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 找 家 园

高尔泰

自序

这是一本在流亡中写作的书。

漂泊天涯，谋生不易，断断续续，写了十来年。

十来年没过过生日。七十岁那天，很偶然地，在桑塔菲附近的高山上度过。寥寥长风，莽莽奇景，感到是最好的庆祝。和小雨谈起一些往事，我说，假如我现在是一个婴儿，或者是一个婴儿的病危的母亲，对于自己的、或自己死后孩子所面临的如此人生，一定会感到无比地恐惧。现在都过来了，能不感激命运？

何况除了活着，还有更多。更多之一，是意义的追寻，化作了文字。早年冒这个险，是因为心灵的需要。窒息感迫使我用手指在墙上挖洞，以透一点儿新鲜空气。空虚感迫使我盗窃党产，想偷回一点儿被夺去的自我。机会很少，“作品”更少。字迹是赃物罪证，保存比写作更难。少而往往失去，常不得不从头来起。能有这些残余，都是命运的恩赐。

但是，只是我个人的幸运。许多比我优秀的人们，已经消失在风沙荒漠里面。尸骨无存，遑论文字？遑论意义？从他们终止的地方开始，才是我对于命运之神的最好答谢。但是走到这一步，脚下已没了路。坦克当前，铁窗断后，一切又回到零度。

流亡十几年，漂泊无定居。海洋郡日夜海风松涛，烦透了古典主义的宁静。偶住纽约，受不住钢骨水泥森林里那份现代主义的机械、效率、和结构性的刚硬冷峻。拉斯维加斯红尘滚滚，白天黑夜理性非理性大街上和高楼里都很难分清。无数流动交织的边缘，叠现出后现代主义模糊的面影。但是解构的语境，解不开“轻”的沉重。总是在寻找意义，看到的却只有霓虹。烟花万重后面，是荒凉无边的太空。

十几年来，眼看着人类失去好几百种语言，地球失去好几万种生物，新世纪与第三波恐怖主义同来；眼看着同情心，爱和被爱的需要，对自由、正义和更高生命价值的渴望等等，也在和森林草原冰川矿脉等等同步萎缩；眼看着专制政权黑帮化，知识分子宠物化，文艺学术商业化，生化核弹普及化；眼看着欧盟要卖武器给中国，北大清华学生们敲锣打鼓为“911”欢呼；善良温柔的阿拉伯妇女为了捍卫自己的石刑、面罩、和无权地位，而争当人肉炸弹……我只有惊讶。

瞪着惊讶的眼睛（显出智力的限度），看世事如魔幻小说。看自己的过去，也觉得像是梦游。在党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下，我的全部经验、知识和观点，都局限在一个狭小闭塞的范围。没有书籍，没有资讯，没有朋友，独钻牛角。在许多我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如因果律，质量不灭定律，历史不会倒退，真理只有一个，正义必定战胜邪恶等等一再被证明是不正确的以后，还在以天下为己任舍我其谁，还在“以为真理在手，不由别人分说”，非梦游而何？无知是内在的黑暗，引导我在外在的黑暗中摸索，非梦游而何？

梦醒时分，我知道了什么叫做混沌。知道了我借以呼吸的“有序”，很可能是自欺欺人的童话。在核恐怖平衡的钢丝绳上，随着无数人类从未经验的事物如反物质、隐秩序、基因工程和所谓“文明的冲突”等等进入“视野”，我发现自己由于定向思维的宿疾，脑子生锈，又感到呼吸困难。

写作《寻找家园》，又像是在墙上挖洞。这次是混沌无序之墙，一种历史中的自然。从洞中维度，我回望前尘。血腥污泥深处，浸润着蔷薇色的天空。碑碣沉沉，花影朦胧，蓝火在荒沙里流动……不知道是无序中的梦境？还是看不见的命运之手？毕竟，我之所以四十多年来没有窒息而死，之所以烧焦了一半的树上能留下这若干细果，都无非因为，能如此这般做梦。真已似幻，梦或非梦？果真无序，哪有命运？我依旧只能，听从心灵的呼声。

听从心灵的呼声，是不问收获的耕耘。不问不是不想，凡事不可强求。现在和同龄人沟通都难，遑论与E世代新新人类？遑论从难友们终止的地方开始？在这网路眼花缭乱，声、光、色、影像飞旋，“文化消费”市场货架爆满的年代，在这资讯滔滔，文字滚滚，每天的印刷品像潮水一样漫过市场的日子里，我一再嘱咐自己，要写得慢些，再慢些。少些，再少些。

想不到《寻找家园》前两卷能在大陆出版。想不到虽然经过审查删节，还能得到那么多陌生的知音。特别是，年轻一代的知音。“自由鸟永不老去”“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孩子”……都是莫大鼓励。最使我感动的，是余世存的两句话：“原来高尔泰就是我呀，或者说我们都是高尔泰。”奴隶没有祖国，我早已无分天涯。集体使我恐惧，我宁肯选择孤独。在流亡十几年之后，听到遥远故土新生代的这些话语，好像又复活了一个，已经失去的祖国。

那些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生态，家破人亡颠沛流离的命运，曾使我经常有一种在敌国做俘虏的感觉。这种感觉在超高温下凝固，超低温下冻结，干硬如铁，支撑着我们的脊梁和膝盖，使我们得以在非人的处境中活得稍微像个人。但是像个人样，也就是同非人的处境——我们的生存条件或者说祖国的疏离。

有一次我到出生地高淳看望姐姐。儿时家山，已完全变样。在那个安置拆迁户的公寓楼里，她指着邻家堆满破烂杂物的阳台上一个晒太阳的老人，告诉我那就是五八年监管“阶级敌人”的民兵队长，直接虐杀我父亲的凶手。可能睡着了，歪在椅背上一动不动。看不清帽沿子底下阴影中的脸，只看见胸前补丁累累的棉大衣上一滩亮晶晶的涎水，和垂在椅子扶手外面的枯瘦如柴的手。但是仅仅这些，已足以使我对这个人的几十年的仇恨，一下子失去支点——同时，我也就更远地漂离了，那片浸透了血与泪的厚土。

偷越国境，只是外在流亡的开始。在那之前很久，我已经在内在流亡的途中，把一切都看作了异乡。有人说我出国前后，文风判若两人，从激烈到平淡，表明叛逆者经由流亡，学会了宽容与妥协。这是误解。宽容妥协是强者的特权，弱者如我辈，一无所有，不是可以学得来的。是在无穷尽的流亡生活中所体验到的无穷尽的无力感、疏离感，或者说异乡人感（也都和混沌无序有关），让我涤除了许多历史的亢奋，学会了比较冷静的观看和写书。

能够完成这本书，要感谢国际作家协会的帮助，更离不开妻子小雨的支持。我是一个生存能力极差的人，在国内混不到安全，在国外混不到饭吃。写作稿费极低，是消费不起的奢侈。如果没有她长期付出精神和体力的双重透支，为我承受着种种难以想象的生存压力，我根本就没有可能坐下来写书。如果没有她每天下班回来给我看稿子删掉许多躁气、火气、“没味儿”和“小家子气”，我要写也绝对写不到现在这个样子。正如我们所尊敬的作家李锐所说，这是我们共同的作品。现在能一字不改地在印刻出版三卷足本，我深深感恩。

卷一 梦里家山

梦里家山

我的故乡高淳，位于江苏省西南端与安徽省交界的地方，恰好是“吴头楚尾”。地势东高西低。东部是茅山山脉和天目山山脉的衔接处，山高林茂，俗称“山乡”；西部为丹阳湖、石臼湖、小南湖三湖所环绕，溪河交错，苇岸无穷，俗称“圩乡”。最早的县治固城始建于公元前五四一年，比楚威王筑石头城置金陵邑（前三三三年）还早二百来年，可称古邑。

到我出生的时候，固城早已荒废，县治淳溪镇也只是一个仅数千户人家的小镇。镇上只有一条三米多宽、青石板铺面的弯曲小街，俗称老街。两旁店铺系明清建筑群，楼宇式双层砖木结构，挑檐、斗拱、垛墙、横桁矮窗。油漆剥落几尽，裸露着灰色的木头。在街上走，有一种忧郁的感觉。还有一条“半边街”，另一边是水市，是这一带历来盛产的大米、鱼虾、竹木、桐油、土布、野禽、羽扇、茶叶、烟叶、芝麻等等的集散地，每天晌午前后，都有一阵子热闹。正如我父亲高竹园先生在一首诗中所说，“水陆两楹市声喧”。一到傍晚时分，复又归于寂寥。

淳溪镇位于小南湖西岸，没有城墙，但有城门。出东门就是湖，越过苇岸边大片大片的野菱菰蒲白芦红蓼，可以望见湖上帆影点点。天气好的时候，还可以望见湖那边隐隐约约的一发青山。这里那里，时不时的，会有成群的野鸭、茭鸡或者水鸽子突然飞起又很快落下。南面是一条河，叫淳溪河。沿河绿杨如烟，烟树中白墙青瓦的老式民居夹杂着银灰色的草屋，凄迷沉静。

河上有一座七孔石桥，叫襟湖桥，桥栏上的石狮很生动。桥头有一寺塔，叫聚星阁，第一层石头门楼，第二第三层皆六角形木结构，飞檐十二，凌空欲去，更生动。二者都是始建于明嘉靖二十年（一五四一年）的古建筑，保存完好。解放后，襟湖桥已改造为汽车可以通行的公路桥，聚星阁也已拆除。那铁铸的宝瓶形塔顶有乌篷船那么粗，落地后无法运走，一直横在那里。大跃进时砸碎，喂土高炉喂了很久。

位于淳溪镇东面的小南湖，又叫固城湖。由于中生代燕山运动后期的地层断裂，小南湖东岸的原始湖岸线几成一条直线（它现在已被围湖造田弄弯了）。直线那边，平行地、但不均匀地分布着马鞍山和十里长山的山脉，这些山脉到湖边就断了，成为悬岩峭壁。主峰大游山由砂岩、火成岩及石英砂岩组成，海拔一八七公尺，林深石黑。八年抗战时期，日军占领了淳溪镇，我们全家逃难，就躲在大游山中。

所有这些山脉，全都被森林覆盖。山上几乎全是松树，山下则是毛竹和杂树，主要是橡树、枫树、枣树、棠梨树和毛栗子树。棠梨极酸，没法吃。橡子极涩，也没法吃，但是很好玩。各棵树上刚落下的橡子，形状花纹都不同，帽盖也迥异，有的像栗子，有的像包紧的松球，有的像打开的松球，有的像很小的倒毛鸡。剥出来光彩润泽，不亚于泉水里的雨花石。有一阵子，姐姐们爱收集各色橡子，我也跟着拣，拣了还要给取名字，大头、海头、阿扁、阿细、羊羊、马公之类。可惜放在匣子里面，很快会干枯褪色，几天后再打开时，全都变成了晦暗的土黄色。

好在树林里有趣的东西很多。即使灌木的丛莽，也都是无尽藏的宝库，那里面有覆盆子、桨果、草莓、甜心草……。我喜欢一种淡紫色的小花叫蜜糖罐，摘下一朵，花托处会渗出一滴乳白色的液汁。你吸一下，小苦微甜，有股子清香。野生动物很多，有时闻得见狐狸或者野狗的气味，知道它就在附近，但是看不见，我能看得见的，都是些小家伙，野鸡雏儿之类，一个个绒球一般，叽叽叫着跑得很快，一忽儿就不见了……。有些山里的孩子，捉得到麂子、獐子、獾，我捉不到，但是知道它们的存在，就感觉到野风拂拂，生活更加有趣。

不过这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世界，现在已经没有了。现在高淳的地貌，已经完全改观。在圩乡，由于围湖造田，八十多平方公里的小南湖只剩下大半，二百六十多平方公里的石臼湖只剩下小半，三千多平方公里的丹阳湖整个儿变成了田野。由于人口爆炸，淳溪镇的面积扩大了至少十倍，把附近的许多村庄都吞没了。一排排五、六层整齐划一、互相挤得很紧的公寓楼，代替了昔日小院横斜的老式民房。街道拓展得很宽阔，河被两边夹紧，变得很狭。水泥筑成的码头上人挤人运输繁忙。河上机动船团团冒烟突突作响。下水道很多，河水浓稠腥臭，漂浮着油污垃圾。河上已经有两座公路桥了，从桥上望出去，即使在夏天，也难得看到一点儿绿色。固城湖湖管会和江苏省渔业厅投放的三十多个网箱里，频频有鱼儿全部死光的记录。

山乡的变化更大。大跃进全民炼钢时，树木都被砍伐一空，所有的山全部光秃。水土流失严重，以致许多地方几乎寸草不生。七九年开始重新造林，但可以造林的面积已经很小。许多原先是森林的地方，这时已变成农田和村庄。原有的村庄迅猛膨胀，同时又增加了许多新的村庄。从因竞相开采石头而褴褛不堪的山上望出去，村连村店连店，厂矿企业处处冒烟，一派城郊景象。特别新房屋都是红砖砌成的，盖房顶的材料，也用方形的红色平瓦，代替了从前那种半圆形青灰色小瓦，望上去特别扎眼。纵横交错凹凸不平的公路和土路上，以及因水质污染而浑浊不堪的河道上，卡车、小型拖拉机、三轮摩托和机动船拥挤吵闹，卷起阵阵黄埃，喷出团团黑烟。

回到故乡，极目四望，恍惚中竟不知身在何处。儿时家山，早已经不存在了，变成了我心灵中的一个虚无缥缈的梦境。

祖母的摇篮曲

抗日战争爆发，高淳沦陷时，我们一家逃难到了湖阳，后又转移到了山乡，在大游山脚下一栋孤零零的茅屋里住下了。我最早的记忆，就是在这次转移的路上。半夜里醒来，发现自己睡在一个箩筐里。另一个箩里睡着我的妹妹，父亲挑着我们急速地走。后面跟着母亲和姐姐，背着包包，踏着影子，头上是高高的月亮，一片脚步的声响。

屋是土墙，茅檐极低，遮住了木棂小窗的一半。里面很黑，但是冬暖夏凉，黑暗中有股温馨，我喜欢。屋在斜坡上，后面是山，前面可以望得很远，直到蓝色的天边，我喜欢。山上郁郁森森，稍有风雨，连山的松涛就像潮水一样，我喜欢。山下的杂木林中，有不少栗子树，还有一棵银杏，据说有一千多年了。栗子白果拣不尽吃不完，我喜欢。

屋是本地一户农民丢下的，他们搬到下面的村庄里去了。年久失修，屋顶上都长满了杂草。几个村上的人，帮我们翻盖了屋顶，加固了墙壁，刈除了四周的草莽，平整了室内的地面。母亲、祖母带着两个姐姐，开垦出一片菜畦，种上了各色蔬菜。父亲在附近砍竹，砍得手上都是血泡，用四堵竹子篱笆，围成了一个院子。抱来一只小狗，养了猪、羊、鸡、鹅，又买了五亩半地，成了不折不扣的山里人家。

山下有许多池塘和村庄，相隔或三里五里，或十里八里，中间水田旱田相错，洒出去一望无际。最近的村叫儒童寺，约百来户人家，下行三华里可到。后来父亲把地租出去，在村上开办了一所小学，叫儒童寺小学，招收了二十来个学生，在公堂屋里上课。消息传出去，四方远村的孩子都来上学，人数增加得很快。公堂屋挤不下了，搬到祠堂里面，大姐和二姐都去帮忙，教小孩子识字。后来三个人忙不过来，又聘请两个教师。一个叫高志良，瘦小文雅，善珠算，兼管总务。一个叫赵剑宝，懂诗词，还谙武术。带来一对石锁，课余常常抛弄，在地上砸出一个一个的深孔。

分了高级班、低级班，课程都是三门，国语、算学、常识。常识包括历史、地理、自然。教材都是父亲自编的。父亲常说，要是没有战前办学的经验，这个书他还真教不下来。

姐姐们回到家里，除了批改学生作业，还要编草鞋、耙柴、拾蘑菇、挑野菜、拣地木耳、割猪草、采桑叶……到时候，还得帮着母亲和祖母经纱织布，缫丝煮茧……。我呢，就放个羊。我家原有十来只羊，因为招狼，后来不养了，只留下一只高大的香灰色公山羊，叫阿来。我每天放学回家，带着阿狮（狗叫阿狮），牵它到山坡上放一阵。它吃草，我躺着望远，编故事，做白日梦。夕阳晚风里，听松涛喧响。

回家吃过晚饭，等碗筷撤走，桌子擦净，姐姐们就把一摞一摞学生的作业本搬上来了，我也要做作业了。大姐、二姐、我，各占一面，还有一面是父亲。妹妹不做事，专门捣蛋。一盏油灯，四个人共用。菜籽油灯用两根灯心草，黄豆油灯用三根灯心，草棉籽油灯用四根灯心草。棉籽油点灯火焰最小，即使用四根灯心草，也还是不亮。但不能再多了，再多就烧起来了。

灯火的阴影里，坐着母亲和祖母。夏天里用蒲扇给我们赶蚊子。冬天里母亲缝衣服或做鞋子，像有夜眼似的。祖母把陶制的手炉用砻糠煨着，放在腿上烘火。祖父死得早，祖母一生辛苦，那放在炉上的双手，枯硬粗糙如同树根。炉灰里埋着栗子，或者白果。里面噗噗一响，她就会说，平平一个，福福一个，别人没有。平平是妹妹，福福是我。

别人也不是没有。姐姐们常在灶膛灰里埋一些各色坚果，还有山药红薯之类，我和妹妹常去掏吃。有时我去掏已经没有东西了只留下一股子香气，就发痞。如不接受安抚，母亲就会对姐姐们说，别理他，同他缠不清，平平过来，别学坏。我一个人站在那里晾着，感觉很不好。这时祖母就会过来解围，给一点儿吃的叫我去做作业。当然，晚上还得再做。

如果天气特别冷，做完作业，母亲会做一点儿小吃，酒酿呀藕粉呀汤圆呀什么的，热气腾腾。我们稀溜稀溜地喝着，立即就暖和了。祖母睡得少，等大家睡下以后，还要把灯挑到只剩一根灯心草，纺一会儿棉纱。徐缓转动的纺车，薄暗中望过去像一朵模糊的花。那柔和的呜呜声，就成了为我们大家催眠的摇篮曲。松声如潮，高一阵低一阵，像是在为它伴奏似的。我想，如果我当时能预知祖母逝世以后发生的一切，可能会在这柔和的复调音乐里面，听出一种凄厉的调子吧？

父亲在学校上课，常说日本侵略中国，就像蚕吃桑叶。在家里他也常说，我们是因为不愿意做亡国奴，才逃到这里来的。只有逃跑，他感到惭愧。他说他有个好朋友叫李狄门，抛下家小到大后方抗战去了，那才是有种的汉子。我们听了，都有几分遗憾，因为父亲不是英雄。但同时，也有几分庆幸。他要是做英雄去了，我们都怎么办哪？

没见过鬼子，没见过血腥，没见过烽火，每天享受着森林的清香、泉水的甘冽和无尽藏的山果野昧，在一尘不染的沙路上踏着松花去上学，战争变成了一个抽象的概念。我有时不免要想，在那个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我们是过分地幸运了，后来的遭遇，就算是一种补课吧？

大刀会

儒童寺小学门临大路，大路通向五里以外的沛桥镇。沛桥镇濒临沛桥河，两江三湖的船只，都在那里停留。因此沛桥的茶馆，成了这一带的新闻中心。村上天天有人上沛桥，挑着青豆芝麻山黄鳝地木耳之类去卖，少不了泡泡茶馆，回来时带点儿新闻。新闻零碎，且不及时，但是数量一多，也可以拼出点儿大致的图形。

日军的暴行，骇人听闻。但他们的势力范围，仅限于高淳县城和几个较大的市镇据点，有时从那里出来一下，“扫荡”，抢粮，烧杀一阵就缩回去。尤其山乡一带，从不久留。在山乡，平行地存在着两个中国人的政府。下坝的东皇庙有一个“江南行署”，是国民党政府。靠近溧水县的洪蓝埠一带，有个“苏南行署”，是共产党政府。两党也各有一个“高淳县委”，分别设在青圭塘和曹塘。属下的“工委”、“特委”、“兵站”、“工作站”、“办事处”等等，和他们的武装“"新四军”、“挺进队”、“四十师”、“游击大队”、“忠义救国军”等等，这里那里流动不息，弄不清谁是谁。可以听到他们与鬼子“驳火”的消息，也可以听到他们互相“驳火”的消息。

村上的人们，不在乎党不党，什么消息都一听了之，照样地昼出耘田夜绩麻，无为而治。有个公堂屋，没人管，塞满了各家的斛桶水车织布机摇篮甚至棺材。村上的许多人家，中堂屋里都放着一口或两口棺材，是屋主为自己和老伴身后准备的。生前也不是空着，可以装粮食干货，或者被褥蚊帐，盖头上蓑衣笠帽随便放。这不是因为他们很禅意很老庄，对死亡没有恐惧，而是风俗习惯如此。有些人家东西多，家里放不下，就放到公堂屋里来了。外来的人到村上办事，如果走进公堂屋，看到的就是这些东西。

凡是有陌生人进村，大抵都是来要粮的。谁撞上了，就任意把他们领到某一个长辈老人那里。老人找几个人商量一下，各家摊一点儿，集中起来，派个人用手推车推到某个指定的地点，问题也就解决了。但是有些难题，他们解决不了。比方秋收前，日伪军、挺进军、新四军三方都来要粮，只准给自己不准给其他两方，他们就没辙了。

处理这类问题的，是村上几个“秀”字号的人物。“秀”是“秀才”的简称，泛指读过书能识字的人。高淳的方言，山乡圩乡不同，都无“先生”二字，“秀”字代之。“张秀”、“李秀”、“王秀”，都是尊称。村上有个光棍汉，酒瘾很大，常醉卧墙根。爱吃狗肉，常屠狗。一字不识，但插秧插得特好，快、直、行距株距均匀，成活率高，众所不及，人称“秧秀”。我父亲教书，人称“高秀”，但他是难民，村上的事没人找他。“秧秀”呢，也没人找。找得最多的是“方秀”。

方秀是个矮子，很矮，大家背后叫他方矮子。他有两个老婆，在村前头开了一家小杂货店，供应村上的日常所需：火柴、盐巴、茶叶、针线、草纸、明矾、卤碱、灯心草、黄烟、水烟、白酒、酱油、蚊香、奇楠线香、仁丹、冥钱、做冥钱用的锡纸……应有尽有。小老婆站柜台，大老婆打杂。门外摆着桌凳，可以坐下喝点儿。备有五香肚丝、臭豆腐干拌花生米，给你下酒。但是村上的人买东西，还是喜欢上沛桥。说沛桥的东西便宜，酒也酽些。

方秀谈判的结果，村上人也不一定接受。有一次，他答应给日伪军交粮，没人肯出，收不起来。他扬言不管了，东坝据点的日伪军扬言来“收”，大家无法可想，风声鹤唳，也只有听天由命。惟一的反应，是大刀会集合，操练了一次，似乎也给人些许安慰。好在后来，日伪军没来。

从理论上来说，大刀会是一种会道门，带有民间宗教的色彩。但是实际上，它只是一种农民武装。村上人的宗教观念十分淡薄，玉皇大帝、佛菩萨、狐仙、马甲、关公、姜子牙……都信，等于都不信，实际上是无所谓信不信，就同他们在家里放口棺材，无关于生死观一样。参加大刀会，是因为大刀会传到了这个地方。就像山阳邢村人参加红枪会，是因为红枪会传到了那个地方。

村上大刀会的老大叫方庆，矮、瘦、龟背、猿肩，胸部微凹，脖子细长，又爱剃个光头，越发显得弱小。但却力大无比，舞动他那把据说是六六三十六斤重的大刀，飕飕地都是风声。他那把刀别人只能拿着看看，能舞的也舞不了几下。据说他的看家本事还不是刀术，而是扁担花和板凳花。扁担花是用扁担作武器的功夫，板凳花是用长板凳作武器的功夫。长板凳舞起来，四条腿就像千百条腿，使人眼花缭乱。教大家用这些日常用品自卫，也是大刀会的传统会务。

不过大刀会的主要武器还是大刀。大刀有长柄有短柄。保城圩一带是短柄，儒童寺一带是长柄。带着红缨，就像京戏里关云长使的那种。几乎每家都有一把，平时不磨也不练，同钉耙锄头锹一起靠在墙角落里，老是碍手碍脚。直到有人吹起号子，才被迅速拿起。号子有牛角的，有锡皮的，有铜皮的。村上的是后者，颇似军号，声音急切悲壮，百静中突然响起，惊心动魄。

村上的青壮年汉子，几乎全是大刀会员。他们轮流保管号子，拿到号子就是派到放哨任务，上山下地都得带着它，以便发现情况就吹。人们一听到号子就拿起大刀，到公堂屋门前的打谷场上集合。集合后有个仪式，我没见过，估计就是发功。他们说完了就愤怒异常，只想冲杀敌人，而且比平时跑得快跳得高力气大，过后就不行了。这话不假，有一次我看到他们出发，全都光着上身，头缠杏黄布，手持红缨刀，一个个眼露凶光脸色铁青，盯着前方直冲。队形散乱而方向一致，虎虎生风。我从门缝里看着，牙齿格格地直打颤。后来他们没遇到敌人回来了，一个个又都变成了我所熟悉的随和农民。

这里面有一份神秘，我弄不清。父亲说，如果将来有机会，研究一下从黄巾起义到义和团的资料，可能会得到一些启发。这个工作，我一直未做。我只是知道，并因此感到遗憾，那份神秘的力量，仍然敌不过现代枪炮。大刀会每次攻打日军都失利，伤亡惨重。四九年后更被镇压，早在五十年代就消失了。

儿时偶像

一天，父亲带了一个晒得很黑、满脸皱纹、高大但有点儿驼背的汉子到家里来，住了好几个月。

他叫俞同榜，原籍苏北，祖先逃荒到了江南，就在富庶的鱼米之乡淳溪镇定居下来，至今已经好几代了。在淳溪镇上，这种人家很多，全都世世代代以船为家，主要以捕鱼、打野鸭、卖酒酿和刀伤膏药为生。有时也耍耍杂技，弄弄枪棒和气功。一般都懂武术，谙水性，衣着随便，江湖落气，同斯文小心、整洁规矩的本地人对比鲜明。本地人瞧不起他们，同他们不往来，世世代代互不通婚。他们始终保持着江北原籍的语言和风俗，自成一个独立的社会，被统称之为“扬州佬”，他们的家，则叫做“扬州佬船”，似乎地位微贱，俨然二等公民。

我们家临河，大门外隔着几株杨柳树，就是“扬州佬船”聚泊处（他们归舟晚泊，都有定点），所以同他们很熟，同紧靠园门的那几条船更熟。每年春节，镇上人家家都要做糖，船上没有大锅灶，不做糖。母亲和祖母做糖时，总要给船上也做几份，不外是麻条、欢团、花生糖、黄豆糖之类。他们用鱼、虾答谢，青鱼、刀鱼、鳜鱼、蝙鱼，都很鲜活。父亲常说，这些人性格豪爽，不像我们淳溪镇人，心里头小菩萨很多。他一直想要教船上的孩子识字，但他们不想学。据说，船上的孩子刚生出来就先当头浇一瓢冷水，即使冬天也不例外。说是从此就不怕水了，说怕水的过不了这一关，养大了也是个麻烦。

俞同榜的船，并不是离我们家最近的。一个大风雨之夜，他们家翻了船。夫妻俩救起了三个孩子，翻正了船，打干了舱，摸起了沉在水底的锅碗盆勺，还追回了漂走的舢板……雨过天亮时，居然损失不大，照样出湖打鱼去了。大姐绘声绘影地告诉我们，那天她起来的时候，满院子阳光，晾着很多湿淋淋的被褥，直往下淌水，一股子怪气味，就是俞同榜家的。父亲说，生存能力之强，高淳人没法子想象。

淳溪镇沦陷的时候，俞同榜没有逃跑，侥幸也没有遇难，目睹了日军的烧杀奸淫。在日伪统治下卖鱼卖虾，老实本分、无声无息地过了好几年。一天，他正摇着舢板准备回家，三个醉醺醺的日本兵要他靠岸，叫把他们送到某处。到了湖口，他把船踩得掀起来，用桨拐头（荡桨的支架）一下一个打死两个，另一个拖入水底淹死。日、伪军搜捕得紧，他辗转逃到了大游山下儒童寺村上。在我们家住了几个月，后来到芜湖去了，他说那里有他几个老乡的船。

他有点儿口吃，很少说话。零零碎碎的，我们从他的口中，知道了一些老家的事情。日本人如何放狗把人咬死，如何把婴儿抛到空中又用刺刀去接，如何在沿河一带，放火烧掉没被炸毁的房子。父亲的私立淳南农业仓库和私立淳南实验小学全部付之一炬。我们家八间房子被烧掉六间，满楼藏书灰烬无存。园墙倒坍，园中花木凋零。只有一架忍冬十分茂盛，一年一度开满鲜花。

俞同榜走后，我们很想念他。他教会了姐姐们编织鱼网，并替她们用竹片削了够用几年的网梭；他还引导我跨进了武术的门槛，教会了我一些初步的功法，并引起了我的兴趣。这是一宗恩惠。五十年后我在监狱里面对狱霸的铁拳时，正是这宗恩惠，帮我解脱了困境。

抗战胜利以后，他曾到淳溪镇来看望过父亲一次。当他和父亲说话的时候，我就站在旁边，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因为，他是我心目中最伟大的英雄。

人·鬼·神

村上许多人，常要去推木香。

西行百来里，是安徽广德，深山老林。林中有些树，是稀有的香材。晒干磨成粉，叫做香屑。沉香屑、檀香屑、楠木屑、什么什么屑都很值钱，本地人统称木香，采伐、加工，装在用蔑条笋壳编的篓子里，却运不出来。于是有左近的农民，用独轮的手推车去推。推出来卖给市镇上的香铺，赚一点儿血汗钱，就是所谓“推木香”。

我很想跟他们去玩玩，父亲不许，说路上有土匪。我问他们见过土匪么，说见过。什么样子？同我们一样，土匪也是人么。杀人吗？杀我们干嘛？木香抢了没用。怎么没用？推出来不是可以卖钱吗？吃得来这个苦，就不当土匪了。确实，这活儿很苦。一篓木香大小如汽油桶，很重。一边一个绑在手推车上，横宽达七市尺，重量全凭中间的轮子支撑。为保持平衡，推车人腹、背、腰、腿、脚、手、臂都得协同使劲，不能稍懈。山路崎岖，况有百里之遥。许多人回来，都闪了腰。在村上，你只要看到谁腰上贴着狗皮膏药，就知道他推木香回来了。

那时候，无论在农村还是市镇，香和柴米油盐一样，都是生活的必需。乡下人进城回来，篮子里少不了有几股香。买香不叫买，叫“请”，请回来就用红纸包好，放在堂前供桌上香炉烛台的旁边。初一十五、赶庙会、上坟、红白喜事……都要烧香。大游山、茅山、麒麟山里的许多大庙不用说了，村边田间无数无人看管的小庙，香的消耗量也都极大。山神、土地、狐仙、蛇王、关帝爷、财神爷、紫微星君、火光菩萨、福禄寿三星……都有庙，有些庙小得只有斛桶那么大，也都被香烟熏得乌黑，牌位上看不出字，不知何方神圣。山脚下有一块石头，涂满鸡血粘满鸡毛，半被香灰埋没，更不知是何方神圣。知与不知，无妨烧香如仪。

一般小庙里，往往只有牌位，没有塑像。只有土地庙里有塑像，一般是土地公和土地婆两个。但在茅山那边，所有的土地庙里都只有土地公没有土地婆。而在麒麟山那边的土地庙里，一律都有三尊塑像，一个土地公两个土地婆。相传两地土地公赌博，一方输了赔不起用土地婆顶了帐。这虽有些荒唐，但毕竟是神们的事情，也神圣不可纠正。人们依例供奉，照样烧香磕头。

香市场旺盛不衰，香铺供不应求。许多小镇都有制香业。有一次跟父亲到沛桥去，曾到一家香铺后面的工场张望，里面高温如同烤箱，尘粉飞扬如同浓雾。浓雾里赤膊光腿的人们，个个与泥塑无异。只有眼睛和牙齿发白，汗水淌出虎斑。那个苦呀，有甚于推木香。

从人们把多少生命力投入制香业，可以看出神鬼世界的分量。鬼神和宗教信仰无关，它产生于人性的需要。父亲不信鬼神，入乡随俗，也十分认真。年年岁暮，都要请鬼神来作客。先是“请祖宗”。同请活人一样，荤素十二道菜，还有酒。来客都是近几十年内先后过世的亲人，在前一天晚上烧香纸预约了的。以往相依为命，现在泉路杳茫。一年将尽，大家在一起吃顿饭，重温一下无常的天伦，也表示一下生者的思念与孝心。客虽无形无声，主亦恭肃谨敬。别来多少事，都在不言中。

请过祖宗不久，春节就来了。大除夕家家都要请神。一张方桌，神坐三面，朝大门的一面空着。上列香炉烛台，下铺绣花桌围，桌围前放一蒲团，供家人磕头。家家请神都是三道菜，整只猪头，整只留着三根尾羽的公鸡，整只带鳞鳍的鲤鱼。都是事先腌制好并晒干了的。蒸熟后贴上红纸剪花上桌，红烛高烧，炉香缭绕，气氛热烈隆重。但是谁都不知道，所请究为何神。母亲说，反正佛菩萨不会来，他是吃素的。那么是谁呢？父亲说谁也不是，神祗太多，座上不过是一个象征。我想了，不管是谁，都得有一副好牙齿。否则，那三道干硬如铁的菜，怎么啃得动？

过了大年就是元宵节，叫小年。还要给神们供灯。大年请的是大神，小年供的是小神。灯杯比酒盅还小，光焰如萤如豆。放在门角落里的是供门神欣赏的，放在锅台上的是供灶公欣赏的，放在便桶旁边的是供紫姑欣赏的……。我也帮着放，粮囤下，水缸边，石臼上，纺车旁，鸡笼高头，猪栏前面……随便放。放在哪里，就表示哪里有神。二姐问我，哪来的鸡神？哪来的猪神？我回答说，牛鬼蛇神都有，怎么鸡鸭猪羊就该没？大姐连说对对对，阿猫阿狗台子板凳都该有。这不是开玩笑，没有神就没有放灯的理由，也就没有黑夜里满屋子星星点点的那份美丽开心。

事实上中国的许多神，都来自《封神榜》、《三国演义》之类的小说家言，流传成了一个波普尔所说的“世界三”。不像鬼，起码有个前世今生的因缘。人们对神，有时候很不敬。比方耍弄起灶公爷来，简直就是把人家当做无知小儿。相比之下，对鬼的态度，就要人情味儿得多了。腊月请祖宗、清明上坟，饭菜都比较新鲜好吃。秋凉时还要到山野里抛撒乌饭，供那些没有后代祭祀的孤魂饿鬼食用。饭染成黑色（乌饭草染的，无毒）是作为标记，告诉那些有人祭奠的鬼魂不得争食，用心亦可谓细致周到。

几年后抗战胜利，我们家回到圩乡的城里，还一直保持着山野里的某些古风老俗。即使在解放后那些恐怖的年代，家中只留下母亲和二姐两个专政对象时，每到岁暮，也都要在深夜里闩上门，偷偷地祭奠一下过世的亲人。每次请祖母和父亲回家吃饭，她们都要哭。共同经历的一切是如此之不可思议，生前无法相助死后也无可告慰，“见”了也唯有哭。

不过这是后话了。

清道士

村上有一种人，叫做“马甲”，是普通的农民，也是人鬼神之间沟通的渠道。他可以出借自己的肉体，让自己的灵魂离开他，让某神灵或某鬼魂进驻其中，用他的嘴说话、用他的手打手势、用他的肢体舞蹈。用完走了，他自己再回来，又成为普通农民。某人想见死去多年的外公，某人要向某个不小心冲撞了的狐仙请罪，某人被某“东西”缠身言语错乱家人要迫它离开……他都可以办到。流传着许多这方面的小故事，大都忘了。要是记得，现在流行心灵学，说不定还有用呢。

“马甲”各村都有，有男的有女的。我们村上的一个是男的，我没见过他作法的样子，只见过他平常的样子，与常人无异。他的儿子何囡囝jiǎn是我的同班同学，戴银项圈，头顶上梳一根向上翘着的短辫子，扎着红头绳，阴阳怪气的，很刁。同学们都不喜欢他，我也不喜欢他。他的小名也很怪，叫“富屌”。不知何故，富屌的父亲同时也是村上的赤脚医生。村上人没处看病，有事就找他。他有时建议你到蛇神庙里烧个香，许个愿，就好了。有时到你屋里念一通咒，含一口水到处喷一喷，慢慢也会好起来，但不一定。有时不好反坏，村上人就翻山越岭，到后高去请清道士。

后高在这一带小有名气，不是因为有清道士，而是因为村边有两个小丘，据说是春秋战国时代羊角哀和左伯桃的坟。未知确否。清道士叫侯一清，闯过江湖，一剑风尘。现在儿女都大了，回老家受供养，却又闲不住，常常出门远游。瘦高个，黑巾袍，长髯。如果不是有个鹰钩鼻子显出某种世俗的精明，可以说他仙风道骨了。每年端午节前，他都会来，卖雄黄、画符；端午节家家都要挂符、洒雄黄酒，没他还不行。来了他就借我们家的被褥，在学校里开个铺过夜，有时在我们家吃饭，一杯在手，高谈雄辩。他什么都懂：符咒、武术、风水命理、奇门遁甲、气功，还有岐黄之术。会推拿，会针灸，也解药理。他背袋里有些中草药，所过之处，时下针石，有点儿像走方郎中。对于那些眼看治不好的病人，他一面作法驱邪和给药治疗，一面也为他看好坟地的风水，万一不治亡故，葬得好有利后代兴旺发达，也是一种安慰。他常自夸能未卜先知。从这一点来看，倒也未必。

他送给父亲一本线装书《医方集解》，父亲说非常有用。他教会了我画端午节的符。我才知道，原来画符很容易，就是在黄纸上用大笔狂草写“正心修身”四个字，字字相连，连成一体，同时口念“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边念边画，再用红笔在黑色符两边把这句话写上，盖一个“太和元气”的章，就行了。我没章，只好画一个章，他说也行。我问他用这个符给人治病行吗，他说不行，远水救不得近火。看病有看病的符咒，不同的病有不同的符咒，要学得专门学，学着玩玩不行。

他教会了父亲打太极拳。他也教我，我嫌动作太慢，没学。后来他教了我一些棍术，还从家里带来一根齐眉棍送给我。江湖上把作为武器用的棍棒称为齐眉棍。因为它的长度，要求竖起来与使用者的眉毛同高。这种棍以白蜡树料的为最好，所以齐眉棍又叫白蜡棍。白蜡树生长极慢，极难得。一般都以青桐木代替。青桐木虽坚牢却缺乏弹性，震手。他送我的这一根，是真正的白蜡棍，旋丝，多节，沉重，掷地有金石声。斧头砍上去，只有一道浅印。他说这是他在郎溪找到的，横架起来可以吊三百斤米，弯得像把弓，米放下来，又弹直了。我得之，欣喜欲狂。可惜太长，舞动不便，便找村后头四宝木匠，给锯得和我的眉毛一样高。他锯了很久才锯断，说这家伙牢得不得了。但是从此以后，棍子越练越短。后来发现原来是我自己长高了。为此，我痛心了很久。

兰姐的标本簿

我的大姐高淑兰，是我们姐弟四个中最白的一个，也是最文雅、最灵秀、最爱幻想和最容易动感情的一个。有些诗词，她反复地念，有些歌，她唱着唱着就哭起来了。但是只要有可笑的事，比如我冲着她扮个鬼脸，她马上就会笑。父亲说，她的小楷，比我和二姐的都好，主要是有股子清气。她的缺点是怕苦怕累，重活脏活都干不漂亮，二姐不得不常常替她扫尾。她的胆子很小，不敢抓蚂蚱，不敢碰蚕宝宝，在外面看到蚕宝宝那样的胖虫，总要尖叫。她比我大九岁，每次穿过黑暗，总要拉八岁的我作伴。还有就是任性。有一次，赵士泓给她看他手抄的清诗，其中有一首郑板桥的诗：“说与里中新妇知，高堂姑舅鬓如丝，嗔时莫使娇痴性，不比在家作女儿。”她不喜欢，竟哗的一下把这一页撕掉了。赵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后来成了我的大姐夫，他们怎么好起来的，我不知道。

大姐一天到晚精神抖擞，什么都要过问，对什么都有浓厚的兴趣。晚上辨识星星，秋天看巧云，放风筝、放灯，都贼认真。特别是见了奇形异状的草叶、树叶、花，都要大惊小怪，都要采下来，夹在一个又厚又大的本本里并写上发现的地点和时间。根据常识课里的植物讲义，她把不同的叶子和花分为七大类：十字花科；毛茛科；石竹科；蔷薇科；豆科；芸香科；大蕺科。并取其第一字的近似音拼成一个句子，“石猫石象头云大”，她说这样好记住。她说，这不是弄着玩的，将来我要写一本《江南植物志》。

不过她这个本子里也不全是植物标本，还有许多剪纸图案。木刻印刷的门神灶君、京剧脸谱之类，五颜六色、花里胡哨掺杂其中，图样的下面也写着搜集的年月日地点，和一些简单的说明。如：“坐帐花，中间是青蛙。”“五毒背心，中间是鸡公，吃五毒。”“月中桂，兔儿爷，捣药保平安。”“天官门神，黑脸尉迟恭，白脸秦叔宝。”……她最喜欢的是几张不同的《春牛图》，因为她是属牛的。她的这些图样，我后来在其他地方再没见过。

她很想拥有两个本子，但是没有可能。战争时期，又在山野荒村，纸张奇缺。她这个本子，是用整张草纸订的。草纸本是手纸，棋盘般大，土黄色，粗糙吸水，厚而易烂。小学生练书法费笔，我学画觉得很好，但是用来订书，那就很糟糕了。她是用苎麻皮加桃胶一张张粘起来的，书脊比书厚一倍。但是夹上标本以后，反而平了，光是撕麻皮这道工序，她就花了一天的时间，为了让她订这个本子，很久我们都没有用纸。

这个本子，她不许我自己动手翻看，我要看时，她就一页一页替我翻，翻是很慢、很小心，怕破，有时我不耐烦她太慢了，坚持要自己翻，她就会叫一声：妈！一听到这个声音，我就立即消失，免得麻烦。过后她会来找我，说：看不看？看我就替你翻。

后来她同赵士泓结婚，到山那边保城圩的赵士泓家去了。去时把这个本子，用布小心包好，带上了赵家抬来的花轿。赵家是老式大家庭，“高堂姑舅鬓如丝”的那种。大姐一过去就后悔了。不，她一上轿子就后悔了。坐轿子不舒服，她坚持要下来走。她平时爱爬山，这次要经过半山，她更愿意步行，一定不肯再坐。大家都坚持不许，赵士泓也过来力劝，说是“不作兴”，“没听说过”。大姐哭着撞打轿子，没用。不管轿子摇得多凶，还是吹吹打打抬过去了。那边张灯结彩，锣鼓喧天，人出人进，乱得我头发晕。堂前十几桌人吃饭，劝酒劝菜，猜拳行令的声音，震耳欲聋。我坐在二姐的旁边，问大姐在哪里？二姐说在“新娘子房”里。

我挤出中堂，去找大姐，乱哄哄老是摸错门。好不容易才找到“新娘子房”，房屋却没有大姐。一群男孩挤在门边探头探脑朝房里望，房里有四、五个女孩，围坐在新油过的地板上玩羊胫骨。家具都是新的，桌上有许多镜子和玻璃器皿，闪闪发光。一股桐油昧，浓得就像在船舱里。雕花大床旁边，坐着一个旦角戏子，戴着亮晶晶、颤巍巍，枝形吊灯一般结构复杂的珍珠帽，穿着大红绣花，满是亮晶晶饰物的锦缎长袍，坎肩上璎珞飘飘，背朝门低头坐着。我非常失望非常着急，不知再到哪里去找大姐，不觉自言自语地叫了一声“大姐”。

那戏子回过头来。我从摇摇晃晃叮当作响的饰物深处，发现了大姐的脸。脸上满是泪水，眼睛鼻子通红，显然一直在哭。我走过去，叫了一声“大姐”！大姐搂住我，哭出声音来了，说，“我要回家！”

这时，那几个女孩子都站了起来，瞪着惊奇的眼睛定定地盯着我们看；门外的男孩们更是来劲，看得张开了嘴。其中的一个回过头去，大声喊道，“快来看呀！”就像在动物园里围观的人们看到睡着的珍稀动物站起来走动时一样。我不好意思了，觉得不适当地扮演了可笑的角色，赶紧挣脱，扭头就跑出去了。在此后的一生中，我常常想起那个时刻，感到那时没有多陪大姐一会儿和她说说话，反而丢下她跑掉，是不可宽恕的。

回家以后，二姐常常带着我，还有阿狮，翻过大游山，到保城圩看望大姐。每次见了，大姐都要哭，都要说“我要回家”。阿狮也总是要围着她直转直摇尾巴，一次又一次直立起来扑到她身上。

父亲的学校里缺老师，父亲要她回来教书，给赵家说，可以有薪水。但是赵家不放，说家里缺人，忙不过来。祖母去世时，大姐回家奔丧，就住下来不肯走了，直到快要生孩子时才回去。回去生了个男孩，他爷爷赵仲翔给取了个名字，叫学贤。

抗战胜利后，我们全家回到淳溪镇老家，大姐只好留在保城圩了。来往的路远了，见面的机会也少了。每年春节，她和姐夫都要带着学贤来拜年，住那么几天。学贤叫我“娘舅”，叫二姐和妹妹“姨娘”，中规中矩，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还带着书来，白天很少玩，呱啦呱啦念书，晚上给姐夫背书。姐夫拿着书，学贤背朝他，背着双手，叉开脚，一面高声背诵，一面两脚轮流起落，全身有节奏地左右摇晃。父亲说，这是过去私塾里的一套，非改不可。姐夫说没办法，回去爷爷要考。

四九年后搞土改，赵仲翔被定为地主，经过几次斗争，和老太婆先后去世。土地房屋被全部没收，家产荡然。抄家时，大姐一再要求把那个草纸标本簿留给她，未获准，被拿走了。她不听姐夫劝阻，一再找农会和工作组的人去要，后来竟然感动了一个什么人，还给她了。已经一塌糊涂，干枯的叶子破碎散落，拼都拼不起来了。她重新用布包好，放在了衣箱里面。分到一点地，两间草屋。草屋是一门三间，他们住两间，另一间留给了已分到地主瓦屋的原住户，以便饲养他分到的牛和羊。大姐是属牛的，姐夫和学贤都属羊。与牛羊同住，不知是巧合还是缘分。

他们在这屋里，一住就是三十多年。一九八九年我到了南京，和小雨一同去看望他们时，已经认不出他们了。很难相信这两个佝偻麻木、反应迟钝、目光浑浊的老人，就是当年活力四射、兴趣广泛的兰姐和英俊强健、生龙活虎的士泓。学贤已是中年汉子，还没找到老婆，读的书早已忘光，完全成了文盲。说到他时，两个老人都异口同声叫苦，说他食量太大，把家都吃空了。空是真的，家中除了两张竹床、锅灶水缸和一些农具板凳以外，什么都没有。我看了直感到惊恐，无法想象他们的日子是怎么过的。所有的东西，包括补丁重叠的蚊帐都是同一种陈旧的黑褐色，只有阁楼上的一堆稻草是新的，闪着黄澄澄的光，异常触目。那是烧饭用的燃料。隔壁畜栏里并无牲畜，但那浓重的畜粪尿的气息，和腐草烂菜气息，都日夜盘据在这小小的乌黑的空间。

他们说，三十多年了，早已习惯了。

我问到那个标本簿，大姐说，文化大革命那年，被抄家抄去烧了。说里面有许多封建迷信的东西，要他们交代放着想做什么，斗争了好几次。我问学贤为什么不学一门手艺，他们说学不会了，念书念呆了。

后来我失去自由，旋又逃往海外，再也没见过他们。一九九五年初，在纽约上州一个湖边森林中的小木屋里，收到二姐从国内寄来的一封信，告诉我大姐去世了，享年六十九岁。给大姐夫寄了点儿钱去，他回信说，他已经四十多年没写过一个字，现在给我写信，连笔都不会拿了。

阿来与阿狮

我刚满十岁的时候，一九四五年深秋，有一位父亲从前的学生李树棠先生，从城里专程寻来，告知日本投降的大好消息。

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带着姐姐和我，到祖母坟上祭扫。说嬷嬷没等到这一天，知道了也会高兴的。说现在要准备上路，回远方的家乡去了。在山里长大，我觉得山里就是家乡。知道要走了，有点儿惋惜。但是我也相信，那边必会更好，要不，干嘛急着搬家。

回来吃过饭，父亲就和李树棠一同走了，说先回去看看。从此他常在两地之间来回。学校的事，交给了高志良。家里的生活变得忙乱起来，大包小包的，准备搬家。我无须忙，但还得照常上学。放学回家，还得照常放羊。还是阿来，那只高大的香灰色公山羊。

三年前，大姐出嫁那时，家里人来人往很热闹。有人说要宰羊，我偶然听到，大吃一惊，连忙牵了阿来躲进树林。大人们找到我时，我坚决不肯回家。直到他们答应不宰羊才罢。所以我们家一直有阿来。后来我们不关它了，把项圈也去掉了，它就在屋里屋外自由地走动。当我们坐下时，还常常要过来舐我们的手，吃我们放在小桌子上的花生米和炒黄豆。

它好像知道有狼，从不离家稍远。我每天放学回来，陪它到山坡上吃一阵新鲜草，已经成了习惯。

现在我们要走了，带不走它，那边也没处放养，在上路以前，给它拴上绳子，牵给了村前头的一个孤老婆婆作伴。老婆婆用豆饼喂它，它不吃，要跟我们走。我几次回头，它都一直望着我们，一动不动，绳子拉得很直很直。

我们很难过，决心不管怎么样，都要把阿狮带走。阿狮是山乡的土种狗，没受过训练，但极忠诚勇猛，六、七年来已经成了我们家庭的一员。逢年过节，大人按照风俗习惯给我们分发节日的食物，像除夕的元宝肉，端午的棕子，中秋的月饼之类，都必有它的一份。

走的那天，村上人用独轮车帮我们把东西推到沛桥镇，在那里上船。岁已云暮，寒风凌厉，浪涛拍岸，船摇晃得厉害。阿狮怎么地也不敢上船。我们强行把它拖上跳板，它抵死不走，一放手就跳回岸上。折腾很久，最后父亲把它抱上船按住，船家拆了跳板，它才安定下来。湖上浪很大，我们都晕了船。它也躺着不动，不吃不喝，想必也晕了船。

进城后，我插班上学，同城里的孩子们不合群，打架、旷课、留级，坏名四播，独往独来。只有阿狮，一直是我真诚的好朋友。小学六年级时，我写了篇作文《我家的狗》，老师看了直摇头。但我自己喜欢，投寄到《中央日报》的“儿童周刊”，居然花边刊出。稿酬是一本连环画册，《木偶奇遇记》，极有趣。

一九四九年，百万雄师过大江，沿河一带人家，家家住满了解放军。阿狮天天吠叫不息，终于被一个兵刺死了。那天我放学回家，没有阿狮扑上来，感到怪怪的。一听说就大哭大闹，扭住那个兵不放，用脚踢，用头撞，还咬破了他的手。他不还手，努力挣扎。别的兵捉住我，放走了他。我动弹不得：感到自己在索索地抖。父亲、母亲、二姐三个合力把我拉进房间，堵住门不让出去，我还是抖个不停，牙齿格格直响。

晚上，进来四个兵。一个是住在我们家的，他介绍那三个人：钱参谋钱志龙、二连长邹鸣章、三连长刘仁田。他们说他们是来赔礼道歉的，已经批评教育了那个兵（说了个名字，我没听清）。说一个人不好不等于大家不好，大家是好的，队伍是好的。二连长来拉我的手，我的手藏到背后。他又问我爱不爱打枪，说可以教我打枪，我不答。二姐代答说我爱画画，特别爱画大画。他们说他们正好要画宣传画，纸、笔、颜色都有，画多大都可以。说要请我到连部去画，问我可愿意，我不答。钱参谋说，不反对就是同意了，星期天再来请。我相信他们是一头儿的，决心不去。

但我很想画大画。星期天，跟着通讯员去了。按照他们的要求，把一幅报上的木刻版画，放大到两公尺高。画是黑白的，一个兵背着枪迎面走来，下面用红色写着“将革命进行到底”几个大字。贴在街心里，都说画很好。我不快乐，心里怪怪的：不知道这是不是，背叛了最好的朋友。

淳溪河上的星星

从山乡到圩乡，从自治区到沦陷区，不过一湖一山之隔，景观大不相同。

战后的淳溪镇，到处是瓦砾堆。特别是日军登陆的城南沿河一带，更是废墟连着废墟。较完整的房屋，集中在昔日的老街、从东到西的一条狭长区域。街上依然热闹，新开了几家专卖轻工业产品的商店，那时叫广货店，玻璃柜台特别触目。日本人在城东头筑了一个汽车站，一个油库，一条通南京的汽车路，是以前没有的。

老街上也有不少被炸毁的房屋，裸露着大片空墙，墙上涂满“仁丹”广告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之类的标语。墙下的瓦砾堆上，排列着农民和渔民挑到城里来卖的各色蔬菜，和鱼虾野鸭、茭鸡水鸽、菱角藕茨菰荸荠之类，都很新鲜。大斗小秤讨价还价，市声鼎沸。没有人注意到标语的存在，更没有人想到，应该把它们涂掉。标语作为人文景观，也成了一种自然景观，在人们无心的漠视里被更深地埋葬。

城南的废墟，七高八低，长满灌木杂草，开着各色野花。原本是水中的芦苇，也摇曳在当年的人家，覆盖得看不到一片砖瓦。无数苔侵藓浸爬满藤蔓的断墙残垣，嵌装在烧焦熏黑粗细不等的梁柱之间，有的带门有的带窗，有的还带着当年悬挂相片框子或者粘贴年画的痕迹。白天蜂蝶纷飞，夜晚鼬狸出没，虫声连成一片。进去捉蟋蟀的孩子们，或者重建家园的人们挖开瓦砾，有时可以发现一个黑色的带着绿色铜铃的银环，那是婴儿的项圈。或者一个绿锈斑驳如同头盔的铜罐，盖头上有镂空的花纹，那是老人的脚炉。骷髅朽骨，亦时或一见。

逃离的人们络绎归来。有时早晨上学去的路上，看到有几个大人小孩在扒拉瓦砾的地方，晚上放学回来时，已经立起了一个小小的窝棚。有些窝棚逐渐地变成了房屋。月夜里望出去阴森可怖的废墟地带，逐渐地有了愈来愈多的灯光。有些窝棚里不管多么拥挤杂乱，还供奉着死者的牌位，牌位前一灯长明，象征着生者恒久的悲伤。但悲伤就是悲伤，并不孕育出思想。像俞同榜那种敢于在沦陷区击杀日军的平民英雄，回来了没人敬也没人谢，人们各忙各的，对他都冷冷淡淡。

我们在城南河边的家，毁于日军的炮火。最可惜一楼藏书，兵后灰烬无存。只有院子里堆放杂物的两间老屋没有完全倒塌，墙虽洞豁，梁柱还支撑着屋顶。父亲用从废墟里清理出来的砖石垒起四堵墙，里面用芦扉隔出四个房间，成了我们临时的家，倒也温暖舒适。我和妹妹在城区中心小学上学，二姐在那里教书。父亲清理废墟，工程如山。前后屋基上的瓦砾清除以后，母亲都撒上了油菜籽，花开时一片金黄。母亲还养了一大群鸭子，每天放到河上。

战前，父亲有一个“私立淳南农业仓库”，一个“私立淳南实验小学”。用前者赚得的钱养后者，试行他的教学法，发表了一些实验报告，想走出一条路来，因战争爆发而中断。战后归来，二者皆已荡然无存。实验小学所在的药师庙，主体建筑是木结构，飞檐斗栱、雕梁画栋，一炬成灰。唯余半段长廊，供老僧截廊而居。父亲失业在家，常到他那里喝茶。那时父亲写了一些诗，记得其中的一首是：“紫藤铺绿上纱棂，暑夏风廊昼曲肱，往事追寻陈迹杳，无言默对旧时僧。”

淳溪河联接固城、丹阳两湖，河面宽缓，水中荇藻丰茂，鱼虾成群。沿河一带的人家，家家都养了大群的鸭子，为防黄鼠狼偷袭，关鸭的篱笆一直插到水中。我们家也是。鸭们无须喂养，每天放到河上，一直要吃到糊口，吃得不知道回家。于是一到黄昏，各家的主妇都要到河边唤鸭。用双手在嘴边围成一圈，朝着暮蔼沉沉的河面上湖口的方向，发出“伊豆伊豆伊豆豆豆豆豆……”的声音，有的柔和有的急切，远远近近重叠呼应。须臾河面上出现了庞大的鸭群，嘎嘎地叫着，愈近愈吵闹。次第分成小股，各回各的家去了。

每天我放学回来，晚饭以后，爱跟母亲一起，到河上唤鸭。那时的河，特别好看。水面铺着斜阳，橘汁般一片金红。渐渐地金红变成了瑰红，又变成了紫罗兰色。鸭子刚一归笼，鱼儿就开始跳跃，泼拉拉直窜，显得特别欢欣。激起的波纹上闪抖着灰蓝的天光。这时，母亲会拉着我的手，指给我看天上那些最初的星星，告诉我它们的名字，给我讲它们的故事。

我至今认得那些星星，记得它们的故事，它们也出现在北美的天空。看到它们，我就想起母亲。

留级

淳溪镇北门外，平缓的山坡上，有一古建筑群，叫“书院”，山亦因名“学山”。清光绪年间有“就学山书院改设高淳镇学堂”的记载，从那时起一直是学堂。日军入侵，炸毁烧毁不少。其残余部分，就是战后的高淳中学和城区小学所在地，也就是我逃难归来上学的地方。

我在城区小学插班五年级。班上的同学，都是城里人，大小店铺老板们的儿女，都会说几句日语，有的还会唱日本歌，倪奴阿奴倪尕古，阿到古之尕沙上，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同学，给我看一支灰杆子的铅笔，上面有一排符号，我不识。他说，这是哎海赖次刀铅笔，你懂吗？

初到校的那天，他们对我的欢迎非常之热烈。一位同学抓住我的帽子抛向天空，大家争着去接。一抛一抛掉到地上，大家就争当足球去踢，直到上课铃响。我拾起帽子，已经一塌糊涂，顶上的绒球也不知掉到哪里去了。那是母亲专为我入学编的毛线帽，我还是第一次戴毛线帽。

在班上，我年龄最小，又是乡下来的，土头土脑。加之一个耳朵有点聋，反应迟钝，所以大家喜欢拿我开开心。比方说在背上贴个纸条，用粉笔画个王八，或者刚要坐下时抽掉凳子之类。他们在一起时，高谈阔论，眉飞色舞，我很想参加进去，但插不上嘴。即使是暑假到河里游泳，也是他们成群结队在河湾里扑腾，我一个人在木排外边水深流急的地方扑腾。我不敢到人多的地方去，怕大家把我拖腿按头呛着玩儿。我被呛过一次，难受极了。

那时学校里，下午第一节课后，老师都要带学生去参加“重建校园”的劳动。把从瓦砾堆里挑选出来的比较完整的砖头，搬到一个指定的地点，整整齐齐码好。曾经发生过几起遗留的炸弹炸死人的事，所以我们搬砖头，来去都排着单行队，一个跟一个，走指定的路。去时空手走一条路，回来时每人搬几块砖头走另一条路。路是羊肠小道，穿过丛莽瓦砾堆，弯弯曲曲七上八下。有一次空手走时，我发现没有老师带队，觉得我们这么规规矩矩走，太冤枉了，便举起双手，又提起一只脚，用一只脚跳着前进。虽然非常别扭非常吃力，但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眼下的自由。不料班主任徐夺标老师就走在我的后面，一声断喝，我差点儿跌倒。劳动完了集合时，徐老师把我叫到队伍前面教训了一顿，然后对大家说，坏孩子调皮捣蛋，你们不要学，使我在同学们面前，又矮了一截。

二姐是我校的老师，对我同样严厉。那天降旗仪式以后，我所盼望的放学时刻到来时，训育主任刘伯卿老师宣布迟半小时放学，打扫校园。他说家里有事的，可以请假。我早就想着放学后带阿狮到湖边去玩儿，便走上前去，说：我家里有事，我请假。刘老师还没答话，二姐就走过来了，说，家里有什么事？我不开口。刘老师又问，家里有什么事？我还是不开口。姐说，越来越不老实了，哪里学来的？刘老师说，今天不打你，扫地去。归队是，同学们都嘻嘻地笑。此后好几天，他们见了我，都要问一句：家里有事吗？

班上年龄最大的同学朱开泰，是一家大文具店老板的儿子，全校踢毽子踢得最棒的一个，能连续打三十几个后跳，引来许多同学围观。那天他打跳时，橡皮从口袋里跳出来，滚到我的脚前。他来拾时，我不知为什么想也没想就一脚把橡皮踢了开去。他指着我的鼻子，说，盖个铁聋子。我想也没想就同他打起架来。这一架打了很久。班主任徐老师听到报告急忙赶来时，他正伏在地上，我正骑在他背上。我没发现徐老师到来，继续用巴掌揍他的后脖子，被徐老师看见了。

那时学校里，到校后和放学前，都要举行升、降旗仪式：全校师生集合在操场上，由江永芬校长带领，念“总理遗嘱”。他念一句，大家齐声跟着念一句，念毕徐徐升旗，或降旗，同时唱“国歌”。歌唱完，旗就升到顶或降到底了。所谓“国歌”，实际上就是国民党的党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一心一德，贯彻始终。”我喜欢“贯彻始终”四个字，因为唱到这里，就要解散了。那天降旗仪式以后，唱到这里没有解散，训育主任刘伯卿老师训话。我没听，不知说了什么：说着他把我和朱开泰叫到司令台上，问哪个先动手，叫朱开泰归队，叫我站好，低下头，按着我的头连续猛揍我的后脖子。说，后脖子挨揍，味道怎么样？我很痛，但没哭，斜着眼睛瞟了一下台下，瞟见许多女同学用手帕捂着嘴窃笑，还瞟见二姐高老师铁青着脸朝我怒目而视。

第二天到校，发现班上同学们看我的眼光中，除了幸灾乐祸之外，还有一点儿怕兮兮的神色。没有人再当面嘲笑和捉弄我，也没有人再叫我铁聋子了。想不到在山乡翻山爬树胡打海摔练出来的那点儿体力和灵敏度，居然给我带来了做人的尊严。哈！从此我“动物凶猛”起来。毕业后升入初中，基本上还是原班人马。学校换了，老师换了，同学依旧。中学里不兴体罚，打架数次只记小过一次，我就更野了。

渐渐地有人来牵线，介绍我同其他班级某个打架有名的同学“比试比试”。这种比试是县中的地下传统，早有先例。都是相约在放学后，回家前，在北门与学山之间的陈家山坟地进行。对方都是大孩子，我是吃亏的时候居多，但不肯认输，死缠烂打，经常衣衫不整皮肤青紫甚至头破血流回到家里没法交代。有一次我这样回到家中，全家正围着桌子吃饭，没有等我也没人理我。我砰的一声把书包一丢，拿起碗就盛饭吃。父亲对妹妹说，让开点儿，英雄好汉来了。我不言语，大口就吃。父亲说，多多地吃，吃大了背上刺一条青龙，好到上海滩上夜总会里去看大门。我不言语，但心里吃了一惊。

越想越觉得没趣，但我绝不认错。那时候，越是大人不许做的事，越是要做。不是想做，总要反在里头才痛快。后来我已经不爱打架，很少打架了，也还是常常要在回家以前，故意把泥巴涂在脸上做成刚刚恶斗一场的样子，使他们气得骂人伤心得叹气急得团团转。

那年我被记小过多次，品行成绩丁等。按规定不得升级，成了全校惟一的留级生。老师警告我，再得一次丁等，就要被开除学籍了。

时来运转

那时候，从没想到过前途之类的问题。不爱上学，只拣有趣的事情做。偏僻小城，生活单调，孩子们乐事很少。放学后三三五五，接龙、跑角、踢毽子、斗蟋蟀……我来自山野，和城里的孩子不合群。打架、留级，更被同学们疏远。一个人无所可玩儿，就看书。

高淳县中有个老图书馆，藏书极为丰富，战火中得以幸存。管图书的叫周典纲，是个工读生，乡下来的，同我很好。许我不按规定，径自入库找书，并可比别人多借几本。我从小爱书，战时在山乡，难得有书，连黄历都觉得有趣，翻来翻去。第一次看到那么多的书，兴奋得挖耳挠腮。从此一摞一摞借了看，越来越不爱做功课。尤其留级以后，功课都是重复，我厌烦死了。常在上课时偷着看书，因此常被老师突然叫名，站起来，被问一句：我刚才讲的什么？

我希望我能像隐身人一样，无形无影。但是身体扎实，很重，一头乱发，钮扣不全，无可逃遁。渐渐地，怕上某些老师的课了，一怕就越怕，越怕胆子越大，开始逃学。

当时的校园，极为荒芜，到处长着草。操场后面有个小丘，小丘那边荆棘灌木丛生，是一大片茂密的榛莽，传说里面有日本鬼子留下的地雷和炸弹，没人敢进去。我用棍棒打出一条小路，通到榛莽的深处，用茅草做了一个鸟窝那样的东西，躺在里面看书、想心事。头顶上枝叶交错，挡住了人们的视线，但不挡阳光空气。

四周是浓重的草木的气息，腐草的霉味夹杂着野花的清香。在蜜蜂的嗡嗡，和山丫雀不息的聒噪声中，可以听到远方上下课的钟声，和裁判在球场上吹哨子的声音。时不时，有同学三三两两，在小丘上奔跑追逐。有时还停下来指指点点，朝我这边眺望。他们看不见我，但我看得见他们。这一点最使我开心。

躺在鸟窝里看书，是大快乐。沿着一行一行的文字，我从铁铸的现实中逃遁而去。大考小考班主任成绩单全没了，有的是海阔天空万水千山：宇宙洪荒远古的传说奇幻突兀，神仙精灵奇士佳人雄丽高寒。不同的书是不同的世界，五光十色。也不是毫无选择，比方说，喜欢《安徒生童话》，不喜欢《格林童话》。喜欢《水浒传》里的大碗酒大块肉，不喜欢《红楼梦》里那种小碗莲子粥还吃不下，只吃半碗的娇娇气。喜欢泰戈尔的散文诗，不喜欢他的小说。不喜欢就不看，翻翻就还掉去。

快乐自由，不是全天候的，因为要下雨。雨后的鸟窝，好几天都干不透。曾经用芭蕉叶子，和从学校里偷来的木板在上面搭了个遮棚，既暗且闷，又把它拆了。雨天来了没处躲没处藏，只好硬着头皮回教室去。好在班主任江永义老师比较温和，不骂人。只有一次，他在黑板上写了句“朽木不可雕也”，指着我说，你就是。后来我来去自如，没人管了。同学们已经看惯，也不再大惊小怪。这年我考试不及格，又留了一级。高淳城里，难得有留级生，一连留两次级的，我是唯一的一个。我因此在镇上出了名。父亲说，他经过某小巷，听见人家在屋里骂孩子：“你再不学好，就要变成高尔泰了。”

一九四八年，学校里先后来了好几位新老师，都是外地人，用标准国语讲课。高淳人不大听得懂他们的话，管他们的话叫“蛮讲话”。他们也不大听得懂高淳话，作派和本地老师不同：外衣像披风那样搭在身上，走路大步流星，和学生一起扫院子出墙报打篮球不分尊卑。你可以问他们任何问题，都会正面回答，回答不了也不会说你刁钻古怪胡思乱想。

外地来的老师高介子教我们的地理课。有一次，他描述无数星球在真空里运行的宇宙，使我想到下鹅毛大雪时的天空。他说宇宙真空不同于烧杯里的真空，那里面既没有引力强度也没有电磁强度，什么也没有。他说那里面星球和星球之间的距离，是用“光年”来计算的。我举手，提了个问题：什么也没有，怎么量距离？他说“光年”是用时间来计算的。我问什么也没有，哪来的时间。他说所以空无也是相对的，没有运动着的物质，也就没有时间和空间。

我完全糊涂了：不知道物质和时空这二者何以同一。在我的想象中，物质是有限的，时空是无限的。我也弄不清有限和无限之间有什么界线。数学课本上有个概念叫“无穷大”，又有个概念叫“无穷小”，我老觉得这两个概念没有区别。一次数学老师高淳人邢寿松上课，我问，都无穷了，还能分什么大小？他说正经教给你的功课你不好好学，偏要反在里头调皮捣蛋，还是个不老实么。

问别的老师，也都说我胡搅蛮缠。我也问过我的父亲。他说他不知道，他说你想要知道，只有长大了自己去研究。要么研究数学，要么研究哲学，要么研究物理学。但是做研究，你得有学问才行。你现在连个年级都跟不上，当留级生，初中都不得毕业，还有希望做研究吗？依我看，这些问题你先放一放，先做个好学生再说。我怕听好学生这三个字，不管是谁，说这三个字，就是批评我。

这次高老师也说，有些问题，只能存疑。但是他说我的问题问得好，对大家说，这位同学肯动脑筋，大家要向他学习。哈哈！这可是破天荒第一次啦！有同学说，高老师新来乍到，不知道我是留级生，不知道我的名字。要是知道了，总不会这么说。我想，肯定是这样。

想不到，还有第二次。在一次全校师生大会上，新上任的教导主任、外地来的老师李东鲁做报告，提倡多读课外书，反对“分数主义”。说只知道啃课本的学生不是好学生。“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分数再好没用。这话我爱听，心里想，这家伙，跟我是一头儿的。没想到，接下去他提到我的名字，表扬起我来了。他看了图书馆的借书登记簿，把我作为榜样提出来，号召大家学习。说我一个学期看了多少多少课外书，乖乖，还有数字。我努力克制自己，别让嘴巴嘻开来，嘻开来就会咧到耳朵跟前，那多不雅。

学校里举行了一系列全校比赛。集体的比赛有歌咏比赛、拔河比赛、篮球比赛和墙报比赛。个人的比赛有讲演比赛、数学比赛、作文比赛和美术比赛。我得了后两项比赛的第一名。颁奖仪式很隆重，开了全校大会，周校长亲自主持，发给我一支钢笔、一个笔记本，还有一打铅笔、一个速写本。拿回家，第一个见到的是母亲。她说，你时来运转了吗？

时来运转，坏学生变成了好学生，但我还是我。学校里出现了不少学生团体：读书会、戏剧社、诗与画社……等等。出墙报，演文明戏……都是新事物。我参加了读书会，但不喜欢那些《铁流》、《高干大》一类的书。更不喜欢那种一个人念，大家听，然后轮流发言交流心得的阅读方法。不听劝阻，坚持退出了。转到诗与画社，同大家一起读艾青、田间、《木刻手册》，还是不喜欢，又不听劝阻，坚决退出了。劝阻我的，都是那些喜欢我的老师，因为我不听话，又都不喜欢我了。

后来我才知道，城小校长江永芬老师、县中校长周振东老师，和这几位新来的外地老师，都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解放后，江校长被打成反革命，死于监狱。周校长被打成反革命，坐了十一年牢，出来后一直在家养病。高介子老师被打成右派，劳改二十一年，平反后当了江苏作家协会主席，和江苏人民出版社社长，一九八九年离休。李东鲁老师在当时是他们的领导人，也是高淳一带地下党的负责人，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没有得到晋升，直至在高淳离休，还保持着他的山东口音。

跨越地平线

小时候，我常坐在山坡上，望着天地交界处那一发似有似无的蓝色发呆。梦想着有朝一日，能越过那蓝色的边界，踏上未知与未来的起点。我想象那跨越将不是跨越，而是飞翔。直到有一天，不知不觉越过了它。

那年我十四岁，要到苏州美专上学。先坐轮船后坐火车，路上要走三天。初出远门，家里的一切，都是为我上路做准备。父亲筹钱，母亲打点行装：裁衣服、做鞋子、缝被子、熏鱼、晒虾、腌菜、泡蒜、炒米花，做芝麻糖、花生糖和各种蜜饯……边做边给我说各种事情：天冷了要自己知道多穿衣服，热了要知道脱；下雨天出门，要穿胶鞋，别穿布鞋，布鞋子泡了水，几天都晒不干，你就没鞋穿；睡觉要直着睡，别横着睡，把别人踢醒了，要骂你；别忘了剃头洗澡，衣服脏了就要换，换下来的衣服要马上洗，洗衣服要先抹上肥皂，泡一会儿再搓，要挨着搓，别东搓一把西搓一把……我常常听着听着就走了神，不知道还说了些什么。

准备的东西，多得没法拿。母亲一股劲儿往包包里塞，塞得我背不动了，又往外拿，拿掉一些，惦惦分量，又拿掉一些。让我一次一次试背。总觉得东西太少包包太重。

后来父亲对她说，行了，让他吃点苦锻炼锻炼也好。又对我说，只怪我们穷，有钱我送你去了。

上轮船的那天，父亲交给我一份备忘录，里面写着我在路上可能遇到的困难和解决办法。出了轮船码头找不到去火车站的路怎么办，下了火车如果是半夜里怎么办……这样的十几条，都是讲过了的，我觉得都不是问题。在码头上，他们拜托一个同船去当涂的熟人陈师傅照顾我，叫我要服他管。母亲给他说，这孩子海得很，别让他在船梆子上乱跑。又给我说，船上风大得很，别到舱外面去，窗子里一样看景。又对陈师傅说，这孩子爱看景，你就带他坐在窗边吧。

汽笛响了，跳板撤了，母亲隔着水喊：多写点信来，一到那边就写个信来。我也想大喊一声知道了，但好像泪水已涌上了眼睛，一喊就会掉下来似的，只能点点头。船员来赶乘客进舱，下到里面，从舷窗再伸出头来望时，码头已隔得很远，但还可以看到，父亲和母亲在向我挥手。不知不觉，泪水又涌上了眼睛。船在马达声中抖动，河岸缓缓后退。不久，平时到过的最远的地方都过去了。风物依旧，新世界不新，好像旧世界的延伸，只是没有了家。

黄昏时分，船在石臼湖上航行。千里水天一色，上下是新月。回首来路，落日殷红。我靠着舷窗，想家想得厉害，计算起还有几个月放寒假来了。在家里想出去，想不到一出门就想回家。更想不到，彼此飘泊天涯，欲归无计，万里西风瀚海沙。

苏州行

我们家有个亲戚叫田清泉，在上海画年画和月份牌，很赚钱。见我能画，要带我到上海他的画室里当学徒。我想去，父亲不许，只得作罢。父亲爱画画，也爱教我画画。但他反对我专门学画，说艺术是玩儿的东西，靠它吃饭就没意思了。他要我在家乡读完高中，再出去上大学，将来教书，做学问，着书立说。但我不争气，逃学、打架、一再留级，他无可奈何，终于勉强同意，让我外出学画。但不是到上海，而是到丹阳。丹阳有个正则艺专，是大画家吕凤子先生办的，颇有名气，答应破格收我（我中学没毕业，故录取须破格）。

那时我二姐在苏州东吴大学进修，带了一些我的画去，给苏州美专校长颜文梁先生看了，颜说我“是个料”，也答应破格收我。二姐连续来信，力主我去苏州。她说吕是国画家，颜是西洋画家。现在革命时代，什么山水花鸟菩萨罗汉统统都过时了，学中国画没前途，只有学西洋画才有前途。又说苏州是历史名城，苏州美专所在地沧浪亭是园林名胜，风景如画，对学画更有好处。父亲说，她说得有理，事情就这么定了。

一路上的风景，并没有多少新鲜之处。河岸，公路和田野，房屋和街道，人群……甚至我从没见过的铁路、火车和高层建筑，都好处平凡无奇似曾相识。

我一点儿也不喜欢苏州，特别是不喜欢苏州园林。置身在名满天下的苏州园林之中，我浑身都不自在。百折的回廊九曲的桥，在上面走连步子都迈不开，何况它并不通向哪里，转来转去又回到原处。钻假山洞更是如此。人工堆砌的假山就像玩具，漏明窗、月亮门、水榭花坞无一不假。在里面转来转去连自己也像是有几分假了。

二姐说，我这是土包子没文化的话，叫我别再说了，说了教人瞧不起。还说山里的石头只是石头，经人加工就成了文化。人类就是这样在不断加工改造自然界的过程中创造了文化的。听了我才知道，原来文化这东西，也不过是一大堆的虚假。从此我不再喜欢文化。

同学们大多来自苏沪杭一带，清秀单薄，文雅温和，语音软圆，爱听评弹看越剧，我同他们格格不入。我也不喜欢我们那个设立在地下室里的画室，不喜欢在那里面画那些石膏做的“基本形”：球形、立方形、圆柱形和圆锥形。更不喜欢我们的班主任和素描老师，当他站在画架前给我修改作业的时候，我尽量不去看他那戴着金戒指修饰得无懈可击的白手。

素描是主课，每周上五个半天。我不明白，这么价子左看右看，横比竖比把东西描摹下来，究竟是为了什么？既然越像真的越好，有了照相机为什么还要画家？想来想去连“画”是个什么东西都迷糊了。总之我不想学了。

到东吴大学找二姐，要求她帮我转学到丹阳正则艺专去。她不肯，说我毫无道理纯粹是胡闹；说正则是个什么样子你也不知道；说家里没钱由不得你这么瞎折腾。父亲来信说，世界不是为你量身订做的，你不学会适应世界，迟早要碰壁。

日复一日，我顽固坚持我的要求，最后他们软了，帮我转学到了丹阳。为此他们节衣缩食，又花了一笔学费，我都没往心里去。临走那天，二姐送我到火车站，买了两个果酱面包给我吃。那是我第一次吃果酱面包，觉得好吃极了。

正则艺专

宁沪线上位于镇江和无锡之间的丹阳市，是一座毫无特色的小城。正则艺专所在的白云街，是一条毫无特色的小街。战后才从重庆迁回原址的私立正则艺专，是几栋灰色的二层楼房，也毫无特色。但它拥有几位赫赫有名的教授，特别是吕凤子先生和杨守玉先生，吸引了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

吕凤子是学者型画家，精通理论，以画罗汉和菩萨着称，诗、书、印并重，是当时画坛的重镇。他所创办的正则艺专，论画极重意境，崇尚“文人画”传统的功力和品味。成为名校，不是偶然的。我去时，他已很老，不再亲自上课，只当名义上的校长。穿着老式长衫，有时到画室里转转，有时拄着拐杖，在荒凉的校园里散步。矮小，瘦削，微微有点佝偻。眼镜的黑色边框很粗，就像是粗墨线画的。

杨守玉是个很老的老太婆，终生未婚，索居独处。她所创造的画种“乱针绣”，是用针线代替画笔和色彩，在布上作画。无数不同色彩不同长短的丝线，不规则地相互横斜交叉错综重叠，近看一片混沌无序，远看人物风景生气洋溢光影迷离。画法有点像印象派的点彩，但要用点彩法临摹它根本不行。它的每一幅都是独特和不可重复的。无论是深巷里墙高头落日的余晖、灯影暗处的裸女、雨中的树或者阳光下灼灼生辉的一团黄花，都像是不久就会消逝的东西。猛一看你感受到的不是肌肤而是肌肤的温暖与弹性，不是雨水而是雨水的清冷和馨香，不是花团而是花团的快乐的喧嚷。再细看，又都没了。这很难。杨氏门生虽多，仍难免感到寂寞，有句云，“急管繁弦听无声”。

她惟一的传人吕去疾先生，是凤先生的长子，五十多岁，笔名大吕。也确实是黄钟大吕，不但乱针绣青出于蓝，油画、雕塑、大泼墨无不绝倒。据说艺事尚专，博则难精，我想那是才小者言。才大者若韩愈、稼轩、达·芬奇、杜尚辈，都能兴寄无端，忽豆人寸马，忽千丈松，何羁于专？先生教画，很少讲具体技法。看某生画，他会说色彩能发出声音，阴沉有阴沉的响亮，那些用灰不溜秋的哑巴颜色来处理蓝调子的人，成不了大画家。看某生画，他会说画画是一种快乐，过程就是目的，要能随时停下都是好画。那种画时没有快乐，直要到画完了才算苦尽甘来的画家，是平庸的画家。看某生画，他会说，小青年怎么就结壳了？艺术的生命是变化，结了壳就完蛋了。我听之悚然，刻骨铭心。

其他老师，也都各有千秋。程虚白先生讲构图学，爱用书法做比喻，要我们从字形结构的变化吸取灵感；黄涵秋先生教书法，讲的却是音乐，135和弦和246和弦，还有武术的招式和舞蹈的动作，说书法就是纸上的舞蹈，和无声的音乐；张祖源先生讲美术史，说史家们忽略了源远流长的指头画，说着当场就展纸磨墨，画给我们看。那指甲画出的细线轻悠而富于弹性，手掌抹出的墨痕波诡云谲，确有笔不能到之处……这种不拘一格挥洒自如的学风，我在别处再没见过。

正则学制，分二年、三年、五年三种。我在五年制，叫做“绘绣科”，到四年级可选学油画、国画、雕刻，也可选学乱针绣。乱针绣是正则的王牌，绘绣科就是为它设立的，别的院校没有。但它太难，只有几个人选学，练就一套从画布正反两面同时反向穿刺的技巧，速度之快，就像两只手都在高频率颤抖。但是绣出来的作品，吕去疾先生说，只能算是工艺品。他们到头来，还是选学了别的，否则不得毕业。但我们班上的同学，都想走这畏途，想成为这门绝技的第三代传人，很用功。每个人画好的画，都要钉在墙上，互相观摩品评。画室墙上一排排新作，呈现出一股子欣荣进取的气氛。画室日夜不关，晚上十点以前，总有人在灯下作画。我那时十五岁，是全校年龄最小的一个，画名挺好，颇受注意，所以也不再撒野，变成了规矩学生。

每天晚上，我都在画室里看书。正则的图书馆里，有很多我爱看的书。管图书的是两个老太婆，一矮胖一瘦高，都终身未婚。她们介绍我看了不少世界文学名著，看了还要问感想如何。有一次我去还《大卫·科波菲尔》，她们问怎么样，我说很美很生动，但不深刻。她们说怎么啦，我说比方说，最后密考伯先生当了澳大利亚的治安法官，好人有好报皆大欢喜。但是英国人有没有权利统治澳大利亚这样的问题，就没有一个人想到。如果是俄国作家，是一定会弄个人出来问一下的。她们嚷嚷起来，一个说我不会看书；另一个说文学要的是美不是深刻；一个说深刻是思想的事，思想是哲学的事同文学没有关系；另一个说怎么没有关系，你说尼采是诗人还是哲学家？于是她们两个对嚷起来，眼睛瞪得大大的，花白头发一竖一竖的。一会儿又和好了，借给我一本尼采的《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和四本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

读书画画很快乐，生活却十分艰苦。学校提供宿舍、伙房和餐厅，但伙食自理。没有自来水，打开水到老虎灶，洗衣服到井边。有一个由高年级同学组成的学生会，管伙食，贪污是公开的秘密。每月二十元伙食费交出去，顿顿一菜一汤不见荤腥，大家毫无办法。有钱的外出下馆子找补，我呢，一闻到老师家里炒菜飘过来的油气肉味就很馋，就想家。衣服脏，被褥腻，都在其次，主要是经常地都有点儿饿。这个感觉，不是很好。

那些高年级同学，十分积极活跃，下了课总把我们叫去，唱革命歌、跳集体舞；听戴大红花参加军事干校的同学演讲；给抗美援朝志愿军写慰问信；到大街上举行露天的主题漫画展览……丰富多彩的活动搞得热火朝天。有一次，他们把我带到丹阳纱厂，让在工厂俱乐部墙上，画几幅大宣传画，每幅有十几平方。说帮我请了假了，画完再回学校，然后就走了，我连他们的名字都不知道。反正我爱画大画，工人食堂又吃得好，大鱼大肉不限量，我就画。画完回到学校，他们买了一包花生米给我吃。我拿到画室，和大家同吃。大家问，给你钱了吗？我说什么钱？他们说丹阳纱厂请人画画，给的报酬很高。我说哦。这个感觉，也不是很好。

一九五二年，我上到二年级下学期了，国家整顿教育系统，调整院系，改造私立学校。关于正则艺专，或说要被撤销，或说要并入苏州美专，或说要改为南京大学艺术系，或说要和东吴大学、江南大学、文教学院四校合并，成立江苏师范学院。一时间人心惶惶，教师无心教，学生无心学，画室里经常空无一人。吕去疾先生代理校长，叫大家安心学习，别理会小道消息，谁还听得进去。

后来四校合并的消息得到证实，吕去疾先生拒绝接受，要求保留正则艺专，事情拖了很久。那些高年级同学发动罢课，在校园里游行，要求“把学校还给人民”；组团到东吴、江南等校参观，回来后连续召开全体同学大会，介绍那边的好处。说四校合并以后，师资有多么雄厚，图书有多么多，校舍是东吴的有多么好，改为师院以后公费培养，不交学费不交伙食费肉吃不完，等等，都是事实。同学们很起劲儿。我觉得不很有趣，后来就不参加了，天天一个人到二楼画室看书，也没人管。空无一人的画室里，到处是灰尘。墙上的画有的掉在地上有的歪斜了，几扇开着的窗在风里摇摆，时或伊呀一声，像人说话。外面人声杂沓，我往画架后一躲，打开书，就什么都听不见了……

凤先生不再出门，校园里已看不到他的踪影。有时可以看到吕去疾先生，一副忧思重重的样子。一天，他上楼来关窗子，翻了翻我堆在窗台上的书，说，我家里也有一些书，你可以来翻翻。从他家我借到不少好书，《贝多芬传》、《米开朗基罗》之类，还有许多印刷精美的画册。有一本美国小说《石榴树》，单纯、质朴、开朗幽默，我很喜欢。他叫我别还了，说译者吕叔湘是他堂哥，这书他有好几本。他的家狭小简陋，塞满了书籍、画框和木雕。许多乱针绣作品，就这么连框子码在墙角，也没个防尘防潮的处置。我不明白，他干嘛不弄得好点儿。

一年后，正则艺专已不复存在。我和班上的几个同学一起到了苏州，成了四校合并以后、在原东吴大学校址新成立的江苏师范学院的学生。凤先生也来了，成了江苏师院的教授，并住进了校园。仍然不上课，仍然穿着老式长衫，戴着黑边眼镜，时或在校园里曳杖独行。吕去疾先生留在了丹阳，被任命为公立学校江苏丹阳艺术师范的校长。艺师在正则的基础上兴建，国家拨款，资金雄厚，住房和生活条件都有了巨大的改善。但任务是普及而不是提高，方向和性质完全变了。

二十七年以后，一九八○年，我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收到年逾八十的吕去疾先生的一封信，邀我到丹阳去参加一个前正则的校友会，商量重建正则的事。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使我感动莫名。那时我正在密云水库，搞一个所谓“项目”，没有可能前去，只好写了个信，伏维恩师鉴谅。

时光荏冉，世事沧桑。从那时起，不知不觉二十年又过去了。近十年来漂泊在大洋彼岸，面对西方艺术光怪陆离万化千变的潮流，有时想到那个不惜千针万线要织出瞬间感觉的时代，总不免感慨系之。

【附录】

二〇〇三年第四期《读书》中《广陵散》一文（编者按：即本文）与事实有出入，本人作为文中主人公之一吕去疾先生的外孙，特提出以下更正：

一、文章最后提到吕去疾先生己去世，但实际先生仍然健在，虽九十五岁高龄，但精神矍铄，并仍可以针代笔，乱针绣技不减。

二、《广陵散》行文之末“从此乱针绝技，终于广陵散绝。”似为点题之句，但与事实不符，如今乱针绣后继有人，且青出于蓝，乱针绣第三代传人，吕去疾先生的次子吕存先生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认可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以上两点错误皆因作者未经调查，想当然而为，实有不当，特予更正（原载读书二〇〇三年第五期，题为大师仍在世，绝技有传人，署名董屹）

唐素琴

一

在苏州上学时，我们那个班，不但是全系，也是全校的先进模范。每个学期，都要得到一面校政治部颁发的绛红色丝绒锦旗，上书“三好集体”，全班引以为荣。得这荣誉，不是偶然，五个班干部起了积极作用；他们个个政治觉悟高，学习成绩好，朝气蓬勃干劲十足，是同学们的知心人。

我那时十八岁，是班上年龄最小的一个。从小随便惯了，自由散漫，跟不上那个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趟儿，成了班上的包袱。班干部唐素琴负责帮助我。她比我大三岁，同我说话的口气，就像我的姐姐。我小时候服从姐姐惯了，只要她一开口，不管说的什么，也不管对不对，就本能地小学生般频频点头。当然，是否照办，又当别论。

我怕洗衣服，邋里邋遢；有碍集体形象，屡教不改。团支部书记程万廉替我申请到一笔“困难补助”，买了一件新的棉大衣给我，把我那件满是油画颜色的破大衣抱去，丢到垃圾桶里去了。我很感谢，他说不谢，这是组织的关怀，你要是知道感激，就勤洗勤换衣服；我努力了一阵，但未能永远坚持。不知不觉，新大衣又弄脏了。

一天，我发现，床底下那一堆气味难闻的脏破衣服，洗得干干净净，补得整整齐齐，叠得方方正正放在那里，一股子肥皂和阳光的清香。一打听，才知道是唐素琴干的。在画室里遇见，我向她道谢。她说还要再替我洗。我说别别别，我自己洗。她说你要是不过意，就自己洗。又说，不会洗，我来教你。

这个星期日，我们同洗了一上午的衣服。我由于过分用力地揉搓，右手中指、食指和无名指的背面，都搓脱了一层油皮，红兮兮的，渗黄水，痛了很多天。此后，我们常常和其他同学一起，挤在潮濛濛的洗衣间里，一道洗衣服，边洗边说说各种事情。有一次我告诉她我很想家。我说家里穷，没钱，还给我寄钱，我很不安。将来挣了钱，一定要多多地给他们。她说钱你还得清，情你还得清吗？我说情吗，只能在心里感激，怎么还呀？她说你要是出息了，让他们为你高兴、为你自豪，那就还了。我说前途由组织安排，自己做不得主，怎么个出息法呀？她说所以嘛，你要追求进步，靠拢组织，啊是呀？

有一次，她问我，听说你每天睡觉，都不铺褥子，睡在硬板上，是不是要学拉赫美托夫呀？我说怎么，你还知道有个拉赫美托夫吗？她说又没礼貌了，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知道，啊是呀？我说，没见你看书么。她说，你以为别人看书，都要跑到你的眼皮子底下来看，啊是呀？我考了她一下，才知道她着实看过不少书。

但是她说，她最有兴趣的是数学。从小学到中学毕业，她的数学成绩，一直是班上的第一名。本想工作两年，考清华理工科，但组织上根据需要，安排她来学美术，她就来了，高高兴兴地来了。她说，要是我不服从，组织上就会安排别人来学。许多人连这个机会还没有呢。都说祖国的需要就是前途，确实是这样，你说啊是呀？

正确得可怕。

我说，你的思想真好呀！

她说，你说是不是么？

二

那时全国一盘棋，所有的美术院校、美术系科，教材和教学方法都是苏联来的：独尊观察力和精确性，排斥个性和想象力，严格的技法规范和操作程序都无不是为了客观地再现对象，以致十个学生画一个老头儿，画出来十个老头儿一个样，就像十个不同角度的同一照相。我不想学了，要求转系，谁劝都不听，最后系主任蒋仁找我谈话，说他留学法国十几年，什么流派都见过，摸索一辈子，才知道苏联的现实主义艺术最先进。我们不必走弯路，是赶上好时代了，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

我在正则艺专时很敬爱的吕去疾先生，到苏州来看望他的父亲，听到这个“事件”，派人把我叫去，说，你要跟上时代，别这么横在里头，看着像个怪物！人都是公家的了，还个性个性地嚷，影响多不好！对我们也不好！你看看四边，有像你这样的么！我听了，很困惑。这些话，不像是他说的。

回到班上，唐素琴问我，想通了没？我说，我真的不知道，究竟出了什么事。她说，这就是说还没想通，是吧？现在全班都在为你着急，你倒没事人一样。学习不是个人的事……我说你别说了我知道了是革命任务。她说怎么啦不对吗？我说我没说不对，也不是不想学画……她说我知道你要说这不是画画是照相。就算是学照相吧，多学一门手艺就多留一条活路，也好么。现在不是你花钱学，是国家花钱培养你，你不想学也得学，干嘛不好好学？

正确得可怕。我默然。她又说，现在全校都在争当三好，第一思想好，第二学习好，你这一闹，两好都没了。要是这个学期的锦旗让别的班夺去，大家都会怪你，你好意思？我默然。意识到动弹不得别无选择，也就按照教的学起来：直起胳膊量比例，弯起胳膊定位置；眯缝起眼睛看整体，瞪大眼睛看局部；注意层次比较，注意块面分析，注意解剖透视，注意区别固有色和环境色、质量感和空气感……并逐渐从这里面得到乐趣。老师和同学们都为我高兴，都夸我进步很快。这年的锦旗，还是我们的。程万廉总结经验，有好多条，其中的一条是：先进带后进，大家齐上进。

三

三好的第三，是身体好。作为先进集体，一年一度在全校运动会上的团体总分，就十分重要。这是我们班的弱项，大家都很重视。每次报名，五个班干部都要带头。唐素琴参加中距离，得过一次八百公尺第四名。她本来有条件跑得更好：个儿细高，腿长有弹性，跑起来动作协调，像羚羊。但她不练，劝她练练，她不，说，我没锦标主义。直要到快开运动会了，才临时准备一下。她更重视的是动员大家参加比赛。某某某，你个儿大，掷个铅球吧；某某某，你腿长，跑个三千米好不好？……你要是同意，她会说对不起我已经给你报了名了。你要是不同意，她会说干嘛不？反正你不参加比赛还得参加看，坐都坐累了，不如去活动活动；去吧去吧，我已经给你报了名了。你要是怕失败不参加，她就说比输了也比不敢比的人光荣，何况不一定输；试试吧，不试白不试，我给你报了名了。

参加短跑的同学很少，她就在一百公尺项下，填上了我的名字。第一次比赛，我是穿着球鞋跑的，不知道有跑鞋那种东西。跑了个第四名，被体育系系主任陈陵看中，给了我一双钉子鞋，要我每天早上，提前一小时起来学跑，他来教我。除起跑、冲刺、变速跑以外，还要我练举重、跨栏、单杠双杠、跳高跳远、负重越野等，寒暑假不许中断。这样一年以后，我得了一百、二百两个第一，成绩破省记录，平全国记录。回到看台时，全班同学的脸一个个笑得像盛开的花，唐素琴的脸更像太阳般放光。

陈陵先生说，这仅仅是开始。他要推荐我到市体委当专业运动员，受正规训练。唐素琴反对，问我干嘛去，我说练好身体么。她说什么都没单是个身体好有什么意思？比赛来比赛去单是比个体能有什么意思？要比就比智慧，比创造，同爱因斯坦、达尔文比，同列宾、苏里科夫比，比不上就别说比。你力气再大，大不过牛，跑得再快，快不过马。三、四十岁以后，年轻人都盖过你了，你再同谁比？

正确得可怕！但我这次不听了，决心要逃避正确，胡搅蛮缠。我说我追求的是快乐不是伟大，我说竞技状态是一种人生境界你不懂，我说体能的开发是创造也是贡献……她笑着说，别贫了。我继续贫，说人家把终极真理都告诉你了你还要智慧干什么？比智慧、比创造就是自由主义，不是说要反对自由主义吗？她不笑了，四面看看，厉声说，别说了。

四

时值一九五五，我们正面临毕业分配，肃反运动来了，校园里气氛突变。从那些哥特式建筑爬满长春藤的雕花楼窗中，时不时传来一阵阵可怕的吼叫和拍桌子的声音；那是老师们在开斗争会，斗争“胡风分子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一到夜晚，就有人巡逻放哨；在伞状罗汉松的阴影下，在钟楼圆柱后面，在楼道拐角灯照不到的地方。在校园边界濒临苏州河的古老城墙上，都有人拿着棍棒，静静地盯着你看，猛抬头见了，吓一跳。再一看都认得，是学生中的党团员和积极分子。

到教师中有人被捕、有人自杀、有人隔离审查（其中有陈陵老师）的时候，运动也在学生中展开了。我们是毕业班，没放暑假，日夜开会。先是学习《人民日报》上关于胡风材料的按语，和社论《必须忠诚老实》，然后揭发交代问题。平时很熟悉的同学们，脸上都有了一股子说不清道不明的陌生味儿。一天，在楼道里遇见我们班上的女同学董汉铭，她同我招呼的前半句还和往常一样热情，中间忽然停住，下半句没出来，倏尔脸色变了，大声说，你别胡说白道的好不好？说着扭头就走了。我追上去，挡住她，说，怎么回事？讲清楚。她白我一眼，长辫子一甩，绕过我走掉了。来不及惊讶，我发现所有的同学，都变得怪怪的。遇见唐素琴，她也装做没看见我，低着头看地下，加快脚步，匆匆走过。

一天，全班和往常一样，在教室里开会，二十七个人围坐在课桌拼成的会议桌边。程万廉拿出几张纸来念，什么个人自由的程度是一个社会进步程度的标志，什么十九世纪俄国民主主义者的优点是能联系社会制度的根本看问题……怎么那么耳熟？原来那是我以前写给中学同窗刘汉（时在华东师大上学）的信，不知怎么，到了我校肃反办公室。程被叫去，摘抄了一些，在同学中传阅，已经有一些日子了，我竟然一点儿都不知道。

几个人同时站起来，喝问是不是你写的？你哪里不自由了？新社会哪一点不好？……我初出蛋壳，不知道厉害，两眼望着顶棚，嘟嘟嚷嚷地说，我脑子里想什么是我的事，别人管不着。爆发出一阵不齐声的激动怒吼，使我十分惊讶。静下来时，唐素琴发言，她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属于国家的，不是属于自己的，因此每个人都有义务接受监督，也有权利监督别人。问你想什么，就是问你立场站在哪一边，站在革命的一边还是站在反革命的一边，这是头等大事，怎么能说管不着。大家这是挽救你，你要放明白些，口气很硬很冷，不像她的声音。

这样的会，只开了一次。莫名其妙地，同学们又恢复了昔日的友好。

一天，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杨巩找我谈话，说他看了那些信，认为是思想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说他已经给肃办打了招呼，肃办已经撤销了我的案子。说我很有才能，但是思想问题严重，不解决没有前途。迟早要出问题。既然是追求真理，就要从实际出发，先调查研究再下结论，不可以从定义出发，先下结论再找论据；说他相信，我只要认真多读马列，多了解中国近代史，多调查研究现实状况，一定会得到正确的结论。我那时小，狂不受教，辩驳顶撞，使他失望。多年后阅历渐长，回想起来，才知道感激，才知道惭愧。

他在文革中被整得很惨，复出后，任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一九八九年春天，我到南京大学任中文系教授，和妻子浦小雨一起，拜望了这位保护我安全地度过了人生道路上第一次风暴的老人。那时他刚离休，住在灵隐路六号。须发已一色银白，对新思潮新动态了如指掌，视野开阔，谈笑风生。说起三十四年前旧事，记得一清二楚，还记得我赛跑得了个第一。胸中块垒难平，偶尔也写点旧诗，开卷苍凉，一股子梦回吹角连营的况味。可惜当时没有抄录，依稀记得的，只两句：然否鹆为语，成亏昭鼓琴。不过这是后话，扯得太远了。

那时我们班上。下一个被审查的，是唐素琴。她父亲是国民党的将军，她必须说清楚家里的事，说来说去过不了关，人瘦了许多。斗争会上，脸色苍白眼圈发青，却清洁整齐庄肃从容。据说蒋介石给她父亲送了一把军刀，她说她不知道，没见过，大家不信，一直开会，她一直不知道，只好算了。和她同时，我们班上受审查的，还有杜吾一、张文时、葛志远，都没过关。当我们按照统一分配的方案。走向各自的工作岗位的时候，他们四个被送到无锡一个叫做“学习班”的地方，继续接受审查。据说，各院校各科系毕业班尚未结案的审查对象，都被集中到那里，查清了问题，才能分配工作。

五

我被分配到兰州。后来在兰州收到她一些信，知道她的问题“搞清楚了”，被分配到常州中学教美术，带班主任，很忙，但忙得起劲儿。她说，孩子们很可爱，也很喜欢她，她很快乐：有决心，也有信心，当好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她写道，谁说当教师没奔头，孩子们的奔头就是我的奔头。翌年，一九五七年，她当上了“模范教师”，大会上市长授奖，戴大红花。寄来的照片喜气洋洋。我有时烦起来，会向她抱怨生活的单调乏味。她就会说些小我只有在大我中丰富，爱生活才能创造生活之类的话，依旧正确得可怕。

那年暑假，反右运动开始，我们失去联系。两年后，五九年，我在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被押回兰州画画，住在友谊宾馆，仍归公安部门管理。一天，省公安厅厅长办公室的一个人，到友谊宾馆来，交给我一封信，竟然是她的。信很短，告诉我她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现在江苏北部的滨海农场。

我的回信同样短，用管教干部的眼光看了两遍，确信不会被扣留，才寄出。两个月后，回信来了。她说两年中，为了打听我的下落，她给兰州十中的校长、兰州市教育局局长、甘肃省教育厅厅长都写过信，都没回信。后来给我的姐姐写信，才知道我在酒泉，一连写了几封信到夹边沟劳教农场，都石沉大海。绝望中才想到，把信寄给甘肃省公安厅厅长。请求他帮助转达，不抱多大希望，竟意外地联系上了。

她寄到夹边沟农场的信，我一封也没收到。收到这封信，也纯属偶然：恰巧碰上好人，他们知道我，而我正好又在兰州。否则，那么多劳改单位那么多犯人，哪里找去？谁会去找？

想到我生命微贱，如草芥蝼蚁，居然有人想着，满天世界寻找，如此执着，百折不挠，十分感动，也十分感激。但是，她信中有几句话，又使我十分困惑。她写道：“……在这些困难的日子里、你的形象一直在我的心灵中燃烧，像一朵静止不动的火焰。”这是不容误解的信息，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问自己，我爱她吗？回答是，爱的。但那不是男人对女人的爱，而是弟弟对姐姐的爱。当然，她很美丽。但是对于那种爱来说，美丽没有意义。弟弟不会在乎姐姐美不美丽，儿子不会在乎母亲美不美丽，学生不会在乎老师美不美丽。反过来也一样：小耗子也可以说，我丑，但我妈爱我。

我想来想去，别无选择，只有说真话。

她回信说，我知道，我理解你，你还是那样，你一点儿也没有变。信写完后，又在纸的左上角，补充了一句话：请你记着我。这句话的意思，直到一九六三年，我才明白。

六

一九六二年左右，有一个短暂的宽松时期，她和我都被解除了劳动教养。我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她在滨海农场就业。翌年春节，我回江南探亲，要在南京转车，相约那时，到白露洲她家中看她。列车上人挤得像罐头里的沙丁鱼，过道里、座位底下，甚至货架上都塞满了人。列车误点，变成了无点。她到下关车站接我，没接着。幸好我以前去过她家一次，依稀记得路，自己找了去。

黄昏时分，在幽暗的深巷里走着，许多往事来到心头。一个目光清澈明净，羚羊般活泼美丽的女孩子的形象，伴随着苏州河边树林疏处的哥特式建筑，充满油彩气味的画室，水气弥漫的洗衣房，敞亮安静的图书馆，清朗的阳光里在体育场上空自由舒卷的五彩绸旗……交织成一片青春、希望、光和色的世界。

开门的正是唐素琴，我几乎认不出她了。憔悴佝偻，显得矮了许多。皮肤干皱，松弛地下垂，头发焦黄稀疏，眼眶红肿和糜烂了。睫毛有的粘在一起有的翻上去贴在肉上，以致两眼轮廓模糊。照面的一刹那，她呆滞的目光里并没有流露出欢喜。只是毫无表情地把我让进屋里。说。路上吃苦了吧？露出一个灰暗无光、略带绿色的铜质假牙，很大。

我打了个哆嗦。

她前天还在农场，昨天刚回来。和她母亲一起，张罗我吃了晚饭，洗了澡，要我马上睡觉。说挤了四天火车，一定累坏了，有什么话，明天再说。第二天，我们一同出去走走。她穿着一件土布的破旧棉袄，原先大概是黑色的，由于风吹日晒，肩背等处变成了灰黄色，腋下仍很黑，其他地方则介乎黑灰之间。这件衣服穿在她身上显然是太过于宽大了，她解释说，这是农场发的衣服，号码不对。我问她那件墨绿色呢子短大衣呢？她说在农场换了吃的了。

在中国地图上，滨海农场位于东南海滨，夹边沟农场位于西北沙漠，相隔万水千山，但却惊人地相似：饥饿、疲劳、死神的肆虐，都无二致。甚至风景也相似，四周都是一片白茫茫的盐碱地。比较起来她们那边稍微好些。起码她们冬天还发给了棉衣，起码她们还有许多人活着农场至今存在。但是我在夹边沟只呆了一年多，她在滨海呆了五年多，吃的苦没法比。她一度得了精神分裂症，自杀过一次。农场的一个医生爱她，救活了她，还治好了她的病。她说，都说这种病不能根治，但我一直没有复发过。

听她说自杀过，我想起了信上的那句话：“请你记着我”，又打了一个哆嗦。

说着我们转上了大街，在一家小铺子里要了小笼包子和酸辣汤。默默地吃了一会儿，她问我能在南京住几天，没等我回答又说，希望我能多住几天，她有许多话要同我说。我告诉她我很想和她多谈谈，但我已经十多年没回家了，急于去看看爸妈，回来再来看她。她说，好的，什么时候走？我说，我想明天走。她没说话。往回走的路上，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她突然说，我知道你不爱我，我理解你的心情。你这样是对的。

我说，是吗？我有种负罪感，觉得自己自私冷酷，是个混蛋。

她说，你是说你做不到假装爱我，是吧？你不觉得这样说是侮辱了别人吗？我说我是说我自己。她说知道你是说你自己，你这是假定，我需要别人由于怜悯我而为我牺牲。这不是太伤人心了吗？

我想不出话来为自己辩护。

我不是怪你，她说，我知道你。你还是老样子，一点儿也没变。你也别为我不开心，我用不着。滨海农场那个医生还在追我，人不坏，个大，温和，也比较正派，就是抽烟改不掉，也难怪。我可以同他结婚。他老家青岛，我们回青岛去，生活不成问题。

我问了一些细节．感到可以放心，如释重负，很感激那位医生。

快到门口时，她站住了，问，你在想什么？我一愣，说，没想什么。感到自己的声音里，有一种空洞和不诚恳的调子。

她笑了，说，你用不着为我不痛快，一切都很好。你回家去团聚，他到我们家来，大家都高高兴兴过个春节，多好！

我回到高淳，才知道家中只剩下母亲和二姐两个人！相对真如梦寐，旧事说来惊心。她们收到过唐素琴的信，信上家里人的口气，她们一看就觉得很亲。说到这次在南京见面的事，二姐说你看她处境这么难，处理得多么好！多么地大家风度！你呢？你能吗？

第二次到唐素琴家．见到了那位医生。魁伟、沉稳，靠得住的样子。二十天中她家添置了不少东西，阴湿的老屋里，点缀上许多光鲜的颜色。她和她母亲换上新衣，人都精神不少。加上炊气蒸腾鱼肉飘香，炒菜锅里吱啦吱啦地响，原先那股子凄凉劲儿都没了。

我不由得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七

三年后，我在敦煌，刚结婚不久，收到她从成都寄来的一封信，和一个本子。信上说，她婚后不久，就离婚了。拉过板车，拾过煤渣，捡过垃圾，什么苦活脏活贱活都干过，只差没要饭了。因为有一个堂哥在成都一家工厂当总工程师，母女二人到了成都，在工厂里当临时工。

她说医生人不坏，但同他没话说，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她说，我写的时候就是在跟你说话，不知道你可愿意看看？看过还我好吗？

是那种三十二开硬皮横格的本子，字迹时而工整时而潦草，有时几天有时几个月一则。有一处提到“无爱的婚姻”，她写道：……常常要想到陀斯妥亦夫斯基《罪与罚》中朵尼亚嫁给卢靖的那一段。其实我的情况，和朵尼亚完全不同。她必须牺牲很多宝贵的东西：她的青春、她的美丽、她的尊严与自由、她爱别人和被别人爱的可能性，以及为崇高事业而牺牲的机会。可我有什么可以牺牲的呢？我的一切早已被剥夺和摧残得一丝不剩，我早已没有什么可以牺牲的了……

在另一处，她写道：从前看菲格涅尔的回忆录《狱中二十年》，觉得很可怕，她在狱中计划未来时，总是忘记把狱中的岁月计算在内，总以为自己出狱时还像入狱时一样年轻、强壮、美丽。二十年后，少女已成老妪yǔ，又见阳光，情何以堪！特别是二十年中世界也变了，她视为神圣的信念已成荒谬，她为之做出重大牺牲的事业已烟消云散，以致她出狱后成了谁也不理解谁也不需要的多余人，孤零零迷失在陌生的社会里。现在看来，这算什么！我们这些人，甚至还没有学会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就已经在五年中失去了她在二十年间失去的一切，结果不是不被理解、不被需要，而是被憎恨、鄙视和践踏……

读着读着，我不由自主地一阵阵颤抖。珍重寄还时，我在信上说，同死去的同伴们比较起来，我们还是幸运的。至少我们还可以让各种体验丰富我们的生命，从旁观察这不可预料的历史进程。我告诉她我已结婚，我和我的妻子李茨林两个，都希望她做我们共同的朋友。

那是一九六六年四月的事。不久文革爆发，我又成了阶级敌人，茨林下放农村，死在那里，再一次家破人亡。估计唐素琴也在劫难逃，这一次她已经没有可能，像肃反运动时那样，清洁整齐，庄肃从容，保持做人的尊严了。我想象，她会像所里的女画家们那样。被打得披头散发血流满面。我担心，她会被打死。

我想错了。作为临时工，她在工厂的底层，躲过了这场灾难。母亲去世后，嫁了一个勤劳本分的工人，生了一个壮实聪明的儿子，把家建设得很好。我呢，带着女儿高林，颠沛流离，吃尽了苦头。

二十年后，我到成都四川师范大学教书。和妻子小雨、女儿高林一起，到他们家作客。三室一厅的公寓住宅，收拾得舒适整齐，一尘不染。她丈夫非常热情，自豪地指给我们看他亲手打造的家具，又亲自下厨，炒的菜非常好吃。儿子是个体户，搞时装设计，财源滚滚。她本人当了政协委员，银发耀眼，目光清澈明净，好像又恢复了昔日的光彩。

席间说到社会上的种种，母子两个争论起来。儿子说她思想老朽，说完站起来走了，大皮鞋在地板上砸出一连串的响声。她平静地说，几十年折腾来折腾去，什么文化价值都折腾完了，你拿什么去说服他们？现在的年轻人钱最要紧，他们穷得只剩下钱了。

我说不用说服，听其自然吧。说不定，他们比我们更能对付这个政权。她说，政权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口，文化素质又这么差，一民主就乱，乱起来不得了。要是你当了领导，你怎么办？

正确得可怕。我不觉又像小学生一般，频频点起头来。

湖山还是故乡好

一

抗日战争以前，父亲写《傀儡戏考源》时，曾全国各地跑资料，每经旬不归。回来常说，高淳这地方，山高湖大，人文荟萃，民风纯朴，比哪里都强。刻了一颗章：“湖山还是故乡好”。字画上盖，也作藏书印。

战时，在大游山中避难，他魂牵梦萦地想家，有诗云：“六年未见襟湖桥，高阁长虹久梦遥。”战后归来，小城一片焦土，他办的学校和仓库变成了废墟。家里八间两进房子，只剩下后院里堆放杂物的两间小屋在瓦砾堆里歪着，经过修补，可以暂蔽风雨。最是一楼藏书，灰烬无存。父亲说，房子可以再做，书是搜不齐了。特别是有些本地人自刻的集子，水平不比许多大名人的差，可能这就绝版了。

小屋门前，一株忍冬犹存，盘在瓦砾堆上，与艾草藤蔓争荣。父亲、母亲和二姐三个，合力把它扶起来，搭了一个凉棚。又清理了瓦砾堆，把砖头、青石板、柱础chǔ和没有烧透的梁柱木板分类堆放，为重建家园作准备。意外地发现了那颗印章：“湖山还是故乡好”。父亲得之，一日三摸挲。

父亲有个朋友，叫李狄门，和我们家是世交，我称他伯伯。战争爆发时，他要父亲和他一起到大后方去，父亲不肯。他一个人去了，参加了国民党，在陕西当了几年县长。回来后失业无事，常来找父亲谈天。凉棚下摆一张小方桌，拖两把竹椅，烧一壶茶，一谈就没个完。

李伯伯再三建议，要父亲出去闯闯。父亲不听，后来他一个人走了，先到南京江宁中学，后到上海复旦大学教书，把家也搬到上海，不回来了。在上海频频来信，力劝父亲也去。说大丈夫志在四方，死守在高淳那个小地方，一辈子都不得出息。

父亲是一个一一用母亲的话说一一书呆子，他说他就喜欢这“高淳小地方”。还说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而饮。李伯伯说你先出来看看，试试，不喜欢还可以再回么。父亲说，那我也得先把房子造起来再说。

二

战后百业萧条，物资缺乏，造房子谈何容易。首先得要有钱，父亲没有。为了赚钱，他就去卖油饼。菜籽、棉籽、黄豆、芝麻榨油后的饼状残渣，统称油饼，是喂牲口和肥田的好东西。农村很需要但难以买到，油坊里积压的存货又不能及时出清。他批发出来，雇一艘乌篷船，运到乡下零售。获利无多，但很辛苦。

风里来雨里去，常几天不回家。随时赚得的钱，随时买造屋的材料。青石板、柱础，圆木、丬pān板，砖、瓦，石灰，洋灰，砂石……都得在不同的地方购买。每次买一点儿，运回来要码好盖好，以防风雨偷盗。笨重难弄的，还得请人帮忙。那些年我成了问题儿童，打架、逃学、留级。母亲常说，你爸瘦了、黑了，手脚都硬了，太吃苦了，你不要再惹他着急了。

几年苦下来，终于可以开工造屋了。园子里搭了帐篷，盘了临时炉灶，一天好几桌人吃饭。木匠、泥瓦匠、小工、来帮忙跑腿的亲朋邻里，都不敢稍有怠慢。临时需要什么，三寸钉、五寸钉、角胶、铆……都得赶紧办到。父亲和母亲熬夜熬得眼睛通红。我们放学回家，只觉得乱哄哄不辨东西南北。

房子造起来，还不能马上居住。许多板头板脑破砖碎瓦需要清除，七高八低的地面需要夯实铺砖，裸露着砖头的墙壁需要墁泥抹灰，梁、柱、楼板、隔板和地板都要刮灰泥、打砂纸、油桐油……母亲说，为了这房子，你爸命都不要了。

房子不大，三间两层。中堂无楼板，里面两层高，气宇轩昂。地基挖得很深，石头浇灌。下半截墙也全是青石板砌的，不怕水灾时的风浪和浸泡。前门临河，越过河堤下几十棵老柳树，可以望见湖口，和湖那边的一发微茫。霜晨月夕，气象万千。父亲说，晴雨不让西子，风露胜似洞庭。

一九四九年初，快到春节了，我们全家搬进了新屋。取下满屋子的红色贺联，在中堂挂上了一幅李伯伯画的《岁朝清供图》。那是他裱好了托人带来的。有“竹园老弟新屋落成志喜”题款。印章是父亲旧句，“湖山还是故乡好”。他特地新刻的，也带来了。这句诗就有两颗章了。一颗青田石的是父亲刻的，另一颗鸡血石的是李伯伯刻的。画两边对联，白底黑字，上联“梅花绕屋香成海”，款“竹园先生”。下联“修竹排云绿过墙，款“右任”，是于右任先生写的。父亲怕雨季发霉，字画都装了镜框。

进屋那天，忙到天黑。吃晚饭时，父亲叫我们看外面，说这就是唐诗上说的——“先生卜筑临清济，乔木如今似画图”，现在天下大乱，人心惶惶，这样的好房子，哪里找去！？

母亲环顾我们三个，笑着说，你爸还知道有个天下大乱？这些年仗越打越近，涨价涨得像疯了一样，都说是要共产了，他可是来造房子！没想到他还知道，世界上有个天下大乱！

父亲说，越乱越得要有个房子住，你们说是不是？

我们无言，嘻嘻地笑。

三

抗战时期，我们家在大游山里避难时，买了五亩半地营生。后来父亲办学教书，土地租给了别人。四九年，解放军南下过境，留下一批人协助地方建政，进行了土地改革。把我家的成分，定为“小土地出租”。说父亲是“开明绅士”，让他做了“人民代表”，在县上的工商联领工资，参加那里的“政治学习”。二姐在城区小学教书，也成了“模范教师”。父亲很高兴，说，比国民党好多了。

一年后我离开家乡，到丹阳上学，天天想家。那年放寒假以前，收到二姐的信，说爸妈和她，都要我别回家过年。因为我们家的成分，已经被改为地主；并被勒令搬出新屋，回到后院那两间小屋住下了。政府在新屋中堂砌了一堵墙，分别租给了孙、谷两家人，由“高淳县房产管理所”酌收房租。我如果回去，就是地主子女，有可能就出不来了。

我建议去问问土改工作组，不是小土地出租吗，怎么变成了地主？二姐回信说，工作组早已解散，人都走了。现在是本地干部管事，凶得说不上话。总之你别回来就是了。

从那时起，我十几年没回家。家中发生的事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我弄不清楚。父亲这个地主，五七年又成了右派。右派帽子怎么会戴到一个已经带着地主帽子的人头上，也是一件弄不清楚的事情。我所能确切知道的一点只是，三间新屋人见人爱，是一切灾祸的原因。

五八年夏天，县上在东平殿广场建筑司令台。正值大跃进高潮，参加劳动的居民群众情绪昂扬，等不及窑里的砖头冷却，就逼着地、富、反、坏、右出窑。父亲在毒日头底下，背着灼热沉重的砖头赶路，没能支持得住，从跳板上跌下来死了。他是世纪同龄人，时年五十八岁。

背上的衣服焦黄，粘连着皮肤上破了的水泡，撕不下来。母亲和二姐收尸时当众大哭，被指控为“具有示威的性质”，现场批斗，成了“阶级斗争的活教材”。

四

二姐因此被划为右派，开除教职。回家和母亲一起，打零工度日。

也好，当别的老师和广大市民一起，围湖造田大炼钢铁，日以继夜战天斗地，在接踵而来的大饥荒中饿得衰弱浮肿的时候，她和母亲两个因为没有资格参加群众运动，在屋前屋后种了许多瓜菜，养了一群鸡鸭。虽也只二十来斤定量，倒也没有挨饿。

但是政府修筑了一条公路，正好从我们家小屋和被占新屋之间的院子通过。从早到晚汽车拖拉机来往不息，扬起烟尘滚滚，直往屋里灌。载重的大卡车经过时，地面和墙壁都要抖动。六三年初我南下探亲，在门窗紧闭的小屋里，老是担心屋顶上的瓦片会掉下来。

母亲还保存着一些父亲的遗物。书稿、笔记、字、画、自刻的印章。其中有那两颗“湖山还是故乡好”。文革中几度抄家，这些全都没了。几件老式家俱，也被革命群众拿去破了四旧。二姐因对房子被占流露过不满情绪，几经批斗，被吊销了城市户口，同时收到一份盖着“高淳县军事管制委员会”大红印章的“房产没收通知书”。

这是关于那栋新屋的唯一一份官方文件。如果它是合法的，那就是说以前的侵占和出租是非法的。否则它所没收的就是高淳县的，亦即它自己的，而不是我们家的房子了。孰是孰非，也弄不清楚。总之二姐去了一个叫做秦家圩的地方，当了农民。后来母亲也跟着去了。随之交通局为拓宽马路，拆掉了那两间摇摇晃晃的破旧小屋。

五

七十年代末，党中央“拨乱反正”。二姐获得平反，让回淳溪镇教小学。工资虽不补发，工龄可从四九年算起。学校里给了一间宿舍，在三年级教室的隔壁，出入要经过教室。母亲同她合住，被吵得头晕脑胀。上书上访陈情说理，要求县上归还住房。几年下来，一次次写的申诉材料，加起来足有尺把厚了，毫无结果。

我常年在外，又笨，家里的事，无可奈何。每次南下省亲，进入那装满声音的斗室，看到那厚厚一摞废纸又增厚了几许，都不由得动魄惊心，感到无能也是一种不孝。

想找县上的领导谈谈，见不着。办公室说领导很忙，有事找信访办（群众来信来访接待办公室）。那是二姐回回碰壁的地方，我去也一样。据说有后门，但没钱，不知怎么走。想来想去，想到了张仲良。

张曾是甘肃省委书记，五七年指名把我打成右派，五九年又指名把我从夹边沟劳教农场，调到兰州筹办“十年建设成就展览”，我因之免于一死。时值“大跃进”，张为了取悦毛泽东，不顾人民死活，致死三百多万人，被调离甘肃，当了江苏省委书记，是我在江苏官场中认识的唯一者。试着联系了一下，居然颇友好，约到南京琅琊路他家中见面。他癌症卧床，依然精明锐利。让省委办公厅主任汤天英以他的名义，给高淳的第一把手、县委书记邢华平写了个信，嘱“尽快落实政策”。让我带着，去找邢。

县委办那人还是说，书记很忙，有事到信访办说去。我掏出信，请他转交，就走了。没走多远，他追上来，气喘吁吁，满脸堆笑，说书记有请。

书记快人快语，说这事早就该解决了，忙得没顾上，我们马上解决。请转告张书记，请他放心，我们马上解决。问我有处住么，说要是不方便，就到县委招待所住，不要见外。说高教授多年不回来了，走以前得聚一聚才行。美不美，乡中水，亲不亲，故乡人么。最后四句，古诗中有。没想到，他还会这个。

六

回来我们扶着母亲，到城南淳溪河边，去看了看父亲造起来没住上几天的那栋新屋。转眼四十多年，新屋已变成老屋。透过斑斑绿苔，可以看到外墙上革命标语的残迹。一边的窗子油漆剥落，另一边的窗子漆着鲜艳的天蓝色；反映出两家住户不同的风格。后院旧址，变成了公路。前门口造起许多房子，连栋连片，两公尺外就是对门人家，看不见河了。纵使视线依旧，风景也不是当年。河被两边的房子挤得很窄，湖被围湖造田推得很远，原先是湖口的地方，现在是工业区。烟囱林立，不见一棵树。

尽管如此，也是万幸。母亲连声念佛，二姐频抹眼泪。我回到北京，也能比较安心了。

但是归还房子的事，手续非常复杂，办起来非常缓慢。二姐每次去催问，都说是正在按程序办，办好了就通知你。这样拖了一年多，张仲良逝世，县上口气立即变了，说，该你的不用你说，不该是你的你怎么闹也没用。

一位《人民日报》的朋友，建议我写个材料给他，他让报社的信访组去办。此举果然灵验，高淳县政府办公室立即回信给《人民日报》，说房屋没有归还的原因，是“房改时平方米计算方法不明确，待请示上级明确后即可处理，进展情况及时向你们汇报。”显然他们已经做好了下台阶的准备，只要报社再过问一次，问题就解决了。

但不知怎么了，报社没再过问。母亲等不及，在西舍小学二姐的宿舍里去世了。我用展览会上做模型的材料，做了一个带阁楼和回廊的小房子，把她的骨灰匣放了进去。二姐说，妈妈到底有房子住了，引得回来奔丧的大姐和妹妹都哭起来。

九十年代初，在建造滨河路的拆迁工程中，父亲干辛万苦造起来，但没住上几天，反而招来家破人亡之祸的那栋房子，历尽沧桑，终于被拆掉了。听到这个消息，我长长舒了一口气。那感觉，就像夏衍《旧家的火葬》中写的：随着一栋老屋的烧毁，一段沉重的历史就此灰飞烟灭，他反而感到一阵轻松。

写作此文时，我已住在美国。中国的圈地运动方兴未艾，频频传来老百姓因房屋被拆求告无门自焚抗议，或者成群结队进京上告被警察抓回原籍看管的消息，不觉轻松又变成了沉重：那一场花样繁多的人肉盛宴，拖的时间也实在是太长了。

卷二 流沙堕简

别无选择

一九五五年夏天，百来个被统一分配到西北“支边”的大学毕业生，在兰州一条小街上的一家小旅馆里，住了将近一个月，等待再分配。每天没事，到处闲转。

兰州是一座古城，伊斯兰风格的房屋，大都是用泥土建筑的。从城边的皋gāo兰山上望下去，除少数新建的灰色楼房外，千门万户一色苍黄，有点儿像中东的阿拉伯市镇，又有点儿像美国中西部桑塔菲那样的印第安小城。日夜奔腾的黄河，咆哮着沿城流过，把浩荡河声散布到城市的每个角落。

沿河有许多巨大的圆形水车，从容地缓缓旋转，灌溉着两岸的果园。两岸果园绵延数十里，春天繁花似锦，夏天浓绿重荫，秋天千树万树沉甸甸都是果实。冬天积雪不消，几个月一片银白。黄河结了冰，汽车，马车都可以从冰上过去过来，来年解冻后的冰凌子，互相磕碰挤压，格格有声，一直要漂流到四、五月里才销声匿迹。

居民以汉族为多，杂有许多少数民族。周边的少数民族，也常来此集散，卖他们的野味、瓜果、毛皮、香料、药材，烤羊肉串……和形形色色精美绝伦的手工艺品。街上没铺沥青，坑坑洼洼，狗、羊、鸡不知让路。东一堆西一堆的建筑材料和工地垃圾之间，地摊相接，货物琳琅满目，本地土特产和外省轻工业品相与杂陈。汽车、马车、驴车、拉拉车、自行车和行人互相吆喝闪避。马帮、骆驼客、车把式、筏子佬推推搡搡停停走走。回族、藏族、裕固族、东乡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族和来自全国各地“支边”的汉族做买卖，语言手势南腔北调，服饰异形五色杂而炫耀。晴天黄尘滚滚，雨天泥浆飞溅，繁忙混乱中透着一股子新兴之气。

西北石油资源的开发，使兰州成为新兴的工业基地，面貌日新月异。七十年代末我重到兰州时，一座高楼烟囱林立，有二百多万人口的现代化都市，已代替了那乡土气息和历史韵味都极其浓厚的破落小城。从皋兰山上俯视它，烟尘深锁，灰蒙蒙如同云海，有时连高楼的顶端都看不见。黄河水不再结冰，三九寒天飘流着油污和泡沫。那些赶不上生活节奏、转得很慢的水车，一个都不见了。这是五十年代的我们，怎么也想不到的。那时我们走马看花，浅尝了许多新奇、脏乱和不便之后，就都哪里也不想去了。成天在旅馆里打扑克、下象棋，或者躺着看书。又没好书可看，百无聊赖度日如年。

一天，有通知下来：甘肃省教育厅厅长刘海声要接见我们。什么叫“接见”，我不知道。跟着大家上了卡车，颠颠簸簸来到一个什么单位的礼堂，下面坐着好几百人，都是全国各高校分配来了以后，又再分配到教育系统的应届毕业生。台上长桌子后面，坐着几个人，据说中间的一个是厅长。其人瘦而皮肤松弛，一直靠在椅背上看桌子，面无表情。好像他同我们一样，百无聊赖，度日如年。

先是坐在他旁边的一个人起来讲话，欢迎大家来到甘肃，介绍甘肃概况，和美好的发展前景。接着厅长致欢迎辞，称赞我们能无私地听从祖国召唤，希望我们落地生根，为壮丽的事业奉献如火的青春。说时两眼精光四射，就像换了个人。说完往椅背上一靠，耷拉下眼皮，又恢复了原样。

接着学生代表上台讲话，感谢首长的关怀鼓励，表示绝不会辜负党的期望。其中的一位，发言特气派，给我印象特深。直到现在，还记得那声调：“……我代表——（停），全体同学——（停），向一一（停），首长们一一（停），坚，决，保证，完全地一一（停）无条件地一一（停），服从——（停），统，一，分，配——”

我的同班同学汪希曾也是学生代表，他说他是党员，带头要求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准备的油画颜料，多是土黄、生赭。来了才知道，赭、黄用不完，绿色不够用。这里的绿，不亚于我们江南。不，比江南还好。这么大这么多的瓜果蔬菜，生来都没见过。这么香这么美的羊肉泡馍、牛肉拉面，生来都没吃过……这么好的地方，牛都拉不走我。老死甘肃，我无怨无悔。大家给了他一阵掌声和笑声，连一直面无表情的厅长，也拾起上眼皮看了他一下。

代表表态毕，宣布分配方案：都在兰州各个中学里教书。我同其他十一个分别来自四川、贵州、广东、广西、南京和上海市的同学，包括那位发言特广泛的同学一起，被分配在黄河北面的兰州市第十中学。回到旅馆，各学校派来迎接新老师的人，已经在门厅里等着了。

雪泥鸿爪

兰州十中位于市郊黄河北岸，一处叫做盐场堡庙滩子的山坡上，应该说是郊区了。地名既难听，风景也难看。新盖的三层楼校舍，像一个灰色的火柴盒，孤零零兀立在无数低矮破旧的土屋之上。土屋鳞次栉比，往下一直延伸到河边的果园。果园的绿色只限在河边，并不向外蔓延。在水车灌溉的范围之外，寸草不生。从河边沿着狭仄的土巷曲折上行，约两华里可到我们学校。再从学校往上走，土屋渐渐稀少，再上去就是山了。山与房屋同色，是光秃秃的土山，山上没树没草没石头。山后面还是山，都是这种山，从最高峰望出去，千山万山一派苍黄，单调丑陋之中，有一种雄奇犷顽。

山脚下屋顶构成的黄色斜坡上那个灰色小块，就是我们学校。刚刚新建，十六个班级近千学生，全是初中一年级，年龄参差不齐。我那时十九岁，不少学生比我还大。教师大都是本地人，有从各个中、小学抽调来的老教师，也有应届毕业的高中生，个个课程表排得满满。我们一行十来个外地人分配进来，立即就投入了工作，任务都很重。我教全校的美术，每周十六节课，也就是每周重复十六次讲同样的内容，批阅近千份作业。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工作，整个地变成了工作机器。

教研室和教师宿舍都在三楼。一个宿舍住两个人。和我同住的，恰巧是在接见会上发言特气派的那位，叫孙学文，上海人，华东师大历史系毕业，大我五岁。高鼻梁上架着金丝眼镜，服装合身，嗓门洪亮，仪表堂堂。每晚都要把裤子折叠得平平整整，压在枕头底下，保持第二天穿起来前后都有一条笔直的褶痕。床下一长排皮鞋，双双擦得锃亮。

早上铃一响，他就一跃下床，打开留声机，放上一张舞曲唱片，跟着哼起来。穿衣叠被梳洗擦鞋动作快速，而且合乎曲子的节拍。完了还要踏着舞步转上几圈，才关掉唱机拿上碗筷出门去。到门口总要回头，向我大叫一声：快点儿，开饭了！接着就是一连串硬底皮鞋敲着水泥楼梯下楼的声音：嗒嗒嗒嗒，清脆响亮快速。

这样一个人，却有很多书，而且都是好书。世界历史一类，装满三大木箱。许我借阅。这些书他都认真读过，密密画着红线，批注也见解不俗。同他谈话，可以得到不少启发。他说雨果和狄更斯不了解法国革命；他说对德国而言，罪魁祸首不是希特勒而是俾斯麦……，诸如此类。不论正确与否，都是他自己的看法，很难得的。他说他的毕业论文是探讨洋务运动，很多有意思的问题，只来得及说了个大概，想什么时候有空了，要写一本书，深入地探讨一下。

有一次，我提到那次发言，问他为什么说是代表全体同学，未经授权，一个人怎么能代表全体。他说那是临时支部的安排。他虽不是党员，已经递了几次入党申请，组织上要培养他。他说他的父亲是旧职员，又是基督徒，虽已过世，但仍影响申请的批准，他得严格要求自己才行。他早已不信教了，现在是无神论，彻底的唯物主义。他说首先说服他的，是费尔巴哈的《宗教本质讲演录》，我相信。

五七年反右运动中，由于他的揭发，我失掉了许多文稿和一本日记。但在我被打成右派、开除劳动教养以后，他也被打成了右派。刚被点名不久，就从三楼上跳下去自杀了。二十一年后听到这个消息时，我真难以想象。他那充沛的精力和开朗乐观的性格，以及在单调枯燥、机械而紧张的生活中活得有滋有味的能力，留给我难忘的印象。

我们这十来个外地人，一时没能融入本地人的社会，自成一个松散的交往圈子。在这个圈子里，除我以外都是共青团员。其中一个是党员，叫谢树荣，二十五岁，我们都叫她谢大姐。四川人，川大生物系毕业，教生物，兼任共青团教师支部书记，做思想工作特认真。说话时，由于真诚，由于理想主义的照耀，眼睛里闪着纯洁神圣的光芒，令人感动。我不信她的说教，但是我也感动。

有一次，校长雷煦华找她谈话，给她“介绍对象”，说对方是“上级首长”，你只要同意，现在就可以用他的钱。她楞了，好半天说不出话来。最后说，雷校长，你这，同你的职务很不相称。说完就走了。到门口，回头又说了句“可耻”。出来越想越气，到我们宿舍来说，脸发白，直抖。轮到大家来给她做思想工作了，都说这事没什么不好，看得起你才找你，你不同意，也就算了，别气。她还是气，要求调走。争取了很久，都不行。“反右”以后，又“反右倾”，她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劳动，不想走也得走了。七十年代末我重到兰州时，一位朋友给我看了一封她寄自西藏的信，说人生真没意思，活得很累很累，却不知为何。

我的同班同学汪希曾，被分配在城南的西北中学。两校相距很远，又都极忙，难得一见。那天他来看我，一见面就激动地喊道：“兰新线通车了你知道吗！？”喊时两眼放光。原来西北中学靠近铁路，他每天半夜里醒来，听到火车突突突突（他学得很像）向西进发，就强烈地感觉到我们伟大的祖国正在蒸蒸日上胜利向前，就心花怒放乐不可支。他说时，手舞足蹈春风满面。我知道他是真诚的，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在五十年代，这种人多的是。我当了右派以后，同他失去联系。后来听说，他一度当了西北中学的教导主任，“文革”中被揪斗，得了精神分裂症，不知去向。

《论美》之失

那年我十九岁，工作很忙很累，生活单调，不快乐，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命运，要由一些既不爱我，也不比我聪明或者善良的人们来摆布。为什么他们有可能摆布我们，而我们没有可能拒绝。久之形成了一种，对于权利的憎恨。

兰州的发展变化，可谓日新月异，看着我也相信，国家的经济正在起飞。但是我知道，为了这个起飞，无数人付出了自由作代价并将继续支付，因此我无法相信，这样一种用一代人作肥料去滋养另一代人（据说是）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因此也无法相信，那只以此理由强制地给每一个人分配角色和任务的看不见的手，代表着唯一的真理。

周围没有一个人这样想，我感到孤独。每周五天，在食堂吃过晚饭，骑两个小时自行车进城，到“中苏友好协会”办的俄语夜校去学俄语。夜深回到学校，就蒙头大睡。许多想法没处说，憋得慌，总想找个什么人谈谈。以前读过罗曼·罗兰的三步传记，和他的《约翰·克里斯多夫》，很感动，以为知音，但我找不到他，给他的译者傅雷先生写了一封长信，谈我的苦闷，寄请出版《约翰·克里斯多夫》的平明出版社代转，也是瞎碰。

收到回信才知道，平明已并入新文艺。信能寄达，也属偶然。在回信中，傅雷先生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都早已回答了你所提出的所有问题。比如精神与物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包括道德、艺术、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等等之间的关系，都说得很明白，早已经不是问题了，怎么还要问？你口口声声追求真理，真理早就被证明了，就在眼前，你却视而不见，难道是聪明的吗？

像支书在打通思想，越想越没趣，越想越不服，越想越堵得慌。没处发泄，就用笔在纸上自言自语起来。开始是点点滴滴，杂七杂八。文化的价值，道释儒优劣乃至时空有无等等都有。后来把有些问题的想法集中起来，弄成个系统，就像写文章了。知识无多，没专业训练，更不知天高地厚，怎样想就怎样写，体验到一种快乐，一种生活的意义。

业余时间很少，都耗在这里面了。第二年，一九五六年，有了《论美》。那时我国的一切，都以马列为指导。美学也不例外，都是从唯物主义原则推导出来的客观论和反映论，强调美是不以人的主观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我不认同。我认为美和美感分不开，因人因事因时因地而异，因此是主观的，表现性的。论证这一点，我越写越自信。越写越有一种挑战权力意志的兴奋。俄语也不学了，工作只是应付，心不在焉地吃喝，心不在焉地对答，眼前的一切仿佛虚幻，而虚幻的东西倒变成了实在。望着楼窗外忧郁的风景，直觉得满天涯烟草断人肠。

写出来很得意，用有格稿纸整整齐齐抄了两份。一份投寄到北京《新建设》月刊社，一份想找个懂得的人给看看。兰州大学中文系系主任舒连景先生第一个看了此文，说题目太大，他说做文章题目越小越好做，要是只谈一幅画、一首诗、一处景或者一件文物的美，容易深入也容易展开，言之有物读来也亲切。题目大了，吃力不讨好。我唯唯。心想大教授尚且如此，夫复何求？有一种“地老天荒无人识”的感觉。

后来听说，西北师范学院院长徐褐夫是个大学问家，原先是苏联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教授，赫赫有名。我喜欢“褐夫”这个名字，很文化，很平民。心想没准儿这个人能看懂我的文章，就带着文稿去找他。师院所在地十里店在黄河上游，很远。那天风沙弥漫，搭班车到那里时，已是下午。浑身上下铺满尘土，衣冠不整，灰头土脸，去敲院长办公室的门。开门的人堵在门口不让进，说徐老很忙，有事找系主任谈。我说我是校外的。他说校外的？碰地一声关上了门。

我再敲，他再开、再关。我又再敲。出来一个有点儿驼背、秃顶白发的矮小老人。说，我就是徐褐夫，找我有什么事？我说请你看一看我的一篇文章可以吗？没等他回答就把稿子捧上前去。他迟疑了一下，接了稿子，看了一下题目，又看了一下我，说，好的，我看看。两个礼拜以后，礼拜五，你再来，好吗？

两周后再去，还是那人开门。我摆着一幅战斗的姿态，他却满面笑容，说请进。老人心情极好，问我哪里人，爸爸妈妈是做什么的，还说我有才华，能写，但观点是错误的，是“十足的马赫主义”，早就被列宁批倒了。问我读过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论》没有，叫我一定要好好看一看。然后从桌上推过来一叠字纸，说，具体意见我都写在这里面了，你回去看看，有什么问题，我们再讨论。

这个八千多字的意见写得棒极了。有对信念的执着，逻辑说服力，以及渊博的哲学史艺术史知识，都使我十分敬佩。虽然它也和其他文章一样，有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前提，但我没有那种权力意志的感觉。很敬佩也很感激，但没有接受批评，回信说还要想想。后来洪毅然先生（西北师院教授，徐褐夫先生介绍的朋友）告诉我，我拒绝帮助，徐老很伤心。那时候，真想不到，徐后来会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一九六〇年我第二次去看望他时，他已是一介平民，缠绵病榻，不久就去世了。这是后话。

一九五七年二月，《论美》在北京的《新建设》上刊出，编者加了按语，表示不同意我的观点，说是遵照党的双百方针刊出，“以供讨论”。并预告下一期将刊出批评我的文章，“希读者注意”。转来一封朱光潜先生的信，是给我个人的，说我的观点是唯心主义，重温一下列宁批判马赫的著作，对我有好处。接着，同年三月，该杂志发表了宗白华先生的《读论美后的一些疑问》，和侯敏泽先生的《主观唯心论的美学——评论美》。随之，《文艺报》、《哲学研究》、《学术研究》、《学术月刊》等杂志相继刊登了对我的批评。一致说我是唯心主义。先是说五星红旗的美来自新中国的伟大成就，你能说它不是客观的吗？后来说马列主义就是在同唯心主义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再后来的说法是，唯心和唯物的斗争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

五十年代那一场美学大辩论，有一个特点，即互相对立的各方（除我以外），都强调自己的观点是马列主义而对方的不是。并非所有的人都在讨好上面，其中不乏正派诚实的学者，他们是真信马列。我感到奇怪，为什么所有这些大知识分子，在这方面都那么一致？洪毅然先生反问道，难道所有的人都错了，只有你一个人是对的？我说真理不是用投票表决的方法来决定的，它需要证明。洪说，早已经证明了，所以大家才信，你不要一叶障目，跟得上时代才行。这几乎是重复了傅雷的话。

在绝对的孤独中，我有时也怀疑自己。我想我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关于宇宙、生命、历史、科学、宗教，和人类世界的现状，我都所知甚微，怎能这么自信？但是我又想，正因为无知，所以需要学习，不能拜倒某个终极真理的脚下，放弃自由探索和选择信仰的权利。何况以这个真理的名义，我们已经不由自主地，被剥夺得几乎一无所有。

当然，接受质疑，与对方辩论，也是一种学习。但是形势的发展，已经不许可那样的学习了。很快地学术讨论变成了政治批判。批判里隐藏着许多陷阱，一答复就要掉进去。比如有人说，共同的社会标准，不因为你不承认不认识而不存在。我回答说标准不等于美，标准也不是绝对的，这就掉进去了。这话后来被解释为，我要用资产阶级标准代替无产阶级标准。有如有人说，存在决定意识，我们感到幸福，是由新中国的美好生活所决定的。我回答说爱海的人住在海边，爱城市的人住在城里，都可以感到幸福，但如果把他们的地位对调，海、城依旧，幸福却没了。这又掉进去了。这话后来被解释为，我说新中国不幸福。

