小國。在十五世紀時，它的人口總數約一百萬，其主要產品和出口貨物是葡萄酒（最初是波爾圖紅葡萄酒，後來還有逐漸增多的馬德拉白葡萄酒——一種度數很高的烈性酒），另外蔗糖生產和出口飛速增長。倘若那個時代的葡萄牙人就能預見到後來的經濟學家李嘉圖對於比較優勢的分析——這種分析如今已成為經典——他們也許就會通情達理地繼續沿著那條路走下來，埋頭於他們自己的事務，用他們的特產交換別國的工業品。然而與此相反，他們竟跳躍了理性的軌跡，把自己的國家變成了建立一個龐大帝國的跳板。葡萄牙的遼闊操縱網絡曾長達地球一圈的三/四，從西半球的巴西一直伸展到了遠東的香料群島和日本。

這樣一種超越常理的跳躍在歷史上並不是絕無僅有。我們隨後還會看到幾個例子。實際上，正是這種超常理的事態發展使得歷史呈現出不確定性，使預言失靈。但葡萄牙的擴張的確是特別令人吃驚的事情，因為它人口不多，物產也不豐富。葡萄牙所擁有的總人口實在是太少了，是不可能大批派人去海外的；葡萄牙那麼急切而又迅速地從美洲進口奴隸的一個原因，就是為了彌補國內勞動力的匱乏。另外，葡萄牙的物力資源，尤其是製造和裝備遠洋船舶的能力，都是有限的。這就是輕量級拳擊手迎戰重量級選手。

葡萄牙人的成就，證明了他們所具有的進取心和堅強性格，他們對宗教的虔誠和激情，以及他們對先進科學技術的學習和運用的能力。在他們身上，沒有愚蠢的狹隘的民族主義，而首先體現出實用主義。他們引入外來者以利用他們的財富、知識和勞動力；讓奴隸作為勞動者，偶爾也充當士兵；與各民族的婦女通婚，而且一人還不止一個。他們是不攜帶本民族婦女遠航的，倒是有時會運送一些無依無靠的孤兒上船。同男人一樣，在遍地都是瘟疫的地區，那些白人婦女是難以生存下去的。舉個簡單的例子，生孩子就往往意味著對母親和孩子的死刑判決。種族間通婚的情況就好一些：男人們可以享用花錢買來的成打的有色女奴——似乎要由他們的孩子來創造一個新的民族。

葡萄牙人的一項情感支出是虔誠。他們不論到哪兒，任何一艘船上都帶著神職人員和修士，以保證他們的安全和靈魂的拯救（靠祈禱和聖禮的力量）；也為了在那些異教徒和不信教者中間布道；同時還為了讓自己良心上得到一點安慰。這些教士使他們的貪婪得到了合法化和凈化。

宗教信仰對商業造成嚴重而不利的影響：它給那些本來應該比較順利的、可以使雙方都獲益匪淺的接觸中加入了一種不可調和的對立因素。葡萄牙人認為，穆斯林是異教徒，也是他們的信仰的敵人，對穆斯林採取任何殘忍手段都不為過分。所有的穆斯林船只都成了他們的攻擊目標；所有的伊斯蘭國家都被看成是他們的敵人。瓦斯科‧達‧伽馬在一五○二年的第二次遠航中，在抵達卡利卡特（印度西南部港市科澤科德的舊稱）之前，曾截獲穆斯林小船隊，他下令將大約八百名「摩爾人」的鼻子、耳朵和手都割去，又將他們送歸當地統治者，以公開表示在宗教上對他們的輕視。他手下的一位軍官，也就是他的親舅舅文森特‧索德，在馬拉巴爾海岸的坎納諾爾鞭笞一位穆斯林商人頭子，直到這個商人昏迷不醒，然後又將糞便灌進他的嘴巴，並拿一大塊豬肉蓋在上面，硬逼他咽下最臟的東西。

這些惡劣的行徑在印度洋沿岸引發了許多戰爭：包括東非、阿拉伯半島以及波斯、印度很多地方和印度尼西亞群島的大部分地區。十六世紀的一篇文章《在印度的非凡而又自豪的軍旅生涯》中寫道：「根本就不必有什麼懷疑，因為我們是所有不信基督教者的公開的敵人，所以他們對我們以牙還牙也就毫不奇怪了——在這些地方生活，我們不得不隨身攜帶著武器，只有在我們自己軍隊的守護下，才能與當地人進行貿易。」

難道有過別的新來者比這些葡萄牙人更起勁地給自己製造麻煩嗎？

然而，葡萄牙人也是迫不得已而採用了與機會主義的西班牙征服者大不相同的政治謀略。首先，在他們來到的這些地方，人口比西班牙征服的墨西哥和南美洲印加帝國稠密得多，這些當地人掌握了金屬兵器，驍勇善戰，是難以對付的敵手。另一方面，他們能夠抵禦葡萄牙人帶來的疾病。相反，葡萄牙人卻害怕當地的傳染病和寄生蟲。結果葡萄牙人就不得不限制自己的欲望，以避免分散自己的兵力。葡萄牙人著眼於佔領一些戰略要地和重要的交通樞紐——非洲海岸的蒙巴薩和馬林迪（航行到印度的中轉點），位於波斯灣入口處的霍爾木茲海峽，馬六甲（位於蘇門答臘和馬來西亞之間，連接印度洋和錫蘭灣與南中國海、香料群島的海峽），珠江口附近的澳門（中國東南部的入口）。他們還想佔據亞丁（紅海的入口），但一直也沒能實現這一願望。所有這些地方中最重要的莫過於果阿——馬拉巴爾海岸一顆璀璨的明珠，胡椒貿易的集散地，也是將阿拉伯馬匹運往南印度的重要港口（印度南部的氣候是不適於養馬的），它一面有海洋作天然的屏障，在陸地這邊則有一條充斥著鱷魚的運河作保護。

最後，這些地區的統治者在葡萄牙佔領了這些飛地以後，終於學會了跟葡萄牙人共處和做生意，就像他們自古以來跟別的外來者打交道一樣。他們有時也襲擊歐洲人，但這時挫敗他們的往往是他們本地區的敵人。葡萄牙人極其巧妙地在當地各種勢力之間玩弄平衡，這一手不止一次地拯救了他們自己。

然而更危險的敵人卻正在到來。一旦荷蘭人和英國人進入這個地區，一切就都變了。一六○五年，荷蘭人佔領了安波那島（安汶島）並將葡萄牙的勢力驅逐出摩鹿加群島（香料群島）。一六二二年，因為波斯有英國這一強大的後盾提供船只和武器，葡萄牙又被波斯奪去霍爾木茲海峽。一六三八年，荷蘭從葡萄牙手中奪去埃爾米納（Elmina），它原是葡萄牙在幾內亞灣沿岸建立的第一座城堡，是葡萄牙航海先驅和販賣非洲黃金和奴隸的象徵。一六四一年，荷蘭佔領馬六甲；在一六六五—一六六七年間，又佔領了望加錫海峽（位於印度尼西亞的蘇拉威西島和加裏曼丹島之間）。在這一過程中，荷蘭人幹脆將葡萄牙人趕出了香料群島這一起始的爭奪目標。葡萄牙好景不長，但葡萄牙人的自豪感在逆境中依然旺盛，盡可能抓住他們尚能抓住的地方不放。例如，他們在果阿一直堅持到一九六一年（儘管它早已失去其財富和商業上的重要地位），此時已經強大得多的印度政府無需任何挑釁和借口，就長驅直入收復了果阿。沒有一個自尊而獨立的國家能允許在其國土上存在這樣一塊殖民地。

葡萄牙在東方最初的商業目的是獲得胡椒和其他香料，他們不走傳統的貿易路線，即自東向西穿過亞洲，到東地中海才轉為海運，而是繞開這條路線上層層疊疊的中間商，將香料裝船經印度洋繞非洲好望角進入大西洋，直接運到歐洲。這樣做所能賺到的利潤是很可觀的。當年麥哲倫環球航行時，最後幸存而回到歐洲的那一艘船，帶回了二十六噸丁香，以高出成本價一萬倍的價格售出，大約足以抵消這次遠航的費用——見Humble，The Explorers，第一百六十二頁（請注意，如按一定重量衡量，丁香當時大概是最貴重的香料了，一名海員若得到一小袋丁香，那就是大大超過他的薪餉的一大筆獎賞）。當然，在別的一些供應來源也參與競爭之後，這種神話般的價差（利潤）就很快縮小了。葡萄牙人獲取香料的辦法，一是採購，一是用武力克服穆斯林商人給他們設置的障礙，沒收其貨物。在最初幾十年，這些措施使他們佔有了香料貿易的巨大份額。在最高峰時，歐洲進口的胡椒約有四十％是繞好望角運來的，當時依靠地中海航運的威尼斯人直叫苦。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老的貿易路線重新振作起來。葡萄牙直接航運的份額降到二十％左右，雖然仍很重要，但已不再居支配地位。一五七○年，葡萄牙王室放棄了它對裏斯本和東方（果阿）之間的香料貿易的壟斷，國王不再做商人，而是出售這一貿易的特許權，往往是出售給外國商人。一五八六年，德意志商人韋爾瑟家族獨家租得了在東印度群島採購胡椒的專有權。這筆交易標誌著葡萄牙香料貿易的衰落，賣得兩手空空了。

（這些關於市場份額的數據只是個近似值。我們還沒有一個完整精確的數據統計。但我們確實知道，依靠亞洲陸運再經過地中海海運的威尼斯，在十六世紀後半期再次成為歐洲胡椒交易的中心。當一五九五年由荷蘭人豪特曼率領的船隊第一次順利地遠航東印度的消息傳來之時，威尼斯以及葡萄牙馬上就意識到，原有的香料貿易格局即將被荷蘭人「徹底推翻」。到一六二五年，威尼斯海關已將香料列為「西方商品」，因為香料這時已是來自大西洋，而不是來自近東。）

為了彌補香料貿易上所受的損失，葡萄牙人開始介入亞洲內部的貿易。在歐洲人還未到達之前，亞洲內部的貿易已非常興隆：古吉拉特人、爪哇人以及中國商人販運胡椒和別的香料，交換印度和中國的紡織品及中國瓷器；阿拉伯商人從非洲販運黑奴，經陸路和水路把他們賣到各伊斯蘭國家；還有來往於各地的船舶裝運著柚木、檀香木等優質木材，象牙，被視為珍貴壯陽劑的犀牛角，以及珍稀的或不太珍稀的動物，包括猴子、老虎，其中最主要的是可以在戰爭中或慶祝儀式中派上用場的大象和馬；每一位商人都帶著貴金屬以進行交易（來自新大陸及印度和中國的銀子，來自東非和日本的黃金）。這種亞洲貿易大體上是自發而隨意的——恰似一種不規則的布朗運動。人隨貨走，從一個港口到另一個港口。這就是後來被我們看做是不定期貨船的一種貿易方式；這是些沒有固定航線的帆船。

由這種貿易引出的一種變化，就是有人企圖從別人的貿易活動中謀利，經濟學家也許會稱這種做法為謀取經濟收益。葡萄牙人仗勢欺人，尤其兇惡。他們成為印度洋上的強盜巨頭。所有的過往商船都必須向葡萄牙人購買交易許可證。那些沒有許可證的商船可能被沒收。葡萄牙人轉向當地的貿易和敲詐勒索，得以節約大量的人力物力。他們從歐洲派到亞洲的船舶比原先少多了。他們改用印度人製造的船只。在印度，到處都可以找到優質、堅硬的木頭，木匠們很快掌握了歐洲的造船技術——報酬卻低得多。船員也大都是當地人。有時除了有十五或二十個歐洲（或歐亞混血兒）士兵、炮手和軍官外，剩下的則全都是亞洲人或非洲奴隸了。印度洋那麼遼闊，有人也許會想，葡萄牙人要讓別人服從他們的管制，就需要沒完沒了地派出艦船，四處巡邏。然而印度洋的地形幫了忙：那裏能走商船的航線和通道狹窄，便於監視。除此之外，無需四處查看，幾次象徵性的強行登船和沒收就起作用了。

麻煩的是，更多的國家都可以玩這種「遊戲」。新來的歐洲人戰鬥力更強、航海技術更好。有關早期荷蘭人和英國人抵達這些地方的遠航（十七世紀初期）的記載詳盡講述了他們如何小心翼翼地等待時機和潛伏隱藏，如何設置圈套和背信棄義，如何攻擊貨船和擄掠財物。在一方看來是無賴的人，在另一方看來卻是英雄。英國有一位膽大而又足智多謀的船長，名叫詹姆斯‧蘭開斯特，在第二次（一六○一年）遠航東印度群島時，生意不大成功。怎麼辦呢？沒有問題。兩年後返回英格蘭時，他率領的船隊滿載而歸，帶回了他們繳獲的大量戰利品。英王詹姆斯一世因此而封他為爵士。印度洋的水面如同其水底世界一樣，也是一幅弱肉強食的圖景。所有這一切等於是合法化了的海盜行徑，而對於荷蘭和英國來說，當時它們與西班牙處於戰爭狀態，而西班牙和葡萄牙這兩個伊比利亞半島王國於一五八○年有了一個共同的國王而聯合在一起，葡萄牙也就陷於對荷蘭和英國的戰爭狀態，因此荷蘭人和英國人在印度洋劫掠葡萄牙貨船，也就被認為是合法的行動。他們這種行徑獲利甚豐，所以，儘管葡萄牙在一六四○年跟西班牙脫離了關係，荷蘭人和英國人仍然在印度洋繼續襲擊葡萄牙人，不願講和。須知：

自古以來的好規矩，明白又簡單：

誰有實力就該誰拿，

誰有本事就該誰佔。

對於歐洲人彼此之間的這種爭鬥，東印度陸上諸國的態度是冷眼旁觀，敬而遠之。他們樂意與歐洲某一國分享壟斷貿易的利潤，甚至還勾結歐洲人去打他們自己的亞洲敵人。此外，亞洲人在當時大都不關注海權和海軍實力——葡萄牙人在果阿的鄰居、古吉拉特邦的統治者巴哈都爾沙就說過：「海戰乃商賈之事，與君王威望無關。」這與當時中國人的態度相去不遠。又一個可悲的錯誤。

就這樣，葡萄牙的勢力萎縮了。一位歷史學家說過「他們的海上優勢的上層結構從本質上來說是松脆的」。他還可以補充說，他們的基礎結構是沙質的。沒過多久，昔日的輝煌就只留在記憶之中，銘記於卡蒙斯（卡蒙斯（一五二四—一五八○），葡萄牙著名詩人，作家，曾周遊亞非各地。——譯註）的長篇史詩《盧西塔尼亞人之歌》，他在詩中歌頌了葡萄牙人橫越「自古無人航行過的大洋」而留下的無形的足跡。的確令人自豪。一七三七年，英國駐孟買總督則評論說：「葡萄牙王室長期以來維持著它在印度佔有的領地，每年都得有一筆不小的開銷；看來，這純粹是著眼於榮譽和宗教上的意義。」

生活中的香料

現今的人也許想不明白，為什麼胡椒和其他一些辛辣佐料在當年會令歐洲人感到那麼珍貴？原因在於，當時的生活條件有限，要設法解決食品的保藏問題。在那時，糧食勉強夠吃，而到了漫長的冬季，除了飼養種畜、役畜和馬匹以外，就不可能再撥出大量的谷物喂別的牲口。所以，人們在秋天屠宰牲口就成了傳統。在沒有人工制冷的情況下，要把這麼一些肉保存一年，度過寒冬和暑夏，人們只好用煙熏、鹽腌和塗抹香料等辦法；等到烹飪的時候，還用濃濃的佐料調味，把肉的腐味掩蓋起來。有一種似乎自相矛盾的現象：氣候炎熱的地方，吃的葷菜通常比寒冷地區更辣，道理就在於他們需要更多的掩蓋。

辛辣佐料還有一層好處，儘管從前的人不可能了解這一點。這就是它們能夠殺死或減少那些促使食物腐爛的細菌和病毒。例如，一些辣的沙司（塔巴斯科等等）能讓人們食用受感染的牡蠣時更安全一些；至少，它們確實能在試管中殺死微生物。由此可見，對於中世紀的歐洲來說，香料不只是一種奢侈品，而且也是一種必需品，它們的市場價值證明了這一點。

「歐洲的卡菲爾」

要想了解帝國的興與衰，那就必須既考察它在殖民地的情況，同時也考察它自己國內各種勢力的消長和環境的變遷。在葡萄牙人征服南大西洋時，他們在航海技術上處於領先地位。他們樂於從外國學者（其中許多是猶太人）那裏學習，得到可以直接應用的知識。西班牙在一四九二年下令，規定本國的猶太人必須皈依基督教，否則就離開西班牙，這些猶太人中有很多都逃難至葡萄牙境內，在那裏儘管也有反猶太情緒，但相對而言還是寬松一些。但是一四九七年，羅馬教廷和西班牙向葡萄牙國王施壓，讓他放棄這種對異教徒的容忍。大約有七萬猶太人被迫接受了形式上的、但從禮儀上看還是有效的洗禮。一五○六年，裏斯本進行了第一次血腥大屠殺，有二千多名已「皈依基督教」的猶太人喪生（西班牙像這樣做了將近二百年）。從此以後，葡萄牙的精神生活和科技事業停滯不前，陷入了盲從、狂熱和講究血統純凈的境地。葡萄牙的「老基督教徒」最後稱他們自己為「純教徒」。

