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经济学的观点看生活

郎咸平

第一部分 人生的幸福与经济学的理性

应该读点经济学 序

经济学是一门使人生幸福的艺术。

——肖伯纳

如果这本书是你读到的第一本关于经济学的书，那么我要恭喜你，你不必像我一样历尽千辛万苦才明白这些原本很简单的道理。我本想推荐一部经济学的著作给你，但令人费解的是，几乎每一本经济学书籍里都充满了晦涩的语言、繁琐的公式和复杂的图表，我知道那会让不是经济学科班出身的你望而却步。

放心吧！这里，我已经把那些复杂的公式、烦人的曲线统统抛掉，尽量把那些极其重要的又难懂的概念掰开揉碎给你，并用一个个有趣的故事编织起来，这就是我要做的。

事实上，经济学本身就是一门由简单的常识加上复杂术语包装起来的学问，在这里，我将通过购物、战争、博弈、爱情、婚姻、法律这些生活要素来解释经济学的概念和原理，我相信每个读到它们的人都会发现知识的乐趣，我还希望通过这些故事训练你的知觉、想象、推理、同情和谨慎的能力。当然，我写这本书最重要的目的是改变你对经济学的看法，如果你能感觉到经济学如此美妙和有趣，那就是对我最大的安慰。

经济学到底有什么用呢？用经济学怎么致富呢？这个问题就好像：“如果我们学习医学，为什么我们还会死去？”事实上，经济学并不是教你一套可以立竿见影的致富术，那是骗人术。经济学能教会你如何思考，并且能让你更聪明，因为没有一个学科能像经济学那样充分解释如此广泛的人类行为。经济学就像一张指路图，它设想了现实中的许多细节，却使你更清楚自己要去的地方。

虽然这张人类活动的指路图从远古时候就开始了，但经济学真正发展成为一门科学，还是这三百年的事情。经济学又被称作“社会物理学”，它是亚当·斯密、魁奈、威廉·配第爵士等一批人在十七世纪创建的，经济学家们根据现实世界的情况抽象出商品、价值、价格、货币这些概念，并经过一系列的理论抽象成为现在我们使用的思维范式，在这个既定范式的支配下，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家用他们的智慧完成了演化、革命、积累、创新，最终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

在读完这本书以后，你就能够理解每个面包从烤箱出来的原因，每笔商品交易背后的真相；走进超市，你会发现各种促销手段其实都是商家诱使你多花钱的花招；搜集一下最近的报纸，你会发现经济新闻原来比娱乐新闻更加有趣；无论是投资股票、基金还是不动产，你都会更加游刃有余。

即使你从来没有接触过经济学，你也大可放心，只要你有一颗好奇心就能够读懂本书，因为这本书正是用最简单的语言讲述经济学故事。当然，你大可将它作为侦探故事或者小说来阅读，因为经济学本身就是一门令人激动的学问，这里充满了知识和挑战，学习经济学的过程更如同一次惊心动魄的航海，或许这种惊心动魄的经历我们一生中只有一次。

第一章 摘下玫瑰色的眼镜

“经济学是快乐与痛苦的微积分学……以最小的努力获得最大的满足，以最小厌恶的代价获取最大欲望的快乐，使快乐增至最大，就是经济学的任务。”

——威廉·斯坦利·杰文斯

（经济学家眼中的幸福）

本章导读：

两个小偷光顾了你家，其中一个小偷偷走了你的100元钱，而另一个只是拿走了你最珍贵的相册，哪个小偷更可恨呢？一副普通的治疗冻伤的药方竟然能够换得加官进爵，这其中埋藏着什么秘密呢？水比钻石有用的多，离开钻石人们只会觉得不可惜，可离开了水人们将很快死去，而为什么钻石比水卖得贵呢？

为了回答这些有趣的问题，这一章我们将从幸福、效用、理性这些哲学家建立的命题开始，为你揭开经济学的幸福之谜。

“为自己获得最大限度的幸福，是任何合乎理性的行动之目的。”

——杰里米·边沁

钱，能买到幸福吗？

你有没有想过，金钱这个东西，完全是人类自己创造的，在动物界根本找不到类似的东西。在动物学家看来，对金钱的追求并非起源于生物本性的需要。

我们总会因为钱而疯狂和激动，那么，钱真的能买到幸福吗？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设计了一些有趣的试验，让人们在以下两种情况中做出选择：

a：居住200平米的豪宅，但上下班要在拥挤的交通中花费1小时；

b：居住100平米但上下班只要15分钟。

弗兰克发现，大多数人认为a更加不幸，因为即便经过长期适应，人们还是会觉得交通压力难以忍受，并且研究数据表明，长期交通压力会抑制免疫功能，从而缩减寿命。弗兰克在另一项实验中得到了类似的结果，让人们在以下两种情况下做出选择：

a：居住200平米但每天忙碌没有时间锻炼身体；

b：居住100平米但每天有45分钟锻炼时间。

多数参加试验的人起初选择了a，但后来则倾向于认为b更加幸福，锻炼会使身体处于比较健康的状态，会增进幸福感。

由此，罗伯特·弗兰克提出了“平行世界理论”。最初，随着收入的增加，幸福感会迅速增加，越有钱越幸福；然而存在某一个点，当收入超过这个点时，幸福感并不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反而有可能出现减少的情况。

根据北京市统计局对市民幸福感调查的结果显示，家庭月收入不足4000元时，幸福感随着收入的提高而迅速提高，达到4000元后，幸福感呈波状上升，5000—7000元中等收入时幸福感最强；7000元后随着收入的提高，幸福感却在下降，而当月收入到达20000元以上时，调查的结果显示，他们并不比其他人有更大的幸福感，在追逐成功的“重压”下，也许已经忘记了幸福的感觉。

所以，在我们做出决策之前，首先要明白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成为有钱人？还是成为幸福的人？有人很有钱，却不快乐；有人居无定所，但一样幸福。哈佛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丹尼尔·吉尔伯特在他的畅销书《撞上快乐》中这样评价人们对幸福的态度，“在回首过去的决定时，我们都戴着玫瑰色的眼镜”。

经济学中的这些描述人类感知的词汇，幸福、快乐、效用、偏好、均衡、正义，成为我们思考问题的基础，对幸福的渴望也是人类思索经济问题的开始。直到今天，经济学家们仍然将幸福作为一个专门的课题。

2007年4月，世界上最顶尖的幸福经济学家云集罗马，探讨幸福是否可以量化的问题，可是，这个问题早在三百年前就有人提出了。

幸福也可以量化

杰里米·边沁，让我们记住这个名字吧。

虽然在经济学领域，边沁不如亚当·斯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这些名字般如雷贯耳，但他是第一个将苦与乐量化的人；尽管边沁对经济学的贡献几乎可以忽略，但是他的功利主义的效用度量观点无疑是经济学最重要的思想来源之一。

200多年前，这位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总结了人类快乐的源泉，他提出了将快乐和痛苦进行量化的想法，单单就是这个简单的想法，却大大推动了经济学的发展！

边沁的确是位不平凡的人，他用特殊的方式让人们永远记住自己。他将遗体捐献出来用于科学解剖，并将所有财产捐给了伦敦的大学学院并约定在董事会的所有会议上展示他的遗体。他的遗骸被装扮和衬垫之后放在玻璃箱子中公开展览，他坐在椅子上，手上戴着手套拿着拐杖。这位奇怪的老人将这看成是对人生价值的最好诠释。

边沁认为，快乐与个人受到的刺激以及个人的感觉成正比，影响人们的感觉因素很多，包括生理、心理、风俗习惯和天文地理等等，所以同一刺激引起的苦乐量往往因人而异。今天通过现代化的仪器也证明了边沁的猜想，人们发现快乐的程度与人体内一种叫做多巴胺的化学物质有关，快乐的感觉能够通过如同血压计一样的“快乐计”来测量。

不过，边沁真正有价值的想法是将货币作为衡量快乐和痛苦的尺度。尽管我们前面极力否认这个想法，但是除了货币，我们似乎连替代品也找不到。对于我们大多数人而言，增加财富就是增加幸福，这样可以买更大的房子，更好的车子，到处旅游，财富是满足欲望的灵药和付出努力的结果。

在边沁的基础上，经济学家们不断修正了幸福的公式。萨缪尔森提出了

幸福=效用/欲望

的幸福方程，因此，研究幸福的量化问题时，不妨先把效用搞清楚。

哲学家说，效用是个人快乐的数学表示。而经济学家说，效用是指消费者消费一定数量的若干种商品后所感受到的满足程度。进一步，当我们聚焦商品社会时，商品的效用因人而异，不同消费者在消费了同等数量的同一商品后，所取得的效用是不同的，各个有各人的感受。

2000年诺贝尔奖获得者麦克法登曾经深入的分析了人们的决策过程，在他的研究中，我们每一次选择都可以看做是在有限种可能中做出的选择，每个人都有一个效用函数，而我们的目的就是使得效用最大。比如我们在上班方式的选择上，步行、骑车、开车还是坐公交车，就是一个涉及多个特征的最优化问题，它包括的特征有：实际开支、行车时间、等待时间、舒适程度等等，人们根据自己的偏好对不同的特征进行权重，并以此对不同的出行方案进行比较，最后确定了今天是该开车还是坐公交车。

假定人们认为步行上班会比坐公交车辛苦2倍，那么如果能够减少10分钟的步行时间，人们宁愿花20分钟的时间用在等车和堵车上，可是如果堵车很严重的时候，走路10分钟就能到，乘车要花20分钟以上时，乘车的效用就下降了，就会有很多人选择步行。为此麦克法登收集整理了庞大的数据库，根据不同地区、不同职业人们的情况，对各种特征的权重进行了研究，最终，他把我们“拍脑门”的过程演变成了一门专门的分析理论，经济学上称这个为“个体经济计量学”。

按照这个研究成果，麦克法登甚至准确地估算出，1967年时美国普通工薪阶层的月工资是1000美元时，花在路上的时间成本大约每20分钟0.37美元，根据他的计算结果人们就能够依据自己的工资和上班地点的远近准确的选择交通方式。这位执着的经济学家甚至用他这套研究方法评价了美国阿拉斯加州休闲资源的评价，分析结果再次证明了他的效用选择模型是正确的。

读了下面的故事，你就更加明白效用的差别会有多大。

不龟手之药

《庄子·逍遥游》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以洴澼为事。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聚族而谋曰：‘我世世为洴澼，不过数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请与之。客得之，以说吴王。越有难，吴王使之将，冬与越人水战，大败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龟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洴澼，则所用之异也。”

故事是这样的，宋国有一人家，世代以漂洗为业，会做一种保护手不龟裂的药。一游客听说此事，愿用百金来买他的药方。这家人聚集在一起商量：“我们世世代代在河水里洗，也正不了几个钱，现在一下子就可卖得百金。还是把药方卖给他吧。”游客得到药方以后，便献给了吴王。正巧此时越国发难，吴王派他统率部队，冬天跟越军在水上交战，药方使得吴军将士的手都没有被冻裂，战斗力大大提高，从而击败越军，吴王大喜，割地封赏了这位游客。

这个故事曾被多次引用，来说明这样一个道理：同样的资源用于不同的地方，其效用的差别非常大。一副不龟手的药方，在百姓家中就是普通的药膏，但有人就会拿它获得封赏，成为诸侯。

这个故事还暗含了深刻的经济学道理：

效用的增加是交换的基础。在游客看来，不龟手药方的价值远大于百金，而对于世代漂洗丝絮的宋国人，卖得百金肯定是笔好买卖，吴王以此药方提升了战斗力从而打败越人，这是将不龟手药方的效用发挥到了极致，因此在这次交易中，交易双方所获得的效用都增加了。

进一步，期望效用是人们交易的源泉。人们在交易中判断“值”与“不值”往往不是根据客观的最大效用，而是根据主观的期望，因为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并不知道商品的最大效用。故事中的宋国人并不知道不龟手药最后的效用，因此对他而言百金就是他期望的最大效用。而游客的角色如同今天的投机者，虽然他获得的利益远远大于支付给宋国人的百金，但他的获益来自于发现了不龟手药最大价值。

当然，有时候效用是随着时间而变化的。19世纪初，强大的俄国靠两次战争武力征服了阿拉斯加，但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使俄国元气大伤，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决心卖掉这块不挣钱的土地。为了引起美国对阿拉斯加的兴趣，俄国还破费了10万美元收买美国的记者和政客，让他们游说美国政府。1867年，美国国务卿威廉?亨利?西沃德(william henry seward)，这个狂热的扩张主义者以720万美元的价格在一夜之间同俄国达成了购买协议，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巨大半岛及其周边的阿留申群岛划归美国。

今天看来这笔再好不过的买卖当时却几乎让这位美国国务卿下台，因为大多数美国人对阿拉斯加一无所知，签订协议的消息在国内引起一阵反对声，西沃德竟然躲在家里不敢出门。而现在看来，全美国的人民都应该感谢他，他为美国完成了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交易。抛开重要的战略意义不说，仅就阿拉斯加地下埋藏的巨大的资源就足以使美国人大赚一笔，这里拥有5.7万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和300亿桶原油，其价值目前已超过2万亿美元。

在今天的市场经济中，商品的效用是人们价值判断的基础，而对价值的判断直接影响了商品的价格，因此对效用的判断直接影响了企业的利润。

商家们为了让我们多花钱，自然会想方设法提升我们对商品效用的评估，广告的目的就在于此。广告的批评者认为，商业广告是通过夸张的场景创造一种本来不存在的效用。

不过，关于效用还有一些有趣的话题，比如钻石与水的悖论：水比钻石更有用，离开了水，我们将很快的死去，而离开钻石却不会，然而钻石却比水更昂贵，效用理论是不是出错了？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怀疑，而古典经济学家们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最终经济学家如何解决这个难题的，还是先从下面的故事开始。

第三块三明治

罗斯福曾三次连任美国总统，曾有记者问他有何感想，总统一言不发，只是拿出一块三明治让记者吃，记者吃下去，总统又拿出第二块，记者勉强吃下去，没料到总统又紧接着拿出第三块三明治，记者赶紧婉言谢绝，这时罗斯福笑笑说：“现在你知道我连任三届总统的滋味吧。”

经济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为边际收益递减，说得专业描述些，就是在一定时间内，在其他商品的消费数量保持不变的条件下，随着消费者对某种商品消费量的增加，消费者从该商品连续增加的每一消费单位中所得到的效用增量将会递减。

边沁最早曾经说过，一个人占有的财产越多，他从增加的财产上所获得的幸福就越少。如果用货币来衡量，边际效应递减就表现为：给某人一定货币，会引起一定量的快乐，再给他同量货币，他的快乐量虽然会增加，但第二次增加的快乐量并不会达到第一次的一倍。虽然这位伟大法学家的功利主义思想不为人们所认同，但他的思想直接启发了后来边际效用理论的构建，而依据该理论建立的主观主义价值论，已经成为经济学整个大厦中不可获缺的一块基石。

最早发现并完整提出这一理论的是德国人赫尔曼·海因里希·戈森（hermann.heinrich.gossen），戈森将他的发现写成《人类交换规律与人类行为准则的发展》这本书自费出版，他在序言中写道：“像哥白尼的发现能够确定天体在无限时间中运行的轨道一样，我自信通过我的发现也能为人类准确无误地指明，他们为以最完善的方式实现自己的生活目的所必须遵循的道路。”

不过，当时的人们还沉浸在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的崇拜之中，深信劳动差别是商品价格差异的源泉。结果戈森的书只卖出了几册，他在失望和痛苦之余要求停止发行并销毁余书，而这位可怜的德国人不久就因肺病默默离开了人间。

幸运的是，30年后，一个英国铁器商人的儿子，最终让世人知道了这位他，这个英国人名叫威廉·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15岁的杰文斯已经进入伦敦大学，当时他的理想是成为一个有成就的思想家，不过这位最喜欢化学和植物学的思想家在1860年6月1日的一封信中，完全而准确的表达了边际效用的基本原理：

“随着一个人所消费的任一商品（例如进餐）数量的增加，得自所用的最后一部分商品的效用或福利在程度上是减少的。进餐的开头和结束之间享乐的减少可以作为一个例证。一般来说，效用的比例是商品数量的某种连续的函数。事实上，政治经济学家们在更复杂的形式上，以供给与需求规律名义已经提出了这个效用规律。”

当时的杰文斯还不满25岁，这封信也是边际效用基本原理的最早陈述，杰文斯在其《政治经济学理论》中详细介绍了戈森的思想体系和观点，并承认戈森这些观点是先于自己的。

从这些学术的言论回到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想起吃自助餐时的场景。回忆一下你进入自助餐厅尝到的第一片烤肉和离开餐厅前，强吃下去的最后一片肉的感觉，会让你对所谓的边际效用有更深刻的理解。

再来看看杰文斯关于经济学和效用的一段堪称经典的描述：“经济学是快乐与痛苦的微积分学……以最小的努力获得最大的满足，以最小厌恶的代价获取最大欲望的快乐，使快乐增至最大，就是经济学的任务。”

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的门格尔和法国的瓦尔拉斯，三位经济学家几乎同时独立提出了主观价值论，因此他们三人也被称为“边际三杰”。杰文斯建立了事实和理论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论，门格尔是顽强的价值观捍卫者，而瓦尔拉斯则构建了伟大的一般均衡体系，三位边际革命的创始人在不同的维度上留下了不同长短的坐标。

当时，瓦尔拉斯把边际效用叫做稀缺性， 杰文斯把它叫做最后效用，但不管叫法如何，说的都是微积分中的“导数”和“偏导数”。在他们看来，商品价值是一种主观心理现象，表示人对物品满足人的欲望能力的感觉和评价，价值既来源于效用，又以物品稀缺性为条件。

商品首先要能给人带来效用，否则没有人会需要；同时也必须具有一定的稀缺性，否则就没有必要用其他物品来进行交换。

在杰文斯所处的时代，人们对李嘉图提出的劳动价值论深信不疑，普遍相信劳动是价值的源泉，而边际效用的提出改变了人们的认识。比如，水中的珍珠是有价值的，劳动价值论认为珍珠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人必须潜入水中才能获得珍珠，杰文斯则告诉我们珍珠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买者可以从珍珠中获得效用，而人们之所以愿意潜入水中则是因为珍珠的这种效用。正如杰文斯指出的，成本决定了供给，而供给决定了效用的最后程度，效用决定了价值。

边际效用学派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它的出现标志着现代经济学的开端，因为从此开始经济学家们的注意力从单一的成本转向它的边际效用，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开始真正研究以主观评价为基础的经济学。

现在，让我们回到那个钻石—水悖论中，这里的关键在于区分总效用与边际效用。水的总效用很高，但是边际效用并不高，因为对于一个不渴的人而言，多喝一瓶水不会带来任何效用，而钻石的边际效用却很大，即使你是一位百万富翁，10克拉的钻石对你也是一笔不菲的财富。

同样的道理，人人都知道食物对我们何等的重要，我们离开食物将无法生存，但富裕国家的家庭中，食物所占的开支比例却不断地减少，难道食物对他们不重要么？显然不是。

效用定价策略

对于消费者来说，最后一个馒头带来的边际效益最小，同样，愿意为最后一个馒头花费的钱也最少，因而聪明的商家会把每个馒头卖出不同的价格。

瓶装水在不同的地方销售，价格相差很大，一般大型超市中一块钱一瓶，而加油站、小区杂货店就要2元，电影院、ktv里就可能更高，商家针对不同的购买特点尽可能索取更高的利润。

使用新产品带来的满足感，使得新品的效用远高于旧款，发烧友们对新款的追捧，让商家费尽脑筋研发新品，但也每次因新款的推出而大赚一笔。欧美同样一本书，图书发行商们通常会先出版高价的精装本，然后出现比较便宜的平装本，不同的目标读者，对于精装和平装的效用不同，对价格的敏感程度也不一样。

说到这里，我们也不妨记住营销专家们的口头禅：没有错误的商品，只有错误的定价。

幸福的经济学

经济学最初诞生于哲学，受到牛顿的启发，道德哲学家们开始探索和构建社会经济领域的自然和谐秩序，于是最早的经济学诞生了。经济学刚刚诞生的时候，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是业余经济学家，不管是英国的亚当·斯密，还是法国的萨伊、巴斯夏。那个时候，大学里面也没有经济系，政府也没有开办经济研究和顾问机构。初期的经济学迟迟不能像物理学那样成为独立的科学，因为它始终无法从“道德哲学”的温床中抽离出来。

真正的变化正是从我们前面提到的边际革命开始的，边际效用学派的出现标志着现代经济学的开端，经济学也由此从社会和制度背景下抽离出来，依赖数学构建起了现代经济学大厦。

经济学家乔治·斯蒂格勒说过，关于人类行为只有一个一般理论，那就是效用最大化。尽管人们至今仍无法比较汉堡包和蛋炒饭为我们带来的效用究竟有多少，但是当我们做选择的时候，货币衡量了人们在做出决策这一点的效用，而我们在做出选择的时候，也就完成了基于效用的理性选择，尽管这一点看起来是那么不起眼，但是毋庸置疑的是，这已经成为大多数经济学家思考的模式。

边沁提出的人类行为概念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经济学家。正如边沁所说：“是我栽下了效用之树，我深深种植了它并使它广泛传播。”

边际主义学派接受了边沁的效用最大化的思想，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提出并建立了边际效用递减的分析方法，这也成为是边际主义需求理论的核心，这使我们更加明白了理性消费行为、个人交换与市场、最优劳动数量等等众多概念，边际效用的提出大大的丰富了经济学家的武器，他们不再仅仅像哲学家那样思考，边际效用理论已经成为现代微观经济理论中不可获取的重要组成，边际主义对整个经济学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从此，新古典主义革命开始了。

第二部分 走出消费者与生产者的迷局

第二章 别作理性的傻瓜

（经济学中的理性）

本章导读：

两杯哈根达斯冰淇淋，一杯a有7盎司，装在5盎司的杯子里，看上去快要溢出来；另一杯冰淇淋b是8盎司，装在10盎司的杯子里，看上去还没装满，你会选择哪一杯呢？

人真的是理性的吗？现代经济学家们向这个古老而不可动摇的假设发起了挑战。

理性是激情的奴隶。

——大卫·休谟

你的生命值多少钱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教授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经过深入研究发现，人们在做决策时，往往不是严格估计正确的收益，而是比较容易和快速评价它的优劣。卡尼曼教授曾经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假设美国正在救治一种疾病，救治对象共有600人，为此人们提出了两种不同救治方案，分别通过下面通过两种方式描述：

描述一：现在有两种方案，方案a，可以救活600人中的200人；方案b有1/3的可能救活全部600人，2/3的可能一个也救不活。实验结果是：人们不愿意冒风险，更愿意选择方案a。

描述二：现在有两种方案，方案c，会使400人死亡，方案d，有1/3的可能无人死亡，有2/3的可能性600人全部死亡。实验结果是：死亡是一种失去，人们更愿意去冒险选择有概率的事情，因此选择方案d。

事实上，a和c，b和d本质是一样的，不同的描述方法，结果却大相径庭，人们在面对收益和损失时采用的是截然不同的心态。经济学家认为，在可以计算的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对所损失的东西的价值估计要远远高出得到相同东西的价值估计。

为了表彰卡尼曼的工作，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将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他，理由是他“把心理学研究成果与经济学融合到了一起，特别是在有关不确定状态下人们如何做出判断和决策方面的研究”。

随着心理学家的介入，我们对人类理性的认识似乎更加清晰，卡尼曼在芝加哥大学的同事理查德·塞勒曾做过这样一个实验，让人们在以下两种描述中进行选择：

描述一：假设你得了一种病，有1/10000的可能性会猝死，现在有一种药吃了以后可以把死亡的可能性降低为0，你愿意花多少钱买这种药？

描述二：假设你很健康，突然有医药公司想找一些人测试他们的新药，但这种药会有1/10000的可能性突然死亡，那么你会要求医药公司出多少钱来补偿呢？

在这个实验的参与者中，很多人对于描述一会说愿意用几百块钱来买药，以降低万分之一的死亡概率，但另一方面，对于描述二，即便是能获得几十倍的补偿，他们也不愿参加这个增加了万分之一死亡概率的实验。

事实上，人们经济行为中这样的情形更是比比皆是，研究表明，炒股的人其实更多是风险规避型的，他们希望获得收益，但更担心风险。

你很想买票去听一场音乐会，但出门前你发现你丢了一张200元的电话卡，而音乐会门票恰好是200元一张，你是否还会买票去听音乐会？调查显示，大部分的回答者仍选择去听。可是如果情况变一下，出门前，你把你的200元钱买的音乐会门票丢了，你是否还会去再买一张门票呢？结果却是，大部分人都说不去了。

可仔细想一想，上面这两个回答其实是自相矛盾的。不管丢的是电话卡还是音乐会门票，总之是丢失了价值200元的东西，要想听音乐会，都是要再花200元买票。之所以出现两种不同的选择，其原因就是一个关键点——心理账户。

其实，在人们脑海中，电话卡和音乐会门票被归到了不同的账户中，即塞勒所称的“心理账户”。丢失电话卡是不会影响音乐会所在的账户的预算和支出，大部分人仍旧选择去听音乐会。但是丢了的音乐会门票和后来需要再买的门票都被归入了同一个账户，所以看上去就好像要花400元听一场音乐会了。人们当然觉得这样不划算。

选择并非越多越好

人们一直认为，买东西时的选择越多越好，但市场研究者发现，随着选择的增加，消费者从购买中获得的效用其实并没有提高。

恰恰相反，随着选择的增加，人们开始感到难以招架，并且，越来越强烈的感觉自己做出错误决定的风险也越来越大，以至于不愿做出决定。

研究人员在美国斯坦福大学附近的一个超市里进行了有趣的实验：

他们设置了两个销售果酱的摊位，一个出售6种口味的果酱，另一个则有24种口味。结果显示有24种口味的摊位果然吸引了更多顾客，但是最终的销售结果却出乎意料，6种口味的摊位的实际销售量却超过了24种口味的摊位。

心理学家解释说，过多的选择降低了人们购买的满意度，让消费者更加焦虑、更加不能从购买过程中获取快乐。虽然比起毫无选择，我们还是偏爱有所选择，但选择太多，使我们的快乐随着选择数量的增加而迅速减少。营销专家的研究结果表明，每种型号的产品提供3种已完全足够了，而不管卖什么，提供7种以上的选择都会产生适得其反。在过多的选择面前，即使经验丰富的消费者也不得不担心自己会后悔做出的任何一种选择。

从批发火柴开始学习经营的瑞典人英戈瓦·坎普德拉，创建了一个名叫宜家（ikea）的公司，今天这家公司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家具连锁企业。不过最近，在心理学家的帮助下，宜家开始压缩它的商品目录了。

经济学家们还有一些有趣的发现：引入一个看似无关的选项往往能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

研究人员的一个营销实验中，对微波炉进行了如下安排：

第一组可选择的有2款: emerson($109.99), panasonic($179.99).

第二组可选择的有三款：第一组的两款，以及一款高端产品panasonic($199.99).

结果发现，只有两款选择的情形下, 43%的消费者选择购买panasonic($179.99); 而在有三款选择的情形下, 60%的消费者选择购买panasonic($179.99)。这说明，增加一个高价产品，其本身销量未必会增加，但它强化了客户对次高价位产品的感知，并影响到原来选择低价产品的客户去购买次高价位的产品。

事实上，商家的确是这么干的，翻阅一下汽车、手机、化妆品的产品目录，商家们其实并非奢望卖出多少“豪华套装”和“顶级配置”，而是以此来提高消费者对相关产品的期望价位。

看上去很美

出生于上海的旅美经济学家奚恺元曾经做过一个著名的冰淇淋实验：现在有两杯哈根达斯冰淇淋，一杯a有7盎司，装在5盎司的杯子里，看上去快要溢出来；另一杯冰淇淋b是8盎司，装在10盎司的杯子里，看上去还没装满，你愿意为哪一杯付更多的钱呢？

如果人们喜欢冰淇淋，那么8盎司明显要多于7盎司；如果人们喜欢杯子，那么10盎司的也要比7盎司的大。可是实验结果表明，人们反而会为少量的冰淇淋付更多的钱。这也契合了卡尼曼等心理学家所描述的：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们在做决策时，并不是考虑一个物品的真实价值，而是用某种比较评价的线索来判断。

在冰淇淋实验中，人们评价的标准往往不是真实的重量，而是根据冰淇淋满不满的程度。实际生活中的例子更是比比皆是，麦当劳的蛋桶冰淇淋，肯德基的薯条，商家总是利用人们的心理制造出“看上去很美”的视觉效果。

同样人们对完整性也是有心理偏好的，家具店正在清仓甩卖，你看到一套餐具，8个菜碟，8个汤碗，8个点心碟，共24件，完好无损，另外一套共有40件餐具，其中24件和前一套完全一样并且完好无损，但另外8个杯子和8个茶托分别有1个杯子和7个茶托已经破损了，你愿意分别为这两套餐具支付多少钱呢？

实验的结果似乎很令人吃惊：第一套33美元，而第二套仅有24美元，虽然第二套餐具比第一套多出了6个好杯子和1个茶托，但人们愿意支付的钱却明显少了。人们很容易发现两套产品哪个是完好无缺的，而对24美元和33美元的差别却放在了第二位。

不只普通人会犯这样的错误，联合国的官员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形。以下其实是真实的试验：

太平洋上的某个小岛遭受了台风袭击，联合国官员依据情况描述来决定到底援助多少钱。

1） 这个小岛上有1000户居民，90%的居民房屋都被台风摧毁了。

2） 这个小岛上有18000户居民，其中10%的居民房屋被摧毁了。

显然，从客观的角度说，第二种情况的损失更大一些，可参加试验的官员普遍认为，在第一种情况下，联合国需要支援1500万美元，而在第二种情况下，联合国需要支援1000万美元。

别作理性的傻瓜

还有一些现象让经济学家们难以解释：为什么人们在买保险时，会买价格较贵的小额保险，而不太愿买价格较便宜的大额保单？在股市上，为什么投资者会对短线的利好消息反应过度，而忽略长期因素？

实际上这些涉及了人们在面临风险时的决策过程。虽然，理性假设告诉我们，人们在面临风险时是追求期望效用极大化的，但事实上人们对预期结果的判断也常常自相矛盾，1953年，法国经济学家莫里斯·阿莱就通过一系列可控试验，提出了著名的阿莱悖论(allais paradox)：

a、b两种彩票分别为：

彩票a：稳赢1万元；

彩票b：中5万元的可能是10%，中1万元的可能是89%，还有1%可能不中奖。

调查发现，大多数人宁愿选择a，因为和b相比，尽管b有10%的可能获5万元，但还有可能一分钱拿不到。如果我们按照期望值计算就发现，彩票a的期望值是1万元，b的期望值是5×10%+1×89%+0×1%=1.39万元，b远大于a，如果由此推出人们是基于风险规避的心理，而选择风险小且期望值也小的彩票的话，那么就与下面的测试出现了矛盾。

换一个方式再测试，

彩票c：中1万元的可能是11%，不中奖的可能是89%；

彩票d：中5万元的可能是10%，不中奖的可能是90%；

调查发现，原先倾向于规避风险的人，这一次却选择了中奖可能较低而期望值很高的彩票d。阿莱悖论说明，实际中人们往往并不是按预期效用大小来对风险行为进行评价的。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人们对损失和获益的敏感程度是不同的，损失的痛苦要远远超过同等获益时的快乐。看看以下两种选择：

描述一：一款一直打折销售的产品出现供不应求，这时经销商决定取消打折，按照原价销售。

描述二：一款一直按原价销售的产品供不应求，这时经销商决定涨价销售。

理性的角度看，如果价格提高的一样的话，取消打折和涨价的效果一样，但大多数被调查的人都认为后者更加不公平，因为涨价意味着损失增加，而取消打折意味着原来的好处减少。人们对盈利和亏损的感受不一样，对损失增加比同额的收益减少带来的感觉更强烈，持续时间更长。而失败使人对失败更长记性, 成功往往使人对成功麻木。

当然，在所有人性障碍中最有威力的是贪心。很多人都知道股市中赚钱的常识，也知道巴菲特那样的挣钱之道，低买高卖，价值投资，长期持有等等，而往往就是贪婪和恐惧让大部分人在股市中赔了钱。

又比如彩票和赌博，每个人都知道整体看上去，一定是输多赢少，从理性的角度分析，应该没有人会去买彩票，彩票业也应该不会存在，但现实却恰恰相反。彩票规则制定者利用巨额奖金刺激人的贪心，这时，理性的分析已经不重要，小概率的暴利刺激就凸显出来。

凯恩斯曾经提出著名的美女投票的例子，“专业投资大约可以比做报纸举办的比赛，这些比赛由读者从100张照片当中选出6张最漂亮的面孔，谁的选择最接近全体投票者的平均偏好，谁就能获奖；那么这场选美比赛的结果将与谁真正漂亮与否无关。”

每个参加者希望挑选的并非他自己认为最漂亮的面孔，而是他认为最能吸引其他参加者注意力的面孔，每个参赛者都是在猜测“大众心理”。现在要选的是预见其他人的意见，人们所要关心的是怎样预测其他人认为谁最漂亮。

股票市场其实和这场虚伪的选美有很多类似的特点。投资关键不在于投资者自己对证券价值的挖掘认识，而是重点关心其他投资者的看法。也就是说，每个投资者都希望赚钱，可是能否赚钱，不完全取决于某个上市公司的赢利情况，更要取决于其他投资者是否看好这只股票。

然而，当我们进一步考虑时，会发现实际的问题更加复杂。因为投票者将全部从相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因此，作为股票投资者必须判断的不仅仅是别人是什么想法，而是判断“其他某个人所判断的除这个人自己之外的其他人的想法是什么”。这句话说起来有些拗口，实际上，在投票时，没有多少人会去考虑这么多的信息，首先无法收集足够多的背景信息，其次对其他人的想法只是一种猜测，并不一定可以推测出其他人的真实想法。

现实中的情况更加令我们失望，研究表明，人们普遍有一种赌博的倾向。人们在不确定情况下做决策，其行为常受到其他投资者的影响，模仿他人决策，或过度依赖舆论，经济学家称之为“羊群效应”，而每次泡沫破裂中，他们也成为最大的牺牲者。

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曾把总是自利的理性人称作“理性的傻瓜”，的确，我们这些“正常”的决策者往往做着 “傻瓜”的决策，而自己还蒙在鼓里。

如果说个体的非理性是我们在选择时做出了错误的决定，那么如果将社会中每个人的非理性叠加起来，结果又将如何？

郁金香狂热（1）

今天，“泡沫”这个词已经再寻常不过了，前缀无非是房地产、股市等等，经济学家们也发明了很多词汇来描述泡沫：彭齐阴谋、羊群效应、郁金香狂热。泡沫实际上就是一种自我加强型的繁荣和崩溃。

似乎每次泡沫的过程都是那么相似：在狂热中上涨，紧接着似乎所有人都疯狂投入其中，直到发现荒谬，于是开始恐慌，最后噩耗此起彼伏……

最早的泡沫诞生在1600年的荷兰，当时的荷兰已经初步具备了金融中心的资质，在这个高度商业化的国家，股票、期货、信贷、期权等各种市场都已经形成，许多国家的贷款交易和股票交易都是以荷兰为中心。

没想到的是能让无数人失去理智的东西就是荷兰盛产的郁金香。十六世纪中期，游经土耳其的旅行家们被这种花的美丽所打动，并把它带回维也纳，然后辗转来到了荷兰。荷兰人创造性地开发出郁金香的很多新品种，那些球茎能够开出世界上独一无二、具有美丽图案的花朵。

荷兰的郁金香种植者们开始急切地巡视自己的花圃，搜寻这样一种“变异”、“整形”过的花朵。如果花朵漂亮，就可以期待愿意出高价的买家。买家用这样的花培育下一代花卉，再以高价出售。逐渐地，这种狂热从小部分人传播扩散到整个荷兰。几乎所有的家庭都建起了自己的花圃，郁金香几乎布满了每一寸可以利用的土地。贵族、市民、农民、工人、海员、马车夫、女仆，甚至清洁工都参与了进来。

我们现在所说的“看涨”和“看跌”期权就是在那时被创造出来并广泛交易，人们发明了类似“球茎期货”的交易方式，投机者并无意要求实际上拥有他们所买进的东西，他们只希望很快地将他的合同以赢利的价格再出售给他后面的接盘者。为了规范这一活动，荷兰颁布了新的法律，设置了郁金香的特别公证人，指定了进行郁金香交易的固定场所。当这种期货交易狂热升级时，其他经济活动放慢了。郁金香的价格令人目眩地向上升，不动产被抵押，用来保证它们的主人可以获得参加投机郁金香价格继续上涨的权利。新的买方力量推动价格更多地上涨。

一个故事可以说明那个时代的氛围和人们的心情。海牙有一个鞋匠，在一小块种植园地上最终培育出了一枝黑色的郁金香，一伙来自海尔勒姆的种植者拜访了他，说服他把花卖给他们。鞋匠以1500弗洛林的价格把宝贝卖给他们，买家中的一个人立即把黑色郁金香摔到地上，又用脚碾踩，直到它变成一摊烂泥。鞋匠惊呆了。买家们却解释说，他们也培育出一枝黑色郁金香，毁掉这枝，他们自己的花就是独一无二的了。

1636年，以往看起来不值钱的郁金香，竟然达到了与一辆马车、几匹马等值的地步，直至1637年，郁金香球茎的总涨幅已高达5900％！不过，价格不可能高到天上，该来的总会来。

多米诺骨牌的倒塌源于一个偶然的事件，有一天，一位外国水手将昂贵的郁金香球茎错当成了类似洋葱的作料就着熏鱼吞了下去，球茎的主人告到法官那里，而到底水手疯了还是荷兰人太不理性，法官一时难以决断。这下可不得了，一个外国人的举动戳穿了皇帝的新衣，人们开始怀疑、恐慌，郁金香随即成了烫手山芋，无人再敢接手。球茎的价格一泻千里，暴跌不止。最终跌到不及顶峰时价格的10％。整个荷兰的经济生活仿佛都崩溃了，债务诉讼数不胜数，法庭已经无力审理。很多大家族衰败，有名的老字号也被迫倒闭。

郁金香狂热（2）

郁金香的狂热灼伤了荷兰人的心灵，之后的几个世纪里再没有类似的事件发生，荷兰的经济也在许多年后才得以恢复，现在，“郁金香狂热”也被当成一个专业术语，成了经济泡沫的代名词。

泡沫就像细菌一样，只要有它存在的土壤，就会蔓延开来。从荷兰的“郁金香泡沫”开始，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泡沫奇迹。日本泡沫经济中，东京皇宫周围4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地产价值就相当于美国加州房地产价值的总和。英国“南海公司”股票泡沫戳破后，泡沫把整个国家推向了毁灭的边缘，愤怒的人们竟然要求立法机关向南海公司的董事们复仇。

在今天的所有的市场中，股市是最盛产泡沫的地方，这里的永恒定律是凯恩斯的“博傻理论”：人们在牛市中之所以奋不顾身愿意花高价购买，是因为他们预期有一个更大的傻瓜，会花更高的价格把股票买走。“博傻理论”所揭示的就是投机行为背后的动机，投机行为的关键是判断“有没有比自己更大的傻瓜”，只要自己不是最大的傻瓜，那么自己就是赢家。假如没有下一个愿意出更高价格的“下家”，那么你自己就成了最大的傻瓜。从有股票市场开始，这种“博傻理论”就一直在延续。

一看到诸如郁金香狂热、泡沫、连环信、彭齐阴谋、恐慌、崩盘和金融危机这样的术语，人们立即就会想起疯狂而无理性的投机活动，这些词语一直被用来形容在特殊的、反复无常的时期金融市场中的非理性。

大家也许不知道，早在1872年，在李鸿章的指引下，清朝就发行了第一张股票，随后社会上立刻掀起抢购风潮。《申报》这样记录了当时的情景：“今华人购股票者，则不问该公司之美恶及可以获利与否，但知有一公司新创则不论如何竞往附股，惟恐失之。”“买卖股份之旺，几乎举国若狂”，看看，是不是和今天牛市中的人们一样呢。

价格的猛涨必然带来泡沫，中法战争成为压垮股市的最后一根稻草。许多新创办的公司股票一文不值，成为一张废纸。几乎所有钱庄都破产了。《北华捷报》这样记载了泡沫破裂后的场景：“上海黄浦江沿岸空的、无用的、被废弃的建筑物，和到处星散的夭折企业的界石……它们是工厂无声的幽灵”。

别以为泡沫总是过去的故事，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

2006年，我们接连创造了“兰花泡沫”、“红木泡沫”、“普洱泡沫”等等。“不为穷困而改节”的兰花2006年一年之内就涨了数十倍，单株兰花的最高价曾达到2000万元，不过随着媒体的披露，泡沫瞬间破灭，云南大理的兰花更是跌到鼎盛时期的1/10。由于野生资源的减少和人为炒作，2004年开始，海南黄花梨、小叶紫檀的家具，价格都是成倍地往上翻，上涨10倍以上的家具比比皆是，家具的投资转而引发红木投资，不过到了2007年下半年，随着泡沫的戳穿，许多红木家具的“身价”都被“腰斩”……

与泡沫相比，人们似乎对“庞奇阴谋”更耿耿于怀。

庞奇阴谋

20世纪20年代，有一位叫做查尔斯·庞奇（charles ponzi）的美国人，借助佛罗里达的开发热潮，大肆向人们宣扬：“只要投资购房款的10%，剩余的建筑费用可以用银行贷款，购房者不用担心，几周的时间就可以获得2倍以上的收益”。不过事实上庞奇的做法并非如此，他把从b处获得的投资金额支付给a，然后把从c处获得的投资金额付给b，诱惑了更多的人上当。这种十个锅九个盖的看来及其简单的伎俩为他带来了丰厚的回报。被利益冲昏头脑的人趋之若鹜，三年过去了，庞奇承诺的高楼大厦仍是一座空中楼阁，人们这才开始认识到庞奇的真实面目。最终当庞奇把非法积累的10亿美元挥霍得只剩1400万美元时，这个可恶的骗子被送进了监狱。不过，他的名字还是被人们记住了，因为后来的经济学家把类似的现象称为“庞奇骗局”。