我的答辩题为《论美感的绝对性》，刊于《新建设》七月号。主要是说，事物不等于经验，经验不等于社会性，社会性不等于客观性。经验是变动的，事物作为客体，相对地固定和持久。它还能再次引起经验，但不一定是相同的经验。经验是个人的，事物作为客体，可同时被许多人经验，相对而言属于社会。把这些都混为一谈，光贴个唯心唯物的标签，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反对毛泽东文艺思想”之类，已算是比较温和的说法。《陇花》杂志写道，“敌人在磨刀霍霍，胡风的幽灵又在高尔泰身上复活了。”

到这份儿上，还能再说什么？

别无选择，以沉默面对围剿，有一种局外人看戏的感觉。

后来我重读《论美》，发现问题很多。以人为本，却没有区别个体和整体，文中的“人”字有时是指前者有时是指后者，概念不清造成逻辑混乱（整体的主观可以是个人的客观）。虽然批评者们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我仍感到十分遗憾，后悔没有放一放多看几遍再拿出去，很痛心自己的轻率。现在回想起来，那样轻率倒也值得，否则此文不但永无问世之日，还会和我那时的其他文稿一样，被人告发，在反右运动中失去，如同不曾有过。

现在重读《论美》，感到除了幼稚和不严谨等等以外，政治上也确有问题。人们对我的批判纵然十分无情，却没有抓住要害：强调美的主观性，也就是强调人的主体性，人的自由权利，和呼唤人文精神的多元化，等于挑战权力意志。我没有自觉地这样做，人们也都忽略了这一点。不过我丝毫没有，因为人们的这种疏忽而受益，他们捏造出来强加给我的罪名，已经比这要严重得多了：“有计划有步骤地向党进攻。”这是一句套话，报纸上天天都有，是说右派的。我自知在劫难逃，倒也不怎么害怕。因为不知道害怕，也因为没有什么可以失去。对于这个别人强行替我安排的存在方式，我烦透了，不在乎改变。

不再写作，一有时间，就出去散步，风景没有看头，不过是消磨时间，等待风暴的来临。出学校后门不远，有一处平旷的广场，常有许多兵士，在那里训练生马。我常坐在场边，一看就是很久。

他们给那些桀骛不驯的烈马，套上七八根长长的缰绳，人手一根，从四面八方把它紧紧拉住，如果它不让人骑，七八根缰绳同时一挣，它就被抛起来重重地摔到地上。然后再骑，不行再摔，直到它驯服。有匹马特野特顽，一次次从地上翻腾起来，颠倒跳跃不肯就范，鬃毛飞扬如黑色火。一当摔掉骑手，就前脚离地站立起来，颤巍巍一阵哀叫。看着它，我想，到处是人，你往哪里逃？假如你一定不愿被人骑，那么你的肉可以吃，皮可以制革，那并不好些。想着我问自己，假如我是它，我怎么办？

我不知道。

电影的锣鼓

一九五七年，我已经二十一岁，在遥远西北一个偏僻的小单位，感觉不到有什么“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当然我也看报，但那欢欣鼓舞的“大鸣大放”，和随之而来的“愤怒声讨”，于我都只像是，电影的锣鼓。

《论美》的写作和发表，完全是瞎碰瞎撞上的。由于发表在北京的所谓“中央报刊”上，又受到全国性的批判，我们的校长肖英以为出了大事，跑到兰州市委，报告“严重情况”。接待她的青年官员谢昌余（后来当了省文联主席）听完汇报，告诉她这是正常的学术讨论，不是政治问题，不要紧张。

甘肃省委召开座谈会，发给了我一个请柬。我没在意，没去，也没答复。肖英找我谈话，说那个会很重要很盛大，擅自不去，是脱离政治，自由主义，纯技术观点。叫我要关心政治。给我看了一份会上传达的文件，是毛泽东的讲话。打印的，不让带走，要我当场看了就还给她。粗粗溜了一下，主要是请大家出来鸣放，帮助党整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云云。

洪毅然先生来访，他刚参加了省上那个为期三天的会，特兴奋特高兴。问我为什么没去，说张仲良（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托他向我问好。说会开得好极了，大家都讲出了心里话，很畅快。谁说了什么，谁又说了什么，一个比一个尖锐。张仲良说，都说得很好。能开诚布公，证明大家相信共产党。党和大家打成一片，肝胆相照，才能共同进步。我问，难道你们没看到最近《人民日报》的社论吗？《这是为什么》、《工人说话了》，都在讲要反击。北京那些人，鸣放了一阵，已经在挨整了。洪回答说：张仲良说了，那是针对右派的，不是右派就不用怕。毛主席亲自发表讲话，保证言者无罪，你还不信吗！

不久，报上公布了毛的那个讲话，但已和传达的不同。提出要根据六条标准，区别香花毒草。说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这两条。不但北京，地方报刊也开始反右。《甘肃日报》连续多天，以通栏大标题“坚决粉碎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整版整版报导在省委那个座谈会上出现的反动言论，省政协主席水梓，《甘肃日报》编辑王景超，西北师院院长徐褐夫、兰州大学校长陈时伟……都被点了名。“广大工农群众愤怒指出”，这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是无产阶级的凶恶敌人。

紧接着，兰州市委也召开座谈会，也给我发了一个请柬，会期也是三天。这次我不能不去了，他们派了一辆小汽车来接我。我们的新校长雷煦华陪同来人找到我，一同满面笑容逼着我上了汽车。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坐小汽车，也是这些弯弯曲曲迷宫似的土屋小巷里第一次有小汽车通过。车子夹在里面，东倾西侧前高后低一顿一顿地爬行。常遇到宽度不够之处，又倒回来另觅新路。驾驶员已很焦躁，有时猛一冲吓得鸡飞狗跳，吓得那些腆着脏肚皮吮着黑手指贴墙站着看新奇的孩子们一阵乱叫乱跑。和他相反，那个来接我的人，却一直在后视镜里亲切地微笑。

开幕式像听报告。数百人坐在下面，十来个人坐在台上。还是“传达”毛的那个讲话：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然后张仲良以省委书记的身分，向大家保证安全。这个人我见过。去年办工业展览，调我去画画，他审稿，意见不俗，好像有点懂行，还说我画得好。这次他说，党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管僚主义、教条主义等等毛病，请大家来提提意见，帮助我们改正。务请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说错了也不要紧，都是好心。我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中间他问，高尔泰先生来了没有？（有人答来了。）来了，欢迎欢迎。上次邀请你你没来，大家都很遗憾。有意见没处提，到北京去发表，这说明我们的工作已经很脱离群众了。来了，沟通沟通，隔阂就没了，如是云云，说完就走了。这里继续开会，市委书记（名字忘了）讲话，动员大家鸣放，打消顾虑，畅所欲言。

张仲良

讨论会气氛热烈，大家发言踊跃，我始终没开口。晚饭后，会散了，他们留下十来个人，包括我，在小会议室开小小会，有牡丹烟、龙井茶、橄榄、话梅。市委头儿都来了，或慈祥恳切，或豪爽直率。香烟氤氲，光晕朦胧，有股子随和劲儿。书记坐到我的旁边，促膝抚背，热情得像一盆火，要我给党提点宝贵意见。我坚持说我没意见。他说，你在北京发表的意见不是很好嘛！我说那不是意见，那是美学。他说哪里哪里，你太客气了，咱们是一家人哪，说什么也别客气呀。我想不出话来回答，只能一再重复，不不不我没意见，像个傻瓜。

学校放暑假时，反右进入高潮，由周恩来签署的“劳动教养条例”也已公布。兰州市教育局通知中、小学教师鸣放，叫我们带上行李，到市中心几个学校集中开会。这次不是邀请，是规定，不想去也得去。还是原套程序：传达主席讲话，书记担保平安，局长动员鸣放。还是原套说法：帮党整风，竭诚欢迎，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但会期不是三天，而是一个月。日程是公开的：先鸣放，后反右。暑假里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开学后继续批斗。

我想，人都不是傻子，到这份儿上，该不会有人闻笛起舞了吧？不，奇怪得很，照样热闹。覆车之鉴，全都视若无睹。我们住在教室里，一室十几二十个人，那些课桌，白天聚拢来就是会议桌，晚上分开拼就是各人的床铺。半天开会鸣放，半天写大字报。写大字报的纸、墨、笔全由教育局供应，要多少有多少，大家写得不亦乐乎，贴得不见墙面。叙事、评论、顺口溜、相声，甚至漫画都有。记得女子师范的许植本老师写了许多诗，贴出去得意得很，常在墙前徘徊，听人家赞美。我记得全的，只两首。一首写农村的饥饿：粒米煮成十碗粥，东风吹来浪悠悠，一勺舀出西湖镜，照得全家水中游。一首写城市住房的紧张：两家共住一间房，每逢周末换班忙，开关门户起纠纷，儿童归来叫错娘。

好像有点漫画化，但我没说。看什么样的大字报，我都不表态。有人稿长，见我没事，请我帮抄几张，我拒绝。有人贴出呼吁书，许多人连署，要我签名，我也拒绝。我想，我不沾这个边。在整个鸣放过程中，我自始至终，一言未发，一个字也没写。

想不到第一个被揪出来的右派分子，就是我。

我们学校有个四十多岁的女教师叫杨春台，丈夫是西北师范学院的地理系主任，家在西师。那天早上在院子里遇见，我问她西师的右派分子是怎么处理的。她说还没处理。当天下午墙上就出现了一张题为“质问高尔泰”的大字报，说，你不是右派，为什么鬼鬼祟祟打听右派分子怎么处理？你不是右派，为什么鸣放声中噤若寒蝉？下面签名之多，是正文的好几倍。不少名字，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几天后，大礼堂东墙所有的大字报都更新了。上面一横排标语是用墨汁写在报纸上的，一张报纸写一个字，二十几个字排过去十几公尺长：“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高尔泰揪出来示众”，就像报纸的通栏标题。下面都是揭发我的大字报。内容除了摘抄报刊上对《论美》的政治批判，都是两年前在肃反运动中整过的材料。其中包括我写给好朋友刘汉的信。那时我还在上大学，因此受过批斗，但没处分。看来材料都保存着，不然这些人怎么能够知道！是谁给他们看的？这么多大字报是在哪里写的？怎么贴出来以前我一点也不知道？我都莫名其妙。

有一张大字报，写出了新材料，但却是无中生有。说我半夜里说梦话，大喊杀杀杀。写这份大字报的人叫郑钧，我们学校的地理教师，甘肃民勤人，古铜色脸上有深深的皱纹，朴实一如老农，平时沉默寡言，同我也无冤无仇。

开学后一番批斗，我被定为“极右”，西去“劳动教养”。二十一年以后“平反”归来，到兰州大学哲学系教书，颇有点儿前度刘郎的感慨，一度曾去，北岸访旧。十中已人事景物全非，唯一的旧相识，也就是这位郑钧老师了。他已很衰老，白发稀疏，腿脚也不大灵便。见到我他非常高兴，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久久不放，坚持要我到三楼他的宿舍里喝一盅。显然，又见友人，他有一份深深的感动。

二十一年过去，兰州市容变化很大。但皋兰山和黄河都是老样子，从楼窗外望出去，沉沉晚烟凝紫，风景略似当年。老人说起往事，神色有些黯然。那年老婆子饿死后，儿子去“引洮上山”，也死了。退休下来没处去，只好赖在学校，连个说话的人都没。

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只能默默地对饮。

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城。

上帝掷骰子

一九五六年，我二十岁。初入社会，不通世故，懵懂之极。书呆子一个，生活在别处，不知前途为何物。身不由己，本无前途，无意识地听任摆布，少了很多烦恼，算是歪打正着。那年我糊里糊涂干了两件事，竟然改变了我的一生，偶然地。

一件是写作《论美》。那时我不关心身边的具体事物，却老想着时空宇宙、生命的意义、存在的价值之类不着边际的问题。想来想去。深夜里闭门造车，做出这篇不合时宜的论文。恰恰又碰上“引蛇出洞”的时机，得以公开发表，引起全国批判。我因此出了一阵子名，倒了二十年霉。二十年后“改革开放”，欧美各国科技信息进来，其中一些，和我的想法偶合。当然只是碰巧，但我因此，又出了一阵子名，成了学者、教授。甚至国家科委批准，授予我“有突出贡献的国家级专家”称号。得失荣辱，如同一场儿戏。这场儿戏，以《论美》始。

另一件事，是拜访吕斯百先生。那时工作刻板单调，完了没处去，除了读书写作，就是画画。画了一批油画，古典写实的那种，想请个人批评指点。听说大名鼎鼎的油画家吕斯百先生就在我们兰州，在西北师范学院艺术系当系主任。卷了几幅画，去登门求教。先生看了，叫我以后有画，都拿去看。我少不更事，不知道一个大名家这样对待一个陌生的小青年，是多么的难能可贵，还以为他该当如此。从此常去，技艺锐进。

先生说，想当画家，就要参加美术界的活动，让更多的人看到你的画，得到同行的承认，才能打开局面。他写了一封信，把我介绍给甘肃省美术界的领导人陈伯希先生和米英先生，要他们关照我。我因此得以在这年暑假，出去公费旅行写生，到祁连山下几个少数民族聚居地转了一圈，看到了大草原、大森林、别样的生活和别样的人们。学会了骑马、摔跤、吃半生的肉。回来后，校长找我谈话，说省上抽调我去搞工农业展览，已安排别人代课，去了好好干，要整洁一点，别这么邋里邋遢像叫化子，影响太不好了。

我自从离家外出求学，需要自己料理自己的时候起。就开始邋遢。随便惯了，要改也难。知我者谓我不拘小节，不知我者谓我懒惰。工作以后，每星期上十六节课，批阅一千多份作业，下来还想做点自己喜欢的事，顾不上许多。那天我蓬首垢面，破衣脏裤，去展览会美术组开会。先是单位门房不让进门，看了证件还不放心，把我一直领到会议室，交给了会议主持人才走。

会议室里白台布绿地毯干净明亮，会议桌前和靠墙的沙发上，稀稀拉拉地坐着十几二十来个人，我初到兰州，一个也不认得。看他们个个呢服革履，内衣雪白头发乌亮，胡茬发青眼镜片子闪光，喝茶抽烟的姿势都潇洒优雅，有一点儿自惭形秽。角落里有张单人沙发空着，我蹩过去，坐在上面。大家的视线落在地毯上：一连串黄色的脚印，隐隐显显从门口连到我的脚下。为掩饰尴尬，我往后一靠，架起腿。不料从鞋后跟洞里。流出一些沙来。布鞋子前面裂了，嘻开嘴笑，露出脚趾，像一排牙齿，他们都在看。放下脚，恼火起来，也盯着其中一个人的眼睛看。那人眼睛一转，看地下去了，我松了口气。

会议是分配任务。根据设计方案，要画的图画，落实到各人的头上。到散会时，任务分完了，没我的事。也难怪，这么像个流浪汉，人家不放心么。以后的日子，我就是走来走去，看他们画画。他们有时叫我扫个地倒个洗笔水什么的，我不爱干，也就算了。我有时出去逛逛新华书店、转转大街小巷，回来吃饭，他们晚上要加班到一两点钟，夜餐颇丰盛。我睡到那时，也起来一下，吃了再睡。两个月后，展览的筹备工作基本就绪。省委书记张仲良带了一群人来验收。有些讲解词要重写，有些实物要更换，所有的画都没通过。返工更紧张，又赶了一阵子。

半个月后，第二次审查的时候，有两幅大油画仍没通过。这一次，张仲良带了吕斯百先生一起也来看。吕把我从人群中叫出来，让把两幅油画加工一下。张在一旁说，内容不动，画好就行。又说，要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我说知道了。他们走后，我日夜加班，竭尽全力哗众取宠。尽可能精细逼真亮丽热烈。区别男女的肤色和布麻的质料，区别日照下铜烟锅的闪光和烟锅里点着的火的亮度，使耳环纽扣之类都像是安上去的实物，可以取下来似的。十几天后预展，很受欢迎。

张仲良因此记住了我的名字，五九年筹办“十年建设成就展览”的时候，点名要我。那时我正在戈壁滩上的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由于疲劳饥饿，周围的人们都在纷纷死去。我也已极度衰弱，到了临界线上。突然被两个警察带到兰州画画，得以死里逃生。生死一发，系于偶然，系于三年前一个风沙弥漫的早晨，我洗了个脸，夹着画卷，去拜访一位陌生的画家。

地门

五七年反右运动中，我们几个被批斗的老师，所谓右派分子，在校园里接受监督劳动，等待处理。都没经验，不知道害怕，休息时说说笑笑。有人带来一本《李白诗选》，大家拿着占卜前途。据说闭上眼睛，打开书随便一指，指到的那两句诗，就是你未来的预言。我虽不信，也跟着玩，指到的两句是：“徘徊六合无知己，飘若浮云且西去”。

不久，我被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地点在河西走廊最西边的酒泉境内。校党支部办公室的张正泰，一个红黑矮胖的政工干部，拿着个鼓胀的黑皮包押送我去。我猜，那里面是我的档案，不知道写着些什么。“真多呀”，我想。我那年二十一岁，傻得可以，自己掏钱买票，跟他上了西去的火车。一路上相像自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去西伯利亚，为真理受苦受难。

第三天上午，在酒泉站下车，换乘汽车，颠簸一个多小时，到达酒泉城。一路上都是戈壁沙滩，到城市近郊，才变成了田野，见出晚秋的萧索。城里街道狭窄，刻划着深深的车辙。沿街有许多古树，参天拔地，愈显得房屋低矮。房屋一色灰黄，行人疏疏，白杨萧萧，一股子边城的落寞。我们俩在一家小铺子里，吃了一顿羊肉泡馍。吃罢他说，这个挺好，比兰州的地道多了。这是一路上他同我说过的惟一的一句话。

转过街角，有栋新建的青灰色三层楼房，是全城最高的建筑。院门上挂着“甘肃省劳改工作管理局酒泉分局”的牌子。院子很大，院墙跟前，弯弯曲曲地盘着两行人，一行百十来个全是男的，那边二三十个全是女的，都坐在行李上。没人说话。中间空地上，有几个警察走来走去。张把我交给了其中的一个，夹着皮包，进大楼去了。那个警察叫我排在男人队伍的末尾。我放下行李，也坐下了。

一辆扑满尘沙的大卡车驰进大院。警察们叫排在前面的男人们起来，排队，报数，上车，拉走了。我们依次往前移。陆续地又进来了一些人，相继坐在我的后面。卷起的尘土还没完全消散，队伍又恢复到了原来的长度。这时张出来了，手里的皮包瘪了，径直走到大门外，忽又折回，朝我走来，说，你的火车票，留着也没用处了，给我吧，我还可以报销。一拿到手，扭头就走了。

不久，又一辆卡车拉上我们，颠簸着驰出城外，穿过荒凉的田野和一些相距遥远的小村，向茫茫大戈壁中开去。卷起的阵阵黄云，拖得很长不散。须臾，望中就杳无人烟了。戈壁滩的地貌，无非砾石组成的平面，车行几百里，都是那个样。使人困倦，使人丧失时空观念。走了不知多久，冉冉地，戈壁滩变成了盐碱地。荒原上出现了一些淡咖啡色的水洼，白色的碱包和灰绿色的芦草。偶尔会碰到一株、两株低矮的沙枣树，灰不溜秋，和芦草同色。大戈壁雄浑莽苍的阳刚之气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股子不死不活赖兮兮的味儿。

待看到一些耕作过的贫瘠田地时，也就望见了高地上一个四角有岗楼的土围子，孤零零兀立在无边荒原中。映照着晚秋的斜阳，一如中古的城堡。

车到土围子跟前停住了。铁门里出来几个中年男人，吆喝我们下车、掉队、报数的声音，特别地凶狠。报完数，车子就走了。然后挨个儿检查行李、搜身，也特别地粗暴。现金、证件、药品、手表、刀剪、火柴、裤带和球鞋带，还有捆行李的绳子，都在没收之列。搜查过的人，一手提着裤子一手拉着匆匆聚拢的行李什物，到一边收拾打包。我没想到会遇见这种事，猝不及防，除了书籍、笔记和一些别的东西，还失去一本反右运动中隐藏起来没有交出的日记。

太阳早已下山，天色渐渐黑暗。收工的人们相继归来，人都焉不拉叽，队伍移动很慢，悄无声息地，没入围子的铁门。我们中有两个人被叫进去，抬出来一木桶什么，分给每人一勺。各人用自带的碗、盆、饭盒、茶缸去接，没带的就用面盆。黑暗中胡乱吃了一顿不知是什么的晚餐。吃罢，有个人把绳子发还给了我们，叫捆起行李，背上，列队，出发。

荒原上有一条路，在月光下发白。我们背着行李，提着裤子，走了很久很久。半夜里到达一个地方，有几排低矮的土坯房，窗洞上没格子，门洞上没门，凄厉荒寒。有人提着马灯，带我们进入其中的一栋。闻到一股子酸臭，原来里面有人，都在地铺上睡着。他喝令那些人起来，把铺位挪近，腾出地方给我们。然后收回绳子，拿上灯走了。暗中摸索，下面是草，胡乱铺上被褥，两手枕在脑后，很久都没睡着。

冉冉地，月光透过窗洞，照在我的铺位上，很亮。窗外一样排黑沉沉的土屋，也都镶上了发蓝的银边。想起了儿时的歌谣：“月光光，照村庄”，觉得这个狰狞的夜，也有几许温柔的色彩。母亲、父亲、姐姐、妹妹，甚至还有已经过世的祖母的音容笑貌，连同许多儿时忆像，无端地都来到心头，如同一阵子喧哗的潮水。突然想到日记被搜走了，不由得一阵恐惧。想到逃跑，想到在如此荒原上逃跑的不可能，想到即使逃出荒原，也无处可以藏身，想到一些书本上的东西，但丁写在地狱之门上的诗句：“你进来的人们，放弃一切希望吧。”和鲁迅的话：“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想到西伯利亚的囚徒，都学会了自制皮靴，不知道我在这里，能学点儿什么手艺。鼾声此起彼伏，想到没有秋虫。觉得口渴，想到我那铝水壶，路上把盖子丢了，得做一个才行，拿什么来做呢，有一根和壶口同样粗细的树枝就好了。但是下了汽车，一路来，没见一棵树……

后来才知道，这个地方叫“地方国营夹边沟农场”，在那个搜查我们的土围子的铁门旁边，就挂着这样一个牌子，我仓皇中竟没有看见。那是场本部。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一个新建的分场，叫“夹边沟农场新添墩作业站”。

夹边沟农场，原先是监狱劳改农场，始建于一九五四年。这些地，都是当年的犯人开垦出来的。一九五七年，劳改农场改为劳教农场，集中关押未经法院判决、由各单位党组织直接送来的、因而也没有刑期的“右派分子”和“坏分子”。仍归甘肃省公安厅劳改工作管理局管辖。没有使用武装警察，由文职公安（管教干部）治理。原有的监狱设施不用了，但未拆除。大墙方正巍峨，四角岗楼耸峙，孤零零兀立在荒漠中，因人犯剧增，再也容纳不下，又在农场西北八公里以外，设立了这个分场——新添墩作业站。

沙枣

一

新添墩作业站，位在巴丹吉林沙漠和大戈壁之间辽阔的荒原上。荒原里除了小块的沙漠和戈壁，大部分是盐碱地，望出去白茫茫一片。不是雪原的明净洁白，是恒久地积淀着大漠风尘的惨白。近看斑斑驳驳，烈日下蒸发着一股子苦涩重浊的碱味。

我们的任务，是在这上面挖排碱沟。每隔约一华里挖一条。据说让碱水从底下流走，不往上冒，地面上就可以耕种。沟面宽度不变，大约五公尺左右。沟底宽度也不变，大约三十公分左右。深度和坡度随地势高低，从两到五公尺多不等。挖到有水出来为止。土抬上来，就倒在沟渠的两边。四个大队一千多人，分段包干、交叉着转移工地。集中挖通一条，接着再挖新的。何谓通？一沟有多长？要挖多少沟？都不知道。我们只是叫在哪里挖，就在那里挖。一天挖到晚，一年挖到头。

挖好的沟，有时会被风沙堵塞，必须及时挑开。如不及时，几场风沙过去，有些地段就填平了。曾经有人说，这是无效劳动。在每天晚上的“政治学习”会上，曾经有一段日子各队都集中火力，批判这无效劳动论。大家都说，劳动不光是改造自然，首先是要改造人。不能光算经济账，首先要算政治账。有人说，谁要是干了一天思想没得到改造，那才是无效劳动。有人说，不，不是无效劳动，那是抗拒改造。

晚上的会，一般是小队会。一小队八九个人或者十来个人，同一号子，通铺，各坐各位。点一盏墨水瓶子做的煤油灯，如萤如豆。微光中轮流发言。反省自己，检举别人。谁磨洋工，假装大便到工地外蹲着。谁有不满情绪，踢倒了石灰线上的小木牌。谁怕吃苦，结了冰就磨蹭着不下水……诸如此类。说到哨子响了，熄灯睡觉。

这样，我们白天劳动，晚上学习，天天一个样。无穷的日子来了又去了，所有的日子都像是一个日子。

二

除了昼长夜短的几个月，我们总是天不亮就出工，黑了才收工。除了刮风，总是在星光和月光底下，吃早饭和晚饭。早饭和晚饭一样，都是白菜萝卜之类煮熟了，搀合进包谷面或其他杂粮面搅拌而成，我们叫它糊糊，很稀。要是稠些，就成了猪饲料了。每小队半桶，抬回来自己分。小队长掌勺，每人一勺，约三分之一加仑。如有剩余，再分配一次。中午饭是干粮，通常是包谷面窝窝头或者高粱饼。有时也有白面馍头，拳头般大小，早饭时发给，每人一个。是让带到工地上吃的。

可没人带到工地．都到手就吃掉了。吃完再喝糊糊。喝完糊糊，舐完盆，就去刮桶。刮吃那空饭桶壁上沾着的薄薄一层。起先大家抢着刮，后来相约轮流刮。管教干部们都不干涉。桶是木桶，约半个汽油桶大小。我把它倾侧过来，转着用小铝勺刮，随刮随吃。刮下来的汤汁里带着木纤维、木腥气和铝腥气，到底上还有砂土煤屑，一并都吃了。吃了仍然很饿，就像没吃一样。只有期盼着十几个小时以后晚上的那一顿了。

工地如不太远，中午可以有水喝。各中队派回去抬水的人一回来，哨子就响了。大家放下杠子、箩筐、洋镐、铁锹，都围到桶边。没饭吃，喝点儿水，也长力气。有时候排碱沟挖出去很远，出工和收工都得走两个多小时，就会一连十几天中午没水喝。到时候，午休的哨音远远地叫那么几声，听起来像一只失群的野鸟在风天中哭泣。人们放下工具，缓缓爬出沟渠，随地躺下。直到开工，都不再说话，也不再动弹。

那年我二十二岁，进来以前，刚从大学毕业不久。在校时爱运动，是校队田径代表，曾破江苏省纪录，平全国纪录。现在也躺下去就不想动弹。起来得要慢慢撑，因为腰和腿，都不能一下子伸直。多次想，这样下去不行。有一次下了决心，硬是把中午的干粮留到了中午。但是在工地上，我刚一拿出来。就听到了远远近近尖利如锥子，烧灼如炭火，固执如钉的目光齐朔朔扫过来的声音。慌忙几口咽下，从此不敢再试。

三

一天，在一处新工地上午休，我枕着箩筐望远。望见一棵孤树，忽然眼睛一亮。离得远，看不清。但我相信，那是沙枣。

沙枣是多年生沙漠植物，大西北常见。暮春开白花，香气浓烈。晚秋枣熟，大小如杏仁，颜色金黄。皮厚核大，中有淀粉，微酸微甜，多食涩口。从前在兰州，曾见村姑用红柳筐子提着沿街叫卖。一碗三四十颗，价一角。戈壁滩或盐碱地上，不长别的树，唯此偶或有之。眼下深秋，枣应已熟。整个下午，我一直在琢磨，怎么得到它。

收工时，日己西沉。我耽误了一下下，排在了队伍的末尾。瞅准没人注意，跳到低处伏下。等队伍走远了，起来猫着腰，向晚霞里那个模糊的小黑点儿跑去。虽然猫着腰，远处队伍里只要有人回头望，也还是有可能发现我的。好在这种事，没有发生。

碱包松软，一踩一个孔，行进如同跋涉。我虽来了精神。也还是无力跑快，到达时暮色已浓。确实是一棵沙枣。树小，结实无多，但于我已足足有余。我边采边吃边往身上塞，动作很快。从破洞塞进棉衣的夹层，可以装许多，装了就往回跑，边跑边吃。

晚霞正在消失，出现了最初的星星。愈跑愈黑暗，不久就找不到来时脚印了，只能估摸着大致的方向往前走。走着走着，脚下的土地硬起来，时不时还有干枯翻转的泥皮发出碎裂的声响。困惑中，竟然发现，两边都是沙丘。我大吃一惊，站住了。

沙丘不到一人高，坡度一边徐缓一边陡峭，一道一道如同波浪，没人黑暗之中。两道沙丘之间，沙子很薄，地面坚实。这该不是沙漠，是戈壁。落霞红尽处，该是西方。那么沙丘是东西向排列的，径直走该能走通。原以为该往东走，那么顺着走过去就是了。但是，这又分明是不对的。因为出工路上，没看到沙丘。

爬上沙丘，也还是望不得更远。除了天上的星星，没有一丝微光。除了自己的呼吸。没有一点儿声响。只有我一个生物，面对这宇宙洪荒。一阵恐怖袭来，坐下复又站起。下了沙丘，又从陡峭的一面，手脚并用，爬上了另一道沙丘。这毫无必要，因为所有的沙丘，都一样。

须臾月出，大而无光，暗红暗红的。荒原愈见其黑，景色凄厉犷悍。想到一些迷路者死在戈壁沙漠里的故事。想到生命的脆弱和无机世界的强大。想到故乡和亲人。都没来头。但我冷静些了，对自己说，你先别急。咱们来想个办法。我想我迷路应该不远，因为时间很短。但是没了方位，不远也无法可想。汗湿的衣服贴在身上，冰凉冰凉。幸而没风。

随着月亮越高越白越小越亮，大地上的光影也越来越清晰。望着望着，发现一条纤细笔直的阴影。就像谁在银蓝色的纸上，用米达尺轻轻地划了一道铅笔线。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排碱沟里起出来的土，一路堆了过来。

我知道，我得救了。

沟渠边人们走出来的那条小路，在月光下发白。我走得很快，边走边吃。知道队伍移动很慢，估计应能赶上。万一赶不上，麻烦就大了，急起来，又跑一阵子。

沙枣含碱，吃多了唇焦舌燥。本来就渴，现在就更难受了。当然沟渠里有水，但那是碱水．喝不得，只有忍着，走走又跑跑。本来就虚弱，平时动一下都吃力，而现在，居然还能跑，跑了那么多。也真是奇了怪了。

新挖的排碱沟中，一发积水映着天光，时而幽暗，时而晶亮，像一根颤动的琴弦，刚劲而柔和。沿着它行进，我像一头孤狼。想到在集体中听任摆布，我早已没了自我，而此刻，居然能自己掌握自己，忽然有一份感动，一种惊奇、一丝幸福的感觉掠过心头。像琴弦上跳出几个音符，一阵叮叮咚咚，复又无迹可求。

拥有了自我，也就拥有了世界。这种与世界的同一，不就是我长期以来一直梦想着的自由吗？

月冷笼沙，星垂大荒。一个自由人。在追赶监狱。

四

快到场部的时候，终于追上了队伍。想同旁边的人说句话，表示自己的存在。但是说不出来，突然扑倒，怎么也爬不起来。人们架着我拖进号子，掷在炕上。

浑身的骨头都像散了架，一小节都动弹不得。一些遥远的和久已消失的记忆：一句母亲的话语，一角儿时家园……忽然掠过眼前，快速而清晰。而眼前发生的一切，反而一片空白。有片刻我怀疑我已经死了，只头脑还暂时活着。但我听到了开饭的哨音，闻到了糊糊的香味。

依然是食物的诱惑．激活了生命的潜能。我复又慢慢地支撑着起来，拿了饭盆出去，领到了我那一勺。端着盆回来时，他们正趴在我的铺位上乱拨拉。动作剧烈。煤油灯小小的火焰，被扇得一灭一灭。原来我的铺上，撒着许多沙枣，他们在抢。

事发后先搜身，搜得我的破棉袄更破了。中队长问我，胆敢逃跑咋又回来了？说队里坏人猖狂，每个人都有责任，没做到互相监督，说明都没改造好……说着他突然吼道：都在吃。检查个球！都把沙枣交出来！

大家纷纷交出沙枣。所剩已经无多，有的只几颗，最多的也不过一把。小队长摸了每个人的口袋，挨个儿用帽子接了，放在土台子上，准备明天一早，交给管教干部。

第二天醒来，帽子空了。

逃亡者

夹边沟农场的人犯，由文职公安管理，没有武装警察看守。初到那里时，我想过逃跑，后来不想了。四周是盐碱地、戈壁和沙漠，没可能徒步穿越，何况不认得路。

有个李沪生，只有十九岁，上海到西北来“支边”的。他说他们那一批有好几百人，来了都很失望。他约了几个同伴，偷偷跑回上海，到家后谁都来管，地段派出所、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甚至弄堂里的小脚老太婆都来管，问这问那，教育启发．逼着回来，没法子存身。他说阿拉又勿是个分子，人家就说侬想当分子啊是呀？结果他和他那几个同伴，一无例外全都又回来了。回来了领导上说他带头闹事，给了个劳动教养的处分，他乖乖地接受了。他说别说跑不出去，出去了也没地方去，勿来事！

这不用说，谁都知道。所以在我们农场，一般没人逃跑。也有个人，我不知道他的姓名，也没见过他的面孔。那天晚饭以后，全场集合开斗争会，他已经不能站立。五花大绑俯伏着被拖到台上掷下，像一堆抹布。我坐得远，天又黑了。连他在地上的姿态也没看清。听各队代表发言，才知道他是“逃跑犯”。不是逃跑的犯人，而是犯了逃跑罪的人。

他没戴任何帽子，不是右派，不是历反，不是现反，也不是坏分子。因为在单位上吊儿郎当，不听调度，顶撞领导。组织上把他送来，委托农场代为管教一段时间。在农场像这种情况来的，不只他一个。但他想不通，抵触情绪很大，总嚷嚷说把他同我们这些社会渣滓关在一起吃苦受罪，是天大的侮辱虐待，他要伸冤。没人听他，他就想跑。一跑，可就真的犯了罪了。大家都说．这是他自绝于人民，自作自受。

他不是被捉回来的，没人去捉他，他是自己回来的。不是思想通了自己回来的，是跑了两天跑不出盐碱地戈壁滩，认着自己的脚印回来的。晕倒在附近，前几天被人发现，捆起来送到场部。刘场长没发脾气，只是说你小于命大，要是两天里刮一场风，没了脚印，你就报销了，也省了我的麻烦。下令解掉绳子，叫放他归队，过几天再处理。

刘场长的风趣是有名的。斗争完了，他做总结报告，说你们谁想跑就跑，我们不挡。最好事先打个招呼，我给你水，给你干粮，你背得动多少给多少。只要你去了不回来。回来就不客气了，地上这个，就是榜样。本来想叫他给大家摆一摆逃跑的经验，他放瘫不肯起来，只好算了，你们自己琢磨去吧。你们的发言。讲得都很好听，但是批了别人，得要联系检查自己。连个互相监督都做不到，还改造个球？

下来一连几个晚上，都是讨论刘场长的讲话。每个人都说，要加强互相监督。

风暴

一九五八年冬天，我在酒泉劳改。日短夜长，早上出工的时候，天才麻麻亮。平日是越来越亮，那天却越走越黑。队里的老西北说，要刮风了，看势头小不了。不是刮大风的季节，大家都纳着闷儿走，越走越黑。灰黄色的、不透明的天空，像脚下的戈壁沙漠一样，沉重地压在头上，越压越低，终于和大地结为一体。看不到远方，也分不出个上下前后，像被包在厚被里一样的窒闷，越来越难受。当第一阵风吹过来的时候，大家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风从背后来，一阵紧似一阵。吼声夹杂着啸声，如同无数飞机同时掠过低空。风里除了尘沙和盐碱，还有石头。小的像高梁，大的像黄豆。揍打在裸露的后脖子上，很痛。揍打在凝结着盐碱因而很硬的棉衣裤上，叭叭地响如同阵阵急雨。

像拉着车子下坡那样，我尽量后倾。步步抵着脚，让风推着走。碰到一个沙丘，就在它的背风面蹲下，以避锋头。那沿着沙丘贴地卷过来的是迴风，夹杂着更多的沙石，没头没脸地迎面扑来，一下子就塞满耳朵鼻孔牙齿缝，灌进衣领、衣袖和诸破洞。并垫平了所有的衣褶，大有立即把我变成另一个沙丘的势头。我赶紧爬起，它们没了依附，又都倏地飞去。

跌跌撞撞，我沿着新开的排碱沟寸寸前进。沟的尽头，出现了许多半埋在沙里的箩筐、杠子、洋锅、铁锹和一些模糊的人影。知道工地已经到了。我拖出一把铁锹，像大家一样抵在前面，背向着风，斜撑着像一个“人”字。缩紧脖子，闭上眼睛，一任它天昏地暗鬼哭狼嚎，一任它吹透的棉衣贴在背上像背着一块冰。

不知过了多久，有人在耳边吼，叫收工。我努力把话传给了前面一个人，叫他再传过去，就丢下锹往回走。往回是逆风，几乎无法前进。连滚带爬倒行逆拖，最后总算是回到了场部。屋里很黑，刚进去只好摸着走，一会儿才看得见东西。人们在各自的铺位上坐着，默无声息。个个从头到脚一色土黄。眉毛嘴巴都分不清。只有闭着的眼睛，在土黄色的眉毛下，呈现出两撇模糊的红湿。昏暗中望上去，一个个和泥塑无异。想到这些泥塑里面有活人的血液和心脏，不禁骇然。

坐着坐着坐着，不知道过了多久。风在屋外狂吼，摇撼着紧闭的门窗。墙和屋顶之间有许多缝隙，喧嚣中还可以听见，从四面八方飞进来的砂石，落在肩上沙沙地响。我们冷、饿、疲劳。皮肤像糊上一层浆糊，干了，巴得难受。耳朵鼻子牙齿缝里塞满沙土，又干又胀。虱子怕冷，都离开冰凉的衣服，到干燥的皮肤上来爬，浑身奇痒难熬。不得不时时扭动身体，使衣服和皮肤互相摩擦，干扰它们的行动。置身在蠕动不止的泥塑群中，我一阵阵感到恐怖。

坐着坐着坐着。脑中没了思想。我生平第一次，发现了时间的硬度。时间作为我的生命的要素，或者我的生命的一个表现，变成了我的对立面，像一堵石砌的大墙，用它的阴冷、潮湿、滑溜溜的沉重，紧紧地砥着我的鼻尖，我的额头和我的胸膛。

风暴过去以后很久，这个感觉还长久地留在心中。

安兆俊

一

一九五八年十月一日，我们新添墩分场四个大队全体人犯，天不亮起来，摸黑吃饭，带着碗筷，沿着新筑的车路，拖拖迷迷走了两、三个钟头，到达场本部所在地夹边沟，参加庆祝国庆大会。

我们到达时，大墙外面临时搭成的司令台前。已经席地坐着一大片人。灰糊糊的，就像是拾荒者晾晒着的一地破烂。管教干部们都穿着深蓝色镶细红线的公安制服（平时不大穿），在四边走来走去。大墙上插着几面五星红旗，在淡日下迎风飘扬。墙下的司令台上，挂着个毛泽东像。一边是党旗、一边是国旗，他在中间微笑。

我们刚坐下，庆祝大会就开始了。有个人上台领唱国歌，复又全体起立。那人衣服上满是补丁，显然也是犯人。但清洁整齐，颇精神。约莫四十来岁，高个子，苍白瘦削，脖子细长，喉结突出，额头宽阔，下巴结实，狭长无肉的脸上，小半是络腮胡子。他面对全场，神色冷峻，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才张开两臂开唱。略带嘶哑的男低音，意想不到的深沉浑厚。

起一一来一一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这是国歌的歌词，来自抗日战争时的《义勇军进行曲》。此时此地听到，有种荒谬之感。唱着他两手往上一扬，全场就跟着唱起来了。他打拍子指挥，动作幅度很大，全身都在动，眼睛发亮，长头发一耸一耸的，很投入。下面三千多人，又乏又饿，有气无力。各唱各的，声音不齐。看着听着，也都怪怪的。

接着刘场长训话。他说，你们进来才一年，外面就实现了大跃进，提前进入了共产主义时代。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全国上下破私立公，全民炼钢全民皆兵，一天干十几二十个小时，创造了一亩地产万斤粮。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奇迹……全都闻所未闻。环顾四周，有人在捉虱子，有人在缝钮扣，有人在闭目养神。大有“昨夜一江风雨，都不曾听得”的境界。

接下来刘场长说，我们农场的形势，也是一派大好。原先，抗拒改造的占百分之几，有抵触情绪的占百分之几，愿意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占百分之几。爱场如家愿意以场为家的占百分之几。现在，在党的劳教政策的感召之下，局面有了根本的改变。各占百分之几，都有具体数字，还有小数点……渐渐地我也开始打起盹儿来了。

突然有几句话，像锥子似地钻进了耳朵：……个别人狗胆包天，竟敢记秘密日记……没有马上治你，是为了给你一个主动坦白的机会……你不坦白，就看你表演……

我脑子里轰地一下，响起了无数蝉鸣，完全清醒了。

二

“劳动教养”这个词，以及它所指谓的事物，是一九五七年的新生事物，历史上从未有过（以前只有“劳动改造”一词）。进来以前，没人知道劳教农场是个什么样子。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带来了许多事后看起来非常可笑的东西：二胡、手风琴、小提琴、象棋、溜冰鞋、哑铃、拉力器……等等之类，画家毕可甚至带来了画箱画架和一大卷油画布，重得背不动。有些东西（例如照相机、望远镜、书籍、画册等等），进门时被没收了。没有被没收的，持有者生前是个累赘，死后都成了后死者们生火取暖的材料。

我带来了一堆书，还有一本日记，是反右运动中隐瞒未交的。里面都是那种懵懂年龄里一个自由爱好者一闪一现的小感想。诸如“一个社会里个人自由的程度，是这个社会进步程度的标志”，或者“我的世界是这么大，这么干山万水无穷无尽；我的世界又这么小，这么咫尺千里寸步难行”之类。毫无操作意义，本身微不足道。但要是被别人拿到，后果却十分严重。在那右派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年代，没人代为保管，又不甘心销毁，只有带在身上，终于一直带到农场来了。

我喜欢“农场”这个词的牧歌意味，心想到这里就安全了。没想到入场时要搜查行李，还搜身。那本要命的日记，也同现金、药片、皮带、球鞋带、手表、问题书籍一起，落到管教干部手里。从那时起我一直做恶梦。每看到一些人由于一些小事被捆起来掷在地上示众，绳子嵌进肉里渗出殷红的鲜血，就想到不知哪天日记事发，会轮到自己。我想由于问题严重，我定会被捆得更紧，时间更长，很可能绳子切断肌肉。再也不得恢复。久无动静，又担心是在暗中酝酿着更大的灾祸。每晚的小队会上，例行表态是少不掉的，每当我表态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时候，心里总是担心，这会和日记联系起来，构成欺骗罪，被加上去算总账。

但是，将近一年的时间过去了，毫无异常。猜不出原因，一直纳闷儿。这次才知道，他们原来是在看我表演。我想猫玩老鼠就是这样，时间越长越有趣。恐惧是活东西，在脆弱而又孤独的灵魂中，它会生长，会变出各种花样。一时间我觉得，好像脚下的土地在往下沉。别说是外面的形势，周围这些捉虱子缝钮扣打瞌睡的人们，也都像是另一个世界的幻影了。想起了父亲、母亲、姐姐和妹妹，音容笑貌如在目前。我担心，再也见不着他们了。

不知何时，午休开始了。嗡嗡的人声响成一片。起来小便的人很多，队与队之间的空挡里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带起来的灰尘和劣质卷烟混成浊雾笼罩全场。午餐“改善生活”，吃糖包子，喝小米稀饭。是农场稀有的美食，从未有过。我虽极度饥饿，也没吃出味道。

三

有人在后面叫我的名字，我一惊，猛回头，是我们的大队长陈治邦，旁边站着那个领唱国歌的人。他向陈点了点头，给我说，你跟我来。

我跟着他穿过人群，进入有铁门的大墙。院子里一排排开着门的号子，空无一人。每一排开头的伞墙上。都贴着各队庆祝国庆、歌颂新中国的墙报，争娇斗艳，花里胡哨。他领着我匆匆走过，进入号子中的一间。同别的号子一样，十几平方公尺的面积，大半都是土炕。但别的号子炕上都挤着十几个铺位，这间炕上只有一副被褥。其余空铺位上糊着旧报纸，不见土面，很干净。靠里面的一半，放着碗筷面盆暖瓶衣服包裹之类，还有尺来厚一摞子我们农场右派们编的《工地快报》，叠得整整齐齐，捆得严严实实。这东西新添墩也有，每天一张，发到各小队，是大家做卷烟纸和手纸的材料，除了最新的，全都消失了。

靠外面的一半当桌子使用，放着一些文具、一个闹钟、一些纸袋子和一块玻璃板，很整齐。玻璃板下面压着几张表格，和一张四寸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女人和两个男孩。他介绍说，老伴叫刘蓉，在兰州第四初中当校医。大儿子五岁，叫安泰。小儿子安石，现在两岁了。问我喝水不，让在炕沿沿上（桌子边上）坐下。他语音压得很低，但是大开着房门。

他是历史学家，叫安兆俊，原先在民族学院研究新疆史，是夹边沟监狱改为劳教农场后第一批关进来的右派分子之一，当了农业队第一大队的大队长。在劳改队和劳教队里，用犯人来管理犯人是很普遍的事。我们基建队四个大队的大队长全是劳教分子。但都当得不长。我曾在工地上看见，第三大队的大队长上官锦文因为说错了一句话，被管教干部当场撤职，下令捆起来，掷在地上。

安兆俊这个队长倒是当下来了。管教干部们忙不过来时，也把一些杂事交给他做。其中包括把没收来的东西分类登记。这个工作本应由执行搜查的管教干部在现场做。以前犯人是法院判来的，一般每次只进来一、两个，可从容搜查登记。现在大量涌入，天天排长龙，他们只来得及把各人的东西分别装在标名的纸袋里，回头再登记。这就交给他了。他看了我那本日记，没登记。趁帮灶时，丢在灶膛里烧了。他说，我看了特别喜欢，但是没处放，只好烧了。你别可惜，安全第一，你说对吧？人比东西宝贵，有人就会有东西，你说对吧？

我说刚才刘场长的报告，正把我吓得不行。他说现在你可以安心了。那是心理战，随时都会有，一不冷静就会输。有时候我就担心，哪天你给唬住了，沉不住气，自己去坦白，检讨运动中隐藏日记的错误，我就麻烦大了。每次陈治邦来开会，我都要摸摸那边的底，后来就放心了。我问，他说我什么了？他说，他从来没有提到过你，这就够了。陈治邦这个人不坏，他是公安出身，知道立功不能赎罪，所以也没有害人之心。现在怕的，是那种想要立功赎罪的人。那种人爱攀谈，但自己不说什么。光想听你说，见了要小心。

我唯唯。他说怎么样？熬得下来么？我说还可以。他说，我看你的日记，思想感觉多些，阅历经验很少，还是个小孩子么。我说我二十二岁了。他说是么，我比你大一倍呢，真担心你的承受能力。处境越是绝望，人也越容易沮丧。特别是我们这种，都是些孤独的个人，没有个组织的支持，没有个舆论的声援，也没有个社会的同情，这种人最容易沮丧。我们这里，名演员偷别人的馒头，大音乐家涎着脸乞求一丁点儿施舍，在外国拿了两个博士学位回来的学者，为抢着刮桶，打架不要命，这样的事，多得都不奇怪了。至于自打耳光、告小状、一年到头不洗脸不梳头不补衣服的，那就更普遍了，这都是精神崩溃的表现。现在死掉的人越来越多，我想除了饿和累，精神意志的崩溃，也是一个原因。你还年轻，一定要坚强些，再坚强些，要学会经得起摔打。这个，谁也帮不上忙，全靠你自己了。说着他瞟了一下闹钟，站起来，说，回去了好自为之。记住，不光是要活下去，还要活出意义来。

我唯唯，也站起来。他又指了指炕角落上那捆《工地快报》，说，那个，你时常看见吧，别看它废纸一张，将来都是第一手历史资料，珍贵得不得了。我一直留心收集，一张都没有少掉。着眼于将来，现在就有了意义。你说对吧？本来没路的地方，一走就有了路，你说对吧？好，今天没时间多谈了，很遗憾没能听你谈谈。一会儿报告就要开始，我们得回去了。说着他伸出手来，同我握手，握得特有力，特紧，特久，微微抖动。我感到一股强烈的热流，从那手上传遍我全身。

松了手没放，他说，要是陈治邦问你做什么去了，你就说认一只手表，那不是你的。不问你就什么也别说。我说，他要是问我干嘛去了那么长的时间，我怎么说？他说他不会那样问的，要问你就说，时间不长呀，就行了，现在我们走吧。我没动，说，你也要注意安全。同我素不相识，就这样，我怕你太轻信了，容易出事。他把手放在我的肩上，好像是教我放心，又好像是推我快走。说，这个你别怕，我谨慎得很。走着又补充说，你别忘了，我看过你的日记。

四

国庆后，分场派我们基建第四大队协助农业队秋收。各小队分在不同的地段，收完一片地，把成捆的谷子背到路边，等候农业队的马车来拉，再转移到下一片地。路都是现开的，把地埂上拨开一个豁口，把沟渠填平，让车子能赶过来，地就成了路。谷子拉走后，再把它复原，路又成了地。土质松软，收成无多，这些都很容易，比平时挖排碱沟要轻松多了。但是起早摸黑，加上饿，也还是很累。息晌的哨子一响，人们都就地坐下，打起盹儿来。

那天正打盹儿的时候，忽然听见唱歌，是《国际歌》。声音低沉浑厚，一如热风贴着地面，徐缓而又执拗地行进：

满腔——的

热血已经沸腾

一听就知道，那是安兆俊。我一骨碌坐了起来。远处坡地上，停着一辆马车，车旁横七竖八躺着坐着许多人，大家喝完了车子捎来的那桶水，就在那里随地息下了。我走过去，看见背向人群，支起上半身，侧躺在斜坡上。再走近些，从侧面，看见他眼睛里汪着泪水，胡子闪闪发光。好在是革命歌曲，没人多心，都只当风过耳边。

看见我，他用食指碰了一下嘴唇，示意别说什么。拍了拍地面，让我在他旁边坐下。把一只手放在我的手上。我们就这样，默默地坐了一会儿，一动不动。天大地大，没一丝风，没一点儿绿色，没一点儿声音。西斜的秋阳照着横七竖八、静静地一动不动的人群，像照着许多没有生命、被风吹散的破布垃圾。灰淡灰淡的地平线，长而直。刹那间，有一种被活埋了的感觉掠过心头，也想唱点儿歌，但我没唱。

他是来拉谷子的。谷子离地，如不及时拉走，就会被风吹走。他的搭档睡在车上，打了个哈欠，下来蹲到我们旁边，从口袋里掏出烟袋和两张小纸片，开始卷烟。一面说，听说今天晚上吃莽麦面糊糊，加洋芋。

吃什么是农场每天的重要新闻，永远听者兴奋讲者得意。他也得意，卷好一支烟，用手指碰了碰安的臂膀，说，队长，给。安没回头，从肩上接过烟，抽起来。那人又卷好一支，自己叼到嘴上，喷出一个又一个圆圆的烟圈，眯缝着眼睛看天。

天，是一大片空白。

开工的哨子响了，安同我握了一下子。仍然那么紧，那么有力，那么微微地抖动。我再次感到，一股子强烈的热流，从那手上，传遍我的全身。

这以后，我没再见到过他。

五

一九五九年三月初，我被两个省公安厅来的警察，带离了夹边沟。到兰州为“建国十年成就展览”作画。完了还得再回来。但这一年期间，夹边沟农场因死人太多，已经面临关闭。无“家”可归的我，被送到了另一个农场——靖远夹河滩劳改农场。

一九六一年夏天，甘肃省劳改局从红山根砖瓦窑抽调了一批人，到我们农场来协助夏收。其中有一个夹边沟的幸存者，叫刘文汉，以前是解放军，到朝鲜打过仗，受过伤，立过功，转业到公安厅。五七年响应党的号召，大鸣大放，批评肃反运动是“打虎的鞭子打在羊身上”。因此被划为右派，送到夹边沟劳教。从他那儿，我知道安兆俊已经死了。

他说，不知道是怎么想的，那个天天死人的当儿，领导上还要再搞一个分场，把一千多人送到高台县明水乡开荒。夹边沟这边，只剩下不到一半的人。劳动量翻了一番，配给的口粮，却少了将近一半。原先规定一天十二市两，这会儿只有七市两了，实际上吃到的还不够这个数。那还干什么活！干部们也不管事了，秋作物还没有收上场，都由着你躺在炕上。掩埋组的人天天拉着板车大院里转一圈。哪个号子里死了人，拉出来放在门边，他们就捡走了。后来板车不济事了，改用了大马车。

我问他安兆俊在哪里，明水还是夹边沟？他说在夹边沟。要是在明水，死得更快。他说，那家伙迂得很，已经不行了，还要天天擦脸梳头。沾一点儿杯子里喝的开水，就这么擦。分饭的时候别人都到手就下了肚子，他还要找个地方坐下来吃。不管是什么汤汤水水，都一勺一勺吃得人模人样。别人都躺在炕上，他不到天黑不上炕，在门外边地上铺一块东西，背靠墙坐着看天。有时候还要唱点儿歌，咿咿唔唔的，不知道唱的什么。他就是这么坐着死的。

我问他人埋在哪里。他说埋什么！谁还有力气挖坑！拉出去，丢在野地里就是了。兰新铁路远着哩，望都望不见，可列车上来来往往的旅客，都闻到一阵一阵的恶臭，弄不清是哪里来的。事情暴露后，中央说这是甘肃省委的错误，派了一个工作组来处理。从六〇年十二月起，开始抢救和遣返。那时候，据工作组的统计，场本部、明水分场和新添墩分场三处加起来，总共不到一千一百人了。遣返也不容易，不少人已经无家可归，不少人被开除公职，没个单位收留。打那时候起，到六一年十月撤销农场，又拖了一年。听说这一年中，又死了不少人。究竟多少，我就不知道了。

六

二十年后，一九七八年，右派被“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工作，叫做“归队”。我赶上了这趟顺风车，到兰州大学哲学系教书。一到兰州，就去了一趟第四初中，寻访安的妻子刘蓉。她已在一九六五年改嫁，带着两个孩子，不知去向。听说她在一九六二年曾去寻找安兆俊，到酒泉才知道，连农场都没了。

一九七八年年底，我被借调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在那里三年，正碰上群众进京上诉上访的高潮。来自全国各地的冤假错案受害者，挤满车站，露宿街头，在国务院、公安部、和其他各部委“群众来信来访办公室”棋盘一般狭小的窗口下面排着长龙过夜，希望能求得一点儿公平和正义。其中有一个夹边沟的幸存者，叫詹庆元。原先是兰州新华印刷厂的工人，戴的是“坏分子”帽子。五七年反右时，有一条党的政策：工人中有右派言论者不叫右派分子，叫“坏分子”（因为工人阶级是革命阶级，理论上应无右派），他属于这一类。但是坏分子的帽子，不单是为工人中的右派而设，社会上有男女作风问题的、不听调度的、打架闹事的、小偷小摸的，都叫坏分子。右派平反的时候，坏分子并不平反，这样他就亏了。在当地求告无门，到北京来寻求公正。

不料寻到的，仍然是官僚机构的铜墙铁壁。他的申诉材料，仍然被转回到原单位处理。听说我在社科院，来找我商量个办法。在楼下总布胡同的一家小饭馆里，我们谈了很久。他离开夹边沟较晚，是被工作组遣返的。他说开头死人都丢得很远，后来越丢越近，最后死的那批人，包括安兆俊在内，就都丢在场部大门前面二百公尺处第一道沙梁的下面。

一九八二-年，我回到兰州大学。有一天，系上的同事、教中国哲学史的杨梓彬（也是归队右派，见《杨梓彬》）气冲冲跑来，说他要抗议，抗议甘肃省委批准兰州医学院到夹边沟挖掘完整人骨，做实验和教学用具。那件事本来是严格保密的，但医学院的办货人事先答应附近的农民按计件工资付酬，后来发现不用挖掘，只在农场大门遗迹前面的第一道沙梁子底下捡了一天就够数了，觉得太亏，要求修正合约，改为按劳付酬，农民说他赖账。他说农民骗钱。双方一冲突，秘密就公开了，这才传到了老杨的耳朵里面。但是，抗议发动不起来。这样的事情，没人觉得有趣。

很可能拣来的骨骼里面，就有安兆俊的。然而面对累累枯骨，谁又能够区别，英雄与奴才、殉道者与市侩、老实人与骗子、这个人与那个人？即使是未来的基因考古学家，又怎么能够知道，哪具骨骼里面，曾经“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更何况，早已经，没有人想要知道这个。

这些没有坟墓的森森白骨，曾被人们忘记得一千二净，在荒原上风吹日晒草缠沙拥。由于有用处，这才被想起。于是乎公文飞驰，药水浸泡，教鞭戳指，动物标本一般任凭拨弄。

突然一下子，血与火的历史都退缩到了遥远的地平线，湮没在遗忘的阴影中。而那些至今纠缠着我们、耗尽着我们，我们牢牢记住和竭力想要纠正的一切，也好像倏尔之间，都幻化成了一些不可阐释的象形符号，谁也没有兴趣再来把它们弄清。

留下来的，只有我这一星半点在烈风中飘零四散的记忆：他的保护、他的话语、他的握手、他的冷峻的侧影、炎热的眼泪，和寂寞的歌，还有他的《工地快报》——那个意义的追寻，那种向绝对零度挑战的意志。

由于有这些，我才在全方位孤独、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岁月里，理解了“祖国”这两个字的涵义，感觉到了自己与它的联系，以及与历史、与整个文化人类的联系。不管这联系是何等渺茫虚幻，甚至是想象的产物，作为轭下的奴隶，它就是全部的生存意义。

一转眼四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不知道他的两个儿子，安泰和安石，现在都在哪里？还记得自己的父亲不？如果没有意外，他们该都过了四十岁了。我深深地祝福他们！但愿他们能够知道，他们的父亲，是一个值得他们自豪的、真正的人。

月色淡淡

在夹边沟，有过两次难忘的邂逅。

一次是在领取邮包的时候。

农场里每个月有一天，在场部分发邮包。谁有邮包，名字写在小黑板上，收件人收工回来看到，可以在晚饭后“学习”前的那段时间，去排队领取。人多，邮包要检查，所以等的时间长。学习会往往迟到，但不算犯规。

那天我有邮包，和许多人一起，在场部办公室外的墙根，或蹲或坐，等着叫自己的名字。大家默默无言。有的打盹，有的在薄暗中缝补什么，有的三个五个一起，抽自制的烟卷。我呢，就这么坐着，干等。深秋的晚风掠过寸草不生的地面，尘沙和垃圾落寞地迴舞。有时迴风穿过人群，在身上留下灰土。

我旁边坐着一个老头儿，大约五十来岁，戴着一顶皱巴巴的解放帽，帽沿塌下来耷拉在前额上。花白胡子很脏。眼囊肥大空虚，松弛下垂，一副衰疲不堪的样子。他紧闭着嘴，反覆看他的两只手。手上许多大大小小的裂口，如同象形文字。天黑下来以后，他同我搭讪起来，问我叫什么名字。说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见过。问我是不是在《新建设》上发表过文章，题目是《论美》？说那篇文章观点鲜明，概念模糊，逻辑不严格，算不得科学论文，他只当艺术品看。还举了几个例子，记忆力之好，思维之敏捷，使我惊讶。

我说你是搞美学的吗？他说不是不是，只不过是个爱好者。因为好奇，什么都感兴趣，杂七杂八都看。他的专业是语言学。他懂好几种语言。最喜欢的却是藏语。他说藏语的表达能力，一点儿也不比汉语差。用藏文翻译的梵文佛经，和迦利陀婆的著作，还有泰戈尔用英文写的诗，都比汉文翻译的更好。更达意也更传神。用藏文记载的各种西藏典籍，包括苯教的教义，那精深独到之处也不是不懂藏文的人能够真正理解的。我问他冰心和郑振锋翻译的泰戈尔怎么样？他说可以，但损失还是很多。诗本不可以转述．何况是泰戈尔。

他说泰戈尔写过一本书，也叫《论美》，问我看过没有？我说我不懂英文。他说要学。学外国语要趁早，年纪大了就难了。接着他向我介绍泰戈尔那本书，说得很详细，可惜我都记不得了。那时的我，这方面的兴趣已经衰退。粗糙刚硬的现实，打磨掉我一层柔嫩的皮肤，打磨掉我许多纤细精致的感觉的触须，把我也变成了粗糙与刚硬。我要的已经不是虚幻空灵的诗与美，而是足够的食物、休息和睡眠，是火与剑，野性的叫喊，掀天揭地的狂风暴雨。一切梦想家、议论家、感伤家、爱美家，包括过去的我自己，对于我来说都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了。在这没有绿色的土地上，在这无爱的人们中间，听一个无力的老人谈论那另一个世界的事情，我不觉得多么有趣。

无心地听着，无心地望着他，黑暗中依稀觉得，他的语调，他的面影，有什么地方，参差像我的父亲。对面土屋墙上，抹上了一层淡淡的月光，淡得如果不是半墙阴影的衬托就看不出来，却映照得一排一排的土屋清冷荒寒，凄厉得慌，仿佛是被世界抛弃遗忘在那里的一些空房。空房与空房之间是无边的旷野．雾海一般隐约微茫。那人苍老、沙哑而又热烈的话语，听起来也像这月光，黯淡、虚幻，而又遥远。

忽然办公室里叫我的名字，我一下子跳起来，向那里跑去。包裹是母亲寄来的寒衣，里面有一封信。等管教干部一一看过，已变成乱七八糟的一大堆。来不及整理，一股脑儿抱着就往回跑，都忘了向那位不知姓名的老汉打个招呼。第二天想起来，才意识到这是失礼，肯定伤了他的心。我只能希望，有机会能再次遇见他，向他道个歉，听他说说话。后来农场的形势越来越严酷，年轻人日益衰弱，老弱者纷纷死去。这个希望，也越来越渺茫了。

还有一次难忘的邂逅，是在夏收的时候。

干农业活，夏收是一个特别紧张的环节。为赶在麦子成熟以后脱粒以前把它抢收回来，农村里都要男女老少齐出动，披星戴月地干。我们分场四个大队都是基建队。但是到了夏收时节，全都要支援场本部的农业队。这是紧张的突击任务，要求连夜干。分场长在动员报告中说，外面的广大人民群众都在大跃进，插红旗寸土不让，干革命分秒必争。很多人通夜不睡，连续作战几天几夜，你们要立功赎罪，难道可以比人民群众还少出力气吗？

农场的麦地，同荒地也差不多。麦子稀疏矮小，许多地方根本就没长出来，长出来了的也有许多没抽穗。不管有穗没穗。我们的任务是把它一齐连根拔起，捆成捆儿背到路边，等候农业队的马车来拉走。没法子掌握进度，有时大片的地只要走个过场就行了，有时又得寸寸前进。有时在前进中会遇见别的基建队，并捧干一阵，各又分开。没见过面，但又似曾相识。陌路相逢，也不甚觉得有趣。

沙土很松软，拔起来不费劲。一抖，根上就没土了。但是晚上不睡觉，很困。长时间蹲着，腰、背、膝都很酸痛。受不了时，可以跪下，爬着干，比较省力，但是跟不上趟，爬一阵还得再起来，蹲着追赶一阵，难受得很。不过这中间可以偷吃生麦子。把揉下的麦粒在手掌心里一搓，吹去麸皮，往嘴里一丢，是一件快事。大家都饿，都偷，所以没人举报，都只装没看见。这样各个孤独的和对立着的个人之间，似乎又有了某种无形的联系，这也令人惬意。

问题在于，人吃了生麦子，要拉稀。那几天普遍拉稀，农场有不少右派医生，和我们一样劳动。有幸分配到医务所，可以看病派药的，只两个。夏收时，他们背着药箱在工地上跑来跑去，也通夜不睡，很困很累。地大，人多，顾此失彼，难得一见。见着了，就给几粒土霉素，很管用。

那天半夜里，我们队和另一个队在高地上会合，转移前坐在地边休息，来了医生。大家蜂拥过去。他每人给四粒预先包好的土霉素。有人嫌少，过一会儿又再去要一次。医生记不清，照给。我也想这样，刚要站起来，坐在旁边的一个陌生人按住我的胳膊，说，土霉素吃多了不好。又说，我是医生，你要相信我。

月光下看不清他的年龄。只觉得那头发浓密、嘴唇宽厚，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样子，像个书呆子。我依他没去，他似乎对我有了好感，又说，我不骗你。这话，也像书呆子说的，我觉得。

他告诉我。所有霉素类的药物，都对人类有害。它们不但杀死外界侵入的细菌，也杀死我们自己身上的细菌，比方说大肠里面的葡萄球菌。他说要是没有葡萄球菌的帮助，我们就不能充分消化食物。实际上，作为消化器官不可缺少的零件，葡萄球菌已经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了。他说这就像豆根一样，你看到过豆根上有许多瘤子吗？那是根瘤菌造成的，但也是植物合成养料的器官。他说他相信，我们全身各个部分，都有像葡萄球菌和根瘤菌那样同我们共生的各种细菌。他说他猜想我们的身体，甚至我们的每一个细胞都不过是一个各种微生物的共同体。我们的大脑活动，我们的思想感情，不过是许多微生物协同行动所产生的合力。

他说他小时候，听说人的身体有百分之七十以上是水分，很吃惊很难过，因为那不是他的“我”。看到骷髅就害怕和恶心，听说自己身体里也有这个东西，简直不敢相信！后来上了医学院，进了研究所，才发现“我”就是那些东西的总和。究竟有没有我，确实是个问题。他说出去了，一定要把这个问题弄明白。

在深夜的荒原上，野沉沉，月茫茫，星汉垂地。听这些骇人的和忧郁的话语，我受到深深的震撼。但我无知，只能沉默。哨子一响，各走一方，从此没有再见。他提出的问题。长久地困扰着我。每想到这些问题，我就想到他。他姓“鄢”，这个字我不识，以致牢记不忘，竟把他的名字给忘了，怎么想也想不起来。

文革后期，我在酒泉地区五七干校劳动，听说有一个夹边沟的幸存者，在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当门诊大夫。文革中被打死了，就姓这个姓。我常想：那恐怕就是他了。

三十九年以后，一九九五年那个多雪的冬天。我在美国曼彻斯特图书馆，看到一本评介近十年来科学成果的书，说人体细胞内部的腺粒体，实际上是一些早先进入我们的真核细胞并留在里面的原始细菌。它们和其他许多居住在我们体内的小生物一起，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并以其不同于我们的DNA和RNA自我复制。它们推动我们的细胞运作，供给我们氧化能，使我们能活动和思想，我们没有它们就不行。甚至我们自己的DNA也来自这共生体的编码。也就是说，连我们的基因也是由各方面信息指令的协同机制构成的……这本书的作者、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生物学家Lewis Thomas教授感慨地说：原来我的细胞，竟然是一个比牙买加海湾还要复杂的生态系统。但愿它们为我工作，并感我之所感，想我之所想。

把拳头放在书上，我，或者名之为我的这个生态系统，靠着椅背呆想。我想这个世界，对于那个我曾在月夜旷野里遇见的医生来说，真是太不公平了。

蓝皮袄

生息在盐碱地上的人们，特别容易憔悴、褴褛和衰老。皮肤吹了碱风，会枯槁。脚泡了碱水，会皴裂。衣服蒙上了碱粉，会褪色和腐烂。我们这群来自五湖四海的老、中、青，在这里泡久了都分不清谁是谁了。在一色灰不溜秋的人群中，一眼就可以看出谁是新来的人犯：他的衣服较完整色彩也较明确。

但是也有例外。一大队三中队四小队的龙庆忠，可算是老号了，一件衣服始终保持着初来时的光鲜。工地上老远望去，在灰糊糊的背景上一闪一闪，很扎眼。他爱惜那件衣服远超过爱惜自己，也因此出了名。

他并不偷懒，但过于照顾衣服，每要影响劳动，小队会上没少受批评。坚持不改，也上过中队会和大队会。有一次刘场长做报告，还提到过龙庆忠的大名，说你是劳动来了还是找对象来了？引起下面一阵，有气无力的笑声。在刘场长嘴里，还算不上批评。接下去，刘场长还表扬了他几句。因为邮检时发现，他在写给他母亲的信里，说农场生活美好，他在这里很快乐。刘场长说，这是爱场如家，说明思想改造有进步。凭着这几句表扬，队里拿他没辙。

有一次“开荒打擂”，我和他碰到一起。“开荒打擂”是高劳动效率的一种形式。场部划出一大片荒地做擂台，撒上石灰线像跑道，宽如公路，长约三百公尺，并排十六条。各小队派人来翻整，每人一条，同时出发，看谁先到终点。比赛很紧张。但是除了几个管教干部，没有别的观众。观众在另一片工地，挖排碱沟。每天的“战况”，在《工地快报》上登出，如有超前，光荣属于小队。个人得到的报酬，是干更多更重的活——第二天再派你去。

他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瘦得像把筋。衣架子一般顶着那件引入注目的藏蓝色大皮袄，下面空空荡荡直透风。我说只要在腰上捆一道绳子，问题就解决了。他不。他说这是双面咔叽布，磨不得，一磨一道白印，哪禁得起绳子捆！说着他一一指给我看，袖口、肩膀、肘关节处磨过的地方，已经发白，他很伤心，抚摸那些白痕就像抚摸伤口一样。袖口盖住手背，劳动不便，他不得不卷起一道，露出两圈雪白的羊毛。羊毛落上沙土，拍不掉，越拍打越往里钻。他时不时摘掉眼镜，眼睛贴着羊毛，顽强地寻找那里面的异物。休息时也不躺下，只是坐着打个盹。我躺着看他，那纤细的脖子和深陷的两颊，垂着的下巴和吊开的嘴，都无不呈现出深度的衰弱和疲劳。但他顽强地要坐着，劝不睡——衣服要紧。

如果我睡着了，他一点儿声音也不出。我睡不着时他也愿意同我说说话，稍微有点结巴。但是不急不忙，说说停停，不知道是相信我会听下去还是不在乎我听不听。他是独子，自幼丧父。守寡的母亲千辛万苦把他带大；供他上学，直到大学毕业。他是学生物的，毕业后分配在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经常出差在外，调查研究草原寄生虫。回到所里就是吃公共食堂，住集体宿舍，快三十了还没结婚。一心想把在河北老家的母亲接来兰州，互相有个照顾。

母亲是农村户口，按制度规定，不能住在城里。他书呆子想不通，嘟嘟嚷嚷不高兴。又想家，要求调回河北。当时国家正开发西北，由西往东的户口卡得很紧。而且单位上工作需要，个人必须服从。领导给他说：党和国家把你培养出来不容易，你耗费了那么多人民的血汗，到头来却只想着个人的利益，像话吗？他张口结舌答不上来，可还是想不通，嘟嘟囔囔不高兴。

反右运动中，他们单位“右派”凑不够数，给了他一个名额。批斗手续一办，他就到夹边沟来了。他不敢告诉母亲，第一次对母亲说了谎。他说这次出差下乡，可能时间较长，请她放心别急。临走前收到母亲一个邮包，里面就是那件使他在农场大出其名的蓝皮袄。式样老旧，肥大不合身，但是牢固得不得了。那是他母亲自己亲手做的，眼睛老花手指粗硬，针脚不是很齐，但是反反复复，缝得密密实实。

他的故事，特别使我感动，因为我也想念我的母亲。“开荒打擂”结束后，再没机会同他接触，但是常常想到他。那时夹边沟人正在一个接一个地倒下死去。他体质比别人弱，担心他不能坚持下去。在工地上，不免朝一大队那边多望几眼。望见那蓝皮袄在灰不溜秋的人群中一闪一闪，就有一丝欣慰之感掠过心头。我相信那是母亲的爱，给了他生存下去的力量，我想爱是一种比死更强大的力量。

第二年冬去春来的时候，有天晚上我到医务室去换纱布，黑暗中穿过篮球场，看到他在前面走，居然在腰间束上了绳子，到底还是想通了！我很高兴，赶紧迫了上去。他回过头来，竟是穿着那件蓝皮袄的另一个人。那人告诉我，龙庆忠早已死了，接着穿这件衣服的人后来也死了，这衣服到他手里，已经是几易其主了。

军人之死

上官锦文

那天，工地上发生了一件不大平常的事情，三大队的大队长上官锦文，被管教干部韩干事当场撤职，下令捆起来，掷在地上。

上官这人，有点儿怪。一身草绿色军服，不破不脏。才五十来岁，却留着长长的三缕胡子，像胡志明那样。他进来以前，是解放军的高级军官。高到什么程度，犯了什么事进来的，都不知道。只听说他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当过解放军总部卫戍团团长。他在批评别人的时候，常说列宁说过，生活上的不纯就是政治上的不纯。因此有人怀疑他是栽在生活问题上；要不是多次检讨，怎能把生活问题上到这么高的纲上？也有人说他是中了毒招，说要不是有人搞他，他们那号人什么样的生活问题都不是问题。

他的胡子是进来的那天开始留的，扬言不到出去不剃掉。长起来，就有了某种祖父相，有点庄严有点慈祥。配上军服，怪怪的。管教干部们对他也另眼相看，不大管他，还委任他当了我们新添墩分场第三大队的大队长。三大队挨着我们四大队，号子相邻，早晨出工时，队伍相邻，在工地上劳动的地段也常常相邻。我们常可听到他那威严洪亮的嗓门。那作派，那气度，也确实像个大首长。在长长的队伍面前训话是他的本行，驾轻就熟，得其所哉。他并不苛严，也不粗暴，就是摆架子，要面子，话多。这是他的乐趣。

那天早晨，渠里结了冰，我们都赤着脚在冰水里挖泥。三大队许多人不敢下水，怕冰。上官要求大家“打掉娇气”。他说“当年我们红军长征，比这苦多啦，不论伤号病号，一样地翻雪山过草地，都不在话下。要是像现在你们这样，哪能有革命的胜利……”蹲在我们地段上的韩干事，一直在咬着牙签侧耳倾听，抬起下巴朝那边叫道，上官锦文，你胡说白道些什么呀你。停了一会儿，又说，自己穿着鞋子袜子，光叫别人下水，说得再好也没用。上官丢了脸面，回答不知分寸，丢过来一句：你不是也穿着鞋子袜子吗？韩干事取出牙签，慢慢站起来，一面朝那边走，一面说，给我捆起来！

话音刚落，三队几个人立即猛扑上去，把上官按跪地上，去取绳子的人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他们把他双手反剪到背上，在背后交叉捆住然后扣住肩膀上的绳子使劲往上一勒，他杀猪般号叫起来，不像人类的声音。第二声没叫完，卡在喉咙里出不来，卡、卡、卡、卡直响，脸憋成猪肝色，额头和脖子上的血脉蜓蚓一般隆起。

韩干事已在三大队地段上蹲下了，咬着牙签说：才给的三分颜色，就忘了本，连自己是什么人都不知道了！又对大家说：你们听着，你们不要被这个人弄混了，你们不是娇气不娇气、革命不革命的问题，你们是认不认罪、服不服管教的问题。说时，那根牙签在嘴角上一上一下直颠簸。

三大队的人早已全部下水，水里有人带头喊口号：“不许阶级敌人翻案”！“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人民民主专政万岁”！“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全大队的人都跟着喊，瘦胳膊往天上一伸一伸的，细脖子上个个爆出八条筋。人多声音齐，仍然有一种动地的气势。上官脸贴地伏在那里一动不动，一只脚连鞋袜一齐浸在冰水里，半截棉裤都渗透了。

不知道这是韩干事的随意处置，还是场部早有安排，总之从此，上官锦文不再是大队长了，同大家一样做起工来。由于一天的劳动坚持不下来，在工地上吆喝他的人多得很。他日益衰弱下去，胡子剪掉了，脸上手上都有了土，那身神气的军服，也破孔日多，因日积月累的泥巴、盐碱而变成了同大家一样的那种灰不溜秋不三不四的颜色。一天夜里。他开完小队的学习会，没脱衣服就躺倒了。

郭永怀

上官锦文不是农场里惟一穿军服的人，另外还有两个，都在我们四大队四中队一小队。一个叫郭永怀，三十来岁，个儿矮小，脸也很小，颇似《史记》中的白起，“小头锐面”。皮肤黑里透黄，眼白和牙齿也是黄的。不是黄疸病那种带绿意的黄，而是檀香木那种有咖啡味的黄。这使他看上去特别精悍。事实上也是。他到过朝鲜，打过仗，负过伤，背上留着疤痕，如同英雄的勋章。

清晨哨子一响，他总是第一个起身，动作迅速利落。我们穿好衣服去打饭时，他已等在那里了。在工地上也是，每次休息时间一过，他总是刚听到哨子就从地上弹起来，你还没拍完屁股上的土，他已经拿着杠子，提着绳子，在那里等你去同他抬筐了。需要泡碱水的时候，他在里面泡得最久。泡得脚上密密麻麻的裂口比谁都多都深。需要下冰水的时候，他总是第一个脱掉鞋袜下去，弄得大家不得不紧紧跟上。凡此种种，都无不招人厌，惹人恨。

按农场的制度，我们白天劳动，晚上开会“学习”，互相监督互相批评，“插红旗，拔白旗，砍黑旗”。每个人一天的表现，都要受到全小队的评估。大凡在白天偷奸耍滑不好好劳动的人，晚上发言都特积极特踊跃，观察别人特细致，评论别人特苛刻。他们挑不出郭永怀的错，但绝不说他一句好话。我们的小队长柴和根也不说，让他的一切表现全都白费。他好像并不在乎。晚上一言不发，白天照样拼命地干。身上带着针线，休息时缝补衣服修理鞋袜。他的旧军服上满是补丁，但是没有破洞，也不脏，整整齐齐，他因此更加显得精悍。

我们小队里有三个“坏分子”：周道富、魏廷松、陆鸿年，特别地偷奸耍滑特别地能说会道，也特别地憎恨和讨厌郭永怀。渐渐地以他们为核心大家形成了一种默契，联合起来整他。不管是谁上筐，都把他的筐上得特满特高。大家轮流同他抬，他个儿小总是抬前面，后面的人总是把筐绳子拨到他那一头，让重量都压着他。他瘦小的身躯摇摇晃晃站都站不稳还要推着他跑。他在斜坡上滑倒了就催他快点起来别耽误生产。幸而工地上经常有管教干部来来去去，那些人这样做有所顾忌有所不便，不然的话，他绝对支持不了几天。

晚上开会的时候，众口一辞，都说他“假积极”，说他有管教干部在场就出力气，管教干部一走就磨洋工……。诸如此类他都静静地听着，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一言不发。队长叫他表态时，他就说他不是那样。但既说不出道理也提不出证据，只能引来滔滔不绝的反驳和义正辞严的新的指控。他张口结舌无言以对，但好像也不太放在心上。第二天照样下死力干活，不管你怎样整治他他都接受挑战，一不告饶二不放瘫。好在他并不指控别人什么，大家拿他没治，也就算了。就像你踩一块顽硬的小石头，怎么踩也踩不碎它，也就不踩了。

但是你不踩他，他自己要踩自己。就像庄老夫子说的，“山木自砍，源泉自盗”。那时又饿又累又睡眠不足，人人力求自保，他的这种表现，着实不可思议。我一直小心地避着他，有时不得不同他搭档，也要想方设法不被他拖着卖命。比方说两人抬筐，从装筐的地方到倒土的地方有颇长一段路，倒了土以后，我总是坚持杠子和箩筐各人分开拿，这样我可以利用背着空筐慢慢往回走的时间休息一下下。他跑得再快，到那里也得等我。他知道我偷懒，一直不说。

一天，他忍不住了，同我一道慢慢走，说：老高，我们到这里来，可不是来玩的呀。我知道他要说什么，连忙说，我的身体不能同你比呀。他说，我的身体咋能同你比呀，我同谁都不能比。我从小没爹没娘，光着屁股给人家放牛，天天吃的是糠、是菜，吃糠吃菜长大的，咋能同吃饭长大的比呀！再说，你才二十来岁，我比你大十几岁哩！

我回答说，所以你也要保重点儿。他说，现在干就是保重，这也同打仗一样，越是怕死的，越是容易死。我打过仗，这样的事见了不知道有多少。我还没来得及细想，他又说，比方说下冰水吧，你怕是下不怕也是下，不怕下去就不那么痛，越怕越痛越怕越受不了，你说是不是？我想了想，承认他说得对。

尽管这样，他还是没能顶住。开春后，一个冷晴天，他正抬着筐走，突然扑地死去。抬他的人说，他轻得不得了。

张元勤

和郭永怀相反，张元勤是个大个儿。我身高一米七九，在队里算是比较高的了，他比我还高出至少半个头。肩膀宽阔，胸脯厚实，腰细腿长，手大脚大，活像古希腊的雕刻。他五八年夏天才进来，那时我们已很衰弱，他却十分强壮，一身军服，又牛高马大，使我们望而生畏。

可能是个新兵，只有二十来岁，也许还不到二十，脸上一股子儿童的稚气。特别是他的嘴，呈风菱形，活像小孩儿的嘴。下巴结实，鼻子长而直，直通宽广的前额。两朵剑眉外端上扬，大眼睛黑白分明，单纯而机灵，稚气中透着英气。

他一个字也不识，开口就是“老子捶死你”，声如洪钟。这是他的口头禅。听者瞟一眼他那特大的拳头，总不免心里有点儿发毛。但他歌唱得特别好，嗓门子沉雄嘹亮，好像练过共鸣。我猜他是文工团来的，但他不是，也没练过共鸣。他是工程兵，入伍后一直在西藏开山筑路。

农场不禁唱歌，但那仅限于开大会前人到齐了的时候各队互相拉歌，这种解放以来一切群众集会上永远不变的老一套，在农场也照样应用。但如果不是在那种场合，集体的歌声就会被视为“异常情况”，个人高声唱歌也是不允许的。你忘乎所以了吗？你是示威还是什么的？爱唱歌的张元勤被这么吆喝过几次以后，再也不敢在工地上高唱了。但还是常常要低唱，特别是收工以后回到号子里，更是不断低唱：躺在铺上两手枕在脑后唱，斜靠着墙望着屋顶唱，边缝补什么边唱，或者用大手抚摩着脚上被碱水浸泡出来的密密麻麻的裂缝唱。

不知为什么。那些老掉了牙的革命歌曲，从他嘴里唱出来，都有了一种全新的韵味。

二呀么二郎山

高呀么高万丈

羊肠小道呐难行走

巨石满山岗……

晚饭后。开会前，十几个人在薄暗里坐着，听上去特别地苍凉。没有一个人说话，连咳嗽都轻轻的。直到柴和根点上小小的油灯宣布开会的时候，藉着灯光你仍然可以看到，那歌声的余波在人们阴郁的脸上荡漾：它的落寞，它的忧伤，它的对于不可企及的幸福的渴望。

那时候。劳教没有刑期，说是什么时候改造好什么时候出去。你明天改造好明天就可以出去，改造不好一辈子都不得出去。张元勤对此深信不疑。他不知道什么叫改造好，急于出去，就拼命劳动。力气又大，在半死不活的人群中，一个顶十来个。一面干，一面低声唱歌。

解放军

铁打的汉

下决心

到西藏

随着歌声，大堆大堆的泥土从宽阔的沟渠深处连珠炮似地飞向两岸。大家冷冷地看着他，管教干部们也冷冷地看着他。拼命劳动是每个新来者共同的表现，谁都知道他们这样子维持不了多久。没想到的是，钢铁巨人张元勤垮得比任何人都快。应了杰克伦敦的一句话：大块头先死。这不奇怪：一棵草或可养活一只鹅，但绝对养活不了一头牛。吃着和别人同样的一份食物，他愈来愈比任何人都饿得慌焉得快。

渐渐地他不再唱歌，开始磨洋工。磨法很拙劣，就是站着不动。在农场的术语中，站着不动叫“电线杆”。“拔电线杆”是每日工地的常课，也是每晚小队会必谈的老题，是最瞒不过人的了。一天到晚，大家都唬着他，甚至抬筐的人吆号子也唬着他：

张元勤哪

嗨一一嗨

电线杆哪

嗨一一嗨

他没法可想，改为频频大小便。走得远，站或蹲得久，来回慢慢走。这是流行的偷懒法之一，大家不约而同一致使用。我也每天使用。但我们使用，都有个分寸。次数、远近、久暂，都有个限度。正像庄子在他那本老书上所说的，“为恶无近刑”，这样才能细水长流用之不竭。他不懂，恨不得杀鸡取蛋，立即引起了注意。

夹边沟人特别擅长于“和坏人坏事作斗争”，这是“改造好”的一个标志。别看一个个饿得皮包骨累得像稀泥，动作迟缓表情呆滞，这方面的能力可特发达。你以为是神不知鬼不觉的一个小动作，晚上开会时都有人提到。这是长期改造磨炼出来的功夫，不是乳臭未干新来乍到的张元勤所能参透得了的。当他背朝工地捏着个什么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的时候，那背景就成了众所瞩目的焦点。有人记下时间，有人装做也解手遁踪去查看虚实……这种种，他都浑然不觉，做梦也想不到。过一忽儿以为别人已经忘了自己刚回来，又再去一遍。

夹边沟有一份油印的报纸，叫《工地快报》，是劳教人员在场部的支持下自己办的，每天一张，八开大小，表扬好人好事，揭发批判坏人坏事。张元勤的名字终于上了报，说他“抗拒劳动”。某月某日的大小便各几次每次多少时间，都有具体记录。他成了典型，还不知道事态严重。晚间会上把《工地快报》念给他听，他眼睛一瞪，说：天下哪有不许巴矢拉尿的事！

没有人回答他，他以为胜利了。第二天韩干事在工地上训斥他的时候，他用同样的话来回答。韩干事下令把他捆起来。捆人的事，农场常有，他见过，很害怕，听到这个命令，脸都吓白了。嘴巴和眼睛都张得很大，惊恐乞怜的目光，急速地四面求助。

我至今弄不明白的是，那些争着执行捆绑任务的劳教人员，都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大都是文职人员，何况都已饿得半死，怎么就那么懂行那么熟练那么动作敏捷力气大？绳子竟然勒得陷进他的肉里，立即就渗出了鲜红的血，冉冉地浸透了绳子，也浸透了绳子周边的衣服。以致后来撕去绳子剥下衣服，肿胀青紫的两臂和手背都冉冉变成了灰白色。他像小孩儿一样，不停地哭，幸亏农场的医生（也是劳教人员）够水平，没让肌肉坏死，几个星期以后，他终于开始康复。

秋天到来的时候，他收到一个邮包，是山东老家里寄来的，里面是一件棉背心，一双棉手套和一双棉袜子，没有附信。农场每月分发一次邮包，时间总是在晚上收工回来，饭后会前的那一段时间。他领回邮包时会已开始，不敢拆开来看，把它放在膝上，先是隔着布包又捏又摸，后又从邮件的拆口一件件拉出一角来看，在昏暗灯光的阴影里，什么也看不清，但他还是要看。看不清就用那骨节粗大的手指去捻，捻一会儿塞回去，再拉出另一件。这样直到会开完，他立即打开包，一件件抖着翻着看。睡下以后放在枕头边，时不时用他那瘦骨如柴布满裂纹的大手去摸一下。

我的铺位紧贴着他的，可以闻见他那边一股子新鲜棉布的气味，农村的、家的气味，引起许多童年生活的联想。快要朦胧入睡的时候，隔着被子，感到他的脊背在一抖一抖的。渐渐地愈来愈抖得强烈，听到他蒙着头在被窝里哭。渐渐地哭声愈来愈高，完全像小孩子的号啕。黑暗里有人大叫：吵死了！哭声戛然而止。但那脊背的抖动，仍然持续了很久很久。

几个月以后，他的第二个邮包到来的时候，他已经死了。他的名字，在场部那块黑板的“邮件通知”栏里，保存了很久很久。

补记：上官锦文躺倒后，我去了兰州，听说夹边沟人纷纷死去，以为他再没起来。四十多年后，作家杨显惠告诉我，上官锦文那次没有死，后来活着出去了。特此订正。

幸福的符号

夹边沟人共同创造了一个幸福的符号：一种举世无双的笑和举世无双的跑步姿势。

创造的潜力是长年累月地生发和积累起来的，创造活动的展开却始于一个偶然：有一个什么参观团要来。

场部让我们连夜赶建了篮球场，组织了篮球队、舞蹈队、歌咏队、曲艺组、墙报编辑部。参观团来的前一天，提前收工，让我们打扫卫生，理发刮胡子……不过，管教干部们都说，最重要的，还是要“活跃工地气氛，表现出幸福感”。

参观团来去匆匆，没到我们工地。我们白吃了一顿好饭：白面馒头、青菜炒肉，量也比平时多，留下难忘的回忆。那些篮球队曲艺组什么的，都没派上用场，后来也就散了。但是四个大队出的四面大墙报，仍然留在墙上争妍斗艳。只有看了这些墙报，你才会知道，夹边沟小地方是多么人才济济。编排、设计无不具有专业水平。抄写的文章同时也是地道的书法，柳体、颜体、汉碑、魏碑、瘦金体都有。第一大队用刘禹锡诗做对联，“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斗大的字朴拙老辣就像金农的手笔。这样的的好字，不是在夹边沟你就看不到。

文章大都是评论。《驳“党天下”谬论》、《何物“政治设计院”》之类。观点鲜明，情辞恳切。诗更热烈，记得有一首《啊！夹边沟！我新生命的摇篮！》，题目就用了三个叹号。我印象最深的一篇，叫《驳“劳教不如劳改”的谬论》。说有人认为劳教不如劳改，因为劳改有刑期劳教没有。这种人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就是缺乏最起码的政治常识。劳改是对敌人的专政，劳教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是党对我们的宽大。不设刑期，是为了有利于我们改造。改造不好，出去了会再犯错误。什么时候改造好什么时候出去，正体现了党对我们的关心爱护。不知感恩，还要抱怨，真是丧尽天良云云。

没有人能分得清这是严肃还是幽默，真诚还是撒谎。我相信，连作者自己也分不清。不，根本就没人想到要做这种区分。这种“无分别心”（用佛家的话说）是一种自然，混沌中一切的问题都自动地解决了，不必认真。一认真，事情就复杂化了，麻烦就来了，什么都别别扭扭疙疙瘩瘩，就像机器的零件都错了位。这样的事情，也曾经发生过，说来话长。

在这以前的一段时期，我们队归王干事管。王干事刚从军队转业过来，还穿着旧军服。没什么文化，人却厚道。吧唧着一管竹子烟斗，在工地上东转转西走走，很少说话。那天，他在我们小队的工段上蹲了很久，看了看表，说，休息一下吧，都累了。大家极需休息，但又要表现积极，都说不累不累，继续干。

王干事微微张开了嘴巴，一股子诧异和困惑的神色。前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王笑良停止挖掘，一手在后面按着腰，一手扶着锹把，吃力地慢慢直起身，巴结地说，领导落后于群众啦哈哈！这是大跃进中领导上用来发动群众的套话，当时报上屡见。

不料王干事却认了真，眼睛里闪过一丝尴尬，没答腔。低着头用芨芨草杆子通他的烟斗，边通边敲，在鞋底上敲得梆梆响。完了他站起来，头也没回，扑扑屁股就走了。留了一股子莫合烟的气味。

大家更尴尬，觉得没趣，也很不安。本来是要讨好，反而得罪了人，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好别扭！好复杂！幸而王干事不久就被调走了，换了个韩干事，刁钻凶狠，一脸的阴森，从不正眼看人。劳动和学习都抓得很紧，关系也就理顺了。复杂别扭也就改变成了单纯自然。

准备参观团来的那阵子，我们已归韩干事管。他抓活跃工地气氛，从打击抵触情绪入手。白天加强互相监督，晚上加强揭发批判。谁谁谁老是吊着个哭丧脸：你是对谁不满？谁谁谁一天到晚闷声不响：你打的什么鬼算盘？谁谁谁抬箩筐一步三摇：你是耍给谁看？……这样互相揭来揭去，批来批去，终于大家都取得了共识：由于思想没有改造好，我们都多少有些抵触情绪，身在福中不知福。每个人都作了检讨，保证改正，请大家监督。

工地气氛很快就改变了。在所有的大、中、小队里，人人都在微笑。一天到晚笑，随时随地笑。笑着抡镐，笑着使锨，笑着抬筐跑上坡，笑着下坡往回跑。边笑边跑边吆号子。起先是按跑步的节奏吆：嗨——嗨，嗨——嗨。不久就有人在这个基础上，创造出同调的吆歌。吆歌是两个人对吆。抬后面的人吆一句歌词，抬前面的人吆一句嗨嗨作答。歌词都是即兴创作。比方说抬着筐跑过大队长陈治邦身边时，吆的是：

陈治邦哪——嗨，嗨！

好领导哪——嗨，嗨！

经过劳动不好的张元勤身边时，吆的是：

张元勤哪一一嗨，嗨！

电线杆哪一一嗨，嗨！

时值一九五八年，外面正在大跃进，人民群众赛诗赛画赛民歌热火朝天。不知道是什么风把热烈的分子吹过辽远荒漠，吹到了我们这个封闭的大墙之内，夹边沟人也自发地赛起吆歌来了。

不过，对于我们互相磨砺得像剃刀一般锋利的感觉来说，歌词往往都禁不起分析。比方说当天就有人指出，大队长也是劳教人员，称领导不妥。此句遂改为好榜样哪嗨嗨。又有人说既然他没被释放就说明他还没改造好，不能作为榜样。遂又改为干劲大哪嗨嗨，似乎可以了，但陈治邦本人已经琢磨过来，说突出个人不妥，叫不要这样喊了。由于难度大风险高，一度高涨的创作热情逐渐冷落。又都恢复了单纯自然的嗨嗨声。这样也很好。整个工地上所有的人都笑着嗨嗨地跑，已足以表现出我们的幸福感了。

但是我们的笑和跑，同一般的笑和跑还是不一样。一般的笑先得要有快乐。一般的跑先得要有力气。为了做到在没有这两样东西的条件下笑和跑，我们每个人都同自己进行了一场艰苦的和持久的斗争。眼睛眯缝着两角向下弯，嘴巴咧开着两角向上翘，这样努力一挤，脸上横纹多于直纹，就得到了一个笑容。这有点儿费劲。要持久地维持这笑容，就得费更大的劲。笑容由于呈现出这费劲的努力，又有点儿像哭。

跑更难，它要求后蹬弹跳前摆高抬，以致有瞬间两脚同时离地，步伐和速度都增大。我们无力做到这一点，必须先放下前脚才有可能提起后脚，这就和走没有区别了。为了避免像走，我们都尽量弯曲两腿，然后一下子伸直如同弹跳，这样一伸一伸，人也一耸一耸，看起来像跑。如此跑法比走慢一点，比走吃力一点。但是既然不允许走，又无力真跑，它就是惟一的选择了。

参观团来的事早已被忘掉。但这种笑容跑姿，却一直保持下来。因为互相监督的机制和生存竞争的需要，都迫使我们“坚持进步不许倒退”，久之成了习惯，要再改回去也难。成千人的工地上，所有那些瞪得大大的茫然的眼睛全都眯上了。我抬着筐一耸一耸地在全都一耸一耸的人群中嗨嗨地穿行。有时会神经错乱一下：突然觉得周围这些老相识都变成了陌生的怪物。我自己也是。

在一个和往常一样的清晨，我刚把第一筐土抬到沟外边新堆起来的土坡上，碰上日出。贴着长长的直直的地干线，暗红的太阳又大又圆，好像并不发光。但我们这个荒凉空寂、凹凸不平的星球表层，却出现了许多浅蓝色的阴影。我望见在一条细长的阴影里，一群灰暗的小生物一丁点儿一丁点儿地挖着贫瘠的地表，一耸一耸地来来去去，徐徐移动，渐远渐淡，直到消失在太古洪荒时代的背景之中，突然感到一种莫名的错愕。

我想假如有一个不知就里的局外人，一下子面对这独特的景观，一定会惊骇得张大嘴巴，半天也合不拢来。我想单是那无数凝固不动的怪异笑容，就足以把他吓得头发竖竖的。我又想，假如这时发生地震，我们全都突然埋入地下原样变成化石，异代的考古学家也一定不能解释，这举世无双的表情和姿势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想，也许他们会猜测，这是某个非理性教派的神秘仪式；也许他们会想象，这是蛮荒绝域某个己灭绝的人种的生态特征或者文化隐喻，就像玛雅人扁平的头骨，或者新几内亚岛上诡谲的面具那样……不论如何，我相信，绝不会有人读出，这就是幸福的符号。

出死

那天，我们和往常一样，在熹微的晨光里集合，准备出工。很冷，我尽量把棉衣裹紧，缩着头，袖着手，在队伍里跺脚。忽然听到一声叫喊：高尔泰！出来！我走出队伍，韩干事来到跟前，上下一打量，说，回屋里去。

回到号子，在铺位上躺下，两手枕在脑后，看墙上斑驳剥落的泥皮。脑子里空空洞洞，既没有思想，也没有恐惧。不知道为什么叫我出来。但知道怎么的都不会比现状更坏。躺着躺着，不觉沉沉睡去。

不知多久，有人叫我。分场长后面，跟着两个警察。门外停着一辆军用吉普，叫我上车。刚坐下，又叫我带上行李。我把我那堆破烂，连虱子连草卷成一团，哩哩拉拉的，塞在我的座位旁边。两个警察坐前面，我坐后面。这种坐法，使我有了一种好的预感，但也没有多想。

车子时而风驰电掣，时而蹦蹦跳跳，驶过茫茫戈壁。很冷很冷。我裹在那堆破烂里，不觉又沉沉睡去。梦里听到枪声，是我的旅伴在打黄羊。一连几次，都没打着。我醒了又睡，醒了又睡。

傍晚醒来，落日苍茫。车到一个小镇。郊外散落着一些农家的土屋，炕洞里冒着秫秸和干畜粪的浓烟。烟不上升，在大野上聚集成长条的沉云，逐渐溶解在暮蔼之中。使暮蔼混浊而有焦糊味儿。昏黄里透着晚霞的夜紫。若有若无地可以望见荒草的丛莽，成排的白杨，黄沙簇拥的地埂。虽然都毫无绿意，却使我十分感动。望着那人类生活的种种迹象，我有一种久客的游子回到了故乡的感觉。车子未进市区，拐进了一座有高墙和警察站岗的大院，墙上有岗楼和铁丝网，门上挂着“高台监狱”的牌子。

岗楼映着残阳，一半是玫瑰红色的，一半是深蓝色的。我们在深蓝色的阴影里下车，几个穿深蓝色制服的警察，把我们让进一间炉火通红、灯光模糊、充满烟气、热烘烘有股子腐酸味的房间。他们显然是老熟人，谈笑粗声大气。有人端来洗脸洗脚的热水，居然也有我的一份。

接着是丰盛的酒宴。一桌有十几个人，都是公安干警。我也夹带在里面，没人同我说话。他们猜拳行令，痛饮高谈之际，饿得半死的我兀自猛吃，大块肉整个蛋来不及咬碎，几乎都是囫囵吞下。夜里肚子鼓胀剧痛，到天亮都没睡着。

高台，是兰新线上一个小站。一边是祁连山，一边是大戈壁。它位在斜坡上，可以望得很远，风日苍凉。我们一行三人，在这里上了火车。看到车票，我才知道，这天是一九五九年三月六日。我们是在向东往兰州去。

一年多前我被押送西来时，车上还有餐车和卧车，这次都没了。一天两次，列车员分发锅盔，每人一个，又冷又硬，没菜。但乘客们伸出来的手，好像都很急切。拿在手里，好像都很宝贝。那时全国性的大饥荒已经开始，与世隔绝的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只觉得整个车厢，有一股忧郁之气。上上下下的人，个个憔悴衰疲。

第三天早晨，我们在兰州下车。两警察把我带到甘肃省公安厅，交给厅长办公室两个文职公安，就走了。两个文职公安都很友好。一个叫东林，四十来岁，兰州大学历史系毕业。一个叫丁生辉，三十来岁，西北政法学院法律系毕业。他们告诉我，为了迎接“建国十周年”大庆，省委要举办一个“十年建设成就展览”，在兰州七里河建了个展览馆（后来做了甘肃省博物馆）。馆里需要几幅大油画。我的任务，就是要在十月一日展览会开幕前，画出这些画。我问画什么，画多大，他们不知道，说去了会有人告诉我。

最后东林说，我得提醒你一下，这次省委调你来，是临时任务，工作需要。不等于解除你的劳动教养，更不等于摘掉你的右派帽子。劳动环境变了，身份没变。劳动内容变了，性质没变。记住这一点，对你有好处。

丁生辉把我送到七里河，交给展览会筹备处，就走了。临走时给我说，这里都是各个机关抽调来的人，人多口杂，说话要特别小心。但是也别害怕。你同这里任何人的关系，都只是工作关系，只有同我们的关系才是组织关系。谁要怎么样你，都得通过我们。过些日子我们会来看你，有什么事，同我们说就是了。

在当时的语意场中，他这些话，还有东林那些话，听起来都有些异样。把人当人，而不是当政治符号来对待，这不像是组织对个人使用的语言，更不像是暴力机关对专政对象使用的语言。没有一句“改造思想”、“立功赎罪”之类的官腔套话，耳朵竟不大习惯。与其说使我感到温暖，不如说使我感到惊讶。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发现（对我来说是发现）即使在共产党公安身上，也会有人性的东西。顺便说一句，三十年后，我在南京大学再度被捕，关押在成都，审问我的警察之中，也有不少富于人性和道德感的人物。但是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全都符合党文化的规范。互相沟通的机制，要曲折和复杂得多了。前后差异，对于历史的变迁来说，有一种象征意义。不过这是后话了。

筹备处安排我住在展览馆对面的“友谊饭店”。这是一家专门接待苏联专家的饭店，设备豪华。我是第一次住豪华饭店，瘦如骷髅衣不蔽体。置身在厚地毯、大壁挂、沉重的金丝绒窗帘和珠光宝气的枝形吊灯之间，颇怪异，好像有什么事情不对头。其实没什么，当时中苏交恶，这个饭店里已无苏联专家。展览会包下了这些房间。

所有要画的画，都是歌颂新中国的伟大成就。主要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千万人连夜不睡战天斗地移山造海；热爱公共食堂“雷打不散”；放卫星亩产万斤猪比牛大；土高炉遍地开花钢水奔腾……要突出所有这些伟大成就，都是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才取得的。画要经过多次审查，达到“领导满意、群众点头”，才算完成。

给我拿来一大堆画报，这类照片多得很。内容已有公式，七拼八凑即可。不难完成任务。仍然是体力劳动，和艺术无关。好在它的劳动强度比挖排碱沟要轻得多了。问题是我的身体。当时的我，上身瘦得皮包骨，两腿却肿得很粗。成天只想躺着，躺下去就起不来。要起来得翻身俯伏，用两臂慢慢撑起。画大，上下脚手架，得有人扶助。作画时不能久立，时不时要坐一会儿……我咬紧牙关，竭力坚持。我知道，要是达不到要求，就会被送回夹边沟去，那就是死。东林说，记住这一点，对你有好处，这就是好处。这不是画画，这是求生。

饭店里食物讲究，花样多，且不定量。由于吃得太多，很快就胖起来，胖得比我以往任何时候都胖许多，臃肿不堪。但一身肥肉，仍然疲乏，仍然两腿像灌了铅一般沉重，仍然反应迟饨，走路时不知�避，常要和迎面走来的人相撞；仍然在看到别人追逐嬉戏时感到奇怪，不知道他们哪来的那么多力气……四五个月以后，身体又开始消瘦。一天天瘦下去，一直瘦回到劳教以前的水平才停止。这时我才感到，精力和元气渐渐恢复了。不再怕爬楼梯，不再怕走远路。遇事反应愈来愈灵敏；上下脚手架也愈来愈自如……。与之同时，又开始对一些与己无关的事物，比方说星空，河声，或者一只在高空盘旋的老鹰，感到有兴趣。愈来愈爱逛书店，进去了留连忘返。也常常性欲冲动，半夜里醒过来睡不着觉。

工作进展，也愈来愈顺利。过多了审稿的关，学会了投其所好。听多了各种指手划脚，学会了哗众取宠。连省公安厅那边，也听说我在这里“表现很好”。有一幅“社员之家”最受好评。画的是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桌上鱼肉酥脆流油，馒头热气腾腾，男女老少个个满面红光笑口高张。当时全国性的大饥荒正在蔓延。我一门心思制造效果，致力于细节逼真气氛热烈，想不到自己是在撒谎，是在参与扩大灾难。不，有时也想到一下，浮光掠影，并不影响工作。

随着十月一日——“完成任务”的日子愈来愈近，我愈来愈感到不安。存着最好的希望，我做着最坏的准备。每天天不亮起来，沿着黄河长跑，希望能练好身体，禁得起临界的考验。但是考验没有再来，展览会开幕后，留下来编了一本这次展览的纪念画册，我得以在兰州停留到一九六〇年夏天。其时夹边沟农场因死人太多，濒临消失，我已无“家”可归，被送到另一个劳改农场——靖远夹河滩农场。这里的劳动条件和自然环境都比夹边沟好些，何况我的身体已经复元，不怕了。

在荒凉的田野上，想到兰州友谊饭店的豪华，恍如一梦。我发现，那时候，随着肉体的复活，我的灵魂已走向死亡。我已经失掉自我，变成了他人手中一件可以随意使用的工具，变成了物。人的物化，无异死亡。

求生的本能，迫使我开始写作。偷偷地，用很小很小的字，写在一些偶然到手的小纸片上。日久多起来，身上装不下了，得找个秘密的地方收藏。这很危险，但也顾不得了。

多少年来，我东奔西跑，都一直带着这个不断增大的、危险的包袱。我后来发表的文章、出版的书，多来自这个包袱。因为有它的存在，我才敢于确信，我走出了死亡的阴影。

运煤记

靖远境内的夹河滩农场，位在黄河边上，由三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犯人，有军警看管，叫犯人队；一部分是已释放的犯人，叫就业队；一部分是轮流下放劳动锻炼的公安人员，叫干部队。我未经法院判刑，不算犯人；尚未解除劳教，不能就业；但为了方便，编入了就业队。集体劳动，集体吃、住，略似一般农场的农工。

一天，场部从旱峡拉来两卡车煤，过不了黄河，就卸在河对面的山上。怕附近农民来偷，派我和一个叫杜开发的“就业人员”去弄回来，限期十天。杜是个强悍的角色，脸小脖子粗，胸脯宽阔，手大脚大，遍体杂毛连须，脾气暴躁，衣服脏得像泥土一样。

当天我们就扛着铁锹、麻袋、麻绳、背兜、粮食锅碗和一个羊皮筏子出发，抄近路向黄河走去。一路上雷声隐隐，天边团团黑云，不觉己到半空。河面宽处有百多公尺，狭仄处不过几十码，两边峭壁对峙，浪涛抽打着精赤的岩壁，发出郁雷一般的闷响。

我们向上游走了约摸两里，把羊皮筏子放下水，把东西放上去绑扎稳当，同时一跃而上。筏子一沉，接着就被一个大浪抬得很高，像一片小小的树叶，从浪的斜坡滑下去，滑得很深。以为要被埋没了，又一下子被抛掷起来。他用力划桨，被水淋湿的古铜色的皮肤，在烈日下一闪一闪，泛着铜像般凶戾的光。

当黑云吞没了太阳，天地间突然一片昏暗的时候，起了大风，一阵紧似一阵。筏子在昏暗中升沉倾侧，一面不断地向对岸接近，一面被冲向下游，在河面上经由一条约六十度的斜线，恰好在那个峡谷的对面冲上陆地。

我们水淋淋地上了岸，卸下水淋淋的东西，把筏子拖到高处，绑牢在石头上，背上东西就爬山，爬到山洪够不着的地方，才找了个石头洞避雨。洞在峭壁上，朝着河，不深，但是大，背风。上面凸出的岩层，恰像廊檐，可以挡雨。放下东西，又出去打了一大堆柴来，才松了口气。生起一堆火，剥下衣服拧干，赤条条坐着烘烤。

雨来得很突然，一下子四面都是潮水一般的声音。好几股黄色的小瀑布，从岩檐前飞流直下，悠荡着投入河中。河面昏茫一片，雨打出重重白烟。篝火很旺，衣服和麻包上热气腾腾。我们盘腿坐在火边，啃一口大饼，咬一口大蒜，喝一口水，庆幸着如此大雨，却淋不着我们。

吃着他说，要不是这么个天，赶明儿煤就下山去了。我说你急个什么？怕政府们忘了你吗？他说完了咱们可以打些红柳条子，编几个箩筐，到近处村里卖钱。我问有人要吗？他说这边厢箩筐缺得很，两块到两块五毛钱一个，疯抢。我说我不会编，他说我教你，咱俩抓紧点儿，一天编得五六个。我起劲儿起来，说太棒了，赶前不赶后，我们加油干！他说你急个什么，下雨哩。眼睛里阴沉的光，也变得柔和了。

烤了一会儿，他问我家里还有什么人，一会儿又说，只要能回家去，他这辈子就什么也不想了！说着解下腰上的褡裢，取出一个绣着红花绿叶、已经十分污旧了的黑布荷包。又从荷包里取出一个纸包，打开几层香烟纸，里面是一张照片。他侧身就着火光看了一会儿，递给我，同时绕过火堆，蹲在我的旁边，陪我看。

是一张发黄的旧照片，只一寸，却有三个人，且有磨损，看不清。依稀是一个农妇和两个女孩的半身像。右下角一大块指痕的污斑，比人像清晰得多。他用弯曲坚硬、骨节粗大的手指触碰着它，说这是我家里，这是个大丫头，这是老（小）丫头。

我假装很有兴趣，认真地看了一会儿，说，这两个孩子，都是好孩子——看得出来。不料这虚假空洞的客套，竟使他十分感激，对我恭敬起来。我没看他也感觉到了他的感动。他双手接过照片，回到火堆那边，小心地包好，收好。说起他的娃们来，蚂蚱蝈蝈，鸡毛蒜皮，不厌其详。我听着听着，不觉沉沉睡去。那夜发了山洪，雷霆震怒，地动山摇。我呼呼大睡，竟一点儿也不曾觉得。

醒来时天已大亮。一道美丽的彩虹，高悬在雾蒙蒙的河上。雾是流动的，时而浮现出几尖深蓝色的山峰，一会儿又没了。开发早已起身，为了怕吵醒我，没生火，蹲着拣菜。菜是他刚摘来的，像豌豆藤，但较细小。他说这是野豌豆，九月结子，也吃得。我问他是不是又叫薇菜，他说不知道。记得以前读魏诗《采薇》，查过字典，说薇菜又叫野豌豆，应该就是它了。

顺着山沟里卡车的碾痕，很快就找到了那堆煤。估计用背兜背下山去，至少得七八天。我们把麻袋塞紧装满，弄到悬岩的边沿，然后他在上面缒，我在山下接。一整天除了喝水啃馍，都没息口气。天黑下来时，煤都到了河滩上。我们通身乌黑，汗又在黑色上冲出条条斑纹，像两个怪物。麻绳勒出的紫色凹痕和荆棘划破的条条血丝，隐隐作痛。但是一天干了八天的活，心里说不出地高兴，归路上咧着大红嘴对笑。

现在可以有八天的时间，是属于自己的了。开发说编了箩筐，卖了钱，可以寄回家，还可以买高价粮，美美地吃几顿饱饭。他说今天晚上就可以放开肚子，大吃一顿。回到洞里，一面盆结实的拉面，就着薇菜和大蒜，味道好极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兴致勃勃地干起来。时方八月，蒲公英撤着满地银球，浓绿的荆棘丛中．野拘杞已经成熟了，嫣红欲滴。东一丛西一丛的红柳，正开着淡紫色的小花。咆哮奔腾的河水，透过疏落的花丛，闪着耀眼的光芒。一只山鹰在天上盘旋，太阳照着上游的河面，光辉灿烂。

光辉中忽然出现一个小黑点，愈来愈大，是一个羊皮筏子。开发以手遮阳，凝望良久，嘟嚷道，谁来啦？干嘛呢？

来的是杨副场长。我们刚把红柳条子藏好，他就上来了。那边有人报告，对面河滩上有一长排麻包，他来看看是怎么回事。他说，下了山就好办了，明天一早，叫他们来两个人，帮你们过河。马车在对面等，你们要抓紧点儿。说着转身走了。划羊皮筏子的老耿，背着杨的儿子东东，连忙紧紧跟上。没过多久，他们又折回来，说是看到岩壁上有个老鹰窝，窝里有小老鹰，东东要捉来玩，老耿怎么都上不去，叫开发去试试。

这个老鹰窝，我昨天就发现了。曾想上去看看，开发不许，说悬岩陡坎的险得很。有些石头看上去好好的，一踩就掉，掉下来就没命了。这次，他还是这么说。但杨副场长告诉他，可以先用脚试试，不掉再踩。

开发走后，杨对我说，我们就不等了，叫他抓来以后，用红柳条编个笼子一一他在行编的一一垫些草，关进去。小东西娇嫩得很，告诉他毛手毛脚的不行。

我赶到那边岩壁下面。开发已经上去，但离鹰窝还远。一手扳着岩石，一手抓着马兰根，两脚叉得很开，像个大字。那只凶猛的老鹰，在他头上急速地盘旋，好像马上就要猛扑下来的样子。河声浩荡，带着水和石的交响。

走向生活

六二年春播前夕，夹河滩农场接到省公安厅的通知，我被解除劳动教养，允许自谋出路。忙完了春播，我被告知此事。

那年我二十六岁，身无分文，没有一件完整的衣服，全部财产只一副破烂的铺盖卷。家里人都被“专政”，万万不可还乡；异乡更无人缘；一下子真不知道往哪里去。

我问韩场长，找不到出路怎么办？他说不要紧，可以留场就业——留下也是出路嘛。那可就什么都完了！我想无论如何，得先离开这里再说，越快越好。晚饭时把剩余的饭票都换成了馒头，打在包里。第二天领了三十四元生活费和二十八斤粮票，背着行李包裹，拿着一根木棍，就出发了。管账的杨干事问我哪里去，我说进城找工作。他说急什么，哪天有了便车，搭便车走多好。我说不了不了。

春天是多风的季节。这天虽没风，空气里仍悬着微尘，像干燥的雾。大西北徐缓地起伏着的黄土地，在尘网里显得格外苍茫空阔。道路随着地势，波动着游向远方。远方一片模糊。我大步快走，白色的太阳下淡淡的影子，在深深浅浅的车辙上无声地滑过。

没遇见车辆行人。晌午时分，道路穿过一个村庄。几十栋低矮的、有着乌黑廊檐，木棂小窗和马鞍形屋顶的土屋，横七竖八挤在一起。院墙相连，几家共享一口井。井边有人洗菜，有人饮驴，衣衫褴褛。我走过时，都停下来看我，黧黑憔悴的脸上，眼白特别触目。

院墙很矮，墙上当年的标语，都已剥落成一些模糊的色斑。墙边有许多大树的树墩，吹去尘埃，年轮依稀可辨。想当年黛色参天，浓荫垂地，何等雄伟；五八年倒树炼钢，万叶扫空．虎卧龙颠，又何等壮观。现在高炉己废，村上又新栽了不少的小树。我来时杏花初开，白杨也绽放出鹅黄色的嫩叶。篙边墙头，装点出动人的春色。

没人来查问我的身分，政治上的宽松是感觉得到的。不过我的样子一定很可怕，小孩子见了我就跑。大人们都用厌恶猜疑的眼光看我。一个年轻姑娘坐在门口的屋檐下，膝盖上放着个筐箩拣豆子。我走过去，想要点儿水喝。她惊恐地丢下筐箩，逃进屋里，豆子撤了一地．一个老太婆拄着拐杖出来，问我啥子事体，给了我水，把我的水鳖装满，叫我赶快走开，别唬着人了。

过了村又是无边的荒原和田野，不过望中有了人烟。天黑下来的时候，远村的灯光都混进了星星里面。怕惊动村里的人们，被当做怪事驱赶，在田间一个去年的麦秸垛上过了一夜。盖着厚厚的麦秸，在麦香味里仰望一天星斗，认出了童年时代母亲教我辨识的那些星星。它们一点儿也没有变，好像我和世界，也都没变似的。

半夜里醒来，满地露水，结了一层薄霜，月下银光晶冷。有一阵子，我感到害怕。说不清怕什么，荒野？黑夜？孤独？残酷的现实和阴险的未来？好像都是，又像不是……不过很快我就睡着了。天一亮，心情又好了。

我知道，不可能上学读书，也没有反叛的道路。能找到一个远离人群的角落，安静度日，就已经很运气了。在公社化全民皆兵的中国，这同样几近幻想。但我还是不能不想。想来想去，想到了敦煌莫高窟，那个大沙漠中的小小绿洲。不知道能不能像席勒那样（他在古希腊罗马的黄金时代逃避了当时德国黑暗的政治现实），把那些魏隋唐宋的遗迹当做避风的港湾？

日落时分，到达靖远城下的黄河边。浊流漏急，声如郁雷。对岸土城逶迤，暝色里不见一个人影。城上徘徊着暗淡的霞晖，缺处可以望见城里的灯火，东一丛西几点，交织着一圈圈朦胧的光晕，像灰黄色土纸上模糊的水渍。我沿着河朝有城门的地方走去，一个划羊皮筏子的老汉把我渡过了河，指点我投宿在煤场旁边一家骡马车息脚的小客店里。

店是大院子里一排低矮的通铺房，墙和顶棚都被烟熏得很黑，一股子焦油和馊汗的气味。土炕上没有被褥，铺着一条大毡毯，三四个或者七八个人和衣挤在上面，不盖被也不冷。都是些壮汉子，毛孔里嵌着泥土和煤屑，言辞木讷，行为本分，老实巴交。臭虫很多，加上院子里马嘶驴叫，睡不着觉。我在这里住了两天，等候到白银市的班车，想再由那里转车去兰州。

靖远古城，街巷相连，大概颇繁华过一阵子。现在碰上饥饿的年代，自由市场刚刚开放，货物数量花样都少，有点儿像农村市集。中午热闹时分，可以买到茶叶蛋和不要粮票的高价油饼。油饼二两重一个，价一元。我嘴馋，吃掉不少钱。其他时间，土街土巷里都冷冷清清，没处可去。买了点儿笔和纸，趴在炕前面的土炉子上，给在江苏的母亲、姐姐，和在四川的妹妹，各写了一封信。

接着我给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先生写了一封信。谈我对敦煌艺术和敦煌研究的看法。我说就我以前看到的资料而言，我国目前的敦煌研究，好像还停留在考证编年、整理排比、描述介绍的阶段。如何理论地说明不同时代敦煌艺术风格基调的变迁，或者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在这里交汇的机制．则是值得开发的课题。我说敦煌学的真正建立，有待于理论探索考古求证的并驾齐驱。我说我有志于此，如蒙先生不弃，愿为之老死沙洲。写完后看了一遍，觉得有股子大言不惭，狂妄放肆的味儿。但也没有再改，就这样寄出了。估计这事可能性微乎其微，寄出以后也就把它忘了。

班车发车的那天去买票，才知道车票几天前早已售完，而我快没钱了，不能再等。背上行李，到煤场帮他们装卸煤车，弄得通身乌黑，但也搭到了一辆拉煤到白银市的便车。

白银市是新出现的工业城市，基本人口都是工厂员工及其家属。全市没有一棵树，没有一叶草，地上和屋顶上都覆盖着一层铜钱那么厚的灰黑色烟尘。用脚在地上蹭一下，就会露出黄色的砂土，很显眼。天空烟囱林立，浓烟滚滚，五色杂而炫耀。市外一望无际全是寸草不生一色苍黄的荒山秃岭。山都没有姿势，一座座几乎金字塔一般对称。从白银市坐汽车到兰州，走一整天都是这种山连着山，没有任何变化，单调得近乎绝望。直到兰州附近，靠近黄河了，看到星星点点的绿色，紧张的神经才松弛下来。我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心里想，仅仅因为生活在白银市以外的地方，就值得我感激命运了。

在兰州，政策放松的效应随处可见。行人的表情依然忧郁，但街上热闹多了，商店里的货物也多了。街头巷尾时有流动摊贩，叫卖他们自制的产品，随时可以买到不要粮票的高价食物。市中心的兰园体育场和工人文化宫经常举办舞会，人山人海灯影明灭通宵达旦。各单位的周末舞会也都对外开放，来者不拒场场客满。舞是单一的交际舞，永远不变的蹦嚓嚓，人人都不厌其烦。城里开了几家美术公司，由商业部门领导。我都去看了一下，心想必要时是个饭碗。

找工作的事，仍需通过组织。我的组织关系原在文教部门，打成右派后被开除劳教，就归公安部门管了。我想去敦煌，等于要求回到开除我的部门，按规定不许可。但是常书鸿先生看了我的信，坚决要我。省公安厅两个朋友——东林和丁生辉鼎力相助。克服了重重困难，不可能的事情居然成功了。这年六月初，我带着一个提包，一个行李卷，和一顶草帽，到了莫高窟敦煌文物研究所。

敦煌莫高窟

要到莫高窟，先到敦煌城。据说现在的敦煌，已成了国际旅游城市。高楼林立，夜市通宵达旦。还筑了飞机场，客运繁忙。可三十五年前的那时，只有横七竖八一簇簇灰黄色的土屋。一般是平房，顶多两层楼。街上坑坑洼洼，行人稀少，满地畜粪，车过处黄尘滚滚。一丁点儿也看不出，它曾经是古代欧亚大陆桥——丝绸之路上总绾wǎn中西交通的重镇。想当年异国商贾云集，周边羌胡来归，毡庐千帐，土屋万家，鸣驼骄马，绿酒红裙，繁华真如一梦。

城外沙漠中，残留着一些陈迹。西面有汉代的阳关遗墟，和沙州故城遗墟；北面有汉代的玉门关遗墟；南面沿着疏勒河，有一条高低断续的土墩，是长城烽燧的残余；东面平沙中发现了一些木简、农具、钱币和箭镞，折戟沉沙铁未消，说明它曾是东汉以来戍边士卒的屯田。举世闻名的莫高窟，就在东南面鸣沙山和三危山之间峡谷里的悬岩上。

可以想象，万里流沙中这些壁立干仞的悬岩，是洪荒时代雷鸣般的浊流冲刷出来的。但是为什么，那亘古不息、摇天撼地的寥寥长风，那水一般流动着的、填平一切的沉重黄沙，到这个悬岩边上就停止了，宁肯在一旁聚成消长无凭的高高沙山，也不肯进入这小小的峡谷？

峡谷从南到北，狭长一千六百多公尺。有一股地下水从南端冒出来，到北端又没入地下。中间无数百年老树，拔地参天，郁郁森森，掩映着几座古寺。岩壁上高低参差保存着十六国、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十个朝代的洞窟四百九十多个。壁画总面积四万五千多平方公尺，彩塑两千四百多身，还有经卷写本数万，唐宋窟檐若干。据说这些，都只是残留下来的部分，其盛时有窟千余。具体如何，已无可考。不论如何，它不可能是一个人或一个王朝的作品。只有无数人千余年间代代相继层层累进，才有造成这样的宏构巨制的可能。

如果没有佛教的东来；没有印度文化、波斯文化、马其顿东征带来的希腊文化随着丝绸之路上的商队，在这里和月支、乌孙、匈奴人留下的本土文化，以及汉廷的西征健儿、移徙流民，被贬黜的官吏和迁谪文人带过来的中原华夏文化交汇融合，而产生出一种野性的活力，激活了人们创造的潜能，并为之提供了宣泄的渠道，则这种可能性也不会向现实性推移。

所以莫高窟艺术，如果说它是一件集壁画、建筑与雕塑于一体的综合艺术品的话，那么应该说，历史和自然都参与了它的创造。那荒野神奇而又深藏若虚的自然景观，不是更增添了它慑人心魄的艺术魅力吗？那些壁画积淀着岁月递嬗的痕印，或深或浅都成了黄调子，加上部分变色、褪色，斑驳剥落，隐显之间，倒反而更加丰富，更加奇幻。其沉郁浑厚处，光怪陆离处，更是出乎意表，非人力所能及。正如当初锃亮闪光俗不可耐的祭器，后来变成了绿锈斑驳古朴凝重的青铜文物。大自然的破坏力量，在这里变成了创造的力量。鬼斧神工，此之谓乎？

被那斑斓万翠的洪流带着，在千壁画林中徘徊而又徘徊，我有一种梦幻之感。想到历史无序，多种机缘的偶然遇合，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为创造这些作品提供的保证多么难得：想到岁月无情，它历经千百年风沙兵燹xiǎn保存至今更不容易；想到世事无常，我家破人亡死地生还犹能来此与之相对尤其幸运，心中就不由得充满着一种，深深的感激之情。

石头记

在噩梦般的记忆的灰黑色背景上，敦煌莫高窟呈现出神话般的五彩缤纷。初到那里的日子，置身在两个梦境之间，头脑有点儿飘忽。穿着一身不合身的新衣服（都是远方的母亲和姐姐做了寄给我的），到处东张西望，逢人咧着大嘴傻笑。

那些天没给我任务，让我先看看洞子。洞里很暗，只有上午和中午光线好的时候才看得见。其余的时间，我在洞外四处溜达。有好几天，是在莫高窟周边的山里打转。

北面没山，是大沙漠。西边的鸣沙山、南边较高的无名乱山、东边的三危山，我都爬上去过。除鸣沙山是沙山以外，其余的山顶上全是石头。灰褐色的、紫金色的、铁青色的、赭黄色的石头，都含着云母，质地不那么坚硬，久经烈风吹拂，刀砍斧劈一般。远望峥嵘峻峭，近看密密麻麻都是裂纹。用力一扳，有时可以扳下一块。有时那一块还可以再掰开成几薄片。有时掰开来里头有海洋生物的化石。或珊珊，或海藻，或螺或贝，还有鱼，一如嵌进了一副完整的鱼骨。纹理清晰，栩栩如生，但与石头同色，不，它就是石头。

我常在山顶独坐，默对宇宙洪荒，看茫茫沙碛qì上蓝色的云影不息地奔驰，听这些石头无声的话语。它们告诉我亿万年前这里曾是海底，告诉我亿万年不过是一瞬间，告诉我无限时空中这一瞬有等于无，告诉我没有刹那、没有永恒物与我都是虚幻的流影，告诉我所有这些事实。它们都拒绝接受，它们要坚持存在，挑战绝对零度。莫道是地老天荒无人识，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有次偶然相逢。

迎着烈烈长风，听这些无声的话语，我发现这些冰冷坚硬的石头，都有一颗柔弱温暖的心灵。像是凝固的火焰，静静地一动不动。千万年彼此相望，怀着爱情的苦痛。我想，有这苦痛，胜似没有这苦痛。无情何必生斯世？有好终须累此生。接受这世间万物共同的宿命，也是一份难得的睿智。

我把一些完整的化石带回莫高窟，同事们见了都笑，说我少见多怪。这东西一点儿都不稀奇，整个西北高原，直到内蒙青海新疆，可以说满地都是。尽管如此，我还是喜欢它们。房间里几个空空的书架上，一排一排都是石头。它们有时是朋友，萍水他乡，相识虽新有故情；有时是一种哲学，或者一种宗教，一种通向另一个世界的门窗；有时单纯地只是一种艺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呈现出生命力运行的轨迹，带着山风海涛，带着劫火的寒光，如此犷顽，又如此纤柔。

后来书架要放书了，石头们陆续都装进了纸箱，房间里放不下，放到门外廊檐底下。搬家时遗下几箱，文革时全部丢光。道是有情还无情，它们又回到了混沌的故乡。而我，还在不由自主地，被历史的游涡带着走。漂流中写过一些回忆敦煌的诗，其中两句是：相知唯有玲珑石，伴我沉吟到夜阑。

寂寂三清宫

我是一九六二年六月二日到的，在招待所住了几天，后来搬到下寺。

莫高窟原有三座寺庙，一座在狭长地带的最南端，原名雷音寺，简称为上寺。我去那时，已成了所内工作人员的家属宿舍，几个院子里都随处堆放着各家的杂物，晾晒着各家的衣衫，奔跑着各家的鸡鸭。各家洗东西的水倒在地上，形成水洼，正好让羽毛肮脏的鸭子，在里面聊解乡愁。

紧连着上寺是中寺，原先是喇嘛庙，名“皇庆寺”，已经改建，成了研究所办公室、工作室、会议室、招待所、伙房、食堂等等的所在地。大门上，“敦煌文物研究所”七个字是茅盾写的，枯硬拘谨，我不喜欢。庙里剩有两个喇嘛，一男一女。男的叫徐斯，女的叫宝乃。都搬到上寺住了。我初去时，徐斯七十多岁，瘦高一如插图中的唐吉诃德。给所里放羊，常在山中，经旬不归。宝乃八十多岁，仍穿着紫红色僧袍。人极瘦小，又是驼背，高不满一公尺。拄着拐杖行走，身体前倾，摇摇欲倒；语音嘶哑，但目光犀利，时或有一些强壮剽悍的彪形大汉，成群结队越过沙漠来拜望她，称她“老大”，敬畏有加。她那乌黑低矮的小屋门前，常系着雄健的骄马，喷着响鼻，前足刨地，得得有声，俯仰之间，辔头哗啷啷直响。

下寺却是道观，原名“三清官”，匾额犹存。位在狭长林带的北端，莫高窟山门之外。离上寺和中寺约一公里多路。据说很早以前，里面吊死过人。后来有个道士，在那儿被土匪打死。还有些狐仙鬼怪的传说。有几分神秘，几分恐怖，久已没人居住。廊柱油漆剥落，栋梁蛛网尘封，落叶堆庭，荒草芜径。出后门不远，就是著名的藏经洞，内有张大干题壁，字迹遒劲，略有板桥风。前门外不远处的山门上，有“莫高窟”三字，为于右任所题，已被刮除，并用石灰涂盖，然残迹犹存，细审之仍历历可辨。笔意位置，清气袭人，野逸中透着苍健。入山间行约半公里，有一牌楼，新油漆甚鲜艳。正反两面，各有“石室宝藏”和“三危搅胜”四字，蓝底金字，光闪闪特扎眼，是郭沫若手笔。搔首弄姿，我不喜欢。

我喜欢三清宫的宁静，要求住在那里，办公室同意了。我扫净一间厢房，搬了进去，一住就是三年。后来所里决定将办公室搬到下寺，动手施工改建三清官，才搬到上寺，与大家为邻，享受往来应酬的热闹，还有鸡鸭儿童的欢叫。改建后的三清宫，面目全非，但也终于没做办公室。因为紧接着，“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我一点儿也不喜欢我上寺的居所，但也没有在里面住多久，文革一来就被抄家查封，带着个行李卷搬到牛棚去住了。牛棚常换地方，我们居无定所，值得后来怀念的，也还是那苍苔露冷的下寺三清宫。

所里四十九个人，编制分为研究部、石窟保护部和行政部。研究部分为美术组、考古组和资料室。我所在的美术组，包括张大千留下的裱画师李复，共九个人。主要工作是研究和临摹壁画。按所里的年度计划，在年初把全年的任务分配落实到每个人头上，各自完成。七八个人加上考古组一共二十来个人，分散到近五百个洞子里，还是比较自由的。我白天在洞里临摹，或在资料室翻书，下班后在食堂吃过晚饭就回“家”。虽然工作并不乏味，我还是很爱回家一一回下寺三清官去。那是一个属于我个人的世界，离人群愈远，它愈开阔。

房间窗子朝东，窗外有几十棵合抱的大树，当地人叫它“鬼拍掌树”，疏疏落落占了很大一片地面。疏林外是河滩，川流不息。河那边隔着荒芜的丛莽，可以看见高坡上几个古代僧人留下的舍利塔。再过去就是三危山了。傍晚回来，开门就可以看到，三危山精赤的�fchán岩映着落日，火焰般腾跃着一片金紫银红，烈烈煌煌。返照染红河水，还把蓝色的树影投射到房间里的东墙之上。偶有鸟飞鱼跃，墙上就会漾起，层层明亮的波纹。我常常凭窗站着，长久地一动不动，看山上的光焰渐渐暗淡，直到它变成深紫色，才点上那盏老式的煤油罩子灯，捣弄分配给我的专题。桌上一摞一摞，全是老得发黄的线装书。

我知道在敦煌研究敦煌学，条件难得。我知道我的安全和利益都在于利用这个条件，钻进故纸堆里，成为这方面的专家。这是我想来敦煌的主要动机。想来而真能来，是一种幸运，我十分珍惜。我感激常书鸿先生帮助我来到这里，急于让他知道，他没有看错了我。利益的考虑加上急于求成，我在研究和描摹两方面都全力以赴。常常为了解决一个很小很小的问题，比方说某句佛经和变文的异同、某窟某条题记的确切年代之类，花上好几天，甚至几十天的功夫。为临摹四六五窟元代密宗壁画，我在这个我所不喜欢的洞窟里耗费了整整一年的时间。

有天深夜，我渴了。到四六五洞去取我的暖瓶。巨树森黑，月影满地，足音清晰。唐、宋窟檐上，间或传来几声檐马的叮当。隔着密林，那古代的声音像就在耳边。甚至那些较大的沙粒从悬岩上落下，打在窟檐或栈道上的细微的声音，也都清脆可闻，使寂静更加寂静，静得像戈壁一般沉重。我穿过长长的沙路，爬上高高的梯子，进出黑暗的洞窟，没入阴森的古寺，一路上都觉得，自己像一个幽灵。推开房门，看到昏黄的灯光照着那一桌子破旧的古书，我突然有一种，被活埋了的恐惧。无边的寂静就是坟墓，在其中那些古人虽然已经死了，好像还活着。我自己虽然活着，却好像已经死了。

以前惊涛骇浪中浮沉，我曾经渴望寂静，梦想着有一个风平浪静的港湾，好安顿遍体鳞伤的身心。现在我得到了寂静，同时也就明白了，寂静不等于安宁。轻柔温软的寂静，有一个冷而且硬的内核：它是刹那和永恒的中介，是通向空无的桥梁。当我感觉到，而不是推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产生了逃避寂静的欲望。

我翻出那些在夹河滩农场用很小的字写在各种碎纸片上的所见所闻所想，仔细地一张一张看起来。看着看着，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充满着劳役、饥饿和屈辱的生活。总觉得即使是那样的生活，也比现在这样，变成千年古墓里的行尸走肉要好。看着看着，不知不觉，又写了起来。写人的价值，写入的异化和复归，写美的追求与人的解放，写美是自由的象征。自知是在玩火，但也顾不得了。除了玩火，我找不到同外间世界、同自己的时代、同人类历史的联系。我需要这种联系，就像当初需要寂静与孤独。写起来就有了一种复活的喜悦。但同时，也就失去了安全感。写时总要把房门从里面拴住。有时风吹门嘎嘎一响。就会吃一惊，猛回头，一阵心跳。

这批文章，文革中全部失去。大都落到革命群众手里，成了我的罪证。但我无悔，因为写作它们，我已经生活过了。

花落知多少

说起斯坦因、伯希和、华尔纳等人对于敦煌文物的“帝国主义劫掠”，人们都痛心疾首、义愤填膺。一些劫掠的遗痕，至今被小心地保存着，作为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直观教材。如果我们撇开这些什么什么主义，平静地衡量一下损失，心情就会宽缓许多。

敦煌艺术的昌盛，以唐为最。唐以降，愈往后愈失掉昔年的高华与大气，一代不如一代。宋代的壁画都比唐代的草率粗糙。不但结构松散，笔墨缺乏功力和韵律，而且公式化、概念化，千人一面，走进去有种空落之感。好在色彩清旷萧散，还算是有自己的风格。元代除第三窟外，连风格都没了。剥皮抽筋（密宗内容）都入画，很不好看。清代几无壁画，少量彩塑皆鲜艳粗俗，更无美感可言。纵观一千六百年敦煌艺术，就像一条方外的长河寂静无声，气象万千，但是逆向而流（用古埃及人描述幼发拉底河的话说，是一条反向顺流的河，）直到流入市井（所谓世俗化），沙漠甘泉一般地没入地下。这个看不见的损失是怎么来的，至今没人研究。

一代不如一代这样的事，并不稀奇。中世纪欧洲艺术，落后于古希腊罗马时代；苏联文学的水平，远低于十九世纪的俄罗斯……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且不问什么原因，起码敦煌艺术的式微，不是什么特殊的现象。奇怪的是，这样曲线运行的轨迹，会与内地（从中原到江左）的大致符合。例如魏窟粗犷略似建安风骨；唐窟华严正如盛唐之音；宋窟清空也像受了程、朱理学的影响；元以降愈趋世俗化的倾向，也同内地曲子词、小说家言的流行相呼应……敦煌孤悬天末，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发展，都比中原慢好几拍，为什么其艺术基调的变迁，却能与之同步？也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九六二年九月，文化部副部长徐平羽率领刘开渠、王朝闻等一行到莫高窟开专家会，策划石窟加固工程。参观洞子时。议论清代塑像，都说丑陋难看，竟在会上议决，把它们全部砸毁，从洞子里清除出去。我是跑腿的，没有发言权。只能看着雇来的农民抬着一件件砸下的断肢残躯往牛车上抛掷，然后拉到戈壁滩上丢弃，一任它雨打风吹一年年变成泥土。

一条历史的曲线，就这样地被切掉了尾巴。这不算什么问题。如果说，有些被劫掠的文物还可以在大英博物馆之类的地方，获得妥善保护和公开展览的话，那么在被劫掠以后的抢救过程中落入大小中国官员手里、沿途散佚、和被抢救者据为已有的大量文物，后来连影子都没有了。即使那些抢救出来，终于收入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卷子，据陈垣《敦煌劫余录》记载，有许多都是撕裂了拼凑的。那缺失的精彩部分，早已经杳无踪迹。

平时的损失，是不引起注意的。历年来此牧驼、砍柴、敬香赶庙会的人来来往往，拴驴饮马、停车过夜、磕磕碰碰，撞断塑像一根手指或一条臂膀，磨掉壁画上一只眼睛或一个面孔之类的事，从来没人过问。当然这些人都是无意，不算破坏，就像走路踩死蚂蚁，不算谋杀。但后果是一样的。

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当地政府安置白俄逃亡者五百多人到莫高窟居住，每天提供食物，任他们在洞内支床、安炉、生火做饭、刻划涂抹，敲取唐宋窟檐、唐宋栈道的木结构当柴烧。把大批壁画，包括著名的二一七窟《法华经变》和《观无量经变》大面积熏成乌黑。许多塑像上的贴金被刮去，只留下密密麻麻一条条的刮痕。后来（一九三九年）国民党马步芳军队驻扎在莫高窟，乱挖乱掘，损失更无法统计。

抗战时期，张大千到敦煌临摹壁画，在莫高窟住了两年七个月，作摹本二百七十多件。期间给洞窟编了号，也曾呼吁政府筑围墙，禁炊煮，和派人保管石窟。摹本在重庆展出，引起轰动。弘扬敦煌艺术，功不可没。但是张大千的临摹，是用透明薄纸在墙上直接拷贝，方法一如描红，不可能不对原作造成损伤。尤其对于那些粉化、起甲、漫漶、易剥落的壁画来说，损伤很可能是严重的。由于内行人挑选的临摹对象，大都是壁画中的精彩部分，问题就更大了。况且这不是张大千一个人的问题，许多画家、许多美术院校的师生来实习，都这样。

六二年以来，所里的管理逐渐严格。文革后，莫高窟成了旅游热点，研究所改称研究院，按照商业化旅游区的要求，重建了窟前环境，加强了洞窟管理，卖门票开放参观，设专人带队讲解，基本上杜绝了上述种种情况。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人潮带来的空气污染，环境改变造成的生态失衡，反而大大地加快了壁画酥碱、起甲、大面积脱落的速度，要纠正已经很难。

所有这一切无心之失，都是一种历史中的自然，我们不妨听其自然，要不，四十年来整个中国无端损失了那么多人的生命和生活，又在滚滚商潮中失落了那么多的人文精神，我们又当如何？

入世

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于一九四四年，第一任所长是著名画家常书鸿先生。政权易手的翌年，一九五〇年，中共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文物处接管该所，改称敦煌文物研究所，保留原班人马，仍由常书鸿当所长。

一九六二年我到那里时，所里有四十多个人，分别在研究部、石窟保护部、行政管理部工作。所长常书鸿兼任兰州艺术学院院长，在敦煌的时间不是很多。敦煌的日常事务，大都由他的夫人、党支部书记、副所长李承仙负责。李承仙同时也是研究部主任，管业务，兼管人事、后勤、政治思想工作。

她原先是画家，在敦煌临摹壁画二十多年，精通业务。入党后当了领导，政治热情特高，对每个人的要求都很严格。是个急性子，心直口快。有什么事，沉不住气，马上就问，马上就查，喜怒形于色。作为下属，你可以把她的脸，当做政治气候的晴雨表，用不着猜闷葫芦，也难得。

研究所名义上直属中央文化部，实际上在所里领导一切的党组织，是敦煌县委宣传部的一个支部，归敦煌县委领导。县上有什么活动，都要通知所里。所里有一辆中型轿车，我们全体一一党员和非党员——常常坐着它，到二十五公里以外的敦煌县城去听各种报告：传达某个会议精神，布置落实某项政策，动员学大庆、学大寨、学解放军、学某英雄某模范等等，回来后讨论落实，都不打折扣。

我去以前，十多年来，一直如此。所以研究所虽深藏沙海孤岛，研究遥远的古代艺术，却并不与世隔绝。历次政治运动：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反右、反右倾，皆火力充足。有时起步慢一拍，但没有走过场的。同事们相互揭批，积累下许多过节。表面上谦和礼让谈笑无间，骨子里都在较劲。

大学毕业不久就去劳改的我，虽有一些别人没有的经验，对外间世界却不甚了了。到这里，以为是到了世外桃源。面对千壁画林，古木寒泉，和所有这些温文尔雅的好好先生，直觉得像在做梦，如坠五里雾中。