這種下降的趨勢是逐步的。葡萄牙到十六世紀四十年代才建立宗教裁判所，它於一五四三年第一次對異端分子施以火刑；但是葡萄牙的宗教裁判所是直到十六世紀八十年代，自葡萄牙和西班牙合並於腓力二世的統治之下後，才真正變得殘忍恐怖。這個時候，隱蔽著的猶太教徒，包括亞伯拉罕‧扎庫特等天文學家在內，都紛紛逃離葡萄牙以求保全性命。他們帶走的不僅是錢、經商技能、生意關係和知識，而且還有——甚至是更重要的——那些無可估量其重要性的、在思想上起催化作用的兩個主導因素：好奇心和敢於持有異議。

這是一個損失，但是從不容異說這方面來看，宗教迫害者們最大的損失莫過於他們強加給自己的打擊。正是這種自我縮小的過程加大了宗教迫害的持久性，使之不僅僅是持續一時或一代人的時間，而是持續幾代人和幾個世紀。到一五一三年，葡萄牙已缺乏天文學家；到十六世紀二十年代，科學界的領頭人都出走了。葡萄牙曾試圖建立新的、基督教的天文學和數學傳統，但失敗了，其中一個並非不重要的原因是，好的天文學家大都被懷疑是猶太教徒（與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對醫生們的猜疑頗為相似）。

與西班牙一樣，葡萄牙人竭盡全力地將自己與外界的和被視為異端的影響隔離開來。教育是在教會的控制之下，所教授的課程注重於語法、修辭以及經院哲學，突出的內容是自我表現手法和一些繁文縟節（例如，要背誦拉丁文名詞語法的二百四十七條韻文規則）。高等學校中，學科學的唯一地方是科英布拉大學的醫學系。即使在那裏，也幾乎沒有哪位教師願意放棄蓋侖的經驗醫學而接受哈維的實驗醫學新理論，更沒有人敢冒險講授哥白尼、伽利略和牛頓的學說，耶穌會遲至一七四六年還下令禁止傳播他們的學說。

此時，已不再有葡萄牙的學生出國留學，書籍的進口也處在那些由宗教裁判所派來的督察人員的嚴密監視之下，他們到港口去檢查船只，到書店和圖書館檢查藏書。一五四七年就首次列出了禁書目錄；隨後又多次予以擴充，直到一六二四年搞成了一個龐大的清單——這都是為了更好地拯救葡萄牙人的靈魂。

在葡萄牙國內和海外殖民地，都設置了三道審查關卡來嚴格控制書刊的出版，阻擋創新。批準成立的印刷廠（在果阿有，在巴西則根本沒有）都掌握在天主教教士手中。他們將出版物僅限於詞典和宗教讀物。直到一八○七年，當葡萄牙王室為躲避拿破侖的入侵而逃到巴西時，才把印刷機帶到巴西。政府衙門需要建立檔案和印發政令、法規等文件，不能沒有一個印刷廠。——見Lang，Portuguese Brazil，第一百九十五頁。從巴西到安哥拉，即使是這些安全的讀物也必須預先送到葡萄牙審定。

在這種環境中，科學研究和學術探討都陷於衰退，就不足為奇了。最後，只有一小批享有特權的人得以免受控制，例如一七二○年成立的皇家歷史學院的那些貴族和教士——在學術上全是門外漢——獲準進口一些禁書，但這些人覺得，寫文章給王室歌功頌德，更省事一些。

當然，葡萄牙跟歐洲各國有交往，而且建立了殖民帝國，它不可能與外界隔絕。從國外回來的一些外交官和代理人帶回了一種信息，即世界各地在前進，而葡萄牙卻停滯不前。這些人得到一個貶損性的綽號：「異化分子」，受到人們的嚴重懷疑，被認為是思想受了污染。葡萄牙人的自豪心必然使這些人的意見得不到考慮。真是極其不幸。其實，這些人是看到了別的葡萄牙人所看不到或不願看到的事情：在基督教信仰上追求一律，是愚蠢的；教會正在吞噬國家的財富；政府不致力於扶助農業和工業，已經使葡萄牙淪為「英國的一塊最好和最有利可圖的殖民地」。（英國的經典經濟學家倒是有不同的看法。李嘉圖就把葡萄牙選作追求比較優勢而從貿易獲益的例子。）

葡萄牙人精神上的缺陷很快成為人們的一個話柄，例如，迪奧戈‧多‧庫托在一六○三年談到過「我們葡萄牙民族思想淺薄，缺乏好奇心」；英國駐裏斯本使節弗朗西斯‧帕裏在一六七○年指出過「這裏的人們十分缺乏好奇心，事不關己就不聞不問」；在十八世紀訪問過葡萄牙的英國人瑪麗‧布裏爾利則評論說「（葡萄牙）大多數人都不願獨立思考，除了少數人以外，都不肯動腦筋對他們學到的東西問一問為什麼」。

由於如此自我封閉，葡萄牙人即使是在他們一度居支配地位的那些領域，也落後了。他們「在航海理論和實踐中曾一路領先，如今卻成為落伍的蹣跚者」。到十七世紀末，航行於對印度貿易的幾艘船居然用外國人當領航員。航海圖保持絕密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荷蘭人有了更好的航海圖。當國王約翰五世（在位一七零六—一七五○年）被他的首席工程師說服，下令更新數學、軍事工程學和天文學的教學內容時，所需的儀表器械不得不採用外國貨。

到一六○○年，尤其是到一七○○年，葡萄牙已成為一個落後的弱國。昔日那些表面上皈依基督教的猶太科學家、數學家和醫師都逃走了；沒有敢持異議的人來接替他們。一七三六年，多姆‧路易

斯‧達‧庫尼亞嘆息說，可惜葡萄牙沒有改革派（加爾文教派）那樣的人。他指出，法國人正是由於天主教會受到了胡格諾教派的挑戰，才得以避免落到他們的葡萄牙兄弟如此的「悲慘」田地。話很刺耳，但一語破的。如果說商品上的互通有無很重要，那麼思想上的互通有無要更加重要得多。

第十章 為了愛財之心

作為國家，荷蘭是小的——大致和葡萄牙差不多，這樣的小國是很難成為一個強大的殖民帝國的。一五○○年，荷蘭的人口約一百萬；一百五十年以後，人數翻了一番。雖然人少地狹，但它卻頗具實力：荷蘭的城市化程度很高，在十七世紀，約有一半人口居住在城市，這個比例高於歐洲任何國家。同時它還非常活躍：一位學者在一六二七年就提到荷蘭的陸路和水路交通的擁擠狀況，「就是在羅馬也沒有這麼多滿載著旅客的馬車，還有大大小小的無數船只在全國各地縱橫交錯的運河上航行著。」更引人注目的則是大大小小的港口，都熙熙攘攘地聚集著許多船舶。到十六世紀六十年代，荷蘭就擁有一千八百多艘海船——是威尼斯在一個世紀以前鼎盛時期的六倍。其中，阿姆斯特丹就擁有五百多艘。但對於荷蘭的交通來說，整個海船隊還只是一個方面：專門從事鯡魚貿易的就有五百多艘船，大多停在各地的小港口，如霍倫、恩克赫伊曾、梅登布利克等等。如今，這些小港口早已經被遺忘了。

又一個歐洲小國超越了自己，這一成果不僅體現了荷蘭內在的能力，也反映了它作為歐洲國家特有的強烈競爭意識。荷蘭人的成功，集中反映了他們在工作和經商過程中所具有的、在龜兔賽跑的寓言故事中烏龜所體現的精神。豐厚的戰利品和獎賞當然好，但以長遠目光來看（千萬不要忽視長期效益），最重要的還是從那些不起眼的、風險較低的小宗生意中獲取的利潤，它們會積少成多，而且從來都不會令人失望。

我們所說的荷蘭，在當年是荷蘭人所稱的尼德蘭聯省（共和國）。它是一個邦聯，其北半部的一批城市、伯國和公國曾經是北歐最有生氣和早熟的城市文明的地區，後來卻成為封建諸侯討價還價和聯姻買賣中的抵押品和獎品。十七世紀初，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通過他父親腓力與阿拉貢國王費迪南德和卡斯蒂利亞女王伊莎貝拉的女兒胡安娜的婚姻關係，而當上西班牙國王。（查理五世當上西班牙國王是在一五一六年，故此句開頭的「十七世紀」應為十六世紀。——譯註）查理的頭銜很多，其中包括勃艮第公國的君主（另一樁幸運聯盟所帶來的果實）。而勃艮第當時統治著低地國家。低地國家——包括荷蘭在內——當時是歐洲最富庶和最少民族偏見的地區之一，是工業、商業和思想交流的一個樞紐，早就擺脫了封建莊園主的奴役，習慣於經濟、學術和宗教信仰上的多樣性，可是由於上述的統治者曲曲折折的變遷，這時卻受到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嚴緊束縛。西班牙統治者出於本國的歷史經驗教訓，決不能容忍自己的領地內存在著公開的新教活動，這樣就形成了一個不可調和的衝突的根源。

荷蘭人竟然跟西班牙人交戰，這是歷史的嘲弄。低地國家（包括南北）本來有更好的事情要做。這些強悍的中產階級市民、海員、漁民和農民當時已充當著北歐商業的中間人。他們進口和再出口北海、斯堪的納維亞和東歐的初級產品，如糧食、木材、魚、油脂、焦油和毛皮。他們製造毛紡織品和混紡織品，而且是商業信貸和國際金融的能手。些耳德河（亦譯斯海爾德河、斯凱爾特河。——譯註）上的巨港安特衛普當時控制著新興的海洋貿易。它內聯歐洲廣大的腹地，外聯大西洋及其以外各地，超過了威尼斯、熱那亞之類的老商貿中心，成為新大陸及其他海外地區貨物的終極目的地。這些海船也許會先停靠裏斯本和塞維利亞，但最終駛至尼德蘭卸貨，這些貨物在那裏被吸收和加工處理，然後再轉售至世界各地。

另一方面，當時卻正是西班牙於世界稱霸之時。殖民地大量財富的流入，使西班牙王室實力空前殷實。西班牙成了歐洲最大強國，不能讓任何東西阻礙它的主張和野心。因此，當低地國家的那些身披羊毛衣衫的、令人心煩的荷蘭人膽敢跟西班牙身著絲綢的官員作對時，西班牙把他們看做是一批劣等無賴，要不惜財力和人力教訓他們，讓他們明白誰是主人。

那是財富和槍炮說話的世界。但在信仰方面，有兩件事激化了那一地區的衝突並影響到該地區的命運。第一件事是宗教狂熱和不容異己的態度在西班牙得勢，導致了一四九二年驅逐猶太人（稍後又同樣驅逐穆斯林）。許多猶太人逃到了以容忍著稱的低地國家，尋求和平及尊嚴。

宗教上的第二件大事，則是基督教的新教崛起，形成有組織的宗教活動和信仰體系。異端邪說的故事古已有之，但在一五一七年，當馬丁‧路德把他的《九十五條論綱》貼在維滕貝格的教堂大門上時，他就邁出了與天主教分離的第一步。基督教走向分裂。在隨後的幾十年中，好幾個國家的新教徒（繼英國的羅拉德派教徒之後）把聖經翻譯成本國的語言。人們自己讀聖經，開始獨立思考，一些未受神職的一般信徒也跟教士們一起參加造反。不少地區迅速接受了新教規，其中就包括低地國家，尤其是北部諸省，那裏的對天主教會持有異議的人們早就在探索自己的良知。

所以，當西班牙行政官員和教士來到北方時，他們見到了在西班牙早已根除了的宗教信仰上的多樣性和無政府狀態。這是他們無法容忍的。他們的反應是不顧民眾的憤怒和不聽許多人的善意勸告，而實行懲罰和鎮壓。無論如何，對的就是對的，不能崇拜什麼別的偶像而犧牲上帝（當然殖民地例外）。於是，西班牙人帶來了間諜密探、思想警察和軍隊，建立了低地國家的人從未聽說過的宗教裁判所（一五二二—一五二三年），下令處決了一批人以示警戒，從而激起了民憤和反抗。

不可避免的造反，是由北部諸省的加爾文派教徒（即所謂的海丐）領導的。南部諸省因絕大部分居民是天主教徒，還比較順從。然而，即使是在南方，軍事管制和無孔不入的監視也使開放和自由的市場受到損害。一五七六年，南部諸省與北方的新教同胞聯合起來，對西班牙入侵者作戰。入侵者則佔領了安特衛普和根特等重要城市，按照十六世紀的傳統戰爭模式洗劫它們。幾年之間，西班牙人就毀掉了安特衛普的繁華，引起了新的一輪逃亡。商人、織匠（他們把很有價值的「新摺飾」秘密帶到了英國）、猶太人和加爾文派教徒紛紛出走。天主教徒也相繼離開，因為他們明白了，在西班牙騎士橫行和天主教託缽修會修士四處窺探的環境下，即便是虔誠的天主教徒也沒有什麼商業前途。

低地國家的南部屈服了，而北部諸省卻堅持鬥爭，到一六○九年已事實上贏得了獨立。加爾文派教徒在人口中並不佔多數，但領導起義的卻正是新教徒。在他們開始造反時，西班牙人就用刀劍和大炮鎮壓這些敢於反抗的民眾。可是當時的荷蘭人是用堅韌的金屬製成的，他們即使被壓彎了，也不會斷裂。他們學習了戰爭藝術。如同中世紀時庫特賴戰役中的佛蘭芒市民，莫爾加滕、森帕赫、繆拉特、多納赫等戰役中的瑞士農民，阿讓庫爾戰役中的英格蘭弓箭手以及反抗薩摩武士的日本農民一樣，這些荷蘭人也給恃強淩弱者上了一課，即弱小百姓也能打勝仗。

在這場鬥爭中，殿後的是阿姆斯特丹。它一直謹慎小心，對佔領者採取合作態度。直到起義者已經打贏了，它才站到爭取獨立者的一邊。靠了它的謹慎，也許正是由於它的謹慎，它徑直成為獨立的邦聯的首都和商業中心。它在道義上不足，卻靠常識得到了彌補。有時，沒有原則倒得了便宜。

在殖民擴張中，也是如此。起初，荷蘭人樂意讓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去流血廝殺和博取榮譽，自己則充當中間商、代理商、加工者和推銷商。但是，西班牙事實上兼並了葡萄牙之後，於一五八五年禁止荷蘭船舶駛進裏斯本和塞維利亞的港口，這就迫使荷蘭人這些精明的商人變成在國外海洋上拼搏的鬥士。

荷蘭人用間諜手段學習了知識。兩位關鍵的人物是海員、船長科爾涅利斯‧德‧豪特曼，和辦事員、旅行家兼地理學家耶恩‧休根‧范‧林索登。兩人都在葡萄牙有關部門工作了多年，因為葡萄牙人需要一切可能得到的幫助，卻沒有想到荷蘭人會從他們那裏搞情報。當這兩位背井離鄉者回到荷蘭時，他們帶回了有關東方陸地和海洋的寶貴信息，其中介紹了海岸、岩石和暗礁；島嶼和港口；航線、風向和潮流；季節性風暴和無風期；緯度和羅盤方位；預示陸地臨近的飛鳥；友情和敵情；以及葡萄牙人的強弱虛實。

於是荷蘭人出海遠航了。頭一批有六七艘船，返航時一些載了貨物，一些是空的。但主要的一點是，這證明他們可以遠航了。先成立了六家公司，後來又成立了四家，它們都決心要弄到東印度群島的香料和財寶。但是小公司顯然力不從心。於是它們經過說服而聯合起來。如同他們的聯合省形成邦聯一樣，團結起來有力量。就這樣，聯合東印度公司（VOC），即荷蘭東印度公司，於一六○二年宣告成立。

荷蘭人原本是想靠商業賺錢，但卻發現在那個世界上貿易也是跟武力綁在一起的。不經當地的統治者或者他的代理人恩準，有錢也買不到香料，而那代理人也為他自己撈錢而操心。沒有一筆生意是牢靠的，因為當地的統治者可能把同一批貨賣給兩家。當地政治上的勾心鬥角錯綜複雜而且多變——穆斯林與異教徒相鬥，保皇黨與造反派相鬥，其中一些人的政治立場變來變去，小的首領也會變成國王或蘇丹。這一切又由於其他歐洲人的行動而進一步複雜化和惡化。已經插足於當地的葡萄牙人不惜採用賄賂、說謊、偷盜甚至殺戮等手段，來阻擋荷蘭人。從菲律賓後門擠進來的西班牙人也是一樣。還有接踵而至的英國人，他們的人數還太少，難以競爭市場或地盤，但他們航海術和槍炮技術高超，足以彌補人數的不足。

在這些東方海域中，大家都是半人半匪，其中包括當地的海上劫匪，他們伏擊過往的小船，直到現今還襲擊手無寸鐵的難民。但最厲害的是英國人，稱得上海盜之中的海盜。不論多大的船都敢攔劫。如果你不能經商賺錢，那就從經商賺錢的人們手裏搶錢，這真是不錯的謀略。在這些各色人等之間來往穿梭的，則是當地的商人：印度的古吉拉特商人，紅海和海灣的阿拉伯人，馬來西亞人和印度尼西亞人，尤其是華人。華人在他們自己國內受到政府幹涉和貪污腐敗的束縛，但一到海外就放開了手腳，其經商精神遠遠高出於其競爭對手。