中国也部缺乏“庞奇阴谋”这样老套的故事。陈相贵的“万里大造林、利国又利民”的口号蛊惑大众。“今天投入2.66万元，8年后回报18万元”这样的广告使大众失去理智，狂热的人们竟然自己为明显不合逻辑的泡沫寻找着各种“合理”的依据。陈相贵用传销方式发展起了销售团队，通过培训洗脑不断发展业务人员认购。当阴谋被戳穿的时候，陈相贵已经非法吸纳了13亿元。

行为经济学家解释了人们之所以总是落入“泡沫陷阱”和“庞奇骗局”的原因，追溯到源头是来自源于动物的条件反射和人类的贪性，猩猩按一下五角星按钮，啪的一下递过来一杯柠檬水，再按一下五角星按钮，又一杯柠檬水，于是猩猩建立了这样的预期，只要他渴了他就会按这个按钮，我们人类也是如此，在股市中每当人们有投资回报这样的经历时，我们总会在脑海里建立这样的条件反射，人们总是把获得较高回报的行为夸张地保留了下来，而把不能带来回报的行为渐渐淡忘。

在人类的贪性的作用下，泡沫便建立了，那些正向的条件反射不断的刺激着人们去进行更疯狂的冒险，而在“博傻心理”支配下，股票、房地产这些资产价格越高越买，越买越高，从而导致整个市场的超常规膨胀，加剧了泡沫的形成。

而“庞奇骗局”的创造更多源于人类固有的贪性，虽然这样的把戏并不高明，但似乎总是屡试不爽，就如同罗素曾经讲过的火鸡的故事：

在火鸡饲养场里，有一只火鸡发现，第一天上午9点钟主人给它喂食，而此后每天主人都会在上午9点给它喂食，无论雨天晴天，无论星期三或星期四。长此以往，每天上午九点，火鸡都会把长长的脖子伸起来等待主人的食物，可是在圣诞节前的一天，火鸡虽然伸长了脖子却没有食物，而是被主人抓住脖子宰掉了。

理性的经济学

早期的经济学们最初受到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基于功利主义效用论而建立了“理性假设”，在主流经济学的大厦中，“理性假设”似乎是最不可动摇的那块基石。可现在，以卡尼曼、史密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向这一传统假设发起了挑战。他们通过一系列的心理学试验，用不同的方法去验证人们是如何理解和误判风险的结果，试图推翻有关“经济人”的假设，塞勒、拉宾、奚恺元等经济学家在这方面也做出了大量的努力。

人们把他们的研究称为行为经济学，这是一块令人向往的领地，它正试图颠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正统地位。与正统的经济学基本假设相反，行为经济学认为，人们的行为并不总是理性的，人们可能会规避微不足道的风险，但有时也会进行一些接近疯狂的赌博。“视觉误区”、“额外选择”告诉我们，人们在判断效用最大化的时候常常被我们的主观意识所影响；“前景理论”、“心理账户”其实说明我们在判断得到和失去的时候运用了不同的标准；“人性的障碍”则深刻的揭示了我们思维中的“贪性”。尽管这些都是通过试验证明的，但足以使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我们自己。

那么是不是“理性人”假设注定要被推翻？

现在还不至于。尽管人们有时会犯一些错误，无法按理性行事，但这些错误还不足以推翻主流经济学。正如米尔顿·弗里德曼几十年前所指出的，只要假定人们的行为多多少少是理性的就足够了，并且人们所犯的错误可以通过经验的增加而弥补。尽管目前，行为经济学还扮演着正统经济学的“批评者”角色，他们正在努力推出一套建设性的、经得起实证检验的、系统完整的理论架构，有朝一日，他们有可能转变角色，成为经济学的“主力军”。

第三章 商家的鬼把戏

“只要涉及企业管理，我就相信偏执万岁。企业繁荣之中孕育着毁灭自身的种子，你越是成功，垂涎三尺的人就越多，他们一块块地窃取你的生意，直至最后一无所有。作为一名管理者，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常常提防他人的袭击，并把这种防范意识传播给手下的工作人员。”

——安迪·格鲁夫

（消费者的经济学）

本章导读：

19世纪法国火车的普通车厢里为什么没有桌子？英特尔的cpu和ibm的打印机的某款低档产品为什么会比高档产品还多了芯片？除了打折券之外，企业真的发过涨价券，你相信吗？

100多年前新古典经济开创者马歇尔建立了需求弹性、消费者剩余这些微观经济学的核心概念，这些成为今天的商人们“欺负”消费者的手段，本章将为你揭秘商家的鬼把戏。

“只要这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那么，经济学就不会是无益的。”

——《悲惨世界》卷首语

从一张打折券开始

办公室的报纸里夹带的优惠券，每每被同事小心翼翼地剪下。

我们就从这小小的优惠券开始吧。你是否留意，几乎所有的优惠券都是减价的优惠券，你会说，只有傻子才会搞涨价券。但别笑，后面你会发现真的有过涨价券，我们也的确被当过傻子。

对于我这样不富裕的人，对待货币的态度比较谨慎，虽然不是“一分钱当两分钱花”，但能省的地方还是要省的。经济学家用“需求弹性”这个词把我这样的和那些大手大脚的人区分了开来，我是需求弹性大的消费者，价格降了，我就会考虑买，或者多买点儿，我愿意打印出来肯德基的优惠券拿着去吃一顿早餐，而比较有钱的顾客往往就不愿费力到处找优惠券了，想吃就直接去吃好了，经济学家因此称他们需求弹性相对较小。

“需求弹性”是经济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最早是由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马歇尔提出的。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可以说是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奠基人，是剑桥学派和新古典学派的创始人。

马歇尔将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名字改为“经济学”，使它从仅仅是人文科学和历史学科的一门必修课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昭示着经济学已经成为了像物理学、数学或其他精确的知识体系一样的正式科学，并且，剑桥大学在他的影响下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经济学系。

按照马歇尔的解释，当价格下跌或上升时，商品需求数量会相应地增加或减少，需求变化程度比价格变动小，就是需求弹性小；反之则需求弹性大，如两者相等，则需求弹性均匀。换句话说，所谓需求弹性，就是指需求与价格之间相互依赖的程度大小。需求弹性的大小取决于价格变化时需求量随之变化的程度。

经济学家总结出这样的简单规律：当供给不变，价格就取决于需求，取决于购买者的购买欲望和购买能力。当供给增加的时候，价格就会下降，而供给减少时价格就会上升。

关于弹性，马歇尔还讲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一辆汽车中第四个轮胎要比前三个的效用大得多。

当然，供给与需求的关系还可以延伸到生活中有意思的话题，比如，禁毒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与毒品相关的犯罪？在一般人看来，禁毒会减少毒品的供给，进一步会降低毒品的需求，自然会减少与毒品相关的犯罪。然而经济学家却给出了不同的回答，首先，吸毒的人很难克制自身的赌瘾，因此他们对毒品的需求是缺乏弹性的，而毒品买卖则是与国家禁毒力度密切相关，因此供给弹性较大。而在需求不变，减少供给的情况下只会不断提高商品的价格，因而毒品会越来越贵，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下，还是会有人铤而走险。因此单纯禁止毒品无法真正起到禁毒的作用，真正有效的方法是降低需求，也就是进行反毒品教育和戒毒。

需求弹性是经济学中使用极广的概念，今天的商人们更是运用得炉火纯青，而价格歧视就是最著名的应用。

商家的鬼把戏

富有弹性的物品降价能带来需求量的增加很多，从而尽管单价下降，但商家的总收益还是增加了。为了尽可能争取客户，商人们根据顾客的需求弹性不同分别进行定价，这种做法叫做“价格歧视”。简单的说。成本相同的商品以不同价格出售，就被称作价格歧视，这是经济学上的一个热门话题。

“打折券”是最典型的一种价格歧视，富人的需求弹性小，而穷人的需求弹性大，商家打折也总是设置各种名目，富人不在乎，想买就买，穷人可以通过多“算计”一下，也能买到。在国外，打折商品售完时，商店就会发给顾客所谓的“雨票”（rain check），领到雨票的人可以在日后有货的时候再来买。“雨票”的典故据说来自于露天举行的棒球比赛，当比赛那天突然下雨的时候，观众可领取“雨票”，这样就能使观众在球赛改期时再入场。

那么，是不是所有的产品都适合用打折券促销呢？当然不是的，越是奢侈品、替代品越多、在家庭支出所占比例大的物品，需求弹性越大，相反，像大米、油、盐这样的生活必需品，替代产品少，在家庭支出所占比例小，就需求缺乏弹性。

当然，使用打折券看似免费，但事实上也花费不少时间和精力。仔细看看，几乎每张优惠券都有复杂的使用说明，分别限定了时间、地点、次数和使用要求等等，并且大多数的优惠券不能一次性购买大批量商品。人们必须在时间和货币之间进行选择，富人认为时间更有价值而不愿费力索取优惠券，而钱少的人使用打折券实际上是用时间换取了财富。

打折券只是商家的手段之一，目的就是为了让更多的穷人消费，相对而言就伤害了富人的利益，为此富人就必须得到补偿，补偿的结果就是让穷人们得到相对较差的产品，这一招虽不高明，但在商业社会中却屡试不爽。

在超市中，经常能看到所谓的超值系列产品，无论是酸奶还是面包，其外观设计都非常粗糙。厂家印刷更吸引人的包装本不是什么难事，并且似乎也不需要多花多少钱，但之所以这样设计，部分原因就是为了让愿意多付钱的客户望而却步，阻止他们去买便宜的产品。

19世纪法国火车的普通车厢里没有桌子，虽然不合理，但事实就是如此，原因只有一个：如果普通车厢里舒服，那么头等车厢的顾客就会选择购买便宜的车票。

更令人吃惊的例子来自于it业。ibm公司曾经推出过低档激光打印机“laserwriter e”系列和高档打印机“laserwriter”，这两个系列的打印机几乎完全相同，唯一不同之处在于——便宜产品里加入了一块芯片，使它的速度慢下来。这听上去似乎有些离谱，可事实的确是这样。intel也曾玩过同样的把戏，以不同价格销售的两款非常相似的芯片，但实际上低性能的芯片真实生产成本更高，原因是需要将高级芯片进行加工额外，并将一些功能废掉。

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所谓专业版、企业版、豪华版、家庭版软件都是在这样的思路下生产出来的。

有时候，商家“欺负”消费者的行为则相当隐蔽，比如他们会把一些看起来很便宜的东西卖得贵得离谱。在很多酒吧里，清水会卖到接近饮料的价格，可咸花生却是免费的，这是为什么呢？并不是酒吧里节约用水，也不是花生推销不出去，商家有他的鬼把戏。人们吃多了咸花生，自然想要杯啤酒或者可乐，因此增加消费就在所难免；然而，如果喝了许多免费的清水，就不太会需要价格昂贵的饮料了。在这里酒和水是不容的，花生和酒却是互补的，所以即使水很便宜，酒吧也要给它定个高价钱。

凡·高的《向日葵》

凡·高，后期印象画派代表人物，在完成了他举世瞩目的七幅向日葵后，他选择了自杀，年仅三十七岁。作为一位艺术家，凡·高直到死前不久才以其震撼人心而富于想象力的绘画赢得评论界的赞扬。这幅《向日葵》现藏于伦敦国家画廊，在伦敦拍卖会上，凡·高的另一幅《向日葵》以3990万美元的天价被人买走。这里我无意讲述艺术的鉴赏，也无意讨艺术品的投资和回报，仅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画家的死与作品升值的关系。

画家死后，对其艺术品的升值空间是一种猜测，但作为一种商品，其作品的供给就一定了，需求的增加必然会导致价格的上升，因此只要画家的画被评论家、媒体炒热，那么升值就是唯一的结果。事实上，凡·高后来的《加歇医生像》竟以8250万美元的天价成交，创了当时艺术品拍卖的最高纪录。

惟一的物品比稀缺品更珍贵。据说世间有两张清朝大龙邮票，各值十万，善贾者必然撕毁一张，另一张就不止是两枚之和的二十万，可能是三十万，四十万。虽然这种毁灭文明的方式所追求的稀缺并不被称道，但市场上所谓的“限量版”、“珍藏版”等邮票、纪念卡都反映了人为创造的稀缺性。

商家们同样利用需求的变化对人们进行“敲诈”。苹果公司的黑色ipod是一款几乎完美的产品，无论从品质到外观都可以获得无数人的追捧。人们对黑色机型的需求，远远超出了公司的预计，尽管白色款式有现货，可很多人宁愿加钱也要预定黑色机型。于是苹果公司在2006年推出笔记本电脑时。黑色机型的价格明显高于白色，这样的定价策略的确为苹果公司带来了不少的超级利润。

当然，价格歧视也有它的副作用。

价格差异显著的例子来自于药品领域，一款治疗帕金森综合症的药品，在意大利每片价格为0.5美元，在德国则为2.5美元。过大的价格差异必然会带来销售渠道的混乱，甚至形成灰色市场（所谓的水货市场），通常我们在手机和笔记本市场里能够发现各种各样的“水货”产品。

亚马逊的涨价券

商家不仅仅向穷人发过减价券，也的确向富人们发过涨价券，这看似不可思议的事的确发生过。

1994年，当时在华尔街管理着一家对冲基金的杰夫·贝佐斯在西雅图创建了亚马逊网上书店，到2000年，亚马逊已经成为互联网上最大的图书、唱片和影视碟片的零售商。 但亚马逊竟然开始在他们的注册用户身上打起了主意，因为对亚马逊而言，关键是如何挖掘它拥有的2300万注册用户的更多的财富，于是，2000年9月中旬亚马逊开始了著名的差别定价实验。

具体操作是通过“cookie”文件完成的，每位客户的购买记录都被追踪分析，以此来调整对不同的人的不同的价格。这样做的结果竟然让两位读者买同样的书，价格却不相同，依据就是他们之前的购买倾向。

比如，某一张碟片对新客户索取较低的价格，而对老客户索取较高的价格，这样亚马逊很快提高了毛利率。

然而，好景不长，这样的“涨价券”发出去还不到一个月，就有细心的消费者发现了这个秘密，他们在名为dvdtalk的音乐爱好者社区交流购买价格，结果很快，成百上千的dvd消费者知道了此事，那些付出高价的顾客当然怨声载道，纷纷在网上以激烈的言辞对亚马逊的做法进行口诛笔伐，有人甚至公开表示以后绝不会在亚马逊购买任何东西。

更糟糕是，亚马逊刚公布它对消费者在网站上的购物习惯和行为进行了跟踪和记录，火上浇油，消费者和媒体开始怀疑亚马逊是否侵犯了客户的隐私信息。

亚马逊颜面尽失，为挽回不利影响，首席执行官贝佐斯只好亲自出马做危机公关，指出亚马逊的价格调整是随机进行的，与消费者是谁没有关系，并且保证以后不会有类似事件发生。

奇特的拍卖会

这里我们简单回顾一下，穷人们使用打折券，无论是剪下消费券还是忍受经济舱，都是为了享受更低的价格，这说明他们所愿意支付的价格和市场的价格是有差异的，经济学家把这种差异称为消费者剩余，这同样是经济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

让我们来荷兰的阿斯米尔看看，这里曾经举办过奇特的郁金香鳞茎拍卖会。在传统的拍卖会上，拍卖人会从低的价格开始叫价，竟拍人总是迫不及待的竞价——价格会不断上涨，直到最后一个人出价别人不再竞价为止， 但在荷兰阿斯米尔的拍卖却很奇特，拍卖的整个程序反了过来。最初的价格，被标在宛如大钟的表盘上，盘面上的数字代表价格，首先制定一个较高的起拍价，然后价格指针有规律地向较低的方向移动，直到有一个购买者按下按钮，停止大钟的转动，他也同时竞投到了这件商品。

在这样的拍卖会上，每个竞拍者都要做出同样的分析：出手太早，你会觉得有些不值，但要继续等待，就有可能被别人抢走。

荷兰人凭着直觉搞出来的设计，在经济学家眼中却是天才的想法，其中反映的经济学原理正是我们刚才说的消费者剩余。

2004年，当google宣布将采用荷兰拍卖方式发行ipo时，震惊了华尔街。在传统的ipo方式下，ipo价格是由银行机构根据用户需求自行确定的，但是google试图改变这一做法。他们让投资者在ipo指定的银行中开设账户，提交购买订单，标明以何种价格购买多少股股票，随后google根据拍卖情况确定一个“清算价格”，出价等于或高于这一价格的投资者都有机会购买该公司股票。

最初，市场人士担心上市价格过高，然而，上市交易的当天该公司股价就上涨了18%。在接下来的3个月中，股票一度飙升并超过了200美元每股，而那些毫不犹豫成功竞拍下google股票的投资者则及时地抓住机会大赚了一笔。

童话般的定价系统

事实上，商人是聪明的，因为他们懂得富人和穷人的消费者剩余是不同的，他们希望所有的价格都是为每位顾客量身定做，以保证“对于能够承受高价位的消费者收取最高的价格，而对只能承受低价位的消费者实行最适合售价”。

电信运营商们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他们提供了各种的定价方案，可以让每个消费者根据自己的消费者剩余选取合适的优惠套餐，你选择的价位越高，表面上你得到的优惠越多，其实商家所获得的消费者剩余也越多。

还有比电信运营商们更聪明的做法，电力企业的管理者则更加具有想象力，他们企图建立一个根据需求的变化而随时变化的定价系统。有效地用电价对消费者用电的积极性进行激励，在电力充足的时候鼓励人们用电，而在高峰期降低人们的消费。

1999年，电力美国的佐治亚电力公司真的实现了这个童话般的定价系统。他们为每个用户安装一种特殊的电表，并给用户分配了基准用电量，采用实时计价的方法，使得每时每刻电价都不同。实时的电价取决于电力生产企业的信号，当电力的需求迫近装机容量时，企业就会提高电价来刺激用户减少用电，并且在电力供应不足的时候对超出基准部分收取较高的电价。这套系统成功地将电力需求减少了750兆瓦，某些大型用户更是削减了60%的用电量，事实上，现在美国大约有1600万用户都在使用这种计价方式。

凡勃伦效应

2007年7月26日，产自日本新泻县的“越光”和宫城县的“一见钟情”两个品牌的一级大米在北京太平洋百货开卖。两种大米均为两公斤包装，售价分别高达198元和188元。然而比国内普通大米价格高出20倍的日本大米依然得到了消费者的热烈追捧，专门冲着大米来的顾客也大有人在，不到20天，12吨“天价大米”竟然在北京销售一空。

好像和我们的常识相反了：商品价格定得越高越畅销。而在经济学家看来，这种现象被称为：凡勃伦效应，这是一种奇特的经济现象，一些商品价格定得越高，就越能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凡勃伦效应反映了人们进行挥霍性消费的心理愿望，它表明消费者购买这类商品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得直接的物质满足和享受，更大程度上是为了获得心理上的满足。消费行为在本质上是受他人引导的活动，消费背后的潜在动机是模仿和争胜，处在较低阶层的人模仿高阶层的人的消费样式。

托斯丹·邦德·凡勃伦就如同天外来客，对我们这种看似理性的消费进行了无情的嘲讽。他指出，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的消费是模仿他人，这样我们就不会因为与他人的巨大差异而感到窘迫，规模巨大的广告产业改变了我们的消费习惯，我们常常模仿名人的消费，如果国王吃白面包，能够支付得起的人也吃白面包，即使白面包营养很低。

尽管随着《有闲阶级论》的出版，凡勃伦声名鹊起，但这位怪诞的经济学家总是行为诡异，他的衣服就好像是别人丢弃的一样，总是很宽大陈旧，这位不修边幅的经济学家好像从不洗澡，浑身臭气，烟不离口，肮脏邋遢，而且非常喜欢用别针，手表总是用别针别在背心上。不过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他使用的这种衣领别针却成了休闲阶层的时尚装束，人们纷纷佩戴用14k黄金打造的别针，似乎以这种具有讽刺意味的方式纪念这位伟大的经济学家。

聪明的经济学

在经济学的历史上，古典的经济学始终围绕着价值展开研究，而现代的经济学则是以价格为核心，这个巨大的转变是从马歇尔开始的，究竟什么决定了价格？古典经济学认为是“生产成本”，而早期的边际主义者认为是“需求”，马歇尔综合了斯密、李嘉图的古典经济学和杰文斯的边际效用学派理论，建立了新古典经济学，他创建的数学化分析方法为今天的微观经济学奠定了基础。

不过有趣的是，他的研究成果已经成为今天商家“欺负”消费者的各种工具。琼·罗宾逊夫人是第一个提出“价格歧视”的经济学家，她还曾经有过这样精彩的评论：“学习经济学的目的不是找到一大堆答案来回答经济问题，而是要学会不被经济学家欺骗。”

在经济学家的眼中，我们的世界就如同一部基于假象和谎言的连续剧，不同的主人公为了他们的使命而演绎了虚幻的剧本，“打折券”、“免费”、“赠品”无非是华丽而诱人的道具，而我们最好的做法就是认清其假象并投入的演出，在他们的假象被公众认识之前退出虚幻的游戏。

第四章 破解神秘的定价之谜

（生产者的经济学）

本章导读：

乔布斯曾被自己一手创办的苹果公司解雇，虽然又被请了回来，但还是让我们觉得有些荒唐。企业究竟该生产多少产品，依据成本企业又该如何给产品定价？

成本是经济学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它深刻的影响着企业经营者的决策。本章将在成本的指引下，为你破解神秘的定价之谜。

我从未将某种成本看作是不能降低的。

——亨利·福特

麦当劳选址的学问

1974年，麦当劳的创始人雷·克罗克应邀为得克萨斯州立大学的mba做演讲，在一场激动人心的演讲之后，雷问大家，“谁能告诉我，我是做什么的？”大多数人都笑了，一个学生大胆地说：“谁都知道，你是做汉堡包的”。雷哈哈大笑：“我料到你会这么说。女士们，先生们，其实我不是做汉堡包的，我是做房地产的。”

雷·克罗克说的一点没错，正如我们看到的，在几乎所有人流密集的商场都有麦当劳，每个分店的位置是他们成功的关键。但如果各个商家都抢那些最繁华热闹的地段的话，那么好地方就只有出价最高的人能拿到，这是因为资源的稀缺性。

因此，我们谈到店面的租金，我们会听到这样的描述：汉堡包卖得贵，是因为麦当劳要支付高额的房租。实际上，对于麦当劳来讲，他最愿意把每个汉堡卖出最高的价格，只要顾客愿意出钱。阻止麦当劳涨价更主要的原因是肯德基、披萨饼的竞争，因为如果麦当劳的汉堡价格太贵了，人们会把目光转向肯德基或者其他的对手。当然租金是影响汉堡成本的重要因素，租金越高，那么平均在每个汉堡中的成本也越高，但这并不是影响汉堡价格最主要的因素。

最早提出并研究这个问题的是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他提出了著名的级差地租理论。虽然那时还没有麦当劳和肯德基，李嘉图以小麦和地租为例为我们讲述了同样的道理，在他看来，小麦的价格之所以高，原因并不在于支付了地租，但是，地租之所以被支付，原因却在于小麦的价格高昂。土地作为一种资源，它的供给总是不足的，无论通过竞争而导致土地价格有多高，能用来种植小麦的土地是保持不变的，因此，土地的价值就完全由它的产品的价值所引致的，而不是相反的顺序。

同样，在麦当劳的例子中，街角最好的位置为麦当劳的客户们提供了最便利的选择，人们少走了几步路就能够得到美味的汉堡和可乐，为这种便利条件而支付的意愿决定了麦当劳租金的高低。

经济学家告诉我们，很多我们看来正确的因果关系往往是不正确的，人们经常会被自己的感觉所蒙蔽。据说有一位俄国沙皇听说那些疾病肆虐最为严重的省份往往是那些医生最多的地方，于是他立即下令处死该地区所有的医生。

工资等高线

辛迪·克劳馥，这个16岁还在路边卖玉米的小姑娘，经过自己的努力成为年收入650万美元的超级名模，《财富》杂志将她评选为上世纪收入最高的模特，但奇怪的是，对于同样的超级名模，如果是男的，不仅知名度低，而且收入也无法与女模特相比，这是为什么呢？

经济学家研究发现，就如同小麦和地租的关系一样，模特们的收入与时装的销售额密切相关。在全球任何一个地方，女人花在衣服上的钱远远高于男人，这也为女装公司带来了高额的利润，为了扩大他们的品牌，女装公司自然愿意向模特支付更高的工资。但是，男人们在选择服装时往往很少关注模特们的广告，因此男模特的收入就会低很多。

劳动，这的确是一种极为特殊的商品，因为人是有头脑、感觉和意识的动物，很多因素都能提高劳动的绩效。研究发现，如果公司将员工的工资设定到较高的水平，可以为公司带来了许多潜在的好处。

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指出，“工资等高线”能够影响劳动强度，如果人们认为他们得到了公平对待，他们不仅会有工作满足感，并且能够更卖力地为雇主工作。相反，当等高线被破坏的时候，员工们就会感觉到不公平，出现离职和消极怠工的情况，低工资绝不等同于廉价劳动力。

可怕的资本

按照经济学家的说法，资本也是一种可再生产的资源，其数量可以通过生产活动而改变；资本是一种可获得收益的要素，因为只要你愿意等待，资本就会带给你相应的回报。

资本大体可以分为两种，实物资本和金融资本。实物资本是指有形的实物，比如厂房、机器、农民以及原始人用的石头、斧子等等，实物资本一旦生产出来，用途往往会限制在一个很窄的范围，比如汽车厂不能用来炼钢，钢厂也不可能生产粮食。

金融资本由银行资本和企业资本相互渗透、溶为一体而形成的资本形式，通常以股票、债券、期货合同这样的证券形式体现。金融资本的演化不仅由工业企业所推动，更加被寻求利润的金融企业所推动。哪里有利润，资本就流向哪里。资本没有脚，却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动物。凡勃伦曾经冷峻的指出：“资本是资本化的假设获取收入的能力，资本数量的市场波动代表了投资者的信心变化。”

资本有时残酷跋扈，有时却温情脉脉。

企业家们为了企业的发展，不得不向资本俯首称臣，这时资本就是残酷跋扈的；但同时，追求利润的资本又时时向企业家“献媚”，因为企业家能满足资本追求高额利润的天性。

1976年，史蒂夫·乔布斯与他的合伙人创建了苹果公司，随着这个在车库里创建的公司不断壮大，乔布斯也被美国前总统里根誉为“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然而风云突变，1985年，在刚过完30岁生日不久，这个“英雄”却被董事会无情地驱逐出了“苹果”。

乔布斯离开苹果后也没有闲着，又创立了两家软件企业，其中一家后来还被“苹果”收购。1997年，沦为困兽的苹果电脑只能再次请乔布斯出山，资本力量流露出了它的媚相。苹果公司前ceo吉尔·阿梅利奥在迎接乔布斯的欢迎词中说：“我们以最隆重的仪式欢迎我们最伟大的天才归来，我们相信，他会让世人相信苹果电脑是信息业中永远的创新者。”果然，乔短短数年就又让“苹果”重现了生机，ipod、itunes、iphone这些引领时尚的新品一次又一次征服了世界，公司股价也从乔布斯荣归时的13美元一度飙升至135美元。

土地、劳动和资本

在今天的市场上，人们已经创造了五十亿种以上的商品，但无论是什么商品，在他们的生产中，土地、劳动、资本都是最基本的三个要素。

第一个声明生产要素的经济学家是让·巴蒂斯特·萨伊(say，jean baptiste)，他是19世纪初期法国古典经济学的主要代表者，而他的一生都捍卫他对自由经济的追求，他使斯密的经济学说通俗化和系统化。年轻的萨伊曾经得到拿破仑的欣赏而进入法国财政委员会工作，但就在他的名著《政治经济学概论》出版前，拿破仑要求他修改关于关税政策的某些章节，捍卫自由经济的萨伊拒绝了拿破仑的要求，于是，在《政治经济学概论》出版的同时，萨伊被解职了。紧接着，拿破仑查封了萨伊的一切著作，禁止萨伊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但倔强的萨伊并未屈服，他继续回到商界，辗转欧洲大陆传播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

在萨伊看来，劳动、资本、上地是一切社会生产所不可缺少的三个要素，他认为生产活动创造的不是物质，而是效用，无论是电视、飞机还是茶杯、饮料，都可以认为创造了满足我们需要的效用，而效用是评价产品价值的基础。效用决定了商品的价值，而价值决定了商品的成本，这些今天看来再普通不过的思想两百多年前却是人们争论的焦点。

萨伊的理论使我们对生产有了最初始的认识，所有的企业家也都明白，土地、劳动、资本这些生产要素都是有成本的，地租是土地使用的费用，工资是劳动的费用，利润是资本的费用，企业家的工作就是将这些要素完美地组合起来。

不过经济学们指出，生产要素的价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圆珠笔是由米尔顿·雷诺在二战后发明的，当时每支笔能卖到18美元，但很快随着技术的改进和生产水平的提高，圆珠笔的价格直线下降，今天每支圆珠笔的价格不到1美元。显然，生产规模扩大以后，每件产品的成本将会下降，经济学家称之为规模经济效益。

亨利·福特无疑是位伟大的人，因为他的努力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这个从乡村中走出的少年立志要为美国人生产便宜的汽车。然而在福特所处的时代，尽管人们已经发明了汽车，但是传统的手工生产方式还是让汽车只能是富人的玩具，福特并没有灰心，在他看来，尽管人们知道成本计算公式，但是如何节约成本却是经济学家无法预计的。1931，福特公司开发出了世界上第一条流水线，它的意义是为大规模的生产提供了基础，几乎为所有的制造企业提供了楷模。福特曾经说过，“我从未将某种成本看作是不能降低的”。

把价格定在边际上

只要出售商品的价格高于生产的成本，那么企业就应该尽可能多的生产和销售，因为这样能增加企业的利润，但是不是企业按这个思路一直努力下去就行了呢？

事实上，这个话题是微观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的题目，所有希望投身企业的朋友都应该重点关注。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企业的规模究竟应该多大，是规模越大越好吗？

经济学家给出的结论可能令你吃惊，企业的最大规模应该是利润为零。

足够挑战的吧？为了解开这个谜题，首先我们要明白企业边际成本的概念。

理论上来讲，边际成本表示当产量增加1个单位时，总成本增加的多少。比方说，生产100个球拍，成本为5,000元，每个球拍成本为 50元。生产101个球拍，总成本是5,040元，则所增加一个产品的成本为 40元，即边际成本为40元。

那么，边际成本是怎样变化的呢？经济学家们解释说，当实际产量未达到一定限度时，边际成本随产量的扩大而递减；当产量超过一定限度时，边际成本随产量的扩大而递增。

再说一个形象的例子，比如小公共按5元的票价来收钱，就要发车时，跑来的人悄悄问司机3块走不走，司机一般情况都会招手让他上来，为什么，难道司机的5块的票价是不按成本算出来的么？其实这一瞬间司机的决策，已经涉及到边际的概念了。多一个乘客，司乘人员的开销和过路费都不会增加，汽油费和车辆磨损费用也不会增加多少，因此，这位多出来的乘客的边际成本很低，几乎可以忽略，那么多挣3块钱谁不干呢？但是，如果还一个劲儿的增加乘客的话，成本的大小可就不好说了，比如，要考虑雇一个售票员了，要考虑提前保养汽车或者更换轮胎，甚至考虑换一部大一点的车来拉了，这时候，实际上是有一个产能的临界点。

边际成本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企业判断产能是否合理的标志。当增加一个单位产量所增加的收入高于边际成本时，生产就是合算的；反之，生产就是不合算的。

而利润为零，就是说此时的边际收入=边际成本，经济学家也称这是企业的盈亏平衡点。这里有一点要着重强调的是，我们所说的利润为零，是指超额利润，但企业会有正的会计利润，即由土地、资本、劳动带来的利润并不为零。

对于超额利润为零，我们还能够这样理解，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上，只要企业的利润为正值，那么就会有其他企业愿意进入这个行业，分享一部分利润，随着企业数量的增加，产品数量迅速增加，进一步加剧价格下降，最终在利润为零的情况下，供给和需求达成均衡，超额利润也就消失了。

事实上，在“边际三杰”之前，人们经营决策赖以使用的是平均成本，也就是每个球拍50元的成本，现在人们有了更好的工具，边际成本。经济学家们这么解释两者的差别：平均成本重在总结过去，能让我们清晰地了解过去，而边际成本重在预测将来，为我们做决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破解神秘的定价之谜

除了边际分析之外，产品定价还有两个因素：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其中，固定成本代表无论是否生产都必须支付的开支；而可变成本是随着产出水平的变化而变化的开支，总成本=固定成本+可变成本。

其实有一种常见的定价方法，两部收费法。专业的说法是，将商品的价格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反映基础设施投入的固定成本以及其他流量不敏感部分的成本，另一部分反映单位成本，就是每提供一个产品或服务的边际费用。比如，电信公司会分别向电话用户收取月租费和通话费，月租费反映固定成本，而通话费是通过计时收费来弥补运营的可变成本。在美国，天然气用户需要缴纳容量预留费和使用费，其中容量预留费是用户对运输管道的占用费，主要用来回收管道的固定成本，而使用费主要用来回收可变成本。

接下来的问题是，厂商如何决定进入费和使用费？是应该把进入费定得较高，还是应该把使用费定得较高？

事实上，这又是个很复杂的问题，让我们来看看出租车的定价模式。大家知道，北京的出租车有起步费，10元，相当于进入费；之后按2元每公里收费，相当于使用费。专家们的做法是，在测算出租车运营成本的基础上，对乘客的心理预期进行了估计，并根据他们的出行习惯和消费能力确定出租车起步价格。为了使得“吝啬”的乘客们也愿意选择出租车，出租车公司专门针对他们的消费者剩余制定了起步价。进一步，专家们又制订了2元每公里的使用费标准。

事实上，两部定价法可以让我们发现很多有趣的故事，比如相机和胶卷、汽车和配件、剃须刀与刀片，这些都能够看作是这种收费策略的翻版，商家在这里的策略也不尽相同，既可以把“门票”定得较高，使用费定得较低；也可把“门票”定得较低，使用费定得较高。

对于到公司，如何定价可关系重大。如果可口可乐公司每提高1%的价格，那么将能够增加净收入6.4%；如果是富士通，净收入增加16.7%；雀巢公司为17.5%；福特为26%。事实上，我们熟知的每家大公司都投入了巨大的人力来研究企业的定价策略。

经济学家和市场营销专家告诉我们，在市场中，商品的价格往往是很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至少包括：产品在客户心中的潜在价值、供求状况、公司的生产和管理成本、竞争和替代品价格、讨价还价的能力等等。尽管目前我们已经明白了其中的四个因素，但是市场中想要真正准确的为商品定价却并非易事。

当然，高明的企业会针对行业的不同情况迅速的制订出不同的价格策略，它们会分别针对行业竞争者、新进入者指定出不同的价格策略，后面我们将看到葛兰素和史克、柯达公司和宝丽来公司之间精彩的价格战，有些企业甚至利用价格向消费者发出甄别信号，以此鉴别哪些是优质的客户。

定价不仅是一种策略，更是一种艺术。

精密的经济学

在这一章里，我们知道，土地、资本和劳动是进行生产的基本要素，而将这三种要素恰当地组合起来，制造出产品提供给社会，这就是企业的职能。具体来说，工人应该得到工资，提供资本的人应该得到利息，土地所有者应得到地租。

虽然，在这里我们还不知道企业究竟是怎么将土地、劳动、资本组合在一起创造出我们需要的各种产品的，我们也不了解企业内部究竟是怎么运行的，但是通过对生产要素的组织而创造效用并获得利润却是最简单的道理。进一步，我们懂得了企业是如何根据成本制定价格的，“把价格定在边际成本”已经成今天市场上众多商品广泛采用的定价策略。

尽管本章的内容仅仅限于经济学的范围，但我们生活中的任何行为都是有成本的，而成本——收益的原则能让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自己的行动。最后，我希望用这样个故事来结束本章：

哲人问他的学生：“如果有一种东西，可以使社会繁荣，生活惬意，但代价是每年要葬送一千个人的生命，你接受吗？”

学生说：“当然不接受，生命是无价的！”

哲人于是说：“那我们就不要再用汽车了。”

第五章 致命的均

（关于市场的经济学）

当霜降袭击巴西时，肯尼亚的铝制品加工业的人数扩大了，看起来这之间的推论似乎荒谬，这其中究竟有什么秘密？在鲸鱼油快要消失的10年间，石油突然被发明了出来，其中有什么秘密吗？股票市场究竟是好是坏，为什么全世界的人们那么热衷，有没有一个更好的市场代替它呢？

所有这些有趣的问题都将在本章中获得答案，回答这些问题的核心概念就是“看不见的手”。

“屠夫、酿酒商、面包师给我们提供食品，他不是出于仁慈，而是为了从我们得到回报。”

——亚当·斯密

清晨，窗外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你还是和往常一样发动汽车，尽管小雨会打湿前挡风玻璃，并且会降低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可能你只是犹豫片刻，并同往常一样，轻轻的发动汽车，在妻子的叮嘱声中继续前进。那是因为你相信，有位在东京或底特律的汽车工程师，他已经认真安装了雨刷，并仔细检查了你的刹车系统。

不过，当你在湿滑的路口轻踩刹车时，你是否曾默默的问过自己，那位未曾谋面的汽车工程师，真的如同你的妻子一样担心你的安全？他每次帮助你检查刹车系统都是出于对你安全的考虑吗？

事实上，真实的答案可能会令你伤心。

或许，东京或底特律的这位汽车工程师并非是真的关心你，事实上他根本不认识你。而他认真工作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关心你，而是因为他关心他的家人，因为他知道如果他不认真工作，也许底特律或是东京的另一位工程师将取代他的工作，他可能无法为家人提供面包、牛奶和生活来源。

这样的原因听上去很残酷，但是经济学家们已经肯定了这个答案。400多年前，一位苏格兰的爵士第一个提出并分析了人们的这种想法，他把人类这种行为的驱动力称作“看不见的手”。

看不见的手

这个今天看来再平常不过的道理在当时却是一个惊人的发现，这个发现属于亚当·斯密爵士。

亚当·斯密（adam smith），经济自由主义理论的主要创始人，古典政治经济学最伟大的代表。1776年，斯密发表他一生最伟大的著作《国富论》，这本书是举世公认的划时代的不朽名著，缔造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斯密用了一句话简明扼要地解释了这只看不见的手：“屠夫、酿酒商、面包师给我们提供食品，他不是出于仁慈，而是为了从我们得到回报。”在市场上，每个人都在力图应用他的资本，来使其生产的商品能得到最大的价值。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安乐，仅仅是他个人的利益。在买者和卖者之间的自愿交易中，人们各自谋求自身利益，却能使每一个人都得益。

在这样做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促进一种目标，而这种目标决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但是在追逐他自己利益的同时，他也促进了社会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得到的效果更大。而真正让这只手起到指引作用的就是——价格。

为了使我们的分析更加简单，下面我重复一下市场上的情形：

假设现在每个鸡蛋的价格是1块钱（这看起来有点贵），采购者希望每周买1000个鸡蛋，而生产者每周只能生产900个鸡蛋，如此一来：

1） 消费者互相竞价，直到把每个鸡蛋的价格推到1.25元一个，而在这样的价格下，消费者只想购买900个鸡蛋。

2） 在新的价格条件下，生产者想多生产一些鸡蛋以增加收入，他们每天生产了950个鸡蛋，直到价格降到1.10元，采购者买走了930个鸡蛋。

3） 价格降到1.10元时，生产者只打算生产910个鸡蛋，采购者又开始新的竞价。

4） 如此往复。

这虽然是一种看起来不怎么高明的分析方法，但这却是我们理解价格最好的方法，价格是这样形成的，交易的双方基于对同一物品的估价进行讨价还价后得到一个结果，这样的结果不断地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进行传递，当价格上升时，越来越多的人发现生产这种商品有利可图，结果是很多企业纷纷建立，产品的数量迅速增加；随之，需求方看到可供选择的产品增多了，于是产品价格的价格开始走低，如果有的公司的利润为负值，这时劣势公司被淘汰出局，从而价格又重新上涨。

物理学家也在他们的领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热量一般都是由温度高的物体转移到温度低的物体，最后达到温度的一致，这是已经被物理学家严格证明的定理，称为热力学第二定律，并且严格地说，热量自动地从低温物体传向高温物体是不可能的。

市场交易中也在不断实践着热力学第二定律。还有很多市场也有类似的现象，比如人们在选择职业时，如果某个职业有较高的收入，人们就会自发地转而学习与该职业相关专业的知识，改行从而提升收入，当各种行业和要素的价值达到平衡的时候，这样的活动就停止了。

1963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气象学家洛伦兹，他用诗人般地语言描述了这样的现象：“一个蝴蝶在巴西轻拍翅膀，可以导致一个月后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人们把这称为蝴蝶效应。

而价格似乎也有同样的效果，价格是这样一个神奇的东西，他鼓励着人们采用最节省成本的生产方法，把可得到的资源用于最有价值的目的，并且他改变了人们对财富的分配，经济学家总结说，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是通过价格制度来实现的。价格制度使人们能够在他们生活的某个方面和平地合作，无须指导、无须相互对话或相互喜好，就能完成这个任务，每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则各行其是。价格制度运行得这样好，这样有效，以至我们在大多数时间里都感觉不到它。