一天早晨，经过资料室门前，遇见史苇湘先生。他是所里资格最老的画家之一，四十年代就来了。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从美术组调到资料室至今。那天见到我，他热情招呼，急速忙乱地掏钥匙开门，同时告诉我他是因为什么所以来迟了，迟不到五分钟，并把手腕伸过来让我看他的表。从无时间观念的我，没细听也不想看，只是傻呼呼笑着示好。他固执地一定要我看了一下，说：“你看，不到五分钟，是吧！”我连说是是是，不明白是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

又一天，在林荫道上遇见考古组施娉pīng婷女士。她和她丈夫、研究部副主任贺世哲两个，都是军人出身的共产党员。在朝鲜打过仗，在大学教过书。觉悟高，见识广，工作能力强，是所里的业务骨干。那次遇见她时，她一手抱着一摞书，一手拖着一根枯树枝。招呼寒喧后，她说这根树枝已经枯了，是风吹下来的，她是顺便拾的。这不用说，一看就知道。我不明白，这为什么需要解释。

像这样的事，经常都会发生。

每次讨论报告，大家发言都很踊跃。学习英雄事迹，气氛也非常热烈。有一次学雷锋，大家全都感动得哭，会议室里一片唏嘘抽嗒之声。施娉婷、贺世哲都取下眼镜，默默拭泪。美术组组长段文杰更哭出很大的声音，哭得眼睛鼻子通红，频频站起来到门外擤鼻涕，擤得喇叭似地山响。我没见过这阵仗，简直懵了。下来李承仙把我叫到所长办公室，说，有人反映你没有阶级感情，学习英雄事迹，别人都感动得哭，你两只眼睛滑溜溜东张西望。是不是那样？——是？——那你想的是什么？

后来又有一天，李承仙把我叫去，说，有人反映你到阅览室看报，总是先看《参考消息》，后看《人民日报》，是不是事实？我说记不得了，我是随便拿的。她说怎么每次都是先拿上《参考》？我说《参考》不能看吗？她说不是不能看，问题是为什么你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动宣传那么感兴趣，党的声音到反而不爱听？这是个什么问题，你想过没有？回去好好想想，也别背包袱，以后改正就是了。

没过几天，她又把我叫去，说，有人反映你写反动诗，是不是事实？我没写，坚决否认。她拿出一张纸，上面写着“台宗悟后无来去，人道苍茫十四年”几个字，下面写着发现的时间、地点和作者高尔泰的姓名。李承仙把纸折掉半截，我看不到检举者的姓名，但我认得，那是我们美术组组长段文杰的笔迹。

两天前到印稿房印稿，在落满灰尘的印稿台上，不经意用手指写了这两句龚自珍的诗。显然老段误以为是我的诗了。我到资料室找了一本《龚自珍全集》，翻到那两句，给李看。李说，不是你写的就好，说清楚就好了。你也别怪人家多心，从一九四九年到今年（一九六三年），正好十四年，现在又正好在批判人道主义，而且你以前受过这方面的批判，人家以为是你写的，也很自然。你别计较那些个，无则加勉么。

无则加勉，有则怎么得了哇！直到这时，我才明白了，史苇湘让我看表，施娉婷解释树枝的来源，以及诸如此类的许多事情，都挺自然挺正常。是我尚未入世，所以才大惊小怪。后来学王杰学焦裕禄，大家又都哭。我想学学不来，就两手按着脸，尽量低下头去。从手指缝里斜眼窥看别人，发现有好几双晶莹泪眼在闪闪地观察我。连忙把头垂得更低，低得都快碰到膝盖了。

红与黑

从六二年到六六年，所里的业务工作，包括研究、临摹、考古发掘、编辑出版和石窟加固工程，基本上都是为一项纪念活动做准备。

据唐碑记载，敦煌莫高窟始建于前秦建元二年，即公元三六六年，到一九六六年正好一千六百周年。所里计划在这一年，邀请国际国内有关的学者专家和宗教界人士，到敦煌举行一系列大型纪念活动，以期进一步推动敦煌学的研究。

一九六四年，报上越来越多地强调阶级斗争和突出政治。对人性论、人道主义、和平主义、历史主义、让步政策、活命哲学、合二为一论、利润挂帅论、战争恐怖论、形象思维论、现实主义深化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等等的批判，也越来越密锣紧鼓。中秋节前，常书鸿从北京赶回敦煌，传达了毛泽东指责文化部和文艺界的两个批示，召开了一连串的会议，决定纪念活动要突出政治，增加一个大项目：开创一个社会主义时代的新洞窟。

经反复讨论，决定利用一个原有的、无壁画塑像的大洞窟，重新装修，在佛像的位置上塑一尊毛主席像，像后的正面西壁画中共党史，题为“万水千山只等闲”。南壁画抗日战争史和解放战争史，题为“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北壁画新中国的伟大成就，题为“六亿神州尽舜尧”。窟顶画共产主义天堂的美好前景，题为“芙蓉国里尽朝晖”。议决后，常书鸿说，插红旗要寸土不让，新洞窟就是一面红旗，插进这些古老的石窟寺群中，恰好是“万绿丛中一点红”。美术组组长段文杰说，这是常所长交给我们的光荣政治任务，我们一定要保证完成。通过创作学习党史，通过创作提高认识，也是我们思想改造的好机会。

工程大，时间紧。美术组承担新壁画创作，任务最重。组会讨论时，常、李都来参加。要求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突出表现党的伟大。要求有装饰性，突出壁画的特点。集体讨论决定，由我先拿出一个小样，大家修改补充，再定稿。我没日没夜地赶了两个多月，赶出几幅示意图。但讨论会却一直开不起来。

李承仙找我谈话，说有人要搞垮新洞窟，我们要坚持顶住。这事拖不得，讨论不成就不讨论了，自己满意了就定稿，我们再组织人放大上墙。一九六五年一年，我一直在干这件事，赶出了四壁和窟顶五个小样。一面墙数百人，动态异而形式一，满壁生风，也真不容易。然而画画出来，已经没用了。

一直埋头画画，都不知时移势易。原来所长办公室里，挂着一幅邓拓手书的赠常书鸿诗：“危崖千窟对流沙，廿载辛劳万里家。发蕴钩沉搜劫烬，长将心力护春华”。报上一点邓拓的名，人们就发现了问题。文革尚未开始，抽调出去搞四清的人都还没回来，所里人就自发地起来揭发“常李夫妻黑店”了。天天开会，先是说常书鸿“业务挂帅”、“唯才是举”，后来连“要把一切暗藏的邓拓分子统统挖出来”这样的话，都说出来了。

“邓拓分子”一词，是发言人贺世哲的发明，可惜后来没有流行。但是他说的另一句话“打着红旗反红旗”，却同后来流行全国的那句话完全一样。贺世哲说敦煌研究所不是没有政治挂帅，而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筹备一千六百周年纪念，所有的项目都是黑的，都是宣扬封、资、修，很黑很黑。一看形势不妙，临时加上个新洞窟，说的是万绿丛中一点红，实际上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更黑了。

说到这里，文质彬彬的他，突然直直地指着我，说，是红还是黑，只要看看新洞窟创作是由什么人挂帅，就很清楚了。他号召大家“解剖麻雀”，先弄清楚这个人的反动本质。接下来大家的发言，矛头都指向了我。说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极右分子，夹边沟逃出来的恶狼，带着花岗岩脑袋，我来所后写的文章，都是大毒草，平时一言一行，都坚持反动立场。甚至有人说，我曾经用朱红大笔，在毛主席像上打了个叉叉。这一条如果坐实，我就够枪毙的资格了。

我刚结婚，渴望安全，十分紧张。常书鸿不在所里，急性子的李承仙，这次倒有静气，处变不惊，叫我安心工作。她问我新洞窟创作是不是革命文艺？我说是。她说那就对了，你怕什么！她说她前几天和窦明海（酒泉地委书记、四清工作团团长）谈过一次，窦说是红是黑，自有公论，要相信群众，相信党。少数人的意见，不代表党的政策，叫她要沉住气。她说，本来么，这还用说。

她的沉稳自信，还有窦的表态，使我安心不少。

一个多月以后，我们到敦煌县委礼堂，去听窦明海作报告。一贯笑眯眯的窦明海，这次一脸的杀气，在讲台上挥着拳头，说要砍黑旗，插红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而且特别提到，“要砸烂敦煌文物研究所这个独立王国”。

我瞟了一眼在座的李承仙，她面无表情。回头又瞟了一眼坐在后拌的贺世哲，他也面无表情。

在回莫高窟的汽车上，除了李承仙和我，大家都很兴奋，齐声地、反复地唱一只歌：

革命的风暴席卷全球，

牛鬼蛇神一片惊慌——

配合着汽车的颠簸，那“慌”字拖得很长很长，大家的脖子也扯得很长很长。头一抖一抖的，脚一踏一踏的，动作很齐，踏得车底板砰砰直响，车厢里灰尘弥漫。坐在我旁边的所长秘书、幽默健谈而善于放声大笑的李永宁，一面唱一面搂着我的肩膀，按节拍一松一紧一摇一晃，笑得满脸都是深深的皱纹。

如歌的行板

第一次见到施娉婷这个名字，是在兰州艺术学院教师宿舍的门上。我想象，这个人一定白皙颀长。后来在敦煌见到她，黧黑矮壮，江湖落气，总觉得不像。在四十来个人的全所会议上，她埋在靠墙的沙发里，两臂交叉着抱在胸前，伸直腿架在沙发前面的茶几上，脚底朝着大家，像一个颠倒的八字。八字左右，分别放着她的眼镜、茶缸、香烟盒、烟灰碟和笔记本。发言时闭着眼睛，不急不忙，可言辞机锋百出。批评所里的工作，尖锐而又雄辩。

她的丈夫贺世哲，倒真的是白皙颀长。带着大黑边近视眼镜，容止若思，温文尔雅有绅士风。总是端坐在会议桌旁，十指修长如音乐家的两手放在桌上，扶着一个紫砂小茶壶。发言低沉徐缓，用词平和周延，都是商量的口气。但观点与乃妻完全相同，很尖锐。听他发言，我常想，纯绵裹铁，此之谓乎？

他们都是军人出身，抗美援朝出生入死，各有不少英勇事迹。后来到大学和研究所工作，教书做学问，也都各有创见，论文深刻严谨。但是书卷气不掩军魂，骨子里仍透着一股子大无畏战斗精神。婚后没孩子，精力除了做学问，都用来磨砺思想的刀锋。读书触类旁通，议事明察秋毫，论人入木三分，谈笑间常从鸡毛蒜皮上升到意义和价值的层次，理论素质如此之好，以致我常常觉得，他们不搞哲学来搞美术史考古，很可惜。

一九六二年秋天，文化部副部长徐平羽带领刘开渠、王朝闻等一行十来个人，来敦煌开会，研究石窟加固工程的事。他俩递交了一份材料，说敦煌文物研究所民主革命不彻底，解放前的所长现在还是所长，旧班底没更新，党的政策贯彻不下来，成了沙漠里的独立王国。具体事例写了几万字一厚本，要求党中央派人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时机不凑巧，正值短暂的宽松期，党的政策强调团结。徐平羽看了材料，不置可否，在会上要求大家搞好团结，共同前进。此事不了了之，他们陷入孤立。

我是新来的，其中提到的事，除了一件，我全都不知道。那件事使我们成了朋友。他俩要创办一份杂志，叫《敦煌研究》，要我给创刊号写篇文章，叫《敦煌艺术的人民性》。我说我不知道“人民性”是什么意思。他们说资料室里材料很多。我说我曾翻了翻，好像谈“继承”的文章，都必谈人民性。但是这个词的意思，从来就没有界定，它好像是从苏联来的，看苏联人的文章，好像更糊涂。

那时中苏交恶的事还没有公开，施娉婷警告我：这话只能在我们家说。贺世哲笑道，我倒是很欣赏你这种独立思考的精神。施说我也是，这不是叫你去到处乱说，小心别人抓你的辫子。

这篇文章我终于没写，帮他们做了些审稿和编排的工作。但是杂志也终于没有出来，因为常书鸿不批准。在写给徐平羽的材料中，贺、施提到这件事，说常不批准，就是不许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批判地研究敦煌艺术。我说这只是推测，假设不等于事实。他们笑笑说，你不了解情况。

一天，在他们家吃饭，谈到夹边沟劳教农场的经历，贺世哲说，那是宝贵的人生体验，很难得的。他说鲁迅说过，有两种人要刮目相看，坐过牢的，上过战场的，有道理。我说，这话，可不像是你们说的。施说，你已经给我们铸好了模子了是吗？拿来看看。我说我不过是觉得新鲜而已。施说，这就是说，你认为我们不该新鲜对吧。我说，你别这样，何必呢，我没上过战场，对付不了。

施说，战场的景象，你没法想象。我请她说说看，她说没法说，只能说个感觉：残酷。静场片刻，贺世哲一脸的严肃，郑重地又说了一句，战争是残酷的！

我说，是，战争是残酷的。施娉婷说你说这话，同我们说这话，意义不同。就像小孩子说人生如梦，同老头子说人生如梦，意义不同。我说我也经历过一点儿战争——不是说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吗？贺说，受政治的影响，不等于你就是投入了政治。我说我说的也只是感觉。三个人同时，爆发出一阵大笑。

有很多很多年，我都没这样笑过了。也许，我从来就没这样笑过。

多年没有工资，到敦煌，每月工资八十三元，除了伙食费，全都寄给母亲。贺、施一再劝阻，告诉我该寄多少留多少。说那边够用就行，你得有个机动：买书、添衣服、置用品，都要钱。粮食定量二十八斤，硬碰硬也不成。还有，你将来总要成家，一点积蓄都没，行吗？这些话，同我母亲说的一样，我感到亲切。

新洞窟创作陷入困境，他们替我着急，又怪我多事。说这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你急什么。我说完不成是我的责任。他们说你既然完不成，当初就不该承担，承担了又完不成，怪谁。我说我没想到会这样，他们说你应该想到。我问怎么办，他们说很容易：放下就是了。给我说了一段禅宗公案：放下即实地。

找李承仙撂挑子，才知道放不放下，是个站在哪一边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过去许多不明白的事都明白了，以前贺、施挑战常、李，如同蚍pí蜉fú撼树，大家都疏远了他们。毛主席责骂文化部文艺界的两个批示下达后，特别是报上点名批判邓拓后，大家发现常、李地位不稳，贺、施有先见之明，又开始向贺、施靠拢。一些平时经常向常、李汇报情况的人，都改为向贺、施汇报情况，或者同时向两边汇报情况。美术组讨论新壁画稿的会老是开不起来，不是偶然的。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遇到无关是非的站队问题。受常深恩，我不能从众，除了竭尽全力搞好新壁画创作，别无选择。贺不谅解，提出一个“新洞窟创作什么人挂帅”的问题，我一下子成了众矢之的，人人喊打。怒火之猛烈，大有要食肉寝皮不可稍待的势头。有一种掉在鳄鱼池里的感觉。

后来“文化革命工作组”进所，宣布我所文化大革命开始，才有了一点点安全感。工作组五个人，其中有两个现役军人。在他们的领导下，所里成立了“文革领导小组”，贺世哲任组长。常书鸿被召回来了，抽调到外面搞四清的人也被召回来了。天天开会，中寺院内贴满大字报，揪出了一个“常、李、高、王黑帮”。高是我，王是王佩忠，老党员，所里的第三把手，前不久揭批常、李，他不遗余力，不知道怎么也进来了。

作为打倒常书鸿的突破口，第一个批斗的是我。重新开始揭发，但都是炒冷饭了。工作组最重视的，是我在毛主席像上划了个叉这一条。他们当现行反革命案，追查得贼认真。恰恰这一条不是事实，揭发人段文杰的证词也前后矛盾，工作组定案时，没写入这一条。后来大家反工作组的时候，这成了工作组保护阶级敌人的一个例子，那是后话了。

接下来批斗常、李、王。叫我在家写检查。我检查自己的错误之一，是反对文革组长，因为他公开场合指控我反动透顶，私下里却称赞我能独立思考；公开场合批判和平主义和战争恐怖论，私下里却说战争是残酷的；指控常书鸿不支持他创办《敦煌研究》是压制对封、资、修文化的批判，但《敦煌研究》创刊号的内容，全是封、资、修。作为旁证，忆写了一份创刊号目录，和每篇文章的内容提要，一并交给了工作组组长、空军军官于家声。

那天晚上如厕，遇到常书鸿先生。说了这事，他大吃一惊，连声埋怨我太冒失。说要是抓阶级报复，你就成了典型！我想想，也有些怕，颇后悔。半个月后又遇见常时，我告诉他对方毫无反应，看样子贺是毫不知情，说明工作组不信任他。常说，要是真的整他，也不会只是因为你那点儿材料，那事情就多了。

又半个月后，八月的一天，开全所会，叫我们四个也去。去了才知道，是要我在会上同贺世哲当面对材料。看得出来，大家同我一样，毫无思想准备。但许多人立刻就敏感到了，文革组长同一个已结案的牛鬼蛇神对质意味着什么。不但纷纷出来替我作证，而且揭发出大量我所不知道的贺的问题。说他是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定时炸弹、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罪名比我的还重。

贺世哲处变不惊，安详从容。据理力争，义正词稳。但说不上几句，就被别人打断。一停下又叫他说呀说呀。他先是瞟一下我，又瞟一下工作组。工作组始终沉默，个个脸上没有表情。他终于紧张起来，频频用手指梳理头发，动作过分用力。一再取下眼镜擦镜片，老擦不完，手也颤抖。我望了望那边沙发上的施娉婷，她不断变换着坐的姿势，左顾右盼，更明显地透露出，一股子在心底出现的恐惧。

哦，勇士也恐惧。

一丝复仇的喜悦，刹那间掠过心头，很快就消失了。沉淀下来的，是深重的悲哀。为自己，也为他们。

离人泪

十月下旬的一天，又叫我们参加会议。会场布置得很隆重，大红布横幅上，剪贴着十五个白色的宋体大字：“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大会”。毛像两边，各有几面红旗。在座的还有几个陌生人，估计是什么上级。

会一开始，工作组于组长就宣布了对我们的处理：常书鸿戴“反革命”帽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留所监督劳动；李承仙开除党籍、工资降六级；高尔泰工资降三级；王佩忠工资降一级、留党察看；贺世哲不予重新登记（清理出党）；施娉婷和其他几个人免于处分；还有几个受了批判的，不算犯错误，放下包袱，轻装前进。

他说，党的政策是批斗从严处理从宽。这是一个胜利的大会，团结的大会，标志着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新生。现在我们可以交班了。我们走后，大家要团结在以何山同志为首的文革领导小组周围，紧跟党和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奋勇前进！

何山是中央工艺美院壁画系的学生，毕业分配来所不久。斗争性强，火线入党，取代贺世哲，当了我所文革组长。他说，我们所现在已经回到了社会主义的轨道，今后一定要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把毛泽东思想千秋万代传下去。

会议气氛热烈，大家纷纷上台，道忠心表决心，笑口高张，泪湿衣袖。我有点纳闷儿，几次扫院子经过阅报栏，好像北京那边早已在赶工作组了，这里却又这样，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看着几家欢乐几家愁，想起几个月前，那次听完窦明海的报告回来，他们在汽车上唱歌的情景，仍有毛骨悚然之感。结局如此，亦堪庆幸了。

工作组走的那天，我们正在下寺割草。汽车从上寺下来，开得很慢很慢。车子两边，挤着三十多人，个个伸长手臂，侧身挪步，争相同车上的人握手说话。握上的手，久久不放。要说的话怎么也说不完。说完了还要再说，和这个说了又和那个说，旁边的人也争着说。七嘴八舌，推推搡搡，趔趔趄趄跟着车走。车上五个人，都半个身体趴在车窗外，两臂抻得很长，在众多晃动着的手中握一会儿这个又握一会儿那个。这只手被抓住不放，那只手又抓住了另一个人的手。同时听几张嘴说话，都不知能不能听清。

这样车子和人群一同，徐徐向前移动。走了很远很远，直到出了山门，快到防风林了，才冉冉加快速度，扬起尘土。尘土里人们开始小跑，愈跑愈快，终于跟不上了，车子绝尘而去，才纷纷站住。喘着气，挥着手帕，翘首眺望。直望到尘土消失，茫茫戈壁上只有云影的时候，才黯然往回走。经过身边时，都没看见我们。一个个眼睛红肿鼻子通红，脸上闪着泪光，无语抽搭。

工作组走后，我们被送到农村劳动，在农民家中吃住，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冬季日短夜长，农事无多。晚上到大队部文化室集合一阵子，就着飘摇的风灯，读《毛语录》，听支书训话、队长调度，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散了会就回冢睡觉。因为到处都很冷，只有炕是热的。这样一天天过着，都不知天外有什么沧海桑田。尽管刀光剑影记忆犹新，也都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事情了。

年底突然来了车子，拉我们又回到莫高窟。一下车就看到，两派对骂的大字报重叠覆盖，语言如火如刀。一派以何山为首，叫“革联”，一派以另一个工艺美院毕业生樊兴刚为首，叫“革总”。双方互相比赛忠于毛主席，互相指责对方反对毛主席，势如水火，誓不两立。据说文化革命工作组执行刘邓资反路线，破坏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所以对立双方，又一致地都反对工作组，都刷出大字标语“强烈要求把工作组揪回来批斗”。

个人的大字报更强烈，特别是那些工作组最信任、最喜欢、跟工作组跟得最紧的人，都说是“肺都要气炸了”，要求“油炸×××”、“砸烂×××的狗头”、“把×××剥皮火烧”。这些×××都是工作组成员的名字，想起几个月前他们送别那些人的情景，我真的懵了。

两派分别贴出大字报，勒令常、李、高、王四个阶级敌人，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号召其余被批斗者起来革命，揭发工作组的滔天罪行。这个敌我界线是怎么划的？为什么敌对双方那么一致？我都不知道。贺世哲一回来，就成了“革总”的领袖。他依旧那么温文尔雅，容止若思，从不使用暴力语言，有儒将风。众人信报，令出必行，大大压倒了何山一派“革联”。

工作组的人早已回了各自的单位，没法揪。我们四个，成了两派共同的敌人，被轮流抄家轮流批斗。过去是文斗，现在是武斗。两派比赛革命，同时也就是比赛仇恨，比赛谁打人打得更凶。常书鸿、李承仙经常被打得血淋淋地满地爬。打他们打得最凶的，恰恰也是那些他们从前最信任、最喜欢、跟他们跟得最紧的人。

牛棚志异

一

那些年所里乱得翻天，都搞不清发生了些什么事情。牛鬼蛇神没有信息来源，坐井观天，更是眼花缭乱。两派斗争，弱势的革联战胜了强势的革总。常常出现新面孔。军宣队、工宣队、农宣队、支左部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来来去去，都不知孰先孰后谁是谁。两派革命群众出去串联，外地的红卫兵进来串联。越串联越斗得凶。以为是你死我活了，却又“实现了大联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以为总算有了秩序，却又更乱了，出现了更多的阶级敌人，要来个“清理阶级队伍”……

帽子五花八门。常书鸿叫走资派、三反分子；李承仙叫地主婆；樊兴刚叫坏头头、现行反革命；贺世哲叫漏网右派、摇羽毛扇的人物、翻案派；施娉婷叫变色龙、小爬虫；史苇湘、李其琼、孙儒涧和我一样，叫老右派；李贞伯有海外关系，叫特务；段文杰有断袖之癖，叫流氓；又曾脱党，叫叛徒。其余诸公，或为反动权威、或为文艺黑线代表人物，或为历史反革命，或为阶级异己分子，或为经济犯罪分子，或为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各得其咎。

除我们四个以外，他们在进牛棚以前，都参加过“大串联”，到全国各地跑了一趟，累得半死。那时不得不去，现在人家问他们为什么混进串联队伍，搞什么反革命串联去了。并要他们按里程退还“国家的”火车票钱。没工资，从生活费中分期扣除。

牛鬼蛇神分男女两批，在两处集中居住。其中有好几对夫妻。除常、李，贺、施以外，尚有孙儒涧夫妇、张峨沙夫妇、万庚育夫妇。他们每天可以在一日三次的“请罪”、吃饭和晚上“政治学习”时见一下面。如有外头的红卫兵来串联，必开斗争会，那就免不了要彼此看到对方挨打了。

一日三餐饭前，我们在食堂毛主席像前集合。排成两行，齐声背诵《毛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人民大众开心之日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他们人还在心不死”等等之类，约十数条。然后向毛像三鞠躬，同时大呼三声“向毛主席请罪”。常书鸿不能站立，跪着叩头请罪。在我们身后的六张圆餐桌上，有一些革命群众在吃饭。早上请罪毕，就围到管生产的孔金桌边，听他分配一天的劳动任务。

晚上八点，再到饭厅集合，学《毛选》，互相揭批。起初，打人的和被打的坐在一起，颇尴尬。当着被打者的面骂自己反动，更难启齿。时间长了也就皮了，不在乎了。但攻防之间，也颇费精神。两个多小时下来，都很累。

睡下以后，汽车司机王杰三常来叫我们去卸车。有时他去拉煤，后半夜才回，要我们卸完煤，把车子打扫擦洗干净。我们睡不到觉，第二天还得起床干活，很难受。有一次大家建议他通过孔金统一安排任务，他眼睛一瞪，说，通过他干嘛！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你们知道吗？天天学《毛选》，咋学的？！

二

其实除了他，别人有什么事，也爱叫我们做。电机房工人候兴，是所里学《毛选》的标兵，为证明工农兵无所不能，用雕塑室的材料，在院子里塑了一尊“毛主席像”。连底座高过三公尺，立正姿势，肩平体直如五根圆柱，上三下二垂直并立。对称地分贴在两边腿上的手指亦等粗等长。头略似毛像，但小如篮球。脚手架一拆，见者骇然．完了把我们通通叫去，轮流给此物喷漆。

喷漆机锈得很紧，压起来很吃力。每人只能压五六下，力气小的只能压两三下。我们二十几个围着那物站成一圈儿，顺时钟方向徐徐移动，轮流压。常书鸿不能站立，跟着爬，轮到他时，也压一下。候兴拿着喷枪上下梯子，两眼放光，时不时大吼：“鼓劲压”，显然体验到了，作品出世的快乐。

他喷了一层又一层。转身时喷枪偶或掠过我们，在我们身上、头上或脸上，留下薄薄一层水洗不掉的小白点。我用上衣包着头，从一个小孔里看世界，看那些海内外知名的艺术家们弯腰低头鼓劲努力的样子，像看西洋景。

三

这几年我一直在看西洋景。不光是有趣的事儿多，这些事儿也拉开了我同环境的距离。起初我是当事人，众矢之的，革命舞台上不可缺少的配角。后来主角们打起架来，把配角撇在一边，我就变成了局外人，得以观戏。

开头，只有我一个敌人，其余都是人民。后来，揪出的人越来越多，我们的队伍一天天壮大，由一个增加到四个，再由四个增加到二十五个。请罪的队伍浩浩荡荡，超过了所里人数的一半。

敦煌县成立革委会那天，城里召开万人大会。把我们也拉去，同全县的阶级敌人一起，戴高帽，挂黑牌，站在司令台两边示众。长长的好几排人，高帽的森林，郁郁森林。我们这一排里，除了常、李、贺、施，还有酒泉地委书记窦明海，敦煌县委书记王占昌，以及一大批党政官员。看到他们都成了我的同类，我有一种怪异荒诞之感。

台上的人讲话，都无不口口声声，要把我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永世不得翻身。但我知道，这已经做不到了。打击面如此广大，“万人丛中一身藏”，我有一种安全感。相信自己的命运，不会比一个此刻正塞满广场、挤坐在黄土地上朝我们挥拳头喊口号的人民群众，更坏到哪里去。

我想，如果林彪、周恩来也像刘、邓那样倒掉，让红太阳脐脂自烧，说不定除了安全，自由也可能来到。

那天天气很好。红旗飘飘像海涛，千万人的呼声地动山摇。我“众中俯仰不材身”，做着美丽的白日梦，居然也感到了一种节日的喜庆。

四

形势莫名其妙，只有不闻不问。反正叫咋咧就咋咧，等待处理就是了。政治学习完了，回去也就睡了。

有一阵子，常常半夜五更，被外面的鞭炮声和锣鼓声惊醒，那是革命知识分子们在庆祝和宣传毛主席发表“最新最高指示”。最新最高指示，有的叫他们到农村落户；有的叫他们到干校改造；有的叫他们把被他们打倒的老干部结合进新的领导班子……。这些“特大喜讯”，使他们欢欣如狂，敲锣打鼓放鞭炮，又唱又跳。

为了紧跟，为了别人都能紧跟，要尽快使它家喻户晓。什么时候从收音机里听到，就什么时候庆祝宣传，分秒必争。由于本地和北京的时差，他们常常在深夜里互相叫醒，飞快地起来行动。

有一次凌晨两点，我们正在卸煤，他们庆祝宣传的游行队伍从不远处经过。两个人抬着一块黑板，上书最新最高指示，走前面。几个人敲锣打鼓走后面。再后面十几个人跳《忠字舞》跟进。黑暗中看不清舞姿，隐约像是京剧里的跳加官。配合着鼓点，舞曲的节奏似乎更为急促：

忠忠忠、忠忠忠、忠于毛主席

无限无限无限，永远永远永远

每过六七十公尺就停一下，锣鼓歌舞齐息，一个人用手电筒照着黑板，把上面的字大声念一遍。然后一阵鞭炮，同时锣鼓齐鸣，队伍继续前进。这样停停走走，从中寺出发，上寺转一圈，然后到下寺，再转回来，起码得两三个小时。我们卸完煤回去，睡下以后才听到，隐隐然有锣鼓声自下寺而来，愈近愈响。

我纳闷：那些地方根本没人，夜静山空，林深石黑，他们去向谁宣传？枕上琢磨，这必是上头的统一安排，城市农村都执行，他们不敢打折扣，所以就树林里转了一圈。我想象，那些夜游的小动物，狐狸呀，跳鼠呀，猫头鹰呀什么的，在惊逃到安全的地方以后，转过身来，侧着脑袋观察这惊天动地的一群，于无声处，一定也同我一样，纳闷儿捉摸不透，他们是什么意思。

五

按照最新最高指示，敦煌文物研究所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因无老干部可以结合，主任暂缺。原文革组长何山当了革委会副主任，领导一切。从此所里的全部工作，除继续搞运动，“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以外，就是“三忠于、四无限”、“抓革命、促生产”，“备战、备荒”迎九大。

所谓“三忠于”，是“忠于共产党的领导；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所谓“四无限”，是“对毛主席要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这项活动是仪式性的。他们把会议室四壁漆成橙色，东墙上画了个红太阳，放毫光。太阳上画了个毛头像，军帽红领章。下面一排向阳花托着三颗红心，三颗红心上写着三个黄“忠”字。每天早、晚各一次，他们在这里集合，立正，手捧红宝书（紧贴心脏部位），面对黄“忠”字，齐声大喊：“敬祝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导师、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连喊三遍毕，再喊三遍敬祝林副统帅永远健康，然后唱语录歌，朗诵语录，学《毛选》。今天该做什么？从《毛选》寻找答案，也就是向毛主席请示。这个仪式的名称，就叫“早请示”。

下来“抓革命、促生产”，办案的办案，消毒的消毒，事务繁忙。敦煌的宗教文化，是毒害人民的鸦片，留着就得消毒。消毒就是革命，也是生产。做好消毒工作，就是对“九大”的献礼。大家把许多纤维板裁成报纸般大小，钉上边框漆成红色，再用黄漆宋体字写上毛主席语录，挂到洞子门上进行消毒。洞窟数百，工作量极大。

语录不是从语录本抄的，是直接从《毛选》里找的，有针对性。比方针对二五四窟的萨朵那伺虎图，选了“要学景阳岗上的武松”那段话；针对二八五窟五百强盗成佛图，选了“看看他的过去就可以知道他的现在”那段话。为要选得合适，他们反复读《毛选》，反复讨论。为确定哪一条更适合哪一个洞，有时吵得面红耳赤，务必让将来的参观者进洞之前，先打个有效的防疫针。

我去扫洞子，看到洞门上这种做工精细的语录牌慢慢增加，很佩服他们的细心和耐心。当然重复之处，牵强附会之处，甚至牛头不对马嘴之处，也还是很多。这不能怪他们，壁画丰富，毛思想贫乏，能够做到这样，已极难能可贵了。

六

所里的日常工作，还有一项“备战”。这项工作我们有份，挖防空洞的事全是我们的。他们每天下午，进行民兵操练，也很紧张。下班前还要到会议室，向毛主席像汇报一天的工作。这项仪式，叫“晚汇报”。

“晚汇报”的程序，和“早请示”相同，只是学《毛选》一项，改为交流学习心得。早上学的，用了一天，有什么提高？有什么成绩？遇到什么问题？发现了什么敌情？哪些事没做好？要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些节目做完，往往晚饭时间已经过了很久，我们牛鬼蛇神们早已做过请罪仪式，吃过饭，准备晚上的政治学习了。

那年冬天，进山开荒回来，我除了扫洞子，还得给所里的伙房备水。每天清早，挑着水桶，带着镐、锨、铁钎，到树林外的冰河上破冰取水。当冰河和它对面的雪山，依次从黎明前的蓝色变为紫罗兰色再变为银红色的时候，我就把伙房的水池子挑满了。胡子眉毛和帽沿子上结满冰花，浑身上下热气腾腾直冒汗。坐在炉子跟前烤一阵子，锁上门，把钥匙送还管理员，才进洞去。管理员在会议室参加早请示。门窗紧闭的会议室里，炉火通红热雾蒸腾，满屋子人挤人，一片朦胧。我一敲开门，就爆炸出一团团炎热酸臭、饱含人气煤气香烟气和强烈油漆味的云团，浓得化不开，像固体一样。

每次，当门又关上时，我都要一下子跳开，心里想，幸亏我不是革命群众。

面壁记

从六二年到七二年，我在敦煌十年，但只工作了四年。六六年文革爆发，成了“揪斗人员”。六九年中共“九大”前夕，被派到酒泉作画，七二年调离敦煌，到“五七干校”劳动。

文革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也改变了人们的形象。所里那些温文尔雅不苟言笑的好好先生，一夜之间变成了凶猛的野兽，剧烈地蹦跳叫喊，忽又放声歌唱，忽又涕泗交流，忽又自打耳光，忽又半夜里起来山呼万岁，敲锣打鼓宣传伟大思想……。整个莫高窟地面上，只有洞中那些菩萨和佛像，依旧保持着往日的自尊与安详。

被揪斗的人多起来时，我这个“死老虎”被撇在一边，常常被派去扫洞子。岩壁上落下的沙子，有时飘进洞里，久之积下或厚或薄的一层。我的任务就是把它扫出来，弄走。这是个没数的活儿，岩壁上上下下四、五层四百九十多个洞子，谁知道哪里进了沙子？如果哪里我没扫，我可以说是刚刚扫过就又落了一层。

有好几年的时间，我都在扫洞子。每天独个儿拄着扫帚，仰头向壁与仙佛同游，仿佛生活在另一个世界。光暗看不清了，就到栈道上望远，“更无人处一凭栏”，也是难得的体验。林海外，一片斜阳，万顷荒莽，有时恍惚里，真不知今夕何年。

这些洞窟壁画，以前都曾看过。但是拄着扫帚看到的，同拿着卡片或者画笔看到的，又不相同。作为佛教艺术，在佛教教义给定的框架范围内，敦煌艺术所展现的内容十分丰富。特别是作为经变（本生故事和感应故事）的背景，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诸如耕种、蚕桑、纺织、建造、狩猎、捕鱼、畜牧、婚嫁、丧葬、教学、商旅、制陶、冶铁、驭车、推磨、炊事、战争、行乞、屠宰、练武、歌舞、百戏、早朝、宴会、帝王将相出巡、游猎、剃度、审讯……等等场景都有。其间宫殿城池、亭台楼阁、桥梁水榭、舟车寺塔、学校店铺、驿亭酒肆、衣冠服饰、宗教仪式具备。以致许多不同方面的研究者，都可以在里面找到有用的东西。

对于卡片来说它们是资料。对于画笔来说它们是范本。对于以待罪之身，手持箕帚，心无所求，依次从容不迫地看下去的我来说，它们成了心灵史，成了一个思维空间的广延量。

都说唐代艺术最好最美，但我个人最喜欢的还是魏窟。十六国时期洞窟里的人物造型，一律矮壮质朴，唐代则一律丰圆壮肃。唯魏晋瘦削修长，意态生动潇洒。额广，颐窄，五官疏朗，眉毛与眼睛相距很远，恰如《世说新语》所说的“秀骨清像”，《历代名画记》所说的“变态有奇意”。也不以色貌色，绿马、蓝马、黑山、白山空无所依，蓝人、绿人、红人、黑人，都白眼白鼻，非人间所见。前呼后拥在黑色或土红色调子的背景上涌现出来，予人以一种奇幻神秘之感。

最使我流连的是西魏二八五窟，直以粉壁为天地，空灵透明。星汉奔流、云气飞扬，涵虚混太清。佛教诸天：日天、月天、纬纽天、毗那夜迦、鸠摩罗天、天龙八部等等，还有佛经中没有，来自中国古代神话的伏羲女娲，朱雀玄武，青龙白虎，雷公雨师，飞廉羽人，东王公西王母，以及《楚辞·天问》中提到的许多怪物，奔腾竞逐于天空。或乘雷电，或踏飞轮。灵幡飘渺，华盖悬空。旌旗舒卷，衣带流虹。潇潇飒飒，满壁生风。

所有这些，包括藻井、龛楣，以及分布全窟的装饰纹样，都用线条勾勒组成。无数纤细强劲、金属丝一般富有弹性，而又修长柔软如游丝的线条，在幽邃诡谲、光怪陆离的色块之中穿行，互相跟随互相追逐，时而遇合时而分离，轻悠下降忽又陡然上升，徐缓伸展忽又蓦地缩回。聚集、交错、相与旋转，以为要纠缠不清了，忽又各自飞散，飞散而又彼此呼应，相遇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像一组组流动的乐音，有笙笛的悠扬，但不柔弱。有鼓乐的喧闹，但不狂野。从容不迫，而又略带凄凉。凄凉中有一种自信，不是宿命的恐惧或悲剧性的崇高，也不是谦卑忍让或无所依归的彷徨。

唐代的洞窟，特别是贞观、开元之际的唐窟，以华严、瑰丽、气度恢弘为特点。色彩鲜艳丰富、金碧辉煌。线描技法亦更为多样。用笔仍是中锋，但有轻重、快慢、虚实、粗细的变化，抑扬顿挫。兰叶、铁线、游丝、曹家样、吴家样错杂并陈。菩萨和供养人等，大都是周家样绮罗人物，曲眉丰颊，莹肌圆体，肩披长发，半裸上身，璎珞珠饰繁华缤纷。或静立，或歌舞，或飞天，或坐思，都妩媚生动，而又端庄从容。不是禁欲的官能压抑，也不是无所敬畏的张狂。佛国的庄严，都化作了人间的温馨。如此大气，又如此隽永。

唐窟中最使我倾心的，还是塑像，特别是二〇五、一九四等几个洞的塑像。同为佛教诸神，却又各有个性。阿难单纯质朴；迦叶饱经风霜；观音呢，圣洁而又仁慈。他们全都赤着脚，像是刚刚从风炙土灼的沙漠里走来，历尽千辛万苦，面对着来日大难，既没有畏惧，也没有抱怨，视未来如过去，不知不觉征服了苦难。一三八窟的卧佛，是释迦牟尼临终时的造像，姿势单纯自然，脸容恬淡安详，如睡梦觉，如莲华开，视终极如开端，不知不觉征服了死亡。

看到死亡的曲子，如此这般地被奏成了生命的凯歌，我想到西方艺术中那些以死亡为主题的雕像（如《拉奥孔》，米开朗琪罗的《死》，或者罗丹的《死》）都是悲剧性的。宽阔的胸脯隆起的肌肉，剧烈的动作紧张的表情，都表征着恐惧与绝望的抗争。相比之下，这些文弱沉静从容安详的塑像所呈现出来的，也许是更加强大的力量。这不是一个可以用阳刚阴柔之类现成的概念，或者十字架和太极图之类近似的比喻可以说明的差异，其中隐藏的消息，也为我打开了一个，通向别样世界的门窗。

在那些小小的石头洞中面壁，我感觉到一种广阔。只可惜天黑了还得回到外面，和其他揪斗人员一起，在毛主席像前请罪，唱语录歌，听训话，互相揭发批判，和自我揭发批判，一如但丁笔下的鬼魂，互相撕扯咬啃。没处躲没处藏，直觉得四面都是墙壁。

荒山夕照

一

从敦煌出发，往北是伊吾、笈笈台子、阿克塞。往东是玉门、酒泉、嘉峪关。往南渡过疏勒河，是终年积雪的祁连山。往西通往楼兰、轮台、白龙堆。再过去就是罗布泊了。如果骑骆驼走，其间皆是七、八天的沙碛行程。一路上荒无人烟，流沙砾石无边。

世界著名文化宝库敦煌莫高窟，俗称千佛洞，就在这无边大漠中的一个小小绿洲里面。绿洲很小，不到一平方公里。除了一个敦煌文物研究所，没有别的单位。除了所内家属，没有别的居民。研究所一共四十九个人，文革中牛棚里进进出出，高峰期间到二十几个。剩下的分成两派，不共戴天。后来说是联合了，所内要办一个“五七农场”。一九六八年冬天，他们派我们进山开荒。

带着很高的定额，冲着北方的严寒，到荒无人烟的深山里去，当然是苦差事。但我们被派的七个人，暗暗地全都非常高兴。我们已经被斗争会、训话、请罪仪式、监督劳动，和深夜里“学习会”上的互相撕扯，弄得精疲力尽。进山去，就有了改变这种状况的希望。起码可以暂时摆脱不安的感觉，松弛一下过于紧张的神经。是的，牛棚里的其他人，已经向我们投来了羡慕的眼光。

七个人中，有一个不识字、没心眼的园林工人，叫吴性善。解放前是千佛洞的道士，自然算牛鬼蛇神。还有一个炊事员周德雄，不识字，精明能干，厨艺一级棒。因为从前开过饭馆，和“资”字沾了边。另外五个都是研究部的业务人员。霍熙亮先生专门研究石窟寺考古，是考古组组长。史苇湘先生治瓜、沙地方史，也精通西域文化，是这方面的权威。他书法也好，经体，有魏晋风。段文杰先生是我的顶头上司，揪出来以前是研究部副主任，美术组组长。揪出来以后是“揪斗人员”组长。文革以后，取代常书鸿当了研究所所长。他们三个打解放前跟随常书鸿来到敦煌，就一直不曾离开，在敦煌学方面的知识，都够得上做我的老师。李贞伯先生原是中央美院教师，到这里也有十多年了。那年我三十一岁，六二年才来，是这一群中年龄最小、资格最浅的。

我们这些人，平时很少往来。除了每周的“政治学习”，几乎从不照面。揪出来后，虽然白天一同接受专政，夜里挤睡在同一个大铺上，心灵也并不相通。相反地，由于日夜密切接触，每个人都害怕不知不觉又被人抓住什么把柄，反而把自己包得更紧了。一个个战战兢兢规规矩矩，连睡觉也不得安心。我就是这样，总怕夜里说梦话自己出卖了自己。

一张炕铺上睡十几个人。我左边是常书鸿，右边是史苇湘。史苇湘一睡下就打鼾，使我十分羡慕。但后来我发现，他并没睡着。假装打鼾是为了表示心里没有隐忧没有抵触情绪。也确实能造成这个印象。我想学，发现这很难。第一是很吃力；第二没听到过自己的鼾声，不知道学得像不像；第三是不能任意停止，除非装做又醒了：第四这样做时，是假定有人在暗中考察我，事实上未必有，全是白费，反成负担。我试了两三次，其难无比，其苦也无比，只得放弃努力。有一次我和他，还有孙儒涧三个人半夜里被叫出去卸煤。回来时听到段文杰说梦话，说“毛主席万岁！”，颇纳闷。第二天劳动时，老段变着法儿试探我们的反应，才知道他是装的。这就更难了。不过我们也坏，不约而同，都说没听见。

现在要进山了，大家都很高兴。不过高兴归高兴，事实上，如果不是他们派了一个“革命群众”押队同去，监督管理我们，我们去了也不会更好些。我们一定会互相窥测互相监督，互相戒备互相咬啃。自己把自己折磨得比在所里时更惨。

带队的叫范华，五十来岁。从小家里很穷苦，在我们所当勤杂工人三十多年了。一贯老实，勤勤恳恳服务，从不多说一句话。解放后政治运动不断，他作为贫农出身的工人阶级，没有伤害过一个人，也没有引起过任何人的注意。五年前闹饥荒时，他看到一只被牧羊人遗弃的丑陋土狗饿得快死了，喂了它几次。没想到它从此跟定他不走了。那时人都没饭吃，哪养得起狗。大家劝他宰了吃掉，增加一点儿营养。他下不了手，一面叫苦一面养着它，被大家笑话了一阵子。

派他押队，纯属偶然。因为差事太苦，别人都不愿意去。这对于我们来说，可真是莫大的幸运。因为只有他不会虐待我们：只有他能够以平等身份同我们相处；也只有他敢以平等身份同我们相处。当他来通知我们准备出发时，我们都服从得起劲而高兴，很快就把开荒要用的一切都准备好了。自己的东西无须准备，我们的房间都被查封了，身边只有一副碗筷铺盖卷。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出发了。

二

千佛洞之所以成为大沙漠中的小绿洲，是因为有一股地下水冒出来，流经此地又没入地下。这股地下水的源头，在南面的丛山之中。山是祁连山的余脉，在戈壁沙碛中颠连起伏，直到消失在无边的旱海。我们的任务，就是上溯到水的源头，在那里开荒，为所里的“五七农场”打下基础。

王杰三开一辆解放牌卡车，把我们八个送到山口。然后我们从车上卸下洋镐、铁锹、斧头、锯子、粮食、炊具，八个铺盖卷和一辆架子车。装载完毕，就进山了。我拉车，他们帮推。踩着一色灰黄的碎石，沿着一色灰黄的山沟，我们朝前走。天大地大，显得人很渺小。坡度和缓，不觉得是在上山。只是偶尔回头，才知地势已经升高。没有人说话。只有脚下的石头被踩得悉索悉索直响。还有车轱辘发出有节奏的、尖细悠长的声音，好像在说：好——了呀！好——了呀！……

晚上打开铺盖，在苦口泉过了一夜。第二天下午，进入一个比较宽广的河谷。在错杂着灰黄色、铁棕色和淡咖啡色的，精赤的山岩下面，开始出现一些有泥土的、长满芦草的丘陵。愈走愈开阔，愈走，山岩愈少丘陵愈多。傍晚时分，我们到了此行的目的地一一大泉。

大泉，是乱山深处一个荒凉的河滩，平旷空阔。河滩上长满了红柳，红柳墩一个接一个连成大片，迂回在许多簇拥着金黄色芦草的丘陵之间，茫无涯际。如果在夏季，远望上去就像希什金笔下蓝色的林海。秋天花开，却是一片粉红。现在是冬天，花和叶子都凋落了，它那细长、柔韧而又繁密的枝干，被夕阳一照，银灰里掺杂着金红，轻柔模糊如同烟云，渐远渐淡，和丘陵、雾蔼结为一体，变成了一片紫色的微茫。而在微茫的上方，悬浮着连绵不断的雪山的峰峦，在晚霞中闪着琥珀色的光芒。

许多地下水从河滩上冒出来，形成许多大大小小的池沼和湖泊，在红柳丛中闪着天光。因为地气暖，这些池水不结冰，清澈见底。水底的鹅卵石上，长满了天鹅绒一般绿油油的水苔。成群的野凫在水面嬉戏，不时一阵阵惊飞起来，发出嘎嘎的叫声。

池边的山岩上，有一所窳yǔ败的小土屋。没有门板，也没有窗棂。里面空荡荡的，左半边是一个大炕，右半边除角落里有一个倾圮pǐ的灶台外，什么也没有。这屋子，从前是骆驼客的驿站，因为别处修筑了汽车路，多年来已被抛弃和遗忘了。

我们把车停在山下，一样一样把东西搬到山上屋里，将就过了一夜。第二天修好灶台，支起案板，清除了炕洞里的积灰，补好了墙上和屋顶上的洞孔，就分头去打柴和搜集干骆驼粪。窗洞子没格子，吴性善干脆用泥石把它封了。门洞上没门板，范华用麻包给它做了一个门帘。只留下屋顶上一个天窗，透亮透气，兼出烟。屋顶下吊油灯盏的麻绳子腐朽了，周德雄从麻包上拆下来麻线，搓了一根新的换上。墨水瓶做的煤油灯盏也擦得晶亮……到晚上，小屋里竟然有了一种整齐舒适之感。我们生起火塘，吹灭油灯，默默地围着火烤了一阵子，居然没有向毛主席请罪，径直就上炕睡觉了。

从第三天开始，在附近的处女地上拓荒。这片土地是从前历次山洪暴发时留下的冲积层，平坦松软，不难开垦。只要刨掉红柳墩，顺着地势打上埂子，略微平整一下，然后挑开一道渠，把池水引入灌溉，就算是开垦出了一片荒地，开春后就可以在这里下犁播种了。据范华传达，“他们”说这片土地，将成为所里贯彻毛主席“五七指示”的第一批成果。

有范华带队，段文杰就不管事了。在所里每天严格执行的那一整套仪式制度，也就没人提起了。白天我们努力干，晚上黑咕隆咚的，大家围着火塘默默地烤一会儿，便上炕睡觉了。炕是干骆驼粪煨热了的，温暖舒适。早了睡不着，就躺着想想心事，或者抽一抽自制的香烟。段文杰不再说梦话，史苇湘也不再装打鼾。“此时无声胜有声”，说明我们的确是解放了。这样躺着，想到没有自我检查互相揭发的学习会，想到不会有人半夜里叫醒我们去卸煤，想到不必天不亮起来排着队向毛主席像鞠躬请罪，想到这里连个毛主席像也没有，就十分地开心，像过节一样了。尤其是，当屋上风声凄切，提醒我们外面是无边的寒冷和暗夜时，蜷缩在暖和干燥的被窝里，就不由得要感激命运。

惟一的问题是粮食不够吃。在外面定量低，还可以有个蔬菜补充。山里没菜，肉更甭想。带来几个萝卜，金贵得不得了，只敢切成细丝洒一点在汤面里当调味品。二十八斤定量硬碰硬，着实难挨。不过（不知道范华是怎么想的）像我们这种人，不挨这个就得挨那个，哪有白享的快乐？屈辱换饥饿，也算值了。

三

过去星期日照常出工，现在星期日我们休息。洗补衣、被、鞋、袜，或者闭着眼睛袖着手，靠在外面南墙上晒太阳。范华带来一套理发工具，用白布包着，那天打开来，挨个儿给我们理发。吴性善一早就出去，到山那边挖来一背箩锁阳，给大家“改善生活”。锁阳是一种块根植物，学名苁蓉，状若男根，晒干了可入药。活血、利尿、健肾、壮阳。在外面稀少贵重，这里却要多少有多少。周德雄把它洗净煮烂，揉进包谷面里，做成一种略带甜味的饼子，让大家吃了一顿饱饭。

饭后围着火塘，我们席地而坐，各想各的心事，享受饱的感觉。天还不太晚，但屋里已经很黑。没人说话，只偶尔有谁咳嗽一下。火塘里的柴枝时不时噼啵一响，爆出一把火花。周德雄噗夫噗夫地吧唧他的烟斗。

“乌鲁木齐真是富得很哪！”

范华没来由冒出这么一句。

没人答话。闪动的火光，映照出八张忽明忽暗的、梦幻似的面孔。过了许久，李贞伯问：“你到过乌鲁木齐吗？”

“到过一次，”范华说，“六二年开专家会，李承仙派我去买吃的。到了那里，什么都有……”

“新疆是少数民族，当然要照顾些啦。”吴性善说。

“到了乌鲁木齐，就像到了外国，啥子都异样着，”范华继续说，声音很低，像是自言自语，“房子也异样着。有尖顶的、有圆顶的、有平顶的，有四边有栏杆的，有带穹窿的。人也异样，高鼻子凹眼睛。有一字胡子的，有大络腮胡子的，有山羊胡子的，有胡子两头尖角往上翘的，有胡子两头尖角往下撇的，也有三绺胡子、五绺胡子像关公的。街上人挤人，西瓜这么大！葡萄这么大！到处都有小火盆在烤羊肉串，一角钱两串，拿在手里滋拉滋拉直冒油。”说着他停下来，拨了拨火。火光明灭，八张忽明忽暗的脸上，徘徊着忧郁的阴影。

“满街的人，穿戴都不一样。各种光鲜的颜色，在一起好亮堂。”范华继续说，声调梦幻似的，仿佛也染上了忧郁。“有戴花帽子穿马靴的，有戴白帽子穿长袍的。袍子有的一身全黑，有的一身全白，也怪。姑娘们有的穿着绣白花的绿坎肩，有的穿着绣银花的紫红坎肩，有的穿着绣着金花的黑坎肩。配各色裙子，有淡黄的，有杏黄的，有大红的，有天蓝色的，都很短，光腿穿马靴，精神得很。嘴里哼哼哼的，满街是歌声……”

“悄悄！”周德雄急促地说，食指放在嘴上。

大家竖起耳朵。百静中，好像有些叮当叮当的声音，隐隐约约。

“这是驼铃，”吴性善说，“骆驼队来了！”

我们到门外观望，什么也看不见。落日苍茫，云山万重，天地间一派金红。无数雪山的峰顶，像一连串镶嵌在天空的宝石，璀璨辉煌。从乌黑浑浊的小屋里出来，突然面对这份庄严肃穆雄浑莽苍，我们都愕然悚然，一时没了言语。

铃声越来越清晰，随之暝色里影子似地出现了七只骆驼，在岩石下池边跪成一纵列。有两个人从驼背上下来，把一件一件很大的东西从驼背上卸下。然后一个人吆喝着骆驼起来饮水，一个人抱着皮大衣朝山上走来。周德雄迎上去，接过大衣，把他让进屋里。

这是一个七十来岁的老头子，独眼，缺了一颗门牙，笑起来很滑稽。可是声音洪亮，精力充沛，说话有股子丹田之气。那饱精风霜，皱纹深刻的小脸，拥在说不上什么颜色的大胡子和大皮帽子之间，发出健康的红光，那只独眼炯炯有神，溜来溜去的什么都注意到了。

“妈的！真冷得够呛！”他一面在火塘前坐下，一面说。同时卷起帽沿，抹掉胡子和眉毛上的冰花。

周德雄燃起灶火，开始烧水。

一个高大壮健、剽悍阴沉的小伙子，提着一口袋面粉进来，不看人，砰地一声掷在案板上，向老汉问道：“咋吃？”

“急什么！”老汉说，“人家烧水哩！”

“给你们烧的，”周德雄巴结地说，“洗脸、洗脚、做饭，都有了。”

此人开过饭店，很会应酬。在我们所里当炊事员，干净利落，饭菜好吃，很受欢迎。不过我们被揪斗以后，他常克扣欺侮我们，还要问我们是不是对党的粮食政策不满。后来他自己被揪斗，又变好了。此刻他一面烧水，一面向那小伙子说，“你去烤火，我来替你做饭。你们有菜吗？”

“没有，”小伙子说。

“我们还有两个萝卜，给你们炒个菜吧。”范华说，一面拿了两个玉米饼子递给他们，“你们先吃这个，掺了锁阳在里面。”

“不要客气，”老汉说，显然感动了。“我们有羊肉。羊呢？”

“在下面。”小伙子说。

“取去！”

小伙子出去了。周德雄一面揉面，一面问道：“哪来的羊？”

“打的野羊——黄羊。”

“怎么打到的？”周德雄停止了揉面，认真地问。

“夹铙夹的。”

“什么夹铙？”

“没见过吗？”老汉说着，站起来揭开门帘，向山下大声叫道，“喂，捎一个夹铙来！”

他们是安西的农民，到这里来给生产队打柴。正要送柴回去，去了还要再来。范华说你们那边搞得不错吧，老汉说不一样，有的好有的不好。我们队还可以。说着小伙子进来，扛着一只剥了皮、冻得铁硬的黄羊，提着一个黑乎乎三角形的钢夹。

老汉接过钢夹，打开，成菱形放在地上，用脚把当中的弹簧踩住，对旁边的吴性善说：“扳那个一一鼓劲！”，吴性善用力扳开弓形板，弓形板张开成了圆形。老汉用钩机把它钩住，然后小心地放开脚，拾起一根拇指般粗细的柴枝，轻轻地点了它一下。钢夹突然吧嗒一声凶猛地跳起来，把柴夹断了。大家齐齐吃了一惊，不约而同都后退了一步。

饭后上了炕，他把油灯拿下来放在炕沿沿上，和周德雄两个就着灯火烧烟锅，讲他打黄羊的故事、打黄羊的方法、黄羊的习性和这一带的地形……直到不知什么时候。

第二天一早，他们就走了。留下一个夹铙和一只羊脚。是周德雄出面向他们借的，约定他们回来时还给，同时给他们一只黄羊。

四

捉黄羊这事得两个人干。其一非我莫属，因为我最年轻。学者专家们跑不动，范要管事周要做饭，大家商量决定，吴性善同我去。

我们住地附近，因为有人迹，羊群不来问津。据老汉说这一带另外还有四股泉。我们找到其中最近的一股，把夹铙下在水边羊脚印最多的地方。用细枝长草轻轻盖好，撒上沙土，扫平。再用那只羊脚像盖章一样，盖上许多羊脚印，使和周围的羊脚印混成一片。然后退着扫除自己的脚印，并在扫过的地方也盖上羊脚印。兴致勃勃地干完这阴险恶毒的勾当，我们就回来了。以后每天去远望一次，一连几天毫无动静。我开始怀疑，是不是操作程序不合格。

不觉又是星期日了。大家休息，我和老吴一大早就起来，到山那边去看情况。发现夹铙没有了，下夹处留下一个空坑。估摸是被夹住的羊把它带走了。为了在满滩满谷的羊脚印中寻找“那只羊”的脚印（它该会特殊些吧），我们弯着腰低着头找了又找，腰都酸了。几乎绝望时，终于在百米以外的斜坡上，发现了一处像铲子铲了一下的痕迹。

可以想象，夹铙只夹住了黄羊的一只脚；黄羊提起那只脚，以三只脚逃跑，所以地面上没有留下特殊痕迹。后来那只脚愈来愈承受不了夹铙的重量，拖了下来，夹铙便砸在地下留下这么个痕迹。顺着痕迹所显示的方向找过去，果然在不远的地方又出现了同样的痕迹，越往前越密，越宽。表示夹铙拧过来横着了。最后竟连成了一片，在沙地上刮出一条小路！路上还有血迹。我们不看前面，只看地下，顺着这条小路在乱山中转来转去，爬上爬下。不知跑了多远，终于在一处山腰上，看见了那个带鲜血的钢夹，和被夹着的一只断下来的羊脚。这个野东西用三只脚逃跑了。

曾经在一本书上看到，如果猎人从上风接近中机的狐狸，狐狸就会立刻咬断被夹住的脚，用三只脚逃之夭夭。据说这种“三脚狐狸”比别的狐狸更残忍更狡猾。据说一切食肉兽都有这个本事。我想，黄羊因为没有尖牙利爪，直到等腿被拖断才能摆脱夹铙，多吃了多少苦头！也曾在另一本书上看到，黄羊时速一百一十公里，比马（八十公里）还快，仅次于猎豹（一百二十公里），而耐久力超过猎豹。现在既然跑了，哪怕只有三只脚，我想我们也无法追到。于是提议回去。吴性善满头大汗，坐在石头上喘气，连连说“唉呀可惜呀！唉呀可惜呀！”大红脸比平时更红了。

这一带地势很高，可以望见干山万壑，像波浪一样奔涌；可以望见山那边淡紫色的大戈壁上，蓝色的云影追逐奔驰，一望无垠的朔风吹拂着银色的凤尾草。我望了一会儿，背起夹铙催促吴性善往回走。夹铙很重，拿起它的时候我才明白，那个野东西拖着它翻越了这么多的山岭，是一场何等惨烈的挣扎。

由于地势高，这一带的山谷里不长芦草，全是褐色的岩石，每条山谷都一样，分不清这条那条。在这样的山谷里行走是令人沮丧的。走着，吴性善说：“等等，我去把那只羊脚拾来。”，回头又往山上爬。我坐着等他。他回来时手里拿着那只血淋淋的羊脚，说：“叫他们看看，多大的一只羊呀！”我没吭气，停了一会儿他又说，“唉呀，可惜呀！”

下午回到大泉宿舍，大家听了吴性善的讲述，无不叹息。那只羊脚从这个人手里转到那个人手里，人人都看了又看，都说太可惜了。精干的周德雄一面揉面替我们做饭，一面盘问吴性善各种细节。案板在他的压力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

“这只羊能捉到。”他忽然说，口气斩钉截铁。大家一下子都坐直了，齐齐朝他望去。他头也不抬，边干边说：“老头儿说过，有些特别大的羊能把夹铙甩掉。可甩掉以后就没有力气了，就会在附近的一个什么角落里卧下。如果发现有人追它，还会起来再跑一阵，第二次卧下就再也起不来了——你们吃，吃饱了再去，一定能追到！”说着面已经下在锅里了。

大家兴奋起来，七嘴八舌一阵热闹，都说是一定能追到。都叫我们吃饱，息好，“鼓足干劲”，把羊捉来。霍熙亮以洪亮的山东腔嚷道：“我们要像毛主席教导的那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史苇湘以浓重的四川口音接上一句：“不到长城非好汉！”李贞伯说北京话，联句似地也来了句毛诗，“万水干山只等闲！”，段文杰摆了摆手，教他们放心，说这事没问题，“若要识英雄，先到艰难处（这是胡乔木的诗）么。”，说着转过身来，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亲切地说，“你说对吧？这下子就全看你的了。”

范华给进门就往炕上一躺的吴性善盖上一件老羊皮大衣，说，“出了汗，不能着凉。”又给坐在火边的我披上一件棉袄，然后坐下来，听大家七嘴八舌，一言不发。等我们快吃完饭时，他说：“你们要吃大苦了，还跑得动吗？”

吴性善应声说，“我真的是一丁点儿也跑不动了！”

“跑不动就别去了！”范华说，“忽忽天就要黑了。这么大的山，谁晓得里头有些啥子东西！别遭遇上个什么，就不好了。”

“你息一息，我去！”周德雄向吴性善说。一面快速利索地用带子把裤脚管缚紧，腰上缠上几股粗麻绳，拿了一根杠子，一把电工刀，坐在我旁边，等我吃完。

我们爬山越岭，又来到发现夹铙和羊脚的山腰上，在石头丛中辨识踪迹。一直跟踪到低处在泥沙和芦草的峡谷里，发现它混合到无数的羊脚印之中去了。

这真是一只精力充沛的羊！于是又开始了一场磨人意志的寻找。在转了无数灰心失望的圈子以后，我们终于发现，一条像细棍子刮过似的新鲜痕迹，可以断定就是那只黄羊的断腿骨刮的。顺着方向找过去，不远处又有一条。越跑，这细线拖得越长，也划得越重，在下到有红柳的河谷里以后，竟连成一条不间断的长线了。

这不是一条直线。它抖动着，弯弯曲曲，弯曲的幅度很大。有时甚至绕出一个不规则的圆圈。在有一个地方，甚至连续出现了两个大小不等的圆圈。这根抖动、弯曲、有时绕成圆圈的线条，生动地刻画出那个受伤的野兽是何等地痛苦和焦急。特别是那些圆圈，分明是它简单脑子里刹那间闪过的绝望留下的痕迹。

有几个地方有血迹，说明精疲力竭的黄羊，曾经在那里停留，窥望和倾听我们的动静。然后又打起精神。挣扎着向前逃跑。

我顺着线奔跑，阅读着这生命力运行的轨迹，灵腑为之震动。不知不觉已经把周德雄丢在后面老远了。

突然，在前方一座巨石的后面，跳出一只毛色像狼的驴子。向我冲来。我猛吃一惊，站住了。那东西也站住了。两物对视，相距不到百尺，各自惊恐。

不知过了多久，听到后面远处，周德雄一声大叫：“黄羊！”

叫声惊醒了那只失措的动物，它掉头就跑。我立刻跟上去追。又开始了一场殊死的角逐。它跳过石头，我也跳过石头。它穿过红柳，我也穿过红柳。等我上了山，它已经下到山谷。等我到山谷里，它已经到了涧那边。但是它的速度越来越慢，我也越来越接近它了。后来它几乎没有速度了，我走近了它。

它被夹断的那只后腿，已经在地上拖得稀烂了。另一只后腿，经过这番奔跑，也被伤口牵拉得拖到了地上。我看着它的后半身渐渐瘫塌，终于全部拖在了地上。但它还用两只前脚，一步，一步，拖着后半身走。不，不是走，是一种艰难、缓慢的移动，但它绝不停止！毛血模糊的后腿、臀部和下腹部在沙石上拖着磨擦，血泥里露出的肌肉和白骨，就像肉铺里的商品一模一样。——但是它，还在一步一步，向前移动。

我慢慢跟着它走。这个既没有尖牙，也没有利爪，对任何其他动物都毫无恶意、毫无危害的动物，惟一的自卫能力就是逃跑。但现在它跑不掉了。爬到一个石级跟前，上不去，停了下来。突然前肢弯曲，跪地跌倒，怎么也起不来了。全身躺在地上，血不断渗入沙土。后半身血肉狼藉，可前半身毛色清洁明亮，闪着绸缎一般的光泽。它昂着稚气的头，雪白的大耳朵一动不动，瞪着惊奇、明亮而天真的大眼睛望着我，如同一个，健康的婴儿。

我也看着它。觉得它的眼睛里，闪抖着一种，我能够理解的光，刹那间似曾相识。慢慢地，它昂着的头往旁边倾斜过去，突然砰地一声倒在了地上。它动了动，像是要起来，但又放弃了这个想法。肚皮一起一伏，鼻孔一张一合。严寒中喷出团团白气，把沙土和草叶纷纷吹了起来，落在鼻孔附近的地上和它的脸上。

我坐下来。不料这个动作，竟把它吓得急速地昂起头，猛烈地扭动着身躯。我想我在它的心目中，是一个多么凶残可怕的血腥怪物呵！事实上也是的。我真难过。

一道斜阳穿过山峡，把河谷照成金黄色。一时间不但黄羊，近处的岩石、红柳、芦草，我脚下的每一颗石子全都像镀了金。一道蓝色的阴影，摇晃着伸展到了我的脚下：周德雄到了。他也猛烈地喘着气，脸色发白，满头是汗。嘴唇一抖一抖的。

“黄羊呢？”他问。

我用下巴指了指地上。

他顿时满脸放光，叫道：“哈呀，这么大！”扑上去把黄羊按住。羊挣扎着，发出一种奇怪而悲惨的叫声。周德雄用膝头抵住它，从腰上解下麻绳，把黄羊的四条腿，不管好的伤的，全部绑在一起，把杠子穿了进去。站起来扑了扑身上的土，说道：“要是那条腿不坏，有三条腿，就可以牵着赶回去了，现在只好抬了。”

我没说话。他找了块石头坐下来，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说，“抽支烟吧。”

我摇了摇头。他一面点烟，一面又说，“真他妈的把人跑炸了！——总算没有白跑！这下子省了不少粮了！冬天的羊肥得很，膘这么厚！——这张皮也不错，可惜后面磨烂了。”

我从没见他这么高兴过。

五

峡谷已完全淹没在阴影中。只有古铜色的晚霞，还在精赤的山岩高头燃烧。我们抬起羊，要回去了。可是羊猛烈地扭动着，发出奇怪而悲惨的叫声。我放下我这头的杠子，要周德雄把羊宰了再抬。他一定不肯，说是宰了就冻硬了；硬了再化开，就不好吃了，而且皮也剥不下来了。

“它痛得很呢，”我说。

“痛什么！它是个菜么。”他说“你要是害怕，你抬前面来。”

我们换了个头儿，抬起来走了不远，羊在绳子上跳和叫了一阵，自己死了。我大大松了一口气，仿佛自己没有罪了，仿佛生活又变得轻快了。加快了脚步，往回赶路。

霞光犹在徘徊，月亮却已经上来了。很大很红，凄厉狰狞，把犷悍的大荒映照得格外神秘。往东望暗影浮动，往西望日月交辉，刹那间有如太极两仪。

“老高，你别东张西望的好不好？”周德雄在后面叫道。“这东西血腥味儿大得很，要是招来了个狼呀、熊呀什么的，就麻烦了。”

在黑沉沉的山影里，我们没命地走。不知走了多少时候，到“家”了。那些人早已睡熟。我们一到，全都风快地起来了。个个欢天喜地，燃起火塘，点亮三盏油灯，灯光映着火光，更加热烈辉煌。火星欢快地飞舞，浓烟起劲地翻滚，就像头上有个颠倒的黄河。大家剥羊的剥羊，提水的提水，烧灶的烧灶，和面的和面……我和周德雄什么事也不做，只坐着烤火，像客人一样。一忽儿有人端来洗脚水，一忽儿有人送来刚泡好的茶。茶刚喝了几口就有人来添满。周德雄兴奋地讲述着追捕的经过，完全忘记了疲劳。大家一面忙，一面起劲地听着，不时提出一些问题，什么细节都不放过。

后半夜，羊肉烧好了，切成很大的块，用面盆盛着，放在炕的中央。八个人盘膝围坐，用手拿着吃。灯火通明，锅里发出噗通噗通的声音，预告着肉还很多。个个吃得半个脸都是油，眉飞色舞地话也多了。

霍熙亮感慨地说，可惜没酒。

李贞伯说他抗战时间在山西喝过一种酒，叫“女儿酒”。当地风俗，谁家生了女儿，亲戚邻居就送一些米作为贺礼，主人用送来的米做成酒，埋在地下，直到女儿长大出嫁时，才挖出来请客。“这样的酒你哪里也买不到，”他说，“我喝过一次，通红透明，像胶一样稠。用筷子挑起来，丝拉得很长，有这么长。”

由各地风俗，说到本地风俗。史苇湘说，从前这一带，过年都要“打铁花”。大年夜人们把烧红的铁放在铁砧上打，比赛看谁打的火花最多最亮最高最远。老人小孩姑娘们都围着看，气氛热烈得很。他说他怀疑李白的诗“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就是写这个。李白是西域人，该熟悉这一带。他说他曾在唐代壁画里找印证，没找到。

段文杰说，这种打铁花的风俗，直到解放前还保存着，他都看到过。他说这一带过年都吃饺子油饼花卷。西北人重主食不重副食，一种小麦面粉可以做出十几种食品，但副食没几样。南方相反。越到南方，副食花样越多，你看广东人，蛇、蛤蟆、生猴脑、活驴肉，都吃，连虫子都吃，蛆都炸了吃，北方人就不。霍熙亮反驳说：“咋不？我们山东人，还有河北人，都吃蚂炸。炸了吃。谁丢了饭碗，人家就说，油条蚂蚱。家里吃去。这是歇后语。”

互不交谈的传统习惯突然打破了！人人都说东道西，高谈阔论起来。直到塘火渐渐小下去，罩上一层白色的寒灰，冷起来了，才一一钻进被窝睡觉。天窗里，已透进银蓝银蓝的曙光。

我们一直睡到中午才起来。

从此我们常去捉羊。都是我同吴性善去。我的狩猎经验愈来愈丰富，心也逐渐地变冷变硬，成了事实上的食肉野兽。然而生活却好起来了。变成野兽以后，生活就好起来了。人与人之间的敌意和恶意也减少了，相处也容易得多了。

兽性的东西居然生产出人性的东西，也大奇。

六

两个月的时间快满了，到时候王杰三要到山口来接我们，一天也不能拖。范华说，回去了他要提出建议，把另外几片河滩也开垦出来。“这样我们还可以再来。”大家一致支持。估计他的建议会被采纳。第一我们开荒愈多，他们功劳愈大；第二他们认为山里很苦，而我们应当吃苦；第三所里没有那么多重活可干，我们的存在是个麻烦。这些理由没人说破，但谁都心里有数。周德雄已经在计算着，下次来要带些什么：酱油、醋、生姜、大蒜、茴香、桂皮、花椒、八角、干红辣椒、料酒……最好还有烧酒。这些东西伙房里才有，还得靠范华的人缘。

那天吃过晚饭，在屋里烤火的时候，范华对大家说，“捉黄羊的事，不能让他们知道。他们知道了就麻烦了！我回去了不提这事，你们回去了也别提起来。”

吴性善眼睛越瞪越大，应声说，“咋能让他们知道！他们知道了可不得了呀！——反正我不会说。”

没人吭气。

这几句一个老实人不假思索说出来的体己话。在我们中间突然造成了巨大的恐慌，就像无意中丢下了一颗精神炸弹。硝烟过后，一切改观。真的，谁能够保证，他们不会知道呢？难道可以相信这里的每一个人吗？何况都是些什么人！周德雄说只要别人不说他就不说，这就是说他估计别人会说；单凭这一点他就可能抢先说，争取主动。这话可以理解为是他的事先声明。声明的人可怕，但是不作任何声明的人更可怕。

果不其然。第二天早上出工以前，同我们一样进山以后从未摸过《毛选》的段文杰，拿着本《毛选》聚精会神地看起来，大家的神经一下子绷得更紧了。那种用肢体语言发布的“独立宣言”，其内容的丰富性远远地超出了捉黄羊的是非。但黄羊问题仍是大家首先必须面对的。每个人都千方百计用各种方式，表明自己对此没有任何责任。谈话中一有机会就把话题扯过来，暗示自己与捉黄羊的事无关。毫不经意地流露出来的一言半语，听起来随随便便，一琢磨意味深长。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每个人智慧的深度都呈现出来了。

吴性善没有自卫能力。但他每次都不愿意去，是大家鼓着他去的，所以他的危险不大。只有两个人无法推卸责任，一个是范华。一个是我。他是押队的，责任更大。但他是革命群众，而且有工人阶级的身份，有可能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相反地我是右派、黑帮，没事都会来事。我这样做，不但可以说是抗拒改造，抗拒劳动，而且可以说是“破坏生产”，破坏“五七指示”。不是可以，而是一定会这样说。首先我周围这些人就会这样说。

形势突然恶化了。我环顾四周，都是冷冷的眼睛：段文杰那淡眉毛下的三角眼睛，周德雄那浓眉毛下深眼窝里鹰一般锐利的眼睛，霍熙亮那拥在肉里的小眼睛，史苇湘那白净面孔上眼圈微微发紫的大眼睛，甚至李贞伯那被打掉了眼镜的近视眼睛，也都似乎在幽幽地发光。

我一直在想：怎么办？

一天，我选择了一个合适的时机，说起打猎也是一种生产，并且建议，回去时给所里捎一只黄羊去，“让大家都改善一下生活。”

吴性善听了一愣，说：“那怎么行！”

范华感到自己被我出卖了。但还是说：“知道了对大家都不好。”

我回答说：“我们越是在外，越是要自觉改造自己，一举一动都应当向毛主席汇报。捉黄羊是小事，不是个政治问题，可如果相约保密，倒反而会把事情弄大，成了政治问题了。”

没有人说话。

范华抬起眼睛来望了我一下，我也望了他一下。四目对视，刹那间我觉得，在他的眼睛里，闪抖着一种光，就像那只黄羊。

我吃了一惊，心里一阵难过。很想说点儿什么，来缩短一下我们之间这个痛苦的距离。但我立刻清醒过来，明白了这样做就是发疯。告诉他我说的不是真心话吗？告诉他我心里很难过吗？告诉他我同他一样想法一样心情吗？告诉他我喜欢他敬重他感激他吗？这样奇怪的表白不但是危险的，也是对方根本无法理解的。

不知何故，那老汉和小伙子没再来打柴，而我们已经不得不走了。

山岩上那座阅尽沧桑的小屋，又被孤零零地抛弃在无边的荒山大漠之中。当我回头望它的时候，它那被封住的窗子就像两只塞满困惑和迷惘的眼睛，先是愕然地，后又漠然地望着我们，冉冉沉入了茫茫梦境。

回程是下坡路，比较好走，而且粮食吃完，车子也轻了许多。但大家的脚步，好像更沉重了。

同来的时候一样，踩着灰黄色的碎石，沿着灰黄色的山沟，我们默默地走。碎石在脚下悉索作响，车轱辘发出有节奏的、尖细悠长的声音，好像是说：“哪里去呀？——哪里去呀？……”

窦占彪

文革中，我在敦煌研究所当牛鬼蛇神，监督劳动，扫洞子。近五百个洞子，进去了就找不着人。凡外面的红卫兵来串连，所里的革命群众都要临时把牛鬼蛇神们找齐，让人家打一顿，作为招待，叫“现场批斗”。我在洞里，得以避免许多毒打。

有时候，我的任务是给窦占彪当小工，也很愉快。

石窟保护部的老工人窦占彪是个奇人。脸狭长而脑门特大，下巴向前抄出。个子瘦小佝偻，走路有点瘸。恰像是我的老师吕风子先生画的罗汉。读书无多，木讷寡言。但技艺高超，而且绝顶聪明。十多年来，在石窟保护和加固工程中出过许多好点子，也解决了不少专家们束手无策的难题。说到他，全所上下，没有人不敬佩。

在这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文革来得特别残酷；编制内的少数几个“工人阶级”，也显得特别权威。唯独他，还是老样子：木讷寡言，走路靠边。火热的斗争会上，他远远地坐在角落里，兀自打盹。一九六六年以来，从未发过言，也从未贴过大字报，跟着跑跑龙套。

除了在斗争会上，没人敢当着他的面打人。他体弱力小，真要打他也挡不住。但不知为什么，要是他在一边静静看着，人家就不好意思动手了。

虎背熊腰的汽车司机王杰三，块头比他大一倍。站在一起，对比强烈，画味儿十足。王爱打人，有一次，嫌我擦车没擦净，刚举起拳头要打，被老窦路过看到，“嗨”了一声，王应声顺势，把手往自己头上一按，用手指梳了梳头发，回头转身说，老窦哪里去？

一天，全所下乡劳动，要带一块写着《毛语录》的黑板，放在地头以便随时学习。这是圣物，牛鬼蛇神不能碰。阔大笨重，革命群众没人愿拿。人都上到车上了，惟独它留在下面。它留在下面，车就不敢开走，直响直抖，一阵阵排气。大家各自盯着膝盖上的红宝书，一声不吭。老窦慢腾腾爬下卡车，把它拿了上去。

到了地头，又是老窦把它拿下来。转移工地时，还是他背着。刚放过水，地里很湿，中午休息时，没处坐卧。大家有的蹲有的站，有的坐在并拢的锹把上，硌得难受。老窦找了四块石头，把黑板翻过来，架空放平，往上一躺，睡起觉来。如此大不敬，人人望之骇然。他坐起来，从容四顾，说，我背累了。复又躺下，众目睽睽之中，须臾鼾声大作。

我给他当小工，他教我不少手艺，干什么教什么，热心而耐心。跟他，我学会了盘炉、盘灶，砌墙、打造门窗、驾驭骡马、钉蹄铁换轱辘补轮胎，以及在荒野里没有案板菜刀的情况下做出一锅好吃的拉面。

六八年夏天，沿着莫高窟到敦煌城的汽车路边，要造一些大约两、三公尺见方的短墙，待写毛语录，叫做“语录碑”。“光荣的政治任务”交给了老窦。要求造得牢固，能“千秋万代传下去”。我当小工，先备料。用马车把砖头、土坯、水泥、石灰等等，运送到工地。老窦嘱咐：不着急，悠着点儿。我就悠着干。在所里两派斗得难解难分牛鬼蛇神一片惊慌之际，独自赶着马车，在空寂的沙漠公路上来往复来回，吹着口哨从草帽沿子底下望远。晴空万里，阵阵回风卷起的尘沙，像一些活动着的金色小树，在不息地流变着的云影蜃气中相与旋转，追逐，时隐时现。有时候，会有一辆满载红卫兵的卡车疾驰而过。然后又消失在这太古洪荒时代的背景之中。于是我知道，又会有斗争会了。

老窦砌墙，速度很快。夏季白天的沙漠，火盆一般。头上太阳烧烤，脚下热沙烘焙，没处躲没处藏，还要劳动。汗出不来，直喘。拉来的水，数量有限。蒸发很快，很难把泥和匀。老窦叫别和了。他一点儿泥浆都不用，干码了几方短墙，把面子抹得光整平直，就完事了。我担心会被大风吹倒，他们会说我偷工减料。老窦说没事儿，几年之内不会倒。我说几年之后倒了咋办？他说不咋办，到那个时候就没人管了。

停了一会儿，他又补充说，这种东西，神得几年？

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他当小工。第二年春天我离开敦煌，到酒泉搞展览，留在那边了，再没见过他，也再没通信联系。妻子去世以后，我带着三岁的女儿高林，在五七干校劳动，收到他托人捎来的一大包杏干和一小包炒花生米，说是给孩子吃的。在当时，这是稀有物资，正是我极其需要而又无法买到的东西。

二十年后的一天，记不得哪天了，我在成都，突然心里一动，回忆起同他相处的日子，历历如在目前。和小雨谈他，谈了很久。十几天后，《光明日报》报导了他去世的消息，正是那一天，不免感到奇怪。报上说，在敦煌文物研究所他的追悼会上，许多人都哭了。我相信。

伴儿

一九七八年秋天，我刚到兰州大学不久，一个从敦煌来的棒小子来看我。临走时留下一包大红枣儿，说是他爸爸王杰三让他带给我的。

王杰三是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汽车司机。粗壮雄健，胸腹四肢杂毛连颊，一股子江湖豪客的剽悍之气。他当过国民党驻军廖师长的司机，跟着廖师长耀武扬威，人见人怕。到饭馆子里吃喝，如果廖师长对饭菜不满，他就把桌子掀翻。四九年后廖师长被枪毙，他坐了一年牢，出来后生活无着。常书鸿看中了他的驾驶技术，让他到所里开车，当了工人。六二年我到敦煌时，他在所里已有十年。工作认真负责，待人殷勤周到，爱帮忙，爱串门子摆龙门阵，大家都喜欢他。我也喜欢他。

可他在家里，打起老婆来不要命。他因此常受批评。这不是政治问题，也不是经济问题，事情小，他又是工人，历次运动都没碰他。除了批评批评，大家也拿他没法，只有对那位永远遍体鳞伤的他的妻子，寄予无限的同情。

“文革”时，强调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凡“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都要派进工农兵，叫“掺沙子”。所里原有的几个工人，成了两派争取的对象。有的站这边，有的站那边，有的哪边都不参加。王杰三呢，两边都吃香。参加了几次斗争会，他发现除了老婆以外别的人也可以打，大大地开心大大地过瘾，容光焕发像换了一个人。

他打人，和知识分子打人不同。知识分子打人，胳膊细，拳头小，道理大，怒火高。他不动感情，无言而有力，干起来就像宰猪剥羊一样。脚劲尤其大，老所长常书鸿常常被他踢得滚来滚去，血淋淋满地爬。他打人也不限在斗争会上，平时动手动脚也很随便。当然所打的都是已经揪出的“牛鬼蛇神”。这些人被监督劳动，什么都干，最怕干的就是被派去给他擦洗汽车。

尽管如此，所里的煤烧完了，还得他开车到盐锅峡去拉。这件事无人可以代劳。他常去拉煤，每次都要到深夜两三点钟以后才回来，一肚子怒气。每次回来，都是一下车就来猛踢我们家的门。踢到我下了床开了门，他吼一声“卸煤去”，就走了。这完全是他个人加给我的任务。他只叫我不叫别人，也并不是特意同我过不去，而是因为他从煤场回家正好要经过我家。更深夜半，他累了，不想再费心绕道去找别人。

茨林正怀着高林，白天为我担惊受吓，夜里突然被这巨响惊醒，就再也睡不着了，一个人害怕，开着灯等我回家。每次我回家时，都已天快亮了。浑身上下黑乎乎，得赶紧烧水洗澡换衣服，去参加牛鬼蛇神们早晨的请罪仪式，听候管我们劳动的孔金分配一天的任务。茨林在家。再烧水洗我换下来的那些衣服。要清好几道，才能干净。

直到我家被查封，茨林回娘家，我进集体牛棚，情况才改变。王杰三仍然不通过孔金，半夜三更来叫人卸煤。但一叫就是三个五个，劳动量不那么重了。我也不必再为了连累孕妇胎儿受大惊吓，而深自愧咎焦急窝心，干起来不那么累了。

一九六八年冬天，所里要办五七农场，派我们进山开荒。王杰三开车送我们到山口，半路上汽车陷在沙窝里出不来，得找一些东西来垫在车轱辘下面。大家分头去找。我和王杰三一路，在冷风里缩着头，袖着手，沿着河滩往上走。

越走地势越高，回望我们的汽车，已经变得很小很小，几乎看不见了。从苦口泉下来的那股细泉，在河滩上结了冰，面积膨胀，白花花一片。忽宽忽窄忽左忽右，曲曲折折流经铁灰色的戈壁，像大地的裂痕。

他似乎并不着急，一步一个脚印。转过几道沙梁，找了个背风的地方，蹲下来，从怀里掏出一片裁成小方块儿的报纸和一小布袋烟末子，熟练地卷起一支烟，点着抽起来。烟雾里眯缝着眼睛，很享受的样子。我更不着急，反正没有什么好事在等着我，时间于我毫无意义。就也蹲到他的旁边，避避风。

他回过头来瞟了我一眼，说，去去，快去找去。

我没动，他又说，听见了没？听见了没？说呀你听见了没？一声比一声高。稍停，忽压低嗓门，面带微笑，凑过来款款地说，装聋卖哑的，刚一出了门就想翘尾巴啦？太早了点儿了吧？我劝你还是放老实点儿，叫你咋咧就咋咧！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知道吗？快去！稍停，突然吼道，你去不去？看着我干嘛？不认识我了吗？你看什么看？说着把大半截没吸完的烟一下甩得老远，霍地站了起来。

我也站了起来。他在高处，我在低处。我后面是一个高而陡的流沙斜坡，他一拳头打过来没打着，两脚不稳栽了下去，竟然叽哩咕噜一直滚到谷底。他逆着沉重的沙流往上爬，不断下滑又重爬，到我跟前时，已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一屁股坐在地上直喘。我也在他旁边坐下，两个人默默地一同望远。

冷不防他猛一脚蹬得我栽到斜坡上。我在滚下去以前刚好来得及抓住那只脚，把他一起拖了下来。两个人撕扯着往下滚，一直滚到谷底。我愤怒得丧失了理智，在他已无力还手时骑在他胸脯上拼命打他的耳光。他是络腮胡子，刚刮过不久，胡茬儿扎得手掌心烧痛，我都顾不得了。刚停下来，想到他深夜踢门的情景，就又打。

打打停停，不知道怎么收场，渐渐冷静下来，想到后果，害怕了。又把他拉起来，替他整理扑打衣服头发，找回他的帽子并替他戴上，戴上后左看右看，做着鬼脸，想把这件事弄成一个玩笑，但是不成。不管我怎么示好他都不买账，喉咙里兀自嘟囔：好哇你，阶级报复，咱们走着瞧。

往回走，一路无话。他脸色阴郁，我心里发愁。走着我叫了一声：王师傅，他不答理。再走几步我又叫一声王师傅，他还是不答理。我说，王师傅，我今天犯了错误了，回去了做检讨，灵魂深处闹革命……他冷笑一声，加快了脚步，好像是急于要同我拉开距离的样子。

我追上一步，同他并排走，说，王师傅，我听信了一个谣言，说你是廖师长的司机，反革命的走狗。这分明是恶毒攻击伟大的工人阶级，但我思想没改造好，革命警惕性不高，糊里糊涂信了，以为你是混进工人阶级队伍的阶级敌人，把工人阶级你当反革命来打，这不是毛主席说的“人妖颠倒是非淆”吗，这个错误太严重了，必须重视。回去了我给军宣队、工宣队，还有全体革命群众做检讨。

他仍然不理不睬，闷着头直走。走了很长一段路，突然说，我告诉你，你检讨对你不利。我说我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怎么还能考虑自己的个人利益？要割尾巴，就不能怕痛么。他站住了，转身面对着我，说，你以为一检讨就没事啦？事儿越说越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劝你别来事——我这是为你好。我说我知道王师傅一向关心我，我很感谢，但是，要如果他们知道了，我怎么办？他说，怎么会呢，这是在戈壁滩上，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还有谁知！

我说，那我就听王师傅的话吧。他高兴了，又说，我这是为你好。

到汽车跟前时，发现人们己找来不少红柳疙瘩，塞在车轱辘下面，等了很久了。

车到山口，我们卸下粮草继续赶路，王杰三就开车回所里去了。我琢磨，他会守口如瓶，但没把握，还是有些不安。没想到的是，我在山中的这两个月里，他比我还要不安，甚至到城里找过茨林，要她及时劝阻我，别去做检讨。

更没想到的是，他如此小心，却在运动高潮过后，也进了牛棚。一九六八年底，清理阶级队伍以后，又清理财务经济。牛棚里除新老“右派”，“叛徒”“特务”“走资派”，“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变色龙”“小爬虫”“混进群众组织的坏头头”……等等以外，又来了一批“挖社会主义墙角”的“经济犯罪分子”，人数增加到二十四个。我们所一共四十九个人，我常想，要是再加一个，就超过半数了，那多有趣。没想到，这个人就是他。有人指控他搞地下运输，他一下子加了不少份儿，成了我们之中的一员。

我是最初进来的一个，他是最后进来的一个。他之前陆续进来的人们，凡是打过我整过我的，见了都有一阵子尴尬。有的还端着架子，好像他是英雄失路而我是罪有应得。王杰三不，跑过来捶捶我的胸脯，说，你小子，我给你做伴儿来了。

他一来，“备战备荒”就开始了。所里日夜挖防空洞，同开荒办五七农场一样，防空洞也都交给了“牛鬼蛇神”们去挖。洞深而小，在里面直不起腰，只容得下两个人同时干活。我们轮流组合，倒班下井。上夜班的，干通宵。大家互相监督，谁也不能偷懒。

我发现，同王杰三一起，可以破这个例。在洞里不管我做什么，补衣服写信甚至蒙头大睡都没关系，他不会像别人那样，第二天跑去报告。我睡觉的时候他一点儿声音都没，醒了就来片闲串，无话不谈。我问他同别人是不是也这样，他说要看同谁了。最怕的是知识分子，都想立功赎罪。没有揭发批判的材料，难受死了。你送上门去，他高兴死了。

有一次夜班，他给了我几颗大红枣儿，杏子般大小，皮薄核细肉厚，咬起来有韧劲儿，香甜而瓷实。他问我好吃么？我说好吃极了，他那张多毛的大脸，笑得像个孩子。

大红枣儿是敦煌的特产，名闻遐迩。我在离开西北以后再没吃到过。听说由于商潮的冲击，工业污染和农药化肥的使用，国内许多地方特产都变了味儿。不知道敦煌的大红枣儿，还那么好吃不？给我大红枣儿的王杰三，现在也该有七十开外了。不知道他的身体，还硬朗不？

常书鸿先生

听到常书鸿先生逝世的消息，很难过。忙乱中一直想写点儿什么，谈谈我对他的尊敬与感激，歉疚与惭愧。

先生早年留学法国，油画作品频获国际大奖，名盛一时。看到流落海外的敦煌艺术，深受震撼，遂与雕塑家妻子一同回国，决心献身于敦煌艺术的保护和研究。在争取到必要的支持以后，于一九四四年战火纷飞之际，在敦煌莫高窟成立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带着一批人，骑骆驼进去，到那里当所长。

黄风大漠，生活困苦，工作更是艰难。雕塑家妻子受不了，终于离他而去。一九四九年共产党接管政权以后，将该所易名为“郭煌文物研究所”，任命他继续当所长。他的第二任妻子，画家李承仙是所里的党支部书记，被任命为副所长。不久，他加入了共产党，成了政协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

我同他无亲无故，比他小三十多岁。只是在书报杂志上看到过他的事迹，留下印象。一九六二年，从劳教农场出来，举目无亲，四顾茫茫。除了一卷破烂铺盖没有别的家当，除了四处找打零工没有别的出路。蓬首垢面，走在路上同乞丐没有两样。在靖远县城一家供驴马车歇脚的小客栈里，伏在炕上，给他写了一封长信，谈我对艺术、艺术史和敦煌研究的看法，毛遂自荐，要求到研究所工作。

当然只是试试，没抱多大希望。信封上写着敦煌文物研究所常书鸿先生收，连个寄信人的地址都没。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收到。没想到，他居然，认真仔细地看完了这封信。然后同甘肃省公安厅联系，调阅了我的人事档案。然后又着人找到一些我的画、我以前发表的文章和别人批判我的文章看了。然后给公安厅打电话，说他想用我，问有什么意见。接电话的人叫东林，回答说，只要你们那边没困难，我们没问题。

常书鸿与李承仙在敦煌

果然，问题出在文化教育系统。我的右派身分，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的历史，都成了我去敦煌的障碍。这事卡了很久。但先生决心大，争取到文化部副部长徐平羽的支持。公安厅给我摘了右派帽子。说好开除以前的工龄不算，以重新参加工作论处，问题才解决了。从此我的人生之路，拐了一个大弯，前景开阔起来。

先生兼任兰州艺术学院院长，那时正在兰州。我去敦煌以前，约我谈过两次，我才知道这些曲折。他说，国家忙了这几年，现在宽松了，百废待兴，敦煌研究也要重新上马，正是亟需人才的时候，没想到事情还是这么难办。他说，要感谢公安厅那两个人，没有他们的鼎力相助，许多问题就解决不了。我说，也要谢谢徐平羽。他说，那还不大一样，他不过说了句话。要用人么，说句话也是应该的。

他说，你到那里，先要做大量的洞窟调查，积累起足够的卡片。佛经深奥多义，要尽可能吃透。要熟悉西域交通史和瓜沙地方史，许多经卷文书不能不看。我看你的信，少年气盛，锋芒毕露，怕你急于求成，没这份耐心，你要注意。画画也一样，敦煌壁画有敦煌壁画的基本功，不是用写生技巧画得很像就行了的，要参透，也得扎扎实实，下几年工夫。功夫是急不来的，你要沉得住气。

一到敦煌，就没有这种同先生谈话的机会了。都忙得不得了。先生雄心勃勃，要筹办一系列国际性学术会议，纪念莫高窟建窟一千六百周年（三六六——一九六六）。光是准备论文，就不许从容，何况还要临摹，还要编辑出版《敦煌全集》。形势的发展要求突出政治，百忙中又加上一个开创新洞窟、创作新壁画的任务，纳入了纪念项目。文化部拨款数百万元的石窟加固工程已经上马，铁道部派来的三百多名建筑工人，正在紧张地日夜施工。杂事很多，先生常年在外奔走，来也匆匆，去也匆匆。难得见上一面，见了也难得多谈。

年龄的差距，社会地位的差距，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都妨碍我和先生更深地交往。这很自然，也很正常。许多比我早来几十年的人，也是这样。几十年来政治运动不断，先生和他的夫人作为所里的领导人，执行党的政策，每次都少不得要整一些人。人就那么些，运动次数一多，就几乎都得罪完了。日积月累的怨恨，平时看不出来。文革一到，都爆发了。

大家成了革命群众，先生成了革命对象。把我这个右派分子调进敦煌这件事，成了先生反对革命的证明。我的问题都成了他的问题，因为我是他弄来的。大家以此为突破口，揭发出他更多更大的“罪行”。先生被打翻在地，被称为老牛鬼，李承仙被称为大蛇神，敦煌文物研究所被称为常李夫妻黑店。我则被说成他们的黑帮死党。开他们的斗争会时，有时也拉我陪斗。我当然也要挨打，但比起他们挨的，要少得多也轻得多了。

打他们打得最凶的，不是那些挨过整的人，而是那些他们一手培养提拔起来的人。以往出国办展览，先生都要把一个姓孙（纪元）的带在身边，后来又送他到北京中央美院雕塑研究班深造。每次斗争会，此人都要哭着问他，用这些小恩小惠三名三高拉拢腐蚀青年是什么目的。答不上来就打。个儿高大，出手无情，有次一挥手，先生就口角流血，再一挥手，先生的一只眼睛当场就肿了起来。肿包冉冉长大，直至像一个紫黑色的小圆茄子。革命群众惊呆了，一时间鸦雀无声。

同在全国各地一样，所里的革命群众，也分成了互相对立的两派。（孙纪元和文革组长何山同属一派叫革联与贺世哲、樊兴刚麾下的另一派革总相对立。）两派都忠于毛主席，指责对方不忠。比忠心也就是比凶狠，对先生争相批斗，轮流抄家。他俩被赶到一间狭小的废弃库房食宿。为寻找罪证，他家里的地面被挖得孔连孔，顶棚撕得七零八落。有些事不说要打，说了对方要打。身上旧伤没好，又加上许多新伤。先生满口的牙，被打得一个不剩。那是最困雄的时期，后来揪出来的敌人越来越多，日子才逐渐轻松一些。

那天先生眼睛被打，伤势骇人，怕会瞎掉，半夜里溜进他们的小屋，看望了一下，才放心。回来睡不着，想了些话，押了个大致的韵，蒙着灯抄好，第二天夜里，送了过去：

呈常书鸿先生

昔年此地荒凉绝，寒日苍茫驼铃哀。

山连大漠势欲沉，黄沙簇拥古楼台。

十里危岩走狐兔，干壁丹青生霉苔。

尊前别却繁华梦，先生辛苦万里来。

野蔬充膳甘尝藿，卧听枪马忆佩环。

惨淡经营白发生，茫茫去日如飞埃。

大匠心事在笔端，不知祸从天上来。

党祸株连及童稚，万人为鱼网不开。

弟子入室搜藤篋，书成蝴蝶画成带。

千古荒诞难遭遇，好戏过后欲看没。

毁誉要须千载定，谁能一夕计成败。

笑指山前风景异，雕拦石级通崔鬼。

况复文章千古事，名山一卷有异代。

华夏正声入画图，尺纸千金藏四海。

凭寄语，劝加餐，诗情画意未可灰。

且向冰天炼奇气，隐几萧条待春回。

李承仙说，先生看了，直流眼泪。眼睛好起来时，他给我回了个信，说事情弄成这样，当初真没想到。一生追求真理，终于坚信马列，虽受冤枉，并不后悔。他说，老牛鬼这个称呼不坏，牛是善良的动物，“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正是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我回信说，众生不饱，有目共睹。是谁致之，亦有目共睹。以小民为敌国，是这个政权的本性，事情弄成这样，是其原则推行到极端的结果，也应有目共睹，伏维先生三思。先生回答说，你们年轻人，不了解中国近代史，没经历过旧社会的黑暗，看问题容易简单化。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

在莫高窟，即使是最恐怖的时期，秘密联系也不难。毕竟是沙漠中的一个孤岛，毕竟全所只有四十九个人，加上家属老小，总数也不到一百，平时都冷冷清清。文革中他们大叫大喊，也只在中寺院内一阵一阵，外面四周也还是冷清。大串联时，他们去走遍全国，只留下少数人看家，就更冷清了。说话仍不方便，但是约定一个地点，放置个信件是不成问题的。利用写信之便，我们有时通报一下情况，有时谈谈看法，想说什么说什么，也是一大愉快。这些信件，有的长篇大论，有的只是个便条。其中一些，保存至今。事过境迁，读来伤心。

那时我们的工资都被冻结了，每人每月只给三十元人民币“生活费”，平时连肉菜都不敢吃。一九六八年初，旧历年大除夕那天，先生和李承仙邀我在夜深入静的时候，到他们的小屋里去，一同过个年。打开铁皮炉子上的沙锅，居然有一只鸡。热气蒸腾，浓香四溢。我惊喜之余，忽又惊恐：气味关不住、又传得远，如果引起注意，招来突击检查，后果不堪设想。有一阵子，我们研究商讨，如果来人，在这屋里怎么躲藏。发现哪里都藏不住，只得带上一只鸡腿，匆匆离去。留下一张字纸，给他们开开心。这篇只为两个读者写作的东西，底稿也保存至今：

明年的新闻一一拟预言

一月〇日      毛主席下令对苏联实行军管，军管组驻在位于中苏边境之赤塔。因此苏联的革命中心，亦已由莫斯科转移到赤塔云。

一月一日      苏联《文学报》改名《卫东》杂志，复刊发行。刊文揭露托尔斯泰在雅斯那雅波梁纳放债收租，剥削农民的事实，并登出租契照片若干，使人看后，肺都要气炸了。该文编者按指出，列宁撰文纪念这个大地主，是严重的路线错误。

六月六十日    湘潭中学全无敌战斗小组在席吕塞尔要塞的夹墙里搜出大量信件，证明马克思和思格斯企图通过一个叫梅西金的坏蛋，前往西伯利亚勾结一贯为沙皇效劳因而获宠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真是卑鄙无耻到了极点。

九月二十五日  为了迎接中国国庆，日本革命委员会和古巴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成立大会都拍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称为最最最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人民日报》先后发表《红太阳照亮了富士山》和《加勒比海的春潮》两篇社论，表示祝贺。

十二月二十日  纽约红卫兵抄家抄得黄金无数，决议在纽约港口被砸烂了的自由女神像原址，树一尊毛主席金像代之。

十三月三日    牛津、剑桥、哈佛等校联合庆祝教改胜利，介绍经验云：基本教材是《毛选》四卷加农场劳动。

百月五日      国际科学家协会举行学《毛选》模范授奖大会。给哥白尼、达尔文、爱迪生、爱因斯坦等人发奖。因为一切创造发明，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成果。有人建议给马克思也发一奖，正在研究中。有人建议给香港马会的常胜马发奖，以别有用心罪被捕。

这些文字，不是经历过文革的中国大陆人，看了会莫名其妙。可在那时，它确实使我们三个，快乐了小小一阵。

一九六八年，先生的批斗会少了，除有红卫兵来串联，临时举行现场批斗之外，大都是监督劳动。先生脊椎受伤，不能站立，劳动时只能用两块老羊皮包住膝盖，两手撑地，跪着爬行。给他的任务，是喂猪。所里有一头约克夏，养在伙房后院里，先生每天爬去，跪着把猪食切碎拌匀煮熟，打到面盆里，端下锅台，再端起往前放一步，爬到跟前，端起再往前放一步，再爬到跟前，这样一端一爬，一端一爬，到猪跟前，倒给猪，再往回爬，端第二盆。猪一饿，就要吼叫，听到的人就要朝先生吼叫。为了满足猪的要求，先生一天到晚，不停地来回爬。院里堆着煤，以致身上乌黑，日久他乌黑的形像，成了伙房后院景观的一部分。

宰猪的那天，先生没事了，叫他来同我一起，给窦占彪做小工，在戈壁滩上汽车路沿途建造语录碑。我们的任务是备料，把土坯、水泥、石灰等等装上马车，送到工地。先生不能做，也无需做。但在毒日头四下烤得发烫的戈壁滩上跟车，也够受。他似乎并不在乎，很豁达。还说他晚上喂猪的时候，想起了李白的诗句：“跪进雕菰饭，月光明素盘”，相与大笑。但是接下去，他又说，两个儿子从兰州来看望他们，所革委会始终不让见面，他和李承仙两个，真是难过死了。

车子出了山门，先生沉默了很久。透过打碎了又用橡皮胶布粘起来的眼镜，望着无边的大漠，他说，我们来的时候，还没这条路。我们是从老君庙那边，骑骆驼进来的，在第三洞前面下去。要什么没什么，难得很。但是看到那些壁画、彩塑、经卷，又高兴得很。后来说到张大千。他说张不知道爱护壁画，他很生气。张这个人很聪明，学得很快，变得很快。一变，学来的就变成自己的了。毕加索临摹非洲部落的原始艺术，马蒂斯临摹儿童画和阿拉伯图案，都有这个本事。所以他们画画不吃老本，到老都在变，也难得。我说张的有些泼墨山水很好，但是他的人物画很俗，特别是他的仕女画，一股子脂粉气。先生说，脂粉气不等于俗气，有俗气的脂粉气，也有不俗的脂粉气，我们挑好的看就是了。

这种谈话机会，以前从未有过。那些日子独个儿赶车走戈壁，在悠长得令人打瞌睡的道路上来回复来回，寂寞得够了，先生也来，我大喜过望。他在杂乱骯脏的大院里，煤堆炉渣泔水缸之间一天到晚曲折爬行，也憋得够了。能到这赤裸辽阔的大野上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大声地说说话，也是求之不得。没想到那天晚上，好心的窦占彪给管生产的孔金提意见，说常书鸿这么大年纪了，这么炸辣辣的太阳，放到戈壁滩上晾着晒，中风死了，谁负责？第二天先生没来，到伙房拣菜去了。

一九六九年，处理了我们几个的案子：常书鸿戴反革命帽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留所监督劳动。李承仙开除党籍，工资降六级。我工资降三级。不久，酒泉地区革委会从敦煌抽调了几个人，到酒泉去办农业学大寨展览。其中有我。我在酒泉时，妻子李茨林在下放地敦煌农村死去，留下一个三岁的女儿高林。我回来办完丧事，把孩子带到酒泉，不想再回来了。

在酒泉听说，有个叫韩素音的外国女人到中国来，向周恩来提出，要见常书鸿。常、李因此都被解放了，恢复党籍，恢复工作，恢复名誉，补发工资，住院疗伤。上级责令拨款，为他们突击修复和装潢那被破坏得一塌糊涂的住宅，以便“接待外宾”。事后先生客居兰州，成了新闻人物。听说，由于他在国外的影响，和周恩来的关照，许多党政军要员都去同他结交，连西北的最高领导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也都是他家的常客。我知道传言不足尽信，但是也很希望，能通过他的关系，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我想标准是统一的，他们判罪比我重，都没事了，我干嘛还有事？我想，只要他给哪个主管提一下，问题就解决了。此外，也想同他们谈谈心，舒解一下郁积在心头的悲哀和痛苦。向干校请了个假，带着孩子坐火车，上兰州去找他们。

开门的是李承仙，满面笑容。见是我们，一楞，眼睛里闪过一丝尴尬，和思考。紧接着又满面笑容，让进屋里，让在长沙发上坐下，摆出糖果、茶，叫高林吃糖，说所长在打电话，一会儿就来。我看大圆桌上铺着白台布，放着杯盘酒瓶，保姆出出进进，就问有事吗，李说不要紧你先喝口茶，然后坐近了，放低声音，问我那些信，还有诗呀什么的，都还在么。我说在呢。她问在哪里。我说在酒泉。这时先生健步走出，换了眼镜，镶了假牙，穿上了钢背心，神采奕奕，看上去年轻了许多，亲切地微笑着，坐在我对面。李承仙又问，在酒泉哪里？我说锁在箱子里。她说那太危险了，你得赶紧把它烧了。先生也说，留着后患无穷，还是烧了好。我唯唯。其实那包东西，就在我内衣的口袋里面。我记得那一楞，心里不痛快，没拿出来。

李搬出几大本照片簿，都是他们新近和国际国内名人、党政军领导的合照，或豪宴，或壮游，或亲切交谈。其中有一本剪报，贴满关于他们的报导。他俩陪着我看，告诉我这个是谁那个是谁。我翻了几下，站起来，抱上高林，说，我们走吧。他俩异口同声，说，走啦？不多坐会儿啦？李边说边跑去拿了一袋奶糖，塞给高林，说，今天真是不巧，马上有客人要来，不然的话，吃了饭走多好。先生说，下次吧，下次来了，在这里吃饭。我叫高林把糖放下，孩子不肯，紧紧抱在怀里。我夺下来，扔在桌上，几步走出去，砰的一声带上门，把自己都吓了一跳。

走在街上，越想越气：没问我境遇怎么样，没问我到兰州来干嘛，几时来的，住在哪里，也没问李茨林怎么没有一起来。文革中茨林到莫高窟探望我时，给他们送药品、送小报（各地红卫兵油印的小报）、送食品，他们都喜欢她，见了很亲热。我想这次，起码会问一声她。我就要给他们谈谈她，她的善良真诚，她的不幸遭遇，她的逝世。我很想很想，有人能听我谈一谈她。但是他们没问，我更无从提起。坏毛病难改，火车上写了四句《又呈》，一回到酒泉，就给他们寄了过去：

画图海内旧知名，

卅载敦煌有遗音。

如何闲却丹青手，

拼将老骨媚公卿？

几个月后，在酒泉地区招待所，我遇见一个人，叫吴坚。文革前是甘肃省委宣传部长，被打倒以后，没再起得来。先生当艺术学院院长的时候，他是院党委书记，两人无话不谈。从他那里，我才知道，先生处境并不好。吴说，咫尺侯门深似海哪，道道多了去了，他一介书生，只那么一点道行，能玩儿得转么？现在党内反对周恩来的势力很大，都是暗的。打个周恩来牌，有时候反而不利，他还莫明其妙。吴说，你知道吗，你那次去，把他吓得不行。你想，要是冼恒汉来了，面对面一个衣服破烂、阴沉粗暴的家伙，他老先生怎么个圆转法？你不光是文革里面的问题，你还有五七年的问题哩，怎么个圆转法？

吴坚走后，回想当时，老两口在那么紧张的心情中能让我待那么久，已经很迁就了。我想，假如我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他们当会以实相告，要求我暂先回避一下。他们没那么做，已经很体谅了。突然登门，把别人吓得不行，急得不行，自己还气得不行，这岂止是麻木和横蛮而已，简直就是“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先生于我有深恩厚泽，何至于怨之不足，还要恶言相向？我想我真是个浑蛋。我想，纵然他不再理我，这份愧疚也去不掉了。

>七十年代末，右派平反，我得以“归队”。在北京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接到先生的一个电话，约我到台基厂外交部招待所他的住处，见个面，谈谈。几年间，他和李承仙都老了许多，眼袋下坠，皮肤松弛，透着一股子疲劳劲儿。我问身体怎么样，他们都说还好，只是容易累些。一直想回敦煌，一直回不去。不是上级不许，而是打倒他的那些人不许。甘肃省任命了一个姓段的，当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所长。此人曾因断袖之癖受过先生的处分，对先生怀恨在心。长袖善舞，先生不敌，只能客居兰州和北京，回不了敦煌。

段文杰

我劝先生算了，别回敦煌去了。我说人生如逆旅，安处是吾乡。已经七十多岁，能放松休息最好，何必非要到一个敌对的环境里，去没完没了地拼搏求存呢？先生不这么认为。他说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他把毕生的精力都贡献给了敦煌，就这么糊里糊涂被赶了出来，怎么想都不得安心。这些年来，他频频上书中央，要求重回敦煌，都没有下文。胡耀邦上台，曾下令调查此事。调查旷日持久，对方另有说辞，缠来缠去缠不清。调查报告一厚本，最后各打五十大板了事。

那份委屈，那份痛心疾首，可以想见。转眼十几年又过去了。一九九四年，先生在北京去世。听到消息时，我正在美国洛杉矶西来寺，为佛教宗师星云上人作画。不知道李承仙的地址，无从拍发唁电，到大雄宝殿敬了一柱香，合掌祭奠。希望那袅袅上升的轻烟，能把我的感激与思念，歉疚与忏悔，传达给先生的在天之灵。

在永恒的彼岸，一切的一切都烟消云散了。愿先生安息。

又到酒泉

酒泉二字，曾使人谈虎色变。恐怖的死亡集中营──地方国营夹边沟农场，就在酒泉境内。无数人进去了，消失了，至今连尸骨都找不着。兰新铁路从远处通过，那些年列车上的过往旅客，闻到阵阵恶臭，都不知来自何处。

一九五七年冬天到一九五九年春天，我曾在那里关押，侥幸捡得一命。母亲说是菩萨保佑，天天念佛。

人死光后，农场也消失了。但是在母亲的心中，它永远存在。

十年后，当她又收到我寄自酒泉的信时，大吃一惊，手抖得连信都拆不开了。说，怎么又弄到那里去了呀？！

一

我第二次到酒泉，是在一九六九年初。为了迎接中共“九大”，酒泉地区革委会要办一个“农业学大寨”展览，从敦煌文物研究所抽调了几个人去作画，其中有我一个。同行的，是两个原美术组的同事。一个是当了文革组长和革委会主任的何山；一个是当了项目组负责人的孙纪元。在我的记忆里，此行恍如五九年甘肃省委从夹边沟抽调我到兰州作画。

酒泉地区，是甘肃省最西部的一个行政区。管辖范围包括酒泉、玉门、安西、金塔、敦煌五个县，以及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和额济纳旗蒙古族自治县。文革前，领导机关叫地委，现在叫地区革委会。解放军酒泉军分区政委张哲岚兼任地区革委会政委，军分区司令员吴占祥兼任地区革委会主任。

听何、孙路上议论，张的军衔比吴高，由于同上级关系不好，上不去，现在同级。他们说军分区是师级，地区机关也是师级。我们研究所直属中央文化部，部、省、军同级，算下来，我们所也是师级单位。作为师级单位的负责人，何山和他们同级，孙纪元起码也是团级。此去协助办展览，带有兄弟单位之间互相支持的性质。

但是到了酒泉，没有人对我们另眼相看。地区各级领导，大都是留下的军代表，和一些三结合的老干部，不认识我们。展览会上，大都是从境内各县各单位临时抽调来的人，也都不认识我们。同大家一样加班加点，排队买饭，睡统铺房，他们俩委屈得气虎虎的，不好好干。展览会上上下下，都对他们很恼火。我则相反，能不受歧视，已很意外。又想把妻子女儿从下放地办出来，拼命努力。加之业务能力也确实比他们强些，很受大家欢迎。

人际关系如此，似有些时空倒错。两位老同事提醒我，别忘了思想改造，别一到新环境，趁大家不了解，就来假积极。指出我画的画不是艺术，一味讨好外行，还是个不老实。要不脱胎换骨，还会再栽跟头。要是再栽一次跟头，就八辈子都起不来了。他们说，我们是自己人，才这么关心帮助你，你要好好想想。

二

展览会上有个驼子，叫刘光琛。只有一米来高，四肢短小，状貌奇丑。我因此对他格外恭敬。成了朋友，才知道不是个简单人物。脑子特别灵。以前当地委秘书，下笔千言文不加点，是有名的才子。书记作大报告，都是照他写的稿子念。文革中揪斗后，在革委会招待所当门房。常邀我到他家（门房）坐坐，告诉我地区机关的各种人和事。信息、动态，派系背景、交往方式和办事门路，都是很实用的学问。他无所不知，成了我这个书呆子在这个官场迷津中的指路明灯。遇到这事，就去问他。

他说这只是个开头，麻达还在后头。现在干革命靠说嘴，一件事到底咋的，这不重要。把它说成是咋的才重要。有了说头就会有麻烦，你别大意。但是也别着急，现在的局势，我看是要弛了。一张一弛的弛。天时对你有利。你又人在酒泉，都说你干得好，地利人和也有。你就说什么都别吭气，画好你的画就行。

那天他找了一辆吉普，陪我到夹边沟农场满目荒凉的遗址转了一圈。行前说，开车的不知道你是哪个，去干嘛。路上别说从前，别照相，看到骨头什么的别大惊小怪，回来也不提这事，就行了。一路上，他介绍酒泉的物产、地理、历史，讲了不少故事。都很有趣。

短短十年，我们开的那些沟渠都已被风沙填平。住过的土屋只留下一些断断续续的短墙，黄沙簇拥，如同荒丘。大自然又回复到原来的面貌。有些地方白骨露出地面，时不时拉住那些随风滚动的草球。驾驶员说，这里有过一个农场，人死光了打烊了。我说是吗？看不出来。看不出来是真的。如果没有记忆，也就没有事实。多少文明多少星球有了又没了，谁能证明？

回到城里，天已黑了，展厅里灯火辉煌，大家正在加夜班。一整天不在，何、孙两位很关心。正在问我哪里去了，刘光琛突然出现在我们中间，好像地下冒出来的。向我说，你怎么走了？还没完呢。又向他们说，我们临时拉差，请他帮了个忙。刘是材料组组长，二位老同事把他拉到一边，提醒他我是右派分子，劳改释放犯，从宽处理的，表现不老实，不可以接触重要材料，特别是战备数据。

刘说，听那口气，好像我刘光琛犯了错误，要找我麻达的架势。同革命知识分子说嘴没用。我惹不起躲得起。同他们一起，去找展览会的总负责人、宣传部长王仁。王也不敢负责，又四个人一起，去找吴司令。吴又打发我们去找张政委。

张听何、孙陈述意见完毕，说了两点，第一，办展览是搞宣传，到了展览会上的材料，都希望有更多的人知道，不存在保密的问题。第二，要团结大多数。问题查清楚了，也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了，就不要再当敌人对待了，要放手使用，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问有什么意见。

没意见。他又说，我是个当兵的，大老粗，不懂艺术，难得碰到你们专家，给我说说好吗？比方同一个字，我写出来不是艺术，你写出来就是，什么道理？静场片刻，他转向王仁，你当宣传部长的，总该知道一点，说来听听。王说他忙着抓革命大批判，还没顾上研究。张说，看来这事有点儿玄。不管怎么说吧。我的第三点意见是：反正我们的展览不是艺术展览，画是用来说明问题的，是不是艺术没关系。问有什么不同意见。

没意见。他又说，依我看，能够说明问题，也是一种艺术。打仗能老打胜仗，就是有军事艺术。炒菜炒得人人爱吃，就是有烹饪艺术。菜炒出来没法子吃，你硬说那是艺术，强迫人家吃，能行吗？我想写文章、画画，道理该一样吧？我们做什么都有个目的，我想那最能达到目的的做法，就该算是艺术。你们说呢？

刘光琛问我，你说他说得对么？我说很难说，什么是艺术，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刘说，张政委就是这样，说话很随便。

三

刘说，张政委平时爱看个书，知道得多些。做报告不看讲稿，天南地北说到哪里是哪里。讲理论扯到河外星系，讲形势又扯到太极两仪，就像牵藤。举起例子来，地方志世界史，孙子兵法世说新语，还有茶花女什么的，都有。现在反对他的人多起来了，抓他个辫子容易得很。真要追究，都是大问题。

我问谁反对他，刘说多了去了，都是他自找的。历来做官靠后台，讲究个人脉，讲究个袍泽的拥戴，他都不认，只认死理。年时，我们招待所有几个没结婚的女服务员怀孕，每次都是程所长带她们到地区医院打胎，人人骂程是头牲口，程都认了。张政委听到反映，已经很晚了，大发雷霆，下令追查。都以为程要被逮捕了，没想到他反而升了官，到兰州当甘肃省招待所所长去了。那些打了胎的姑娘，一个个也都从地区招待所调到地区革委会，当了行政干部。原来事情不是程干的，是吴司令干下的。程自愿挨骂，是为了保护首长。事情不了了之，连个尴尬都没。

刘说，地区机关里，大都是吴的人马，现在都在挑他的错。他怨谁去？也不是没人帮他说话。那些被吴的人排挤的人，还有他的一些老部下，都是他的基本群众。可他不认这门亲。你支不支持他，他不在乎。他只看你对不对。他有个老部下姓袁，是阿克塞哈萨克自治县的军代表、政委，跟他跟得很紧。哈萨克人骑马打仗厉害得很，四九年打不下来，是通过谈判和平解放的。头人木斯托发当了自治县的县长，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逃进山去，猎到五只猞猁。回来给袁送了五张猞猁皮，袁结合他当了县革委会的宣传部长。平常小事一椿，张知道后，又发脾气，把袁叫来训了一顿。叫把五张猞猁皮还给了木斯托发。木斯托发也不高兴，把皮砍了。

刘说，我感到奇怪，现在谁都知道，军队里贪污盗窃违法乱纪样样有，地方上有的军队里都有，地方上没有的军队里也有。他当兵的出身，居然什么都不知道，听到一丁点儿就跳起来，你说怪不怪？要不然就是看书看迷糊了。年时我为了平反的事，到他家去过一次。好家伙，整整两面墙，满满都是书。他家住军分区大院，给大院门卫打了招呼，谁来都不让进。不管什么事，叫上了班到办公室谈去。他要看书！

刘说，可是，来喊冤的他见，还叫领到他家门上。有个被打断了腿的肃北牧民，还在他家住了一夜。同这些人打交道，麻达大了。帮了一个，就都来了。越帮越多，越帮他越觉得冤，越像该了他，没完没了，缠不清，还挨骂。最后他没辙了，还是交给了信访办。本来么，这些事都有信访办管着，你招揽个什么？信访办的人说，有的案子本来不难办，他一插手就难了，得往上追，只好不了了之。我在政府机关里十几年，没见过这样子的。他要不是军代表，要不是资格在那里，军衔在那里，早就给做掉了。

在地区大院里，有时会遇见这位张政委。短小瘦弱，满头白发，一脸的忧思。同高大肥胖笑口常开的吴司令员站在一起，反差之大惹人发笑。他有时带着一些官，到展厅来看看。见了讲解员、电工、木工、打杂的、写材料的和我们画画的，都要说辛苦了。笑容作派，像个老农。虽然矮小瘦弱，虽然老农一般，后面跟着那么一群，也自有一种威仪，展厅里鸦雀无声。直要等他们走了，才又嘈杂起来。

四

何山、孙纪元都是见过世面的人，大串联时又同兰州军区建立了联系，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同他们干上了。敦煌文物研究所向兰州军区告状，说酒泉地区革委会丧失阶级立场，业务挂帅，排斥革命知识分子，重用阶级异己分子。送去一大包材料，其中包括抄家抄去的我的一本日记。兰州军区政治部主任李磊（女）看了，说我极端顽固反动，不可放手使用。说还是要政治挂帅，不能业务挂帅。

消息一下子就传开了，都说地区革委会受了上级的批评。说还是拿笔杆子的比拿枪杆子的利害，现在是兵遇到秀才，有理说不清了。我很发愁，问怎么办。刘光琛说，你什么事也没有，好好干就是了。本来就没你的事，是敦煌那帮子同地区革委会的矛盾，现在就更没你的事了，现在是兰州军区同酒泉军分区的矛盾了。说你坏是为了说酒泉坏，酒泉为了证明自己正确，就会说你好。你只要人在酒泉，就什么事都没有。

我说军队令出必行，小小军分区，怎敢和大军区对抗？他说这你就不懂了。军队里政治部和司令部，野战军和地方部队，不同兵种不同派系，关系非常复杂。加上军队和地方的关系，就更复杂了。别说是你，连我都雾煞煞。总的来说一句话：这里面谁是谁非不重要。人同人打交道，是凭实力，不是凭正确。记住这一点，对你有好处。

我说，你不是说把事情说成咋地才重要吗？他说那是说干革命。现在是又一码子事了。说不清的理可以不说。有实力就可以不说。能不说你自然有了理了。真理不是只有一个，也不是没有它就没法子过。你的招数再利害，我不接招，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就利害不起来了，对吧？

听着我觉得，个儿矮小的是我，不是他。

五

“九大”前后，展览准备就绪，要开幕了。抽调来的人，除了当讲解员的，和一个画画的，都要回原单位去。画画的留谁，地区一直没说。我们三个，都希望能留自己（到底城里比沙漠里好过）。何是我顶头上司，有本单位的人事权，只因人在酒泉，一时动用不得。我趁此机会，正在为被下放劳动的妻子办“农转非”（农业户口转非农业户口），若回敦煌，不但此事无望，而且会被关起门来打狗。那怎么能行！

未几，让我和何山各画一幅大油画，限期一个月。王仁说是打擂台，谁画得好谁留下。刘光琛估什，是吴司令员出的点子。事虽荒唐，在文革中也属正常。何山问好坏谁裁判？王仁答日工农兵。于是各占一方（何在地区革委会礼堂，我在地区招待所会议室）鸣锣开战。起初我莫名其妙，觉得像马戏团里的猴子披挂上阵。接着就发起愁来：一幅《民族大团结》何先挑去了。我这幅《潭家湾全景图》，实际上是鸟瞰平面地图，不宜于画油画。画面四比四平方公尺，无法从门进出。得画成四幅，再拼起来，中间有一道十字缝，怎么着都难看。

潭家湾是酒泉农村里的一个生产大队，当了西北学大寨的“样板”。我去住了几天，画了许多速写回来，使舞台上充满了剧情：马厩里修车铡草，猪场上起肥垫土，井边头洗菜饮驴。吆车的老汉拾粪，看场的娃子赶鸡，息晌的婆姨抓紧时间做鞋底……豆人寸马，房屋像火柴盒。门上有对联，窗上贴着窗花。屋顶上晒着果脯瓜干豆瓣酱，屋檐下挂着辣椒大蒜玉米棒。大路两边有杂草中间有车辙。有的车辙里汪着水，水中有倒影。总之是力求生动有趣，精细逼真。小眉小眼的，只差没用放大镜了。

不管是不是艺术，成败关系着安危离合。我白天黑夜加班，先是务求必胜，后来就画出了兴趣。天气酷热，脱光了衣服画，只穿一条短裤，仍旧挥汗如雨。看画的来来去去，都不知道谁是谁。西北人没有赤膊的习惯，看不惯我赤膊，背后有议论，骂我不文明，疯疯癫癫。我听到反映，也不理会。本来是要哗众取宠，却又旁若无人起来。似乎进入了忘我的境界，真有点儿疯疯癫癫的了。

限期过了几天，画才全面完成。抬走的前一天，刘光琛来，一脸的焦虑，说，那两位到处说，你把学大寨样板画成了小农经济，把战天斗地的革命精神，画成了悠闲落后的老村古调。这个意见，可是正确得歹呀！我很着急，一通夜没睡。工地加上红旗，墙头加上标语，大路边加上语录碑和正副统帅并肩像。四处加上许多观光取经的队伍，记者挎着照相机，学生仔捧着红宝书，机关干部围成一圈听介绍经验。村门口各色大客车一字排开，气氛似热烈多了。天亮了一看，色彩不协调，花里胡哨。来不及调整，给抬走了。

展览期间，“三级干部大会”开幕，参观人潮汹涌。谁都没有想到，居然是“潭家湾全景图”最受欢迎。观众沿着有车辙的大路一路看过去，就像看连环画，兴味极浓烈。加上小而逼真，又是熟悉的生活，以前没在画上见过，更有一分惊喜。一大群人挤着边看边议论，争相指出新发现，引起轰动，引来更多入围观。虽有人说贴上革命标签没改变老村古调，但是没人爱听。潭家湾大队支书、九大代表杨柱柱来参加三级干部会，看了说好极了。一锤定音，再硬的道理也没关系了。张哲岚很高兴，在大会上做报告，提到展览时，还说了个“解衣磅礴”的故事，说庄子说过，只有那个赤膊画画的人，才是真画师。

何山那画，画得很好。但“民族大团结”的画到处都有，这一带火车站汽车站上都有，印刷品更随处可见，全是各民族代表把一个毛泽东围在当中。怎么画都像见过，没人要看了。观众从画底下经过，头都不回。刘光琛说，何这会子算是背了运了。他说人都有个时运，顺起来事事都顺，坏事也会变成好事。背起来事事都背，好事都会变成坏事。今时舆论都向着你，该是你走运了。

六

三级会后不久，刘光琛当了地区民政局局长。农转非的事，正好归他管。我很庆幸。长期以来小眉小眼地钻，拼死拼活地干，唯一的目的，不也就是个平安团聚么！若能如愿以偿，那就什么代价都值了。

但是妻子在下放地，没能坚持到最后一刻。我刚拿到她的准迁证，就得到她垂危的消息。日夜兼程赶去，只来得及看到她的遗体。只有三岁的女儿跟着我，离开了那沙漠边缘的荒凉小村。

敦煌文物研究所革委会卡住我的编制不放，我赖在酒泉不回，一直拖到七二年，才得以调离敦煌。以后不久，张哲岚、吴占祥和其他军代表都撤离了地方机关，回部队去了。我们父女俩到了酒泉地区五七干校，在那里待到一九七八年。七九年我在北京，接到张哲岚的一封信，说他已离休，邀我到西安市红缨路三十一号他家作客，说要给我介绍几位著名的作家、画家和书法家，“都是很有意思的人”。因为太忙，没能去。借用林则徐诗句，写了幅对联寄给他：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刘光琛还在酒泉，一直没有升官。一九八三年，我在兰州大学，他托家在酒泉的学生带给我一个玉石笔筒，墨绿色云纹，温润古朴。可惜我没有一张配得上它的书桌可以放它。离开西北以后，同他失去联系。先是听说，他退休后很孤独，日在醉乡。后又听说，他无疾而终，身后萧条。

在敦煌研究所，人们依旧互相斗得很苦。后来抓“文革三种人”，何山、孙纪元都先后离开了敦煌。孙到天水麦积山文物保管所去了。何则辗转到了美国，受雇于洛杉矶天龙画廊。九三年我在洛杉矶时，他带着老婆儿子来看过我一次，气色很好。问我怎么来的，我说是逃亡的政治难民。他说：“我是杰出人士移民”。

何 山                 孙纪元

卷三 天苍地茫

天空地白

一九六四年，茨林在敦煌中学上高中，梳着个马尾巴髻，无忧无虑，爱说爱笑，爱跑爱跳。暑假里，跟着她的父亲，著名医生、敦煌医院院长李瑶甫先生出诊，到莫高窟来玩。这个沙漠中的石窟寺群，她从没来过。父亲工作时，一个人到处跑到处看。在悬崖峭壁上四百多个洞子里上高下低钻来钻去。

我在洞中临摹古画，日日面壁，不见人影，都快变成达摩了。突然闯进一个美丽的少女，不由得眼睛一亮。她天真无邪，毫不认生。又好奇，问长问短。我给她一一讲解壁画的内容，又带她看了几个别的洞子。她从小受党的教育，鹿王本生，五百强盗成佛，舍身饲虎，割肉贸鸽……所有这些故事，都从没听过。来世，轮回，因果报应之类，更是闻所未闻。很爱听，但又困惑，问，是真的吗？

我教她不要太认真。别把神话和历史混为一谈，也别把艺术和科学混为一谈。她很感兴趣，要知道这里面的异同。话题一展开，就讲不完。已而悬岩的阴影，已落到脚手架上的反光镜上，洞子里黑得看不见了。她跟着我下山，要我讲给她听。一直跟到我屋里。说，我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十几年学都白上了。我说也不是，重要的是你要学会思想，使你学到的东西活起来。

她环顾四周，有些惊讶的样子。说这个太破了，干嘛不买个新的？那个用不得了，干嘛不买个新的？我说没钱。没钱是怎么回事，她好像不大明白。问她到过农村没，她说曾集体支农，到郊区摘棉花，没进过村。我说你到村子里住上几天，就会明白许多。我说这也是一种知识，“世事洞明皆学问”么。她没读过《红楼梦》，把这两句抄了去，说是很有启发。说这次遇见我，对她帮助太大了，真是幸运。

从她真纯的目光，我读到一种崇拜，很高兴。我没有被别人崇拜过，何况是被一位这么可爱的姑娘。也有一种幸运之感。但她走后，再没来过。有时进城听报告，遇见敦煌中学的老师，少不得问问她的情况。她在校不但成绩优异，是校篮球队代表，还当了个学生会主席。我真难以想象，她那个学生会主席，是怎么当的。

第二年，敦煌搞四清运动，查出她父亲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当过军医官，信基督教，给戴上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她和她同届毕业的妹妹李茨恩两个，都因此不准报考大学，成了“待业青年”。天天在家没事，苦得不行。

我们研究所作为中央文化部的直属单位，没划入本地区四清运动的范围，好像没事。我托熟人带信，邀请她到莫高窟来玩。和第一次见面不同，她似乎长高了些，瘦了，沉静了，清纯的气质里，多了一份深沉。马尾髻也变成了一根粗长的辫子。她说她爸有了事，就像全家都有了事，亲戚朋友断了往来，连同学们路上见了，都不招呼。她说：真是奇了怪了，我们干了什么呀！

我告诉她这是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故事，每个中国人都有可能遇到。我给她讲了我自己的遭遇，我所在的劳改农场里许许多多死者的，和他们的家里人的遭遇。还有我的一些大学同学的遭遇。我说这种事太多了。你觉得奇怪，只是因为你没经历过。她说他们不是本地人，出了事很孤立，想回到河北老家里去，哪怕都种地，乡亲父老也有个照顾。但是不准许，只好算了。

我说全国一个样，家乡人更凶残，还是不去为好。我给她讲了我父亲被打成右派后怎样被家乡人折磨至死，我母亲和两个姐姐，还有我的许多小学和中学的老师们在家乡怎样被侮辱与伤害，都比流落在外的人们更惨。我说在这个世界上我没有故乡，也没有祖国。你也一样。别指望依靠外界的同情，唯一的出路，是自己站住脚，不要被困难打倒。只要你站住了，经历一下没有经历过的事，可以丰富人生经验，增强生存能力，学会从不同的角度看世界，这就等于把外在的苦难，转化成了内在的精神财富，坏事变成好事。

说着说着，连自己都觉得，有些唱高调。但是她很爱听，显然受到鼓舞，脸色渐渐开朗，终于有了笑容。说，上次回去后，一直想给你写信，不知道怎么写，所以一直没写。我说我也是。从此她常常来玩，我带她看洞子，爬山，找化石，采红叶，听她说说各种事情。学校里的，家里的，社会上的，心里面的。她那时二十岁，还像小孩子一样，有时很小的事情，说着就哭起来，一忽儿说到高兴的事，眼泪没干，又笑了。

我们决定结婚时，文革已经临近。一个是摘帽右派，一个是反革命的女儿，很引起注意。那时所长常书鸿不在家，他的夫人、副所长李承仙表示支持，并答应安排茨林到所里当讲解员，先临时后转正。

婚礼在一九六六年三月六日举行。所里派了一辆汽车去接她，车上装饰着绢花缎带，五彩缤纷，倒也喜气洋洋。上车时，她抱着一大卷半新的被褥。她母亲又把一篮子锅碗盆勺放在车上。我问这是干嘛，她说你们拿去，用得着的。我说你们呢，她说家里有。那天晚上，闹洞房，乌烟瘴气。美术组搞雕塑的孙纪元，一直坐在床上，不声不响。人散后才发现，被褥和枕头里都塞满了锐角碎石和尖利的刺草，扑不掉也拣不尽。我相信，这不是民俗，而是人心。

文革将临，空气里硝烟弥漫。人心诡谲，都像是海伊纳闻到了血腥，一个个伸长脖子，在窥测和等待。“家”成了唯一的避难所，那简陋的土墙木门分隔开了仇恨的世界和爱的世界。门一关就是别样的天地，有着纯净的空气。可以卸下沉重的铠甲和假面，做一阵子真实的自我。

每月领了工资，她先给我的母亲和姐姐寄去一份，婚前寄多少现在仍寄多少。同时给她的母亲和妹妹留下一份。剩下的，可以过一种简单的生活。我妹妹在四川省地质局工作，有一次进山找矿回到成都，房间被小偷洗劫一空。她闻讯后，把我在结婚时给她买的几件新衣全都寄去了。每个星期，我们要进城一趟，去看望她的母亲。荒凉沙洲，道路艰难，小站候车人寂寂，大漠走马月茫茫。斯情斯景，已不可再复，当时只道是寻常。

六月初，全所进城，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动员报告。那天回来，连夜把文稿笔记呼啦啦翻了一遍，挑出最要紧的，包在衣服里，让她带到娘家存放。要求她在那边住一段时间，到形势明朗了再回来。正好第二天有便车，她走了。房间和心，同时显得空落，只有她没带走的一些东西：桌上的一枚发卡啦，挂着的一条头巾啦……透着一股子淡淡的温馨和忧伤。

紧接着狼群就扑上来了。揪斗，抄家，昏天黑地。几个月没联系，她突然来到。那天在中寺大院批斗常书鸿李承仙，我在陪斗。弯腰低头，双手后举。她先到家里，门开着没人。放下包裹，来看斗争会。正碰上美术组组长段文杰揪着李承仙花白的头发，一问一个耳光。还有人问，为什么把反革命分子的女儿李茨林拉进所里？散会回去看到她，很意外。她说她害怕得很，要来看看。她已怀孕，脸色憔悴。包裹里有一些食物，一些各地红卫兵自办的“小报”，还有一些纱布药棉白药红汞。

她告诉我，城里也很乱。茨恩害怕，趁她不在，把她带去的我的文稿笔记全部烧了。为此她同妹妹大哭大吵了一架，说那是我的命根子。妹说，他不要命我们还要，命都没了根子有啥用。妈怕外面听见，发怒把她们赶了出去，说你们有胆，到大街上吵去。说完这事她哭了，一叠连声说对不起。文稿没了，是我最大的失败。但既无可挽回，也只有劝她别想。讲了个“破瓮不顾”的故事给她听。她如释重负，又笑了。

“家”已不再是封闭的世界，随时都有人闯进来乱翻乱吼一气。甚至半夜三更踢门，叫我起来卸车。她怀着孩子，经不起这般吓，只有劝她回去。她在走以前，瞅着没人，给常、李也送去了一些食品药物和“小报”。考虑到后会不知何时，给孩子起了个名字，叫高林，取父姓与母名，兼取来人诗意，以求吉祥。

这年十月，上面派来的文化革命工作组宣布了对我的处理：工资降三级。没再戴帽子，没开除，算是大好消息。为尽快告知她，我连夜赶进城去。在戈壁滩上抄近路，又迷失方向，走了一通夜。虽然疲累，能让她早点结束恐惧，也觉值得。她母亲曾经听说，那一带时有狼群出没，大家都后怕不已，更添加了一份庆幸。

但是很快地，这个处理又不算数了。所里的革命群众，分为敌对两派，都说是工作组保护了我们。变化比北京和内地慢了几拍，工作组早已撤走，无法揪回。被“保护”的一小撮，被打得更凶（说是要“打下十八层地狱，叫永世不得翻身”）。特别是常书鸿和李承仙，每次斗争会下来，都遍体鳞伤血肉模糊。

一九六七年元月，女儿高林出生，我都没在她们身边。

翌年夏天，她带着不到两岁的孩子，到莫高窟看我。我的住房已经被查封，住在一间废弃的浴室中。浴室面积六平方公尺，墙壁斑驳剥落。空间有两个锈死了的莲蓬头，一块隔板。略微倾斜的水泥地面上有两条水沟。不过位置偏僻，门窗外风景极好，有一大片草地和几十株合抱的老树，也难得。我把隔板拆了做成一张大床，在门外用三块石头支起一个锅台，临时拾几根枯枝就可以做饭，也很方便。

更难得的是安静，没人再来打扰。所里斗争剧烈，又揪出来二十几个敌人，加上我们，已超过人数的一半。另一半除去跑龙套的，两派斗得你死我活，已管不了那么多了。我们作为“死老虎”被撇在一边，交给了一个管杂事的工人。他给我们分配劳动任务，别的不管。那时我每天扫洞子，回来除了参加牛鬼蛇神们吃饭前的“向毛主席请罪”仪式，和晚上的“学毛选”以外，没事就抱着孩子，和她在树林里走走。孩子还不大会说话，连蚂蚁是个什么东西都不知道，但是反应很快，表情十分丰富，是我们快乐的源泉。她仍然带着那本讲解词。我去劳动时，她一面带孩子，一面时不时拿出来背一背。她仍然想着，将来有一天，能到莫高窟来当讲解员。

看来形势不坏，我很乐观。不知怎么的，气氛又变了，又要“清理阶级队伍”。九月下旬的一天，勒令全体牛鬼蛇神集中住宿，男的搬到上寺院外工程队留下的空屋，女的搬到老库房。要请完罪立即就搬，不得拖延。她一个人带高林睡了一夜，不得不走。几个月后，城里搞下放，她们祖孙五口，都被吊销了城市户口。她和高林两个，被送到一个叫作东方红公社向阳大队第四小队的地方，插队落户。我直到一九六九年初，收到她从那个地方寄来的信，才知道发生的一切。

紧接着，所革委会传达了上级革委会的通知，我的案子维持降三级的原判。算是第二次解放了，允许我搬回原宿舍居住。叫我马上收拾一下，立即出发，到酒泉去为农业学大寨展览作画。我坚持要求，先到农村去看看她们。只给了两天假。酒泉地区革委会还从我所抽调了何山、孙纪元等人，我得和他们一路。

搭了一小时便车，下来走了十几里地，遇见一个牧羊人。向他问路，不知东方红，也不知向阳。说这里叫红柳墩，过去是枣庄，再过去是郭家堡公社。到公社一问，才知道郭家堡已改名为东方红，向阳大队是原先的驻马店，驻马店再往北，就是沙漠了。沙漠边缘有十几户人家，一年前叫黄羊沟，现在叫向阳四队。

北国春迟，望中没有绿色。耙过的地里，罗列着一堆堆待扬的粪肥。愈走愈荒凉，到那里已经傍晚。斜光照墟落，穷巷牛羊归，杂沓掀起团团黄埃。干畜粪煨炕的气味，辛、苦、重浊，一股子乡土的亲切。一个老婆婆，在井边汲水，告诉我地里的人还没收工。一面派孩子去叫茨林，一面领我到她家歇脚。屋里烟气弥漫，老汉就着油灯在烧烟锅。让上炕坐下，问长问短。

说起来才知道，这地方用水靠井。邮递员送信，只送到公社。支书队长去开会时捎带一下。寄出去的信，他们也给捎。灯油盐巴针线钮扣什么的，公社的供销社里都有得卖，就是太远了，不方便。小伤小病，可以找队长的丫头，她是赤脚医生，箱子里有点儿药，有时候也管用。要不，公社里还有个卫生所……

说着茨林进来了。高林走在前面，包着头巾，穿着大棉衣，两袖过膝，像只企鹅。只露出一张小脸，仰着看我。我说，认得我么？她叫了一声爸爸，声音细小，羞怯而犹豫。我抱起她，不觉眼睛里有了泪水。茨林也包着头巾，满身土，已经像个农妇。笑容灿烂，看来身体挺好，放下心来。

回家路上，问她爸妈在哪里，她说也在这个公社，隔约三十来里，她妈还来看过她。我说我应该去看看他们，但是这次来不及了，下次吧。我告诉她维持原判到酒泉去的事，说我明天就得走，去了再想办法，把你们办出去。

高林要我一直抱着，进了门还不肯下地。她说你爸背那么重的包，走了一天路，你不叫他息息吗？孩子立即两腿一蹬，说要下去！我说这么听话呀？她说，哪里，你等着看就是了。屋里一股子烟熏味，是北方老屋特有的气味。点上灯，她就去煨炕。炕很大，占半个房间，但只有两个人睡觉，四分之三空在那里，裸露着土炕面，很难看。另半间屋有个旧锅台，两个人用太大，旁边又盘了个小锅台。大锅台没锅，张着黑嘴，更难看。我想把它打掉，她说别，我妈说给我找个案板，放在上面，正合适。