在這種形勢下，荷蘭人學習了戰鬥。他們的海員在從特塞爾島進入公海時，也許還只是「旱鴨子」，但是在駛往東印度群島的幾個月航行途中，他們天天操練，擦洗甲板，拖艦炮就位，搬運炮彈，練習打靶，裝卸槍炮，在海上保持戰備。如果他們要幸運地克服當時長途航海中通常都會遇到的種種危險，他們掌握這些技能就是必不可少的。

在阿姆斯特丹，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董事們可是不喜歡這些風險和付出這些代價，因為它們吞噬了進貨價和出貨價之間的價差的一多半。以香料為例，當時在歐洲的售價是他們在東印度群島採購價的十倍到十二倍，可是扣除間接成本以後，利潤就降到一百％以下，儘管仍相當可觀，但卻遠遠低於預期的奇蹟水平。

進貨價與出貨價之間的巨額價差，當然是由於市場所受到的限制。如果有一個自由的、高效的市場，單位商品的平均利潤額會降低，而總的資本回收率卻會升高。但荷蘭東印度公司也不喜歡那種局面。它想要做的，是排除競爭者，使得東印度群島的採購價格由它一家說了算，從而保持進貨出貨之間的巨幅價差。這樣就會得到最大限度的利潤。這不是做生意，而是弄權，仗勢欺人，謀取經濟學家所說的經濟收益。

此外，荷蘭東印度公司的這些人是實用主義者。荷蘭與西班牙經過長約八十年的冷戰和熱戰之後，終於在一六○九年出現了和平的前景，這令他們感到歡欣。和平協議要求在維持現狀的基礎上劃分勢力範圍，而荷蘭東印度公司卻要先下手改變現狀。為了搶在西班牙向它駐菲律賓的人員傳達信息之前，公司董事會派了一艘快船到東印度群島，向它的代理人下達指令：在一切有可能的地方開設工廠和代理處，以便能提出所有權的要求。這種積極進取搶佔地盤的做法必定會引起衝突，但如今不是膽小怕事的時候。公司的首要目標是香料群島，那是當時世界上唯一的豆蔻、肉豆蔻幹皮和丁香的來源地。一運到印度，這些香料就帶來十倍到十五倍的利潤。「班達群島和摩鹿加群島是我們的主要目標。我們強烈建議你們把這些島嶼挂到公司名下，如果用條約不行，就用武力！」

這是在早期，相當於嬰兒時期。一等到公司地位鞏固以後，公司董事會就不贊成再動武。但公司派駐當地的代理人紛紛提醒董事會正視亞洲的生活現實，至少是他們所看到的現實。例如，公司派駐巴達維亞（今雅加達）的年輕有為、手腕強悍的總督伊恩‧彼得森‧科恩——正是他建立了巴達維亞城，作為公司駐東印度群島（荷屬果阿）的總部，並用以控制巽他海峽這一條通往摩鹿加群島的狹窄水道——就致函公司董事會說：

諸位董事閣下想必從以往經驗中得知，亞洲的貿易須在公司自己的武器的保護和威力之下始得以驅動和維持，而購置武器的費用又須以貿易之利潤支付；故貿易不可無作戰，作戰亦不可無貿易。

二十來年後，又出現相同的爭議。公司的代爾夫特股東會議批評了當時在攻佔馬六甲和錫蘭的兩次戰役中付出的人力財力代價太重，指出：「商人更榮耀的業績是發揮聰明才智，把豐盛的貨物從亞洲運回荷蘭，而不是以高昂代價征服土地，因為徵戰之舉更適宜於君王霸主，而非牟利商人之事。」此時的公司東印度總督安東尼奧‧范迪門則答覆說：「一般與特殊之間、一種貿易與另一種貿易之間，大有區別。每日的經驗使我們懂得，公司在亞洲的貿易若無土地征服即無法存在下去。」

多年來，派駐殖民地的人都像君王一樣獨立行事，國內的市民則苦惱無奈。董事會怎麼能做決定呢？從阿姆斯特丹往東印度群島髮指示，再收到答覆，通常要經過兩三年。到這個時候，生米早做成熟飯了。海外帝國的歷史大體上都是一部既成事實的歷史，不單是荷蘭如此。

荷蘭人的這類既成事實太多了，諸如進攻葡萄牙人（往往是與當地穆斯林統治者相勾結而發動這些進攻），侵襲西班牙的地盤，跟英國人交戰，追捕海盜和自為海盜（一國之海盜即為對付另一國之警察），對當地統治者實施懲罰性討伐和先發制人的打擊，作出種種承諾和簽署種種協議，欺騙和叛賣，如此等等，難以逐一細敘。重要的一點是：荷蘭人終於「擁有」了摩鹿加群島（香料群島）和爪哇，同時在印度尼西亞群島的其餘島嶼建立了有效的勢力範圍。他們還佔領了錫蘭和「福摩薩」（臺灣），並且在印度東海岸（南起科羅曼德爾，北至孟加拉）建了一系列工廠。他們在印度西海岸（馬拉巴爾）卻不那麼成功——靠葡萄牙人太近了，而葡萄牙人仍能捍衛他們的那片地盤。荷蘭人還曾試圖佔領澳門，但未成功，不過最終獲準在廣州（與其他外國人一起）進行對華貿易；在日本，他們是獲準經商的唯一一國歐洲人，條件是他們的活動範圍僅限於長崎港的一個小島，並忍受相應屈辱。利潤重於自尊嘛。

荷蘭人從他們經歷的這些戰鬥和商貿活動中，吸取了他們的如下教訓：對任何人都不可信賴，即使是同樣信奉基督教的人也靠不住（他們有充足的理由明白這一點）；一般說來，亞洲人都是說謊和偷盜成性的壞蛋，穆斯林尤其如此。反過來，其他歐洲人則將荷蘭人視作道貌岸然而貪得無厭的偽君子；穆斯林和別的當地人出於他們的信仰、恐懼以及跟荷蘭人打交道的體會，則深信為對付荷蘭人這樣的異教徒，任何手段都不為過分。這些看法都不全對，也不全錯。在當時的東印度群島生活和工作，是無法展現出人性善的一面的。此外，亞洲人當時恐怕不曾見過優秀的荷蘭人，儘管他們不可能了解到這一點。荷蘭東印度公司招募的下層人員是來自荷蘭語和德語社會的渣滓，而公司的高層人員則是貪婪者之中的最貪婪者。巴達維亞是謀殺案層出不窮的地方，臭名遠揚；這些島上還疫病流行，去了就難生還。因此，有點生存本能的人都不敢久留。他們不能不想方設法迅速發財。

怎樣馴服這種可以理解的貪婪？公司想靠吝嗇的辦法培養儉樸的習慣，給員工只發少得可憐的工資。不用說，這被證明是一種壞策略。貪婪引出貪婪，公司董事會的吝嗇引發出公司員工最醜惡的一面。到頭來，他們操心得最多的，是自己如何致富，而不是為阿姆斯特丹的公司主子效勞。如果有一位精明的律師為他們作辯護，他就會指出他們別無選擇。他們不得不想點子賺錢；必要的話，他們還不得不偷盜。

他們正是這樣做的。荷蘭人在東印度群島的最大量的生意，並不是來往於群島和荷蘭之間的公司貨運，而是所謂的地區貿易，把貨物販運於亞洲各地之間：把棉花從印度的科羅曼德爾運到印度尼西亞和中國；把絲綢從中國、東京越南北部（一地區的舊稱。——譯註）、印度和波斯運到菲律賓的馬尼拉，再轉運到新西班牙（墨西哥）；販運日本出產的金銀以及從菲律賓轉口的墨西哥金銀；中國出產的茶葉和黃金；穆哈的咖啡，後來還有爪哇的咖啡；以及從布敦、巴厘和緬甸若開邦販來的奴隸，等等。一批批大大小小的船舶，其中包括十分忙碌的華人駕駛的帆船，奔波於東方海上，按照供求的指引，穿梭於各個港口間。除了這些貨物以外，公私船舶上還有水手個人採購和偷竊來的財寶，他們把這些東西裝在衣櫃中或者懸挂在舷緣外。這些低賤的人生活得像狗一樣，被當做狗一般對待（奴隸受到的待遇都比他們強一點，因為奴隸是可以賣錢的）。所以他們也做點買賣。船上人人都是做生意的，船長和貨艙押運員不能不留心守住他們的艙位，防止被私人貨物侵佔。他們也有自己要搬運的貨。

規章制度如果需要不斷地重申和強化，就不成其為規章制度，這是歷史證明了的一條明明白白的道理。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情形即是如此：它不斷地明確規定可以免稅運回荷蘭的貨物的質量和數量，企圖靠這種辦法為公司保留住最有價值的商品。但收效微乎其微。正如一位英國歷史學家在評論英國東印度公司類似的規章制度時所說的那樣，「這種奇特安排會得到什麼樣的結果，即便憑一隻不大的兔子的智力也會預見出來。」儘管販運私貨偶爾也有被沒收和受懲罰的，可是人人依然幹這種非法交易，原因之一就在於從上到下，大家都在幹這個。

販運私貨，大人物比小人物更來勁——他們在船上的櫃子更大。即使是那些所謂的檢查員，只要對私貨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就可以掙到多得多的錢。公司派駐海外的總督，正式的月薪是七百弗羅林，可是他回國時撈到的財富可能價值一○○○萬弗羅林。一個小商人願向公司人事局交三千五百個弗羅林，買一個月薪四十弗羅林的職位，因為他利用這個職位賺回的錢會是四萬弗羅林。最後，公司開始按照估算的職員個人收入，對他們徵稅，這一舉措只是促使他們更熱心於他們自己的買賣。難怪在公司壽終正寢以後，人們把公司名稱的縮寫VOC解釋為「Vergaan onder Corruptie」（「因腐敗而亡」）。

儘管如此，公司還是賺了錢。從它成立之時算起，它付給股東的年息平均達十八％。它的收益大部分來自它對農產品的壟斷：首先是香料群島的香料；其次是爪哇的大米，因為他們不能讓香料群島的寶貴土地浪費在糧食作物的種植；隨後還有公司引進到爪哇的咖啡和蔗糖（咖啡原產於阿拉伯半島的穆哈地區，但荷蘭人成功地在爪哇種植咖啡，使我們又有了一種新的飲料）。別的利潤來自公開市場上的採購：中國的瓷器、絲綢和茶葉；印度的絲綢和棉花，等等。然而在這方面公司不得不與別的販賣者競爭。無怪乎公司董事會更樂意於實行壟斷。

可是從長期來看，壟斷是不牢靠的。要防止本地人和外人打破壟斷，就需要使用武力，而使用武力是要耗費大量財力的，只有擁有稅收權的主權國家才負擔得起。因此，荷蘭東印度公司勢必要用它自己的統治來取代當地王公的統治。這樣一來，公司就增添了非商業性的開銷，這種開銷是沒有盡頭的，而且是無法預料的；它們並不上賬，因為很容易把它們分攤在別的項目上。因此，這種開銷在不知不覺之間日益增長，等到察覺的時候，已經太晚了（與當代國家頭痛的預算赤字恐怕有些相似之處）。

此外，這種統治還導致公司在當地實行指令經濟。用J‧S‧弗尼瓦爾的話來說，「這一大片群島變成了一片大地產，可以說是一片大種植園。」這種做法也許曾一度增加了公司的直接收入，但卻損害了當地種植者的積極性，從而減少了稅收。所以從長期來看，如果保持自由市場，公司賺的錢也許會更多一些。

長遠看來：使用武力要花錢，而在不使用武力的情況下，人們就會不聽使喚。到一定時候，他們寧願閒呆著，或者鋌而走險去「犯罪」。

以丁香為例。丁香樹成熟時可達四十英尺，原先僅見於安汶島（安波那島）和幾個較小的島嶼。荷蘭人為了實行壟斷，硬把別的島嶼上的居民都遷到安汶島，而且事先就把他們原有的樹都砍掉了，以便對他們加強控制，防止他們將丁香賣給非荷蘭籍的買主。用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話來說，只有安汶島的居民才享有種植丁香的「特權」。

這一特權包括了一項義務，即在需求降低時要砍倒一些樹，同時居民的食品都必須按照公司規定的價格（自然是高價了）從公司購買。公司方面可以任意規定丁香的收購價，其目的自然是盡可能少付錢，只要島民不至於罷種就行。公司出於其貪婪本性，付錢不足，這自在意料之中，於是「享受特權」的安汶島人對這一特權也就失去了興趣。一六五六年，荷蘭人發現丁香供不應求，就命令島民多種樹。到一六六七年，又禁止再種樹。一六九二年和一六九七年，他們兩次下令砍樹。十八世紀中期，需求再次上升，公司又命令擴大種植，幾年之後自然又是強迫砍樹。到這個時候，安汶島上的丁香種植者已貧困不堪，厭煩極了，島上人口下降了一/三。與此同時，英國人和法國人已開始在他們的領地上種植丁香，荷蘭的壟斷宣告崩潰，香料總的說來也不再是原先那樣珍貴的商品了。

咖啡是另一個更奇特的例子，表明了亞當‧斯密所說的那種「完完全全具有破壞性的體制」。咖啡首次輸入荷蘭是在一六六一年，一六九六年起，荷蘭人開始嘗試在爪哇種植咖啡樹。最初的收購價是每磅十個斯忒弗，所以當地人種植這種新作物挺熱心。總想省錢的荷蘭東印度公司把收購價降到了每磅二‧五個斯忒弗，這樣一來，當地人就開始砍咖啡樹，即使公司以懲罰相威脅，也止不住。於是公司採取了強迫種植措施，硬性規定交售指標，同時提高了收購價。但後來胡椒漲價，公司就讓當地人砍掉咖啡樹，改種胡椒。一七三八年，公司決定把咖啡種植面積減少一半，次年又規定公司的收購限額為二百七十萬磅。但後來獲悉僅荷蘭一國就需要咖啡六百萬磅，公司就把收購限額升到四百萬磅——總是寧缺毋濫。然而它付給爪哇種植者的報酬太低了，人們不願種咖啡，結果，公司在一七五一年所能收到的咖啡還不到一百萬磅。咖啡樹長成結實需要四年時間，而一會兒種樹一會兒砍樹的窮折騰，是不可能對需求的升降作出靈活的、合理的反應的。

十八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貿易量下降（香料跌價），利潤隨之減少，但它卻繼續給股東慷慨分紅，甚至不惜為此貸款。這是一個很難理解的跡象。它當時仍在賺錢嗎？我們所能看到的檔案不全，而且他們的記賬方式也使別人很難算清楚。例如，管理部門的盈虧沒有列入公司商業盈虧的總賬之中，實際上找不到有關數據。費爾南德‧布勞德爾儘管有一大批研究人員作助手，也仍然查不清這些賬目，而不得不放棄他的努力，指出：「——這一套記賬的制度使人們無法列出總的資產負債表，因而無法準確計算實際的利潤。」誰能說公司董事會的十七人理事會就了解實情呢？我們一般都以為大企業是有理性的，理性就要求了解情況。然而，企業史表明，有許多決策都是瞎蒙和心血來潮。否則，這些企業怎麼會給它們自己捅出大窟窿呢？

到十八世紀末期，政治上的風雲變幻使情況變得複雜了許多。一七八一—一七八四年，荷蘭陷入了與英國的戰爭，荷蘭東印度公司難以在低地國家和東印度群島之間運輸貨物。它不得不要求延期還舊債，同時再借新債。這時，荷蘭政府成了公司的唯一貸款人（銀行家更現實一些，不再給它貸款了），公司的命運與聯省共和國的命運綁在了一起。接下來，法國大革命促使荷蘭政治激化，荷蘭出現傀儡政權，即巴達維亞共和國（一千七百九十五），它對舊政權遺留下來的大公司的利益就沒有那麼多的同情了。隨後，荷蘭重新陷入與英國的戰爭，公司的貿易量陡降二/三，它的最終結局已無可避免。荷蘭政府接管了聯合東印度公司（VOC）——包括它的資產、債務以及它建立起來的殖民帝國。（此事發生於一七九九年。——譯註）

這一帝國依然存在；事實上，一八一四年重建的荷蘭王國在十九世紀把它管理得不錯。管理的費用來自於政府對特定的種植園作物（咖啡、茶葉、甘蔗）所規定的上交定額，以及對鹽和鴉片貿易的能賺大錢的壟斷。從一八七○年起，荷蘭人放棄了種植園那一套「文化體系」，原因之一是他們相信自由市場會運作得更好，另一原因是他們對強迫勞動的做法感到內疚。這一開明轉變得以順利實現，也是多虧東印度群島有了兩種新的、產量增長得很快的產品：一是一八八三年從巴西移植過來的橡膠，一是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後期在婆羅洲和蘇門答臘發現和開採的石油（一八九○年成立了荷蘭皇家石油公司）。可是還沒有來得及彌補早年的過失，第二次世界大戰就爆發了，日本人佔領了荷蘭的這些領地。日本的佔領僅持續幾年，但影響已綽綽有餘。統治制度的變化滋養了人們對自由的向往。它讓印度尼西亞人看到，亞洲人可以打敗歐洲人，歐洲人並不是不可戰勝的。

日本投降，這些島嶼歸還荷蘭，但沒有保持多久。一九四九年，荷蘭讓印度尼西亞獨立了，荷蘭人業已經歷幾代人的悔過自責，因而樂意放棄他們的統治。新的印度尼西亞共和國誕生。它也是一個帝國，宣稱它對荷蘭人交過來的所有土地都享有主權，此外還再加上東帝汶等幾塊地方，而不顧當地居民的特性和願望。對印尼統治不滿的持不同政見者可以到荷蘭尋求避難，在那裏會處境好一些。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多虧有過荷蘭東印度公司和西方帝國主義，蘇門答臘和爪哇往昔那些蘇丹的夢想，終於由「人民民主」的新蘇丹實現了。