经济学家们准确的测量出：当霜降袭击巴西时，肯尼亚的铝制品加工业的人数扩大了，看起来这似乎是个荒谬的结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事实上，巴西的霜冻伤害了咖啡作物，全球的咖啡豆产量将会降低，这将会增加意大利咖啡制造商人的成本，而其他国家爱喝咖啡的人会把目光转向茶叶或是其他替代品，同时，肯尼亚、泰国、越南的咖啡种植基地也会开足马力，种植更多的咖啡作物，以提高全球的咖啡豆产量，咖啡种植商们扩大生产规模就会需要更多的铝板，从而促进了当地铝制品加工的繁荣。

而我们的市场就如同一架超级计算机，在准确地计算着每个消费者的需求和每个生产商的成本，以极其复杂的方式向人们传递准确的信息，信息准确的程度令人惊奇。

钱没长脚，却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动物。

致命的均衡

上面讲的这些，在经济学中被称作“一般均衡”，今天的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市场上，各种商品和劳务市场的供求数量和价格是相互有关的，一种市场上的价格和数量的变化会影响其他市场的供求关系。因此，在考察经济问题时，不能仅仅研究一个市场上的供求情况，还必须同时研究其他一切市场上的供求情况。由于各个市场之间的相互影响，只有当一切市场都处于均衡状态，个别的市场才能处于均衡状态。

木材市场的变化会引起铅笔、家具等一系列连锁反应，并引起次级反应，将市场上所有商品都考虑进来，所有的消费者都在力图实现效用的最大化，而企业都在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当所有商品的价格都达到均衡，那么每种商品都不会有供大于求或供不应求的情况。如果存在这样一组价格。那么这个状态就被称作一般均衡。

一般均衡思想无疑是一种伟大的思想，他为自由竞争的市场制度提供了坚强的理论基础，专业的说法是，边际利润率的均一化是资金分配最优化必须满足的条件，而市场机制的透明性和自由竞争制度又保证边际利润率必将趋于一致，所以自由竞争的市场制度是最能保证资金合理利用的一种经济制度。

当然，与证明过程相比，创造性的思想更为重要。最早提出一般均衡问题的人还是李嘉图，这位极具数学直觉的业余经济学家运用简单的数学工具提出了这个伟大的构想，而60年后另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里昂·瓦尔拉斯用微积分方程式证明了一般均衡的存在。

里昂·瓦尔拉斯（léon walras)，法国经济学家，熊彼特说他是“所有经济学家当中最伟大的一位”。他开创了一般均衡理论，是一位数理经济学家，边际革命领导人，不过有点讽刺意味的是，这位重要的数理经济学的先驱，却曾经因为数学考试不合格而两次被学院拒绝。或许正是挫折使这位天才更加努力，最终建立了一般均衡的伟大思想，仅这一点让他得到了几乎所有经济史学家的称赞。

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是通过微积分学和大量的联立方程来证明的，后来，他的一般均衡分析方法被西方经济学所普遍采用，他也被看作是一般均衡理论的创建者。人们缅怀和感谢这位曾经数学不及格的天才，如果没有他，这一光辉思想可能就会被埋没。但是，经济学家发现，虽然瓦尔拉斯提出了一般均衡，但是他的证明过程却是有问题的，瓦尔拉斯声称，由于方程组中方程的个数与未知量的个数相等，因而能够获得方程组的解， 从而一般经济均衡问题有解。其实，这是一个不正确的证明——不能仅仅依据方程个数与未知数个数相等就断言方程组有解。直到1941年，肯尼斯·阿罗和罗拉尔·德布鲁利用更加高深的数学知识，准确地说是关于集值映射的角谷静夫不动点定理，才精巧地证明了一般均衡的存在。

当然，瑕不掩瑜，如果没有瓦尔拉斯，或许就没有今天的一般均衡。在今天这个“均衡”的市场里，当成百上千个项目的利润率完全透明，投资者有充分选择的自由时，边际利润将趋于均等。无论是生产汽车还是制作面包，所获得的利润是相同的。利润率特别高的项目必定人们一哄而上，而利润率特别低的项目也会无人问津，所以由于竞争的原因会使各个项目的利润率有均一化的趋势。

这就好像我们在超市结账，这里有十条以上的队伍，而我们会怎么做呢？显然是寻找到一条最短的队伍，如果你左边的队伍前进很快，那么你可能会挪到左边的队伍，当然可能还有人也这么做了，而这样的结果就是增加了左边队伍的人数，结果你原先的队伍也变得快了，经过几次这样的调整，最终各个收银台排队的窗口达到了均衡。似乎这样的均衡和我们的市场有点远，那么好，为了更好地了解均衡，我们首先观察一种古老的市场形式——拍卖。

古老的拍卖

据说最早的拍卖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0年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那时的人们最早拍卖的商品是奴隶。

近代真正的拍卖是从一位英国商人开始的。1744年，年轻的书商塞缪尔·贝克有一个简单的想法，书只要遇到想要的人，就会卖个好价钱。于是，他决定在村子里搞一个拍卖会，希望能够把书卖给那个出价最高的人，这种今天看来再普通不过的想法，当时却是一项创举。

贝克在村子里逐门逐户地告知大家拍卖会的消息，这个消息使整个村子天翻地覆，最终50余人参加了拍卖会，并完成了200英镑的成交额。这被看作是现代形式的第一场拍卖会，而贝克的努力最终获得了成功，200英镑也成为索斯比拍卖行的第一桶金，贝克创建的索斯比拍卖行成为今天全球规模最大的拍卖行。

人们所熟知的拍卖总是按这样的方式进行：首先向人们展示拍卖的商品，每个竟拍人也会根据商品的效用确定一个价格。竟拍开始了，从最初的起拍价开始，采用单向叫价的方式，也就是逐步提高价格。每个潜在的竞拍者会根据自己的评估进行出价，当商品的价格超出了自己的评估，竟拍人就会放弃。随着竞拍人的减少，最后评估最高的人获得了商品。

经济学家为这种简单的拍卖取了一个名字：单向叫价的市场，最终的交易取决于那个对商品评估最高的人。拍卖市场中最本质的特征是，在第一时间把买家对于价格的要求传递给卖家和其他买家，这样的价格信息传递是最简捷最有效的，并且所有买家都要在第一时间做出价格和效用的判断。人们发现股票市场事实上就是类似于“口头双向叫价拍卖”的市场模式。

因此，经济学家更加关心的是拍卖规则和达成交易的方式。拍卖的规则对价格有决定性的影响，在上面这个被称作“英国式拍卖”中，这样的单向叫价市场往往形成偏离一般均衡价格的市场价格，因为当买方从低到高叫价，结果便收敛到较均衡价格较低的某个价格。前面我们提到过的荷兰式拍卖，它就是一个从高到低叫价的拍卖，最终往往会收敛到较高的某个价格。

关于拍卖规则，其实有很多，比如还有一种常用于建筑工程中的“密封拍卖”，每个投标人都将自己的价格记录在一张纸上，并密封在一个信封中，最终所有的信封收集在一起，出价最高的人获得商品。

与拍卖有关的话题还有很多，比如，如何能让参加拍卖的都说出自己的真实意愿，不会为了获得拍品而互相串通等等，这些都会在后面说到。

鲸鱼油的故事

在电被用来照亮我们的房屋和街道之前，美国照明的主要来源是鲸鱼油。在那时，由于人们没有找到替代品，整个世界的照明供给，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几乎完全地依赖捕鲸行业。

随着美国内战爆发，使得鲸鱼油的需求量大幅度地增加，而供给却急剧下降。人们每天所议论的只是鲸鱼油价格的上涨，抹香鲸鱼油从1823年的43美分一加仑涨至1866年的2.55美元一加仑的天价，人们甚至节约晚上阅读的时间，以此来节约费用。鲸鱼油的高价使得人们开始减少对鲸鱼油的使用，各种“节能灯”被相继发明，并且人们纷纷开始保存鲸鱼油。

然而与此同时，另一件事却很少有人注意：当鲸鱼油的价格一路上升的时候，企业家开发替代品的动力也上升了。在欧洲，从煤里蒸馏出来的煤气突然成为一种经济上可行的替代物，由此引起鲸鱼油的需求量大幅度下降。随后宾夕法尼亚州又发现了石油，那些追逐利润的商人们受到莫大的鼓舞，纷纷努力去开发廉价的能够提炼原油的工艺。

该发生的一定会发生。

鲸鱼油的替代品很快出现在了市场上。1867年，煤油第一个成为鲸鱼油的廉价替代品。随后，1896年，抹香鲸鱼油的价格跌入几十年来的最低谷，鲸鱼油灯几乎从我们的眼中消失了。作为鲸鱼油替代品的煤油灯也没有存在很长时间，很快就被石油取代了。

在这个故事中，价格对需求起了作用。在鲸鱼油价格升高的情况下，消费者通常做出减少使用该产品的反应，而供给者被导向更多地生产。如果该种价格被预期持续上升，其他可替代能源就会被更为迅速地开发。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先是煤油取代了鲸鱼油，接着石油取代了煤油，来到了我们的面前。

石油，这是一种从地下深处开采的棕黑色可燃黏稠液体，人们称它为“黑色的金子”，几乎人类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这种液体。就像气温代表天气一样，石油价格也左右着世界经济。今天，石油的价格已经决定着我们的生活。

石油价格的上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2008年5月，印尼政府宣布将汽油价格提高33.3%，每升达到65美分，该政策立即招致普通民众和学生的抗议，甚至引发了暴力冲突，结果，印尼政府不得不做出决定，对数以百万计的低收入者发放现金补贴。在欧洲，每桶石油的价格已经上涨到130美元，欧洲的渔民纷纷抗议高油价，葡萄牙的渔船们都停在港湾罢工，西班牙7000渔民在农业部外面举行抗议，法国渔民的抗议持续了数星期，比利时和意大利渔民也举行了抗议。

当有人试图扭曲这种价格影响的时候，结果怎样呢？1973年，当油价涨了三倍以后，美国政府却对这样的情报置之不理，由于美国政府对石油和其他能源实行价格管制，这导致价格从生产者到使用者之间的传输受阻，其结果是，美国政府不得不建立庞大的控制机构来分配不足的供应，据说美国能源部1979年雇用了两万人，开支约100亿美元。

我们面对价格的传递，陷入了两难的抉择，如果任其传递，很有可能会引发冲突，而采用管制则会带来混乱，通过多次石油危机的美国人现在似乎找到了解决这个难题的好办法。2008年，美国大部分地区的汽油价格再次上涨了30％，面对汽油价格的一路猛涨，美国人迅速进行应对，以缓解涨价带来的影响。亚拉巴马州的伯明翰市甚至实行每周4天工作制，以减少燃油支出，据说这样能为政府节约100万美元的加油费。

当然，面对着油价的攀升，人们开始寻找新的替代品，很多人开始尝试从新的植物中提炼石油，比如棕榈油、豆油。进一步，人们开始研制混合动力汽车和太阳能汽车来降低对石油的需求，随着油价的不断攀升，人们寻找替代品的激励会不断增加，相信不远的将来我们会迎接新的时代。

伟大的试验（1）

当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试图通过瓦尔拉斯构建的大厦，揭开市场经济的面纱时，一批富有才华的经济学家却远离了华尔街的喧嚣，在美国哈佛大学的一间教室里，用另一种方式为我们提供了更加美妙的证明，他们通过试验的方式不仅证明了均衡的存在，而且验证了在不同市场机制下达到均衡的收敛速度是不同的，甚至还从试验中发现了“经济泡沫”的存在。

爱德华·张伯伦，这位对市场结构有杰出贡献的经济学家，在20世纪40年代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市场试验，这不仅被公认为第一个市场试验，同时也是第一个经济学试验。不过，人们今天更加关注的是他的学生弗农·史密斯，这位当时张伯伦课堂上的一名普通学生，最终将实验经济学发扬光大，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弗农·史密斯（vernon lomax smith）出身贫寒，高中时曾在波音公司搬运器材，艰苦的求学经历铸造了他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性格。1952年，史密斯选择了在哈佛大学攻读宏观经济学博士学位，成为了张伯伦的学生。史密斯从导师的课堂试验中受到很大启发，从此开始实验经济学研究，一做就是40多年。1962他发表的论文《竞争市场行为的实验研究》标志着实验经济学的诞生。

史密斯的研究改变了人们对经济学的看法。最初人们普遍认为，经济学是一门不可实验的科学，经济学家不能从事化学家或生物学家控制下的实验。但是弗农·史密斯的研究成果使主流观点发生了变化：在可控制的实验环境下，完全可以通过控制实验条件变化的方法，来观察实验者的行为，并以此检验、比较和完善经济理论的方法。

弗农·史密斯曾经做过著名的口头双向拍卖市场实验。在这个实验中，史密斯将参与实验者随机分成两组：潜在的买者和卖者。给每个卖者一单位商品，并且秘密告诉他该商品的保留价格，买者和卖者不能直接交流来促成交易，许多潜在的相互作用不能实现，这样的交易规则所构建的市场就如同一个股票交易市场。此外，史密斯将黑板作为股票订票单，买者和卖者在黑板上写下他们希望交易的价格，每个买者和卖者只能进行一次交易。为了进一步模拟股票市场，史密斯安排了同样多的买家和卖家，并且亲自担任拍卖官，只允许参与者与拍卖官进行交流，这样大家都能听得见。

不过有趣的是，最初他进行实验的目的是反驳试验供需法则，不过实验的结果令史密斯瞠目结舌，因为交易的结果甚至比斯密和马歇尔能够想象的还要好。

买者和卖者在缺乏完整信息的条件下，他们甚至只知道自己的价值或成本，但他们的交易很快就达到了均衡价格。而且史密斯进一步发现，即使只有很少的买者和卖者，也一样会产生竞争性结果。

史密斯通过试验向人们传达了这样一个重要的结论：在各种交易机制中，口头双向拍卖市场实验的收敛速度最快，而我们所熟知的股票交易是最接近这种交易模式的，这似乎也说明了股票市场是最有效率的市场。

直到今天，世界各地的人们仍以各种方式重复着史密斯的实验，人们进行了成千上万次的试验，除了极少次特例外，几乎都得到同样的结论，价格和数量都会以接近100%的效率收敛于均衡。实验的结果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市场机制就如斯密揭示的那样，如同自动运行的高速计算机，它能够迅速提取买者和卖者的私人信息，并准确地统计这些信息并获得一个单一的价格和交易数量。

伟大的试验（2）

不得不承认，市场机制的确是伟大的。不仅如此，经济学家们在实验中发现了更多有趣的结果。

泡沫确实存在。1988年史密斯首次在实验研究中发现泡沫现象。他们构造了一个信息完全对称的实验室证券市场，经过多次实验，他们发现在超过一半的实验中市场价格高于理论预测的均衡价格，也就是说出现了泡沫现象。

泡沫是稳定的。经济学家们先后引入了卖空、交易费用、涨跌停限制等机制，并让试验参与人自己支付现金来进行证券买卖，甚至引入了交易中的资本所得税等，但这些努力都付之东流了，实验结果显示上述这些因素无法显著地抑制泡沫的出现，泡沫是稳定的。

人们很难判断拐点。在实验中，参与人还被要求在每个交易阶段结束时预测下个阶段市场的平均价格，对参与人平均预测结果的分析显示，预测值偏离了市场价格，并且滞后于价格的变化，参与人普遍没有预测到价格变化的拐点。

经验有助于降低泡沫。让参与者们重复参加实验，结果显示随着交易者经验的积累，价格泡沫会慢慢减少。实际上，在每次的股市泡沫中，老股民总是能够获利，新股民通常承担了大量的学费。

事实上，史密斯的实验揭示了市场经济一个重要的特征。市场交易是一个分散决策的过程，而这一过程的背后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充分地利用他所观察到的信息，通过自由交换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而他可以从中得到回报，这就是市场经济的激励机制。每个人都不可能做出对市场最理性的判断，因此单独的决策导致泡沫也几乎是必然的，正是由于共同信息不足以导致泡沫的形成，那么拥有众多交易者的股票市场到底是好还是坏呢？

股票市场究竟是好是坏？这似乎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有人说，在股票市场上，公司得到了他们扩张的资本，人们买卖股票赚了钱，但这只能说明人们能从股票市场获得资本，而获取资本的途径有很多种，为什么非要选取股票市场呢？

事实上，人们选择股票市场的真正原因在于，股市是人们目前所知的效率最高的市场机制，它能够在第一时间准确地提供资本的价格信号，让投资人准确计算出其盈亏结果，这也是股票市场的魅力所在。

在其他任何市场里，均衡价格往往很难发现，一个再精明的消费者也无法说出任何一件商品真实的价格，无论在汽车市场、玩具市场，消费者都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取均衡价格，而在股票市场则不用，任何时候，每种股票的均衡价格都是公开的，这种迅速、准确、一致的价格机制为投资人提供了迅速准确的信息。

1965年，26岁的美国经济学家尤金·法马，发表了《股票市场价格行为》的论文，这位富有创见的金融思想家提出了股价的随机游走理论和股票市场的有效假说，并以此证明了泡沫的存在。法马的研究向人们传达了泡沫形成的过程。在一个有效的市场里，有很多聪明人，这些人能够迅速地利用价格信息并进行交易，法马称其为“理智的最大利润追求者”，正是在这些“聪明人”的共同努力下，导致股票价格快速上涨或下跌，也就是说，当普通的人们还来不及去获利时，价格就已经变化了，这就是泡沫产生的源泉。

当然，如果说股票市场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市场，那么有些人提出了更加高效的市场——赌场。赌场中每笔资产都有一个明确的重点，在赌局结束的时候，资产分配的结果就确定了，这是赌场的最大优点。而股票市场却不具备这样的特点，由于股票是无限期的，他的价值既取决于未来现金的流量，也取决于人们愿意支付的价格。因此就这一点而言，或许赌场是更为有效的市场，它的这种快速简便、重复反馈的特点使它更容易为人们所掌握。当然，关于赌博、彩金、赛马这样的内容，这里不便深入展开了。

平衡的经济学

亚当·斯密，这位公认的古典经济学创始人，他的《国富论》开启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并深深地影响了后世整个经济学的发展。斯密用演化的动态方法深刻的揭示了经济增长的秘密，他最伟大的贡献就是提出了价格机制，在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人们不需要知道某种产品的详细的生产情况，不需要知道需求者对该产品的喜好程度，也不需要知道这种产品的原材料的稀缺程度，因为所有这些信息都在价格中传递了。在这位苏格兰爵士以后的两个世纪中，经济学家们所做的主要工作就是将他的描述理论化，并弥补其中的缺陷。

另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瓦尔拉斯，用微积分方程式的理论构建了一般均衡，并以此证明了那只“看不见的手”是存在的，并使得经济理性主义达到前所未有的巅峰。尽管瓦尔拉斯对均衡的证明并不完美，但是他凭借敏锐的数学直觉建立的一般均衡理论无疑是极具影响力的，它有助于我们理解经济体系的蓝图，而不只是局限于统计工具。

在史密斯的实验中，人们惊喜地发现实现均衡的速度要比人们的预期快得多。人们对股票市场的热衷也是因为这里是最有效率的市场，但如果价值传递的速度过快就会发生泡沫，可如果人为的阻拦价值传递，就会带来人们判断的扭曲，影响均衡的实现。

第六章 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

（关于创新的经济学）

爱迪生是通用电气的创始人，可通用电气差点因为他而倒闭，是谁让通用电气重建辉煌的呢？当年格鲁夫因为放弃赚钱的内存生意，而得到intel公司所有中层的一致反对，他何以坚持下来呢？究竟什么是企业家？企业家的职责又是什么呢？

本章是为那些希望成为企业家的人而准备的，将为你讲述经济学家们如何看待经营、管理和创新这些概念的。

我要做有意义的冒险，我要梦想，我要创造，我要失败，我也要成功！

——美国《企业家》杂志每期扉页中的文字

很多青少年都有自己的明星梦，但从统计意义上讲，一个处于学员时期的演员，能够成名的概率不会比六合彩中奖概率高。但为了获得那少之又少的机会，无数人仍然愿意苦苦等待。是为什么呢？经济学家说，这是因为沉没成本。因为一旦选择了演艺的道路，那么意味着已经放弃了很多其他选择。

风险

经济学家认为，仅仅增加报警措施对防范盗窃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因为小偷也会提高技术能力，再加固的防盗门只能拖延他们的脚步，并不能把他们挡在门外。经济学家给出了一些比较另类的建议，增加小偷的对风险成本的判断，比如，把这样的字条贴在门上或箱子上，小偷也许会做出令我们满意的选择：

提醒一：屋子里面刚喷过杀虫剂，还没有清除，请不要进去，亲爱的父亲。

提醒二：箱子内有危险化学物品，请小心！

事实上，即使再笨的小偷也明白，必须在风险中保存自己，他们是不会冒着生命危险去偷这些东西的。

生活中的风险成本无处不在，风险成本——效益的模型还能让我们处理很多生活中的问题。假如你今天有个重要的约会，你快迟到了，你必须超速行驶才能按时赴约，但这可能会违法。

一方面是约会迟到带来的麻烦，另一方面是可能被警察逮住。你必须做出选择，如果警察没有发现，你就不会耽误约会；但是超速不光是警察罚款的危险，还可能因此发生事故，而造成身心伤害。权衡一下，你还是放弃了超速行驶，因为风险成本超过了收益。实际上，凡事大家都会有个分析和判断，这恰恰是成本——效益计算的理性反应。

进一步，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的法律法规就如同针对不同行为而详细罗列的价目表。你想乱停车吗？看看价目表再决定吧。而且，这个价目表似乎无处不在。

机会

有选择，就会产生机会成本。

经济学家对机会成本的专业解释是：生产者所放弃的使用相同的生产要素在其他生产用途中所能得到的最高收入。简单的理解就是，当我们选择了一件事情，必须放弃另一件能带来最大收益的事情，放弃的收益就是机会成本。

有时候我们对机会成本的计算过于简单了，假设你准备去读mba，那么读书的成本就不仅仅是付出的学费和复习考试的时间，那些因为上课而放弃的工作，减少和家人的团聚和娱乐休闲的时间等等，很多是无法用货币计算的。这时，我们不妨都回头想想我们过去的一些选择，你会发现从机会成本的角度考虑，很多的投资都是失败的。

进一步理解，机会成本其实是揭示了资源稀缺与选择多样化之间的关系。稀缺性是社会的基本属性，而选择是我们所必须做出的决定，稀缺的引入意味着我们的效用无法全部满足，当只能占有一部分资源的时候，我们会通过选择行为“约束”自己，约束自己的行为就代表了机会成本。

机会成本暗含了另一个重要的概念：偏好。偏好事实上也来自于效用的概念，因为我们每个人对同样事物的效用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在我们对选择进行了效用的排序以后，机会成本自然就能估计出来了，所以偏好是影响机会成本的重要因素。似乎机会成本已经演变成了一个哲学命题，美国大诗人罗伯特·福罗斯特用诗人的哲思启发了我们对机会成本的思考：森林里有越来越远的两条的道路，而我——我选择了较少人走过的那一条路，这就造成了根本性的差别……

谁来当头

既然企业经营要面临如此多的风险和各种各样的选择，那么谁有勇气成为企业的带头人呢？

事实上，最初的企业家都是那些敢于承担风险成本和机会成本的“冒险家”。这些自信的冒险家是这样一群人，他们首先发现了市场的需求，以一定的收入作为付出，以此换取员工的劳动，并具有对最终生产结果的分配权力，当他们成功了，他们便成为最初的企业家。

似乎这样童话般的叙述充满了想象的成分，但是企业家的确是个特殊的阶层，他们最初的确承担了很多复杂的工作：预测未来的产品，对员工的工作进行指导、控制生产流程等等。在今天，企业生产的商品几乎都不是为自己生产的，他们是为市场而生产的，因此生产者承担了预测消费者需求的责任，而由于风险成本的存在，使得企业家在决策时候承担了更大的风险。

从伦理学的角度来说，一个人保证另一个人行动的特定结果是有条件的，并且让他人服从也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坦率地说，企业家是通过付酬做到的，他们向员工支付了有保证的工资，并以此控制他人的生产行为，这就是最初的雇佣关系。

事实上，企业家们的核心工作聚焦在两个方面：经营和管理。经营是预测市场的需求，购买生产要素，并将生产的商品进行销售；管理则要依据价格进行反应，控制内部的员工进行生产的组织安排。

维也纳最出众的情人

我们今天真正理解的企业家精神，完全要归功于100年前一位著名的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的发现，请不要吝惜你的赞美之词，事实上今天的人们怎样称颂他都不为过。

当熊彼特还只是维也纳一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时，他为自己树立了三大理想：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奥地利最潇洒的骑士，维也纳最出众的情人。

当年24岁的熊彼特身材高大，眼神忧郁，充满了贵族气质，吸引了比他大12岁的茜芭，他们很快坠入情网而结婚。虽然无法成为优雅的骑士，但才华出众的熊彼特很快实现了成为经济学家的诺言，1901年，28岁的熊彼特就出版了奠定他一生学术基础的最重要著作《经济发展理论》，创立起以创新思想为基础的动态发展理论，当绝大多数学者还在苦于积累的时候，熊彼特已成为奥匈帝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教授。

熊彼特把企业家看作是资本主义的“灵魂”，他基于创新思想提出了著名的企业家理论。熊彼特认为“创新”是将原始生产要素重新排列组合为新的生产方式，以求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一个经济过程。在熊彼特建立的经济模型中，能够成功“创新”的人便能够摆脱利润递减的困境而生存下来，那些不能够重新组合生产要素之人会最先被市场淘汰。

在熊彼特的著作中，创新和发明、创造是不完全一样的。一种发明，只有当它被应用于经济活动时，才成为“创新”，所以“创新”不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技术概念，而是一个完全的经济概念。

熊彼特定义的创新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他解释说，创新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需要有眼光有胆识，并且任何一种创新活动都有风险，而领导者自然就是风险的承担者。

然而，中年以后的熊彼特却有一种强烈的挫败感，这种挫败感来源于很多方面。从政失败，亲自掌管一家银行却导致银行的倒闭，几次家庭悲剧，但这些都不足以压垮这位经济学巨人，最主要的打击是来自与另一位伟大经济学家凯恩斯之间的学术竞争。两人之间的“瑜亮情节”也是经济学史上的一段佳话，当然，在熊彼特与凯恩斯的学术竞争中，熊彼特是一个失败者。但熊彼特的思想似乎比凯恩斯更长久地经受了时间的检验。“现代企业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这样评价了熊彼特和凯恩斯的世纪竞争：

“在某种方式上，凯恩斯和熊彼特重演了西方传统的最著名的哲学家的对抗——最有光彩、最聪明、最难以击败的诡辩者巴门尼德和反应迟缓、丑陋但却富有智慧的苏格拉底之间的柏拉图式的论辩。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没有人比凯恩斯更有光彩、更聪明。而熊彼特则相反，似乎平平淡淡——但他有智慧。

聪明赢得一时，而智慧天长地久。”

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

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thomas·alva·edison )，这位19世纪最成功的发明家，拥有白炽灯、留声机、炭粒话筒、电影放映机等1000多种发明专利权，不过他真正的雄心壮志是要成为一个创业家和商业巨子。 1878年，雄心勃勃的爱迪生创立了爱迪生公司，这家公司以垄断的形式使用爱迪生的发明专利，以照明装置为主要产品，然而公司的业绩却不怎么样，为此，爱迪生曾经愤愤不平地说：“我发明了电灯，但并没有获得半分利润。” 最后，更加不幸的是，这位伟大的发明家竟然只有离开自己的公司才能挽救自己创办的企业。

爱迪生创建的企业就是今天我们熟知的通用电气集团（ge）的前身。事实上，通用电气直到1981年任命了新的ceo才阔步前行，并成为20世纪第一大企业，这位ceo就是杰克·韦尔奇，他也被誉为“全球最受尊敬的ceo”。

如果用一句话评价通用电气，那就是它开创了企业多元化发展的神奇之路。实际上，通用的多元化之路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这是一家拥有100多个副总裁的超级航空母舰，能够为人类提供照明设备、飞机引擎、家电、金融、保险、医疗、机械、化学、运输装置、信息服务20多个领域难以计数的产品，据说它还在制作电影和互联网产品。

人们总是听到关于通用这样的新闻：通用公司处理掉了100亿前景不明的事业部，随后又收购了价值约190亿的其他产业，这样的操作其他企业连想都不敢想。

通用以其多元化的战略而走向神奇，而英特尔则因其固守才得以生存。

“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这是英特尔公司的主席安迪·格鲁夫的举世名言，今天格鲁夫的成功几乎改变了人们对“偏执狂”这个词的看法。

格鲁夫的一生就是战斗的一生，3岁时，他便患上了猩红热，为了治疗，耳后的骨头被凿开，导致右耳失聪，这也预示着他的一生斗争的开始。不过在所有经历过的战斗中，1986年那场将英特尔成功转型为微处理器的决定无疑是最惊心动魄的。

卡桑德拉是希腊神话中预言特洛伊城沦陷的女祭司的名字，格鲁夫把公司中最早感知变化即将到来的员工比作卡桑德拉。当1986年格鲁夫预感到英特尔的紧急关头将要来临的时候，格鲁夫亲自担当了卡桑德拉。格鲁夫意识到公司营业的主力项目——内存，被来自日本、韩国等东方企业严重威胁，而英特尔又无力抵抗。经过再三考虑，他决心放弃内存这项有如自己亲生儿子一般的产品，转向cpu这项前途未卜的新产品。这在当时看来无疑是个近似荒谬的决定，并遭到公司中层一致反对，格鲁夫后来回忆当时的心情说：

“处在死亡之谷中的企业组织，有一种倒退栽入混乱泥潭的自然趋势，它们对管理层发出的含混不清的信号高度敏感。……假如公司的领导不能明明白白地描绘出死谷那一边的情形，那么还能有希望号召全体员工接受陌生的新任务，在飘摇不定的环境中为飘摇不定的未来努力工作吗？”

无疑，这位颇具眼光的卡桑德拉为英特尔未来的发展奠定了正确的道路。尽管公司中层主管们所处的高度，没有像格鲁夫那样看得够远，但格鲁夫用他的偏执拯救了整个英特尔。《福布斯》杂志这样评价格鲁夫：“是他使偏执狂成为令人尊敬的人，偏执不再是一种精神病，它将成为商界生存的必需品性。”格鲁夫在书中写道：“只要涉及企业管理，我就相信偏执万岁。企业繁荣之中孕育着毁灭自身的种子，你越是成功，垂涎三尺的人就越多，他们一块块地窃取你的生意，直至最后一无所有。作为一名管理者，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常常提防他人的袭击，并把这种防范意识传播给手下的工作人员。”

如果想找商业传奇，那么上面两个并不是最优秀的，google、苹果似乎更具传奇意义，但是我之所以选择他们，是因为他们实在是太极端了。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成功之路，一个是只做cpu并且做得近乎疯狂的专业公司，为此他们甚至放弃了仍在盈利的内存市场，而另一个分明是个大杂烩的公司，ge提供如此混乱的产品。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两家风格迥异的企业竟然取得同样惊人的业绩。这里究竟有什么样的秘密呢？

对此，今天的商业专家们更看好intel，看看《财富》杂志评选的世界500强，成功的企业绝大多数是专业化经营的公司，并且商业专家们已经达成共识，他们认为专业化经营的公司，成功的概率要高于多元化。相反，他们不看好ge的未来，著名畅销书《追求卓越》中这样描述ge：“这个曾经是本世纪最光彩夺目的技术类公司，现在正在变成大杂烩、变成一个杂牌公司了”。

事实上，两家公司却是根据自己的特点选择了不同的模式。intel的成功是缘于它专著一项技术卓越的产业，cpu注定是一项需要大量技术成本才能成功的领域，而intel将他几乎全部的精力都用于技术的开发和垄断市场的巩固，甚至不惜一切手段打压amd，占领制高点是intel获胜的法宝。并非它不懂得多元化，但是intel更加明白，离开家就意味着无家可归。

而关于通用，这个事实上的杂牌公司却有着核心的理念，从韦尔奇的话中，我们或许能懂得一些：“ge不是杂牌公司，杂牌公司是一些没有核心理念、没有统一步调的企业组合。而ge的各个企业却有着一套统一的价值观念，这种观念的形成和落实靠一个专门的学院——克劳顿学院，这个学院向ge不同企业的高级领导人传授这些观念；与此同时，ge还有一个市场研究机构，向ge所有的企业提供研究结果。这样，通用电气从任何一个方面看，都是一个集中领导下的公司，是一个‘统一多样化’的公司。更具有说服力的是，一个多世纪以来，ge一直有能力购入或者售出一些公司，而且有能力在变革时代保持领先位置。”

明白了吧，从核心价值观开始，ge从管理、营销开始，用他们的价值观领导多元化的企业，这就意味着，ge将以家长的身份管理这个大家庭，ge选择并非一条最好的路，但在韦尔奇眼中，这是最适合ge的。在后面，我们将重新用交易成本这把钥匙打开企业这个神秘的盒子，那时候你将更加清楚企业的经营模式。

黄金公司

几乎每一天，我都会听见有人说：“我有一种新产品，可以赚大钱。”遗憾的是，大多数独创性的创意却从来没有转化为财富。然而有时创新只是很简单的一个改变，很多创新都是从平淡无奇的故事中开始的：

19世纪早期，美国的农民没有什么购买能力，虽然市场上有各种各样的收割机，但是无论农民有多么需要，也无钱购买。于是收割机的发明者塞勒斯·麦考米克发明了分期付款的购物方式，这种方式使农民有了购买农业机械的能力。

雷声公司的技术员斯宾塞在测试磁控管时，发现口袋中的巧克力棒融化了，结果几个星期后，雷声公司推出了世界上第一台家用微波炉。

3m公司的福莱本来想发明一种超强的黏合剂，但得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结果，这种黏合剂贴上就可以撕下来，但福莱灵机一动，将这种试验失败的黏胶剂做成一种随贴随撕的便签，结果最终成为一种畅销产品，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在罗马时代，债务被视为个人的义务，不能转给第三者，不能够偿还就要被投入监狱。而到了人们发明信用卡以后，消费债务才流行起来。1915年的一天，纽约商人弗兰克·麦克纳马拉在饭店招待客户用餐，他付账时发现钱包忘带了，于是提议店方收下他写的一个卡片，卡片上注明在某某期限内偿还欠款，这一经历使麦克纳马拉产生了创建信用卡的想法。

关于创新的故事，即使写完这本书也说不完，但重要的是学会像企业家那样去创新思维，《维基经济学》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例子：

在加拿大寒冷冬天的一个傍晚，黄金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罗伯?麦克欧文难抑沮丧。这家多伦多小型金矿采矿公司被罢工、拖延的债务和极高的生产成本等问题所困扰，虽然他知道公司的矿区有大量的金矿，可是地质学家们还难以提供黄金的准确位置。

直到今天，采矿业仍是一个极度需要保守机密的产业，除开矿产本身，地质数据是最宝贵、最需要严加看守的资源，公司不可能拿去四处散布。但麦克欧文却做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他们拿出所有的地质学研究和数据，整理成一个文档与全世界的人共享，请求全世界的人告诉他们在哪里可以找到新的六百万盎司的黄金。

2000年3月，黄金公司发起了“黄金公司挑战赛”，宣布能够提出最优估计和最佳方法的参赛者将获得高达57.5万美元的奖金。有关这55000英亩矿区的一切信息都在黄金公司的网站上发布。比赛的消息通过互联网迅速传播，来自50个国家的1000多个虚拟勘探者都在忙于挖掘和利用这些数据。

几个星期之内，来自全世界的方案雪片般地飞向黄金公司总部。参赛者的来源很奇特，有大学本科生、咨询顾问、数学家和军官，他们都试图一展拳脚。麦克欧文说：“人们应用数学、高等物理、智能系统、电脑绘图以及有机的方法来解决无机问题。很多技能是我在业内闻所未闻的。当我看到电脑绘图时，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

这次比赛的确为黄金公司和麦克欧文带来了无尽的财富。参赛者在红湖矿床上发现了110个目标，其中50％是公司从来没有发现的。80％多的新目标后来证实确实有大量黄金。自挑战赛开始以来，已经发现了800万盎司的黄金。2006年，黄金公司已经成为北美第三大黄金生产商。

一个濒临破产的企业却因为一个奇妙的点子而起死回生，也许这样的商业传奇每个人都能讲述几个，因为这种源于财富的梦想激励着无数像麦克欧文这样的企业家，这些都被经济学家称为技术创新。

但相比技术创新而言，更重要的或许是制度创新。

瓦特的名字是和蒸汽机联系在一起的，事实上他并不是蒸汽机的发明者，早在公元前二世纪，古希腊人就制造过一种利用蒸汽喷射的反作用的发动机。1690年，法国人巴比首先发明了第一台活塞式蒸汽机，而瓦特的发明被认为推动了世界的革命，这是因为他的发明使高效率的蒸汽机很快取代了旧式的蒸汽机，并成为产业近代化的核心。

当然，研究蒸汽机并不是本书的使命，我想要告诉大家的是，真正促成蒸汽机问世的却不只有瓦特，还有两个鲜为人知的资本家和企业家：约翰?罗巴克和马修?博尔顿。

约翰?罗巴克原本是位非常成功的企业家，他得知瓦特的工作以后，独具慧眼地认识到这项研究的价值，当即与瓦特签订合同，赞助瓦特进行新式蒸汽机的试制。然而瓦特的发明进展并不理想，而罗巴克的企业也濒临破产。负责任的罗巴克又把瓦特介绍给了自己的朋友、工程师兼企业家博尔顿，以便瓦特能得到赞助继续进行他的研制工作，博尔顿当时四十多岁，是位能干的工程师和企业家。博尔顿给予了这位发明家巨大的支持，包括资金、设备、材料等等众多方面，最终博尔顿也濒临破产，但他仍然给瓦特以慷慨的赞助。功夫不负有心人。1782年，当瓦特获得了他的第三项专利时，他终于发明了瓦特蒸汽机，使蒸汽机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成为改造世界的动力。

尽管瓦特走过了二十多年的艰难历程，但如果没有约翰?罗巴克和马修?博尔顿，我们很难预料最终的结局。正是三个杰出的人，发明家和投资家以及企业家，并且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才促进了蒸汽机的诞生。因此，我亲爱的朋友，请您记住这句话吧：发明是一回事，会经营和利用发明物是另一回事。

伟大的经济学

今天，书店里总是堆满了琳琅满目的经营管理书籍，投资、致富的字眼也总是最能吸引我们的眼球。每个人都曾有过自己做小生意的冲动，也有过经商的梦想，本章带给你的便是寻找神秘财富的兴奋之旅。

其实对于经营的人而言，利润是再简单不过了，不考虑其他复杂的条件，销售收入减去成本就是利润。但在老虎机的游戏中往往投得越多，输得越多。因此，企业家要放弃以小聪明为基础的创新，真正的企业创新应该注重“机遇”的把握，而不是“冒险”的赌注。

第三部分 政府、商家、消费者的三角博弈

第七章 世界不是平的

“经济史是一部基于假象和谎言的连续剧，经济史的演绎从不基于真实的剧本，但它铺平了累积巨额财富的道路。”

——乔治·索罗斯

（贸易自由和贸易保护）

本章导读：

曾经有人发明了更简单的核磁共振分析方法，结果却被当作骗子，这是怎么回事？美国对食糖进口的配额制竟然导致了美国国内糖果生产商的倒闭，这究竟是为什么？在崇尚自由贸易的今天，竟然有公然限制贸易自由的国际条约，并且还在继续执行，你相信吗？

关于贸易自由和贸易保护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究竟孰是孰非，本章将为你揭开谜底。

实现自由贸易就像上天堂，每个人都想去，但都不想去得太早。

——谚语

神奇的发明

在美国，曾经有人发明了更简单的分析核磁共振（mri）数据的新方法，它使得医疗成本大大降低。很快，全国各地的核磁共振数据如雪片般地飞来，并用这奇妙的设备进行分析，都获得了正确的结果，人们将这位发明家视为英雄。

直到有一天，一位记者跟踪调查了这位发明家，发现了其中的奥秘：所谓的发明只不过是一台价值600元能够上网的电脑，这位发明家把这些核磁共振数据通过邮件转发到亚洲，让那里收费很低的放射科专家进行分析，然后这位发明家再将这些分析结果告诉客户。整个美国都震怒了，这个人根本不是发明家，只不过是一个外包者而已，很多人站出来抨击这位发明家。

然而，当今天的人们渐渐淡忘了这位发明家时，他的工作方式却早已为人们所接受。现在，美国很多种小规模医院的放射科医生将cat 扫描的读片工作外包给了印度和澳大利亚的医生，并且印度、澳大利亚的白天正好是美国的夜晚，这样，美国医生们白天就能够收到来自海外的分析结果。美国医生将他们的这些印度同行叫做夜鹰（nighthawks）。印度的医生就如同夜鹰一样，完成了美国医生应该做的分析工作，原因是在印度这样的工作所需要的成本更低，而美国医生能够喝着香槟为病人看病。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美国的那些注册会计师们根本不用呆在办公室里，他们可以坐在加州的海滩上发邮件，因为他们已经不用再报税了，这些最基本的税收申报工作都外包到印度去了，印度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学习美国的税法，并积极地准备这项工作。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有用的经济学道理：比较优势。斯密最早曾经含糊地表达过这个概念，后来这一思想被大卫·李嘉图发展成了著名的比较优势学说，并成为今天国际贸易的理论基石。

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和完成者，近代国际贸易理论的奠基人。李嘉图生于犹太人家庭，从小没受过什么教育，14岁的时候开始跟着父亲从事证券交易，17岁以800英镑独立经营，从此开始他迅速的致富之路。