第二天，她抱着高林，送我到大路边。我走了很远，回头望去，她们还在那里挥手。

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她。这次，她怀上了第二个孩子。

酒泉的展览是综合性展览，筹办人员来自各个不同的单位。我利用工作之便，广为结交，安排好她到酒泉来生孩子。准备来了就不回去了，一同到五七干校劳动。这个不算非分的要求，已得到地区政委和革委会主任的批准。干校在郊区，和农科所相邻，农科所的朋友说，他们也要人。为求稳当，计划分两步走，下一步再看着办。

第二年春节前，请了两星期假，准备回去过了年，就接她们来。收到一份电报，是她妹妹李茨恩到敦煌城里拍来的：“姐病危速归”。连夜赶到酒泉城，搭汽车到安西，再在安西转车，到敦煌时，已经是第三天的午夜。找不到车，步行又迷了路，待天亮一路问去，只赶上看到她的遗体。

高林被茨恩带走，在那边由茨恩照顾。母亲守着茨林，已经几天几夜没睡。告诉我她是感冒变成肺炎，很普通的病。一开头照样出工，耽误了。一直在等我回来，才停止心跳不久。

村上的妇女们，做了一个白纸花圈送来，队里派了十几个人，帮助抬棺、送殡、挖坑。事毕排成一列，念起语录来：“要革命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我正在整理坟墓，不知道该感谢，还是该愤怒。

坟墓在农田和沙漠之间，一处长满芨芨草的坡地上。没有墓碑，叠石为记。临走前夕，深夜两点，抱着高林，裹着一件老羊皮大衣，到墓前石上，坐了很久。我想人死后如果还有灵魂，她一定会在此时此地，来同我们见面。

但是没有。

月照大漠，天地一片空白。

辛安亭先生

先生出生在山西吕梁山区一个贫寒的农家。自幼瘦小嬴弱，无力务农，到邻村读完初小，家里再无力供给，只好自学。当时的山西省长阎锡山在各地开办了七所贫民高小，学杂费用由政府供给。还自兼太原市晋山中学校长，拨款聘请名师，资助优秀学生。辛安亭读完贫民高小，负笈步行四天，到太原报考晋山。考生千人，发榜五次，最后录取了三十三名，他是第二名。老师邓初民把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和胡适的书介绍给他。另一位老师马干符教他读古文，从先秦诸子教到晚清学术。毕业那年，他是全省唯一考上北京大学的一个。读的是历史系，想的是办教育。童年时代荒寒山村里自学的经历，刻骨铭心。他立志要把自己学到的一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告诉贫家的孩子。

沉默寡言，谦和木讷。不抽烟，不喝酒，不娱乐，不体育。一本接一本读书。读得最多的，还是教育学和心理学方面的书。他回忆说，那时候，他喜欢杜威的《明日之学校》，波德的《教育哲学大意》，和梭罗的《爱弥儿》。毕业后几经周折，辗转回到山西。在太原师范教书，想从事启蒙教育。阎锡山怀疑他是共产党，把他抓进监狱，逼上梁山。出狱后突破封锁，到延安参加革命。从一九三八年起，他在延安十一年，一直在教育厅（厅长周扬）撰写和领导撰写中小学课本和通俗读物。正在编中国通史的范文澜，很欣赏他写的《中国历史讲话》。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围攻边区，他随军撤离途中，发现许多偏僻农村的儿童，读的仍然是古老的《三字经》。内容虽陈旧落后，但形式易被接受。于是边走边想，做出一本《新三字经》。厚积薄发，凝练准确，更受群众欢迎专家称赞。解放后，书稿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教育家吴伯萧看到，写信给他致敬。

心想着孩子，下笔自然不俗，这是辛安亭的一个优势，来自天性，别人学不到的。一九四九年到兰州，作为军代表接管兰州大学等全省高校，官衔显赫，他没兴趣，念念不忘的，仍然是教育。两年后重操旧业：到北京与叶圣陶一起，主持人民教育出版社，又是十一年。依然农民本色，谦和木讷。读书写作不辍。该社编辑张中行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辛安亭时，说，“也许是看惯了官场的通行气派吧，推想他必是新分配到某室的小职员，管抄抄写写的，及至听说他是副社长，真是大吃一惊。”张说辛安亭的另一个特点，是心口如一，学不会说假话。（《流年碎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吴小如先生读到张著，说，“这同我印象中的辛老完全吻合。”（《文汇读书周报》一九九八/二/十四）当然，也同我印象中的辛老完全吻合。

学不会说假话，也是天性。搞人民公社时，他说，这个办法恐怕不成。反右时，他说，这种事情咋能定额？《毛选》上白纸黑字：学校的根本任务是转变学生的思想，他说，还是说传授知识经验，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好些……终于被调离北京。一回到兰州，他就着手创办教育学说。三年间从既无校舍又无师资，办到初具规模，文革就来了。一生没有整过人，但是人们整他，可是毫不手软。说过的话，都成了罪行。被打翻在地，又踏上了许多的脚。年轻时都干不了的重活，这时不得不干。熬过来，真不容易。

文革后降级使用，到兰州大学当副校长。实际上是个虚职。兰州的兰大，也和北京的北大、清华一样，是“反右”、“文革”的先锋，“笔杆子”和打手的仓库，批判组也有个“梁效”“石一歌”之类的名字，我忘了叫什么了。五十年代的校长陈时伟，六十年代的校长江隆基都被整死，不是偶然的。文革后学校一片凋零，但依然保持着“革命”传统。他到那里，什么事都做不成。当时兰大的另一位副校长，后来做了民政部长的崔乃夫先生谈到辛安亭时，说：“他跟我一些政治上非常平庸，教育一点儿也不懂，品质很差……的人共事，而那些人掌权，他有什么办法！”（《崔乃夫访谈录》，原载《钟情启蒙执着开拓》兰州大学出版社二〇〇四年版）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一九七八年，在兰州。那时我四十三岁。先生已年逾古稀。极瘦小，极清癯。蓝布衫，黑布鞋，平头。印象最深的，是他那清澈的目光。那时的人们，别说干部，就是一般成年人，大都目光浑浊，像遮着一块幕布，或者包着一层油。一个饱历沧桑的老人能保持那样清澈明净的目光，真像是奇迹。还有就是他那双鞋子。那种圆口的黑布鞋，是我父亲常穿的，见之特别亲切。很多年了，市场上早已绝迹。我猜，是他的家里人自己做的吧？

他早已与世无争，日日闭门读书。家里几个大房间，除了门窗全是书，从地板到天花板没空隙。沙发背靠落地窗，只为了读书方便。看着文弱瘦小，埋在深深的沙发里专心读书的他，很难想象，他曾为革命出生入死。所著六十多本书都是教育学著作和普及读物，很难想象，他涉猎的范围会如此渊博。经史子集，他如数家珍。《文心雕龙》很难懂，他只要几句话，就阐释得一清二楚。我的专业是美学，说到中国美学史，他知道得比我多得多。从彩陶甲骨铜器铭文，到王国维《人间词话》之得，袁子才《随园诗话》之失，再到蔡元培对美育的贡献，也如数家珍。读先生的作品，才发现深入以后的浅出，硬是和一般的浅不同。深入易，浅出难。能浅出，才是真深入。这不仅是一种本领，也是一种襟怀。“下笔清深不自持”者，如我辈，相形之下，只有自惭形秽。

我在兰大几年，他是我名符其实的老师。我不是他唯一的学生，许多文科教师，都常负笈登门。有学生知道而他不知道的问题，他就竭诚求教，问到完全明白为止。有些东西，不是有关专家，完全不用知道。比如汉魏间蛊道巫术的异同，纳西族七星披肩的由来等等。他都兴趣盎然。我问他知道了干嘛，他说只是想知道。这使我想起孔子的“学而”。不是上进的愿望，而是这种自为目的的求知欲，使他杂学旁收，成为通人，而又淡泊于人事，不求名利。校园里的派系斗争流言蜚语，一概都进不了他家的门：他不爱听。这也是天性，而不是嵇康式的世故。

他要是世故，我就进不了兰大。文革后期我在五七干校劳动，哲学系系主任韩学本想调我到兰大教书。因为我有“极右分子”劳动教养的案底，阻力很大。辛老本不管事，但这件事他却管了。参加校务会议，发言支持老韩。还亲自到省委的“归口办公室”去催办这事。那天学校没车，他竟步行而去。老弱瘦小平时很少出门的他，在大街小巷来回走了一个多小时。老韩说，不可想象。

到校后，老韩陪我去看望他。他说他刚读了我的《中国山水画探源》（那时刚发表），觉得功夫下得不够。思路暂且不谈，你可以那样想。脉络清楚，构架稳固，也很好。但是脉络和构架，应该是历史的，而不是思路的。史归史，论归论。以论带史，变成了以论代史，这就不好了。你有这个嫌疑。我请他举个例子，他说那就太多了。比如你说佛教的盛行，推动了魏晋以来隐逸之风，论点不够，显得武断。事实上佛教东来之初，不过是祭祀方术的一种。这在《高僧传》中有大量的记载。说着掀掉膝上盖着的毯子，站起来到书架跟前，拿下一部线装的《高僧传》，翻给我看。我看了说，安世高、昙柯迦罗、康僧会，这些都是汉末人物。他说我是随便翻的，又翻到佛图澄，说，这是晋代和尚，你看怎么样！又说，当然浮图之祠，不同于谶纬之祠。但他们是在庙堂，而不是在山林，你说对吧？“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是皇都气象，不是山林气象，你说对吧？

我唯唯。他又说，当然后来有些和尚，把皈依当作了栖遁，买山而隐。青松当尘尾，纵横天地初，俨然名士清流。这也是时尚所致，你不能说是他们推动了时尚。玄学氛围中般若学的兴起，与当时经书译本的粗率、暖昧、不确切，以致可任意比附和发挥有关。名僧之变为清流，就是这么来的。我说当时译经，好像很认真。他说再认真也精确不到哪里去。鸠摩罗什兼通汉戎，但梵语音译，阐释纷繁，都能动多译，更难把握。依我看，说老庄就是道家，也是鸦鸦乌。我们管不了那么多，可以姑妄听之。但是真要研究，就马虎不得。

我唯唯，他又说，明清之际不求形似的美学，可以追溯到魏晋的言意有无之辨。但是这中间，横着许多不同的阶段，最近的是宋明理学。你得先理出个头绪来，才说得清楚，这是一。二是魏晋以来，文学以诗词为主导，书法以帖学为主导，二者都崇尚对称和优美。明末碑学、朴学、金石学的兴起，和文学中的曲子词小说家言的昌盛同时。尚奇，尚拙，风气之变，也其来有自。还有个地缘问题，不能不管。无所谓南顿北渐，山西也是个重镇。不单扬州八怪，顾炎武、朱彝尊、傅山都是先锋。明代遗民当清代先锋，这里面就有许多文章可做。你概不涉及，就说不清楚。

我唯唯。刚想问还有什么，老韩碰了我一下。于是住嘴，跟着老韩站起来。老韩说，打扰得太久了，辛老休息吧。我也说，辛老休息吧。他说还没说完呢。从此我常去他家，有时谈到吃饭时间，偶尔也跟着吃一顿。饭桌上几乎没有荤腥，稀饭小菜馒头而已。不是要节约，而是晋西北吕梁山区古老的习惯。他最爱吃的，老家里的传统食物，“黄儿”“合子饭”“钱钱饭”，已经没人会做了。馋起来，他就跑到在山西住过多年的历史系老教授赵丽生先生家中，谈谈它们，过把干瘾。

他有个好朋友，叫张毕来，是研究《红楼梦》的专家，在民盟中央当副主席。来甘肃视察，到他家看他。他让女儿小明来叫我，去陪同吃一顿晚饭。师母和小明掌厨，饭桌上就我们三个。我发现他不会应酬，只是叫客人吃这个吃那个。我想我是来陪客的，有责任活跃空气。但是想不出话来说。想了一阵，就问张毕来，你们民主党派中央，平时都干些什么？他说例行公事。我问什么例行公事。他说杂七杂八。我问什么杂七杂八，他说多了去了。我问是不是统战工作？他停了一会儿，一字一顿，说，就是统战工作。

这些问题，问得不好。我的几个好朋友，事后从辛老家人得知，没有不骂我的。有的说我粗野得像个酒鬼。有的说我丢了辛老的脸，让辛老下不了台。有的说人家正面回答，是看辛老的面子，要不然，几句官腔就打发了你……有的告诉我，辛老最看不得粗野，你这是出自己的丑……。但是辛老本人，从未提过这事。朋友们给他骂我，他也只是笑笑。以后见了面，还是和以往一样。我本想道个歉，看他那么好，没把这事放在心上，就没道。但是从那以后，他再没有让我陪客。八三年“清污”期间，有人向他报告，说我指着新系主任的鼻子，骂人家卑鄙无耻。他问我有无此事，我说有。他一句话都没说，相对无言很久，才说了一句：某某某现在，也不到我这里来了。

他每天读书写作，都有定时。早上打一阵太极拳，傍晚散一阵子步，从不间断。散步时，偶尔也到我屋里转一下，站着翻翻书，从不久留。我住三楼，他上下不吃力，看来身体还好。想不到四年以后，八八年，我在成都，就得到他去世的消息。托老韩代献了一个花圈。用丈二白布，写了对挽联寄去：

沧桑易度，归来何处寻旧师？

经史难忘，化去料应着新书？

寄出以后，总觉得不够分量。我对辛老的尊敬、感激，和深深的思念，都在这两句之外。

韩学本

一

韩学本身体单薄，面皮白净。手指纤细修长，戴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中山装，黑布鞋，永远千干净净，文质彬彬。

不抽烟，不喝酒，不喜欢周旋应酬。许多人都说他是书呆子。他也确实爱读书，一编在手，与世无争，你几乎感觉不到他的存在。打五七年从兰州大学毕业，留校任教，教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至今，已经三十多年。不管政治上有怎样的风云，他都能安全地度过。娶妻，生子，入党，从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到系主任，人生的河流像油一般地平稳。这可不是一个书呆子做得到的。

文革中揪“白专典型”、“反动学术权威”，他也曾挨了一阵子批斗，油河上荡起波澜。书读不成了，就革命。那时革命队伍分裂成两大派，真枪实弹，仗打得紧。他当了一派的“作战参谋部部长”，运筹帷幄，军令如山，居然几仗下来，使这一派反败为胜，叱咤风云。人们目瞪口呆之余，才知道这个手无缚鸡之力，影子一般无声无息，走路都要贴着墙根的人物，不是好欺的。

这么玩儿了一阵之后，回到兰大校园，依旧无声无息贴着墙根走路，依旧一编在手与世无争。遇见以前在斗争会上打骂过他的人，文雅地笑笑，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历史系一位老教授遇见他，翘起大姆指，说，你可真是能文能武，“静如处女动英豪”呀！他还是文雅地笑笑，像人家幽了一默。

兰大的政治气氛，特别地封闭保守。五十年代的校长陈时伟，六十年代的校长江隆基都被整死。类似的情况，各系都有，文科尤多。校园里学术空气稀薄，特别是文革后期，同一个行政机关差不多了。老韩一回家就闭门读书，几乎足不出户。好在他和夫人何凤仙（师大中文系教授）两个人文革前买的书，合起来有几万本。在那个书店里空着书架，图书馆被洗劫一空的年代，可以救个急需。

一九七七年，全国“拨乱反正”，各高校的教学和研究又得要上马。破坏得特别严重的兰大，百废待兴。最是哲学系，师资雕零，课开不出来，许多专业缺如。要重建，等于白手起家。他临危受命，当了系主任、总支书记。先是到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地跑了一圈。摸索了一下当时的国内外哲学动态，比较了几个主要高校哲学系的情况。回来想突破以马哲史、西哲史、中哲史为经，唯心和唯物斗争为纬的模型，把“科学哲学”作为重点。

他对反对者说，唯心唯物的观点，不是马克思，而是列宁强调的。日丹诺夫以后才写进哲学教科书。那时可以无视质疑，现在不行了。比如量子力学，你能�避吗？我们只有回到马克思，才能面对新问题。说到新问题，什么费耶阿本德，什么波普尔，什么“证伪”，什么“试错”，把老教师们吓得一楞一楞的。同时争取拨款，采购图书，补充设备，培训师资，开发资讯，拓展交流渠道，指挥若定。一下子就把架子搭起来了。

我同他素不相识，在酒泉接受劳动改造，已经好几年了。地方既偏僻，信息更闭塞，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他以前读过我的文章，也听说过我的遭遇。那年冬天，坐了两天一夜的火车和汽车，赶到酒泉，又步行二十多里，在干校的田野上，同胼pián手胝zhì足满面风尘的我，谈了两个多小时。冻得面皮青紫嘴唇发抖，连水都没有喝上一口就走了，在沙路上留下长长一连串足迹。

第二年，一九七八年春天，他在校长辛安亭先生的支持下，把我这个当年的“极右分子”，调进了兰大哲学系，主持美学专业。这件事成了新闻，在兰大引起反弹，社会上也议论纷纷。我的原单位敦煌文物研究所写信给兰大，说我极端反动不可使用。甚至兰州军区政治部主任李磊，也知会兰大党委，改革开放不要走过了头。所有这些压力，都集中到他的头上。他都顶住了，说，出了问题我负责。

二

那时调进兰大哲学系的“右派”，不只我一个，还有杨梓彬、张书城等好几个人。这些人的调动，当时叫“归口”，意即落实政策以后回归到原来的专业口。那阵子各级政府除了“落办”以外，还有个“归办”。这两个地方的人都烦他。学校里的行政干部们也都烦他。我们这些人进校以后，什么都得向学校要。大至分配住房，小至借个床板桌椅书架，都很费周折。他怕我们受欺侮，事无巨细，都要帮我们跑。自称老兰大，熟门熟路，实际上他去了也不一定解决问题。有时争吵得面红耳赤，结果一无所得。他为此对我们感到抱歉，我们也为此对他感到抱歉。

不全是干部们刁难，客观上也有困难。浩劫方过，什么都缺。后勤工人没情绪，修补速度跟不上。登记排队没个限期，也只有等待。我接受友谊宾馆的条件，给他们画了幅油画，雪山风景，5乘3公尺，换得在那里免费吃、住半年，解了燃眉之急。客房里有套间和浴室，他常来洗个澡，聊一点儿天，住上一晚。

那天他半夜才来。捧上一杯茶，往沙发里一埋，说，忙得都快异化了，这才复归自我。问他忙什么，他说跳加官。最怕周旋应酬的他，这些年周旋应酬最多。最近又被兰州军区政委兼司令员萧华缠上，给他们开办了一个“军、师级哲学讲座”。充当唯一的主讲人，每个星期去炒一次炒了几十年的冷饭，并成为这个那个将军家里的座上客。“唱罢大雅唱卫风”，难受死了。

我安慰他说，你是你，所以才难受。难受不是异化，难受了就不异化了。要是高高兴兴，受宠若惊才是异化。他说，许多人过得快快乐乐，我羡慕。我说，是，我也羡慕。他说真的吗？那么我问你，你宁愿做一只快乐的猪，也不愿意做一个痛苦的人吗？我说话都被你一个人说去了，我还能说什么呢？他大笑。我从没见他这样笑过。心想他可能在萧华家里喝了一点儿酒。似乎也闻到了一点儿酒气。

他说最近他给学生开了一门选修课，“早期马克思”，着重讲《经济学一一哲学手稿》，很受欢迎。开头学生很少，后来越来越多。我对此很感兴趣，想什么时候，也去听听。我告诉他，在马克思的书中，我最喜爱的，正是《经济学一一哲学手稿》。当年去劳教，带了一批书，都被没收了，只有这本小册子，因为是马克思的，得以留下。有空时，没别的看，抓来抓去都是它。在那个特殊的环境里看，感触特别深。每次重看，都有新收获。后来到五七干校，还偷偷摸摸写了篇《异化现象近观》，试着用这个概念工具，剖析当代中国。说着就翻箱倒柜，找出来请他给看看。

几天后他来时，忧思重重的样子。说，稿子我看了。你火气太大了，胆子也太大了，我替你担心。这篇东西，你再不要给别人看了。任何人都不能给看！知道了吗？我唯唯。记住了吗？我唯唯。说着把稿子交给我，叫收好，千万别丢了。说要是丢了，那就吃不完兜着走，没人救得了你。坐下来，喝了几口茶，缓和些了，他说，我发现你这个人，有些好走极端，思想偏激，情绪化的东西很多。做学问么，怎么能这样！我无言。他望着我，问怎么不说话。我叫他说下去。

他说他所理解的“异化”，不光是存在和本质的分离，也是一种意义的失落。关键在“意义”。意义等于自我。所谓失落感、无力感等等，实际上也就是个体对于无意义的体验。问题在于，在这份手稿里，马克思提出了一个人生的意义问题，但却没来得及回答，留下了一块空白。那以后，直到《资本论》，马克思终其一生，都没来得及填补这一空白。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但不去填补，反而把学说弄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东西。这是现在我们的哲学研究上不去，只能炒冷饭的原因，间接地也是造成许多人信仰危机的原因。

我说你想填补空白，是吗？他说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责任。我说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空白都在马克思主义之外，你要填补，你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我说人生是一场短暂的飘泊，所以意义才和自我同一。所以任何一种用整体来否定个体、用共性来否定个性的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儒学，都不谈人生的意义，用谈论责任、义务、社会关系伦理道德来代替。这绝对不是偶然的。要说这是空白，也只能算是逻辑体系上的结构性空白。或者说空白是体系结构的组成部分。所谓“当其无，有幅之用”，你要填空，等于拆幅，那怎么能行？

他微笑，摇头。说，他所说的意义等于自我，和我所说的意义与自我同一，不是一回事。正因为个体自我是短暂的飘泊，所以它只有作为族类存在物，才有过去和未来，才有广延量和能场，才有意义。这是一个大我和小我的关系问题。大我赋予小我以意义。小我也只有在同大我的联系之中，才有可能获得意义。所以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责任、道德、社会贡献、发明创造等等，作为个体和整体联系的渠道，也是个体自我实现的途径。费希特把与世隔绝的孤立的个人称之为“非人”，这个观点，是马克思能够接受的。

我说，你这是把形而下的变成形而上的，把第二国际的经济实证论变成哲学。整体有很多层次，家、国、教派、物种都是。而那个超越时空的整体的整体，则是虚无。所以在终极意义上，只有个体才是实体。人生的意义，也只能植根于个体。它是被创造的，不是被赋予的。带着愿望和情感，无须谁来批准。用佛家的话说，它是活在当下。当然，是以超越当下的形式。这个形式，作为创造物，可以是互相认同的坐标，但认同的结果，是形成不同的文明，而不是形成客观上的终极规范。

他问我美和丑有区别么，善和恶有区别么，得失有无进退成败有区别么，杀人偷盗强奸诈骗是好事还是坏事……一连串的问题，都不等我回答，接下去就说，什么规范都不承认，这就叫虚无主义，这就叫极端的个人主义。这两样东西是通着的。说时语调平静，但白净的脸上，泛起了淡淡的红晕。从而我知道了，这个人虽然思想开放活跃，求知欲很强，对我们这些人很尊重也很爱护；虽然关心潜科学，向往自然与人文的互动，也熟知爱因斯坦和哥本哈根学派的争论，仍然是个马克思主义者。

三

那年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要借调我到北京工作，兰大党委不同意。老韩主张放人，我得以成行。他是为我着想，说那边资料多些，信息流通些，文化环境也好些，去了对发展有利。埋没了那么多年，该去闯一闯了。临走时，他嘱咐，那是个漩涡的中心，去了要特别小心。你搞你的美学，不要多管闲事。那篇什么近观，再别给人看了。什么时候不顺心了，你就回来吧。说时，一脸的忧思。

我没听他的话，到北京后不久，就在社科院内部刊物《未定稿》上，发表了《异化现象近观》。发表后寄了一份给他，附言道：骨梗在喉，不吐不快，恳请谅解。

他收到后，寄来一篇文章，题为《费尔巴哈的异化观对青年马克思的影响》，说是要交换交换意见。我把它推荐给《国内哲学动态》，不久就发表了，是当期的头一篇。读者反应热烈，有叫好的，也有批评的。批评者说他太正统，“比卢卡契还左”。他来信表示，对于“正统”等于“左”的公式，不以为然。

接下来，《未定稿》主编林伟被撤职。原因之一，就是发表了我的《近观》。他听到消息，来信说，现在是新时期了，不比以前，整肃限在党内，你不是党员，不要紧张。要是有什么麻烦，你就回来吧。我已处境不妙，面对不可知的命运，想到远方还有那么一顶小小的保护伞张在那里，心里也踏实一点。

八二年我被赶出北京，又回到兰大时，他已因发表异化文章，被解除了哲学系系主任的职务。心脏病发，在兰州医学院住院。我走进病房时，他正斜倚着枕头，望着窗外寸草不生堆满杂物的小院子发呆。苍白清癯的脸更加苍白清癯，透薄修长的手更加透薄修长，蓝色的血派清晰可辨。床头柜上，放着药瓶茶杯，还有一本打开着的、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黑边框的眼镜，放在书页上。

我说，这么伤脑筋的书，能看么？他说没事儿，拍拍床沿，让我坐下。握着我的手，说我头发又白了许多。问他怎么样，他说没事儿，住在这里，半是养病，半是逃难，免得麻烦。感觉到他手上的力气，和声音里的底气，反应的敏捷和思路的清晰，我放心了。

我为发表了他的文章向他道歉。说以为是正统，发出来有利，没想到反而害了你。他笑了，说，正统不正统，他们弄不清楚。主义只是手段，权力才是目的。这就叫政治。你看那些上层代表人物的所谓“观点”，有哪一个深刻到值得讨论的？解放派也罢保守派也罢，都是些各有靠山的官儿，谁是谁非要看站在哪一边，局外人掺和个什么？做学问的和做官的，认真的和玩儿的搅在一起，能弄出个什么名堂来呢？

我问他还研不研究异化，填不填补空白了？他说当然要。不管那些个，我走我的路。没有对于现实政治的人文超越，就没有学术。他说他想写一本关于《手稿》的专着。我劝他先沉住气，把身体养好再说。他说没事儿，能做多少做多少。

我想，能走自己的路，也是一种福气。

一九八三年的“清污”运动，矛头指向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我的五篇文章（《异化辨义》、《异化及其历史考察》、《异化现象近观》、《关于人的本质》、《美的追求与人的解放》）受到批判，成了整肃的重点。中央点名，地方加码，兰大再加码，不让上课，不让带研究生，不让发表文章，不让出书。已出的一本，也被毁版。走不成自己的路了，精力都用来自卫。很羡慕老韩，真能“不管那些个”。

几个月后，不知道形势发生了什么变化，运动忽又莫名其妙地中断了。胡乔木打电话给甘肃省委书记刘冰，叫别把我怎么样。校党委找我谈话，传达这个“中央首长的关怀”，让我恢复上课。我同意复课，但要求他们先为停课道歉。他们不肯，去找老韩，要求老韩出面，说服我无条件复课。他们说在当时的形势下，停课是对的。现在是新形势了，复课也是对的。要求道歉，是无理取闹。老韩问，为什么你们自己不说。答曰说了他不听。老韩说，你们不管怎么样都是对的，永远对。人家不管怎么样都是错的，永远错。这种话，不管谁说的，都不会有人听。

他们没道歉，我也没复课，离开兰大，到了成都。听说他一直在抱病写书，一天到晚泡在图书馆里，连中午饭都难得回家去吃，很不安。写信去劝阻，都没回信。两年后，收到他寄来的一大包书稿：《经济学——哲学手稿论析》，要我给写个序言。那时还没复印机，都是他亲自手抄，四十万字一笔不苟。附信中说，知道你看法和我不同，批评反驳都可以，这也有利于推进研究，不要客气。

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论述《手稿》的专著，出版后回响热烈。它从纷繁的资料中理出了一个异化概念发展的脉络，比较了这个概念的几种现代形态。在厘清了——例如海德格尔的伦理学本体论，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心理论，东欧人文学派的客观关系论……等等异化观的异同，抓住了这个概念的核心意义以后，再返回马克思，分析它在《手稿》中和在马氏后期著作中的几种用法。不但为马克思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异化研究，提供了一个可以用统一的逻辑，来概括许多不同资料的出发点。我的印象是，他比别的马克思主义者，更接近了马克思。

在序言中，我说，一般人出书，都要请名人作序，抬高身价，拓展销路。像作者这样，找个小人物，还教指出错误，我没见过。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他的人格和风格，他的治学态度，他的自信，他的真诚，以及这本书的货真价实。我说的是真心话，但是只说了一半。没说出来的一半是：想起他的初衷，仍不免有一丝遗憾——他终于没能找到，那开启意义之门的钥匙。仍然没能填补，他自己信仰中的空白。

这也难怪。说到底，迄今为止，除了宗教家，有谁敢说，他知道人生的意义？

一九八九年九月，我在南京大学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捕。出狱后住在成都，他寄来一笔钱，说是几个朋友凑的。我没那么困难，他们也不容易，惶恐之至，连忙如数奉还。逃亡前夕，他来看过我一次。身体单薄，不堪长途旅行，几乎又一次病倒。

这些年来，他一直在闭门读书，为现象学的流动无形感慨，为工具理性和本质主义的语义混淆犯愁。前几天收到他的信，把政府的腐败，社会上人文精神的衰落，大学校园和科研机关里的勾心斗角，连同西方国家的技术异化和工业东亚的社会异化，一股脑儿都说成是历史的生产性开支，是人类为实现个体和整体、存在和本质、对象和自身统一所作的反面准备。他说，“我就是不相信，世纪末的时尚一一后学解构潮流发给虚无主义的通行证，能够永远有效”。

大哉斯言！

他是不是中国大路上最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呢？我不知道。

编案：二〇〇八年五月九日，韩学本先生因脑溢血过世，享年七十六岁。

杨梓彬

一

第一次见到他，是一九七八年，在兰大哲学系。

那时浩劫方过，为重建校系，校长辛安亭先生和哲学系主任韩学本先生，果断地从农村、农场、干校等地，引进了几个以言获罪被长期劳改的学人，担任教学和研究的骨干。其中有他，也有我。

在教师队伍中，这些人的外貌，都有个共同的特点：像农民。皮肤粗糙，手上有老茧，脸上有洗不掉的风霜。尤其杨梓彬，头发花白，皱纹深刻，男低音深沉，不但更像农民，也显得比实际年龄——四十五岁要老许多。个儿不高，体型宽厚，多髭zī的大方脸，公牛脖子，树墩子一般扎实厚重。

他教中国哲学史，侃侃而谈，如数家珍，不像是荒废了那么多年。口无遮拦，常语出惊人，不像是被改造了那么多年。听说他上第一堂课，不是先讲亚细亚生产方式，而是先问什么是哲学。说毛泽东把哲学归结为科学的概括是错误的，哲学不是科学。科学是知识体系，哲学是价值体系。东西方哲学的不同，除了方法论，主要是价值观。东方重集体，西方重个体。许多差异，包括文化的差异和知识分子人格的差异，都由此而来。在当时，这种话，还没人敢说。但学生爱听，他的课场场爆满，受到特别热烈的欢迎。

我去旁听过几次，发现他偏爱儒家。在他那里，儒家学说几乎成了传统文化和中哲史的同义词。他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在于成就一种理论道德和一种内省的人格：安详自尊，悲天悯人，以天下为己任，可杀不可辱。他说现在的中国，这种人都完了，所以社会没有脊梁，没有凝聚力，不能制约政府，只能听任宰割。生灵涂碳，根源在这个传统的断裂。与灭继绝，离不开传统文化的重建。他说学习中国哲学史，既可治成前者，也可治成后者，全看你怎么治。治成前者，是能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通才，治成后者，就同考古学家原子物理学家那样，专业以外无知，只能训诂章句。他说人么，总应该有点儿人格志气。所谓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所谓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有士如此，天下焉能不治。

那天，在一位同事家中，我问他承不承认，比如谭嗣同所说的三纲五常之烈毒惨祸？承不承认，忠孝节烈之类规范，都是以理杀人的武器？承不承认，无限忠于誓死保卫之类，也都是儒家传统？他说这是老问题，他早已想过了。儒家是治水社会的产物，与极权制度共生，免不了泛政治化。像崇拜宝座，重农轻商，还有刚才说到的这些，都是问题。这是泛政治化带来的问题，因此也是器用层面上的问题，变异无常。金铁有时而腐，山岳有时而摧，唯太虚之道，亘古不移。你只有认识到这个太虚的本体论意义，才有可能认识到，把那个士无恒产而有恒心的“心”，那种伦理精神和人生态度作为我们民族文化认同的坐标，不等于要继承那些操作层面上的礼仪制度。

我说器者道之用，六经皆器，说器非而道是，是难以服人的。况且孔子孟子荀子，观点各不相同。汉经学和宋理学差别更大，儒生亦佛亦道的也很多，何来恒心？他说从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期以来，各种观念都在流动。犹太教中分出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但是那一本小小的《圣经》，仍然是犹太民族散而不亡的纽带。他说，假如他们都像你，现在世界上，还有犹太民族么？

我说我们扭在一起，已经几千年了，又能怎样呢？他说我们不是扭在一起，是斗成一团。你这个样子，还要再斗下去。冤冤相报，没玩没了。我默然。

二

那年年底，我去了北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工作。那是他原先工作的地方，许多人对他知根知底。听说我来自兰大，都来问他的近况。谈起来，无不感慨。

他生于河北枣强，父亲是运输工人，自幼家道艰难。在北大哲学系上学时，得到马寅初先生的赏识。选学中国哲学史，又为冯友兰先生所器重。后来一头扎进马列主义，坚信不疑，死心塌地跟党走。写信给老父亲，要求把家里仅有的几根金条，上交给党和政府。动员无效，就揭发，以致那点儿家底被没收，自己也断了接济。

一九五六年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后改为社科院），研究中哲史。学部要送他到苏联深造，他不去。说，我们教条得够了。五七年响应号召，帮党整风，率先贴出大字报，批评院、所领导的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引起剧烈争辩。夜里，有人贴了一张支持他的小白条：“怕骂的官僚，你们去死吧”。他又贴出大字报，批评小白条缺乏治病救人的态度，和帮助党整风的精神不符。

但所领导一口咬定，小白条是他本人写的。说他对小白条的批判，是耍花招掩盖狐狸尾巴。斗争会上，他坚决否认，成了“顽固对抗”，成了“哲学所唯一没斗透的右派”。结果是送到北大荒开荒，劳动改造。忠而被谤，信而见疑，他无怨无悔。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是正确的，问题出在下面。这没什么，在所难免。革命无分贵贱，开荒也是革命。流放路上，诗以言志，准备在那里干一辈子：

车进完达山，踏雪直上天。

今日新垦土，儿孙故家园。

一年后，由于努力劳动，被农场评选为“改造标兵”。

事实上，他走后，写小白条的人就被抓到了。他既已定案，不便改正。又不肯服罪，未能摘帽。离得远，不知情，吭哧吭哧当改造标兵，也省事。

几年后，一九六二年，他被调回哲学所，仍戴着右派帽子。知道事实以后，大怒，同所党委没完没了。党委书记被逼急了，也大怒，把他迁送西北，下放到甘肃省敦煌县教中学。六六年文革爆发，他首当其冲，批斗后，被送到县农场监督劳动。

仍然赤胆忠心，仍然忧国忧民。在农场听说，敦煌在搞大寨县，给县委书记写了个信，告诉他附近生产队没粮吃，劝他以百姓疾苦为重，吸取五八年的教训，为人民做点实事，不要再搞什么假、大、空。县委秘书在电话里把农场场长训了一顿：你们那里阶级敌人气焰嚣张，抹黑新农村，反对学大寨，翻天了吗？！场长吓白了脸，连夜开斗争会，打得他鼻青眼肿。从此派专人看管，监督他一举一动。

他很困惑：地方上这么胡来，中央怎么不管？他很焦急：这样下去，有可能亡党亡国！再没人犯颜直谏，要改都来不及！越想越急，半夜起来，遮着灯，给“主席、总理、亲爱的党”写信。天寒地冻，笔尖上墨水结了冰，写不出来，就伸到嘴里呵一呵再写。最冷的时候，呵一下只能写一个字，他就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天天晚上写。漫漫冬夜长，不知不觉就有了十几万字。

信上谈了七个问题：一，真相与假象；二，理论与实际；三，领袖与群众；四，主观意志和客观规律；五，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六，国法大于党记；七，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为了中国，其他都只是手段。写毕又抄了三份，用真名实姓挂号寄出。一份给党中央毛主席，一份给国务院周总理。为了防止被下面的官员扣留，又给他从前的老师、北大校长马寅初先生寄了一份，请他代呈主席或总理。没桌没椅，冰天雪地地呵着冻手，十几万字连抄三份，这个工程，我听了发怵。这份耐心，我更不敢想象。

很久以后，“粉碎四人帮”以后，寄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信，先后都转到了敦煌县委。上书就是不服，就是反扑，罪上加罪。他被拉到县上电影院里批斗。押上台时，已经像一条抹布，满身痰涎血污，头发里塞满草叶灰土。要靠人架着才能站立，拎着头发才能抬起头回答问题。喝问他为什么上书，他说，右派也是公民，上书是行使公民权，符合宪法，不是犯罪。几句话就激怒得满场的群众炸了锅，吼声地动屋摇，拳脚山崩柱折。他说那会儿，他已经什么都听不见，什么都感觉不到了。

幸亏身体结实，没有成了残废。回到农场，他失踪了。县上迅速追查，把他从汽车站捉了回来。问哪里去，不说。吊起来打，也不说。一转眼又失踪了。捉回来打得更凶，看得更紧。他不断变换方法，终于逃到北京，受到哲学所同事们的热烈欢迎和竭诚帮助。特别是逻辑研究室几个朋友，为他解决了吃饭住宿问题。他在哲学所住下来，写了个材料，分送院、所党委和中组部，要求解决当年的问题，并赔偿他二十年来物质上、精神上、学问事业上所受的损失。

几位师、友、同事看了他材料的底稿，都说这是不可能的，告到中央也不行，还是算了吧。他默然。

那是一九七七年的事。马寅初先生把他的十万言上书还给了他，说写得非常好，看了很感动，但是没有用，还是算了吧。他默然。

在乱哄哄的北京城里没个去处，他整天整天地泡在图书馆里，不见人面。几个月后，写了《关于国家学说的反思》、《从恩格斯致李卜克内西的一封信说起》、《宪法·国家·政党》三篇文章，以现实为参照系，重新评估了自己往日的信念，说要告别革命，寻找古典的善良。想拿去发表，被朋友们拦住。

在那波诡云谲，连投机专家们都把不定方向的年头，没人知道该拿他怎么办，他倒也没事。后来敦煌县委接获哲学所领导的通知，派人到北京，把他带回敦煌，又送进了那个他待了十二年的农场。不过在新形势下，没人再打骂他，也不大看管他了。反正“大锅饭”养着，听其自便。他带了一批书去，在那里埋头苦读。没有交游，没有信息，陋室独处，如同禅家闭关。

没人知道，他脑子里发生了什么样的铁马金戈，总之是到破茧而出的时候，他已成了儒家的传人，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我想，大概，仗不会打得太凶。马家和儒家，都以整体为本位，理论上也有一种结构性的近似，无须调整话语系统和思维模式就可转换。难只难在要有点真诚。恰恰这个东西，他有得最多。

三

他自称漂泊者。我说他不是。当然他也漂泊，从东北到西北。但随时随地，都准备扎下深根。从把完达山当做儿孙故家园，到劝阻敦煌学大寨。风雨摧，野火烧，繁华落尽，只剩下一个树墩子了，仍然牢牢抓住土地不放。四十八岁才当上个教授，才第一次结婚，才分到一套两居室的房子。立即就把鳏居的八十老父，接来家中供养，照顾无微不至。他的夫人王慕东，有时还给老人挠背。一挠不到痒处，老人就急，大声呵斥。王唯唯诺诺，不断调整位置，直到老人满意。从此我明白了，什么叫“贤淑”。

一年后，得了个儿子，叫杨阳，壮实聪明。三年后老父去世，他又把癌症的岳父和岳母一起，接到家中照顾。两间屋住着五个人，挤得不行。但他很高兴，搓着手说，大丈夫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一身，不穷不达如我，能够教书育人，又照顾好亲人，也算不枉此生了。多髭的大方脸笑得像个太阳。

一天，他气虎虎地跑来，说北大那摊子，真是不像话！原来他的恩师、八十四岁的冯友兰先生，因为在文革中站错了队，现在被众人围攻，备受屈辱，他感同身受。说，当年江青代表毛泽东，到防震棚看冯老，北大的人争先恐后夹道欢迎，摇红旗喊万岁，激动得直蹦直跳。现在这些人，一下子都成了解放派！我说，人家有权改变么。他说不是说不能变，我杨梓彬就变了。一百八十度。我发现自己错了，很痛心，很惭愧，就变了。这些人不是变了，而是没变。他们现在对左派落井下石，同当年把右派斗得死去活来一样，都不过是自我的重复。没有记忆、没有忏悔的改变，不是改变。

我问，你怎么知道，他们没有记忆没有忏悔？他说，要是有，就会有宽容，能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对别人的错误有同情的理解，绝不会那么残酷，那么卑鄙！这不是说不要反对错误。德国人也批判海德格尔，但不是纳粹分子在批判……这么发泄了一通之后，他匆匆去了北京。去向那位无助的老人拜谒请安，呈上深深的感激与尊敬。

世事如棋，不到三四年，局势又变了。我被赶出北京，回到兰州大学。又是“四项基本原则”，又是“清除精神污染”，空气里弥漫着熟悉的火药味儿。新上台的系主任刘文英向上级打报告，指控我犯了宣传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的罪行，要求在处理以前，先责令我停止上课，停止带研究生，停止发表文章，停止出书，以免毒素扩散。上级批准后，他开会宣布，叫大家谈认识。没人发言。我发现坐在前排的杨梓彬，公牛脖子越来越红越来越粗。突然站起来说，刘文英，你把人格丢完了，换来个系主任当当，值当的么？坐下后，又说，要当就好好当，别武大郎开店。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发这么大的脾气。好在棋局变得很快，“清污”又不了了之，老杨没事。我拒绝复课，离开兰州，先去四川，后到了南京。一九八九年，我在南京大学被捕。出狱后，逃亡前，住在成都东郊。他趁到德阳参加国际儒学会的机会，来家聚会了几天。计算日子，分别已经八年。八年来我的头发白了许多，他头发更白了许多。见面之初，互惊老丑。

正是逃亡的前几天，香港支联会派来营救的人已经到了。带不走孩子。老杨提出，在我走后帮照顾我的女儿高林。他家里两间房住着五个人，我问高林去了住哪里？他说可以在岳父母的房间里隔出一个小间，就像杨阳在他们房间里那样。他说你放心，我这个代理父亲，绝对不会失职。我告诉他我妹妹一家都住在成都，高林住她家，请我姐姐来照顾，这样比较好。他去我妹妹家看了情况，我走后又在成都等了几天，等我姐姐从江苏赶来，商量安排好了孩子的一切，才回兰州去。

路上，我带着他八年以来写作和发表的文章：《孔子的民本思想》、《孔子的君臣观》、《孔子的义利观》、《孔子的财富观》、《孔于是人类思想家》等，洋洋百万言，看了好几天。发现他的视线，已经超越了“为己之学”的内省精神和理想人格设计，而着重于一种理论架构对于多元社会的整合功能，以及这种功能在东西方文明的冲突中起何种作用。他预言这种冲突比亨廷顿早了十年。他缺乏亨氏的国际视野，但有一种衰败国势下的民族主义激情——恐惧。这恐惧把他的理论，高扬到了抒情诗的境界。

文章中有一份打印的材料，是在八九年的学潮中，他给学生们散发的一封长信。表示理解他们的愤怒和悲哀，但要求他们把眼光放远，以健康、安全和前途为重，不要任性，不要孤注一掷，更不要绝食，留下回旋的余地。情词恳切，声泪俱下，焦急如焚之状，跃然纸上。想当年他逼老父捐出金条，给毛、周力陈时弊，不就是这个样子么。我想，他一丁点儿都没改变。变的是观念，不变的是心。零度也罢，“一百八十度”也罢，他都是那个真诚的他。

“士无恒产而有恒心”，此之谓乎？

别来远隔重洋，匆匆又是八年。最近听说，他当上了西北“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会”的会长。做到了“修身、齐家”，还剩下一个“治国、平天下”了。不知道这中间路上的深井高垒龙门阵，他几时能过得去？我只有给予最好的祝福。

谁令骑马客京华

一

一九七八年底，我初到北京时，已经四十三岁。

一年前，我还在酒泉五七干校劳动。半年前，刚“归口”到兰大哲学系。友人李泽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美学室当副主任，主编《中国美学史》。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邀我一同参加。我被“借调”到社科院，前后三年。

但我对不起他：三年间，没给美学史写一个字，却写了许多自己想写的文章。我说我骨鲠在喉，难得他表示理解。后来出书，还白挂了我一个虚名，白给了一份稿费。都是好意，我受之，都有愧。

与李的交往，始于五七年。那时全国围剿《论美》，我成了政治批判的靶子。李在《哲学研究》上发表《关于当前美学问题的争论》一文，从学术的角度，归纳了四种看法：

一，高尔泰的主观论；

二，蔡仪的客观论；

三，朱光潜的主客观统一论；

四，自己的客观性和社会性统一论。

不同意我的看法，但说它值得重视。没抓辫子，没打棍子，没说主观就是唯心，唯心就是反动，很特殊。我给他写了个信，谢没落井下石，赞有学者风度。他回信说，这是最起码的。那时候，我们都年轻（我二十一，他二十六），“在山泉水清”。有过这么个茬儿，一直保持着好感。反右后没再联系，“新时期”恢复了通信。

到北京，才第一次见面，相识虽新有故情。说起敦煌，他示以长诗一首，开头是“快马轻车玉门关，万里风尘谈笑间”，是五七年去参观路上写的。那年我去酒泉劳教，走的是同一条路，也有几句东西给看。末尾是“无限行程无限苦，最苦大漠寂寥中。”我说我这两句，和你那两句，象征着两种不同的命运。他说我是不了解情况，他命运只比我略好。那时的他，绝对是专制制度的敌人。后来的变化（所谓“告别革命”）是怎么来的，我不知道。

二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北京，到处是工地。特别是社科院所在地东长安街建国门一带，直到永安里大北窑，脚手架林立，推土机起重机日夜轰鸣。大卡车往来穿梭，卷起团团黄云。空气污浊，一股子烟尘的气味。

社科院是几栋三层楼房，据说原先叫海军大厦。已很老旧，有宽阔的楼梯和走廊。走廊两旁塞满了书架，堆放着一捆一捆一包一包的纸袋。没人动它，罩着一层灰。都是些陈年资料，有用没用，谁都不知道。留下的过道，狭窄而曲折。清洁工人的大拖把，游出一条弯曲的、发亮的淡绿色水磨地面。

哲学所美学室，在前一栋二楼走廊的尽头。里面住着矮个子韩玉涛。他年过四十无家，又没分到房子，住在办公室。烟瘾很大，满室云雾。患精神分裂症，每天吃药。我来所后，同他合住。室有大窗，下临小院。院内有枯树一株，残破桌椅若干。桌上枝影横斜，猫脚印如墨梅，浓淡疏密错落有致。

韩君健谈，言语不俗。国学基本功扎实，写稿子惯用毛笔。字极好。小楷铁画银钩，狂草雷奔电驰，依我看，胜似乃师（启功）。治书法美学，见解独到。发表在《美学》杂志上的文章，掷地有声。诗、词俱佳，虽亦歌功颂德，都铿锵可读。可惜当时没有抄下，现在记得全的，只一首了：

滔滔天下今谁是，大寨秋高，大庆秋高，大纛飘飘在九霄。

金风烂漫红儿闹，亦有长矛，亦有羊毫，云外惊飞是大雕。

室内有办公桌八张，晚上我们各用四张，拼起来睡觉，早晨再还原。不还原也行。除了星期四的“政治学习”，一般没人来。韩君失眠，深宵不寐，噗夫噗夫吧唧烟斗。有时用烟斗敲着桌子，问是谁派我来监视他的。说他没反党，没反社会主义，什么也不反。第二天早上，吃过药，又向我道歉，说那是病，请不要见怪。据说病人不知病中言行，可他记得。

三

去后第一次政治学习，是听副院长邓力群做报告。那口气，像小学教师上课。我至今记得其中的两句：“首长们为革命做了那么多的贡献，难道不应当照顾一下吗？”这是驳斥一种错误言论：社科院不是安置高干子弟的地方。当时我很惊讶，因为听众不是儿童。但别人都不在乎，习惯了。也没人真的“学习”，讨论无非闲谈。骂特权，骂腐败，甚至骂毛，都没顾忌。我又很惊讶。因为“新时期”的这种宽松氛围，北京先有。外地还死气沉沉。而我，刚来自边远的省份。

我们的室主任齐一是老干部，但很开明。他后来当了哲学所的党组书记，兼副所长。仍兼任美学室主任，常来美学室参加政治学习，同大家一起，笑骂先皇庙里的“那个万寿无疆”，说“广场变成了神堂”。他说参拜者围着“那个东西”打转，就像当年红卫兵参拜芒果。领导人如是说，更使我目瞪口呆。总之初到那时，土包子我一愣一愣的，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

齐先生对我特好，常把我介绍给这个那个，说我是“传奇人物”、“难得的人才”。常带我到他家吃饭，给他的夫人和女儿夸我。亲自下厨炒菜，叫我尝尝这个尝尝那个，爱吃的叫多多地吃，不许客气。说苦了那么多年，该补一补了。我感动莫名，对他披肝沥胆，无话不说。甚至告诉了他，我保存着二十多年来用很小的字，写在一些偶然得到的破纸片上的秘密手稿。为怕暴露，永远随身带着。他很吃惊，连声说带在身上太危险了，建议我交给他的女儿小雨代为保管。小雨在首都博物馆美术室工作，读了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说是非常喜欢。把它们分类整理，装在一本塑料像册里面。说这样方便阅读，也可避免损坏。她说她那里绝对安全，我可以一百个放心。

在当了二十多年的阶级敌人，陷落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有如身在敌国的俘虏之后，我感受着这一切，就像一个逃亡者穷年飘泊，来到一个遥远陌生的地方，发现它竟然就是故乡。

四

历史似在拐弯，发出卡卡的声音。北京城里更响，如同五月的冰河。街头巷尾，层层叠叠大大小小张贴着各种字纸，有油印的，有手写的，也有铅印的。论政，说理，诉苦，申冤……五花八门。蒸发着腥热的人气和苦寒的地气。许多活埋己久但尚未死去的愤怒、悲哀和疑问，都怯生生破土而出。像积雪下面的草芽，像音调不定的号角。

特别是有些民办刊物，凄红骇绿，异俗殊音，更使我眼睛一亮一亮。一直以为群众是麻木的，比暴君更暴的。没想到铁钳子稍一放松，就一下子激射出那么多智能和灵气的光芒。

长安街上车水马龙，中南海里暗斗明争，满城都是受害人。回城的知青带着“广阔天地”的荒谬体验，忙着谋生。上访者鸣冤叫屈，大都有一部血泪史。失宠的幕僚，站错队的干部，整人起家而仕途坎坷者，歌功颂德而未获宠幸的文人，甚至看风转舵一路顺风的官油子，也都跟在里头，大声控诉“林彪四人帮”对自己的迫害。那半真半假的陈述，同样悲愤交加声泪俱下。

时代潮流如江河之浊，围绕着古老的宫墙，形成无数漩涡，发出金石般钝重的声响。而在宫墙的后面，拉起了两股互相对立的“党的理论队伍”：一股以《毛著》编委、《红旗》杂志那批人为主，叫凡是派；一股以理论工作务虚会那批人为主，叫解放派。两派各有靠山，斗争互见胜负。鼓儿咚咚地打，锣儿当当地敲，时不时爆出一些内幕，增添想象的空间。

受够了无声的中国，我觉得这一切嘈杂喧哗，就像节日的喜庆。

美学史组分配任务，我执笔绪论和秦以前的部分。毫无心情。总觉得此时此地离开当代，到象形文字和彩陶残片中去寻找古人审美观的蛛丝马迹，有点儿行尸走肉。迫不及待，忙于加工旧稿，写出《关于人的本质》、《异化及其历史考察》、《异化现象近观》三文近十万字。都憋了很多年了。写出来才发现，要把手稿变成铅字，很难。那时可以随便说话，但公开发行的报刊，言路虽有所放宽，还是有个底线，很硬：不能议论领导权的合法性。

美学室斜对门，是院刊《未定稿》编辑部。主编林伟兼是《人民日报》副总编，忧国忧民，以思想开放、正直勇敢着称。编辑谢韬兼是《中国社会科学》的编辑，曾因胡风案坐过十几年牢，对于独裁暴政，怀着刻骨仇恨。他们很喜欢《异化现象近观》，下决心打个擦边球。观察形势数月，终于在七九年秋天，给作了一些删节和“穿靴戴帽”之后，基本刊出。

《未定稿》虽是内部刊物，印数有一万多份，影响较大。刊用此文不久，林伟就被撤职。（还有别的原因，新账老账一起算）。刊物主编由院政治部主任李彦兼任，以示党对思想阵地的依然重视。

毕竟是“新时期”，整肃限在党内。我不是党员，没怎么追究。

但同事们遇见，大都要说一声：你不要命啦？

五

齐先生传达胡乔木院长的号召，要向艾思奇同志学习，坚定不移地宣传马克思主义。说胡乔木说了，谁要是能写出一本像《大众哲学》那样的读物，就会受到奖励。传达后，把我从美学史项目中调出来，同他本人合作，按照《大众哲学》的观点和体例，写一本《大众美学》。计划十二万字，列入了八�年的所谓“重点科研项目”，并和出版社预签了合约。

为了我能“不受干扰”，安排我带足资料，到密云水库去写，为期一年。那地方离城约两小时车程，环湖皆山，满坡新造的松林。哲学所在那里有两排简陋的单间平房，供内部项目使用，叫“科研接待站”。风景好，空气新鲜，鱼虾新鲜，还有伙食补助。但毕竟太远，不方便。除了夏天，平时没人去。我是八月去的，满满一车人，都兴致极好，各有诗。辩证法室的金吾仑先生是自然科学家，有句云：“小桥那边是大坝，大坝那边有路通。”饭桌上一念，阖座大笑。

印象最深的，是西方哲学史室主任王树人先生。他教一位脾气极大胆子极小的精神病人学游泳，那份细心耐心，那份善良仁慈，使我打心底感动。还有就是，两个从“广阔天地”回城不久，得到哲学所编制的高干子弟也来了。正在钓鱼时，被军人出身的所长孙耕夫撞见，朝他们吼道，你们怎么来了？！谁让你们来的？！知道影响有多坏么？！回去！马上回去！两人收起钓竿，乖乖地走了。

在那些曙光乍现的日子里，谁也没有想到，几年后会太子党横行全国，无法无天，没人惹得起。

天凉起来时，大家先后离去。到冬天，除了管理员、服务员、厨师各一人，和一只大狼狗，就只有我了。人少，三个人都不来上班，把伙房和库房的钥匙交给我，让我自己管自己。我的伴儿就是那只狗。狗叫里达，胆子极小，是个温和的大家伙。湖那边有一村，名黑窝。几十户人家，我有时去坐坐聊聊，喝点儿大叶儿茶。村里的土狗，只里达一半大，汪汪一叫，里达就溜走了。我回去时，它怯生生躲在路边的丛莽后面，耐心地等我。

每天，里达在炉边躺着。我在结满冰花的窗前，四百字一页的有格稿纸上，写那本合作的书。撇开艾思奇，沿着自己的思路，得心应手。过去尽受批判，名字人见人疑。几十年来记下了不少想法，积累了不少旧稿，以往见不得人，现在都用上了。有社科院哲学所的党组书记一同署名，等于护航，正可以扩大影响，幸何如之！

六

窗外没个人影，有时山风呼啸，有时大太阳晒得湖上的冰喀喀直响。我写得很努力也很顺利，神行纸上手不知，有一种快感。

甫写出前三章，齐先生来看我。看了稿子，说是不行。说你不喜欢艾思奇也别勉强，但是，起码要对社会负责，避免有争议的倾向性。我明白，这是指非马列观点。我说不出什么来。齐先生很体谅，叫我别着急。说著书立说，几易其稿是常有的事。这次不行，下一次就好了。

我虽人在社科院，人事关系还在兰州大学。齐先生说，他找了周扬（副院长），也找了刘冰（兰大党委书记），要求把我的关系转过来。他们都同意了，人事处也已经在办了。他说，这是个新的起点。写好这本书，也是为将来的发展创造条件。为了将来，现在花点时间是值得的。

这不用说，我都知道。但是三章稿子五万多字，我自己喜欢，现在不用了，要重写，写什么呢？没有内心的冲动，为写而写，我会面对稿纸发呆，伸懒腰打呵欠，浑身难受。写信也是这样，怕应酬。即使是最好的朋友，最尊敬的师长，除非有事挂念，都不写信。十分抱歉，无法解释，失去许多珍贵情谊。个中心情，别人很难理解。在别人看来，能写那个，自然就能写这个。以齐先生的细心和体谅，他要不是这么看，也不会要我合作。

我发现，即使是知心朋友，有时也无法沟通。

命运攸关。别无选择。日复一日，我按照“马克思主义美学原理”，一寸一寸地在格子上爬。伸着懒腰爬，打着呵欠爬，出去转上好半天回来再爬，如同锯自己的神经。

这期间齐先生来过多次，看了稿子很愉快，每次都说，行，就这样写。

有一次，我为了调剂一下情绪，写了篇散文《在山中》（后在《北方文学》发表）。稿子放在桌上，出去散散心。回来时，他正在看。

我说，齐先生，来很久了吗？

他没回头，说，嗯，有点儿久。其声闷闷。

我说请指点。他说，好。仍未回头。

知道他不高兴，我解释说，写了玩玩的，累得慌，得换口气。

他笑了，回过身来，斜靠在椅背上，说，累了就休息休息，还种自留地，不是更累了吗？

我一听“自留地”三个字，火了。说，齐先生，写不想写的东西最累，你知道吗？

他面无表情须臾，又笑了，说我缺少幽默感。刚才是开玩笑的，干嘛那么认真？

我说对不起，我的神经都快断了。

他说那当然，没幽默感神经爱断，你小心些啦。

他带来了长白山葡萄酒，月盛斋酱牛肉，和大量的消息。有中南海内幕，西单墙*近况，有什么什么会议上谁谁谁的发言，我都爱听。他对毛泽东的厌恶和凡是派的轻蔑，我都欣赏。他对“在理论务虚会上大出锋头的那几个人”不以为然，挨着个儿数说他们五七年以来整人发迹的历史，把他们以往发表的文章同他们现在的言论对照，使我不胜感慨……吃了喝了，同去游湖时，我们已蒂芥全无。

*西单墙：指当时北京西单街头人们帖大字报的地方。

先生有股子亲和力，同黑窝的农民一见如故。他说黑窝风水极好，将来山上的树大起来，就更好了。说他在离休以后，要来这里做个房子，买一艘摩托汽艇，以便城里住腻了，可以来换换空气。

我说太棒了，朝湖得有个落地窗。

他说那当然，你来了，住多久都可以。

七

但他依然坚持，这本书要以马列为纲。

我咬紧牙，拼了命写。一年后，终于写到了预定的十二万字。

使劲儿把圆珠笔向墙壁一摔（吓得里达猛然站起），长长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伸直两腿，直挺挺往椅背上一靠，耷拉着脑袋和两臂，好半天没有动弹。

带着书稿回到北京时，城里的政治气氛已经大变。镇压浪潮刚过，对被捕者的审判好像已经结束，又好像还在进行，风声鹤唳。

街巷依旧。但没有了大字报、小字报，没有了民办刊物，没有了任何自主性公共交往的空间。西单墙上撕剩的字纸，像节日过后一地爆竹的碎片。低矮的墙，沉默的墙，褛褴而又骄傲，像英雄纪念碑，倒卧在帝城的中央。

但熙熙攘攘的行人，已对它视而不见。只偶然地，有个把人，冷风里缩着脖子，袖着手，在墙前徘徊，寻找着残余的字迹，像寻找失去的希望。历史前线的风景，由于他们怅望的神色，而益增凄凉。

书稿，交给了齐先生。请他任意修改，全权处理。

把高林从江苏接来，送到玉泉路十一学校插班。在学校附近的石槽村租了一间小屋，搬去和她同住。石槽村是被城市包围的农村，小到只有几家，周遭车走雷声。每天步行五六分钟，送高林到学校，然后搭地铁，到所里的资料室写作。把密云废稿三章，整理成三篇论文：《美学研究的中心是什么》、《美是自由的象征》、《美的追求与人的解放》。

期间，齐先生看完了书稿。说，基本上可以了。但文字太粗糙，需要加工润饰一遍。我怕再锯神经，坚请他任意修改。他说他没时间，我说我也没时间。他说给你时间，我说我的时间你怎么给。他晓以利害，我说他威胁，一下子闹僵了。一年前功尽弃，朋友们无不骂我。

爬过了百里泥沼，临门只有一步，却硬是跨不过去。

八

三篇文章，先发表的是《美学研究的中心是什么》。刊于八一年《哲学研究》月刊第四期，说美学研究的中心是美感经验。论题是在对别人的批评中展开的，过后读之，颇悔刻薄。后来两次出论文集，都没收入。

但文章引起注意。《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哲学所编《中国哲学年鉴》“美学”条，将我提出此说写入。条稿送美学室征求意见，有人说，这个观点是李泽厚在《美学》季刊第四期上提出来的，应改高为李。条稿执笔人、《国内哲学动态》编辑室主任潘家森（潘知水）拒绝修改。理由是高文发表时间早于李文半年。僵持不下，科研处折中，两个名字并列刊出。

我后来才知道这事，觉得有点儿奇怪。以美感经验为中心，是主观论的必然。李主张美是客观性和社会性的统一，中心应是那决定美感的客观。忽持此说，不合逻辑。《年鉴》是没人看的书，僵持不下，至于的么？更奇怪的是，不久以后，李在《美育》杂志上公开宣称，中国的美学讨论，从来没有过政治批判，只有他的、蔡仪的、朱光潜的“三种观点平等商榷”。

从朱光潜先生被迫反复检讨，文革小组把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柳波夫封为黑帮祖师，到追问“为什么审美的鼻子伸向了德彪西”，美学领域一直是政治批判的重灾区。重中之重，是主观论。这段历史很近且为众所周知。我颇困惑，以李泽厚的聪明，不至于想要改写它吧？但是不，紧接着，李在同台湾学者蒋勋的对话中，又重复了这同一说法：“美学领域从未有过政治批判。”并补充说，“五十年代是三种观点，八十年代还是三种观点。”十分明确。

我能死地生还，已很感激命运。心理状态离那种在乎历史定位、希冀被算数进去的境界，还很遥远。但因“主观论”所受的一切，伤口尚未愈合。读到“没有政治批判”和“只有三种观点”两句，有一种再次被伤害的感觉。当时很强烈，不久淡漠了。

一九九九年，台湾南华大学校长龚鹏程先生送给我一本他刚出的新著，叫《美学在台湾》。开卷就说，四九年以后“大陆的所谓美学”，只有马列主义和政治批判，除了翻译西方和整理古典，“全部一片空白”。我读之，已无感觉。

九

回想起北京三年，还是要感激命运。

若非齐先生，我无缘和小雨相逢。关系闹僵以后，齐先生要查我的秘密手稿，让小雨交给他。小雨拒绝，说她没看见过。

那份惊险，回头后怕。

万万想不到，在这命运攸关的时刻，保护我的，竟会是一个弱小的女孩。

结果比预料的好，只是被赶出北京。社科院许多朋友，特别是林伟、谢韬、卢玉、包遵信诸位，曾致力于帮助我留在北京。但哲学所不转档案，谁也无法可想。档案被退回兰大，我只有回去。回去后给包遵信画了一幅敦煌壁画，感谢他的大力奔走。题句云：“画壁曾思秉烛游”。

在北京三年，没玩过一次。临走以前，小雨带我和高林，到城外潭柘寺、十三陵、圆明园等处走了一遭，又到城市深处那些曲折胡同里搭满窝棚的四合院作客。接触到不少古老方言和传统民俗，倍感这个城市的土厚水深。每到一处，我的心就低声地说，我爱北京。这期间不少院校邀我讲演，提问踊跃掌声热烈。每到一处，我的心就低声地说，我爱北京。

韩玉涛依旧住在美学室。纵横廿四史，静对十三经，烟雾深锁。一九八二年春天，一个风沙弥漫的黄昏，我去向他告别。他吧唧着他那个黑亮的乌木烟斗，在屋里走来走去很久。忽然把长发往脑后一甩，说，早就听说你要走了。又走了一圈儿，说，走就走吧。再一圈儿以后，他说，“世味年来薄似纱”呀，“谁令骑马客京华”呀。说着打开抽屉，拿出一个封好了的信封给我，叫我到路上再拆开来看。里面是一首赠别的诗，他做的：

书生夹策成何事，飘摇万里度龙沙。

钢筋铁骨风云后，却与胡僧话落花。

最后一句，当时不可索解。我想，假如“胡”是指外国的话，那么，我后来被捕、逃亡、来到美国，最初的一年半，就是在佛教宗师星云上人所提供的西来寺满地可精舍落脚的。后来搬到纽约上州，住在鹿野苑，依然沙门丛林。不知道是神秘的预言，抑还是因缘巧合？

告别兰州

八三年，我在兰州大学。中央搞“清除精神污染”，清除对象包括刑事犯罪封建迷信黄色录像带异化理论和人道主义。从把这些风马牛搅在一起相提并论的战术，我知道争辩已毫无意义。

不管有无意义，我是摊上了。几年来发表过一些谈异化与人的文章，成了整肃的重点。被停止上课，停止带研究生，停止发表文章，停止出书，勒令检查。已出的一本《论美》，禁售之后，还被毁版。

但是运动没搞完，忽又收场。听说是党内斗争出现新形势，详情不得而知。但见两个月里，周围的人们先是笑脸隐去，呲出獠牙，忽又獠牙隐去，绽开笑脸。隐显之间，小小文革一闪，告诉我们所谓文革反思全民忏悔云云，全是扯淡。谁只要权力够大，再搞一次文革，不难。

胡乔木打电话给甘肃省委书记刘冰，叫别把我怎么样。校党委说这是“中央首长的关怀”，刘书记和聂部长要“亲自”向我传达，叫我到宁卧庄宾馆去听。省委宣传部长聂大江不久前是兰大校长（不久后是中央广播电视部副部长、中宣部副部长），家在兰大，同我隔壁，楼道里遇见了不说，却要我跑那么远去听，太没劲了。我要是真去，就更没劲了。

那天到图书馆地下室，去看画家卢象柏画画。正画着，哲学系总支书记、有名的老好人蔡寅突然冲进来，说你怎么没去呀？！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吓一跳，问哪里去。他说宁卧庄呀！首长在那里等着，校党委在到处找你，你怎么躲在这里？！我说我没说要去，干嘛等我？他嘴一张，却没说话。我又说，习惯了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是吧？他脚一顿，掉头走了。

黄楠森

在场的人，都说我不该话那些话，不该不到宁卧莊去……众口一词，我也觉得不安。出去找到老蔡。我说老蔡，刚才我说的话，你就别给他们说了，你就说我忘了。他说，我已经说了。我问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说了没有，他说说了。我说你这不是坑我吗！他说那里那么多人，我不说别人会说，你不是把我坑了吗？也有理。

十几天后，他老兄拿来个文件。是刘冰在省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有一处提到这事，说，高尔泰同志，我等了他半天，他没来。那就再等一等，我们要善于等待。看到这几句，我知道没事了。但是没事了，不等于同志了。兰大党委和他们新任命的哲学系主任刘文英，先后从北大和人大请来几个声名狼藉的清污人物，黄楠森、陈志尚之流，在规定的“政治学习”时间，给全校师生作大报告，批判异化理论和人道主义，叫做消毒。

消毒同时，要我复课。我要求他们先为听课道歉。他们不肯。说当时是当时的形势，停课是对的。现在是现在的形势，复课也是对的。我拒绝复课，要求调离。他们不许。说不管到哪里，都是党领导。而且党委不批准，哪里都去不成。

我知道不管到哪里，都是党领导。但我还是想走。兰州工业污染严重，烟尘一怅望，素衣化为缁，是一个美学上荒凉得可以足不出产的城市。白天看不到蔚蓝的天，晚上看不到清亮的星，窗外是高楼，没有地平线，没有一株雨打风吹可以听着入睡的树。我早已堵得慌，但是走不掉。虽然“新时期”宽松多了，要走也得有个理由。个人的理由不是理由。现在非个人的理由来了，就紧紧抓住不放。

我强调我开的是美学课，带的也是美学研究生，无关政治，无关形势，停课无理，必须道歉。否则，一有个什么风吹草动，说停就停，那还怎么工作？他们不道歉，我不复课，就在家里呆着。但有学生成群结队来访，问这问那，比上课还忙。

大家都说消毒报告越听越糊涂，不知道异化是个什么东西。要我给做一次讲演，谈谈这个问题。我答应了。哲学系劝阻，校党委禁止，学生们坚持。学生们贴出海报，校党委派人撕毁。撕了贴，贴了又撕，再贴再撕，形成较劲。我反而成了局外人。消息传得很快，似乎满城风雨。后来还发生了因刘宾雁在《文汇月刊》上批评兰大党委撕海报，引起后者抗议的事。不过那是后话，也是题外话了。

海报的事，引来更多听众。除了本校的，还有其他院校的。有的是从离城数十里的西北师大搭几个小时的汽车赶来的，时间是晚上，怎么回去是个问题。更意外的是，有些人来自文联、报社、科学院、医学院甚至一些行政机关。临时换了三次地方，还是挤不下，过道里和窗台上都塞满了人。迟来的聚集在室外，沸沸扬扬。几个学生帮开路，好不容易才挤上讲台。心里掠过一丝，对自己角色的困惑。（怎么会这样？这是干嘛呀？）

我先界定概念，我说异化问题，是一个“人”的问题。要知道什么是异化，先要知道什么是人。人是目的，人是主体，变成工具和手段，就是非人了。如果说这种非人化，或者说物化，是经由人自己的主观努力实现的，那就是异化。由于努力的途径不同，异化又可以分类为，例如技术异化、语言异化、社会异化……等等。工农业污染、核扩散等等是技术异化。明代的李贽所说的“言假言文假文满座皆假”，是语言异化。他后来死在监狱里，假人把真人当疯子关进监狱到死，就是社会异化。

下面有人递条子，要我举个现代的例子。我说把自己不当人这件事，我们已经习惯了。光想着做齿轮，做螺丝钉，做党的驯服工具，就是没想着做个人，做个自己。比如大家知道的金训华，他因为在激流里抢救一根木头而牺牲，因此被封为英雄。戴着英雄的光环，活得连一根木头都不值，这就把自己变成了物，变成了非人。是木头为人而存在，不是人为木头而存在。同样地，政治制度话语系统等等这些人的创造物，也都是为人而存在的。如果反过来，人和物颠倒，目的和手段颠倒，主体和客体颠倒，就是异化。物的世界愈是增值，人的世界就愈是贬值。把颠倒了的东西再颠倒过来，就是异化的复归。

我说把人当人，首先是把自己当人。下面有人递条子，说别人不拿你当人，你自己当，算数么？我说金训华下水的时候，许多人没下，活下来了，算数么？被人当牛马使用，不等于你就变成了牛马。但如果你安心接受，主动争取，你就是忘了自己是人。结果是经由自己的努力，加强了那个蔑视和驾驭自己的力量……说着我突然发现，我走得太远了。夜越来越深，人却越来越多。提问的条子也越来越多。问题尖锐，无形中已经不是我带动听众，而是听众推着我走。

于是产生了一种抗拒心理，和自我保护的意识。有人问如何评毛，我说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判断。有人问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哪个好，我说正义原则包含着许多互相矛盾的环节，自由和平等无法并存，效率和公平很难兼顾，如何平衡操作，是个问题。有人问解放派和凡是派的斗争的情况，我说我一介平民，与官场春秋无涉，不知内幕。我说从来宫廷内斗中处于弱势的一方，都会要谋求人民群众的支持，解放派永远会有，不用担心。说到这里，不禁又漏出一句：但是全国人民的命运，竟然要由宫墙后面几个人内部斗争的谁胜谁负来决定，终究是一件令人悲哀的事。

有些问题很个人，问我的经历计划治学方法之类。我说没有治学方法，我是一头野生动物，多少年没有书籍没有朋友没有信息，谈不上治学。脑子里有什么，都是从一个被压在车轮子底下的活东西的生命中生长出来的。往往车轮子才是它生长的契机。说着我举起一摞还没看的字条，向大家道歉。时间已经太晚，不能再回答了。趁这个机会，向大家告个别，我要离开兰州，相信后会有期。掌声中又有人递上条子，让说句临别赠言。我说希望大家都能以真我面对世界，给自己营造一个可以自由呼吸的空间。相信这些小小空间，最终会连成一片。

公开告别，是表示走的决心。那时候的中国，和粮食关系挂钩的户籍制度，还没有松动的迹象。但各地发展不平衡，各路诸侯有派别，已不再铁板一块。我想只要有地方坚决要，即使这边不放，也不是绝对就走不掉。这是新形势，我想试试。正好有几个学校邀我讲学，打算挨个儿走一圈，找个自然环境较好，较可以安心工作的去处。讲演后不久，就上了路，没再回来。从此大西北风沙弥漫的厚土，成了我忆梦中的一朵停云。如此沉重，又如此美丽。

旧相识说起兰州，不约而同地，都把我那次讲演，称之为“告别讲演”。“告别”二字，在我听来，具有双重意义。因为从那以后，我再没作过讲演。那以后短短几年，随着商业浪潮的兴起和人文精神的式微（美学热降温是其最初的表征），全社会的精神生态有了很大的改变，大学生们的关注热点也已经转移。我想我已经引不起什么共鸣，应该有自知之明，谢绝了所有讲演的邀请。

就像一只孤狼，又回到了它的荒野。

雨舍纪事

一

我是一株无根的转蓬，勾留在大西北，将近三十年。那些连绵不断的雪山，日夜浩荡的河声，辽阔戈壁上若有若无的羊肠小道；那些在一往无垠的朔风中不息地摇弋的高高白杨，和薄暮时分荒寒山村里凝聚着畜粪气息的炊烟……于我都有了一份乡情。当转蓬又开始滚动，不禁频频回首，有点儿像离乡背井。

内地有几个学校要我，想先去看看再说。拟取道成都，经津、京、宁、沪，南下汕头。汕头大学副校长李时岳先生一连给我写了三封信，邀我到那里主持一个美学研究室。听说那边的政治气氛宽松得多，我很动心。梦想着有一个临海的阳台，几扇临海的窗。夜深入静时分，听水和石的交响。

上路第一站，是四川成都。成都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城市。残留着许多古城的韵味，语音兼有北方的厚重和南方的清圆。街头巷尾茶馆很多，家家满座，一股子休闲的气氛。似乎生活的节奏，比其他城市缓慢。同人们交谈，常感到地灵人杰。有时你会发现，一个期期艾艾的小青年，理论素质之好，超过不少京畿沿海的文化明星。有时你会发现，一个吊儿郎当的家伙从口袋里掏出来的一张皱巴巴的纸上，写着一首好诗，掷地有金石之声……。

可以栖身之处，有两个：四川大学和四川师范大学。前者和兰大一样，在市中心。“全国重点”，经费足资料多，交通生活都方便。但出门人挤人，日夜市声喧，我怕。后者是省属学校。只能在本省招生。房舍陈旧，设备简陋。但位在城外山上，长郊绿无涯，有一种古典的宁静，我喜欢。

川师中文系主任苏恒先生、校长王钧能先生和校党委书记袁正才先生都建议我留下。他们说，现在户口制度是硬的，要是本单位卡住粮食工资人事档案，谁都难办。你既然喜欢这里，就让我们先试试。办不成，再去汕头不迟。办成了想走，我们不卡你，算是帮你搭了个桥。言辞恳切，也在理，我感谢地接受了。

学校在请示省委以后，派了两个老师，万光治老师和邓元宣老师，持外调证明到兰大看我的档案，趁机把它偷了过来。这种事，连我都觉得匪夷所思，一贯保守的兰大党委，反应之强烈，可想而知。但是隔着省，川师大不响应，他们也没法，只能通过甘肃省委同四川省委交涉。结果是，兰大答应放我。为防节外生枝，学校派周治虎老师代替我回去办手续和接孩子。不久周老师就把高林带来了。稍后书籍和行李也都运抵。

此事如此顺利，得力于四川省委的支持。但因此我的逃避政治之行，又被涂上了一层政治色彩。刚安顿下来，省委书记冯元蔚和副省长韩邦彦两个，前呼后拥，到师大来看我。说，欢迎到四川来。说，有什么解决不了，找我们就是了。据说自师大建校以来，他们谁都没有来过。如果没有后来发生的许多事情，说明他们不过是演戏（正如甘肃演坚持原则，他们是演改革开放，后台不同之故），把我当作道具，我还真的以为，可以有一张安静的书桌了呢。

二

学校在刚落成的家属楼里，给了个四室一厅的单元。与邻楼很近，窗子对窗子。看电视炒菜，声味与共。在苏恒先生的帮助下，我用它换了一套山坡最高处年久失修、三室一厅的老屋。虫蚀木，如石鼓文，雨漏墙，若抽象画。但有六个大窗，窗外便是山野。朝暾夕照，霁色晴光，气象万千。

我得之，很庆幸。但校园里议论纷纷，说我怪。有人写了篇《教授学雷锋》，说我是“哪里困难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偶然见报，哭笑不得。苏老师说，可以理解。这就是大一统文化。你越是和人家不同，人家就越是盯着你。和大家一样，就没人管了。

搬家后一直很忙。除了教书，有写不完的东西要写。高林在师大附中插班，进度比甘肃快，日夜赶功课。屋里一直很乱，风过处，一地的书籍纸张翻飞。直到和小雨结婚，她从首都博物馆调来我校艺术系教书，一同粉刷了墙壁，油漆了地板门窗，购置了必要的家具。书上架，帘上窗，才像个家了。

妻名小雨，成都又多雨，家因名雨舍。雨舍地界，不限四壁。当窗的老树，原始的山野，带着草木气息的风，没有电灯的夜景和不掺杂着噪音的雨声，还有出没于有无之间的地平线……都是我们极为宝贵的财富。

除了初到敦煌的三年以外，这是我一生中最安定也较顺利的时期。上面给了我一个叫做“有突出贡献的国家级专家”的头衔。没有学术成果的评估，也没有论文被引用次数的统计。国家科委批准，省长在会上宣布，我就成了“国家级专家”。就像五七年分配我扮演坏人，享受坏人的待遇，这次是分配我扮演好人，享受好人的待遇：涨两级工资，“以资奖励”，外加当“政协委员”。

可惜我没有能力，演好这个角色。听说在政协会上，有人（川大教务长唐正序）因我从来不去开会，骂我“不识抬举”，预言我“没好下场”。骂对了，也预言对了。渐渐地，麻烦来了：巴蜀书社出《高尔泰文选》，三次上机三次被撤下。哈佛邀我讲学，不准出国。南开录取了高林，被教委取消。辽宁出“中国当代美学思想研究丛书”，其中《高尔泰美学思想研究》一书几乎出不来（著者丁枫先生和出版社王大路先生据理力争，后来还是出了）……这一切，包括八九、九〇年捉、放一场，都莫明其妙。

经历过太多的大张旗鼓，觉得这种鬼鬼祟祟的做法很奇怪：权力无限的他们，怎么还用得着鬼祟？想了想，觉得新中国的三个时间板块，有点儿像三个游戏场。“十七年”玩替天（历史的必然）行道，文革时期玩无法无天，“新时期”呢，玩的就是鬼鬼祟祟了。到我想到这一层的时候，鬼祟已渗透到整个社会。假酒假药、假衙内假文凭、假权色交易……以及对于这一切的冷漠，已成普遍景观。最是几百人在大街上围观流氓杀人而无一人出来制止的事，报上屡见，令人扼腕。

与之相应，文化界也出现了各种各样对于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以及关注游戏场外弱势群体者的辛辣嘲笑：“你算老几？”“天下是你家的吗？”“连自己都救不了，说什么救世？”……我迟钝，跟不上趟，哪壶不开提哪壶：发表了《看客的文学》、《文学与启蒙》、《文学的当代意义》……等十几篇文章，全撞在冷漠的墙上。理论上的是是非非，早已经没人在乎。

小屋如孤舟，濛濛水云里。

三

在普遍冷漠的背景之上，爆发了震撼全球的八九民运。这是中国人到底还有血性的证明。我很振奋，但还是没有跟上。

川师大虽在郊区，也突然热闹起来。一夜之间，许多精明实际或玩世不恭的青年都变成了理想主义者。胆小的变得胆大，胆大的成了风云人物。许多平时谨小慎微唯党是从的老教授，也都纷纷签名上书和学生一起进城游行。来势之猛之盛，大有谁不参加谁就是懦夫甚至奴才的势头。正义的巨浪，形成强大压力。

我怕跟潮流，怕到人多的地方去。压力愈大，我愈躲。来找的人很多，都说他们感到奇怪，怎么一贯偏激的我，关键时刻躲在家里？说校园里有大字报要求我“站出来”，该去看看。我没去看。我说，没人说话的时候我说几句，现在大家都在说了，我就不凑那个热闹了吧。

总是落伍。八七年方励之先生来访，八八年温元凯先生来访，都说我落伍了。老朋友刘宾雁海外来鸿，提到费尔巴哈因久居乡村而落后于时代，也是同一种批评。我理解也认同朋友们的道义责任感，觉得自己也有。但我进不了操作层面，缺乏政治头脑，也比大家悲观，同一场伟大的历史运动擦身而过。与温元凯见面，是记者们的安排。对话录音，公开了意义不同之处。

他主张确立宪法的权威，变人治为法治。我说这是把保护统治者的宪法，和保护被统治者的宪法混为一谈，反而有害。他说修宪得小步走，跑太快会翻车。我说人在车上，你一步都走不动。他说这次七届人大公开报导有反对票，就是前进了一小步。我说这不是进步是退步，就像民主党派是老装饰，反对票是新装饰，它只能赋予非法地给定的“表决”结果，以一种比“一千票对零票”更为合法的外貌。他说起码一千九百万私营企业家的出现，有助于形成民间社会。我说所谓民间社会须能独立于国家，没有独立的工会和独立的农民组织，只有与体制共生、利用双轨制经济的漏洞和官员的腐败巧取钱财的一群，何来民间社会？……

谁是谁非，是另外一个问题。总之我因此，从一个宏观的政治背景上剥离了出来。仅仅由于好朋友萧雪慧个人的情谊，和小雨、高林一起，到她家参加了一次成都各高校部分青年教师的会议。在会上，我对大家唯一的劝告，是要吸取缅甸的教训。那是刚刚发生的事情，带着亚细亚的特点。不久以后的六月四日，它就在天安门广场重演了。当然，更为惨烈。

“六四”的屠杀，我丝毫也没有感到意外。它能震惊世界，只不过是因为它发生在历史舞台上国际媒体的聚光灯下。在小小舞台之外广大的黑暗深处，四十年来无声无息的大小屠杀从未间断。我没有预见能力，但我来自那黑暗深处。

尽管如此，我还是没有想到，置身事外的我，会被抓进监狱。

四

入狱前，毫无预感。只觉得周围鬼祟的气氛越来越浓。这个，我不在乎，也没法子在乎。但是雨舍周围自然环境的破坏，却使我寝食不安。

随着城乡经济的迅猛发展，短短几年间，从市区穿过田野通到师大的公路，都快变成街道了。校园四周，也冒出了越来越多的人家。很快地就有人在雨舍附近丈量土地，钉下写着数字的木椿。远处拖拉机和推土机的轰鸣越来越近，包围圈收缩得越来越快。我和小雨，都想换个地方。

不计较工作的性质，能生活就行。不计较学校的大小，能教书就行。选择的条件只有两个，安全，风景好。这两样，现在一个都没了。

我们想过，待高林上了大学，到某个深山古庙里去当文物保管员。我在敦煌待过，小雨在首都博物馆待过，熟悉那套业务，也喜欢那些东西。我们想过，到某个自然保护区，去当个森林看守人。屋外的大树上，做个小望亭。打听过峨眉山下的乐山师专、洞庭湖边的岳阳师专，和九寨沟里的阿坝师专。很想在那种地方教书，人事必定稀少。不管待遇怎样，风景是最大的财富。

先后跟着两个学生，分别去了一趟丹景山和青城山。丹景山上，曾有一座千年古寺。毁于文革，正在重建。方丈济尘法师年逾九十，是著名的高僧。那真是崇山峻岭。不过随着人口爆炸，它已被农村包围，山下村落繁密。山门前有一个彭县人民政府的“园林管理处”。处长是复员军人，带着我们看山。浩荡山风里，指给我们看这里那里石头上新刻的字，“通幽”、“旷观”……之类，都有门或窗那么大，十分触目。他说，都是“名人题字”。县上要在这里开发旅游点，正在进行文化建设。回到管理处，拿出特大斗笔，要我也写了两个，说是要刻在某处。

充当“名人”完毕，我要求拜谒济尘法师。他说没问题，说着就派人去叫。我说别别别，人家是长老呢。他说没问题，老头子能跑。我说别别别，我们去就是了。那里是工地。新庙即将落成，钢筋水泥廊柱，不复丛林风貌。长老自工地出，合掌相迎。手上有石灰和泥土，鞋袜和灰色僧服上也有。晒得很黑，貌如老农。但动静有古风，法相庄严。

一起到工棚坐下，他擦汗毕，用草帽扇风。处长说，来，同客人照个相。刚摆好姿势，处长说，呔，穿上袈裟照呀。我挡住长老，说别别别，就这样，这样很好。长老站定，看了看处长。处长说，去，快去穿呀。长老匆匆而去，处长说，你们看，像个九十多岁的人么？又说，他会气功，可以发气弄弯竹子，等会儿我叫他表演给你们看看。我说别别别，算了算了。

青城山在都江堰，相传汉末张道陵创道教于此。山有道观，幸免劫火。建筑群落高下有致，依崇山，临奔河，人工自然浑然一体，旋律感很强。主殿堂为木结构，重檐九脊。斗拱钩心，飞檐斗角，雄伟壮观。屋顶有庑殿、卷棚、息山、硬山、悬山、攒尖多种，脊上皆塑有鸱吻、天马、仙鱼、麒麟之类，光怪陆离。我和小雨远望近观，叹为观止。惜乎地近成都，白天游人如织，无复方外清寂。

道长包志清，是赫赫有名的全真重镇，也九十多岁了。长身白眉，黑巾黑袍，茶室对饮，清气袭人。我说庙好。他摇头，说庙是空的。干部们大的大拿，小的小拿，连文革都没弄掉的东西，现在也没了。他说庙是出家人的家，如果让出家人自己管，东西拿来拿去都在家里，想丢也丢不了。他一再上书，要求政府归还庙产，没人答理。领导上陪外国人来参观，当面对他很恭敬，外国人一走就训他，哪句话不该说，哪个殿没扫净，都是丢了党和国家的脸……

说着门帘子一掀，进来个中年男人，风衣披在肩上，如同样板戏里的杨子荣。握手说欢迎。道长说，这是我们领导。我问领导，是统战部的吗？他说不是，是文教局的，文物处处长某某某。见我不解，补充说，统战部宗教处管人，我们管庙——庙是个文物嘛。然后带我们去养颐殿吃饭，席上说，他原先在县剧团演杨子荣，剧团解散后到文物处。顺便收集了一些东西，不知道是不是真文物，想请我们到灌县城里他家看看，帮筛拣一下。他说他有个很“前卫”的想法，将来要建立一个私人博物馆……

我们虽迟钝，到底还是明白了。真要当上文物保管员，顶头上司就是这些人。高僧大德有人管，看山护林更有人管。教书也一样，地方越偏僻，学校越闭塞，越是不安全。往那些地方去，等于朝口袋的底部钻。还不如京畿沿海一带比较开放的地区，大城市名牌大学，信息流通、众目睽睽、当权者鬼祟起来不那么方便的地方，反而安全些。

正好南京大学副教授赵宪章来访，说南大中文系要设立文艺美学博士点，需要一个博士导师和学术带头人。南大管文科的副校长董健，和中文系系主任许志英都希望我能去担任，问我可愿意。

南大在市中心，没有自然风景。但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我和小雨商量，还是安全第一。决定接受。

在收到董健先生和许志英先生的正式邀请信以后，我向苏恒先生、王钧能先生和袁正才先生请辞。在川师五年，备受保护。当我被非法剥夺了出国讲学的权利时，他们都曾帮我争取。事虽不成，好意铭心。提出要走，我很抱歉。他们表示理解，还说要是那边也这样，欢迎你再回来。

不久，南大派了赵宪章和校人事处处长樊道恒两个，来帮我们办手续和搬家。我们一家三口，从此告别了雨舍。

五

走以前，又去了一趟青城山。参观一个制药厂的熊胆工场。

工场在一处悬岩削壁的瀑布对面，林深石黑，水声隆隆，都在高山的阴影中。一道阳光透过瀑布冲出的雾气，映照出一弯彩虹，更使我惊讶莫名。时值严冬，却有繁花几树，如碧桃，映着阳光，特别地新鲜明亮。数声好鸟不知处，一股子仙家的祥和。

工场是一栋苔封藓蚀、爬满青藤的铁皮大屋，里面阴暗潮湿空气腐败。挤着一长排一长排生锈的铁笼，每个笼中躺着一只熊。供定期抽取胆汁之用。笼很低小，熊在其中不能站立，不能转身，只能定向躺着。脏得分不出黑熊棕熊和灰熊。笼子下面绿苔污垢的水泥槽中，积秽熏人。我们和记者们及有关领导十几个人喧哗着拥进去，熊们都毫无反应。要不是肚皮一起一伏，真看不出还是活的。

我无法知道，它们还有没有痛苦和绝望的感觉。

但是我突然有了。独自溜出大屋，在水边石头上坐了很久，直觉得毛骨悚然。

几年后，我从监狱里出来，下决心逃离了中国。

在地球的另一边，有时候读到关于亚洲价值、或者稳定优先的种种高谈雄辩，就不免要想到那栋铁皮大屋，那些熊们，依然有毛骨悚然之感。

悚然中，总要想到雨舍，那栋在忧患危殆之中给了我们许多慰藉和喜悦的窳yǔ败老屋。听说它已经被拆掉了，那一带，早已经矗起了繁密的楼群。

苏恒先生

万万想不到，苏恒先生会要写诗，而且写得那么好。这份惊奇，是我最强烈的人生体验之一。

先生出生于川西平原偏僻乡村里一个贫苦的农家。能进城上大学，得益于革命带来的变化。成为一个有信念的共产党员，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偶然的。脉管里旋流着土地耕植者的血液，读书刻苦用功，做学问踏实严谨，讲课改作业一丝不苟，执教三十年，桃李满天下，成为一个大学问家、名教授，不是偶然的。

先生个儿不高，瘦弱文静。任教于四川师范大学，在中文系当系主任。川师是老学校，中文系是大系，有不少著名的老教授，学术底子雄厚，积累下来的人事矛盾也多，尖锐复杂。先生领袖群伦，沉着稳健。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历次政治运动，都能履险如夷。组织信任，人缘又好，加之学问素养众望所归，当上系主任，也不是偶然的。

先生治文艺理论，用马列毛观点处理文艺问题。理论框架虽小，学问知识渊博，纵横古今，无一字无来处。资料翔实，逻辑严密，如同带着枷锁跳舞，沉重中愈见出功力。从年轻时写到六十五岁退休，著作等身，从未受到过批判，更不是偶然的。

在那非常时代，只有平安是福。先生可谓福人。这福，来自他的清醒和稳健。我在南京大学之前，曾在川师五年，备受先生关爱。生活上的照顾和工作上的支持都无微不至。我思想过激，他担忧受怕，常劝我注意安全。同时又很体谅，给化解了不少批评和指控。我系狱期间，小雨得到他很多帮助。一切的一切，我都感激铭心。但为人处事，总也学不到他的境界。被逮捕监禁，逃亡海外，也只能说性格就是命运。

在海外听说，先生得了失语症，说不出话来。看过许多中西名医，也曾上网求诊，都无效。漂泊天涯，爱莫能助，只有空着急。转眼八年，先生病还没好，已经七十多岁。上个月底，收到他一封信，说他近年写了一些诗，朋友们力劝他出版。大诗人石天河先生主编此书，问我可不可以给写个序。还没来得及回信，又接到责任编辑的信，催序。

先生写诗，我很困惑。先生是理性的，而诗是感性的。先生清醒冷静实际，而诗有梦幻的成分。先生遵循逻辑，而诗在逻辑之外。何况先生年事已高，而诗是青年的艺术。所谓的诗人气质，那种异乎常人的感觉方式和思维方式，常常会随着那个多梦的年龄消失。普希金三十多岁，就说自己已经过了写诗的年龄。龚自珍也是，中年已怯才情减。杜甫自称“老去诗篇浑漫与”，梦想着“焉得思如陶谢手”的时候，才五十岁左右。那些由于习惯到老还在写诗的人，大都把诗变成了哲理。哲理可以为文，但不可以为诗。以文为诗者众，我想先生也是。但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马列毛主义者的哲理，能变成怎样的诗呢？总不至于是“东风催，战鼓擂”吧？我又想，也许是律诗和绝句，玩儿千仄对偶的吧？能从中获得乐趣，有益健康就好，我赞成。然则，那又何必出版？谁会要看？这个序言，又能说些什么？

困惑中收到诗稿。只看了几首，我就明白，我想错了，全都想错了。意外地，我在诗中，看到了一个和那从不高声说话，镇定自信安样从容的苏恒完全不同的苏恒。这个陌生的苏恒瑟瑟地颤栗着，几几乎缩成了一个点儿，发出恐怖的绝叫：

有很多很多的眼睛

从不同的方位盯着我

不分白天黑夜

形成浑浊的漩涡

我的心被扔进漩涡

瞬息就不见了

假如把它找回来

痛苦比眼睛更多

心被扔进漩涡，瞬间变成了眼睛，自己也盯上了自己。那一片歧路的风景，颇像达利画的《内战》，胳膊揪住大腿，牙齿咬着耳朵。在那种状态下，他当然不能写诗。内战的时期很长，几乎贯穿他的一生。因此他没有诗。现在他既老且病，但却找回了那失落的自我。于是“痛苦比眼睛更多”，成了他激情和灵感的源泉。

也许直白了一点，也许传统了一点。但我所受到的震憾，不亚于读卡夫卡的《地洞》。我相信，卡夫卡笔下那个无名动物在经营它的地洞的时候，原始意象中必然也漫天世界重叠着无数的眼睛，就像先生在那个人们互相窥探、互相监视，互相督促改造的人间天堂里所意象到的。

从这些诗句，我想到了他那些论著。周延得天衣无缝，不怕你深文周纳。当其写作，他活脱就是卡夫卡笔下那个无名动物在经营它的地洞。这本来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情。更奇怪的是，想象不到的是，这个动物还有另外一双眼睛，在一个没有人看得见的角落里，冷峻地和意象地，审视着这个奇怪。

没有人看得见。他自己也看不见。意象的能力是一种感性动力，属于深层心理，属于无意识的世界。不借思维，不通过语言的中介，跨越逻辑公式的平面，更不受意识形态的钳制。它的表现，常常连本人都意想不到。是那些“忧来无方，人莫知之”的东西；是那些“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东西；是那些闪烁明灭重叠交加有如水上星光的东西；是那些固执地静静地漂浮着而又不知不觉地变得面目全非的东西；是那些骚动不安时隐时现似乎留下什么又使我们惘然若失，所谓“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萧”的东西。

先生不是反叛者，不是异议人士。相反，他是一个真诚的共产党员，对那个政权感情深厚。他不是要反对什么，见证什么，他只是写出了自己的切身体验。没有目的，没有理由。那些在理性框架内禁锢了一辈子，年复一年地积累起来的无名痛感和无名苦感，互相推挤、涌动，形成一种压力，迫使他不得不写。这样，他无心地撞上了诗。

我不知道，什么是诗人觉醒的契机，以及他怎样地找回了心。总之他终于感到了痛苦，带着荒诞和幽默，逃进了诗。痛苦是一潭深渊，但诗人力求进入。因为那不能进入的状况，也像是一潭深渊。一方面，痛苦愈甚则水的张力愈大，力求把他推开。但是那另一潭深渊中的恐惧和惶惑也是一种强劲的张力，力求把他推入。这种在两者之间挣扎的处境，是时代赠送给文学的礼物。诗人和作家们为进行伟大创造所付出的代价，就是接受这一礼物。

除了写作，没有出路。卡夫卡说诗和祈祷是伸向黑暗的手。我说不，是伸向光明的手，是向着光明的逃亡。在《遗嘱》、《困惑》、《嘴》和其他一些诗中，我们都听到了这同一种内在逃亡的足音。同样急促，同样没有出路。例如：

嘴

声音的枪口

装着各种子弹

我倒下了

血肉化为泥土

白骨还在阵痛

坟前缀满鲜花

是谁送的

我仍然害怕

当但丁看到地狱里鬼魂们互相撕扯互相咬啃的情景，恐怖得发抖，失去了观察者的冷静。假如他看到，咬死鬼魂的鬼魂们怎样地带着悲哀的表情，庄严肃穆地为被咬死者送上一束束洁白的鲜花，又当如何！苏恒之所以比但丁看得更深，是因为他不仅是观察者，而且是参与者。不是见证历史，他自己就是历史。

历史和历史的见证都不是诗。诗是一种心灵的悸动，从时代的重心吸取能源，也起搏于时代的重心，不由自主。是深层历史学转化为深层心理学，以致一个人的灵魂能摇撼另一个人的灵魂，也不由自主。假如有一个人读了苏诗感到恐惧、悲哀，或者羞耻，那并不是诗人的过错。你不能因此指责他搞政治，或者想改造世界。恰恰相反，他没这个心。

党员、系主任、理论家的苏恒，必然和诗人苏恒相克。这是一种理性结构和感性动力的矛盾。思想，尤其是理论，都具有结构性。加上意识形态的框架，就会凝固成监禁自我的牢狱。诗人的自我愈是强大，他那个隐藏在无意识深处的黑暗世界愈是深邃广袤，他要求突破这个牢狱的感性动力也就愈活跃。不知不觉地，也许是偶然地，这种动力和结构，或者说力和阻力碰撞出来的火花，点燃了他的激情和灵感。以致他，在一个狭小的牢狱里梦游了一辈子之后，过了七十岁突然觉醒，感到窒息，不由得像小孩子一样哭叫起来。

我仍然相信，诗是青年的艺术。诗人苏恒的年龄，只能从他复归自我的时候算起。理论家的苏恒是失掉了自我的苏恒，六十多年（童年除外）生活在别处，等于没有生活。所以当他第一次发出自己的声音的时候，听起来像小孩子的哭叫。只是想要哭叫，没有别的目的。

在听惯了自由世界的靡靡之音，正在为人类精神生态的一般规律所困惑的时候，看到这些诗，看到一个衰病老人，在没有出路的处境中突然焕发出如此强大的青春活力，雄词脱手坚如铸，谐语生花粲欲飞，不由得既惊且喜。但是惊喜之余，终不免一丝凄凉。

那些被压在车轮子底下的活人，那些被禁锢在刚硬沉重的物结构中的桀傲不驯的灵魂，当然不会知道，任何痛苦的呐喊，任何带着血丝的声音，都早已在自由世界富裕而高雅的人们中间引起厌烦。当然更不会知道，主流文学界对于这种呐喊，早已表示了公开的奚落。

我想他们即使知道，也仍然不得不呐喊。因为这是一种天籁，一种自然，一种情不自禁的绝叫，刺刀都压不住，还会在乎奚落？

回到零度

一

初到南大，热闹了一阵。分到房子前，住在校招待所。校长曲钦岳先生盛宴接风，几位副校长和中文系正副主任也都来了。除董健先生和许志英先生以外，都是第一次见面。话题轻松。坐在我旁边的人事副校长许庭官先生说，长江的鱼，以鲥鱼为最名贵。一斤要一百二十多元，还买不到。其次是刀鱼，再其次是扁鱼。我小时候爱吃鳜鱼，问他鳜鱼算第几等。他说鳜鱼嘛，只能算是大路货啦。

接下来是中文系一些老师的家宴，却之不恭，受之有愧。特别是一位教苏联美学的凌姓教师的家宴，那份热情，那份丰盛，真使我汗颜。

暂时没事做。让我来，是要设立文艺美学博士点。设点有许多条件，除了所谓“学术带头人”、所谓“博导”的个人条件，还有学校整体的条件，教学班子里每个人的条件。要添一大堆申报表，技术繁琐，我都不懂。这些事，系里都做了。我除了在填好的表上签字，就是收拾分配给我的屋子。

南大在市中心，四面都是大街。屋在一栋新盖的家属楼里，三室一厅，窗临小巷，对面是楼。凭窗下看，行人熙攘。抬头是无数晒着或没晒着衣服的竹竿，搭在两楼之间堆满杂物的阳台上。“十里长街市井连”，是我最怕的那种环境。但生活、工作都很方便。南京住房紧张，南大尤甚。许多老师排队多年，还在等。新来乍到能有此屋，已是极大的照顾，还能再说什么？

暑假里，把孩子送到高淳姐姐家，和小雨两个，吃食堂，开地铺，起早摸黑收拾。南京夏天很热，尚未通水电的新屋，像烤箱。我们安了炉灶，装了淋浴器。买了木料，请木匠打了全套家具。根据房子的结构，自己设计书架，与墙同高同宽，成了房子的一部分。自己油漆，满身砂纸打下的漆灰，顺着汗淌，如同泥浆。那个苦呀，回头后怕。

白天来访者多，没处坐，站着说话。系里很关心，帮了不少忙。董健家在隔壁，许志英也住得很近，常来问问需要什么。特别是赵宪章，三天两头跑，送这送那。有一次他给办了个煤气本，拉来一罐煤气，特沉重，扛着爬上三楼，累得直喘。我们过意不去，想将来给他送一幅好画，表示我们的感谢。到新学期开学的时候，基本上收拾就绪。放下窗帘，不看外面的丑陋，小环境也还可以。

记得从前在西北，有一次到酒泉钢铁厂位在戈壁滩上的工人住宅区去。一排排蜂窝般密集的低矮土屋，蒙着冰雪尘沙，远望与戈壁同色，仿佛溶解在浩瀚无边的荒寒死寂中。但走进小屋里面，家家画报糊墙炉火通红，盆栽花草欣欣向荣五彩缤纷。一墙之隔两个世界，进门如同梦幻。不由得为渺小生命抗拒宇宙洪荒的大勇，和人为了活得稍微像个人样而不顾一切的固执所震撼。现在我发现，酒钢工人们的那份勇敢和固执，我们也有。

但是，还没来得及在家里做一顿饭吃，我突然被抓进了监狱（见《铁窗百日》）。警察搜查屋里，翻得一塌糊涂。后来我被押解成都。小雨为便于探监，从南京赶到成都，这房子就没人住了。

二

从一九八九年九月九日，到一九九〇年春节前夕，我在牢里关了一百三十八天。之前的“收审证”上，写着“反革命宣传煽动”七个字。之后的“释放证”上，写着“审查完毕予以释放”八个字。整个事件，莫名其妙。

非常时期，最见人心。小雨独自一人，身体又极单薄，大灾难中得到很多帮助。在南京，得以把紧要材料，锁进中文系办公室保险柜里。到成都，得以重回川师大艺术系教课，并住进依然空置的雨舍旧居……所有这些方便，都来自珍贵的情谊。她在北京的母亲，每天给她写一封长信，更是她极需的精神支持……雨舍近邻廖加宁、吴丽君夫妇，对她关心帮助无微不至，我们感念至今。当然，老熟人躲着走的更多。“上面”也一直没有批准小雨探监的要求。我一出狱，她就病倒了，几乎死去。经空军医院几度抢救，终于脱险，但康复缓慢。

这期间，赵宪章、许志英、董健来了不少信。南大监委主任欧磊和中文系总支书记朱家维两位，两次到成都看我。据说对于我的“问题”，国家教委比公安部门更“左”。在一次“全国高校政治思想工作会议”上，李铁映讲话，说像高尔泰那样的人，还几个学校争着要，说明高校的思想工作，已混乱到何等地步。副主任何东昌当场命令南大党委书记韩星臣赶走我。南大在同警方联系以后，写了一份材料上报教委，说高尔泰并未犯法，而且工作需要，没有不用的理由。教委不理。后来韩书记、曲校长一行北上，见了何东昌。何态度粗暴，打断他们的陈述，说：那也不行！

我的办案警察中，有位李奇明先生，出狱后成了朋友，劝我留在成都。说，你留在成都，有什么困难，我们可以帮得上忙。要看病，可以帮找好医院、好医生。女儿的工作，也可以帮安排得好些。那段日子，我和小雨都在画画。他说你们要是想专门画画，也可以调到画院。这当然比到南大要好。起码可以脱离教委的控制。原以为京畿沿海一带比较开放，安全系数大些。既然不是那样，我想不如留下。

南大中文系柳副主任来访，说，许志英老师让我来看望你们，请你们一定要回南大。南大有自己的人事权，不必教委批准。我们会坚持到底，让你一定放心。许老师怕的，是你自己动摇了，不来了，那就麻烦大了。早就听说，许志英原先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文革时两派斗争，他是一派的军师，以料事如神著称。果然料事如神，知道我想不去了。不去有何麻烦，我不知道。但是话说到这份儿上，不去就不仗义了。而且，还得再搬家。想想还是去吧。辜负了李奇明先生的好意，感到十分抱歉。

李说，我没什么，我只怕那边的保证靠不住，结果麻烦大了的不是他们，而是你们。

冬天到来的时候，我们还是回了南大。路上绕道北京，看望小雨的母亲时，一位我所敬重的诗人约我们和王若水夫妇一同到他家吃饭。谈起南大的事，教我别看简单了。他听知情人、一位杨姓翻译家的妹妹说，南大很复杂，到底会怎样很难说，多一个思想准备比较好。我说那边的几个头儿都是自己人，起码有什么事，不会被蒙在鼓里。是他们一再要求我去的，总会有个底线。诗人说，但愿是那样吧。

三

到南京，正雨雪霏霏。公共汽车都湿漉漉的。无数微明的雨伞，在黄昏的街灯下游移碰撞。小巷依旧，楼道上没遇见一个人。屋里到处是灰土。空气阴冷，被褥潮湿，雨夹雪打在窗玻璃上，沙沙地响。对面楼照进来的灯光，在墙头地面和天花板上，交织着一些菱形光斑。

没有开灯，静静地坐了一会儿。

我说，终于回来了，却没有到家的感觉。

小雨说，我也是。

去中文系报到，许志英说，坐了那么多天火车，先在家休息休息。

据说雪天易晴。这次竟一连下了十几天。有时大风大雪，白茫茫一片，有时又变成雨，把积雪化为泥水。我从前的老师、年近八十的许汝祉先生顶风冒雪，步行来看我们，使我们惶恐之至。和小雨送他回家时，巷道里迎面来了一辆自行车。连忙收伞靠边，贴墙而站。到跟前才看清，是上次宴席上十分健谈的人事副校长。呼啦一下子就过去了，车轱辘溅起一片水花。

回来十几天了，上次常来看望的几个负责人，一个都没来。连赵宪章都没来过。那位教苏联美学的凌姓教师倒是来了。进门没说话，点了个头，就径自穿过客厅，进入这个房间那个房间，上下四边看。我很惊讶，问他想干什么。他解释说，是来看房子的，此外无话。同时，我们寄存在系上一位同事家的一卷画，取回来后，发现少了好几幅……看来所有这些，都不是偶然的。从上次柳副主任去成都，至今已七个多月。这期间肯定发生了什么，只是我不知道而已。

想去拜访一下那位翻译家的妹妹，了解一下情况。再一想已无必要：反正是要走的，一走，就什么复杂都没了，何必多此一举。

四

捉放一场，如同儿戏。但生活的根基，已经连根拔起。我们准备走路。先回四川，再想办法。几个青年教师都反对就这样走掉，说起码得要求赔偿损失。当时民告官是一种时尚，法院虽不会受理，但可以扩大影响。我草拟了个控告国家教委的诉状，愈写愈觉得没意思，像政治表演。四十年来家国，多少血泪消磨。还来算这么点儿小账，岂不是自我嘲弄？

附近的鼓楼商场，可以买到上好的绿茶，和极新鲜的椰丝面包。我和小雨常常在黄昏时分，顶风冒雪，买点儿回来享受一下。那种烧水泡茶关门听雨的感觉，后来竟常常怀念。

十几天后，中文系来了一辆轿车。许志英、赵宪章、系办公室主任三个人请我们吃饭。席上，从秦淮河的污染，夫子庙的重建，说到宁海路自由市场能买到什么鱼什么菜之类，直到杯盘狼藉，我以为他们要下一次再说的时候，许志英提到了“国家教委那个事情”，说，“我们一直顶着，现在看来，怎么也顶不住了。只能等几年以后，形势好转了，再接你们回来。”

我笑笑，没说什么，等着通知收回住房。但是那次没说。几天后，赵宪章来，说，这些家具，都是现打的，出不了门，系里可以帮你卖，请你说个价钱。我说，你们看着办吧。

又是搬家。可怜小雨，身体不好，跟着我穷折腾。

欧磊先生和朱家维先生听说我们要走，一同来看我们。进门就说，对不起，对不起，这种事情，真是太对不起了。

我们听了，很感动：南大终于有人，说了这么一句。

艰难时世，有这么一句，也就够了。

铁窗百日

一、动物凶猛

据说大难将至，必有先兆。但没有任何预感，我突然被抓进了监狱。

那是一九八九年，我和小雨刚从四川师范大学调到南京大学。

学校给的房子，在校园后门外一栋新盖的楼房里。整个暑假，我们一直在打制家具收拾房子。那天（九月九日）刚收拾完，中午再到学校食堂凑合一顿，晚上就要在家里吃了。小雨已经到宁海路自由市场，买来了一篮子新鲜蔬菜。

从家属院到学校后门的路，要经过鼓楼公园。在那里被一群便衣迅速围住。快得来不及反应。我被抬起来塞进一辆吉普，手里还拿着碗筷和暖瓶。

小雨挡住车子，大喊大叫。

一个便衣打开车窗，吼她让开。我趁机大叫，快去找校长！

有人拉开她，吉普朝前冲去。

她追过来，趁窗还没关上，我又大叫，快去找校长！

副校长董健家同我们隔壁，时值中午，他正在家，她立即就可以找到。但吉普戛然而止。两个便衣跳下车，跑回去，把她也带了上来。

前面有两辆三轮摩托开路。后面又跟上来两辆。这些车，停在鼓楼二条巷头尾已经几天。我们每次见了，都没往心里去。

想到在电视上的《动物世界》节目里，那些被大型食肉兽叼住了，或者被蚁群压住了的小动物蹬脚扭腰都无效、终于放弃挣扎、听任处置的形象。

此时此地，我感到变成了它们。

二、熟悉城市里的陌生世界

南京我熟悉。但车子七里拐弯一阵，竟不知身在何处。

不久，停在一个机关大院里。小雨被带进一个房间，我被带进另一个房间。

房间中间一张长方形大桌，几十把折叠椅，有的靠桌有的靠墙。墙上除毛泽东像外，挂满锦旗和奖状：“爱民如子”、“爱民模范”、“英勇机智”、“金猴奋起干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新旧程度不等，从烟熏八烂到金光闪闪，现出长的历史。

于是我知道了，绑架我的一群，不是绑匪，而是公安。

门外面坐着个武警，没精打采的。屋里没人。我把暖瓶碗筷放在桌上，在一张折叠椅上坐下来，摸了一下各个口袋。裤袋里有几块钱，十几张南大的饭票，还有一封朋友杨乃桥邀我们到他家小住的信。刚来得及把姓名地址撕下扯碎，和信揉成一团，就进来两个人。其中一个穿便衣的，我曾在哪里见过，一时想不起来。

他递给我一张铅印的小条子，要我签字。我把纸团塞进口袋，掏了一阵，说，我没带笔。他说，这不是笔么。

条子叫“收容审查证”。“理由”栏里，写着“反革命宣传煽动”几个字。下面盖着公安局的红章子。我签了字。公安局、党或者政府，绑架、收审或者逮捕，这些不同的名词所指谓的，实际上都是同一个东西，也无须向谁证明。理由证书云云，有没有都一个样，不签何如？

他们拿走条子，顺手也带走了暖瓶碗筷。进来两个武警，把我带向另一辆吉普。

我的家属呢？我问。

上车！一个武警回答。

我的家属呢？我大声问。

他俩把我架起来，塞进后座，坐在我的两边，一言不发。

等了一会儿，那似曾相识的便衣也来了，坐在前座。上车前戴着墨镜。我一下子想起来了，这人在南大校园里见过，不止一次，就戴着这副墨镜。

车子左拐右拐，穿过大街小巷。我咳出一口痰来，掏出碎纸团，吐在其中。一个武警把车窗摇下一些，让我丢了出去。

不久，来到另一个机关大院。空寂无人，四围一式三层的灰色楼房，挡住了视线。他们领我穿过一条有两道由武警开关的铁门的走廊，来到一个门厅。门的一边，有一个曲尺形水泥柜台，柜台里面有一个门，也漆成水泥一样的灰色。此外什么都没，除了墙壁就是地面，除了灰色还是灰色。

这种景观，我还不曾见过。

三、别有洞天

柜台里边的门里，出来两个人，其中一个是武警，把我领进柜台，搜身。鞋子也脱下来看了。拿去钱、饭票、皮带、鞋带，登了记，让我签了字，然后朝戴墨镜的点点头，后者也朝他点点头，同两个武警一起走了。没人有表情，没人说话，像演哑剧。

我被戴上手烤，跟着那一文一武，穿过一些幽暗的走廊和空寂的院子。所有的走廊和院子都相同。墙上一排排挂着铁锁的狭门也相同。很多的院子，很多的门，但是没有人。百静中，脚步声特别清晰。

来到一个同样的院子，打开一个同样的门，他们让我进去。

我走进门，吃了一惊。幽暗中，十几个剃着光头，光着上身，只穿着裤衩的人挨着两边的墙，坐成两排，一齐目光闪闪地望着我，闪烁里有一种恶意的欣喜。

背后一声巨响，门关上了，一阵铰链和铁锁的哗啷。

光头们呼啦一下围了上来，一齐逼视着我，没有声音。

门外的脚步声渐渐远去。

“哪儿来的？”其中一个低声吼道。我没开口。他从湿漉漉的水泥地上拾起一只肮脏的塑料拖鞋，朝我高高举起。接着好几个人都举起了拖鞋。“快说，哪儿来的？”我望着他们，百静中可以听到，拖鞋上的水浆滴落在地上的声音。

外面响起脚步声，当它在门口停下时，光头们全都丢下拖鞋回到大铺上坐定，就像我一进门时那样，快得没法想象。

嘎嘎几声，门上打开一个长方形小孔，闪着两只眼睛，射进来一条嗓门，新来的是谁？——叫什么名字？——哪个单位的？——什么身分？我一一回答了，又问什么事儿，我说不知道。不知道？嗓门提高了。我说不知道。条子上怎么写的？我说反革命宣传煽动。小孔关上，脚步远去，光头们又迅速围了上来。

你叫高二台？一个说。我叫高三台，另一个说。我叫高四台……一阵哈哈哈哈。一个黄胖脸说，瞧你这样子，像个教授么？一个大个儿说，写个字来看看。环顾左右，叫拿纸笔，说，写！

我决定服从，问写个什么字，他一下子噎住了。有人说写这个字，有人说写那个字，七嘴八舌。有人说写个南字，另一个说干嘛写南字？别写南字，写个飞字。同时有几个人说，写个飞字，写个飞字。

我蹲下来，趴在大铺沿上，用圆珠笔，写了个飞字。

大个儿拿起来，横看竖看，说，难看死了。黄胖说，原来教授的字，这么难看。有人拿起笔来，说，看我的，写了个飞字。另一个人说，你这是什么飞字，看我的，又写了个飞字。第三个写飞字的人眉清目秀，右臂上刺着一条青龙。左臂上刺着“天宝桥”三个字，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这时人都上了大铺，争着比字。那场景，使我想起小时候，孩子们趴在地上斗蟋蟀。我被遗忘在湿漉漉一地拖鞋的水泥地上，打量了一下四周。

房间高约四公尺，宽三公尺多，长五至六公尺。窗小而高，门狭仄。进门是水泥地面，狭长的一条。茅坑水龙头和放置碗筷面盆牙刷牙膏的水泥台子都在这上面。茅坑是蹲式，没任何遮拦。其余是木板大铺，高的三十公分。铺板油光铮亮，几乎照得见人，有老家的味儿。两边靠墙的被褥包裹，也都清洁整齐。墙上除了一张“监规”，别无他物。靠近大铺的墙面，蹭上了一层人体的油污，滑溜溜的，闪着晦暗的光。

比字的人一一散去，各回到自己的铺位上坐着。两边的人数并不相等，一边九个，很挤。另一边五个，铺盖很宽，还有多余的铺面空着。没人理我。我脱下鞋子，也上了铺。在靠里面墙根的空铺板上坐下。众人一直在静静地看着我，这时齐刷刷都朝五个人中的一个望去。那人在我进来以后一直坐着没动。小头宽肩，脖子比头还粗，表情平和。

他的一边，是个留着头发的方脸，（后来知道他是狱方任命的这个号子的号长，叫刘庆。即将出狱，所以得留头发）。另一边是个矮子，额上有疤，胸口一毳cuì毛，胳膊上一边一个刺青蝴蝶，海盗脸谱，可惜太矮。方脸那边是“天宝桥”，矮子这边是大个儿。我就坐在大个儿旁边。他一直盯着小头，直到小头慢慢转过脸来，朝他微微点了一下头，才放松坐下。

我懂了，这表示允许大个儿，让我坐旁边——那个人是头儿。

这样，我成了他们之中的一员。

只是没铺盖。

好在夏天还没过完，可以和衣而卧。

四、大墙下的第一夜

一个小时以前还在家中，和小雨商量晚饭怎么做。突然这样了，简直没法子相信。不知道瘦弱单纯一味生活在童话世界的小雨，怎能够独自面对这不可思议的变故？

毫无疑问，这是监狱。对面水泥墙上，斑斑驳驳的污迹水痕如同虎狼鬼怪和变了形的人类肢体。我听到了咆哮、惨叫和沉重的喘息。好像在我的四周，又好像在我的内心。若远，若近。若有，若无。

坐了不知多久，突然监门开了。有人递进两个桶，旋即门又关上，砰地一声巨响。有人传过来一份饭菜，我胡乱吃了。然后按照同伴们的指令，把十几份碗筷洗净，大铺擦净，大铺下面的水泥地擦净，茅坑冲净，又回到自己的角落坐定。

大家睡下时，我也和衣睡下，不久就睡着了。刚睡着，就被什么东西突然惊醒。其实并没有什么东西，是我自己突然惊醒。发现自己在监狱里，和衣睡在地板上。有点儿感到奇怪。当头亮着，号子里彻夜不灭的电灯。

外面风声雨声，一阵紧似一阵。铁窗飘雨进来，上边的单衣湿透，很冷。下面的地板硌着骨头，很痛。我想，不知道小雨，她现在在哪里？

本来是头对墙脚对脚睡成两排的人们，由于房不够宽，交叉的脚互相碰撞，睡熟了就变成横七竖八。从一些张开的嘴里，发出浑浊的呻吟，或者野兽呼噜一般的鼾声。不知谁在磨牙，格格之声，如六角碾子滚过麻石胡同。那个长脸本来是睡在最外边的，不知怎么地被挤到里边来了。嘴唇紧紧闭成一条线，眉头紧紧皱着，好像在忍受什么痛楚，以为他没睡着。观察良久，才确信他是在熟睡之中。

我睡不着，辗转反侧。忽然发现，在墙角的缝隙中，有一种很小很小的蚂蚁在活动。洞口是在离地板的七十公分高的墙上，它们在把一些从地板缝中拾来的食物弄进去。队伍拉得很长很长，都隐在地板缝中，从睡着的人身下穿过去，找不到尾。

半粒米饭：就得十来个蚂蚁才抬得动。往垂直的墙上抬，真不容易。有时抬到五六十公分的高度了，突然又落到地板上。我吃一惊，它们倒不在乎。随之掉下的蚂蚁重新把它抬起，没有随之掉下的蚂蚁又折回地面，再帮着抬。有时如是者数次。由于蚂蚁很小，反复一次要很长的时间。但它们不急不忙，也不惮往返。那么认真，那么从容，那么没有时间观念和前功尽弃的观念，那么视鼾声和风雨的喧嚣于无物。

看着它们，好像自己也成了它们之中的一员，感觉好多了。

五、天宝桥

雨，一连下了几天。这天是星期日，只有两顿饭。下午饭后，雨下得更大了。屋里黑得像夜，蓝幽幽的微光里，十几个光头的人靠墙坐着，影影幢幢。我蜷缩在墙角，窥看着这怪异的景观。

入狱已经几天，仍然感到怪异。焦灼也一如当初，如同新鲜的创伤。

突然，顶棚上的电灯亮了。那暗淡的橙黄色的光线之中，似乎有某种善意的和温情的东西，它稀释和冲淡了恶意的蓝色幽暗，但还不足以使人感到慰藉。

突然，天宝桥，那个眉清目秀、臂膀上刺着这三个字的人，弹簧似地跳到潮湿的地板中央，把一叠扑克牌左右一晃，说，你们，不管哪个，随便在这里面抽上一张牌去，我能知道，你手里是一张什么牌。几个人抽也行，我能知道谁手里是一张什么牌。

几个人冲上去，争着要抽牌。

别抢，天宝桥说，一个一个来。然后他闭上眼睛。等大家抽过了，他仍闭着眼睛，说，刘飞黑桃三，虾子红方块老开，大宝梅花五，阿焦黑桃、黑桃、黑桃一一家公……大家亮出牌，一张都没说错。

一阵无声的惊讶骚动之后，他又掏出一枚一分钱的镍币，给每个人看了，走到墙跟前，说，你们注意看着，我要把这个，按到墙壁里面去。然后用拇指和食指捏住镍币，用它的侧面在水泥墙面上按了一下，缩回来，再按一下，又缩回来，如是者数次，终于将镍币插了进去。手里空了，用拇指在插入处揉了几下，墙面复完好如初。

又一阵无声的惊讶骚动。大家争着去看那墙面，毫无痕迹。他说，钢蹦儿在墙里头，你们让开，我可以把它再拍出来。然后在墙上拍了几下，镍币就出来了，的嗒一声掉落在铺板上，转了一个小小的半圆。

大家都很兴奋，要求他再做一遍。他又做了一遍，不肯再做了。

我因为坐在墙角，从里朝外看，看见他第三次缩手时，将镍币快速贴在耳后。第四次出手已是空手，按下去的是无物。当人们惊讶时，他已从耳后取下镍币夹在手指缝里，拍打墙壁时就掉下来了。

同时我发现，自己的脸上，已经有了一个笑容。

但扑克牌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开始琢磨起来。

同时我发现，不知不觉地，自己的思想也脱离了原来的轨道，关心起不相干的事情来了。

为了这个，我感谢“天宝桥”，这个胳膊上有刺青的人。

在这样的时刻，他给大家的快乐，实在是一宗恩惠。

他叫李宝祥，因偷窃房管所长家里的云烟二十八条，判了三年半，已经坐了将近三年。那剃着光头、因多年不见阳光而极其苍白的脸上，洋溢着勃勃生机。眼睛明亮，表情生动，说话时手势快速而优美。

六、消解悖论

监房的水泥墙上，这里那里，时不时地，可以看见一行用钢笔、铁钉、小刀甚至指甲划下的小字：某年某月某日。这是这个或者那个人刑满释放的日子。这个或者那个日子的存在，就是这个或者那个人生活的意义。对于他来说，这以前的日子不算日子，只是一个等待。“不算数”是一个悖论。时间作为生命的要素，在这里和生命体断开了，成了生命体的对立面，生命体所承受的一种压力。压力下岁月在流失，精力在耗去，外面的世界在不断变化。刻者不知何处去，悖论犹锁壁间尘。不知他是否等到，那个日子的到来？不知道他出去以后，还认得世上的路不？

我们中没人刻字，就这么一天天过着。灯光照亮的夜，连接着一个又一个看不到太阳的白天，时间没有刻度，重得像一块石板。睡眠是暂时的失重。外面哨子响，是白天执勤的武警换班的信号。稍后监房里的电铃响，是犯人起身的信号。听到铃响，犯人们并不立即起来，要等到方脸号长在懒了两三分钟之后，用脚跟在铺板上擂那么几下，才一下子全都起来，卷好铺盖，下到水泥地上洗脸刷牙蹲茅坑。一阵子挤挤攘攘，然后又回到铺位坐定。

一日三餐，顿顿米饭。早上咸菜，外加两头生大蒜，据说是为了防疫。中午和晚上是萝卜白菜之类，每周有一次肉。即使在外面，一般平民的生活，也不过如此。三餐之间，翻翻旧报纸，说说无聊话，补补破被服，打打扑克，下下象棋，看看下象棋，或者画个裸体女人，反复传阅修改……一天就过去了。这些活动，大都违禁。《监规》上写着，不许谈什么什么，不许搞文娱活动，不许拥有铁器锐器等等。其中一条，是“不许串通案情”。这使我想起进来的那天狱方在窥视孔里问我的那些话，等于公开案情。什么意思？不知道。总之犯人们也一样，没把条文放在眼里，只不过是悄悄地违背而已。一听到门外有脚步声，就警惕起来。门上的锁链或者窥视孔上的扣子响时，一切违禁品都消失了。速度之快，像变魔术。

犯人禁抽烟，禁拥有火柴。有时候，会有某个公安干警，叫几个犯人出去干上一阵子勤杂活。这些人回来时，打开卷着的裤管或袖管，里面总有一些烟头，剥出烟丝，可以用裁成小方块的报纸，卷成两三四支烟。从破棉被上撕下一毳棉花，在上面撒些肥皂粉，卷成棉条，用木板压在水泥墙上快速揉搓，搓到有焦糊味时拉断，中间现出黑色，摆一摆就冒烟、发火，可以点烟了。公安干警从窥视孔往里看，囚室一览无遗。但有一个死角，门那面墙的另一头，茅坑所在的位置，从窥视孔里看不见，是抽烟的好地方。

那几支烟，不属于个人，大家轮流抽。轮到谁，谁就到茅坑的位置上，或蹲，或站，或一脚踏着水龙头，一手叉腰，仰头看着房顶，深深吸上一口，徐徐向上喷出，现出莫大的享受。接着下一个人就上来了，秩序井然。当然新犯人不得参加。这是暂时的，随着由新变老，他们有能参加的一天。当然有人能够一口气吸掉半支烟，但没人这样。这个不成文法或者伦理规范是怎样形成的，我还弄不清楚。

刑事罪犯也像警察，有另类的动物凶猛。互相弱肉强食，但几乎没人告密。面对卑贱线以上的人们，特别是警察和狱吏，都能互相保护，似乎自成一族。一个贼趴在地板上，裸露看生满脓疮的屁股，几个抢劫者和流氓犯忍着恶臭，相帮着掰开他的肛门，擦洗脓疮并为之上药的情景，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使我感动也使我困惑。外面社会上亲兄弟之间也难得见到的这种温情是怎么来的，我也弄不清楚。

不管怎样，这温情像一种溶剂，在坚硬冰冷的时间的重压下，溶解出一些可以藏身的洞窟，使得那些刻在墙上的日子以前的日子，比较地容易打发。为此你须进入规范，接受禁忌。对于新犯人的调教，绝不是爱的教育。但进入和接受，却往往由此而来。

七、无形王国

以前听说，乞丐有乞丐的王国，动物有动物的王国。现在才知道，犯人也有犯人的王国。

狱方任命的号长，并不就是国王。国王的职称，叫老大。老大是那个粗脖子的小头。号长对他，只有唯命是从。

老大的产生，凭武力。据说以前是大个儿，小头来了，一场恶斗，取而代之。大个儿、矮疤脸和方脸，即号长，都成了他的左右。这强悍的一群，组成了号子里的特权阶级。共四个。

最下等的是新犯人，包括我在内。我之后又来了一个农民，一共五个。

等级在二者之间的是老犯人。七个，包括黄胖和天宝桥。天宝桥会推拿，每天睡觉以前，都要给小头推拿一阵。小头很喜欢他，让他睡在他们一边，但他还是二等。

三个阶级之间的森严壁垒，吃饭时最明显。三等人在大铺上围成三个圈呈品字形。饭菜来了，先是那四个人分。然后七个人分，最后是我们分。早饭有两头蒜，全是那四个人的。七个人中，有人偶获赐舍。我们就只能闻闻蒜味了。每周一次的肉菜，轮到我们时，菜里就没肉了。早饭因为是咸菜蒜，另外还有一桶开水。但如果小头要洗澡，这水就谁也不能喝了。

那两拨子人吃完饭，都把搪瓷碗很有气派地往地板上一掷，顺手一推，碗就滑到了我们这一拨子人的旁边，筷子也跟着甩过来了。最后一个进来的犯人一吃完，就得把全体的碗筷洗净，铺板擦净，水泥地面揩净，茅坑刷净。监狱里时间很充分，这些事一点儿也不累人。难受的是，由于无聊，许多人都盯着你看，找岔儿消遣你，甚至打骂你。

平时的每一件小事，都打着阶级的烙印。比如一个新犯人在水龙头前刷牙，老犯人来了，就得停下让开，等他先刷完才能继续刷。否则，人家就会叫你“让一让。”或者说，“没看见我吗？”诸如此类，已成俗习。但是老犯人，包括三个特权阶级，家属探监时送来的食物用品，都要摊在小头的面前，让他先挑选一些拿去。其他人更是如此，这也已成俗习。

小头换下的衣服，有人给洗。他丢给谁，就是谁洗。进来的第二天，我就看见他把一件什么随手一丢，落在正在观棋的黄胖背上。黄胖回过头，朝他笑了笑，就去洗了，挂在水龙头上晾着，回来继续观棋。自然而然，毫不勉强。但老犯人只给小头洗衣服，那三个的衣服，只能让新犯人给洗。这里面等级的差别，细微而严格。

小头从来不参加轮流抽烟的玩意儿，他的烟抽不完。大家没烟头可抽的时候（这是常有的），他也慷慨分赠。有时他把胳膊搭在某个老犯人的肩上，一同观棋，看不出丝毫特殊。如果犯人们之间出了什么纠纷，他就是调解人和仲裁者，公正温和。号子里谁拥有什么，他都一清二楚。有时也下令互通有无，令出必行。类似均富，一种小型的社会主义。主义符合国情，号子里秩序井然。

号子里的成员，并不固定。但同为“社会渣滓”，面对敌对的世界，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抗衡性的、族类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和人际关系的模式，使这个基本秩序，不受成员流动的影响。何况流动也并不经常。这个秩序，不是自觉活动的产物，它是一种历史中的自然。如同老式家庭或者专制国家，如同一种中国版的《百年孤独》。

八、鱼肉之勇

我接受了这四壁之内的现实，按照它分配给自己的角色行事。洗碗，擦地板，冲洗茅坑，并且努力做到无懈可击。完了就在水泥地上做一阵子俯卧撑。以前在外面，除了夹边沟，这件事，我天天必做。文革时在敦煌住牛棚，后来到社科院住办公室，从未间断。

然后回到自己的铺位坐下，盘腿，闭目，舌抵上颚，双手手心朝上拇指相对，放在腿上。但心里很乱，无法从现实中超脱，不能放松入静，反成了精神能源的耗损。虚火上炎，积聚起一股子邪气。那天我就这么坐着，闭着眼睛生气。表面上一动不动，如同老僧入定。有什么东西落到腿上，一看是一条裤衩，吃了一惊。小头掷过来的，他正朝我看，用下巴指了指水龙头，示意我去洗。

我耳朵里嗡的一声，脑中一片空白。抓住裤衩，掷了回去。

他先是眼睛里露出惊讶，然后嘴角上浮起一个微笑，温和地问道，什么意思？

别无选择，我同答说，自己洗去。

他旁边的矮疤脸霍地一下站了起来。他微微抬了一下手，矮疤脸又乖乖地坐下。

然后他说，再说一遍。依然温和。

我已无退路。再说了一遍。

他眉毛一扬，说，好样的：有种。站了起来，从容不迫。

我也站了起来，慌乱紧张。但没有忘记侧身而立，两腿前后分开。这是小时候爱打架（见《留级》）养成的习惯，动作已成本能。哪知年过半百，还来得那么自动。

他用两手指托住我的下巴，使我头往上仰。说，只怕你硬不到底。我摆开头，一记上勾拳，打在他下巴上。他猝不及防，加之我积累己久的全部鸟气都出在这一下子上，很有力，他朝后仰去。为免跌倒，退了几步。退到大铺边沿，一脚踩空，跌坐在水泥地上。打翻一摞搪瓷饭盆，咣铛铛一阵乱响。

在那声音招来警察之前，他老虎似地一跃就上了大铺，我趁他没站稳又把他摔倒。再起再摔，如是者二，门链子就响了。大家迅速坐定，进来两个警察。一阵左顾右盼之后，问，什么事？

没人说话。

警察盯着我看，我是唯一站着的人，正在喘气，衣服也破了。

小头闭着眼睛，跌坐不动，如同老僧入定。

什么事？警察又问，这次是专门问我。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他，方脸号长指着我，说，他冲洗茅坑，滑倒了。把这些个碰下来了。警察看了一下一地饭盆，怀疑地又盯着我看了一阵。似乎要问什么，但又终于没问。到门口，回头说了一句，你们放老实些！砰地一声带上门，锁上，走了。

我回到自己的铺位上，坐下。忽然想到，有一次在大街上，看见运送到饭店去的鸡笼子里，两只公鸡斗得羽飞尘扬。

九、因为烦闷无聊

很意外，没人报仇。相反，他们是保护了我。他们说，如果告我打人，够我戴三天的背铐。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方脸碰了我一下，说，这边来吃。我说这边一样的，没去。

接着，小头抛过来一头生大蒜，我接住了。这是提拔我，进入食蒜阶级。

大个儿借给我一条床单。这条床单因为一层又一层的补丁而极为厚重，比夹被还管用。矮疤脸把一件破衬衣撕成条条，为我搓成一根带，用以代替那根被没收了的皮带。小头给了我一副全新的牙刷牙膏毛巾。这样，我有了坐牢的全套装备。

特别感谢一个叫李继富的，他花了一天时间，帮我把撕破的衣服全补好了。是个健壮汉子，粗手大脚，但针线极细密。他说这是坐牢练出来的，好比做气功就是了。

大个儿叫赵金保，他的气功是用圆珠笔在一本练习簿上写写画画。画的是龙凤老虎、猪八戒林黛玉一类。写的是诗。如“一进牢房／眼泪汪汪／妹妹你想我我知道／我想妹妹心发慌”；如“前有铁门／后有铁窗／铁门外面几道岗／坐在大铺上／心把外面想／外面缺吃少穿我不怕／东游西荡没人挡”……有诸内而形诸外，不做弄什么朦胧，也难得。

我问李宝祥，为什么身上有刺青，他说因为好玩，弄堂里几个社会青年互相刺的。“天宝桥”是弄堂所在的地名。原来土法刺青，非常容易，有针和蓝墨水就行。由于这次谈话，好几个人想刺。我极力劝阻，说将来出去了，人们看不惯。（我错了，其实未必）。他们不听，弄得身上伤痕累累。结果好几个人，都变成了九纹龙史进。

烦闷无聊，也是一种力量，能推动人们做一些非常的事情。高尔基有个短篇，写西伯利亚一个过往车辆极少的小站，员工闲得发慌，造出各种谣言，拿一个厨娘消遣，以致她上吊自杀了。篇名就叫《因为烦闷无聊》。我想这些人折磨消遣新犯人的习惯，也和这折磨消遣自己一样，是因为烦闷无聊的缘故。

十、不相信眼泪

那天进来一个新犯人，五十多岁了，脸部的结构有点儿什么不对头，像是弱智。他们上去要打。我以大家的自己人的身分出来劝阻，左遮右档，说算了算了。有个人在后面拉我，叫别管。

是那个睡相很苦的长脸。他叫张业平，是个重婚犯。常爱自豪地说，刑庭庭长是他的姑母，只判了他半年，另外两个和他情况完全相同的人，都判了一年半。他的情妇现在和她的丈夫住在一起，常挨打挨骂。判刑后他买通警察同她联系上并见了一面。他问她，弄到这个地步，你不恨我吗？她回答说，这话，该由我来问你。这个回答，他刻骨铭心。每次一说到这里，声音就要高一度，眼眶子就有点儿红。

他常说起这个，并不是与谁肝胆相照，只不过是宣泄自己的感动与悲哀。对于这种“猫腻”，另一个犯人刘飞（就是我进来的那天叫我写飞字的那个）毫不同情。说，再漂亮的女人，玩过以后再玩，就没意思了。不就是个荷尔蒙么，起什么腻！他是个体户，九江三马路服装店的老板。在南京一家旅馆，同一个服务员玩了一下，人家要二百，他只给一百，就告他强奸。警察跟人家一头，他就进来了。他说早知道是这样，她要一千我也给。

那个像是弱智的新犯人，由于我拉架，没太挨打。天天坐着不说话。别人除了教他干活，也不同他说话。那坐姿和脸容我没法形容，总之看他看久了，会觉得那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团愁苦。我坐到他旁边，想同他说说话。他不理我，微微斜过眼睛，冷冷地瞟了我一下。从那轻蔑的份量，我发现他并非弱智。

一天，他哭起来了，很久都没人理他。后来正在观棋的李宝祥回头吼了一声，别哭！继续观棋。观了一忽儿，没回头，又自言自语地说，要哭就别干，要干就别哭。李宝祥是号子里最有同情心的。这就是同情。

不相信眼泪，是这个小国的同情，也是这个小国的强悍。

十一、没有告别

后来我才知道，我之所以到了这里，具有小件寄存的性质。据说我来以前，有个被通缉的学生在隔壁关了一阵，后来被押送到别处去了。我也有个不知道哪里来的通缉令，十几天后，也被押送到了别处——成都。那里的牢狱，和这里又有不同一一那是后话。

这个号子里关的，都是刑期较短或将满的刑事犯。以前都曾在下面的拘留所看守所关过几个月或几年，都说可怕极了。包括刑庭庭长是他姑妈的张业平，也曾在江宁县的一个拘留所里呆了半年多（没在刑期中扣除，否则他该出去了），饿得半死。他说茅坑没水冲，夏天臭气熏天，苍蝇蚊子成堆。冬天冷风倒灌、小便吹到脸上。他们说最难过的是刑警这一关，打得凶。有种子母铐，只把两个大拇指铐在一起。背铐和老虎椅是把双手铐在背后……刘飞是背铐着光腿跪在碎砖头上一夜，承认了强奸的。他们说过了刑警这一关，就算是过关了。来到这里，都觉得好过多了。他们说还有更厉害的刑，都只是听说，不曾身受。

当了那么多年的“阶级敌人”，我还没见过那些东西。也没有见过这样的独立王国和它的民族主义。知识、体验都是新的。环境陌生，又没人指点迷津，易犯错误。打了小头，没想到反而没事。没想到在那以后不识抬举，坚持在第三个摊摊吃饭，是乱了规矩，犯下了第一个错误。劝阻调教新人，更加形同反党，是第二个错误。我不自觉，紧接着又犯了第三个错误。

那天，一团愁苦给大家洗衣服，很努力，先后顺序也完全正确，第一小头第二方脸第三矮疤脸……无师自通。李宝祥建议我把衣服脱下来，一起也洗一洗，“洗干净了穿着舒服”。我脱下来，说，我自己洗吧，一件单衣服，不费事。凑过去，自己洗起来。

“你知道这是谁的洗衣粉吗？”有人在背后问我。

“这是老头儿（指一团愁苦）的洗衣粉。”另一个声音说。

“你要用人家的东西，起码得打个招呼，对吧。”又有人说。

我回过头去，方脸盯着我的眼睛，义正辞严地问道：“你打招呼了吗？”

我没打，没了言语。就像在斗争会上。

“呔，你这个肉头”，矮疤脸向老头吼道，“你同意他用你的肥皂粉吗？”

“不，不同意。”老头儿一个立正，很精神地回答，没了一团愁苦。

我势单力薄，又理穷词拙，不知道怎么解套。

小头向我笑笑，拍了拍铺板，让我回去坐下。又向老头儿仰了仰下巴，老头儿乖巧地拿起我丢下的衣服，努力地洗了起来。

一切又恢复了正常：从容，徐缓，协调、和谐。大家对我，照样地好。

十几天以后，我就走了。同来一样，走得也非常突然。两公安打开监门，向我勾了勾指头。给我戴手铐时，门就咣地关上。连个给大家挥一挥手，说一声再见的机会都没。

十二、走向混沌

穿过空院长廊，我们进入一条过道，两边门上挂着“预审室一”“预审室二”……的牌子。他们让我进入其中的一个，没跟进来，带上了门。房间不大，有一个讲台样的长桌子，很高。后面三张高椅子。下面对着讲台，有一木凳，极结实，四条腿插进水泥地里。那上面放着我们家的一个墨绿色帆布背包，装得满满。旁边站着两个警察。一个五十多岁，朴实和善，鼻唇之间的距离较长，略似猩猩。一个四十左右，身壮硕，脸木然。我进门后，年轻的那个拿起木凳上的背包。

高先生，请坐。年长的那个说，很和气。我姓罗，叫罗兴雁。奉上面的命令，来带你到成都去。我问什么事情，他说去了慢慢再说。我问我的家属在哪里，他说浦老师当天就回家了，请你放心。这是她带给你的东西，我们先替你拿着。我说我要见她。他说这是不允许的，我作不了主。而且马上要上飞机，时间也来不及了。

声调和表情，都极诚恳。但是我不相信。这次无故被捕，和被捕的野蛮过程，使我断定这个政权，已经堕落到了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程度。把有关契卡、克格勃、盖世太保之类国家暴力的，和黑手党之类非国家暴力集团的零星知识，都用来预测前程。把暴力机器上的每一个零件一一人，都看作了机器本身。