第十一章 大財源

羅馬人有這樣一句話，Pecunia non olet——錢無氣味。人們也許不喜歡錢的樣子或是製造錢的人，但他們喜歡錢，並且想辦法去得到它。

從另一種意義上講，錢又是有氣味的，而且很強烈，會把遠近的人們都吸引到它身邊。此標題原文為Golconda。作者注釋它的含義：（一）指印度安德拉邦西部一古城遺址，該城一五一二—一六八七年曾為一穆斯林王國首都。（二）指大財源，如Golconda附近的鑽石礦。

一五九二年，英格蘭跟西班牙和葡萄牙處於交戰狀態，當時葡萄牙是由於王室聯姻和繼承問題上的把戲而與西班牙聯合在一起。在這之前約四年，英格蘭人已擊退了西班牙的一次海上入侵，摧毀了它自封為「無敵」的艦隊。而到了這個時候，英格蘭有一個海軍中隊遊弋於亞速爾群島附近，其任務是截擊和俘獲那些來自新大陸、很可能載有墨西哥或秘魯金銀財寶的西班牙船舶。有一次來了一艘葡萄牙武裝商船，它叫「聖母號」，是由東印度向裏斯本返航。由於西風帶和墨西哥灣暖流東流的影響，亞速爾群島當時成為由西印度和東印度返航的船舶皆必經之地。關於該群島在美洲貿易中所起的作用，見Landes，「Finding the Point at Sea」一文，及Broad，「Watery Grave of the Azores」一文。此船之大，為英國人所從未見過：它長一百六十五英尺，寬達四十七英尺，重一千六百噸，等於英國最大船只的三倍；有七層甲板，三十二門火炮，外加其他武器，上層結構富麗堂皇，艙內裝滿財寶。

這真是夢寐以求的貨物：艙櫃裏盡是寶石珍珠，金幣銀幣，比英格蘭還古老的琥珀，成匹的精美織品，適於一座宮殿用的挂毯，四百二十五噸胡椒，四十五噸丁香，三十五噸肉桂，三噸肉豆蔻種衣，三噸肉豆蔻，二‧五噸安息香膠（用於製作香水或藥劑的一種芳香度很高的天然樹脂），二十五噸胭脂蟲紅（用亞熱帶的雌胭脂蟲幹體製成的紅色染料）和十五噸烏木。英國海軍中隊長還沒有把戰利品清點完畢，他手下的那些肆無忌憚的水兵就往自己腰包裏塞東西，能拿走什麼就拿什麼。

當「聖母號」載著這些東西駛抵達特茅思港時，它高高聳立於其他船舶和碼頭一帶矮房屋之上。商人、經紀人、扒手和小偷蜂擁而至，來自周圍數英裏以及來自倫敦和更遠的地方，像蜜蜂採蜜一樣，來參觀這艘巨船（當地的漁民駕小船運送他們於岸船之間，不停地往返，收取高費），還在酒館和賭場裏尋找那些喝得醉醺醺的水兵，設法從他們那裏套購、偷盜和倒賣贓物。按照英格蘭的法律，這批擄獲物的很大一部分屬於女王所有；伊麗莎白女王得悉情況後，派沃爾特‧雷利爵士到現場，取回她的錢財和懲辦劫掠者。這位雄赳赳的爵士發誓說，「我一定要把他們剝得精光，因為他們劫走了女王陛下應有的大部分珍貴物品。」

等到雷利控制住局勢時，原先估計價值約五十萬英鎊的財富——幾乎相當於當時國庫錢款的一半——已減少到了十四萬英鎊左右。儘管如此，還是用了十艘船才把這些財寶沿海岸運到泰晤士河口，再溯河而上運到倫敦。繼西班牙向秘魯印加帝國末代皇帝阿塔瓦爾帕索取的巨額贖金之後，這大概就是歷史上最大的一次捕獲了。它也像那筆贖金一樣，成為一劑極其強烈的開胃劑。這筆錢財讓英國人嘗到了東方財富的一點甜頭，激發了他們對遙遠東方土地的興趣，從而將英國（以及世界）推上了一個新的航向。

英國人從「聖母號」那裏還學到了另一課。當幾年之後，又一艘滿載戰利品的船駛入泰晤士河卸貨時，那些搬運工人所得到的工裝是「用帆布做的無口袋的緊身背心」。

與荷蘭人一樣，英國人在十六世紀末來到了印度洋。他們就像入侵者和劫掠者，與其說他們是在做貿易，還不如說是在搶劫。只是後來他們才謹慎小心地轉而經商了。

荷蘭人將他們的一些獨立的公司合並而組成了他們的東印度公司，大規模地向印度洋調集船艦和武器裝備，力圖將葡萄牙人和其他的覬覦者趕出印度尼西亞群島。相比之下，英國人的行動是零敲碎打，把每一次航行當做一次單獨的冒險，要求參與行動的商人每一次都重新聚集資本。在這早期階段，英國人和荷蘭人發生過衝突，英國人也打贏過幾次，但是他們沒有足夠的實力向荷蘭人提出真正的挑戰。因此，他們尋找別的貿易機會，轉向北面的印度。後來的事實證明，這是幸運的一舉。

像荷蘭人一樣，英國人也寧願避開葡萄牙人。在印度東面，他們首先登上東南部的科羅曼德爾海岸，遠離東南角的馬拉巴爾海岸。在印度西面，他們跳過果阿，在西北岸的蘇拉特取得了貿易特權，而蘇拉特是莫臥兒帝國的主要港口，是通往印度內地富庶地區的門戶，是與波斯和阿拉伯世界貿易通道的一個起點。隨後（一六六一年），他們獲準在孟買落腳，孟買當時還是一個幾乎荒無人煙的小島。與果阿相比，孟買比較安全，不易遭受來自大陸的侵襲。英國人把它建成一個工業基地以及西海岸的主要商業中心。

在半島的東面，英國人在馬德拉斯站穩腳根以後，往北進入了孟加拉灣和胡格利河谷。從一六九○年起，他們在當時的一個小村莊加爾各答建起了他們自己的商業城。關鍵的一步是他們在一六九八年花錢買到了當地的一種「封建」特權（田賦徵收權）。對歐洲人的打擾感到惱恨的地方當局，本來是瞧不起這種權利的，但是隨著印度的商人和官員變得日益依賴英國人的貿易、援助和善意，這種權利也日益受到人們尊重了。

所有這種種遊戲的主題，就是花錢買那些既得利益集團的友誼與合作。首先是印度大商人和莫臥兒帝國的廷臣。接下來的是地方官吏和採邑領主。他們指望著英國人的饋贈（賄賂）和津貼，用英國的船運輸他們的出口貨物，有時甚至投資於英國人的生意。英國派駐莫臥兒帝國的大使托馬斯‧羅伊曾明確闡述過這一任務：「讓我們大家都接受這樣一條規則，那就是：如果你想發財，就在海上打主意，作悄悄的貿易，因為若想在印度駐軍和進行陸地戰爭，那無疑是錯誤。」

荷蘭人也曾想在印度玩這種遊戲，但不如英國人成功。在荷蘭人看來，印度尼西亞是當務之急，剩下來的精力和人力物力才用到印度。在印尼那些島嶼上，荷蘭的火力驅逐了競爭者，以力服人比較容易。他們一開始就處於強有力的地位，而科恩之流的一些總督的咄咄逼人的脾氣更影響到荷蘭人的行為方式。荷蘭人更重視印度尼西亞，還有物質上的原因。他們的目標是在印度尼西亞壟斷一切，而置當地人的利益於不顧。這在印度卻是辦不到的，因為印度本國的統治者比較強大，那裏還有別的歐洲人已經取得立足點，彼此爭奪市場。

然而，所有的商人都寧願要壟斷而不要競爭。英國人一旦實力增強了，就也動用起武力：他們以海軍封鎖相威脅，這種封鎖會打擊印度的對外貿易並阻攔穆斯林去麥加朝聖；他們開始修築要塞並派部隊駐防；他們劫掠印度船舶和索要贖金。一六七七年，英國東印度公司駐蘇拉特總裁兼孟買總督傑拉爾德‧盎吉爾給該公司在倫敦的董事們寫信，詳細描述了新出現的業務形勢。他建議採取「嚴厲而且有力」的方針：「為了正義，為了你們財產的需要，現在該用你們手中的劍來管理你們的全盤生意了。」這一建議在倫敦受到讚許，喬賽亞‧柴爾德主持了公司董事會，決定要制服印度政局的乖張變異。一六八七年，馬德拉斯城外的聖喬治要塞接到了指令：使用武力以保證豐厚而持久的收入，從而為「英國今後永久在印度取得宏大的、有雄厚根基的、牢靠的支配權奠定基礎」。這就為插手印度政治和行政管理開了通行證。這時莫臥兒帝國分崩離析的徵兆已隱約顯露，印度那些圖謀篡權的人蠢蠢欲動，想要從外國公司中間尋找同盟軍。

與此同時，王位世襲制度既能產生治國賢君，也能產生出傻瓜。莫臥兒帝國的統治者錯誤地認為像英國人這樣的商人只能屈服聽命於帖木兒和巴伯爾（巴伯爾（一四八三—一五三○），莫臥兒帝國的開國皇帝，帖木兒的後裔。——譯註）的戰士。孟加拉地方行政長官按照由來已久的方式壓榨勒索英國商人——對海綿不擠不壓，還要它幹什麼？

有一段時期，英國人沒有吭聲，逆來順受。可是，他們並不是普通的商人。印度當局的橫徵暴斂促使這些闖進來的英國人考慮以暴力還擊。一七五二年，一名惱怒的英國人直截了當地道出了他們的心聲，對克萊武（克萊武（Robert Clive，一七二五—一七七四），英國軍人，曾三度活動於印度。一七五七年率兵攻佔孟加拉，出任英國首任孟加拉總督，一七六四年任駐印度英軍總司令。——譯註）說：「該收拾收拾這條老狗〔指印度的地方行政長官〕了——公司必須認真考慮這一點，否則在孟加拉做生意還不夠填他們的胃口。」克萊武果真認真考慮了。

在印度，英國人知道了在亞洲的貿易遠遠不止是香料。比如，印度生產著當時世界上最優質的棉紗和布匹，而英國就很快地抓住了這個機會，他們在這方面遠遠趕在了其他競爭者之前。葡萄牙人對此項貿易興趣不大，就連荷蘭人也很晚才覺察到。但英國東印度公司則下定決心要推動棉製品的發展並努力開發市場：「東方棉布是一個其用處還未被人們完全了解的商品，我們必須打開銷路，將這種商品運往各個港口試銷。」

這一產品的傳統銷路在於印度尼西亞和東南亞的商人們，他們用香料或其他本地特產換取印度棉布。同荷蘭人一樣，英國人最初也這樣做，因為他們自己沒有什麼東西可以賣，因此，印度的棉製品就成了他們支付貨款的主要來源。（在那樣一個需要涼爽而不是溫暖的氣候環境中，英國的毛紡織品幾乎就沒有什麼市場競爭力。）然而東印度公司一個非常重要的創新措施就是將這些棉製品介紹到歐洲：一六一九—一六二一年間，荷屬東印度公司向尼德蘭運去了一‧二萬匹棉布；英屬東印度公司到一六二五年運回的棉布達到二十二‧十五萬匹。在經過了短暫的消化和回縮後，到十七世紀末，此項貿易呈直線上升趨勢：年銷售量在十七世紀六十年代末是二十萬匹；七十年代是五十七‧八萬匹；而到了八十年代，則增至七十‧七萬匹。荷蘭商人雖然也採取同樣方式，但他們的貿易總量只是英國人的一半，甚至更少。

印度的棉製品改變了歐洲人的裝束以及他們公司海外分支機構的命運。棉製品不僅比毛紡織品輕，而且又便宜，更宜於修飾（通過染色和印花），易於清洗和更換，一個充滿棉製品的新世界展開了。即使是在寒冷的氣候條件下，棉制內衣的普及也改變了傳統的潔凈、舒適和衛生的概念。在美洲的種植園裏，這得到了進一步的證實；就像一些牙買加商人所說的（一七○四年）：「——在這樣一個地處熱帶的島上，大部分居民的衣服都是漂染過的棉布料，這種布穿著舒適而且物美價廉，同時又經得起頻繁的換洗，這對於保持衣服的整潔和促進人們身體的健康有很大幫助。」這是一種遍及範圍很廣、需求量巨大的商品，它足以帶動一場工業革命。

就這樣，英國人販運棉製品，再加上數量較少的生絲（產自孟加拉）、靛藍染料和硝石硝石（即硝酸鉀，KNO三）是火藥必不可少的成分，因此這種原料具有非常重要的經濟和政治價值。硝石的重要成分氮在當時是從含尿液的土壤中提取的，因為尿含有尿素〔CO（NH二）二〕；而印度的人口與西歐相當，排尿量大，土壤條件又格外有利。氮化合物是各種爆炸物（如硝酸纖維和硝化甘油）都必不可少的；早在十五世紀，英王亨利五世就曾下令未經許可不得出口火藥。法國、德國等國曾試圖建立硝石莊園以促進大自然的氮產量。英國從印度獲得硝石的大量供應，就掌握了一項重要的戰略優勢。，還有胡椒，而其他更珍貴的香料的生意則只好讓與荷蘭人了。胡椒曾是吸引歐洲人探險和擴張的耀眼明星，但到這時已地位下降了。由於開闢了一些新的胡椒種植區，出現了供大於求的局面。胡椒價格大跌，這種當年那麼高貴的香料此時在通往歐洲的某些航線上居然充當了壓艙物。作為壓艙物，胡椒使一些東印度的船舶要比其他長途航運船只的氣味好聞多了，但它有一點不方便。它的濃鬱的香氣改變了其他貨物的味道，尤其是咖啡。這樣一來，英國人就不得不調低他們的咖啡的價格。但他們的確又需要壓艙物，只有這樣才能在大風浪中保持船舶的平穩——見Chaudhuri，Trading World of Asia，第三百一十三頁。

印度引出了中國。歐洲人進入印度洋後，發現亞洲從東到西有一片繁華的貿易網，它東起中國、日本和菲律賓，西至東地中海沿岸和東非的車隊驛站和港口。歐洲人也擠了進來。在十八世紀，歐洲人對中國貨的胃口激增。這包括瓷器（歐洲人在十八世紀二十年代以前還不知道瓷器是怎樣製作的），生絲；以及茶葉（它能讓人上癮，又與西印度群島的蔗糖相得益彰）。

採購中國貨，就有一個償付的問題。歐洲人倒是願意用他們自己的工業製品來償付，可是中國人不想要他們生產的幾乎任何東西（只有鐘表是一大例外）。於是歐洲人償付金銀和硬幣。但這只是轉移了問題的方向：他們拿什麼東西去換取西班牙人的銀子以及日本人或巴西人的黃金呢？這並不容易。

解決的辦法當然是找出中國人所想要的東西。最後找到的就是鴉片，它生長於孟加拉，它讓人上癮，能打開市場。在這方面，英國人比荷蘭人佔有優勢。原則上說，兩國商人對這種商品都有競爭的權利，但是英國人利用他們在孟加拉地區日益增長的政治勢力，把荷蘭人擠了出去——這對荷蘭人來說真是一個重大的打擊。

就這樣，英國人最初是跟荷蘭人同時動手，到這時卻遠遠超過了他們。不僅如此，英國人還發現自己佔盡天時地利，他們滲入和掠奪的地方要比印度尼西亞富庶得多。除中國以外，印度是亞洲人口最眾多的國家。我們雖然沒有確切的統計資料，但據估計，十六世紀末期的印度人口總數大約是一億，而且這可能還是個偏低的數字。印度擁有廣袤的良田沃野，尤其是北部平原著名的河谷——印度河、恒河和布拉馬普特拉河（雅魯藏布江下遊）流域——而且人口居住又不密集。一位印度學者將之稱作土地過剩，並且指出印度在十七世紀仍舊可以將農業局限於最發達的地區；其中也包括受惠於大片的草原和荒地而得以養殖大批牲畜的牧業。（從另一方面說，印度從它的牧業上所獲取的利潤遠不及它所應該得到的，甚至可以說是一無所獲，這都是由於宗教上的禁忌。）印度還有人數遠遠多於印度尼西亞的技術熟練的工業大軍，他們的產品遍及各地。這樣所產生的後果就是，印度經濟有了相當可觀的盈餘，這也就助長了統治者們神話般的奢侈：

莫臥兒帝國皇帝奧朗則布（一六五八—一七○一年）在位期間，每年的收入據說合四‧五億美元，是與他同時期的路易十四的十倍以上。根據一六三八年的估計，莫臥兒帝國朝廷所擁有的財富大約有十五億美元之多。

印度宮殿和廟宇的富麗堂皇與奢侈遠近聞名，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入侵者——尤其是突厥遊牧部落，這些騎士經常從中亞平原出擊，掠奪周圍定居民族的財富。印度的最後幾代突厥統治者是莫臥兒人，他們的創始人巴伯爾是那個視人如牛馬、殺人不計其數的帖木兒的後裔，在印度建立了莫臥兒帝國。英國人初來印度時，在位的莫臥兒皇帝是巴伯爾的孫子阿克巴（在位一五五六—一六○五年）和重孫賈汗季（在位一六零五—一六二七年）。