在今天看来，李嘉图是个成功的商人，确切地说是个成功的证券投机商，仅通过股票和证券交易，25岁的李嘉图成为英国金融界的富有人物，拥有了200万英镑财产，按今天的标准应该是亿万富翁了，这样的业绩绝不逊于巴菲特。不过两人的投资理念却差别巨大。与巴菲特所秉持的价值投资理念不同，李嘉图是位标准的投机商人，他关心每一条新修的铁路，每一家新开的银行，如果有一个因素能够导致股价上升，他就会买进该股票。他最著名的一次是在英法大战的前四天，预感到英国会获胜，李嘉图于是大量买进英国政府发售的债券，结果很快大赚一笔。

年轻富有的李嘉图在一次疗养中，无意中看到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从此开始了他那更具传奇般的经济学之路。虽然从未经过什么经济学训练，但是李嘉图先后在劳动价值理论、级差地租理论等领域取得卓越成果，比较优势原理更使他成为国际贸易的奠基人。李嘉图的传奇意义还在于，这个从未受过正规教育的投机商人，却为经济学贡献出了众多创造性的思想，或许他的成功只能用天才来形容。

不过，尽管今天比较优势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可是很长时间人们都没有真正接受。曾有人建议亚伯拉罕林肯从英国购买便宜的铁轨去建成横跨大陆的铁路，林肯却回答说：“在我看来，如果我们从英国购买铁轨，我们得到铁轨，他们得到钱，如果我们自己制造铁轨，我们得到我们的铁轨，并且我们得到我们的钱。”这里，我们必须找到林肯这段话的谬误。将林肯的话翻译一下就是：如果我们从屠夫那里买肉，我们得到肉，而屠夫得到了我们的钱。但是如果我在后院自己养一头猪，那么我们将得到肉，并且得到我们的钱。

对此，李嘉图曾经深刻的指出，贸易的基础并不是绝对优势，而是比较优势，生产并出售自己比较有优势的产品或劳务，购买自己不具有优势的产品或劳务，各方都可以获益，这就是贸易的双赢原则。李嘉图是位坚定的自由贸易论者，他进一步提出，国际分工与国际交换的利益，只有在实行自由贸易的条件下，才能最有效地实现。正如李嘉图曾经说过的：“在一个具有充分商业自由的体制下，每个国家把它的资本和劳动置于对自己最有利的用途”。

经济学家戴维·弗里德曼通过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向我们说明了国际贸易是多么有趣。据说，在美国有两个汽车生产基地，一个在底特律，另一个在艾奥瓦。底特律的产业工人们使用熟练的流水线技术，这里一辆辆性能卓越的轿车就如同玩具一样从流水线上生产出来，这似乎并不神奇。

艾奥瓦的汽车就如同是从一个神秘的盒子里变出来的。在这里，人们首先将生产汽车的原料——小麦装进机器中，按动机器表盘上的开关，啪的一声！崭新的轿车就从巨大的箱子中生产出来了。这个机器甚至能将水果、蔬菜、纺织品等等这些原料统统加工成汽车，是不是很神奇呢？

事实上，这种奇妙的机器早就存在了，它叫国际贸易！艾奥瓦的农民们将小麦运到船上，再将货船驶往太平洋，停泊在日本的码头上，回来的时候，船上就载满了他们想要的日本汽车了。

关于贸易，用现代经济学家的解释就是，贸易能够把东西从认为价值较小的人那里转移到认为其价值更大的人手里，不同的资源在不同的人手中会发挥不同的价值。贸易使更高水平的产量和消费成为可能，并使企业能够通过大规模的生产来降低成本。

别往自己的港口扔石头

尽管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相信自由贸易应该是公平的，但几乎所有国家的法律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尽管自由贸易是每个国家挂在嘴边的东西，但实际上每个国家都想控制本国的贸易，用一句话就能完美诠释自由贸易的尴尬处境：实现自由贸易就像上天堂，每个人都想去，但都不想去得太早。

今天，几乎所有国家都实行某种形式的保护，常有的手段包括关税、配额以及其他非关税壁垒。

关税就是国与国之间往来商品附加的税金，关税的征收显然直接提高了进口商品的价格，因此通常会使国外商品在市场上处于不利地位。配额，它的效果与关税类似，通过对进口商品的限制，能够限制市场上商品的数量，而随着商品供给偏低，生产企业就可以索取更高的价格，从而保护企业的利益。其他的，相对比较隐蔽的贸易壁垒措施，比如补贴，政府可以给某些行业税收减免或部分支付的方式降低成本，这些行业的公司因此赢得了更好的竞争地位。

不过这些都过于明显，人们想出很多“看起来不那么刺眼”的保护措施，比如常用的进口限制制度，欧洲针对中国的打火机就制定过这样奇特的限制，“禁止2欧元以下的打火机”，“禁止各类为吸引儿童好奇心而设计的各种形状的打火机”。不仅如此，为了堂而皇之地实施贸易壁垒，人们还找出了很多堂而皇之的理由，比如说反倾销。

倾销，是指在国外以低于成本和国内价格的价格出售商品。正常情况下，消费者会热情地欢迎打折出售。但是，如果俄罗斯要低价向美国出售铝，美国人为什么会拒绝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担心掠夺性定价，可能俄罗斯希望通过低于成本的价格把美国企业赶出市场，而一旦确立了垄断地位，俄罗斯商人就能够提高价格。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消费者只能获得短期收益。在今天的市场上，掠夺性定价已经成为贸易保护主义者最理想的自我开脱借口，他们一旦声称发现了对方的倾销行为，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实施各种贸易壁垒措施。

贸易保护究竟保护了谁的利益呢？

贸易保护首先伤害了消费者的利益。拉美的便宜香蕉被欧盟拒之门外，结果每个喜欢吃香蕉的欧洲居民都不知不觉多付了钞票，但普通的消费者毕竟太分散，各自损失毕竟太小，所以他们顶多会去购买较便宜的走私香蕉，而不可能联手争取贸易自由。相反，那些受益的香蕉商们数目少，容易团结，有能力左右政府政策，并积极宣扬“民族产业”、“失业”、“国情”以及“外国产品其实不好”等陈词滥调，以利用普通大众的爱国心。因此，受害者和受益者间信息和得失的不对称，是贸易壁垒挥之不去的主要原因。

贸易壁垒不仅限制了进口，同时也限制了出口。美国曾经对食糖征收配额，这使得美国食糖价格攀升到世界平均价格的三倍多，也迫使美国糖果生产商到其他国家寻求更低价格的食糖。实际上，当我们一个国家通过关税、配额等限制国外商品进入的时候，其实也限制了本国购买外国产品的数量。因为贸易是双方的，经济学家阿巴·勒纳经过严格的证明得出了惊人的结论：禁止进口=禁止出口，这就是著名的勒纳定理。美国对食糖的配额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国内的糖价攀升到世界平均价格的三倍多，结果糖果生产商纷纷将生产转移到其他国家，以糖为原料生产的工厂大大减少了他们雇佣的员工。

美国政府2002年对钢材采取的进口配额就生动地印证了这一点：配额使得钢材进口额急剧下降，同时供给的下降使得美国钢材的价格上升了30%，在这一高价格调价下，国内的钢铁生产商扩大了生产和员工数量。结果次级效应是，货车、汽车、重型机械纷纷涨价，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不得不减少产量、解雇工人，曾经占领世界市场的美国集装箱生产商就因为钢材价格而无法与国外的厂商进行竞争，结果败下阵来。经济学家经常笑话说：“一万个新工作岗位占据了报纸的头条，而成千上万个工作的流失却不为人知。”美国为了留住受到进口竞争冲击的产业中的一个岗位，所付出的成本高达6位数，这是工人工资的几倍。可是至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消费者团体为了降低价格而提出过对自由贸易的要求。

琼·罗宾逊夫人曾讽刺贸易保护主义说：“不能因为其他国家往他的港口扔石头，我们也要往自己的港口扔石头。”

像这样“害人反害己”的例子不是没有，日本就是最有意思的一个。20世纪50年代，日本和意大利签订了一项双边协议，将从对方进口的汽车限制在非常小的数量上。这项协议是由日本首先提出的，当时日本担心国内的汽车无法与意大利的进口汽车竞争，而20年后随着日本汽车工业的壮大，这项协议却成了欧洲国家限制日本汽车出口份额的基础。

这里，我不得不感谢另一位传奇式的经济学家肯尼斯·加尔布雷思，他发明了一个生动的词语“传统智慧”，他把那些“虽然没有切实证据证明，但却因为被广大精英和权威人士所传扬而成为社会共识的观点及信息”称作“传统智慧”。的确，经济和社会行为极其复杂，试图把握它们的全部信息会让你筋疲力尽，所以人们总是会努力坚持那些能够让社会形成共识的方式和观点。而这种“传统智慧”必须简单、方便，而且让人们感觉舒服，虽然它的内容未必是真实的。

不过，假如你现在就断定“贸易壁垒”是罪魁祸首，那么你极有可能陷入另一种“传统智慧”。

准备好自己的石头

谚语说，每朵花下都有刺，每丛刺上面都有花。自由贸易也不例外，尽管我们上面几乎将贸易壁垒说得“一无是处”，但是我还是建议你将“那块扔向自己码头的石头”先保留起来。

李嘉图的确很伟大，但他的自由贸易理论似乎并不是问题的全部，想要明白全部的故事，让我们回到19世纪初的时代。

当英国工业化的车轮滚滚向前时，德国仍然是个农业国家，停留在中世纪田园生活的时代，当时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和自由贸易学说正流行于世，英国人也以此要求德国人开放市场，然而一个伟大的德国经济学家改变了德国的命运。他的名字叫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他认为当时德国的生产力远不及英国，贸然对英国开放，德国将更加落后，他因此主张，必须大力保护和加速发展德国的生产力，而后对等开放。

李斯特用他超人的智慧识破了比较优势理论的陷阱，他认为，所谓自由贸易，反映的是英国作为先发国的利益；根据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各国应该按照其比较优势发展，英国的任务是向全世界提供工业品，包括德国在内的其他的国家的任务则是向英国供应农产品和原料。对此，李斯特深刻地指出：“在英国人此后所订的各种商约中，都可以看到一种同样的倾向。在表面上他们总是以世界主义者、博爱主义者自居，然而就其目的与企图来说，他们实际上始终是利益垄断者。”这就好比当一个人已登上了高峰以后，就会把他登高时所使用的那个梯子一脚踢开，免得别人跟着他爬上来。

李斯特还惊人的发现，英国有一个秘不告人的准则，认为一个国家用工业品交换农产品，这样的贸易，才能达到国家富强。所以他们要在一切国家扩展他们工业品的销路。随时设法用廉价销售和长期贷款手段，摧毁英国的工业对手。

在李斯特看来，李嘉图的学说只适用于发达国家，相对落后的德国同发达的英国通过自由贸易进行竞争，无异于让一个小孩同一个成年人去角力。按照亚当·斯密的学说，哪里的货物最便宜，就应当到哪里去买。而实际上，向英国购买廉价的工业品出售本国的农产品，表面上看起来是要合算一些，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德国的工业的生产力就不能获得发展，德国将处于落后和从属于外国的地位。

因此，李斯特坚定地认为，德国要维护本国经济的发展，就必须实行关税保护的政策，实行保护可能会暂时牺牲些眼前利益，但却使将来的利益获得保障，因为这会换来更宝贵的财富生产力的成长。如果按部就班跟着走，只能永远为英国伐木或者牧羊，成为被掠夺的对象。

历史证明李斯特当时的做法是正确、有远见的。1841年，李斯特出版了《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立刻产生了巨大影响，并成为德国制定关税政策的理论依据。在李斯特的影响下，虽然德国丧失了原有出口业务的大部分，尤其是麻布的出口。然而它的所得远过于所失，保护关税政策使德国所有各种工业初次获得了重大发展，让德国在很短的时期内就赶上了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尽管李斯特为德国的崛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是李斯特的一生却是由一系列的失败和困苦所组成的。

1819年，李斯特组织了旨在统一德国经济的全德工商联盟，然而却受到迫害，并被解除政府公职，又因为提出激进的民主改革主张被判处10个月监禁，李斯特潜逃到了法国和瑞士，两年后回国，随即被关押。1825年李斯特一家到了美国。他开始经营农场，还担任过报社编辑，并开办了一个规模很大的煤矿。1832年，李斯特回到欧洲参与一项铁路建设工程，然而，1837年，李斯特破产了，从此陷入生活困境中。1846年，英国废除“谷物法”，这对于立主贸易保护主义的李斯特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李斯特陷入了深深的失望中，身体健壮的他此时明显衰老了，他已经无法忍受肉体和精神上的挫折。终于，1846年的一个雪夜，李斯特开枪自杀，结束了57岁的生命。

李斯特是对的吗？

讲到这里，我们似乎糊涂了，究竟是我们错了，还是经济学错了，竟然矛盾的两种思想都会被奉若圭臬。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首先我们要知道另一个区别，那就是经济学和政治的区别。经济学是选择的科学，经济学家只是从经济本身来看问题，而政治家在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到政治和社会等各种更为复杂的因素；经济学家的任务是认识世界，而政治家的任务是改造世界；因此，经济学家的建议是制定政策的依据之一，但不是唯一依据。

认识经济规律是科学，制定政策是一门高深的艺术。研究经济学是经济学家的事，制定经济政策是政治家的事。无论是贸易自由还是贸易保护，似乎都是出于国家利益而做出的选择，在不同的时间做出的选择也不相同，事实上，很多国家就是同时选择了贸易保护和贸易自由。

拿破仑曾经锋芒毕露地指出在他当时的年代，任何国家要想采用自由贸易原则，必将一败涂地，历史证明这位政治家的智慧超越了与他同时代的所有经济学家。同样，19世纪中期的美国还是一个工业不发达国家，为了抵御英国工业的入侵，美国政府采纳了李斯特的保护主义理论，制订了严厉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学说却被束之高阁。

然而，当美国经济在保护主义政策下迅速崛起之后，李斯特主义就被抛弃了，美国开始宣扬斯密的世界主义和自由主义，并在全世界推销。这一点，正如李斯特所说：“国家为了民族的最高利益，不但有理由而且有责任对商业加以某种约束和限制。”因此，贸易保护可以作为工业落后国家建成工业先进国家的手段，不过这样的政策只适用于有发展前途的工业，而不是对全部工业进行保护。当被保护的工业建立发展起来以后，应取消保护，因而是暂时保护，而不是永久保护。

全球贸易保护协定

为了在世界范围内达成自由贸易的梦想，人们做出了不懈的努力。1947年成立了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组织（gatt），1994年4月15日，在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部长会议上，正式成立了具有全球性的世界贸易组织，就是我们熟知的wto（world trade organization），这个旨在促进全球贸易的组织，已经覆盖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

不过有趣的是，人们一方面为贸易自由而奔走呼吁，另一方面却又不断的制定各种各样的贸易保护协定，这看似矛盾的做法的确让人难以理解，下面这个《多种纤维协定》的历史就是最好的解释。

《多种纤维协定》是一个关于纺织品和服装的双边或单边的复杂计划，它的核心含义是使协议签订国有选择地歧视性限制别国的纺织品，也就是能够拒绝别的国家的纺织品，而这种违反关贸总协定gatt的协议怎么会通过呢？并且怎么还会持续到今天呢？

下面还是让我们从历史中来寻找完整的答案。1957年，迫于国内纺织品生产商的压力，美国同日本签订了《多种纤维协定》，限制日本向美国出口纺织品和服装的“自愿”出口，为美国纺织品生产商进行调整生产提供一段过渡期，协议的有效期为5年。虽然从日本的进口减少了，但这却导致美国从亚洲其他低工资国家进口的增加，最后，在美国的单边压力下，其他国家也签署了这样的协议。

随着亚洲棉制品对美国出口的减少，亚洲国家对欧洲市场的出口开始扩大，随后，欧洲国家也对此进行限制，与此同时，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也转为纺织品和服装产品的进口国，日本的生产商也开始抵制亚洲低工资国家的纺织品。

新的低工资出口国开始成为受到配额限制的国家。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这些国家的出口被认为对进口国的国内生产商构成威胁，他们就要服从该协定，这个协定很快就成为有多个国家参与的，关于多种纤维和多种衣物制品的协定。最初《多种纤维协定》只是打算持续5年，结果却持续了30多年，并且在这段时间里限制越来越严格。

不过，有趣的是，自始至终该协议的导言中都是这样描述的，该项协议的目的是“为纺织品的生产和纺织品贸易的扩张奠定坚实的基础”，并且在协议的第一条明确的指出：“采取一些特别的措施……保证这项贸易有秩序的、公平的发展，避免对个别市场产生不良后果。”该协议的真实目的不言自明了，尽管每次谈判都宣称要扩大贸易，但事实上贸易的限制越来越严格。

事实上，真正的贸易自由并不存在，每个国家制定的贸易政策都是从本国利益出发的，在国际社会中，依靠wto建立贸易公平的规则是不可能的，正如经济学家道格拉斯·塞西尔·诺斯说过的那样，“规则不一定是按社会效率来制定的，相反，是为那些具有创新谈判能力和谈判规则的人制定的。”

当规则无法约束人们的贸易时，只能通过流血冲突来解决。

美韩牛肉战

有时候，经济学就是这么一门迷人的学问，它的基本原理是如此简单，只需要一张纸便可以写完，而且任何人都可以了解，然而真正了解他的人实在太少了。从下面美韩牛肉战中我们便能获得启示。

韩国曾是美国牛肉的第三大进口国，2003年，由于美国疯牛病引起的恐慌，韩国政府暂停了从美国进口牛肉，5年后，2008年4月，随着韩美的不断磋商，韩国准备放宽对美国牛肉的限制，结果引发了韩国民众的强烈反对。2008年5月，虽然韩国农业部部长郑云天表示：“政府已经对进口牛肉制订了新的卫生标准，美国牛肉是安全的。”但是韩国的民众并不买账，韩国媒体甚至报道“94%的韩国人拥有患上人类疯牛病的基因”、“食用美国牛肉的人就像实验动物”。

事实上，这简直就是一场围绕牛肉展开的政治阴谋，它就如同好莱坞电影一样紧张刺激。根据《朝鲜日报》和经济学家的分析，真正这场牛肉大战的情节应该是这样的：

首先，韩国政府希望美国国会能够通过自由贸易协定（fta），以便促成两国的自由贸易，而韩国能够以此打开美国的汽车、通信等市场。美国在牛肉生产方面占据着强大的比较优势，而韩国家庭式的生产方式无法同美国规模化的生产方式进行抗衡。

接下来，经过同美国的艰苦的谈判，最终韩国在牛肉市场上做出了让步，同意逐步放开牛肉市场，为此政府宣称美国牛肉已经达到所谓的“安全标准”。

然而，这样的决定尽管对韩国消费者有利，但却使得韩国农民处于劣势地位，利益集团的出现使得剧情更加戏剧化，韩国在野党首先鼓动韩国农民进行抗议活动，并且散布出骇人听闻的言论“食用美国牛肉的人就像实验动物”。

结果，在韩国民众的抗议下，韩国政府做出了让步，推迟了进口美国安全牛肉的时间，而韩国总统的支持率也创下新低，为此韩国总理不得不向总统提出内阁成员集体辞职，以承担因向美国开放牛肉市场而在国内引发政治危机的责任。

整个事件越来越复杂，媒体、政府、利益集团、农民都牵扯进来，让人目不暇接。韩美贸易战告诉我们，尽管贸易取决于国家利益，但贸易背后却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利益集团，而国家之间的贸易常常沦为利益集团捞取政治资本的工具。曾经触动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金融大鳄索罗斯曾经形象地总结说：“经济史是一部基于假象和谎言的连续剧，经济史的演绎从不基于真实的剧本，但它铺平了累积巨额财富的道路。”

离开中国制造的日子

2004年的圣诞节，美国人萨拉·邦焦尔尼突发奇想，决定从2005年1月1日起，带领全家开始尝试一年不买中国产品的日子，从而诞生了《离开中国制造的一年》这本畅销书和一次有趣却又充满挫折的冒险：4岁的儿子不得不拥有标价68美元的“意大利”鞋；厨房的抽屉坏了，可找不到工具修理；购买生日蜡烛竟成了折磨人的头痛事，杂货店除了中国蜡烛，啥也没有；能到手的最“美国”的灯，也用了中国制造的关键零件，是一盏混血台灯；丈夫去法国旅行买的纪念品艾菲尔铁塔钥匙链也是中国制造……

作者经过一年的艰辛尝试，证明中国制造在美国普通人的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在今天，中国制造的产品已经行销全球，全世界70%的电风扇来自中国，55%的电热水壶来自中国，服装、玩具、家用电器等等更是充满世界各地，有两百多类中国产品销售量位居第一，中国的市场规模和经济实力意味着中国的经营模式将很快成为全球效仿的标准，这在商业上被称作“中国价格”。

劳动力工资水平低就是中国最主要的比较优势，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资源非常充分，资金却非常匮乏，最终的结果是，劳动力的报酬低，而资本的利润率高，正是这一点，吸引了大量的外国资本，这也是中国的比较优势。

然而，欧美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者总是声称：中国的工资水平比我们这里低得多，他们能够以非常低廉的成本生产玩具、服装、皮鞋等等，我们应该保护我们本地的生产商，对中国的产品征税，或者发布禁令。美国的确是这样做的，借助“反倾销法”阻碍进口中国产品，用以维护美国公司的利益，他们这么做的理由是保护本国的产业。

这种荒谬的观点其实曲解了比较优势的真正含义。美国的工人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娴熟的技能和大量的资本设备，这些因素促成了他们拥有更高的生产力和比较优势，而这正是他们高工资的来源。在中国这样的国家，低工资正是低生产力的体现。这种贸易保护真正的受害者是那些千千万万个普通的家庭，萨拉·邦焦尔尼用她的亲身体会为我们描述了一幅离开中国制造的生动画面。

相反，很多事实总被她们忽略，在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公布的污染企业名单中，包括百事、惠尔普、博世等一些世界500强企业赫然在目，事实上，大部分上了污染企业名单的跨国公司在环保方面都拥有良好的口碑，但他们进入中国以后很快就“入乡随俗”，降低了环境标准。

外资往往把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以逃避本国或发达国家严厉的环保法令限制，造成了中国大量消耗资源，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环保总局的一位官员曾深有感触地说：“什么是世界工厂？就是用自己的资源替发达国家生产低级工业品，用自己的身体去承受污染，所赚取的不过是微薄的加工利润”。

事实上，中国之所以被如此重视还有着更深刻的原因，不仅因为这里有大量熟练的技术工人，大批的工厂、设备，更关键的是这里有巨大而蓬勃发展的消费者市场。中国是威胁，中国是顾客，中国也是机会，任何人都不能忽视中国。无论什么行业，中国必将成为主要的竞争对手和消费市场，这才是世界离不开中国的原因。

矛盾的经济学

关于贸易自由和贸易保护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古典经济学家认为，自由贸易可以通过分工和比较优势来增加贸易双方的财富，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是今天自由贸易的理论基础，它极大地推动了英国的资本积累和生产力发展，他的思想至今仍影响着人们。

但是，李斯特告诉我们贸易也具有一种破坏力，而这样的贸易会把那些处于比较劣势的国家置于更加不利的地位。李斯特建立的贸易保护学派提出的在德国国内实行自由贸易，同时对进口制成品征收高关税的做法，使德国在很短的时期内就赶上了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事实上，经济学真正的目的不在于认识这些公式，分析这些陡峭的曲线，而在于理解经济的规律，并指导我们朝正确的方向努力。因此，无论是自由贸易还是贸易保护都有其优势和劣势，似乎这已经不是经济学家的问题了，而是政治家需要考虑的。往自己的港口扔石头肯定是不明智的，但是没有一块石头也是件可怕的事情，似乎最佳的做法是：准备好一块自己的石头，时刻等待着往别人的港口扔过去。

第八章 要竞争，还是垄断？

（关于市场结构的经济学）

本章导读：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马歇尔的完全竞争理论已经越发显得站不住脚，很多市场并不是处于自由竞争或者垄断的绝对状态，因此人们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来解释竞争和垄断。

同一行业之间的企业究竟是竞争还是联合的关系？垄断真的有那么可怕吗？为什么opec制定的价格联盟无法约束各个成员呢？如果一个班里的所有学生成立了一个卡特尔，目的是削减学习时间，你觉得这样的卡特尔会成功吗？本章将为你揭晓。

不论在哪一种商业或制造业上，商人的利益在若干方面往往和公众利益不同，有时甚或相反。……一般地说，他们的利益，在于欺骗公众，甚至在于压迫公众。事实上，公众亦常为他们所欺骗所压迫。

——亚当·斯密

市场就是战场

是什么阻止了麦当劳的提价？又是什么让汽车公司纷纷召回了他们的汽车以更换简单的螺丝？既不是企业家们大发善心，也不是他们考虑到人们的安全。市场为我们给出了正确的答案。事实上，如果麦当劳不提供美味实惠的汉堡，人们立刻会走向肯德基、赛百味，如果通用、福特的汽车和售后服务不能令人满意，人们会投向丰田、本田等其他竞争对手的怀抱。

竞争似乎具有一股处罚惩戒的力量，在市场上，如果某个企业向自己的顾客提供拙劣的产品，那么他的生意就有可能被那些好的产品抢走。最优的价格、优等的商品、高质量的服务等等，几乎所有企业提供的产品都具有这方面的意识，遗憾的是，在很多垄断的行业中，消费者却无法得到应有的权利。

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其实每个企业内心里都是讨厌竞争的。每个企业主的内心深处，都梦想着这样的情况，市场上只有他们一家企业，他们是唯一的垄断者，价格可以自己制定，标准掌握在自己手中，没有任何相近的替代品，也不存在竞争威胁。

然而，正是竞争，才促进了社会的进步。苹果，这个在车库里造出计算机的公司，却能够与ibm对抗了很长时间，这一点让经济学家们兴奋不已，在个人计算机这个市场中，正是由于存在联想、ibm、戴尔等众多竞争者，才使每个企业不遗余力地提高自己的效率，而这种由竞争引导的经济增长具有强大的动力。

所有的企业在产品、技术、组织形式等领域展开了拉力赛式的竞争，他们不断发明新的生产方式、更具竞争力的产品、有效的成本降低手段，并且这些创新迅速应用起来，这些创新就如同跨栏运动员的每个栏架，挡住了对手，却让自己更快。

在这场战争中，获胜的还有整个社会。汽车取代了马车，连锁超市取代了百货商店，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熊彼特称这种动态竞争为“创造性毁灭”，并且雄辩地说，是竞争构成了经济进步的核心。无疑，伟大的熊彼特是正确的，竞争在市场经济起到了核心的作用。

抽象的说，竞争之所以有价值，因为它是一种发现的过程，如果我们能够预见竞争的结果，这种竞争就不存在了。如果是从激励和约束的角度看，竞争还有更深刻的意义，资本的本质是一种毁灭性创新，如果新的产品能带来超额回报，那么资本就会成为动力，推动经济发展。

比如说，现在你有一个产品，我可以发明比你更好的，发明更好的产品以后，我就可以占领市场，我的回报就会很高，于是，竞争就提供了激励。竞争同时具有约束效应，如果我停滞不前，当别人进入以后，我就会失去很多的市场份额。因此，对所有企业，竞争是非常强的纪律，容不得偷懒。这不是赚更多钱的问题，而是落后就会被淘汰出局的问题。

为了使我们的讨论更加具体，经济学家们设想了这样一个市场，在这里有许多买者和卖者，他们当中任何个别人都不具有影响和决定商品价格的力量，而只能是市场价格的接受者；每个人有充足的信息和知识，可以自由地选择进入或者退出市场，经济学家们把这样的市场称为自由竞争市场。

由于大量买者与卖者的存在，当某个卖者抬价，顾客就会去别的卖者那里购买所需的商品；同样，他降低商品的售价，虽然可招来顾客，都不会对整个市场的价格带来影响。当然，这样的市场完全是经济学家虚构出来的市场，就如同一块没有摩擦力的钢板，完全是为课堂的学生们准备的，但这作为研究市场结构的起点足够了。尽管实际中并没有真正的完全竞争市场，但是像粮食、股票这样的市场，还是可以看作接近完全竞争的。

与竞争相对的是垄断。

钻石帝国

什么是垄断呢？ 在经济学家眼中，如果一个企业是产品唯一的卖者，而且如果其产品没有相近的替代品，这个企业就是垄断者。经济学家希克斯说过，垄断者最大的受益是安宁的日子。

经济学家进一步将垄断分为两种：自然垄断和立法垄断。自然垄断的行业人人都能进入，但是靠能力让某个企业能够垄断；而行政垄断的企业，则大多是由政府通过授予专利权、许可证而建立的垄断地位。

这里我们还要区分一个概念：大企业和垄断者，一个资产规模很大的企业如果处于一个有众多竞争者的行业中，那么他也不是垄断者；而尽管一个很小的企业，如果没有明显的对手，那么他就拥有垄断权力。垄断权力不是由企业规模决定的，而是由控制他所在的行业的力量决定的。因此，判断一家厂商是否垄断，仅仅看它的市场份额是不够，更不能用市场份额的多少作为指标。首先，市场的范围总是无法清楚界定的，并且，就算市场上只有一家“可见”的厂商，但暗中仍然可能有无数潜在的厂商伺机进入，那么仍然是竞争的市场。

对于垄断者，人们最关心的，还是它如何操控价格获得高额利润，无论怎么描述都不如一个例子来得直接。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除了戴·比尔斯(de beers)之外，没有任何一个企业能够担当起“帝国”这两个字，戴·比尔斯是全球最大的钻石开采和销售企业，它曾经一度控制着全球90%的钻坯市场，它让让“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的广告语家喻户晓，并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垄断是暴利的唯一源泉。

1888年，南非的一位矿产经营商创建了戴·比尔斯，他们既经营钻石矿开采，也从事钻石批发业务，并且能够根据不同的市场环境，创造有效的机制对市场进行控制，以保证戴·比尔斯的利益。

首先他们囤积了大量的钻石，如果其他小的生产商企图在垄断集团之外销售钻石，戴·比尔斯就会通过销售机构大量抛售同样的钻石以惩罚“入侵者”，直到对方退出为止。

当市场不景气的时候，戴·比尔斯为每个生产商调整他们的销售配额，每一家生产商都按配额降低生产比例，从而自动增加钻石的稀缺性，推动价格增长。

直到80年代，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国家不断发现新的钻矿，戴·比尔斯帝国的权威开始受到挑战。但是戴·比尔斯为全世界的垄断者提供了最好的教科书，它几乎使用了垄断者的一切伎俩。有兴趣的朋友有机会可以看看这家公司的故事。

而关于垄断，亚当·斯密则有一段颇具辛辣的描述：“不论在哪一种商业或制造业上，商人的利益在若干方面往往和公众利益不同，有时甚或相反。……一般地说，他们的利益，在于欺骗公众，甚至在于压迫公众。事实上，公众亦常为他们所欺骗所压迫。”

亚当·斯密说的一点不错，很多行业的垄断者都有和戴·比尔斯同样的手段。上世纪末，美国钢铁公司的总裁加里经常主持该行业主要成员参加的周日宴会，而宴会的一项重要议题就是确定下周钢铁的价格，人们已经证实，在1,043 家大公司中，竟然有941 家承认或被证实有着非法的价格操纵。1992年，美国司法部指控八家主要航空公司，声称他们同航空价格表出版公司相互勾结，通过航空公司和机票销售系统传递信息，控制机票价格。

市场是否就只是竞争和垄断呢？

不完全竞争

今天的经济学家已经达成共识，在资源配置模型里，没有充分竞争就会出现价格扭曲导致效率低下。极端的例子是垄断，垄断导致价格扭曲。在经济学领域，人们把这类研究称为市场结构的研究。最初，人们接受了马歇尔的观点，认为市场仅仅包含垄断和竞争两种，但后来，人们发现，市场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有些市场却常常介于两者之间。

这方面取得的成就是由两位经济学家共同取得的，尽管两人观点大相径庭，但他们都涉及了垄断竞争这一核心概念，她们是美国的爱德华·哈斯丁·张伯伦和英国的琼·罗宾逊夫人。

年轻的张伯伦在别人眼中无法和经济学理论奠基人联系起来，这个高大、英俊、热爱运动的年轻人，就像喜爱读书一样喜爱运动，或许是运动的原因造就了张伯伦坚忍不拔、极富野心的特点，在完成一篇论文时他曾告诉朋友 “他所做的工作将改变整个价值领域”。

张伯伦认为，过去人们只看到了竞争和垄断这两种极端的市场结构，其实大量的市场是介于这两者之间，属于竞争与垄断的不同程度结合，他提出了寡头和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

就在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面世6个月后，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夫人也出版了她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虽然后来人们发现他们的理论的确有很大区别，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通常被认为是“不完全竞争”市场分析的共同发现者，这令张伯伦非常痛苦，这位坚忍不拔、极富野心的经济学家一生都在考虑如何将自己和罗宾逊的研究成果加以区分，最后甚至连罗宾逊都说：“很抱歉我毁了他的生活”。

琼·罗宾逊夫人，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女性经济学家，新剑桥学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和实际领袖，世界级级经济学家当中的唯一女性。与张伯伦的理论相比，琼·罗宾逊夫人似乎对企业行为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她提出了我们所熟知的价格歧视，并且第一次对倾销进行了定义，更难能可贵的是，琼·罗宾逊夫人指出了“买方垄断”。国际农产品市场就是买方垄断市场，在这里，发展中国家往往是农产品的提供者，而发达国家却垄断着农产品的价格，因此购买者往往以不等价的方式进行剥削。

当然，在张伯伦和琼·罗宾逊夫人的这场学术较量中，无疑是张伯伦获得了胜利，张伯伦的“厂商均衡理论”和“市场结构分析”已经成为今天微观经济学教科书中的经典内容。不过让这场学术较量更具历史意义的是，他们的竞争更暗示了哈佛和剑桥的较量，哈佛的张伯伦的胜利似乎更具历史意义，他的胜利代表了新旧剑桥的更替，也象征经济学的英美轮换，大英帝国的经济学还是不可避免地慢慢衰落下去。

在经济学家眼中，正是他们的共同努力，人们认识到市场除了完全竞争和完全垄断之外，还有很多中间阶段，至少包含寡头垄断和垄断竞争两种。

像大城市的零售业、手工业、印刷业这样的市场通常被看作是垄断竞争行业。在这些行业中存在着众多的厂商，每个厂商都要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市场价格，但每个厂商又都可对市场施加一定程度的影响，不完全接受市场价格，厂商之间无法相互勾结来控制市场。

在很多行业，垄断竞争的结果，往往形成寡头。所谓寡头，是指少数的卖者面对众多的买者，这些寡头在价格竞争作用下，逐渐完成优胜劣汰，最终获胜的企业留了下来。20世纪初美国有100多家汽车制造厂，正是在激烈的价格大战中，其他厂家纷纷破产，只剩下了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三家。

在寡头竞争的行业中，通常只有少数几个企业，他们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其产品的价格具有相当的影响力。比如，在通信、钢铁、石化、电子、汽车这样的行业中，我们能听说的只有几家企业的名字，而这些企业都处于寡头垄断地位的。

要竞争，还是垄断？

事实上，无论是什么样的市场结构，只要有竞争，那么就可能会发生下面的故事：

保罗和彼得在同一条河上经营航运。他们各自拥有一个航运公司，整日在河上运送货物和旅客。

保罗想，如果河上只有我一家航运公司，生意该更红火了。保罗共有20条大船，彼得只有10条，保罗比彼得的资本雄厚得多。而且，彼得还欠下银行的大笔债务。于是，保罗降低了票价，打起了价格战。

彼得没有办法，只得跟着降价。保罗再次降价，彼得再次跟上。

如此反复交锋，乘客大占便宜，两位大老板都受到重大损失。

保罗亏损巨大，彼得更是欠债累累、行将破产。

最后彼得不得不将所有的船都出售给保罗。保罗获胜了，成了河上唯一的航运公司。

保罗逐步提高了票价，很快成为当地首富。来往的乘客一面抱怨着票价太贵，一面却只得坐他的船，让自己的血汗钱填满了保罗的口袋。

故事似乎让我们感觉到了这样一个事实：企业为了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往往喜欢制定低价策略来打垮那些竞争者，当竞争者离开这个行业的时候，他们就能通过竞争地位取得垄断市场的权力。不要以为这样的描述只是经济学家一厢情愿的轻描淡写，事实上真实商场中的战争比这要残酷的多。

柯达公司和宝丽来公司曾经为了争夺一款快照相机的市场而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1976年，当柯达公司进入该市场时，宝丽来公司的毛利率已经达到40%以上，柯达公司别无选择，只能通过降价方式抢占市场份额，两年之内他就将产品价格降到生产成本的水平。当然，宝丽来公司高层也同样意识到，如果不反击就意味着自杀，负责价格策略的销售主管同样制定了“极度的暴力”的价格，结果柯达公司三年内亏损4.84亿美元，随后这场价格战持续了两年，直到1984年，柯达公司仍然没有在市场份额上击败宝丽来公司，双方都没有从这场搏杀中获得胜利。

每当每家企业都采用同样策略的时候，人们发现，事实上交战双方都是失败者，一个名叫纳什的数学家告诉了人们答案，这些我们会在后面谈到，不过无论怎样，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是不会很快结束的。

不过，有时候竞争者的故事也让经济学家们大跌眼镜。adobe公司开发了一套桌面出版软件postscript，adobe公司很清楚，没有人愿意付出必要的时间来学习postscript，除非它是行业标准。这样，adobe公司鼓励竞争者来“克隆”它的语言，以形成竞争市场。果然，有些竞争者渗透到这个市场，而postscript也逐渐成为行业标准，adobe公司通过鼓励竞争者而成功地占领了市场，但这样成功的例子的确很少见。

企业之间虽然互相竞争，但有时候为了共同索取更高的利润，他们也会采取联合的策略。

opec

生产厂商们为了使他们的利润最大化而建立起来的组织，被人们称为卡特尔，卡特尔的成员们就产品的价格、产量、销售地、利润分配等公开而正式地签订协议，大家都遵守该协议。我们所熟知的opec，全称是世界石油输出国组织，就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卡特尔，它控制了世界石油的大部分生产国，其主要作用就是通过协调减少产量来提高其产品的价格。

从1973年到1985年，opec成功地维持了石油的高价格，原油价格上涨了四倍多，从1972年的每桶2.64美元直线上涨到1974年的11.17美元，随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到1981涨到了每桶35.10美元。opec的确成功了，它主导着石油市场的份额，并成功地控制了石油价格，然而随着价格的不断提高，opec危机也开始蔓延。

首先，各个国家为了争取份额开始了争斗，尽管每两年一次的会议都会就产量达成一致，但是在会上，各个成员国都会为争取最大的份额而喋喋不休。那些斗争的失败者自然不会轻易认输，历史上，尼日利亚、伊朗、厄瓜多尔就曾经因为配额的原因扬言要退出欧佩克。

不仅如此，真正令opec不稳定的原因是欺骗或作弊。尽管opec的努力是确保石油的价格，而每个成员国也知道高油价才能使他们获得高利润，然而高油价还诱惑着成员国。

在高价的诱惑下，每个成员国都希望能够增加石油产量以获取更大的利润，在无法增加配额的情况下，他们开始偷偷地销售石油。opec的价格并不会受到单个输出国的影响，因此如果别人作弊而他们不作弊的话，那么意味着他们的利益会减少。事实上，最终的结果是可以预计的，每两年一次的opec会议都会就减少产量达成协议，然后各个成员国又私下违背协议，渐渐地，opec在维持合作方面变得无效率了，到了1986年，原油价格又回落到每桶12.52美元。直到今天，opec仍然无法找到一种有效制止作弊的办法。

经济学家用专业的语言阐明了其中的道理，卡特尔的目标是将价格提高到边际成本之上，然而成员面临的诱惑是超额利润与违法成本，在需求远远超过供给的时候，价格远高于边际成本，而超额利润的诱惑足以弥补违法成本，那么成员国的背叛就是“有效率的”，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联合定价、价格联盟、行业自律价都是以失败而告终。

约翰·d·洛克菲勒是世界上第一个亿万富翁，他创建的标准石油公司曾垄断了全美80%的炼油工业和90%的油管生意，洛克菲勒曾经这样评价过opec成员国的作弊行为：“这种情况无法避免，以前如此，以后也如此，只要石油还在产出，产量的增加使市场上出售的石油大大超过了购买量，大家开始寻找买主四处奔波……当然，处于石油生产组织之外的石油商会尽可能多地生产，而该组织内的石油商，其中很多人富有威望，有很高的地位，他们面对生产更多石油的诱惑力，力量之大使他们想违反彼此的协议，把石油价格控制在一定限度内似乎非常困难。”

这样的描述实在是太明白不过了。作弊行为来自于高额利润的诱惑，只要存在高额的利润就一定会有作弊。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中，奥德修斯为了使自己不被海妖的呼唤所动，竟然让别人把自己绑到帆船的桅杆上。

那么，处于垄断组织外的企业会不会命运好一些呢？他们既不受产量的限制，又可以享受高价格的利润，看了下面的例子，我想你就会改变这样的想法。

可怜的雷克

航空业天生就适合垄断，这里的公司往往屈指可数，许多航线上只有一两家竞争者。事实上，尽管航空公司内部的“价格同盟”往往维持不了很长时间就会瓦解，但是他们对于“侵入者”的打击却是异常猛烈。

1977年，一个冒失的英国人弗雷迪·雷克闯进了航空运输市场，开办了一家名为“雷克”的航空公司，他经营的是伦敦飞往纽约的航线，票价是135美元，远远低于当时的最低票价382美元。毫无疑问，雷克公司一成立便生意不断，四年以后，雷克公司的年营业额达到5亿美元，但这简直让他的竞争对手气急败坏。但好景不长，这样的业绩维持了不到一年，1982年，雷克公司宣布破产，从此消失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因很简单，其他老牌的航空公司联合起来打垮了雷克。