但是有一件事，我不得不向他们求助。犯人刘庆（方脸号长）即将刑满，说他出去了可以帮助我，同家属取得联系。说他父亲是典狱长，联系上了，还可以帮助我们见面。我那时还不知道会被押走，高兴得糊涂了，告诉了他家的地址。此人是三进宫的刑事犯，也向别的同监打听家属姓名地址，说词因人而异。我后悔莫及，但又无法可想。

我问罗兴雁，这事要紧么？

他显然一惊，脸上现出严重的神色，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真是太书生气了！太不了解社会上的情况了！家里的地址，是不能够在监狱里说的呀！

这几句不像是警察说的话，和他说这话时的恳切忧虑不像警察的表情，我印象至深。

他问，那个刘庆，现在还没有出去吧？我说还没有。他看了看表，对年轻的警察说，你们上车，说着转身走了。

一辆吉普在大院里等着。车上有两个武警，开车的是个大块头，红光满面。另一个精瘦蜡黄，一脸的精刁和冷漠，不停吸烟。我们在后座，等了大约半小时，罗才来。在疾驰的车上，他说他见了典狱长了，刘庆不是典狱长的儿子，但即将刑满是真的。他给南京大学保卫处打了电话，保卫处说他们马上去找浦老师。他说，“他们会的，你放心吧。”又说，“这次没事了，但是以后，你可得吸取教训呀！”“可得”二字，说得特重。

大块头一手放在方向盘上，一手搭着靠背，侧身回头，告诉我他喜欢艺术。说南京有个硬笔书法展览，正在开，问我看过没有。说现在是硬笔书法热，毛笔过时了，书法不能过时，就得有硬笔书法。问我对硬笔书法有什么看法……我无心讨论，敷衍应对。心里话说，这个人怎么这么不知趣？人家哪有心思来同你说这些？他仍很热烈。直到机场我们下了车，还摇下车窗喊了一声：高先生再见。乐呵呵的，声如洪钟。

下车前，我被卸下了手铐。在飞机上扮演旅客，坐在两个警察中间。周围有人看报，有人打盹儿。几个花里胡哨的男女，不停地嘻嘻哈哈。大块头警察的面影，也融入了他们中间。人间的悲欢是如此地互不相通，我感到了一种存在的虚无。

十三、我叫九三四

到成都是夜里，下飞机，戴手铐，上警车，疾驰。

在市区某处，进入两道铁门一个房间以后。两个警察把我和他们带来的我的背包，以及南京监狱没收的我的皮带餐券等物交给了另外几个警察。登了记，拿了收据，走了。

再次搜身。包括那个一直由警察拿着，我没碰过的墨绿色背包，也搜了。都是衣服日用品。牙膏取出来，看了纸盒子里面。衣服一一抖开，掏了口袋。一部分装回背包，放进柜子，一部分用一件衣服包起，放在桌上。

一个白头发、穿便服的矮小老头儿，一直坐在旁边。完了他叫我坐下，说：这里是四川省看守所，来了要老实些。监房里的墙上，贴得有监规，好好看看，不许违反。不许说出自己的名字，你的代号是九三四，以后你就叫九三四。记住了吗？

我记住了他那阴冷的目光，它使我想起电影里的某个纳粹军官。他又说，到我们这里，可以照规定，按身分，给你一些照顾。可以给你一个暖瓶，一条被子。生了病，可以给你做病号饭。指了指桌上那堆衣服，这个，你可以拿去用。别的先放这里，要用再说。稍停，他又说：别以为是个教授，就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这里都是大学生。说着指了指登记和搜查我的那个警察，说，他就是大学生。

那个警察得意地笑了一下，说，领导说的，都听清楚了吗？

此人三、四十岁，瘦长佝偻，尖嘴爆眼，长颈，很像一条黄鼠狼。

老头走后，他给我卸下手铐，让我把一张用毛笔写着高尔泰三个大字的白纸拉在胸前，靠墙而站，先立正，后转侧，给我照了几张犯人的档案相。复又戴上手铐，领着我穿过机关大院，进入一道灯光雪亮，有武警岗亭的铁门。这是来到这里我经过的第三道铁门，是看守所机关大院和监狱大院之间的门。不像南京的预审室是在监狱大院之中，这里的预审室在机关大院。后来每提审一次，我都要被他带着，进出这道门一次。

里面也灯火通明。一排一排连栋的平房之间，有长长的花圃，开着许多花。平房隔出一个一个的监牢，都是两进。第一道门进入一个天井，天井里空无一物，上面有格子盖住。透过格子，可以看见被大城市里的万家灯火映照成暗紫色的夜空。格子上方，紧靠监房，有一条空中走廊。监房比天井高出很多。但靠走廊这一面的墙，只与天井同高，由一人多高的铁栏撑住。屋檐伸出，盖住了空中走廊。武装警察在空中走廊上面巡逻，不用穿雨衣，里外一览无遗。

进入天井以后，黄鼠狼打开第二道门，给我卸下手铐，让我进入监房，然后就锁上了门。接着就听到他锁天井的门的声音。除了那句“领导说的，都听清楚了吗”以外，这全过程中，此人没有说过第二句话。

监房里孤悬着一盏电灯，约六十瓦，蛛网尘封。墙上除了监规一张、麦克风一个，别无他物，也都蛛网尘封。四张床铺中，有一张空着，草席上有棉被一条，暖瓶一个，搪瓷饭具、牙刷牙膏各一套，那是九三四的。

三个同监都睡下了。我注意到，他们都没剃光头。不知道是没睡着，还是又醒了，都瞪着眼睛看我。没有敌意，也没有热情，如同旅馆里的房客。

十四、一堂晨课

三个新同伴，都是干部子弟。某公安局长的儿子；某供销总社党委书记的儿子；乐山市某首长的儿子。后者叫刘钧，交通大学汽车机械系学生，自称学运领袖，是假的，他因“迷奸”而来。但他自称有“内线”可用，是真的。他和狱警王超（就是像黄鼠狼的那位），混成了哥们很铁。他们到这里，都有一两年了。同所有的文武公安、老号子、炊事班都混得很熟，没有不知道的事情。我还没来得及同他们“串通案情”，他们就已经称我高老师了。

从他们那里，我知道了一些这个监狱的情况。四川省看守所，是个老监狱，对外叫文庙西街十六号。当年胡风，还有谁谁谁，都是关在这里的。那道从机关大院到监狱大院的铁门，除了狱方的管教干警，任何人，包括上级派来的办案人员，都不得出入。武警总队派来巡逻的武警，只能在空中走廊巡逻，不允许进入监狱。你如果在下面骂他，他除了向领导报告，没法子拿你怎样。就像是动物园里的游客，没法子拿动物怎样。

各排监房，建筑结构一样，但是待遇不同。最前面那一排，每间关十七八个人，开地铺。粮食标准是二、三、二。就是早上二两，中午三两，晚上二两。很挤很饿，互相关系紧张。另一排关的人略少，粮食标准略高，还有再高一点的，总之分几个档次。我们这排，是三、五、四，每周有两次肉菜，有床，允许抽烟。这是劳改队的标准，对于待审囚犯，如我们、算是优待。还有一排房，是已经判刑的犯人的监房。一般刑期较长的送劳改队，较短的就留在看守所。大院里浇花剪草打扫清洁、伙房里做饭送饭的都是那些人，比我们惬意多了。更惬意的监房，在最后面一排，吃香喝辣，像宾馆一样。还有电视看。那是为高级领导人准备的，这阵子空着。

狱方的管教干警只负看守和监管的责任，不管案情。每人早上来开门，让我们可以到天井里转转，算是放风，晚上锁上。天井通向大院的门，是日夜锁着的。你有什么申诉或交代的材料，都可以在开关门时递交，由他们转给办案警察。他们虽不办案、但牢里是他们的天下，想怎么样你就可以怎么样你。坏起来比如调个小号，比打一顿还难受。好起来比如王超就可以带刘钧出去，到机关大院自己的宿舍喝酒，每次都带回来好几本《法制文学》，偷盗抢劫强奸杀人，好看得很。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从他们，我学到很多东西。没有调查研究，估计不是编造。这最后一点（警察和犯人是哥们），最使我吃惊。我想，这大概就是物理学上所谓的“熵增”，一种“组织解体”的现象。但是这种解体，同时也是另一种具有相同基因的组织——黑社会的形成。专制政府的“反腐”，其实就是反熵，具有保命的性质。保不住就过继给黑社会，族谱不会中断。

一天，我半夜里醒来。一个执勤的武装警察，正好从上面走过。当他停下来朝下望时，我低声问，几点了？他一言不发，伸出三个指头。我说三点了？他点了一下头，又朝下一指。我说三点半？他又点了一下头，就走了。黎明时分，他往回走。当他停下来朝下望时，我低声说，谢谢。他大声问，什么？我说谢谢你告诉我时间。他又大声问，什么？

这时那三个都醒了。一个说，没什么，要烟么？说着在床上站起来，抛上一根烟去，刚好到他的脚下。他两头一望，拾起烟，笑了笑，走了。

原来这是另一个武警，不是三点半时经过的那个。

他一走，三个人就开始你一句我一句开导我。他们说，犯人是不允许知道时间的，也是不允许同巡逻的武警说话的。你夜里问时间，人家告诉了你，本来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的。你刚才那么一下，不光是暴露了白己，也害了那个警察。要是这个警察向上级报告，那个警察就要倒霉了，你也逃不掉。以后谁还敢同我们说话呢？

我们给了这个警察一支烟，他要了，也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的。这个事不能让那个人知道，那个事不能让这个人知道。在外面不也是这样吗？这是你运气好，碰上个愣头青，要是碰上个精明的、你试试看。

这些武警，大都是农村里新来的，年龄都小。要是在外面遇见我们，大人说叫叔叔，他就会叫一声叔叔。给支烟，关系就搞好了。关系搞好了，什么事都方便。比如我们大白天躺在床上睡觉，这是不允许的。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过去了。要认真起来，一是一二是二，你吃得消吗？

给烟不给烟，也得看个对象和场合。给错了，人家不接，白你一眼算是好的。问你什么意思，叫你少来这一套，歪起来说你腐蚀干警，你怎么着？

愈是有关系，愈是要装作没关系，关系才能维持。你这样，等于逼着人家管你。要管你还不容易吗？

我唯唯，谨受教。

十五、旧时月色

监狱的夜，特别漫长。白天本来就阴暗，虽然有个天井，但是墙太高。顶上又盖着钢筋水泥的格子，光线不足，日照率很低。即使正午，也只在南墙上洒下一些细长的光斑，不久就没了。特别是在成都，晴天少阴天多，经常濛濛细雨。格子上长着苔藓，时或落下水滴。墙根下苔藓更厚，联成绿色一片。晴天是苹果绿色，雨天翠绿色。

早晨来得特迟、黄昏来得特早，晚饭后天就黑了，灯就亮了。从监房通向天井的门就锁上了。没有了徘徊的余地，又没有别的事可干，只有在床上躺下。

这时大约七点，一直要躺到明天早上七点。看头上彻夜不灭的电灯，照着光秃秃的四堵高墙，以及墙高头巡逻走廊的铁栏，全都是直线。刚硬、粗糙、阴冷、绝缘。看着看着神经就不知不觉地紧绷，直到也成了直线。直线与直线共振，弓弦一般颤抖。

很难入睡。睡睡醒醒，醒时常会看到，在灯的上方，有巡逻的武警走过。小时候在山村的祠堂里上学，好几次看到头顶的大梁上，有黄鼠狼悄无声息地滑过。那个早已忘却的记忆，忽又浮上心头。意象在迷糊恍惚中重叠，有一种时空倒错的感觉。

幸运的是，成都，也和全国各地一样，经常要停电。白天停电，我们不知道。如果在夜里，那盏永远不灭的可恶可恨的电灯就灭了，刹那间一片漆黑，冉冉地呈现出一个透明的、温柔的夜。紧张的神经随之松弛，整个身心都投入了大自然的怀抱。如同在遥远的童年，投入了母亲的怀抱。

紧接着，岗楼上自动发电的探照灯开始扫描。偶尔有光束从檐下的铁栏窜进，闪电似地滑过墙壁，留下更深的黑暗，短暂而又惊惶。黑暗中可以听到武警们喀喀喀喀的脚步声，在各处走廊上急促地响。经过我们的监房时，就会有手电筒的光束从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掠过，也短暂而又惊惶。但，那是他们的惊惶。

感谢上苍，停电是经常的。这个四十年和平建设的可爱成果，像一条柔软的大毯，时不时会把我们包裹。

那天夜里我睡着了，梦见被狗群追逐，逃进一栋老屋，耸身一跳抓住大梁吊在了空中。狗群水一般涌进来布满地面，一律抬着头望我，没有声音。突然大梁喀喀喀喀发响，把我吓醒了。正停电，武警的皮鞋踩过空中走廊的木板，正发出同样的声响。我喘着气，心猛跳，喉干舌燥，很久都无法平静。

忽然看到，屋檐下那一角有灯的时候看不到的天空中，一痕微月静悄悄、怯生生地躲在云层和铁格子的后面，好像害怕这建筑物的狰狞似的，偷偷地向我致意。我无论怎么改变角度，都看不到它的全部，它因此显得遥远而又深邃。等到眼睛习惯了黑暗，我发现狭小的斗室里已经充满着它淡淡的清辉。细碎模糊的光斑，洒满了我的床铺，也洒在其他囚犯熟睡的脸上，那么温柔，那么安详。

它照过我童年的家园和故乡的湖山。在大西北辽阔的荒原上，抚慰过我创痛酷烈的心灵。它曾经伴随我和小雨，走过遥远而又迷茫的道路。无数次在我们家的床头徘徊，投下图案一般的树影，有时是摇曳不定的树影……我很久很久都没有看到过它了。而现在，它仍然那么圆润，那么柔和，那么清新，那么纯粹。好像代表那失去的一切，人间的温暖和梦幻，世界的广阔和美丽，到这孤立绝缘的墓窟，来看望我。

一道耀眼的白光，突然滑过墙壁。那是探照灯，我失去视力。空中走廊的脚步声自远而近，杂沓而急促。几支手电同时照下来，一阵摇晃。旁边的谁呻吟了一下，翻了个身，咕噜了一句什么，那是梦呓。

等到我恢复视力，再看月亮的时候，它已经更深地躲到铁格子后面去了，但仍徘徊不去，好像不放心我们似的。

须臾，来电了，刚硬阴冷粗糙绝缘的四壁无情地合围过来，直线的张力结构又把我嵌入其中。

回首那一角天空，唯有昏黄的灯光，在黑色底子上划出一条一条垂直的铁栏。

十六、唱歌

我此生一大憾事，就是不会唱歌。

我从小爱听歌，也爱唱。常扯着脖子直喊，招人嫌。大起来怕丢人，不唱了。有时独个儿哼几句童年时代熟悉的歌，会觉得那些早已消逝的美好时光，连同它的各种细节和气味一下子全活了过来。记得日本投降那阵子，我们全家合唱一支歌，有几句词，印象特深：

漫山遍野是人浪

笑口高张，热泪如汪

当大人唱的时候，我看到，他们都真的是笑口高张，热泪如汪。纵然是小不懂事，也同样有一份深深的感动。

我的有些朋友，歌唱得非常好，我很羡慕。他们所表达的那些情感，我都有，但我表达不出来，就像野兽不会说话，到时候只能号叫。但是野兽的号叫，别的野兽能懂，我的号叫，没人能懂。

文革中我在敦煌，和几个牛棚里的同侪一起翻地，那天翻着翻着，不知怎么地就唱起来了：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地开／美丽小鸟飞去无影踪／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也是小时候唱过的歌。

邻近的一片地，是前所长秘书李永宁在翻。细高精瘦像一把弓的他，慢慢直起身，向我叫道，高尔泰，那片地有把镰刀，看见了吗？我说看见了，干嘛？他说你拿来把我杀了吧，我实在是受不了啦！

他说的那片地，是考古组的史苇湘在翻，他应声说，别拿走，别拿走，再唱下去，我要用它自杀。

那以后，从没有哪一个同事或学生，听到过我的歌声。

狱中没书没报，禁止任何形式的娱乐。犯人们有时聚拢在一起，小声唱点歌。大多是流行歌曲，《跟着感觉走》、《大约在冬季》……我都是第一次听到。

也有只在监狱里流传的歌，没有听过：风凄凄／雨绵绵／我手把铁栏望外面／外面的生活多美好／何日重返我家园／啊，秋梨沟哪，沙松岗……。文绉绉酸溜溜，一股子哭丧调。据说是文革时被监禁的一些文工团员合做的，有个电影里用过。

更有甚者，像“劳改队里温暖如春，管教干部亲如爹娘”之类，也有人唱。

第一次听到这些歌，是在南京监狱里。看着那些状貌狰狞的彪形大汉，同那些形销骨立的老弱者一同荡气回肠，我有时觉得荒唐，有时又感到凄惨，有时也被歌声感动，陷入深深的忧伤。

在想念妻子的时候，听人们唱“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请别为我哭泣”，或者“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立即就起了共鸣。

在南京，监房是一门一窗。唱歌时，不知道关着的门外有没有警察，都提心吊胆的。这里的设备，比较现代化：武警在上面往下俯视，监房和天井都一览无遗。但是他们看见我们，我们也就看见了他们。没有他们的时候，可以唱得比较安心。

天一亮，监房通向天井的门就开了。只要不下雨，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天井里，沿着墙根走路。七步一拐弯，七步一拐弩，顺时钟方向走几圈，逆时钟方向走几圈，十来平方公尺的天井，永远也走不完。走着走着，我有时觉得，自己像一只笼子里的狼。走着走着，不知不觉地，脱口就唱出了两句歌：

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

可以这样自由呼吸

这是五十年代大学校园里流行的苏联歌曲。那时我们班上的文体委员叫唐素琴，特喜欢苏联歌，教了我们不少，后来我都忘了。

不知道怎么地，这忽儿又冒了出来。

记忆的复活是无意识的，对歌词并无选择。作为五星红旗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也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记得什么唱什么。包括样板戏和语录歌，包括阶级敌人在“向毛主席请罪”的仪式上唱的《牛鬼蛇神歌》。歌词本身并不重要，它的意思是唱者给的，重要的是我在歌唱（姑且称为歌唱吧），唱起来会轻松许多。

痛苦是一种毒素，唱歌有排毒的作用。

不管多熟的歌，此时此地唱，都有一种陌生的体验。甚至那些扩音喇叭里天天反复播送，听得耳朵都起了一层厚茧、早已充耳不闻的歌，此时此地唱起来，也有一份亲切，一份新意。

越过平原，越过高山

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

宽广美丽的土地

是我们亲爱的家乡

乘着歌声的翅膀，飞越大墙，飞越那血迹斑斑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那各民族人们共同的监狱，就像用残损的双手，抚摸着一个亲人的遍体鳞伤。有时会可耻地鼻子一酸，像个神经脆弱的小姑娘。这种特殊境况下的心理失衡，这种认知理解想象情感等多种心力组合的机制出现异常，无异歇斯底里。不过发作以后，人比以前健康。

渐渐地这种发作，几乎成了生理的需要。越唱胆子越大，被巡逻的警察撞见的次数也越多，终于麦克风里发出了警告：高声喧哗是违犯监规。再不停止就要查处了！

不能出声唱，就在心里唱。别人能看见我右手的五个指头，依次在一张一合地摇动，没有声音：

嚼碎仇，嚼碎恨

嚼碎仇恨强咽下

仇恨人心要发芽

这是样板戏，以前从未唱过，不知怎么地也唱起来了。

歌的本性，是要朝外散发的。倒灌进去，反而更加难受，还不如沉默。回到沉默，回到孤独，我仍然在那小小的天井，转着无穷无尽的圈子。

十七、看神仙

天井通向监狱大院的门上，有一个送饭的小方孔，约莫三十二开书本大小。有一块小木门，闩头在外面。大门和小门之间，有缝隙。眼睛贴着缝，可以望见外面。外面是一条狭长的花圃。花圃的那边，将近十公尺外，是另一排监房的后墙。从缝中看不到墙的高处和低处，这头和那头。但可以看到花圃里较高枝头的花。大都是极普通的花，菊花、月季、秋海棠之类。下雨天花枝低垂，看不到多少。晴天花好时，我常脸贴着门缝，看那些开在水泥墙背景上的深秋残花。辛稼轩诗“残花怅惘近人开”，写的是田园景色。这里是监狱，院里常空无一人。花所近者，唯我而已。

从门缝里朝外望，要注意后面的动静。巡逻的武警走过时，有的不管你，有的会在上面喊一声，“喂，干什么？”我说看花，有的就算了，继续走路，有的会说，不许看，也是例行公事。你离开一下，他走了再看，也没什么。本来么，只有花草，看看何妨。

偶有两三个园丁，来除草松土喷洒农药修剪枝叶。园丁是已判刑的犯人，他们能走出监房，享受阳光和风，与花木为伍，我很羡慕。欧阳修说，“人在舟中便是仙”，我说不，人在外面便是仙。

不知道他们都犯了些什么事，看他们无忧无虑的劲儿，我想起八三年“严打”时被杀的那几十万青年（现在己没人提到他们了），大都在绑赴刑场时满不在乎。枪决前还要玩一场争夺较大坟坑的游戏。那份超脱，庄子难比。我想。如果他们屑于写作，说不定已经有了一个另类的《死屋手记》：没有生命意识，没有宗教情绪，也没有存在主义。

那天，他们打开送饭的小方孔，把一根橡皮管子伸了进来，大声命令我们把它接在天井里的水龙头上。我知道，这是浇冬水。机会难得，接好龙头，我立即跑到门前，脸贴着水管，从开着的小方孔往外看。

三个神仙坐在地上，吸烟聊天，带着泥士的铁锹，随意地横在脚前。风把他们吐出的烟丝吹乱，飘向四面八方，如同仙气。

他们中的一个，看见了洞口里的我，立即厉声喝道，不许看！

喝罢盯住洞口，见我没走，更厉声地又喝。

接着跑过来，从外面贴看门洞，问我是不是不要命了，怎么敢破坏监规？忘了是社会渣滓了吗？忘了是在什么地方了吗？……如是训斥约半分钟，直到上面有武警经过，命令他不许高声喧哗，才停止，并走开。

据说在奥斯威辛和特莱勃林卡，也有些人养成了模仿盖世太保的习惯，被称为心理异化。我以前写东西曾经引用。现在看来，这主要不是异化，而是人性。武警不激动，因为他是办事。神仙激动，因为他要做人。就像矮子见了比自己更矮的人，想表现一下自己的高大。

尘心一动，神仙就下凡了。

十八、学政治

五十、六十年代的中国人，不论是关在里面的，还是放在外面的，天天都要“政治学习”。后来减少到每周两次，再后来两次也逐渐流于形式。到八十年代末叶，好像已名存实亡。在南京监狱，没遇见“学习”，在这里，四个多月里有过两次。

第一次是学习江泽民的国庆讲话。监狱大院里和每个监房墙上，都有麦克风。平时哑着，蛛网尘封。偶尔会响动一下，一阵噪音过后，警告个什么，通知个什么。国庆节那天，广播讲话毕，狱方通知学习。讨论题是：一、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二、为什么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三、为什么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四、为什么说稳定压倒一切，必须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

但通知后，没有具体安排。此事不了了之。

第二次是两个月后一天晚上，管教来锁二门时，发给我们每人一份学习材料，和一个记录本，叫学习讨论，讨论题和上次的一样。说每个人必须发言，发言必须记录，记录必须上缴。材料是复印的，从版式看，来自《人民日报》。题目叫《论四项基本原则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对立》，署名卢之超。翌日早上，典狱长在麦克风里训话，要我们这些社会渣滓人民敌人加强政治学习。说这次要反复学习十天。

学习形式不用教：一个人念大家听，然后讨论。四十年来，里外都是如此。一想到十天动弹不得，我就发愁。但两天后，麦克风又响了：叫打扫卫生，蛛网要清除，地面要冲洗，青苔要剥刮净。打扫后管教们来检查，说牙刷牙膏碗筷面盆都要放整齐。晚上来锁门时，叫我们明天起来，一切要保持原样。次日来开门时，叫把被子折叠整齐。吃过早饭又来看，告知马上有首长来视察，叫我们坐端正，学习文件要拿在手上，边念边听边看。

我们照办了几遍，还没人来，就坐着等，突然间一个管教从空中走廊匆匆跑来，朝下面急促地说，来了来了，快！于是刘钧拿起学习材料念起来；我们捧起学习材料听起来。几个穿黄呢子警服的老头子，后面跟着一大群，缓缓从上面走过。过完了，放下材料，瘦子两臂高举伸了个懒腰：说：啊啊啊！胖子说，轻声点儿，还没走远哩。

十九、学武术

我们监房里，有一本字典，刘钧的。我没事拿来翻翻，很有益。

平生爱看书。不是求学，只图快乐。能到手什么，就读什么，杂七杂八。日积月累，居然有了一点儿知识，一点儿想法。写下来，也就有了一点儿文章。文章里有些字，我会用不会念。常借其半边或者三分之一读音，如“愎”念“复”，“矗”念“直”，方便实用。但我只要开口，就难免白字。生逢祸从口出之秋，平时三缄其口，得以遮丑。后来上了讲台，就只有尽量利用黑板了一一倒也顶事。

在时间太多的压力下，我把这本字典反复通读了几遍。这件在外面绝对不会做的事，确实弥补了不少自己的缺陷，多方面的缺陷。

儿时父亲教习书法，识甲骨，辨钟鼎，认狂草，我都怕怕。后来上美术院校，只教西洋画，这条线就断了。这次读字典，把所有文字的偏旁、部首分类归纳，找出其指事、象形、形声、会意等古今通假转变的法则，再联系儿时所摹碑帖，所读书论、知撰者每属通人，体制每兼众有，点划其来有自，豁然贯通。知学书必至此，方能随心所欲不逾矩，免作寻章摘句老雕虫。故态复萌，又有了写字的兴趣。

请同监帮忙，让送饭的弄来一支旧毛笔。洗净了，蘸着清水，在墙上苔痕不到处，写起吴昌硕半临半创的石鼓文来。任性而为，未终篇变成了狂草，怀素的那种（见《画事琐记》）。狂不几天，毛笔秃光，恨恨而止。但我因此发现，可以用用圆珠笔，在纸上写狂草，以记事。同伴警察都不识，以为我是练书法，我因此得以，积累了一点儿《铁窗百日》。

刘钧提出，要向我学习书法。此人与我，平时相处得不坏。但从他的铁哥们王超对我的态度，我知道他恨我。这也难怪，他一直自称学生须袖。我来自学校，了解学运，几个问题一问，就知道他不是了。我没说我知道，但他知道我知道，也知道人家都知道了，后来才说了真话。尽管无心，总是伤害，他有理由恨我。我劝他别学书法，学了没用。毛笔又不方便。何况文字改革以后，从左到右横排的简体宇，已经不适宜用毛笔书写了。我说的是好话。

他说，你现在用圆珠笔，不是照样写吗？

我一时语塞，

他以为我是不想教。说他从小习武，得峨眉山一个老道的真传，秘不示人，但是可以教我，以换取我教他书法。说着一连做了几个动作，说了每个动作的用处变化和临阵禁忌，好像门精。他乐山人，家在峨眉山下，说不定真有点儿什么来头。我想学，就答应教他，让他先临帖。他让王超给弄来毛笔墨汁毛边纸，还有一本《九成宫》，天天临。我呢，教顿挫使转，跟他学武。

但是越学越觉得，尽是花架子，不实用。建议比试比试，把他打倒了。连我都打不过，这种武术，学了还有什么用！！

不，还是有用的——它打发了时间。

二十、第一次审讯

九月份的一个上午，监房的门哗啷啷开了，管教王超阴着脸进来。像往常一样，微驼着背，背着手，在室内转了一圈。一句话没说。临出门时，转身朝我，把侧过来的头微微向外一摇。这是叫我跟着他出去。他锁门的时候，指了一下地面，这是叫我站在那里等着。锁上门，一摆头，让我在前面走，他在后面跟着。到要拐弯的地方，我回头看他一下，他就向该去的方向努一努嘴。

在机关大院看守所办公室里，他把我交给了两个办案警察。然后拿出一个大本子，让他们签字，他自己也签了字。我瞟了一下本子，我的名字后面，写着年月日，几点几分，经手人等等。审毕交还时，又签了一次字。原来办案的来提审人犯，就像向看守所借东西，借和还都要登记。

预审室同南京的差不多，只是大些，好像只有讲台没有课桌的教室。讲台下犯人的座位旁边，放着几把折叠椅。中间茶几上，有茶水香烟。坐着两个警察，都五、六十岁了。里面有到南京带我的罗兴雁。他微笑着站起来，说，高先生，请坐。我坐下时，想移动一下凳子，但是移不动。低头去看，才发现它是栽在水泥地上的。

罗问抽不抽烟，说不抽就喝点儿茶吧。不要紧张，我们随便聊聊。

他指着到办公室带我并签字的两个警察中年老的那个，说，他姓马，以后就叫他老马好了。此人花白头发，狭长的脸上皱纹深刻，两只眼睛相距较远，叫“老马”很像。

罗旁边坐着的一个姓李，更年长，可能有六十多了。脸扁，鼻短，花白的头发胡子眉毛都粗硬而浓密。大黑边框的圆眼镜，下缘比鼻子还低。使我想起猫头鹰。此人很少说话，别人说话时，总是忧郁地看着地面。往后的每次审讯，大抵都是如此。

另一个四十多，胖墩墩的，精力充沛，像个小熊。跟老马到办公室里带我的，是他。他面前放着录音机、记事本，和圆珠笔。

罗手心朝上，划了个半圆，说，我们四个人，奉上面的命令（这是他第二次说这句话了），负责你的问题。

我问什么问题，他说会弄明白的，你放心好了。但是，你得同我们配合才行。

“放心”二字，好生奇怪。“配合”二字，什么意思？

罗又说，我们已经把你的下落，告诉了浦老师。浦老师已经到成都来了。住在四川师范大学，在艺术系教课。正在争取探监，上面还没批准。

我问“上面”是谁，他说这个，你就不要问了。浦老师托我带给你一些衣服和日用品，还有几本书、一封信，我已经交给看守所了。还有一个纸折的小鹿，也交给了看守所了。

我说，什么小鹿？他说自从我“走了”以后，小雨每天折一只纸鹿，连起来挂在天花板下，越来越长。我一听就知道，这是真的，放心了。他说他向她要了一个，想带给我看看，这次带来了。

以前来事，都是本单位的人办案，很善于以家人为人质。逼供之凶，只差没有用刑。听够了警察暴行，我意象中警察就是刑具。否则，有了那么多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群众，还要警察做什么？这次绑架，更刑具化了警察的脸谱，以致他们越是不像刑具，我越是警惕。不断提醒自己小心些，再小心些。我只怕被打一针丧失智力，小心不了。我真没有想到，他们会真的让我放心，内心里有一份感动。但我没因此信任他们。我时刻都没有忘记，是他们绑架了我。在一个如此巨大的野蛮下面，任何小小的文明都显得可疑。

问话很一般：姓名籍贯年龄单位经历之类档案里都有答案的问题之后，是北京认识谁上海认识谁之类不着边际的问题，答完了会提醒我漏掉了谁谁谁，表明他们知道得比我多。没有咄咄逼人的压力，但我弄不清楚，他们为什么抓我。

完了让我看记录，签字。记录上写着，审讯员李奇明、罗兴雁、马丁寿，记录员沈杰。马、沈二位带我到看守所办公室办理归还手续时，还是王超接收。我向王索要办案警察带进来的东西，王的回应是，盯着我看了一阵。

这些东西，我一直没有收到。稍后我才知道，正如那三个人所说，办案警察和管教干警不是一回事。虽在同一系统，着装时制服相同，但分属于两个单位，谁也管不着谁。按照规定，办案警察无权给被审问者带进来或带出去任何东西。不论带什么进来，只能交给狱方，再由狱方转交给犯人。狱方有权转交，也有权扣留。

我原来以为，国家机器各部件之间的权力制衡，是民主制度的要素。提审几次后，我才知道，它也可以是专制机器的故障保险装置。道理很浅显（独裁者搞权力平衡，不也是这样吗）。我没想到，是脑子简单。

二十一、错位

后来的几十次审讯，除少数几次例外，基本上是来两个人。纪录员沈杰以外，有时是罗兴雁，有时是李奇明（像猫头鹰的那位），有时是李德明，一个瘦高个儿，很有文化教养。谈话气氛宽松，往往像是闲谈，内容与案子无关。

有一次，来的是马丁寿和沈杰，我谈到在南京监狱里打架的事，他们哈哈大笑。沈说，真想不到你高先生，还有这么一段生活体验呀。马丁寿说，小头那种人，叫狱霸。各处监狱都有，很普遍，很难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是监狱管理工作方面的问题。管理和侦查，完全是两码事。侦查工作，也像你们搞学术研究一样，要大量占有资料。然后分类排比，去芜存精，去伪存真，还事物以本来的面貌。

我说，你们把我抓起来，也是还我以本来的面貌吗？

他说，你认为你本来的面貌是什么呢？

五七年右派，六六年黑帮，八六年“有突出贡献的国家级专家”，八九年坐在这里，怎么说呢？

他的回答，使我大吃一惊：五七年，我也是右派。

我的每根神经都警惕起来，心想这是套近乎，得小心些。

沈杰接着说，老马也挨过整，吃的苦可多啦。

我更加警惕了，心想配合得这么好，可见有计划，得再小心些。

出狱后我才知道，这些都是真话。但在当时，我没法相信。

四十年来，人们已习惯于用制式套话交往。真话几已绝迹，何况是在警察和犯人之间。

我很小心，但又困惑。是引我上钩吗？语言里并无陷阱。是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吗？眼睛里也没有那种冷光。是历史进步了吗？我在狱中。

冷场片刻，沈说，前天，浦老师到公安局来了，给你送东西，打听你的情况。我们告诉她你在里面很好，让她放心。东西也都交给典狱长了。

马说，我们说你很好，她还是不放心，最好你自己给她写个信，让她放心。她一直没有收到你的信，很着急。

我说我写过好几封信了，她怎么会都没收到？我说你们几次说带了她的信和东西给我，除了一套棉衣一双棉鞋，我怎么一样也没收到？

马说，是吗？这有可能。看守所有他们的考虑，我们去问也不好。这样吧，你现在就写，写了交给我。这次我不通过他们，直接交给浦老师。

我说那不是违纪的吗？马说，他们不会知道的。知道了也不怕。推过来纸和笔、说，你写吧，我们可以等一等。

说着他站起身，在预审室里踱起圈子来。沈杰往椅背上一靠，点上一支烟。

我又大吃一惊，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我也不相信他们来是为了聊天，而不是迂回战术。是不是想从我的信上分析出什么？是不是要用我的信取得小雨的信任，以便从她口中得到我的什么？……否则，他怎么敢于说“不怕”？越想越觉得，这信不能写。

踱着方步的马，站下来又说了一句，你要看什么书，也可以写上，我们给你带来。

我把写了个开头的信揉成一团，塞进口袋，说，我今天脑子很乱，写不了信。

冷场片刻，马说，那也行。语音迟缓。听得出来，他有点儿失望和伤心，看得出来，沈杰也有点儿惋惜。

但我不为所动，警告自己，别犯傻：这是什么地方？面对的是什么人？

另一次罗兴雁来，给了我一个纸包，说是小雨给的。我裹进棉衣，带回了监房，打开来是一袋荷兰奶粉，封口是拆过了重新封的。开视有异色，嗅之有异味，心里犯疑，倒掉了。但留下一小包，想将来有机会时，化验一下。

出狱后才知道，是小雨把人参磨碎筛成细粉掺和在里面了。办案警察对她说，监狱里严禁带入药品，发现了要没收。小雨说我身体不好，要求他们帮助，他们就避开狱方，直接给了我。我打开留下的小包一尝，没错，人参味儿。可惜已经倒掉。

在狱中，我有时胃痛。有一次审讯时，马丁寿和沈杰带我到华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去看。在汽车上告诉我，他们找的医生，是医大著名的教授，肠胃病权威专家，很少到门诊部看病，他们是提前半个月，预约挂号的。

一周后，诊断报告出来，是轻度浅表性胃炎。同以前北京医院的诊断（中度萎缩性胃炎）不同，我怀疑，警方为了不让我保外就医，做了手脚，把病情说得轻些。我想，说不定“医生”是假的，或者是和警方配合的。

出狱后打听，权威医生是真的。后来往美国检查，也证明他诊断无误。

警察纠正了北京医院的诊断。这种事情，谁能想到？

二十二、顺位

弄不清什么是真，什么是假。摸着石头过河，错位的时候很多。这样几次以后，有一次，突然来了十几个警察，个个铁青着脸，怒气冲冲。“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固到底死路一条”之类，都来了，一扫诡谲。我舒了一口气。心里想，终于玩完了，来真格的了。刀俎和鱼肉的关系，终于正常化了。

有些问题，只有五十年代的水平。如：哈佛大学（邀请我去讲学）是什么企图？我说邀请外国专家讲学，是他们的常例。有人吼道，正面回答！我说我被禁止出境，没去。又有人吼道，正面回答。

有些问题，好像与“动乱”有关：“为什么说要吸取缅甸的教训？”“为什么说没有有组织的工人农民参加就没有希望？”我说那是泼冷水，不是煽风点火。又有人说，正面回答。仇恨的目光，像许多手电筒的光束一般，集中地在我身上徘徊。

更多的问题，是与《新启蒙》有关。从办刊的宗旨，编委名单（问的时候，手里拿着铅印的编委名单），到去上海开会谁给的机票，谁到机场接机，住在哪个饭店，与谁同住一室之类的细节，都问到了。显然，他们知道的比我多。我想我也许因此，摸到了他们的一点儿底，猜到了一点儿，他们在干百万人游行请愿声中，找出一个沉默的、远离人群的我，究竟是为了什么。我不是那个圈子里的人，仅仅因主编个人的友谊，才参加了该丛书的编辑（见《王元化先生》）。官场里没背景，新闻界没关系，孤立无援，关杀没人管，是个薄弱环节。如果抓反党集团，从这个点突破最好……。

但是这样的审问，次数不多，两种审问方式，看不出互相配合的迹象。又使我猜想，可能警察们内部有矛盾，他们中凶恶者的凶恶不是冲着我，而是冲着内部的不凶恶者而来。也不排除中央政法系统和行政系统，甚至党务系统高层的矛盾，表现为黑箱深处对八九民运六四事件意见不一的可能……也都只是猜想，全都无法证明。隔绝在大墙探处，没任何信息干扰，反而可任意乱想，不需对谁负责。这是另类“自由”，但我不想拥有。

二十三、家信

这以后，有两次，来的人较多，气氛较肃杀。后来又恢复了只来两个人，气氛较轻松。

那天来的，又是老马和沈杰。老马从公文包裹掏出一封信递给我，说，这是浦老师给你的信。

这是我入狱以来，第一次收到家信。信上说，以前带给我许多信和东西（附有清单，内有我在南开大学所带的几个研究生的毕业论文提纲），怎么都没有回音？说我很好，高林在江苏也很好，可以放心。说探监的事，没批下来。常去公安局，听说你在里面，生活还好是吗？说看了电视连续剧《李大钊》，很感慨，如何如何。《读书》杂志上评论夏衍《懒寻旧梦录》的文章值得一读，如何如何……。

我问老马，这信你看了么？他说看了。我说，她说得太多了吧？他说可能，这要看看守所里怎么看了。他说他经手转交给看守所的那些信和东西，应该说都没有问题，他们为什么扣下他不知道。“那是他们权力范围以内的事，我们去问也不好。但是你一定得给她写个回信。现在就写，写了给我，我直接交给她。”

像上次一样，又推过来纸和笔，说，你写吧，我们可以等一等。

我给小雨写了个回信，告知所有她的信，我一概都没有收到。以后写信，三言两语报个平安就行，别写那么多，免得被扣留。所有带来的东西，除了棉衣棉鞋，我也都没有收到，以后就别送了。我很好，每当从窗格子里看到蔷薇色的天空，就想起狮子山上的黎明和黄昏，祝愿你在那里，能享受一下这难得的孤寂和宁静。照顾好你自己，就是照顾我。我也是。我很会照顾自己，每天做俯卧撑和仰卧起坐，你放心。

老马看了，也给沈杰看了，装进公文包里。

这是“分别”以来，小雨收到的我的第一封信。

她的信，我带回监房，看了几遍。当天夜皇，王超打开门锁，带刘钧去喝酒。他们走后，我如厕，把信撕碎，冲了。

深夜里刘钧醉熏熏归来，后面跟着王超，恶狠狠叫我起床，抖被子，掀草席，摸了每一件衣服的口袋。说，信呢？

我说什么信？你们从来就没有给过我信。他没回答，锁上门走了。

二十四、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

在狱中，本来可以看报。南京监狱里看到的是《新华日报》，四川省看守所看到的是《四川日报》。永远是十几二十天以前的和残缺不全的。管教干警们看过以后，传给劳改队看了，再从各个监房传过来。我们看过，还要传给别的监房。传递的方式，是由伙房的人在送饭时交接。隔几天一次，天数长短不定。每次好几份，份数多少不定。有时看过以后传出去了的报纸，几天以后又传回来了。

报纸不管多旧，于我都是新的。我以前从不看报，狱中无事，看得就特别地仔细。透过谎言和宣传，也可以过滤或分析到一点什么，从而得到一些乐趣。那三个人看得比我还细，我不看的他们也看。比如广告、启事、影视等等。看完了还互相考试。征婚广告第几名何人？电影明星某某最近与谁“拍拖”……不过是消磨时间。论乐趣，还是我的更大。

但是后来，报纸就不传到我们这个监房来了。这件事很奇怪。一天早上，王超来开二门时，我向他提出要求看报。我说报纸是党的喉舌，怎么能看不到报？他盯着我看了一阵，从头看到脚，又从脚看到头，没有回答，锁上门走了。刘钧非常开心，说，没有报看，憋得慌吧？似同情，又似幸灾乐祸。于是我知道了，这件事是他干的。我想，这种形式的狱霸，比小头那种，厉害多了。

我在体育界的朋友郝勤，认识看守所副典狱长陈波（武术家）的师傅，拜托陈的师傅，嘱咐陈照顾我。因此陈有时开门进来，问一声我怎么样。我胃痛期间，他每天来给我推拿按摩，发气治疗。并教给我一套健胃气功，颇管用。慢慢地胃也就不痛了。但是我向他提出看报的要求时，他表示无能为力，说这个，你得给王干事说，他分管你们。

办案警察干预，要狱方让我读书和看报。狱方答应了，但没兑现。只转交了一本已经扣留很久的《订正六书通》。我每天写一张“九三四要求看报”的字条，交给来开关二门的管教。从无回应。

几个月后，我出狱时，狱方发还了全部扣留的物品。其中有一大摞书。每本书上，小雨都用报纸包了封皮。大都是用《参考消息》包的，其中有苏联和东欧的消息，她急于让我知道，但我全都没有看到。那本《订正六书通》上，也有报纸包的封皮，他们在转交该书时，把包皮纸取掉了。心思之细密，难以想象。

我因此迟了好几个月，才知道苏联东欧发生变化。那是二十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可谓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

二十五、又见腊梅

从一九八九年九月初到一九九〇年春节前夕，我在监牢里蹲了一百三十八天。

最后一次审讯，是在大除夕前三天。审讯员李奇明，记录员郑伟。

李告诉我，他们将争取让我回家过春节。但是这要做多方面的工作，不知道来不来得及。

我当时以为，这不过是说说而己。

大除夕，陈波来，通知我已被释放，让我收拾收拾，准备出狱。

他找了一个会理发的犯人，给我理了发，刮了胡子。这是他个人的好意。但小雨很遗憾，她本想给我照一个，头发胡子很长的囚犯照片，留作他日的纪念。

一百三十八天没刮胡子的脸是个什么样子，我没法知道。看地上一大堆黑白相间长长短短的狗毛，很吃惊。

同大家握别后，他带我走出监房，回头又锁上了门。

这个动作，让我心里一紧。

四川师范大学保卫处处长帅希望（一个非常正派的人，平时只管治安，尽可能不问政治），开了一辆车来接我，说是书记袁正才和校长工钧能让他来的。郑伟陪同我到办公室，取回了被扣留的全部信件书籍物品。

李奇明说他也去学校，见一下小雨。郑伟跟着他，四个人一同上了车。李的驾驶员开着他的空车，跟在后面。

郑伟在前座回过头来，用脸指了一下李奇明，给我说，这是我们的领导，省公安厅二处的处长。周旋了那么长的日月，我竟然一直没有看出，这个人是办案警察们的领导。

帅希望说，李处长在文革的时候，坐了十年大牢，吃的苦可大啦！要不然，哪里还是个厅级处长。李没说话，忧郁地看着脚下，如同在审讯我时那样。

车子一直开到雨舍跟前，小雨在门前等着，拿着一大把腊梅。这花，我小时候很熟悉，自从离开家乡，已经四十年没有见过。

李奇明下车后，同她握手，指着我，给她说：“我把他好好地交给你了啊。”

原来他要见一下小雨，就是为了，说这么一句话。

二十六、如是我闻

出狱后，从各个方面听到的一切，使我十分吃惊。

来自文化教育界的告密材料多加牛毛。反而是警察们的客观调查，排除了大量不实的指控。

南大校长曲钦岳先生曾就我被捕一事，向江苏省委抗议。省委的回答是，他们不知道这事。但四川省委的朋友告诉我，直到要放我的那天，省委书记顾金池还打电话给省公安厅，教等一等。说他已向上请示，等有了回话再说。省公安厅回答说，已经放了，要是不行，可以再抓回来。

小雨也曾在南大校园，见过那个穿便衣戴墨镜的家伙。我被绑架的那天她也被带走，刚被释放回家，那人就带着几个警察来搜查，让她在“搜查证”上签字。她告诉他，高尔泰是个病人，需要照顾。他讥讽地说：看来，你还挺同情他的吗？小雨说，为什么不？要是你坐了牢，你太太不同情你吗？

他断然说，她不会的！话一出，似乎自觉不妥，忽然尴尬起来。

小雨感到奇怪：这种东西，居然还会尴尬。

罗兴雁参加搜查，发现了那本装满了小字纸的照片簿。是我五十年代被劳动教养时偷偷写下的记录。字极细小。他辨认了一会儿，低声给小雨说，这对你们，很重要是吧？

几十年来，我为保存隐藏这些记录，付出的精力和承担的风险比写它们还大。在北京三年，是小雨替我保管。有多要紧，她和我同样知道。面对警察，不知怎么说。

这时戴墨镜的过来了，罗把它丢到已看过的东西一边。

他们把要带走的东西，登了记，分别装进了印着“南京市刑警大队物证袋”的牛皮纸口袋。有个清单，让小雨签字。

小字纸照片簿不在其中。为防可能有的第二次搜查，小雨听从系主任许志英的劝告，把它寄存在中文系办公室的保险柜里，直到我出狱。

没有它，我就写不出《寻找家园》中的许多篇章。

小雨常说，“警察也是人”。这使得她在同他们打交道时，不像我那样一再错位。当马丁寿给她说，“有落井下石的么，也有下井救人的么”。她立即就听懂了。这话，饱经风霜的老狼如我是听不懂的，必以为这里面隐藏着什么陷阱，一听到就要叫自己小心。

事实上，如果他们真要怎么样我，再容易不过了：权力是天赋的，材料是现成的。无须拐弯抹角，更无须我这个土脑子所能想象得出来的那些下策。之所以有所不为，是因为马、熊、猩猩和猫头鹰们，都有一颗真正的人的心。

去国十几年，与不同语言、肤色、异俗殊风的各国人等交往，最深的一个体验，就是人性的善恶。人这个物种的个体差异，和种族文明、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知识技能、社会制度和职业身分都没有关系。对于那些承担着制度的罪恶，戴着刑具的脸谱，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尽量减少无辜者的痛苦，而又不为外界所知，甚至不为受益人所知的人们，我一直怀着深深的敬意，和谢意。一直很想，不仅代表我和我的家人，也代表无数在绝境中因他们的看不见的、困难的和危险的努力而减轻了伤害的人们，衷心地说一声，谢谢。

只因为怕我的感谢，反而会给他们造成麻烦，沉默至今。忽忽十五年就过去了。文中提到的诸位，该都已告老还乡，安全了吧？我在地球的另一边，头发也已经白了。但是每想起那些遥远的往事，仍然强烈地感到，那种对话的错位、那种人与入之间的隔膜之中，有一份深深的悲哀在。

王元化先生

一

八十年代初，我甫出深渊，很少朋友。特别是与名流大家，更距离遥远。带着底层的傲慢，孤狼一般游荡。

《论美》出版以后，《读书》杂志的董秀玉大姐建议我寄一本给王元化先生。给了我一个上海他家里的地址。说，“王元化先生，很好的。”

回信长达六页，批评极其中肯。指出了许多具体错误，某个概念不明确，某个提法不周延，甚至错字别字，“应属手民误植”。没有应酬性的赞美，但很鼓励我的探索。还问及身世，有一种对命运的关切。我很感动，也很敬佩，从此开始通信。

那时言路乍开，容易出轰动效应。人们习惯于用假套话交往，已经太久。说一句简单的真话，就成了深刻思想。摆一个平凡的事实，就成了重大发现。并且这是犯上，好像也算得上勇敢。又碰上美学热，书卖得可以。先生提醒我，忽冷忽热，是不成熟的社会的特征，当不得思想价值的量度。读之深自警省。

在西单墙和民间报刊被取缔以后，官方媒体上依然热闹。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的争论、生产目的和党史禁区的争论，还有其他一些争论，都是本来不成问题的问题。那么多社科院、中宣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首都高校的大人物出来表态，我觉得像党内斗争。先生提醒我，别小看了党内斗争。有时候，我们都只能寄希望于党内斗争，读之深受启发。

先生治古代文论，学贯中西。其文其书，土厚水深。作为那个方面的权威专家，他同时也有一份公民的责任感。关心国事，致力反“左”。笔下有雷声，发聋振聩。（自毛“反右”以来，“左”“右”截然两分，概念颠倒模糊。但其引申义已被普遍接受，吾从众。）是周扬那个导致全国“清污”运动的报告的三个起草人之一。后又亲自撰文，“为五四精神一辩”，凌厉磅礴。

以为人如其文，也凌厉磅礴。后来接触多了，才知他性格宽和，为人厚道。他曾被打成“胡风分子”二十多年，吃尽苦头。有一次偶然谈起舒芜（因“揭发”“胡风集团”而被众人辱骂）。先生说，人言可畏，舒芜其实是被人利用。个中委屈详情，非当事人不能尽知。舆论对他的惩罚，超过了他所应得，实际上很不公平。

冯友兰先生逝世，我收到宗璞女士一信，说她父亲生前嘱咐，墓碑要我书写。我生也晚，无缘见一代宗师。唯读其书，高山仰止。听说他文革中支持毛、江，文革后成众矢之的。不明就里，打电话问元化先生。先生说乱世做人很难，冯友兰更不容易。设身处地，其情可恕。许多人（说了几个名字）都是那样，现在仍被尊敬。一边厢积毁销骨众口铄金，一边厢开口大师闭口文豪，也很不公平。

公众舆论，往往人云亦云。个人身在其中，须得特别警醒。我恭敬书写了墓碑，和墓碑反面的“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十字，从此成了宗璞大姐和她的先生蔡仲德教授共同的朋友。时至今日，二位每有新著，必惠赠。文章观海波澜阔，学问游山泉脉多，受益匪浅。

且喜燕南园里，三松依旧龙蟠。

先生对我的教益，诸如此类还多。不止学问，也包括做人，我为人（据朋友们说）心胸狭仄脾气暴躁，言行乖戾不近人情。在先生的帮助下，起码许多事情，处理得比较得体。

先生是国务院学术委员，顶尖名流。也做过宣传部长，周旋官场。没有沾染上那两个圈子里的腐朽习气，已属难能可贵。如此对待后进，更令人肃然起敬。

他不光是对我如此，对别的青年也是一样。每看到可取的文章，必欣欣然逢人便说。即使作者是边远省份籍籍无名的小人物，也总要找到下落，去信鼓励帮助。陕西师范大学青年教师尤西林，甚至得到一帧他的亲笔书法：“健笔凌云”。

四个字元气淋漓，

此四字，后生小子尤西林当之无愧。

除了王元化先生，有谁肯说？

二

第一次见到先生，是一九八七年的事了。

那年我在成都，去了一趟北京。为北师大的文艺美学博士研究生罗刚、刘晓波的毕业论文进行答辩。先生是答辩委员会主任。成员除我和他们的导师童庆炳、张紫晨外，还有北大的谢冕、人大的蒋培坤等。一般来说，委员会五六个人够了，通过论文和授予学位以后，即自动解散。罗刚的答辩就是这样。

但刘晓波离经叛道，不受控制，有国家教委想治他一下，安排了几个他们认为是忠于党和马列的学者进入答辩委员会，使委员会的人数增加了一倍。消息传出去，来旁听的很多，有好几百人。以致不得不把答辩的地点，由会议室搬到了小礼堂。先生的学问人格，受到“左”、“右”两派共同的尊敬，经由他的整合，委员会事先取得了共识。会上气氛和谐，刘晓波顺利过关。

在会上我读完评语，多说了几句话。我说现在不是五四时期，但仍然有一个救亡的问题。那时是救国家，针对外国侵略。现在是救自己，针对国家压迫。所以现在的文化运动，需要更多的刘晓波。这种能独立思考而且勇于犯上破禁的人才，越多越好。两年后形势逆转，刘晓破出事，有人在《文论报》（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五日）上揭发我说了这几句话，记性可真是好。

那天散会以后，王元化先生约我晚上到他房间里谈谈。他说启蒙问题，不能光讲勇气。关键是启什么蒙，用什么来启。五四成分复杂，也未可一言蔽之。事实上早在一九一九年之前，中西文化论战、新旧文学论战、问题与主义论战、国故论战、科玄论战等等，都已经有了萌芽。也不光是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那时国家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等，也有其国际国内背景。他举了几个例子，说明政治文化之脉络交错，都很典型。他说我们回顾以往，可以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来认同科学与民主，但现在更需要强调的，是自由与人权。

我说，是。

他说比方说多数和少数的关系，国家主权和个人的人格独立之间的关系等等。这些关系不讲清楚，其他的问题都很难讲清楚。现在有些人一讲民主，就说民主是目的，不知道民主只是实现个人自由的手段；有些人一讲自由，就热衷于反逻辑和非理性，不知道自由只能与规范共生，就是因为这里面的关系，没搞清楚。

我说，是。

我说，现代自由主义不同于古典自由主义之处，在于它以个体为本位，而后者以群体为本位。但是承认特殊性和偶然性的价值，承认个体要求的合理性，哪怕是存在主义意义上的合理性，同时也就必须承认，个体利益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它需要某种制约和平衡。需要某种普遍性，哪怕是形而上的普遍性。反逻辑和非理性的思潮，恰恰是以不承认普遍性为前提的。消解了普遍性，也就消解了文明的内在结构，并且把自由问题，由外向的条件开拓，变成了内向的意义追寻。由向强权挑战的政治，变成了向虚无挑战的哲学，这是个新问题。

先生说，是个麻烦。但是寻找普遍性，或者说重建普遍性，弄不好就是本质主义，回归古典，甚至回归宗教文明，更要小心。

我说，是。

三

答辩完毕，我们在北京滞留了几天，各自看望朋友。先生在回上海以前，约我和小雨，还有《人民日报》的王若水夫妇，到西单的豆花饭庄吃饭。说这次来，见了几个老朋友，谁谁谁，都建议他办一个刊物。说谁和谁那里，还有一点儿钱，加起来也够了。建议我们一起来做，办一个以知识分子为对象，以理论研究为主轴的学术性刊物。不媚时阿世，不屈从权力。但适度保持与政治的距离，适度保持低调，以期起一种长远的作用。

那时随着商业大潮的兴起，人文精神正在急剧衰落。知识分子们也相应地愈来愈重学问轻思想，重科技轻人文，有如乾嘉盛时。正需要一种人文努力，来赋予学问以思想，赋予思想以学问，以免二者偕同沦入市场，成为商业的附庸和政治的装饰。先生的想法，正符合时代的需要。虽然很难实现，我们都愿意试试。

刊物叫个什么，颇费思量。“问路人”、“拓荒者”太文学化；“思想家”、“门”端着架子；“文化中国”过于专业；“启蒙”有古典味。那时我主编的《大时代》丛书出不了，问就叫“大时代”如何，先生说，空泛了些。先生倾向于叫《时与潮》。不久又来信，问改为《新启蒙》如何。

这就是后来闹得沸沸扬扬的所谓“新启蒙事件”的原来。

不久，“反自由化”开始，期刊登记困难。先生在上海，想了很多办法，都不行。最后只得以丛书的形式登记，叫《新启蒙》论丛，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和发行。这中间的曲折艰辛，一言难尽，都是先生一个人承担了，我在成都，若水在北京，一点儿忙都没帮上。

先生独力准备就绪，并试编了创刊号《时代与选择》以后，于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在上海师范大学召开了一次为期三天的编委会，叫“新启蒙笔会”。参加者有邵燕祥、金观涛、于光远、于浩成、李洪林、戈扬、阮铭……等大约二十多人。有人捅给香港报刊，被报道为“国内民主派的大结集”。立即就无法“低调”，也无法“与政治保持距离”了。先生十分生气，但已不能补救。

散会后，先生留我和小雨，还有王若水夫妇在上海多住了几天，商量具体的编务。我们一致同意，刊物要有个性，但须合法。要勇敢真诚，但不硬闯雷池。商定我负责第二期和第三期，王若水负责第四期和第五期。先生转交给我一批稿子，都是他约来的。里面有不少好文章，挑选一下，基本上够两期用了。

事后发现，会议记录和录音磁带神秘失踪。紧接着国家安全部和中宣部联手，派了两个人到湖南，秘密调查湖南教育出版社与《新启蒙》丛刊的关系。该社编辑龙育群先生从湖南省委得知消息，连夜赶到上海，告知先生此事。先生打电话给他的朋友、时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管文宣的芮杏文询问，芮说他不知此事，可帮了解一下。紧接着湖南省委宣传部的一个什么人，因泄密受了处分。

但先生作为刊物的创办人和主编，我们作为他的协助者，都一直未受干扰。编务照常进行。我们都更加小心翼翼。为了免得引起猜疑，先生还谢绝了一切来自海外的赞助。时值一九八九年春天，民主运动风起云涌。我尽量保持低调，避免被潮流带着走。第二期《危机与改革》、第三期《论异化概念》，都总算是出来了。说来惭愧，我只是选了一下稿子。繁重的具体编务，主要还是先生和他的几位才华横溢的博士研究生承担了。

王若水是一位温和的勇者。待人真诚、谦虚、平实，而又意志坚定。他办报经验丰富，但身在历史大潮的漩涡中心（北京），大学生走上了第一线，学者们要沉住气，太难了。他执编的第四期，名为《庐山会议实录》，很政治。出版时遍邀政界、学界和新闻界的明星名流，以及各大国际媒体的记者一百多人，在北京都乐书屋举办了一个《新启蒙》发行会。风云际会，引起轰动。

那个会，我没参加。后来看到会上一些发言记录，火药气味很浓，就有要出事的感觉。果然，《新启蒙》被迫停刊，第四期成了最后一期。但是我没有想到，“左派”的批判文章会说，《新启蒙》是全国反动思想的总根源。中共中央委员陈希同曾在“平息暴乱”的报告里，指控它“煽动暴乱”。

四

更没有想到的是，在同仁们都没事的情况下，我会被抓进监狱，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的罪名，关押和审讯了一百三十八天（见《铁窗百日》）。

尤其没有想到，出狱以后，国家教委会把我赶出南京大学。南大顶了一阵，后来不顶了，收回了我的住房。我走投无路，再一次饱尝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滋味（见《回到零度》）。先生却不避嫌疑，邀我和小雨到上海他家，住了几天。

先生的夫人张可大姐，是翻译和研究莎士比亚的专家。一场大病以后，一直没完全康复。很少说话，多数时间只是静静地坐着，听先生和我们说。白发如雪，面带微笑，把优雅高华的气息，温馨亲切的感觉，散播到整个客厅。这种感觉，这种气息，给我们留下难忘的记忆。平时很少出门的她，也和先生一起，陪我们参观上海市博物馆、玉佛寺和龙华寺。还时不时指点我们，留心一些值得留心的东西。

龙华寺住持明旸法师是全国政协委员，素食招待，并送了我们每人一本他的诗集。素食好吃极了。诗呢，大都是歌颂党的伟大，俗情更比僧情浓。我给先生说，没想到兰若精舍，也可以是终南捷径。先生说我少见多怪。说他的朋友某某某是共产党员又是佛教协会的主席，人很好。台湾的民主党里也有和尚。美国历届总统，好几个是基督教徒。我说美国价值和基督教价值有其一致性，佛教和共产党则不。他问我研究过没，我说没。他说，还是的么。

我小时候喜欢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受十九世纪俄国民主主义的影响很深，也因此，对经常翻译俄国文学及其理论的满涛和贾植芳这两个名字，熟悉而且喜欢。在那个只许用马列阐释政策或者古典的时代，杰出者通过翻译表达自己（序言中声明是供批判用的），无形中拓宽了狭仄的思维空间（我想这也是大陆那时的翻译水平，整体上高于现在和港台的原因）。我曾经把一些翻译家当作精神导师，包括满涛、贾植芳。说起来，才知道满涛是张可大姐的弟弟，贾植芳也是先生的亲戚。先生早年也喜欢俄国文学，给我们看了他那时写的小说。散文诗一般地优美。湖北农村泥土的馨香里面，掺杂着一股子契诃夫式的忧伤。我想，也许，正是这种没有说出来的、感觉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同一，是我们之间心灵亲近感的来源。

五

在人与人之间，心灵的亲近比观点一致重要。有些人一见面就能信任；有些人交往几十年，依旧知面不知心。这个差别，和立场观点无关。反之亦然，心灵的亲近，并不意谓着观点没有分歧。

说到我的入狱，先生教我以平常心待之。说它只是人生一页，已经翻过去了。我说不，是翻过去了的一页又翻回来了。但我的体验已经不同。从前在夹边沟，虽然与世隔绝，总觉得由于自己的价值观，我必然地和文化人类保持着某种看不见的联系。现在，我已经不这么看了。

先生提到第一次见面，我曾把个体存在的意义，归结为同某种普遍性的联系。我说是。但我没找到这个价值本体。我说所谓“信仰”，所谓文明的内在结构，不也就是一个和价值本体的联系吗？如果除了通过外在的、人为的途径就找不到联系的线索，如果这线索只不过是舞台角色和道具之间的配合，所谓价值就成了虚拟的坐标，就像西西弗斯的石头。我说我有时候觉得，所谓意义的追寻，就像是被那个石头推着走，比之于我推它，更加要不得。

先生说，这可是虚无主义呀。

我说不是主义，是自然。就像人生的无常一样，我不得不与之面对。

先生说，这只是你一时的想法，说不定你还会改变。

我说是，思想是活东西，我只能听其自然。

这是临走的前一天的对话。那天，他请了一位烹饪高手，来家里为我们做了一顿特别丰盛的晚饭。饭桌上还点上了蜡烛。谁也没有想到，这会是我们逃亡以前，一起吃的最后一顿饭。

六

转眼十几年，一直没有和国内的朋友联系，怕影响大家的安全。同先生，也只是通过在香港的王承义先生（先生和张可大姐的公子），偶尔报个平安。好在中美之间，时有共同的熟人往来，情况并不隔膜。听说他仍每天读书写作，不断有新作品出来。很欣慰，也很感动。听说他已“重评五四”，观点略趋中道，我想这是好事。思想的发展变化，正是它生命力的确证。八十高龄，依然和时代潮流同步，更难得。这不仅是先生永不老去的探索精神使然，也和他宽厚仁慈的天性有关。

九十年代中国学术思想的主流，已经由主张和平进化，反对激进变革，发展到重评历史。从崇尚英美模式，否定法国模式，发展到认为没有五四运动更好，没有辛亥革命更好。我漂流异国，久居山野，日与草木鸟兽为伍，已经落后于这个潮流很远。纽约一家杂志的记者远道来访，问我对这些问题有什么看法，我竟答不上来。只能说，我没有那样想过。

我说，要是那样想，应该说没有抗日战争也更好。因为在日本人的奴役之下，中国也会有繁荣和稳定。记者说妥协是手段，进步是目的。我说问题在于成本。为维持没有社会正义的稳定所付出的长期痛苦代价，是否应该作为历史的生产性开支放在一起核算，这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而不是术与道的关系问题。

他说现在大家都在说，以延长痛苦为代价，分期付款买民主，比较便宜。我说这就要看占便宜的和付代价的是不是同一群人了。还有，历史无序，谁来保证支票兑现？如果代价付了，支票不能兑现，或者兑现的是土耳其、南亚甚至南美的那种民主，又当如何？那时再来反思，岂不又是一个百年？

百年不过一瞬，但是人生几何？

采访录发表以后，很多人又骂我极端。困惑之余，不免要想，如能有机会再次向先生请教，深入讨论一下这些问题，该有多好。

何日归舟横怒海，苍颜白发叩师门。

我的岳母

一

我结过三次婚，有过三位岳母。

第一位岳母，名字叫王淑真。甘肃武威人。武威古称凉州，我们都叫它凉州。边陲绝塞，历来兵家必争。两千多年间屡毁屡建，直到二十世纪中期，依然荒芜小城。风沙兵燹xiǎn抹去了建筑物上的一切华饰，只留下不同层次的灰黄和黑褐两种颜色，望中一派苍凉沉郁，土厚水深。

不知道什么时候，基督教传进了这个地方。五四运动的那年，一九一九年，我岳母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我的岳父李瑶圃医生也是基督徒，比她大十多岁，抗战中从河北沦陷区逃难至此。逃难途中，前妻死于日军的空袭，留下五个孩子。最大的十一岁，最小的不到两岁，都成了我岳母的孩子。在我岳母同他又生了两个女孩之后，他当随军医生走了，一去无消息。

为养活七个孩子，岳母学会了各种生计。裁衣服、做鞋子、补锅补碗、磨刀磨剪、盘炉盘灶……许多男人的行当，她都干得麻利漂亮。还摆过地摊，卖自制的工艺品，兼代写书信。直到文革前夕，她们家箱子底下，还有一些那时候做了没卖掉的背袋、马褡、绣荷包之类。在厚实的、布满线疙瘩的灰黄色土布上以白麻线缝成的图案，粗犷古朴。配以黑、棕两色，沉静里略带忧郁，使人想起那个小城。

我的妻子李茨林，是她亲生的两个孩子中大的一个。不记得小时候吃过什么苦，也不记得受到过什么特殊的照顾。她说那时候，哥哥姐姐们都上学，晚上回来，妈妈帮他们温课，完了还教背一段《圣经》。每餐饭前，八个人围桌而坐，一齐低头低声祈祷，感谢上帝的恩赐，求上帝保佑爸爸。她和她妹妹茨恩两个，从未穿过新衣，都是穿哥哥姐姐们穿剩的衣服。从未感到委屈，大家都欢欢喜喜。

四九年秋天，李医生回来了。受过重伤，成了跛子。到人民医院当门诊大夫，拿国家的工资，由国家调配。十年间武威、兰州、陇西、张掖、平凉、庆阳都干过。几度妙手回春，逐渐声誉鹊起，成了河西一带的名医。但工资依然低微，难以养活十一口之家（回来后又生了一男一女）。我岳母竭力拉扯，得以维持温饱，并让老大老二到兰州上了大学。随着李医生的调动，全家也跟着搬来搬去。搬家的事全是我岳母的。关塞萧条，道路艰难。她一次又一次地，带着大包小包和一群孩子，在滚滚黄尘里上下汽车火车牛车马车。

五八年出酒泉，过玉门，到了敦煌，生活才安定下来。敦煌和凉州同样古老，秦时明月汉时关。但是更加边远，平沙莽莽黄入天。初到的那几年，正碰上全国饥荒，那里更惨。她带着孩子们到城外挑野菜，挖草根，剥榆皮。回来仔细加工，掺和在配给的粮食里，照样地正式开饭。开饭前照样地全家围桌默祷，感谢上帝的恩赐。那时，茨林的小弟弟、小学生李武生问道，咱们找来的，咋说是上帝给的？她回答说，上帝不给你力量，你怎么找？上帝不给你野菜，你到哪里去找？

后来（六二年）李医生当了敦煌医院的院长，大些的孩子们已在外工作，各有了自己的家，生活才开始改善。茨林、茨恩上高中，小弟上初中，妹妹念小学，成绩都优秀。为了他们的前途，父母亲都早已不再管他们的信仰。听任学校里所教的一切，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之类，去指导他们的思想。开饭前的祈祷，也早已经取消。但岳母仍然坚持，全家要低头默坐片刻。

六四年夏天，茨林跟着她爸到莫高窟敦煌文物研究所出诊。她爸看病时，她独自乱闯，好奇地在无数阴暗的洞子里穿来穿去，不知道害怕。我凭借着镜子的反光，在一个洞子里画壁画，天天面壁，都快变成达摩了。偶然相逢，成了朋友。第一次到他们家去，对她的母亲——我未来的岳母印象很深。她是西北人的形象，穿一身黑色的土布衣服，式样很凉州。出门系一条棕色头巾，结法也很凉州。说普通话，略带凉州腔。长圆脸，剪发头，古铜色皮肤，手大脚大。虽只四十五岁，看上去有五十多了。脸上深深的皱纹刻划着往日的风霜。目光沉静安祥，动作从容，质朴里透着优雅。她很少说话，只是微笑，在她跟前很自在。

六六年初春我和茨林结婚时，李医生已在六五年的四清运动中，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不再是院长了，但还是医生。两个月后，文革爆发，我被揪斗抄家，茨林带着我的文稿，到娘家避风，发现她父亲正被重新算账，历史反革命升级为现行反革命，加上基督徒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挂黑牌，戴高帽，牵着游街，被打得死去活来。十几岁的李武生被捕入狱，判刑十年。这批人刚抄了家，那批人又来了。一直折腾到六七年秋天李医生被押送农村，交贫下中农监督劳动，家里才没人来了。

家中少了两个人，但是多了一个人——我和茨林新生的女儿高林。孩子在六七年元月初降生，正是恐怖的高峰时期，家里人来人往，革命群众红卫兵乱翻乱砸鬼叫狼号。混乱中岳母一直抱着初生的婴儿，轻轻抚拍，不断耳语，不让受到惊吓。孩子在她怀里，一直都很安静。岳母沉静的目光、镇定的语音，成了全家的慰籍。茨林说，吓人劲儿的时候，只要看看她妈的眼睛，她就不那么害怕了。那种处变不惊、每临大事有静气的境界，我很佩服，也很想学，但是学不到。

人潮过后，是冷寂。老爸小弟走了，生活无着，没人上门。邻居同学遇见，躲着走不骂一声狗崽子的，就该算是好人了。岳母带着茨林姐妹三个，清理劫后，检点残余，该洗的洗，该修补的修补，该放在哪里的放在哪里，一扫狼籍。窗格子拼凑复原，糊上了新的白纸。到我出了牛棚，可以请假进城来看望她们的时候，屋里窗明几净，又有了生活的气息。吃饭前，大家仍然低头默坐片刻，无声地，感谢上帝的保护，为受苦的亲人祈祷。

姐妹三个，都失学在家。岳母叫她们别急，说别人上学，也是白上。都革命去了，串联去了，好老师都打倒了，还学什么学？她每天教三姐妹学做鞋，学裁剪，学编毛衣，学炒菜做饭补锅补碗各种家务。还为了织毛毯，打造了一个木架子。但是生活无着，前途茫茫，也不知道受害的亲人们现在都怎么样了，再忙也盖不住心焦。一天中我好几次看到，三姐妹中的这个或者那个发呆。岳母说她们被惯坏了，经不起摔打。要不是她们离不开她，她就要到农村照顾岳父去了。她说，他爸一辈子治病救人，就是干不来个农业活。六十多岁了，又瘸着一条腿，没人做个饭洗个衣服，怎么能行？

不久，党中央搞下放知识青年的运动。不知道有没有政策精神，实际上反革命家属首当其冲。三姐妹都被送到了农村。茨林带着高林，到了沙漠边缘东方红公社的向阳大队。两个妹妹到了跃进公社的延安大队。岳母不是知青，本可以留在城里。她主动向“下放办”提出要求，把她安排到红旗公社李医生所在的长征大队。那时街道里弄村庄，都是这一类名字，现在回想起来，几乎分不清哪里是哪里了。只知道她那一带，原名郭家堡。

在河西走廊，敦煌算是个物产丰富的县，郭家堡也算是县里比较富裕的地区。社员的劳动工分，属于全县最高标准。从敦煌到玉门的公路（据说原先就是阳关古道）打那里通过。长征大队离公路不是很远，交通也可谓方便。队里给了李医生两间土屋，门窗炕灶齐全。不会干农业活，就安排他放牛。队里有十几头牛，他每天赶到野外放牧，早出晚归。风吹日晒很苦，但是自由。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向上帝祷告。

不料有一天，一头老黄牛跌断一条腿。大队支部看成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第二天收工以后，开了个全大队的斗争会，把他吊在篮球架上批判，打击反革命分子破坏生产的气焰。受伤的牛，大队宰了分了，没他的份儿。但要他赔一头牛，赔牛的钱，从他每日的工分中扣除。扣多少，扣多久，都不知道。总之他继续放牛，除了口粮再没工分。

我岳母去后，为挣一份工分，和队里的劳动力一同出工。收工回家，洗衣做饭之余，自制土坯，改盘了炉灶，增建了杂物间，养了一群鸡，一头猪。哪个鸡猪有病，自己针灸治疗。屋前屋后，都种上了蔬菜。最不可思议的，是一点一点地，挖出了一口井，从此用水不必跑远。还挖出了一个地窖，可以把蔬菜储存在里面过冬。她常说，完了要到茨林那里和茨恩那里，都住些日子，也帮收拾一下。她常说，她们被惯坏了，二十多岁了还嫩生得很，怕她们吃不来这个苦。

茨林带着高林，到那个沙漠边缘的小村，没能坚持下来，竟然一病不起。我从酒泉赶到时，她刚刚停止呼吸。岳母已几天几夜没睡，告诉我遗体尚温，要我摸一摸。我刚摸过，又要我再摸。一次一次，几乎不许我的手离开。声音里带着哀求，眼睛里固有的沉着冷静全没了，有的只是绝望和惊恐。我也绝望，我也惊恐。这时我才知道，悲痛是不能分担的。岳母所承受的，不会因为我也承受而减轻。反之，我也一样。每个人都必须承担自己的全部，为了曾经有过的爱。

入殓时，她把茨林生前较好一点的衣服鞋袜全都放进了棺材。但细心地剔除了所有的动物毛皮制品。她担心那些动物的鬼魂，会在地下向女儿索取。这种同她的宗教信仰完全没有关系的想象，其强度也就是爱的强度。我是无神论，也受了她的影响：事后想起茨林的皮带没换，不由得大吃一惊。

丧事毕，我带着高林，要赶回酒泉。她半夜里起来，烙了些饼，给打在包里。赶着一辆队里借来的驴车，送我们进城搭汽车。我劳改时学会了赶车，要求执鞭。赶了半里把路，她说这样不行，还是我来吧。我刚从她手里接过高林，还没坐好，就听见鞭梢在空中辟啪一响，车子一下子就加快了很多。此后她一动不动，只偶尔吆喝一声，驴儿乖乖地直跑。时值残冬，寒风夹带着细沙，扑面尖利如刀。我们都紧紧地裹在老羊皮大衣里面，一句话不说。风声呜呜，蹄声得得，只觉得道路漫长。

到得敦煌城，刚刚赶上汽车。高林睡着了，她嘱咐我小心，“别让孩子醒了，要哭。”车行渐远，回头望，她一直在目送我们。一动不动站着，铁铸一般。风沙漠漠，白杨萧萧，一片孤城万仞山。

那年夏天，她给高林和我做了几件衣服，到酒泉来看望我们。我事先不知道，正在放了暑假的酒泉师范礼堂，给地区革委会主办的农业学大寨展览画画。她先到地区革委会打听到我的下落，一路问了来。带着高林，在一个教室里，把课桌拼在一起，住了几天。给我们把所有的脏衣服破衣服都洗净补好，才回敦煌去。

八十年代中期，八十高龄的李医生获得平反，在敦煌城里开了一家私人诊所。名医悬壶，门庭若市。那时我在成都，茨林的妹妹茨恩来看我和高林，说她妈常叨叨，要是茨林还在，跟她爸学医多好。

二

我的第二位岳母，名字叫陈艾木。在我出生的那个江南小城——江苏省高淳县淳溪镇上，陈姓是第一大宗。陈家祠堂是城里有名的建筑，进去要先上很多石头台阶。重门深院，雕梁画栋。有不少狐仙鬼怪的传说。隔壁又是城隍庙，小孩子都不敢一个人在里面。我岳父姓樊，名字叫樊×卿，中间一个字记不清了。在城里开了一家药店，叫存仁堂，誉满江南。他早已去世，我从没见过。

我只见过那药店。小时候每天上学，都要经过一条深长的窄巷。青石板地面，两边是灰色砖墙，墙根满是绿苔，叫陈家巷。一进巷就闻到丝丝药香，是墙那边在炮药。七里拐弯上了大街，就是店面。柜台和贴墙的药柜都是深色的，光线很暗，浓烈的药香弥漫到街上。店那边还有同样的一条巷，叫陈家水巷，一直通到河边。沿着河走，我也可以回家。一九五〇年我出外上学，想家。在故乡的忆象中，总有那药店，那巷，颇亲切。但是，十几年后再回去时，门巷依稀，药店已不存在。变成了“高淳县文化馆”。那个陈家祠堂和城隍庙也都不存在了，变成了“高淳县委招待所”。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岳母生于一九一八年。她从小受儒家教育，熟读经书。真率诚实，思想正统，视忠孝贞节如天经地义。结婚不久，刚生了一个女儿，丈夫就去世了。家中有多少亲朋故旧，固不甚了了，继承了多少乡下的田产，城里的房产，店里的资金库存，也都没处捉数。母女俩深居药店后院，一切由本家账房料理。她最大的憾事是没有儿子，不能延续夫家香火。给女儿取名继卿，算是一种弥补。顶住改嫁的压力，亲自教育女儿。空院深庭，孤灯继书，集慈母严父于一身。

院墙外，是四十年代的中国。内乱外患，遍地烽火。深重的民族灾难，萌生出不计其数抚慰人心的民间宗教。这些四十年代的民间宗教，也像八十年代的各种气功流派，掌门人都有一套宇宙人生的宏观理论，力图提供一个精神的家园，一种救劫的法门，来安顿人们饱历沧桑的惊魂。层次各有高低，仪式五花八门，但又都共同地谨守着古老的传统价值观念。讲道德，重仁义，尚忠恕慈悲，信善恶有报。荦荦大者如一贯道，标榜儒释道三家精义，吾道一以贯之，信徒逾千万。同善社、无极门、先天道、圣贤堂……等等，也都有数百万、数十万之众。除去带有黑社会色彩的袍哥、青、洪帮之类不算，较小的地区性会道门，更多如牛毛，遍布全国各地。

所有这些民间教派，都少不得要通过商业的途径设坛拓荒。有许多机会传到重门深院里索居独处的我岳母那里。孤寂中，她正需要一种心灵的寄托。终于在抗战胜利的前夕，接受引度，参加了一贯道。非常诚信。以谨守儒家教义的那份虔诚，心无旁鹜，致力于自度度人。文雅沉静，不苟言笑。使命感强烈到摄人心魄。很快得到道长和道亲们一致的敬重，不到三十岁就当上了只有老前辈才有资格担当的点传师。随之她名下的存仁堂药店后院，也成了本地教门的道场。

自古以来，每一个民间宗教，都是一个民间社会的凝聚力中心。都藉由某种神秘（梦、星象、童谣、扶乩、占卜、预兆……等等），自称受命于天，而不是受命于国家权力。因此是专制王朝的天然异端。自黄巾、白莲以来，历代朝廷都把民间宗教，视为异己的力量而力图剿灭之。明、清皇朝如此，国民党、共产党亦如此。共产党掌权后，把取缔会道门和镇压反革命结合在一起同时进行，更是扫窟犁庭。岳母在一九五〇年被捕。政府把她所有的财产，全部没收归公。只在药店后院留了一间半房子，给她十一岁的女儿樊继卿居住。发一点儿生活费，让孩子自己管自己。

岳母出狱后，身体极为虚弱，视力锐减。在那间半屋里，和女儿同住。四面是阶级斗争，亲友回避，邻里侧目，求告无门。用一张小桌子，在陈家巷口摆了个香烟摊，做一点儿进城乡下人的小本生意，供女儿上学。每天中午，女儿放学回来，吃过饭，都要替她看一阵摊子，换她吃了饭，才去上学。这样一直熬到女儿初中毕业，当了乡村小学教师。绝境中不向任何人求助，默无声息地保持着做人的尊严。这份看不见的崇高，早已被历史尘封。

后来政府要用房子，把她迁到北门外陈家山坟地高淳医院后面居住。房门离医院的高楼只有三公尺，阳光全被挡住。她在阴影中出没，无声无息，也像个影子。也好。那些年大跃进、大炼钢、公社化、公共食堂、全民皆兵……折腾得人人直喘。她是专政对象，不准参加群众运动，不准享受公共食堂，反而生活比较平静。

女儿想念她，每个星期六下午，都要步行二十几里路，进城来与她同过一夜。这是无比珍贵的时刻，母女俩都极为重视。饥荒年代，碰到有什么好吃些的，各自都要留着，直到这时，才一同吃。不管有多么大的风雨和泥泞，都挡不住这每周一夜的相聚。女儿在学校里除了上课，寡言少语。只有在回到家中，别来多少事，同母亲说个没完。后来女儿得到一位同学好友（丈夫是公社秘书）的帮助，调回城里，到县农机厂当电工。依然独往独来寡言少语。文革中人们互相斗得不可开交，她们暂被遗忘，生活更加平静了，一种隐身人的平静，也算是因祸得福。

反而是我的到来，破坏了她们的平静。

七一年，我在甘肃酒泉的五七干校劳动。请了一个月的探亲假，带着四岁的女儿高林，从西北来到江南，看望我的母亲。自从父亲死于劳改，家里的房子被没收，母亲一直住在政府留给她的两间破旧小屋里面。被打成右派下放农村的姐姐，为了孩子们能上学，到城里和母亲同住，算是“黑人黑户”。乱世阔别，且喜重逢。但是想起死去的亲人（父亲和高林的母亲），欣喜中不免渗透着更深的悲哀，笑脸上又都带着泪痕。

母亲和姐姐，都想把樊继卿介绍给我，她们都喜欢她。说现在像那种正派诚实、贤淑孝顺的人，已经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了。何况也是受害家庭出身，政治上不会歧视我们。樊在农机厂的电工师傅邢东泳，是我上小学和初中时的同班同学，也夸她多好多好，热心地要促成此事。我想见见。

但母女俩听说我结过婚，有一个孩子，就不想见。岳母还批评我守丧不满三年，续弦是一种不敬。责怪老邢把我这种人介绍给她的女儿，是瞧不起她们。

老邢极力争辩。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半个月后，他终于获准，带我去给她们看看。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我岳母。她五十来岁，瘦高个。穿一身淡灰色的、布纽扣在侧面的那种大襟衣服。宽额深目，眉宇间有股清气，如方外人。女儿三十左右，形象气质作派都像她。穿一套洗得发白的劳动布工作服，毫无华饰，一扫凡庸，活脱就是她的复制。在十五瓦的电灯光下，四个人围着一尘不染的小方桌，喝上好的泾县新茶，听老邢说些乡下琐事，倒也不觉得拘束。继卿倒茶和把桌上的茶水擦干净的动作，舒缓从容。

这次见面，我留下温馨的感觉。第二天，老邢来，说岳母态度很明确：做个朋友吧，婚姻就免谈了。她说，他们两个人不合适。他是个烈性子，继卿也是个烈性子。一个要吃钢，一个要吃铁。两烈必相克，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免了吧。我说，我一句话也没说，她怎么就说我烈性子？老邢说，那我就不知道了。不说话也不好，说是“沉沉不语者不可输心”。他说这件事，恐怕只好算了。继卿本人倒是挺喜欢你的，印象非常好。但是她对老娘百依百顺，这事看来不成。

我请老邢帮我约继卿出来，单独谈谈。谈了几次，互相喜欢，决定结婚。岳母坚决反对。继卿坚决不听。老邢说，这可是第一次，继卿对老娘不孝顺呀。我去拜见岳母，岳母仍然坚决。说，我是为你们好，与其将来后悔，不如现在死心。继卿也很坚决，请人帮弄到一张农机厂革委会的证明，寄到酒泉，让我在酒泉办结婚证。有了结婚证，就算是夫妻了。当她把这个既成事实告知岳母时，岳母意外地平静。说，我知道你，你是说一不二，早晏会有这么一着棋的。天命难违，我认了。结了婚就得好好地过。终身大事，不是试着玩的。不可以使性子，不可以说一不二。有事要商量着办，才能够逢凶化吉，知道了吗？

从那时起，岳母接纳了我。七二年我回家探亲时，关心爱护我就像我母亲。

结婚后，继卿提出，要到我们家去住。我家两间屋，老得快散架了。紧靠汽车路（泥土路面），很脏很吵。除母亲和高林以外，还住着姐姐一家三个，根本挤不下。我劝她别去。她坚决要去。说，“谁家的媳妇不进门呀？”说姐姐一家应当分开，“这么窝在一起，不像个正式人家。”我说现在是非常时期，而且一年只有一个月的探亲假，先凑合一下，将来再想办法。她说，这是不把人当人呢。

我以前写了许多文章，要求把人当人。现在听说，我自己也不把人当人了，吃了一惊。但是牵扯到姐姐一家，分辩不清。她是纯粹的理想主义，名分大于实际。我是俗人，实际大于名分。这种名实之辩，只能“说一不二”。年复一年，继卿一直想改造我，我也一直想改造她。谁都达不到目的，就像青石板上钉钉。我向岳母求助，说光讲道理，不顾实际行吗？岳母说，你们一个要吃钢一个要吃铁，叫我能说个什么？人心别说是肉做的，就是个铁秤铊，在胸门里头吊了这么多年，也该有点儿人气了，怎么就这样子地一窍不通？实际要讲，道理也要讲。道理是根本，实际是枝节。人懂道理才是人。别人越是不拿我们当人，我们越是要活得像个人样，你说对吧？

我提出要求离婚，岳母根本不信。说，吵归吵，这种气话，以后谁都不许再说。我要求协商解决，但是无法协商。岳母告诉我，人有良心才是人。不可以想结婚就结婚，想离婚就离婚。一切由着自己，不拿别人当人。这个硬道理，我不能反驳。面对铜墙铁壁，决心逃避崇高。继卿坚决不离，事情拖了多年。我向法院起诉，缠讼又是多年。一九八七年法院判决离婚以来，继卿一直没有再婚。事实上岳母和她两个，从来都没有承认过，法院的判决是算数的。

我和继卿生了两个十分可爱也十分聪明的女儿，但除了一年一个月的探亲假期，十五年间从未共同生活。她们很不容易。我和高林在外，也很不容易。那一切无可奈何，转眼已成历史。但是历史，有时候也很沉重。她们母女两个那种超凡脱俗的理想主义，那种在虚拟的世界里追求完美的努力，使我每念及之，都不免肃然起敬。同时又有一份，对于悲剧性崇高的恐惧。每想起她们为我所受的一切痛苦，以及孩子们因父母离异所受到的一切痛苦，我都有一份深深的负罪感。

三

我的第三位岳母，名字叫纪宇。一九二八年出生在北京城里一个基督教家庭，祖上有羌族血统。日本入侵、华北沦陷时，全家逃难，经武汉、西安，到了兰州。住在黄河边上的一个果树园里，日夜河声浩荡。她晚年写的回忆录，从这里开始。第一句是，“浓密的树林，遮断了漫天烽火。”

她从小没心眼，大大咧咧。别的孩子很容易地就可以把她手里的食物哄过去吃掉。常丢东拉西,常独自爬上摇摇晃晃的羊皮筏子，或率先走上喀喀作响的冰河，不知道害怕。父母亲曾经担心，她是不是有点傻。后来上了学，功课很好，才放心。

父亲在美孚石油公司做经理，常带她到他们的交易场所——茶馆、酒楼，有牌桌和大烟榻之类的地方吃饭。说等她长大了，要送她到美国留学。她都不感兴趣。战时后方，共产党地下组织活跃，学校里私底下流传着不少禁书。她到手就读，很投入。常床头点支蜡烛，一读就是大半夜。终于把“自由平等博爱”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为实现这个理想而改造世界的事业，当做了新的上帝。十六岁那年，和几个要好的同学一起，搞了个读书会。莫名其妙地，被国民党特务抓进了监狱。

还是不知道害怕，同审问她的人对嚷。女监里有两个共产党员，一个叫王方玉，一个叫樊桂英，都对她关心爱护无微不至。从她们那里，她学到很多东西。也以小孩子的身分，用各种方法，帮她们同狱中的其他党员联络。大家都喜欢她照顾她，她对党更有了感情。解放后，王方玉当了铁道部劳资局长。烈士的遗孀樊桂英当了右派，带着在狱中出生的女儿黎黎，吃尽了苦。八十年代我在北京大北窑岳母的家中，见过这两个人。命运虽迥异，一样都是，平平常常的老太婆。丝毫也看不出，那个英雄时代的传奇历史。

父母亲用金条上下打点，把她救了出来。半年多的铁窗生活，损害了她的健康，却坚定了她参加革命的意志。康复后告别父母，一个人到了北京。一面上学，一面寻找地下党。后来做了学工委（中共地下组织学生工作委员会的简称）书记宋汝棻（后来当了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的秘密交通员。就这样，一个没心眼大大咧咧的女孩子，变成了一个在敌占区做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与学工委男同事李昌绍成了朋友，生死与共的那种。但是不久，她就同其他几个年轻人一起，被组织上送到解放区，上华北联大去了。

去革命根据地，要偷越封锁线。大家都很兴奋，特别是她。乘车时把座位让给别人，步行时抢着帮掉队的同志背行李。休息时集体唱歌，她站着打拍子。歌词激动人心：“前进前进前进／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人民的希望……”“要推倒三座大山／填平苦难的深渊……”唱得热血沸腾，打拍子的两手，不觉都握成了拳头，紧得发痛。

但是到达目的地以后，一切和想象的不同。土改斗爭会的血腥场景，同志之间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她觉得像是互相監督）。供给制食堂分大、中、小灶。高级领导吃小灶，时有龙虾河蟹，都是专门远道采购来的；一般领导吃中灶，也不乏鱼肉细粮；一般干部和普通学员一年吃到头的陈年仓底小米饭，都使她无法理解（不是说要消灭阶级吗？）。女同志统一的剪发头，她的辮子被说成小資產階級的尾巴。喜歡肖邦莫扎特，也受了不少批評……不是她一个人的问题，不少同学情绪低落。不久以后，在党的无微不至的关心教育下，一一打通了思想，又都振作起来。

四九年学校随军进京，改名为中国人民大学。校园里一股子理想主义气氛。教职员工无分尊卑，都是革命大家庭的一分子。浸沐在胜利的喜悦之中，个个意气风发。她随学校回到北京，听闻昔日男友已另有情人，大病一场，几乎死去。学校把她送到协和医院，同志们轮流值班看护。每次需要输血，都有满满一卡车人来排队验血，更使她深深感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出院后，与一位在病中照顾她无微不至的同事陆迅结婚，得一子一女。女儿小雨，后来是我的妻子，至今保存着一些父母当年的老照片。男女都穿着一式四个口袋的宽大军服。透过发黄的陈迹，依然看得出来，那时生活虽然简单，精神却很充实。

陆在经济系，她在哲学系。五七年反右时，她是系总支副书记。经手把一个个同自己从前一样百无禁忌的青年送往京西煤矿劳改，开始感到不安。昔日男友李昌绍是忠诚的共产党员，也在外交学院（现在的外语学院）教授任上被打成极右派，更使她感到困惑。特别是到回龙观精神病院去看望右派学生刘大骁，回来后更有了一种负罪感，历久常存。

几十年后在人大哲学系建系三十周年的庆祝会上，她作为嘉宾上台讲话，却是向大家道歉。说在座的各位，有许多是反右运动扩大化的受害者，我当时盲目执行政策，伤害了许多无辜，一直十分内疚，请求大家原谅。说着向台下深深鞠了一躬，在热烈的掌声中频频拭泪。下来有两个人找她，一个是主持会议的人大副校长罗国杰，一个是中宣部理论局局长卢之超。都是她当年的学生。他们说，纪老师你今天不应该这么说，我们没必要向他们道歉。她回答说，我不那么认为。那是后话。

丈夫是好党员，原则性很强，不爱听她的牢骚。五七年以后，两个人越来越没有话说。生活和工作变得乏味，精神上也越来越苦闷压抑。一天夜里，她做了一个梦，梦见在一辆长途汽车里坐着些不知什么人，外面风雪茫茫。她裹着棉大衣，缩在后座，要到东北大兴安岭劳教农场，去找李昌绍，只为了说一声，她相信他是好人。车不停地开，变成一间屋，没门没窗，一地小动物，吓醒了。在回忆录中，她写道，分手几年，同李已毫无联系，梦揭开的秘密，把自己都吓了一跳。

几年后，她离婚了。同哲学系同事齐一结婚，双双调离了人大。她调到北京师范学院（现在的首都师范大学）。齐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家也先后搬到了永安里八号楼和大北窑一号楼。新生活并不更好，唯物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之间的种种差别，使他们相处日久，相违日深。她依然寂寞。常假期里带着孩子，到各地走走看看。来回于乡土中国的苦难，和学院生活的单调压抑之间，不知舍此安归？

文革开始时，她“靠边站”，安排一个被打得很惨的亲人，逃到她的一个朋友在山西的老家躲藏。亲人一到那里，就有村干部和民兵来问这问那，很害怕，又跑回北京，瞒着她，向红卫兵自首，把一切都招供了。她被揪斗时毫不知情，矢口否认一切。直到造反派说出她的朋友乌子瑞（前北京市铁路局局长）和他的老家、太行山深处那个偏僻小村的名字，才傻了眼。面对革命群众的怒火，当年在国民党监狱里英勇不屈的她，低着头弯着腰任人推来搡去，跌倒了又爬起来，重新站好，像换了一个人。

但是本性难移，依然没心眼，依然大大咧咧，依然生活在别处。“拨乱反正”以后，我初到社科院哲学所时，她先生是我的上级领导，常邀我到他们家吃饭，我因此认识了她和她的女儿小雨。她头发已经花白，目光依然单纯，虽然阅尽世态，待人依然真诚。凡有进京鸣冤的熟人或学生来访，她都鼎力相助。或供食宿盘缠，或代申诉陈情，忙得不亦乐乎。但是这忙，并不能充实信仰和爱情破灭以后留下的真空。我好几次发现，她只要一静下来，就陷入忧郁之中。眼瞳里映着，那个精神宇宙中的黑洞。

我和小雨结婚时，她告诫我不要涉入政治。说政治太肮脏了，书呆子掺和不起。说小雨身体单薄,承受能力差，出了事也担当不起。我们走后，她提前离休，和先生分居，开始写回忆录。孤灯继书，废食忘寝。写到写不动，就喝浓茶。手指写麻了，揉一揉继续写，像一种自我施加的刑罚，但她觉得快乐。我们每次回去，她都有新东西给看。历史资料丰富，个体经验独特。文字清澈透明，就像她纯净的目光。但是读着读着，我忽然感到悲哀：这分明是为了抗拒黑洞的引力，在寻找失落的自我。她那个生活在别处的别处，已经从原先的虚拟战场，变成了一张张掩盖黑洞的字纸。

八九年秋天，我在南京大学被捕（没有涉入政治，是政治涉入了我），不准探监也不准同外界联系。在狱中最着急的，也还是小雨的承受能力。出狱后才知道，这期间她每天给小雨写一封长信。家常琐事、往日经历、读书心得、传奇故事、刹那间的感觉，梦……除了政治（怕邮检）无所不谈。两纸箱信十几万字，正是小雨极需的精神支持。那年她骨折卧床，请了个保姆做家务。这些信都是在床上写的。为不让小雨着急，信上都只字未提。

我出狱后和小雨去北京看她时，她还在卧床。人瘦了许多，眼睛更大了，但神采已不复奕奕。一直在床上写作，近四十万字的回忆录，已经接近完成。她说精力不济，越写越慢了。楼窗外一面是立交桥工地，一面是国贸大厦工地，噪音轰鸣，沥青煤烟机动车废气和尘土混合的气味透墙而入，浓得化不开。只有在她的书稿里面，才能闻到清新的空气：奔河，秋林，万树梨花一片香雪海，沉沉雪夜里炉火的温暖；和漫长而又崎岖的献身路上，号角声声，红旗飘飘，马鸣风萧萧……

我们走后不久，我的一个在报社工作的好朋友，带著新婚的年轻太太去看望她。太太拿走了她刚刚完成的书稿，说是要帮忙润色，看能不能帮找个地方出版。这以后，太太单独来过两次，第一次要求她补充人大反右部分的材料。第二次取走补充的材料。从此没了下文。家里没电话，又下不了床，无法可想。一年后，一九九二年五月，她借助安眠药，告别了这个世界。我们从成都赶到北京，见到的已是遗体。

摆脱了黑洞的压力，她似乎感到轻松。遗容安详，嘴角上游走着，一个形而上的微笑。遗书也很平静，说我是自我解放，你们不要悲伤。还想到嘱咐我们，代她要回书稿。我带著遗书，去找我的朋友。多年来肝胆相照，朋友真诚依旧。诉说了许多外界不知的苦楚，让我直接找他的太太。比他小三十六岁的太太，记得书稿已经归还。我请她再仔细想想。好在大北窑离金台西路不远，那些天我一次又一次地找她，难为她终于“找到”。并说，找不到的那些，肯定是已经还掉。

好在这事，已经于岳母无损。写作把她的人生，高扬到了抒情诗的境界，这就够了。手段大于目的，过程大于结果。意义的追寻，大于意义本身。正如她小时候独自远行，投身于不可知的命运。那份一往无前的献身精神，早已把她所献身的那个乌托邦的幻灭，作为一个被扬弃的环节，变成了她的自我实现。那么美丽，又那么神圣。

没有地址的信

一

孩子，我在给你说话，你听得见吗？

我希望你能。但又怕，你不能。

记得吗？你母亲下葬后的第二天深夜，我抱着你，到沙漠边缘她的新坟上探望。我们等了很久，她没来。

我了解她，相信她只要地下有灵，一定会来。她没来只能证明，人死如灯灭。没有阴魂，没有轮回，物质的运动和熵潮的涨落就是一切。

因此我怕。

那时，你只有三岁。眼睛里含着，一种和年龄不相称的严肃，和忧郁。我至今记得你那眼神。我相信，你也一定记得，那清冷清冷的月光，和虚含在月光中的、无边无际的荒凉。

那时我在酒泉搞展览，匆匆赶来。办完丧事，就得回去。我们搭便车，从敦煌出发，经安西、玉门、嘉峪关回到酒泉。路上都是戈壁，川原一望萧索。车子颠簸的厉害，你被震得头疼，晕车、呕吐、不吃不暍，又睡不安稳。夜里醒来，直哭。

在展筹处熬过了一段乱哄哄的日子，我们到了五七干校。

五七干校是大人们接受思想改造的地方，做什么都是集体行动。你没有玩伴，没有玩具，没有图书，没有好吃的东西，没有好玩的地方可去，每天屁颠屁颠儿跟着我们跑。我们出工你跟到地边玩沙子和石头，灰头土脸像个泥人。我们开会你在会议室里钻来钻去，呼吸浓稠的二手烟……

就像生长在铁皮屋顶上的一叶小草。

开饭时你跟着我们进食堂，一个月难得吃上一、两次肉菜。有时菜里肉少，我把我碗里的肉往你碗里夹，每次你都要说，别，爸爸，你也吃。旁边的人听了，都要夸你懂事。

西北常刮大风，黄埃漫天。那种日子，你就不能同我们一起下地了，自个儿在寸草不生的大院里东站站西转转。天黑下来，就到路边等我。收工路上，我老远就望见你垂着手朝队伍的方向眺望，小小的身影在苍茫的暮色里一动不动。近了就跑过来，仰起脸，张开手，要我抱。

一次，我抱起你时，发现你嘴里含着一块肉，以为那是拾来的，不问情由大发雷霆。说你不怕脏吗不怕病吗不怕丢脸吗……恶狠狠吼叫一通，喝令你立即吐掉。你一直静静地看着我，吐掉以后你说，肉是中午我给你吃的，最后一块，含着吮吮滋味，玩玩么。

我向你道歉，请你原谅，你哭了。哭得那么委屈那么伤心，嘴唇都乌了。我一手抱着你，一手握拳在自己头上擂，说，爸爸坏！打爸爸！你哭着连连遮挡，说别打别打，反而哭得更凶了。

我想，我真是个浑蛋！

二

后来干校领导照顾，给了我一个单间，有台子板凳，还有一个炉子。用你的话说，那就是我们的家了。虽然简陋，我们在里面制作玩具，讲童话故事，画彩色连环画，倒也快乐。可惜墙是土墙，那些画不能上墙。可惜早出晚归，能待在家里的时间太少。

有一次，小秋收回来的路上，我们捉到一只小刺猬，只有拳头那么大，脸和脚都是粉红色的，眼睛大而亮，鼻子能动，一耸一耸的。给什么都爱吃，可爱极了。它长得很快，养了两个月，忽然不见了。门窗没破坏，地上和墙上也没打洞，不知道怎么地就没了。你猜是屋里有个无形的东西把它吃了，从此不敢单独在家。

那年年底，干校排歌舞，出墙报，布置会场，准备庆祝元旦。没个会画画的不行，我也得去帮忙，跟着熬夜。我不睡你就不睡，在那里添乱。夜深了，我送你回家，你直到我答应了不再回去才上床。我和衣躺着拍你，你问我为什么不脱衣服，是不是等你睡着了还要出去？我说不会不会，等你睡着了我就睡。你相信我，不久就睡着了。我轻轻地起来，轻轻地封上炉子，灭了灯，穿过两个大院，又回到会议室。会议室的窗玻璃上，结着厚厚的一层冰花。虽然灯火通明，人声鼎沸，又烧着两个红红的大煤炉，烟囱呼隆隆吼叫，大家还是觉得，从门窗缝里钻进来的夜风，像剃刀片一般地锋利。突然大门洞开，涌进团团白雾，你大哭着冲进来，浑身上下光溜溜连鞋都没穿。满屋子人声顿息。我大吃一惊，疯狂暴怒，抓住你狠打屁股，狂叫着问为什么找死。你哭得张大嘴巴，好半天出不来气。

几个阿姨上来开交，批评我脾气太坏。我不答，用大衣包起你，抱着在炉边烤。你坚持把手伸出来，捉着我的一个手指。透过老厚的羊皮，感觉到你在一阵阵颤抖。后来你睡着了，小手仍捉着我的手指。望着你冻得青紫的小脸，和微微地一动一动的手指，我想我真是个浑蛋。我想，深夜里一个小女孩赤身露体光着脚丫在冰天雪地里奔跑的景象，即使天上的星星见了，也定会骇然惊心。

好在那一次你没感冒生病，也是大幸。

第二天一觉醒来，你又说又笑，把这事忘了。我仍然感到惭愧和痛心，自称坏爸爸。你回答说，不，不是，爸爸好，爸爸好得很。

那时的我，好像有点儿神经兮兮，不知怎么地，眼睛里就有了泪水。

三

你是一九六七年元月出生的。正逢灾难的高峰。暴政的原则已经推行到了极端，似乎隧道已到尽头。你的名字高林，取自陆游《残冬》诗中的一句：“已见微绿生高林”。是祝福，也是判断。历史是许多偶然因素的随机遇合，无法预测。主观愿望影响客观判断，无异自欺。

我不知道，你在母腹之中，是否能感受到母亲的焦虑和惊恐？是否能听见外面的吼叫和呻吟？我不知道，在你新来乍到混沌未开的心灵中，那些噩梦般的镜头，那些狰狞的笑，快乐的围殴，黑夜里在手电光下一闪一现的鲜红的血，以及每次试爆原子弹以后，那些戴防毒面具穿密封服、在大街上测量放射性微粒浓度的防化兵，会留下怎样的意象？你的几张婴幼儿时期的照片，我们逃亡时都带到海外来了。每当我凝视它们，都要注意到你那不像是儿童的眼神：那么严肃，那么忧郁。我不知道，那是不是，意象集合的折光反映？

原以为把你送回江南故乡，有祖母和二姑妈照顾，有表哥表姐作伴，你会过得舒适快乐一些。不料你一去就生病。疥疮、肾炎、肾盂肾炎、鼻炎，鼻窦炎，囊肿、头疼，接连不断。祖母和二姑妈一趟趟赶长途汽车，带你上南京鼓楼医院。每天背你进背你出，为你另做无盐而又营养的饭菜。由于有病，你比表哥表姐得到更多的关心。也由于有病，你不能像他们那么快乐。每年一次的探亲假，我回到高淳，带你们到野外去玩儿，看到他们奔跑叫喊而你在后面慢慢地走，心里很难过。

我的第二次婚姻，带来无数矛盾冲突。原以为这只是大人们的悲剧，没想到也是你的。我一年有十一个月在外地，那些争吵都听不见。到高淳卷进去，一个月都受不了。而你一年到头，不知要受多少！封闭小城，没有隐私，街头巷尾流言蜚语不知凡几，更没有人想到要回避小孩子。我一句都听不得，而你一年到头，不知要听多少！记得那年回去，祖母姑妈为了息事宁人，要你改叫我舅舅，你不肯，坚持叫我爸爸，我很感动。但是这一切会使你多么伤心，却没好好想过。

四

祖母姑妈万不得已，带着你们离开淳溪镇搬到乡下。又是一番风雨，一番狼藉。好在到你能上学的年龄。除了有时头疼，病都好了。能每天带着午饭到城里上学。来回十几里地，大风大雨都不怕。

那年我回淳探亲，在城里借了一辆自行车骑到乡下。你们正放寒假，个个争着学骑。大人的车，小孩骑不上去。抱上坐位，两脚悬空，没法教。你们天天把车子拖到稻场上，同几个邻居的孩子一起折腾。回来时别的孩子都好好的，只有你跌得皮青肉肿浑身土，脸上手上一条条擦痕透着血丝。叫你别去了，不听，赖着要去。旧伤刚好又有了新伤，这里那里涂着红汞像个大花脸。过年穿的新衣，也撕了几个破口。

五六天后你能骑了。我到稻场去，见你握着把手站在踏板上，一只脚从车杠底下斜伸过去蹬另一个踏板，一扭一扭蹬着飞转。别的孩子都没练会，只能看着你骑。我想这就是不怕痛不怕跌的结果。有一天你离开稻场越骑越远，在田间小路上冲进一个池塘。回家来浑身湿透冷得直抖，坚决不许你再骑，你还是要骑。我和祖母都很欣赏你的勇敢顽强，但是祖母嘱咐，不要称赞你，免得你越加没个遮拦。

我嘴上没说，心里为你骄傲。更为你骄傲的是，你在学校里，虽然有时头疼，总在班上名列前茅。祖母逝世后，你跟着我东奔西跑，进出陌生的城市和人群。北京十一学校，兰州大学附中，甘肃师大附中，四川师大附中，都是名牌重点中学，进度大于一般，中途插班很难，你都能很快赶上，并挤入前三名去。我真为你骄傲。

五

你仍然有时头疼，四处求治，找不到原因。北京天坛医院，据说是国内脑科最好的医院，×××大夫，据说是国内最权威的脑科专家，他们没查出器质性病变，诊断为神经性头疼。但久治无效，也令人生疑。后来你精神分裂症发作，头疼就好了。不知道这二者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

一九八五年夏天，一个闷热的黄昏，果果来帮我们修理电炉。你一直在旁边看，同他又说又笑。他走后，你叫我到三楼窗口，指着他肩膀宽阔的高高背影，说你看他，好英俊哦。我吃了一惊，好像是突然地发现，你长大了。

那年你十八岁，在川师附中上高二。

果果的父亲苏恒教授是我的朋友。我知道，他们全家都喜欢你。就问你是不是喜欢他，要不要我替你通个气？你说别别别，我不爱他。我要是爱他，我自己会说。我说我也觉得他很英俊，你说男人的价值不在英俊，而在头脑。我又吃了一惊：完全没想到你会说出男人的价值之类的话。

你喜欢《约翰·克里斯朵夫》和《简·爱》，介绍你看了一篇评论它们的文章。文章写得非常好，作者是我的一个朋友，在北京社科院研究马斯洛，年逾四十，头顶微秃，既矮且胖。以前来访，你从没在意。因为这篇文章你爱上了他，我觉得不可思议。

我告诉你，他在北京有女朋友。我说即使他没有，而且也爱你，文章如何也不等于人就如何。“千古高情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这样的事多得很。这不是说他也那样，而是说他是不是那样你得先弄清楚。你不听，一封又一封写信，直到他同别人结了婚，仍然失魂落魄伤痛欲绝。我很心疼，但帮不上忙。幸好那时你高中毕业，即将去天津南开大学读书，明朗的前景冲淡了灾难的阴影。随着行期的临近，你洗补衣被添置用品收拾行李，脸上渐渐有了笑容。我很高兴。

我完全不知道，在“反自由化”运动中，有人整理了我的材料，向国家教委告状。开学前夕，南开组织部长王堃和中文系办公室主任刘福友先生先后告诉我，南开由于录取你，受到国家教委的批评，不得不取消了你的名额。你拒绝接受事实，坚持要去上学。几天后突然失踪。在车站找到你时，目光呆滞，言语异常，送医院检查，诊断为精神分裂症。

六

第一次到精神病院去探望你时，你已清醒。脸有些浮肿，眼神忧郁，反应迟钝。两个脚后跟都破了，血肉模糊。

问你脚怎么破了，你说你不知道。

去问医生，说是你要冲出院门，他们抓住你打了一针，拖你回病房时，在地上和楼梯上磨的。

我咬紧牙关，没有出声。

记起那年你母亲下放去世，我带你离开敦煌农村，公社干部不给转粮户关系，说小孩子长大了是个劳动力。我据理力争，才办成了。“迁移证”上的“原因”栏里，用褪了色的墨水，潦草地写着“投父”两个字。虽是公文词汇，仍使我感动莫名。

想不到“投父”的结果，竟然如此。

“投父”以来，我一直没能好好照顾你。“平反”后虽把你带在身边，但基本上是你上学，我写作和教书，各自努力。我日夜写呀写，招来一连串新的迫害，离婚官司一打几年，生活一团糟，让你也跟着受罪。

你是个好孩子，刻苦用功，成绩优异，我为你骄傲。但是你有什么烦恼，有什么心愿，我都没想到应该知道。生活上更是马虎。我不会做饭从不做饭，等你放学来，就一起到学校食堂吃大锅饭。从来都没问过，你爱不爱吃这个。有一次你告诉我吃馒头吃腻了，我都没往心里去。

记得那年在兰大，听说师大附中的升学率比兰大附中要高，你坚持要我找关系给你转了学。师大很远，临走前夕，你一件一件检查我的衣服。把所有的破口都缝合了，所有缺失的钮扣都钉上了，所有肘、膝、领口、袖口磨烂之处，也都补上了颜色近似的布。看到你薄暮时分坐在开着的窗前一针一针缝补，我竟然没有想到，说一句感谢的话。

许多年就这么过来了。甚至你出院归来，我痛心疾首之余，也还常要忘记，督促你遵医嘱按时服药。

医生嘱咐，闲在家里不行，得做点工作分心。川师人事处瞒着我以照顾你的名义，向劳动局要了一个工作名额给了别人。这事我到南大以后才知道。南大答应给你安排工作，由于我被捕入狱，他们也没有兑现。这事我出狱以后才知道。

知道了也没办法，只能怪自己无能。只能抱着深深的歉意，说一声：孩子，对不起！

七

曾经一度有过，你完全康复的希望。

一九八七年夏天，法院在拖了七年之后，终于判决，许我离婚。那年年底我和小雨在成都结婚，她也从北京调到了成都。在你母亲去世十七年之后，我们终于，又有了一个共同的家。

你阅历浅，但直觉非常好，评论我的朋友很准。在北京第一次见了小雨，你就我说宝姑姑这个人信得过。那时我和她，还仅仅只是朋友。你在玉泉路十一学校上学，我在建国门社科院哲学所上班，她在国子监街首都博物馆上班，三地相距遥远。你有什么困难，总是给她打电话，而不是给我打电话。我很高兴你能识人。

你发病时她在北京，一直想给你找个心理医生。华夏研究院有个郭桦，自称专业心理医生并答应到成都给你治病，要了她很多钱。临走还把她的皮大衣、呢子大衣和毛衣毛裤全借走了。天冷起来她没有寒衣，只好穿她母亲的。但那人没来成都，不知去向。找到该院负责人谢滔，说人已失踪，他们也在找。

你出院后，靠药物控制，倒也能维持清醒。药是抗忧郁剂和镇静剂，有副作用。久服伤肝，也使智力迟钝。你怕，常自动减药，病情难得稳定。我也怕你变笨，不知何去何从，任由你以身试药。甚至有时候，事情一多家里一乱就烦得不行，批评你这个那个，而不体谅你是个病人。

知道小雨要来，你也非常高兴。那天我去车站接她，到家一进门，就看到原先空白的墙上，贴着“热烈欢迎宝姑姑”七个大字。一个字一种色，热烈而欢乐。我意外惊讶，小雨则高兴得直跳。

一天三次，她要你遵医嘱服药。你的情绪稳定下来。家里也收拾整齐，窗明几净像个家了。我回来有热饭吃，你也有个人可以谈谈心。你爱谈心，她在艺术系教课，回来就同你一起，边做家务边聊天。同她说那些给谁也没有说过的心里话，你好像有一块郁积多年的堵塞物在胸中逐渐消散。那个由黑色闪电般的忆象，凝固的意识流，来自世外的呼唤，形而上的痛苦，颠倒的梦和绝望的深渊之类组成的心灵的地狱，由于曝光淡化而失去深邃，变成了一个个模糊的斑点。

逐渐地，你愿意重新开始学习了。你仍然异常聪明。英语，电脑、绘画、钢琴，都学得很快。虽然烦躁难以持久，常要更换课程，但既已学过的都不会忘记。隔了一段时间，仍可从中止处继续。随着时日的推栘，中止期越来短，学习也渐渐有了兴趣，我们都很高兴。

一次，我们谈到你将来想做什么，你的回答，石破天惊。你说你病好了要学医，将来当一个心理医生，专治精神分裂症。你说你病了才知道，这个病有多痛苦多可怕，好了才知道怎么出来。你说你立志要帮助别的病人，少受痛苦和早些出来。你说弗洛伊德、荣格和阿德勒都了不起，但又都缺少切身体验，读他们的书，总觉隔着一层。你说你将来要写一本书，补充他们留下的不足。

再一次为你骄傲，这次是我们两个。

那是快乐的日子。每天傍晚，我们出去散步。在校外的山野里，三个人齐步走踏着拍子，边走边唱歌。有些歌是我们临时胡编的，自己喜欢，就天天唱。记得吗：

走过了东山坡

走过了西山坡

东山个西山

咱们哪三个

笑那么笑呵呵

笑那么笑呵呵

很可惜，到南京大学以后，校外就没有这样的山野了。

八

一九八九年“六四”以后，大逮捕浪潮席卷全国，大学校园里人人自危。怕你受惊吓，送你到高淳二姑妈家暂住。我被捕后，警察搜查了我们在南大的家。我先是被关在南京娃娃桥监狱，后来又押解到成都四川省看守所。小雨为了探监，也从南京赶到成都。我的罪名，叫“反革命宣传煽动”。第二年把我放了，但无结论。我一出监狱，她就病倒了。住院三个月，瘦得皮包骨。这期间，在国家教委的压力下，南京大学不要我了，收回了我那套住房。我们回到南京，已经无家可归，能重回四川暂住，把你从高淳接到成都，继续那中断了的生活和学习，继续那每天黄昏山野里的散步，得力于师大的照顾。

想不到命运又来敲门。

两位被通缉的作家一一北明、郑义不期而至。他们被警察追捕，身无分文，走投无路。郑还有病，必须开刀。帮助他们的事，本应绝对保密，但为了替他们筹钱、寻找安全的住处和可靠的医生，不得不多方找人，骑着自行车整天在城里跑，碰了不少钉子。当这些问题解决，他们平安上路以后，我们已失去了安全。

不是不相信朋友们。但我们清楚地记得，在狱中警察问到的事情，有许多除了朋友，没有别人知道。要是再进监狱，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出来了。何况这一次是小雨和我一同“作案”。她的健康状况，断不能经受肖雪慧阿姨出狱后所谈的女监的情况。

逃亡是冒险，但等待是更大的冒险。我想与其寄希望于敌人的疏忽、朋友的谨慎或者忠诚，提心吊胆过无能为力的日子，不如投身于不可知的命运。生存能力差， 不敢上路，拖了又拖。后来两位作家逃到香港，把我们处境的信息带到那边。那边来人带我们走地下通道，才下了走的决心。

拜托三姑妈照顾你。她是我亲妹妹，交给她我们放心。问题是她和三姑父都要上班，平时白天家里没人。所以又拍电报给高淳的二姑妈，请她来成都陪你。在这命运攸关的时刻，你关心的只是我们的安全，一再叫我们路上小心。一再叫我们一到那边就来个信，好让你放心。

不能照顾你，我们很歉疚。听你这么说，心里更难过。只能嘱你注意保重，只能希望，到那边能早些安定下来，把你也接过去，开始新的人生旅程。

九

虽然一直在想，真要走又觉得突然。

行期行程都由营救者决定。二姑妈接到电报就上了路，路上要走三天，我们不能等。前途中转换乘，已有人买好票等着。来不及收拾家里，慌忙就上了路一一跟着一个从未见过面的陌生人。

临走那天，宝姑姑准备行装，我送你到三姑妈家去，嘱你在路上别东张西望显得紧张。班车上有几个熟人，你又说又笑若无其事，下车后还批评我笑得不自然紧张兮兮，怕我在路上出事。我说没那么严重，你放心。

我们在三十八路终点站双桥子下车。换乘三路车，要步行到牛市口。你抢着要提那个包，我说我力气大还是我提吧。你不肯，两个人抬着走。

那段街没店铺，房屋路面一色灰不溜湫孔孔洼洼，车过处尘土飞扬污水四溅，行人都不驻足。

走着走着，你突然说：爸爸，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我说但愿是那样吧。

你说：你最大的福，就是有宝姑姑。

我说是。

你说：你有她，我就放心了。

我说你完全可以放心。话刚出口，突然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袭来：乎刚才的交谈，有一种诀别的意味，不由得心里一沉。

把提包扛到肩上，我说，我们一到那边，就马上给你来信。

你说：我等着。

“我等着”，这三个字，至今在我的耳边回响。

那一段偏僻的街路，也常在我的忆梦中出现。那地方，我以往只偶尔路过，疏远感都很强烈。打那天以后它变得非常亲切，连那渗透一切浸润到心底的灰色，也透着一股子土厚水深的乡土忧虑：好像“故乡”这两个字的全部含义，都集中到这个小小的点上。

那天，是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十

七月十一日深夜，我们到达香港。船靠岸处，不是码头。营救行动的负责人朱牧师，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开车来接我们，安排我们住在立法局议员张文光先生家中。招待非常热情，一连十几天，夫妇两个把卧室让给我们，自己在客厅沙发上过夜。素不相识，落魄中厚爱如此，我们诚惶诚恐感动莫名。

没给你写信，也没给任何人写信。主人要求我们，不要出门不要和外界联系。因为营救必须保密，没通过港英当局，我们是非法入境，不能暴露身份。为要转换身份，得先去投案自首，通过监禁审查才有可能。这是法律程序，朱牧师叫我们放心。他说，执法人员了解情况，一定会尽快处理。等你们休息几天，材料准备好了，我派人送你们去。

就这样，我和宝姑姑一同，进了香港北郊的新屋岭盐狱。

好像是命中注定要再坐一次牢，逃脱了一个又进了另一个。宝姑姑是第一次，我则是第三次了。三次坐牢，境遇都不相同。前后的对比差异，丰富经验不少。

十几天后出狱，拿到两张合法居留的身份证。

朱牧师接送我们，到海边一个渡假村暂住。他说香港地接大陆，形势复杂严峻。在获得美国政府的政治庇护之前，安全仍无保障。虽可合法居留，还是不能曝光。除了他和他的助手，绝不能同外界有任何联系，特别是同大陆的联系。我们要求写一封简短的家信，他说不可以，这不光是为了你们的安全，也是为了我们和其他人的安全。

住处离市区很远，我们难得进城，常在海边散步，常常谈起你。对于临别那天你在双桥子到牛市口路上的那些话，小雨特感动特感激。她说她总觉得对不起你，她说：我常常问自己，如果我是她的亲生母亲，我会丢下她跑这么远吗？望着海那边隐隐一发青山，我们默默祝愿，一切都会好转，团聚的日子快些到来。

十月初进城购物，遇到在大陆见过面的王承义先生。他是我极为尊敬的一位师长的儿子。我请他以他的名义，给你打个电话。几天后他来到我们的秘密住处，告诉我们你已不在人世。

整整三个月，你在家里天天望信，愈等愈烦躁，旧病复发，来不及送院，突然失踪。第二天在郊外的树林中，找到你归还给大自然的躯壳，才知道你已在前一天走了。

那年你二十五岁，和你母亲同年。

十一

二姑妈把你的牌位，供在了九华山地藏菩萨的身边。

流光如水，我们来到美国，转眼已经五年。五年中我们换过不少住处。不管到哪里，我们房里的柜子上，总是立着一帧你的照片。小雨常拂拭镜框，使保持光洁明净。照片旁边的瓶花，也常常更换，使保持新鲜。每到清明，她都要给你点一炷香，表达我们的感谢（为了你给我们的爱），我们的负罪感（没能好好照顾你），我们的深深的遗憾和无尽的思念。

谨守着遥远祖国古老的风俗，在清明那天，我们也要给你的母亲、小雨的母亲，还有我的父亲和母亲点香。他们大家，直接和间接地，都是专制暴政的牺牲者与受害者。记着他们的恩情，但已不能报答；记着他们的苦难，但已无从复仇。“上国随缘住，来途若梦行”，苟能如此，我们已感激命运。倘大家地下有知，也都会比较放心。

我不知道有没有所谓的“地下”？如果有，那必定是通向另一个世界的隧道，从那里也可以回到这个世界来。在现在物理学所描述的多维度宏观宇宙中，时间箭头的趋向取决于熵潮的涨落，因此它是可逆的。我想既然时间可逆，所谓“轮回“也并非绝对不可想象。也许什么时候，我们会再度相逢。

至少，我们可以，存着这个希望。

画事琐记

一

我生之初，碰上日军侵华。全家逃难，避居大游山中，转眼八年。

头几年，我常生病。没医没药，不知何病。并无大痛苦，只是没力气，有时一连几天十几天下不来床。床头罗列着姐姐们采来的毛栗子覆盆子一类山果，母亲和祖母做的蜜饯楂糕一类小吃，还颇享受。特别是还有一块画板，和纸墨笔砚水，父亲放的。纸是那种棋盘一般大小的灰黄色草纸。战时山中，除了过年的红纸和描红的竹纸，平时只买得到这种纸。农家包东西，做冥钱，上茅房，卷火媒子，都是它。厚薄不匀，粗糙吸水，易留飞白，宜书宜画。且价格便宜，不怕浪费。我一天要画掉很多。

把画板放在腿上，凭记忆，加想象，胡涂乱抹。不在乎像不像，主要是追求那种胡涂乱抹的快感。把浓浓淡淡的墨痕，想象成山、水、云、树……一张复一张，有滋有味。阳光透过木棂的小窗和棉纱的蚊帐，照在我的床头，模糊的树影，在画上摇曳。冉冉转移，由明转暗，一天就过去了。晚上父亲回来，一张一张地看。总是说我废笔太多，要我用最少的笔墨画出最多的东西。他说这个东西不必是实物，比方说这张柿子，你画成方的了，可以。但是没画出它的山野的气息、秋天的气息，这就没意思了。

气息、意思这些词，我似懂非懂。但我相信，有这些东西。我感觉到古诗词中有些句子，就气息很浓。“斜光照墟落，穷巷牛羊归，”“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读着就像看见了一样，就想画。但是画了一遍又一遍，结果出来的东西，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以前画画，结果不重要，过程本身就是目的。现在过程变成了手段，怎么也达不到目的，不免沮丧。父亲说，诗词中许多东西，小孩子不会懂，所以也画不出来。古时候有个大画家，别人出了个题目，叫“手挥五弦，目送归鸿”，要他画。他回答说，“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这个“目送归鸿”的问题，不光是个技术问题，还有个人生阅历在里面，所以难。大画家都难，小孩子哪能？画没有感觉到的东西，就是做作，要不得。

我有感觉，更没做作，感到冤枉。幼小幸福，不等于无忧无愁。我怕黑夜，怕大阴天，怕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那时如在外面，就特别地想家，有一种害怕失去家的恐惧。如在家里，就要关紧门窗，害怕有什么危险可怕的东西要钻进来。因此古诗词中那些人生如梦、世事无常、离愁别恨一类的东西，读之感同身受。“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愁什么，人家没说，我填上了自己的。这种神经质心理，可能同我身体单薄有关。后来病好了，逐渐强壮，神经也变粗变硬，就没有那么多感觉了。听说某处闹鬼，照样去捉黄鳝，深夜里提着风灯，在水田里趟来趟去。

还是喜欢画画，但已无纸。战时的自然经济，常调剂失灵。草纸难买了，每天只给一张练字，不许再浪费。门前有一块打谷场，地方上叫稻场，“新磨场地镜面平，家家打稻趁霜晴”的那种。收获季节一过，我就用小刀和铜笔帽，在上面画起来。笔帽画穿了，刀尖画圆了，破碗碎石一样好用。满稻场纵横交错，都是我留下的线条。线条宜画人物，不宜画风景；宜叙事，不宜抒情。工具材料的更换，也同身心健康的变化一样，可以改变绘画的形式、内容和性质。先是根据《西游记》、童话故事里的插图，画神仙妖怪。后来自己编故事，画想象出来的怪物，依然乐在其中。

因为场地大，画也越画越大。后来嫌自家的场地小了，就到山下村上去画。村上有几块共用的稻场，大的有篮球场那么大。我把镰刀尖按在地上，倒退着往后小跑，留下一条一条的刻痕，组成画面。往往一个怪物，头在这边，脚在那边，我只能在想象里看到它的全貌。村上的人过来过去，有的说，画的什么呀你？有的说，累不累呀你？

这些大画，最多存在三天，三天后就模糊了。要是下一场雨，立马全都没了。但是我不在乎，我快乐过了。依然是过程大于目的，过程本身就是目的。后来到父亲办的村学里上学，每天放学以后，都要画上一阵子才回家。父亲说，你那不是画画，是玩儿。我提醒他他自己说过，画画是玩儿的东西。父亲说那不等于说，一切玩儿的东西都是画画。我也糊涂了，不知道画是个什么东西。不管它是个什么东西，我喜欢，我就去弄，如此而已。

二

战后回到老家，不好好上学，打架、逃学，满街涂鸦，还留级，丢死人了。解放那年，才上到初中二年级，但是得了个全校美术比赛的第一名。学校里配合土地改革运动，搞了个“白毛女”剧团，到各地巡回演出。没人画布景，就叫我画。幕布很大，但不比小的稻场更大。我把它铺在地上，觉得很容易对付。排笔代替镰刀，色块代替线条，照样倒退着画。干了挂起来一看，杨白劳躲债大雪纷飞，王大春还乡红霞满天，倒也像是那么回事。老师夸同学赞，略减了当留级生的耻辱。

然后跟着剧团到处跑，上下火轮船、双桅船、卡车。画海报，写标语，打杂。好处是不必上课、做习题、考试；坏处是也没意思。后来就独自离开家乡，专门学画去了。这件事的发生，不完全是自己的决定。父亲一直反对我专门学画，他常说，写诗作画，吹笛子拉琴这些，根本上都是业余的东西，靠它吃饭就没意思了。他要我好好读书，说将来学问事业有成，画着玩玩，反而能出东西。我不听，他说我是野狗耕地，不是正路牲口。

我不明白，正路牲口有什么好，野狗有什么不好，依然故我。他无可奈何。后来是政治形势的发展，使他觉得我应该尽快离家。我得以到丹阳和苏州，学了五年画。那是一九五〇年秋天的事。我们国家的一切，包括文学艺术，都在走向统一。画也是：独尊写实。从素描学到油画，都要求客观地描述对象，有一套严格的操作程序。苏联的教学法，成了经典。水墨画虽然被边缘化了，也按照徐悲鸿的路子，纳入了这同一个模式。

最后两年，我在苏州，解剖学课的挂图是生物系借来的，透视学课的讲义就像投影几何。有一次考透视，试卷是一张街景，教改错。我不及格。老师说，许多错误我都没改。比如街上有人挎着个篮子，篮子的口面没有消失在视点上，错了，但我没改。我说篮子不是一碗水，可以倾斜着拿。篮子口也未必浑圆，可以七歪八扭，凭什么说它错了？老师说不可以用个别的特殊现象，来否定共同的普遍规律。教我要学学理论，不可以纯技术观点。

系上有一门理论课，叫《艺术概论》，教材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授课老师是苏州市委宣传部长，看在我们的系主任蒋仁先生的面子上，每周来给我们讲两节课。蒋仁先生是著名的油画家，从法国回来的。他常说他走过许多弯路：印象派达达派立体主义都试过，都是颓废没落的东西，还是现实主义最有活力。他说我们这一代人，一起步就有一个正确的方向，他很羡慕。那时师生同学之间，关系都非常好。先进带落后，共同进步（见《唐素琴》）。在大家的关心帮助下，我终于也一一用大家的说法——跟上了时代。无论静物风景肖像人体，都全力追求逼真。那时还没有彩色照相，画得栩栩如生，也有一种乐趣。

想不到的是，随着这种合法的乐趣逐渐取代了原先那种胡涂乱抹的非法的乐趣，我居然成了班上的尖子。蒋先生上油画课，还常常拿我的作品作范本，讲块面分析，讲质量感和空气感，讲环境色和固有色……大家都为我高兴，因为后进变先进，不光是个人的、也是集体的成功。更加想不到的是，这种严格的技术训练，也改变了我的感觉方式和思维方式，并且不可逆转。从此观察力日增，想象力日减，许多往日频频来访的激情和灵感，再也没出现。从此我除了这种单向度的、现实主义的画，再也画不出别样的画来。

从那以后，我一直在寻找失落的自我。一直没有找到，有一种漂泊之感。很多年后，回想起来，我才发现，接受那种技术训练，进入那个话语系统，等于是通过了一次灵魂的改铸。事实上，早在公安部门强迫我脱胎换骨之前，我已经在学校里被柔性地和无痛地脱胎换骨过一次了。只不过这一次是成功的，后来那次失败了。

我不知道，这次成功是好，还是不好。

八年后，在敦煌，看到智利壁画家万徒勒里（他画过许多只有在海上才能看到全貌的大壁画）带来的幻灯片，我想起那个在稻场上倒着小跑的孩子，觉得他那么一路跑下去，出来的东西必会更好。四十年后，在美国，看到毕加索、马蒂斯、凡高、康定斯基等人的原作，特别是米罗、卢梭、和克勒的充满童心的原作，我又想起那个在稻场上倒着小跑的孩子，觉得他那么一路跑下去，也会跑这么远。可惜那个孩子已经死了，变成了我一一一个以栩栩如生为务的俗物。

这么说，并不是抱怨命运。哀悼一个没有出生的婴儿是毫无意义的事情。更何况，纵然那婴儿出生，也早已经死在大荒原中的夹边沟右派农场里了。没有人能够知道，几年间在那里死亡殆尽的数千名右派分子之中，有没有未来的贝多芬和托尔斯泰，丘吉尔和爱因斯坦。我没死，就因为我不是。凭着那一手俗套故技，被押送到兰州，为筹备中的“建国十年成就展览”画大油画，得以免死（事见《出死》）。

这是好？还是不好？

三

六二年到敦煌文物研究所，主要任务是临摹和研究壁画。技术上是另外一套，有许多东西要学，都不是很难。真正难的，是要画出原作的格调：高古，舒缓，安详。这是敦煌壁画的基调。魏窟的飞扬流动，唐窟的恢弘华丽，宋窟的清旷萧散，干百年来技法和风格的变迁，都统一在这基调之中。即使飞天乐舞，也从容而有静气。局部看金碧重彩缨络珠饰，整体看超凡脱俗不食人间烟火。这个境界，最难将息。

临摹什么，在所务会议上决定。下达到美术组，再分配给个人。分到的，不一定是自己喜欢的。比如莫高窟北端第四百六十五窟，是元代的密宗洞子，阴森压抑，我不喜欢，但在里面耗费了整整一个一九六三年。不论喜不喜欢，我都全力以赴，争巧拙于毫厘，直到自以为几可乱真，才交差。但是在敦煌多年的老同事看了，不约而同，都说像现代人。我不觉得，怎么看都看不出来。好在几年后，就没人再说我了。几年后，中央美院姚治华、张同霞，西安美院的刘文西等人，带着毕业班来敦煌实习，我看他们的摹本，都像现代人。说给他们，他们也看不出来。我说等到你看得出来的时候，你就是入门了。

临摹不是画画，这个门很难入。古人作画，就像一个人走过雪地，留下了脚印。后人临摹，每一步都得把自己的脚放到人家留下的脚印里，就不是走路了。我们看汉晋竹帛之遗，如楼兰出土残编断简，大都是普通人随意写下的实用记录，何尝有书法之求。但历经百代兴亡，后人观之，哪怕是一角借条，都觉高古不可企及。姑不论有何意义，生为今人，为做到古淡风姿近六朝，不惜把铁砚磨穿，也算是一种追求。里面乐趣很多，只对内行人存在。可惜我入门不久，刚结婚，文革就来了。

被揪斗、抄家，关牛棚。妻子李茨林被下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死在那里（见《天空地白》）。带着三岁的女儿高林，到酒泉地区五七干校劳动。集体劳动，集体“学习”，睡公共宿舍，吃公共食堂。食品定量，不见荤腥。大人都难忍受，何况孩子（见《没有地址的信》）。从前在夹边沟，不管多苦，都是自己承担。现在有一个孩子跟着受罪，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那份焦灼，忆来惊心。

我在夹边沟能死地生还，全靠学校里教的一套。想不到这一次，还是那一套，帮助我解脱了困境。当时毛泽东的标准像供不应求，特别是广场礼堂使用的那种特大号，根本买不到。干校应各地方各单位的要求，派我去画。是政治任务，没有报酬。但是不管到哪里，都是请来的客，可以不参加“政治学习”，可以单独活动，可自由支配时间，还好吃好喝招待。孩子的脸上，很快就有了血色。

以前没画过毛像，要先打格子。两至三公尺高的一个，磨磨蹭蹭，大约七至十天出来。事先要开一个清单，让他们采购油画材料、定做内外木框、绷布、打底。画完以后，单位头儿要验收。验收后多少得加工一下。每到一处，平均一至两个月交差。有一次给酒泉地区革委会画毛像，用的是粗帆布，布上有许多线疙瘩。地委书记、前省政府专员马汝贵验收时，要求把疙瘩去掉。我说远一点儿就看不见了，他说那也不行，毛主席的脸上，怎么能有疙瘩？有一次给酒泉军分区画毛像，司令员吴占样验收，叫他的通信员站在像跟前比脸色，说不够红光满面。要求红一点，再红一点。

任何要求，我都照办。画熟了手，就不用打格子了。再后来稿子也不用起了，油彩直接上布，一天可画一个，维妙维肖，红光满面，皆大欢喜。虽然一天可画一个，我还是分十天画完，一两个月交差。这样，从这个单位画到那个单位，从七二年画到七六年，除了领工资，难得回干校。像个打短工的油漆匠，一把刷子吃四方。甚至吃到了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天祝藏族自治县。有些地方，不是画毛像进不去，比方八四七〇一野战军坦克师，金塔的导弹基地。没接触到什么机密，但看到许多民俗、风景，交了不少朋友。工人、农民、牧民、干部、军官、士兵都有，从他们那里，学到不少东西。

更大的收获是时间。一两个月只干一两天的活，等于是从被别人整个儿夺去的生命之中，偷回来了一星半点。虽只一星半点，用处却大。可以教孩子识字画画，讲故事做玩具画连环画。还可以关起招待所的房门，写点儿自己想写的东西。我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发表的那批文章，包括《关于人的本质》、《异化现象近观》、《异化及其历史考察》的初稿，都是那时写的。早就想写了，积累了很多写满小字的纸片。除了在文革前的敦煌（见《寂寂三清官》），一直没有一个敢于把它们同时铺在一张桌子上加以整理的机会。现在可以了。多少年来，我还从来没有这么价子感到安全和自由过。

至于省下的饭钱和粮票顶了一大半的工资，今天看来虽不足挂齿，那时也很重要。正是大动荡的时代，关河一望萧索。凭什么我那么特殊？凭什么我那么嚣张？不光是凭手艺匠师的俗套故技，主要还是一一用干校一位校友的话说，沾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光了。毛死以后，没得画了，不得不又回到干校。好在干校气氛已经宽松，劳动和学习都少了。大家没事时，打扑克下象棋聊天，等待回本单位。人越来越少，我和高林有了一间屋，床底下塞着一大堆剩余画材，时不时发出一股子油画颜料气味。一闻到那气味，就有一个门一般大的胖脸，冲着我笑不像笑，终于忍不住，把那些颜料画笔全扔到垃圾堆上，下决心以后不再画画了。

那时母亲还在世，替我着急。她说我一写文章就招灾惹祸，一画画就逢凶化吉。现在不画了，又来写，凶多吉少。

四

整个八十年代，我一直在教书和写作，没有碰过画笔。母亲的话，不幸言中。一九八九年初秋，我在南京大学被捕，从娃娃桥监狱转移到成都四川省看守所。一肚子火气没处发泄，就唱歌。后来不准唱了（见《铁窗百日》），就用毛笔蘸着清水，在大墙上书写狂草。怀素的那种。昔怀素题壁，“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快意可知。我虽不能叫喊，郁积直泻笔端，快意亦如之。成都天气阴湿，大墙更湿。水写的字，可以留存十来分钟，然后就消失了。这无所谓，我快意过了。依然是过程大于目的，过程本身就是目的。就像童年时代，在荒山野村里那样。惜乎墙上写字，毛笔易脱。狱中一笔难求，此事无以为继。但由此唤起的童心，时时来复如梦。铁窗绝地，居然童心来复，亦是前缘。

出狱后，住在四川师范大学（妻子小雨在该校艺术系教书），很受注意，什么事也不能做，就又买了毛笔宣纸毡毯，想胡涂乱抹起来。但是经过五年的专业训练，几十年的“美术工作”，我已经失去了胡涂乱抹的能力，下笔就落入俗套，圆熟甜腻，不堪入目。以致画画这件事，变成了一场同自己的搏斗。我想了许多办法，用左手，用秃笔，倒着画，反着画，书法从纸的末端，从字的最后一笔写起……总之怎么生疏就怎么弄，一发现圆熟的笔迹和甜腻的造型就撕纸。结果“废画三千”，倒也得到一些好东西，稚拙木讷，元气淋漓。都是偶然效果，像路上捡来的宝物。

比较喜欢的画上，顺手写了些字句。题秋瑾图“读书无用思剑芒，地黑天昏一吐光。英雄岂以成败论，秋风秋雨忆秋郎”。题钟馗夜饮图“魑魅魍魉何其多，一个钟馗奈若何。毕竟人穷鬼不穷，醉里似闻击壤歌”。题孤狼图“尘满毛血伤满身，回头无处不惊心。极目故园家何在？风雪关山一毡轻……”。题孤舟图“客愁点点满江湖，扁舟一叶归何处？弥来历尽风波恶，骇浪惊湍似坦途”……都无非情绪渲泄。如果作为思想，也许经不起分析（暴力革命论？犬儒主义？什么什么）。好在我追求的是美，而不是正确。听从美感的引导，我体验到一种在不自由中失重的自由，类似漂泊。孤狼图、孤舟图中一股子漂泊之感，好像是预示着未来的逃亡。

兴致愈好，又在一五〇公分正方形的粗麻布上，画了八幅大油画《中国古代神话》系列。一疙瘩一疙瘩火气很大的颜色，和刀砍斧劈的笔触，给夸父、后羿、精卫……这些图腾式象形符号，输入了某种当前的信息。像深远麻木里一星悸动的知觉，无机星球上一痕不愈的伤口，或者火山灰里爬出来的一个形象模糊不知道是什么的活东西……纷红骇绿，百怪惶惑，都无非在某种原始意象中呈现出来的、历史大潮深层的个体经验。输入和呈现，同样无意识，有如儿童扶乩jī。我得之，惊讶多于欢喜。油画不作兴题词，但我还是想题。用稀释的颜料，写在《盘古开天》上面：

髹采圬鬘事半生，

谄红媚绿转眼空。

那知重结丹青缘，

下笔苍茫吐白虹。

字迹在干硬颜料的尖角深孔之间艰难曲折地爬行，呈现出一种力和阻力搏斗的张力结构，恰好同画中那些在巨大强暴的客体中坚持存在的主体相呼应，也还是书画一体，可遇而不可求。

但我更喜欢的，还是一个雕刻，和一个半装置型的油画《窗》。所谓雕刻，不过是在一段带结疤的木头上钉了一些铁钉。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但是表达了我的一种复杂的感受，是我几十年来一直有的。所谓半装置，不过是给油画钉上了一个绿苔斑驳的朽木窗框。窗框上有今天的日历。窗外拥挤的民居，展现成一片荒原，直到天边。天是一堵老墙，破洞里透进天光。也很简单。也因同一原因，我很喜欢。

我出狱之初，小雨曾大病一场。病好后康复缓慢，但一直在坚持上课。课余也画点儿画，敦煌风格的佛画。壁画形式，画在纸上。我们称之为“纸本壁画”。主要是菩萨、飞天和伎乐。不是临摹，很随意，比我在敦煌的摹本潇洒。她本有童心，宗教情绪浓厚，下笔真纯。加上是劫余病后，画境散淡清空，天然大气，为我所不能及。两年二十多幅，都是天籁，同我的画放在一起，恰好为那些躁气和火气降温，成了反面的平衡。