莫臥兒人是遜尼派穆斯林，不同於西鄰波斯的什葉派穆斯林。他們對印度國內佔多數的印度教徒一般採取寬容態度，甚至加以依靠。但是他們使印度北部具有穆斯林氣質，而與南方形成差異。當然，莫臥兒人是以專制佔領者的身分統治印度，得不到印度原有各民族的忠誠。本地的印度教各邦多次向莫臥兒人的統治提出挑戰，各地常常發生叛亂，宮廷陰謀活動也接二連三地鬧個沒完。兄弟之間互相殘殺，還有兒子殺父親和父親殺兒子。在人人為爭奪合法地位而勾心鬥角的這種環境中，對陌生人固然不可信任，但對自己的親屬就更加不敢信任了。

莫臥兒統治者的暴政，與印度教的專制統治相比，是沒有好壞之分的，但它所造成的問題卻由於它採取的預防叛逆的措施，而變得更加嚴重。防叛逆是獨裁政治的一個典型的問題，即想方設法防止臣僚自樹一幟而形成敵對的權力中心。在中世紀的歐洲，君主賜予各領主的採邑最初只是給個人，不可以世襲，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地方上的領主一般都是割據一方，將領地傳給自己的繼承人，與當地士紳拉幫結派，形成權力分割，就是我們所知道的封建主義。在印度莫臥兒帝國，像在別的突厥國家一樣，統治者派駐各地的代理人都是調來調去，保持流動。這種做法限制了地方的權力，但卻使得那些官員沒有心思建設自己管轄的地區。他們只想盡可能多和盡可能快地為自己牟利，而不為社會公益花錢。只有攫取而沒有付出。在那些依賴水利灌溉的地區，公共設施年久失修，就會帶來災難，印度饑荒頻仍的歷史記載就證明了這一點。

由於同樣的原因，農民（實際上是所有臣民）不想花力氣改善土地，這土地是否歸他使用都取決於統治者的意願。弗朗索瓦‧伯尼埃，十七世紀曾在印度工作過十來年的法國醫生，曾經寫道，在印度談不上「你的和我的」，也就是說，人們沒有財產權或產業觀念。沒有人敢於露富，因為害怕敲詐勒索和沒收。沒有人留心於改善生產方式或生產工具。伯尼埃指出，只有很少數人富貴奢靡，而多數人貧苦，房屋破舊，民眾蒙屈受辱，沒有學習和自我改善的勁頭，這貧富兩面形成鮮明的對照。

在這種情況下，信貸以及信貸所能提供的商業機會也受到嚴重的限制。人們用不少筆墨形容過印度洋的商貿在歐洲人到達以前就很熱鬧；還形容過印度高利貸者的富有，農民和商人都受他們高利盤剝。可是高利率意味著高風險。借錢的人能提供多大的安全保障？在人們需要隱瞞資產、因而信息量減少的情況下，貸款的人又能貸出多少？印度當時的商業活動遠遠低於它的潛力。

然而，印度那些商人、銀行家以及高利貸者是怎麼致富的？答案是，他們在下金蛋。他們做買賣、行賄受賄，聚斂和分紅；當他們去世時，家族已隱藏了盡可能多的財富。下面是一位英國人在一六八九年的評述：

他們（商人）的財富只有兩種形式，那就是現金和珠寶，在印度，分不清個人財產和不動產之間的區別，他們盡可能地隱藏自己的財產，以防莫臥兒帝國國庫搶走他們的財富。這克制了他們的消費，也使他們在貿易中一直都保守著自己的秘密——

緊張狀態無所不在——對於統治者來說，既要對老百姓巧取豪奪，又要對他們適度照應；對於老百姓來說，既要隱藏自己的錢財，又要設法過好日子。但歸根結底，還是專制君主及其代理人控制著黎民百姓。在這方面，來印度的歐洲人享有很大優勢。他們不會受到那樣的虐待，他們甚至還能將當地的商人和工人置於自己的保護之下。長此以往，這就構成了侵佔主權。有人也許會說這是篡權，可是在專制社會中，所有的權力轉移都可稱為篡權。

社會最底層的佃農和賤民怎樣呢？他們所能依賴的就是自己的忍耐、頑強和韌力，即被壓迫者所能採取的對應方式。他們在忍受不了虐待時也常常逃亡，儘管當時印度的村莊仍是公社式的社會，而且逃到另一個村莊也不見得會好過一點，但逃亡現象之多仍是一般人所料想不到的。在中世紀的歐洲，逃亡或以逃亡相威脅，可以起到遏制虐待的作用，在城市化地區和邊疆地區尤其如此，出逃有收效。而在印度，逃亡大概只是從一個不幸陷入另一個不幸。儘管這樣，它還是可以促進和緩，因為任何一個捕獵者都不希望失去他的獵物。

在印度仍然有財富可撈——據一位學者估計，印度的盈餘約相當於農業產值的一半。有這麼多的財富可以攫取，這就必然促使英國東印度公司把主要精力從商業活動轉向政治活動，因為通過拉政治關係可以比做生意撈到更多的錢。此外，印度各地衝突和暴力蔓延，促使（迫使）東印度公司動員軍事力量以保衛自己的利益，而有了軍事力量，就樂於幹預當地的一些爭端。

來自倫敦的賢明告誡，未能阻止東印度公司駐在印度的人們沿著這條光滑的斜坡走下去。公司派駐印度的總督們以荷蘭人為榜樣來訓導他們手下的人，並且為他們的所作所為作辯護。最後他們的主張佔了上風，倫敦方面作了讓步。一六八九年，公司在印度的活動按三大「管區」改組，倫敦的公司董事會依照荷蘭人的形象，通過了一項決議來重新明確公司的使命：

增加收入是我們關心的主題，如同我們的貿易是為了增加收入一樣；在二十來起事件就會打斷我們的生意的情況下，有必要保持我們的武力；我們必須成為印度國中之國；否則我們就不過是憑國王陛下特許狀而聯合起來的一大群商販，只能跑貿易，而掌權的人誰也想不到該照顧我們的利益——

使命擴寬了，但目的還不是像荷蘭人在印度尼西亞那樣搞壟斷。英國東印度公司當時並不打算阻止別國商人進入印度市場——大概只有法國人除外，因為法國人決心在政治上向英國人提出挑戰。然而，在印度這片貌似平坦的商場上，英國東印度公司憑借自己的實力和特權，而佔有決定性的優勢。公司的雇員們及時抓住了這一機會，不但自己做買賣，還把自己的牌子和名聲貸給為他們效勞的印度辦事員和生意合夥人，誰為此付錢就貸給誰。

在人們滿懷穆斯林自豪和仇外心理的這樣一個世界裏，英國人如此專橫，使印度上上下下，從海關的收稅員直到宮殿裏的王公，莫不感到屈辱。異教徒敢於如此我行我素，損害了當地總督衙門的尊嚴和合法地位，導致了孟加拉總督（地方行政長官）和東印度公司之間的爭鬥，而爭鬥總是積下憤懣和仇恨。因此，年輕的總督西拉吉‧烏德‧多拉決心給英國人一個教訓，在一七五六年派兵攻佔了英國人的加爾各答要塞，只遇到微不足道的抵抗。接著，他犯下「大罪，其無比殘暴令人難忘，它們受到的重大報復亦令人難忘」。這罪行是指「黑洞」大屠殺：孟加拉總督的士兵把一百四十六名俘虜——其中既有軍人也有平民，還有幾名婦女——硬塞進一間只有十八英尺長、十五英尺寬的狹小牢房，牢房只有兩個小窗，還被堵塞住。那是六月間一個悶熱酷暑的夜晚，牢房裏的人呼喊哀求和抗議。可是總督大人安寢了，不得打攪。呼喊聲漸漸微弱了。到第二天清早，俘虜中只剩下二十三個活人。

這一罪行激起了報復，東印度公司駐印度的代表們自然十分樂意放手大幹一場。他們很快就裝備起一支艦隊，載著由英國軍人和印度雇傭兵組成的一支分遣隊，在羅伯特‧克萊武的指揮下，由馬德拉斯啟航。克萊武本是公司的一名年輕的職員，但富有軍事才幹。由於逆風行駛，艦隊花了差不多兩個月的時間，才抵達孟加拉灣，進入胡格利河口。英國人輕而易舉地收復了加爾各答，逼西拉吉‧烏德‧多拉付出一大筆賠款，還迫使他恢復了公司的全部特權。對那位地方行政長官來說，那一夜安眠的代價可真不小。

但是故事到這裏還沒有完。英法兩國在歐洲打仗，也在孟加拉引起回響。西拉吉‧烏德‧多拉向法國人獻殷勤，他這樣做當然很有道理——要報仇，還想爭取賴掉他向英國人賠款的義務。可是這一次又打錯了算盤。英國人獲悉這些花招，就由克萊武率兵攻打和佔領了法國人在孟加拉的商站金德訥格爾，打掉了這個商業競爭對手，拔除了眼中釘。西拉吉‧烏德‧多拉咽不下這口氣：這些英國商人怎敢在他的領地之內對別國商人動武？此外，他像埃及法老一樣，也悔恨自己太軟弱，覺得自己可以來個第二次，幹得漂亮一些；畢竟他的軍隊比英軍佔壓倒優勢。

這一次，英國人決心要搞掉西拉吉‧烏德‧多拉。他們設法從印度當局內部找出懷有貳心的官員作同盟軍——「如果有一個效忠於東印度公司的人來當總督，該多麼美好啊！」——他們找到了米爾‧伽法，這個人是西拉吉‧烏德‧多拉的內叔，是孟加拉的一位司令官。當地有的是可以收買、用來牽線搭橋的官員和商人。英國人利用了一個名叫阿明‧昌德的精明印度教商人做中介，買通了米爾‧伽法，許諾事成之後讓他當孟加拉總督。米爾‧伽法則答應在他升官之後以重金酬謝英國人。

最後，一七五七年六月二十三日，戰鬥打響，地點在加爾各答以北九十英裏的一個村莊普拉西。英國人和他們收買的同盟軍為一方，西拉吉‧烏德‧多拉和他的僚屬為另一方。英國人打贏了，這一個勝仗改寫了印度的歷史。大英帝國的詩人們歌頌克萊武這位公司職員出身的將軍如何英勇善戰，善於策反，還描述一些細節有多麼了不起——例如在雨季怎樣遮蓋大炮，等等。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崇拜偶像的文人則對此嗤之以鼻，說根本談不上什麼英雄事跡（人人都是勇敢的），還嘆惜那些印度大小官員對國不忠，輕易讓人收買。

然而，這最後一點當然是莫臥兒之類專制帝國的致命弱點。有什麼忠心可言？交戰雙方的兵力對比是：那位孟加拉總督手下有大軍五萬人，而英軍方面不過三千人。總督的五萬人當中，實際為他打仗的只有一萬二千人，而這些人也是一觸即潰，剛剛傷亡五百人就趕緊撤退了。英軍方面的損失是僅僅陣亡四名歐洲人和十四名印度雇傭兵。這就是歷史上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交戰之一。

勝利之後隨之而來的就是清點勝利果實。公司所獲得的戰爭賠款總數最後達到一○○○萬盧比（按照七‧一萬四千二百八十五盧比等於一英鎊的匯率折算，相當於一百四十萬英鎊）；給居住在加爾各答的商人做出賠償（英國人五百萬盧比；亞美尼亞人二百萬；印度人一百萬）；賠償英國海軍中隊和陸戰部隊五百萬盧比；還加上給公司理事會成員的私人賠償，按規定是每人二十五萬盧比。

這所有的總合起來達二百三十四萬英鎊，是「聖母號」船所載戰利品的五倍——這個數字相當於現在的一億英鎊以上。這種折算是以當時技術工人的平均工資（一年五十英鎊）等價於現代工人工資的二‧五萬美元為基礎的。在這類涉及長時期的折算法中，最好的比較標準就是勞動力價格。米爾‧伽法才不在乎呢。反正錢又不是從他的口袋掏出的。但是，以孟加拉的財政狀況，它是不可能滿足這一龐大的開支的。最後，約一半的賠償金是以金銀硬幣或珠寶支付的。剩下的則被一次又一次地延期；而伴隨著每一次的推遲，公司都獲得了某些特權、土地和其他收入等形式的補償。但是英國東印度公司的理事會成員們卻得到了全部賠款——要體現輕重緩急嘛。克萊武所得到的現金報酬相當於現在的一‧四億美元。一些人認為這都是敲詐勒索得來的，但麥考利說克萊武可以很輕易地得到兩倍於此的錢，「他得到了二百萬盧比，只要他的一句話就可以使二百萬變成四百萬」——Macaulay，「Clive」，第二百四十三頁。這自然是克萊武讓別人得到的印象。參閱Keay，Honourable Company，第三百二十頁。麥考利的確提出了問題：對於英國人來說，從一個外國統治者那裏接受巨額禮金是否合適呢。是的，這不違反法律；但他又問道，如果威靈頓在擊敗拿破侖之後，從法國的路易十八那裏也得到相同的禮物，那人們又會怎麼說？

這些敲詐勒索還附帶有一筆相當可觀的額外財富：公司被賦予加爾各答周圍很大一片土地的田賦徵收權。這些土地每年向地方行政長官所交納的代役稅是二‧三萬英鎊，而它每年實收田賦卻是五‧三萬英鎊——凈剩三萬英鎊，多麼可觀的數字。隨著加爾各答的日漸繁榮，它周圍土地的租金也水漲船高，沒過幾年，租金已漲至十四‧六萬英鎊。而且自從任命了克萊武為公司孟加拉居留地的總督後，印度的地方行政長官就把他的徵收代役稅的權力轉讓給克萊武，這樣一來，雇員倒變成了雇主的地主。克萊武還獲得了一項特權，即指揮莫臥兒帝國軍隊中六千名步兵和五千匹戰馬的權力。公司的這種政治與商業的混淆使它的代理人也具有了雙重身分。

在印度，如同在印度尼西亞一樣，權即是錢，錢即是權。印度國民生產的盈餘原先被刮到莫臥兒國庫和藩臣賬下，此時則轉移到了英國東印度公司及其職員和代理人的手中。商人和公務員都樂意到公司領取並不豐厚的薪金，以此為私下拉買賣和公開貪污受賄打掩護。一些野心勃勃的年輕人花錢買公司的職位。英國議員及其他有權勢的人想方設法把親朋好友安插到公司，以各自的方式為此而付錢。公司總部成了「一座彩票房，誘惑每個人去碰運氣，讓幸運的少數人——發大財」。但顯而易見的是，幸運只是故事的一部分。

要知道，印度當時是一個疫病蔓延的地方。許多發了財的新貴是一去不復返，再也沒有回到英國。即使是健康存活下來的人如何把他們的資產變成現金，也是一個問題；而死去的人就只得依靠代理人，代理人會為自己牟利，往往還變成無人負責。就這樣，從印度這張大餐桌上紛紛掉下一些面包屑，養肥一批經紀人、律師、掮客、珠寶商、證券中間人、走私者、騙子和投機商。

克萊武——他此時已受封為愛爾蘭勳爵，而且有望得到英國爵位——在這方面碰到的問題比一般人更大，因為他要弄回去的錢財比別人多得多。他將十八萬英鎊匯到阿姆斯特丹的荷屬東印度公司，然後經過打折扣，再用來買英鎊匯單。有四萬多英鎊是通過英國東印度公司轉回去，還有相當可觀的數額是通過私商走不知名的賬戶。他還將大筆錢投資於珠寶——僅在馬德拉斯一地採購的鑽石就價值二‧五萬英鎊——再把珠寶弄回英國倒賣。英國歷史學家麥考利寫道：「我們完全可以肯定，無論在哪個行業，再也沒有一個別的英國人能白手起家，剛到三十四歲的時候就擁有這麼多的財富。」

克萊武回英國後，把他的財富用於「體面的」項目。他把大筆的錢送給了他的姐妹們、別的親戚以及一些貧窮的朋友；給他的父母安排了每年八百英鎊——相當於現今的四十萬美元——的收入，同時堅持他們要有一輛馬車；給「收入菲薄」的一位軍隊老上司安排了每年五百英鎊的收入。在如此慷慨地花掉大約五萬英鎊之後，他為自己以及他的一小批幫手購置地產，以確保在英國下議院擁有席位。他還買下了東印度公司的一大筆股票，把它們分攤給那些為他打掩護的人，以便形成一個在公司拉選票的小集團。在當時，所謂的有產者理事會的會議都是「人多，爭論激烈，跡近騷亂——有人大規模地操縱虛假的選票」。羅伯特‧克萊武是應對此負責的一個人。

從短期影響來看，像這樣將財富和政治權力從神秘的東方轉移到英國各郡縣和議會大廳，令人難以忍受——太快了，也太新鮮。這些在印度發了大財的「總督老爺」是什麼人，怎能購置大片地產，搖身一變成為社會名流，敗壞英國的政治？這就必不可免地引起了對此進行官方調查和議會質詢的呼聲，結果導出了沃倫‧黑斯廷斯唱主角的臭名昭著的審訊，促成了東印度公司章程的重大修改。這些新的安排加強了國家對東印度公司在孟加拉的經營運作的監督，使得「發贓財」比較困難了，然而在印度混幾年撈到的錢，仍有可能超過在英國幹一輩子的收入。