包括泛美、环球、美航和其他公司在内的竞争对手采取了联合行动，在雷克公司经营的航线上，所有公司一致大幅度降低机票价格，一旦雷克公司在这条航线上消失，他们的票价马上回到原先的高水平。更令人乍舌的是，这些航空公司还运用各自的影响力阻止各大金融机构向雷克公司贷款，使其难以筹措资金，这进一步加剧了雷克公司的倒闭。

但雷克并不甘心，他依照美国反垄断法提出了起诉，指责上述公司联手实施价格垄断，采用“毁灭性价格”来达到目的。结果1985年，被告公司以800万美元的代价同雷克公司达成庭外和解，雷克公司随即撤回上诉。

但是，和解并不意味着认罪，因为从技术上讲，无法认定雷克公司是被垄断价格驱逐出航空市场。事实上，尽管在美国先后颁布了谢尔曼反垄断法和克莱顿反垄断法，而且掠夺性定价行为也被看作是违法行为，但是真正确定企业是否犯罪是非常困难的，结果可怜的雷克只能默默地离开……

政府真的理性吗？

垄断必然带来效率的缺失，这似乎是毋庸置疑的，经济学家为我们列举了四条垄断的罪证：

首先，垄断限制了产量，因为厂商们通过限制产量获得高价格是一件极为普通的事，消费者在无法选择的情况下只能接收垄断企业制定的高价格。

第二，管理松懈。在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垄断长话业务时，该公司宣称其成本不能更低了，然而在城市间的电话业务出现后，美国电报电话公司的股东将其成本与sprint公司，mci公司进行了比较，其成本高出了很多。管理松懈似乎和人们与生俱来的惰性有关，在缺乏竞争的情况下，由于无法评判管理者的业绩，很容易出现管理松懈的状况，在竞争的环境下企业不得不努力改善自己的经营。

第三，对研发的不重视。竞争推动厂商研发新产品的进程，与此相反，垄断厂商可能更愿意坐享其成现有的利润。人们常常责备美国的汽车工业和钢铁工业由于技术上的停滞不前而落后于外国竞争对手。二战结束时，美国的这些行业在世界上占据主导地位，然而美国的这些行业在20世纪80年代丧失了很大一部分市场份额，外国的汽车和钢铁企业能够以低于美国厂商的价格进行销售，主要因为他们发展了更有效率的生产工艺。

最后，垄断带来寻租行为，这是一个很深刻的话题。

垄断本质上是因为“稀缺的、排他性的资产”，可以这样理解，垄断地位与土地、资本一样可以看作是一种资源，而每种资源都有所谓的“租金”，正如土地的租金、资本的利润一样，人们把垄断带来的稀缺性，由此带来的利润称为“垄断租金”，而寻求垄断地位的行为就被称作“寻租”。

显然，受到垄断保护的行业会得到超额的利润，企业就会为了垄断地位展开寻租活动。为垄断而采取的寻租活动就如同购买“许可证”，企业购买了垄断这个行业的权力，就如同购买了垄断行业的“许可证”，这就确保了经营不受竞争。在纽约，政府只允许向一定年龄的人出售酒类产品，这主要通过酒类经营许可证来控制，而为了避免过度竞争，政府对许可证的发放进行了限制，每1500个居民一张。这事实上是人为制造了“稀缺性”，结果显而易见，在人口快速增长的社区形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的酒类执照市场，据说有33位候选者积极地争取6张执照，一张原本100美元的许可证被叫卖到8万美元。

当然，寻租的行为不仅是形成了一个“许可证市场”，还引发了一连串的反应，并远远超出了经济学家的估计。通俗的说，寻租会带来腐败行为，比如一块土地，今天政府说可以拿来建绿地，但是很快企业家希望能够用来建高尔夫球场，他们通过寻租行为改变了土地的使用权，因为建高尔夫球场的利润远远超出了他们的寻租费用。

经济学家提出一种“俘获论”，认为政府监管者有可能被垄断者“俘虏”，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曾经用出租车牌照的例子形象地解释过三次寻租和俘获的过程：

第一次，直接获取执照的寻租，政府为了限制出租车数量，而发放出租车经营执照，这样市场上出租车数量就少于自由竞争水平。人们受到超额利润的吸引自然会想办法从主管牌照的官员那里得到营业执照。

第二次，对政府肥缺的寻租，既然管牌照的官员可以决定牌照，那么这个职位就成了大家争夺的对象。

第三次，对政府收入的寻租，接下来，出租车的超额收入会以执照费的方式转化为政府的财政收入，那么各个部门都想获得这笔收入。

詹姆斯·布坎南，这位出生于美国田纳西州乡村的小伙子为我们理解寻租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瑞典皇家科学院在 1986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授奖仪式中客观地总结了这位杰出经济学家的成就：“布坎南的工作填补了传统经济学中的一个空白，因为传统的经济学缺少一种独立的政治决策理论。”

少年时的布坎南经过自己不懈的努力，超过了那些同龄的来自城市的同学，获得田纳西大学经济学研究生奖学金，研究生毕业后来到美国海军预备队完成了四年有声有色的军旅生涯。虽然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尼米兹上将”号上度过的，但退伍后的布坎南还是来到了芝加哥大学继续他的经济学学习，在这里布坎南对理解经济体系如何运作有了一个全新的转变，并第一次学会了用市场经济秩序来考虑问题。

布坎南将“经济人假定”引入到政治学领域，他的努力使我们对政府、垄断、竞争有了全新的认识，并使公共选择理论成为经济学中一个重要分支，他所开创的理论被称作“新政治经济学”或公共选择理论。

布坎南将经济学中个人间相互交换的概念移植到了政治决策的领域中，从根本上说，公共选择经济学的基础是一个十分简单但却很有争议的思想——担任政府公职的是有理性的、自私的人，其行为可通过分析其任期内面临的各种诱因而得到理解。

在这个假设下，很多社会弊病都可以迎刃而解。布坎南指出，国家不是神的造物，它并没有无所不知和正确无误的天赋。因为国家仍是一种人类的组织，在这里做决定的人和其他人没有什么差别，既不更好，也不更坏，这些人一样会犯错误。过去国家政治理论是完全建立在道德神话基础之上的，而布坎南的“经济人假定”改变了人们对政府的看法。

奇异的经济学

在亚当·斯密以后的一两百多年里，垄断还是个别现象，当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之后，经济学理论已无法对其进行解释，现实世界中的普遍垄断现象开始引起经济学家的关注，虽然很多经济学家都试图进行解释，但是他们始终都沿袭着“斯密传统”，将自由竞争作为普遍现象而把垄断作为例外。

20世纪30年代中期美国哈佛大学的张伯伦和英国剑桥的罗宾逊夫人分别出版了《垄断竞争理论》和《不完全竞争经济学》才正式宣告“斯密传统”的彻底结束。张伯伦、琼·罗宾逊夫人摈弃了长期以来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把“完全竞争”作为普遍的而把垄断看作个别例外情况的传统假定，认为完全竞争与完全垄断是两种极端情况，提出了一套在经济学教科书中沿用至今的用以说明处在两种极端之间的“垄断竞争”的市场模式，并用传统经济学的方法重新完成了微观经济学的论述，将市场结构分成了更加符合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实际情况的四种类型，“张伯伦革命”的经济学意义还在于，从这里开始，经济学似乎更加真实地描述经济的本质和现状，我们距离真实的经济世界又近了一步。

第九章 大棒和胡萝卜

（关于市场干预的经济学）

本章导读：

在传统智慧看来，市场中企业是强者，消费者是弱者，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政府应该对市场进行干预，然而，政府真的能够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吗？

美国曾经对橘子实行价格支持，结果政府却不得不以高昂的价格把橘子买下；政府决定向奢侈品征税，结果穷人们的生活非但没有变好，反而更差了，政府这是怎么了？黄牛党为什么屡禁不止，这和政府有什么关系呢？本章将一一为你揭晓。

租金管制似乎是除了爆炸之外摧毁一座城市最有效的方法。

——瑞典经济学家林德·贝克

经济学家经常开玩笑地说，政治就像是食品，首先它是必需品，合理的饮食会促进身体的成长，但过度的摄取食物会导致肥胖，政府似乎也有同样的效果，它是促进经济繁荣的强大力量，但过度的政府干预将破坏经济的进步。

我们都知道，政府的职能是稳定经济，建立公共服务。德国地铁里便有这样一条标语：乘客们，你们安全的乘坐地铁吧，下面有五千个警察在秘密地保护者你们的安全。清澈的河流，清新的空气，绿草萋萋，杨柳依依，孩子们在教室里齐声朗诵，工人们在车间繁忙的劳作，在政府的管理下似乎一切都是那么自然。

当然，为了维持市场的公平竞争，政府有时还对市场进行干预。我们的政府出于好意，在“传统智慧”指导下，实施了很多调控价格的措施，然而这种自以为是的干涉常常得到超出了我们想象的结果。在经济学中，“管制”常用来说明国家以经济管理的名义进行干预，尤其指政府为控制企业的价格、销售和生产决策而采取的各种行动。

今天以自由著称的美国，曾经就是粗暴干涉价格的典范。美国曾经管制了众多商品的价格，1887年，美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国家管制机构——美国州际商业委员会，目的是控制铁路货运和旅客车费，铁路、汽车、航空运输、通讯、能源销售无一幸免，美国的俄克拉阿马州甚至还对干洗店提供服务也进行了控制。经济学家曾经统计，1975年，美国联邦管制机构控制了约占国民生产总值24%的行业。

虽然管制方案的拥护者宣称，他们有许多不同的理由支持管制，但只有少数的经济学论据可以作为各种管制的“正当理由”。经济学家们嘲笑他们的方案就如同用打碎温度计的方法来对待发烧的病人。

为了理解人们对价格实施管制的原因，首先让我们看看罗塞尔·罗伯茨曾经讲过的在美国黄石公园里发生过的保护麋鹿的行动。

保护麋鹿的行动

为了保护公园里的麋鹿，美国政府决定消灭公园里的狼群，这让当地的牧场主欢喜异常，因为再也没有狼从公园里溜达出来偷吃他们的牲畜了，而且公园的游客也不用再惧怕凶狠或疯狂的狼群袭击他们或他们的孩子了。

到了20世纪30年代，黄石公园里的狼绝迹了。同时，由于狼日渐稀少乃至绝迹，麇鹿的数量开始激增。公园的管理员喜欢这样，并且来公园的游客更加喜欢公园里的环境，他们能够看到更多的动物。

然而，当你干涉一个复杂的系统时，事情的发展是你无法预料得到的。显然，随着麋鹿越来越多，他们吃的东西也越来越多。麋鹿吃光了小溪旁的所有植物，包括荆棘、灌木和低矮的树木，生长在水边的柳树和白杨。

还有一点大大出乎了人们的意料，黄石公园里的海狸数量剧减，这很有点儿讽刺意味，因为狼是吃海狸的，所以，似乎大家都以为狼没有了对海狸有益处才对，可是结果却恰恰相反，因为海狸要靠柳树和白杨生存，而麋鹿吃光了白杨，所以海狸的数量开始减少了。

面对一系列的后果，1995年，政府不得不把狼重新引进了黄石公园。

许多经济政策的作用就是这样，看不见的损失往往就是那些努力想做好事的人造成的。事实上，一项经济措施的出台，制度的确立，法律的颁布，它们不只是产生一种影响，而是产生一系列的影响，经济学家称之为“次级效应”，而人们往往忽视了那些看不见的次级效应。

正如哈耶克所说：通往地狱之路，通常是由善意铺成的。

最低工资制

最低工资制最早起源于19世纪的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这项制度本来意图是想帮助穷人摆脱贫困，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这似乎无可厚非，然而最低工资制度的实施，产生的结果却超出了人们的意料。

首先，最低工资制规定的只是货币工资，而货币工资仅仅是全部报酬的一部分，此外还有劳动保障、医疗保险、带薪假期、职业培训等等，这才是全部报酬。如果用法律来硬性规定其中的货币工资，那么雇主就会在长期内调整其他报酬，使全部报酬回落到本来的水平。尽管最低工资的确增加了许多工人的收入，但这并不意味着工人变得富裕了，雇主通常会通过消减健康保险、免费午餐、培训机会等方式来减少工人的福利。

更加严重的后果可能是，最低工资制的实施使更多人失去了工作，因为最有可能的情况是，最低工资制把低技术人才赶出了市场。

在前面我们说过，如果说劳动也是商品，那么工资无疑就是这种商品的价格反映。假设我是最后一个被雇用的工人，雇主付给我的工资与我创造出来的利润相等，也就是说，我是那名处于边际上的工人。政府规定了最低工资，如果最低工资高于我现在的工资，为了继续雇佣我，雇主不得不给我提高工资，那么随着最低工资制度的实施，很有可能出现两种情形：

情形一：继续雇用我，支付我更高的工资；

情形二：解雇我，寻找一个能与最低工资匹配的员工；

几乎理性的雇主都会选择第二种答案，那么我就会面临失业的危险。这就是说，如果不实行最低工资法，那些低工资收入者还有一份工作可做，从而还有一定的收入。然而在实行最低工资法以后，由于劳动需求的下降，那些工资水平已达到最低工资法要求的人，会继续留在原工作岗位，不会失业；而那些没有达到最低工资水平的工作者，厂商就会解雇他们。

换一个角度，在均衡的市场环境下，社会的财富并没有增加，而企业主付给员工的工资总额没有增加，那么最低工资制实施的结果就是改变了全体劳动者的工资分配，也就是把一部分工人的钱给了另一部分工人，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最低工资法规的强制实施，它减少了一部分个人的就业机会，而这部分人的边际生产价值低于法定的最低工资。

因而最低工资法规对那些相对而言未受训练和无技能的人带来了失业的危险，真正从最低工资法受益的不是那些收入水平低的人，而是那些收入水平本来就高的人。这样的结果似乎与我们的初衷相反，人们希望最低工资制能够提高低收入者的待遇，结果却加剧了他们的失业，对于那些老弱的劳动者来说似乎更加恐怖。

1946年，经济学家斯蒂格勒就指出：最低工资制会导致劳动供给的增加，需求减少进而造成失业。这种旨在减少贫困而制定的保障制度不仅不能对减少贫困起作用，反而扭曲了资源配置，现在经济学家对此似乎已经达成共识。

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说：“在现实世界中，一项经济措施的出台和制度的确定，不只产生一种影响，而是有一系列效应。而高水平和低水平经济学家的全部区别在于，后者只能注意到那些显而易见的效应，而前者不仅能够看到可观察到的效应，而且还能预见到将来要出现的效应。”

对其他商品的最低限价也发生过一些趣事，据说美国曾经对橘子实行价格支持，结果高昂的价格大大降低了橘子的销售，带来的结果是，政府每年花了大量的钱把橘子买下来，却又不得不把它们全都烧掉。

摧毁城市的好方法

与最低限价相反，最高限价政策是指政府通过使用法令、法规或行政手段强行把某种商品的价格限制在某个低于均衡价格的水平上。当该商品的市场价格高于最高限价时，就执行最高限价；当市场价格低于最高限价时，执行市场价格。

政策制定者通常认为，如果这些商品的价格太高，影响市场的稳定，那么就可能会引起大家的不满，严重者可能影响社会稳定。因此，政府为了保证大家的生活水平不受损失，为了维护市场和社会的稳定，而对这些商品实行最高限价。

那么，最高限价政策的效果究竟如何？经济学家的回答又给这项政策泼了一瓢凉水。

最高限价的效果与最低限价政策相似，微妙的区别在于最低限价使得消费者的一部分利益转移给了生产者，而最高限价使得生产者的一部分利益转移给了消费者。另外，由于产品供不应求，因此最高限价政策没有给生产者造成产品积压的成本损失，这是与最低限价政策效果的又一不同之处。

执行最高限价政策的结果是购物要排长队，或者要走后门，或者要凭票。

那些愿意出高价购买的消费者，可能由于排队来迟，或者由于没有认识的熟人能够走后门，或者由于没有领到购物票，而没有买到商品。而那些买到商品的人，却并不是因为他们急需这种商品，而是因为他们排队来得早或者有购物票。如果说把价格提高到均衡价格水平，这些人可能就不会购买了。因此，他们会把买到的商品转手以高价卖出去。

在过去的20年中，美国为从鸡、汽油到利率的大量商品确定了最高限价，在每种情况下，都导致了商品的短缺。人们想要购买产品的数量超过了生产者能够提供的数量，但因为限价，生产者没有了生产这种商品的积极性，虽然购买者得到了利益，但生产者却为此受到了伤害。

最低限价政策确实把消费者的一部分利益转移给了生产者，这让生产者看到了实惠，但社会损失是较大的，而且对于生产者来说，它从消费者那里获得的利益很可能弥补不了产品过剩造成的成本损失。

二战时期，尼龙、轮胎、汽油、糖等等都曾经受到美国政府的价格管制，在推行价格管制几个月后，上述商品无一例外都出现了短缺。汽油就是最好的例子，当opec几乎把汽油价格提升到原油的四倍时，尼克松政府却不允许汽油价格跟着涨，结果到处都是长长的队伍和愤怒的人群。

最高限价政策使商品价格无法达到一定的水平，这就会使供给者调低商品的质量或者其他方面的服务，以便在暗中提高商品的实际价格。纽约政府为了照顾那些低收入的市民，对房租进行了最高价格限制，这样造成的后果是，几十年来纽约的公寓房一直处于短缺状态。租金管制的初衷或目的是什么呢？为了让更多的人租得起房，但是在房租管制情况下，市场无法对供需进行调整，往往是租房的人踏破了房东的门槛。即使有幸租到了房子，租户的日子也不好过，因为房东根本没有心思去维护公寓的质量，比如更换漏水的管子、修理出了毛病的空调，因为想租房子的人多的是，房东的回答很强硬：“你不喜欢？走啊。要租这房子的人把我家的门都挤破了！”

难怪瑞典经济学家林德贝克颇具讽刺地说：“租金管制似乎是除了爆炸之外摧毁一座城市最有效的方法。”

消灭黄牛党

除了直接干预价格，政府还有很多管制的手段，比如，针对通信频带或航空着陆权发放许可证。显然，这样的管制措施会引发一个充满生机的许可证市场和寻租行为，最终会导致对价格机制的扭曲。同时，政府出于对安全和卫生的考虑，还制定了各种各样的标准，来限制行业中的企业，例如对污染企业排放的限制，对食品从业人员卫生的限制等等，事实上这样的管制方案总会受到来自不同利益集团的影响。

经济学家已经证明，任何经营活动都是根据预期所允许的利润而制定的，由于许可证和禁止准入，经营者必须要追加更多的成本，最可能的后果是提高了该产业中的价格，而消费者仍然是“安全涨价”的最终承担者。

因此，真正的过程是这样的，政府为了消费者的安全提出了更多的标准，而企业不得不增加成本以满足要求，看似获利的消费者最终承担了增加的费用。事实上，人们研究发现，工伤事故发生率并没有由于管制机构的活动而降低；为汽车加装安全措施的管制也没有降低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数，反而使人们更加不注意驾驶安全，人们发现，没有管制的条件下预期公路事故死亡率与管制条件下的实际公路事故死亡率相差无几。

有时候，价格的管制还会带来其他社会问题。

几乎每年春运期间的火车票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本质上说，这是因为春运期间，客流迅速增加，而运力相对不足所导致的，也就是说供给不变的情况下，需求大量增加而引发的供求矛盾。那么火车票提价20%—30%的结果如何呢？

首先，春节期间选择火车的乘客是那些需求弹性较低的乘客，这些人只能承担较低的成本，因此涨价的结果是穷人们承担了更多的成本。接下来，提价20%—30%是否有效抑制需求了吗？从售票口前队伍排成长龙，票贩子活动猖獗中，我们就知道，这样的做法并没有有效抑制需求，反而容易助长“黄牛”现象。这就如同灰色市场一样，正是因为人们的效用远远高于实际的票价，因此有经济学家开玩笑地说，当火车票的价格高到买不起的时候，黄牛党就消失了，那时候可能火车上估计也没有人了。铁路处于垄断地位，客运班次有限，这些是车票紧张的原因。

还有很多有趣的市场也有价格管制的影子。比如，我们都知道高利贷行为是违法的，本质上说，这源于政府对银行利率的控制，因为如果将资本借贷作为一个自由市场，利率是资本的市场价格，规定利率实质上限定了资本的价格，一旦资本的供给关系发生变化，而银行规定的利率没有及时更改，那么人们对资金的迫切需求或许就是存在高利贷的最好理由，那些急于获得贷款的人只得求助于高利贷市场。与黄牛党存在的情况类似，供给不足和价格管制是高利贷生生不息的根本原因。

管制制度的废除

管制制度从诞生之日起就受到了经济学家的强烈反对，其中声音最大的经济学家是米尔顿·弗里德曼，他可能是全球最为人认识的经济学家，因为他总能以最简单的语言表达最艰深的经济理论。尽管一度被视为思想的异端，多年来一直遭到学界普遍的歧视和排挤，受尽世间的白眼，最终这位执著的经济学家取得了胜利。

弗里德曼15岁时，父亲便去世了，他不得不靠着政府的奖学金、餐厅打工的收入和暑假零工的收入完成了大学学业，原打算成为精算师的弗里德曼最初修读数学，后来根据抛硬币而确定进入布朗大学或者是芝加哥大学，如果进入前者，他将可能成为一名数学家，结果这枚硬币改变了他的命运，也改变了这个世界。

弗里德曼是坚定的自由市场主义者，他挺身而出敢于批评政府，并慷慨激昂地宣扬自己的独特经济见解，他反对政府以各种形式干预市场，坚信市场能够完成全部的调整工作。他甚至认为政府不该向洪灾受害者进行经济援助。弗里德曼的理由是：洪水通常是土地使用不当造成的，在土地上建造房屋和企业带来了洪水。低洼地区土地价格便宜，这就促使人们在这里安营扎寨，由于土地价格便宜，低洼土地购买者就有充裕的资金购买保险，或用其他方式抵御洪水。如果政府给与洪水受害人经济补偿，低洼土地的所有者就不会有上述行为的动机，这样做法带来的后果是，政府的参与削弱了自由市场有效分配土地资源的能力，因此政府的参与将导致洪水灾害的加深。

下面，我们就看看世界上第一个国家管制机构是如何诞生到，又是如何被解散的。19世纪后半叶的美国，铁路在长途运输业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但当时的铁路运输处于一种混乱的状态，价格波动频繁，每过一段时间就会爆发残酷的价格战。消费者无法承受价格波动的困扰，向政府提出了价格管制的要求，于是，1887年，美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国家管制机构——美国州际商业委员会，目的是控制铁路货运费率和旅客车费。

在最初的二十年中，铁路公司的确稳定地获得了回报，管制似乎初见成效，然而随着卡车和客运汽车业的发展，有趣的事情发生了。铁路运输商们为了确保自己的利益，游说政府将卡车运输也纳入管制，这样，美国州际商业委员会就控制了铁路和卡车的定价权。

最初，卡车运输对铁路并不能构成威胁，因为当时公路状况不良，卡车装卸的货物有限。然而随着美国高速公路的迅速发展，卡车运输成本迅速下降，卡车运输很快构成了对铁路的直接竞争，铁路运输商们感觉到越来越难以应付。

在铁路运营商的要求下，管制终于有所松动。1958年，铁路运输商们被允许降低一部分运费，并且能够退出不能获利的线路。1970年，美国最大的铁路公司——宾州中央铁路公司宣告破产，这更加触动了美国政府，美国州际商业委员会不得不放松了部分管制权力，但仍然控制相当一部分定价权。

自70年代中期开始，在经济学家严厉批评下，公众对管制所强加的经济负担也深感不满，全社会引发了一场强有力的、旨在废除许多特定的管制方案的政治运动。最终，1996年，美国政府根据《终止州际商业委员会法》解散了州际商业委员会。

管制制度扭曲了市场价格，带来了社会福利的损失，自始至终受到了经济学家的猛烈抨击，就如同经济学家张维迎指出的那样：要像戒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

到底在向谁征税

在经济学家看来，税收同样会影响市场上价格对资源的调节功能，因为在税收的影响下，企业对生产成本的估计必然发生扭曲。比方说，政府规定，每生产一个面包要向政府交纳1块钱的税，那么最高兴的肯定是生产蛋糕和饼干的企业，因为这实质上是提高了面包的成本，从而使得面包在市场上处于相对劣势，很明显这样的税收会扭曲价格的信号功能，打乱市场上已有的均衡状态，从而带来一连串的次级效应。

然而除此之外，经济学家更担心另一种危险，善良的人们出于好心提出的建议却让穷人们更加潦倒。

我们总有这样的想法，为了使社会更加公平，应该向那些有钱的人收税，然后补贴那些穷人。因此有人提出，应该对高尔夫球具、高档手表、游艇征收奢侈品税，他们认为这些商品是只有少数富人群体才能消费的高档奢侈品，对其征税实际上就是对富人征税，体现了境况好的人应该多纳税的原则，能够起到公平的效果。然而这样的“传统智慧”又一次被经济学家否定，而且经济学家告诉我们，所谓的奢侈品税，往往会让穷人更穷，而对富人则毫发未损。真的是这样吗？

这涉及了经济学中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税收归宿。它所要研究的是究竟谁最终承担税收，显然对商品征税会提高商品的价格，而消费者可能会承担一部分税费，同时生产者也有可能需要承担，那么税收变动对市场均衡的影响便影响了市场的均衡，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参与者之间又该如何分配？

经济学家们分析说，像游艇这类奢侈品，属于非生活必需品，而且替代产品很多，因此属于需求富有弹性而供给缺乏弹性的商品，当这类商品由于税收而价格提高时，富人们会选择其他消费方式，而生产奢侈品的企业却不得不承担需求减少带来的损失，甚至不得不降价、甚至停止生产，最终税收负担都会落在企业的员工身上。

事实也证明了经济学家的预测是正确的。1991年初，美国的有钱人为了逃避税收转而前往邻国巴哈马购买游艇，导致美国度假胜地南佛罗里达的游艇销售量迅速下降90%。令人吃惊的是，包括“奔驰”、“凌志”在内的高级轿车销售量也急剧下降。最初美国国会曾预计“奢侈品税”将每年为国库带来3亿美元的收入，结果第一年仅仅收到了3000万美元，只有预期的1/10，最终，美国政府不得不在1993年取消了这项“亏本”的税种。

经济学家进一步分析说，在市场供给双方中，弹性越小的一方，承担的税负比例也越大。奢侈品的供给弹性不大，但需求弹性较大，因此供给方也就是生产厂商的人们承担了税负。如果对大米、食油这些日常生活品征税则恰恰相反，新增的价格将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相反，如果政府提出对房东收税，大多数人会认为，至少有一部分税收会转嫁到房屋租赁者的头上，但经济学家说房东将是直接的受害者。首先房屋租赁是一个需求富有弹性而供给缺乏弹性的市场，因此房租的税收就大部分由房东承担了，而租户也不必担心房东会提高价格，事实上，如果房东能够提高价格并且全部把房子租出去，那么他们早就这样做了。

经济学家的解释是，税收增加引起租房成本提高，而租赁者会降低他们的需求，在需求减少的市场上，房东们不得不接受最高的出价，而当价格维持不变时，房东不得不按原价出租他们的房子。除非所有房东统一退出市场而降低供给。

有多少穷人？

与税收相对的，是另一种干涉价格的方法：补贴。

这是一种常用的方法，政府担心穷人们买不起房子，于是为穷人提供适用房或者低价租给他们房子，政府担心他们负担不起教育，会提供义务教育，在医疗上有免费医疗制度。同样，针对那些收入低的行业进行补助，也是一种常用的方法。

但这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甄别出那些真正需要补贴的穷人。

政府对水、电、气的价格补贴，普遍认为是对大众的补贴。但事实并非如此。显然，穷人所拥有的用电设备很少，而富人们则使用众多用电设备，那么，城乡居民中的富裕家庭在补贴的鼓励下会用更多的电。教育补贴似乎也是这样，本意是为了让更多贫困家庭的孩子读得起书，因此必须对那些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进行补助才能达到政策的真正目的，否则只会更加加剧社会的不平衡。经济学家托马斯·梅克曾经风趣的说：“出现穷人的原因就是救济，国家想养活多少贫民，就恰好有多少贫民。”

产业补贴是国家常用的政策。农业补贴便是一国政府对本国农业支持与保护政策体系中最主要、最常用的政策工具。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干预资源转移到农业领域，以支持本国农业的发展。美国政府常常每年拨出400亿美元到600亿美元补贴农场主，包括牛奶、小麦、玉米等各种农产品。日本在战后50年间迅速工业化，为了不使农民们损失过大，始终采取以国家财政扶持本国农业发展的政策，即使1969年，日本粮食开始剩余后，仍采取对大米实行高价格补贴的政策。

事实上，补贴就是一种逆向的转移支付，这对于调节收入分配，保护特别产业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从理论上说，对相关商品实施限价政策，必然扭曲正常的价格体系，导致资源的错误配置。一般来说，补贴的行业中，企业的资本效率都比较低，正因为效率低所以资本都有流出的趋势，而补贴的目的就是人为地扭转这种趋势，但这样做的结果往往带来更低的效率。

实用的经济学

经济学常常被用来和气象学作比较，首先，即使没有气象学家的存在，气象仍然存在；同样，无论经济学家对经济做出何种预测，经济现象依然存在。其次，和天气预报一样，经济学家常常对经济的未来走势做出自己的预测，但预测结果似乎比气象学家成功的概率还要低，就如同美国国家气象局门口的那句话：“我们说过的正确的话，人们都忘了；我们说过的错误的话，人们永远记着。”

我们的经济系统有时候就如同天气一样，人们经过对云层、大气的监测，准确地预报天气状况，当人类试图改变经济环境时，也必须意识到那些不可预测的后果。不过经济学家与气象学家最大的不同在于，经济学家能够通过政策的制定来影响和改变经济的运行，他们能为政府干预市场的经济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一位经济学家曾经这样总结政府的干预行为：如果经济在运转，那就征税；如果经济不断地在运转，那就管制；如果经济停止运转，那就补贴。事实上，每种干预措施不可避免的会影响价格，而今天的经济学家已经达成共识，价格信号是市场经济的神经中枢，如果这个信号被干扰，那么市场就会扭曲。

学习经济学的目的，是希望世界可以变得更加美好一点，人间的悲惨可以少一点。尤其当你看到政治家制定出错误的经济政策，整个国家为此付出代价的时候，这种感觉就会变得更加强烈了。当然，美国国会的联合经济委员会副主席李·赫米尔顿曾经说过：“经济学家最重要的作用之一就是能够协助政策制定者，告知他们经济是很复杂的……提醒他们必须在有冲突的目标之间做出选择，我们的政府不一定想听这些东西，但是我们这么做是很重要的。”

第四部分 经济学的新思维

第十章 重新打开这个盒子

“当年我只有21岁，阳光从未停止照耀。”

——罗纳德·科斯

（关于交易成本的经济学）

本章导读：

似乎每一部令我们记忆犹新的戏剧，都会在人们昏昏欲睡的时候，出现最不可思议的转折，而掀起波澜的主人公往往开始并不被世人所接受，今天我们关心的问题也和主人公一样也有些奇怪。

究竟什么是企业？企业是不是越大越好呢？为什么有人能自己组装电脑，却没有人自己组装汽车？为什么对车间的工人们要付计件工资，而对秘书却要付计时工资？

美国废除奴隶制的主要原因是保护这种制度所花费的成本已超过其净收益。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拉姆·巴泽尔

奇怪的问题

当你读完了前面的章节，是不是觉得经济学家似乎要做的事情已经差不多了，企业根据市场的需要进行生产，消费者依据个人效用和偏好进行选择，供给和需求在市场上默默发挥作用，“价格”这只看不见的手指引着我们每个人，共同达到均衡的状态，政府调控着经济的运行，尽管不很成功，但他们也在努力着……

经济学家们似乎已经解决了所有的问题，这座由亚当·斯密、马歇尔、瓦尔拉斯建立起来的大厦看起来是那么完美，简直无懈可击。其他的人们只要一边喝着咖啡做一些查漏补缺的工作就行了。

当然，不只是经济学这样，物理学中发生过类似的故事。1900年，在英国皇家学会的新年庆祝会上，著名物理学家开尔文勋爵作了展望新世纪的发言，在回顾过去岁月之后，他充满自信地认为：物理学的大厦已经建成，未来的物理学家只需要做些修修补补的工作就行了。然而，不到五年，量子理论和相对论就如同重磅炸弹，让经典物理学理论几乎被彻底动摇，。

经济学似乎正发生着同样的故事，而改变经济学进程的主人公名叫罗纳德·科斯。1937年，27岁的科斯当时还默默无闻，他完成了一篇名为《企业的性质》的文章，在被好几家杂志拒绝以后，最后终于发表在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家》杂志。起先并没有人注意到这篇文章，直到之后20多年科斯的另一篇重要论文《社会成本问题》问世后，《企业的性质》才引起经济学界的高度评价，这篇被埋没20年的文章今天被看作是新制度经济学开始的标志。

1991年，当科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候，这位从未离开过法学院的老人已是耄耋之年，他在获奖时回忆起自己的往事，曾经无比欣慰地说：“当年我只有21岁，阳光从未停止照耀。”对于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来说，80岁时对他在20岁做的工作加以褒奖，实在是一种奇特的经历。

童年的科斯有点像电影里的阿甘，必须穿铁鞋走路，在当地的残疾学校读书，经过努力地学习，18岁的科斯前往伦敦经济学院学习商科，后来先后错过了成为编篮工人、历史学家、厂长、或者律师的机遇，似乎是命运的安排，他成为了一位经济学家，命运安排他去改变人们对经济学的认识。

在科斯的时代，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笃信，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体系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因为价格机制能够完美的调节消费者的需求和企业的生产。

年轻的科斯提出了这样一个我们从未想过的问题：如果价格能够完美地调节企业的生产，那么在企业内部又如何指导生产呢？如果价格机制足以调节生产，那么根本不需要什么组织，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组织存在呢？

关于企业和组织的存在理由，一些经济学家给出了好像可以接受的答案，由于有劳动分工，所以需要企业。亚当·斯密就是这么说的。

可是既然企业能够组织分工，而市场同样可以，为什么我们还要企业？如果说雇主承担风险，那只能说明需要一个风险市场。如果说雇主组织员工劳动，那么我们可以直接在市场上购买员工的劳动。似乎我们一时还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在古典经济学领域，所有人都将企业看作是一个黑匣子，为什么要有企业？企业的边界在哪儿？企业是不是能够无穷大？这些问题始终没有真正的思考过。但是为什么经济学诞生了数百年，从来没有人提出过这个问题呢，哪怕一点也没有，似乎这更令人着迷。

或许是因为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体系实在是太伟大了，在《国富论》发表以后的两个世纪中，每个学习经济学的人都深深地陶醉其中，经济学家的主要活动似乎是弥合亚当·斯密体系中的裂缝，修正他的错误，以及使他的分析更为精确。经济学家德姆塞兹曾经说过，自从《国富论》发表以来，经济学家的主要任务是将亚当·斯密的这一命题形式化。

然而科斯无疑是幸运的，在进入经济学领域之前从来没有经过正规训练，这样特殊的经历让他在思考这些问题时有了更大的自由度，或许这就是命运的安排。

打开企业的钥匙

彼得有一个生产玩具的车间，假定每个工人独立手工制作凯蒂猫玩具，为了给员工发工资，他有两种选择：

方法一：根据每个员工的工作时间，支付他们工资；

方法二：统计每个员工做出来的玩具数量，给他们发工资。

经济学家把这两种方法分别称为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显然人们大多喜欢采用计件工资制，但这是为什么呢？对于彼得来讲，如果选择计时工资的话，需要测定工人的效率并且监督工人，这样会花费更多的成本。彼得选择了一种更为廉价的测定时间和监督生产的方式：计件工资。在计件工资情况下，工人们会更加努力的工作，研究人员在对菲律宾工人的调查中准确地发现，在计件工资安排下，工人的身体消耗的卡路里比计时工资时多了23%左右，而生产率提高了50%。

另一方面，秘书的工资通常是固定的，很少有人根据秘书接电话的数量或是打印文件的多少而付其工资，因为确定其工作量并考核监督的成本太高，而且无法对每件细致工作进行评价和量化，因此采用固定工资或计时工资是合适的。

在这里，我们隐约地感受到一个新的概念：交易成本，这将是我们打开企业这个神秘盒子的钥匙。

通俗地讲，交易成本就是达成一项交易所要付出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它几乎涵盖了经济生活的所有环节，包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拟定和实施契约的成本、界定和控制产权的成本、监督管理的成本和制度结构变化的成本。

在市场上，我们常见的批发、搭卖、降价促销等等这样的行为，几乎都能够用交易成本来解释，显然多件商品同时交易带来的成本低于单独交易，所以批发可以获得更低的价格；降价促销和打折则是希望通过增加销售商品数量来弥补价格的差异。《财富》杂志在德国订阅价格是，订阅1年的客户，每期2.63欧元；订阅2年的客户，每期2.37欧元，订阅3年的客户，每期2.10元。显然一次签订更长的订阅合同能够为杂志社降低交易成本，那么他们也会给予客户优惠的价格。

为了降低交易成本，人们甚至不断改变交易模式。今天，大型的超市已经取代了百货商店，成为人们购物的主要方式，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降低交易成本。同样，超市今天正面临着网络交易的崛起，卓越、淘宝这样的网上购物模式降低了人们的交易成本，因此它能够提供更加优惠的价格。

营销专家为我们揭秘了零售业更替的真正秘密，交易成本的降低是其中的关键，交易成本的下降使得商品流转速度大大增加，快速的流通速度提高了资本回报率。商业专家测算的数据告诉我们：通常百货商店的毛利率是40%，存货每年周转3次，因此它的资本回报率就是120%，而折扣店的毛利率是23%，其存货每年周转5次，因此能够以低价取代百货商店。而获得类似的资本回报率，像亚马逊这样的网络营销，其存货周转率可达25次，因此其毛利率只需要5%，这意味着亚马逊有足够的降价空间以吸引那些对价格敏感的客户，因此仅仅从交易成本角度出发，不远的将来网上购物将成为人们购物的主要方式。

在很多传统行业，也有有趣的交易成本的例子，昂贵的饭店通常提供丰富华丽的菜单供顾客选择，他们能够根据顾客的需要而制作食物；像快餐店这样比较便宜的地方则提供较少的菜单选择，这样能够降低成本；而在自助餐厅，餐馆老板不必按照客人的要求准备饭菜，而是提供几乎一样的食物，同时免去了点单、服务等很多环节，降低了交易成本。

事实上，交易成本的概念还可以让我们重新解释很多有趣的现象。

奴隶制，这是个让人类蒙受耻辱的制度，古罗马帝国、古希腊、以及中国都存在过这样的制度，甚至还有奴隶买卖的市场，不过更令人惊奇的是，经济学家们竟然由交易成本推断出这项恐怖制度的消亡。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认为交易成本是奴隶制度消亡的根本原因，在他看来，奴隶主们用各种绳索限制了奴隶的自由，但并非说明与奴隶的交易没有成本，只是通过用武力将劳动者的自由购买下来，这种用武力的方式未必能保证交易成本最低，奴隶主们需要雇佣大量监工，并支付高额的监督成本。而采用合约制雇佣方式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因此，奴隶制度的消亡一方面是出于人类对自由平等的追求，同时也是交易成本降低的必然结果。

重新打开这个盒子

下面，我们就用交易成本这把钥匙，打开企业这个神秘的盒子。

1937年，科斯发表了他著名的文章《企业的性质》，使得经济学从零交易成本的新古典世界走向正交易成本的现实世界，从而获得了对现实世界较强的解释力。

企业存在的根源在于节约交易费用。在科斯之前，企业常常被作为一个 “黑箱”来对待，它是各个合作的所有者的资源通过合约所形成的相关的集合。在交易成本的指引下，我们终于能够揭开企业的神秘面纱。一个没有交易成本的世界，宛如自然界没有摩擦力一样，是不现实的。而交易成本恰恰就是运用市场价格机制的成本，因为市场价格机制不可能在真空中运行，市场交易必然要付出代价，这就是交易成本的根源。

所谓“公司”，实际上是企业主们能够雇用和指挥工人的集中代理人制度，这种制度避免了过多的市场交易。雇用员工的合同就如同一份保质期一年的连续劳务输出合同，“公司”的作用就是将要素市场内化，这个过程中引入了“交易成本”，笔试、面试、录取员工需要成本，业务培训需要成本、监视、管理员工的劳动需要成本，在一系列内化的过程中，事实上公司支付了“交易成本”。

经济学家张五常曾经用“跑单帮”形象的解释了企业的实质，在20世纪70年代的香港，“跑单帮”的商人们带着香港生产的各式各样的衬衫到美国和欧洲，从那里拿回一大摞订单，但这些商人们没有自己的工厂，他们也不搞机器大生产，而是去筒子楼里发订单，你五件他十件的，第二天再收上来，这里“跑单帮”就是企业的实质，所谓企业不过是一组节约交换成本的合同，而企业的成本就是监督这些合同执行的成本。

市场和企业是两种不同的组织劳动分工的办法，而企业的出现只有一个原因：能带来交易费用的降低，“跑单帮”的商人们用自己完成了企业的全部要素。科斯由此提出著名的论断“企业是市场的替代”，即当市场上的交易费用大于企业内部的组织成本时，企业就会在企业内部生产，而不是在市场上购买。