所有这批作品，且不说制作过程，仅仅它们的存在，就是我们快乐的源泉。

快乐的源泉，来自一场意外灾难。这个事实，不可思议。

五

但是灾难并未过去，以另一种形式发展（见《回到零度》）。我们不得不逃出中国。两位受雇于海外民主力量，前来带领我们经由地下通道离开国境的大侠，看到我们舍不得丢弃这批画作，都愿意帮我们拿上。我们把油画、水墨画、壁画分别卷成三卷。他们各拿一卷，我们除了文稿笔记，拿上了一卷纸本壁画，和一幅七十年代在干校时唯一为自己画的油画，戈壁滩上的一棵老树。树皮几被剥光，但是依然活着，在大风里摇弋。那树使我感动，画也舍不得丢弃。

但是我最喜欢的那个雕刻和半装置，太重太大，不得不留下，很痛心。幸亏留下了。到达香港以后，两卷画要不回来，永远地失去了（个人所致，与组织无关）。与之相反，那个雕刻和半装置得到好朋友戴光郁和张炜的帮助，辗转运到了香港。面对这劫火余烬，悚然于人算不如天算。失去珍爱的东西，于我已是常事，但还是不能习惯。痛心疾首，下决心根据记忆，把它们再画出来。

东道主为保证安全，把我们藏在海边的一个渔村，要求地点保密，不与外界联系。时间充分，正好画画。但是时过境迁，已不再能从时代的重心吸取能源，没了那激情灵感。许多偶然效果，也都无法重复。油画一次次刮掉重画，水墨画一次次团掉重画，都无非“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很苦很累。出来的东西，和原来的没法相比。就像鸟的标本，和鸟没法相比。鸟不会再来。鸟如稻场上那些刀画，鸟如监狱墙上那些水字。

东道主的关心，无微不至。在我们得到美国政府的政治庇护，即将离开香港的前几天，九三年的五月下旬，在香港大会堂为我们举办了一次《中国梦》画展。除了这些标本，新画了两幅纪念六四的大画。其中小雨用银线画在黑色底子上的一尊千手千眼观音，每只手里拿着一枝蜡烛，烛光明灭，如同曦微的晨星，如同那些呼唤黎明的英灵。我们的好朋友卢沉和周思聪来香港看了，说是这次展览中他们最喜欢的一幅。除此之外，还展出了我们适应自由社会消费文化的需要，为谋生而画的十几幅静物风景山水。两种画放在一起，苦涩凝重和甜美轻松形成鲜明的对比。

媒体广泛评论和报道的是前者，卖出去的都是后者。报道评论很善意，但多不确切。见仁见智，本无所谓。但我没见过世面，贼认真，在《信报》和《明报》各发了几篇文章，说明本意，反而显得迂腐可笑。商业社会各行各业争夺注意力的战争，早已经把人们的感觉麻痹了。滔滔信息滚滚文字之中，任什么都是过眼烟云，何况画展画评。留存下来的，唯有那卖画所得的两万五千美金。只有它，才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基础。

这个如此薄弱的基础，仍然是建立在学校里学到的那一套技巧之上的。还是它，比较地能满足一般消费者的品味，可以有一定的销路。有这手艺，只要足够勤奋，又有一个好的经纪人，生活不成问题。但是接受市场的要求，为经济动物制造精神快餐，也如同当年接受权力意志，为政治动物复制膜拜的偶像，都是一种屈服，一种自我否定。这种生存的困境，由于事先没有想到（只能怪自己笨），毫无思想准备，更感到难以承受。

有时我们坐在海边，沐着大风，面对自由辽阔，面对即将到来的美国之行，谈话都忧思重重。小雨提到我以前写过，“人生的归宿在路上，而不是在深深的沙发之中”（《美是自由的象征》）。我提到七十年代末遇见她的时候，在她的手抄本上读到一首莱蒙托夫的短诗，也是我在学生时代抄过的：茫茫海上／孤帆闪着白光／它在寻求什么／在这遥远的异地／它抛弃了什么／在那自己的故乡／大风大浪／桅杆轧轧发响／它要的就是这个／它这样才得安详/

我说，我们不约而同，都抄了它，很像是一个预言。她说不像，我们没有安详。

六

到美国不久，有幸见到佛教宗师星云上人。一见投缘。承蒙垂爱，指点迷津，并邀请我们到洛杉矶西来寺门下的满地可精舍居住，以每幅一千美金的润格，为他们画一百幅禅画。

是很大的恩惠。我们得以免费住进位在山上、四周风景优美的一栋独立豪宅。既自食其力，又无须为了挤上艺术市场或者思想市场早已琳琅满目的货架，去拼命地包装和叫买自己，这是我们最怕也最没有能力做的事情。同时，作为政治流亡者，也得以避免卷入海外民运尖锐复杂你死我活的内部斗争，这是我们更怕也更没有能力处理的问题。

怀着感恩的心情，我们决心把画画好。传统佛画，多为工笔重彩，这是小雨的特长，但于禅宗不宜。禅宗史上本有北渐南顿之说，北尚渐修，或可金碧写之。但唐安史乱后，南宗成为主流至今，都首重顿悟。“公案”不落言筌，“话头”无迹可求。一旦图像化，机锋就死了，工倍愈拙为道日损，几乎是背道而驰。我想最好还是水墨渲淡，以意写之。相马遇以神，解牛游乎虚，或可得些禅机。我们商定这批画我一个人完成，小雨利用这段时间，集中精力学英语。

这种画只能用中国生宣，美国的艺术用品店里没有。后悔没有从香港带一些来。很多天跑来跑去，才在一家中国画廊看到一批有安徽泾县印章的宣纸。用舌头一舔，却是假的。就像吃中国餐馆，菜名是中国的，味道是美国的。每到这种时候，身在异国之感就特强烈。有位李欧梵先生来访，带我们到一家“马家馆子”吃了一顿羊肉烧饼，地道的中国北方风味。我想文具店里，必也有个马家馆子。下决心再找，几乎找遍了整个大洛杉矶，终于以贵得离谱的价钱，买到了一些勉强可用的生宣，以及中国的毛笔墨汁。

如获至宝，回来天天试。就像小小小小的时候，在荒山野村中的病床上胡涂乱抹。就像监狱中出来的那年，怎么生疏就怎么弄。也还是“废画三千”，才得到一些禅意。但是拿到庙里，众僧尼，众护法，众信徒一致摇头，说看不出是个什么东西。这是达摩面壁？怎么像块石头？这是野鸭飞空？怎么像些水渍？……太粗糙了，太简单了。美国的好纸多得很，干嘛偏用这么单薄，见水就化的纸……。星云上人开示，这些都是外行话，二位不要介意。但是弘扬佛法，为的是普渡众生，还得让广大众生喜闻乐见，才能起到作用，你们说对吧？我回答说，知道了。

知道了三个字一出口，我就吃了一惊：三十多年以前，我从夹边沟被押到兰州，为宣传“建国十年伟大成就”作画。省委书记张仲良要我把画上的笔触去掉。说颜色不匀，人民群众不爱看。说别管学院里那一套，要人民群众说好才算好。我的回答，是同样的三个字。三个字的重复，意味着转了一个大圈子之后，又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几十年的挣扎，几万里的奔逃，政治、经济、社会历史背景的重大变换，都毫无意义。荒谬感，魔幻感，无力感，无意义感，一时云集。

集成一朵更加沉重的、漂泊的云。

要迎合大众的趣味不难，俗套故技，驾轻就熟。但很费时间，还是得两个人合作。数量大，也带来另外一些问题。如僧尼都无须发，又服装一律，画多了容易雷同。鸠摩罗什菩提达摩都是西域形象，慧能支遁百丈希迁皆有大德威仪……弄不好就分不清谁是谁。虽庙里没要求分清，我们还是想做到百幅画数百人各有特点。总得有点儿追求，工作才有乐趣。完成任务时，一九九四年已经过去了。对开大小的一百幅，亮丽整齐，拿到庙里，皆大欢喜。在台湾展览以后，出了本精印画册，星云上人亲自作序，并题写书名。销路很好，报酬也丰厚。十万美金，够用好几年了。

但是我们两个，都没有成就感。画册到手，都不好意思给朋友看，自觉俗气。口袋里有了一点儿钱，就想下山走走，看看世界。星云上人诚恳挽留，说这房子你们可以无限期地住下去，山上有做不完的事情要做。我们知道，这样一直画下去，必定发财。我们知道，这样的机会，不会再有。上人的深恩厚泽，我们确实感激不尽。但是奔逃万里，却以这样一种形式的自我放弃作为终点，总归是心有戚戚。无意义感不是空无，它压得我们在美景豪宅里寝食不安，决心拜辞。别无长物。为了表示深深的感激，我们在临走以前，把逃亡时自己拿着因而没有丢失的全部画作，包括我们最为珍视、朋友们帮助运到香港的那个雕刻和半装置，一并呈献给了星云上人。

从西部的太平洋海岸，驱车到了东部的大西洋海岸。辗转到了新泽西州的海洋郡杉谷湖，买了栋林中小屋，圆了几年在祖国圆不了的隐居梦（见《雨舍纪事》）。苟能如此，都是星云之赐。我们常饮水思源。三年后再次应上人之邀，到台湾佛光山雷音寺画了一堂长三十公尺，高五点五公尺的壁画。本想画成传世之作，但也像那一百幅禅画，仍只能以俗套故技了事。画上神、人三百多身，鸟兽楼观无数。我们快快地画完，只用了五十多天时间。《中国时报》艺文版用通栏标题，评为“栩栩如生，满壁生风，宏伟壮观，如临佛国”；说“完成的速度之快，显出两位画家雄厚的功力”。十分善意，十分夸奖。虽时评如过眼烟云，总算是为我们苦味的台湾之旅，圈上了一个甜美的句号。

其实，画得快，不单是因为我们厌烦俗套故技，还因为不喜欢雷音寺，想尽快离开那里。这个庙使我们想起官场。看到星云这位开创了佛光山和人间佛教的一代伟人，在年老多病生活不能自理以后，如何被门徒欺骗捉弄，陷入百年孤独，不禁感慨莫名。爱莫能助，我们临时决定，将此画呈献给星云上人。对于这位尊者和智者，我们在原先的敬爱和感激之上，又增加了一份深深的同情。

离开台湾之前，在台北的佛光缘美术馆看到一套四本《当代名家艺术精品义卖》画册，齐白石、张大干、于右任、徐悲鸿……的鼎鼎大名，和许多陌生人的混在一起。我们捐献的那批作品也在其中，都卖掉了。其中小雨的一幅黑色观音，被“蒋家”后人以二百二十万台币买去，是我们的画中卖价最好的一幅。但画册上小雨的名字前面，加上了我的名字。据说这是因为，知名度比技艺值钱。但是我名下的那个雕刻和那个半装置都没人要。枯木锈钉，后来被当作垃圾，丢弃了。

至此，这两只偶然归来的灵鸟，也飞了。如同地上的刀画，墙上的水字。如同它们那些在劫火中飞散的同伴。感谢罗青，在九一年访问大陆时光顾寒舍，为这两件作品拍了反转片，并在三民书局出版他所主编的我的文集时，印在了卷首。这是那两件作品留下的唯一痕迹。雪泥鸿爪，益增川上之思。

七

据说要想打开局面，就得进入主流。我办不到。从西到东一路过来，看了许多画廊、美术馆、博物馆、设计学院之后，感到我这个出自另类生态的野鸟，要学会在这个自由竞争所形成的复杂湍流中游泳很难。不光是技术问题，还有个语义场和文化基因的问题。加上笨。这些抽象、装置、行为、现成物、声光组合、概念设计等等存在的价值、意义和理由，都植根于一个话语系统。离开了这个系统，杜尚的马桶只是马桶，劳森柏的纸箱只是纸箱，此外什么也不是。反过来也一样，纽约的博物馆里开过中国水墨画百年回顾展，也开过八大山人原作展。听与会的外国专家用流畅的中文谈中国书画和八大山人，除了背景知识以外，于字画本身，可以说完全外行。这不奇怪，也无关对错。杜尚的后裔和八大的后裔，是两个不同的物种。

而我，属于我们这个物种中最笨的一类。说杜尚打破了生活与艺术的界限，取消了视觉的审美要求，是美术史上伟大的革命等等，挺有理。但我还是做不到喜欢，比方说那个马桶。喜不喜欢，无需理由。波普早期有人收集包装著名艺术家的粪便，受到达利的称赞。近期有人收集世界各国不同人种妇女用过的月经带作为艺术品，被认为很有创意。我就感觉不到，所有这些妙处。至于把一座大楼包起来、或在两山之间拉一块布，“造成视觉震撼”之类，在我看来，也和某厨师为打破金氏纪录而做的特大蛋糕类似。鱼有鱼的乐趣，未必野鸟可知。但如果野鸟铩羽，要来学鱼，那就惨了。

何况技术方法可学，动力能源不可学。学到了，又如何？这里是市场，作品是商品，所谓成功就是卖得出去，卖得越贵越成功。收藏是投资，贵贱取决于行情。行情靠炒，得要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才行。许多具有波西米亚气质、并且早已扎根美国本土的欧洲画家出手不凡，现在连二十年前的苏荷厂房（已变成了富裕雅皮士精品店式的社区）都住不起了，只能在东村窄巷的小酒吧里终其一生，就因少了这画外功夫，何况我们。少数能超越画廊，经由美术馆、博物馆，进入美术史的人们是幸运的。但是即使他们，一阵辉煌之后，就被新潮淹盖，前卫冷淡，在稠人广众中寂寞。彼犹如此，我何以堪？

像两只迟飞的笨鸟，“绕树三匝，无枝可依”。来到这海边林中，就像是再一次逃亡。生计成了问题，但体验到一种解放。写了些文章，画了些画，小雨还翻译了一些童话。换不来钱（稿费极低，有等于无），只为喜欢。这是过分奢侈，玩一场玩不起的游戏。中国古人隐居，都是回到故乡。“百亩耕桑五亩宅，先生归去未必非”。即使贫穷如陶潜，也有个将芜的田园可守。他因脚踏实地，所以能此心悠然。我们存款无多，蛰居异乡，天天要吃饭，月月要付账单，钱越来越少，想悠然也难。朋友们都劝我们搬到纽约去住，说那里机会多些。这是真的。但在这海风松涛里面，我们有一种与外间世界同一的感觉，害怕那异己的楼群，拖了又拖没去。

想把在香港画不出来的《中国古代神话系列》再画出来。只因材料太贵，没敢动手。一位人权活动家，在西单墙时期被捕，坐过十年大牢的朋友和他的夫人来访，想找个有办法的人给我们帮点儿忙。不久他们带来一位深得美国政要大亨欢心的“学生领袖”。不久后者又带来一位银行家罗伦斯先生，商定三年内罗伦斯每年给我们三万元，我们给他画三十幅画，内容形式不限。三年后他们为我们办一个大型展览，出一本大型画册，打开局面。他们一走，我们就到纽约采购材料，将近五千元，咬着牙都付了。把沙发桌椅都塞进书房和卧室，腾出客厅做画室。动起手来，满屋子松节油的气味，好像生活变了样。

不久以后，“学生领袖”打来一个电话，说他不能光让别人帮助我们，他自己也要帮。我说这个忙实际上是你帮的，我们已很感谢，不用再帮了。他坚持要帮，让我们给他本人也画一批画，每幅用了多少时间，多少材料，都记下，他付钱。我说我可以送你一幅作为感谢。他坚持要画一批，要付钱。说不付钱不公平，影响也不好。我说艺术价值不是可以用计时工资计算的，同材料贵贱也没关系，你要公平……他打断说，什么艺术价值，梵高的画，他生前不过是废纸一张……我没听完，挂上了电话。接着电话铃响，还是他，说，告诉你一下，罗伦斯不干了。

人权活动家来电话，说“学生领袖”让他劝劝我，要我遵守协议，不要说好了的事又不干了。罗伦斯带着他的侄女儿来我们家玩，看到满屋子画，很惊讶，说你不是说不干了吗？知道了事实，他一再道歉，说他只是出钱，别的都没过问。我问可不可以不经过“学生领袖”，我们直接合作。他说不可以，人家是天安门的大英雄，他出面办画展，许多大亨政要好莱坞巨星都乐于捧场，会来花大钱买画，画价一下子就上去了。我不过是个商人，起不了那个作用。

他回纽约以后，寄来一张一万美元的支票，“赔偿损失”。小雨要退回去，说不是他的责任。我赖着脸皮收下了。后来他又寄来一张五千美元的支票，是“新年礼物”，我们没去兑现，支票留作纪念。

八

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位已故大诗人（我喜欢他早期的诗）的女儿打来的。她从日本来到美国，已经很多年了。听说我们手头有一批字画，想帮找个出路。要我们寄点儿反转片、画历给她。说办画展，一开始就要在最高档次的画廊办。要是在低级画廊里办过一次，以后所有高级画廊都不会理睬你了。她说纽约的日本画廊，和相邻的韩默画廊，都属于最高档次的画廊。日本画廊有九十七年的历史，上万名会员，全是大亨，名气特牛，挑选展品也特严。她和日本画廊有联系，可以帮我们打进去。以后的路，就好走了。

我们没有反转片，她说那就照片也行。没有画历，她说那就简历也行。一个在敦煌工作十年，一个在首都博物馆工作十年，都是资格，不说是浪费本钱。寄去照片简历不久，她告知审查已经通过。日本画廊将在十月份举办一次《高尔泰浦小雨双人联展》。说这是日本画廊近百年来第二次为中国人举办画展，非常难得。让我们准备字画三十多幅，九月下旬带到纽约。已经是九月中旬了，我说时间太紧了，下次吧。她说已经签了约，不能改期了。十月金秋是办展览的黄金时段，画家们都争着要，我好不容易才抢到手，你们怎么能放弃？

日本画廊位在曼哈顿中城五十七街一座咖啡色玻璃摩天大楼的底层。展厅收租金和管理费，字画的装裱买卖由画家自己负责。装裱合格才收。需自费印刷两千份贺卡那样的双页彩色请柬，印上作品一幅，画展年月日，署名日本画廊。自己一一装进信封，封好，贴上邮票，交给他们。他们有个名单，可以帮寄一下，但要另收服务费。需自费办一个酒会，要有各种名酒（品牌很具体），要雇一个调酒师（时薪八十元）……每一项都是大钱，我们花不起。诗人之女说，废约赔偿的钱更大。我问为什么事先不告诉我们，她说办画展就是投资，这是常识，凡画家都知道的，你们怎么会不知道？

还需自费雇请一个接待员和讲解员，男的须西服领带，女的还要化妆。为了省钱，我们自己充当（未着装也没化妆，算是画廊让步）。在布鲁克林那种二战前造的三层连栋屋里租了一间房住，早出晚归，像上班族一样。上下班坐地铁，来回三个多小时耗在路上。

住处的一边，街上有积水，墙上满是涂鸦。有些鸦也涂得真好，如惊蛇走虺huī，如奔浪崩雷。那些无名天才，不知今安在哉？再过去是海。沿海是废弃的工厂，空寂荒凉，一派灰色的忧郁。住处的另一边，越走越繁华。过去是八大道，热闹脏乱的程度，不亚于法拉盛。在那里乘地铁，到五大道五十七街出来，像穿过时光隧道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无数深色玻璃的摩天楼互相映照着蓝天白云，而真正的蓝天白云只在高空冥冥一线。楼底深谷里草坪碧绿树木欣荣，街道整洁秩序井然，名牌商店的橱窗，比的是格调品位。

如果从地面上过来，你会觉得这个城市，好像千百个不同社区的结集。它们各持固有的习性和交往方式，而从不互相影响。你会发现许多纽约人可以很自得地，在一个比与世隔绝的偏僻村镇还要狭窄闭塞的区域中度过一生。我不知道，为什么政治、经济的一体化，网络资讯的普及，地理上无藩篙的连接，以及它们各自的文化息壤的水土流失，都未能改变这种状况？我想象当年杜尚们宣布格林威治村从美国独立出去时的景象，就像看见了一样。我怕未来的地球村，很可能也是那样。有时不免觉得，办展览是一种荒唐。各国观众进出展厅，不知道谁有什么感想。

十月下旬的一天，进来一位中国老人，注意什么忽略什么，一看就是内行。旁边有人碰碰我，低声说，这个人就是周方。我问周方是谁，他很惊讶，说，你怎么能不知道周方。周是前大都会博物馆亚洲艺术部主任，赫赫有名。他看得很细，完了过来握手，说都是好东西，问怎么进来的。我们说了诗人之女帮助联系的经过。他摇头，问合约怎么签的。我说不知道，是诗人之女代签的。他又摇头，说他看《画廊指南》，今年十月份日本画廊展出的是李庚，怎么会是你们？我说不知道，什么是《画廊指南》？他说回头我寄一本给你，你得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没有本人签字，哪里来的合约？没有宣传造势，画怎么卖得出去？画卖不出去，花的钱怎么回来？

我拿着《画廊指南》，坚持要看合约，终于没能看到。诗人之女代理的是李庚，人在日本，不知何故没来。我们被临时抓住，当了替身。我据理力争，把开销降到一万二干美元，不能再低了。这期间，很意外地，先后卖掉了两幅字画。一幅小雨画的菩萨，四千美元。一幅我写的心经，五千美元。弥补了大部分损失。打电话告知周方，不知道怎么感谢。他说，在纽约地面上行走，你得要学会保护自己才行。

来时三十几幅一卷的字画，装上镜框以后，变成了一大堆笨重的货物一一我们的愚蠢的象征。画展闭幕时，没法子再随身带走。友人詹益文开了一辆箱型车，来帮我们拉。在车流里停停开开几个小时，才到了哈德逊河边。一上了华盛顿桥，望见新泽西辽阔的天野，我和小雨，都长长舒了一口气。不用问也知道对方的感动：像囚犯获得释放，像游子回到家乡，像小船从惊涛骇浪里出来，断桅破帆，驶进了平静的港湾。

枫树佳时已过，叶尖略显憔悴。橡树还在燃烧，展示着不同的华美与苍凉。朱红、褐红、金紫、赭黄……色泽都高雅而又热烈。到家已是黄昏，野花一片银蓝。高空迟归的鹰隼sǔn，翅膀上明灭着夕阳。

静下来，相对无言。多少事，欲说还休。不能不承认，正如父亲所说，我们是“野狗子耕地，不是正路牲口”。

为了生存，先是小雨考取了美国邮局，到那里挣一份工资，当正路牲口，来养活我这个野狗去了。后来我接受国际作家议会的资助，到了拉斯维加斯大学，也变成了个正路牲口。我想这就是所谓，“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吧？

但是老尽少年心，并不就是漂泊的回归。相反，以权宜为正路，漂泊感更深了。

离开新泽西前不久，纽沃克博物馆来挑了一批字画，到他们那里展出。开幕式上，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能说我这些，都是纯中国的东西。

有记者问，为什么到美国十年了，还纯中国？我说不为什么，只是喜欢。

答得不好，博物馆的专家卡尔曼女士插话，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人类的，越是古典的就越是现代的。

这话该由我说。我笨得没有想到。

我们的许多故事，也都是笨出来的。

代跋 余生偶记

我的老家高淳，三湖环绕，可称水乡泽国。我家住在大河边，河上有一七孔石桥，桥上石栏约半人高，厚度像平衡木。栏柱上有石狮，隔三步一个。家家父母，都不许小孩爬上栏杆。栏杆下临奔河，有几丈高，跌下去没命。我小时候，爱瞒着家里，在桥栏上行走。先是平举两手，慢慢地走，后来就能跑了。跳过一个一个的石狮，从这边跑到那边，再从另一边跑回来。一年四季，以此为乐。最是冬季，水落石出，桥愈高，险愈甚，我乐愈大。

一个冬天的晚上，月白霜浓，我精神特好，不想做作业，偷偷溜去跑桥。跑到桥顶，突然滑倒，从栏杆上摔了下来。恰巧摔在桥面一边，膝盖手掌都破了，血透棉裤。事情暴露，被大人狠狠责打了一顿。很久以后，母亲还唠叨这事，说菩萨保佑你，捡到了一条性命。我想想，也不免后怕。

小时候除了跑桥，还喜欢游泳。和渔民的孩子一起，于水深流急处，玩潜水找铜板。一日，逃学到湖边，偷得一小船，划到湖中游玩。阳光灿烂，水平如镜，远处白帆点点，高兴得大叫。脱光衣服，翻身入水，恣意地扑腾。见船已飘远，急去追赶，忽觉身上有物。是一条很细的绳子，上有铁钩，为渔民们布放的渔具（水面上有警告浮标，我没看见）。这东西一排排拉过去，有好几里长，若被缠住，鱼都难逃。

也许是本能，生死关头特别清醒。我立即停止动作，弄清了来龙去脉，慢慢地拨开铁钩，慢慢从绳套滑脱，慢慢地游到了浮标以外，才划水追船。上得船来，已累得半死。没力气划桨，躺着任其漂流。迷糊多时，才知道后怕。

吾乡东门城外，为东晋古丛林遗址。庙已不存，唯留两塔，一名文星，一名赤鸟。塔上长满杂草，塔下藤蔓牵缠，一派荒凉无人问。那年有老鹰两只，在文星塔顶做窝。小鹰出世，想要捉来饲养。沿着嘎嘎发响的木梯，掠开聚满尘埃的蛛网，小心盘旋而上，到第七层，顶着风，爬出窗外。忽听得脚下喀喀几声，以为塔要倒了，一下子仰进窗里，连滚带爬下来，逃到外面。喘未定，回望塔顶，依然风摇乱草。檐铃丁丁，小鹰啾啾，什么事也没。想重新再上，天已黑，只得暂且回家。次日再来，做了个笼子，又抓了些小鱼养着。次日再去时，塔下挤着一大堆人，说有个孩子上塔去抓小老鹰，檐角断裂，跌下去摔死了。父母正哭得死去活来。我不敢挤进去看，只是后怕。

反右前不久，甘肃省文联安排我到甘南藏区森林草原地带“体验生活”。当地政府派了一个懂藏语的汉人给我做向导和翻译，带着我深入牧区，游转了一阵。骑马、打猎、睡帐篷、喝奶茶、听民歌……为时三周。回到兰州，听说甘南发生了“叛乱”。各地藏人同时突然起事，杀死了那里包括县委书记在内的所有汉人。那时间，正好是我离开后的第二天。想那时人家在暗中准备起事，极紧张。对我笑脸相迎，而我懵然无知，不免后怕。

“文革”时，我在敦煌莫高窟，作为“牛鬼蛇神”，得到“从宽处理”。工资降三级，但没戴回“帽子”，算是被“解放”了。宣布那天，没有便车，为了让妻子尽早知道好消息，抄近路走老君庙，不行穿过沙漠戈壁，到敦煌城里去看她。天黑下来时，迷了路，在七高八低的红柳墩和流沙没踝的芦草滩里走了一通夜。天亮了才找到路。到了家才知道，那一带时有狼群出没。我没碰上，纯属偶然。

敦煌的北面，是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哈萨克人骁勇善战，直到一九五三年，才通过谈判，“和平解放”。所以他们那里没有“国庆”，只有“县庆”。六三年他们隆重庆祝县庆十周年时，我正在敦煌，和研究所里十几个同事一起，应邀去做客，热闹了几天。草原上搭着大帐篷，牧民们从西处迁来，环绕大帐篷搭着许多小帐篷。在大帐篷里盛宴、歌舞、赛马摔跤，五彩缤纷。七三年我在酒泉，他们筹备二十年大庆，请我去画宣传画，又去了一趟。这次是到县城、一个杂乱的小镇。到处灰濛濛的，气氛忧郁。机关里大都是汉人，军代表袁政委，阴沉粗暴，如太上皇。县委宣传部长木斯托发，是原先的头人，据说打枪百发百中，杀人很随便。和平解放后，当了自治县的县长，穿汉族服装，学讲汉族语言。文革中被打倒，成了反革命。进山猎得五只猞猁，剥了五张皮献给袁政委，又成了宣传部长。那次我去，他负责接待。亲自陪着我，到牧区转了一趟。

哈萨克人彪悍魁伟，肤色红黑，浓眉毛，大颧骨，高鼻深目。目光之阴沉粗暴，顾盼之王者气象，不亚于军代表袁政委，我喜欢。男女皆穿着马靴，服装头巾，多为红、黑，若警戒色，桀骜不驯，我也喜欢。我同样喜欢他们的用品，皮马鞍牛角刀柄；银洗壶牦布阿雅卡……都做工精细，镶嵌或刺绣着美丽的图案。而扫地用的扫帚，却是一只山鹰的翅膀，毫无加工，自然天成。

阿克塞草原，不同于甘南、青海的草原，更不同于蒙古草原，谈不上“风吹草低见牛羊”。草短而稀疏，大野空阔，骑马走一整天，还像在老地方。待望见一个帐篷了，就有猛犬四五只，小牛般大，远远奔过来，绕着马蹄狂吠，穷凶极恶。主人热情，献奶茶毕，立即架上大铜锅，拉来一只肥羊，当面宰了剥了，卸成几大块下锅。待肉半熟，即银壶洗手，随意割食。据说这是他们最隆重的待客之道。期间天已全黑，放牧的人都回来了，悉皆彪形大汉，健壮妇人。男人席地围炉，同我们一起吃喝。女人们添酒倒茶，在背后忙碌。酒盛在一个大碗里，轮流喝。

通常这种场合，必有喧哗，必有大笑，必有歌。默默吃喝，有异常之感。木斯托发用阿克塞语同他们说话，我听不懂。但鉴貌辨声，也知道他们不快乐。没人理睬我，也没人正眼看我。看我都是斜睨，鹰眼狼顾，目光里有一种敌意。酒愈喝愈多，眼白愈来愈红，敌意也愈来愈明显。我觉得，它正与炉火一同跳跃，同帐篷上的阴影一同跳跃，同那些在阴影里靠着的沉重的步枪一同跳跃。直到一觉醒来，第二天骑在马上，还觉得太阳穴里，存留着那个跳跃。

所到之处，大抵如是。回到县招待所，许多汉族干部来玩儿，都说我此行等于玩命。说哈萨克仇恨汉人，招待的是木斯托发，不是我。如果不是木斯托发带我去的，我很可能就回不来了。讲了许多故事，我越听越后怕。

后怕之余，唯有庆幸。现在流落异国，扑面征尘。世路之崎岖，人心之诡谲，不异当时。而仍能有几个真诚的朋友，和一个温暖的家。并且仍能写作，我感激命运。

书评

证人高尔泰

北岛

某些人很难归类。他们往往性情古怪，思路独特，不合群，羞怯或孤傲。一般来说，这种人不大招人喜欢，特别是政治家，无论是专制者还是民主派，都会因为他们难以归类，不便管理，而把他们看作天生的敌人。高尔泰就是其中一个。

我一到纽约就跟他们联系。高尔泰耳聋，一般总是他的夫人浦小雨接电话。在小雨柔弱的声音中，突然听见高尔泰的大嗓门：“北岛，欢迎你来！”随即就消失了。他只使用电话的话筒部分，因听筒部分对他毫无用处。

头一次见到高尔泰是一九八七年，在成都的一个画展上，我们握手时，他的手大而有力。我从手注意到他的体魄，健壮、敏捷，且不善言辞，和著名的美学家、大教授身份极不相称。我们闲扯几句，我记住了他那略显阴郁的眼睛。其实那大概是他一生中最顺的日子……暴风雨短暂的间隙。

听说过他的一个故事。一九八三年高尔泰在兰州大学教书，赶上“反精神污染运动”，被定为全省批判的重点。有一天校党委书记通知他，省委书记要跟他谈话，并给他张条子，写明时间和地点。可到时竟不见踪影，急得党委书记团团转，四处寻找，直到第二天才找到他。书记暴跳如雷，问他到底躲到哪儿去了？高尔泰平静地说，他没有躲，只是在画室画画。书记厉声问他既然接到通知为什么不去？他答道：我是接到了通知，可我并没有答应。

高尔泰，江苏高淳生人。五七年因发表《论美》一文而被打成右派。大概是高家天生的反骨，父亲和姐姐也遭此厄运。不久，被劳改的父亲在出砖窑时跌倒，再也没爬起来。高尔泰在戈壁滩的劳改营目睹了无数的死亡，自己也差点饿死。

五九年他被一只无形的手从死亡线上挑出来，送到甘肃省博物馆画十年大庆的宣传画，逃过一劫，使他有一天作为证人，记下那远比古拉格群岛残酷十倍的苦难。他离开劳改营的当天，头一次和押送他的警察共进晚餐，他嚼都不嚼，大口吞下太多的肉块，以致到今天还常常胃疼。

我再次见到他是在洛杉矶。八九年夏天，他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在南京被捕入狱，被关押了半年多。出狱后他和小雨通过地下通道逃到海外。我们的舞台由于一次事件转动了。亲朋好友，天各一方，甚至永远不再想见。没想到事隔八年，我和高尔泰竟在地球的另一端重逢，真是又惊又喜。他变化不大，原来眼睛中的阴郁竟然消失了，代之以明朗，像洛杉矶的天空。他耳背，跟他交流很困难。每次我说话，都是由小雨大声重复一遍，有点儿像通过口译，只不过是从中文到中文。好在我们都不认为谈话是重要的，大家在一起坐坐，共享那温暖的时刻。小雨是高尔泰的学生，曾在北京的首都博物馆搞美术工作。她性情温和，心甘情愿地跟老师浪迹天涯。他们当年靠给西来寺画画维生，日子简朴而充实。告别时，我有一种冲动，想搂住他那厚实的肩膀。不，我想不是哀怜，而是骄傲，为他而骄傲。

以后陆陆续续读到他的回忆录《寻找家园》，让我记起那一瞬间的骄傲。中国不缺苦难，缺的是关于苦难的艺术。高尔泰的故事把我们带回历史的迷雾中，和他一起目击了人的倾轧、屈服、扭曲和抗争，目击了生命的脆弱和复杂，目击了宏大的事件中流血的细节。他的文字炉火纯青，朴实而细腻，融合了画家的直觉和哲学家的智慧。他告诉我，他是压着极大的火气写的。我却没有这个感觉，可见他功力之深，把毕生的愤怒铸成一个个汉字。

我们去看望高尔泰夫妇。从曼哈顿出发，穿过荷兰隧道，进入新泽西。我的朋友学良开车。车是跟他弟弟借的，又破又小，新装上的轮胎还有问题，车身发飘。我们离开都市，穿过人烟稀少的旷野，春风吹绿了大片的树林。

他们在新泽西南部的一个老人住宅区花五万美元买了个小房子，这笔钱在曼哈顿最多只能买间厕所。我是建筑工人出身，房子一看就是低成本的。两室一厅，一间卧室，一间是高尔泰的书房，还有间相当敞亮的花房，作小雨的画室。这里太安静了，静得耳朵嗡嗡响。他们生活简朴，很少与别人来往，除了画画写作，唯一的乐趣就是到附近森林里散步。

高尔泰和我所见过的中国知识份子都不一样。他外表更像农民，眼睛眯逢着，脸色红润，总是带着敦厚的笑容，好像望到了一年的好收成。我和高尔泰聊天，小雨继续充当“口译”。后来发现我坐的位置不对，正好对着他那只聋了的左耳，我调整了一下，靠近他的右耳，谈话畅顺多了。我突然想到，他不戴助听器，显然是有意切断和世界的联系。当他关上一扇门，就会打开另一扇门——通向内心之门。我夸他的散文写得好，这回可让他听见了，他乐得像个孩子，接着问我别人还有什么看法。又连忙从书房取出一本影集，里面不是照片，而是一张张比火柴盒稍大些的发黄的纸片，仔细看去，上面竟是些肉眼难以辨认的字迹，细密得像古瓷上的纹路。他告诉我，每张纸片都有一万多字，是他在牢改营写的。为安全起见，他把钢笔尖磨得比针还细，趁没人时写在纸片上，再把这些纸片藏在棉袄的夹层里。一件棉袄竟有十几层大小口袋，装满这些危险的秘密。文化革命抄走了他所有的手稿，唯独这些记述了他更隐秘的思想的小纸片被抄家者当废纸踩来踩去，没人注意，得以留存。

晚饭前，他带我看看他和小雨的画。他们的生活压力很大，去年他们给庙里画了三十幅画。六十年代高尔泰在敦煌文物研究所临摹壁画多年，老天再次成全他，这本事成了他在海外谋生的手段。他告诉我，有时写作会突然想到挣钱糊口，只好忍痛放下笔。

客厅墙角有一副做俯卧撑的木架，是他自制的。我常去健身房锻练，连撑二十下，不免有些得意。没想到他连撑五十下，面不改色气不喘。他毕竟今年六十二岁了。五十年代，他凭天生的体质，平过百米短跑的全国记录。也许老天给了他这副好身子骨，就是为了让他熬到别人熬不到的那一天，为人间的苦难作证。他告诉我“六四”后他在狱中，狱霸像对待所有新来的犯人那样对待他，忍无可忍，他三拳两脚就把那家伙摆平了。

同行的朋友咪咪反客为主，转眼间做了一桌好饭菜。高尔泰端出坛上等黄酒。席间，小雨又成了客人们的回声。上路时，高尔泰握着我们的手，大声说，“很高兴你们来！”这句客套话，被他还原其本来的含义：他真的很高兴。

夜色深了，我们的车走错了方向，又绕回来。他们还站在那里，大概要去散步。我似乎看见他们手挽手，穿过没有月光的森林，一直走到黎明。

读高尔泰《寻找家园》

一平

一

朋友告诉我高先生的《寻找家园》即将在大陆出版，我为之高兴。此书稿，高先生写了十多年，朋友们为之出版也奔波了四、五年。好事多磨，但也可说是历经艰辛。尽管有些文章尚未收入，些许文字也有删改，但事能至此已属不易，感谢那些操劳的人。

一些年来，我断断续续读到高先生的文字，每每都有感动，有时合卷长叹，感慨万千。人类的历史并非乐观，尽管世界有了许多进步，但统而观之却不免黯然神伤。这个小小的星球，人类足迹短促，但血泪瀚漫。即使今天，我们的目光如果不只盯着发达国家，人类的处境也是惨淡难言。毕加索的格尔尼卡不只代表当时，也是整部人类历史的缩影，直至今天。所谓文明是相对人之残酷野蛮而言，由此而建立而存在而有意义。人们说文明是苦难的凝结，由不幸所孕育。如果一切都好，即不需要什么文明。文明这个词语触目醒亮，如高山远海，其实内里凄然，刀痕累累。旷野之树，春华秋实，而根则扎于无尽黑暗。

中国近两世纪惊天地泣鬼神。可是在两个世纪中，我们的苦难并没有凝聚为文明，反之文明的因素却不断地流失，因此我们总是灾难接连灾难。想想吧，持续了近两百年的灾变、战争、革命，难能有个喘息。至文革，登峰造极，中国野蛮残酷到极至。八十年代，历史颤动了一下，我们于是离开惯性，开始想一想。但发现，我们已经没有了文明的能力。首先我们已经不能以文明的目光与言辞记忆、判断、阐释、叙说我们的经历。我们置身荒蛮，呲牙偻骨而不自知。我感慨中国的不幸总是白白地流失。文明已毁于我们的内心，这是真正的悲哀。如何找到一个立点，恢复内心的力量，让文明之光渗入血迹，使苦难成为文明的经验，以至精神呢，并将之交予后人，使他们走出往复之灾难，人地道生活？这是我的期愿，也是我的痛苦。当然，这些问题甚复杂，有关政体，却又不全然。两百年来，这是一部文明的持续倒塌，并非单能以主义解决。我们的处境远比俄国、东欧、二战德国和犹太人困难复杂得多，可以说人类从未经临过如此之困境。

二

我不虚张这部书多么了得，也不将之与索尔仁尼琴相比较；但对于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历史，这是一部珍贵的文字。这部书可以传予后人，固然它还有所散简，但在中国未来的文明中，其必是一束永久的记忆一一不仅仅是见证，也是焚毁、苦难中人性之光。这些文字在读者的心灵中必将生长，也会纷纷散散地带回许多人的日常生活。

我喜欢观望废墟，在了无所存的遗址上徘徊。我祝愿那些欣欣向荣、孜孜进取的人们，但我门则属于那些毁灭的遗迹。地老天荒，废石残垣，或碎瓷，或锈痕，即使是一小小泥版，你也可以听到往昔之音，那是人的温暖，是恒古以来人对家园的驻守和激情。高先生的文字即是毁灭后废墟上斑斑遗迹。我似乎看到那些文字由夹边沟连连骨骸和灰烬间冉冉升起、汇集，如同铭刻于夜空的碑文。酒泉，神往之名，中国古远诗情；可怎么就尸横恶臭呢？而仅仅十年，那几十万苍生白骨、冤魂鬼魅便在无尽风沙中掩埋得了无痕迹。历史不残酷吗？残酷得使残酷没有痕迹。但是，人在时间中的居所呢？当大地上的房屋被摧毁，人亦丧失记忆一一时间的家园，我们如何在大地安身立命？当然，可以趴下四足而行，我们正鬃毛滋生。

记住那个“蓝皮袄”的故事吧，那无辜的母子；记住残酷中那件皮袄的温暖，“爱是一种比死亡更强大的力量”。其实那件皮袄就是家园，它被掠夺、践踏、消无片迹；而当它被重新记忆、讲述，它即重新到来，具有暖意，是讲述者由死亡重新给予其意义，你会看到它，走入其中，它使我们在残忍中祈望，落泪、倾听母亲的颤栗。家园在心中。

三

这些文字，是先生片断片断的回忆，总而一生。每篇一片断，四方八方片片汇集，而有一生大致轮廓。“梦里家山”、“流沙堕简”、“边缘风景”三集，为生命的三个阶段，亦是中国当代之历史。高先生这样做只是由简求实。这一代人历经磨难，生命七零八落。如此一生，何谈完整？读过不少文革小说，每每失望。艺术有其局限。如果小说是虚构，那么真实何在？将奥斯维辛纳入虚构，即失去其意义。真实只有意义相对不足时，才需要虚构。如果它沉重得将你坠入地狱，它就是你的生命，你必须穿透才能自救。重要的，它是你亲身所历。虚构、非虚构，是一个界线，你必须守住真实，然后才能有那一端。你知你在。先哲云：行有余而为文。高先生写过小说，但此稿取记实，说是明智，其实是诚实。那些经历对他如此重要，需要牢牢看守，连同细节。比较中国人的经历，《瓦格纳医生》是简单的。将如此复杂破碎之人生挥就为浑然巨制，当然好，但超乎可能。我们毕竟是置身其中，在此时。于是高先生用了老实的笨办法一一木纳法，由实由碎片做起。他在废墟上拾捡零落的碎片，细心擦洗、审视，慢慢地积攒、拼合，在时间缓缓的水纹中逐渐恢复其轮廓。

严肃的回忆不单是“回”与“忆”，其是生命的重新经历，忆、审、思、识、断、释，由此他修整经验，重新赋之价值与意义。这即“人”一一人之家园一一的建立。“吾日三省吾身”、“认识你自己”，从不同的角度显示了与之相似的意义。这部书大多是悲哀而残酷的故事，是“家园”的毁坏，片片章章碎心触目。这些文字不仅是见证。旷野狼籍，他默默收集那些骸骨、碎片、灰烬，倾以内心的光与泪，于是残酷中溢出暖意光泽。尽管这是一部患难之书，但弥散着人性的善意、尊严、真诚和勇气一一人性之光。“老实人”、“韩学本”，怎么理解他们呢？那是百里废墟上的小屋、微火。其实这就是“家园”，“人”毁而复生。

劳改中，他曾在小纸片上用芝麻大的字写道：“苦难在我的心灵中践踏出一片荒凉的地域，我心灵中许多美好的东西都枯萎了，死了，再也唤不起我的一点激情。由于没有这些东西，我早已感到自己不再有灵魂和生命，不再是一个活人。但是曾几何时，这片荒凉的土地上竟奇迹般地长出了一些小小的新苗……”。可以说，这是此部书稿的早时芽叶。死亡、苦难，但其心不死，他的文字秘密抵达，滋育人性，呼唤生命、水、光、草木和颜色。艰生苦旅。他说：“往事并非如梦，它们是指向未来的。而未来正是从那浸透着汗腥味和血腥味的厚土上艰难而又缓慢地移动着的求索者的足迹中诞生的。”此书如是。

高先生偶然出死而有此着，但有多少人未能走出夹边沟，未能迈过一九七六那道门槛。“我感到深深遗憾、常常为之扼腕顿足的是，在那魂牵梦萦、尘沙弥漫的北国，在那辽阔、干枯而又赤裸的大野上，又有多少这样的足迹，不留痕迹地消失在荒凉的悲风中了”。安息吧，那些消于泥土的骸骨和魂灵。

四

海明威说：“人不能被打败”。我尊重他，也尊重美国积极乐观的精神，但众生于世大抵不幸一一何止是失败？否则何以有基督佛陀？人可以失败、可以毁灭但终有一些不能放弃。比如教徒走向死亡时的祈祷；父母终前对儿女的祝愿。“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许多时候人谈不到此，但人之为“人”得有些什么，其最后那点良善、尊严、意义不能放弃。此点微小，但是立足，超越种族、宗教、文化、制度与时间。

高先生生逢抗日，之后是内战、是新中国。父死、妻死、女死，三代非命。他亦几死一生，廿年劳改，家破人亡，再入狱，晚年流亡异域，算是“得福”。人称高先生是哲人、美学家、画家、书法家、作家，但于经大难之人，这些未免虚浮。先生一生所望不过是人能为“人”，于世自主、尊严、人性地生活，为此他偿付了一生。为求生命之真，他无睹天条，说美是主观的；由于高傲，不引毛语录；于是为右派、放逐大漠；八十年代再启用，呼自由，遭围剿，停教，却拒悔过；八九年，直言，再入狱；之后，亡命天涯，漂泊异国。

高先生的美学，中心是“人”。他释美学是“人”学，“人是美的核心和主体”。而“人”之主在是“生命之真”，人欲达“真”唯在“自由”。

因此其学说反复引用“人的本质”和“自由”等词语。如果穿透理论，其思想明了简单，即在一九八四大墙之下，其拒绝权力、政体对人的强制与奴役。他由“螺丝钉”的另一面，闪现“人”的光彩。此一点，是高先生一生之重。五十年以来，中国精神和知识界沉沦殆灭，由此方知高先生精神之珍贵。此并非先知先觉、大智大勇；而只是生命执着于“真”。这其“生命之真”的具体内涵，绝非求仙炼道。高先生是以美学释身行和信念，此立世之言，远高于学问。

高先生写“老实人”，实则也是自己，二人殊路同归。后者儒生，求仁救民；而他尊个性，尚人之真。中国古老哲学中，“真”与“仁”同样高远智慧，是中国文明的两个源头。近乎喻言，由于“真”和“仁”，两人均不见容，屡经摧残，几死一生；但他们也都“始终保有那份真诚”一一持正秉真、心志不泯。“士无恒产而有恒心，此之谓乎？…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他们是古老文明毁坏后存的薪火。人之为“人”得有所“是”；有所“持”；有所不“弃”。此所谓“恒”也；“一”也；“天不变，道亦不变”。

“真”与“仁”由“人”相通；而“人”和欧洲“文艺复兴”、希腊精神亦通而融。立于“人”：“仁”、“爱”共源；“真性”与“自由”相交。时间、语言、场境的隔阂其实是可以打通的。文明之间，在知异而融通。中国的精神大抵是宿命，但高先生的文字容纳了理想。我用另外的话说：将肯定精神指向无限。请注意他文字的亮度，即使是记述残酷也润有光泽。这是“有神”精神的穿透，是打开屋顶之后的汲取收纳。人的命题大致相近，事不同而性一；境不一而心同。立足于“人”，即通而融、不惑不失。高先生92年去国，在外窘困，但拒绝搬弄政治；可寄居篙下，却宁穷而自立；能托名炒作，却孤寂缀文不舍。处喧嚣闹世，矜然自持；尚艺术，喜齐白石、毕加索，却视杜尚的马桶不过是马桶。先生人之为“人”，“一”也。

五

高先生离群索居，人称其隐士，其实他是“热”性人。不从俗流，并非不近人世。“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八十年代，高先生满腔愤然，有框世济众之心。他高昂自由，呼唤人文精神。同辈说他极端。他批评《绿化树》是穿裙子的男人；“大墙文学”将血痕稀释为胭脂；“寻根文学”逃避当代严峻现实；某些“纯文学”家陷于“诺贝尔情结”。所言未必都恰当，但可见其精神。八九年，中国知识阶层集体屈从，拥护“镇暴”，而他为直言入狱。九零年，两个遭追捕作家登门求助，其不顾安危，给以保护，为之筹款、治病，直至送他们安全上路。他实是理想的人。

中国人讲超脱常是遮掩，酷政下忍气吞声不为过，苟存亦可谅，但转而巧取则险恶。嵇康是超脱吗？他实则是以身取义。“采菊东篱下”，陶翁骨里乃愤世嫉俗。五十年代，一个二十的青年，无顾学者如林，天罚如铁，非说美是生命。此是赤子之心，超脱之境。真超脱是大担当，置生死于外。释迦，普渡众生；基督，为众人赎罪；老子，人不畏死：孔子，仁爱……。“超脱”，要从“担当”去看，如此可以走出谎言。

《寻找家园》是一部担当之书。其以个人经历记述中国当代之历史，以之为见证，为思考，示中国之灾难、权力之残暴。作者誓要在废墟骸骨间，为历史留下记忆，以望建设未来人性之家园。作者的一向是脚下的石粒一一具体真实的个人经历；一向是过去、未来之时间，其要以前于后留下“人”的印记。因此，他可以无睹时尚，不计虚名，漠然得失，十数年寂然秉笔。“昔西伯拘羹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着《离骚》；左丘失明，劂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一部文明由此而来。他说：“我们这些能拿起笔来写作的人，确实是幸运的。在他们中止的地方前进，是我们对生命之神的最好答谢。”

我读到一篇小文，“不该如此远去的背影”，作者胡继华称高尔泰先生“真力弥满”“铁骨铮铮”，“把‘人’执着地写成历史的主题”，“给历史凭添一缕英雄主义的亮色”。他又说：“高尔泰先生远走他乡，留下了令人忧思而且令人悲愤的精神真空”，“时间总是冷峻无情，把生活舞台上的匆匆过客打发成历史深处的渺茫背影”。感谢这些可敬的记忆，希望惦念他的人能读到《寻找家园》。他们大概不会失望。意义存在于时间黑暗的底层。消失的是过客，呈现的是精神。由此说，他的消失并不遗憾。《论美》是他二十年放逐的呈现；《寻找家园》是他十数年流亡的再呈现。恰当地呈现，恰当地消失，乃命运之幸运。还是让我们回到美学吧：消逝是一种美，因为其留下空旷也留下永久的记忆和回声。其实，那就是家园。

二〇〇四年六~七月于伊萨卡

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孩子

徐晓

二〇〇一年八月去美国旅行，因为非常偶然的原因被一个姓魏的朋友带到了新泽西州一个风景如画的住宅区。它远离闹市，幽静自然是好，但生活上很不方便，我做客那家被称为“阮太”的女主人七十多岁了，还要自己开车到几公里远的地方购物。几年来，高尔泰就在这里读书写作，过着隐士般的生活。

就是这个阮太，无意间说到高尔泰是她家的邻居。对于关注八十年代思想文化界的人，高尔泰是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人们对于他的敬意来自于他在社会上两度昙花一现。第一次是五十年代。在《论美》一文中，高尔泰提出了主观美学的观点，挑起了五十年代的一场美学大辩论，并因此被打成了右派：第二次是八十年代。一方面，除了继续表达因为五十年代不能在场而没有表达完整的美学思想，他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的文章，开启了一代青年与学人；另一方面，当人们对潮水般涌来的新思潮应接不暇时，他始终以理性主义的精神，对于保守与创新、西方与东方、世界与民族等重要问题发出拨乱反正的声音，并因此在“反精神污染”中受到批判。中国现有的美学史或者文学史，不知道会不会给他的著述一点篇幅，或者只提到他的名字，或者不公平到了干脆连名字都被省略了。而他的上辈人以及同辈人朱光潜、宗白华、蔡仪，李泽厚等等，他们的名字和著作，却肯定会远远比他辉煌和隆重。

我对高尔泰的敬意还不止于此。从九十年代中起，我从海外杂志陆续读到高尔泰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的系列散文。杂志一到，先找他的名字，像是要过把瘾，一口气读完，再读第二遍，然后从心底里感叹！

所以当吃完了阮太包的饺子，说打电话给高尔泰时，我又高兴又忑忐。因为一直以来都有人说，这个人有点怪！不知道电话那边都说了些什么，总之，阮太说他读过我的文章，很愿意与我见面。这已经足够让我受宠若惊了，尽管见面必须在晚十点以后。因为他的妻子浦小雨在邮局工作，每天上夜班，那时正在休息。

早听说高尔泰瘦，现在还是瘦，但筋骨好，精神也好。尺把长的头发扎在脑后，一副仙风道骨的隐士模样。他迎出来，讷讷的，有几分拙，加上听力不好，说话声音特别大。也像是有人曾经说过的，没有一点所谓知识分子架势。一个曾经在八十年代到他成都的家里去过的朋友说，那时他是家徒四壁，除了床和桌子什么家具都没有，窘困到买不起肉和水果！是啊，悉数他的经历，出生和读书都在江苏，毕业后工作在兰州，一九五七年反右后被送到甘肃省夹边沟农场，一九六二年结束劳教到了敦煌大漠，一九七八年平反到一九八二年，四年间他在兰州——北京之间打了个来回，然后是天津、南京，成都……如此动荡的生活，怎么容得下一个安稳的家？如今他有了可以放置桌呀几呀的地方，房间仍然是空荡荡的。他说，这样方便画画。我恍然，嗅，他不只是美学理论家，作家，还是个画家。后来读了书稿才知道，他原本就是学画的，可偏偏在美学上出了名，歪打正着地，他一写文章就招灾惹祸，一画画就逢凶化吉。七十年代初，他被迫画了百多幅巨型毛像，因此逃离了夺命的夹边沟。

我们之间惟一的联系是在同一本杂志上发表散文，对于他的文章除了赞美还是赞美，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他告诉我，他正在写《寻找家园》第二部，已经完成的第一部希望能由我带回北京出版。此前已经有几个人与他联系，但出于信任，他愿意由我做这本书的代理，我深知这份托付的分量。因为不用电脑写作，稿子只有一份，我们商定，第二天由阮太开车去复印并寄到我下一个落脚的城市。

在回北京的飞机上，我第一次通读了《寻找家园》的全稿。本来难以忍受的行程，因为阅读的投入变得不值一提。我意识到，这是我编辑生涯中遇到的最有价值的作品。在这本书两年多编辑出版的过程中，我反复地读《寻找家园》，也反复地读高尔泰这个人。他的著作让人联想到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而著作中的他，又让人联想到帕斯捷尔纳克。对于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知识界来说，高尔泰实在是一个异数。

高尔泰一直是孤苦的。在夹边沟农场的日子不用说了，“文革”中，他从敦煌被抽调到酒泉办展览，体弱多病的妻子李茨林带着女儿被下放到农村，因为交通不便病倒了无法医治，当他用了三天时间赶到时，只来得及看到她的遗体。妻子死时怀着八个月大的胎儿，留下个三岁大的女儿。从此，他带着女儿，颠沛流离，吃尽了苦头。这个苦命的孩子最终没有逃离母亲的命运，重点中学免试保送的成绩，却上不成大学，九十年代初死于非命。母女俩死时都只二十多岁。高尔泰的第二次婚姻在法律上维持了十五年，其中为离婚分居七年。另外的时间塞北江南，相隔万里，如果按每年见一次面，每次一个月算，加起来一共八个月。离婚后两个女儿跟母亲，如今女儿已经三十上下，父女隔海相望，起码有十五年没见过面。中年觅得知音，再婚却困难重重，婚后虽心心相印，但贫病交加，第三任妻子又险些丢掉性命。他把如此黯淡的生活，都当作命运的恩赐领受下来。

世俗生活的孤苦对于一个思想者来说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在精神上的绝对孤独。《论美》完成之前，他曾把疑惑与苦闷写信给傅雷，让他失望的是，傅雷的回信像支部书记打通思想：口口声声追求真理，真理早就被证明了，就在眼前，你却视而不见，难道是聪明的吗？因为越想越不服，越想越堵得慌，于是奋笔成就了《论美》。完成之后，他曾就教于当时西北师范大学院长徐褐夫，这位来自于莫斯科大学哲学系的教授，虽然态度极为诚恳，但是观点却让他无法苟同。文章作为批判的靶子刊出后，大名鼎鼎的朱光潜、宗白华，侯敏泽等美学权威都发表了批评意见，直至被别有用心地利用，把唯心与唯物上升到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怎一个“地老天荒无人识”！

中国几十万右派，被整死的有之，被压垮的有之，劫后辉煌的有之，辉煌之后忘乎所以的亦有之。惟有高尔泰，劫难宿命般地追赶着他，却丝毫没有磨钝他触摸自由的敏感神经。与我们需要经受觉醒的镇痛的一代人不同，他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孩子。十五岁，带着山里少年的野性本色，他从家乡封闭的山里走进一个个同样封闭的边远小城。他拒绝几十个人把同一个模特画得一模一样。他不明白，为什么他的拒绝会成为一个“事件”。他更不明白，一向敬爱的吕去疾先生居然和别人说一样的话。十六岁，读《大卫。科波菲尔》，他评价说，很美，很生动，但不深刻。理由是，米考伯最后当了澳大利亚的治安法官，但没一个英国人问一问，英国有没有权力统治澳大利亚，如果是俄国作家，一定会弄个人出来问一问的。十九岁，他自问：“为什么自己的命运，要由一些既不爱我、也不比我聪明或者善良的人们来摆布？”二十岁，他挑战权威，开拓了中国美学最富生命力的学派。从大自然的怀抱中走出来的少年，没有偶像，没有权威，没有导师，他的精神家园是自给自足的。为了偷吃几颗沙枣，他在一片沙丘中走迷了路，他想到的不是恐惧，而是“想到在集体中听任摆布，我早已没了自我，而此刻，却能自己掌握自己，忽然有一份感动，一种惊奇，一丝幸福的感觉掠过心头”（《正则艺专》《唐素琴》《论美之失》《沙枣》）。他始终梦想的，是与世界同一的自由。自由对于他来说不是政治的，不是意识形态的，甚至也不是打压后的反弹。

“美是自由的象征”一一他在审美的层面上追求自由。自由是超越一切的。他并不想与谁或与什么对抗，但不屑的高傲，使他一次又一次陷入困境。

没有呼天抢地的大悲愤，也没有伤心欲绝的大哀怨。与他的美学理论一样，他从感性出发，回归本真的人性。同是回忆录，从材料的选择、细节的捕捉，到叙述的角度，都大大超越了囿于个人经历的自传，更有别于在意识形态框架下批评意识形态的庸俗社会学文本。

他写饥饿：喝完糊糊，舐完盆，就去刮桶。“刮下来的汤汁里带着木纤维、木腥气和铝腥气。”（《沙枣》）

他写寒冷：“虱子怕冷，都离开冰冷的衣服，到干燥的皮肤上来爬，浑身奇痒难熬。不得不时时扭动身体，使衣服和皮肤互相摩擦，干扰它们的行动。”（《风暴》）

他写死亡：一个为凑数而被打成右派的独生子，瘦得衣架似的，顶着守寡的母亲寄来的引入注目的蓝色大皮袄，下摆空荡荡的直透风，怕磨出白印，不舍得捆上根绳子。“……看到他在前面走，居然在腰间束上了绳子。到底还是想通了！我很高兴，赶紧迫了上去。他回过头来，竟是穿着蓝皮袄的另一个人。那人告诉我，龙庆忠已经死了。接着穿这件衣服的人后来又死了。这衣服到他手里，已经几易其主了。”（《蓝皮袄》）

他写麻木：为了避免抵触而挨批，夹边沟的人创造了举世无双的笑一一“眼睛眯着两角向下弯，嘴巴咧着两角向上翘，这样努力一挤，脸上横纹多于直纹，就得到了一个笑容。”还有举世无双的跑步姿势一一“抬着筐一耸一耸地在全部都一耸一耸的人群中嗨嗨地穿行。”从这怪异的笑容和姿势中，“不论如何，我相信，绝不会有人读出，这就是幸福的符号”。（《幸福的符号》）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有太多凄惨的故事，因而有了太多催人泪下的文字。然而，静夜读高尔泰，觉得血管胀得鼓鼓的，血液被激荡起来，仿佛能听到撞击心脏的声音。但是，眼睛却是干涩的。面对如此诉说，泪何以堪！情又何以堪！！

不随俗，已经不易。不从雅，则更不易。不管是被尊为“旗帜”，还是被贬为“靶子”，他原本不应该是默默无闻的。与另一些声名远播的，此落而彼起的知识分子不同，高尔泰的辉煌是货真价实的，有他虽不是跌宕浩繁但独树一帜的文字为证；有他虽没有流行的效果但潜在而持久的声望为证；同时，高尔泰的甘于落寞也是实实在在的，有他从反右到“文革”以至到八十年代长达三十年非凡的际遇为证；有他从九十年代初至今长达十几年隐士般的生活为证。但是，不管是大起还是大落，不管是行文还是为人，高尔泰没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圣徒般的悲壮，也没有“风萧萧兮易水寒”英雄般的豪情。他控诉，但不止于个人的悲苦；他骄傲，但同时也有悲悯；他敏感，但不脆弱；他唯美，但并不苛刻。

《寻找家园》里描写的人物，有一直爱恋他，却时刻让他觉得“正确得可怕”的唐素琴；有为了保护他，烧毁了他的日记，在私下里与他串供的管犯人的犯人安兆俊：有先揭发了他，随后也成了右派，跳楼自杀的上海人孙学文；有打人成性，最终被他打服了的工人阶级王杰三；有省公安厅有恩于他的政工干部丁生辉和东林……在高尔泰的笔下，每一个都像一幅肖像画，在我所看到的写实性描写中，很少有人能比他更真实更准确地，通过一瞬间极小的细节，把人物活生生地刻画出来。

他忏悔，在全国性的大饥荒正在蔓延的时候，他却在画桌上鱼肉酥脆流油，馒头热气腾腾，男女老少个个满面红光笑口高张。“我一门心思制造效果，致力于细节逼真，气氛热烈，想不到自己是在撒谎，是在扩大灾难……变成了他人手中一件可以随意使用的工具，变成了物……”对于他的忏悔，你不由自主地想为他辩护。一边是作为物质的生命的极限，一边是作为精神的尊严的极限，有谁能够恰如其分？然而，你意识到，当你试图为他、实际上也是为自己这样辩护的时候，清白，圣洁，高贵，这些本来就难以企及的品质、品格、教养，就会离我们更加遥远，成为了昨日的精神。

在这样的阅读中，我理解了在北美与他亲近的北岛，李春光这些朋友，何以接受了高尔泰的“怪”。正是绝无哗众取宠之心与谄媚之态，成就了他卓尔不群的品性，也注定了他决然的孤独。他的听力不好，每次通电话，对我都是一次奇特的经历。我说，他的妻子小雨听，再凑近他的耳朵大声地转达。着急的时候，他会抢过话筒，但我的应答他还是听不见，更着急，又把话筒再传给小雨。完全可以想象，他的与世隔绝，他的不通世故，他的任性，怎样使朋友们哭笑不得。像是历史的疏忽，转眼间高尔泰已经是一个老者。但不是返老还童，他一直就像个孩子。如同不忍亵渎赤子的纯粹与率真，朋友们也不能不原谅他的不食人间烟火，虽然时有抱怨，却又情愿被他累着。

之所以写下以上的文字，因为在那个夜晚的零点时分，他对我热烈的鼓舞和殷切的重托。但又不仅于此，还因为，他承受了无边痛苦的生活，以及追求真理的言说。即便是抛开历史的、文化的、思想的、社会的价值不说，仅其文学的魅力，文字的功力，《寻找家园》与现世许许多多号称著名的文人，作家的作品相比，都要高出许多。在为这个没有大师的时代而感叹的时候，但愿，同时作为美学家、作家、诗人，画家而存在的高尔泰，以及高尔泰著作的出版，能使我们得到些许安慰。

二〇〇四年六月九日至十二日于北京

那些难忘的中国梦

郑义

在生死边缘与毛对答

我曾不止一次对自己说：画展开幕前，一定要写一篇文字谈谈高尔泰先生父女，谈谈那些如梦的往事。一定……却不料感情一重，便写不出字来，几番提笔皆涩滞不堪，只好作罢。纪念“六四”四周年的香港《中国梦》画展如期展出了，在报刊上一看到那些画，又想起那些梦。

高尔泰二十岁出头以“美是主观的”的这一学术观点而获罪，自此坎坷终生。在西部戈壁翰海中经过长久的沉思，他又说了一句话：“美是自由的象征。”终于开拓出中国当代美学中最富生命力的一个学派。苦难与成就皆起因于爱“美”，似太失真变形，有点梦的味道了。

高尔泰又是知名画家，少年时便舞着长棍在他家乡江苏高淳县的大地上画大画。既是自由的想象，又是对大尺度的把握。正是凭着自小练就的这一手“画大画”绝技，他从可怕的大饥馑中拣回一条命。他永生难忘的“古拉格”一一甘肃省酒泉夹边沟劳改农场，大饥馑时期，两千难友，很快就有一千六百人被饿死和虐待死。当高尔泰即成饿殍之际，上锋传令调他到省城兰州作画。那是“政治任务”，高尔泰便立时有了吃喝，还每日注射一针抗坏血栓，怕完不成任务先死了。人饿得快死了，吃灵丹也不能即刻见效。画大幅宣传画，爬不上高台，便有警察一左一右架。画大画出了名，便有各处来请。

因为画的是伟大领袖老人家的“宝像”，对阶下囚画家也以礼相待。怕回夹边沟饿死，高尔泰便磨洋工，一幅画照着十天半月地画；其实，他连格子都不用打，甩开刷子就是一幅“红光满面”，最后再用软软的羊毛刷子轻轻扫去笔触，颇得领导们赞赏。这不是艺术的玩意儿却救了他一命：当他画了好一大团儿回到夹边沟，发现劳改农场已然解散，难友们饿死光了。对于幸存者，这一切恍若一梦，只是过于残酷了。

高尔泰前后至少画了上百张毛泽东大型油画肖像，天下恐怕再无人像他这样与老独裁者长久独对。私下里，他与毛泽东有过许多坦白的“对答”，以个人的名义，以夹边沟难友的名义。自此他见血见骨地理解了毛和他的党。早在民运之前，他与温元凯的对话录中，就白纸黑字地预言了：面对人民的民主浪潮，共产党一定会开枪杀人。在“八九”之前莺歌燕舞的一派“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之下，偌大中国，敢作如是观者大约仅高尔泰一人。所以，六四屠城之后，中共以“为动乱作了精神准备”为由抓他去蹲大狱，平心而论，不算很冤。

匿居于严密监控的大学

我们生活轨迹的相交，是因为我妻子北明也是搞美学的，极敬重高先生。但应了“君子之交淡如水”的老话，我们之间过从甚少。六四之后的追捕浪潮中，我们曾匿在高尔泰家过了一段温馨宁静的日子。那时，他已从狱中出来，妻子蒲小雨又贫病交加，几乎死去。他被剥夺了教学和发表文章的权利，国门更不得出，只有在画布上抒写自己躁动不宁的心绪。在那些风雨如盘的日子里，他的《开天》、《奔月》、《追日》、《射日》、《填海》、《乡愁》使我和北明激动不已。在那些厚重的色彩上，我感到的，是地底深藏不露的石火，是天边遥远滚动的奔雷，是我们民族历经劫难而不屈不死的魂灵！然而，著名如他这样的思想家、画家、大学教授竟然没钱买颜料，只好以油漆、沙子代替；住下来，还发现他们可以窘困到买不起肉和水果！再是热忱挽留，我们也不忍久居了。记得那是一个爽朗的秋日，花农们田地里一畦一畦的各色菊花开得正艳，药香醉人。高尔泰兴致极好，冒出些入得情境的古人佳句一路上高吟浅唱。在菊花丛中，小茶馆里，我们以茶代酒，依依作别了。非常的境遇使我们四人皆脑后有眼，一致认定有一青年追随不舍。一种解释是仰慕高先生的学子，另一种就是“尾巴”。虽然可能性不大，也认真对付。于是匆匆分手，他们夫妇二人返校；我们则甩掉“尾巴”，从校墙外绕至校门口的汽车站登车启程。待我们绕到川师大门口，竟见高尔泰违反“安全操作”规程，追出大门外与我们遥相面对。此处门禁森严，耳目众多，我们不敢有所表示，只是定定相望，把这个大时代的感觉和相濡以沫的友情埋在心底。车开动的瞬间，高尔泰情不自禁地向我们高高挥手作别。我们也向他挥手。看来，有时，感情的宣泄是超越安全考虑的。

这一段“囚犯”与“在逃犯”在中共严密监控的大学里论诗品画的日子，该算是一个美丽的梦了。

营救计划即刻起动

这一别，山山水水地我们终于偷渡到了香港。稍安定，便记起了一个承诺。我曾在不同的语境中多次征询过高先生夫妇的意见，每次的答复都是：走，能走就走，自由与尊严超越一切。甚至还准备和我们一起去海边。我们当然不能同意伤痕累累的高尔泰夫妇随我们去“撞大运”，便留下了一句暗语和一个承诺。

于是香港——美国函电交驰，一个精密的营救计划逐步成形。却教人焦灼的是，高夫妇离家赴京，一时寻觅不着。那几日，我们几乎整天守在电话前和成都、北京联络。因为需要他们最后一次决定自己的命运。在整个营救计划即将放弃的最后一刻，当最后一次努力的电话铃声响起之际，他们刚刚从北京回来，听到电话铃响，匆匆拧开了门把……

数日之后，一侠士趁夜色来到川师大门口，正发愁如何从门卫鼻子下混进大门，忽然大雨如泼，他灵机一动，将手中雨伞向暗处一掷，撩衣蔽头一下子冲进了大门。然后按照我画的地图，未曾问路就摸到了高家。敲开门来，问：“是高尔泰先生家吗？……我想来看看高先生的画。听说高先生近来画了一组以楚辞神话为题材的油画……”答曰：“不是楚辞，您可能听错了，是上古神话。”一一暗语对上了，双方身份确证无疑。

本来，按照营救活动惯例，一接头便要即刻上路，以免夜长梦多，徒生枝节。但满屋一转，侠士被那些画深深感动了，破例逗留险境数日，帮助他们将画一次次转移出大学。最后，又是一个夜晚，在去火车站的半途，侠士向计程车司机亮出一迭钞票，于是改变计划，漏夜驶往重庆。途中泥石流暴发，又雇得农民拖车、招车。纷乱手电光中，号子喊得三位夜行者心口发热。重庆，高尔泰恰有一学术活动，然后，登船东行……

后来忆及，仿佛冥冥之中，这一切早有安排……

高尔泰岳母在北京家中卧病日久，却不断念叨说快有人来接女儿女婿了，她不能再如此拖累了云云。老人总怕误了什么，预感有一件大事快误了，便悄然选了“六四”三周年忌日服安眠药溘然长逝，并留下遗嘱骨灰洒入长江。于是，才有了在最后一瞬蒲小雨拿起电话，营救计划即刻起动；才有了以完成母亲遗愿为由，名正言顺离开监视内控的四川师范大学。就这样，老母亲以生命为他们追寻自由的壮举送了行，并陪送他们泛舟扬子、长出三峡，黄鹤一去无消息。忠孝不能两全，则绝孝而尽“忠”。壮哉老母！

特级保密：《中国梦》

香港。

寂静中数日苦候，终于某日传来消息：“下午四时已启航。”抑制着兴奋与焦灼不安，朋友们聚一起等候高尔泰夫妇的到来……

仍然是那一脸谦和的微笑，仍然是那一种凝神的倾听……按照那准确得近乎钟表的计划，加之侠士们对艺术的尊崇，人出来了，画也出来了。

于是便萌生了“六四”四周年《中国梦》画展。

在准备画展的日子里，高尔泰画得疯魔了。在南国难当的酷暑中，赤膊上阵，挥汗如雨，每日里从天明直画到深夜。满手满身油彩，椅背门边也不时有斑驳色彩祸及他人。这一时期，我们两对夫妻伙居一宅，高尔泰、小雨画画，北明和我写作。读书写作之余，我借得一刨，拾得一锯，购得一錾一锤，便给高先生制作油画框。高尔泰很是不安，其实这是我的荣耀。

劳作之暇，我们常常一起到海边散步，谈人生、艺术、谈那片难割难舍故土母国。中秋节之夜，我们一起躺在海湾里的游艇码头上望月亮。那一晚乌云密布，月亮在乌云里艰难穿行。渐渐地，话少了，都有一份沉甸甸的心事。我在想八十有一的老母亲和数年不通音讯的小女儿，高尔泰呢？我没问，他也没说。但我猜想他一定在挂念他的小女儿高林。这孩子重病在身，走时又囿于安全纪律，连句暗示都没搁下。抵港后，高尔泰夫妇多次要求与家人建立联系，报个平安，都被婉拒了。道理很简单：若打算在中共特工密布的香港匿名居至来年六四，完成《中国梦》画展的全部准备工作，就必须严加保密，切断一切可能泄密的联系。高尔泰一想起病中的女儿，就禁不住长吁短叹，每次我都劝慰一番，并对朋友们的特级保密措施加以再三解释。言之成理，又是为了画，末了，他每次都只有凄然首肯。

残酷的梦一一高林

十月初的一天清晨，高尔泰约我出去散步。路上，他平静地说：“高林死了！自杀了……”这雷霆般的打击刹那间惊呆了我。我紧张而疑问地瞥他一眼，他面无表情，仿佛在陈述一件与己无关的往事……

这女儿是在遥远的大西北流放地出生的。孩子的母亲，因受高尔泰株连被驱逐到甘肃农村，不堪折磨死去，时年不过二十五岁。高尔泰只好将三岁的小女儿接到劳改营式的“五七干校”。小女儿每日在田野里陪父劳作，野跑，父女俩相依为命。在那个毁灭文化的时代，高尔泰心疼女儿，便亲手为女儿绘了厚厚几大本童话连环画，作为启蒙读物，将美、希望、自由、勇敢点点滴滴注入孩子童稚的心灵。当这些画集终于得以正式出版之时，小女儿林林已上了学，一路念上去，总是学校里的好学生。八九那个年头，林林考大学，作为市重点中学的兰州三十一中的好学生，她获得了免试保送。但是坦克车过去之后，父亲一生都却之不去的厄运又一次降临。在中共上层的无端干预下，女儿大学居然没上成，父亲又下了狱。一一轻度精神失常一一一个青春的梦幻被击碎了，

不久，又发现患有性质不明的肿瘤。苦命的孩子！

高尔泰夫妇匆忙出走前，曾说一到地方就给她信。不料音讯杏无，国内纷传失踪，甚至有怀疑中共下黑手的。三个多月了，孩子终于绝望了……也许她以为父母已不在人世，她唯有追随而去；也许失学、疾病和无穷无尽的政治迫害使她过度疲惫……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她想的是什么，我们永远不得而知。可以确认的事实，是这个罪恶的社会将她扼死了。孩提时，父亲竭力把她保藏在自己构筑的一个美丽的梦幻之中；长大了，当她独对这卑鄙的社会之际，可怜的小林林终于发现：她的全部人生竟是一个永远也挣脱不了的恶梦！

我的心久久地、久久地隐痛。

关于这个苦命的孩子，我们之间再不提及。只是在高尔泰每日如常默默挥毫作画的赤裸的脊背上，我读出了更多的苦雄及苦雄铸成的虽九死而不悔的力量！

永恒的纪念

在我们的辩论声和赞叹声中，高尔泰完成了“上古神话系列”大幅油画，艰苦卓绝。那巨大的力度使人震撼，尤其难得的是，我亲眼目睹了一位思想家、艺术家的精魂是怎样涓涓滴滴注入画幅。

而且，在每一画面上，我都可以感觉到那个刚刚辞我们而去的女儿，这些画不仅是中华民族卓越先民的梦，更是一位父亲特意给已经长大成人的女儿锻造的反抗之梦，一组弥漫阳刚之气的伟大的梦。

五月底画展在香江按原计划如期举行，并获得成功。看到那些我亲制画框并目睹其诞生的画自然倍感亲切，但一群香港女孩儿在画展上的合影更使我心蓦然一沉。这一个个关于我们民族的亘古之梦她们听懂了吗？而那个最有资格也极有可能领悟这些生命之梦的女孩儿林林却听不到了。

于是我写下关于她和她父亲的美丽而残酷的梦，作为我对她的一个小小的祭奠。

还想说最后一句，那幅油画《填海》。在成都家中所作的，是小鸟精卫在巨大的海的旋涡上俯冲。在香港，构思改为头佩白花，红衣红羽的人形精卫以身填海。我离港时，《填海》仍未定稿，不知后来参展没有。总觉得，林林不正是天帝之女精卫吗？她不幸溺水了，而灵魂却化作红衣红羽的小鸟，燃着生命之火，去照亮那黑洞般的深渊。林林有在天之灵，想必如此的。

就这样，高尔泰在林林痛苦绝望之际所作的那些中国梦的油画，该算作对女儿的永恒的纪念。而那幅《填海》可能是他关于女儿的最后的梦境了。

读《寻找家园》

崔卫平

读高尔泰这本《寻找家园》，常常惊讶于其文笔之好，灵气飞扬，五彩缤纷。写他在江南小镇高淳县淳溪镇的童年生活，像传统的年画那样鲜活、明艳，仿佛一伸手，便可以触摸得到。尽管书中大半的内容是很不愉快的，当右派、在西北劳教营接受改造、文化大革命等等，读来残酷，但是仍然不失阅读的乐趣：绘画出身的高先生，有用画面讲故事的特殊才能，于是那些晦涩的经历，变成了清晰如画的场景一一有人在说话，有人在发脾气，有人铁青着脸，就像看小电影，看未经剪辑的毛片。

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也许，身在国外反倒帮了他的忙。在一个非母语的环境中，语言不是用来日常交流，不是用做俗务的媒介，于是就有可能被当作艺术的材料，在上面进行艺术的加工。包括乡愁的原因，都有可能把某门语言的艺术推向一个极至。令人想到的还有海明威的在欧洲时写的作品（《太阳照样升起》、《永别了，武器》等），当他不直接使用英语时，他写下了最漂亮的英文句子。高尔泰先生在不直接使用汉语时，写下了当代“红楼梦”般的汉语。

在饱满、丰沛的感性元素当中，会有理性的光出其不意地突然闪现，让人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陷入一场天茫茫地茫茫的思考，就像撞见了地平线。比如写一九六八年在一个农场捉黄羊，那是一只精力充沛的动物，被夹铙夹断一条腿之后仍然跑得无踪无影。沿着零星的血迹开始寻找、追赶，终于它跑不动了。“我坐下来。不料这个动作，竟把它吓得急速地昂起头，猛烈地抖动身躯。我想我在它心目中，是一个多么凶残可怕的血腥怪物啊，事实上也是的，我真难过。”人是环境的产物，当时的环境多么缺少人性，由此也可见一斑。

尤其是高尔泰这样一个从小被视为玩劣儿童的人，要想把他纳入同一个模式，把他“格式化”，多么地难哪。上初中时，他连续留了两级，第一次是因为淘气打架；第二次是因为在密密树林中搭了一个鸟窝，躲在里面看书，学习成绩当然上不去了。略大一点逛苏州园林，觉得浑身不自在：“百折的回廊九曲的桥，在上面走连步子都迈不开，何况它并不通向哪里，转来转去又回到原处。”而那些假山、漏明窗、月亮门、水榭花坞，“在里面转来转去，自己也像是有几分假了。”他“时来运转”的一次是这样的：穿着球鞋参加学校百米竞赛，当即拿了第四名；而经过一年的训练，成绩是一破江苏省记录，平全国纪录。那是在一九五五年的江苏师范学院（刚从东吴大学转变而来）。这样一个“浑不知”的人，在那样一个凡是讲个分明的年代，其遭遇必然像王小波说的“王母娘娘倒马桶一一指不定倒在谁的头上”，即永远不知道什么东西会落到自己头上，“说不出个米和豆子来”。

在我这一代人眼里，一九五七年那场《论美》的讨论具有某种传奇性质。在扼杀美学的年代，居然有这么一篇“唯心主义”的东西，将当时仅存的美学学者宗白华、侯敏泽、洪毅然都扯进去写文章讨论，而此时高尔泰才二十二岁，在兰州郊区的一个中学里教书。不久他被定为右派，开除公职，发配西北夹边沟农场劳改，经历了恐惧饥饿的生死考验。有关这个著名的农场在二〇〇四年出版的另外一本书中有更为详尽的描写，那就是杨显惠先生的《告别夹皮沟》。六十年代初大饥荒时，那里饿死了许多人。而这些人刚来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是劳改，“带来了许多事后看起来非常可笑的东西”，高尔泰记叙道：“二胡、手风琴、小提琴、象棋、溜冰鞋、哑铃、拉力器”，而照相机、望远镜、书籍、画册等，在刚进来的时候，就被没收了。如果没有被没收的，日后变成了“生火取暖的材料”。

高尔泰因不俗的绘画才能，一九五九年突然被两个警察带离，送到兰州参加“十年建设成就展览”的绘画，才幸免一死。一九六二年他解除劳教之后到了莫高窟敦煌文物研究所，在那个顶极的世界著名文化宝库，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种种荒诞不经的事情。令人惊奇的是，在那样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所发生的文革和内地竟然没有什么两样。牛鬼蛇神夫妇要分男、女宿舍来住。有人睡梦中装喊“毛主席万岁！”第二天还变着法儿想听到有关反应；但是听到的人同样装做没听见。这期间高尔泰年轻苦命的妻子生病，未得见到丈夫一眼，便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用老百姓的话来说，高尔泰纯属“命大”的人。九死一生之后，一九七八年百废待兴，高尔泰得以进入兰州大学从事美学教学。这之后他又经历了另外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但那是另外一本书的内容了，我曾经在一家杂志上读到它们的片断。

流沙堕简

收藏家汗漫

“近日拿到高尔泰先生的新书《寻找家园》，彻夜长读。不禁想推荐给大家。自做了编辑后，我几乎放弃写作，甚至评述。但先生之书我却不忍独享。

“做大学时，读先生《论美》，激情勃发，美兮丑兮，关乎命运枢纽。那是激情燃烧的年龄。先生之著作也是如此，发凛须张，眉目渲染。令我抄了几大本。

“人生流离，情绪如沙，日光日日漏。以一己之身所感所触，披沥民族之痛，发生人性，聚集自然伦理。是先生之文之大光辉所在……”

上面是我在天涯论坛闲闲书话版发的一个帖。说的是一时的读书感受，就顺手贴到了网上。

我曾不喜欢《寻找家园》这个名字，感觉很没有韵味；书中卷二名流沙堕简，我觉得作为书名更好。高先生现在身居海外，对家园感受应是别一番意味。中国人其实有很深的故园传统，黍离之声，胡马北望。先生是一传统文人，能诗善画，又很在乎大脑的去处，梦里家山应是如噩梦骇人，如棒喝使人入境。思考和传统的文化个性，铸就了良知的傲慢和狂妄。有篇纪念兰州大学杨子彬先生的文章（《在通往理想的途中一一杨子彬先生的四条道路》，唐文明）里有一段这样的话，我抄下来给大家：

……苏格拉底宁愿服刑也不愿逃走，因为城邦是他真正的家园，是他真正的社稷。苏格拉底的神灵引导他走向真理之路，虽然这条路看起来与城邦的现实不相称，但他相信，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城邦的繁荣和发展。他诉诸内心的声音，但并没有由此走向“良知的傲慢与狂妄”，而是将自己的良知与家园看作是根本上一致。坚定不移的家园感正是苏格拉底勇敢就死的心理动力，也正是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的含义所在。亚里士多德说只有动物和神才无所谓家园，而人只有在城邦中才能真正成为自己。苏格拉底意识到自己无论如何不能失去家邦，因为他知道他既不是动物，也不是神。他不可能像神一样全知全能，但又比动物更聪明，因为他知道自己无知。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苏格拉底服从雅典法律而不逃走的行为才不至于降低其价值。

“家园是与人的存在息息相关的天命场域，是人是其所是的生存处境。这正是苏格拉底的终极关怀所在……”杨子彬先生也是高尔泰先生在兰州大学的同事，也在敦煌劳动教养过。我记得原来高尔泰有一篇文字《老实人》专门写到了杨子彬先生，不知道为什么轶漏了。书名认识的差别也是我们之间的距离，我曾以为《寻找家园》这个书名是编辑林贤治先生所改，后来上网搜索了一些有关文字才知道是高先生自己的意思。所谓江山应如是，多情应笑我，自嘲与眷念，深情绵邈，都在这四字了。

高尔泰先生熟悉的苦难的甘肃，我也生活了十几年，以至读起《寻找家园》甚至嗅到了甘肃的泥土的清香，十分亲切。我熟悉的很多人和听说的很多事在这书里找到了面目和真相。比如《电影里的锣鼓》一文里的谢昌余先生，也是我尊敬的一位长者。曾主持编辑过《当代文艺思潮》，从甘肃人民出版社退休后，又和杨子彬先生一起主编传统文化丛刊《国学论衡》，可以说是近几十年甘肃文化界最重要的人物。那文章这样写道：“《论美》的写作和发表……受到全国性的批判，我们的校长肖英以为出了大事，跑到兰州市委，报告‘严重情况，接待她的青年官员谢昌余听完汇报，告诉她这是正常的学术讨论，不是政治问题，不要紧张。”在那个时代，能够把正常的学术讨论和政治问题分清并能正确对待的人显得太少。高尔泰先生提到的和风鸣后来也写了一本书（《经历：我的一九五七》）记述了五七年在安西农场的生活，我正好也是那本书的编辑，她的丈夫王景超就死在了夹边沟农场。其中的表述，沉静，充满思考。曾让我时时警醒。

现在我们拿到的这本书肯定是做了删节的，有点遗憾。我和责任编辑林先生曾说起过这事，其中避讳得多。当然也有对文化的尊重和作为编辑的慎重。比如原文说某某有断袖之好，编辑给处理掉了。一是这样的事本是个人私密，不能喧而哗之。二来某某在敦煌大漠几十年从事保护文化的事业，功莫大矣。在那样的环境下，人烟寥落，绝望丛生，断袖之好甚至也合乎人性。对于民族文化的守夜人我们时刻充满敬重。我遗憾的是关于杨子彬、韩学本诸先生和高先生前妻李茨林的章节不见了，少了其中很多人的风采。韩、杨二先生和书中的安兆俊先生是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人啊，有见解，有立场，有气节，达观，对生活和祖国充满热爱。我一次读他们的事迹，一次热泪盈眶。这些我们脊梁的人呢，像活在古代，活在《世说新语》的文字里，眉目清晰，话语娓娓，像现代经济时代文化的一个传说了！我希望再版时能匡正讹误，多恢复些文字。

本来这书不需我絮叨，其中价值很多学者都有论述。赵毅衡先生说：此书将许多往事，细细穿插，一一道来。连本是惨绝无言的场景，也深情蕴结，推刚为柔。风度雍雍而令人心折。有个朋友甚至说高先生的这些文字价值超越了他的美学文章。所谓右军书法，庾信文章，一时一时的风范。甘苦炎凉，如墨分五彩，盐通六味，一一琢磨吧。窃以为，《寻找家园》是汉语界最重要的收获之一，一个时代的风度就这样不会为我们所忘怀。推荐给甘肃的朋友，推荐热爱生活和祖国的朋友。

隐居林下高尔泰

贝德

唐窟中最使我倾心的，还是塑像……阿难单纯质朴，迦叶饱经风霜，观音呢，圣洁而又仁慈。他们全都赤着脚，像是刚刚从风炎土灼的沙漠里走来，历尽千辛万苦，面对着来日大难，既没有畏惧，也没有抱怨，视未来如过去，不知不觉征服了苦难。

一一高尔泰：《寻找家园·面壁记》

“当我在课堂上向学生说起高尔泰、李泽厚，说起他们的时代及其思所言，我尴尬地面对着要么漠然、要么困惑的眼光一一这些专名符号于他们是那么遥远和陌生。一个时代，就这样在一代人的迷惘中成为渐渐远去的背影。高尔泰、李泽厚所开创和代表的那个激情如炽的“美学时代，就这么成为昨日春潮，苍茫夕照了吗？”胡继华二〇〇一年九月发表的名为“不该如此远去的背影”的文章，以这样的发问开头。在文末，作者再次关切地询问：“高尔泰，一个发誓不从俗流的人。在大洋彼岸的他，是否十分释怀，十分轻松，十分潇洒自由呢？”，在见到高尔泰前，我的脑中不断萦绕着同样的疑问。

寻访高尔泰

二〇〇三年初，在一个春寒料峭的午后，我和罗格斯大学数学教授、书法家黄一知，《多维时报》总主笔、作家高伐林，一起去寻访高尔泰。

车从新泽西收费高速公路上下来，转向一条乡间小道，进入面积达一百一十万平方英亩的北美著名的“松林地”国家保护区（The Pinelands National Reserve）的北部。在面向海洋、背依森林的杉谷湖（CedarGlen Lake），那个在大西北的戈壁、黄沙、落日中的踽踽独行者，那个沉迷于思辨世界的哲人和宁折不屈的斗士，在这里深居简出，杜门谢客，几乎销声匿迹了。不少朋友曾力劝他搬到纽约去住，但他不肯，他说他喜欢山野。他对我们说，他不是耐得住寂寞，他是喜欢寂寞。传说中，高尔泰“像个农民”（北岛语），这次见了，觉得是有点儿像。他衣着随便，言辞木讷，状貌粗犷结实，不大像学界中人。过肩的白发扎在脑后，黄一知建议他放下来，他说不行不行，放下来就像“东邪西毒”了。满堂大笑。

在思想上、艺术上是位大师，在生活中是个老顽童；性情直爽、畅快，甚至带几分天真；远离世俗，鄙视世故，视功名利禄如浮云一一这就是我认识的高尔泰。当代中国难得的奇人高尔泰，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五日生，江苏高淳人，画家、美学家、教授。一九五七年因发表《论美》被划为右派，开除劳教。一九六二年起，先在敦煌文物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兰州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工作。因所著《美是自由的象征》一书曾被国家科委授予“有突出贡献的国家级专家”称号。一九八九年被控涉嫌“六四”入狱，后与夫人浦小雨一起逃亡海外，于一九九三年来美。他的一生充满曲折。正如学者曲选在《美学家和批评家的高尔泰》一文中所说：“不幸铸就了他宁折不弯的性格，这性格又使他更加不幸，相当长的时间里，他备尝苦辛，是一个为社会所不容、为人们所不理解的孤独者……正是在这种不幸的氛围中，高尔泰成为我国当代著名的美学家和批评家。”（《批评家》一九八七年第三卷第六期）在《中国当代美学研究概述》（天津教育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一书中，赵士林集中论述了五位一一朱光潜、宗白华、蔡仪、李泽厚、高尔泰。他指出：“他们是中国美学大厦的主要建筑师。他们的主要观点，建构了当代中国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

高尔泰出国后，《中国时报周刊》采访了在美国的作家刘宾雁和在瑞典的理论家刘再复。刘宾雁说：“高尔泰是当代中国一个难得的奇人。无论就人格、才华和贡献而言，他都应该被列在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的前三名。”刘再复则说：“高尔泰才华横溢、性情正直，但是稍嫌极端。”北京大学《北大在线》网站的中国学术城开辟了专栏“高尔泰的美学”，收集了一些高尔泰的照片、文章和有关评论。专栏制作者把以下几句话高悬在醒目位置：“高尔泰的美学一开始就是其命运的一叶孤帆，历史的风暴把它扫向了荒野，他几乎是以年轻的心和孤单之力平衡着整个文化语境中不对称的‘对话’”。在高尔泰著作几遭封杀的中国大陆，这一专栏为人们窥知高尔泰提供了一扇窗口。高尔泰的朋友和熟人则为我们了解他提供了一些细节。作家郑义、北明夫妇“潜逃”时曾经一度住在高尔泰家中。郑义在回忆文章《那些难忘的中国梦》中讲到他们临分别时的情景：“待我们绕到川师大门口，竟见高尔泰违反[安全操作』规程，追出大门外与我们遥相面对。此处门禁森严，耳目众多，我们不敢有所表示，只是定定相望，把这个大时代的感觉和相濡以沫的友情埋在心底。车开动的瞬间，高尔泰情不自禁地向我们高高挥手作别。我们也向他挥手。”

在国际佛学界很有影响的星云大师在公开发表的日记中提到高尔泰说：“他在青年时代颠沛流离，曾被关进劳改农场，但侥幸存活。虽然如此，他却非常感激命运。因为在他遍满创伤的躯体里，仍然留下一个不屈的灵魂，得以从旁观察和思考他所经历的人生过程。来自这种观察与思考的勇气与自尊，使他的生活过得充实而且丰满。在人生的旅程当中，不如意的事十之八九，谁没有遭遇过艰辛困难？谁没有尝过挫折打击的滋味？但是，有几个人能像高尔泰先生这样豁达开朗，又心存感激呢？想必是有思想智能的人才能如此吧。”（《普门》杂志）高伐林此前曾经访问过高尔泰，他当时很有感触地写道：“避开政治漩涡，政治漩涡却屡屡将他吞噬；想远离尘世喧嚣，尘世喧嚣却往往挥之难去。然而，迭遭时代翻覆身世浮沉，却能童心未凿一派天真；受尽挫折频遇算计，却能葆有追求真理的勇气和激情……他就是高尔泰。”朋友蔡士告诉我，高尔泰很有个性：不顺眼的记者上门也不接受采访，退进卧室，使小雨和记者十分尴尬；谈得来的朋友才赠送字画，名人求字画不应，还说“本来就没多少来往嘛”……

一位业余作者到伦敦回来后写了篇散文，高尔泰从朋友处看到后，兴奋地给朋友打电话，并且立即给素昧平生的作者写信说：“我已经很多很多年没有读到过这样的好文章了。我相信，你有那样的感觉方式和思维方式，不仅是伦敦的建筑，任何一个荒凉的海边小镇或者平凡的路边田野，在你的笔下都会透露出一股子土厚水深的历史感和沧桑感，无须辞藻的渲染，自然感人。……很愿意同你做个朋友，欢迎你随时来访”。

在异国寻找家园

高尔泰夫妇初到美国时，举目无亲，身五分文。星云大师提议，请他们到西来寺蒙地可精舍去画百幅《禅话·禅画》，当时还有另一个机会，是到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经过考虑，他们选择了前者，这一初到美国的第一个选择，决定了此后很多年他们生活的道路。

现在，被风涛追逐的一叶扁舟终于驶进平静的港湾，用曲选先生的话说，他终于有了“一张平静的书桌”，尽管是在异国的土地上。平静的生活使高尔泰得以潜心创作，成果甚丰。他创作了大量书画作品，同时文论结集，由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出版了“高尔泰文选”，第一部名为《美的抗争》（一九九五年，二三七页），第二部名为《美的觉醒》（一九九七年，一九八页）。他的长篇著作《寻找家园》，第一卷《梦里家山》和第二卷《流沙堕简》，都已完成，共约三十万字。从一九九五年起，其部分章节在文学季刊《今天》上陆续发表，并被译成英、法、德、意、西班牙、荷兰等多种文字，获得热烈的反响和很高的评价。诗人北岛写道：“……他的文字炉火纯青，质朴而细腻，融合了画家的直觉和哲学家的智能”（《世界日报》一九九八年二月四日）。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写道：《寻找家园》“广受欢迎，在我手上，就传了好几个人。这样民间的流传不是任何一个权威的召唤，而是高尔泰作品本身的魅力”（关于高行健获奖给朋友的信））。文学评论家赵毅衡在二〇〇二年发表的《二〇〇一年的海外文学》一文中，特别提到：“此书将许多往事，细细穿插，一一道来。连本是惨绝无言的场景，也深情蕴结，推刚为柔。风度雍雍而令人心折”。评论家一平更说：“这些文字给予我们一种人性的力量”（《人性的家园》，《今天》一九九七年第三期）。

总部设在巴黎的“国际作家议会”（International Parliament of Writers）向高尔泰提供了为期两年的资助。该组织在世界多国三十五个城市设置了“庇护城市网”项目（Net work of City of Asylum），用以资助优秀作家，保障他们进行自由创作。高尔泰成为拉斯维加斯市第一个资助的华裔艺术家，由内华达州立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负责接待，使他得以专心从事创作和研究。高尔泰告诉我，他很快就要举家西迁，将在那里完成《寻找家园》的第三部。拉斯维加斯是著名的赌城，现代生活的海市蜃楼，弥漫万丈红尘。当年，高尔泰在中国西北的沙漠中，厮守的是千年石窟、壁画；不久他就要在北美的绿洲中，直面灯红酒绿、百变人生，在一片喧嚣中沉静思索一一这也许正应了一句古语：“大隐隐于市”。

识之者谁耶

一九九七年十月，纽约曼哈顿的日本画廊举办了高尔泰、浦小雨双人联展，这是该馆近百年历史上第二次为中国画家举办画展。一九九年四一六月，高尔泰夫妇再次应星云大师的邀请，前往台湾佛光山兰阳别院。在不到五十天的时间里，两人合力创作了一幅巨型壁画。这幅壁画高五点五米、长三十米，绘有神怪人物三百多身，走兽飞禽难以尽数，被台湾媒体誉为“宏伟壮观，如临佛国”，“速度之快，也显示出深厚的功力”。

纽瓦克博物馆将于四月二十三日至七月二十三日举办展览《历史的笔墨：当代艺术家和中国传统》（A Brush with History：Contemporary Artists and Chinese Iradition）。展览的组织者、纽瓦克博物馆的卡门（E.Carmen Ramos）和周玮向我介绍，参加这次《历史的笔墨》展览的华裔艺术家有四位一一高尔泰、季云飞、张宏图和Nina Kuo，他们有的生于中国，有的生于美国，现均居住在美国。《历史的笔墨》的目的之一是向观众表明：背景各异的艺术家是怎样以及为什么如此钟情于中国传统。展览的说明介绍说：“四位艺术家风格各异：高尔泰沉醉于中国书法艺术的抽像，将敦煌艺术的传统和技法推陈出新；季云飞娴熟运用传统技法和形式来表现风云壮观的中国现当代史，张宏图和Nina Kuo则幽默地融通中国和西方的艺术素材，激励受众去探索各自文化的本质。”

在纽瓦克博物馆选中展出的高尔泰作品中，有一幅名为《北方的河》，画面苍凉寂寥：远山，近水，一叶扁舟……在画的左上角，高尔泰写有三、四百字的题辞，实际上是一篇小品文，融哲理于抒情，寓美学于历史，而结以“想当年，迁客一舸，白日依山，寥云接地，万里西风瀚海沙，感何如耶？此画用唐人笔法，忽得汉魏遗响，大音稀声，识之者谁耶？”画中有文，文中有画，味之余韵无穷。我想，当这幅作品悬挂在博物馆的展厅里，在众多的参观者中，也许不乏“识之者”吧？！隐有禅锋的答问趁他兴致好，我提了几个问题，他的回答别致有趣，照录于下。

问：你是画家，又是美学家。前者是造型艺术，后者是抽像思维，二者有何联系？

答：二者的联系，在于我的爱好。我喜欢这个又喜欢那个，二者就联系起来了。就像黄一知，他喜欢数学又喜欢书法，二者就联系起来了。

问：读你的著作，我觉得你的观点，从“美是主观的”到“美是自由的象征”，无不独辟蹊径，与主流思潮格格不入。请问，它们是怎样影响了你的创作生涯？

答：谈不上创作生涯，我不过是随遇而安。当然也不是很安。性格就是命运嘛。

问：有种说法：从专制束缚之下来到自由世界，对于深受民族文化熏陶、具有独立意识的知识分子来说，是“得到了天空，失去了土地”。你是否有这种得失的感受？

答：很难说，这要看“天空”和“土地”具体是指什么。如果是从未拥有的东西，我想我不会感到失去。

问：你对中国艺术史、中国书画有深入研究，出国十年又接触了许多西方艺术，能否谈谈您的有关感触？

答：不同文化是不同的精神生态环境，生长不同的动物和植物，这是一种历史中的自然，我只能听其自然，观其自然。

品味这些回答，亦庄亦谐，虚实中隐有禅锋。告别高尔泰时，已经是薄暮四围，而且飘起雪花。“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谈论着各自的感慨，我们竟然在乡野林间迷失了归路……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访前南京大学教授高尔泰先生

亚衣

高尔泰，中国大陆当代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和美学家，长期从事哲学、美学和文艺理论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原为中华全国文艺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华全国美学学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六四事件后被中共当局逮捕，一九九零年获释，现居美国。

没有委屈感

亚：您是中国大陆当代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和美学家，本刊不少读者想对您有进一步的了解，请您作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高：我幼时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度过，逃难期间随父亲学习中国书画。后来上学选择了美术专业，学了五年，由于也喜欢看书，喜欢空想，偶然搞起了美学，写了篇“论美”的文章，此文发表后闯下了大祸，这中间的曲折，说来话长，就不说了。

一九七八年我获得“平反”后，先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美学，后来又在兰州大学哲学系、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南开大学中文系任教授，一九八九年受聘到南京大学任中文系教授和美学学科博士研究生导师。一九八九年“六四”镇压事件后，中共当局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将我逮捕，投入南京娃娃桥监狱，后转入成都四川省公安厅看守所关押。一九九零年出狱后国家教委继续迫害我，不许我回南京大学教书，国家教委主任何东昌甚至当面责问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和党委书记韩星臣“你们为什么对高尔泰那么感兴趣？”我走投无路，只好逃离中国大陆。

亚：您所说的“闯下大祸”，是不是指在五十年代的“反胡风运动”和“反右运动”中遭受过的不公平的待遇？那时您还很年轻呀！

高：一九五五年的反胡风运动时，我还是江苏师范学院美术系的毕业班学生。那时的运动是和肃反运动连在一起的，运动的口号是“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份子”。当时校园内气氛之紧张，实际上超过了后来的“反右”运动。白天可以听到老师们开斗争会的吼声，晚上到处有人巡逻。学校中有人自杀，有人被捕。当局还在学生中进行了清查。我们班一共三十二人，有五人被清查，是杜吾一、葛志远、张文时、唐素琴和我。班上的党团员是审查者，他们组织斗争会和整理材料。我当时被审查的原因是“说怪话”。后来学院的党委书记杨巩看了我的材料，说我是思想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责令停止对我审查。但是材料已经记入了档案。一九五七年反右时我因为“论美”的文章遭到批判，以前的材料又被翻了出来，一起算帐，被打成右派。前面说的反胡风时我们班上被审查的五个人，此时全部被打成右派。两个人被开除公职，送到农场劳动教养，其中一个就是我。

至于你说到“不公平的待遇”，这个“公平”与“不公平”就要看以什么为参考系了。在我被“劳教”的那个农场，许多人都是莫名其妙被送进来的。有的只是为了一点小事，比如不服从分配，骂了领导，或者坚持要回家乡等等，后来这些人都死在那里了。这个农场里百分之八九十的人都死了。而我毕竟还是有“反动言论”的“前科”的，文章又在全国各地的报刊被批判过，同周围的人比，我不算冤枉；我父亲是右派，死于劳改工地，姐姐是右派，受尽折磨，同他们相比，我受到的也是“正常”待遇；还有无数拥护党的农民饿死了，同他们相比，我觉得更是无话可说。我总感到是在敌人的统治之下，所以毫无委屈之感。只有对自己人来说，才存在公平与不公平的问题，我从来没有这个感觉。

亚：为什么“论美”这样一篇谈“美”和“美感”的文章，会惹出如此大祸呢？

高：你说是谈“美”和“美感”，人家说是谈政治，是“反对毛泽东思想”，而且他们有能力根据他们的看法对你采取行动，你有什么办法？

人应当是什么

亚：从六十年代开始，您曾经在敦煌研究所对佛学和中国美术史作过长期的研究，在这一方面，您有什么感受？

高：我在一九六二年离开了劳教农场，来到敦煌文物研究所，一九七二年离开，前后有十年。为了研究和临摹敦煌壁画，有必要了解以往中原和西域美术的关系，同时我也查阅了不少佛教经典，从此对佛学多了一份亲近感。我在敦煌期间写了十几篇文章，谈佛学和艺术的有两篇，其余都是谈异化和人道主义的，文革中全部被抄去，成了我的罪证。

敦煌是沙漠里的一个小小的绿洲，与世隔绝，我原来以为这是一个世外桃源，不料运动一来更加恐怖，知识份子整知识份子，比工农干部要凶狠得多。“文化革命”开始后，我在敦煌文物研究所被打成“黑帮分子”，受到批判斗争，在所内“监督劳动”。妻子（前妻）下放农村，不堪折磨，死在那里。一九七二年，我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至一九七六年。不过这些经验也加深了我对异化的理解。异化复归于自我的标志是对自由的体验。顺这一条思路走下去，又可以走到佛学与美学的境界。佛学不等于佛教，佛学是无神论，也是一种美学，具有反异化的性质。

亚：说起异化和人道主义，这正是我要问您的问题。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初期，您曾经就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发表过一些有影响的论文。请您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具体情况。

高：还得从我待过的劳教农场说起。在那个农场里，什么人都有。有科学家，艺术家，医生，高级军官，大学校长，农民和目不识丁的流氓、小偷。所有这些出身、经历、职业和文化教养天差地别的人，在同一死亡线上，表现却完全相同。后来这些人都死了。我作为幸存者，不免常常想到“人是什么”和“人应当是什么”之类的问题，开始关心异化和人道主义的问题，写了些这方面的文章。第一批文章是六十年代在敦煌写的，文革中失去了。第二批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写于北京。一九七八年发表了一篇“异化辩义”，七九年发表了一篇“异化现象近观”，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内部刊物《未定稿》上发表的。《未定稿》的主编林韦还因为发表此文和另外两篇文章而被撒了职，代替他的是社科院政治部主任李彦。异化理论是人道主义理论的一部分，在中国大陆理论界一直是个禁区。改革开放后有人开始研究它，其政治敏感度急剧升高，中共中央甚至把它写进十二大文件，和“刑事犯罪”、“封建迷信”相提并论，一起成为“清除精神污染”的对象。一九八三年的“清污”运动是和“严打”连在一起的。那时我已经被赶出北京，来到兰州大学哲学系教书，被勒令停止上课，停止带研究生，停止发表文章和出书，无法待下去了，于是逃到四川。

亚：这样说来，您对异化和人道主义的问题的重视主要是从自身的体念中得来，而不是从某种理论思索上的矛盾所导致的。不过，“异化”本是一个哲学概念，而您的文章被认为涉及政治，并因此受到迫害。您在文章中是如何涉及政治的呢？

高：任何较深刻的政治理论，都有其哲学前提。二者有时很难分清。在一九七九年的“异化现象近观”一文中，我提出了“民主是生产力”的主张，我认为民主是生产力。我在文章中指出，一个国家，如果要求于其成员的仅仅是盲目服从和执行指示的能力，这个国家的进步也就停止了，这样的国家必然一天天腐败下去。如果把人的无限丰富的需要压缩到动物的单一的需要，把人无限丰富的可能性压缩到机器的单一的可能性，等于用蚂蚁的两根简单的神经索来代替人类复杂的大脑，等于限定人类只能拿出亿万分之一的动力来前进。且不论这种做法在政治上是多么的野蛮和残暴，单从经济上来说，也是一种极大的能源浪费。因为它无形中消灭了无数推动社会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动力中心，而相反地把它转化为历史的惰性。我认为这是办不到的。我当时指出，“要把无数活人纳入一个机械模式之中，即使依靠长期的武力管制，也完全没有可能。…用高压政策来增加生产是不可能的，为了解放生产力，首先必须解放人，发扬民主”。我同时还指出，民主问题不仅是一个发展生产力的方法问题，也是发展生产力的目标。这一观点，同我的“人是目的”这一人道主义思想一脉相承。所以七年后，我在一九八六年发表的论人道主义的文章又提到了这同一个问题。我说生产力的解放和人的解放是一致的。对于生产力来说，每一个从事创造性劳动的人都是一个动力中心。在这个意义上“民主”“自由”等政治哲学概念也都获得了经济学的内容，它们不仅是上层建筑，而且是基础一一生产力。解放这个生产力是发展经济的必由之路。

美是自由的象征

亚：在中国现代美学研究中，您另树一帜；您可不可以说一说您的理论与蔡仪、朱光潜、李泽厚等学派有什么基本原则上的不同？

高：你所提到的三位先生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之间的分歧来自对同一前提一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不同的解释和应用，他们之间的争论也就是谁更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争论。蔡仪讲美是客观的，李泽厚也讲美是客观的，其客观性是和社会性相统一的，他常以毛主席诗词和五星红旗为例，来说明“美的社会性和客观性的统一”。与之相反，我强调美的主观性，主张“美是主观的”、“美和美感有同一性”。我认为愈是有社会性的东西，愈是有不同的评价，包括审美评价。所以美是因人、因事、因地而异的。在我后来的研究中，我把“美”的问题和“人”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思考，提出了“美是自由的象征”这一观点。“美的主观性”这一命题，也发展为“审美的主体性”这一命题。并且我认为，美不仅是社会现象，而且是一种自然现象。我在美学研究中引入了现代物理学的概念“熵”。我强调熵定律可以说明许多美学问题。美的根源不仅在人类历史中，还应该追溯到生命的本源。在我的《论美》、《美是自由的象征》两部著作中，除论证美是自由的象征以外，我一再强调美学不仅是科学，不仅具有描述性；美学作为意义体系和人文精神的总和，同时亦具有规范性，所以美学也是哲学的内隐框架。到八十年代后期，各种观点有相互靠拢的趋势。我想如果中国当代美学值得后人认真研究，将来总会有人发现，究竟是谁靠拢了谁。

亚：您说上面三位美学家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我记得其中有人历来被批评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比如朱光潜先生，他主张“美”是客观的，也主观的，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

高：问题在于本人怎么想，而不在于别人怎么说。朱先生学识渊博，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比别人精深。他的文章也一再强调自己的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据的。我相信他是真诚的。至于别人怎样说他那是另一个问题。蔡仪和李泽厚都互相指责对方不是马克思主义。如果要以别人的说法为准，那么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邓小平甚至布哈林、托洛斯基、列宁、斯大林都被人批评为“反马克思”主义，其中究竟谁符合马克思本人的原意，那是历史课题，要在另一个范围内去研究了。

亚：有些评论家认为您的美学理论与思想启蒙、政治批判关系紧密，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高：我关于“美”的思想同我关于“人”的思想一样，都根植于我的人生体验，是从我的生命中生长出来的，而不是做学问做出来的。美的问题和人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我常常联系起来思考，觉得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美的主体性就是人的主体性。讲美是自由的象征，讲变化，差异和多样性，统一是美的形式原则，讲美的追求与人的解放的一致性，听起来都象是在反抗奴役呼求自由，这不是有意附会，而是真理与现实之间的内在的固有的矛盾所形成的张力结构相同。我历来强调，人的审美本性有追求变化、差异和多样性的特征，因而必然地要和那种强行统一认识，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的力量发生冲突。正因为如此，美的追求和人的解放具有一致性，艺术创作具有叛逆精神、反抗性格和开拓新的思维空间的特性。也许这就是有些学者认为我的美学研究具有思想启蒙和政治批判的性质的原因吧。当然这也是我的美学观点常常受到左派猛烈攻击的原因。

最重要的是唤起工农

亚：一九八八年，您曾经就中国的政治问题与温元凯作过一次对话，那时您主要提出了哪些引起争议的观点？

高：那时我在成都。温元凯到成都考察，约我到都江堰作了一次长谈。那时他刚和严家其作了一次对话，发表后送了一分给我，要听听我的意见。我主要是针对他们的对话谈了些自己的看法。我质疑现政府的合法性，主张修改宪法，要求建立多党民主制，实行私有制经济等等，这些都被人认为过于激进。我认为中国的进步，除了依靠中产阶级的形成，还需要有组织的工人和独立的农民。没有这三者和三者的一致，谈不上真正的民主化，也谈不上市场经济的真正确立。所以我主张变与领导人对话为与工农对话，唤起工农。

亚：在我的印象中，八十年代是您在学术上活跃的一个时期，能不能说一说在这一段时间里您的主要活动和著作？

高：不知从和说起。就说一点吧。我写文学评论，始于八十年代中期。八三年“清除精神污染”，我被剥夺了在哲学系讲课的权利，开始写文学评论。我写文学评论是因为看了丛维熙的小说“雪落黄河静无声”，感到他在宣传爱国主义的时候，把祖国和政权混为一谈了。我写了篇文章，我说爱祖国和爱党不是一回事。拥护某个政权不等于爱国。当时作家们这方面观念很模糊。白桦说：“你爱祖国，但祖国爱你吗，”仍然是混淆了祖国与政权。从批评这种现象开始，我写了一系列文学批评。有人指责我的文学批评是“社会学的批评”，于是我又写了一系列的文章为社会学的评论辩护，从而一度卷入文学争论。

亚：我记得您还担任过一些丛书、丛刊的主编，也作过不少讲演。

高：一九八六年我担任《大时代》丛书主编，原来我对该丛书抱有极大的期望。我计划凡是“解放”后一些重要年代，都出一本书，书名如《一九五零年》、《一九五七年》、《一九五九年》、《一九六三年》、《一九七六年》、《一九八三年》。连起来就是一部中国当代史。组稿后刚同出版社签订了协议，就碰上了八七年的反自由化运动，计划被迫中断。一九八八年《新启蒙》丛刊出版，王元化任主编我和王若水任副主编，由于中宣部和公安部强行干预，该丛刊在出至第四期时也被迫停刊。至于讲演，这是教师的本分，不值得提。那几年邀请的单位较多，所以讲得也多些。后来当局不许讲了，我就不讲了。

亚：一九八六年您被国家科委授予“有突出贡献的国家级专家”称号，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以后却被当局关进了监狱，这是怎么一回事？

高：授予我称号的是科委，看管和修理我的是教委，逮捕我的是公安部门，都是在党的领导之下的，所以党对付我们是很方便很自由的。一九八六年他们甚至还事先不征求我的同意给了我一个政协委员的头衔，我拒绝了。也是政协委员的四川大学教务长唐正序在政协会上骂我“不识抬举”。我被捕以后，此人甚至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理由，拒绝为我的研究生组织毕业论文的答辩。我出狱后，还有人批评公安部门右倾，对我手软。这种情况，在中国知识份子中很普遍，中国人对此都很了解，自由世界的人们会觉得不可思议。

亚：联系到您前面所说的“知识份子整知识份子，比工农干部要凶狠得多”，您是如何解释这种大家“都很了解”的现象的？

高：这是制度的产物，象俄罗斯那样的伟大民族，文化土厚水深，也出现了无数大大小小的李森科。这不是偶然的。

绘画与命运

亚：许多人知道您在文学批评和美学方面的成就，但是不太了解您同时还是一位画家。请您介绍一下自己的绘画生涯。

高：我从小爱画水墨画，上大学也是选的美术专业，学的是油画。后来到敦煌，工作是，描摹壁画，摹本曾在世界各地巡回展览。我的妻子浦小雨曾经在首都博物馆十年，从事古画临摹，也算是同行。所以出国以后我们就卖画为生。一九五九年，我还被关在夹边沟劳教农场的时候，被带到兰州，为“十年成就展览馆”的大厅画画，得以幸存。所以我常说，画画救了我的一条命。现在我们又靠画画生活，画和我们有不解的缘分。我们都喜欢大自然，喜欢单纯，喜欢诗。由于画，我们得以亲近这些，这也是一种幸运，我们感激命运。

亚：在离开中国大陆以后，您在香港与您的夫人浦小雨老师还办过一个画展？

高：一九九三年我们来到香港，在香港大会堂举办了“中国梦”画展，是想用画笔表达反抗专制暴政、追求自由的意志。

亚：您能不能介绍一下您和浦老师现在的创作和研究情况，

高：谈不上创作和研究，拼搏求存，自食其力而已。

亚：不少人知道您是一位多才多艺者，您还写过不少小说，有的作品还传到了国外。

高：写小说是偶一为之，数量很少。不提也罢。

不同鳄鱼妥协

亚：去年《中时周刊》发表了您的同行李泽厚、刘再复先生的关于中国当代政治的对话录摘要，对此您的意见如何？

高：他们的对话，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表态：拥护马克思主义，拥护社会主义，拥护邓小平和中共现行的改革路线。无非是在共产党继续掌权的前景看好的情况下，为邓后的自己作准备。现在许多人都在这样做，这是一种政治行为。按学术讨论的规范去与之争论，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刘卓、胡子、刘宾雁对他们的批评文章，都写得很中肯，道理十分明显，李刘不会不懂。所以问题不是出在学理上。讨论难以为继，不是偶然的。

亚：记得李泽厚先生曾经在文章中批评过您，对此您有什么煮见？

高：除了李泽厚，刘再复在回答《中时周刊》的采访时也批评我“稍嫌激端”。我对刘再复的批评倒没有什么意见，因为他批评我的时候我已经出国了，对我不会造成人身安全问题。我觉得在学术上或者其他方面各人有不同的意见也是完全正常的。但是李泽厚在《时报周刊》上发表的“和平进化振兴中华”一文中指名道姓说我“过激”时，我还在国内。在这以前还有一次，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五日李泽厚在《文论报》上发表一篇文章，题目叫“香港答客问”。文中有这么一句：“高尔泰说象刘晓波那样的人越多越好。”是以提问者的名义说的。那时正是“六四”镇压刚过，刘晓波被捕以后。朋友们看到李的文章，都替我捏了一把汗。有位朋友写信给我，说此句“用心极深”。这年九月我被捕后，警察果然问到李泽厚在文章里提到的那个问题，问我说过没有，我说说过。我曾经是刘晓波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当时我同意通过他的论文，并在答辩会上称赞刘晓波善于思考，说过象他那样的人越多越好的话。李泽厚在“六四”刚过的时候，在弥漫全国的大恐怖气氛中，在完全不同的背景和前提之下公开重提我的那些话，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亚：提起李泽厚先生的“和平进化振兴中华”这篇文章，在我印象中比较深的有两点。其一是认为“最坏的政府也比没有政府好”，如果取消了中共现政府和一党制，那么就是“凶多吉少，无序混沌，天下大乱”。其二是反对“革命”、激进，主张“改良”。对此您的看法如何？

高：这是一股思潮。很多人持这种观点。他们把这种观点甚至推论到没有五四运动更好，没有辛亥革命更好……按照他们的逻辑，没有抗日战争也更好。因为在日本人的奴役下之下，中国可能有经济上的繁荣。是否值得牺牲人的尊严与自由来换取经济繁荣，这是一个价值观念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没有共识，其他问题就很难讨论。例如，没有社会正义的长期稳定所带来的长期痛苦代价，是否应当作为历史的生产性开支放在一起核算？这个问题就很难讨论。因为在他们看来，这并非代价。再说，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会天下大乱，这毕竟是假设，假设并非事实，它本身需要论证，不能作为立论的前提。所以现在要讨论问题是很困难的，纠缠不清。

亚：对有些人批评您“偏激”，您有什么想法？

高：我不是民运人士，更不是职业政治家，作为一个独立知识分子，我有权只关心道义而无须以“策略”的名义发言。政治是妥协的艺术。而对我来说，妥协是一种痛苦。有人不以为苦，或者认为享受这种痛苦是他们的责任，他们有政治家的素质，我很佩服。我知道在他们之中，不乏忧国忧民、雄才大略的人物，并不都是想在将来分一杯羹的角色。但我不在他们之中，我没有能力在“道”与“术”之间保持平衡，我与“术”格格不入。这是一种天性，改不了的。所以我成不了政治家，在被鳄鱼咬住的时候，我只想逃脱，逃脱以后，既然没有能力消灭鳄鱼，就只想别再被鳄鱼逮到。绝不会想到要同鳄鱼妥协，对话、和解、合作，或者寄希望于第二代、第三代鳄鱼改变吃人的基因。更不会以这个假设为理由，要人们放弃反抗的权利。个人心情如此，别人如何评价，都无所谓。

亚：您说您对佛学有一种亲近感，我不知道您说的佛学之内容是否包括佛教中的慈悲和宽容精神。如果是包括的，那么，这与您在上面说的不妥协精神又如何得以平衡？

高：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层次上的问题。渺小、短暂的个人对于永恒、无限的东西的敬畏之情，同他对于此时此地切身体验到的欺凌、侮辱的强烈反应，并不互相矛盾。我不是佛教徒。我对佛学存亲近感主要是因为它在一切宗教理论中最富于哲学意味和最近乎美学。

共产党本性不会改变

亚：对于中国大陆的当前局势以及邓小平以后的政治局面，您有什么见解？

高：我认为共产党的高官和他们的子弟们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权力”是他们的原则，崇拜权力是他们的思想方法。这一点使他们不同于宗教。宗教是权力为信仰而存在，共产党则是信仰为权力而存在。为了保住权力，他们可以改变信仰，可以是共产主义，可以是民族主义，也可以打出民主旗号。无论什么旗号，他们控制操纵人民群众，让人民群众为他们贡献一切直至牺牲生命的这一原则是不会改变的，否则他们早就引咎下台了。所谓党内改革派，有些是他们中间较有远见的人物，有些是在他们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中由各种偶然原因而站正了队。这两种人现在很难区别。总之他们不管走得多远，即使走到叶利钦那么远，也还是本性难移。车臣的屠杀，就是证明。

亚：您在这里似乎讲了您的政治哲学的一般见解，您是否能够具体地说一说对当前国内具体的政治变动，比如北京领导层的变动，当局进行的反贪污斗争的看法？

高：中共中央那些人和各级贪污份子原同属于同一利益共同体，所谓反贪污首先是由于他们内部斗争的需要，也是内部斗争的一种形式。同时他们也只有牺牲一部分人才能保住自己的执政地位，牺牲谁，保存谁，领导人的变动都是黑箱作业，局外人很难预测。

亚：您刚才说到您不是民运人士，但是我知道您对国内和海外的民运还是关心的。对于海外民运当前的情势，您有什么看法？

高：我希望，我祝愿海外民运能够迅速整合，汇为洪流，成为能左右国内政治的强大力量。“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么。

亚：水穷而云起，好像是您的生命的经历的一个写照，谢谢您把这样一个重要的体验告诉大家。

怀高尔泰

邵燕样

翻开林贤治、章德宁主编的《二〇〇三：文学中国》（花城出版社），见选了高尔泰散文二篇，读其文如见故人。作者简介说他在内华达大学做访问学者。我知道走出那个大学校园，附近沙碛显得旷远而荒凉，天倒会是澄净地蓝着，置身其间，或有瞬间仿佛回归敦煌否？

不久以前，读杨显惠的《告别夹边沟》，就总是想起高尔泰。若不是一九五八年抽调到兰州布置迎接“十年大庆”的“建设成就”展厅，说不定他也已在那个因死人太多而闻名的劳改农场成为饿殍。尽管是劳役、饥饿和屈辱的日子里，他还以蝇头小字在碎纸片上写了《人论》，藏进鞋底。后来他还曾写过一些关于人的解放和美的追求的文章，却都在“文革”中成为罪证抄走，失落了。

一九八〇年代后期我见到他时，《美是自由的象征》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那是他一字一字重新写出的吧。

一九九二年夏我去西藏，归途经成都勾留，探问去他任教的那所大学路怎么走，才知道他已经离去，不免惘然。

九十年代，友人辗转带来一幅他手绘的《达摩面壁图》，上面题诗一首：

我来欲问小乘禅，

惭愧尘埃未了缘。

年年碰撞前后壁，

西西弗斯上下山。

山无愚公终不移，

海有精卫填亦难。

为问诗人今何如，

只将翰墨报平安。

图上钤有“尔泰合什”的印章。我面对此图沉吟良久。我想，这一是对我的呼应，因为八九十年代之交我抄过几首杂诗给他，其中就有“垂垂老矣吴刚斧，西西弗斯上下山”之句；二是我以为这当是他在南加州西来寺作壁画时的轻车熟路。这回细读了他《敦煌四题》中的几句话，我才似乎更懂了他的深意。

在《面壁记》一题中，写到“文革”时分配他“持箕帚”打扫洞子，时时有些感悟，“所以在那些小小的石头洞中面壁，我感觉到一种广阔。只可惜我在里头，毕竟是劳动改造。天黑了还得回到外面，和其他揪斗人员一起，在毛主席像前请罪。唱语录歌，听训话，互相揭发批判和自我揭发批判，一如但丁笔下鬼魂，互相咬啮撕扯。没处躲没处藏，直觉得四面都是墙壁。”

然而我在《寂寂三清宫》文中，又读到他静极思动心底的波澜：“看到昏黄的灯光照着那一桌子破旧的古书，我突然有一种被活埋了的恐惧。无边的寂静就是坟墓，在其中那些古人虽然已经死了，好像还活着。我自己虽然活着，却好像已经死了。”他明白了寂静不等于安宁，他产生了逃避寂静的欲望，于是他又在那险恶的环境里写起来，自知像是玩火，也顾不得了，“除了玩火，我找不到同外间世界、同自己的时代、同人类历史的联系。我需要这种联系，就像当初需要寂静与孤独。写起来就有一种复活的喜悦。”

尔泰这里写的是四十年前的心境，这些文字写出至今，大约又有五六年了。不知他此时此刻心情怎样，我只能对他说，我还像当年那样幼稚，那样浅，但对他的怀念是真诚的，深深的。

自由鸟永不老去

十年砍柴

一口气读完高尔泰的《寻找家园》，掩卷沉思良久。眼前似乎站着一个执拗倔犟的老头，邋邋遢遢，沾满油彩的衣服遮不住一种拒绝媚俗和奴化的气质。算一算，高尔泰今天已是望七之年了，叫一声“老头”不为过。可读他的文章，总觉得他和“老”毫无关系，这期的《读书》上有介绍他的一篇文章《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孩子》，是的，他还是个赤诚的孩子，无论年龄多大，向往自然与自由的天性不改，动荡、孤苦与劳役没有改变他自由的灵魂。

在那篇回忆少年生活的《时来运转》中，高尔太回忆自己逃避学校乏味的教学，一个人跑到校外的荆棘丛中，用茅草搭一个鸟窝，藏进去自由自在地看书。

“躲在鸟窝里看书，是大快乐。沿着一行一行的文字，我从铁铸的现实中逃遁而去。大考小考班主任成绩单全没了，有的是海阔天空万水千山；宇宙洪荒远古的传说奇幻突兀，神仙精灵奇士佳人雄丽高寒。”

这样有大快乐的鸟窝，高尔泰至今没有找到，在这个国度，苦难是向往自由者的宿命。

我不认识高尔泰，一九八九年我进兰州大学时，他已于三年前因“资产阶级自由化”离开兰大南下四川。高尔泰在师生里面，仅仅成为一个民间传说。他为什么要走，如何走的？那些高高站立在讲台上的老师是不屑讲述的，高尔泰在课堂上唯一的被提起，是上《中国革命史》的党总支书记，说海外有人“肆意攻击兰大逼走了高尔泰”。年轻老师却私下给我们讲高尔泰逃离兰大的凄凉与落寞，而且有名有姓地说到某位系主任、搞自然辩证法的权威是排挤高最出力的人。一些研究生告诉我有关他的许多逸闻趣事，如不修边幅，如脾气很怪，不通人情世故，经常一个人跑到食堂打饭，像梦游一样，旁若无人地买一盆面条，弄点咸菜就对付过去……。这些话当然只能悄悄地说，因为当时高尔泰又锒铛入狱了。他的名字几乎成了校方的禁忌，可年轻的师生一刻没有忘记他。一位丹阳籍的师兄以和高尔泰同乡而自豪，他将《美是自由的象征》推荐给我，说你要是这本书都没看过，别谈什么美学。“美是自由的象征”那几个字像声声滚雷，击中了我的心。特殊的日子我们迈进大学，等待我们的是革命传统教育、是反自由化的灌输，是军训，“自由”两字业已染上原罪。那时年纪尚小，对学理了解尚浅，吸引我的是那本书诗一样的语言而处处能感受到的澎湃激情，一一原来学术文章也能写得这样好看。

高尔泰在《老实人》中提到的杨子斌先生，当时还有三尺讲台任其驰骋，我选修了杨先生的《孔子的哲学》，主要是为了混学分。当时不知道杨先生和高先生的交情，劫后余生的杨先生也绝口不提高尔泰。杨先生也是个天真的人，近六十岁了，花白的头发，有时笑起来还像个孩子。他偶尔说起在劳改营的九死一生。好几次他和死囚犯一起绑进刑场，他以为自己也会被枪毙，开始吓得尿裤子，可经过几次陪杀场，自己也麻木了，希望什么时候干脆给一子弹，了结了倒好。他近五十岁才有儿子，当时他的儿子上小学。他对儿子的开蒙读物便是《论语》、《孟子》，等他儿子上小学三年级时，已将《论语》倒背如流。有次讲到宝贝儿子和他老丈人的斗嘴。他老丈人好像是个老干部，自己看电视时，要求外孙去里屋做作业，小孩一本正经地给姥爷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讲到这，杨先生一脸的得意。

高先生自去异国他乡后，这十多年，他的声音基本上在大陆知识层中消失。即使在他任教的兰大等校，后来的学子有几个人还知道高尔泰？大四实习的时候，我好像在兰州宁卧庄宾馆见过他画的画，挂在墙壁上，是画敦煌莫高窟的，悲凉而雄浑。前年一次采访中，同行有位记者是四川师大毕业的姐姐，途中不知怎地两人谈起了高尔泰，她非常激动，因为她和高尔泰熟悉。她感慨已经好久没有人提起这个名字了。自此在一大帮人中间，两人觉得很亲近。

十五年来，终于我们能在大陆捧读高尔泰的新作。（说新作也不完全，许多篇章早散见于一些报刊或互联网上。）感谢花城出版社，感谢林贤治等先生。

书分上下两卷，《梦里家山》和《流沙坠简》，一卷写欢乐自在的童年、少年，一卷写成年后的坎坷流离；一卷写江南的明媚秀丽，一卷写西北的荒凉广袤。沈三白先生的《浮生六记》中，特意将《闺房记乐》和《坎坷记愁》排列在一起。悲愁与欢欣，原本挨得很近。尝遍了人生的大悲大喜的高尔泰先生，在大洋的那边，回望故国，恐怕心态已超越了对悲欣的感触。造化弄人，让他以带罪之身，在敦煌莫高窟面壁那么多年，是幸还是不幸？在困苦的日子，他得到了爱情，有了家庭，可幸福是那样短暂，爱的人又那么快地离开尘世。上天是惩罚他还是磨砺他？想起白居易过李白坟的感叹：“自古诗人皆薄命，就中沦落不过君。”这段故事，也许藏在高尔泰先生心中最隐秘最软弱的地方，他不愿回忆。书中只能星星点点地提到。

哪个人不爱自己的故乡。高尔泰这本书命名《寻找家园》，就说明这点。他一直在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书的两部分一写生长自己的故园，一写成就自己的第二故乡。可是，爱家园的人必须离开家园，只能吟诵“蝴蝶梦中家万里，杜鹃枝上月三更”之类的诗歌，想象故乡遥望故乡。愚蠢的国度愚昧的时代，最优秀的人总被放逐或自我放逐，法国曾经放逐过雨果，德国曾经放逐过海涅，苏联曾放逐了索尔仁尼琴。杨小凯先生刚刚死在异邦，真的不愿意看到高尔泰先生终老异国他乡。

大学时看过高先生的一篇文学评论的，是评丛维熙的伤痕小说《雪落黄河静无声》。小说的主人公在劳改营里和另一位同命运的女士相爱，可当他知道这位女士在饥饿的六十年代初，曾经做过叛逃他国的计划，因为对祖国的“忠贞”，这位主人公离开了他爱的人。高尔泰质疑了这种“忠贞”。当自己被侮辱、折磨时，难道选择逃离就不是对祖国的忠贞么？这种忠贞实则带有“虽桀纣之君视之为尧舜”的奴性。没想到高先生最终也选择了逃离。

高尔泰是一只灵魂不老的自由鸟，他爱自己的故园，但如果故园只有鸟笼子，那么只有飞走。虽然有“日暮乡关何处是”的怅惘，但自由的天空能容纳浓浓的乡愁。

不该如此远去的背影

——追思高尔泰及其美学时代

胡继华

时间总是冷峻无情，把生活舞台上的匆匆过客打发成历史深处的渺茫背影。

当我在课堂上向学生说起高尔泰、李泽厚，说起他们的时代及其所思所言，我尴尬地面对着要么漠然、要么困惑的眼光一一这些专名符号于他们是那么遥远和陌生。一个时代，就这样在一代人的迷惘中成为渐渐远去的背影。高尔泰、李泽厚所开创和代表的那个激情如炽的“美学时代”就这么成为昨日春潮，苍茫夕照了吗？

九十年代以后，汉语学界似乎对八十年代的清算格外苛刻，这不仅仅是所谓以严谨学术规范和强制学术建制反对虚浮骄妄的学风，以客观实证的干嘉“实学”挤兑、置换浪漫情怀和终极关注。而且，被历史所承诺过的对激情、对主体价值的瞩目己被无限地推延，甚至被有意地忘却。二十世纪中国几位软弱而又薄命的书生如王国维、陈寅恪、吴宓、王小波的非命天年，使汉语文化界的风景愈加萧瑟，弥漫着不祥的死亡气息和浓郁的哀悼氛围。我们不喜欢如此凄迷的情调，更不愿面对凄迷暗自神伤。二十世纪不乏轰轰烈烈的变革，也掠过了铁骨铮铮的身影。二十世纪下半叶，在中国思想界匆匆走过的一尊真力弥满、雄性勃发的身影，以及与这身影合一的真情浓血之思，给历史凭添一缕英雄主义的亮色，又把“人”执着地写成历史的主题。这身影，就是高尔泰。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高尔泰在那一代人天真欢愉的青春之歌声中登场亮相。一场关于“什么是美”的争论揭开了精英们心灵表演的序幕，也叩开了通往真理的门扉。在那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雄踞话语权力高位，甚至已成为冷酷禁令的非对称“对话”态势中，高对“有没有客观存在的美？”作出了断然否定的回答。也许，一切都可以用年少气盛、“无知”无畏来解释，但他的过分真诚与超凡的直觉的确揭露了貌似堂皇、威仪天下的意识形态的内在脆弱，的确表现了个体精神的内在坚执，为在俗流与公意的海洋中浮沉的灵魂敲响了昏夜警钟。他是过分的“无知”！

学贯中西，思维灵捷的朱光潜、贺麟、王子野、黄药眠、钱钟书，无一不战战兢兢谦卑虔诚地凭靠意识形态，仰仗权力话语，把自己层层剥光，交出赤贫的灵魂让权力任意揉缩。虽然时过境迁，人们会以“毕竟是书生”这万能的托辞为他们开脱，但我们有权怀疑，剥光是不是更精巧的伪装？袒露是不是更策略的掩饰？权力和公意合谋而成的威压无处不在又无孔不入，高尔泰如此“无知”，只知道信任生命、尊重感觉、肯定个体差异。他说美是你的感觉，感觉到它，它就存在，感觉不到它，它就不存在；也就是说，“美感是绝对的”，不属从于规范、强制和社会评判。这声音是如此平易近人，但在当时又是多么孤单寂寥，没有共鸣与应和，只有口诛与笔伐。人们把高的观点与吕荧的说法一厢情愿地扯在一起，但“美是主观的惑觉”与“美是观念”真的可以等价齐观吗？吕先生说“美是观念”，其下文才是实质：“观念是对存在的反映”。如此合乎意识形态的表述尚被目为异端，罹受“学术”灾祸，以至不明不白地惨死在清河农场。高尔泰的命运可想而知了。就连一向宽容和缓、高蹈远举的宗白华先生，也不假思索地选择了“客观派”阵容，还对高尔泰的运思与行文稍发微词，但我们不禁要问，老人家就一点也没有觉察到高尔泰的运思与行文和他的“散步美学”相当契合吗？高尔泰一出场，就真诚地选择了悲剧。他的美学一开始就是其命运的一叶孤帆，历史的风暴把它扫向了荒野，他几乎是以年轻的心和孤单之力平衡着整个文化语境中不对称的“对话”。当然，尤其因为他在“权威”“权力”威压从不低头，不忏悔，等待他的是戈壁滩、沙漠、赤日、劳动改造、放逐、妻离（亡）子（女）散，家破人亡，厄运像梦魔一般对他紧逼不舍。但他从未悲观，决不自暴自弃，“无边行程望欲迷”，“徘徊千壁向丹青”，他临摹敦煌壁画，研读佛教经典，钟情于正遭灭绝的文化艺术，倾注着对生活的无限激情和无私的爱意。就在这最为艰难的时世，高尔泰开始了对人的主题的血性之思，探索中国艺术发生与衰微的脉络，沉思中国哲学与中国艺术的微妙关联。到八二年出版的《论美》一书中大多数篇章就是他在苦难岁月里酿造的精神之芳醇。可惜“天地不与哲人同忧”，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八零年，人生中本该最奢侈也最绚烂的岁月就被抛在大漠雄风之中，永绝于蓝天丽日。

正如为《论美》一书作序的谢昌余先生所说，苦难的岁月没有在高尔泰的心灵里留下可怕的黑洞。在平反纠错、落实政策后的几年，他前所未有的激情爆发使他的感性生命力亮丽起来，精神创造力也空前高涨。八十年代，李泽厚先生的美学一统天下，他还自信地告诉人们说，主观论美学“己消失了”。果真如此吗？高尔泰从来不作表面的争辩，只是一篇又一篇地写出那些极富个性、灵性与诗情的文字，告诉人们说，美的本质也就是人的本质，人的本质是自由，美是自由的象征，艺术是人类情感的表现性形式。一时间，他很快赢得了青年的格外尊重，不仅因其饱浸苦水却不失其伟岸的形象，敢恨敢爱，一往深情的真诚人格，而且还因为他的美学就是对自由的诉求，对生命感性动力的执着肯定。在现实生活中遭遇不幸而落寞失意的年轻人都自然而然地想起这位饱经苍桑的伟大导师，又把他当作前辈和朋友而汲取奋求的力量。因而他的美学，就是对生命的尊重、关怀与指引，而不是写进教科书的公理或教条。所谓“美是主观的”，到了八十年代就发展为美是主体自由的象征实现：所谓“美感是绝对的”，到了八十年代已发展为“感性动力”对“理性结构”的不断超越，美的追求与人的解放根本上一致。一切不适合于自由尺度的，一切不利于感性、生命与个性的东西，在他看来都是美的对立面。由于他人格的真诚，由于千年文化帝国的俗成惯例，更由于他的言说充满力量，这注定了文化中心不是他的家园，他不能不边缘化。他几乎是流亡到古老黄河岸边，从西北高原流亡到四川盆地，最后选择气候宜人，鸟语花香的成都东郊狮子山安家落户，开始招收研究生，也开始了他甜密的第三次婚姻。也许，这位主动选择了苦难的大汉毕竟也是人，是人也就需要一个哪怕是暂时的风平浪静的港湾。

我们作为学生入高尔泰门下之时，猛浪排空、惊涛裂岸的“美学热”已经退潮，几乎是在英华于刊落、不复绚烂的平淡岁月与这位伟岸的长者相遇的。我们觉得格外幸运，与他同时诲导我们的是诗人、文艺理论家苏恒教授，苏先生深得不与天下争的风度之至，却又灵性盎然，情深韵致。我们因久慕其名，投门求学，但高尔泰在三年之中从来没有正襟危坐地给我们上过一节课。我们总是走在他身边，谈笑风生，边走边喊（信左耳有疾），苦涩但充满力感的词语，“忧患意识”、“感性动力”、“悲剧抗争”、“异化”、“伪语义结构”，等等，都洒落在蓉城狮山的夕照中。他一高兴忘情，便挥拳击掌。我们师生在川师校园正是践行宗白华老人的“散步美学”，因而成为校园内一道有趣的风景。他有时也长时间缄默无言，尤其是他在画桌上挥笔作画时，我们只有一小时一小时地站在他身后，用神地体味无言的苦涩的“美”。他个性卓着，但毫无偏见。他很少重复己诉诸笔墨的观点，而是在同我们的争论、较量中形成新的看法。《美感与快感》一文中的基本观点就是这么形成的，甚至在刊出以后，我们还在和他较劲。川师在八十年代是一块远离文化中心的“林间飞地”，但在我们看来却是远高大都市浮躁喧嚣的学术圣地，这里不但有高尔泰这样充满激情、崇尚自由的知识分子，也有像苏恒先生一样待人纯真、诚恳而宽容的知识分子，尤其还有干嘉学派的一脉后裔一一以屈守元、汤炳正、杜道生等人为代表的“蜀学”，一大批大师级国学精英，他们学有所宗，使“朴实”之学不致花果飘零。他们有自己的学术规范和信仰，却又对学派之外的他人及其观点有兼纳的儒雅风度。高尔泰与汤炳正先生是好友，高尔泰还多次对汤先生关于屈原的观点进行引证发挥。高鼓励我们与这些大师对话交流，让我们去选修他们的课，听他们讲经传道，谈文论字。“风景这边独好，”我们真正拥有通变古今、融构中西的精神空间。像杜道生先生，年逾八十而心态若童，在他口中什么怀海德、卡西尔、列维一斯特劳斯洋人名字也时有飞出。狮山岁月，留给我们的永远不只是学问，而是引领人生的精神，感染灵魂的气氛。高尔泰一共带了十几名研究生，其论文竟无一人以美学为其纯粹主题，我们在无任何条条框框拘禁的心境下，从胡塞尔到德里达，从庄子到王国维，从中国古典艺术到民间神密，伊今中外，无不涉猎，这难道还不耐人寻味吗？

高尔泰的美学言说充满诗意和力感，他本质上是艺术家，又自认为是“战士”。他的美学同时又让人感到理论也是绿色的，只有异化的理论才是灰色的。他给人的首先是一种无拘无束的轻松，其中跃动着一颗诗意的灵魂，有无尽魅力。他的文字给人的是力的感受，揭示的是感性与理性、个体与整体、生命与形式、权力与义务之间的紧张。他坚决不同意李泽厚的“历史积淀学说”，认为这种学说是立足静态和指向过去的，而“美是作为未来创造的动力因而动态地存在的”。所以他提出要扬弃积淀、超越成果，追求差异、变化与多样，投入到永恒的时间巨流中，追逐在过程与环节之中，而不是过分注目褪色的传奇和变蜕了的神话。他的美学就是变异的美学，“一切都是正在消失的环节”，审美是对过程的体验而不是对结果的体验。