從長遠來看，英國人在印度攫取了帝國的權力，就在政治謀略和倫理方面產生了嚴重的問題。東印度公司把它的收獲視為永久性的——「人的明智能使之保持多久就會有多久」（一千七百六十六）。因此，它要「保護和珍愛居民——他們的利益和福祉如今已是我們關注的首要事情」——這也是為了公司自身的利益。印度被比作一座莊園，莊園的佃戶和地主的利益是一致的。

很明智，也很合英國典型；但做起來並不簡單。即使是在改革以後，發展的任務依然艱鉅，而由於英國人為穩妥起見不去輕易變動印度的社會體制和文化體制，發展的問題就更加複雜化了。隨著新技術，尤其是鐵路，從國外傳入印度，印度的經濟有所改變和增長。然而，除了充當棉花原料供應者以外，印度經濟對工業革命的反應是遲緩的。曾經在世界上獨領風騷的印度棉紡織業，已日益萎縮，幾乎消失。印度歷史學家將這種情形歸罪於殖民壓迫者，指責英國人不僅取消了印度的保護性關稅（自由貿易萬歲），而且對印度出口產品課稅，使它們與英國的棉紗棉布價格拉平。可是問題並不在此。印度企業家和英國企業家都可以在印度自由地興辦現代製造業，他們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就開始這樣做了。如果說他們不曾更早地這樣做，那一定是自有緣故。

我們怎麼知道？

歷史文獻的性質關於印度歷史的某些最重要的著述，是由印度學者完成的，然而，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這些著述幾乎無例外地都是以歐洲人的記載和報導為依據。從印度方面幾乎沒有什麼文獻流傳下來。舉例而言，關於十六至十八世紀的印度洋貿易，尤其是當時的紡織業，我們所知道的情形幾乎完全是來自歐洲各特許貿易公司及其本國政府的檔案，還有歐洲旅行者的報導及其來往信函。因此，這些記載只反映出事情的外在一面。然而，它們內容豐富，能說明問題——其中還包括有相當數量的本地材料——足以為相當不錯的歷史研究提供依據。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不對稱，這是文化史上的一個有趣的問題。印度人是有文化的（儘管他們在當時缺乏印刷術），而莫臥兒這樣的帝國，若沒有文件和通信，是不可能運轉的。印度商人也一樣，若沒有備忘記錄和信函，他們也不可能活躍於國際貿易之中。是不是在文件保存方面出了問題？如果是那樣，東印度公司在馬德拉斯、孟買和加爾各答的文件怎麼又保存了下來？是不是在商業組織形式上有重大差異？歐洲各特許公司是依賴於一整套官僚機構，有官僚機構就有文牘。也許，問題是在於連續性和文件保管制度。印度的政治單位當時都是短命的，它們的文件也就一起湮沒了。也許，它們本來應該把事情記載在黏土板或石板上面。

有一點是清楚的：那個時候的歐洲人已經熱心於作記載。要注意到當時各社會之間的一大差別：有的是只有社會上等人才有文化，有的則是一般人均識字通文。歐洲當時儘管還有不少文盲，但卻屬於後一範疇。中等以上的人都能閱讀，還能寫作和出版自己的作品，不但官員如此，老百姓亦如此。在歐洲人以外的社會中，最與歐洲人相近的就只有日本人和猶太人了。歐洲人還對其他民族和社會抱有熱心的好奇心：當時的遊記當中，絕大部分是歐洲人寫給歐洲人看的。

這種好奇心是歐洲人對外擴張和佔領的一個重要因素。不論是有心還是無意（應是二者兼有），它為對外偵察和開拓指引了道路。近年來，反殖民主義的評論家就西方人好奇心的所謂的惡劣作用大做文章，把學者、間諜和外交官全看做一丘之貉。在這方面攻擊最為詳盡的，莫過於愛德華‧賽義德那一部備受關注的著作《東方學》（一千九百七十八）。（本書在第二十四章中將更多地述及賽義德這部影響力很大的著作。）這位評論家認為只有一個社會內部的人才能真正了解自己的社會，這種說法是不對的。根據這一論點而貶斥學術對手的研究成果，是很成問題和反科學的。然而該書指出信息很有價值和很有力量，能起很大作用——不論是好的作用還是壞的作用——這一點卻是十分中肯的。

飲食、收入和生活水準

在印度淪為英國殖民地以前，其「民眾」境況如何？歐洲旅行者和訪問者報導了那裏的普遍貧窮，甚至是悲慘，而印度對話者也表示同意。為什麼印度南方有那麼多廟宇？「——那裏土地肥沃無比，而居民的生活必需品卻十分少。」英國一位旅行者拜見當地一位王公時，那王公把他管轄下的農民說成是「赤身裸體、忍饑挨餓的群氓」。他們的需求呢？「錢對他們來說是不方便的，讓他們有飯可吃有屎可拉，就夠了。」

某些歷史學家會爭辯說，這些外來者所見所聞並不全面，或者說他們是有意給印度抹黑以抬高歐洲人。有人甚至斷言，按照食品攝入量的估算數字計算，當時印度佃農的生活水準還高於英國農場的勞工。

鑒於歐洲和亞洲當時在技術上的巨大差距，我覺得這種對比卡路裏的計量歷史學結論是不足信的。我也不相信某些人把二十世紀收入對比的估計數字推回到十八世紀的做法。這種計算結果歪曲事實的可能性可以說是無止境的，即使是一點小的誤差伸展到兩百年前就會把事情弄得面目全非。

在這類推測性的計算中，數字只有與歷史背景相符時，才是可信的。而歷史背景，就印度而言，是財產權利受限制，技術落後；就西歐而言，則是正在大步邁向工業革命，發明和改進各種精巧的、節省勞力的裝置，尤其是用人力以及用動力驅動的機械。它當時已遠遠超過了亞洲。更有效的技術會帶來更高的收入，事情就是這樣簡單。

阿明‧昌德怎麼啦？

英國人和米爾‧伽法之間的談判是由兩個代理人來進行的，其中一個就是孟加拉商人阿明‧昌德，他為接受東印度公司保護的好處而居住於加爾各答，因此在孟加拉地方行政長官攻打和佔領加爾各答時蒙受了巨大損失。英國歷史學家麥考利這樣坦率地評價阿明‧昌德：他沒有政治上的是非概念，只是憑著靈活的商業頭腦和豐富的經驗周旋於英國人和地方行政長官之間。「他的民族對他產生很大的影響，他身上具備著印度人的智慧、敏銳的觀察力、手腕圓通、機智靈活、堅韌不拔的性格。也不乏印度人的缺點：貪婪、奴性和叛逆。」

欺騙和安撫地方行政長官是阿明‧昌德的工作。他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務。多虧他的胡編亂造的能力和豐富的想像力，計劃進展得非常順利；但這走得越遠，事情的成敗就越發依賴於阿明‧昌德的舉動。他隨便的一句話都可能摧毀整個計劃。恰恰就在此刻，克萊武開始聽到一些令人不安的消息，說阿明‧昌德準備背叛英國人，除非英國人能給他以巨額報酬。多大呢？他要求三十萬英鎊（也就相當於如今的一‧五億美元），另外，他還要求把這個承諾寫進保證米爾‧伽法擔任孟加拉行政長官的協議裏。

克萊武氣極了。這是明目張膽的敲詐，也太貪婪了。克萊武決定以牙還牙，準備了兩份協議——一份是真的，寫在白紙上，壓根就沒有提及阿明‧昌德；另一份是假的，寫在紅紙上，其中有滿足那位商人要求的條款。並不是所有的英國人都甘心參與這一騙局。海軍代表沃森將軍拒絕在紅紙協議上簽字。白紙協議的這一缺漏若被阿明‧昌德看到，他肯定會起疑心。於是，一不做，二不休，克萊武就偽造了沃森的簽名。

行動的時刻到了。自負的孟加拉地方行政長官西拉吉‧烏德‧多拉起兵進攻。克萊武指揮他的英軍部隊——按照他的說法，都是勇往直前的戰士——在普拉西大獲全勝（一千七百五十七）。西拉吉‧烏德‧多拉落荒而逃，地方行政長官的寶座也就丟了。勝利者聚會分享勝利果實。阿明‧昌德滿懷期望地到會，因為克萊武始終對他體貼備至，直到最後一分鐘。這時宣讀了白紙協議。一個字也沒有提到阿明‧昌德。他問克萊武這是怎麼一回事，得到的回答是：「那紅紙協議是個圈套。你一無所獲。」這個可憐的人當即昏厥過去，雖然又蘇醒過來了，但從此再也沒有恢復理智。他逐漸變得思維混亂和行動呆滯。他原先是那樣一個機智敏捷而又衣著儉樸的人，這時卻變得身穿布滿珠寶飾物的華麗服裝，漫無目的地四處逛遊。沒出幾個月他就死了。

總的說來對克萊武持同情態度的麥考利，寫到這場騙局時說：「——這個人在他一生的其他時期是一位可尊敬的英國紳士和軍人，可是一遇到一個印度陰謀家要加以對付，就自己也變成一個印度式的陰謀家，肆無忌憚地墮落到假仁假義，調換文件，冒充別人的筆跡。」然而，麥考利的落腳點不在譴責。在指出克萊武道義上的瑕疵以後，麥考利又為他辯解說這是不得已而為之的權宜之計，「馬基雅弗利也許同樣會採用這種手法」。

關鍵在於克萊武的行為「不單是犯罪，而且是大錯特錯」。麥考利指出，個人可以背信棄義而致富，國家卻不行。辦公事時，誠實的信譽比勇敢和智慧更重要。而在一個充滿著爾虞我詐的世界裏，尤其是這樣。英國之所以能在印度以如此小的代價維持其帝國，靠的就是無條件的誠實，而不是別的；之所以能把印度人明裏暗裏貯藏的財富都弄出來，靠的也不是別的任何東西。麥考利說，東方最強有力的君主也不能說服他們的臣民把財富交出來放高利貸，可是英國人以四％的利率相許諾，就讓印度人拿出了幾千萬盧比。

這是麥考利的見解。他有他的道理。可是，克萊武的後繼者們是比克萊武更顧及道義嗎？抑或是那些帝國主義分子及其政治家不過是學會了撒謊更高明一些？或者是在某些事情上撒謊，而在另一些事情上不撒謊？是在錢的事情上守信用，其餘的則見鬼去吧？那就會是一種嘲諷。事實是：即使是在麥考利那個講正義的時代，誠實也是追求國家利益的一種手段。甚至在錢的事情上——應該說尤其在錢的事情上，亦是如此。的確，印度投資者相信了英國的承諾，購買了利率為四％的英國政府債券，英國也從未讓他們失望——直到二十世紀為止，這時戰爭和財政赤字破壞了英鎊的購買力，毀了金本位。通貨膨脹是一種非人格化的謊言嗎？

第十二章 勝利者與失敗者：帝國之資產負債表

十八世紀末既是結束又是開始。斯時，荷蘭東印度公司停業清理；英國大西洋奴隸貿易被禁止（但奴隸制並未結束）；在加勒比諸島，當地奴隸不能靠自然繁殖維持其人數，新的奴隸供應若被截斷，就會扼殺舊的種植園體系。蔗糖富源從盛到衰（包括聖多明各即今日之海地。革命運動及種植業和種植人口衰落）；法國舊制度終結；舊帝國時代終結。新時代伊始，歐洲喪失了對海外一些領土的正式控制權（西班牙損失巨大），但得到了更為廣泛的經濟主導權。歐洲強行進入原本遙不可及和無緣接觸的地方（中國、日本），同時在其他地方（印度、印度尼西亞）創立了獨特的統治形式。

這一巨大變遷的轉折點即工業革命，它開始於十八世紀的英國，隨後為全世界所倣效。工業革命使得一些國家更加富有而其他國家（相對）更為貧窮；或更確切地說，有的國家發生了工業革命，變得更加富有；有的國家沒有發生工業革命，則依舊貧窮。這一選擇的過程實際上很早就開始了，可追溯到地理大發現的時代。

對某些國家來說，比如西班牙，地理大發現招致財富、腐化和矯飾——這依然是舊方式的延續，但規模更為宏大。對英國、荷蘭等另幾個國家而言，卻意味著用新方式處理新事物，抓住技術進步潮流的機會。對其餘人比如美洲印第安人和澳洲塔斯馬尼亞人來說，它是大災變，是外部強加的悲慘命運。

地理大發現首先帶來了兩個生物圈生命形式的交換——所謂哥倫布式的交換。歐洲人在新大陸發現了新民族、新動物，尤其是新的種植物——一些食物（玉米、可可、土豆、白薯），某些引人上癮和有害的種植物（煙草、古柯），某些有利於工業的種植物（新硬木、橡膠）。這些產品被引入舊大陸，有的引進早些，有的則晚些（橡膠直到十九世紀才顯示出其重要性）。

新食物改變全世界的飲食。例如，玉米成為意大利和巴爾幹的一種主要食物（作玉蜀黍粥）；土豆成為阿爾卑斯山脈和比利牛斯山脈以北歐洲地區的主要淀粉類食物，在某些地區（愛爾蘭、弗蘭德斯）甚至代替了面包。土豆如此重要，甚至有的歷史學家視之為十九世紀歐洲人口「爆炸」的根源和秘密。並非僅僅歐洲如此。生長在貧瘠丘陵地的土豆，與花生、白薯和山藥一起，給十八世紀中國人提供的飲食營養已經超過了稻米。

同時，歐洲給新大陸帶去了種植物——甘蔗、谷物，也帶去了動物——馬、帶角的牛、綿羊、新品種的狗。其中，有的成為征服的武器；有的如牛群和綿羊佔據了當地居民的大片土地。更為惡劣的是，歐洲人以及他們從非洲帶來的黑奴給新大陸帶來了骯髒而微小的行李：天花、麻疹、黃熱病的病毒，瘧疾的原生物寄生蟲，白喉桿菌，斑疹傷寒的立克次氏體屬微生物，雅司病螺旋體，肺結核細菌。對於這些病原體，生活在歐亞大陸的人已接觸過千百年，能生存下來的人們已有了程度高低不一的抵抗力。然而美洲印第安人卻在這些疫病的襲擊下大量死去，有的地方人都死光了，結果是幸存者寥寥無幾，為數不多的人群幸運地獲得了抵抗力才存活了下來。

為什麼歐亞大陸生物圈遠比美洲生物圈毒性大？這個問題不易回答。人口密度更大和傳染頻率更高？病原體的機遇分布？美洲印第安人的疾病在哪裏？他們只有一種疾病傳染給我們——這就是梅毒，法國人稱之為意大利病，德國人稱之為法國病，如此等等。該病從海港傳布到歐洲其他地區。有的疾病民族學者對梅毒發源於美洲表示懷疑，他們指出，哥倫布以前的歐洲性病有相似的傳染過程和後果。但是，相似不等於相同，梅毒在十六世紀才成為一種傳染疾病是確定無疑的。不妨比較一下艾滋病，它的出現也許比我們知道的更早，但直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才呈現出傳染性疾病的跡象。

然而，入侵者也有自己的弱點。到墨西哥的美國遊客把旅遊者的腹瀉稱為「蒙提祖馬（蒙提祖馬二世（一四六六—一五二○），墨西哥阿茲特克皇帝，抗擊西班牙入侵者，後被俘遇害。——譯註）的報復」；那些到印度的人稱之為「德裏腹痛」。這些諢名聽起來有些滑稽，但實際上，早期移居這些陌生地區的歐洲人很容易成為當地病原體和傳染病的受害者，「像蒼蠅一樣」死掉了。這種事情的發生依地區而定。氣候與衛生條件——糞便和廢物處理的方式、供水和排水、個人習慣、社會風俗——可以改變一切。例如，印度洋地區的傳染率是溫帶地區的三到四倍；西印度群島和美洲熱帶地區則達十倍以上；而西非則是通往死亡之門的單行道，死亡率高出五十倍之多。在這些地區的內部，人口密度越高，傳染率越大：如印度的孟買、印度尼西亞的巴達維亞雅（加達的舊稱。——譯註）。費爾南德‧布勞德爾的三部曲（《物質文明》等）描述了在印度果阿的一個富有的葡萄牙家庭如何進餐的情景：房間為水環繞，桌子在水裏，他們將腳伸在水裏。顯然，這樣可以防止與爬蟲一同進餐，但卻會邀來水中的遊蟲，還有蒼蠅。

那時在海洋上的人口流動，不論是自願還是不自願的（奴隸），都給世界帶來了更高的死亡率和更大的悲傷，但也給歐洲人帶來了財富和機會，不論他們留下來還是離去。這是市場社會的人口流動之法則：人們外出追求境遇的改善，這樣會給留下的人增加討價還價的能力；而在他們的新家，他們創造或攫取財富（食物、木材、礦物或製成品），並將它們運回或帶回祖國。

這些受益是緩慢實現的，直到十九世紀，由於交通的發展，美國中西部才開始出現商品農業。同樣的進展使得移民便宜、容易，正是這種發展才促進了歐洲人口的增長。但即使早期人口流動不大，在殖民地種植園及其母國的糧食供應方面，北美洲仍作出了實質性貢獻；其餘的進展則前景在望。歐洲十八和十九世紀人口和經濟的增長既有限制又有痛苦；但是任何大陸的現代化都不如歐洲那樣順當。歐洲的現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了新大陸——是踏在美洲印第安人、非洲奴隸和契約僕役的脊背上實現的。