在电脑市场上，hynix是全球最大的内存制造商，希捷是全世界最大的硬盘制造商，intel是最大的cpu制造商，然而我们所熟知的电脑却只是惠普、戴尔、联想这样的品牌。谁都知道电脑是由cpu、硬盘、内存等等模块组装起来的，但是人们倾向于直接从市场上购买电脑，而不是购买电脑“要素”，而且hynix、希捷也不在市场上大力宣传他们的产品，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尽管要素市场可以为我们提供更低的价格，但是这样的结果是带来消费者要更大的“交易成本”去获得全部“要素”，而电脑销售商们内化了其中的“交易成本”，事实上，这也是用户定制电脑——戴尔成功的秘诀。

更形象的例子是汽车行业。谁都知道，汽车也是由发动机、电路系统、轮胎等等多个模块组成的，有人能自己组装电脑，但从未听说过自己组装汽车的，甚至很少有企业单独销售汽车部件。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这是因为，设计、生产、检验及调试汽车是个复杂的过程，要求高度的协调，发动机、传动装置、车身、刹车等等鼻息相配。甚至连生产汽车的企业会将内部生产元件和外部购买元件进行严格的区分，究竟是怎么区分呢？哪些需要购买而那些能够自己生产呢？

经济学家们认为交易成本的高低是汽车企业决定零件获取方式的关键，他们认为：元件越复杂，内部采购的可能性越大。研究人员获得了通用汽车公司和福特公司在1976年使用的133种汽车零部件清单，清单记录了每个零件是由内部生产还是外包生产，结果再次证明了经济学家的估计是正确的，那些复杂的元件，企业会选择自己生产，而一些相对独立的元件则倾向于购买。

还有一个更加困难的问题，企业的边界在哪里？

决定企业规模的核心是交易成本。经济学家保罗·乔斯科曾经研究过美国煤矿和发电站的契约。美国东部和西部都有煤矿，东部的煤矿主要是地下开采，因此东部的企业规模较小，在这里煤的质量相对均匀，并且有许多运输渠道，因此小规模的生产就能获得高额的利润。而在西部，煤主要是露天开采，煤的质量差别比较大，并且运输渠道也比较少，因此需要大规模的煤矿，以适应不同质量的挖掘任务，这样就需要采煤企业拥有较大规模，企业数量自然就比较少。

因此，企业的边界是由企业内行政管理费用与市场费用相比较而决定的。企业的规模是适度的，不是越大越好。当企业的规模扩大时，内部行政费用会上升，这增加的费用接近节省下来的市场费用时，企业的规模就不会扩大了。企业的扩大必须达到这一点，即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在公开市场上完成这笔交易所需的成本，或者等于由另一个企业家来组织这笔交易的成本。科斯这样解释到：当企业扩大时，企业内部每追加一笔额外的交易，企业内部交易的边际成本是递增的。其原因是当企业内部交易增加时，企业家不能更准确地将生产要素用在它们价值最大的地方。

随着当代管理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交易通过企业内部实现的费用不断降低，企业就会不断把一些原来通过市场进行的交易纳入到企业内部来进行，这种内部化的过程推动了当今企业规模的扩大和发展。当企业到达了它的规模时，在企业内部组织交易的成本等于在市场交易的成本，这时，经营者就应该停止企业的扩张。

最后，我们简要描述一下企业的成本，100多年前的政治经济学家萨伊就告诉我们企业应该承担的要素成本，包括土地、工资、资本，后来人们模糊地认为“企业家要素”也是成本，而科斯的努力使我们能够用交易成本来解释，在企业内部，企业主需要承担管理和监督成本，在企业外部，还需要支付调查市场、税收、公关、广告等等的费用。

夜审科斯

今天，每当我给从未听说过科斯理论的人谈到他的思想时，总能亲身感受到人们对这一理论所报以的惊叹和佩服。但是，半个世纪前，人们却对这位企图推倒整个经济学大厦的小伙子充满了怀疑，后来经济学界还举行了一场特殊的辩论会，这是一场后来被称为“夜审科斯”的辩论，也是经济学历史上最有传奇性的辩论之一。

这场辩论在当时著名的经济学家艾伦·迪雷克特的家里进行，参加辩论的人称那一次辩论是“他们一生中最激动人心的辩论”，所有芝加哥的明星经济学家差不多都参加了：马丁·贝利，米尔顿·弗里德曼，阿诺德·哈波格，约翰·麦吉，格雷格·刘易斯，劳艾德·明茨，乔治·斯蒂格勒，鲁本·凯塞尔，当然还有科斯和迪雷克特自己。

饭后大家坐下来，科斯问：“假定一家工厂，因为生产而污染了邻居，损害了邻居，政府应不应该对工厂加以约束，以征税或其他办法使工厂减少污染呢？”所有在座的人都同意政府干预。但科斯说：“错了!”。

随即，辩论开始了……起先，人们反对科斯，但科斯毫不妥协地坚持自己的立场。

辩论进行到一半，最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弗里德曼倒戈转而攻击除科斯以外的所有辩论者。当科斯发现自己未在弗里德曼的攻击之列时，他知道自己胜利了。辩论结束了，当辩论者离开迪雷克特家时，互相嘀嘀咕咕，都像受了震动，因为他们亲眼看到了学术史上精彩的一章。

施蒂格勒曾经说：“那天没有用录音机，是日后经济史上的一大损失。争论到半途，弗里德曼突然站起来，舌战如开枪乱扫，枪弹横飞之后，所有的人都倒下来，只有科斯一人屹立不动。” 麦吉也说：“当夜是英国人的光荣。一个英国人单枪匹马战胜整个芝加哥经济学派。”多年以后凯塞尔承认，要找一位对经济体制的运作有如此洞察力、可与科斯相比的经济学家，除亚当·斯密之外别无他人。

既然科斯是对的，那么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又错在哪儿呢？

分工的故事

事实上，分工理论并没有错，分工起源于交换能力，分工发达是交易次数增加的结果，而交易是有成本的，所以分工不会无穷细分，它停止在分工的边际收益等于交易边际成本的那个分工程度上，因此只要分工能够降低交易费用时，分工就会进一步细化。

理论上说，人们至今对分工的认识也比亚当·斯密多不了多少。那么，让我们回到斯密时代。这位伟大的先哲最早认识到分工源自于比较优势，斯密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在狩猎社会，一个人在一开始既打猎又造弓箭，后来他发现，他更擅长于造弓箭，他专门造弓箭去换猎物比二者都干效率更高；另外一个人开始也是既打猎又造弓箭，后来他发现自己更擅长于打猎，他专门打猎去换弓箭，比二者都干效率更高，于是，他们各自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然后进行交换，这样不仅能让自己的蛋糕做得更大，也能让整个社会的蛋糕做得更大。

在市场经济下的分工是件有趣的事，企业之间的分工是那么完美无瑕。在你购买台灯的时候，你的台灯需有特殊的设计才能安置在桌子上，它需要有一个能够适合你的电源的插头，并且需要有适合你办公室风格的外表，并且要能够适用你的节能灯泡。事实上，台灯制造商并不知道你家墙面上的插座，也不知道你购买的灯泡形状，但是一切都是那么顺利，一点也没有出错。你在超市中买到的台灯能够和家里的桌子、电源、灯泡组合在一起，而且更加神奇的是，台灯制造商并不关心这些，他们只是按照自己的标准生产台灯，但所有的商品都配合得那么好。

当然，分工似乎不限于城市和国家。今天的波音公司已经能够24小时工作，光纤电缆、网络将世界各地的设计师和工程师连接起来。波音747喷气式客机的450万个零部件是由世界上8个国家的100个大型企业和15,000个小型企业参与协作生产出来的，人们无法断定波音的飞机是哪个国家的产品，在比较优势和分工交换的指引下，跨国公司不断努力降低交易成本和要素成本，并且让分工遍及世界每一个角落。在经济学家看来，分工思想本质是一种管理，企业因分工而产生，交易组织结构以及“看不见的手”的结合让各种组织得到发展。

新兴古典经济学

尽管我们已经知道了科斯的交易成本和企业存在的秘密，但仍然缺一点什么，那就是如何将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论与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合成为一个整体呢？

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他创立了新兴古典经济学，将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论与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浑然一体，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斯密－科斯”框架。

事实上，从亚当·斯密开始到马歇尔、瓦尔拉斯，人们花了100多年，建立了庞大的新古典经济学体系，在传统的经济学模型中，马歇尔做了一个非常不现实的假定，将社会分为两类人，一类是不从事生产的纯消费者；另一类是不做消费决策的纯生产者。每个消费者必须从市场上购买一切产品，每个厂商必须在市场上卖出一切产品，这样就使得所有分工和市场都是外生的，这使得经济学家都醉心于研究市场价格“这只看不见的手”。然而这个假设虽然很隐蔽，但毕竟是假设，在真实世界中，每个生产者同时又是消费者，而每个消费者也充当着生产者的角色。新兴古典分析框架则让经济学能够更加真实地面对现实的世界，当然这样会使我们的分析无比复杂。

简单起见，我们再次假设，社会仍然是由两个人组成，每个人必须消费两种产品，假定是食物和衣服，每个人在每种产品上有3个变量要选择：一是自给自足量；二是购买量；三是销售量。因此，在“两个人的两种产品”经济中，这在数学上会产生6个变量的2种组合，真实世界中，随着人数的增加和产品数的增加，我们将面临天文数字的难题。

这些在马歇尔、瓦尔拉斯时代，人们所拥有的数学知识是无法解开这个难题的。尽管这个总收益－总成本的问题本身并没有变化，但这个超边际决策的非线性规划问题却令无数人望而却步，马歇尔通过有效的假设简化了问题，从而建立了一般均衡的思想。

然而，杨小凯的努力使我们丢掉了这个假设，让我们更加真实地面对经济学。1988年，他运用库恩－塔克定理，排除了一些非优化的可能解，从而将最优解的范围大大缩小，人们把这样的分析称作超边际分析，在这里关于其中的细节就无法详细展开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尽管超边际分析脱胎于新古典的边际分析，可是它的威力要远远大于边际分析。

神奇的经济学

或许是因为市场经济的体制实在是太完美了，亚当·斯密、李嘉图、马歇尔这些伟大的经济学家建立了经典经济学的大厦，但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产权和交易成本，不得不说是个遗憾，而这也造就了一个21岁少年的奇迹。

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中第一次提出了交易成本概念，并用这一概念来说明企业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以交易成本为理论工具，对企业规模、企业家要素等等有了全新的认识，在企业和市场这一现代经济体系中两种根本对立的经济制度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人们进一步认识到企业制度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节省交易费用。

从亚当·斯密到科斯，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在不断发展和扩充，然而还没有结束。杨小凯等人创立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将新古典经济学和交易费用理论进行了完美的融合，他们用复杂的足以令人窒息的超边际分析模型完成了这个任务，更伟大的意义在于，新古典框架能够很好的融合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博弈论等等，并最终汇聚成一条汹涌澎湃的经济学大河。

第十一章 你相信所谓专家吗？

（信息不对称下的经济学）

本章导读：

为什么崭新的汽车开出卖场几个小时后，汽车的价值就会损失那么多，而新车在车场中停放几个月都不会有任何损失呢？为什么房产经纪人总会告诉你“房源紧张”，可事实上很多房子根本卖不出去？为什么博尔特在奥运会的百米跑道上不愿意冲刺？

这个看起来完美的世界究竟是怎么了。

如果你是一名心血管专家，本地一名叫乔·史密斯的内科医生让一些病人去你那里看病，而你却告诉这些病人他们实际上根本没有病的话，很快史密斯就不会再给你送去病人了。

——达拉斯州的一名心血管专家戴维·希里斯

柠檬和桃子

几乎所有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在陌生的城市旅游时，饥肠辘辘的我们总是为平庸无奇的菜肴支付了高额的费用，其实只隔几条街就有更好的餐馆，可我们却不知道。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只会来一次，所以很难挑选哪家餐馆好，哪家餐馆不好。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同样，获取信息也是有成本的。在这个看似“充分”的市场里，到处存在着不充分的信息。来自芝加哥大学的天才经济学家们最先注意到这个问题，起初他们研究的重点只是生产者和消费者如何搜寻、获取那些使交易顺利完成的信息，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了许多惊人的结论。1961年，乔治·施蒂格勒发表了著名论文《信息经济学》，第一次提出了信息经济学的概念。

乔治·施蒂格勒(george j. stigler)，这位信息经济学的开创者，在大学的时候由于缺乏信息经常选错课，选了一堆“实用”的商业课程和许多政治学科目，或许正是在商战中的磨砺使他能够更加敏锐的观察经济中的现象。施蒂格勒从价格歧视中受到启发，发现人们在交易中，“知识”的昂贵导致了价格的差异，信息不仅不是免费的，甚至要付出高额的代价，他由此开创了信息经济学。就连施蒂格勒自己也没有想到，后来二十年间，竟然出现了如此多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人们发表了上百篇文章来研究，其中最著名的是关于柠檬市场的一篇文章。

1970年乔，治·阿克罗夫发表了《柠檬市场：产品质量的不确定性与市场机制》。文中第一次用二手车市场的例子揭示了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市场缺陷，从此， 柠檬，这种原产于喜马拉雅山的水果，以其酸涩也成为次品的代名词。

不过有趣的是，当年伯克利加州大学的阿克罗夫完成了这篇论文后向多家经济学期刊投稿，结果都被当作“柠檬”退了回来，这其中包括美国经济学会的《美国经济评论》、芝加哥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期刊》、欧洲的《经济研究评论》这样的一流经济学杂志，几经周折后在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季刊》上发表，不过文章发表以后立刻引起巨大反响，看来“桃子”终究是“桃子”。

阿克罗夫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二手车市场里，我们假设这里只有两部汽车，一部是“桃子”，一部是“柠檬”，显然只有卖家更加了解“柠檬”和“桃子”的真实信息，虽然两辆车的外观差别并不大，事实上，“桃子”的真实价值是4万，而“柠檬”的真实价值只有2万。

相对于“桃子”，如果买车人觉得2万—5万是比较合理的价格，那么购买二手车的行动对他而言不亚于一场赌博，当他出价3万并指向那辆柠檬时，卖车人肯定不会放开他的手；可如果他指向了桃子，卖车人一定觉得受到了侮辱，不过经过反复的讨价还价最终以4万元成交，这样买主和卖主都有1万元的收益，似乎一切都很正常。

但是真正的危险是，谁能保证买主不会以4万买到柠檬呢？因为那堆一堆不值钱的破烂看起来也和完好的汽车一模一样。卖车的人知道在卖的是桃子还是柠檬，但买车的人只能凭感觉去猜测。曾经试图购买过二手产品的人，都清楚我们已经认识到问题的关键。

尽管卖家总会说得天花乱坠，但买主肯定不会相信，买者唯一的办法就是压低价格，只有这样才能减小损失，但当卖主真的同意以2万元价格成交时，买主们的担心反而更加强烈了。事实上，就像阿克罗夫也向人们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将崭新的汽车开出卖场几个小时后，汽车的价值就会损失那么多，而新车在车场中停放几个月都不会有任何损失呢？

因为信息不对称，购买者缺乏对二手车真正质量的评价，他们只能不断的压低价格，即便是一辆崭新的汽车开到二手车市场，也会大打折扣，最后那些高质量的二手产品不得不退出市场，剩下的柠檬越来越多，最终甚至就连市场也不存在了。

我们身边几乎随处可见这样的柠檬市场。

租过房子得人都有这样体会，为什么屋里的家具总是那么不结实呢？阿克罗夫为我们找到了答案。在租赁市场上，租金的高低取决于面积、位置、室内环境等等，然而家具是否耐用通常短时间内很难察觉，即便房东提供昂贵耐用的家具也无助于提高租金，自然就不愿意在这方面多花钱。同时，租客通常不会真正爱护家具，这更加打消了房东购买耐用家具的热心，最终我们在市场上看到的就是配有劣质家具的出租屋。

证券市场也是这样的。由于信息高度不对称，投资者难于辨别公司业绩的真假，因此无法分清股市中真正的柠檬和桃子。所以，如果“柠檬公司”开始提供虚假的信息，投资者的信心就会受到严重的挫伤。

正因市场上大量的信息不对称存在，我们不得不求助专家，无论是医生、律师，还是寿险顾问、理财规划师，他们几乎都是依靠强大的信息优势，为我们提供健康、投资、法律方面的信息。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信息时代，这更是个专家时代。但是，有一个问题你考虑过吗？

你真的相信所谓专家吗？

专家有时的行为令我们不得不重新看待这个时代。专家们依靠信息获得收入，但你是否想过这样的问题，他们是真的在为我们服务，还是在谋取自己的利益？这似乎是一个很可怕的问题。更不幸的是，研究人员告诉我们：在信息日益泛滥的今天，几乎所谓的专家都在滥用他们的信息。

房产经纪人掌握所有的信息，房屋的市场存量、最近的销售趋势、最新政策动态，更重要的是他心里有一份潜在买家和卖家的名单，甚至哪位顾客会用什么样的价位他们都一清二楚。因此在二手房交易中，房产经纪人的角色就极为关键了，那么他真的会把你看作他的盟友吗？

假定你委托房产经纪人出售一套价值50万的房产，根据目前的行业规则，经纪人能获得大概5000元的佣金，如果他多花了一个星期帮你卖到了60万，这当然要花费时间、精力等等，但这对你而言没有任何投入，却能增加一笔不小的收入，可他增加的仅仅是1000元，那么他就会在找到第一个可以成交的客户时促成交易，以便有时间完成更多的交易。

这里我还要告诉你的是，几乎所有的专家都握有一件致命武器，那就是：把信息转化为恐惧。

房产经纪人针对买方会宣称“房源紧张，欲购从速”，实际上他们可能很久都没有成交了，而针对卖方，恐吓式的建议似乎更多，他们会经常宣称你的房子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以至于根本卖不掉。

有点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抗生素能够治疗细菌引起的炎症，可如果使用过量，会产生抗药性，并且会引起其他的副作用。但医生们往往面临这样的选择：给患者抗生素能够加速患者的痊愈，但这会提高患者对抗生素副作用的积累，如果采取其它方式治疗，治疗的周期会变长，而且患者也会对医生失去信心。

医生必须在使用和不使用抗生素中进行抉择，尽管有关卫生部门多次建议，医生只能在病人严重感染时开抗生素药，可最终人们发现，大多数情况下医生还是选择了抗生素，原因很简单，抗生素的副作用并不会立即出现。医生在“利己心”的驱使下做出了对自己有利的选择，为那些并不严重的病人开抗生素，在治疗患者疾病的同时，增加了自己的收入。

请相信，这些并不是我故意危言耸听，也不是经济学家的随意杜撰，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报告证实了经济学家的分析，在美国，每年1.5亿份抗生素处方中，几乎有1/3是不必要的。尽管血管成型手术不能防止心脏病，医生还是会建议患者做血管成型手术。并且，医学研究表明，在出生率下降的地区，医生实施剖腹产的概率要高于那些出生率上升的地区，这说明，当竞争严峻的时候，医生们往往会给病人实施更昂贵的手术。

为此，那些信奉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个理想的市场，这是一个公平、透明的医疗自由市场，医生的信息完全公开，人们可以向那些富有经验的医生咨询，而每名医生的收入也会根据他们的医术进行排序，优秀的医生将获得丰厚的回报，而平庸无能之辈将被淘汰出局。如果真的有这样的市场，或许医生说假话的情况真的会杜绝。但实际上这样的市场几乎不可能存在，而所谓的医师资格并不足以甄别哪些是真正优秀的医生，患者也没有真正被授予给医生“投票”的权利，妄图通过市场解决这样的问题只是经济学家的幻影而已。

保险公司的困境

保险公司似乎面临着更大的困境，他们很有可能面临两类人，第一类感觉到自己身体不好，我们称他们为“柠檬”，另一类是身体比较好的“桃子”。显然柠檬更愿意得到保险，而他们在购买保险的时候可能或多或少隐瞒一些自己的情况。

这样保险公司在确定其费率的时候就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必须考虑“桃子”和“柠檬”两种人。如果保费太低，那么很有可能会随着“柠檬”的增加而破产，但是提高保费，那么可能要面对“桃子”退出的风险，而最终会导致保险公司剩下了所有的柠檬，这恐怕是保险公司最不愿意看到的。

有人提出，保险公司能够对投保人进行筛选，比如对待吸烟者和不吸烟者设定不同的健康保险费率，针对建筑物内是否有洒水防火系统而征收不同的费率，但这些都不足以真正改变信息不对称的现状。

不仅如此，保险公司面临更加严峻的情况是，“桃子”还有可能变成“柠檬”，比如，保险公司如果提供自行车保险，结果会怎么样？消费者在没有自行车保险的时候会尽最大可能采取提防行为，比如安装昂贵的车锁，因为这时消费者承担了保护自行车的全部费用。然而，如果消费者能够买到自行车保险，那么他对自行车的重视程度就会大大降低，毕竟自行车一旦失窃，个人只需向保险公司提出报告，然后就能更换一辆新的自行车。

在经济学上，将这种个人将完全没有采用提防行动的激励情况叫做道德风险，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这方面做出杰出的贡献。

1969年，年仅26岁的斯蒂格利茨被耶鲁大学聘为经济学教授。1993年他成为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团的主要成员，2001年斯蒂格利茨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获奖感言中，斯蒂格利茨就深刻的体会了经济学与现实的巨大差异，他说：“在非洲生活的日子里，使我深刻地意识到，现有的模型是多么不适合发展中国家，因此越发意识到必须建立与现实一致的假设和结论来构筑模型。”

斯蒂格利茨为保险公司防范道德风险提出了有切实可行的建议。他提出，保险公司可以通过保费的不同向投保人传递信号，以此对道德风险进行干预。比如，保险公司可以限制保险额度，对每个人都不给足他想要的偿付额，使他们有安装防火装置和采取其它他预防措施的动机。或者可以将全额保险的保费设置非常的高，对于那些通过自身努力降低风险的客户，他们就能够支付较少的保费，这样可以大大减少不负责任的客户带来的道德风险。

斯蒂格利茨还将信息不对称市场的研究成果扩展到信贷市场。这里的情况是这样的，银行的利润取决于利率和贷款人的风险，但在所有的贷款人中，只有一部分人的申请能够满足，因此银行希望将贷款提供给那些资质比较好的贷款人，但银行并不知道贷款人究竟柠檬还是桃子，银行担心这里也会最终成为“柠檬市场”。

银行所面对的同样是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最困难的地方在于如何分辨贷款人的风险。为此，斯蒂格利茨收集了大量的贷款人数据并从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结果：当利率升高时，低风险的借款人不愿意借贷了，而高风险的借款人却依旧积极，这大概是因为，那些能够承受高利率的客户说明他们在成功时能够获得更高的收益，因此他们才愿意支付高额的利息。

斯蒂格利茨由此提出建议，银行能够通过利率的变化向贷款人发出信号，也就是说通过利率的调整以甄别贷款人承担风险的能力。但同时如何避免那些低风险的项目被驱逐出信贷市场呢？斯蒂格利茨提出资金配给的办法，在所有的贷款申请中只满足部分申请，这样能满足那些确实需要资金的低风险项目。同时提供一些利率较高的资金，那些愿意承担风险的贷款人将会申请，尽管银行为此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但是可以通过高额的利息作为回报。

与斯蒂格利茨同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迈克尔·斯宾塞也做出了类似的工作，他对“桃子”公司给出了建议，认为掌握信息的一方可以用缺乏信息一方所信任的方式传递信息。通常，在一个昂贵的“桃子展厅”中，卖主不希望被几个柠檬而毁坏了荣誉，他们希望买到“桃子”的顾客能够满意地回来，向他们的朋友说这里的“桃子”多么可靠，他希望长期经营下去。相反，“柠檬”的卖主则卖出几个“柠檬”后就要赶快换地方。

斯宾塞提出的建议是，“桃子”的卖主应该多发出可信的信号，展示他们的可靠性，这样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桃子和柠檬的区别。在二手车市场，“桃子公司”的管理者接受了经济学家的建议，这些品牌二手车公司开始向那些“桃子汽车”提供质量担保。而买家一旦选择了“桃子”，他们在略微多支出“担保费”的同时，将获得质量担保、售后服务等多项保证。同时，一些“桃子公司”正尝试着向买车的人提供一定时期的维修保证，以此传递出让购买者放心的信号。

事实上，我们经常也依靠这些信号进行选择，只是不知道其中的道理。身处异地的游客，如果想在附近找一家最好的餐馆，尽管并不知道选哪一家更好，但选择熟悉的品牌通常是比较稳妥的方案，因为餐馆老板不会希望那里变成一家“柠檬餐厅”，当然顾客通常在这样的“桃子餐厅”也会花费不菲。

工资与锦标制

哲学家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而经济学家说，婚姻是一次信息不完全的交易。在这场交易中，交易的双方都有公开的信息比如容貌、职业、学历，也有私人信息，比如个性、气质，显然这些信息是不对称的。和所有交易一样，婚姻也有收益和成本，组成家庭的费用是直接成本，各自放弃单身的自由就是机会成本。组成家庭更多的是带来心理收益，通常来说只有双方都认为收益大于成本才会结婚，否则宁愿当个快乐的单身汉。

进一步，把求婚者比作卖方，接受者比作买方，显然这是个买方市场，因为接受者能够在无数的追求者中进行选择，因此求婚者想要达成“交易”，就要尽可能的展示自己的优点，甚至伪造优点。接受者就必须对这些信息进行过滤，筛选出真实有用的信息。介绍人作为中间人，所传递的信息非常重要，但通常在成人之美心理的驱使下，他们往往会送上促成婚姻的信息。

夫妻双方信息的不对称，成了婚姻不稳定的基本原因。结婚仅仅是双方缔结合同的过程，而婚后生活就是双方共同履行长期合同的过程，虽然这是个相互独占对方的合约，但由于双方信息不对称，契约也不可能是完全的。那些在结婚前被忽略的信息，往往在婚后常被无限放大。婚后双方都会在不违背契约的情况下发生机会主义行为，太严重了就只好解除契约，这就是离婚。

尽管这种将婚姻赤裸裸的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似乎有些不近人情，但至少说明信息经济学能够解释很多生活中的现象。

在2008北京奥运会上博尔特包揽了100米、200米两块金牌，他现在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但全世界的人们都看到了，博尔特并没有全力跑完100米比赛，事实上他的成绩还能更好，他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其中的秘密还是信息与激励。因为在这样的赛制中，金牌的获得只取决选手的相对成绩，而与绝对成绩无关。即便是博尔特仅仅领先第二名0.01秒，他一样能够获得冠军和奖金。因此从经济学的角度，博尔特在确定领先的情况下无须冲刺，只要保证与第二名足够的优势就行。经济学家把这种激励方式称作“锦标制”，即根据代理人的绩效排名来奖励代理人。

但是，显然这样的做法与奥林匹克追求的“更高、更快、更强”的理念是冲突的，因为博尔特明明能够跑得更快。事实上，我们身边这样的“锦标制”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

投资者在选择基金的时候，真正关心的往往并不是哪只基金的绝对收益率，而只是它在所有基金中的排名情况，因此对于基金经理而言，真正重要的并不是绝对收益率，而是相对其他基金的收益率，因此在一些比较重要的时候，他们惯用的伎俩就是抛售其他基金重仓持有的股票，以此打压别的基金净值，从而提高自己基金的排名。

在企业中“赢者通吃”的局面也是一样，表现最好的员工能够获得奖金或者晋升的机会，但上司对真正努力的员工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他无法在完全了解全部员工之后做出答案，因此绩效奖金只是薪水的一部分。而且面对提升，那些知道无法“获胜”的普通的员工就会早早退出“比赛”，因此这样的制度往往只对两三个人有效。

狡兔死，走狗烹

由于信息不对称，占有信息多的一方就存在不当获利的机会，即凭借自己占有信息的优势来误导、欺骗另一方，使自己获利而使他人受损。这种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造成大量不该有的经济后果——效率损失。

亚当·斯密曾经这样描述过他的感受说：“这些企业的董事们是他人财产而不是自己财产的管理者，不能期望他们像合伙制企业那样小心谨慎。如同富人家的管家一样，他们倾向于关于一些小的事物，这并非出于对主人声誉的考虑，而是因为他们在这类事情上有更大的处置权。”

现代产业经济学接受了信息经济学的观点，并且认为企业管理实质上是一系列的委托代理关系，股东和董事们把企业交给管理者经营，董事会是委托人，总经理就是代理人，因此所有者和管理者的关系转变为一种委托代理的关系。在一些简单的情形下，人们接受了斯宾塞的建议，管理着可以向员工提供下面两种工资方案，以此发出甄别“优秀”员工的信号：

选择一：固定工资较低而计价工资较高的合同；

选择二：固定工资较高而计件工资较低的合同；

测试的结果很明显，能力较强的人会选择第一份合同，而其他人会选择第二份，显然，后一份合约会导致平均工资水平较低，这说明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激励制度会失效。

然而，有些时候信息不对称更加严重，监督信息的缺失可能会带来更为严重的后果——道德风险。由于董事会和总经理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董事会聘用了总经理是希望总经理付出劳动和管理才能，使企业赢得最大的利润。但是关于总经理能力的大小、付出劳动的多少、工作努力程度的高低，董事会往往知道得非常有限，而总经理自己最清楚，双方之间产生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董事会怎样才能决定报酬是否值得或者说董事会怎样才能让总经理努力工作呢？这就需要设立适当的激励制度来解决这种问题。由于信息的不对称，董事会和经理人之间只能是不完全的契约，契约不可能就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做出全面而详细的规定，必然留下可以利用的漏洞，而监督经理人的行为非常困难，这样经理人就可以在不违背契约的情况下，侵害董事会的利益而实现自己的目的，于是就产生了职务之便请客、公务旅游。

在股市中，一些基金经理的表现更加糟糕，他们甚至利用基金建仓选择股票的权利为自己获得老鼠仓。他们的做法是这样的，首先获得基金公司将买入股票的信息，然后先期低价买入这些股票，等到基金重仓持有并使得股价上升后，再迅速的抛售股票获利，这种行为实际上是利用信息不对称进行的欺诈行为，现在人们正在着手相关的立法和稽查这样的老鼠仓行为。

在很多行业中，为了解决信息不对称带来引起的激励问题，企业常用的办法是通过“期权”激励经理人努力的工作，这种办法是允许经理人在较低的价位购买公司的股票，如果经理人团队的努力，公司取得高额利润回报，由此会带来股票升值，此时经理人的股票期权就会增值。相反，如果公司由于经营不善而出现了股票下跌，那么股票期权就毫无价值了，经理人的利益也会受到损失。因此“期权”的激励将经理人的努力与个人未来的收益密切相关，它会鼓励经理人想法设法地提高公司的业绩。

尤金·法马，这为来自波士顿的“金融思想家”提出了开创性的想法——“经理市场竞争”，他认为，完善的经理人市场是约束管理者行为的一种有效机制。因为，在竞争性经理人市场上，经理的市场价值取决于这个经理过去的经营业绩，从长期来看，经理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的责任。因此，即使没有企业内部的激励，经理们出于今后职业前途的考虑，以及迫于外部市场的压力，也会同样努力工作，那些试图偷懒或者不努力的经理人将无法在未来获得更好的职位。法马将代理人市场竞争的因素引入委托——代理理论，从而使该理论在结构上有新的发展。

在中华几千年的历史上，周而复始地上演着功臣与皇帝的悲剧，也能够用信息不对称市场进行完美诠释。

在这里，皇帝—功臣之间同样是的委托代理关系，皇帝给功臣们高官厚禄，对他们的要求是勤奋工作，为皇帝效命。而皇帝最关心的是，谁是忠臣？谁会造反？但是在这是一个信息不对称的格局下，只有大臣们自己知道自己造不造反，皇帝却不知道谁将来会造反。任何一个皇帝来想要确保江山万代，他们就必须绞尽脑汁来找到造反的“忠臣”，究竟该怎么识别呢？

如果根据斯蒂格利茨的建议，皇帝可以发出甄别信号的方式降低信息不对称，这样的建议就如同皇帝向着大臣们宣布：众位大臣，如果你不造反，那么你想要什么条件？事实上，对于真的想叛乱的大臣而言，这的确是一种可笑得做法，因为皇帝的收益实在是太诱惑了，所以每个有机会得人都不会轻言放弃的。并且，在古代的皇权时代并没有什么大臣市场，那么皇帝们该怎么区分大臣们是否忠心呢？

因此，每个开国皇帝都面临着这样的困境：他无法从功臣集团中分离出忠臣和奸臣，但他又必须想尽办法保证自己的儿孙能顺利继承皇位。在不能辨别忠奸时，皇帝们选择了实际上也只能是这样一个分离信号：有能力造反的和没有能力造反的。对于皇帝来说，只要把有能力造反的杀掉，剩下的人即使有造反之心，也无造反之力了，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

每一代皇帝都面临同样的困境，面临着同样的信息不对称，这样的困境使他们最后都做出了同样的选择：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

狡猾的经济学

在斯密开创的正统经济学模型中，暗含了这样的假设，市场的参与者对所有商品的信息了如指掌，价格传递着真实的信号并调整市场达到最优的供求平衡，可是从人们认识柠檬市场开始，这种假设被打破了，真实世界里到处都是不对称的信息，价格并不能真正反映商品的差异，买方和卖方不能做出最有效率的决策，似乎不协调的信息声让市场变得暗淡了。

从消费者的角度，获取的信息越多，越能做出更好的预测，从而减少风险，因而信息是有价值的商品，为了获得信息必须承担费用。有时候人们为了获得信息不得求助于专家，这也早就了今天的专家时代。在市场中那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专家并不总是合理地使用他们的信息。

尽管经济学的分析技术会改变，但经济规律不会改变。信息不对称的引入改变了现有的很多结论，但是经济学家重建的模型很好地包容了这些，同时他们提出了卓有成效的解决方案，人们不会再为“柠檬”而付出“桃子”的价钱，那些“桃子公司”也不会为失去顾客而沮丧，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更加可喜的是，经济学家们已经将信息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模型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并且在激励理论、产业组织、机制设计中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

第十二章 赢者的诅咒

（关于博弈的经济学）

本章导读：

在交通高峰期间，司机面临着两条道路的选择，一条路线距离较近但容易堵车，另一条路线距离较远但没有太多车，司机该怎么选择呢？两个年轻的骑士，为了心爱的姑娘展开一场男人的决斗，他们各持一把长剑，笔直地冲向对方，谁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呢？

在这个充满竞争和对抗的世界里，聪明善良的经济学家们又为我们提供了什么武器呢？

“今以君之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

——《史记卷六十五 孙子吴起列传第五》

最好用的脑瓜

《史记》中记载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次博弈——田忌赛马。田忌，这位公元前300多年时齐国的将军，接受了孙膑的建议，赢得了与齐威王的赛马，也赢得了这场人类2000多年前的一次静态博弈。

第一个发明博弈论的是伟大的科学家冯·诺依曼，人们常说这位聪明的匈牙利人“拥有世界上最好用的脑瓜”。冯·诺依曼6岁能心算8位数除法，8岁学会微积分，17岁发表第一篇数学论文，23获得布达佩斯大学的数学博士学位。冯·诺依曼不仅为人类发明了计算机，并且在格论、连续几何、理论物理、动力学、连续介质力学、气象计算、原子能和经济学等领域都有杰出的贡献，而1944年他和奥斯卡·摩根斯特恩发表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则创立了博弈论。

严格地说，博弈论并不是经济学的分支，更不是经济学家的发明，但是每个经济学家都不得不求助于数学家建立的“博弈帝国”，来解决经济分析面对的种种困境。

在商业领域，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博弈是永恒的。

阿里巴巴与百度是中国互联网企业的两大当红明星，在最初的定位上说，阿里巴巴专注于电子商务平台，而百度是中国搜索引擎第一平台，各自占领一块阵地。

自从阿里巴巴收购雅虎中国之后，双方的恩怨便开始了。首先，阿里巴巴明确表示将进军搜索引擎市场，马云的目标是将雅虎中国打造成中国第一的搜索引擎。与此同时，百度也悄悄地进入了电子商务市场，宣布要建立基于搜索引擎的电子商务平台，进军c2c领域，而这正是阿里巴巴的主营业务，由此正式拉开了面包与酥饼之争。

不过，在一番刀光剑影之后，双方似乎都感受到了杀气，最终这场战争并没有完全爆发。

阿里巴巴和百度都清楚，比拼到最后，那么博弈的核心将是“搜索引擎+电子商务”模式的竞争，博弈获胜的关键是要看谁的产业链整合能力更强，而在中国互联网发展目前还处在初级阶段，这样的市场是无法支撑两个公司竞争下去的，这场博弈是不会很快分出胜负的。谁也不可能迅速抢占面包和酥饼市场。

事实上，尽管我们在前面知道竞争、市场、寡头这些描述市场结构的术语，然而在真实的问题研究中，更多的是讨价、还价、威胁、许诺、冲突这样充满“火药味”的语言，这些都成为博弈论的种形式语言，在有关寡头垄断、拍卖、国际贸易等问题的描述中充满了博弈的话题，博弈论也因此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然而直到80年代，博弈论才逐渐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成为微观经济学的组成部分之一，这其中更主要的努力源自另一位更具传奇色彩的经济学家约翰·纳什。

美丽心灵

2002年，一部名为《美丽心灵》的奥斯卡最佳影片风靡全球，该片讲述了美国数学家约翰·纳什的传奇一生，当观众被影片中所表现的爱和美丽心灵所打动的时候，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校园里那个孤独的老人也逐渐走入人们的视野。

纳什出生于美国一个军人家庭，21岁便获得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的博士学位，据说当他报考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生时，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老师写的推荐信只有一句话：“他是一个天才。”

然而，天才纳什却遭遇了诸多不幸，尽管他在1950年和1951年完成了两篇关于非合作博弈论的重要论文，尽管这两篇文章日后彻底改变了人们对竞争和市场的看法，但是这个伟大的发现当时却遭到冯·诺依曼的断然否定和爱因斯坦的冷遇，但是骨子里挑战权威、藐视权威的本性，使纳什坚持了自己的观点。并且就在这时，纳什不幸患上了强迫性精神分裂症，此后精神错乱困扰了他30年。

于是，在普林斯顿校园里，常常有一个衣着怪异的“幽灵”喜欢在黑板上乱写乱画，留下稀奇古怪的信息。这时，母校普林斯顿大学向他张开双臂，特意留出一个闲职让这位昔日的天才有个栖身之地。多年来，纳什的妻子艾利西亚表现出了钢铁般的意志，一直陪伴并照顾他。

最终，上帝也眷顾了这个“怪人”。数十年后，奇迹出现了，纳什终于康复，由“疯子”变回了“天才”。1994年，瑞典皇家学会终于决定把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纳什，却只因为纳什将近半个世纪前写成的那篇只有短短27页的博士论文。当被问及得奖对他的生活有何影响时，纳什只说了一句：“我现在可以去咖啡馆了”。

晚年的纳什依然住在一座普通的房子里，艾利西亚依然照顾着他，而在普林斯顿大学，每天落日的余晖下仍然可见纳什散步的身影。纳什传奇的一生就如同一场人生博弈，半生疯狂的代价获得了暮年的声名。

纳什发表的关于博弈论的研究论文，为现代博弈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他第一次证明了非合作博弈及其均衡的存在性，即著名的纳什均衡，从而揭示了博弈均衡与经济均衡的内在联系，他的研究奠定了现代非合作博弈论的基石。

今天，几乎任何一本提到博弈论的书都会讲到“囚徒困境”，并且几乎相同的描述：两名罪犯被警察抓住，谁先坦白将从宽量刑，仅判3个月，而被供出的人将判10年，如果双方都坚持，最后都将无罪释放，但如果都交代，那么就各判5年。

在这种情形下，由于两人被隔离，他们无法串供，每个人都是从利己的目的出发，显然选择坦白交代是最佳策略，因为坦白交代可以期望得到很短的监禁——3个月，但前提是同伙抵赖，这显然要比自己抵赖而同伙坦白要坐10年牢好，最终，两人都选择坦白的策略，这样的结局被称作“纳什均衡”。

生活中充满了囚徒困境。比如，两辆车同时到达交叉路口，他们不可能同时通过路口，否则会撞车，如果两个司机都停车，谁也不通过路口，那么又会带来效率的损失，最可能的结果是一个司机先通过，然后另一个司机再通过。再比如，公司里有一个生产部门和营销部门，生产部门关注的是产品技术问题，而营销部门关注的是顾客的需要，现在要他们在严格的技术和灵活的技术之间做出选择，显然，严格的技术只能用来生产一种产品，但是能够通过规模生产获得规模经济；高灵活性的技术可以及时修改并满足客户的不同需要，但这需要较高的开发成本并导致了较高的价格，结果营销部门倾向于灵活技术的策略，而生产部门则考虑严格技术的方案，最终，企业的管理者必须在两者之间做出均衡的选择。

“囚徒困境”还有着广泛而深刻的意义，先哲亚当·斯密告诉我们：“通过追求自身利益，人们的行为常常会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但从囚徒困境中我们看到了相反的结果：每个囚徒从利己目的出发，主动坦白是他们最好的选择，但最终结果既不利己也不利他，人们从利己原则出发做出的选择却没有改善自己的境遇，反而使社会变得更糟。

任何一个国家在国际贸易中都面临着保持贸易自由与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两难选择。贸易自由与壁垒问题，也是一个“纳什均衡”。这个均衡是贸易双方采取不合作博弈的策略，结果使双方因贸易战受到损害。x国试图对y国进行进口贸易限制，比如提高关税，则y国必然会进行反击，也提高关税，结果谁也没有捞到好处。反之，如x和y能达成合作性均衡，即从互惠互利的原则出发，双方都减少关税限制，结果大家都能从贸易自由中获得了最大利益，而且全球贸易的总收益也增加了。

有时候“纳什均衡”的受益者可能是其他人。现在我们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家电价格大战，彩电大战、冰箱大战、空调大战、微波炉大战，在几乎每次战役中，战争进程都是相似的，每个企业不惜一切代价采用降价的策略，而最终的价格是谁都没钱赚，因为博弈各方的利润正好是零。竞争的结果是稳定的，即是一个“纳什均衡”。

优雅的骑士

电影里经常有这样的镜头，两个年轻的骑士，为了心爱的姑娘展开一场男人的决斗，他们各持一把长剑，笔直地冲向对方，第一个眨眼或者转向的人不仅会失去比赛，而且有生命的危险，而如果两个人都没有转向，那么他们最终会撞在一起。每个人都知道，如果他们沿直线前行，对手将因为惧怕而放弃，但同时如果双方都坚持，那么后果将是一件很疯狂的事情。

这样的博弈会有四种结果：两位骑士都冲向对方，结果双双倒地身亡，这是第一种情形。第二种，双方都选择转向子。第三种结果，骑士甲退了下来，骑士乙获得胜利。第四种结果是，骑士乙退下来，骑士甲胜利。这样的博弈被称作斗鸡博弈，在西方看来，鸡是胆小的象征，斗鸡博弈指在竞争关系中，谁的胆小，谁先失败。

那么，最后的“纳什均衡”究竟会出现在哪一点？按博弈论的说法，斗鸡博弈有两个纳什均衡：“你进我退”或者“你退我进”。在历史中人们早就发现了这样的规律，就如同是毛泽东总结游击战的指导方针：“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通俗的解释是，敌退我不进，会坐失良机；敌进我不退，硬拼也不明智。打得赢不打，是不能敢于胜利的怯懦；而打不赢还不跑，革命的本钱都会赔进去了。

在这样的博弈中，勇猛的一方获胜的概率会高一些。当然，真正赢得博弈的人未必是真正勇猛的人，只需将更加“勇猛”的信息传递到对方即可。那么究竟该怎么传达呢？谁都知道1964年美苏之间的那场核战争的威胁，尽管双方相持了很久，最终仍旧是通过军备控制和裁军谈判来达成均衡。在博弈论专家看来，“威慑战略”就是一种最好的处理方法。

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曾经给战略下了一个很好的定义，他说：“一个战略是一种行动，它能以对一个人自己最有利的方式来影响其他人的选择，影响其他人对这个人行动的预期。采取这样的行动，一个人在限制了自己行为的同时，也限制了竞争对手的行为。”

可怜的大猪

猪圈里有两头猪，一头大猪，一头小猪。猪圈一边有个踏板，每踩一下踏板，在远离踏板的另一端投食口就会落下少量食物。如果有一只猪去踩踏板，另一只猪就会有机会抢先吃到落下来的食物。当小猪踩动踏板时，大猪会在小猪跑到食槽之前刚好吃光所有的食物；若是大猪踩动了踏板，则还有机会在小猪未吃完落下的食物之前跑到食槽，争到另一半残羹。

那么，两只猪各会采取什么策略?