高尔泰尚动，他总是在积极地遗忘，主动地抹蚀，而且发誓不从俗流，不附公意。当“八五美术新潮”提出中国古典艺术“穷途末路”，随之招来出自保守立场的抨击时，高尔泰珍惜青年艺术家的批判创造精神，肯定民族艺术思变的探求，为李小山、为石虎一辩再辩。当国内许多人都对西方十九世纪以来弥漫人类精神世界的非理性主义趋之若鹜、津津乐道时，他敲起警钟，呼唤理性精神，提倡在美学中运用自然科学方法论。当“方法论热”铺天盖地而来，人们几近成为“方法”奴隶时，他又高举人文精神的大旗，强调科学方法要受人文精神的统帅。当人们紧追现代西方艺术潮流，并对民族艺术产生了虚无主义情绪时，他又凭自己深厚的国学功底和深切的生命体验，论证中国艺术的精神及其在未来的前景，预示民族文化的希望。当人们一味朝后看，差不多落入文化保守主义的困局时，他又同王元化先生一起掀起了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新启蒙”，提倡反异化，排除传统文化中的伪价值语义，这是对知识界精英的启蒙一一“二度启蒙”。当启蒙的后果始料不及地扬起了“拒绝崇高”“渴望堕落”的浊流，在文学界出现了“帮忙”“帮闲”“玩儿”等病态趋势时，他又为现实主义艺术一辩再辩，强调艺术的批判精神。他呼唤民主，有自由理念，但一旦政治狂热席卷广场几近成为闹剧时，他却缄默无言，深居简出，对广场上的事件保持审慎的距离，令人想起西方“六八年五月风暴”中的德里达，令人琢磨不透个中深奥。其实，变异的美学与名震世界的“解构论”一样，是思维惯性与公共意志的解毒剂，它的特征是冷峻清醒，不为潮流卷着走而失去自我。它的神髓是自由，“人在选择中显示差异的自由深刻地关联着人的整体生存”，别尔嘉耶夫如是说。

高尔泰是自由的，所以他总是那么自信，他的言行都充满了生命的真诚与情感的赤诚，带着英雄主义的气慨。他爱读《离骚》，爱石涛的画。因为从三间大夫的忧苦与精神裂变中，他读出了英雄主义和奴隶主义的悲剧冲突，觉察到儒家精神与屈骚精神之间的强大张力，这种张力赋予《离骚》以震撼心灵的艺术感染力。他又从苦瓜和尚的“一画”中悟出了美是自由的光辉，读出了生命远游与回归的辩证法。总之，他从中国诗画中印证了感性动力对理性结构的悲剧性抗争，这是他的理论不同于“积淀说”的标志。他对于敦煌佛教艺术有血肉交流的深刻体验，他在石窟壁画的艺术形象上也感受着忧患精神、死亡意识，但他又发现了乐观支配忧患，生命征服死亡的力量，甚至还启示了对苦难世界进行救赎的可能。

高尔泰的人格与言说都是他礼赞的“感性动力”的真实体现。“感性动力”不仅来自他这一个体对于苦雄的征服，也背倚着古典中国文化绵延不朽的生命精神。他的人格力量与言说力量所震荡的是作为异化形态又作为僵化理性结构的伪价值体系一一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剥落了它堂皇的外衣，露出其内在价值的亏空。但有理由认为，在王权意识、王道历史、经典权威真正没落之后，中国古典文化中的“草根精神”而不是“庙堂意识”依然会成为他的血性元素。他与李泽厚的对立决不是什么个人恩怨（至少在高尔泰这一方面），而是特定时代不可绕开的“困局”。李泽厚先生过分看重文化心理结构，太多地执着于历史积淀，但现在看来，这恰好表明传统一一作为顽固而可塑的理性结构具有深远的制动力，无时不在无孔不入地向生活世界发出致命的挑战，但无论如何，感性动力超越理性结构是不可逆转的运动。高尔泰的深刻之处就在于看准了这个运动趋势。然而，李先生亦非愚顽之辈，也不是保守之徒。他后期不是也在奋力挣脱他自己制造的文化阴影，肯定个性、感性、生命，构想什么“情感本体”吗，时代使然，还有人为制约，高、李之间这种富于时代色彩的对话在当时也没有持续下去，更没有获得正果。但这过于短暂的一现昙花令人想起心学与理学的格义，尤其让人想到八十年代西方的“法德之争”，以德里达、利奥塔为一方，和以伽达默尔、哈贝马斯为一方的世纪末之争。法国人认为，“天地入神”均已解构，宏大叙事已经陨落，现代性已告终结，人已经死亡：德国人认为，解构之后的世界不是理想的状况，由启蒙所开启的现代性工程永远是未竟之业。其实，法德之争是后现代与现代之争。后现代是审美现代性的极端形式，只是当启蒙、理性已经蜕变，令人怀疑又予人以桎梏的时候，审美现代性以后现代这种极端形态在延续现代性这一未竞之业！如果说，德国人对公共空间的探索，对交往的共同体的想象表现了人类回归的渴望，那么，法国人对整体的宣战，对差异的张扬，恰恰体现了人类远游的冲动、流亡的渴望。

远游，流亡，也是美学所不得不领纳的圣命。九十年代以后，当李泽厚先生寂寞无奈之时，高尔泰先生远走他乡，留下了令人忧思而且令人悲愤的精神真空：后现代游戏精神在学界甚嚣尘上，复古主义又在昌明国粹的旗号下走向了对创造力的封杀，二者从左右两翼拒绝价值关怀，向人类的终极信念挑战，公开蔑视精神的创造力。在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困局中，我们向这不该如此远去的背影投去敬畏的一瞥，但不是哀悼，不会神伤！

高尔泰，一个发誓不从俗流的人。在大洋彼岸的他，是否十分释怀，十分轻松，十分潇洒自由呢？！

增补

三个文本共与析

砍柴按：这是高尔泰先生委托我在网上发布的三个文本。高尔泰先生和萧默先生都是我的父辈，他们经历过那个黑白颠倒、人兽共舞的时代，是中华的悲剧，更是他们个人的悲剧。对身处那段历史之中的个人，我想今人没有资格要求他们做圣人----事实上这个世界也没有圣人。人，皆有缺陷。对高、萧两先生的恩怨以及特殊历史时期的是非，我等没资格，也无法做出判断。将这三个文本公布，我以为对后辈人全面理解中华民族的那个时代或者不无裨益。

尔泰按：早先，朋友们先后寄来了《领导者》杂志上萧某的文章及其跟帖、评论，建议作出回应。我舍不得时间，在一个答问中顺便提了一下，被朋友打回来了。于是在一篇废弃的散文草稿（写萧某的）上加了一个“后记”搪塞，还是不行。朋友们说，不足以说明问题，至多弄成个各执一词。不得已，硬着头皮花了几天几时间，就萧文的主要指控一一作了正面答复，得万把字，算是非生产性的开支。不料《领导者》杂志不予发表，不得已只能再网上公布。不懂电脑操作，全靠朋友帮助。谨在此向各位在鼎力相助的朋友，致以深深的谢忱。

第一个文本：

《寻找家园以外的高尔泰》

（《领导者》杂志上萧默的文章）

著名美学家高尔泰先生，江苏高淳人，生于1935年，比我大两岁，1962年来到敦煌文物研究所，也比我早一年多。高尔泰的主要著作是《论美》和《美是自由的象征》，前者是1956年他只有21岁在兰州当中学美术老师时写的，被内定为批判材料后发表，次年即因此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送到现已驰名中外的人间地狱——夹边沟农场受苦。解除劳教后自荐于常书鸿先生，被常老收纳。1989年他在南京大学工作期间，与夫人浦小雨一起移居海外，现居美国。

赵士林说，朱光潜、宗白华、蔡仪、李泽厚和高尔泰，“是中国美学大厦的主要建筑师。他们的主要观点，建构了当代中国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中国当代美学研究概述》，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年）此语我无从评论，只借以说明高氏的影响。

高尔泰2004年在花城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自传性随笔集《寻找家园》，书的最后约三分之一共13篇六七万字篇幅，涉及他在敦煌文物研究所的生活，其中一些先后在《读书》上发表过，当时我就读了。这13篇文字可以称得上是“栩栩如生”，人物性格描写大多到位，有些段落相当精彩，令人记忆深刻，我可以作证，可信度至少在百分之八十以上。不可信者，是他在字里行间，总是把自己周围的人几乎都预设为自己的敌人，而有失公允。

实际上，在我与他几年的相当密切的相处中，发现他的确有一种明显的受虐心理，他也的确受到过极不公正的对待，这使他的心理遭受到了某种严重的扭曲，或许是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加上他本性中的某种劣质（至少我这么认为），而反应过度，将不公正又施于别人。所以，在高尔泰貌似豁达的表象后面，在他的灵魂深处，其实隐伏着一些阴暗的东西。

我敢说，如果有机会今天我和高先生在一起坦诚相见，他将不得不承认我说的全是真话。

“文革”中有一天，在高尔泰处境最艰难的时候，我偷偷溜进他的房间。他拿出一幅不大的油画给我看，笑着问我：“你看这画的是什么？”画上展现出一幅北国严冬的景象：一片倾斜的雪原上，有几株挣扎着的枯树和几丛被寒风压倒的枯草。背景是一片凄厉的冷色，一抹残阳，透出恐怖的血红。地平线上站着一头失群的仰头嗥叫的狼。我当然看得懂画里的意思，没有说话，他笑着等待，忽然他自己说了：“不，这不是狼，这就是我！”

是的，高尔泰是一头被追猎的狼，同时也是一头追猎的狼。

1963年冬我从新疆调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办公室在下寺院子左侧窗户朝南的一间小室。高尔泰当时远离人群，一个人住在下寺右侧的一间小室，窗子朝向东边，外面是一片称作“鬼拍掌”的粗壮的白杨林，大树上有许多开裂的口子长成的树疤，活像是一个个大眼睛，有点叫人害怕，也很有趣。远处可遥望三危山。我进到他住的房间，初次见面，他站起来向我点头，我说：“你真会选地方啊，这里真好。”算是认识了。

我得说，在我初到研究所的那天晚上，见到常老和常夫人李承仙，李承仙简单介绍研究所的同时，还专门提到他，但只是说高尔泰有点特别，你以后与他相处要注意一点。点到为止，没有多说。

屋子里窗明几净，书架上摆了一些书，托尔斯泰、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之类，还有一些戈壁滩上捡来的石头。他说：“好看得很，里面有化石，你要有兴趣，哪天我带你去拣。”他并不问我什么，以为我不过一个工程人员，没什么可谈的。我也不问他什么。

以后上班下班总要遇到他，我当时住在离下寺约一里的中寺后面，上下班的路线正好与他相反。他总是咧着大嘴笑着向我点头，上身滑稽地前弯，穿着不合身的衣服。我发现，他遇到谁都是这个样子。我还发现，他除了欠身点头，几乎不与人交谈，开会时也听不到他的声音。

但一两个月内，可能是我们经常在下寺遇见，交谈逐渐多起来了，我也不记得是从哪一天哪一个话题开始的，总之，我们时常在一起散步。他总是挑在莫高窟大泉对岸一座低山梁的背后，说这里没人看得见。他谈到夹边沟的生活，说那里的人最后都成了野兽，他们到处逮耗子，烧吧烧吧就吞下去了。有时为了抢耗子，他们会打得头破血流。有一次，一位难友接到上海家里寄来的饼干，居然一次吃了一大半，口渴了，喝了好多水，竟胀死了。其他的受难者弃死者于不顾，为抢夺剩下的饼干打得一塌糊涂，而他抢得最多。还有一次，一个大家都讨厌又拿他没办法的劳教人员正好和他一起抬东西，他把筐子装得满满的，用铁锨拍打结实，再加上几锨。他在后面，起抬的时候他总要把绳子朝自己方面拉，但临到起抬的一刹那就会把绳子推向前面，压得那人嗷嗷直叫。他催着多抬快跑，直到那人累得趴下为止。那人遭到管教干部的痛骂，而他却受到表扬。

我是带着非常沉痛的、敬重的心情写出这一些的。要知道，夹边沟的受难者，多数都是知识精英，包括大学校长、系主任、学者、教授、诗人、音乐家、画家和主编、编辑……甘肃省本来人才就不多，2400多位劳教人员（官方数字），几乎集中了全省的精华和社会的良知。

高尔泰的确身强力壮，高大而粗犷，颧骨高耸，嘴巴又大，平头，脸稍黑而粗，棱角分明，很有雕塑感。正是因着他的体质健壮，才熬过了夹边沟这一关。那时，莫高窟正在进行加固工程，不少工人也身强体壮，他找人摔跤，总是会羸，至少也打个平手。只有一次，工人们找了一位最壮的，体重看来超过高尔泰至少三分之一，他才认输了。高尔泰坚持每天锻炼，冬天不生炉子，开着窗子睡觉。应该说，从生物学来说，高尔泰确实是强者。

渐渐地，我感觉他在所里的处境并不好，人人都不与他过多交往。他解释说，这只是团支部书记贺世哲在盯着他才造成的。他说，他给我讲的这些话，从来没有对别人说过，对他的信任，我是挺感激的。

所以，他总是神秘兮兮的，有时到我住的房子，倏地一下就闪进来。出去的时候，也总是要先往外张望一下，活像一头饱受过惊吓的野兽，高度警觉。

他的耳朵不好，右耳更不好，总要我走在他的左边，听我说话时还要把头偏过来。但他平时也不想听到什么，所以也没有感到有何不便。可他却有一个极明显的特异功能，所里人都知道，就是不管在哪里，每当有人提到“高尔泰”三个字，他的听力马上便恢复了大半，这几乎已成了他的一种本能。我感到，我面对的是一个受过重伤的灵魂。

闲谈中，他提到了一位叫唐素琴的女士。但不知道为什么，一向记性并不太好的我，却特别记住了这个名字，而不太记得他谈的事情了，也许是名字被多次提起，而事情重复得不多吧。只记得唐素琴是他的一位同学，也受了很多苦。印象深刻的只有高尔泰向她求过爱。高尔泰说：“想听听我是怎么求爱的吗？”我说愿闻其详，他说其实也没什么过程，只是在走廊里直走过去，当着面说一声“我爱你！”就完了。但以后两个人几乎都同时受难了。

但在《寻找家园》这本书的“唐素琴”一文中，却压根儿没提这档子事，只说是两个人受难以后再次联系上时，唐向他有过表示，他没有接受，而唐也很理解云云。

我认为高尔泰在两种场合说的话都是真实的，并没有存心撒谎，问题是要看怎么理解了。事实应该是，高尔泰并没有向唐求过爱，但唐素琴在他的内心深处却一直是一位精神上的真正的爱人，占有不可替代的位置，这种柏拉图式的爱情刻骨铭心，以致在某种情况下，高尔泰做起了白日梦，把想象当成了真实。而这种梦游式的爱情，比真实的婚姻更加令人着迷。

问题是，把想象当成真实，毕竟是一种病态，它可以制造出美，也可以制造出丑。

在敦煌，他看中了县邮局一位挺白挺好看的年轻女士，丈夫因事故死了。高尔泰与我商量，我建议他不妨通过他城里认识的人先从旁试探一下，果然有了结果，那位女士同意见面。但他却不希望她带在身边的一个小儿子常在他的身边，让那位原本可以作他岳母的老太太一怒之下追打到大街上。贺世哲召开了一个小会批评了他，事情没有弄成。

我在新疆的女友不能履约以后，他听说了，立刻兴奋起来，见没人，跑到我办公室，力主我应该马上到新疆去。他说：“挽回是绝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但你还是应该马上就去，因为这是一场难得的人生体验，失恋的体验不是人人都可以遇到的。”我不想去，他说：“人生是什么？人生就是体验，体验才能留下记忆，没有体验和记忆，走的时候一片空白，这一辈子就白活了。”我觉得他说得有理，还真去了，但目的主要是挽回。回来以后，晚上他又一次偷偷溜进来，还带了一枝蘸了墨汁的毛笔，在当时我还装在镜框里的原女友照片两侧的玻璃上，笑迷迷地对称地写上了“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祝贺我获得了“体验”，鼓励我直面现实，追求新的未来。我觉得他挺有人情味儿的。这种人情味，也正是我欣赏的，在别人身上，也是难以得到的，我一直很珍惜它，直到今天。

常老传话来要我到他办公室去一下，我去了，同样给了我亲切的安慰，说必然不是她情愿变心，而是这里的条件太苦了，也是可以理解的。要有所追求，就必须有所牺牲。长者之言，令我感动。

过春节了，厨房里准备了好多饺子馅和饺子面，分发给每个人，说这三天不开饭了，要大家自己过年。给单身汉还另外发了肉、菜、米、面和作料，还有几种做好了的菜。高尔泰没了辙，把所有的饺子面擀成一张大皮，包着所有的饺子馅，做成了一个其大无比的“包子”，放到大锅里一起煮了。看来好像熟了，捞出来，发现里面的皮和馅还是生的，只得把外面的一层皮削下，当作削面吃了。然后再煮，再削，最后索性全煮成了说不上是什么的一大锅汤。几乎全所的单身汉都站到大灶边看着他的实验，全都乐不可支，开怀大笑。

大年初一那天，他特意到我的房间里，说是要请我吃红烧羊肉。我们又随便聊起来，忽然他猛地跳起，连说坏了坏了，跑向美术部办公室，打开他的红烧肉锅盖，里面闪出红光，肉和锅底全没了，只看见了炉火，红烧肉真的成了“红烧肉”。他悻悻地说，为了这锅肉，他忙了一上午了。从一早起，就把发给他的令他发愁的一堆冻得硬梆梆的连骨肉堆到石头地面上，举起石块一顿乱砸，砸成一大堆七大八不小的带肉骨头块，说石器时代的老祖宗肯定也是这么干的，他得好好“体验”一下。他把这些骨头肉块洗了，放到一个大钢精锅里，在炉子上一起煮了，来到我屋子请我，不想一聊就忘了时间。

他还有好多类似这样的故事。比如，他说在当美术老师时，上课铃响了，而他忘记了带模型，跑到教室，急中生智，脱下一双皮鞋，权作模型，叫学生们画，自己光着脚（他很少穿袜子），满教室辅导。

他起得很早，每天都是第一个到办公室，自然，冬天的劈柴生炉子的事就都由他包干了。有一次遇到一个树根，实在难劈，他一边劈一边骂：“真他妈特殊材料制成的。”有人听到了，运动一来，便成为一条罪状，说他辱骂共产党人，因为斯大林说过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有时他也喊两嗓子，带着明显的苏南口音，比如“我们走在大路上”这句，在他唱来，便成了“我们住在大楼上”，好在大家都知道这一点，并没有给他再加上一条歪曲革命歌曲的罪行。

总之，此公极富个性，特立独行，我行我素，“体验”第一，率真而有趣，而过目不忘，文思敏捷，才华过人，虽然远不是共产党人，却确实十分特殊。其实，他搞的只不过是美学，并不是政治，他与我也从来不谈政治，当时的我对政治也丝毫不感兴趣，如果他能够拥有一个像现在这样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组织”也不要对他太过关注，他自己也不必过度惊恐，本来是可望在敦煌艺术的研究中，从美学这一侧面，作出很大贡献的。他在给常老的自荐信中，也特别提到了这一点。而在这一方面，即便从现在的敦煌研究院来说，人数从我们在时的不到30扩充到两三百人了，可以说也还没真正起步呢！

高尔泰的美学属于唯心主义，认为美是主观的，美感就是美。有人把他与吕荧归为一派，有人认为二者还有区别，但不管怎么，唯心唯物，不都是学术上的看法不同，为什么非要和政治连在一起呢？高尔泰不过是更强调个性的张扬而已，比起当年北京的青年“右派”的言论，又算得了什么？而这些言论，比起今天的探讨，也算得了什么呢？

最近读到一直申诉却始终没摘成“右派”帽子、现在也不再想摘的林希翎前不久在巴黎说的一段话：“我的最大的错误是什么？我这个思想老超前，说话都说早了。看过一本书，叫《原上草》，北大的，包括谭天荣那些右派的言论集。你现在翻开再看看，有哪一点错了！基本上都是对的，就是说早了。”我们现在说的理论创新，有些说法，早就超过林希翎、谭天荣们多多了。

1966年初，县中毕业的一位女士李茨林走进他的生活，他们结了婚，才算是结束了单身汉生活。其间，他也和我商量过。听说，所里的年轻人为他们操办了一场婚礼，还挺热闹的。但我当时在酒泉参加集训，没有参加。李茨林十分善良，给人非常好的印象，生下了一个女儿，取名高林，小时候我见过。李茨林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就不幸去世了。

“文革”来了。在工作组面前，高尔泰与贺世哲之间爆发了一场气吞山河、波谲云诡的战争，贺世哲先生，以后并连同夫人施娉婷女士与高尔泰一起，谁也没得到好处，都被工作组揪出来了。但我们今天看看高揭发贺的材料，又算得了什么？无非是贺夸过高能够独立思考、说战争是残酷的，还编了一本据说全是“封、资、修黑货”的《敦煌研究》创刊号。姑不论真假，也不过如此而已。难道独立思考有罪，盲从就对吗？难道战争竟是快乐的旅游吗？可就凭这些，再加上以后广罗密织的各种“罪行”，就把年纪轻轻就出生入死、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以后又培养成党员大学生的两位有为青年葬送了。

施娉婷“解放”得较早，胳膊却在斗争会上被人扭断了。贺世哲被“三开除”，送回陕北老家监督劳动，几年以后才平反回所。多年后我见到他们二位，施娉婷说，在新树林（莫高窟窟区北端大泉对岸一片新开的小林地），他们真的多次想过一切都结束算了，但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在《寻找家园》中，高尔泰坦承他是借着工作组令他写交待材料的机会，以“交待”自己反对过当时被工作组任命的所文革组长贺世哲的错误为名，写出了贺私下对他说的话，才把贺揪出来的。高尔泰还承认揪出贺世哲以后，“一丝复仇的喜悦，刹那间掠过心头”。高先生未免太矫情了，我敢肯定，岂止是“一丝”，一定是喜之欲狂的，就像狼捕到了猎物一样。

但对于贺先生，我也得说，既是高尔泰的受害者，也是自己的受害者，是过于执着了。从来受的就是狭隘至极的教育，眼界不够宽阔，对所谓“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假马克思主义深信不疑，也自有可议之处。比如，他对于常书鸿先生一直固着的、无端的和非理性的强烈反对，就是值得贺先生深自检查的。如对常老提出来的要开一个新洞窟，塑上领袖像，画上革命壁画的主张，我也是从不认同的，认为时间、地点和对象全都不对头，但贺先生为何非要将之硬上纲到“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高度呢？为了反对常老，矛头更及于为新洞窟日夜辛劳创作画稿的高尔泰，最后祸延及己。行笔至此，不知贺兄、施兄以为如何！

以上有关贺、高的一段纠葛，并非亲历（当时我不在所里），仅止于个人感受，就此停住。

1969年，高尔泰因酒泉地区办展览，需要研究所派画家支持，趁着这个机会，他调到酒泉，天天画画，算是从此脱离了险境。我为他庆幸，但更深为敦煌艺术事业惋惜！

后来听说他成了酒泉的名人，因为他在作画时老是忘乎所以。画完一笔，要换颜色了，他懒得换笔，就在屁股上乱擦。一天下来，他很吃惊，想不通一条新裤子怎么就完全变了样子了？还有一次，他站在高架子上画大型领袖像，要退后几步看效果，他就一直退、退、退，要不是被路人及时喊住，他就要摔下来了。这类事在我听了，觉得对他来说简直是太自然的了，但酒泉人却从来没见到过这号人物，不免声名鹊起。

我希望读者不要把这些只当做笑话来看。从高尔泰身上体现出的一种率性、敬业、乐观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及品格，不客气地说，是当代许多青年所不具有的。

1971年，研究所在酒泉地委先后派来的两位革委会主任孙一心、钟圣祖的主持下，大抓落实政策，许多被揪人员都解脱了，业务工作也逐渐重新开展起来。而由原派性群众组织头头转化而成的革委会两位副主任、原属同派的、左得不能再左的何山与苏永年却开了打，闹得挺凶，甚至扭到了省委书记冼恒汉那里。大家都不明白就里，也不关心，无非争权夺利，由着他们闹去，大家还清静一些。1972年，听说嘉峪关、酒泉新出土了一批北魏壁画墓，大家很感兴趣，认为可能与敦煌壁画的源头有关，除了何、苏以外，全体业务人员高高兴兴来了一次多年没有的参观，我也跟去了。

参观结束，钟头儿要我留下来测绘酒泉博物馆所藏新出土的一批北凉小石塔。工作之余，我高高兴兴去找高尔泰，想象着环境宽松了，两个老友别后重逢的喜悦。

找到他，他也很高兴而且意外，我们在大街上漫步。没多久他忽然说：“我揭发了你！”

我的确非常吃惊，因为所里人人都知道我与谁都不敢交往的他有说有笑，但在整个运动中，他必定知道我没有对他有过任何的揭发，“文革”开始时我还在厕所偷着叮咛过他，一定不能有任何反抗，等待形势的变化，要相信中央（虽然我也搞不清楚“中央”到底想搞些什么）。他把耳朵几乎贴到了我的嘴边，连着点头。我还冒着风险去看他，给他以鼓励，无论如何，即使心理扭曲，也不至于把矛头指向我呀！何况，我也没什么可揭发的。我的情绪从高峰一下子跌入了低谷。他见我不说话，又说：“我说你偷听敌台！”

闪电般地，我一下子想到了两年多以前在离莫高窟几十里外的山沟里一段放羊的历史。我放羊，高尔泰和几个“牛鬼”打地埂，他与我同住一间土屋。

一天晚上，高尔泰进来，见我把半导体凑在耳边，问了一句：“听什么？”

“敌台！”我回答。

他大吃一惊，瞪着大眼，大嘴裂到腮帮子了。要知道，《公安六条》规定，偷听敌台可是要按现行反革命治罪的。

我问：“你要听吗？”把半导体递给他。

他更加惊讶，后退了一步，双手乱摇，忙说：“不不不，我不听，我不听，我耳朵也不好。”说明他也是深知敌台是听不得的，偷听只能小声，他也听不到。

“文革”以后，家里人问我，你当时真听了吗？我说，真的是听了。那是在选台时，偶然听到了我熟悉的苏联歌曲，用中文唱着：“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到处都是田野和森林；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自由地走来走去！”但山沟里信号不好，一下子又没了。高尔泰进来时我正在找别的台，其实是一片杂音。

那我为什么要告诉高尔泰我听了敌台呢？过后回想，一则是我与高尔泰一向是玩笑开惯了，虽说“文革”了，人前装着好像不认识，人后却依然故我，这次是我要故意吓一吓他，看看他是个什么反应。二则是我太相信高尔泰是绝对不会把我怎么样的。再则也怪我自己，有时候确实是有点过分地玩世不恭了。

可我真的一点也没有想到，我对之毫不设防的高尔泰竟会这样。我吓坏了。

我又想起，去年几个月我所感受到的屈辱，原来根子竟在这里呀！我心里盘点着还有什么值得他“揭发”的事，幸好，我烧了在新疆写的上百首诗的事他不知道。出于本能的警觉，我感到身边的这个人忽然变得如此可怕，我必须得有所戒备了。

我问：“为什么你揭发了我，又来告诉我？”

“这不，我……我……我们不是朋友吗？”我显然明白，他告诉我这些，只是为了他自己，以图减轻一点良心的不安。我无法原谅他，决定不给他这个廉价的机会。

“朋友？难道你现在以为我还会把你当朋友吗？”

我再不说话，但并没有加快步子，甩他而去，在别人看来，我们似乎仍然是一对好友在散步。我是想看看他到底还会怎么样，心底里却在流泪。他也没有走开。我们就这么无声地走着，他几次想说什么又没说出来。就这么尴尬着，一直走回招待所，我进了屋，他没进来，迟疑着说了一句“那我就回去了”，带着询问的口气，我没答理。他走了，到大门口，回头望了我一眼。

我一下子被彻底击倒了，体验到被出卖的巨大悲哀。不，还远不止这些，多年的情谊，戈壁滩上的漫步，倾心的交谈，学问的沟通，风趣的玩笑与相互间的关怀与同情，这一切，顷刻间全都化成为一场闹剧。我太看重这些。我投入的太多，失去的也太多。我想不通的是，如果说他对贺世哲的出卖，还可以解释为一种报复，那么，为什么他要出卖我呢？这完全是一种对恶势力的摇尾乞怜，以献上朋友为代价，求得自己的减罪，这是一种人间最不齿的卑劣行为。他难道不知道，就凭着他的一张纸，我就可能死无葬身之地吗！

我忽然想到，有人曾告诉过我、而我一直不相信的一件事：1965年阴历四月初八浴佛节庙会前，甘肃师大美术系青年教师陈克俭来到所里，创作“四月八”油画，不知深浅，曾与高尔泰有过接触，谈了不少。陈克俭我见过，瘦瘦的，戴副眼镜。他在所里呆了五六天，画了不少速写，作为素材。但还没等他回到兰州，高尔泰的揭发材料就寄到学校了，把陈克俭说的例如“一池清波煮成粥，照得师生水中游”形容挨饿时期的打油诗，加上高尔泰自己说的“反动话”都写上，通通算作是陈的反动言论，把自己洗刷一净。高尔泰一时失言，必是觉得后怕，与其别人可能揭发他，不如先把别人宰了，就像曹操杀吕伯奢一样。想象中的危险，又一次被白日梦般地化成现实了。

以后我听说，当时对陈的冲击还不是很大。“文革”一来，陈克俭说不清，竟上吊自杀了。陈的夫人是一位牙科大夫，在阿干镇开诊所，有三个小孩，我妻子认识。

我掂量了一下形势，高尔泰揭发了我如此之大的罪名，两年多都过去了，所里却对我没有任何举动。后来我被感受到的虽不公开却十分明显的岐视实在压得受不住了，曾冒险跑到军宣队队长李治安那里“自首”，要求把我明明白白揪出来得了，同时又宣称自己并不知道自己有何罪行，也被老李一番温言好语劝住；看来高尔泰的揭发并没有被认同，这事大概已经过去了（以后一年我才得知果然是这样，这事在所里曾引起了一场隐藏在幕后的特大风波，把军宣队、工宣队和革委会全卷进去了。工宣队队长郑绍荣老人为了救我，真是费尽了心力，最后以“证据不足”为由否定了高尔泰的揭发）。心里有了一点底，镇静了许多。

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远非党员也与党毫无关联的高尔泰，此时的编制却在地委党校。当时“文革”还远没有结束，我本是可以给党校写一封信，告他一个与我进行“黑串连”之罪的，但我没有，只是给所革委会写了信，主题是汇报在酒泉工作的情况。但这原是不必写的，因为我很快就要回去了，也许比信还快呢，关键只在最后似乎无心捎带的一句话：“还有些事回来再当面汇报”。

回所以后，我想，如果没人找我，此一“黑串连”之事便算作罢，有人来找再说。果然，第二天，革委会副主任苏木匠就打发新调来的办公室主任吴小弟来叫我了，下面是一段有趣的对话。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拒不交待，死路一条；鲁（“老”的音，西北方言）实交待，菜丝（“才是”的音）出路”，甫一进门，苏木匠就带着浓重的兰州土音，祭起了这段著名的二十四字真言。吴小弟拧开钢笔，铺开纸，准备记录。我不说话，静等着。

“你还等什么，交待呀！”

“交待什么？”

“你在酒泉都干了些丝母（“什么”的音，下同）？”果不其然，高尔泰的又一封检举信真的先我而到了。

我打算详细介绍北凉小石塔发现的经过、价值和我的测绘工作，只要他愿意听，我可以发表长篇学术演说。但只开了个头，苏木匠就打断了我：“不要讲只（“这”的音）个，问你还干了些丝母？”

“丝母也没干呀，一测绘完，当天就往回赶了”，我故意装糊涂，还学起了他的口音。

“你见到丝母人？”

“在酒泉博物馆，除了馆长、讲解员，还见到省博物馆的张宝玺，也在测绘这些东西……”

“我问你的丝（“是”的音）在酒泉见到了佛（“所”的音，下同）里肥（“谁”）一个”，声音大起来了。

“所里的谁？那多了，钟头儿、马世长、段文杰……”我细数起来，准备要玩就玩个痛快，对付这位木匠我还是有把握的。我说的这些人都是这一回同去参观的，在嘉峪关分的手。

“不是这些人，是还见到了佛里什么人？”

“所里的人……还见到……”故作冥思苦想状，继续逗他：“没有了呀！”

他一拍桌子：“再想想，给你最后一个之（“机”的音）会。”

他没想到，我也拍了一下桌子，不过比他拍得轻一些：“想什么想，没有就是没有。你这是想干嘛？”我准备坚持到最后一秒钟。

“高尔泰！”苏木匠大吼一声，以为这一下我就得马上缴械了，没想到我却哈哈大笑起来：“啊——”我把“啊”字拖得老长，还拐了个弯：“你说的他呀！你怎么不早说呢，你这个老苏，你老问我见到过所里什么人，高尔泰现在调酒泉党校了，早就不是所里人了。你看你，要问就往清楚点问嘛，干嘛老问所里的人。高尔泰呀！那当然，见过见过。”

“你们佛了啥一个？”他把“说”和“所”一律称之为“佛”

“你看，我正要向你们汇报呢，革委会收到我的信了吗？”

“收到了”，吴小弟说，把信翻出来。

“老吴，请你读读最后一句话。”

老吴读起来：“‘还有些事回来再当面汇报’。”

“你看你看，我不早说了吗，有些事信上写不清楚，要当面汇报的嘛！老吴，麻烦你记录，尽量详细一点，免得我再写材料。”然后我就把高尔泰如何想与我进行“黑串连”，如何遭到了我的抵制等事一一说了，我没有义务再为他打掩护了。可以自夸——毫无破绽，滴水不漏。因为高尔泰揭发的这些事去年早就闹腾过了，郑绍荣已经作了结论，苏木匠一下子失了底气，再不说话了。

经过这次“交待”，足以确证高尔泰对我的两次揭发，都白费了心机，我又安全了。至于他们是否把我说的寄给地委党校，就不关我事了。

运动确实锻炼人。

高尔泰《寻找家园》中的“荒山夕照”一篇写得特别好，景境、情境、心境尽出，对于太熟悉那个地方和那些人物的我来说，读来更觉有味。读者可曾记得，在该篇结尾，对于“牛鬼”们擅自在山中打黄羊的事，高尔泰只描写了当范华提出不必让革委会知道以后各位“牛鬼”的表现，说明世事人情之险恶以外，并没有明确交待回所以后他们当中是否有人向革委会举报了。我读了以后，可以打赌，一定有人举报了，而举报者不是别人，绝对肯定正就是高尔泰本人！

原来，人情世事之险恶，最典型的体现者就是高尔泰。

1984年，在兰州举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及学术研讨会，我最后一次见到了高尔泰。我那时已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他也调到了兰州大学，我们被分配在一个组。他到了两次小组会，大会没来。第一次小组会上，相隔十多年我们第一次碰面，他一直盯着我，我却对他来了一个“脖子不给”（兰州土话：不予理睬）。会议结束我随着大伙进饭厅，他施施然走了。第二次会上，中间休息时他迎向我，站在我面前，似笑又不敢笑地问： “你好吗！”

我说：“我还好，你可能不一定太好吧！你不是在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呆过吗，那个单位多好，在北京，可以甩开膀子搞你的美学了，李泽厚也在那里，为什么不呆下去呢？”他一时说不上来。

“可能是呆不下去了吧，人家‘送瘟神’了？你那个爱揭发人的毛病也得改改了，你走到哪里都是这样，人家讨厌，对你自己也不好。”

“你怎么知道的？”他惊奇于我的消息灵通，也证实了他确实又揭发了什么人让人家赶走了。

“丁一你认识吗？”我问。

“这你就不用知道了。”

“我……我……‘文革’中的事情……”

“你不用说了，‘文革’中好多人都犯过错误，包括我在内。但有些错误是可以原谅的，时代造成的；有些是永远不能饶恕的，是人格堕落的表现，你就属于后一种。你的身子已经生活在20世纪了，头却还在中世纪，脖子拉得那么长，你活得累不累呀！你实际上是一个弱者。当然，我们之间曾经有过的那一段真挚，我是会记住的。你的‘体验’说也很有见地。”

然后我转向别人说话，他悻悻地走了，以后就再没来过。在两次会上，他没有和别人说过话，更没有发言，显然，他从住处赶来参加这两次会，仅仅是想见见我。

从此，20多年了，我们就再没见过面，在《寻找家园》中也没见他对我这个在研究所与他关系最密切的人有过只言片语。有人描述他现在已经是“过肩的白发扎在脑后”了，我现在真的希望能再见上高先生一面。至少，我希望他能够读到这篇文章。我会打听到他的地址，给他寄去的。对于高先生明显优秀的一面，我仍然怀着敬意，真想抛掉过去的所有恩怨，就像我们在大泉对岸小山梁背后的戈壁滩上一样，倾心地再谈一谈。

但对于刘宾雁说的“高尔泰是当代中国一个难得的奇人。无论就人格、才华和贡献而言，他都应该被列在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的前三名”（见《中国时报周刊》记者访谈），我却大不以为然，至少就我所了解的人性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复杂性而言。

（相关简介：萧默，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建筑艺术历史与理论学者，着有《敦煌建筑研究》、《世界建筑艺术史》丛书，主编国家重点项目《中国建筑艺术史》）

第二个文本：我的未能发表的答复

昨日少年今白头——一头狼给一只狗的公开信

高尔泰

朋友们先后寄来《领导者》杂志上你的《“寻找家园”以外的高尔泰》一文，和该文的一些跟帖，

劝我做出反应。看来，为关心此事的读者提供一些查证和判断事实的依据，是必要的。故有此信。

你说，“高尔泰是一头被追猎的狼，同时也是一头追猎的狼。”我想这两句话，是来自诗人黄翔。黄翔著名的《野兽》诗，就是这样开头的：“我是一只被追捕的野兽……我是践踏野兽的野兽。”你把后句紧接着“践踏”二字的“野兽”二字去掉了，很有意思。所有的狗，都有一种同野兽划清界线的需要。

没想到的是，你会以我的亲密朋友的身份，来划这线。所谓“研究所里关系最密切的人，”所谓“多年的情谊，戈壁滩上的漫步，倾心的交谈，学问的沟通，风趣的玩笑与相互间的关怀与同情”， 所谓“文革中有一天在高尔泰处境最艰难的时候我偷偷溜进他的房间”，这种凭空虚构的逆向迂回，已超过了划线的需要。那些半真半假的趣闻轶事，隐私八卦，掺杂着骇人听闻的道德指控，在不了解真相、特别是不了解文革真相的年轻读者那里，也真的可以造成，一个老朋友在怀念故人的印象。而这个故人，是一头“身子在二十世纪，头还在中世纪”的、到处乱咬的恶狼。

好在任何事情，都有个历史背景。“横扫一切”时发生的事，“化消极因素”时不会发生。红卫兵着旧军装走遍全国时发生的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不会发生。“揪军内一小撮”时发生的事，“还我长城”时不会发生……你的许多历史言说，放在当时的客观背景中来看，还是可以证伪的。比如你说你在文革中我最艰难的时候偷偷溜进我的房间与我相会，你可能是忘记了，那时我人在牛棚。房间已被查封。

我爱画狼，这是真的。但是这个真，不能为你那个假作证。那幅油画，抄家时已经失去。抄家是群众性的，你也来了。你提到了那幅画，没提抄家。这种任意剪接情况——不提的事比提到的重要——文中常见。你的剪刀很大，历史被整段整段地剪掉。提到八三年，不提“清污”。提到社科院，不提八十年代……这些切断了因果链条、绝缘于泛文化背景、加上虚构细节的小故事，漏洞多，矛盾大，不待与事实对比，你早已自我证伪。

这里权且指出几个，就文本所及，说一些事实。不作评价，也不作评价的评价。

第一个，你说你1972年从嘉峪关到酒泉看我，散步时我告诉你，我揭发了你偷听敌台。于是，“闪电般地，我一下子想到了两年多以前在离莫高窟几十里外的山沟里一段放羊的历史。我放羊，高尔泰和几个牛鬼打地埂，他和我同住一间土屋。一天晚上，高尔泰进来，见我把半导体凑在耳边，问了一句：听什么？敌台，我回答……我又想起，去年几个月我所感受到的曲辱，原来根子竟在这里呀！我心里盘点着还有什么值得他揭发的事，幸好，我烧了在新疆写的上百首诗的事他不知道。出于本能的警觉，我感到身边这个人忽然变得如此可怕，我必须有所戒备了。”

1972年的“两年多以前”，是1970年。1972年的“去年几个月”，是1971年。你又忘了，我已于1969年春天离开了敦煌。时间和地点都对不上号，这是一。1969年以前的三年，特别是事件发生的1967年，阶级界线判若水火，革命两派你死我活，没有可能一个造反派战士和一群牛鬼蛇神同住同劳动。事实上你是作为看管阶级敌人的民兵监押着我们来回的，这是你所谓的“放羊”，这是二。那个山沟叫苦口泉，只有一个窝棚。那次去的人很多，大家都在里面过夜，很挤。你不会在那样的场合“偷听敌台”，听什么也没人敢问你“听什么”，这是三。

我确实揭发了你。你说此事时，可曾想过，应该向读者交代一下原委？那天你背着手在工地上走来走去，监督劳动，我们牛鬼蛇神挖土。我挖着挖着，浑身燥热起来，就把上衣脱光，晒着太阳挖。你走过来，告诉我不许赤膊。我问为什么，你说不许赤膊。我又问为什么，你还是说不许赤膊。我没有听从，你勃然大怒。喝令我立正低头，问我“是不是要向无产阶级专政示威？”“是不是以为在这野山沟里只有一个民兵，就治不了你？”直到我穿上上衣，还没完。晚上我们做完请罪仪式，你给大家训话，又专门训我一顿。我们每次进山劳动，都有个民兵监押。对我们宽严各异，没人像你这样。

时值两派恶斗，所里无政府。你在“革总”，对方是“革联”。回所后，我找到革联的苏永年，告诉他文革前有一次到你屋里，你正在收听苏修节目。知道没有旁证，最终不能定案。知道革联处于劣势，一时管不着你。知道如果革总找我算账，革联不会相救（谁救阶级敌人）。但是没有涵养，又别无选择，顾不上那么些了。事后两天，在院子里遇见你，大声地对你说，“你偷听敌台，我揭发了你”。你站住，我绕过你走了。

你剪掉了你在苦口泉发飚的事件，把我说“我揭发了你”这句话的时间，挪到1972年，地点挪到酒泉，并宣称在这之前，你毫不知情。这就与情与理，与历史事实，与你此文的下文，都对不上号了：“我掂量了一下形势，两年多都过去了，所里却对我没有任何行动。后来我被感受到的虽不公开却十分明显的歧视实在压得受不住了，曾冒险跑到军宣队队长李治安那里自首，要求把我明明白白揪出来得了……被老李一番温言好语劝住……以后一年我才得知，这事在所里曾引起一场隐藏在幕后的特大风波，把军宣队，工宣队，革委会都卷进去了，(尔泰按，如果真是这样，那是因为你的投诚者的身份，在对方阵营中的地位使然)，工宣队队长郑绍荣老人为了救我真是费尽了心力……”这就在无意之中，提供了一个不同的时间坐标：军宣队、工宣队时代——六十年代后期。和一个不同的地理坐标——敦煌，使得那一脸无辜如梦方醒痛心疾首的表演破了功。

那次在苦口泉劳动，不是只我一个。目睹你发飙的同事们都还健在。你激动得面红耳赤暴跳如雷，相信你终身记得。文中绝口不提，该不是选择性遗忘。然后你说，“为什么他要揭发我呢？这完全是一种对恶势力摇尾乞怜，以献上朋友为代价，求得自己减罪，这是一种人间最不齿的卑劣行为”，作为旁证，接下去你说，你到酒泉时，“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远非党员也与党毫无关系的高尔泰，此时的编制却在地委党校。”暗示我得到了“献上朋友”的回报。这个谎，就撒得太随便了。从历史常识来说，“立功赎罪”的支票从无兑现，遑论嘉奖？从个人的履历来说，我的编制从来没有到过党校，一天也没。你怎么能编造别人的履历，来适应自己的需要？

那次你来酒泉之前，所里另外两位同事，刘玉权先生和王炳先生刚刚来过。是所革委会派他们来了解1967年我那个揭发的，要我提供一点旁证。我没有，他们也就算了。想不到他们前脚刚走，后脚你就来了，说是来看望我的。有过互相伤害，难能不计前嫌，你这么远跑来看我，我有些感动，告诉你刘王二位刚走，所里在调查你，你要注意。万万想不到，你的回答竟是，“你不应该告诉我这个，朋友是朋友，组织原则是组织原则”。我像吃到一个苍蝇，只有冷眼看你。你站起来走了，我随即砰地一声，用力推上了房门。声音太大，惊动了隔壁的赵存福，一位杰出的摄影师，过来问什么事，我都告诉了他。想不到三十六年以后，你会说我送你一直送到旅馆。

刘玉权先生是考古学家，正派诚实。王炳先生管后勤，也是老实人。二位至今健在，不难找到查询。他们当年的酒泉之行，是你我那次酒泉冲突的关键。你的酒泉故事中没有他们，该不是选择性遗忘。三十六年以后，你把我与他们的接触，说成是我对你的第“两次揭发”，并说凭着我告诉你所里在调查你这一点，你也可以“告他一个与我进行黑串联之罪。”你写道，你回所以后，“我就把高尔泰如何想与我进行黑串联，如何遭到了我的抵制的事说了……可以自夸——毫无破绽，滴水不漏。”你的故事前面根本没有提到刘、王二位，怎么后面又冒出一个第二次揭发和黑串联之说？思路一时迷失，邂逅了一段你已经剪掉的关键性环节，你不尴尬？

第二个，你指控我出卖了贺世哲和施娉婷，导致贺被开除送回原籍监督劳动，施被扭断了胳膊。我同贺、施之间发生的一切，都在《寻找家园》中写了。我写的，你也已经仔细研究过了，没有提出异议。但是你关于这件事的说法，却是这样的：“文革来了，在工作组面前，高尔泰与贺世哲之间爆发了一场气吞山河、波诡云谲的战争，贺世哲先生，以后并连同夫人施娉婷女士与高尔泰一起，谁也没有得到好处，被工作组揪出来了。但是我们今天看高揭发贺的材料，又算得了什么……可就凭这些，再加上以后广罗密织的各种罪行，就把年纪轻轻就出生入死、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以后又培养成党员大学生的两位有为青年葬送了。”

你十分清楚，早在工作组进驻以前，贺世哲就以“揭开敦煌研究所阶级斗争的盖子”为号召，发动群众对我这只“夹边沟铁笼子里逃出来的恶狼”穷追猛打，“解剖麻雀”。工作组进驻时，我早己被解剖完毕，斗倒斗臭，成了阶级敌人的现成标本。那时的贺世哲，是所里“文革小组”组长，权倾一时，一言九鼎。你怎么对此只字不提？你怎么不说，是他们葬送了只有三十一岁的我的前途呢？难道我没有入党，没有抗美援朝，因此算不上有为青年，就可以随便葬送吗？

你十分清楚，那是1966年六月的事。同年十月，工作组宣布，我降三级，贺取消党籍，施免予处分，算是结案了。宣布大会上，你上台教大家唱样板戏《红灯记》，该不会忘记。不久形势逆转，各地奉旨造反，两派武斗比忠，贺、施再度崛起，成为“革总”的头头——

你的领袖。你写了很多大字报，自称“红卫兵”，“超龄团员”，“韶山战斗小组”，为之摇旗呐喊，该不会忘记。后来“革总”失势，贺、施被打成重伤。所里一半以上的人都进了牛棚，你“乘着革命大联合的东风”，和革联的人们一起，依然红色战士，该不会忘记。

敦煌的武斗，是全国武斗的缩影。得宠者胜，失宠者败。得者复失，失者复得。全在皇上一念，谁都没处捉数。我辈阶级敌人，皮青肉肿看戏，更是眼花缭乱没处捉数。但是，是谁打折了施娉婷的胳膊这样的具体事件，你们局内人应该知道得很清楚。知道而不说，剪掉了多少历史？不管你的剪刀有多大，我一直是勤王两派共同的专政对象，一直都在监督劳动之中，身在局外，不可能参与其事，这一点，你是剪不掉的。

第三个，你指控我出卖了陈克俭，导致陈自杀。你写道“1965年阴历四月初八，浴佛节庙会前，甘肃师大美术系青年教师陈克俭来到所里，创作四月八油画，不知深浅，曾与高尔泰有过接触，谈了不少……但还没等他回到兰州，高尔泰的揭发材料就寄到学校了，把陈克俭说的例如“一池清波煮成粥，照得师生水中游”形容挨饿时期的打油诗，加上高尔泰自己说的反动话都写上……文革一来，陈克俭说不清，竟上吊自杀了。”言之凿凿，骇人听闻。但是谎言越具体，越容易证伪。且不说陈是水彩画家，不画油画，也没有在1965年来到敦煌；且不说“破除迷信”十几年，那时已无浴佛节庙会和任何庙会，更不会有以此为题材的任何文艺创作；且不说“粒米煮成十碗粥……照得全家水中游”之句，是五七年鸣放时兰州市女子师范许植本老师在大字报上写的（《寻找家园》中有提及），挪用不到其他人头上 ……且说事实：

1962年，我初到敦煌，分到住房前，住在招待所，与陈克健和李巍（甘肃人民出版社美术编辑）一室。三个人晚上闲聊，说起当时的饥荒，李说，中国农民胆小，不然要造反了。陈说胆大也不会，因为国家有军队。我说不是国家有军队，是人民没有组织。军人来自人民，会把人民的体验带进军队，一定条件下会站到人民一边。条件是出现某种组织性力量，比如独立农会，比如民间宗教，现在都没有可能……不是发昏，都想透口气。时值“三年困难时期”，政治相对宽缓，以为在这个沙漠孤岛上，天高皇帝远，可以随便些。

李巍大大咧咧，在食堂里（招待所没有食堂，在研究所食堂吃饭）谈笑风生，有一天忽然手抚我背，说我“脑袋瓜子好使”，“天才就是疯子”。这是不着边际的话，本来没有什么。但是环境特殊（这一点你很清楚，我也写过），有人就找他“闲聊”。后来支部书记李承仙找我谈话，说，听说你在客人面前放毒，怎么回事？常所长调你来，费了很大劲，对你期望很大，你怎么一来就给我们惹麻烦？让范华在会客室里给开了个临时床铺，让我当天就搬过来暂住，说清楚了以后，别再胡说八道了。

我交待了谈话的内容，作了自我批判（认识到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是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且不敢通知陈、李。这是丑行劣迹，我一直心存愧疚。好在一切如常，大家都平安无事，他们在所里待到1963年，先后离去。1965年春，我被借调到兰州甘肃省博物馆搞“阶级斗争教育展览”，陈也在那里，又同住一室。谈起这事，他说在敦煌时，李承仙找他谈过。他当过团干部，也处理过这种事。同样一句话，要看是什么人说的。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社会上牢骚很多，顾不过来，一般人说句错话，基本上不会追究。但如果是地富反坏右说的，性质就不同了。你们那里水深，没人追究你，要感谢李承仙。

陈的厚道，李的保护，我只有感激。因所里搞新洞窟创作，我不久就回了敦煌。陈继续搞展览，以后没再见过。文革后我到兰州，听说他在文革中自杀了，很意外，很惋惜。你说他是因我而死，“高尔泰一时失言，必是觉得后怕，与其别人可能揭发他，不如先把别人宰了，就像曹操杀吕伯奢一样，想象中的危险，又一次被白日梦般地化为现实。” 一个“必”字断案，干脆利落，就像说施娉婷的胳膊是因我而断一样，显然不是判断力和记忆力的问题。为了和文革挂上钩，把1962年发生的事挪到1965年，该不会是无意的吧？兰州文革中的情况，我不清楚。但是一个人自杀，应有较大原因，应有档案记录，应有当事人和知情人的记忆。现在甘肃师大还在，艺术系还在，当时的不少老师和同学还在，要了解真相，应该不难。你此文的跟帖中，有一则就提到了这个问题，“你们个人之间的是非恩怨也说不清道不明，但陈克俭老师之死是谁人所致，真相早已大白，不是凭高的几句话就能决定的”，应是知情人所写。你既然要做这文章，又不先了解一下，哪像个吃考古饭的？

第四个，你说我的《荒山夕照》，“说明世事人情之险恶以外，没有明确交代回所以后他们当中是否有人向革委会举报了。我读了以后，可以打赌，一定有人举报了，而举报者不是别人绝对肯定正就是高尔泰本人！原来，人情世事之险恶，最典型的体现者就是高尔泰。”前面的“打赌”，“一定”，“绝对”，加上后面的“原来”二字，立即就变成了事实，以及对事实的道德判决。实际上那次回所以后，革委会主任何山听了范华的汇报，说，下一次他要亲自到大泉“带头劳动”。指示范华多准备几个铗铑，以便“改善生活”。从大历史的角度看，这是新生的革命政权以权谋私的一个小小萌芽，值得一写。但那是另一个主题，我怕文字杂乱，决定割爱。想不到留下这个悬念，竟使你如此亢奋。

第五个，你说我 “谈到夹边沟的生活，说那里的人最后都成了野兽，他们到处逮耗子烧吧烧吧就吞下去了。有时为了抢耗子，他们会打得头破血流。有一次，一位难友接到家里寄来的饼干，居然一次吃了一大半，口渴了，喝了好多水，竟胀死了。其他受难者弃死者于不顾，为抢夺剩下的饼干打得一塌糊涂，而他抢得最多……”，如此等等，比我知道得还多，描写得很细致，如同亲身经历。你读过《寻找家园》，应该知道，我在1959年初，就离开了夹边沟。在我离开以前，还没有发生你所说的上述情况。我也没在盐碱地上见过耗子。九十年代以后，开始有一些幸存者的见证和勇敢作家的调查问世。我想你是读到一些，搬过来充当“寻找家园以外”的知情人的。显然你又忘了，1960年以后发生的事，安不到1958年去。

并且你在这里，不动声色地制造了一个虚假的对比：你很尊敬夹边沟人全都是社会良知，而我骂他们都是野兽。用心之深，令人生畏。但是我对夹边沟难友的看法，早已写在书里。有我的书作证，不是你可以随便涂改的。你毫无亲身经历，怎么又从“人性和知识分子的复杂性”，得出了这么一个全称肯定？

第六个，1983年（你挪到1984年，为什么？），敦煌吐鲁番学会在兰州开会，我应邀与会，遇见不少敦煌的老同事，握手如仪，还是有些旧情。唯独你，酒泉一别，已形同陌路。楼道里遇见，没打招呼。会议中间休息时，你挤过来坐在我旁边，说，“我到艺术研究院了你知道吗？”我说不知道。你问我“你怎么样啊你？”我说我很好。时值“清除精神污染”，我是批判重点，被停课禁书，拒绝检讨，拒绝约谈，处境恶劣，无人不知。你明知故问，毫不掩饰幸灾乐祸，我像又吃到一个苍蝇，掉头不再理你。你转身走时，丢下一句威胁：“齐一你知道吗？我和他很熟。”显然你以为你心目中的庞然大物，必然也是我的。

关于这次偶逢，你的版本是：“相隔十多年我们第一次碰面，他一直盯着我，我却给他来了一个脖子不给（兰州土话，不与理睬）……他迎向我，站在我面前，似笑又不敢笑地问”你好吗！我说，我还好，你可能不一定太好吧，你不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呆过吗！那个单位多好，在北京，可以甩开膀子搞你的美学了 ，李泽厚也在那里，为什么不呆下去呢？”他一时说不上来。“可能是呆不下去了吧，人家送瘟神了？你那个爱揭发人的毛病也得改改了，你走到哪里都是这样，人家讨厌，对你自己也不好。”“你怎么知道的？”他惊异于我的消息灵通，也证实了他的确又揭发了什么人让人家赶走了。“丁一你认识吗？”我问。“是他告诉你的？”“这你就不用知道了。”“我……我……文革中的事情……”“你不用说了，文革中好多人都犯过错误，包括我在内。但有些错误是可以原谅的，时代造成的。有些是永远不能饶恕的，是人格堕落的表现，你就属于后一种。你身子已经生活在20世纪了，头却还在中世纪，脖子拉得那么长，你活得累不累呀！你实际上是个弱者。”

这一长段话，形象伟大，气势昂昂，不像会议休息时稠人广众中短暂的招呼，倒像是八十年代以前居民委员会里带红袖章的老太婆对阶级敌人的啰嗦训话。这种架势和口气，革命知识分子也有，但须得对方像老鼠见了猫那样战战兢兢配合才行。所以这种节目，七十年代已少，八十年代已无。语境既已转换，舞台、道具也不再和角色配套，你无从吸取能源，单靠文字过瘾，难免底气不足。刚一提出指控，立刻转了话题。借编造的我的结结巴巴回答，从社科院的不知什么事，一下跳到敦煌（文革中的）的不知什么事，上下文毫无关联。故事的主线索，就这么断掉了。从此再也没有提起。这里面的空白，可不是剪接所致。

剧本还没完，脚色就变了。恶狼受命卸妆，扮演多情贱鼠。追猎改为追随，遭抛弃了还恋恋不舍跟着：“我们就这么无声地走着，他几次想说什么又没有说出来，就这么尴尬着，一直走回招待所，我进了屋，他没进来。迟疑着说了一句，那我就回去了，带着询问的口气，我没搭理，他走了，到大门口，回头望了我一眼。”或者“他一直盯着我……他赶来参加这两次会，仅仅是想见见我……”。好家伙！这些自恋者的意淫，使我想起chiwawa ，一种很小的宠物狗。它以为自己很大，而且魅力无穷。狼也萧默，鼠也萧默，你站在这么一块左右摇晃的垫脚石上面，高则高矣，稳当吗？

在《“祁连山下”以外的常书鸿》一文中，你写你以民兵身份，押解所革委会的头号敌人常书鸿外出治病（自称“董超、薛霸”，貌似调侃，实际上是给自己涂脂抹粉，）对医生训话的口气，也这么气势昂昂。要说这气势的源泉，说白了还是你所依附的权力。压下者，必然媚上。所以另一方面，你又“孙头儿”“钟头儿”叫得和从前的“常所长”一样亲热。在军代表、工宣队长面前撒娇更绝，要求“把我揪出来得了”。博得前者“温言好语”相劝，后者“费尽心力”相救”，嗲劲儿难以想象。主也萧默，奴也萧默，可知道在这二者之外，还有别样的人格？

你问我为什么不在社科院哲学所待下去，假如我是你，自然能待下去。但我不是你，我和你心目中的那位庞然大物合作写书不成，闹翻了。我被“清除精神污染”，也是因为写异化问题和人道主义问题，逆了龙鳞。一个人再怎么邪恶和愚蠢，也不至于一面激怒当局，一面又向当局告密，太阿倒持授人以柄。即使至于（比如两面派、双重人格），上下左右那么多人盯着，也绝无可能保密，当时就会身败名裂，还等得到二十七年以后，由一个与社科院毫无关系的你来说？

你说我惊异于你的消息灵通，因而也证实了我揭发了人。你拿出来的证据就是你所谓的我的惊异吗？为什么你不把那些灵通消息及其来源抖出来作为证据呢？

你说我是因为“爱揭发人”被赶出社科院的，为什么不说出我揭发了谁？向谁揭发的？揭发的是什么？

你说渺远往事，充满具体细节绘声绘色，怎么说到近事，反而含混起来？

如此严重的指控，怎么能闪烁其词？

现在社科院还在，当时的人们还在，你只要说得出来，自会有当事人作证。为什么不说？

如果你说不出来，是不是撒谎？

你虚构了一个“丁一”，以维持气壮如牛，实际上并无其人。如果有，必无躲藏之理。藏也藏不了的，起码互联网能搜索得到。如果没有，是不是撒谎？

你写此文时，已经年逾古稀，还撒谎，不知道是为报旧仇还是昔日的派性发作？不知道是玩世不恭还是想抹黑或攀附别人以引起人们对自己的注意？不知道是前红卫兵的历史乡愁使然，还是高级宠物的特殊心态？

不论是什么，都不奇怪，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说话要负责任。何况用虚假的名字，进行真名实姓的指控，并且公开发表，问题的性质，岂止是撒谎而已？

撒谎二字，不是可以随便说的。我敢于负这个言责，是因为有你的文本在。不论如何阐释，白纸黑字，作为既成事实，它已经不能修改。

文本所示，此为焦点。焦为热之聚，即小可以见大。四十年间民族灾难深重，你由看门狗晋升到宠物狗一帆风顺，岂是偶然？现在有头有脸安富尊荣不但毫无反省，还美滋滋地写了不少名流轶事烘托和美化自己。花边趣谈、隐私八卦，周恩来的关注，郭沫若的嘉奖……靡不毕集。时或在昔日的意识形态碎片中掺入一些“恶势力”之类时尚字句，或者貌似附带地宣称自己写了一百多首诗烧掉了……不管时代怎么变反正正确是你的机会是你的好处是你的。假如有一天，看到你在没有危险的情况下连署某个请愿书或者走在某个游行队伍的前面，一有危险就缩回到安全的宠物窝，我将毫不奇怪。

如此人文景观，其实非常普遍。米兰昆德拉早就在他的《玩笑》一书中，把这种没有忏悔的“与时俱进”，写得淋漓尽致。但是玩笑一普及，就变成了严肃。正如谎言一普及，就变成了真理。若要与之周旋，正好陪着玩儿。你说我“实际上是个弱者”，没错。否则，哪会一辈子被群狗追咬，连躲在深草丛中静静地舐一舐自己的伤口都没有可能？十几年亡命天涯，还要被追着抹黑，拉着垫脚，以衬托别人的高大？哪会被迫辩诬，别无选择，只能把本可以用来叩问存在寻找意义关注身外事物的有限能量，虚耗在渺小个人卑微琐碎的自卫斗争之中，显得时间和精力都毫无价值？

这玩儿对于你，是有趣和有利的。对于我，纯属生命的贬值。迫使我陪你来玩，这本身就是你的一个胜利。但这胜利，未必是强者的证明。强者之强，首在独立。否则没有自我，存在就是虚无。虚无之胜，也是虚无。“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腐皮之上，毛何持而强？一个人的历史是自己创造的，一个人的价值也是自己创造的，此外持什么都是空的，何况腐皮？何况抹黑别人抬高自己的游戏？

我使用“抹黑”二字，不是说自己干净。澄清某些史实，不是说我好你坏。事实判断，不等于价值判断，任何渺小短暂的个体，都不是真理的化身，都没有资格充当道德法庭的终审法官。我比你优越之处在于，我明白这一点。面对暴君的奴役，检讨认错、鞠躬请罪，我什么丑没有出过？画了那么多毛像，画了那么多歌功颂德的宣传画，我什么脸没有丢过？对于贺、施和你的报复，手段也邪乎得可以。特别是反骨难换，祸延亲人，留下创深痛巨不可弥补。用残损的四肢，爬出那黑暗的隧道，满身污泥创伤，早就不像人样，敢不谦卑？敢以清白自居？硬要充个胖子，也只能说，我纵有狗性如你，也还能因而知耻，。知耻，故能找回来一丁点儿自我，那个自省的主体。

你责怪我在《寻找家园》中没有写你，那是因为已写了类似的事例。此外，社会底层那些不施脂粉、以真我面对人生的普通人的命运，也比你更值得写。漂泊天涯，谋生不易，很多想写的，都没顾上。有太多的没顾上，至今感到遗憾。就你而言，四十年后的这个后续发展，倒是赋予了题材以一种此前没有的写作意义。但我如现在来写你，文字会像辩诬，更加要不得。

但诬既有之，不得不辩。只能直接写个公开信，向读者做出交代。这是弱者的悲哀。你的诬不止这些，所辨只限于比较严重、有案可稽，有旁证可以鉴别真伪的部分。有关谬托知己、隐私八卦、心理推测、趣味花絮，以及不在一个层次上面无法进行的所谓“学问的沟通”，不辩也罢。不辨不等于默认，也是弱者的悲哀。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一个人处在要为自己辩诬的地位，就已经是屈辱的了。何况在受了实际的伤害之后，还要来辩诬？

整个八十年代，你一声不吱。现在写作此文，却用上了那时穿靴戴帽的方法：以“如果有一天我和高先生在一起坦诚相见，他将不得不承认我说的全是真话”开篇，以“我现在真希望能再见上高先生一面……真想抛掉过去的所有恩怨……倾心地再谈一谈”结尾。双手捧心，令人错愕。

见文如见人。我不觉又体验了一次，前两次久别重逢的况味。

“劝君更尽一杯酒，昨日少年今白头。”

第三个文本：

《领导者》杂志编辑部的回信

尔泰先生：

您好，我们认真看了您的文章，编辑意见如下：

旧的时代造就了旧的故事。鉴于毛泽东的斗争时代已经远去，我们希望倡导一种包容理性的文风。我们虽然愿意发表您的回应，但希望您能有所修正。

作为一位学养丰厚的美学家，您若能从时代、文化等角度去反思整个经历，与萧默先生对话，可能会对我们的读者、对新生代更有价值。不知您能否修改您的回应文章，字数一万左右？

一切安好！

《领导者》编辑部

论美

美学问题是哲学领域中最扑朔迷离的问题之一。这个问题可以从认识论的角度来探讨，也可以从唯物主义的角度来探讨。从认识论的角度，我们要问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我们要问美是由什么决定的。而无论从什么角度，这个问题都似乎至今还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这里，我想就这个问题，从认识论的角度，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这些看法可能是不成熟的，但是如果不拿出来，要待它自行成熟，怕遥遥无期。本着追求真理的精神，我将虚心倾听各方面的意见。

一

有没有客观的美呢？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客观的美并不存在。

我们知道，生命是物质运动的形态，人类的生命是一切生命现象中最复杂、最高级的。生命到这一阶段，就不再满足于物质的满足，不愿自己继续仅仅是一种食宿起居中的、生物学上的现象了，于是随着进化的进入历史进化，人类首先是自发地、无意识地、然后是自觉地和有意识地通过改造世界的实践，形成一个抽象的精神世界，即一个与外在的现实相对应的内在的文化心理结构。心理结构一方面表现为各个个人的思想情感活动，一方面通过实践历史性地外化为客观的对象世界。所谓人类的文明，也就是这种人所创造的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相统一而又充满矛盾的总和，它随着人类历史的延续和发展，补充着和扩大着。

这个在物质基础上建设起来的精神世界，是人类思维活动的总和，它包括了人类心理现象及其符号信号的各个方面。可是要明确，它是一个乘积、一个方程式，不能把它理解成一种可以分别盛装在各个具体的个人心灵里的抽象物。心灵不是盛装思想感情的死的容器，它就是思想、感情、需要、意志……及其行动表现的总和。这个总和自成体系，有自己的变化逻辑、有自己的方程式，所谓美，就是一定的方程式的得数。它直接就是心灵本身的表现。在美学的时候，如果把它从这个血肉相联的背景上分裂出来，就不可能构成关于美的正确概念。

人设立——不一定是意识地设立——一个美的标准，某客观现象符合于这个标准，人们便说，这是美的。任何尺度都有可能为自己找到相符合的对象，正因为如此，人才有可能把美附加给自然。这个标准是抽象的、主观的，因为它是人类情感活动和思维活动的产物。而这个“符合”却是具体的客观的；可以实践地加以验证的，这就容易造成一个错觉：把这符合于人的要求的存在条件当做美自身，以致模糊了研究的对象。

人不可能凭空获得美。人和对象之间少了一方，便不可能产生美。美必须体现在一定物象上，这物象之所以成为所谓“美的”物象，必需要有一定的条件。也就是说，美感之发生，有赖于对象的一定条件(例如和谐)。但是，这条件不是美。正如不平引起愤怒，但不平不等于愤怒；不幸引起同情，但不幸不等于同情。人们不明白这一点，把引起美的条件称为美，这是错误的。这一错误，构成了美学的主要矛盾。

如果没有欣赏者，条件只是条件，无法转化为物之属性，亦即无法转化为美。条件不能自成条件，它之所以成为条件，是因为它符合于人(人往往以为是人符合于它)，因而能引起人的美感。

当物的某一方面引起了人的美感，这一方面就被称为条件，如果没有人，何谓“能引起美感”呢?而没有了这一点，它又成什么条件呢?

条件是冷漠的，客观的，原始的存在，只有对人来说，它才成了条件，它自身没有什么条件不条件。它自身是原来就存在的。正因为它自身原来就存在，它才不成其为条件。物质是恒一，它不依赖人而独立地存在着，当它的某一方面和人无意地相符合的时候，人便把它派作了条件。这条件不是它自身的意义。

譬如说，泥土是泥土，不是烧罐子的材料，但是，当地球上出现了人，而人拿它来烧罐子的时候，它就成了烧罐子的材料了。我们可以把事物的某些方面派作条件，就如同我们可以把泥土派作烧罐子的材料一样。但是如果要把这条件在人心中所完成的事物——在这里即引起美感——反过来作为物之属性，便是荒谬的。当我们解释泥土是什么的时候，我们不能说：这是烧罐子的材料。因为泥土成为烧罐子的材料这件事，是因为有了人才发生的；同样，事物之成为美的，是因为欣赏它的人心里产生了美感；所以，美和美感，实际上是二个东西。

美产生于美感，产生以后，就立刻溶解在美感之中，扩大和丰富了美感，(我在说明这一点的时候，是按顺序来说的，实际上，这过程不包含时间的因素在内，或者，它只包含着最小限度的时间因素。)由此可见，美与美感虽然体现在人物双方，但是绝不可能把它们割裂开来。美，只要人感受到它，它就存在，不被人感受到，它就不存在，要想超美感地去研究美，事实上完全不可能。超美感的美是不存在的，任何想要给美以一种客观性的企图都是与相违背的。

如果一定要把美说成是物的属性，得加上一段解释：这属性是欣赏者暂时附加给对象的。有人会驳道，一个农民有可能不懂得最美的戏剧，难道这戏剧就不美吗?既然美是一种感受，那么对于那个农民来说，那戏剧确实是不美的。你觉得农民错了，是你觉得农民错了，在农民那一方面，感觉不到就是感觉不到，有什么错不错呢?请注意，这里暂时还不存在什么是非问题，这里的问题是有没有感觉到，即有没有出现审美活动这一事实的问题。没有审美事实，哪来的美呢?你将裁判什么呢?你的裁判权有什么根据呢？

对于非的耳，贝多芬的交响乐和一个简单的音阶练习曲有什么区别呢?诚然，贝多芬的交响乐是美的，但是这美，是对于有“音乐的耳”的人来讲的，所谓音乐的耳，不仅是个人的生理器官，而且是历史地形成了的人类的器官。音乐的美，在这里是通过感觉器官表现出来的精神现象即公理结构。美的历史，也就是心理结构的历史，外在事物的感性形式不过是心理结构借以声现出来的媒介物。

由此可见，引起美感的条件，是一种人化了的东西，这种东西，应该只把它看成一种可能性。这可能性的形成，是人类漫长的历史性实践的结果。但它是否向现实性转移，却取决于许多偶然的机缘，例如审美者过去的经验、知识和现在的心境等。不论它作为可能性而存在，还是作为现实性而存在，它存在的根据都是人。

二

当我们觉得某事物是美的，就把这感觉的派作物的属性，实际上就是用主观代替客观，把主观当作客观。这种观点使美学问题扑朔迷离，就像灰尘使油画显得模糊一样。

我们说“牵牛花是美的”，这是人的意识在发表意见，是感觉在表示自己，而不是对牵牛花的本体论的说明。生物学家在研究牵牛花的时候，决不会在它的化学成分中出“美”这二元素来的。

色彩的和谐与鲜明可以引起美感。但是色彩自身只是光的吸拒作用，它不依赖人而独立存在，也无所谓美不美。按照作用于视网膜的功能量，当光波的长度是零点七——零点六时，我们便名之曰红，假如我们不名之曰红，这种情形依旧存在，我们创造了红这一个名词，就是为了代表这种情形，甲虫也看见山茶花的颜色，只是它们不能名之曰红罢了，既然我们名之曰红，那么“红”这个词及概念所代表的那种物质事实，就是一种客观存在，这存在不论是否被人感觉到都是不变的。

有人把美看做也和色彩同样是物的属性，这是唯心主义的或者二元论的看法，因为这种看法承认有一种观念，和物质一样绝对，一样永恒。

光有波动和微粒的二重特性，许多生物根据这种特性给自己创造了视觉，以反映周围的色彩、明暗和形象。声音有波动的特性，许多生物根据这种特性给自己创造了听觉以反映周围的声音。美如果和声音、色彩同样是客观物质，或客观物质的客观现象，那么它也必定会具有一个具体存在的物所具有的这种的或那种的特性，我们不是也可以根据它创造一种美觉器官，来感受所谓“美”么?假如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凡是对一个人说来是美的事物，不是对一切人都是美的，像草对一切人说来都是绿的一样了吗?那还有什么美的阶级性，美的历史性呢?

有人说，美的东西虽然不是对于所有的人都是美的，至少对于大多数人是美的，假如没有客观的美，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一事实，不能用美的客观性来解释，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仍旧只有到人的内心去找。人，作为同一个世纪的同一种生物，在对事物的态度上即使有很大的出入，都是出入在同一发展水平的范围内。美学观当然也不能例外。人创造了世界，世界也创造了人，“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世界历史的产物”，文化心理结构作为一个整体性有机结构不能从各个个人抽象出来，当它通过一个具体个人的思想情感表现为对象的形式时，它就不但带着个性，而且也带着共性，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大自然给予蛤蟆的，比之给予黄莺和蝴蝶的，并不缺少什么，但是蛤蟆没有黄莺和蝴蝶所具有的那种所谓“美”。原因只有一个：人觉得它是不美的。对于另一只蛤蟆来说(如果它有意识的话)，蛤蟆自然比黄莺或者蝴蝶更美。正如对于公鸡来说，一粒麦子比一颗珍珠更有价值。人所把握的美和价值如果离开了人，还有什么根据可言呢?

有一种看法以为美存在于人和物的关系中，这种看法似是而非，因为把人和物联系起来的还是人脑。

当然感觉有其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但美不等于感觉。感觉是一种反映，而美，是一种创造，就感觉的内容来说，是客观事物，而美的内容，是人对客观事物的评价。没有了感觉，物体和它的现象属性依旧存在，但是没有了美感，美就失去了自己。

美发生在人脑中，我们无法把它移植到物那一方面去。所谓“移情”，不过是心灵内部的一种活动方式罢了。美感不是一个简单的反射过程，它更深刻，更复杂，永远和理智与情感密切联系着。美之所以不同于其他感觉(如香、柔软等)也就在于这一点。

太阳的光和热是谁都可以感觉得到的，但是太阳的美不是对所有的人都存在。夏天的太阳，对于诗人来说，是激情和力量的象征，是美的，但是对于路上的商贩来说，则是“黄尘行客汗如浆”，晒得很难受。而这美与难受，同样是由于它的光和热。

不论人们如何反映它，太阳是一个，各式各样的人们都由于它的同一种光热而感受到它的存在。它自身只是一个化学原素的巨大集团，按照质光定律放射着同一种光和热，人们对它的感觉尽管千差万别，它自身却永远如一。诗人把它作为激情和力量的象征说它是美的，并没有给它增加什么。商贩对它的厌恶憎恨也没有减少它丝毫的份量。何况无论是诗人还是商贩，他们的感觉都不是固定不变的，可能换一个时候，换一种情况，他们又会有相反的感觉了。而不论感觉怎么变，太阳并不会随之改变。

“美”是人对事物自发的评价，离开了人，离开了人的主观，就没有美。因为没有了人，就没有了价值观念。价值，是人的东西，只有对人来说，它才存在。价值尺度，只能是人的尺度。

所谓主观地，只是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运用自己的意识，去认识世界，去感受围绕在我们周围的真实。真实是“一”。当意识达到达个“一”并使之成为人的一个表现的时候，就达到主观的充分发挥。

主观力求向客观去!并通过对客观的改造进入客观。而当它达到这一点的时候。便完成了自己。在这中间，人一面认识着和改造着自然，一面自发地或自觉地评价着自然。在这评价中，人们创造了美的观念。

由此可见，美底本质，就是自然之人化。自然人化的过程不仅是一个实践的过程，而且是一个感觉的过程。在感觉过程中人化的对象是美的对象。

我们凝望着星星。星星是无言的，冷漠的，按照大自然的律令运动着，然而我们觉得星星美丽，因为它纯洁，冷静，深远。一只山鹰在天空盘旋，无非是想寻找一些吃食罢了，但是我们觉得它高傲、自由“背负苍天而莫之天阏，搏扶摇而上者九万里”

实际上，纯洁，冷静，深远，高傲，自由人…等等，与星星，与老鹰无关，因为这是人的概念。星星和老鹰自身原始地存在着，无所谓冷静，纯洁，深远，高傲，自由。它们是无情的，因为它们没有意识，它们是自然。

对于那些远离家园的人们，杜鹃的啼血往往带着特别的魅力。“一叫一回肠一断”，“一闻一叹一沾衣”。因为这种悲哀的声音，带着浓厚的人的色调。其所以带着浓厚的人的色调，是因为它通过主体的心理感受(例如移情，或者自由联想……)被人化了。如果不被人化，它不会感动听者。农民不知道关于蜀帝的悲惨故事，他们称杜鹃为“布谷鸟”，因为杜鹃在春播的时候啼叫，声音好像是“布谷，布谷”。而我，直到现在，还对杜鹃的鸣声保持着一种亲切的回忆，因为当我想起这种叫声，我的脑海中就浮现出；片无垠的水田，泛滥着初春的气息，潮湿的泥土的气息。

在明月之夜，静听着低沉的、仿佛被露水打湿了的秋虫的合唱，我们同样会回忆起逝去的童年，觉得这鸣声真个“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其实秋虫夜鸣，无非是因为夜底凉爽给它们带来了活动的方便罢了。当它们在草叶的庇荫下兴奋地磨擦着自己的翅膀的时候，是万万想不到自己的声音，会被涂上一层悲愁的色彩的。

白居易写琵琶：“小弦切切如私语。”弦和私语毫无因果关系，声音的产生是由于物体的震动，音色决定于震动的形式，这是自然现象，和人的私语无关。但因为它和私语外形上近似，感觉便把它私语化，亦即人化了。于是觉得它是美的。所谓“风在，哀号”，“黄河在咆哮”，都与此类似。

这一原理贯穿在一切之中，所有的事实可以拿来做例子，不过这一切都必须有主观条件为基础。

作为心理过程，主观要人化客观，不仅要有客观条件，而且要有主观条件，前一点我们已经分析过了。主观条件的基本范畴，根据事实来看，是善与爱的范畴。

爱与善是审美心理的基础。美永远与爱，与人的理想关联着。黑夜的星，黑夜的灯，黑夜的荧光，在我们看来是美的，因为我们爱黑暗中的光明，因为它们装饰了温柔的夜。但是，当我们知道了那是对于狼的眼睛的错觉的时候，我们就不再爱它，同时，它也就因此消失了一切的美。同是一个现象，黑暗中幽微的亮光，从形式上、直觉上来说，它们是相同的，但是，人凭自己的主观爱憎，修改了它的美学意义。

在人和物的关系中人们很难设想出一种东西：当它在和人没有利害关系的情形下，我们觉得它是丑陋的，同时又爱它，或者反过来，觉得它是美的，却憎恶它。我们热爱大自然，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大自然是美的。我们爱某人，如果不是因为我们觉得那人的外貌是美的，便是因为我们觉得那人的灵魂是美的。反过来，如果我们觉得某人的外貌或者灵魂是美的时候，我们便会爱某人。这些例子是平凡的，浅显的、简单的，但是它的内部逻辑，却有着很重要的价值。

人，永远是社会的成员，是生活中的人，他所感受的不仅是大自然，也有社会生活。因此，当，美感的对象是社会生活或类似社会生活的现象的时候，它便不能不染上伦的色彩。因为社会的东西同时也必然是伦理的东西，作为伦理的东西，美是与善相联系的。恶的东西总是丑的。

任何东西，只有在不和至善相违背的时候，才有可能成为美的东西。在中，恶的形象总是否定着自己，也只有在自己的否定中，它才能获得美学上的地位。美的东西总是体现着人的理念，善与爱作为一种积极的评价，概括着一切人所要追求的东西，也就是概括着人的理想，因此，美如果离开了善与爱，便无法获得自己的意义。

许多人把美看做客观的东西，因此当他们在研究美底的时候，到对象上去寻找答案，尽在一些毫不相干的事物上转来转去，看不见真理。有人说，美的东西，是在个别中显现着一般的东西，有人说，美的东西是“最完满地体现了那在生活中支配它的规律的东西”……等等，这些都是经不起分析的。要驳倒前一点，只要指出一个事实就够了，有许多丑恶的东西，都是典型中的典型，在个别中显现着一般。

宇宙间并没有一种自然存在的东西，不体现着自然的规律，不体现着自然规律的东西就不会存在到这个大地上来。假如按照季莫菲叶夫的说法，不是凡普天下的东西，没有不美的了吗?显然，事实并不是这样。如果说这是专指社会现象而言，那也是不周延的。没有一种社会存在，不体现着社会规律，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也体现着社会规律，正如狼和蛇也体现着自然规律，难道它们是美的吗?

这种研究的结果，出现了一系列似是而非的规范，如对称均衡，多样统一，和谐鲜明……。构图学上更出现了一种叫做黄金律的东西，说是物体按照一比一点六一八的比例安排，就会是美的，诸如此类。事实上，这些都不是美的依据。有些毒蛇身上的图案是组织得很好的，既和谐，又鲜明，不仅对称均衡，而且多样统一(多样统一中有着黄金律所追求的东西)。但是，我们不可能对蛇发生美感。因为人是不爱蛇的，蛇的行为使人想起杀害，和善相矛盾。违背了这两个基本的美学原则，虽然在外部形式上无可指责，蛇却不可能因此获得美。

西方有人把艺术看作客观现实的模仿和反映，他们所持的理论叫“典型论”。我国也有一种“典型论”主张典型就是平均数。美就是这种平均数。所以美是客观的，他们所使用的最“典型”的例子是宋玉《登徒子好色赋》中对“东家之子”的描述，所谓“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施朱则太赤，傅粉则太白……，”如此等等。他们认为苟能如此，就是美的。既然这样，我们要问，为什么非洲的黑男人就喜欢黑女人，而且认为越黑越美呢?为什么一朵朝开夕谢的野花可以同万古长存的雄伟的雪山具有一样的审美价值呢?这些问题都是客观论者不能够回答的。

正确的答案永远包涵在问题中，美既然是主观的东西，美的规律也只有到主观中去寻找，也就是说，到心理结构的变化逻辑中去寻找，到人类的理智、情感、自由联想等多种心理过程的组合法则中去寻找。只有善与爱是一切组合法则的共同原则，所以只有它适用一切场合。在这些场合，客观事物的形式(真)通过主体的心理感受(理想、信念——善)表现为美。美是真与善的统一，但它更多地是与善相联系而不是与真相联系。

人们会问，难道在忘情时人也倾向着善或爱吗?难道欣赏不就是忘情吗?是的，在很多情形下，美的感受可以使人忘记其他的一切，忘记生活，在美感的最紧张的高度(这紧张往往最不易被觉察)，一切别的东西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这种情形，通常被称为忘情。但是，在事实上，人永远不会完全忘情。如果真的竞完全忘情，美就不再存在了，所谓被美所陶醉，或所谓忘情，实际上就是美的感受压倒了其他一切心理活动，这时候，我们往往并不使用任何词汇，只是惊讶地叹赏着。这是一种无辞的赞美，这无辞之词渗透着爱的真义。

这赞美，永远是人的赞美。因为在这种赞美之中，人达到了自己最理想的境界——这种最高的理想就是最高的善。

三

雄伟的概念就是美的概念。

这里特别提到它，是因为有人把这两个概念分开。车尔尼雪夫斯基说，雄伟和美是两回事，这是不对的。

雄伟是美的外部形式之一，把雄伟和美分开，就取消了雄伟。太阳，大雷雨，风暴的海，狮子，金字塔，喜玛拉雅山，迎风招展的大旗，斯芬克斯，悲剧，正义的愤怒……都是美的，正如同秋星、夜雨、落叶等等都是美的。前者使我们振奋，后者使我们感动。前者使我们凌驾于世界之上，后者使我们和世界合而为一。但无论前者，抑或后者，我们都是使用同一个尺度去衡量的。前者有可能大于我们的尺度，后者则能够与尺度相符合。它们之间的区别是量的区别，而不是质的区别。

所以，雄伟的概念，仍然是一个审美范畴。既如此，雄伟也必然体现着善与爱。

传说中的恶煞有时往往比巨人更加声势汹汹，但是人们不可能在恶煞身上获得雄伟的印象，因为人们对恶煞憎恨，恐惧的观念，驱逐了雄伟的观念。就数量而言，丑恶也可能是巨大的。仅仅巨大并不能引起雄伟的感受。只有体现着善与爱，才有可能产生雄伟。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无疑包含着许多深刻的真理。但是，在这一问题上，他的看法是值得再推敲一下的。应当把雄伟的概念和美的概念统一起来，这样我们才能避免那种哲学上的含糊不清。

四

不被感受的美，就不成其为美。艺术以人的心理感受为中介，把掩盖在生活中的美之条件揭示出来和组织起来，这就给了这条件以美之生命。

所以，与其说艺术创造美，不如说艺术创造了美的条件。因为，如艺术作品引起了美感，那么这美不是在艺术家的劳动过程中，而是在读者受到感动的时候产生出来的。所以艺术不等于艺术作品，后者不过是前者的物质媒介。

有谁站在高山上眺望着蓝灰色的大地而能无功于衷呢?“登泰山而小天下”者有之；“气吞万里如虎”者有之；“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者有之。在广阔的大地面前感到生命的渺小，或者被这古老、美丽的土地所感动而噙着满眶的热泪者有之。“昏昏水气浮山麓，泛泛春风弄麦苗，谁使爱官轻去国，此身无计老渔樵”，因此而产生了复归自然的思想亦有之。这些都是美，但是且让我们来分析一下我们的大地罢：它是田塍、道路，丛林，池沼，山岗，村庄，冢丛……组成的一个广大的、赤裸的平面。在这平面上活动着的，是生活：人的生活，动物的生活，池沼中的生活与丛林中的生活……而无论是人，是动物，他们的生活都是乏味的、艰难的，甚至残酷的，欢乐的时刻是很少的。一切按照它不得不按照的规律完成着自己，一切真实沉没在真实中。这就是一切。可是，当薄雾无声地升起，一切披上蓝灰色的轻纱，显得朦胧而模糊的时候，诗人在自己所站立的高峰上就会被这平凡感动了。也许，灵感会像一只受惊的小鸟似的，在他的脑中突然出现罢，谁知道?如果真是这样，谁能说，这灵感原先就生活在这原野上，如今落到诗人的罗网里了呢?与之相同，一件艺术作品，不过是一些油彩亚麻布、木框等等的组合，或者语言文字符号的组合……，这一切都不是美。这一切的整体，作为一个活的有机整体，要等待欣赏者的心灵来激活。这种激活，也就是创造。所以同一件作品对于不同的欣赏者可以具有不同的美，所谓“诗无达访”，所谓“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都是说的这同一种情况。这么比喻并不是说艺术作品和自然景物没有区别，后者是自然形成的，前者则经过艺术家的劳动加工，是艺术家的心理结构的物态化，这里面有本质区别。但是，艺术家灵感的产生，同审美活动中美的产生，其过程具有相同的性质。艺术家把灵感孕育成诗，把它用文字、色彩、音响、或泥土、石块翻译成具体可感的形象，就成了艺术作品。所以我们可以说艺术是艺术家灵感的再现，艺术作品则是再现的媒介。而艺术灵感的内容是美，因此，善与爱的原则，也就是艺术的原则。

艺术教人去爱，教人从“美”的角度去看大自然，去看围绕在自己周围的真实世界。

艺术是人道主义的武器，它教人不懈地向善努力。它教人行动，勇敢地、热情地建设自己的生活。

艺术中的反面形象总是包涵着否定的意义，艺术中的乞乞科夫否定着现实中的乞乞科夫，艺术中的答尔丢夫否定着现实中的答尔丢夫。也只有在这种否定中，形象才能获得美学的意义。这种否定性，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现实中的乞乞科夫和答尔丢夫总是肯定着他自己，只有在艺术中他才遭到“自己的”否定。所以艺术中的人和事物往往具有生活中的人和事物所没有的美。

现实中的罗亭只会发议论，屠格涅夫的罗亭叫人去行动，而屠格涅夫的罗亭之所以能叫人去行动，就因为他自己是不行动的。我们赞美“罗亭”，是把它作为号召人们积极行动的号角来赞美，而不是把它作为一个健谈者的真实的写照来赞美的。

所以艺术不是“现实的苍白的复制”，艺术是灵感的再现，它创造着美，创造着现实中所没有的东西。我们不能欣赏现实中的乞乞科夫，但是能欣赏艺术中的乞乞科夫，就因为艺术中的乞乞科夫包涵着自己的否定，这否定体现着作者至善的愿望，体现着美。

现实中的乞乞科夫是客观的，诗人对乞乞科夫的否定是主观的，当这种否定性通过艺术家的劳动被物态化了的时候，它获得了某种客观性，而当这客观的否定性被欣赏者感受到的时候，它就成了美。诗人为了把自己的灵感外化为具体可感的形象，需要进行一场艰苦的搏斗。

有人会说，把艺术看做灵感的再现，不是把创作活动变成一种翻译工作，取消了艺术家的劳动吗?不。艺术家的全部劳动(包括主题的孕育在内)，在于努力完满地表现自己的灵感，亦即表现那激起他全部创作热情的东西。灵感不仅是在创造过程中“形成”的，而且往往是刺激创作动机的东西，往往是先有灵感，而后才有创作欲望。不是先有一种空洞的热情，这热情使人开始了工作，为这工作才产生了内容的，尽管这后一种情况也不是完全没有。

艺术和现实关系的全部复杂性，反映着人类心理结构及其变化逻辑的全部复杂性，说“艺术是现实苍白的复制”，就否定了这种复杂性。所以这个说法显然是错误的。把这一错误加以发挥，车尔尼雪夫斯基说：生活的美高于艺术的美。虽然生活和艺术不是对立的，但毕竟还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不应该互相放在之上或之下。

艺术的美和生活的美是一个内容，虽然它们体现在两种不同的东西上，当人感受着美的时候，他的心里活动永远是用同一方式来进行的。这“同一方式”，就是美感心理不同于其他心理过程的基本特征。所谓审美感受，其实也就是具有这样一些基本特征的经验过程。无论对于自然物，还是对于艺术作品，有了这样的感受，就是美。没有这样的感受，就没有美。不被感受的美，就不成其为美，而美，作为感受，作为内在心理结构的外在表现，它永远是真实的。谁也无法说明，什么感受是真的，什么感受是受了欺骗。因此，我们就无法把这一种感受和那一种感受拿来作比较。感受就是感受，无所谓“这一种”和“那一种”。我们黄昏到河边去散步，为自然所陶醉，与我们读一首诗，为诗情所陶醉，有什么区别，什么相干呢?同样是感受，同样是陶醉，如何比较呢?

五

哲学用概念来说话，而艺术是用形象来说话的。艺术作品的深度寓于形象的深度。而形象，作为美的材料，必然透露着善与爱的消息。

有体现着善与爱的形象，才有可能是美的形象，我们在评价艺术劳作的时候，不仅要看它是否督促人们向善努力，这种愿望是否表现出来，表现得充分不充分，而且要看它是否能启发人们去爱，爱自然，爱人类，是否能够使人们的激情燃烧起来。

善与爱，应当是艺术批评的原则。这原则不仅是从美感产生的规律中寻找出来的，不是人为的，而且是从人类进步的需要中引伸出来的，不是任意的，因此它适用于任何场合。

过去，在许多场合，人们往往不能得到一致的结论，便说别人的感受是错误的，否定别人的感受，互相否定的结果，反而使问题更加成为问题了。

托尔斯泰在读了契诃夫的短篇“宝贝儿”以后，指出这个短篇收到了与作者的企图相反的效果。但是我看了这个短篇，却完全同意契诃夫的态度。我和托尔斯泰是谁错了呢?谁也不错。对于托尔斯泰来说，这个作品事实上收到了反面效果，就和对于我来说，它收到了正面效果一样。我们尽可以说，托尔斯泰错了，因为他的宗教压倒了人的情感，或者因为他带着宗法制农民思想的有色眼镜……如此等等，都可以有根有据，有充足理由。但这是我们在说。在托尔斯泰那一方面，他只是指出一个事实：这篇小说在他那里收到了反面的效果，事实就是这样，有什么错不错呢?如果我们要来否定事实，我们就错了。已经发生的事不可能被否定，我们可能凭我们的意志去修改客观存在，但是不可能凭我们的意志修改既成的历史事实。这里，各人指出各人的感受，谁也不错，谁都是说的事实。谁也不能否定别人的感受。

唐·璜和吉诃德是作者鞭挞和讽刺的对象，但是，在鲁道夫、洛克尔的笔下，他们又获得了某种肯定的意义。这是事实。都是事实，离开了善与爱的原则，便无法解决它的矛盾。

事实上，奥莲卡，唐·璜，吉诃德，都是美的形象，因为无论人们如何理解他们，他们都教人行动，教人爱，教人向善努力。无论契诃夫还是托尔斯泰、塞万提斯还是鲁道夫·洛克尔，无论是我还是其他读者，都从奥莲卡、吉河德的形象直接或间接(从反面和侧面)地获得一种鼓舞和推动力量。

聪明的读者也许会问：“如果不指方向，同时向一个修道士和一个革命家叫道：前进！他们就会向相反的方向走，这中间难道就没有一个人是在倒退吗?”我的美学是不是会像这没有方向的前进令一样呢?不，因为至善的方向只有一个：爱。爱就是生活，爱就是幸福；爱就是真、善、美的统一。至于用什么方式去爱，那是由各人自己决定的。形式无限丰富，所以美也无限丰富。

这个原则是否太抽象了呢?不，它适用于，适用于审美，就像时钟适用于时间一样。钟是根据时间制造的，同样这原则是从美的中寻找出来的。算盘和尺固然具体，它不适用于时间。

艺术反映着人类内心生活的全部复杂性，丰富性和能动性，把这复杂性丰富性和能动性简单化，物质化，规律化，就不可能了解美与艺术的全部涵义，就会歪曲了艺术，降低了艺术。虽然这种歪曲和降低不可能损害艺术家本人，就如同尺和算盘不能损害时间一样，但是却对人类文化的极其不利。

六

在美的领域中，诗占着一个非常特殊的地位。同美一样，诗也是一种感受，不过它比美更深微，更复杂，更辽远。诗是美的升华。

同美一样，诗也没有固定的物质形式。就像对事物之一般性的认识用概念的形式存在于人的脑中，诗也只是用诗意的形式在感受中产生出来。诗意是一种十分复杂的心理现象，它主要地是属于感情的范畴。在情感中，诗就是哲理、哲理就是诗，它们的表现就是诗作品。但诗的概念往往被形式的概念修改，在许多地方，甚至已经被代替了。人们看到“诗”这一个名词，总是想起某种文体。渐渐地把这种文体和诗的概念结合在一起，终于掩盖了诗的本质。

文学史上曾经出现过一种叫做“哲理诗”的东西，的确，也有人用这种形式表现过许多辉煌美丽的思想，像泰戈尔永垂不朽的诗篇就是一个例子。但是，绝大多数的所谓“哲理诗”，只是穿着一件诗的外套，而肉体却是一些普通思想。诗虽然比之于美更为理性化，但毕竟和赤裸裸的思想有本质上的区别。如果那些实体也称做诗、称做艺术的话，就得修改诗，修改艺术的定义。

形式的概念就是物质的概念。诗与它的外部形式的关系，就和人的思想与肉体的关系一样。许多东西虽然借用了诗的正常表现形式仍旧不等于诗，就像“悉如生人”的蜡人不等于真人一样。

老是在形式的上兜圈子，便无法接触到诗的本质，形式主义在我国曾经发展到这种程度，甚至有人提出要求诗的建筑美，这种现象是一种病态的现象。

美感发展到最高阶段就成了诗。美是诗的基础。和美一样，诗永远体现着善与爱，不体现着善与爱的就不成其为诗。

果戈里的叙事诗，伊凡。伊凡尼奇和伊凡·伊凡佛罗维奇吵架的故事，从外表上看，只是一片灰色，可是，这灰色中跃动着多么强烈的生活的渴望啊1就是这渴望赋给了这个短篇以浓厚的诗的特质，如此真实，如此鲜明。

最朴素的语言，就是最美丽的语言，因为语言愈朴素，它就愈接近于诗。真情未必都是诗情，但诗情却必然都是真情。抒情诗最珍贵的特点就是真挚，没有这一点，其他的都谈不上。民歌之所以可贵，原因就在这里。在诗里，词藻及其结构如果不是表达思想感情的必不可少的媒介，那么它们就同诗毫不相干，因此评价诗，词藻的华丽、音调的铿锵、对偶的工整都不是根据，首先要看其中有多少“诗”。

好罢，这篇论文就此结束了，这里全部美学，尤其是关于诗的理论，似乎太抽象了，但是对于本身是抽象的东西，我们只能抽象地说到它，否则就会损害它。对与不对，让评判吧。

美感的绝对性

我曾经试着假定美是客观的，是对象本身的客观属性。这个假定的确给美学上许多问题的解决，带来了方便。谁不愿意走捷径呢？于是我就朝着这条路走过去。可是，我又回来了。因为我所遇到的许多矛盾，使我不得不相信，这条路并不是通向真理的。

为了使问题具体些，还是从例子说起吧。月亮是一个客观存在，它之所以能引起人的美感，并不是因为它的光色、反照率或者别的物质属性，而是因为人把那些在自己的中形成的观念如幽阒、静穆之类附加给它了。月光之所以能“客观地揭开人的本质底丰富性”，是因为它被人化了。这里，人是第一性的，而“被人化了的”月亮(不是物质月球自身)是第二性的，不是很明显的事吗?月亮的被人化，是因为“人的感觉”被人化了。“人的感觉”本来是，和动物的感觉没有区别。历史和的发展，把“人的”充实到其中，使它不仅在量上丰富了，而且在质上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它不仅能把握事物的外在形式，而且能把握事物形式所象征的“人的”内容。所谓“人的”内容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尺度，它是在人类征服世界的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这个意义上，相对于各个个人来说，它有一定的客观性。但是，历史的尺度之所以不同于自然的尺度，正因为它是以个体的差异和丰富性为标志的。如果所有的人都一样，历史也就变成了进化，社会也就变成了自然，那还谈什么人类生活的价值和丰富性，谈什么真善美的统一呢？在这个意义上，肯定个体差异，又恰恰是历史尺度的运用。

美感本身是世界历史的产物，是一种人化了的自然。这种内在的自然的人化(我们把它称之为主观条件)对应于外在的自然的人化(我们把它称之为客观条件)。美感不可能凭空产生。它的产生有赖于对象形式的触发。对象形式作为客观条件是感觉内容的材料，美是美感用这些材料加工而成的创造物。

我们不能把幽阒、静穆的观念加给一块顽石，就是因为顽石不具有月亮所有的那种条件，这是不容讳言的。但是问题停留在这一点上并不就是它的解决，无条件之条件，将不成其为条件。还必须继续探讨下去，而只要再深入一步，我们就可以发觉，任何客观条件，都必须有主观条件作基础，否则它就不成条件。在有些刮风的黎明、或者是傍晚，那太阳真象一个煮熟了的鸡蛋黄，然而我们不是用看鸡蛋黄的眼睛去看它，所以它仍旧是美的。假如这个“殊相”落在碗里，那么它的条件就完蛋了。

当我觉得青蛙是美的时候，你就能在我的心中发觉具有美学特征的心理状态——美感，这美感的对象对我来说就是“客观地”美的。那么它的客观条件是什么呢?是它背上碧绿的颜色和三根金线?是它游泳动作的节奏感?是它在圆圆的幽暗的荷叶上闪闪发光?然而这些对于那憎恶它的人说来却是不成其为条件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甚至说，它是最最丑恶的东西，“呸！……青蛙是多么丑恶呀！”他说。他指的是青蛙冰冷而有粘液，使他想起尸体。他只是说出了自己真实的感觉，说出了一个确定不移经验事实，他没有说谎，也没有说错。

“可是，在这美感中，潜伏着人的社会功利观念，这观念也是在客观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呀”。是的，是这样的。但是，这只是说明了它的产生过程，还不能说明它的本质。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我们承认“主观”是被决定的。但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我们又可以把主观和客观加以区别。相对而言，事物的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各有自己的特征。美之所以为美，是因为它自己的特征，这特征并不因为它的形成原因而失掉意义，就象生命的特征不因为它是由无生命的物质发展出来而失掉自己的意义一样。

旗帜，可以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团体独立和尊严的象征。衣服，这是一种商品，或者各个个人用以保暖和蔽体的实用品。指出这两样东西都是布做的，指出布是工人用棉花纺织的，棉花是农民种植的，对于说明它不同的上述本质，说明它们作为人化了的自然的意义与价值，毫无帮助。要说明事物的本质、意义与价值，不能离开人的目的性，不能离开它对人的主观的符合。

湖沼之所以成为湖沼，是因为它自己的特征(充满静水的凹地)，至于这个湖沼形成的原因，是地壳陷落还是江流堰塞，与湖沼之是湖沼，并无关系。我们承认美感直觉的“孤立绝缘”的性质是建筑在潜意识的名理知识之上，就和我们承认湖水是安置在泥土上一样。但是，不能忘记，必须这名理知识为直觉所掩盖，美感才是它自己，就如同必须泥土被水淹盖，湖沼才是湖沼一样。如果湖中的泥土露出水面，湖就受到了破坏，同样地，如果这名理知识显露出来，美感也就失掉了自己。因为只有当水(美感直觉)盖复着泥土(名理知识)的时候，湖沼(美感)才成其为湖沼(美感)。

可见，所谓美的社会属性，即所谓美的功利性质，只是形成美的条件。把这种内在的、沉潜的、非特征的东西拿来作为美感对象的客观性之依据，是理由不足的。

敏泽先生不同意我的意见，他说：“在一定的历史、社会条件下，对于现象的美学判断存在着一定的社会标准”，这标准“并不因为你不承认、不认识、而不存在。”这话是完全正确的，既已存在着的东西，并不会因为你不承认、不认识而不存在。这一点应该确实记住。

问题在于，已经存在的标准(如果说有这种标准的话)有没有存在的根据和价值。

美感内容是随历史潮流和地域的差异而千变万化的，但是，不论它怎么变、怎么化，它总是美感的内容。哪里有这样一种对任何美感内容都不会打格的标准能让我们去承认呢?

把武训的丑态作为美感对象的人，问题在于他的人生，他所受的，他的环境和他的素质。至于他的美感，总是美感，一种心理状态具有了美感的特征，那么它就已经是美感了，既已存在的东西，  “并不因为你不承认、不认识、而不存在”，谁也无法来否定它，要否定它，就得歪曲美感的定义，而歪曲了美感的定义，并不等于就把事实否定了。我们不能因为篱笆插在不适当的地方而说它不是篱笆。把这篱笆移到适当的地方去，这才是我们的任务，因为它插在不适当的地方去而说它不是篱笆，不仅不合理，而且是徒然的。

永恒真理是绝对的。不可能被否定的东西总是绝对的。美感具有了自己的特征，它就不可能被否定。因此它也是绝对的。

不论有多少可能的和实际的变化，一种曾经有道的经验是一种历史事实。世界可以被改造，新的历史可以和过去的完全不同，构成事实的事件进程可以停止或转向。既成事实是不会随之发生变化的。任何既成事实都是不变的。事实可以被遗忘，被忽略，被称赞，责难或者歪曲利用，同一历史事实可以对于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意义和价值，但它本身绝不会随之发生变化。对于认识来说，既成事实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客观存在。问题是你是不是承认它。当一个人对一件事物感到美的时候，他的心理特征就是审美事实。你不承认它，它依然存在。这就是美感的绝对性。

这里牵涉到的社会标准和个别差异的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应该明确地指出，一种社会标准是一种价值定向，它可以成为美感产生的基础，但它对于美感没有裁判权。它至多只能提供一个由之而看世界的视角，视角是没有裁判权的。审美活动是一种快乐，这也同幸福一样，如果要问什么是幸福，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就只能有一个回答：这是一种切身的体验。没有体验到的幸福是什么幸福呢?！  “社会标准”可以根据一个人所具备的条件(如富足)说某某人应该感到幸福，但如果他实际上没有感觉到幸福，“应该”云云就是无效的。“社会标准”可以告诉一个少女，“这个小伙子从任何方面看都是完满无缺的，所以你应该爱他，如果你不爱他，那是你错了”，不管这个判断如何有根有据，也不管少女理智上是否接受这个判断，她的实际上的爱与不爱都和这一切无关。如果要问“什么是爱情”，那么回答也只能有一个，这是一种切身的体验。它的有与无不等于标准的有与无。知道应该爱而不能爱，或者知道不应该爱而爱的例子，难道不是太多了吗?怎么能够把“爱”和“社会标准”等问题等同起来呢?如果你不能把爱与社会标准等同起来，你又如何能把美与社会标准等同起来呢?

当然，社会标准可以通过历史的积淀而进入心理结构，从而进入美感体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这时标准已经转化为体验，不再是单纯的标准了。一种体验往往反映出一种历史地形成的价值定向，或者说社会标准。但这一点并不妨碍体验之是体验，也不意味着应当用对标准的来代替对体验的研究。结果来自原因，但不等于原因，这一点是怎么强调也不过分的。

如果把社会学的“视角”一词改为物的术语“系”’问题的性质就很明显了：任何一个长度为l的物体，当它以速度v相对于参考系运动时，它的长度在运动方向上就会缩短，如

（相对论公式）

同理，一个需要历时t的过程，在从一个作相对运动的参考系对它进行观察时，这个时间将变长，如：

（相对论公式）

这个时空变化效应的著名公式，借来在美学上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如果我们承认存在决定意识，如果我们承认精神的状况取决于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那么情况完全相同：一个参考系(在这里是一个审美主体)所得到的结论，不论它是多么的确定无疑，当它和另一个参考系(在这里是另一个审美主体)所得到的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结论并列时，这两种结论从它们各自的角度来看同样都是绝对正确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企图用同一个标准在两者中间校订正误，区分是非，则不但没有任何物理意义(在这里是美学意义)，而且是完全不可能的。

就价值而言，公鸡认为一粒麦子比一颗珍珠更贵重，这是任何标准也无能为力的。珠宝商可以说公鸡错了，但是他这样说不过是把他的价值标准强加给公鸡罢了。公鸡的价值标准和他不同，这是合理的，也是必然的。在这两种价值标准之间没有是非高低之分。如果他一定要把他的价值标准强加给公鸡，那就错的是他，而不是公鸡。

同理，珠宝商之所以只看到珠宝的价值而看不到它的美的价值(光泽的美)，就因为他的价值标准里没有美的地位。他感觉不到并不存在的东西是无可非议的。你可以说他庸俗，你可以说他低能，而且你是对的，但你的指责并不能创造他的美。因为美是事实，不是标准，也不是理论。事实胜于雄辩。

我们这样说不是一般地否认一切价值尺度的有效性，我们只是强调指出一种量度工具只能适用于某一种或几种运动着的物质事实，不可以用一种非美学的量度来衡量美。说一件事物有可能引起美感，这是一回事，说这件事物本身是美的，这又是一回事。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前者是对一种机率，或者可能性的描述，后者则是对事物固有属性的描述。后者之所以肯定是错误的，是因为它把事物所引起的经验当作事物本身的属性了。经验是变动的，事物作为客体，则是相对地固定和持久的，它还能再次引起经验，但不一定是相同的经验。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经验是属于个人的，事物作为客体，由于可以同时影响许多人的经验，相对而言是属于社会的。这里我们应当区别三个层次：第一，事物不等于经验；第二，经验不等于社会性；第三，社会性不等于客观性，更不等于客观标准。把这些不相干的东西搅在一起，是不能为美的客观性提供任何证明的。

幸福的条件不等于幸福，爱海的人住在海边感到幸福，爱城市的人住在城市里感到幸福。海和城市都是幸福的条件。但它们是否构成幸福，却取决于主体的心理感受。例如，如果把上面所说的两种人地位对调，他们就谁也不会感到幸福了。假如这时有人说：“这幸福的条件是客观地存在的，我们绝大多数人只要具备了这条件，就已经幸福了、满意了，所以，幸福就是这条件的意义，他感受不到达客观的幸福，并不就是这幸福不存在”。我们听了，不是会不禁哑然失笑的吗?因为大家都知道，在他，幸福确实是不存在的。绝大多数人喜欢的东西可以构成绝大多数人的幸福，但如果没有构成他的幸福，那么绝大多数人是无权也没有可能来否定这一经验事实的。

对于美，我们也应该这样理解。客观因素只是美的条件，并不就是美。美是审美主体的经验属性，面不是审美客体的形式特征。说一种审美经验是一种审美经验是一种同语反复，但是，说一种引起审美经验的事物是一种美的事物则不是一种同语反复。因为后一种说法意味着对该事物不可能有别的判断，这是错误的。因为它可能在不同的条件之下使我们感到丑，还可能使其他人感到丑。说引起美感的事物是美的事物，这句话说得可以懂，符合文法规则，但不正确。因为它实际上是说，它有可能引起那个经验它的人在经验中的美。一次这样的经验的产生是一个事实，一个人的一次经验事实只有或然率的意义。许多人的经验事实只有频率的意义。都绝不是美的客观性之依据。

客观因素只是美的条件，并不就是美。正如未体验到的幸福或爱情不是幸福或爱情，未体验到的美不是美。

“那么，艺术家们到自己内心去找寻题材好了，为什么还要到罗马、维也纳、佛罗伦萨去呢?他们去寻求什么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以前，请先让我也问一个问题：“既然大地上没有客观的、现成的幸福，那些超洋越海的商人和淘金者去寻求什么呢?”假如你觉得这个问题是容易回答的，那么，前一个问题也并不更深奥。

宗白华先生批评了我的观点，他指出，美学是和伦理学密切关联的，但是如果把“善”与“爱”作为美底主观条件的基本范畴，就把美学和伦理学合并了，他的意见很珍贵，值得我认真考虑。我虽然没有直接说出这一点，也不认为事实应该这样，但是，既然我没有把美与善的界线划清楚，就逻辑必然地只能那么说。这是一个疏忽，感谢宗白华先生给我指出了这一点。

什么是善?简单地说，善就是个人言行与人类共同利益的符合，就是减轻别人的痛苦或创造别人的幸福。它是人们所追求的东西，它是通过爱来实现的。它的实现，就是人与人、人与世界的统一。而这种统一本身也是幸福的条件。所以发现了真理，或者献身于进步事业，也都能使人体验到幸福。

所以善本身是一种最高的价值，它在历史中积淀下来，成为心理结构即主观条件的一个元素。在审美活动中，主观条件的诸因素之中最重要的、决定性的因素就是善。因为善是人类最高的价值，最高的目的性。而美感正是按照目的性来塑造、或者“反映”形象的。所以善与美的关系，也象前所说的社会标准和个别差异的关系，它们是互为表里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同意孔子“里仁为美”的提法，也可以同意车尔尼雪夫斯基“美是生活”的结论，不过要加上我们自己的解释。

“里仁为美”的提法，把美和善看作是一个互为表里的统一体。善是内在的美，美是外在的善，前者诉诸理性，后者诉诸感情。前者的归宿是行动，后者的归宿是体验。二者都不能离开人的类生活的目的性，不能离开事物所从之而获得价值的诸关系：包括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审美过程中，前者常常是潜在的原因，后者常常是外在的结果。归根结底，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前者包含在后者之中但不能代替后者。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表现。

“美是生活”的定义宣称：“凡我们在其中看到生活，一如我们所愿的，便是美”。这，如果把它作为一个主观条件来看，是对的，因为它把美和人，和人的生活、人的主观联系起来了。生活的妙处在于多种多样，所以单调的节奏，单调的风景，死气沉沉的形象，都是不美的。美的形象未必是有生命的，但必然是活的和生动的。一块生动的石头可以是美的，而一只死气沉沉的猫则必然是丑。因为前者虽然没有生命，却具有生命的意味，后者则反之，故前者美而后者丑。如果单调的、萧瑟的东西显得美，那么在美里，它们必定仍然是生活的象征。难道沙漠和雪原的美，不是某种意志和人格的象征吗?难道荒凉的道路和萧瑟的秋林，不是逝去的幸福的象征吗?我们面对着这些景色所体验到的振奋和忧伤，难道不是推动我们向生活前进的力量吗？“川原迷旧园，道路入边城”，我们所能得到的幸福也许是极有限的，但如果只能得到达么多，那么我们常常也愿意得到它。所以荒原里的小径仍然使我们产生一种忧伤和怅惘。这些都是美，它们不等于善，但归根结底和善是一致的。

我们可以把善、恶、美、丑、或者别的价值词，任意应用到这些客观事物和它们的性质上面，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客观事物和它们的性质是作为直接经验的因果关系而被认识的。由于我们常常不加区别地把这些因果关系看作事物本身的性质，我们才常常把美与善都集中到同一事物上。当我们有意识地这样做、通过实践这样做时，我们就是在进行艺术创造。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艺术看作是一种人类向善努力的产物，一种人道主义的武器。所以创作活动不是一种纯粹无意识的动作，而是一种有意识的创造。虽然灵感和激情的出现是无意识的，但是第一，灵感和激情的出现是包括意识活动在内的心理能量长期积累的结果，第二，把这灵感和激情翻译成具体可感的形象是一场艰苦的搏斗，没有意识的参与是不能成功的。所以，从本质上来说，艺术应当是人类有意识的创造。

艺术是人有意识的创造，在艺术中凝结着人的情感与观念，所以艺术是艺术家心灵的再现。

在本质上，艺术和哲学、存在着区别，科学和哲学的对象是对象自身，而艺术的对象是被人化了的对象，这人化了的对象虽然不能脱离对象自身，但它却具有一种特殊的、为对象自身所无的内容。

艺术中的自然是人的自然，自然中的自然是自然的自然。艺术之所以比自然可贵，就因为它是人的，而自然，除了它自己以外，便再没有别的了。

在“论美”一文中，我以罗亭、乞乞科夫、答尔丘夫为例，说明了这一点。敏泽先生反驳说：

“艺术中的乞乞科夫的获得普遍的美的意义，正是由于作者真实地，现实主义地再现生活的结果。”

这里，敏泽先生的错误在于，他把艺术的手段当做了艺术的目的了。这种看法间接地把艺术溶解在哲学和社会学中，这就取消了艺术。

艺术是用形象来说话的，形象来自现实，这是不容讳言的。但是，描写现实，在艺术家只是一种手段，一种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带到外界来的手段。艺术家用现实材料筑成一座桥，好让那些活在他心灵深处的珍贵的东西，可以通过它，走到他的身外来。

现实中的乞乞科夫是他自己的肯定，艺术中的乞乞科夫却是自己的否定。因此，艺术中的乞乞科夫就有着和现实中的乞乞科夫完全不同的意义。除了作者的主观，作者的善与爱以外，现实中哪里有这样一种现成的“否定性”来让他复制或再现呢?而“艺术的乞乞科夫”的生命，就正是维系在这一点否定性上。

现实主义应该反映事物的本质属性，这是对的，但是，事物的本质属性从艺术的观点看来，具有着特殊的内容。

假如艺术不是把艺术家灵魂深处的东西带到外界来的桥梁，那么它又是什么呢?

希什金的森林之所以不同于一张科教图片，并不是因为它们一个反映了事物的社会性，一个反映了事物的自然属性。而是因为前者是审美观念的符号，而后者却只是再现了现实。谙熟森林的社会功利价值的人无过于伐木者，但是在伐木者看来，一张科教图片要比希什金的森林更好，因为在普希金的画上，许多虽然在功利的眼光看来是很重要的但是在艺术的眼光看来却是不重要的细节都被艺术地概括掉了。

明明是风吹树叶，却说是大自然在叹息，在科学的观点上看来，这岂不是荒谬绝伦?然则，难道这不是真理吗？这是真理，但不是科学的真理，而是艺术的真理。艺术的真理是不能用科学的标准来衡量的，也是不能用所谓的“社会标准”来衡量的。在这个意义上它是绝对的。

“美与善是一致的，而善是社会的，既如此，怎么又说社会标准的美是无效的呢?”这是因为，美的实现则是由个人的体验来确证的。能确证前者的手段，并不能确证后者。所以知识不能否定感受，科学不能否定艺术。美感的绝对性可以引伸为艺术的绝对性。

这个判断与风、叶底一般意义上的本质属性无关，固然是不必说了，特别要提出来的，是我们对于它的这种感受也没有社会功利内容，因为我们并没右想到叶子给人遮住了太阳，或者它借光合作用调节了空气；也没有想到风推动了风车，风车推动了水。假如我们想到这些，那末，无论我们怎样把它表达出来，它也不能成为艺术。即使采用了十分美妙的形式，那也不是艺术的形式。艺术之所以是艺术，不是因为它的特殊形式，而是因为它本质上是艺术的。

所以，艺术的美，也是和自然的美一样，只是属于那些能感受到它们的人们的。

所以，人的心灵，是自然美之源泉，也是艺术美之源泉。

如果你有能感受美的眼睛和耳朵，那么，美就“客观地”在你的周围，所有的艺术作品对于你就是活的。如果你没有这种眼睛和耳朵，那末，任凭你到哪里，意大利也好，瑞士也好，黄山也好，长江三峡也好，你除了看到一些油画、雕像、古堡、山、水和林木，听到一些有节奏的或似乎有节奏的声音以外，你又能找到什么呢?

陈迹飘零读故宫

高尔泰

《清代野记》一书，不知何人所撰，多记咸、同、光、宣四朝轶事。如果不是一位朋友给了我一本，我大概是不会看它的。但是开篇有益。灯下阅读，掩卷支枕，却也有许多启发和心得。

文化落后的民族征服文化程度较高的民族，在人类历史上是常事。但由此而引起的民族同化，在不同的地理条件和历史背景下，其后果又都并不相同。汉文化的影响使满人变得文弱了，但同时却又加强丁满人对汉人的统治，使清王朝维持了近三百年的时间。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却并不常有。

多尔衮之平定中原，实得力于汉族文人如范文程、洪承畴等人所贡献的政策和策略。入关之初，他们大力宣传“义师为尔复君父仇，非杀尔百姓，”“抚定燕京，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也”。同时严明军纪，申明“三勿”（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百姓“莫不大悦，各还乡里”。又无流亡，劝农桑，鼓励垦荒，发展生产。除接受吴三桂等人投降外，对故明罢谪请臣和各地“隐迹贤良”也一并征擢，为其后的“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层”，以及取代明王朝以后敲骨吸髓地盘剥、掠夺和大兴文字之狱，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他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具有较强的社会组织力和进行镇压的坚决性与残酷性，而明末中国的地区性和集团性反抗力量，是分散的、内耗的，因而是易于各个击破的；另一方面，同样重要的是，汉人崇拜宝座的心理，以及汉人的以宝座为核心的文化结构，也为任何胜利了的征服者，准备了称王称霸的温床。

在这个温床上，强悍精明的满人由于舒适和安全感而松懈了，日益弱化和腐化，日益严重地挥霍浪费国家资财。起初宫廷还查禁贪污，但由于各级官员都属于同一个利益集团，也由于宫廷本身是贪污腐化、挥霍浪费的大本营，这种查禁既不力也无效。后来连皇帝自己也公开地、明目张胆地贪污腐化以图享乐了。《清代野记》记载之皇太后修三海，即其一例：

慈禧……设海军衙门，以每年提出之海军经费二百万两为修园费。又开海军投效捐，宝银七干两作为一万。以知县即选，又得数百万，亦归入修园费。不三年，园成，慈禧率帝后宫眷贵等居之。……每日园用两干金也。……甲午之败，李文忠常恨曰：“使海军经费按年如数发给……何致大败！”

这种事。不过是中国皇帝的家常便饭罢了。满人入境随俗，原是很自然的事。这不也是“民族同化”的一种形式吗？

不过在以前，只有皇帝能这样，官员们则不可。远古“天锡禹洪范九畴”就宣称，王“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而“臣无有作威作福玉食”。如果有之，知道了是要查处的。清代的统治集团，由于都是旗人，面对着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汉人，不得不谋求内部的团结一致，大臣们的事，皇帝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不是内讧的需要，一般并不查处。一旦查处，就会透露出惊人的内幕。例如军机大臣和当政二十年，搜刮得来的民脂民膏超过干隆时期国家军费的十倍。和垮台后，这笔财富交回国库，也就是落入了嘉庆皇帝的腰包。中国的所谓国库，实际上等于是皇帝的私产。历来如此，清代尤甚。慈禧之挪用军费，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例子而已。在这种情况下，各级官员的贪污腐化。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于是州县取媚督抚，督抚勾结京官，京官“迎合上意”，邀权固宠，媚上压下，“侵欺国帑刻剥小民”。州县有干金之通融，则胥役得乘而牟万金之利；督抚有万金之通融，州县得乘而牟十万之利。如此“高下其手”的普遍腐败，纵使皇帝想要控制，其可得乎！

由于是凭身份，而不是凭能力进行统治，所以工作效率对官员们个人的地位并无直接关系。他们可以不必操劳，更不必创造价值，只要发号传令（维持效能）和坐享其成就是了。国库的豢养，使得这批人越来越懒，越来越依靠和只能依靠公文程序进行管理，以致越来越可以抽出手来搜刮民脂民膏。民脂民膏的积累使得他们越来越肥，越来越离不开快马轻车、锦衣玉食和华堂轻裘。于是乎随着社会矛盾的越来越激化，他们生存竞争的能力却越来越衰退了。

《清代野记》卷十记载：

予戊寅之夏再入都，留应乡试。一日，有一满人同学者，邀饮万福居。予后至，见首座为一白发老翁，旁置一珊瑚冠见于至咸与为礼……少间突然问予曰：“闻前十余年，南方有大乱事，确否？”予姑举捻之乱略言之，彼大诧曰：“如此大乱，其后如何平定？”予曰，“剿平之也。”又曰：“闻南方官兵见贼即逃，谁平之耶？”予又举胡、曾、左、李诸人以封，皆不知……此公名阿勒珲，在黑龙江为副都统三十年。

又云：

有开坊翰林，生长京师，且系世族。又为国史纂修，亦不知咸丰年间事。其人名麟趾。……在馆校对史传，阅至罗泽南、刘蓉等列传，拍案大骂曰：“外省保举之滥，一至于此！罗泽南何人也？一教官出身，不三年竟途至实缺道员记名布政使，外省真暗无天日矣！”时同座者为阳湖恽彦彬，见其愈骂愈烈，万无可忍，遂耳语曰：“慎毋妄言，若辈皆百战功臣，若非湘、淮军吾辈今日不知死所矣！”麟曰：“百战何事？天下太平，与谁战者？……”恽笑曰：“即与太平战耳。南方大乱十余年，失去大小五六百城，君不知耶？”麟大诧曰：“奇哉奇哉！何以北方如此安静，所谓与太平战，更难索解！”恽曰：“尔不知洪秀全造反自称太平天国耶？”麟又曰：“贼之事，我如何能知道？”

这么一批废物，之所以能混得下去，之所以能窃据要职，统治这么一个巨大的国家，是由于他们具有一定的身份，即他们是旗人。旗人之所以获得这个身份，是因为他们用武力战胜了汉族，他们的理论基础是武力。在征服汉民族的过程中，旗人将领都发财了。本来，他们仍然不能像古罗马总督维宝鲁所说的那样，仅仅“让军队发财，就可以高枕无忧”。因为比之于广大汉人，他们不过是极少数。他们的军队，除八旗和绿营外，大量都是汉人的地方武装。但是，由于文化的原因，恰恰是这批自筹军饷不吃皇粮的人的武装，成了他们安全的保障。

以汉人为主体的中国民族文化，从远古以来，一直都是以皇帝的宝座为核心的，皇帝是龙图腾，是天之子，是构成社稷不可或缺的角色。中国人没有它就活下不去。“三日无君，惶惶如之。”它是中国人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围绕着旋转的太阳。东周以来从“敬天”到“重民”的观念变迁，到尚礼、乐，制刑、法的政策完善，再到儒家文化与道家文化的背驰和互补，经学儒和理学儒之间的差异和沟通。都莫不呈现出这样一种徐缓而又怪圈般的旋转，并在旋转中形成了一个循环性的、轨道固定的框架结构。任何中国人，其生存努力的顽强性都无不体现在他们对这个以宝座为核心的文化框架的坚决依赖上。文人士大夫或处或出，也无非围绕着皇帝的宝座兜圈子。处是“不才明主弃”，出是“欲为圣朝除弊事”。他们离开了这个文化核心就无所适从，就不敢徘徊。

“长忆商山，当年四老，尘埃也走咸阳道，为谁画到便幡然，至今此意无人晓。”这期间的奥秘，深藏在以宝座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封闭结构之中。这样的文化结构，造成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宝座崇拜。宝座崇拜是中国人的宗教，是中国式的政教合一。这种政教合一，性质上完全不同于个人崇拜。它是以物（规范、角色、道具）为对象。而不是以人为对象的。不论是谁，不论是什么样的人，哪怕是一个十几岁的顽童，只要有机会坐到那宝座上，就会受到尊敬，就会使哪怕白发苍苍的庄严大臣也诚惶诚恐、毕恭毕敬，比之于电影《末代皇帝》中所再现的那种现象，诸葛亮对于阿斗的效忠，也许是更为突出的例子。纳兰性德《咏史》诗批评诸葛亮说：“永安遗命分明在，谁禁先生自取来？”看起来好像很开通，实际上也还是把皇帝的意志，当作了这种角色取代的合法性的根据。纳兰性德的这种不自觉的观念，是民族同化的最好表征。

规范、角色、道具的先天的存在，赋予了皇帝的权力以合法性，从而也赋予了各级官吏以政府的名义所作所为的一切以合法性。从这个事实引申出来的伦理观念和法制观念都无不向心地聚集为牢固的宝座崇拜，宝座的幻影由于人们的崇拜而凝重了。在凝重的阴影下征服者在夺取宝座时踩下的零乱的蹄迹，也都板结为确定不移的轨道。既是政治的轨道也是精神文化的轨道。在这条轨道奔走，是中国人、特别是中国文化人生存努力的惟一形式。这个形式使得每一个人都失掉了自己的个性和意志，从而为任何宝座获得者提供一种安全的保证。清代的汉族将领，如上述引文提到的胡、曾、左、李、罗、刘等人，都不例外。不论曾国藩同满清皇朝的关系如何，他为保护中国传统文化而同信奉基督教的太平天国进行的战争，实际上是保护了满清人皇朝，所以，旗人自谓：若非湘淮军，吾辈不知死所。而曾国藩们，亦以之自豪，甘为旗人所用。曾国藩诗云：“自抱轮困材，高下随所置”，这正是传统儒将的典型风度。对于统治者来说，有人民如此，有将帅如此，可以高卧无虞矣！

入境随俗的旗人集团，作为一个文化落后的暴力集团，凭借中原的传统文化确立了他们的奴役性的政治秩序以后，便可以明目张胆地为自己牟取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特权了。他们以文化的名义，为此做出种种公开的和不公开的规定。除了与其身份、官职相应的政治经济优待条款以外，他们还制定出诸如“议亲”、“议故”、“议功”、“议会”等等从法律上保护满人的条款。法律从来都是有权势者的财富，但如此无视公正原则还是罕见的。何况除了这些弹性极大，可以任意解释的法定特权以外，更大量的是非法的、无成文法的，以及地方官为本辖区规定的特权。所以事实上他们可以为所欲为。皇帝不但不加干预，而且他自己也不遵守自己的规定。

《清代野记》第十三条记载：回疆霍集占之灭，扫穴犁庭，献俘京师，霍集占夫妇皆下刑部狱。帝夙知霍妻绝色。一日夜半，值班提牢司员将寝矣，忽传内庭有朱谕出。司员亟起视，则内监二人捧朱谕，命提叛妇某氏。司员大骇曰：“司员位卑，向无直接奉上谕之例，况已夜半，设开封有变，且奈何？谁任其咎者？”内监大肆咆哮，提牢吏曰：“毋巳，飞马请满正堂示可耳。”……满尚书立起，命吏随至部，验朱谕无误，随命开锁，提霍妻出。至署外，二监已备车久候矣。次日，召见大臣时，满尚书将有言，帝知其意乃强颜曰：“霍集占累抗王师，致劳我兵力，实属罪大恶极，我已将其妇糟蹋了。”言毕大笑。

我们可以想象，听了这话，诸臣们是何等的开心。中国历来都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官吏如此，民间的不平事，又该有多少！虽然由于严格的内部保密制度，民众并不完全知道那一切。但即使知道了，一般也不会有什么意见。事实判断不等于价值判断。在传统文化结构之中，找不到对于这类习以为常的现象进行价值判断的根据。查嗣庭以“大不敬”罪被“族”，众人多不疑。疑者只谓“维止”未必“雍正去首”，而不谓雍正二字为何不可去首，不谓仅仅不敬何以能构成罪案，是其一例。

如果说，在统一中国以后，满、汉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都属于一个共同的中华民族，都是中国人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几百万人的以满八旗为主的旗人集团，既已入主中原，也就很容易地、自然而然地成了一个高踞于民族和国家之上，其政治、经济特权先于民族团结和国家繁荣的国中之国。不是他们为民族、国家、人民而存在，而是民族、国家、人民为他们而存在。中国全部社会生活，以及政府的各种活动，包括所有政策法令的制定，都无不是以这个国中之国的利益为核心，围绕着这个国中之国旋转的。这种徐缓的、怪圈般的旋转，形成了一种极端的封闭性和排外性，形成了一个增熵趋势不可逆转的孤立系统。于是从其核心部位开始腐败，就必然不可避免。

如所周知，后来的八旗子弟，退化到靠鸦片、古董、赌博、玩鸟，以及躺茶馆和泡澡堂子之类消磨空虚岁月的地步了。这群寄生在社会躯体上、寄生在祖先安排好的秩序上进行自然繁殖的软绵绵的寄生虫，已经丧失了任何进行生存竞争的能力。所以他们把光绪在其改革过程中宣布的“许旗人自谋生计”，体验为这是断绝旗人的生计，而忽然团结和振作起来。顺利地进行了一场以全反革命反对半革命的斗争。

对于一个以少数人统治绝大多数人的统治集团来说，内部的腐败是最大的危险。如果他们所统治的不是一个宝座崇拜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如此驯顺和乖巧的民族，他们早就混不下去了。生存危机迫使他们之中比较有远见，比较能感觉到不满的增长和危机的逼近，比较能意识到必须调整政策和秩序才有可能生存下去的人们，不得不为打开出路而采取行动。光绪皇帝的努力，本质上是一种危机推进，而不是文化推进。

但是，正因为如此，它本身也就包含着危机。一方面，维新运动迫使所有寄生在旧秩序上的寄生虫们做出必要的选择：“要么维持旧秩序，要么改变自身以适应新秩序。由于无能与懒惰，也由于历史的惰性，他们即使知道大势所趋，也已经很难选择后者了。当他们意识到变法的最终结果必然要触犯到他们的特权时，他们就本能地结集起来，进行协同一致的反抗。愈是看不到前景，他们便愈是拼命地抓住眼前的既得利益不放。斗争得愈是坚决和顽强。斗争的顽强性与坚决性，以及不遵守游戏规则的无耻性，使得这一群无能废物的结集，产生出一股强大的能量，足以有力地打击维新派进行变法的努力。另一方面，整个中国文化极为落后，人民极为愚昧，光绪的变法只能依靠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等极少数知识精英，而不能依靠广大民众，只要收拾了这极少数人，就能挫败任何变革的努力，从而延长腐败的过程，加速危机的到来。

也许光绪在这里犯了一个严重的策略性错误：“他没有更多地照顾到自己所属的那个特权集团的既得利益。后者内部矛盾很大，但是面对广大的汉人，还是团结一致的。因为他们的快乐是建筑在广大汉人的痛苦之上的。这种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团结，往往比共同信念基础上的团结更加牢固，以致对于本集团中比较愿意照顾到广大汉人的利益的成员，他们宁愿抛弃。即使是皇帝，也在所不惜。从这里可以看到，旗人由于汉人的宝座崇拜而得以比较容易地进行统治，但其自身从汉文化获得的宝座崇拜观念则不如汉人那么根深蒂固。在通过南书房和军机处的相继设立确立了皇帝绝对专权的中枢政制以后，他们仍然部分地保持着贝勒议政时代均势民主思想的残余。所以一到关键时刻，可以以集团的名义把皇帝抛弃。而皇帝一旦被自己的集团抛弃，也就成了集团罪恶的替罪羊，而集团则因此保存下来了。

在回顾那一段往事的时候，历史学家们往往只看到旗人以武力为基础强行维持的社会秩序的统治，而不看到中原传统文化以宝座为核心自然运转的精神秩序的继续。其实前者的硬性钳制是依靠后者的柔性束缚才得以保持的。换言之，旗人的野性是以汉人的驯服性为条件才得以转化为控制效能的。满汉之间的所谓“民族同化”，不是强化了汉人而是弱化了旗人。这是否也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错误”呢？有一则关于萧伯纳的传闻，某美女建议萧同她结婚，说这样就可以生下兼有萧的智慧与她的美貌的孩子。萧问道：“如果孩子面貌像我而智力像你，那怎么办呢？”当我们骄傲我们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曾经同化了多少外来的异族征服者的时候，我们的智慧，又能比那位美女高出多少？

以宝座为核心的文化结构，赋予了皇帝的权力以一种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但同时，另一方面，这也就抽掉了皇权的任何可以立足的现实基础。因为自为根据的东西，实际上也就是没有根据。以致任何人，以任何手段，只要能夺取宝座，也就能获得进行统治的合法性。所以往往是武力出政权，一掷赌干坤。“一国兴来一国亡，六朝兴废太匆忙。”必然也罢，偶然也罢，旗人集团的入主中原，以及它后来的腐败、内讧和走向衰亡，都不过是无数这类事件中的一件。无论鹿死谁手，事情还是那样。规范、角色和刀具，表面上看起来是历史的主体，实际上仍然不过是人类活动的具体现实的舞台罢了。

“历历维新梦，分明白日中。”这件事有点悲壮，有点残酷。但也有点荒唐可笑，有点令人忧伤。一个泱泱大国亿万苍生的命运，竟然要由小小一个特权集团内部斗争、幕后交易的谁胜谁负、谁得谁失来决定，岂不既可悲而又可笑。为什么亿万人的意志竟然对历史道路的选择不起任何作用？因为他们都没有意志。没有意志的东西，就等于不存在。所以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从来都是武力出政权，而不是人民意志出政权。正因为如此，历史的舞台，就显得非常之狭小了。小到故宫绛红色的围墙，就可以把它深深地隐藏。在那围墙后面演出的戏剧，有许多是人们当时没有看到、而现在已经永远无法知道了的。透过绛红色的迷茫凝视着凋零的沉寂，我们不禁要问，彼得大帝为俄国能做到的，明治天皇为日本能做到的，光绪皇帝如果更策略一些，是否有可能为中国做到呢？如果他做到了，后来的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口号的自下而上的革命，是否还会如期爆发呢？

不知道。

原载《读书》杂志二00五年第十期

留在沙路上的足迹

离开大西北，已经整整三年了。那扑面的飞沙，那连绵不断的雪山，那茫茫草原，那苍凉肃远的沙漠和雄浑阔大的戈壁，那永远覆盖着一层轻尘的忧郁的乡村，那一往无垠的被朔风吹拂着的银色的凤尾草……至今犹在我的梦魂中缭绕。

但是最使我怀念的，还是留在那里的朋友们。那些长期患难与共，在惊惶恐怖的日子里可以信赖的朋友们；那些在流放地偶然相逢，慷慨悲歌倾心相许而匆匆别后永远不曾再见的朋友们；那些在闪抖的篝火边弹着忧郁的吉他，相对无语而心灵始终相通的朋友们；那些有一个温暖的家庭但不避嫌疑无数次款待，并冒险替我收藏和转移文稿的朋友们；那些在关键时刻毫不犹豫地伸出援助之手改善了我的处境，而又不把恩惠当作债务时时提醒我感激和报答的朋友们……。

《“经济学一一哲学手稿”论析》一书的作者韩学本，就是他们之中的一个。我与他原先并不相识。1977年才见面。那时他是兰州大学哲学系系主任，我在酒泉戈壁滩上劳动改造。他找到我，告诉我他和辛安亭先生（当时兰大校长）都希望我到兰大哲学系任教。我说这恐怕难以办到。他说不，现在形势改变了，完全有这个可能。只要你愿意，一切困难由我们来克服，你就不用管了。他告诉我形势如何在向好的方向转化，然后他走了。连水也没有喝一杯。在苍茫的暮色之中，留下历史进步的最初信息，留下沙路上一连串深深的足迹。

半年以后，酒泉地区革命委员会通知我，“由于工作的需要”调我到“新的岗位”兰州大学哲学系报到。我一到兰州，韩学本和他的夫人何凤仙（她在师大中文系任教）就设家宴为我“接风”。我这个衣衫槛褛、蓬首垢面、二十多年来像抹布一般被人们踩踏和鄙视的贱民，在他们家被作为贵客隆重接待，连孩子们都用尊敬的眼光来看我。斯情斯景，今犹历历在目。

后来我才知道，在调我的过程中，老韩遇到大大小小无数困难，受到大大小小无数压力。有许多问题，是由辛安亭先生亲自奔走才得以解决的。花费了很大的力气，却招来许多批评，主要是批评他不该对一个“右派”这么“感兴趣”。在当时，这是十分严厉的斥责。这类指责往往带来不祥的后果。现在的青年已经很难想象，在当时，要顶住这一切需要多大的决心和勇气。

由老韩调进的受迫害的专业人员不仅是我一个。像北大哲学系毕业，由于批评教条主义与个人崇拜在中国科学院被打成右派，劳改二十多年最后当了农民的杨子彬；以及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坚持民主要求，被逮捕监禁十多年释放后也当了农民的张书城等等，都是那时到兰大的。我们到了兰大，不是事情的结束而是事情的开始。接着而来的是一连串的问题。像住房问题、平反问题、工资问题等等。如果老韩不闻不问，我们的生活、处境就会极其困难。如果老韩进行干预，他就会受到上、下、四周的更大压力。他事无巨细都要帮我们去跑，又容易激动，常常同有关部门吵得面红耳赤，反而增加了解决的难度。他为此对我们感到很抱歉，我们也为此对他感到很抱歉。

老韩的专业是马列主义原理。在大学里教了三十多年的马列主义，对所有的经典著名作都十分熟悉了。但依然保持着思想的活力。他常说，马克思主义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在当时，这几乎是石破天惊的“怪话”了。当时普遍的看法是，时代是按照马克思主义来发展的。特别是在我们兰州大学哲学系，公认为所谓哲学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它能告诉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切。老韩并不与人辩论，当大家这样说的时候，我注意到他木然的表情里有一种孤独者落落寡合的神色。

他把被教条主义者判定为马克思早期不成熟的、在黑格尔影响下带有唯心主义成分的笔记《1844年经济学一一哲学手稿》，看作是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之一。那时他对我说，忽视这部著作，造成了我国以及苏联哲学研究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一片巨大的空白。他说应该填补这一空白，这是我们这一代哲学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使命。我同意他的意见。但我认为，这种“忽视”绝不是偶然的。手稿中的中心概念是“异化”。而对于“异化”的研究，必然要涉及到许多当前极为敏感的现实问题。我说，如果你真要认真研究这些问题，恐怕你这个系主任也就当不成了。他回答说，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有必要忠于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他说他准备写一本书，来阐述和说明被误解了的马克思的真实思想。他说：“我豁出去了，绝不后退。”

我不知该说什么。劝人豁出去不好，劝人后退也不好。于是乎我就沉默。我希望将来，中国知识分子除了这两种选择之外，还可以有其他的选择。

后来我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他频频来信，讨论《手稿》的问题。显然，他是一头扎进去了。不久，他寄来一篇谈异化问题的文章，仍然谨守着正统的信念，但却在这个信念的支持下，闯入了一个重门深锁的理论禁区。我拿到《国内哲学动态》编辑部去，大家都为他的理论勇气所感动，立即以头版头条发表了。

此后很久，他都没有来信。我写信去，不知何故，也没有得到回信。逐渐地也就淡漠了。忽然兰州传来消息，韩学本被解除了兰大哲学系主任的职务。详情不得而知。我到兰州去看他，他家里到处是尘土，有一种四壁萧条的感觉。何风仙卧病在床。她告诉我老韩病得很重，住在医院里已经很久了。在医院又脏又乱的普通病房里，我看到苍白清瘦、略带浮肿的他。我进门时，他正倚枕望着窗外寸草不生的小院子出神。那孤独者寡合的神色里，有一种困顿倔强的意味。

他告诉我，他一定要写一本论述《1844年经济学一一哲学手稿》的书。他给学生开了一门讲解这本书的选修课，在下台前也已经讲授了一段时间，很受欢迎。讲稿可以作为这本书的提纲。我劝他先沉住气，把病养好再说，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他说：“不，我豁出去了，绝不后退。”眼神中仍然闪烁着第一次说这话时的那份执着和坚毅。

后来我先是被赶出北京，后又被赶出兰州，到成都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工作。听说他一直在抱病写书，深感不安。写了几封信去劝阻，也没有回信。看来他确实是豁出去了，“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不把书写出来，是不会回头了。一直在为他担忧，忽然收到他寄来的一叠字迹工整的书稿，要我给写序。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论述《手稿》的专着。资料丰富，逻辑严谨，结构紧密，观点鲜明，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我真是欣喜欲狂！虽然我并不完全同煮他的观点，我觉得他仍然没有完全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从而缺乏必要的荒谬意识。因此也就没有能现实地追溯我们民族灾难的真正根源，而是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作了许多正本清源的论述。但是在正本清源的意义上，它的学术价值是不可忽视的。它的确为填补我国哲学研究领域的这一巨大空白，提供了一个能够用统一的逻辑来概括许多不同资料的出发点。

仅仅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已经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价。好在代价没有白付，此书毕竟已经问世。它将会激发起新一代学者对于这个问题的更深入的思考。往事并非如梦，它们是指向未来的。而未来正是从那浸透着汗腥味和血腥味的厚土上艰难而又缓慢地移动着的求索者的足迹中诞生的。我感到深深遗憾、常常为之扼腕顿足的是，在那魂牵梦萦、尘沙弥漫的北国，在那辽阔、干枯而又赤裸的大野上，又有多少这样的足迹，不留痕迹地消失在荒凉的悲风中了。