如果西班牙沒有錢、沒有金銀，那是因為它擁有這些；如果西班牙貧窮，那是因為它富有——有人也許想使這一共和國著了魔的人民生活在自然法則之外。

——馬丁‧岡薩雷斯‧德‧塞洛裏戈一六○○年

在農業和製造業之前是搶劫與掠奪。哥倫布式的交換重新分配了財富以及動物群和植物群——從舊富轉變為新富一步到位。然而，海外財富的注入促成了初期的經濟繁榮，其影響卻是不平衡的。有的人致富之後只知道消費，而有的則儲蓄和用於投資。國家也是這樣：有的國家最後只比起初富裕一點；而有的國家擅用新財富，獲利更多。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致富最早的國家——西班牙和葡萄牙——都以失敗而告終。這成為經濟史和經濟理論研究的重大課題之一。畢竟，各種增長模式都強調經濟增長的必要性和資本的力量——即資本可作為勞工的替代，使信貸易於得到，使項目受損後不致慌神，可以贖回錯誤，給大企業提供第二次機會，是經濟繁榮的主要營養。資本可以帶動一切。由於西班牙和葡萄牙都建立了帝國，所以他們不乏資本。

西班牙尤其如此。西班牙的新財富自然而來，可以投資或消費。西班牙選擇了消費一途——用於奢華與戰爭。戰爭耗費最大：它毀滅而非建設；沒有理由也無限制；不可避免的不平衡與資源的匱乏導致殘酷的非理性，增加開支勢在必然。西班牙使用資金更為隨便，因為這是意外之財，不是勞動所得。花掉橫財總是一件容易事。

誰得到了錢？無論如何，不事儲蓄的話，錢總會用掉的，隨手而來，隨手而去。西班牙在意大利和弗蘭德斯的戰場上耗費了自己的大量財富。西班牙要支付軍人和武器費用，包括從間歇性敵人英國進口鐵炮的費用；支付供應品的費用，其中有許多是從間歇性敵人荷蘭和佛蘭德斯進口的；還要支付馬匹和船只的費用。

同時，西印度群島財富對西班牙工業的意義越來越小，因為西班牙人不再需要製造什麼了，他們可以購買。一五四五年，西班牙製造商已積壓了新大陸長達六年之久的未交貨訂單。那時，從原則上講，要求海外帝國用戶只能購買西班牙自己生產的商品。但是，顧客和利潤唾手可得，西班牙商人轉向國外供應商，購買他們的商品，然後用自己的名號打掩護，倒賣出去。這就是原則。美洲的財寶也沒有促進西班牙的農業；西班牙可以購買食物。正如一位西班牙人在一六七五年所說，整個世界在為我們工作：

讓倫敦滿意地生產纖維吧；讓荷蘭滿意地生產條紋布吧；讓佛羅倫薩滿意地生產衣服吧；讓西印度群島生產海狸皮和馱馬吧；讓米蘭滿意地生產織錦吧；讓意大利和弗蘭德斯生產它們的亞麻布吧，我們的資本會滿足他們的。唯一可以證明的是，所有的國家都在為馬德裏訓練熟練工人，而馬德裏是所有議會的女王，整個世界服侍她，而她無需為任何人服務。

即使今天，我們還會聽到這種在比較優勢和新經典貿易理論幌子下的蠢話。我曾聽認真的學者說，美國無需為巨大的對日貿易逆差而擔心。畢竟，日本人提供給我們有用的物品，不過是來換取印著華盛頓頭像的紙片。這聽起來不錯，但卻是非常有害的。財富不會比工作好，富裕莫過於勞動所得。摩洛哥一六九○年至一六九一年駐馬德裏的大使清楚地認識到問題之所在：

——今天，在基督教諸國中，西班牙人財富最多、收入最高。但是對奢華的熱衷和文明的舒適征服了他們。你很少發現西班牙人像荷蘭人、英國人、法國人、熱那亞人那樣為從事商業奔走海外。類似地，這個國家蔑視社會下層和普通民眾從事的手工藝行業，它自視比其他基督教國家高出一等。在西班牙從事手工業的多是逃到西班牙尋找工作的法國人——（而且）很短時間就發了大財。

依靠外來者，這證明無力推動技術和企業的進步。

換句話說，因為西班牙有了太多的錢，它變得貧窮，或者說保持了貧窮。那些從事工作的民族學到和保持著良好的習慣，尋求把事情做得更好、更快的新方法。而西班牙人卻沉溺於社會地位、休閒和娛樂的嗜好之中——卡洛‧西波拉稱之為「普遍存在的西班牙下級貴族心理狀態」。他們並非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在歐洲各地，紳士生活被稱譽，而手工勞動者遭受白眼；但在西班牙更是如此，部分因為一個處於歐洲邊緣而又好鬥的國度不會教導人民容忍和勤勞；部分因為工農業的工藝和勞動長期以來是與遭受歧視的少數民族如猶太人和穆斯林相聯繫。正如編年史學者貝納爾德斯在描述十五世紀末的猶太人時所說的：

——他們都是商人、經紀人、稅款包收人，他們是貴族的管家和熟練的剪羊毛工人，他們是裁縫、鞋匠、制革工人、編帶工、編織工、雜貨商、小販、絲織工、鐵匠、金匠，或從事類似的職業。他們從不種地，也不做農場工人、木匠或泥瓦匠。他們都尋求輕鬆的行業或尋找少做工作就能糊口的生活方式。

剩下來受詛咒的就是賤民；賤民從事的行當都受詛咒。貧窮和失業倒是更好一些。西班牙的窮人起了一種重要的作用：讓富人有機會出錢濟貧，而幫助他們求得靈魂的拯救。

到十七世紀中葉，大批金條的流入終止了，西班牙王室債臺高築，經歷了一五五七年、一五七五年、一五九七年數次破產。國家進入長期衰落。了解這個故事，我們引出的寓意是：意外之財對人有害無利。它表明，短期暴富將導致立即發生畸變，以後更會悔恨不已。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今天的經濟學家用「荷蘭病」一詞來描述這種綜合徵，他們是從荷蘭開發利用北海的天然氣資源得到啟示的。好像荷蘭人不知道如何善為利用這些新資源似的。

北歐諸國也許會同意這種說法。他們因地理大發現而繁榮。他們捕魚，提取和精煉鯨油，種植、購買和轉賣糧食，織布，鍛鑄鐵器，伐木和開採煤礦。他們贏得了自己的帝國，但幸運的是他們並未輕易撈到金銀。機會允許，他們就進行掠奪。但是，這些帝國確實主要建立在可更新的收獲和持續的產業（包括奴隸產業，但那是消極的）基礎之上，而不是依賴終會枯竭的礦物。它們建立在工作之上。

歐洲經濟重心北移的影響不僅僅在於令西班牙蒙羞的殘敗。昔日意大利偉大的商業和工業城邦——威尼斯、佛羅倫薩、熱那亞——也都如黃花敗落。意大利曾是歐洲中世紀商業革命的先驅，率先從閉關自守走向國際貿易和勞動分工。遲至十六世紀，意大利還是一個重要角色，它的製造業繁榮，在向西班牙和北歐諸國提供商業和銀行服務方面成就卓越。然而，意大利從未抓住地理大發現提供的機遇：意大利的船舶不曾出現於印度洋或橫渡大西洋。意大利只關注於地中海。意大利同樣受制於舊式結構：行會控制束縛著工業，很難適應時代的變化。因為製造業主要限於城市作坊，勞動力成本依舊高，這些作坊雇傭的是成年的男工匠，他們從學徒時就在這裏工作。

北歐比南歐發達，引起了人們的注意。十八世紀，觀察家已經從心理學角度評論二者的不同。他們稱，北方人頑強、魯鈍、勤奮，他們勤勞工作，成績卓著，但不會享受生活；相比而言，南方人性情愉悅，熱情而善於觀察，熱衷休閒而非工作。這種對照與地理和氣候有關：陰雨連綿與陽光普照；寒冷與溫暖。有人甚至發現了各國內部的類似區別：倫巴第人與那不勒斯人之間；加泰羅尼亞人與卡斯蒂利亞人之間；佛蘭芒人與法國南方人之間；蘇格蘭人與肯特郡人之間，等等。

這種思維定式有若幹真理的成分，但絕大多數是思維惰性的表現。駁倒它們非常容易。但仍有未解決的問題存在：為什麼有的人從財產萬貫而敗落，有的人卻從一貧如洗而振興？西班牙的「衰落」與羅馬帝國相似：它提供了一個成功與失敗的令人迷惑的問題，學者從不厭倦地探討它。

也許最引起爭議的就是德國社會科學家馬克斯‧韋伯的解釋了。韋伯起初研究古代世界歷史，以後逐漸成為精通多樣化的社會科學的奇才，在一九零四—一九○五年出版了他影響最大和引起爭論最多的論文之一《基督教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其主題是，新教教義——更確切地說，加爾文教派教義——促進了現代資本主義的興盛，即他從自己的祖國德國了解到的工業資本主義的興盛。他說，新教做到這一點，並不是通過減輕或祛除羅馬信仰中那些阻止或妨礙自由經濟活動的條規（例如，禁止高利貸等），也不是通過鼓勵、更不用說創造對財富的追求。新教是通過確定和支持日常行為的倫理促進商業成功的。

韋伯認為，新教加爾文派教義之所以做到這一點，首先是因為確認了得救預定論。這一論點認為，人不能靠信仰或行為而得救；這個問題在起初就已經為每一個人預定了，人不能更改自己的命運。

這樣一種信念似乎容易鼓勵宿命論的態度。如果行為和信仰不能改變什麼，為什麼不縱欲求歡呢？為什麼要為善？這是因為，按照加爾文教派，善是似乎可能的上帝選擇的跡象。每一個人都可能被選中，但唯一理智的假定是，大多數被選中的人會通過自己的性格和行為表現心靈的質量和他們命運的本質。這種含蓄的確認有力地鼓勵了恰當的思想和行為。一六八九年，一位英國婦人伊麗莎白‧沃克爾寫信給她的孫子，提到上帝恩惠的一個不那麼重要卻又比較重要的跡象：「愛清潔的人不全都是善人，但善人幾乎沒有不愛清潔的。」死硬的得救預定論信念只持續了不過一兩代人的時間（這樣的教條不會有持久的吸引力），然而它最終轉化為一種世俗的行為準則：勤奮、誠實、嚴肅、節約金錢和時間（都是上帝借給我們的）。對韋伯模式最好的分析仍是帕森斯的《社會行為的結構》。帕森斯評論該范式，將行為分為三種：理性行為（與結果相符）、無理性行為（與結果無關）和非理性行為（行為自成結果）。後一類最好的事例為：「父親，我不能撒謊；是我砍倒了櫻桃樹。」韋伯的加爾文倫理屬於非理性領域。「時間苦短」，清教牧師理查德‧巴克斯特勸告說，「而工作卻長。」所有這些價值觀有助於商業和資本積累，但韋伯強調真正的加爾文派教徒不以致富為目的。（然而，他也許容易相信，誠實致富是上帝恩賜的標誌。）歐洲無須等待新教改革來發現要求致富的人。韋伯的觀點是，新教教義產生了一種新型商人，一種不同的人，其目標是按照一定的方式生活和工作。這種方式非常重要，而財富充其量不過是副產品。

一個真正的加爾文派教徒也許會說出西班牙錯誤之所在：輕易得來的財富，不勞而獲的財富。比較一下十六世紀左右新教與天主教對賭博的態度。二者都譴責賭博，但天主教徒是因為一個人也許會失敗而譴責賭博，理智的人不應賭博而危害自己和他人的幸福；新教徒則是因為一個人也許會贏而譴責賭博，因為這樣對人性有害。很久以後，新教倫理才蛻化為一套物質成功的準則和關於財富價值的自滿而一味討好的布道。

韋伯的論點引起了方方面面的反駁。羅馬天主教徒不知道是應該作為讚揚而接受它，還是作為批判而譴責它。唯物主義歷史學家否認抽象的概念——例如價值觀和態度，更不用說宗教激起的信念——能促進和塑造生產模式。由於韋伯在這一點上試圖明確、不敬地反駁馬克思，唯物主義者對韋伯的駁斥就更加強烈。有些人爭辯說，不應本末倒置：是資本主義的興起造就了新教；或者說，覺得新教有吸引力的那些人——商人，工匠——本來就已經有了促使他們勤奮工作和爭取事業成功的個人價值觀。

英國社會歷史學家理查德‧亨利‧（「哈利」）‧托尼在他影響頗大的著作《宗教與資本主義的興起》中認為，新教與經濟增長不存在必然的聯繫。他說，英國經濟在十六世紀起飛，是在宗教影響減弱並被世俗態度代替後才出現的。不過他承認那些不信奉國教的清教徒的倫理起了一種作用：它保護了商人和製造商以抵擋那些歧視他們的上流社會士紳的明槍暗箭。在當時反商業偏見盛行的環境中，這一倫理使他們得以保持尊嚴和正義感，等於披上了盔甲。這樣，真正的加爾文派教徒不受奢華享受的誘惑，一代代堅持自己的任務，一路上積累著財富和經驗。

社會學家羅伯特‧金‧默頓的衍生論點，即新教教義與現代科學的興起二者之間有著直接的聯繫，也引起了同樣的爭論。其實，默頓並不是提出這一論點的第一個人。在十九世紀，出生於日內瓦一個胡格諾派教徒家庭的植物學家阿方斯‧德‧康多爾作過如下統計：一六六六年至一八六六年期間，入選法國科學院的九十二名外籍院士中，有七十一人是新教徒，十六人是天主教徒，另五人是猶太教徒或宗教傾向不明者。這些外籍院士所屬的外國的人口，則為天主教徒一‧零七億人，新教徒六八○○萬人。還有一個類似的統計：一八二九年和一八六九年倫敦皇家學會的外籍會員中，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人數相等，但他們所屬的外國人口中，天主教徒卻比新教徒多兩倍以上。

無疑，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一個情況，即天主教國家中的天主教徒更容易從事一些較老的自由職業或從政，因此他們更願意接受與自然科學不同的教育。但也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即教會上層對自然科學感到恐懼，討厭那些否定了宗教教義的科學發現和科學范式。正如英國化學家和「一位論」派牧師約瑟夫‧普裏斯特裏所說，教皇對科學擺出恩主的姿態時，「是在撫摸一個化了裝的敵人」，因為他「有理由一看見氣泵或電動機就發抖」。

一位學者反對這些說法，明確斷言這些所謂的聯繫沒有經驗上的基礎；認為韋伯關於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德國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教育差別的數據（新教徒更傾向於商業和科學科目）計算不周；認為天主教徒和非加爾文派教徒商人的工作與韋伯理想的加爾文派教徒一樣出色；認為我們可以用地理和人種因素來解釋南北歐的區別；認為韋伯就像為中國皇帝作新衣的裁縫，他強調新教為無事自擾。

實際上，今天的大多數歷史學家都認為韋伯的論點站不住腳，不可接受：它曾經轟動一時，但那已成過去。

我不同意這種說法。即使從經驗水準來看，也不能同意，記錄表明，新教商人和製造商在貿易、銀行業和工業扮演了領先者的角色。在法國和西德的製造業中心，雇主通常是新教徒，而天主教徒多是雇員。在瑞士，新教州當時是出口商品（鐘表，機械和紡織品）製造業中心，而天主教州當時主要是農業區。英格蘭到十六世紀末時絕大多數人口已是新教徒，其中的不信國教者（意即加爾文派教徒）在方興未艾的工業革命中格外活躍，在工廠和鍛鐵工場尤有影響。

從理論上看，也不能同意。問題的核心實際上在於塑造一種新人——理性的、有條理的、勤奮的、講求實效的人。在新教出現之前，這些品德並不是不存在，但未必常見。新教使這些品德在它的信徒中間普遍化，新教徒彼此之間以它們作為衡量的標準。這是自然形成的一個過程，韋伯其實並沒有對它起什麼作用，起作用的是群體的壓力和相互監督，以確保取得成績——人人都彼此相觀察，相關注。

新教徒的兩個特點反映出並證實著這一聯繫。其一是強調教育和文化水平，對男孩女孩都一樣。這是讀《聖經》的副產品。好的新教徒應能自己閱讀《聖經》。（相比之下，天主教徒當時以教理答問的方式傳教，但不一定要自己閱讀，教會明顯地不鼓勵他們讀《聖經》。）結果是：新教徒識字率較高，而且有較多的人進一步受教育；這一點還較能保證文化代代相傳。有文化的母親是重要的。

其二是重視時間。在這一點上，我們有社會學家所謂的不引人注目的證據：時鐘和手表的製造和購買。即使在法國和巴伐利亞這樣的天主教地區，大多數鐘表製造者也是新教徒；從這種時間測量儀器的使用和向農村地區的推廣上看，英國和荷蘭遠比天主教國家先進得多。沒有比時間的敏感性更能促進農村社會的「城市化」了，它包含著價值觀和品位的迅速傳播。

這並不是說，韋伯的資本家「理想類型」只能存在於加爾文教派或由它演化而成的其他教派之中。所有民族的人，不論有無宗教信仰，都可以成長為理性、勤奮、有條理、講實效、整潔和嚴肅的人。他們也並不一定是商人。他們在從事各種工作中都會展現這些品德並因此獲益。在我看來，韋伯的觀點是，在那個特定的時間和地點（十六和十七世紀的北歐），宗教鼓勵了以前曾是少有的、冒險的這類人的大量出現；這類人創造了我們稱之為（工業）資本主義的新型經濟（一種新的生產方式）。