小猪会选择舒舒服服地等在食槽边；而大猪则为一点残羹不知疲倦地奔忙于踏板和食槽之间。在这个例子中，无论大猪是否踩动踏板，不去踩踏板总比踩踏板好。然而，对于大猪而言，明知小猪不会去踩踏板，但是去踩踏板总比不踩强，所以只好亲历亲为了。

在许多行业中，大企业相当于大猪，中小企业相当于小猪。按电钮相当于进行技术创新，所得到的好处就是流出的猪食。大企业生产能力强，资金雄厚，市场营销能力强，因此更加有能力进行技术创新，推出一种新产品以后可以大量生产，迅速占领市场从而获取高额利润。而小企业的最优选择就是等待大企业技术创新之后，跟在大企业之后，抢占市场份额，从这种创新中获得一点利益。

股市中也是如此，机构投资者往往需要对企业有深入的分析才能进行投资，需要耗费大量的成本进行行业分析、企业调研、财务分析，但散户投资者却相反，他们没有能力承担炒作成本，但同时资金量小运用灵活，可以适时选择机会，等着大猪们为自己服务，而操作的关键是找到有大猪的那个食槽，并等到对自己有利的游戏规则形成时再进入。

表面上看来，在这场大猪与小猪的博弈中，小猪似乎占有灵活便捷的优势，大猪则处于劣势，然而事实并非总像人们预料的那样，大猪有时候也不甘心总让小猪占了便宜。狡猾的大猪有时也会利用小猪的心理，而故意诱骗小猪上当，在这一点人类的真实表现要比教科书写的生动地多。

罗斯柴尔德家族，这个地球上最为神秘的古老家族，控制过这个星球近两个世纪经济命脉，然而这个家族就曾经做过不太光彩的大猪。1815年6月18日，拿破仑和英普联军在比利时的滑铁卢进行决战，这场战役的结果，在当时还无人能做出准确的预测。谁如果事先知道了这个结果，谁就能用情报赚上一大笔钱。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情报组织中有人率先知道了法国战败的消息，他得到的消息比英国政府还早了几个小时，此时，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一时间就开始抛售英国政府的债券，这一举动，立刻传遍了整个伦敦交易所，于是，人们都拼命抛售手里的英国债券，甚至已经顾不上考虑抛售价格。直到英国债券价格跌到谷底时，罗斯柴尔德家族悄悄买进已经跌入谷底的债券，那些跟风抛售的人们此刻全都傻了眼，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就在这时，传来了英军大获全胜的捷报，英国的国债价格也开始直线上涨。罗斯柴尔德家族就在这几个小时之内，获利几百万英镑。据说当时，10万英镑就可以修筑一条铁路了。

特别的拍卖（1）

《圣经》上记载着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两个女人抱着一个男婴来到所罗门王跟前，要求他评判到底谁是真的母亲。所罗门王见她们争执不下，便喝令侍卫拿一把剑来，要把孩子劈成两半，一个母亲一半。这时其中一个女人说：“大王，不要杀死孩子。把孩子给她吧，我不和她争了”。所罗门王听了却说：“这个女人才是真的母亲，把孩子给她。”

今天的人们一眼就能分辨出所罗门王的策略，或许那个假母亲不够聪明的，如果她和真母亲说同样的话，所罗门王也会无计可施。随着人们对信息不对称、博弈论认识的深入，经济学家们发现，在很多情况下，人们本能地会采取撒谎、隐藏或者策略性的行为，做出了一些本性不愿的事情。

因此，经济学家们认为，比博弈策略更重要的是博弈的机制。什么样的机制能够让人们说出真话？我们该构造什么样的博弈形式，使得这个博弈的结果就是社会的目标？

经济学家们首先在拍卖设计中取得突破，并为机制设计贡献了许多精彩的思想。尽管我们多次提到拍卖，但这次我们将对拍卖制度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到今天为止，我们大致所知道的拍卖机制有四种，除了英国式拍卖、荷兰式拍卖还有两种拍卖形式：第一价格拍卖：即“密封”拍卖，每个竟拍人将价格写在封闭的信封里或标书中，其中出价最高的竞拍者将获得商品，并支付标书中的价格。第二价格拍卖，也叫维克瑞拍卖，同上面的拍卖机制唯一的不同在于，竞拍人只要支付第二高的价格即可。

比如，拍卖凡·高的《向日葵》，让每个竞买者把愿意出的最高价格写在纸上，装入信封密封，当公布各竞买者的报价时，出价最高的人得到《向日葵》，但只需支付次高价格。看起来这只是一个微小的改变，但它被证明是理论最优的拍卖机制，因为他会鼓励每个竟拍人都报出自己的真实出价。

维克瑞拍卖真的能让每个竟拍人说出实话吗？这样的机制真的行吗？有人提出了怀疑。

经济学家做出了这样的解释：比如说，一个人对该名画的真实估价为10万，如果说实话，出价10万，而次高报价为9.6万，那么他在买到名画的同时，得到0.4万的净收益；如果他说谎报价9.5万，则他将不能买到名画，净收益为0；如果他夸大名画价值，报价10.5万，其结果将有两种：当次高报价仍为9.6万时，他提高报价显得毫无意义；假如次高报价者也夸大名画价值，报价10.2万，那么他将要损失0.2万元，因为对他而言，效用只有10万元。这意味着说实话的结果比说谎的结果对自己更有利。

因此，理论上说，按照这种办法，每个人的最优选择便是理智地说实话。

毫无疑问，“威克瑞拍卖”的提出者威廉·维克瑞教授是伟大的经济学家，全世界的拍卖行更应该记住他，因为他为拍卖理论做出的贡献无人能比。

维克瑞进一步把拍卖理论推广到多人的差别拍卖中，并首次证明了荷式拍卖与第一价格拍卖是同构的。不仅如此，1976年，维克瑞又把英式拍卖推进了一步，从而形成了完整的拍卖与投标理论。

当然，维克瑞对拍卖市场的研究当然不只是投标、喊价这么简单，而是促进了很多领域的进展，特别是随着人们对信息不对称、机制设计、信用市场等领域的关注，拍卖市场产生的研究成果对我们有了更多得意义。

特别的拍卖（2）

为了表彰维克瑞在信息经济学、激励理论、博弈论等方面的贡献，1996年人们将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这位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可是天妒英才，这位不幸的老人在得奖后的第三天便离开了我们。

虽然维克瑞已经离开人世，可是关于拍卖的研究并没有结束，事实上，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因为从拍卖市场出现的同时，共谋、欺诈这些欺骗行为总是挥之不去的。所谓“共谋”，专业的说法是，在拍卖中，部分或者全部投标者之间互相协调自己的投标行动，以便在拍卖中获得比各自单独行动时更高的收益的行为。而欺诈就是指竞拍者建立“竞价联盟”以此联合欺骗行为。美国司法部曾经起诉12名古董交易商，因为他们涉嫌竞价联盟。

众所周知，电磁频谱为世界各国政府所拥有的，并且国际上还有专门的法律来管理各个国家之间传送的信号，飞机、雷达、通信电台、手机都必须在一定的频谱范围内。可是当英国政府准备用拍卖的方式出售其某段电磁频谱使用许可证时，就是担心竞拍者的欺骗行为所以迟迟不敢进行。因为在此前澳大利亚的拍卖会上，竞标者就曾经通过所出价格的最后三位数字向其他竟标者发出信息，不要为这个地区的频谱使用许可证进行出价，从而达到合谋的目的。

但是，这一次，英国政府向博弈专家求助，结果，专家们设计的方案没有让骗子们得逞，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博弈论专家肯·宾莫尔为英国3g频谱使用许可证而设计的拍卖就非常成功，共赚了221.48亿英镑。肯·宾莫尔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设计出一个有效的机制，以防止竞投者私底下联合压价，以确保牌照能够找到真正的归宿，并能够获得尽量高的价格。

最终设计的竞拍方案其实也很简单，同样是竞拍人竞相喊出越来越高的价格，唯一不同的是：任何留在房间里的人都必须愿意支付当前最高的报价，而任何放弃竞价的人必须离开房间，并不准再回来。看似简单的机制，蕴含了经济学家无穷的智慧：

首先，每位竞拍者必须直接判断那张牌照值多少钱，通常，他们的经营理念越好，技术成本越低，那么他们将能够赚回更多的钱，当然没有一家公司能够准确地预计他们能赚多少钱。

拍卖开始了，价格依旧开始上升，一旦别人喊出的价格高于自己的估计值时，他就必须退场，显然，那些对自己的商业计划没有信心的人会最先退场。

随后，陆续有人退场，而每次人们都依据自己的估计作出是否出局的决定。

最终，拍卖大获成功。

当然，以博弈论专家为主的拍卖设计小组为这次拍卖进行了非常辛苦的工作，他们不仅理论分析了叫价过程，并且利用电脑模拟拍卖设计方案，尽量消除了流程中的漏洞，确保拍卖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那么，究竟该如何判定一个机制的好坏呢？明尼苏达大学的经济学家里奥尼德·赫维茨提出了机制设计理论框架中的两个核心：一条是激励相容原理，另一条被称作显示性原理。

所谓激励相容，就是机制设计者要把个人追求与整个社会追求结合起来思考。如果有一种制度安排能使得行为人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正好与社会实现集体价值最大化的目标相吻合，这一制度安排就可称作“激励相容”。

显示原理则是诱使行为人披露真实私人信息，从而消除信息不对称。说假话的目的是有利可图，而如果设计出合理机制，那么行为人就会用对自己更有利的真话来取代假话。赫维茨经过严格的证明告诉我们，任何一个说假话的机制都可以用一个说真话的机制来取代并获得同样的结果。也就是说，总能找到好的机制使人们说真话。

尽管赫维茨为我们了解机制做出了非凡的贡献，不过，时间却和这位老人开了个玩笑，20多年以来，赫维茨一直被提名为经济学诺贝尔奖候选人却始终没有获得。2007年，这位90岁高龄的经济学家终于获得了这份迟到20年的荣誉。评委会在获奖声明中特别指出，赫维茨的理论帮助人们“区别在何种情况下市场机制有效，何种情况下无效”，并且让经济学家们对有效率的交易机制有了更新的认识。

赢者的诅咒

在传统智慧看来，赢得拍卖就是获得最终的胜利。经济学家的研究否定了这种想法，从成本的角度讲，拍卖的胜利者实际上只表明，他们愿意向这块土地支付最高的租金，然而至于能收获多少小麦，拍卖者恐怕自己也不清楚。

拍卖会中获胜的赢家的确还不能笑得太早，因为他们可能在赢得拍卖的同时还会收获意外的收获——“赢者的诅咒”。

打个比方，在一个项目的密封投标拍卖中，投标者只有两人，最高投标者将得到该项目，而每个投标者都是在不知道其他人的投标的情况下，独立做出投标，投标者知道自己对所拍卖项目的估价，但不知道其他人的估价。不过，每个投标者都相信，其他人对该项目的估价在0和1之间均匀分布。这样，这个简单的密封投标就可以看作是一个不完全信息博弈。一般来说，赢得拍卖的人就是那个估价最高的人，如果真的是这样，竞拍的赢者很可能面临这样的诅咒：

要么，投标的价格高于真实的价值，导致赢者出现亏损。

要么，真实的价值高于投标的价格，结果竞标人输掉了这次拍卖会，竞标人大失所望；

但是拍卖会上真实的情形常常是这样的，为了赢得拍卖，你必须积极地出价，其他竞争对手会促使你不断地提高出价，拍卖价格在一浪接一浪的高呼声中水涨船高，随着血压的升高和心跳的加快，“赢者”举起的手变得越来越不理性了，最终那个抑制不住自己情绪的“举手者”成了最后的胜利者，人们往往会为了赢得竞拍而忽略了自己的真实意愿。

经济学家们收集了大量真实的数据，结果人们的表现验证了经济学家的猜想。1996年，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准备拍卖个人通信服务所使用的频谱，最大投标人next wave个人通信公司为63个经营许可证最终胜出，总共支付了62亿美元，但是两年后，该公司发现它无法支付账单时只得申请破产，fcc公司赢得了拍卖，却输掉了市场。

赢得诅咒最多的行业应该是地产行业。1969年美国阿拉斯加北部湾原油出售过程中，赢者的出价是9亿美元，而次高的投标只有3.7亿美元，在26%的案例中，最高价超出了次高价的4倍多，77%的案例中，最高价超过了次高价的2倍。并且，大量数据表明，很多投资者都无法获得预期的利润。

现在，心理学家和行为经济学家正试图联合起来，解释这些赢者被诅咒的原因，他们目前的结论是，赢者被诅咒的原因来源于一种认知错觉，即一种精神作用，就如同泡沫产生的原因一样，参加竞拍的人不断的受到价格上升的正向刺激，而他们的举动同样对其他人造成影响，结果诱使其他竞拍人犯系统性的错误。

为了避免赢者的诅咒，经济学家的建议是当出现众多的竞标者时，我们应该更为保守地报价。尽管这看起来有点违背常理，但是这确实是一种明智的选择，事实上，收购可以看作是只有一个竞拍者的拍卖，人们的表现依旧不怎么样。

很多公司都愿意以超过市场价格相当多的溢价来收购另一家公司，结果当收购完成以后，结果并非股东们想象的那样。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日本人曾号称要买下美国电影象征的好莱坞，可是结果怎么样呢？三菱地所1988年以14亿美元买下的洛克菲勒中心，最终亏损高达880亿日元；松下1990年以61亿美元之巨买到的环球电影公司也在5年后贱卖给了希格拉姆公司；索尼还算幸运，收购的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尽管没有贱卖，但由于管理不善，到1994年其账面资产就减值34亿美元。再回想一下，经济学家的建议，我们应该更为保守地报价，这可能是唯一正确的做法。

矛盾的经济学

在博弈论进入经济学之前，经济学的话题始终都是围绕人与价格产生的，消费者通过价格向生产者传递信号，而生产者再把价格信号传递回来。但是博弈论让我们将人与人的行为关系纳入进来。

从更深层面上，囚徒困境的提出是对新古典经济理论的一种挑战，新古典经济理论认为，个体的自我利益追求最终会增加集体的社会福利，然而按照囚徒困境的结果则恰恰相反，当事人只会是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策略，而不考虑社会福利或任何其他对手的利益，但利己的目的带来的结果常常是损人不利己。因此纳什均衡对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传统经济学理论通过完全竞争假设，认为市场能够根据价格自然地达到一般均衡的状态，把决策归结为担任简单的最大化问题，而事实上社会活动几乎都涉及策略互动，都需要依靠博弈论来分析。博弈论能帮助我们在不同的条件下进行思考，选择合理的策略。

机制设计理论可以看作是博弈论和社会选择理论的综合运用，它的巧妙之处在于能够让博弈者说出自己的真实意愿，其意义还在于它不仅能将个人的收益最大化，而且考虑了社会的整体福利最大化，在赫维茨、维克瑞这些大师的努力下，机制设计从理论上将博弈论引入到新制度经济学中，从而推动了整个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这似乎是人们更愿意看到的。

第五部分 市场的困惑

第十三章 共有地的悲剧

把沙漠租给我100年，我能把这里变成花园。

——阿拉伯谚语

（公共的经济学）

本章导读：

为什么学校机房里的电脑会有很多病毒？为什么学校洗手间的水龙头会设置成感应的？新发现的山洞是属于发现山洞的人，还是属于山洞入口处的土地所有者？如果有人愿意出1000万，我们能让他拥有这个山洞吗？

产权的话题是经济学中的一个热门话题，本章将为你揭开产权神秘的面纱。

“现在，我惟一的动机是出海，尽我所能捕更多的鱼。我没有保护鱼类的动力，因为我留下的鱼正好被下一个家伙捕获。”

——美国罗德岛渔民约翰·索林对《纽约时报》所说

“为什么要伤害鱼类，它是我的退休金。如果没有了龙虾，谁会花35000美元买我的许可证，10年内我的许可证将一文不值。”

——澳大利亚龙虾捕捞者达里尔·斯宾塞对《时代》所说

海狸的命运并非天生

约翰·索林是美国罗德岛的普通渔民，他20多岁开始捕虾的时候，他只要在港口不远的地方捕虾就能维持很好的生计，而现在近海的渔业资源已经枯竭，如果他要完成捕虾任务，他要付出艰辛的努力。然而，在世界的另一端，澳大利亚南岸的林肯港，达里尔·斯宾塞15岁的时候就退学并开始了他的捕虾生活，澳大利亚政府向渔民分配执照，从那时起每个进入这一行业的渔民都需要购买执照，当初斯宾塞花1000美元购买的执照现在的售价已经超过了100万美元，这一政策为渔民们带来丰厚的回报。

索林和斯宾塞事实上并没有区别，他们都不是环保主义者，也不比其它捕捞者聪明，他们做出的决定都来自于获得的激励，好的激励能鼓励人们努力的工作和进步，并维护环境的和谐。

显然这不是最好的经济学，但这是真事的经济学。

海狸，肉质鲜美、营养丰富，具有良好的防衰老作用，已成为餐桌上的美味佳肴。海狸的毛皮可以用来制作高级裘装，海狸的胆、鞭、骨、血制成的药酒等在市场上已成为消费者的抢手货。很明显，在没有确定的产权机制的时候，人们会受到海狸利益的驱使，无论谁都可通过捕杀海狸来获得利益，并且不用支付任何费用，每个猎手都不会考虑这样一个事实：他捕获的海狸越多，其他人所捕获的海狸就会越少。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必然会导致海狸的过度捕捞。

事实上，海狸的命运并非天生如此。

18世纪初，经济学家们研究了加拿大魁北克地区的狩猎情况，印第安人的原则是在他们所选择的狩猎地带的树顶上烧一个痕迹来作为标记，因而他们可以互不侵占，一个饥饿的印第安人可以杀掉和吃掉另一个人的海狸，只要留下皮毛和海狸尾就行了。

这说明，当时的印第安人狩猎海狸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吃肉以及少量的皮毛，人们不需要估价，也不需要考虑他人的影响，因为在丛林中的猎物足以满足他们的需求。

然而，紧接着，人们发现捕获海狸不仅能够满足自己的需要，还能够进行贸易，海狸的皮毛能够换回人们想要的东西，这种皮毛贸易事实上加速了海狸的灭亡，狩猎活动的范围也明显加大了，人们也开始更加疯狂的狩猎活动。事实上，大多数人捕杀海狸并非出于自身的需要，正是产权不明晰和交易制度加速了海狸的灭亡。

如果说是贸易和食物导致了海狸和鲸鱼的灭亡，那么鸡呢？

这是一种我们最熟悉的食物了，它味道鲜美，同时也可以自由买卖，但为什么从没有人担心它的消失呢？因为，鸡的产权是私有的。世界上大多数鸡都是有主人的，今天你杀了一只，明天就会有人养10只，人们会用私人手段来保护产权，比如购买防盗门、报警器甚至武器，果农会在自己农场巡视，因此私有产权保护了鸡的存在。

共有地的悲剧

1986年加利福尼亚大学生物学家哈丁教授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公有地的悲剧》的论文。哈丁教授提出在公有的草地上放羊，放牧人因为增加放养的羊会给他个人带来利益而不断增加羊的数量，但草地的饲养容量是一定的，当羊的总数超过整个草地饲养量时，草地最终会荒芜。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对每一个牧羊人来说，增加放养的羊会给他个人带来利益，而增加羊从而导致过度放牧的损失，则是由全体放牧人来承担。这种对公有资源使用的状况，导致了公有的东西总不如私有的让人爱惜，使对共有资源使用的结局有了悲剧性的一面。

还有很多看不见的共有地悲剧。

《郁离子》 是明朝刘伯温所写得一部寓言散文集，其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大意是：瓠里子从吴国返回粤地去，吴相国要派人送他，说：“派的人会自己选择官府的船而过河。”送的人还未到，此时停泊在水中的船有上千只，瓠里子想自己选择一只官船，但不能识别。送的人来了，瓠里子问他说：“有这么多船，怎么选择呢？”那人回答说：“这太容易了，只要看到那破篷断橹而又挂着旧帆的就是官船。”瓠里子按他说的果然找到了官船。

故事尽管简单，但是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经济学道理呢？经济学家为我们做出了深刻的解释。在经济学中，公有产权是指由社会成员共同享受利益的一种产权，与之相对的，私有产权则明确了使用、转移和交换财产的独占权。当人们能够将劳动成果转化为私人财产时，人们就会努力提高自己的技术，更加精明地工作，显然私有产权会鼓励更明智的管理。

产权不明晰也就是“没有产权”或“没有设置产权”，因为不同主体之间产权关系不明晰，意味着谁的权利都没有限制、没有边界，谁都不能确保自己的产权，也就等于没有产权。因此，产权的功能就是通过设置或确立产权的功能，从而减少在经济活动中的不确定性。

其实我们每天都在实践着这样的道理，如果你拥有一辆汽车，你肯定会积极地更换机油，定期维修并检查车的内部是否得到很好的保养，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粗心大意，那么你不得不自己面对高额的维修费用，并且将来你卖出的时候还能要个好价钱。

人们确立或设置产权，或者把原来不明晰的产权明晰化，就可以使不同资产的不同产权之间边界确定，使不同的主体对不同的资产有不同的确定权利。这样就会使人们的交往环境得以确定，大家都更能够明白自己和别人的选择空间。其实，设置产权与把原来不明晰产权明晰化都可以归结为一种情况，都是由“没有产权”到“有产权”。

但是人们对产权的保护也常常受我们感觉的影响，由于历史、文化和习惯的问题，很多产权常常被我们忽略。想象一下，你是一个辛苦耕作的农场主，在你劳作了一整年，你的邻居将他的收割机开过来，高兴得挥挥手，然后就收走了全部庄稼，你肯定会暴跳如雷和他拼命。可是如果你是一位音乐家或是艺术家，你的作品随意的被人下载或任意传播，你会不会有同样的感觉呢？

私人产权究竟比共有产权好在哪儿呢？科斯用灯塔为我们解开产权之谜指明了方向。

经济学上的灯塔

在“传统智慧”看来，建造灯塔根本无利可图，除非政府用强迫的办法收税，否则灯塔将会无人建造。这种观点认为，虽然灯塔能够保全船员的生命和货物的安全，但却很难向获得好处的船主收费，因为虽然船主们偷偷地用余光获得了好处，但完全可以“绕开”灯塔，甚至可以谎称自己没有借助灯塔。

很不幸，这一次“传统智慧”又愚弄了我们，最早的灯塔的确是私人建造的。让我们跟随科斯回到灯塔诞生的英国，看看18世纪在那里苍茫的大海上，关于灯塔究竟上演过什么惊心动魄的故事，不过请相信，这里的跌宕起伏的情节不逊色于《加勒比海盗》。

17世纪以前，英国几乎没有灯塔，即使到18世纪灯塔也并不多见，只有各式各样的航标，比如教堂和尖塔、房屋和树丛，但都不是灯塔。不过到了1820年，英国一共有了46座灯塔，其中大部分是私人建造的，传记作家哈里斯评述说：“灯塔建造者是这一时期投机者的典型代表。他们主要不是出于公共服务的动机。灯塔建造者的最初动机是个人利益，但至少他们能完成建造灯塔的任务。”

当时人们可以从国王那里获得专利权，国王允许他们建造灯塔和向受益于灯塔的船只收取使用费。具体的做法是由船主和货运主递交一份请愿书，声称他们将从灯塔获得极大的好处并愿意支付使用费，经营灯塔和征收使用费的权力由国会通过法令授予个人。不过当时灯塔管理相当的混乱，每个灯塔税率和税额都不相同，征收的原则也不同。船只每经过一座灯塔，要根据船只的大小缴纳使用费。人们甚至刊载有不同航程所要经过的灯塔相应收费标准的名册。

领港公会开始逐渐对灯塔进行管理，这是一种古老的制度，1514年国王颁发了许可证书，赋予领港公会以领港管理权，负责检修设施、提供海事顾问，并且为海员及其家属管理慈善基金。领港公会实行了一项既能保住权力又能保住钱财（甚至可能赚钱）的政策。领港公会申请经营灯塔的专利权，然后向那些愿意自己出资建造灯塔的私人出租，并收取租金。

于是，1759年在灯塔史上写下了最富戏剧性的一章，这就是建造和重建坐落在普利第斯海岸14英里礁石上的伊迪斯通灯塔，私人企业编年史作者塞绍尔·斯迈尔斯写道：“以前，任何一个胆大包天的私人冒险家都不在伊迪斯通礁石上建造灯塔，那里的海面上连石头影子都看不到，连一小块可以站立的地方都没有。”

1696年亨利·温斯坦利与领港公会谈判后达成一项协议：他得头五年的利润，以后50年领港公会分享一半利润。温斯坦利建造的灯塔于1699年完工，然而，1703年的一场大风暴把灯塔冲走了。温斯坦利、灯塔管理员和他手下的一些工作人员都送了命。那时这座灯塔的总造价为8000英镑（全部由温斯坦利负担），收入为4000英镑。政府给予温斯坦利的遗孀200英镑的抚恤金和每年100英镑的养老金。如果灯塔必须由具有公益心的人来建造，那么在伊迪斯通礁石上将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灯塔，不过还是私人利益占据了上风，人们甚至邀请了当时最伟大的工程师约翰·斯米顿用石头建造了整座灯塔。

1836年，在议会的强烈支持下，英国终于颁布法令把英国所有的灯塔授予领港公会，领港公会也开始了购买私人灯塔的行动。这一工作到1842年完成。从那以后，在英国不再有属于私人所有的灯塔了。这其中，购买斯克略斯灯塔花费了445,000英镑，相当于今天的700—1000万美元，用萨缪尔森的话来说，的确有人“靠经营灯塔而发了一笔大财”。

灯塔这种物品引起了经济学家关于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一系列争论，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所以关于灯塔的话题还会继续下去。

私人物品消费的特征是排他性和竞争性。消费者通过购买获得私人物品，生产者提供这类物品有利可图，价格的调节使双方都能达到均衡，这些我们在前面都了解到了。但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不用购买也可以消费，因此公共物品没有市场价格，生产这种物品无利可图，市场就无法提供这类公共物品，这就是庇古所说的市场失灵，即市场机制在解决公共物品时的无能为力。

同样，像国防、基础科学研究这类公共物品是任何一个经济体都不能缺少的，它们是维持社会正常运行和经济发展所必需的。所以政府必须干预经济，解决灯塔这类公共品问题。

保罗·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一书中说到：“政府提供某些无可替代的公共服务，没有这些服务，社会生活将是不可想象的。它们的性质决定了由私人企业提供是不合适的。”萨缪尔森还列举了国防、国内法律和秩序的维持，以及公正的契约的执行。萨缪尔森指出，公共物品有利于整个社会，作为一种公共事业就不该收费，维持这种公共事业的费用来自税收。

产权经济学家从另一个角度谈论灯塔，产权理论的奠基人，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哈里·科斯在1974年发表的《经济学上的灯塔》，根据美国在七灯塔制度的研究反驳了私营灯塔无法收费的观点。他还证明了，即使是灯塔这样的公共物品也可以实现私有化成为私人物品。

或许，下面这个保护动物的例子会让我们更加吃惊。

保护大象的好方法

对于共有地的悲剧，我们已经清楚了，那么该如何保护那些濒临灭绝的鲸鱼和大象呢？

人们采取了各种方法，其中有些确实令我们感到不可思议。在津巴布韦，原本大象是属于全体国民的，村民们仅仅通过向观看大象的游客收费来获得收入，但是后来，他们提出了一个新的保护大象的方法，把大象分给村民，并且允许向那些捕杀大象的猎人们收费。

“这太荒唐了，简直太恶心了！”，这几乎成了人们面对这项政策的第一反应。

质疑的声音不断传来，况且，打猎不可能保护大象，因为这会鼓励人们对大象的猎杀，“传统智慧”再一次占据了上风。

可是，经济学家们发现了其中的奥秘并给出了正确的解释。事实上，鸡的存在就是这个道理，人们喜欢吃鸡肉，这就给了另一些人们饲养和照顾鸡的动力，听上去的确有些矛盾，甚至不可理解。津巴布韦的村民们可以从活着的大象身上得到更多的好处，而不是无助地面对死象。

在津巴布韦，人们的行为的确发生了变化，人们更多地关心大象，他们希望大象越多越好，这样就能够向游人们收取更多的费用，于是他们积极地为大象留出生存地带，积极配合警察阻止那些企图偷盗象牙的捕猎者。

可是这个方法，太可怕了，并且，偷猎和捕猎之间有什么区别呢？因为无论如何，结局都是大象被杀死了。经济学家说出了两者之间的差异，偷猎者会拼命地捕杀他所遇到的每一只动物，可是如果大象的所有权归村子所有，而不是归国家所有，人们保护大象的努力会明显地提高，因为猎杀大象毕竟只是一种短期致富长期崩溃的道路。

在津巴布韦，70年代中期人们开始实行这样的产权分配政策，尽管允许捕猎，可实际上，津巴布韦的大象数量一直在上升，1979年，这里的大象最少的时候仅剩下2万头，5年间减少了70%，然而随着实行新的政策，到1989年，津巴布韦的大象已经有6.8万头，尽管同一时期非洲所有的大象总数都由于偷猎而下降了一半，可唯独津巴布韦的大象在增加，而且挣扎在贫困线上的村民，已经用大象赚来的钱修建了学校和医疗站了。

当然，尽管津巴布韦的村民们非常开心，可是，有些环保主义者却无法忍受这种政策，他们认为捕杀是不道德的。也许这样的政策并不完美，可是它让我们在津巴布韦看到了更多的大象。

灌溉权的拍卖

将共有产权变更为私有产权，有助于社会效率的提高，那么究竟该怎么分配才公平合理呢？

新发现的山洞是属于发现山洞的人，还是属于山洞入口处的居民呢？似乎你会毫不犹豫地说，是属于居民，这体现了公平的原则。进一步，如果发现者在山洞的旁边发现埋有稀世珍宝，那么它属于发现者还是属于周围的居民呢？我想你多半会陷入沉思。更复杂的问题是，如果在山洞里发现了大量的天然气矿藏，而又有一个公司宣布它愿意以1000万的价格买下整个矿山，那么我们又该怎么分配呢？

经济学家最初绞尽脑汁也没有任何收获，不过天才的弗农史密斯首先在实验中找到了人们在分配产权时的思维习惯。

最简单的实验被称作“最后通牒实验”，假定，a和b分10美元，先由a提出建议10美元中a打算分多少，比如a分8美元，b分2美元，b有可能拒绝，如果b拒绝了这2美元，实验者就会收回10美元，a和b将1分都得不到。从理性的角度说，得到2美元自然比什么都得不到强，所以b应该接受a的建议。这个实验之所以被称作最后通牒，就是说a向b的最后通牒，如果不接受，那么谁都得不到。史密斯分别在学校、市场做了多次相同的实验，结果大多数a实验者都选择了5美元，这充分体现了人们在分配时对公平的渴望。

最有趣的是接下来的实验，这里充分体现了经济学家的智慧。首先，经济学家们让实验者先做了5分钟的智力测验，谁的分数高，产权就归谁，谁拿走这个财产权利，就在后面的实验中扮演a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没有b会拒绝a提出的方案，他会觉得，产权分配给强者之后，哪怕只分配给b2美元，也比不给强。经济学家发现，最终统计分配的结果，峰值不是出现在5美元，而是出现在4美元，也就是说，智力测验得分高的人觉得自己应该拿大头。就如同人们认为，能力强的人理应获得更多的权利，这与人类最初等级意识是一致的。

更精彩的是第三个实验，首先随机选两个人配对后进行智力测试，获胜的一方获得10美元的分配权，然后他将这个权利到市场上去拍卖一个价格，因为这个权利总共值10美元，所以他会叫价10美元。当然，如果有人购买了这个权利，他就会拥有分配10美元的权利。在这样的情况下，峰值不是5也不是4，而是2美元。因为a首先花了一笔钱获得了产权，因此他肯定会制定对自己有利的分配方案。但是如果a制的方案太不合理了，比如分给b仅仅1美元的时候，就出现了b拒绝的情况，因此最后的峰值是出现在2美元。史密斯由此得出了重要的结论，产权和交易制度能够消除分配的不合理性。

然而，在真实世界里，产权的分配往往并不是这么简单。因为产权的确立会影响受益者的权利，但由于大家往往会为了各自的利益喋喋不休，下面我们用灌溉权作为例子，看看最初的法律是怎样规定的。英国普通法有过这样的规定，从河中取水应遵循所谓“河岸原则”，也就是说，河岸所有人对其土地上自然流淌的水流有绝对的或较为绝对的优先取用权利。

但在美国西部和西南部，该原则却一变而成为“先占原则”，取水讲究先来后到。两种原则的区别在于，河岸原则允许人们想取多少水就取多少水，先占原则却只允许合理的使用。

并且，关于英国的河岸原则，1882年科罗拉多最高法院的一个判决书中有过这样的解释：“那里气候很干燥，土壤贫瘠，几乎是不毛之地，因此，人工灌溉对农业是绝对必要的。否认优先占有原则，所有这种财产的大部分价值就被破坏了……我们的结论是，普通法理论上应该让河岸所有人对他土地上自然水道中流淌的水流享有权利——即使他并不对其进行有益的使用也享有，这在科罗拉多州是行不通的。”法官的判决书很清楚，科罗拉多的农业要靠地表径流的灌溉，但在水量有限的情况下，应当保证所有人的灌溉权。

可是如果有更加需要灌溉权的人，可能并不在靠近河流的地方，先占原则就使得些最迫切用水的人直接享有了权利，这样更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那么究竟是该公平还是该鼓励效率呢？

似乎不同的法律给出的回答也不相同。有人说，法律应当使权利落到对他评价最高的人手中。请注意，评价最高并不是说最有钱，而是最能保证所有需要灌溉人的权利，这可能有些晦涩，但更多人觉得，这样的做法不可能，人们从史密斯的第三个实验中受到启发，用拍卖的方式确定灌溉权。

在山东省的滨州市堡集镇，人们对辖区77个自然村的小型水利设施及其灌溉权分别进行“捆绑式”竞标拍卖，各村通过召开竞标拍卖会的形式，确立了各村的专业灌溉队伍和浇地价格。竟标结果是，村民李仙民以每亩收费23元的价格中标。并且，为了确保灌溉质量和小型水利设施的管理和维护及时到位，村委会与灌溉专业队签订责任书并收取一定数额的押金，从而使小型水利设施的“责、权、利”明确到89个专业灌溉队，村民们还享有对灌溉结果的监督权，并且还保留了对灌溉所有权变更权利。尽管这样的拍卖或许未必能最终解决问题，但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为我们带来了希望。

有时，人们无法将公共产品分配给个人的时候，公共产品必须要大家共同支付，这时，该如何保护公共产品呢？

克拉克机制

宿舍里的几个学生想共同购买一个电视，但是有人愿意，有人却不愿意，如果将购买电视的成本平均分配，有人就会提出反对意见，那么究竟该怎么办呢？或许还有人明明想看，但又不愿意出钱，究竟该怎么办呢？

经济学家也曾经设计过一个巧妙的机制，人们通常称作克拉克机制。

假定在一个大学宿舍，宿舍中住了两名学生，大家决定合伙购买一部电视，电视价值2000元。显然两个人对电视的评价是不一样的，我们假设学生Ａ仅仅愿支付600元，而学生b则愿意支付1500元（或许他更愿意看电视，也可能他更有钱）。假定，两个人愿意支付的价格代表了电视对他的效用，那么评价之和2100超过了2000，因此最终效用大于成本，应该购买电视。

将问题再复杂一些，现在房间里有三个人，他们购买的目标是一部3000元的电视。显然，三个人平均分担成本3000，每人必须支付1000，不过，如果这时a、b两个人仅愿意支付500元，而c愿意支付2500元，那么显然说明，a、b会反对购买电视的建议，因为他们的支出超过了他们的效用，但总的决定是购买电视，因为c的效用更大。

克拉克机制巧妙之处就在于，它能避免人们说假话。

克拉克机制的核心思想是：如果某一主体所报告的偏好改变了全体的最终选择，则它必须缴纳一笔金钱，其数额相当于它给其他主体带来的损失。在这样的机制下，你可以说谎，不过那对你没好处，还不如说真话对自己更有利。

具体购买电视的过程很简单，首先让大家都了解克拉克机制的过程，让两个人先报告自己的效用，然后让第三个人报告，三个人报告的各自的效用减去每人必须负担的成本1000，得到每人的净效用，即每人从购买电视得到的净收益，然后把三个净收益加起来，如果是正值，表明从整体来看是有收益的，那么就购买；如果是负数，即说明总成本还抵不上净收益，就决定不购买。

当然，如果有人说了假话，那么必然对他不利。

Ａ和b都属于不太愿意看电视的，我们以a为例，在b、c都说实话的情况下，如果他真实报告了自己的效用500，减去成本后a的净效用为500－1000=－500，此时，假定b、c都说真话，从而净效用之和为－500＋1500=1000，显然Ａ的加入不改变最终的结果，仍然购买电视机。但是，假如a为了表达不购买电视机的意愿而有意说谎，比如说谎报其效用为－1000，这样则其净效用为－2000，此时总效应为－2000+1000=－1000，从而结果变成不购买电视，对Ａ有利。Ａ此时显然损害了Ｂ与Ｃ，因为他改变了b、c两人的决定，因此要对a收取1000元的克拉克税，此时他说真话时只损失－500，而说假话则要支付克拉克税，损失为－1000。

对于c，如果a、b都说了真话，此时总效应为－1000，说明两人是不愿意买的，而c的效应为2500，总的效应改变了原有的结果，因此c将支付a、b1000元克拉克税，假定c为了稳妥起见，称其效用为3000，那么他仍然要支付a、b两人的克拉克税1000元，从而最终需要支付2000元，而所得仍为真实效用2500-2000=500元，并没有增加，因此c也没有说谎的意义。

克拉克机制的思想是缘于人们一种古老的想法，当一个人的行为对别人造成损害时，就应该给被伤害的人一定得补偿，然而这种想法是不是最好呢？别急，精彩的内容还在后面。

悲情的经济学

如果一种资源没有排他性的所有权，就会导致对这种资源的过度使用，人们通常所说的“公有地的悲剧”是指没有人对公共资源负责而导致无效率。本质上说，“公有地的悲剧”也是一种囚徒困境，因为对于每个人而言，努力的捕捞是他们最好的选择，但对于全体渔民而言，只有当大家都遵守规则时，集体才能获益。

产权经济学的确立让人们认识到共有地悲剧的原因，经济学家从科斯的论文中找到了避免共有地悲剧的办法：如果产权被明晰的界定，且所有的交易成本为零，那么资源的利用效率与谁拥有产权无关。尽管津巴布韦保护大象的方法有些残忍，但那里的大象的确增多了，而且更多的人从灌溉权的拍卖中使获得了利益，产权制度的改变的确帮助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

今天的人们越来越关注资源与人类社会的发展问题，逐步认识到自然资源产权的重要性。通过自然资源产权的界定，保障自然资源的持续利用，建立人类经济活动与自然生态良性互动的新秩序。