注：此文首见一九八九年《书林》第一期

得福

文革后期，我在五七干校劳动。社会上发毛像热，毛泽东的标准像供不应求。最是礼堂、门厅用的那种特大号，根本买不到。校方应外单位的要求，派我去给画放大的标准像。单位很多，各式各样。有机关、学校、厂、矿、农场，甚至驻军部队，还有一些少数民族的自治县。答应了这个就得答应那个。我从这个单位转到那个单位，除了领工资，难得回干校。

这是“革命任务”，没有报酬，不过是换了一个劳动项目而已。但做这件事，对我有好处。那时除了本单位的工资或工分，谁都没有别的经济来源，有就要被“割资本主义尾巴”。我在文革初期工资被降了三级，几年来每月只五十二元人民币。上有老母下有幼女，钱不够用，无法可想。出去画毛像，各单位都要好吃好住招待，可以省下每个月的二十多元饭钱和近三十斤粮票。等于每个月增加了半倍工资。不，那时粮油肉糖都是定量供应，数量很少，有钱没票也买不到。如果把饭菜的质量算在里面，应该说是工资的几倍了。加之出差在外，得以避免政治学习、集体劳动和集体生活的苦楚，还可以在招待所里秘密地写点文章，不必担心有人看到打小报告。两次家破人亡，十年颠沛流离，我还从没有这么样感到安全和自由过。

为了延长受益的时间，我努力延长画像的时间。以前没画过毛像，起初要打格子。两公尺高的一幅，得画一个星期。慢慢画，可延长到十天。后来画多了，画熟了手，就不用打格子了。再后来甚至不用起稿，可以油彩直接上布。只要一天，一个冷血杀手笑眯眯的胖脸就出来了。但我分两次画，也还是第十天完成。这中间时间就很多了，我用来写作。算是从被别人占有的生命中，偷回来了那么一点点。

十天画像，加上事先采购材料，木匠做框子，纽布、打底，事后单位头儿过目，加工、验收，大抵每到一处，消消停停，一个月左右交差。没人计算快慢，只要画得像，画得笑，画得红，像发高烧，就都满意。就这样，我像个打短工的油漆匠，走遍了那一带几乎所有的地方。

有些地方，如果不是画毛像，我是永远没有机会进去的。比方说野战军八四七、一坦克师、原子弹基地金塔。虽然没接触到什么机密，但是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部门生活，同工人、农民、厂矿职员、机关干部、军官、士兵、藏人、回人、哈萨克人和蒙古族人交朋友，可以知道许多事情，得到许多启发，学会从许多不同的角度来想和看，文章也可以写得好一点儿。

为了给母亲和孩子们寄钱，我大抵每个月都要回干校一趟，领取这个月的工资、粮票、油票、肉票、糖票、香烟票……以及有时增补的什么什么票。除工资是人民币可以全国流通外，所有这些票券，包括一年一次的布票和棉花票，都由各地发放和控制，只能在本地使用。我不用，干校的同学好友都来要。不过是一些过了限期就作废的小纸片。凭它去买东西时，还得另付现钱。尽管如此，由于匮乏，它们成了珍奇。大家因争夺而失和的事也都有过。而我，居然可以不要、给人。说起来，也算是一一大家如是说——享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福了。

从一九七二年开始，三年间我画了将近三十幅毛像，留下一份惭愧。同时写了几篇文章，吐出了胸中的块垒。无意中也为即将到来的新时代，准备了一份小小的献礼。我在七八年和七九年发表的那批文章，包括《异化现象近观》，就是那时候写的。每当和朋友们谈起写作这批文章的充裕时间和独处的机会，都来自画毛像，我总要补充一句：真的是享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福了。

注：此文见《今天》二〇〇年第四期

唱歌

我听力很差，因此和音乐无缘。依稀感觉到一点，倒如勃拉姆斯的田园气息，华格纳的英雄气息，或者瞎子阿炳和其他江湖艺人的忧伤和悲凉，虽然也很享受，但总如雾里看花，所得甚微；就像一个穷人家的孩子爬在墙头，远望着美丽的花园而不能进去游玩。“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五七年以后，花园也没了，“叩寂寞以求音”，也就只有唱歌了。

我此生一大憾事，就是不会唱歌。

大家都说，我是左嗓子。左嗓子是个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估摸着可能是发音器官的某种缺陷。我说话没问题，但只要一唱歌，别人就会说我是左嗓子，难听死了。

但我从小爱听歌，也爱唱。常扯着脖子直喊，招人嫌。大起来怕丢人，不唱了。有时独个儿哼几句童年时代熟悉的歌，会觉得那些早已消逝的美好时光，连同它的各种细节和气味一下子全活了过来。记得日本投降那年，我们全家合唱一支歌，有几句词，印象特深：

漫山遍野是人浪

笑口高张，热泪如汪

当大人唱的时候，我看到他们都真的是笑口高张热泪如汪。纵然是小不懂事，也同样有一份深深的感动。几十年来，我常常想，到专制暴政垮台的那一天，没有比唱这几句歌，更能表达我们的情感了一一可惜我不会唱。

我的有些朋友，歌唱得非常之好，我非常之羡慕。他们所表达的那些情感，我都有，但我表达不出来。有时堵得慌，只能呼喊几声。就像野兽不会说话，到时候只能号叫。但是野兽的号叫野兽能听懂，我的呼喊别人莫名其妙。

“文革”中，我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和几个牛棚里的同侪一起翻地。那天翻着翻着，不知怎么的就唱起来了。邻近的一片地，是前所长秘书李永宁在翻。细高精瘦像一把弓的他，慢慢直起身向我叫道：高尔泰，那边有把镰刀，看见了吗？我说看见了，干嘛？他说你拿来把我杀了吧，我实在是受不了啦！另一边地里是考古组的史苇湘，他应声说再唱下去他也要告饶了。

那以后，我没再唱歌。文革后我到大学里教书，到社科院做研究，从没有哪一个同事或学生，听到过我的歌声。

一九八九年九月，我在南京大学被捕。先关在娃娃桥监狱，后转移到四川省看守所，都是同刑事犯关在一起。没有书，没有报，禁止任何形式的娱乐，包括唱歌。但犯人们藏有扑克象棋之类，时或偷着玩一下。有时候，也聚拢在一起，小声唱点歌。大多是流行歌曲，《跟着感觉走》，《相逢在冬季》……我都是第一次听到。

也有只在监狱里流行的歌，更没听过。据说是“文革”时被监禁的一些文工团员做的，有个电影里面用过。狱方的麦克风里，有时也播放。不外是思亲、悔过一路，文诌诌、酸溜溜，一股子哭丧调：

风凄凄，雨绵绵，

我手把铁栏望外面。

外面的生活多美好，

何日重返我家园。

啊，秋梨沟哪，沙松岗！

更有甚者，像“劳改队里温暖如春，管教干部亲如爹娘”之类，也有人唱。监狱中每个号子，都是一个小小的阶级社会，一个袖珍版弱肉强食的张力结构。看着那些状貌狰狞的彪形大汉，同那些形销骨立的老弱者一同荡气回肠，我有时觉得怪异，有时又感到凄惨，有时也被歌声感动，陷入深深的忧伤。

在想念妻子的时候，听到人们在唱“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请别为我哭泣”，或者“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立即就起了共鸣。可惜我嗓子左在里面，没法参加进去。

在南京娃娃桥，监房是一门一窗。唱歌时，不知道关着的门外有没有警察，都提心吊胆的。四川省看守所的设备，似乎要现代化一点儿。每个监房都带着一个小天井。天井上空，天花板似的，罩着一层钢筋水泥格子网。格子的再上面，天井和监房之间，有一条空中走廊，通向所有监房的上空，是武装警察巡逻的路线。他们从上往下俯视，监房和天井都一览无余。但是他们看见犯人，犯人也就看见了他们。如想犯禁，看他们一走，就可以犯得比较安心。哪怕放声歌唱几句，也无妨。

天一亮，监房通向天井的门就开了，我们可以进去享受一下新鲜空气。晴天的中午，还可以享受一下透过数百个碗口般大小的洞孔洒落进来的阳光。只可惜在成都，阴天多晴天少，常常地，我仰望着镶嵌在深灰色格子里的浅灰色亮斑，一点儿也感觉不到天空的高远。格子下除了四面高墙，和四四方方一块水泥地面，别无他物。除了我，别的犯人都不爱在里面久留。

只要不下雨，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天井里，沿着墙根走路。五步一拐弯，五步一拐弯，顺时钟方向走几圈，逆时钟方向走几圈，十来平米的天井，永远也走不完。走着走着，我觉得，自己像一只笼子里的狼。走着走着，不知不觉地，脱口就唱出了两句歌：

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

可以这样自由呼吸

这是五十年代大学校园流行的苏联歌曲。那时我们班上的文娱体育委员叫唐素琴，特喜欢苏联歌，教了我们不少，后来我都忘了。不知道怎么的，这忽儿又冒了出来。还有：

同志们向太阳向自由

向着那光明的路

你看那黑暗正在消逝

光明的路在前头

也是那时曾唱，忘记了又记起来了。记忆的复活是无意识的，对歌词并无选择。作为五星红旗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也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记得什么唱什么。包括样板戏和语录歌，包括“阶级敌人”在举行“向毛主席请罪”仪式时唱的《牛鬼蛇神歌》。好在歌词本身并不重要（它的意思往往是唱者给的），重要的是我在歌唱（姑且就称之为歌唱吧）。一阵歌唱以后，会感到一阵轻松，好像心里的痛苦也唱掉了许多。

不管多熟的歌，在此时此地唱，都有一种陌生的体验。甚至那些扩音喇叭里天天反复播送，听得耳朵都起了一层厚茧、早已充耳不闻的歌，此时此地唱起来，也有一份亲切，一份新意。

越过平原，越过高山

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

宽广美丽的土地

是我们亲爱的家乡

唱着这支歌，从小监狱望大监狱，从四堵大墙内看中国，看那血迹斑斑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看那各民族人们共同的监狱，抽象的地图获得了活生生的血肉之气。也许这是一种特殊境况下的心理失衡，认知、理解、想象、情感等多种心力组合的动态结构出现异常，发声的人似乎不是在歌唱，而是乘着声音的翅膀，用残损的双手抚摸一个亲人的遍体鳞伤。有时会可耻地鼻子一酸，像个神经脆弱的小姑娘。夸张点儿说，这是一场歇斯底里小发作。不过发作以后，人比以前健康。

久之这种小小的发作几乎成了生理的需要，越唱胆子越大，声音越大，还不由得想多唱几句。有时时机掌握不好，格子的上方会有警察俯身向下发问：刚才是谁在唱歌？如果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这一问就会有许多人争相出来检举揭发。八十年代末这种情况少了，警察没人答理，也就走了。但次数一多，各监房都有的广播喇叭里就会发出警告，再唱就要查处。确实不能再唱了。

回到沉默，回到孤独，我仍然在那小小的天井，转着无穷无尽的圈子。别人只能看见我右手的五个指头，依次一张一合划动，没有声音。

注：此文见《今天》一九九九年第四期

杏花春雨江南

一

一九六九年，酒泉地区革委会要筹办一个农业学大寨展览，从敦煌文物研究所抽调了一批人，到酒泉去，其中也有我。我是“揪斗人员”，揪斗后工资降了三级，但没戴“份子”帽子，还算“人民”，得以前往。

我在酒泉时，妻子李慈林被下放农村，带着两岁的女儿高林，到沙漠边缘的郭家堡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那里没有电话，邮递员也很少去。如要寄个信，买点东西，或者看个病，得跑很远的路到公社去。孩子小，她体弱多病，又怀着身孕，我在酒泉，很不放心。

不到半年，一九七〇年春天，接获病危通知。搭汽车到安西，再由安西到敦煌，已是第三天午夜。找不到车，步行又迷了路，待天亮一路问去，赶到东方红公社向阳大队四小队她的小屋时，只赶上看到她的遗体。陪伴了几天，也只能就地埋葬。那年，她二十五岁。腹中胎儿，八个多月。

她的坟墓在农田和沙漠之间，一处长满芨芨草的坡地上。没有墓碑，叠石为记。临走前夕，深夜两点，抱着高林，裹着一件老羊皮大衣，到墓前石上，坐了好一会儿。我确切地知道，她爱我们，相信人后如果还有灵魂，她一定会在此时此地，来同我们见面，但是没有。

月照大漠，天地一片空白。

小小新坟，怵目惊心，告诉我人死如灯灭，告诉我从此她不再存在。

从那时起，我放弃了原本不多的一点点唯灵论的幻想，不再相信世界上有所谓“鬼”这样东西。

我必须把孩子带到酒泉。公社干部不给转户口和粮食关系，说小孩长大了回来是个劳动力，要防止劳动力流失。我据理力争，费了很多的口舌，才办成了。

在酒泉，我边赶任务，边带孩子。任务是突击任务，常加夜班。卧铺开在工作室里，灯火通明。孩子睡不好觉，有时半夜里醒来，发现没我，就哭着起来寻找。

展览完了，我被安排到五七干校劳动，但行政、工资、户口、粮食关系，都还在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里给我寄每月的工资和粮票，但并不按时。

在食物凭票限量供应，除了《毛选》毛语录无书可看的那时，干校里同样艰难。孩子营养不足，没有玩具糖果，没有玩伴，更无儿童读物可看，只能在工余给她编点故事讲讲，画点连环画看看。时间有限，供不应求。我常把她带到工地，让她在附近地里自玩。有时风大，或者路远，她就得留在家里，独自在寸草不生，尘土飞扬的大院里，东站站，西看看。晚上收工回来，老远就望见，路边有她小小的身影，垂着手，仰着头，一动不动，在沉沉暮色里，朝队伍的方向眺望。

慈林死后一年，一九七一年舂夏之交，我请准了一个月的探亲假，带着三岁多的高林，挤了五天四夜的火车和汽车，回到阔别九年的故乡——江苏南部的高淳县淳溪镇。

正是江南好风景，桃红柳绿，布谷声声。

二

十四年前，父亲死于反右，家中一直只有母亲和二姐两个人。二姐也在五七年划为右派，被学校开除回家，和母亲同打零工。给寄宿生洗衣被，给水产公司剖鱼，给工程队当小工……什么活都干。六四年婚后，生一子一女，也都和母亲同住。姐夫陶玉忠在南京长江航运局开轮船，一年到头以船为家。文革中，二姐又被揪斗。抄家，游街，监禁，刑讯。军管会没收了我家三间住宅，老小四人，被赶到两间老朽破败的杂物间里居住。

这些情况，我在外部不大清楚，想象得比实际上更坏。五八年以来，她们曾对我长期隐瞒父亲惨死的消息，我直到六二年回家才知道真相。所以这次回家，心里忐忑不安，真的是“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了。

家乡变化很大。从小桥到襟湖桥的居民区，开辟出一条汽车路，刚好从我们家院子里通过，被没收的住宅和残余的杂物间，在两边把路紧紧夹住。要不是二姐到车站迎接我们，远远地指点给我们看，我真已认不出来，那就是我童年时代熟悉的家。低矮老屋，小窗里依旧映着柔和的灯光，我望着，感动得不得了，告诉高林，那就是我们的家。

久别重逢，皆大欢喜。但每个人都想到了，那个此时本应在场的缺席者一一高林的母亲。当母亲蹲下身，抓住孩子的两手，连声说给嬷嬷看看的时候，我看见二姐偷偷地拭泪。当二姐拉着孩子，给她介绍哥哥姐姐的时候，我看见母亲偷偷拭泪。慈林是北方人，生前梦想之一，就是看看江南。现在我们来了，却没有她。

我环顾四周，屋里东西虽然破旧，都收拾得清洁整齐，透着一股子温暖舒适之气。所有的东西——码在床头的几只纸箱啦，排在墙根的一列腌菜坛啦，悬挂在屋顶上高高低低的许多竹篮啦，蚊帐被褥和孩子们衣服上补得很仔细的补丁啦，……都好像一本本打开的书，我在里面可以读到，这些年亲人们艰苦奋斗的历史。读这历史，我想到那些小小的野草，在石缝中，在碾痕上，在野火留下的灰烬里面，在镰刀留下的根墩里面，不息地生长而又生长。

赶了五天路，早巳很困，到家却没了睡意。孩子们睡着以后，我们还在说话，一直说到鸡鸣。母亲和二姐，都劝我在家乡找个对象，成个家，把孩子放在家里。自己在外面可以轻装奋斗，孩子吃穿上学也不用发愁。还可以每年有个探亲假，回来大家都见见面。

我说能这样当然很好，只是勉强不得。第一是没有合适的人，第二就是有，像我这样，一没钱二没地位，连个安全都谈不上，谁敢嫁？她们说那不一定，这种事全靠缘分，无缘对面不见，有缘千里相逢，你倘愿意试试，倒也有个人在，是县农机厂的电工，叫樊继卿，人材很好，手艺也很好，只是因为阶级出身不好，母亲坐过牢，三十岁了还没谈对象。她父亲死得早，现在也是母女两人，相依为命。有时家里电灯坏了，请她来帮修理一下，从没耽搁过。来了不多说话，只是笑笑，文雅沉静，招人喜欢。

这个人，我有印象。小时候上学，几乎每天都要从她家开的中药店门前经过，有时会在店里看到她。觉得那黑糊糊背景上纤细白晰的形象很好看。十多年来，那形象有时会在记忆中浮现，像淡淡的光斑。“深宵灯火儿时影”，此时倍觉清亮。

何不谈谈看？我想。

三

她很小的时候，大概是三岁左右吧，父亲就去世了。留下她和她母亲陈氏两个人，和一份厚实的产业。其中包括乡下的土地，很多房屋，和一家大药店，叫存仁堂，颇有名气。记得我小时候，上学路上，要经过一条深长的小巷，叫陈家巷，半边房屋全是她家的。一进巷就闻到丝丝药香，那是隔墙在泡药。拐弯上了大街，就是店面，颇宏阔，往里望去，深暗如庙堂，人影幢幢。

她父亲的名字里有个卿字，一位老先生给她取名字，就叫她继卿，取其继承父业之意。作为这份家业的唯一继承人，她的童年是在深宅大院里度过的，颇任性。院里都是石板铺地，没树没草，只有一排一排的大缸，有的泡着药材，有的装着清水准备泡药。她无可游戏，常翻弄屋里一排一排药柜上无数的抽屉。有时从厨房拣几条小活鱼，养在一个缸里，那缸就谁也不敢动用了。有一次缸非用不可，而她又硬是不许，大家没法，买了一玻璃缸金鱼来要求交换，好言好语相劝，她才松口。大家过了关，如释重负。这些人都是店里的职工，对“小老板”好的不得了。她告诉我，记得有一次吃中午饭时，一位账房先生（当时叫朝奉）夹着一筷子菜，滴汤滴水地，半弯着腰，从前面店堂屋，穿过几个院子，一直走到她们的住处，给她吃。

一九四九年后，共产党政府没收了她家的全部财产，并把她的母亲关进监狱，只留了一间半厨房给她，每月几元生活费，让她自己管自己。那时她十一岁。

离开了学校，要学的东西反而更多。买米买菜、挑水生火、洗衣叠被，都是很难的功课。最难的是锅台对她太高，得站在小凳子上，才能够着炒菜做饭，同时还要控制灶膛里的柴火。她没哭，也没向任何人告帮，吃了几个月的焦糊夹生饭以后，居然都能对付了。没事时东站站、西看看，或者坐在门槛上发呆，想妈妈。以前听过不少鬼故事，黑夜里睡觉一直很害怕，总要关紧门窗，塞紧蚊帐，生怕有什么妖怪来抓。

她母亲坐了一年牢，身体很坏，视力锐减，被释放回家。财产生计全无，和她同住。用一张小桌子在陈家巷口摆了个香烟摊，赚一点钱，供她上学。她每天中午放学回来，吃过饭，都要替母亲守一阵摊子，换母亲回家吃饭。这样过了几年。从前家里亲亲热热的常客，这些年都绝迹了。有好几次，她在路上同那位夹菜给她吃的账房先生迎面相遇，那人见了她，就像没看见一样。

那是大动荡的年代，大跃进，大炼钢，公社化，公共食堂，全民皆兵，……折腾得人人不得安生。由于是专政对象，不得参加群众运动，她们母女两个，生活反而相对地平静。初中毕业后，她被分配到农村教小学。校舍简陋，学生无多。但她语文、数学、常识都教，也很忙。每个星期六卞午，她都要赶上二十几里路，进城去看她的母亲。和母亲过一晚上，星期天下午再赶回来。连年饥荒，物资匮乏，有什么好吃的，她们各自都要留着，团聚的时候再吃。那是她们最幸福的时刻，不管天气多坏，她都绝不放弃，雨季里常常卷起裤腿，赤着脚，打着伞，在乡间小路上同风雨和泥泞搏斗，到家时半身湿透。

一直想调回淳溪镇，互相有个照顾，苦于没有门路。她有个同学好友叫苏福美，后来嫁给了淳溪公社（实际上就是镇政府）一位党委办公室秘书，在那人的帮助下，终于在一九六五年得以回城，并被安排到县农机厂，跟电工班班长邢东泳当学徒，学电工。不久就成了正式工人。

一九七一年我带着高林回淳溪镇探亲时，她就是县农机厂的电工。和她母亲一起，过着单调而平静的生活。家虽狭小破旧，收拾得一尘不染。

环顾四周，我又想起那些小小的野草在石缝里，在碾痕上，在野火留下的灰烬里面，在镰刀留下的根墩里面，不息地生长而又生长。

四

从前的淳溪镇，只有一个中学一个小学。镇上的人，凡上过学的，都是同学。我因为留过两次级，同班同学比别人多两倍。樊继卿的师傅邢东泳，本来比我低两班，初中二年级也赶上来了，就坐在我的旁边。他是那种哗啦哗啦的大个儿，心地善良。别人都歧视和欺负我这个留级生，他不。他好像没心眼，看不出差异，照样同我有说有笑。别人提醒他我是留级生，他就说留级生怎么啦？人家爱留，你管得着么？

二十多年了，他还是那样。在通街都向反革命右派吐唾沫的那时，他每次遇见二姐，都要叫一声高老师，声震四方。有时候从自行车上下来，问问我在外面的情况，也不怕别人看见。叫他小心些，他说那有什么，我是工人我怕谁？领导阶级的一员，不找你的麻烦就该请请我了，还来找我的麻烦？

这次二姐就去找他，请他把我介绍给樊继卿，他满口答应。当天下班后，就来看我。二十多年没见，依稀还似当时，见了紧紧抓住我的肩膀，猛捶我的胸脯，瞪着眼冲着我的脸大喊大叫，就像是老朋友萍水他乡。依旧胸无城府口没遮拦，长满胡荏的大方脸上，透出一股子肝胆相照之气。

说到樊继卿，他亟口称赞，说她聪明能干，许多活不用教只要看看就会做了。正派本分，上班在厂里下班在家里别处哪儿也不去。孝顺母亲，衣着朴素吃苦耐劳拿的钱一分不少全给母亲。他说我不是替她吹，我说话凭良心。当然了，话说回来，她优点多，缺点也不少。性格孤僻，脾气倔，又特任性。说了什么，你得依她。有时候她想要什么不说，考脑筋，你没猜到，她就生气。都是小时候惯坏的。独苗子惯宝宝，都这样。

记得巴尔扎克说过，娶妻不可娶独养女儿。我有点发怵，没说话，我得想想。

他又说，看不惯的人，她就一年到头都不说一句话，天天在一起上班，路上碰到了，就像没看见，你说怪不怪。有些事怪得离谱，不近人情。我请他举个例子，他说那就太多了。比方说，县革委会潘主任的老婆是我徒弟，上次我住院，他来看我，一进门满屋子人都站起来了，就她坐着不动，弄得场面很尴尬。都看她，她还是不起来。人家到底是一县之主，你站起来一下费你什么事呢，偏不动，你说怪不怪？

我说后来呢？他说后来我气得骂了她一顿，叫她以后别这么没大没小的。她还顶嘴。你猜她说什么？她说人家再大是个人，我再小也是个人，我干嘛？还说我要磕头鞠躬的我就不是个人，这不是连我都骂在里面了吗？说到这里，他直摇头。

我很感兴趣，再问后来呢，他说后来我告给她妈去了，我说在这个世界上，办什么事都得靠个人缘，你要摆架子也得有点本钱，一没钱二没地位，三还阶级出身不好，自己端着，谁买你那个账。你端着，吃亏的是自己。这些年厂里评功、摆好、评奖、调资、分房，都没她的份，吃的亏大大的！我这个师傅也帮不上忙，我说活该。

我很惊讶，想不到在这个社会里，居然还有这种自尊自爱，不亢不卑，蔑视权贵，绝世而独立的人物，很佩服也很喜欢。而且，我想，她对她的母亲那么好，对我母亲自然也会很好，这样的人，哪里找去。我下决心追求她，请老同学一定帮忙。他说介绍你们见面没问题，谈得成谈不成不敢担保。

五

她和她的母亲，听说我结过婚，有一个孩子，就不想谈。谨守着古老的传统，她们把元配和续弦之间的区别，等同于妻和妾的区别。她母亲甚至责怪邢东泳，说他把我这样的人介绍给她女儿，是瞧不起她们。

直到假期将满之前，老邢才说服她们，带我到她们家见了一面。在十五瓦的电灯光下，围着擦拭得一尘不染的小方桌，喝很好的绿茶，有一种温馨之感，倒也不觉得这间半老屋，有多么的狭小阴暗。我没说什么，她也没说什么。老邢给她母亲说些厂里的事，有一搭没一搭的，坐了大约二十来分钟。

她圆脸短发，穿着洗得发白的劳动布工服，敦厚朴实，清新文静，很可爱。第二天老邢告知，她对我印象也很好，看得出来非常满意。不过你别高兴得太早，她母亲不喜欢你，说沉沉不语者不可输心，不许她再同你往来。

我请他帮我约她出来，单独谈谈。在我回西北的前几天，她瞒着母亲，在城外湖边同我见了几次面，都谈得很愉快。她主要是谈她的身世，我也谈了我的经历。话语由于被对方关注地倾听，和同情地理解，成为大快乐。

分别后我们一直通信。她没受过多少数育，但是天赋和气质都极好，表达能力很强，信写得特有深度。我至今确信，如果有机会进入大学校园或研究机构，她一定会成为杰出人才。流离中我曾看到，许多天才没没无闻甚至死于非命，许多低能的小人却享有显赫的声名，对此已不再那么扼腕掀心。我想，对于在历史命运面前无能为力的渺小个人来说，安排好自己的生活，胜似寻求公平。

我们在通信中约定，一九七二年春天结婚。考虑到两家阶级地位近似，家乡地方小是非多，为避免节外生枝，她通过好友开到一张农机厂革委会的证明，证明她愿意同我结婚。寄到酒泉，让我先在酒泉办好登记手续，拿到了结婚证书，再回高淳探亲。

这种说一不二，快刀斩乱麻的性格，使我更加倾心。但是她一直未能说服她的母亲。一九七二年春天我到高淳时，老人家不知道我们已成法定夫妻，仍不许她同我往来。

为等待老人改变态度，我不得不仍然住在我母亲那边。两次写信到干校续假，从四月一直等到六月。

这期间我们发生了第一次争吵。她告诉我，苏福美和她的丈夫，那位公社党委秘书，也反对她同我结婚。说出身不好是她的不利条件，嫁给出身好的人就打了减号，嫁给党员干部就减得没了。嫁给出身不好的人就是打了加号，嫁给右派反革命就一辈子完了。现在结婚证都领了，他们迟早会知道，得去打个招呼，解释一下，不然的话，他们会生气的。

我说没这个必要。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用不着向任何人作解释。她说不，毕竟是朋友。我说互相理解才是朋友，不理解就不是朋友了。她说不，他们毕竟有恩于我，那阵子我被弄到乡下，我妈一个人在城里没人管，没他们的帮助，我回得来吗？还有，他们说那些话，也都是为了我好。我说既然是为你好，你照着办就是了。她听了眼睛一亮，竖起眉毛，说，我发现你这个人很横，一点道理不讲。扭头就走了。

第二天傍晚，在湖边见到她，她还是和往常一样，高高兴兴的，告诉我已经带着茶叶点心到苏福美家去过，已解释过了，他们也谅解了。

我说我明白了，我的愿望和要求，对于你来说都不在话下。她说那要看是什么样的愿望和要求，要看你对不对。

我没说话。她又说，把我们当朋友看待的人，毕竟太少了，要知道爱惜人家的好意。

我问她是怎么解释的。她说，我说我知道你们是关心我，我很感谢。但我的条件不许可我做到那样，只能这样。我说只能降低条件，是吗？她说说话归说话，事实归事实，你别混在一起挑字眼儿。我说你说过你爱我，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告诉他们？她说那等于白说。

我说懂不懂是他们的问题，说不说是你的问题。她说我的什么问题？我说你想过没有，你的解释，还有他们的谅解，对于我来说，都是一种侮辱。她又眼睛一亮，竖起眉毛，说，我下决心同你结合，倒反而是侮辱了你吗？！

我没说话。停了一会儿，她说，你这个人真怪，想到哪头去了？又停了一会儿，她说，我真不明白，你这些想头是哪里来的？我说，是头脑里面来的。

沉默了很长一会儿，望着芦苇那边的帆影，好像自言自语般地，她说，有些时候，我想过，人的头脑，很像是电工板。我没听懂，问什么电工板？她说，就说像收音机吧，不同型号的收音机，有不同的线路图。在不同的线路图里，电流总是在不同的线上走。苏福美他们那个国家里的人，思想都离不开她们那条线：我妈那个国家里的人，思想都离不开她那条线：你们这个国家里的人是另外一条线。连同样一句话，叫不同国家里的人来说，意思都不同，那就各走各的路吧，又办不到，非得缠成一个团不可，你说难不难？做人太难了！

我没说话，她也没再说话。斜月苍茫，苇风萧索，露水越来越重。

坐了一会儿，也就各自起来，往回走，一路无话。

六

她母亲终于答应女儿同我结婚。提出两个条件。第一，继卿天天上班，没可能同时照顾两个老人，没可能到“那边”去，得我到“这边”来。第二，前高晚低，后娘难当，高林得送回敦煌，由外祖父母抚养。

母亲有二姐照顾，又在一个镇上，来回很方便，我到“这边”来住不成问题。可高林不能送回敦煌。我说，要是你们不希望她留在高淳，我可以自己带在身边，她们同意了。

但是，我的母亲和二姐都不同意，她们说孩子跟着我太苦了，我带着孩子也太苦了，不如交给她们。家里哥哥姐姐都差不多大小，玩起来有个伴。大人在外面赤膊打拚，也不背包袱。

这当然是最好的解决办法，我也希望能够这样。只是不知道，继卿她们会怎么想。二姐自告奋勇，到樊家力争，说孩子给我，算我的。我只有两个孩子，加一个三个不算多。去了回来，高兴地说，没问题了。

母亲听了，连声念佛。

各种困难，总算都解决了。但时间已经拖得太长，准备的一点儿钱，也用得所剩无几。和继卿商量，是不是操办得尽量简单一些。我说结婚证已经领了，礼仪不过是个形式，是不是干脆免了？她说不，要是一点不办，人家都会瞧不起我们。我说本来就没瞧得起，做什么人家都不会说你好。还不如好待自己，任由别人去说。她说不办就是好待自己吗？别人越是瞧不起我们，我们越是要活得像模像样，这才是好待自己。要是一点儿不办，你一走了之，我在这里得受。

没法子，去请教邢东泳，他说你们带上结婚证，到南京去住几天，回来就说旅行结婚去了，漂亮得很，谁想指手划脚，也找不出碴儿来说。他说他认识南京一家旅社的革委会主任，可以给我们写个介绍信，请他安牌个好一点的房间。事到临头，也只好如此。

“火炬”旅社，在南京新街口附近一条杂乱的小巷里，两旁大都是灰色的老瓦屋平房，上半截板墙油漆剥落，下半截砖墙长满绿苔，即使在大晴天，青石板路面上也总是覆满着滑溜溜脏兮兮的黑褐色泥浆，走进去有股子忧郁之气。再走进阴暗有霉味的旅社，忧郁之气就更浓重了。

我们房间外面，是一个小天井，大夏天很热，环绕天井的统铺客房大都开着门窗，各个房间里人们叨着香烟聊天打扑克喝酒看报纸的镜头，一览无余。双人房的窗帘，可以挡住视线，但挡不住滚滚而入的暑气烟气酒气汗气和各种声音。隔壁有个男人唱“沙家滨”，逼细了喉咙学阿庆嫂，字正腔圆。

房间不到十平方，墙上贴着一幅毛像两幅毛语录，还有一张“旅客须知”，均已陈旧。她在床沿上坐下，脸色阴郁，眼睛直勾勾盯着前面灰糊糊的墙面，不说话。我觉得很惭愧，有种负罪感，建议出去再找找看有没有更好一些的旅馆。她不回答，也不动，很久才起来洗脸梳头，出去吃晚饭。

第二天起来，我想带她去中山陵玩玩，她说，你带我？你带我不合适，还是我带你去吧。

一路上上车下车，我们都没交谈，在陵园里那些风景如画的山路上，大部分时间也都是在默默地走。我沉不住气了，问你怎么啦？她停了一会儿，说，我在想，你这个人可能有点傻，在外头混了这么多年，有二十年了吧？以为你有点本事，哪知道是个书呆子。

停了一会儿，她又说，说你是书呆子是往好里想，要不是书呆子，那就是个大坏蛋，我现在还不能肯定，你到底是个什么，我得小心着点。我一头雾水，要她说明白一点。她说，我不会说的，有些事，说穿了就没意思了，你自己想去吧。我无从想起，也就不想了。玩得没趣，吃得也没味，不到天黑就回旅社了。

第三天，在长江大桥顶层的人行道上，她说她要带我去看她的两家亲戚，我很高兴。我说我们是不是也该去看看陶玉忠？她闪电般看了我一眼，迅速地说，看他干嘛，我跟他没关系。停了一会儿，我还没来得及走出懵懂，她提高声音又快速地说，不恰不恰不恰！不恰势头！还想要我去看那种人，太过分了。

以前在小南湖边，她曾经给我说过，陶从小没爹没娘，在街上到处流浪。又脏又痞，后来学会了帮人弄船，有口饭吃了，也还是没个人样，满嘴脏话粗话，在码头上围着人家女人打转。我问她是看见的还是听说的，她说是听人家说的，本来也没人提他，你姐跟他结婚的那阵子，通街都在议论，说你姐一辈子挑来挑去，最后挑了个泼皮。

我那时听了，没往心里去，想不到她这么认真。就说，码头闲话，有多少真的？就算真的，也过去了，不管怎样他是我姐夫，看在我姐面上，还是去看他一下吧。

看你姐面上？为什么要看她面上？，她吼道，她给了我什么面子？！

我吃了一惊，说，什么事这么严重！她说，就算你是个书呆子，不懂事，她该不是吧？她但凡有一点点看得起我，这么大的事，她哪里会一点点准备都不做。我说，是我的事，本该我做的。她说这些年你把挣的钱都给她了，弄得自己一点点积蓄都没有，结婚的时候一点点东西都置不起，要紧关头了不闻不问，她好意思！凭什么我倒反而要给她面子？！

我说我姐没收入，有两个孩子，我妈靠她照顾，现在又加上高林。她说你怎么不提姓陶的了，陶家有陶家的进账，姓陶的孩子有姓陶的养，用得着你去养吗？

我告诉她我妈我姐都很喜欢她，一直都对我说她怎么怎么好，对于我能够同她结婚，都非常高兴非常重视，只是没想那么多。她说这还用想吗？这不是个想不想的问题，这是个看得起人看不起人的问题。我说我也没想，并不等于我不爱你不尊敬你，我说婚姻的基础是感情，有感情就有一切，没感情就没有一切，礼仪不过是个形式，做给别人看的，我们没有必要讨好群众，我们不是生活在别人眼中，用不着用别人的眼光来塑造自己。她默默地听了一会儿，回答说走吧，别在这里花里胡哨神经兮兮的了。我想说服她，继续往下说，我越说，她越生气。她生气我着急，越急越说，火上加油。直到又吵一架。

这期间照了些照片，洗出来如仇人相见，看了吓一跳，都撕掉了。

七

回西北后，我每星期三四次，骑着自行车到酒泉城里给她寄信。每封信七、八页十来页，都挂号。她很少回信，回信也很简短。

我要求她请探亲假到西北来看看，好好谈谈，消除误会，也商量商量将来怎么办。那时五七干校的人际关系，比社会上的要好得多。大家来自五湖四海，无宿怨成见，又都各有各的“问题”，谁也歧视不了谁，相处得不是那么艰难，有时还颇愉快。和我同住一室的额登格勒，原是蒙族亲王，额济纳旗旗长，很和善很有教养。听我说想让妻子来探亲，立即设法搬住别处，好让我收拾布置房间。

我利用每天的休息时间，平整了地面，糊了顶棚，刷白了墙壁，把公家的床铺桌椅和面盆架子都油漆一新。到资料室借了个书架，放上我所有的书，还在墙上钉了两张希什金油画的印刷品……叮叮几个月下来，才像了个样子。如果她希望，来了还可以补办一个结婚典礼，干校学员中好事者很多，证婚入主婚人男傧相女傧相甚至乐器手应有尽有，也用不着办酒席，只要买包水果糖散散，会议室里热闹得很。

但她没有来。

我用两个纸箱，把所有我珍爱的书全部装起来寄给了她。其中有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莱蒙托夫、陀斯妥耶夫斯基和契柯夫，也有老子、庄子和李、杜、苏、辛的集子，甚至还有一本尼采的《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和一套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颠沛流离几十年，我别无长物，它们是我唯一的财富。我相信她一定会理解它们对于我的价值，一定会感动和高兴。我相信以她的聪明，读这些书也一定会得到很大的快乐，以后在一起还可以讨论讨论。寄这些书邮费二十多元，是我半个月的工资，但我花得高兴。

收到书，她给我回了个信，告诉我没时间看，以后别寄了。第二年回去探亲，发现那些书塞在床下，日久生霉，有些粘连了，有些借给别人，没要回来，丢了。

她不是存心的，只是忽略了，正如许多她所珍视的东西，我也忽略了。

翻检那些书，里面有两本《美学问题讨论集》。其中有我的《论美》和《论美感的绝对性》两文。我找了出来，请她看看。

她说，算了，我没心情看。

我没说话。她又说，我不用看就知道，那些文章不怎么样。文章是人写的，我只要看看你这个人就知道了。身边小事你都弄不清楚，怎么反而到有本事说出个大道理来？我就不信。

我没说话，望着她的脸，突然感到它陌生而又遥远。

我知道，她不是存心要侮辱我。话从她嘴里说出来，是一种天籁。我在想，人，有可能同一个瞧不起自己的人共同生活吗？人，有可能爱上一个自己瞧不起的人吗？

我听到自己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回答说，不，可，能！

八

女儿高筠的降生，给我们带来了和解与幸福的希望。那年我回到淳溪镇，看到孩子是那么可爱那么文静，相信她必然会成为爸爸和妈妈之间心灵交通的桥梁。

继卿带这孩子，也真是不容易。外婆眼睛看不见，放在家里不放心，她到厂里上班，都要抱着孩子去。每天步行来回十几里路，风雨寒暑，从不稍懈。孩子也乖，母亲做工时，她在旁边不吵不闹，躺在襁褓里吮手指，自得其乐。

我有在干校带高林的经验，知道其中的甘苦。很感动，也很感激。我探亲假期，她照常上班，清早就抱着孩子走了。工人请假要扣工资，也难怪。但我还是不高兴。第二天早上我问她，抱着孩子送你一程可以吗？她说不，路上都是厂里的人，别让人看笑话。知道她说一不二，我也不坚持，每天她走后，就到我母亲那边过一整天。晚上她下班了，我再回去。

她知道我对她的不请假很恼火，但不在乎。我知道她对我的成天往“那边”跑很恼火，也不在乎。晚上见了，都不快乐。

那天我回来晚了，她们在等我吃晚饭，饭菜摆在桌上，都凉了。她郁积已久的愤怒终于爆发，进门她就问我，还把这个家当个家不？究竟家在那边还是这边？

我不知该说什么，没开口。厚着脸皮过去，坐到饭桌边。

她母亲在摇摇篮，她在封煤炉，没有人坐到饭桌上来，我一个人坐着，又不能独吃，很尴尬，百静中只听到灯火的阴影里，摇篮在咯隆咚咯隆咚地闷响。

越坐越难受，我说，结婚几年了，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过自己是个有家的人。

她说我知道你，你就是不把人当人。

我说家里没人，当什么人？晚上有人了，我就来了。

她说不要脸不要脸，越说越不要脸了。人家玩女人给钱，你呢，结婚的时候一点点东西都不置，结婚以后白吃人家的白暍人家的，还要把人家不当人。你说你有一点点良心么。

我给她的钱，的确太少了。降三级后我每月的工资是52元，给母亲，高林，高筠各寄十元，剩余的刚够吃饭。我心算了一下，小孩子一个月十块钱不够用，探亲假回来一个月，在她家吃饭的钱也全是她开销，她骂得有理。理穷辞拙，加上惭愧，我就缄默。

孩子在摇篮里哭。她抱起孩子，一面拍，一面说，我不是嫌你没钱，嫌你没钱不会嫁给你。但你把家不当个家，还要自己的孩子不抚养，反而去抚养别人家的孩子，那就太怪了。以前你一个人，爱怎么怪你怪去，那是你的事。现在拖家带口的，就是害人了。我不能由着你们这么害下去，我得想想办法。

她母亲催我们吃饭，我哪里还吃得下？孩子在她怀里又睡着了，背向我，小小的、粉红色的脚掌微微地一动一动。我心里直犯愁，不禁要想，一个人，如果没有能力保证下一代将来的幸福，他有权利生孩子吗？

把孩子放回摇篮，她似乎平静些了。好像是回答我心里的问题似的，她说，一个人家没有个男孩子不行，我们还得再生一个。

我一怔，还没来得及回答，她又说，现在家里人多了，再生一个就更多了。这边住不下，我们得回家去住。

我很惊讶，说，这不是家吗？她说难道你不知道，这是我妈的房子，我们的家不在桥头那边吗？

我真的不知道，根本没朝那方面想过。我说那边两间房，住着五个人，我们去怎么挤得下？

她说你姐一家在这里没户口，他们的户口在秦溪，秦溪大队给了他们房子，他们不是没处去，他们可以到那边去。

我说那不是农村里了吗？她说农村里怎么啦？农民都别活啦？

我说二姐被下放农村，是受的政治迫害，能顶住就该顶住。不然，孩子们去了上不到学，将来都没前途。她说不，那是陶家的困难，应该由姓陶的去解决，不应当转嫁给高家。

我说现在是解决不了，她是我姐姐，哪能不管。

她说你管了你姐姐，管我了吗？！

我一下噎住了，答不上来。她没再说话，又听到摇篮的有节奏的闷响。

我告诉她交通局说那房子妨碍交通，早就在逼着拆迁了。她说她知道，那时候再说那时候的话。我这才明白，她要的不是房子，她要的是“家”。

我劝她和她母亲一起，跟我到西北去。我说我在那里，熟人多些，你有这样的技术，去了找个好些的工作也不难。我说阶级成分不好的人，在家乡最受欺侮，在外面五湖四海，回旋的余地要大的多，起码比在家乡要好混得多。

她说不，太远了。

我说你们在这里，又靠近些什么呀？

她也一下子噎住了，答不上来。

九

我回西北后，她仍坚持到“那边”去住，经常前往吵闹，要二姐离开。这个情况，她信上没提，二姐的信上也没提，我在外面完全不知道。

那年下车伊始，看到骇异的一幕：桥头汽车路上拥挤着一大堆人，堵塞了家门，堵塞了交通，被阻的汽车喇叭山响，灰尘滚滚，怀着身孕的她，在人群中朝着门内连声叫喊：谁家的媳妇不准进门呀！

我羞愧得无地自容，冲进人群不顾一切地把她拉回了家一一北门口她母亲那边的家。

她激动得直喘气，不停地哭，洗了脸又哭。我给她说，那两间房子老得都快倒了，修都修不好了，靠汽车路又那么近，车过去直抖动，尘灰涌进屋里，直呛人，小孩子进出也不安全，交通局早晚要来拆，还不知道能住到哪天，不值当你去要了，我说现在是非常时期，大家先凑合着过一过，将来再想办法。她不答，直哭。

待她们睡下，我披上衣服，穿过深夜的街巷，来到城南桥头。小屋里，孩子们都睡着了，母亲和二姐坐在灯下抹眼泪。

我还没吃晚饭，二姐一面给我做饭，一面说，要不是为了照顾母亲，和三个孩子能够上学，她实在不愿意赖在这里吃灰，乡下空气好，粮食蔬菜都新鲜，只要做，队里多少总有点工分，强过在这里白吃。

母亲问我能不能想个办法，把被县革委会霸占的那三间房子要回来，有房子住就没话说了。

我说那个房子，就别想了，现在不是说理的时候，高淳更不是说理的地方。孩子不上学，老人没人管，当然也不行，还是我回去同继卿商量商量，让她暂先在那边凑合一下，缓上几年再说。

第二天晚上，她收工回来，心情似乎好些了。我小心试探，立即碰了钉子。她说这么掺和在一起，算个什么正式人家。我说家庭是靠感情来维持的，有感情，住在山洞里山洞里就是家，住在草窝里草窝就是家。没感情高楼大厦都不过是身外之物，什么正式不正式都谈不上。

她说你两头有感情两头是家，三头有感情三头是家是吧？我说性质不同，再次劝她同我到西北去。她断然拒绝，说，你要我给你姐让路是吧，没门！

二姐也不让她，说房子是我妈的不是你的，你没照顾过一天妈，也没上过一次爸的坟，现在妈还没死，怎么就来夺屋？任凭她叫骂，只是不走。

她破釜沉舟，使出了一件必胜的法宝：提醒二姐别忘了自己是右派分子，已经下放农村。赖在城里不去，是抗拒劳动，抗拒改造。当黑人黑产，是违反政策。

二姐一下子没词了。但还是赖着不走。

几天后来了个居委会主任，一个臂缠红袖章的小脚老太婆，气势昂昂，如大首长，说我们是忙了些，顾不过来，阶级敌人就想钻空子，那就不行，告诉你们，办不到。如此云云，重复几次，屋里屋外看了看，走了，临走时说，这次是来打个招呼，再不走就不客气了。

紧接着又来了一位派出所的女民警，颇有礼貌，还同我握手，说她叫张红，说你们家的事，我们只有调解的权，没别的权。但是黑人黑尸，不能不管。然后转向二姐，说你来看你母亲，不是不可以，但要报个临时户口，这有规定。谁家来了客人，哪天来哪天走，都要到派出所申报备案，这条规定，你该知道。你报了么？没报，就算你不知道，不追究了，但要再住下去，那就不行！

到这份儿上，我同樊已没话可说。只要我一开口，她就说到公检法说去。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三者的同一，是那个时代的最高真理。面对这一真理，什么都不用说了。

那天我不知怎么的忽然来了灵感，在她又提到公检法时，回答说，“你们家也是公检法的老朋友了，热门熟路的嘛”。

她正在给孩子补衣服，把针线放到膝上，抬起头来直视着我的眼睛，正色说，你是说我妈坐过牢是吧，这没有什么丢人的，我妈没有做过坏事。

我说你有意见吗？对党不满了是吧？

她也没词了。语塞须臾，突然大吼：不要脸，不要脸，说这种话，欺负孤儿寡妇，真是不要脸！喘了几口气，平静些了，压低了声音，又说，想出这句话来，你很得意是吧？亏你说得出口！有种你同公检法讲理去，别跟在里面欺负孤儿寡妇，你说你像个男子汉大丈夫么？像么？像么？像么？！

我舔了舔上嘴唇，咽了口吐沫。一时答不上来。

我不明白，自己怎么会下贱到这种程度，说出那么些丢脸的话来。本想针锋相对说一句：不跟党走跟谁走？惭愧得说不出来，话到嘴边又憋了一阵，又觉得深深受了侮辱，愤怒地吼道，“到底是谁欺负谁”！？

十

二姐无法再待下去，非到农村去不可了。依靠她照顾的母亲和三个孩子，也不得不跟着同去。离开淳溪镇，大家都很悲伤，母亲舍不得这两间老屋，说人一走，交通局就要来拆。我说拆了好，不拆不得安生。

不等交通局来，自己动手把它拆了。

这是丧失理智的行为。拆房后材料无处堆放，日晒雨淋，东家拾西家拣，大人偷小孩抢，很快就只剩下一摊子断砖朽木残瓦。为此，我把自己累得不行，把母亲苦得不行，把樊继卿气得不行。没有人不说我愚蠢，没有人不说我是个败家子，我也认了。

秦溪是一个百来户人家的小村，只有几栋瓦房，大多是一式的土墙草屋。二姐下放到此，队里把原先放舴艋用的一栋草屋给了她。虽然简陋，却在村外水边的芦苇丛中。四周几棵老杨柳树，疏密有致。透过摇曳的枝影，可以看到防波堤那边或明或暗的湖面，野趣横生。被乱得焦头烂额的我，一到这里，就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相信母亲在这里，也一定会过得很好。

国家规定居民凭户口本在所属辖区购粮，母亲的户口和高林的临时户口在淳溪镇，换了地方没粮吃。我回西北后，二姐每个月要拿着母亲的户口本，走十六里路，到淳溪镇粮站，按定量买两个人的四十多斤米，四两食油，再到煤建公司购买每个月配给的蜂窝煤，约八、九十来块。为了省钱，不叫船，借一辆板车沿着堤岸自己拉回去，来回三十乡里。加上排队等候的时间，起早摸黑得一整天。第二天归还板车，还得再跑一趟。队里给她的是稻子，挑到公社加工厂舂成米，来回又得十几里地。

为了三个孩子能在城里上学，又不得不到淳溪河对岸靠近襟湖桥的门头圩村，租了农民家里的一问草屋给孩子们住。月租二十元。县交通局为拆那两间老房，只给了二百元“拆迁费”，不够一年的房租。二姐这头要照顾孩子们，那头要照顾母亲，不得不更频繁地两头奔跑。江南多雨，一场大雨过后，湖堤上的泥泞很多天都不得干，刚干不久又下雨了。打着伞，挑着担子，俯仰摇晃，十几里地至少得走两个小时。

孩子们上学，也要走很远的路。早上出门，带上中午饭菜，晚上放学，五六点钟回来，才能吃上一顿热饭。每个星期六下午，一同到秦溪去看祖母，风雨无阻。高林最小，跟着跑，常滑倒，有好几次，到家时像个泥人。

最苦的是母亲。年逾七十五，身体又不好，独自一人，在陌生的地方，连个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从门外到水边，约十几码，是一个斜坡，有苇荏处扎脚，没苇荏处滑溜。虽然我临走前用石板做了几级台阶，日久生苔，仍很难走。每天，她颤巍巍拄着藤杖，到水边淘米、洗菜、唤鸭，都特别特别的小心。特别是黑夜里起夜，更加小心，生怕摔倒了，起不来，没人扶。

母亲信佛，没事时，就念经，为我们祈祷。养了一只狗，一只猫，一群鸡鸭。狗叫阿年，母亲说，它听得懂话，她常和它说话。二姐每隔两三天去一次，做些老人不能做的事情。把水缸挑满，把马桶倒净，从阁楼上取下烧饭用的稻草，放在灶门口，到自留地锄草施肥并带回够两三天吃的新鲜蔬菜，放在水缸边……匆匆做完就又得匆匆赶到孩子们那边。只有到了星期六，三个孩子和二姐同来，在这里过一夜，才是大家快乐的时光。孩子们也都盼望这一天，因为祖母早就准备了他们爱吃的东西，等他们来吃。他们还可以在平旷的湖岸上奔跑追逐，大呼小叫。

这期间，继卿在城里，生下了我们的第二个女孩一一高山。

十一

这以后几年的探亲假期，我都在这里陪伴母亲。长期以来，我一直严重失眠，但不知怎么的，只要一到这里，晚上就能睡着。探亲假满离去，立即旧病复发，吃药打针都不见效。这很奇怪！我从未听说也从未在书上读到，别人有过同样的经验。

在敦煌当牛鬼蛇神时，学会了做泥瓦工和简单的木工，给小屋修修墙壁，补补门窗，也是一大乐趣。我加固了水槛，沿台阶安了一排扶手，甚至还做了一个水泥小桌，在老杨柳树的下面。以前寄给继卿的那些书，也都拿到这里，想重读一遍，忙得都没顾上。有空时，宁肯坐着望呆，看水面白鸟翻飞，听芦苇的萧萧。有时风起雨来，湖上白浪滔天，就会想起辛稼轩的诗句：“吾庐小，在龙蛇影外，风雨声中”。想到“吾庐”也就想到“家”，想到樊继卿和孩子们，想到结婚多年，从未觉得自己是个有家的人。所谓家，它和周围世界的区别，无非也就是一个内和外的区别。人生如战场，如果遍体鳞伤，日暮归来，不能卸下盔甲，放松休息一下，还要全副披挂继续战斗，那么内和外的区别也就消失了，家也就不成其为家了。

无家可归的感觉，伴随着焦虑和不安，呈现出强悍的战斗者心灵虚弱的一面。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二姐他们来得早。我带着高林往回走，去看她的两个妹妹。心中暗暗希望，在发生了这一切之后，继卿她会有某种负罪感，过意不去，那时我就可以表示谅解，一切就可以重新开始。临走时母亲嘱咐，把两个孩子，带来给嬷嬷看。

我不知道“妹妹”一词，在孩子的心灵中，有多么神圣美好，高林特高兴特认真。我们走得慢，不觉天黑下来。一路上蛙声似万鼓，流萤飞百草。她捉了两只萤火虫，准备送给妹妹，一人一个。她说她们在城里，一定看不到。萤火虫不听话，老是从她的手指缝里往外爬，她得费很大的劲儿才能把它们管住。我建议她请我代管，她不肯。

我提着一篮鸡蛋，拿着两本自编自画的连环书，一只电动的打鼓小熊，和一只自制的玩具帆船，没法子抱她，一路上，看着八岁的她，那么虔诚，那么专注，那么小心翼翼地，双手捧着两只乱爬的萤火虫，居然一直走到城里，我很感动。

进门没人说话，摇篮在响，只有高筠欢天喜地的，咚咚咚跑过来迎接我们。高林向她张开合着的两手，献出那两颗淡蓝色一亮一亮的小星星。

高筠惊喜得同时张大了眼睛和嘴巴，伸手就来拿。

“不许碰”！继卿吼道，“当心爬进耳朵鼻子孔里去”！

我一惊，有一种撞在铜墙铁壁上面的感觉。

叫高林到门口外面把两只萤火虫放了。自己不小心，踢翻了地上的一杯小油灯。踢翻了才发现，地上有许多小油灯。

这些灯，是樊继卿给李慈林点的。不知道听信了什么人的妄言，她相信我们之间的矛盾冲突，是由于我的前妻阴魂不散，嫉妒她同我结婚，从中作祟所致。焚香祈祷，点七盏灯，连续七天七夜，保持不灭，可以禳解。踢翻一盏，前功尽弃，她恨恨不已。

我觉得这种荒诞做法，对于善良温厚的李慈林，是一种无端的侮辱，也很气愤。知道她不会理解我的气愤，知道说出这种气愤只会激怒她，我也就不说了。我想毕竟，这里面还表现出一种和解的愿望，强烈真诚令人感动。决心好好同她谈谈。就说，事情闹到这么个地步，难道你真的一点点都没觉得，这里面自己也有责任吗？

我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她说，斩钉截铁义正词严，我只要下决心同你结合，我就对得起你了。

我说，假如有一位公主，爱上了皇宫里的一个仆人，跟他私奔，躲到民间，他们可能很幸福。但如果她在私奔以后，把仆人还是当仆人看待，居高临下，认为他因此亏欠了她什么，永远也偿还不清，那事情的性质就完全变了。

她说有什么你直说，别这么花里胡哨七里拐弯。

我说假如你一定认识不到这一点，那就只有离婚。

她说离婚？你以为你想结婚就结婚，想离婚就离婚，别人不是个人，一切都由着你是吧？有本事你到公检法告去，我奉陪到底。

她母亲从不介入争论，这时插进来说，这种气话，以后谁都不许再讲。这么一个要吃钢，一个要吃铁的，到底为的什么？心肝别说是肉做的，就是一把锄头，吊在胸门里头吊这么多年，也该有点儿灵气了，怎么就这样的一窍不通？

我想过，要通就得变，她是不会变的。我自问能变吗？也不能！抛弃我视为神圣的一切，也就是抛弃我的自我。假如她所爱的不是我的真我，而是她所想象出来的我，假如我得变成那另一个人才能得到她的爱，那样的爱还值得为它抛弃什么吗？

这是简单不过的问题。晚上睡不着，一直在想它，就像拧一个松了的螺丝钉，来回转圈子。饭食不消化，塞在胃里胀痛。第二天一早，她找了几片胃宁给我吃，说你放心，你不会死的，好人不常在，大坏活千年。你息天把要成精。说着用暖瓶里的开水泡了一碗剩饭，匆匆吃完就上班去了。她们厂里两周休息一天，这个星期日不放假。我追出去，问她能不能带高筠高山到乡下玩几天？她说不行，你带不好。

那天上午，同三个孩子在城边的小树林子里玩了半天。她们平时不去，一切都很新鲜，小草，小虫，野花，圆石头，无不引起惊喜。高林把电动打鼓的小熊藏在丛莽中，让那两个循声去找。每次发现，都高兴得大叫。

她们也会使我惊讶。高山问我，晚上睡一觉，今天就没了，哪里去了？我说变成昨天了。她没明白，思索的样子。又问，又有个今天哪里来的？我说明天变来的。她又问明天哪里来的？我无法回答。一个四岁的孩子，提出如此抽象的问题，我只有惊讶。惊讶之余，又深深忧虑，因为这种天赋潜能，如果得不到培养，很容易消失。

带着这忧虑，下午我就走了。先把高林送到门头圩村，兀自又回到秦溪。一路上，我都在想，怎么办？穿不过的铜墙铁壁，为什么定要面对？背转身就是出路，为什么不可以选择？

我告诉母亲我想离婚，母亲反对。她说她对我们怎么样都不怪事，只要对你好就行了，人都是这样的。我说她对我也不好，她看不起我。

母亲说，嫁都嫁给你了，还看不起你吗！人家一生一世顶大一桩事就是嫁给你，还看不起你吗，有什么你让一步，怎么就不可以？好男不和女斗，斗赢了也算不得好汉。没完没了，反而小气。我说让步让到这个水角落芦草窝里来了，还不够么？母亲说，你这是气话，气话越说越气。

已经这样了，就别说了。你也将心比心，帮人家想想，她们也很苦很难，你要是她，你怎么想？

我知道她很苦很难，特别是这次去，更强烈地感觉到贫困的景象。高淳医院在她们门前造了一栋大楼，离门只三码，完全挡住了阳光。她们家和那一带许多人家，一年到头一天到晚都湮没在阴影中。她咬紧牙关把高筠送到幼儿园，把高山带到工厂，让孩子们得以享受阳光。我很感激，也很尊敬。

但我还是想离婚。她是伟大的母亲，也是可怕的妻子。对于她来说，我的爱好，愿望，信念，价值观，总之我所珍视的一切，包括被人尊重的需要，包括那从童年时代起就在灾难深重的家族的历史中形成的对亲人的爱，统统都不在话下。我成了一个工具，一个生存条件，太可怕了。

无法和母亲沟通，只能沉默。母亲常常陪着我沉默，一坐就是很久，心事满腹的样子。温馨的空气里，又渗杂着苦味的忧伤。

十二

一九七八年，共产党“拨乱反正”，派我再当一次好人。“平反”，“恢复名誉”、“归队”。到兰州大学哲学系教书。

带着可以让母亲惊喜的好消息回去探亲，我很高兴。车到淳溪镇那天，大风大雨。再到秦溪还要走十六里路，二姐劝我在门头圩过一夜，晴了再走，我不听，赤脚打伞上了湖堤。风雨之狂，泥泞之深，出乎意外。湖上白茫茫一片，浪打堤岸，时或飞溅到身上。前方的路。隐没在云雾中。向着云雾，我轻声说：妈妈，我回来了。

那是一个难忘的夏天。七十八岁的母亲，还能把桌椅搬出搬进，只要不下雨，她总要搬两把竹椅，提一个煤炉，放在老柳树下我做的那个水泥桌旁，烧茶暍。茶叶是大姐从山乡送来的新采毛尖，条索紧秀，白毫满披，水清味浓，喝一口很苦，久之回味甘甜。烈日如火，浓密的柳荫下，吹拂着来自远水的凉风，带着荷叶的清香和菱花的微腥，闻着闻着就想沉沉入睡。我们常这样静静地坐着，偶尔说些很小很小的事情，比方说某一天阿年的表现之类。而阿年总是躺在母亲的脚边，在听到它的名字的时候，抬起头摇几下尾巴。

那是火红的年代。我走遍农村、学校、厂矿、部队、机关，到处都感觉到同一种紧张。人们相煎相迫，活得很潦草也很疲累。从那股炽流中出来，面对这份清寂，这份祥和，我沁心透脾感动莫名。说给母亲，她说你这是三天新鲜。你从小没常心，时间一长就会烦。

我问是不是你已经烦了？她说不，她很安心。

我说那年搬家，你舍不得离开老屋，还哭了呢。她说那房子是破，是吵，是灰多，住惯了，也一样安心。人活在世界上，凡事要随缘。随缘就心安。这是菩萨保佑，让我做不动了还有吃有穿有住，有儿子女儿孝顺，还有那么多小孩子叫我喜欢，我感激都感激不完，还能不安心么，这世道年年是凶年，我在家里天天念经天天为你祈祷，知道有菩萨保佑，你在外面我也放心。你大难不死，那么多关口都过来了，都是菩萨保佑，你要知道感恩。

我想说，还有没过来的，我爸，高林她妈，都没过来。怕伤了母亲的心，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母亲好像听到了我的心声，接着说，你爸去的早，也是好事，不去要吃更大的苦，下来那些年更惨，更惹急。人算不如天算，也是菩萨保佑。

怀着对专制暴政的刻骨仇恨，我无法接受母亲这来自信仰的睿智。不过，有时转念一想，又觉得不无道理。相信在无序的表象背后，冥冥中自有一种安排，心境自然安宁。这份安宁，也确实是，佛陀的无住无相布施。

这是我最后一次和母亲在一起。也是我最后一次，来到这远村的小屋。

翌年，一九七九年，二姐获得“平反”，“恢复名誉”。允许回淳溪镇重新教书，恢复工资，工龄从一九四九年算起，给了一张“三十年工龄老教师”的“光荣证”，但二十一年的工资不再补发，非法没收的房屋也要不回来。

她任教的西舍小学，给了一间单人宿舍，两头隔壁都是教室，门外是操场。她带着母亲和三个孩子，还有一只狗一只猫回到城里，统统住在那一间房里，里头拥挤得不得了，外头吵闹得不得了。

不久，母亲就在那间房里，与世长辞了。

接着那只狗和那只猫也都相继失踪。其时我在北京，接到电报赶到母亲床前，她刚刚停止呼吸。看到她面容宁静和平，稍感慰藉。遗憾的是，我始终未能做到，在母亲生前，把高筠、高山带去给她看看，让孩子叫一声嬷嬷。

十三

这场离婚官司，整整打了七年。

当然，首先想协商解决。当了二十几年的“阶级敌人”，习惯性地，怕同“公检法”打交道，总想避开法院，结束互相折磨。但是不行。年复一年，她总是说，有理你到公检法说去。我说协商解决最简单，最体面，双方损失最少，对孩子们心理上的伤害也最小，为什么不？她说我没问题要解决，你有你找公检法。

从七十年代末开始，中国进入动荡，充满着变革复新的希望，心情很激动也很振奋。有太多的东西要看要想要写，有太多的事要应付，没时间也没心情去打离婚官司，事情就拖下了。似乎噩梦也会风干，干缩成一个小点，只偶尔深夜醒来，锥子般刺你几下。平时感觉不到，也就把它忘了。

那时我在北京，建外五号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美学室。为要给孩子们寄钱，同她还有些联系。她来信很简短，有时称“老高同志”，有时没任何称呼，也没有签名，一张白头收条。同事们看了，无不叹息。

室主任齐一建议我把这些信保存着，说将来打离婚官司有用。那时我正同齐一合作，写一本《美学十讲》。他是哲学所党组书记兼副所长、美学室主任，全国美学学会秘书长，同他联名出书，有助于改变我的异端形象，扩大我的观点的影响，我很高兴。我们成了朋友。

他私下里常骂毛公，我很欣赏。对他也无保留，甚至告诉他，我保存着，十多年来秘密写作的许多字纸，为怕暴露，永远随身带着。

他说那太危险了，万一出个偶然事故，不得了，建议我交给他的女儿纪平代为保管。当然我很愿意，也很感激。但合作没有成功。他是大忙人，写书的事只我一个人干。一个人干也没什么，投入更多的时间就是了，我也愿意。问题是，他怕“犯错误”，要求我把书写成没有观点倾向的纯知识性读物，我写出来的十五万字反映出我的观点，他通不过，要我一改再改。我实在受不了了，要求他自己动手。他不肯，暗示我如果这本书出不来，我就得走人。我情绪失控，说他不学无术剥削别人欺世盗名，闹翻了。

古话说利刀割体创犹合，言语伤人恨不消，我算是领教了。几句话结下的仇恨之深，出乎意表。他到中宣部理论局控告我坚持反动立场，宣传反动理论。在我被赶出社科院赶出北京回到兰州大学教书以后，还追到兰大组织座谈会，发动对我的揭发批判。这件事，朋友们都批评我太任性，我认了。性格就是命运，也是自作自受。所幸他的夫人和女儿都知道此事，很同情我，那批命运攸关的秘密手稿很安全。是他推荐给纪平的，没有纪平的协作，他没法用它整我。

当初我没想到，这批作品的第一个读者，竟然是一位陌生的女孩子。后来更没想到，弱小的她，居然有这么强大的保护力量。爱情是不知不觉地和自然而然地发生的，直到临走前不久，才意识到它的存在。

我下决心，同樊继卿开诚布公谈一次，告诉她我已别有所爱，请求她放了我。我说本来就没在一起，你有我没我都一样。以后我照样会给孩子们寄钱，你的生活不会发生变化。你成全了我们，我们对你的感激将是永远的。她还是那句话，你找公检法去。

回来我写了一份诉状，寄到高淳县法院，提出离婚诉求。理由是没有感情，我有家等于无家。

十四

法院受理此案，轰动高淳县城。平时规规矩矩的市民们突然兴奋起来，一时间街头巷尾议论纷纷，说高淳出了个陈世美，刚翻身当了教授，就不认贫贱之妻。我几乎要“千夫所指，无疾而死”了。

在法庭上，她表示坚决不离，一口咬定我们感情很好，毫无矛盾，只因我地位变了，有了第三者，喜新厌旧，才变了心。我很惊讶，不明白为什么一贯正派诚实，从来不说假话的她，怎么一下子连当初闹得满城风雨的事实都不承认？这不是她的风格。

旁听席上座无虚席，都是农机厂的人。异口同声说我们是恩爱夫妻反对离婚。我感到奇怪，这些年来厂里调资分房，名额都给了工龄比她短、技术比她差，但有背景有门路的人，全厂没一个人出来替她打抱不平。为什么突然一下子，冒出来这么多慷慨陈辞的侠义之士？这不是高淳的民俗。

更奇怪的是，新华社派来了个记者叫王孔诚，名义上是采访此案，实际上是来整我。给樊继卿出主意，给群众做工作，给法院施加压力，反对判离。无冕王到小县城，土皇帝毕恭毕敬。县委书记邢华平下令法院不得判离。这个人我素不相识，他为什么要这样？

法院院长黄振华亲自主理此案，组织了一个包括民庭庭长在内的合议庭，倒也真想依法办事。他们都是本地人，知道我们结婚以来一直吵架，也知道证人们都在作伪证。但是迫于各种压力，不敢判离，一直拖着。每年一次，通知我开庭日期，我请假到高淳去出一次庭，双方重复一遍说过的话，这样一拖就是五年。

这五年，也是我政治麻烦很多的五年。由于发表了一些论异化与人道主义的文章，我成为一九八三年“清污”运动的重点之一。不许发表文章，不许出书。已经出版的《论美》一书，也被毁版。兰州大学要我停止上课，停止带研究生，并作检讨。我拒绝检讨，也拒绝运动过后复课，离开兰州到了成都，在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做教授。校党委派了两个人，中文系总支书记夏甲太和法律系教师张星，负责了解此案。

他们访问了许多人，包括新华社记者王孔诚。从王那里了解到，齐一曾找他长谈。诉讼期间齐一也曾四次“出差”南京，约樊长谈，并写了两份材料。一份指控我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一份指控我乱搞男女关系。后者题为《一个灵魂丑恶的美学家》，说我讲的是人道主义，干的是兽道主义，打着审美的旗号，做着丑恶的勾当。署名竟然是“樊继卿”。此外还有一封同样内容由樊署名的控告信，分别寄给了社科院院长胡乔木、副院长邓力群、兰州大学校长聂大江，和甘肃省委书记刘冰。

法院一直不知道有这些文件的存在。得到这些文件以后，黄院长、冯庭长和一个记录员到北京分别访问了齐一、纪平、还有其他有关的人，回来即作出了离婚判决。对方上诉到南京市中级法院，并征集到百多人签名要求推翻原判。这样又拖了一年。一九八七年，中院判决维持原判，准予离婚。

十五

七年是长，但是，能用七年的时间结束这场灾难，我仍然感激命运。

记得七年中有一次，同事曹万生告诉我，报上说除非双方一致同意，不得离婚。我大吃一惊，恐慌莫名，急问哪天的报，他说是听李万福说的。时已深夜十一点半，不顾礼仪，赶到李老师家打听。旋又到资料室管理员李霞家敲门，叫醒她（连声说对不起）拿了钥匙，同曹万生一起，到资料室急急翻报。到凌晨两点多找到了，知道了那只是关于“协商离婚”的法律常识，婚姻法没有修改，才放下心来，长长地吁了一口气。给曹说，要不，那真是“他生未卜此生休”了。

但是有某条法律，不等于这条法律会被执行。我的朋友、中文系系主任苏恒离婚，官司打了十八年。我的另一个朋友，作家高晓声，缠讼八年判决不离，只能就那样了。同他们比，我真感激命运。

从一九七二年四月到一九八七年五月，我和樊继卿的婚姻长达十五年。塞北江南，相隔万里。在一起的时间，如果按每年见一次面，每次一个月算，加起来应该是十五个月。除去打离婚官司前后的分居，实际上是七个月。七个月中她几乎每天上班，下班才见面。见面后争吵不息，欢乐的时刻是很少的。

为了在黑暗年代里那些星星点点的欢乐时光，我仍然对她心存感激。她聪明能干，勤劳本分，虽贫贱而自尊自爱，不趋炎附势也不随波逐流，很可敬。但是她不理解我，我也无法理解她，事事反着干，互相成为地狱，十五年像一场可怕的噩梦。

我比她要幸运得多。置身在激流漩涡之中，惊弦雁避，骇浪船还，事事都可以分心。用我的笔，与暴政斗争，纵然艰难险阻，纵然被群犬追逐，也时时能体验到，或一种生之美丽。而她，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单位，重复着同一种机械的工作，数十年如一日了无生意，婚姻和家庭成了唯一的寄托，对那种连我都难以忍受的局面，自然会倍觉苦痛。离婚，更是重大的不幸。

我曾自问，对于她的不幸，我有多少责任？这个问题常常变为：假如我牺牲自己，不离婚，她会幸福吗？这个问题又变为：离婚前她幸福吗？想着想着，当时那种面对铜墙铁壁的无力感、孤独感、失落感和噩梦一般的荒诞感就都会重新来到心头。

离婚后十年的时间过去了，她没再结婚，生活与从前大致相同。也像她的母亲，全部心思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为了孩子，我希望能同她做个朋友，保持联系。但是没有可能。两块电工板，两种线路图，怎么的也无法沟通。

孩子跟着母亲，我无法影响她们。但是她们大起来，却又气质精神和我相同：喜欢诗，喜欢画，喜欢古典音乐，喜欢抽象地思维，有一种理想主义倾向。高筠选择了美术专业，高山选择了文学。去年她们看了霍金的《时间简史》。针对时间箭头来自熵潮的涨落，现有的文明和宇宙终将消失的说法，来信说，她们“相信信念和爱可以支撑一切，并由此看到一种神性的存在”。这种自发的宗教情绪，不知道是那里来的，我很喜欢。

去年六月，高筠在南艺听了一位留美学人关于华人在美国处境的报告，来信写道：“……他谈得很中庸，但我还是深深地感到，在那边奋斗着的人是很不容易的，整个地必须适应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我们不知道你是不是健康，过得是不是快乐，如果不是这样，我和高山都很愿意你能回来。”知道孩子们在远远地关注着我的命运，我很感动。

看这些信，我又想到了那些小小的野草，在石缝中，在碾痕上，在镰刀留下的根墩里面，在野火留下的灰烬里面，不息地生长而又生长。

注：此文见《今天》一九九七年第三期

关于人的本质

《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

人和人的解放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心问题，也是现代美学的中心问题。

审美能力是人的一种本质能力。审美的需要是人的一种基本的需要。所以美的本质，基于人的本质。美的哲学，是人的哲学中一个关键性的有机组成部分。研究美则不研究人，或者研究人而不研究美，在这两个方面都很难深入。

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人”这一马克思主义的中心问题，长期以来是一个重门深锁的禁区，以至于现在要研究这个问题，不得不从头开始。本文的写作，是为寻找出发点面蜍的一个初步的努力，只谈了一个人的本质问题，即便如此也还是感到题目太大。“茫茫大海与无齐，无限行程望欲迷”。不知一叶蓬舟，能得几许？

一

我们关于“本质”的理论，是一种方法论，而不是本体论。它是我们把一事物与一切其他事物及其有机整体区分开来加以研究的方法。宇宙本体是一个有机的和生态的过程，一股生生不息的永恒之流，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方法，则所有的事物在其终极的意义上将合而为一，而在现象上的多样性将不可理解。

分开来看，一事物、一过程与其他事物、其他过程是有区别的，但不是独立的。

所谓“本质”，是指一件事物或一个过程在生生不息的宇宙万物及其有机整体中有别于其他事物、其他过程的内在基本特征。所以要确定一中物一过程的本质，只有把它放在与他事物、他过程的整体关系中来考察，才有可能。例如生物的本质是相对于无生物而言的，它必须以无生物为对象，与无生物作比较，才能确定。人的本质是相对于自然界的其他动物而言的，它必须以动物为对象，与动物作比较，才能确定。

所以关于本质的规定性，不仅来自人类具体地考察各别事物的需要，也来自人类整体地认识世界的需要。孤立的、单独的事物是没有本质的。孤立的、单独的个人也是没有本质的。用马克思的话说，这就叫“无对象的本质是非本质”。在马克思看来，人怎样超越出动物界，人就怎样进入历史，而形成自己的本质。

所以马克思著作中经常出现的“人的本性”、“人的本质”这种提法，同现在在我国学术讨论中所通用的“共同人性”这一提法，有重大区别。我们所谓的“共同人性”，是同人的“阶级性”相对而言的。后者是指在一定历史阶段上和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处于一定地位的人的属性；而前者则是指这种“阶级地”不同的人们之间相同和共有的东西，即人的自然本性。而无论是后者，还是前者，都不能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后者是指人和差异而不是指人和动物的差异。在历史和社会之中，人和人的这种相同之处，只能是指人的自然本性如食欲、性欲之类生物学上的本能，而这些本能，是动物也有的。

这两种说法，表面上有所不同，实际上殊路同归。说人的思想行为是由他的阶级利益所决定，实际上也就是说追求利益的本能是一切人共同的本能，也是人性论。二者的差异仅仅在于，一是指具体的人性，一是指抽象的人性；一是指人性在不同社会必然性的基础上形成的不同异化形态，一是指产生这一切社会必然性及其异化形态的同一个自然必然性。归根结底，二者并不矛盾。人类之划分为不同阶级，不过是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短暂的一瞬。在么衣制出现以前漫长的原始社会，和消灭了私有财产以后的漫长的共产主义社会，都是没有阶级的人类社会，那时没有阶级性，不等于没有人性。二者是一个东西的两种表现。

所以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不是人的本质。把阶级性当作人的本质是对于社会必然性的盲目。把共同人性当作人的本质是对于自然必然性的盲目。而归根结底。所谓“社会必然性”，例如经济必然性，不过是社会中的自然而已。盲目（无意识、不自觉）是动物的特点。这两种对于必然性的盲目，具有同一种动物的性质。正如在原始自然中人和动物是一样的，在社会的自然中，人也具有自己的动物性。例如在等级森严的中世纪封建社会，“君君臣臣”被看作和“父父子子”一样的自然现象，人类社会就象自然界生出狼和羊，或者蜂王、雄蜂和工蜂那样直接生出王公、贵州和奴隶。这种情况，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类史上的动物时期，是人类动物学”。

当然，“人类动物学”不完全等于动物的动物学。它经过了人类异化劳动的一系列中介，如法律、政治经济制度等中介环节，打乱了原来的自然秩序，呈现出一种错杂的状态。例如，马克思指出，在自然界是工蜂杀死雄蜂，而在人类社会，则是雄蜂杀死工蜂，即不劳而获者杀死劳动者一一用工作把他们折磨死。这种情况不同于自然界，但同样“使人脱离自己的普遍本质，把人变成直接本身的规定性所摆布的动物”。

把人性或人性的某种异化形态（阶级性）当作人的本质，无异于把动物学当作入学。在这个领域内寻找人的本质，那就一一借用一个现成的比喻来说一一象易L生笔下的人物培尔。金特在剥洋葱皮；他剥了又剥，除了皮还是皮，终于没有得到“洋葱本身”。对人人办语言和行为，用政治经济学的、或者心理分析学的术语作出解释是容易的。例如，数学家们早已在证明，心灵不过是无数复杂反应的总和，它接受信息并进行处理，以维持机体的稳态；而对于生物学家，人脑也象其他生理器官一样，不过是生物体为了维持生存，在进货过程中形成一种特殊工具而我们的理论工作者则根据“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把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即他们的阶级利益作为人的一切思想和行为的动力。假如社会科学家们得出结论说人的心灵，包括思想、感情和意志都可以在这些特性的基础上，通过一定程序的联合国吧操纵，那我们是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感到奇怪的。但是这样一来，人就变成机器，或者不寄托了动物了。而这也就是说，当洋葱皮剥完时，“洋葱本身”也没有了。这种结果一定会使得拉。美特利在九泉之下高兴得眉开眼笑的。

受客观必然性——无论是生理必然性还是经济必然性——的支配是动物的属性。人对于必然性的盲目是它的动物性的表现，是朦昧远古自然状态在社会和历史中的遗物。这种情况把人和大自然结为一体，而使他消失在太古时期的背景之中。“人的本质”。所以“人的本质”是和人对于必然性的认识、把握和驾驭分不开的。人类史表明，人类离动物界愈远，他的活动就愈带有自觉的和有意识的、因而是主动能动的特征。“他的政党状态是和他的意识相适应而由他自己创造出来的”，“本能的人，即野蛮人没有把自然界区分开来。自觉的人则区分开来了”。

“共同人性”是变化的，人在改变世界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本性。这种自我改变，即自我创造的本质是人的本质，这个本质则是不变的。所以共同人性不等于人的本质。对于“共同人性”的论证，不能代替对于“人的本质”的论证。至多，共同人性只能算是人的本质的自然基础，即人的本质的第一个层次。

二

意识是劳动和社会的产物。劳动和社会性是人的本质的第二个层次。

我们通常把劳动理解为“干活”，理解为狭隘的物质生产，理解为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手段。这种理解是不正确的。按照这种理解，劳动不是人的本质。因为动物也能这样“劳动”（例如野兽觅食，蜘蛛结网，蚂蚁、蜜蜂、海狸构筑巢穴）。并且正是这样的劳动，把人异化为“非人”，异化为盲目的必然性的奴隶。天天这样为维持一已怕生存而不断“干活”的人们，事实上已经和动物没有区别了。这是对“人”的否定而不是对“人”的肯定。马克思指出：“对于这种状态来说，人类劳动尚未摆脱最初的本能的形式的状态已经是太古时代的事了。”

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劳动”这一概念具有深广的实践意义，不同于通常所谓的“干活”等等。他写道：“我们要考察的是专属于人的劳动。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

很明显，在马克思那里，劳动只有作为人类目的树立和目的实现之间的中间环节，即有意识的创造性的实践活动，才是“人的”劳动。只有在这样的劳动中，才存在着人的一整个族类生活的共同特征。这种劳动不仅创造手段，而且创造目的；不仅满足需要，而且创造需要，这种创造常常表现为手段对于目的的超越。它代复一代地进行，形成文化，形成复杂的精神文明。这样一来，各个具体人的感性的、现实的存在，不仅是生物学和社会学上的存在，而且是这种精神文明的存在，是这种精神文明的现实的生成。

这个生成过程，不仅表现为劳动转化为创造，性欲转化为爱情，感觉转化为审美，本能转化为道德，而且表现为感性材料转化为语言文字符号，以及符号的符号一一信息系统。从而形成了一个复杂的、能动的、反思的精神结构——文化心理结构。马克思所说的那个“观念地存在着”的蜂房，正是观念地存在于这个文化心理结构之中。这个蜂房的由观念的精神的东西转化为客观的物质实体，只有通过“劳动”这一中间五一节才能够实现。所以劳动，是作为主体的人的有意识的、自由自觉的、主动能动的实践活动，这种活动不仅创造了世界，也创造了人。换句话说，世界历史和在其中不断递变的一切社会关系，不过是这个实践活动及其后果的总和而己。

这样一种持久的、广泛的、世界历史性的活动，当然不是任何个人能够完成的。“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就象许多个人不生活在一起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为了进行生产，人类必然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人的合作，至于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是和他的劳动创造人的思想有机地密切联系着的。

条件、方式、目的等等及其组合，是一些能动的因素。所以历史在不同的地域和不同的民族中有不同的发展途径，我们不能把人类的历史看作单一的历史，看作由一个点出发向着另一个点前进的历史，因此也很难说什么方式和目的的是历史的方式和目的。不过，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基本规律，则是历史进步的普遍形式。这种形式恰恰是人类主动性、能动性的现实的表现。所以马克思又说，“每个个人和每一代当作现成的东西承受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这就直接把劳动包括在这个总和之中了。

基础不等于上层建筑，人的本质的基础不等于人的本质。这是因为它的“总和”并不是各个部分相加之和，而是指一种包括文化心理结构在内的主动能动的整体结构，即人的主体性。它是一个乘积，远远大于各个部分相加之和。正因为如此，所以劳动和社会性还不直接等于人的本质，而只是人的本质的第二个层次。以往的哲学给人的本质所下的定义，在最深刻的情况下也只是达到这个层次。而只要达到了这个层次，一种定义也就能标导出一种社会的特征。例如亚里斯多德说人是政治动物，这标志出欧罗巴的古代的特征；孔子以有仁、义、礼、智为人，这标志着亚细亚的古代的特征；弗兰克林把人看作“制造生产工具的动物”，这标志着当时美国社会的特征。

但是人并不是抽象地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正如我们不能在离群索居的、孤独的个人身上寻找人的本质，我们也不能在一种从个人抽象出来，只得个人相对立的所谓“社会”中去寻找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只能在这种个体和整体的统一之中。

三

所以人的本质的第三个层次是人的世界。即个体和整体的统一。“人并不是抽象地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是同他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看法相一致的。人的世界并不是历史运动的力场，不是在人之外的盛装人类的容器，它本身就是人的表现，人的活动及其后果的总和，亦即人的本质力量的一个对象。

动物的肉体需要是动物行为的动力。动物至多只能利用自然环境。它适应环境变化的手段则依靠进化，依靠进化来修补它们的生理器官，改进它们的肉体本能。它们没有自我意识，不能把自己作为对象。所以世界对于它们也不是对象。它们是自然本身的一个自在的部分，没有从自然背景中脱离出来。人和动物不同，他在自然材料面前是一个对立的力量，是一个把自然作为客体加以改造的主体。他运转他肉体方面的自然力，手臂和腿，头和手，来把自然材料加工改造，转化成一种对他有用的形式。于是自然物作为他的工具，变成了他的活动器官一一“生产的骨胳与肌肉系统”。他用这个人工的活动器官，不仅延长了自己的四肢，而且扩大了自己的大脑（人工智能，“思考”信息咨询中心系统等）。于是人在加工发行自然的同时，不仅创造了一个与他自己相适应的世界，而且创造了一个与他所创造的世界相适应的新的自我，即包函着继承和扬弃了全部历史成果的、作为创造者的自我。

于是主体性这一概念，也就获得了自由的含意。所谓“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找开了的书本，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其所以是心理学，就因为它作为人的创造物，和人类进行创造的人工器官，是人的主体性即人的自由的现实的证明。工业如此，人的一切其他创造物、宗教、艺术、法律、政治经济结构等等及其总和，莫不如此。人所有的一切，包括他的感情和他和理性，在这个他所创造的、外在于他的世界中都有与之相对应的东西。他和这个世界都是同一历史过程的产物。他作为主体拥有这个世界，并参加在这个世界之中，被这个世界所创造，也创造这个世界。正因为如此，他能够在这个世界中“直观自身”。

在创造世界的劳动实践中，人类作为主体通过掌握必然性而获得自由，他所创造的对象世界，包括劳动劳动工具（或者说人工器官）的存在和发展，也就标志着他的自由和存在和发展。从石矛、石斧到用牛犁地、用马拉车，从拖拉机、火车头到航天工业和巨型符号控制器，这一劳动工具即人工器官的发展史，形象地反映出入的自由的发展史。因为生产力的程度，不仅标志着人类征服自然的程度，即人类从自然办获得解放的程度，而且标志着人类社会发展程度，即人类从落后的生产关系中获得解放的程度。当然这二者并不是平衡的（例如工业发达的国家未必是政治进步的国家），甚至常常是有矛盾的，但它们总是在矛盾斗争中发展的。并且总是这种矛盾斗争推动历史发展。在这全过程中，劳动工具作为生产力的基因，它的状况是时代的象征，也是照耀历史前进的火炬。

“实际创造一个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的自然界，这是人作为有意识的类的存在物（亦即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当作自己的本质来对待，或者说把自己本身当作类的存在物来对待）的自我确证”。“因此，正是通过对象世界的改造，人才实际上确证自己是类的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他的能动的、类的生产。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创造物和他的现实性。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的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象意识中所发生的那样在精神上把自己公分为二，而且在实践中，在现实中把自己化分为二，并且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

这里所说的“化分为二”，可以理解为人把自己化分为主体和客体。客体是主体的客体，即对象是主体的对象（对象如果没有主体，就会失去对象性而不成其为对象）。这种分化是人确立自己的本质一一主体性的、自由的证明。主体感到没有外在于自身的他物，世界之对于人成为客体和对象，这本身就是人的自由的现实的证明。

诚然，马克思也说过，不仅主体可以为自己创造客体，客体也可以为自己创造主体。一种被客体所创造的主体可能是自由的吗？但是，所谓客体创造主体，实际上也就是历史创造个人（正如同主体创造客体是个人参与创造历史）；是逻辑、认识结构转化为感生存在，亦即历史的东西转化为个人的东西。一句话，所谓客体创造主体，是客体转体为主体，被主体所“吸收”。这种“吸收”是主体创造客体的“再生产”的过程的一个部分。在这个过程中，精神的东西通过劳动实践转化为物质的东西，转化为客观世界。而这个客观世界作为历史的既成事实，又影响和铸造着当时和后来的无数的个人。所以达个过程中物质的东西不仅是物质的东西，而且是精神的东西，是“客观地揭开了的人的心理学”。这一点不仅适用于工业的历史，而且适用于美与艺术。美之所以能影响欣赏者的思想感情（即客体创造主体），是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历史的产物，一个文化心理结构的产物，一个人的主体性的表现。

“人的世界”是一个复杂的主体性结构，一个能动地结晶了、物化了的主体性结构。正因为如此，客观的自然界对于人才成了属人的自然。自然的人化实际上也就是人的物化。也只有作为人的物化，世界对于人才成为对象，人对于世界才成为主体。才有可能“人就是人的世界”。人的世界的丰富性，包括文化心理结构的丰富性，才有可能如此感性而又如此生动地呈现出入的本质的丰富性。

四

把人的劳动、人的社会性、人和人的世界的统一等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人的本质是自由。马克思指出：“生命活动的性质包含着一个物种的全部特性，它的类的特性，而自由自觉的活动恰恰尺是人的类的特性”。“人是类的存在物。这不仅是说，人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把类——既把自己本身的类，也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且是说（这只是同一件事情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己本身当作现有的、活生生的类来对待，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

“自由”一词，在这里可以直接理解为人类活动的万能性。马克思有时也用“万能”这一提法来代替“自由”的提法。例如《经济学一一哲学手稿》写道：“人较之动物越是万能，那么，人赖以生活的那个无机自然界的范围也就越广阔。”这是因为人“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都能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所以，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人之所以懂得并实现这一切，是由于他们在改造世界的长期实践过程中认识了客观必然性，驾驭了客观规律的缘故。只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只有人才有自由。

人类对必然性的认识是他们从必然性的制约下自为地获得解放的前提。认识是主观的东西，它通过劳动实践转化为客观的东西。于是意识获得了物质的实体。客观的事物成为人的一个表现。这个表现的“总和”创造人，也就是所谓客体创造主体，即历史创造个人。于是人对世界的实践的改造，也就成为人类对于自己的意识的一个超越，即他的自我超越。手段对于目的的超越，表现为实践对于意识的超越。这样的一个超越过程，也就是人在创造世界的同时创造自己的过程。于是人类对必然性和客观规律的认识，由于改造世界的实践而变成了意识的自由。意识的自由的生成，是一个历史过程。而这个过程同时也是历史、即人的生成。

自由作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必然性的对立物，而是一种被认识和超越了必然性。在这里必然性不是它自身，而是自由的媒介，是自由过程中一个被扬弃的环节。在这里自由和必然的关系是同自在和自为的关系相对应的：人作为自为的实体才成了自由的实体，而这个过程的开始，也就是人类历史的起点。

自由是人类历史的起点。人曾经是动物，与大自然结为一体，是大自然的一个自在部分。人之所以成为人，是从他不是把自己当作自然的部分，而是把自然当作自己的对象进行加工改造的时候开始的。换句话说，人之所以成为人，是从他超越了环境的束缚，超越了自然必然性的束缚，把自己当作自由的主体加以解放的时候开始的。当人不是盲目地受环境和自然必然性的支配，而是作为能驾驭自然性以改造环境的主体而出现的时候，人才成其为人，人的历史才成为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现实的部分。

以劳动工具的发展为标志的生产力的发展，本质上是人类自由的发展。所以生产力是人的一种本质能力。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经济、政治等人与人的关系结构，以及与之相应的人的精神结构即文化心理结构，随着这种发展而不断地改组，就形成历史的变迁。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种种宗教、艺术、哲学和政治经济制度等等都无非是作为腐朽的人类在实现他的自我，即争取自由、进步的道路上留下的足印罢了。这些足印是凌乱的、尺疑的、非线性的、迂回曲折的，但始终是向着自由前进的。

历史是沧海桑田，并没有现成的道路。历史之路完全是人类自己走出来的。从这条漫长而又崎岖的道路上，我们可以得到的启示是无穷的。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再到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然发展，重叠、交叉而又曲折地呈现出一种人类不彻底解放的实现，也就是这个过程的必然归宿。从归宿的意义上来说，自由的实现也就是人类现有的历史，即阶级社会的历史的终点。历史是人的历史，所以自由作为人的本质，即是它的起点也是它的终点。

当然，所谓“终点”，是相对于迄今为止的全部人类历史而言的。由于人的彻底解放提供了世界发展的无限丰富的可能性，那种写在历史最后一页上的永恒的社会形态是永远不会出现的。所以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个所谓的“终点”，实际上是真正的人的历史的真正起点。马克思把迄今为止的，存在着分工、私有制和阶级，以及政党、军队和国家等等阶级斗争工具的全部历史，称之为人类史的“史前史”。他指出，史前史的结束，才是真正的人的历史的开始，因为“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的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马克思又指出，那时候，“代替那存在着各种阶级以及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所以那时候，所谓人类社会就会成为一个“自由人的公社”。

马克思对于人类过去和将来历史的这各确切而又具体的描述，正是建立在他对于人的本质的深刻理解之上的。历史是人的历史，没有对于人的本质的深刻理解，要作出这样确切的描述是不可能的。

五

关于人的本质是自由的思想，在哲学史的不同时期，都曾经被探索过。如果说，佛教哲学中关于“解脱”的思想和中国道家关于“逍遥”的思想还没有直接明确地同人的本质联系起来的话（其实已经有某种间接模缚的联系了），那么古希腊人关于人是微观宇宙和人是万物尺度的观点，则无疑是一种人的哲学，包含着对人的本质的初步认识。在中世纪，奥古斯丁关于“从现实的我出发而转到真实的你”的思想，在神学的外衣下仍然透露出某种对于人的本质的哲学认识。后来新教思想家路德和加尔文关于信徒对自己的信念个人自己负责的思想，则不仅在理论上涉及到人的自由问题，而且赋予这种认识以某种实践意义了（当然是在宗教的错误前提之下的）。

笛卡儿把自由意志同纯理性的必然性加以区分，斯宾诺莎则强调二者的内在联系，强调理性与意志的统一。二人貌似不同，但在肯定人是认识的主体，自由是认识了的必然性这一点上则都是一致的。这种一致看法中包含着他们不自觉地作出的关于人的本质的结论：人是有理性的动物，而理性是在认识客观必然性的基础上自由而积极的活动。这一结论为十八世纪启蒙学者的思想提供了营养。后者都把对必然性的认识作为人的自我实现的条件。

关于自由与必然统一的思想，在康德那里被表述为感性与理性的统一。通过论证这种统一，康德宣称，人既是悟性的拥有者和受人支配的现象世界的立法者，又是纯粹理性和意志的拥有者，以及自由和价值的道德世界的立法者。他用这种抽象思辨的形式，间接地批判了封建制度对人的否定和奴役。但是由于他把对象世界和自在之物二元论式地加以割裂，这种批判的力量减弱了。费希特在否定了这个与主体及其活动相对立的自在之物的同时，提出了自我与非我对立的理论。非我是由自我设定与创造的。自我设定自身，然后据以设定其余的一切一一非我。非我包括形形色色的自然形态和社会形态，这一切在费希特那里不是从“绝对主体”引申出来的。而在谢林那里，则是从“绝对观念”引申出来的。至此，德国古典哲学已经很接近于直接断言人的本质是自由了。

但是在马克思以前，除克尔凯郭尔以外（他对马克思没有多少影响），把这一思想表达得最为明确和圆满的还是黑格尔。在黑格尔看来，自由是精神的唯一真理。精神的一切属性都是由于自由才得以存在。人是唯一有思想（精神）的动物，所以只有人才自由，自由是人的本质。但是，这一正确的命运在黑格尔的体系中具有完全唯心主义的内容。黑格尔无视历史发展的经济因素和人的现实的实践作用，而用客观观念的发展来说明历史例如他说，由于中国人“把自己看作是最卑贱的、自信生下来是专给皇帝拉车的”，所以他们便成为“没有自由的奴隶”。又如他说奴隶制度的基础是“人类还没有取得他的自由的意识，因而降为一件毫无价值的东西”。这种用观念来说明历史的做法，与后来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如圣西门、傅立味等用人性来说明历史的做法，同样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反过来说，观念和人性也是用历史来说明的。不论在他们的宏伟的菱中有多少天才的闪光，他们的主要目的——为政治找到坚固的科学基础——都没有达到。特别是黑格尔，他由于把人变成逻辑过程的一个片段而从历史哲学中既取消了政治，也取消了人。

马克思以前的哲学，作为对神学的扬弃，都是把自己的体系，建立在它们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之上的。马克思指出，它们从种种不同的理解之中引伸出种种不同宗教、政治的、伦理的、法律的、美学的观念，然后又拜倒在这些观念之下，成为这些观念的奴隶，这种情况应当彻底改变。自从马克思批判了那一切，把“人”放在世界历史的中心，指出主体地位的确立，是人的自由即人的本质的证明；指出现实的人类世界，包括各种社会关系、意识形态和“属人的”自然界，都是人的创造物和人的表现，在历史中形成和历史地发展着的，人应当而且能够从这一切之中解放出来的时候起，以往那些对于人的本质的理解都过时了，都不值得我们再去一一深入探讨了。

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同时，吸取了他的思想中的合理的内核，为人的本质是自由这一正确的例题找到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现实基础。马克思指出，入之所以失掉自由，不是因为他没有自由意识，而是“迫于历史过程的力量”。因为人是族类的存在物，是“人的世界，是国家、社会”，个人的族类本质只能体现在他和族类的统一之中，亦即只能体现在他和外间世界的统一之中。一个脱离历史进程和社会关系的人不可能是自由的，一个和外间世界相矛盾相对立的人不可能是自由的。但是由于历史和社会发展的经济必然性，个人和世界、和社会的矛盾和对立是不可能避免的。正是这种矛盾和对立反过来夺去了人的自由。等到人通过实践认识了这种必然性，并且能驾驭它而达到自己的目的时，他就不仅超越了世界而且超越了他的自我，而从束缚他的客观必然性中解放出来，进入新的历史行程了。这个过程正是人的现实的生成过程。人为了征服自然而创造了社会关系即人的世界，社会作为人的创造物而和人相对立，表示着人的族类的自我分裂。如果把历史社会关系从人抽象出来加以考察（如黑格尔），或者把入从历史社会关系中抽象出来加以考察（如费尔巴哈），就不能抓住问题的根本。“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

社会关系是人与人的分工合作关系（其异低级形式就是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在社会中的人是不能离开这个关系而生存的。由于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三个因素之间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矛盾（这种经济必然性是社会中的自然，正如食物链结构是自然中的社会），单独的个人随着他们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也可能而且一定会愈来愈受到异己力量的支配，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到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支配。这在一定的历史的阶段上是不可避免的，“只要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发的，那末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已的、与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驱使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

于是阶级社会的历史作为异化的历史就夺去了人的现实的本质，使它变形为宗教、国家、资本等等，而与个人的现实的存在相对立，成为一种否定和压迫人类的东西，把人变成一种和自己的本质相矛盾的存在物，一种“精神上和肉体上的非人化的存在物”。这种人的本质的被异化，直接表现为人的自由的丧失。人丧失自由等于丧失他的自我，因为在不自由的状态下，他不是属于自己的而是属于他人的，他是他人手中的工具，为他人做自己所不愿做的工作，由于这个工作只是加强了人人控制自己的力量，所以他等于用自己的力量来反对自己，于是他自己的和自己分裂了。个人的这种自我分裂，是人与人互相为敌，即人的族类自我分裂的必然结果。

人为什么不得不这样做呢？为了生活，即为了维持肉体的存在。仅仅为了生存而劳动和动物没有两样，人的这样的存在是动物的存在，是和人的本质相矛盾的存在。这种存在使人脱离了自己的普遍本质，变成直接接受本身规定性摆布的动物。人首先必须超越于这种无情的物质规定性，然后才能在个体和整体的统一之中获得自由即自己的本质。所以马克思又说，“自由的领域，是在必要的外在目的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开始的”，是在“狭隘的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

存在和本质的矛盾是人类独有的矛盾，是人自己造成的矛盾。这种矛盾在自然界是不可能存在的，任何动物的存在都是自然存在，本质都是自然本质，它们的存在和本质都统一在自然之中。人作为一种与自然相对立的主体，与必然相对立的自由，并没有完全脱离自然和必然，产生这种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如何认识和驾驭必然以获得自由是人类自我实现的中心问题。所以“问题不在于如何说明世界，而在于如何实践地变革和改造世界”，无产阶级应当而且能够通过对私有制基础上资本主义经济必然性的深刻了解和实践的驾驭，消灭分工和私有制，解放全人类，从而最终地解放自己，“象其他任何人一样满足自己的需要”，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

这个任务的实现，也就是“人的本质的自我复归”，即人和自然之间同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解决，亦即人的存在与本质、个体和整体、主体和客体（自身与对象）、自由和必然之间矛盾的解决。这些矛盾一旦解决，各个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他们的这种自发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形式，必将“由于共产主义革命而转化为对那些异己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这些力量本业是由人们的互相作用所产生的，但是对他们说来却一直是一种异己的、统治着他们的力量。”在号召和组织无产阶级为实现这些目标而进行斗争的过程中，马克思的哲学发挥了巨大的力量，这就不仅把历史和逻辑，而且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了。正是这种结合，为无产阶级政治找到了坚固的科学基础。

六

手段对于目的的超越是人作为主体的自我超越。这种超越也就是扬弃。所以自然本性的被人化，即自然人类史的转化为社会人类史，也就表现为异化和异化扬弃，即否定和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运动。这个运动的动力，是人类的需要。

需要并不是人类特有的东西。一切生物都有需要。有需要是生物区别于无生物的一个标志。但人类的需要不同于动物的需要。动物的需要是天生的，人类的需要，则是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劳动之所以是“人的”，是因为它不仅满足需要，而且创造需要。

需要的人化也就是自然的人化。一种人化了的需要人作为人的第一个标志，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异化劳动之所以成为人的本质的否定，就因为它作为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仅仅限于满足最原始最基本的需要，即动物的需要，这就把类从人那里异化出来了。

对食物和异性的需要不仅是各个时代各种社会每一个人的需要，也是人和动物共同的需要。所以它不是“人的”需要。尽管如此，人还是必须首先满足这些大自然所安排的需要，因为人毕竟不能完全脱离自然界。“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形影不离的身体”，马克思说：“人的万能正是表现在他把整个自然界……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所以自然需要的满足是产生新的需要的前提。人们的劳动当初仅仅是满足自然需要的手段，现在这个目的早已被超越了。所以人们早已不同志满足于那种食宿起居中的、生物学上的满足，并把仅仅活着和存在着体验为一种束缚和痛苦了。人类提出了新的而不是大自然所安排的需要，对于人类来说，仅仅活着，仅仅吃好，穿好，住好，已经不够了，他还需要更多的。这更多的是什么，人的需要就是什么。”

相对于动物的需要来说，“人的”需要意味着更高的生物效能。人类愈是进步，社会愈是复杂，需要愈是多样化，人的本性愈是丰富，人和人也就愈是干差万别。个别差异意味着人的本质的丰富性。但是在人与人，个人与社会相矛盾的历史的条件下，这种差异往往得不到承认。不承认个体差异的力量，也就是限制人类创造，束缚人类自由的力量。所以它又是否定人的本质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它通过与创造主体相疏远而与人对立。为要实现人的本质，必须突破这种力量。为要突破这种力量，必须在承认个体差异的基础上而不是在消灭个体差异的基础上，即在自由的基础上而不是在必然的基础上，寻出个体和整体的统一。于是这样的一种寻求，也就成为一切人的需要中最基本最普遍的需要。满足这种需要的活动，也就是追求真、善、美的活动。真、善、美的统一是自由。所以这一切需要又可归结为对自由的需要。它们只有在自由中才能得到满足。没有自由，就没有任何除自下而上以久的“更多的”需要。

对真的需要可以表述为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的需要，包括对知识的需要，对哲学的需要，对理论上的参照系统和价值系统的需要。热爱真理，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是人类特有的精神。所谓真理是认识和客观现实的符合。人的需要本身就离不开这种认识，离不开入对具体情况、即它得到满足的可能性的认识。这种认识是人的一切精神需要和肉体需要相统一的基础。这种认识是人的一切精神需要和肉体需要相统一的基础。这种认识和基于这种认识的劳动实践（包括生产建设、科学研究、哲学思考和艺术创作等等在内），是人类取得自由的第一个前提；对善的需要，可以表述为同他人联系的需要，包括同情心，羞耻心，被理解的需要，受新生的需要，爱与被爱的需要，关心别人甚于关心自己的需要等等在内，都无不是人与人互相联系的途径，都无不是个体与整体走向统一的通道。由于自由只能在个体与整体的统一之中才能实现，所以向善的努力本质上仍然是一种追求自由的努力，它的满足乃是人类取得自由的第二个前提；对美的需要可以表述为自我解放的需要。美作为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意味着我从有限的自我超越出来，而同外间世界达到同一。这种同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永不满足、永不停留的。是在不断的超越中不断的扬弃、从而把人不断地推向更高的人生境界的。所以审美的能力作为一种感性动力，审美活动作为一种能力，包括人类为自己创造的每一种更高的生物效能，都必然地要求自身的实现。所以对于具备了这种能力的人类来说，对真、善、美的需要也就成为最基本的需要。

这三种需要是互相密切联系的。任何真理都不是属于个人的。一个人重视真理甚于重视个人的物质利益到什么程度，他就人化到什么程度。同时也就善和美到什么程度。市侩根本不知道真理的价值，这是他的动物性的证明。任何一个真正的人都不会去追求市侩的幸福。不管伊壁鸠鲁说得多么动听，人在老饕的餐果上和守财奴的保险箱里找不到真正的幸福。人类的幸福始终是和自由联系在一起的。自由和幸福的判别只是我们观念上的一种差别，事实上它们是一个东西：人只有在自由的时候才感到幸福，也只有在幸福的时候才感到自由。如果一个人感到自由却又不够幸福，那么这只能意味着这自由还不完全；反之如果一个人感到幸福却又不够自由，那么这也只意味着他的幸福还不完全。真、善、美之所以比个人的物质利益更使人幸福，也就因为它比个人的物质利益更能使人接近自由的缘故。这种体验具体到什么程度，人就人化到什么程度。

狭隘的物质利益对人的支配，也就是自然必然性对人的支配，这是一种古老的支配力量。在自然必然性的支配下，一切生物都弱肉强食：狼吃羊，藤萝争夺树木的阳光，以及整个动物界寄生在植物社会里面，这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的。其所以天经地义的道理，达尔文早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然而历史的这种无情的必然需要早已经被超越了。与之相反，主体的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往往是通过帮助弱者才体现出入的体质的。当他饥饿的时候，同情心使他不去抢劫另一个更弱小者的食物，反而把自己仅有的一点分给那别一个。这个我们称之为“同情心”的东西，其历史的含量显然多于任何生物学上的本能。不，这是一种在生物界根本没有过的东西。从生物学的观点来看，那另一个正是他生存竞争的对手，自然必然性只会批示他去战胜他。他的同情与友爱恰恰是对于大自然的一个背叛。大自然根据同一法则创造了万物，包括人、鹰和狼，它既然给了鹰以利爪，狼以尖牙，他又怎么能不把人的这种行为看作一种背叛呢？然而个人作为单独的存在物正是通过这样的背叛把自己和野兽区别开来的。百当他弱肉强食的时候，例如当他行凶、强奸、抢劫、诈骗、压迫和剥削等等的时候，他就和动物没有两样了。在生活中，人们早已把这样的行为称之为“兽行”，把这样的人称之为“衣冠禽兽”，这不是偶然的。“兽行”是对自然必然性的盲目，它造成人的族类的自我分裂。与入之相反，人对自然必然性的这种背叛是一种超越，是他的自由的证明，而正是在这个证明之中，他找到了通向族类整体的途径。

这绝不是说，人的社会本质同他的自然本质是对立的。绝不是说人类的文明、文化同他们的生理需要是对立的。绝不是说人的社会本质是天使而人的自然本质却是恶魔，或者人类的文明、文化是勒马的缰绳而人的生理需要却是马：当一方胜利的时候另一方就失败了。我们常说灵与肉的斗争，我们常说理智与感情的矛盾，好像二者是根源于不同的东西，好像我们对真、善、美的需要，性质上不同于我们对食物和异性的需要。好像我们在看我们的孩子吃美味食物时得到的快乐，性质上不同于我们自己吃这些东西时得到的快乐。如果真是这样，如果我们的灵魂和肉体真是这样互相离异而又互相对立，我们就只能把我们的本质，看作是一种外在与我们自身、并时刻窥伺着准备控制我们的东西了。神性加兽性等于人性的公式是一种比较普遍的误解，是一种异化了的观念，完全没有事实根据。恰恰相反，人的需要是人自己创造出来的、人自身的本质力量，正因为有这种力量，人才是一种不同于其他任何动物的特殊的动物。人才比其他动物更强大。在这个意义上人的需要意味着更高的生物效能，它只能是历史和进化的统一、社会和自然的统一、精神和肉体的统一，而绝不会是二者的分离。任何二者的分离都是人的本质的自我异化和自我否定。正因为如此，满足这些需要，才意味着实现人的本质，实现自由。如果我们不理解二者之间的这种深刻的同一性，不理解无论精神的需要还是肉体的需要都是推动人类进步的同一种内在动力，我们就很难理解入。

七

上述二者的统一不仅是人的内心世界的统一，也是人和外间世界的统一。所以它在外间世界必然有其对应物一一对象。所以对象化的需要，作为审美需要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一种基本的人的需要。

因为主体性的人的本质是自由，所以“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本质力量之一的确证，从而，它只能象我的本质力量作为一种主体能力而自为地存在着那样对我说来存在着……只是由于属人的本质的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属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即感受音乐的耳朵、感受形式美的眼睛，简言之，那些能感受人的快乐和确证自己是属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或者发展起来，或者产生出来。因为不仅是五官感觉，才或者发展起来，或者产生出来。因为不仅是五官感觉，而且所谓的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一一总之，人的感觉、感觉的人类性一一都只是由于相应的对象的存在，由于存在着人化了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史的产物。”

这就是说，“随着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对人说来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成为属人的现实，因而成为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现实，一切对象也对他说来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而这就等于说，对象成了他本身。”

这种情况表明，对象对于我已不是我自身的界限，“人的世界”对于人已不是外在于他的异物，这是他的自由的确证，他因此而感觉到对象的美，并因为这感觉面体验到幸福，或者说快乐。所以审美的快乐是一种体验自由的快乐，审美的经验是一种体验自由的经验。而美，作为对象化了的人的本质，也就是自由的象征。

在审美活动的一刹那，人由于与对象世界的暂统一，而得以从一己的忧虑之中逃遁出来，而感觉到自身的解放。“解放”的需要是人类特有的需要，审美的快乐就是这种入的需要的象征性满足。所以任何事物，从万古长存的雪山到瞬息即逝的鸟语花香，只要一旦成为审美对象，也就同时成了接通个体与整体，有限与无限的中介，而成为人们从一已的忧虑之中遁逸出来的桥梁。而这，也就是所谓“微尘中见大干”。因为突破了“微尘”与“大干”的界限，人在其中才得以实现人他的自由，并且直观他的自由的自我。如果说离群索居的孤独的个人是不自由的，那么，当这样的个人在审美的时候，就意味着他的“自我”这个黑暗的斗室里透讲了一丝倏忽即逝的微光。美之所以能够对于不幸和痛苦的人们是一种无言的慰藉，原因就在这里。

正因为审美的需要是一种人的需要，所以一种犯罪的心理是同美不兼容的，所以粗野庸俗的、动物性的人，例如市侩、恶棍之类是没有美感的，他可能只看到珠宝的价值而看不到它的光泽的美，他可能认为一个立柜成一对沙发比一幅名画更有价值。美是人的人化程度的标志，美的哲学是人的哲学的最高境界，这不仅是指五官感觉，也是指精神感觉、实践感觉一一理性、意志、爱。不仅是指人的快乐，而且是指人的痛苦，一一人的特有的痛苦。

动物只有肉体的痛苦，这痛苦通常是由肉体需要的缺乏（“缺乏”表示着每个生物存在的界限和它对外间世界的依赖）所引起的，例如食物的缺乏表象为饥饿，温度的缺乏表象为寒冷等等；人则除此以外还有精神的痛苦，如果我们考察一下那些人类特有的痛苦，如孤寂、悲哀、空虚的烦闷、无所可爱的痛苦等等，就会看到这些痛苦都是由于入的对象缺乏所引起的。内心里有的东西实际上没有，表明“我”和世界的疏远。在这种疏远里存在着个体和整体、存在和本质、自由和必然的矛盾。这矛盾被体验为痛苦。矛盾越是尖锐，则痛苦越是强烈。

无爱是一种低能，无所可爱则是一种不幸。无爱是内在的空虚，无所可爱则是外在的空虚。无爱者是不会感到无所可爱的痛苦的，因为对于他来说根本不存在的那样的对象，所以也不会有对象的缺乏。这种情况的极端就是麻木不仁，麻木不仁并不等于罪（例如契诃夫《第六病室》中那相“桶子似的”农民并不是恶人），但人愈麻木，就愈是接近动物。你不可能使一个无爱的人感动，正如你不可能使动物感动。用我国的成语说，这就叫“对牛弹琴”。正因为如此，所以一种共同的审美判断，也就是不同的人们寻找共同点的一种立场。与之相同，自豪感、羞耻心等等都是在“看到别人”或者知道有别人的情况下表现出来的。由于有别人，我便具体地意识到了我存在的意义，这意义作为历史的产物要求自身的对象化，这个需要的满足，就被主体体验为自豪、羞耻等等；它的不满足就被体验为怅惘和寂寞之类。“更无人处一凭栏”，寂寞是充实心灵空虚的以太。

屈原、李贺之向往山灵水神；拜伦、莱蒙托夫之迷恋于幽谷深山；安徒生之一味拂弄孩子们的心弦；席勒之有意识地遁迹于希腊罗马遥远的“黄金时代”，都是由于寂寞。甚至司马迁之写出宏伟的历史著作《史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寂寞。你看他笔下那些慷慨悲歌、“相乐也，已而相位”的人们，往往为了封建领主的一点微不足道的知遇之情，甘愿漆身吞炭，挖眼剖腹以报，不是寂寞是什么？但是司马迁之写出这些人物，也就是他在寂寞中对于寂寞的一种超越。艺术是一种超越。正如美是自由的象征，艺术也是自由的象征。美和艺术的区别，是在于它们作为一种人的需要的象征性满足，前者仅仅是人的五官感觉的对象，后者则同时也是实践感觉的对象。艺术品是人类劳动实践的产物，所以它也是劳动产品。艺术创作活动也是人类的一种生产活动，不但物质生产，也是精神生产。如果这产品使人感动，能够征服人的心灵，那么这也就是“客体为自己生产主体”。作为一种历史的因素，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艺术也是人类走向进步的现实的运动的表现。

八

由于人的本质只能存在于个体和整体的统一之中，所以抽象的、静止的、孤立的个人不具备人的本质，也不具备人的价值、意义和丰富性。孤独的个人不具备人的本质，也不具备人的价值、意义和丰富性。孤独的个人的存在历史上是昙花一现的现象，这样的人的存在是动物的存在，是没有意义的存在。所以一旦人和历史、社会脱节，一旦人和“人的世界”疏远了，一旦人的族类由于内在的矛盾而自我分裂，孤独的、不自由的、在历史命运面前无能为力的“个人”，就会发现自己的渺小、空虚、生活没有意义；就会被异化为“非人”的事物，精神生活找不到出路。

入之孤立而成为个人是迫于历史过程的力量。但人仍然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仍然是人的创造物和人的现实性。自由在这里是一个主体性的东西，即使它被压抑、被异化了，它仍然是被压抑异化的人的本质；从另一方面来说，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上，人又是一个在不断自我创造的过程中被自己的本质所压抑的伟大的存在物。世界历史的曲折、缓慢而又艰难的进程，无非也就是这个不断地自我实现又自我否定的、人类从自由出发而又向着自由前进的运动的可以触摸到的现实而已。

所以每一个历史地不自由的个人又都以其独特的、不可重复的方式参与创造历史，而在这创造中实现他的自由即他的自我。正因为如此他才是自我创造的生物。所以自由并不是一种只有在遥远的将来才能实现的宏伟目标，人类也不是只有等到那时候才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那样，历史也就不能前进了。当布鲁诺在认罪书和火刑柱之间作出选择时，当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请求赦免和终生苦役之间作出选择时，镣链正锁着他们的手足，但他们仍然是强大和自由的、真正的人。因为他们所选择的火刑柱和终生苦役把他们和整个人类的历史命运联系在一起了。他们被与社会隔离，但他们并不孤独，他们是族类整体的一部分，因而属于一个永不失败的队伍。个体做不到的事情，整体都能做到，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万能性。整体是不会失败、也不会死亡的，因为在整体中，这一个人的生命和事业可以通过另一个人延续下去，薪尽火传而生生不息，以至于无穷。对于族类整体来说，提起脚是在走路，放下脚也是在走路，而上升的道路和下降的道路是同一条道路。在这条路上，每一个为真理而受苦受难的布鲁诺和军尔尼雪夫斯基都由于超越了个体生命的物质规定性而从狭隘的“自我”之中解放出来，而和全人类一同受苦受难。正因为如此，所以任何苦难都不能越过他心中的某个东西。而同时，由于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真正的人，他们的痛苦也获得了某种快乐的性质。因为做一个痛苦的人总比做一个快乐的动物要好。他们的痛苦是他们的人的本质的证明，他们通过这一痛苦而体验到自己的人的存在。所以他们宁愿选择痛苦。在这里，我们看到，人由于在个体和整体的统一中实现了存在和本质的统一，痛苦获得了快乐的性质，囚禁获得了解放的性质。

这里用布鱼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作为例子，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理论是正确的。不，他们早已经被超越了。他们是应当被超越的。他们是作为人类通向真理的桥梁被超越的。就是说他们是作为人类自我创造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被扬弃的。而他们的被超越和扬弃，也就是他们的参与创造历史。如果没有这各步断的超越，历史也就停止了，人也就不成其为人了。如果不是和路连在一起，桥还有什么意义？成为桥，是他们为人类为历史作出的贡献。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所形成的各个人的现实的物质生活状况，和基于这些状况的物质需要，是人的存在的“彼岸”，而“彼岸”世界的存在正是由于有这些桥梁的缘故。所谓个人创造历史，也就是桥梁创造彼岸。不是桥梁“通向”彼岸，而是桥梁创造彼岸。“知足常乐，能忍自安”的哲学，是此岸的哲学，因而也是动物的哲学。成为桥梁也就是成为人，这是他们的自我创造。人只有参加到历史的行程中才能够自我创造，只有在创造世界的同时才能够自我创造。

历史是人创造的，所以它不是不可逆转的过程，它就是创造活动本身的表现。历史上有些农民起义的领袖变成了荒淫残忍的暴君，有的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参加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这期间个人的选择作为无数力的平行四边形的组成部分，纵模交错地影响着历史的进程。茫茫尘世中无数人的这些微小的、看不见的活动的总和，是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深远的潜在动力。所以一个人有可能在实践地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选择而实现自由的过程中，把偶然性引进历史。正因为如此，正因为个人把偶然性引进历史是可能的，历史才不是抽象的历史，才不是黑格尔式的无情的逻辑行程，才不是把人当作工具当作从一个点向着另一个点直线前进的手段的入之外的力量。

承认个人参与创造历史，就逻辑必然地要求每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不是把一切都归因于历史的必然，用自己没有自由来解释。每个人的生活条件各不相同，但是探索还是盲从，正直还是卑鄙，勇敢还是懦怯……选择的机会对每个人同样存在。正因为如此，每个人的生活都不是平庸的沼泽，每个人的生活都通向人类历史的伟大行程。而这也就是个人存在的意义、价值和丰富性的永不枯竭的源泉。如果一个人的生活不是那样，那么这决不完全是历史和社会的过错，他自己也有责任。

如果不承认这一点，那么我们就应当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正义和罪恶、伟大和渺小、英雄与懦夫，也没有什么美和丑、崇高和卑下，因为人是不自由的，他不过是体现和完成某种看不见的规律的工具而已，所以他（不论是皇帝还是小偷）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好人和坏人，只有被一定的客观必然性放进一定的关系之中，不得不通过由这种关系所决定的途径和所许可的手段谋求生存和满足的人。如果他残暴，或者卑鄙，那么这残暴和卑鄙作为外在必然性的传导物，也台同蛇的毒牙或猪笼草的触须一样，是一种我们无法用价值尺度来衡量的东西，事实上价值尺度已经不再存在，因为说到究竟，精神，作为有机体的一种属性，也象有机体本身一样，必须从属于适应自己的生存条件这一自然法则。这一法则在历史和社会中变形为政治、经济等等，于是政治经济学代替了入的哲学，历史变成了逻辑的篇章，而具体的人却被抽象出来，完全否定和取消掉了。

这是自然的领域而不是人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寻找人的本质，当然也就只能是“剥洋葱皮”。如果我们抓住事物的根本，把历史和人的世界还给人本身，我们就会看到，个人参与创造历史是个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正因为如此，正因为个人参与创造历史，个人才作为自由的主体而和类合而为一。没有这种个体和整体、存在和本质的统一，也就既没有创造，也没有历史，更没有人的本质了。人就和大自然结为一体，而成为物质自然中一个自在的部分了。

九

黑格乐孔德所强调的那种把人类历史看作是一个有规律地向前发展的过程发展的过程的思想，可以同以牛顿为代表的自然科学领域决定论互相印证。它根据单一的线性因果律，为我们给定了历史的过去和未来。随着量子力学取代经典物理学而成为自然科学的径纬，这种决定论的历史和未来社会的假设都是不可鸪的。面对着多维的世界和多元的人生，我们唯一能依赖和依靠的只是我们自己。

为了依靠自己，我们首先必须认识自己的限度。我们的全部观点，我们的全部知识，都无不受着我们在其中获得经验和知识的有限的历史社会条件，以及在这些狭小范围内形成的我们自己的知识、视野和思想方法的局限。并且这个局限性，随着知识和信息爆炸性发展正在增大。随着人类感官不能直接经验的无数事物（从微观世界的基本粒子到宏观世界的时空和宇宙）进入我们的视野，我们尤其深切地感觉到我们观察力和理解力的限度，感觉到自己身上有一种结构性软弱无能亟需克服。宇宙的奇异使我们感到神秘莫测，而我们所熟悉、所认为理所当然的许多原理、原则和思维范畴，例如因果律、质量不灭定理等等，以及其他许许多多被主为是不可违反的绝对定律，现在都被证明为不正确的和无效的。假如在一些极为简单的物理现象背后仍然隐藏着许多使我们的智力感到迷惑的事物，那么面对着如此多维、多元、多义而又能动的世界和人生，我们又将如何措手足呢？

愈是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也愈是确信，人要依靠自己，首先必确立自己，在意识到自己对于世界的主体地位的同时，使自己的精神保持开放。那种单线的决定论的历史观和世界观之所以不能适应现代世界，最根本的原历也就在于它们的的封闭性。

“封闭性”一词，现在绝对是一个否定性的词。但这种否定性是有其异化前提的。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也不能完全排斥封闭性。主体性就是在封闭与开放之间所保持的一种动态平衡，即以开放为主导的平衡。如果完全开放，也就没有主体了。没有主体也就没有客体。如果没有知、意、情，也就没有真、善、美，从而也就没有科学、道德、艺术，以及作为这一切的总和的主体意识——哲学。哲学作为一种价值体系，也是一种主体意识。由于真理不是唯一的，历史是不可预料的，所以我们必须有所选择，当一个人在进行选择的时候，他敢就是在确立他的自我。没有这个自我，他就会无所适从。

由于上述理由，我不同意某些西方学者把电子计算机和机器人作为“人工主体”加入认识论，把科学思想、诗的思想、和艺术作品等等作为“第三世界”（或“世界”）的“没有主体的认识论”加入认识论。我也不同意说电子计算机的任何作品（诗、画、音乐）是艺术作品，不同意机器人的任何行为是道德行为。面对无限深邃而又冷漠无情宇宙，我们需要爱，需要温暖，需要同情，需要信仰，需要真诚，需要英雄主义，需要梦，需要值得为之而献身的东西。没有这些，我们就无所适从。没有这些，我们就不能前进。这些都是构成我们的自我的必要的因素，也是我们的自我借以胶进的动力。寻找这些，也就是寻找失落的自我。

为确立自我，我们就不能拒绝某种程度的封闭性。这种封闭性和开放性的矛盾，是我们自身固有的矛盾。人作为具有社会性的自然存在物，既具有开放的一面，又具有封闭的一面。这开放的一局也就是我们称之为感性动力。这封闭的一面，我们暂时称之为僵化的理性结构。感性动力植根于人的自然生命力，理性结构来自历史的积淀。它们之间的关系，就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都以实践（或者是劳动实践，或者是审美实践，或者是其他社会实践）。为中介互相依存（所谓“感觉变成理论家”），有时又互相疏远。在互相疏远的情况下，亦即在理性结构在僵死的社会结构中成为僵死的精神结构，从而与感性动力相异化的情况下，理性结构就会成为一种束缚感性动力的桎梏（所谓“以理杀人”），它既扼杀了进步，又扼杀了美。在我们这个千年的封建古国，这方面的例子是不胜例举的。作为主体的人的自我，都无不是这种感性与理性的统一，所以他既有开放的、进取的一面又有封闭的保守的一面。

感性动力作为人的自然生命力天然地具有开放的性质。作为自然生物的人的本性是分子类型的，个人结构的遗传信息是以分子的形式储存在人体内的，我们的本质就有可能具有许多量子偶然性和量子模糊性，而不可预料，不可设计，不可事先规定，而必然要在其“历史的”发展中通过某种选择，同我们自古遗留下来现在已经变得十分神圣而珍贵的信念和伦理规范相冲突。“历史的”进化并不取消这种生物学上的自然过程，这就使得感性与理性发生矛盾具有某种必然性。如果换一种说法，也可以说量性本身处在不断更新的运动过程中，这样的理性是与感性相一致的理性，它的僵死的结构化了的理性的冲突，也就是感性和理性的冲突。正是这种冲突，构成了主体性概念的多层次性和多元性。构成了我们心理生活的动态平衡。

我们对爱、温暖、屿、信仰……等等的需要，不论其获得何种理性的形式，它首先是一种感性的需要。正是由于这种感性的需要，才产生了审美的需要和审美的能力。所以这咱需要和能力的实现一一它的对象化和客观化是人的主体地位的确证，是人的本质一一自由的确证。所以作为感性对象的客观事物的美，从本质上来说，也就是审美主体的自由的象征。这需要另文探讨，我希望不久的将来，能有机会一试。

获当代汉语贡献奖答谢辞

意外获得此奖，我感到无上荣幸。

流亡岁月，忽忽十五年寒暑，对国内情况，已经不甚了了。听说经济持续腾飞，道德普遍沦丧。听说圈地运动凶猛，奴工牛马不如。听说政治僵尸咸鱼翻生变成鲜活的经济动物，广场英雄功成身退与网路警察携手同行。听说知识精英纷纷加入主流坐稳位置玩道义玩价值玩中国大言炎炎，下半身写作吃死婴艺术磕响头电影小言詹詹，于毫无言论自由之际共奏“和谐”乐章。在党文化污染的基础上，进一步污染了当代汉语的语义场。隔着这个“场”的烟雾，我几乎都找不着北了。

正因为如此，对于烟雾深处人精堆里的那些理想主义傻子，那些不知变通直以真我面对人生和世界，为追求更高人生价值置身在假面舞会以外，甚至温饱与安全以外坚持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的人们，我怀着格外的敬意。纵然这种坚持，只不过是如里尔克所说没有胜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的挺住。在我看来，正是这种挺住，代表着文化中国拒绝沉沦的意志。正因为有这种挺住，我们也才有了一个民间的价值标准，一个窒息性党文化语义场之外比较干净的民间文化的语义场。才有了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和它的这个奖项。

在我看来，这个奖项之所以无价，之所以是一种殊荣，首先在于它代表着民间的标准，一种把符号操作的技艺及其成果，和更高人生价值的追求联系起来考察、亦即在手段和目的的统一中审视作品的标准。其次，它来自遥远的和久违的祖国，那自由和奴役斗争的前线一一我们自己的前线。第三，它意味着人与入之间的一种人性的关系，而不是工具性的关系，或者时尚的关系。否则，有谁会注意到，一个毫无投资价值的边缘荒人，于孤寂和漂泊中做了什么？

就语言而言，作为使用者，“贡献”难以实证，更难以量度。我把你们的奖项，看作是对我的写作的鼓励，和对我所坚持的价值观和努力方向的认可。对我来说，这更难得，也最宝贵。“万人丛中一握手，使我衣袖三年香”。深致谢忱。

资料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2007年公告

高尔泰获2007年度当代汉语贡献奖

一、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决定将2007年度当代汉语贡献奖授予高尔泰先生。

二、高尔泰先生，江苏高淳人。他1935年出生，从少就外出求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西北“支边”，22岁时因发表论文《论美》而遭到批判，随后被划为右派、开除公职，发配到酒泉夹边沟农场改造，在那里九死一生。1962年春解除劳教，到敦煌文物研究所。文革爆发后受批斗，后在五七干校劳动。1977年平反后，辗转兰州、北京、天津、成都、南京等地大学任教。1989年“六四”之后，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捕入狱。先后关押在南京娃娃桥监狱、成都四川省看守所。1990年春节前“结束审查”。1992年6月经秘密通道离境，7月11日抵达香港。1993年辗转抵达美国，得到政治难民庇护。现居美国拉斯维加斯。

高尔泰是画家，又是彻底的美学家、哲学家。母亲曾说他，一写文章就招灾惹祸，一画画就逢凶化吉。1957年发表《论美》、《论美感的绝对性》，强调入的主体性、向绝对零度挑战，成为他的地狱之门。在生死关头，绘画救了他的命。70年代，他多少次和那个“笑眯眯的胖脸”相对，终于有一天忍不住，把那些颜料画笔全扔到垃圾堆上，下决心以后不再画画了。整个80年代，基本没碰过画笔。甫从深渊出来，…肚子的愤怒和悲哀，总想呐喊，总想论理，总想唤起人们的反抗意识，日夜写呀写”，招来一连串新迫害。在这一点上，他跟57年受难者群体有所不同。“流放者”归来后多顺势招安，高尔泰的文字却再度成为“反精神污染”的重点靶子；他参与的启蒙活动于1989年7月被陈希同先生在“反暴乱”长篇报告中点名。六四被囚和出狱后，亏了有画画这个管道，他得以抒发内心的郁积。逃亡海外的头几年，也因为依赖画画，才有了安身立命的根基。“但是奔逃万里，却以这样一种形式的自我放弃作为终点，总归是心有戚戚。”于是有自传体散文《寻找家园》。

《寻找家园》台湾全版尚未问世，读者看到的是网上电子版和2004年“花城”版。那是追求自由的中国知识人的苦难历程，也是“当代《红楼梦》般的汉语”（崔卫平先生语），“他的文字炉火纯青，朴实而细腻，融合了画家的直觉和哲学家的智慧”“把毕生的愤怒铸成一个个汉字”（北岛先生语），用赵毅衡先生的话：“此书将许多往事，细细穿插，一一道来。连本是惨绝无言的场景，也深情蕴结，推刚为柔。风度雍雍而令人心折”。徐晓先生则说：高尔泰的文字不是写出来的，是炼出来的。……关于高先生的汉语成就，已经用不着费辞。我们只想说，如果把他的文字跟老一代散文家汪曾祺、杨绛放在一起，那么高尔泰的文字传递出更多温暖更多风骨。在噩梦般记忆的灰黑色背景上，矗立着我们民族的苦难和向往。

三、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决定把第七届即2007年度当代汉语贡献奖授予高尔泰先生，以表彰他为我们和我们的后人奉献出《寻找家园》这样具有黄金品质的文字，更感念他以一生的苦难代价为我们中国稀罕的汉语家族贡献了新的精神人格。这个神圣家族有着至大至刚之气，其个体生命的存在一直处于不止息的燃烧之中。这种燃烧既源于天命，近于神性，又来自于人格的自我期许，基于人性又超乎常人的自信。它是我们中国文化中极具悲剧性的美。

因为它一再被世俗力量、乐感文化、生活理性、庸常宿命等等撕破毁灭。这种自由人格很少能够得到宽松的生存环境，它一再被打压毁灭的命运使得人性之美成为东土子民最罕见最神秘的要素。这种神秘或现实之谜为年轻的高尔泰洞明，他以一生见证：美是自由的象征。这个神圣家族的成员有庄子、李白、徐渭、李贽、龚自珍、陈独秀、鲁迅、胡风、高尔泰、林昭等可数的名单。“犬儒病”和“冷漠症”的社会对自由独立人格的避而远之、冷漠和敌意，使得民族最优秀的个体总是得不到回应、声援，得不到展开的可能。时过境迁，我们的社会才会接受先贤的营养，犬儒者们更会百倍热情地给予前贤以怀念。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怀着感谢的心，铭记老大帝国冰封下的草籽、灰烬中的温热、冻结了的火焰。在汉语蒙污空气中弥漫杀机、人人挥舞当政者话语写文章的时代，有林昭那样的青春热血与未死之良知，也有高尔泰“雉雊麦苗秀，蚕眠桑叶稀”地谈论“人的内心生活有多么复杂，美就有多么复杂”。对于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知识界来说，高尔泰实在是一个异数。“他几乎是以年轻的心和孤单之力平衡着整个文化语境中不对称的对话”（胡继华先生语），虽然等待他的是风炎土灼、劳改放逐、九死一生、家破人亡。“无边行程望欲迷”，经由他的努力也因为命运不弃，一个异端学派在80年代，发展为波澜壮阔的自由美学思潮。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还注意到，高尔泰作为哲学家和批评家对于当代中国的建言。显然这两方面，目前还被人们忽视。就前者来说，他的美学理论探索，基于一种深沉的哲学意识。他的“异化”研究（还有王若水先生的）成为昨日黄花，他的《什么是哲学》注定空谷足音。作为美学家，他最早呼唤方励之先生、钱学森先生等人关注、介入美学讨论，这在学科壁垒森严、人人不越雷池一步的今天，成了不可复制的美谈。他的“忧患意识”，在今天已经成为流行辞（当然这不能增加他的光荣）。作为后者，他写的《愿将忧国泪，来演丽人行》，强调“祖国”不等于“国家”、“政权”，不能用是否拥护政权来区别爱国与不爱国。

这篇文章成为新时期以来，大陆最早将祖国、民族与专制统治区分开来的名篇。不管别人有什么回应，他都旁若无人地摸索前进，“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种不辞趋异、独立不羁的自由精神，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对我们积重难返的趋同本性的有力抗衡。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铭感他在过去的日子，为把中国人从类人孩状态中唤醒而做的努力；同时也不无怜悯地注意到，高尔泰先生不得不成为流亡者的悲哀。从以前明言，“只有立足于土厚水深的大地，你才有可能获得把你高扬起来的智慧与激情”，到今天感喟“孤篷绕天涯，无力正干坤，到底总是一份，不能忍受之轻”。梦里家山成了“流沙坠简”，只有通过汉字重新建构，这是文字的骄矜却也是我们生命体的悲哀。人生不满百，却又“绕树三匝，无枝可依”。这不是高先生个人的问题，是我们普遍的问题。是生命没有时间，自由不占有空间。“徘徊六合无知己，漂若浮云且西去”，情何以堪？我们格外注意到，高尔泰先生对于“遥远故土新生代”的看重一一“在国外的十几年之后，听到遥远故土新生代的这些话语，我依稀触摸到了‘祖国’一词的深层含义。也许焦土下还有普世价值的地脉？也许其浸润所至无不是沟通的渠道？”

我们的回答，是的。颁发这个奖，想要公开表明——“何日归舟横沧海，夜深风雨说长安”。

高尔泰先生代表作有：

《论美》，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

《美是自由的象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12月。

《美的抗争一高尔泰文选之一》，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4年7月。

《美的觉醒一高尔泰文选之二》，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3月。

《寻找家园》，花城出版社，2004年5月

高尔泰简介

高尔泰（生于1935年10月15日）江苏高淳人。画家、作家、美学家、哲学家。许多学者推高尔泰为现代中国五大美学家之一，与朱光潜、宗白华、蔡仪、李泽厚齐名；也有人不以为然，如李泽厚。

于江苏师范学院毕业，分配至甘肃省兰州市第十中学任美术教师。1957年二月，因在北京《新建设》杂志上发表论文《论美》而遭到批判，后反右运动中被打为“右派”。1957年冬天被开除公职，发配到位于甘肃省酒泉地区境内的“地方国营夹边沟农场”进行劳动教养。1959年在兰州为甘肃省博物馆创作十年大庆宣传画，而躲过了饥荒。

1962年春天解除劳动教养，经时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的常书鸿帮助，于6月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1966年因文化大革命爆发遭到批判斗争。后在五七干校劳动。1977年平反。

1978年春天调至兰州大学哲学系，主持美学专业。1978年年底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1982年回到兰州大学任教。1984年因时任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苏恒的邀请来川师任教。后又先后在南开大学和南京大学任教。

1987年年底与蒲小雨女士结婚。

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在南京大学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捕入狱，先后被关押在南京娃娃桥监狱和成都四川省看守所，1990年以“结束审查”名义释放。

1992年6月在朋友帮助下离开成都。7月11日抵达香港。1993年辗转抵达美国，曾先后在新泽西和拉斯维加斯等地居住。

2004年5月，中国大陆的广州花城出版社出版了高尔泰的自传式散文集《寻找家园》。尽管文章内容经过了部分删改，但这也是他去国之后首次在大陆出版的成套作品。其中部分作品此前曾在大陆的《读书》杂志发表。

《寻找家园》中的高尔泰编年整理稿

个子

在这本书的电子版的序言中，高尔泰说本书不是自传，自然不是信史。说《今天》把这些文字算在散文里是恰当的。不过，就是一些细节有些文学化的描写之外，很多作者个人和亲人还有朋友的遭遇肯定是真的。因为北岛的《证人高尔泰》这个题目中的“证人”这两个字是很耐人寻味的。还有文中“陆陆续续读到他的回忆录《寻找家园》”这句话也表明北岛是把《寻找家园》当作高尔泰的回忆录看待的。花城版的纸质书主编林贤治的序言把这本书定位成“非虚构散文”，这在我看来也是很精当的。所以我看完电子本的全部内容之后，列出了以下编年纪事的内容。考虑到只看了这一本书，难免有误，所以冠之“《寻找家园》中的”。表明是仅从此书中得到的信息。

1934年出生

1937年大游山山居避战乱，儒童寺小学读书

1945年战争结束，回到淳溪镇《中央日报》儿童周刊上发表第一篇文章《我家的狗》

1950年秋苏州美专就读，后转到丹阳正则艺专就读

1953年江苏师范学院（苏州）就读

1955年在反胡风运动中受批斗，毕业被分配到兰州第十中学任教

1956年写出《论美》

1957年2月《论美》在《新建设》发表，引发论战

1957年7月《论美感的绝对性》作为答辩发表

1957年冬反右运动中被开除公职，遣送到酒泉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

1958年父在反右运动中被迫害致死

1959年3月6日借回兰州为“建国十年成就展览”作画

1960年夏画展结束后遣送至靖远夹河滩农场劳动教养

1962年春解除劳动教养

1962年6月2日敦煌艺术研究所任职

1966年3月2日在敦煌与李茨林结婚，文革中遭到“专政”

1967年1月女儿高林出生

1969年春借调为酒泉地区农业学大寨展览作画，后至五七干校劳动

1970年春李茨林病逝

1972年4月在高淳与樊继卿结婚。在酒泉游走各地画大毛像。写出《关于人的本质》，《异化现象近观》，《异化及历史考察》初稿。后期形势宽松，等待离开

1977年平反后回兰州大学任教

1978年冬借调到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美学室参与《中国美学史》的编写。见到了民刊《今天》。修订《关于人的本质》，《异化现象近观》，《异化及历史考察》。写出了《美学研究的中心是什么》，《美是自由的象征》，《美的追求与人的解放》

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学术和教学活动受到限制。发表告别演讲之后调到四川师范学院任教

1984年“反自由化”运动受迫害

1986年被授予“有突出贡献的国家级专家”称号

1987年夏官司七年后法院判与樊继卿离婚，与浦小雨结婚

1988年受王元化邀请担任《新启蒙》的副主编，出版四期后被禁

1989年调到南京大学任教

1989年9月9日在鼓楼公园附近被秘密逮捕

1990年1月24日释放后住所被监视

1992年6月28日从成都出逃

1992年7月11日到达香港

1992年9月28日女儿高林自杀

1993年到美国

1992年，高尔泰在蒙地可精舍

1992年，高尔泰、浦小雨在香港

1962年，高尔泰在敦煌

1987年，高尔泰在成都

1999年在台湾佛光山兰阳别院，高尔泰、浦小雨创作巨型壁画

1999年，高尔泰、浦小雨在台湾

1999年在台湾佛光山兰阳别院，高尔泰创作巨型壁画

2003年3月，高尔泰与王清和讨论《北方的河》

2003年在纽瓦克博物馆展出的高尔泰作品：

《无情岁月增中减，有味人生苦后甜》，纸背写反字而得正果

高尔泰作品：老子，1991，水墨

高尔泰作品

高尔泰与朋友在美国家中

高尔泰夫妇与王力雄在美国家中

Table of Contents

寻 找 家 园

自序

卷一 梦里家山

梦里家山

祖母的摇篮曲

大刀会

儿时偶像

人·鬼·神

清道士

兰姐的标本簿

阿来与阿狮

淳溪河上的星星

留级

时来运转

跨越地平线

苏州行

正则艺专

唐素琴

湖山还是故乡好

卷二 流沙堕简

别无选择

雪泥鸿爪

《论美》之失

电影的锣鼓

上帝掷骰子

地门

沙枣

逃亡者

风暴

安兆俊

月色淡淡

蓝皮袄

军人之死

幸福的符号

出死

运煤记

走向生活

敦煌莫高窟

石头记

寂寂三清宫

花落知多少

入世

红与黑

如歌的行板

离人泪

牛棚志异

面壁记

荒山夕照

窦占彪

伴儿

常书鸿先生

又到酒泉

卷三 天苍地茫

辛安亭先生

韩学本

杨梓彬

谁令骑马客京华

告别兰州

雨舍纪事

苏恒先生

回到零度

铁窗百日

王元化先生

我的岳母

没有地址的信

画事琐记

代跋 余生偶记

书评

证人高尔泰

读高尔泰《寻找家园》

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孩子

那些难忘的中国梦

流沙堕简

隐居林下高尔泰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怀高尔泰

自由鸟永不老去

不该如此远去的背影

增补

三个文本共与析

论美

美感的绝对性

陈迹飘零读故宫

留在沙路上的足迹

得福

唱歌

杏花春雨江南

关于人的本质

获当代汉语贡献奖答谢辞

资料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2007年公告

高尔泰简介

《寻找家园》中的高尔泰编年整理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