這一生產方式帶來了工業部門對固定資本（設備和廠房）日益增長的需求。這就使得持續性成為關鍵，因為必須有持續的維修和改進，必須持續地積累知識和經驗。在這一點上，製造業企業大大不同於商業企業，因為商業企業的運作方式往往是專為一樁生意而動員資本和勞力，完成一段販運或投機，然後就散夥。（英國的東印度公司早期就是這樣運作的，儘管它不久就看出了持續動員的必要性。）

對這種新型經濟的需求而言，韋伯式企業家的氣質和習慣尤為適合；而托尼強調自尊與持續性之間的聯繫也是非常恰當的。並非偶然的是，法國王室一直準備和願意給予有社會野心的布爾喬亞（尤其是法律界人士）貴族頭銜的榮譽——當然要有代價，而從十七世紀開始，又允許貴族從事批發（與零售相對）貿易；十八世紀將持續條件強加於工業界人士。新封為貴族的批發商和製造商被要求留在「本行業」——一個曾一度被視為顯然不體面的條件，與他們崇高的社會地位不相符合。就像一個真正的加爾文派教徒意識到的，問題在於，貴族頭銜和虛榮與賬房、工廠的人士不相適宜。他們工作勤苦，業績卓著，但卻身穿黑色呢絨服，沒有絲織品、花邊和假發。

這種新型實業人才的擴散儘管重要，但畢竟只是經濟力量和財富由南向北轉移的一個方面。移動的不只是錢，還有知識；而正是知識，尤其是科學知識，支配了經濟的可能性。在宗教改革之前的幾百年期間，南歐曾是學術和知識探索的中心。它包括西班牙和葡萄牙，因為它們位於基督教文明和伊斯蘭文明的交匯前緣，而且受惠於猶太人的中介；還包括意大利，它也有自己的聯繫。西班牙和葡萄牙早就衰落了，因為宗教激情和軍事徵伐趕走了外來者（猶太教徒，接著是被迫改信基督教的猶太「改宗者」），挫傷了人們對新奇思想和可能被視為異端的思想的追求；可是意大利繼續造就了一些在歐洲領先的數學家和科學家。第一座科學院成立於意大利（即一六○三年成立於羅馬的猞猁科學院）猞猁科學院原文為Accademia dei Lincei，科學院以猞猁命名，係取其目光銳利之意。，這並非偶然。

然而，導致新教出現的宗教改革，使規則改變。它有力地促進了識字率，孕育出不同政見和異端主張，推動了懷疑論和否認權威的潮流，這恰是科學奮進的核心。天主教國家沒有迎接這一挑戰，而是相反地作出了封閉和非難的反應。哈布斯堡王朝的各片領地，包括低地國家在內，在馬丁‧路德受譴責之後馬上就作出了反應。由於那裏還有一些馬拉諾難民（即那些在西班牙被迫皈依基督教而後又逃出西班牙的猶太人），哈布斯堡王朝當局對這些人又怕又恨，把他們看做是真正教會的敵人，指責他們蓄意傳播新教信條，歇斯底裏的氣氛進一步惡化。

隨後（從一五二一年起），各國當局接二連三地頒布禁令，不僅禁止出版任何文字的異端著述，而且還禁止閱讀它們。西班牙當局，包括世俗當局和教會當局，對路德宗教徒（當時所有的新教徒均被視為路德宗成員）的態度表現為，不是把他們看做基督教內部的異議者，而是把他們看做非基督教徒，如同基督教的敵人猶太教徒和穆斯林一樣。任何關於結束宗教裁判的想法都被束之高閣，教會和民政當局聯合起來控制思想、知識和信念。一五五八年的法令規定，未經批準進口外國圖書和印刷未經審定的出版物者，處以死刑。大學的作用淪為充當灌輸中心。非正統的和有危險性的圖書被列入《禁書目錄》（在羅馬為一五五七年，在西班牙為一五五九年），而安全的圖書在出版時均標有官方「準予印刷」的字樣。在西班牙的禁書清單中，有一些是科學著作，僅僅因為其作者是新教徒而遭到查禁。儘管還有人冒險走私，但從整個社會來看，新思想的傳播減慢成涓涓細流。（不妨回想一下《堂吉訶德》剛出版時所遇到的書評和清洗。問題不只是出在這部小說中的奇情異想，還有荒唐的理由——在一個受幻想支配、知識貧乏的社會裏，那些零碎瑣事也帶來了危險。）

西班牙人還被禁止出國留學，以免受到顛覆性學說的影響。在頒布《禁書目錄》的同一年（一五五九年），王國政府規定，除了羅馬、博洛尼亞和那不勒斯這幾個安全的學術中心以外，禁止到其他外國大學念書。後果是嚴重的。在這之前的很長時期中，西班牙學生都到法國蒙彼利埃大學學醫，而在這之後，卻幾乎停止了——從一五一○年到一五五九年，去那裏學醫的有二百四十八人，而從一五六○年到一五九九年，就只有十二人了。（人們倒是奇怪這十二個人怎麼會自行其是。）有顛覆性見解的科學家被壓制得沉默了，還被迫譴責自己。力圖控制思想和強行維持正統的當局是從來不會滿足於禁令和懲罰的。被認定有過錯的人必須坦白認罪和懺悔——既是為了拯救自己，也是為了拯救他人。

宗教迫害導致沒完沒了的「抓壞人」，還引起一些人為了拿錢而告密，鄰裏間窺探，還有種族主義的血統狂。被迫皈依基督教的猶太人只要被告密者發現以下跡象，表明他們仍保持猶太教摩西律法的習慣，就會被抓住，這些跡象是：不吃豬肉，星期五穿乾淨的亞麻布襯衣，被偷聽到作祈禱，到教堂不經常以及說錯話。愛乾淨尤其會遭到懷疑，洗澡被視為叛教的證據，對於被迫皈依基督教的猶太人和摩爾人來說都是如此。「宗教法庭記錄中常見的一句話，就是『據悉被告洗澡——』」當時的見解是：骯髒是遺傳的，而乾淨的人不需要洗澡。凡此種種恰恰是使西班牙和葡萄牙人貶損了自己的人格，降低了自己的身分。容不得異教而進行迫害，可以使迫害者受到的損害更甚於受害者的損失。

就這樣，伊比利亞半島，事實上還有整個地中海沿岸歐洲地區，錯過了所謂的科學革命的列車。在十七世紀八十年代，巴倫西亞的一位醫生胡安‧德‧卡夫裏亞達曾試圖說服馬德裏的大夫們接受哈維發現的血液循環原理而放棄古希臘學者蓋倫創始的肝臟造血論，他為此而進行了長期論戰，仍徒勞無功。他不禁發問：西班牙到底怎麼啦？在學習新知識方面，「似乎我們成了印第安人，總要拖到最後」。

英國歷史學家休‧特雷弗—羅珀認為，決定南歐此後三百年命運的，與其說是新教，不如說是上面所談到的這種反動的、反新教的強烈反應。這樣的倒退既不是命中注定的，也不是教義所要求的。但是，以真理保管人和衛道士自居的教會一旦走上了這條路，就很難再承認錯誤，改弦易轍。有多難呢？直到如今，我們才聽說羅馬教廷終於在將近四百年之後勉強給伽利略恢復了名譽。羅馬教廷於一九八三年承認宗教裁判所一六三三年對伽利略的審判是錯誤的。

對伽利略的譴責

伽利略不是聖徒，但卻是佛羅倫薩、意大利、歐洲乃至全世界的天才和瑰寶。他是實驗科學的先驅，敏銳的觀察家（適宜作為猞猁科學院的院士）和思想家、雄辯家。然而，一六三三年，羅馬教會卻譴責他為蔑視權威和異端：「認為太陽是世界的中心、是不動的，這是荒謬的，在哲學上是錯誤的，在形式上是異端邪說，因為它明確違反《聖經》。」

（伽利略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一六○○年二月羅馬教會燒死布魯諾，此事雖然不大為人所記，卻同樣重要。布魯諾是前多明我會修道士、哲學家，他想像到的宇宙概念比哥白尼和伽利略更接近我們今天所想像的：無垠的空間，閃爍著數以億計的星星，地球圍繞著太陽旋轉，物質由原子組成，等等。所有這些都被視為異端邪說，是與神秘和魔術有關。實際上，羅馬教會燒死布魯諾，宣布了控制科學和想像力、將它們束縛在羅馬淫威之下的意圖。但是，當伽利略工作和發表演講時，尚有自由活動的餘地。）

這就是對伽利略的判決。他本人認錯的懺悔大約比這長十四倍。問題的關鍵不在宣揚教義，而是譴責異端和極其詳盡地承認自己的罪行，認可和接受聖教的權威，真誠地宣誓懺悔，並保證不再重犯。這是一貫正確的體系進行思想控制的本質：他們的目標不在使罪犯認罪，而在於要讓他和體系內的其他人信服。

為什麼教會堅持地球中心說，仍然是一個未揭開的謎。《聖經》上似乎並未要求這樣的信仰。誠然，《聖經》中談到太陽穿行於天空或停止運行的形象，但不難將它們解釋為地球上人眼所見情景的表述，有時還是譬喻性的表述。羅馬教廷本來可以不理睬這方面的問題，不必撕破信仰和順從的面紗。然而任何教會都想要把自己的權威建立於教義和信條之上，因為教義和信條是統治的標誌和工具，在動蕩不安的時候尤其是這樣。

而伽利略出於他的秉性和學者人品，喜歡爭論。他是一位令人敬畏的辯論家，容忍不了蠢人，而他發現教會裏蠢人多得是。可是，這在羅馬那樣一個環境中卻是一種危險的遊戲，因為教廷權力幾乎無限，人們勾心鬥角，誹謗和叛賣成風。羅馬堪稱臺伯河畔的一座拜佔庭：那些爭權奪利者最高興的事莫過於教皇的早亡，因為教皇的每一次更替都會帶來權力與地位的重新組合。今天在，明天就不在；此刻是朋友，不久後就是仇敵。伽利略靠不了任何一個人。

更糟的一點也許就是，當有人向伽利略暗示和警告說教廷不贊成他的言行時，他作出的反應竟然是公開亮出自己的觀點，用意大利文而不是用拉丁文出版自己的著作。這樣就超越了內部人小圈子，而訴諸廣大公眾。這就等於是把他的異端邪說加以通俗化，當局是無法容忍的。可以比較一下意大利關於色情出版物的規定：只要這類圖書價格昂貴而且印數有限，就可以通融；但不許出版廉價版本，因為當局擔心那會腐蝕那些頭腦簡單、沒有文化根基而抵擋不住誘惑和犯罪的普通老百姓。關於教會害怕用本國文字出版圖書，可參閱賈姆巴蒂斯塔‧德拉‧波爾塔在十六世紀八十年代遇到的麻煩，見Eamon，「From the Secrets of Nature」，第三百六十一頁，注四十一。

所以，伽利略認罪了；據說他作了最後一次頑強的抗辯（「不管怎麼說，它在運動」），但教廷還是判他軟禁，使他失去活動能力，結束了他作為一位卓有成就、不斷創新的科學家的生涯。當這位偉人從事工作和旺盛創造的時候，意大利的科學曾勇敢地站起來，與反宗教改革運動所包含的種種限製作抗爭；伽利略科學創造生涯的結束，使意大利科學蒙受了災難性的損失。

別國的科學境況如何呢？教廷對伽利略的譴責在新教國家沒有什麼意義。如果說有什麼意義的話，那就是它證實了新教造反派反對教廷權威、蔑視羅馬迷信，是正確的。法國科學家、普羅旺斯地區艾克斯的教授、傑出的天文現象觀察家伽桑狄神甫於一六三二年到荷蘭後，給他的法國同事寫信時談到荷蘭人對哥白尼定律的態度，指出「所有的人都贊同它」。這話也許有點誇張，但卻抓住了荷蘭與法國學術界態度形成的對照。荷蘭、英格蘭以及其他新教國家當時是有另一種心態。

在法國，學者們搖擺於理智和情感、正直與服從之間。就是那個伽桑狄曾寫信給伽利略，懇請他跟羅馬講和，同時也求得良心的安寧：「我極其擔心您面臨的命運。您是本世紀的偉大榮耀！如果教廷作出了反對您的見解的決定，請以一位智者應有的風度忍受吧。您只要確信您所尋求的僅僅是真理，即足以問心無愧而坦然處之。」

僅僅是真理。但什麼是真理？哥白尼在他那個時代所能利用的知識有限，還留下了不少有待解決的問題。哥白尼—開普勒范式更有用於觀察，可是它證明了地球是圍繞著太陽轉嗎？比較好也比較安全的做法，是堅持做實驗而不問為什麼。這就是繼續觀察而否認後果，這種躲躲閃閃的做法受到了法國當時某些居領先地位的科學家的歡迎。意大利亦是如此。那裏有過一座短命的科學院，即托斯卡納公爵利奧波德資助建立的奇門托科學院（Accademia del Cimento），該科學院惟公爵之命是從，在公爵離開到羅馬另謀高就不久，該科學院就解散了。沒有學術自治：院士們匯報他們的實驗，如此而已。——科學，換句話說，沒有科學。例如，當時為歐洲各國學者之間保持通信聯絡作出了首要貢獻的法國學者梅森，曾於一六三四年寫道，所有人關於地球運動的說法都尚未得到證實，所以他放棄了寫作一本書論述日心論的計劃。伽桑狄的態度也是一樣。笛卡爾也一樣。偉大的笛卡爾提出了他自己的新說法：天體的運動並不是受控於某種引力，即無形的、神奇的吸引力，而是受控於一路支承它們的力的漩渦。吸引力帶有迷信的味道，而力漩渦怎麼說來是科學的。笛卡爾說，地球就是由它的力場載運的，好比是乘客坐船行進。船在運動，乘客並不運動。所以地球不動。證訖。

儘管笛卡爾如此聰明，仍感到很難生活在法國的詭秘狡詐的氣氛之中。他遷居荷蘭，除了梅森以外，他沒有給任何別的人留下轉信地址。這時，法國人慢慢地、勉強地接受了他的宇宙論，而一旦接受了，他們就堅持笛卡爾體系，而拒絕牛頓的運動和萬有引力理論。推比拉好。何況牛頓是英國人。法國人在當時也跟現在一樣，覺得很難向別人學習，而英國人是宿敵，有百年戰爭期間一三四六年克雷西戰役和一四一五年阿讓庫爾戰役的舊仇，就更難向他們學習了。這種知識上的沙文主義的一個令人氣憤的事例，發生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法國血庫中發現有污染，可是法國衛生當局堅持給醫院分發有污染的血，而不肯購買美國的檢測和消除污染的設備。（美國如今代替英國，成了高盧人厭惡的對象，由於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幫助過法國，而變得更糟。）就這樣，法國當局使得成百的人，也許是成千的人，不幸罹致艾滋病和死亡。

當法國人最終接受了牛頓數學和物理學時，他們做得很好。他們有的是才華和天賦。可是他們卻因為驕傲而失去了幾代人的時間。

不容異說和偏見的固執

十五世紀的西西裏不幸效忠於卡斯蒂利亞王室。所以，當一四九二年費迪南德和伊莎貝拉下令驅逐或強迫歸化西班牙的猶太人時，西西裏只得唯命是從。早期一些針對猶太人的集體迫害表明，該島不乏反猶情緒。但是，猶太人數世紀以來居住在這裏，在西西裏的貿易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更不用說，在醫生和藥劑師方面，他們佔了絕大多數。西西裏的總督猶豫不決，不願意發布這個影響重大的法令；但是發布了一系列準備性的命令：禁止猶太人出售資產，強迫他們償還所有的欠款，而最具有徵兆性質的是禁止他們擁有武器。

不需要再詳加敘述了。西西裏島上的猶太人贏得了短暫的遲延時間；他們被仁慈地允許帶走自己的衣服、一床床墊、一件羊毛或嗶嘰毛毯、一床被單、一些零錢，加上路上用的食物。據說，許多西西裏人對猶太人離開感到遺憾。這是有理由的。猶太人走後，西西裏的商業衰微幾盡；一些房子甚至一些街區都無人居住；我們能估計到，當時一定有人感到羞愧。

很久以後，在十七世紀末，許多西西裏人要求國王促進貿易的發展。查理二世賦予墨西拿以自由港的特權，並授權猶太人在那裏經商——條件是他們必須睡在城外，並且穿著帶有醒目標誌的衣服。這種模棱兩可的邀請未能鼓勵猶太人回來。所以，一七二八年，猶太人被授權可以在島上任何地方從事貿易，住在墨西拿，可以建立猶太教堂和墓地，並有權擁有和處置財產。這也沒有多大作用。所以，一七四○年，國王明確邀請猶太人回來。一些猶太家庭接受了邀請，但是發現自己仍然受到有偏見的民眾的歧視。碰巧王后未能生育王子來繼承王位，教會人士向國王夫婦進讒言說，只要他們允許猶太人居住就不能生兒子。所以，七年之後，出現了再一次驅逐。

不容異說，迷信，無知——這些都容易養成，卻難以根除。很久以前外國（西班牙）統治者犯下的罪過，直到今天仍是促成西西裏落後的一個原因。

Table of Contents

再版前言‧引言

第一章 大自然的不平等

第二章 對地理的回應：歐洲與中國

第三章 歐洲例外論：獨特的發展道路

第四章 發明的發明

第五章 地理大發現

第六章 東進嘍！

第七章 從地理大發現到帝國的建立

第八章 又苦又甜的島嶼

第九章 東方的帝國

第十章 為了愛財之心

第十一章 大財源

第十二章 勝利者與失敗者：帝國之資產負債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