第十四章 一定要弄脏自己的家园吗？

（经济学中的外部性）

本章导读：

美国加州有个地方叫多伦斯，这里到处都是平房和棕榈树，为了减少污染，这里甚至连除草机和加油泵都受到严格管制，但美孚（mobil）石油公司每天却能够排放900磅有毒瓦斯气，当地人为什么没有提出抗议呢？

人类污染的历史和人类文明的历史一样久远。随着经济的发展污染问题越发严重，人们不禁要问：我们一定要弄脏自己的家园吗？

奎河就是个下水道，水黑得跟你的包一样。

——安徽宿州市杨庄乡村民

嘉年华的大嗓门

环球嘉年华源于古埃及的庆祝活动，今天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巡回式移动游乐场，游人们在震耳欲聋的摇滚乐声中享受着惊险刺激的大型游戏。

然而2004年，北京环球嘉年华的“大嗓门”却让周围居民夜不能寐。石景山区城建职工住宅院里的刘继春说，嘉年华每天发出的强劲音乐令他们一家心惊肉跳，夜晚游客的尖声惊叫更让他难以入睡。

显然，嘉年华的做法妨碍了周围居民的生活，这38户近200名经历了“心惊肉跳”的居民实在无法忍耐嘉年华的噪声，终于联合起来，开始同环球嘉年华北京投资有限公司进行谈判。

谈判进行得异常艰苦。区政府、环保局、信访办、老山街道居委会、雕塑公园、居民代表以及嘉年华都参加了这项旷日持久的谈判，最终的结果是：按照《国家赔偿法》，嘉年华给每户每月60元补助，两个半月共计150元的适度补偿。嘉年华带来的污染能够明显地感到，因此人们也能够提出赔偿的要求，尽管150元并不足以补偿睡眠，但至少会让嘉年华将这些社会成本考虑在内。

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中，嘉年华给周围居民带来的这种负面影响被称作“外部性”，它表示一个经济主体的活动对旁观者福利的影响。

最先提出这个问题的是20世纪英国剑桥大学著名的经济学家阿瑟·塞西尔·庇古（arthur cecil pigou），30岁时年轻的庇古接任他的老师马歇尔出任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不仅创立了福利经济学成为一代大师，而且开创了研究市场失灵问题的先河。

20世纪初的一天，列车在绿草如茵的英格兰大地上飞驰，车上坐着英国经济学家庇古，他发现列车在田间经过，机车喷出的火花飞到麦穗上，给农民造成了损失，但铁路公司并不用向农民赔偿，于是他开始了思考，最后将这种市场经济无力解决的问题称为“外部性问题”。

按照经济学的解释，“外部性”是指在实际经济活动中，生产者或者消费者的活动对其他生产者或消费者带来的非市场性影响。当然，外部性也有好有坏，比如，养蜂人的蜜蜂为苹果花进行授粉，而果园主以花蜜的形式向养蜂人的蜜蜂提供了食物，人们称之为好的外部性，再比如，公园旁的居民能够获得免费的“景观”就是好的外部性，而公路旁的居民不得不承受巨大的痛苦，这就是坏的外部性。

有时外部性还有些意想不到的好处。1971年，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勒和阿尔钦同游日本。他们在高速列车上想起了庇古当年的感慨，于是好奇地询问列车员，铁路附近的农田是否受到列车的损害而减产，列车员的回答着实令人吃了一惊，恰恰相反，飞速驶过的列车把吃稻谷的飞鸟吓走了，农民反而收益，当然铁路公司也不能向农民收“赶鸟费”。可是，好的外部性问题常常被人淡忘，人们记住的常常是那些不好的。

在庇古所处的时代，人们还没有认识到产权的概念，只是从习惯的角度出发认为，造成某种损害的一方应受指责，要么通过有效手段减少影响，要么赔偿损失。比如，假定有一工厂排放的烟尘污染了周围5户居民晾晒的衣服，每户由此受损。现在有两个解决方法：

方案一：工厂花150元给工厂烟囱安装除尘器；

方案二：给每一户买1台值50元的烘干机，5户共需250元。

如果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工厂或居民都会自动采取150元解决问题的方法，因为这样最节省，但如果除尘器的价格是1000元，那么企业就会选择方案二，而嘉年华一定也曾经考虑过这两个补偿方案，肯定是因为消除噪声设备十分昂贵才会选择给居民进行补偿的。

经济学家们进一步提出，对那些影响公共环境的污染活动要进行适当的“处罚”，比如向这些企业征收一定的“税”，以此对社会进行补偿，人们把这种税称为“庇古税”。

人们总是对那些能够看得见的事情做出明确的结论，比如，游乐场的大嗓门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因此居民们提出了赔偿的请求，可公路旁的居民们大多选择自己安装隔音玻璃，却很少对“公路”提出索赔，再深一步，每辆行驶在公路上的汽车才是“公路外部性”的元凶，那么他们是不是该补偿那些公路旁的居民呢？

为什么不收“景观税”？

一位房产经纪人说过一个有趣的例子：最初这里有两栋楼，其他条件完全一样，房价因此也完全一样，都是5000元/平米，彼得拥有一套100平米的房子。紧接着，一栋楼的旁边新修了一条公路，显然，嘈杂的车流影响了居民们的生活，彼得决定卖掉房子。由于靠近公路彼得不得不降价卖出，汤姆最终只以4000元/平米的价格买下了房子。不久以后，随着新的规划方案出台，原来的公路被重新规划成了公园，房价迅速上涨，彼得又准备重新搬回来，这次他不得不按照6000元/平米的价格从汤姆手中买回房子。房子还是同样的房子，仅仅是周围环境的改变，彼得损失了20万，而汤姆却能净赚20万。

人们总是对那些坏的外部性进行收税，但是如果政府决定在小区楼下建一座公园，那么也应该对能看到公园的居民收取“观赏税”，因为公园的修建增加了他们的景观，甚至提高了他们的资产价值，但是，彼得的损失谁来补偿呢？

为什么公路、机场带来的损失很少有人计较，而政府也不会对花园边的房子收“景观税”呢？

像机场、公路这样涉及公共利益的企业，通常其权利都是由政府颁发的，机场的建造是法律准许的。飞机起降发出的噪声、汽车的隆隆声以及由此造成的震动、烟雾、灰烬、烟尘等等附近的居住者带来的伤害和不便，都是正常的和必然的结果。

似乎我们都以为这样的情形是理所当然的时候，在美国的亚特兰大市，有人向机场提出了起诉，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记录这样一个例子：克西先生在亚特兰大市买了地并盖了一幢房子，几年以后，该市在靠近克西的地产处建造了机场，克西抱怨说，“在机场建造前，他的房地产是宁静之地，适合住家，但建机场后，灰尘、噪声、飞机的低空飞行使得他的土地不宜居住了”。

然而法官则认为亚特兰大市已明确得到建造机场的授权，航运被认为是一种合法的行业，并且是影响公共利益的企业，因此使用机场的人都享有市政当局授权的保护和豁免。因为法官参考了过去的案例，在“乔治亚铁路和银行公司诉马德克斯”案中曾经的一段话让我们知道了真正的答案：

“所建的铁路终点站的调车场是经法定机构授权的，如果建造和使用方法得当，就不能判定它构成妨害。因此，从火车头发出的噪声、汽车的隆隆声以及由此造成的震动、烟雾、灰烬、烟尘等等给调车场附近的居住者带来的伤害和不便，都是正常的和必然的结果。而且，适当的使用和经营该车场也不是妨害，只不过是所授特许权的必然伴随物。”

我亲爱的朋友，现在明白了吧，当时的法律认为，为了公众的便利，邻近的财产所有者必须忍受机场所产生的噪声与灰尘。事实上，长久以来，人们对噪声、烟尘这样的污染都是惯性思维所决定的。

当然，最终人们在科斯的帮助下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位终身都没有离开法学院的教师，以法学家的态度分析财产法案例，他回答了经济学自身无法透视的问题。科斯究竟是如何回答得呢？请不要着急，先看下面这个故事。

把糖果制造商赶走

产权理论的奠基人科斯曾经举过一个著名的案例——斯特奇斯诉布里奇曼案。在英国伦敦的威格莫尔街，有一家糖果制造商的工厂，起先并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不久，搬来了一位医生邻居，开始的时候，糖果制造商的机器也没有对医生造成损害。

但此后医生在紧挨制造商车间的地方建了一间诊所，并引进了先进的诊疗设备，他发现糖果制造商的机器发出的噪声和震动使他难以使用他的新设备，尤其是噪声妨碍了医生用听诊器检查病人的肺部疾病，于是矛盾开始了。

随即，医生便提出诉讼，要求糖果制造商停止使用机器，而法院爽快地发出了医生所要求的禁令，判决确定了医生享有不让糖果制造商使用机器的权利。

但很快人们发现，这是一项草率的宣判。

起初糖果制造商并没有损害到医生的利益，而随着医生采用新的设备，制造商却不得不承受停产的后果，糖果制造商因为邻居的新设备而不得不关门，这似乎是个可笑的结论。

科斯认为，矛盾的解决应该由双方协商决定，除了上面的解决方案，糖果商还可以对医生进行补偿，如果制造商答应支付给医生一笔钱，且其数目大于医生将诊所迁至成本较高或较不方便的地段所带来的损失，或超过医生减少在此地看病所带来的损失，医生也许会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利，允许制造商的机器继续运转。

进一步，我们假设，如果法院的判决是制造商胜诉，那么制造商将有权继续使用有噪声和震动的机器而不必支付给医生任何赔偿费。于是，情况倒过来，医生将不得不付钱给制造商以求他停止使用机器，如果医生在机器继续使用时减少的收入大于他付给制造商的费用，那么显然在由医生付钱以使制造商停止使用机器方面就大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似乎，事情好像越来越复杂，而整个问题的实质还是很简单，甲给乙造成了损害，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不得不怀疑“庇古税”，因为这是一种简单的决定：制止甲，或者甲赔偿乙，简单的方法遮住了我们的眼睛。然而，在科斯的帮助下，我们发现外部性的问题具有相互性，即避免甲对乙的损害将会使甲遭受损害，而纵容甲的做法也会继续伤害乙，因此我们必须做出决定：是允许甲损害乙，还是允许乙损害甲？

按照“庇古税”理论，如果甲的经济活动对乙产生负的外部性，那么就应该由甲对乙进行补偿，而科斯指出了“庇古税”的不足，他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开门见山地指出，外部性往往不是一方侵害另一方的单向问题，而是具有相互性，并且，避免乙的利益受到损失的同时也会对甲的利益造成损害。真正的问题在于判断究竟是允许甲损害乙，还是允许乙损害甲？

科斯定理

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从社会总体成本与福利的角度避免较严重的损失。

我们从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入手，假设房间里只有两个人：一个吸烟者，一个不吸烟者，他们就是否允许在房间吸烟发生冲突，庇古的做法是，对吸烟者进行征税，来补偿不吸烟者，而科斯的办法是将空气的使用权授予某个人。

如果一个人被视为某件商品的自然所有者，那么其他人希望获得机会，就必须购买。当权力授予了吸烟者，他有权决定是否吸烟，如果新鲜空气对不吸烟者的价值超过了吸烟者的价值，那么不吸烟者就会提供足够的钱用来补偿吸烟者的损失。当权力授予了不吸烟者，吸烟者就必须对吸烟带来的“快感”进行评估，而不吸烟者就会补偿对不吸烟者带来的损失，或者放弃这项权利。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个有些荒唐的例子，但却能很好地帮助我们认识外部性的核心问题。

进一步，科斯指出，如果产权明晰，并且交易成本为零，无论是允许甲损害乙还是允许乙损害甲，都可以实现社会成本的最小化与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让我们回顾一下交易成本的内容，并默默思索一下上面的这句话，因为全世界的经济学家用了半个世纪才真正理解它。

我们可以这样直观地理解，因为甲和乙可以通过自愿协商实现资源配置的最大化，交易双方就可以通过自愿协商实现外部性的内部化，并且交易成本为零就是说居民和嘉年华的谈判没有成本，那么最终的补偿结果将不需要政府的干预和调节，因此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庇古税”没有存在的必要。

g·斯蒂格勒将科斯的思想，总结归纳为科斯定理：只要明确地规定法定所有权，并且可以自由交换，若果所有权的交易成本为零，那么，不论所有权在开始如何分配，市场机制所导致的均衡状态符合最有效率状态。

科斯定理最大的贡献在于改变了人们的惯性思维。

人们总是认为，应该对造成损害的一方进行处罚，然而，事实上，每一方都可以采取措施。科斯定理认为，外部影响之所以导致资源配置失当是由于产权不明确，如果产权明确，且得到充分保障，有些外部影响就不会发生。比如，农民可以停止在铁轨边种植和堆积农作物，而铁路部门也可以装置防火星设施或减少火车出车次数。如果农民有权指挥铁路部门，直到不溅火星才允许铁路通车，那么，火星就几乎不会引起什么火灾损失。反过来，如果铁路部门不受惩罚地营运，那么，就会引起大量的火灾损失。

但交易成本却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就如同任何一项交易都需要付出时间、精力和金钱一样，外部性的交易更是如此，为了使双方都能接受最终的结果，必然会产生高昂的交易成本，甚至导致交易无法完成。事实上，如果交易成本高昂，即使产权明确，市场仍无法解决外部性问题。

农民有权使保护自己的庄稼，因此铁路为了运营必须克服火星带来的危害，显然铁路部门如果不溅出火星将承担更大的损失，那么，农民向铁路部门出售溅出火星的权力会使双方得益。同样，在嘉年华的例子中，因为这样的公关环境并没有明确的产权划分，因此必须通过谈判的方式进行。而嘉年华的经营者面临的选择是：要么关闭嘉年华游乐场，要么给与周围居民补偿，当获得的收益小于补偿给居民的损失时，营业就会停止，而居民们相当于出售了自己被损害的权利。

科斯进一步认为，如果明晰了产权且交易成本为零，产权无论给谁，资源配置都会在同一点达到均衡，如果交易成本为正，不同的产权界定会产生不同的资源配置。在美国加州有个叫多伦斯的地方，这里到处都是平房和棕榈树。为了减少污染，甚至连当地人使用的除草机和加油泵都受到严格管制，但美孚（mobil）石油公司每天却能够排放900磅有毒瓦斯气，当地人为什么没有提出抗议呢？事实上，在美孚公司到来之前，通用汽车公司曾经在这里设立了一个工厂，他们排放的污染要比美孚炼油厂多得多，而通用公司1985年关闭这家工厂时，它在向政府出售财产的时候，也出售了它的“排放许可证”，美孚的炼油厂当时以300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了这张“许可证”，并且通过自己的努力有效地减少了污染的排放。

多伦斯的居民掌握有被污染的权力，因而他们能够以30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给美孚石油公司，并愿意被污染。同样的，如果石景山区的居民们掌握了甘愿被噪声损害的权力，那么这场和嘉年华的谈判要重新开始了。

科斯真正伟大的地方在于，他提出的的观点改变了人们的认识习惯，如果科斯定理对“庇古税”的质疑引发了人们对传统习惯的否定，那么科斯对产权的阐述则更加改变了人们观察问题的视角。科斯定理说明，市场失灵并不是政府干预的充要条件，同时政府干预也不是治理市场失灵问题的唯一办法，“庇古税”只是政府解决市场失灵的具体措施之一，而更重要的是，科斯定理告诉人们产权明晰的重要意义以及制度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

当然，科斯定理并不是完全否定庇古的理论，而是从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立场上对庇古理论进行的扬弃，从而使人们对市场在解决外部性问题时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京都议定书

几乎人人都在抱怨北京的空气质量，下面这些都是真实的数字：在英国，因为汽车尾气污染，每年约有7000人过早死去；在美国，由于柴油机等源头排放的颗粒物质，有1.5万人过早死去；在中国，由于水质变差，许多地方的土壤中铅、砷、镉等含量过高，种出来的蔬菜重金属含量严重超标，使得呼吸道疾病已经成为北京的第四大杀手。

人们希望所有的国家能够制定一个共同的标准，来减少对环境的污染。最初，人们对所有的国家设定统一的标准，无论排放多少都降低同样的比例。这样的做法显然极不公平，发达国家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已经排放了大量的温室气体，但由此带来的全球气候变暖的恶果却由所有国家承担；对于那些发展中国家，它们也有发展经济的权利，不能因减排而剥夺它们的发展权利。因此，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如何界定减排责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博弈过程。

事实就是最好的答案。2005年2月16日，经过不懈的努力，旨在抑制全球变暖的世界性环境法案——《京都议定书》终于生效了，它规定了发达国家的减排任务。然而，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其占全球3%－4%的人口排放了25%以上的二氧化碳，却退出了《京都议定书》，这对于减缓全球变暖的努力而言无疑是沉重一击。

不过经济学家告诉我们，《京都议定书》的达成就如同建立要求所有同学达成一个削减学习时间的联盟一样，最终会以失败而告终。当然，用产权和交易成本可以做出更加清晰的解释：首先，排放温室气体的权利不可能明晰，空气是一种流动性很强的气体，排放方便，很难界定排放的主体。其次，即使理论上界定了排放权，其执行的交易成本不菲，虽然各个国家规定了减排任务，即使理论上界定了各国的排放权利，但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环境差异，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使得我们无法具体地进行处罚。

虽然不能对别的国家进行限制，但是对企业的排放进行限制却是切实可行的做法，尽管这样的结果是，每个企业都竭尽可能仅处于刚好低于污染线的要求，但这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减小排放的目的。

汽车的使用大大方便了我们的出行，然而尾气的排放会带来环境的污染，似乎我们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汽车带来的空气质量的下降，为此人们提出限制对汽车的使用，最初的做法是，无论什么样的汽车，每年征收同样的费用。

可这样做的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经济学家蒂姆·哈福德惊奇地发现，这样做的结果非但没有鼓励人们少用车，反而会鼓励人们更加频繁地使用，他曾经用自助餐厅的例子为我们给出了有趣的解释：如果使用固定的汽车使用税，每位司机也会像自助餐厅的暴饮暴食者一样，在出发号吹响之后就开足马力进发，原因是他们并不担负实际的费用，每一脚油门并不会增加新的成本，因此在一次性交了一大笔钱之后，就可以开始“免费之旅”。

自助餐厅的定价策略给我们很大的提示，如果我们对每位客人的鸡翅单独计价，那么人们就会根据需要购买鸡翅，浪费的现象自然会消失，如果根据每辆汽车的排放量，进行缴费，这样就能激励每位司机节省用车，那么就能达到减少排放的目的。

事实证明这样的做法确实有效，通过每年检查汽车的里程数，并以此估算排污量并进行收费，这样的方法的确能够保证人们面对的是污染所造成的真实费用，并鼓励他们对社会的污染量承担责任。

征税的实质是对“违规行为”进行罚款，通过增加成本的方式来鼓励人们“约束”自己的行为。似乎这样的做法还有些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那些排量比较小的汽车获得了人们更多的青睐，并且，汽车制造商们受到鼓励去开发混合动力车或者不需要燃油的汽车。

拍卖污染许可证

1968年，一个名叫戴尔斯的美国人首先提出了这种奇特的概念——污染权。

假定政府作为社会的代表及环境资源的拥有者，把排放一定污染物的权力像股票一样出卖给出价最高的竞买者，这样就能够建立一个特殊的市场。经济学家称，排污权交易是指在一定的区域内，在污染物排放总量不超过允许排放量的前提下，政府将排污权有偿出让给排污者，并允许排污权在二级市场上进行交易。内部各污染源之间通过货币交换的方式相互调剂排污量，从而达到减少排污量、保护环境的目的。

发放许可证的目的在于，污染者可以从政府手中购买这种权力，也可以向拥有污染权的污染者购买，污染者相互之间可以出售或转让污染权。通过污染权交易，有助于形成污染水平低、生产效率高的合理经济格局，同时也避免了征收排污费制度中所存在的一些缺陷，保证排污费超过减少排放的极限成本，最终促使环境质量随经济增长而不断改善。

然而，尽管美国1990年颁布了《空气洁净法》，这种希望通过私人协议自发产生的市场却始终没有建立起来。事实上，如果许可证的定价过低，会有很多投机分子溜进来以赚取利益，而且也容易形成“寻租市场”，然而如果定价过高，那么就失去它的意义。

从2001年开始，中国开始在企业之间推动排污权交易制度，2003年出台的《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规定，直接向环境排放污染物的单位或个体户，应当按规定缴纳排污费，此即“付费即排污”的污染控制办法。一些排污企业为了片面追求利润，宁愿缴纳排污费。另一方面，由于90%的排污费可作为地方财政收入，一些地方还存在政府默许排污的现象。

排污权交易制度是政府将排污权有偿出让给排污者，排污者购买到排污权后，可在二级市场上进行排污权买入或卖出。区域内排污总量一旦确定，排污权就成了稀缺资源，有限的排污权必然带来价格不菲的交易，企业在利益驱动下，自然会珍惜有限的排污权，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排污权交易制度真正意义在于将政府对环境的治理方式，由行政方式转变为市场方式。这似乎代表了一个美好的愿望：政府只通过排污权的买进和卖出，掌握排污总量，而不再干涉企业具体技术细节和治理安排，从而有效简化管理过程，提高效率节省成本。

理想的理论未必能带来理想的现实。实际的情况是，尽管2007年11月，国内首个排污权交易平台——浙江省嘉兴市排污权储备交易中心揭牌成立，但至今却未能有效建立起来，排污权交易在实践中遇到了来自行政、企业、法律、环保观念等许多方面的阻力。人们所要建立的不只是符合理论要求的市场，还必须建立中国国情相融合的体系，这不仅仅是时间的问题，更是要全社会共同努力面对的问题。

无论怎样，在人们的努力下，梦想正在照进现实。

现实的经济学

喷雾器的使用会破坏臭氧层，过度的捕捞会造成鲸鱼的灭亡，过度的砍伐会造成沙漠化，所有这些都是因为所有权没有得到很好的界定，因此上述活动无法达到最优化，每个人按照自身的利益独立选择其行动，这与总体利益并不一致，有利于个体的行动未必有利于其他人，因此每个人所获得的剩余利润与总剩余之间一直存在着紧张关系。原因在于个人的决策不仅影响自身的收益，也影响其他人。

我们在测量一家企业对社会的价值时，通常看不到它所产生的噪音、拥塞以及其它各种麻烦。事实上，企业所获得的净收入很难全面反映该企业对社会福利的正面贡献和负面影响，因此企业管理者往往得不到正确的激励，因此无法采用最有效的手段降低对环境的损害，而污染权制度的改变就是从这一点出发的。

科斯之前的经济学家都将经济运行的过程作为思考的核心问题，而科斯则深刻地注意到经济运行背后的财产权利结构，他的产权理论发端于对制度涵义的界定，通过对产权的定义，对由此产生的成本及收益的论述，从法律和经济的双重角度阐明了产权理论的基本内涵。这位产权理论的创始人，他用一生的时间为我们解答了微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他用产权制度剖析了经济运行规律。

科斯以法学家的态度分析财产法案例，但又以微观经济学理论来指导这一分析，他的研究证明，习惯法的经济学分析取得了丰硕成果。关于科斯的产权理论对社会的影响，我们可以用一句精辟的谚语来形容：把沙漠租给我100年，我能把这里变成花园。

第六部分 有更完美的规则吗？

第十五章 制度是个好东西

（制度中的经济学）

本章导读：

怀特尼发明了高效的轧棉机并申请了专利，结果却因此差点破产，专利制度为什么没有保护他的利益？反垄断法究竟是好是坏，它真能制止垄断行为的发生吗？计划体制与市场体制，究竟哪条是通往奴役之路？现代社会中，竟然还存有奴隶制度，你相信这可能吗？

本章将为你揭开一个个关于制度的谜局，看看市场和制度，究竟谁的力量更大？

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

——道格拉斯·塞西尔·诺斯

人类最古老的制度

1624年，英国颁布的《独占法》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专利法，专利和发明制度使得人们能够从自己的发明成果中得到巨大的经济回报，这就激励了人们以更大的热忱去投入发明创造中。

在“传统智慧”的眼光中，专利制度是这样的：在专利的申请和保护的过程中，相当于发明者与“社会”达成了购买秘密的合同，这样，社会就能够使用该秘密，作为回报，企业通过制定具有垄断利润的价格获取利润。这个看似完美的制度，在经济学家看来却几乎可以被摒弃。

首先，经济学家指出，专利制度是一项侵犯财产权的制度，比方说，如果有人凑巧在专利人后独立发明了这个“点子”，那么他将无法保护自己的权利，因为专利制度宣布最先发明的人可以“侵占”他的权利。

其次，“专利制度能够保护发明人的利益”，这一点也受到了经济学家的质疑。大多数人通常认为，如果没有专利制度，就没有人保护发明人的权利，那么就不会有类似蒸汽机、医药的发明，因此他们提出，在诸如化学试剂、制药这样的行业中，新产品开发成本极高，完成这种发明很昂贵，但复制却很廉价，因此发明制度保护了发明者的权利，发明者能够利用专利授予的垄断权，通过市场行为获得补助。

这看起来似乎成立，可是，获得专利权并不意味着获得利润。18世纪后期，美国的纺织厂蓬勃发展，但棉花的供应市场不充足，因此必须找到一种廉价的方法将棉籽从棉花中提出来。于是伊利·怀特尼发明了轧棉机来完成这项任务，他做了发明者应该做的事：申请了专利并于1794年获得了专利权。后来他找到了一个合作伙伴集资生产能够提出棉籽的机器，他们生产的轧棉机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成了奇迹，为美国南部带来了巨大的财富，然而怀特尼却获利很少。

这是为什么呢？问题就在于怀特尼的机器非常有效但却非常简单。棉花种植者很容易进行仿制，而同时又进行了一些细微的改变，因此当怀特尼起诉时，法庭都认为他的专利并没有受到侵犯，最终，卡罗莱纳州、田纳西州、乔治亚州同意支付一笔费用来购买怀特尼的专利权。但这笔钱只够弥补怀特尼合伙人的费用。

怀特尼毕生都在从事发明，但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申请其他发明专利。他曾经这样写道：“虽然一项发明可能很有价值，但它对于其他发明者而言可能毫无价值。”当然，怀特尼的经历非常罕见。但是，发明者卷入昂贵的法律诉讼在今天看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而且甚至很多著名的公司都在侵犯他人的专利，例如，苹果公司控告微软公司，宝丽来控告可达公司。

也许，可口可乐公司的例子是对专利制度最严酷最无情的打击。1886年，世界上第一瓶可口可乐诞生于美国，距今已有113年的历史，并以其不可抗拒的魅力征服了全世界数以亿计的消费者，可事实上，可口可乐的配方至今都不受法律保护，因为这个配方从未申请过专利，而是作为商业秘密被保护起来。因为在可口可乐公司看来，申请专利就意味着披露新产品和新工艺的细节，而这些信息可能是竞争对手更为关注的，因此，可口可乐公司宁愿选择用商业秘密的方式保护配方。类似的，有很多合金锻造工艺和制药配方都没有申请专利，原因与可口可乐公司一样。但这种方式也存在着很高的风险，如果有人也碰巧做出了类似的发明，并抢先宣布拥有这项专利，那么可口可乐这样的公司就面临着侵权的危险。

还有一个问题也困扰着专利制度的制定者，既然专利制度能够保护发明人的权利，那么为什么还要对专利期限有要求呢？

美国国会授予“作者和发明者享有对其作品和发明权的专有权”的时间通常为17年，在此期间，未经持有者许可，其他生产者不能生产同一种产品，甚至不能使用这项发明成果。就如同其他垄断行为一样，专利持有人具有制定垄断价格的能力，这实际上是通过提高市场价格来获取个人利益，必然带来社会效率的损失，因而，专利期限的设计是困扰经济学家很久的问题。

专利期限越长，发明者从中得到的收益就越大，因此越能激励他们进行研究和开发投资。但是允许这种垄断的时间越长，造成额外的损失就越多。所以，专利期限长的收益是鼓励创新，而成本是鼓励垄断，最佳的专利期限是使这两个相互冲突的结果达到平衡的期限。耶鲁大学的威廉·诺德豪斯研究过确定最佳期限的问题，他发现17年的专利期限大约有90%的效率，就是说，它能获得最大可能的消费者剩余的90%，当然这样的数据我们就无从验证了。

究竟保护谁的利益？

专利制度保护了发明人的利益，“侵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关税制度保护了幼稚产业的利益，“侵害”了本国消费者的利益。似乎所有制度的结果都是保护一部分的利益，侵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经济学家告诉我们，制度总是一种不完全的契约，他只能在权衡中做出选择，只能保护一部分人的利益。

那么究竟保护谁的利益呢？让我们从熟悉的几个制度看起。

最早的养老金制度可以追溯到1795年，英国曾经实行过一种“斯宾汉姆兰制度”，当时的人们就确立了根据收入情况进行差别化分配的制度，而这一传统的思想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事实上，养老金制度反映的是这样一项政策冲突，即青年人和老年人的冲突，究竟是保护老年人的利益还是年轻人的利益，这决定了人们对养老体系政策的慷慨程度，当然这个偏好程度与社会的收入水平和年龄结构有关。

通常社会中都有几代人，假定人们在生命中的前两代工作，最后一代退休，那么养老金制度的实质就是代际分配体制，很显然所有的老年投票者都希望收益最大化，从而能够获得更多的生活保证，比较穷的中年选民中也希望有较好的保险，但是年轻的选民则希望分配的越少越好。因此谁能成为决定结果的关键选民则至关重要。通常老选民和中年选民是社会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尚未出生的一代无法为他们自己投票，所以，我们看到的养老金制度都是较为仁慈的。

失业保险制度也可以用类似的思想进行分析，这里实际上反映的是就业者和失业者之间的冲突。由于人们对自己的工作状态信心不足，因而希望利用失业保险来对自己的利益进行再分配。通过将税收制度与再分配联系起来，使我们能够迅速到达问题的核心。显然这又是一次公平和效率的角逐。再分配体制扭曲了资本的激励作用，抑制了经济的增长，可是为了对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平，人们只能接受这种未来可能有利于自己的投票结果。

我们整日都是与各种各样的制度打交道，有些制度是正式的，比如税收制度、法律制度、专利制度、法律制度、产权制度，还有很多则是非正式的制度，比如抚养子女，赡养老人，按序排队，资历，公平交易等等一些风俗和行规。经济学家说，制度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

20世纪初的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被公认为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人，这位不羁的经济学家显然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在对人性的探讨中凡勃伦开创了制度经济学。1899年，42岁的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重要经济学著作《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这本书不仅奠定了凡勃伦在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更是被看作制度学派的理论基础。

凡勃伦认为，如果没有法律来保护我们的财产，知识产权来保护我们的发明，有限责任公司为我们安排，社会将不会有保障地实现市场的所有好处。尽管凡勃伦的很多思想还非常原始，也不完善，但这是人类第一次思考这么“深奥”的问题。

紧接着，另一位现代西方法经济学的伟大先驱——约翰·罗杰斯·康芒斯站了出来，他关心的重点与凡勃伦有所不同，他更重视法律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通过“交易”这一基本单位把法律、经济学和伦理学联结在一起，并且法经济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集体行动理论、利益和谐理论和“法制决定论”之中。

康芒斯认为，无论什么样的社会集团之间发生什么样的利益冲突，只要把有关的双方组织起来，通过集体的谈判，冲突就会得到协调，理想的社会秩序就会建立起来。

以在今天的眼光看来，康芒斯对“财产”、“交易”这些概念的深入分析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甚至对法经济学的奠基者——罗纳德·哈里·科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早期的制度经济学家们认为，市场秩序并非只是看不见的手的结果，也是集体行动实现从利益冲突中创造利益的相互关系的产物，法律、习俗也在约束着人们的行为。自此之后，有无数的经济学家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奋斗，其中包括科斯、诺斯、布坎南、奥尔森、阿尔钦、德姆塞茨、巴泽尔、威廉姆森、张五常等等。

为什么要集中在制度上呢？法律与市场究竟是怎样的影响呢？

传统的经济学家只是提出了问题，并进行了完整、细致、甚至有些华丽的描述，而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最终，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完成了用主流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各种制度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用科斯的话来说，“当代制度经济学应该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现实中的人在由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诺思认为，制度经济学的目标是：研究制度演进背景下，人们如何在现实世界中做出决定以及这些决定如何改变世界。

科斯与诺思都强调了新制度经济学应该研究人、制度和经济活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他们看来，法律是用来约束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而经济学是研究资源稀缺的前提下，人们做出的立即行为。在不确定的世界中，人们试图建立一个人际之间的互动关系，制度就是这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制度提供了一个塑造经济、政治和社会组织的诱因构架，其中法律、规定是正式规则，惯例、常理是非正式规则。

关于制度，也有许多有意思的话题，有的制度开始提出的时候，人们都赞成，之后只是慢慢地去完善它，比如说专利制度。也有的制度，开始提出的时候，就遭到了巨大的反对，人们只能在反对声中不断适应它。比如，谢尔曼反垄断法和克莱顿反垄断法，自始至终都受到经济学家的猛烈抨击。关于垄断法的对错，涉及太多的问题，我们更关心的是，什么是好的制度呢？

什么是好的制度？

为了鼓励那些有特长的学生，善良的人们提出并建立了保送生制度，保举那些成绩优秀或有特长的学生直接读大学，以促进素质教育的发展，消除应试的片面性。可是，2000年发生在湖南隆回一中的作弊事件震惊了全国，也改变了人们对高考保送制度的看法。隆回一中评选的14名保送生中竟有13名是假的，其中一名被学校推荐的学生离专科最低分数控制线还差100多分。

在日益追求公正与效率的今天，原本出于好心而建立的制度却变成了滋生腐败的温床，是制度错了吗？究竟什么样的制度更有效？

经济学家奥尼德·赫维茨在机制设计理论中提出了两个原则：激励相容原理和显示性原理。好的制度也应该满足这两个原则，下面我们就用故事解释一下。

好的制度必须能够鼓励人们说真话。老师为了惩罚那些没有完成作业的学生，让没有完成作业的学生举手，如果对举了手的学生惩罚太重，那么下次就没有人会再说真话；而如果惩罚太轻，又会诱使更多的人不做作业，因此老师必须在要求说真话和不偷懒之间作一个折衷。

好的制度还要能够促进整个社会的福利。英国历史学家查理·巴特森所著的《犯人船》中记载了这样一段历史：1790-1792年间，英国政府将流放澳洲的犯人交给往来于澳洲之间的商船来完成，经常会发生因商船主或水手虐待犯人，致使大批流放人员因此死在途中。后来大英帝国对运送犯人的制度稍加改变，流放人员仍然由于澳洲商船来运送，只是运送犯人的费用要等到犯人送到澳洲后才由政府支付给商船，仅就这样一点小小的改变，几乎杜绝了犯人死于途中的事情。

好的制度能鼓励人们增加社会的总体效率，使人们开发他们的创造力，提高他们的生产效率。当然，在一个社会当中，不同人所需要的激励不一样，对制度的要求也不一样，激励制度的合理性、适合性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

通往奴役之路

说到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就不得不提计划制度与市场制度。

虽然，关于计划与市场之争似乎已经有了结论，可是这个问题在半个多世纪前，却是人们争论的焦点，计划经济体制可以看作是一个“超级厂商”，每一个工人都被指派到一个特定的工作岗位上，由各级部门的看得见的手来监督和指挥，工人被直接告诉去干什么，而不是通过市场价格的引导，这里没有价格的指引，市场价格并不存在。

但组织管理的交易成本是存在的，并且进一步说，计划体制的经济运行效率低的根源在于组织管理的交易成本非常高。在计划体制下，整个经济的运行就如同交响乐团的演出，这里弦乐演员并不知道管乐演员会如何演奏，需要有认真周密的排练让每个人熟悉自己在什么时间演奏什么样的音符，并且在现场还需要有指挥的统一调度，当然每个演员的身体和精神状况都会影响演奏的结果。

然而，当某个演员的乐谱出现调整的时候，这将带来复杂的工作，因为这样的信息必须通知给乐队的每位成员，而且每个人可能都需要重新排练，因此在交响乐团中使用价格机制是十分复杂的工程，需要高额的交易成本。

尽管人们真正回答这个问题还是在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提出来以后，但是，第一个认识并描述这个问题的人是弗·冯·哈耶克。

哈耶克无疑是他那个时代最富争议的经济学家。这位曾经在奥匈军队服役过的军人，成为有史以来最强硬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1944年，哈耶克用他那饱含对人类的忧思之笔，写下了《通往奴役之路》一书，这本书的出版立刻引起了轰动，首版在几天内销售一空，因为当时纸张紧张，出版社的印量竟然无法满足人们的需要。后来一度曾在苏联的要求下停止刊印，一些计划经济国家更是长期将此书列为“禁书”。

哈耶克更历数了计划经济的种种弊端，认为计划会导致生产效率低下。并且，他毫不留情地指出，在计划体制下，“最劣者爬得最高”，因为企业管理者的收入和升迁，并不仅仅取决于业绩，而往往由上级主管部门说了算。因此，企业家的行为与其“眼睛朝内”，还不如“眼睛朝上”。在我们耳闻目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不能不承认，计划经济的种种弊端，都不幸被哈耶克一一言中了。

哈耶克坚信，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保障，他用了一个最生动的比喻来形容两者的差别，一个是“富人得势的世界”，而另一个是“只有得了势的人才能致富的世界”。在哈耶克看来．一切类型的计划经济都是集体主义，结果必将一塌糊涂。

在亲眼目睹了柏林墙倒塌和苏东崩溃之后，哈耶克与世长辞，他的墓碑上只有一行字：弗·冯·哈耶克1899-1992。

当然，对于这个问题，解释最深刻的是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塞西尔·诺斯。这位1992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用历史学的眼光透穿了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期阵痛的根源所在。他从制度的角度回答了为什么有的国家的经济持续几个世纪快速增长，而其他国家在经济上却停滞不前或者每况愈下的问题。

原来准备进入法学院学习的诺斯，因为二战的爆发，不得已开始了三年的海员生活，持续不断的阅读使得诺斯树立了要成为一位经济学者的目标，不过紧接着，诺斯面临着一个抉择：成为一个摄影师，还是进入经济学的世界。

诺斯最终选择了后者，并且从立志成为经济学家的那一天起，他就清楚自己要走的方向，探索是什么原因造就了经济的富庶与贫困，尽管这是一段漫长而充满意外的旅程，但诺斯矢志不渝。

诺斯比较了16世纪到17世纪期间英格兰和西班牙的制度，进而指出，英格兰有比较稳定的财产权，而西班牙国王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没收财产；英格兰有《大宪章》限制国王的权力，而西班的议会很少发挥作用。制度的差异使得英格兰迅速发展成为领导世界的霸主，而西班牙原本发达的资本市场却遭受到相对的停滞。诺思的研究告诉人们，率先的制度创新，就好像率先采用先进的机器设备一样，可以得到超过平均利润的社会回报。

诺斯深刻地指出，产权和制度的执行必须依赖于政府，而政府通常又在追求租金最大化，并导致一些国家陷入对落后制度路径依赖的轨道。这种没有政府不行，而有了政府也未必能办好事的两难由此进入人们的视野。国家为我们建立和实施产权，作为回报，我们付给它税收。由于国家拥有暴力机器和至高无上的权威，与私人相比，实施产权时的成本要低得多。

在诺斯看来，国家具有双重目标，一方面通过向不同的势力集团提供不同的产权，获取租金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国家还试图降低交易费用以推动社会产出的最大化，从而获取国家税收的增加。国家的这两个目标经常是冲突的。由于人们的行为常常是非理性的，并且政治市场的交易费用高昂，政府作用的结果往往是经济增长的停滞。

有人会说，如果想发展经济，只要学习先进国家的制度就行，似乎这样的想法没错，可是结果未必理想。今天的马里照抄了法国的商业法，但经济却一塌糊涂，后来人们发现，当法国处在马里发展相当的阶段时，法国并没有商业法。

锁眼现象

如果我们仅仅认识到制度对经济的重要作用，这还是不够的，因为制度的执行还需要制度文化作为基础。排队是一种被广泛接受的非正式制度，但如果对违反规则者的制裁不严格，那么遵守规则人的利益就得不到保护，有时候社会舆论虽然起到监督的作用，但在监督力不强的时候人们会选择不排队或插队的做法，现在我们看到在银行、机场等地方，排队制度已经由非正式制度上升为正式制度。

制度的有效执行必须依赖强有力的法制体系。19世纪末，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距离柏林不远的波茨坦修建了一座行宫，紧挨宫殿处有一座磨坊。磨坊低矮破旧，与高大威严的宫殿很不相称，实在是大煞风景。威廉一世开始只想买下磨坊然后拆除，以免有碍观瞻，但与磨坊主多次协商不成，就拿出国王的权威，强行拆除了磨坊。没有料到的是，磨坊主是个倔老头，一纸诉状，将威廉一世告到法院。地方法院判决威廉一世败诉，必须将磨坊“恢复原状”，并赔偿由于拆毁房子给磨坊主造成的损失。事件的最后结果是：威廉一世重建磨坊，并赔偿了老头的损失。 今天，那座磨坊还矗立在波茨坦行宫旁边，成为德国司法和法治的象征。

有趣的是，制度似乎也是个神奇的东西，一旦被她看上，你很难逃出。

美国两条铁轨之间的标准轨距是4英尺8.5英寸，为什么是这样呢？它源自英国的铁路标准，因为英国人是美国铁路修建的指挥者。而英国铁路是从电车车轨中脱胎而出的，但电车车轨为何采用这一标准呢？原来最先制造电车的人是制造马车的，他们把马车的标准直接搬过来了，但这一标准又是谁订的呢？

真正的答案是古罗马军队。古罗马军队最早设计战车时，选择了两匹战马的屁股的宽度为标准，因为这更有利于战车的驰骋，这也就是为什么马屁股会决定了铁轨的宽度。这在经济学中，被称为“锁眼现象”。它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一个团体、一个社会一旦选择了某种制度，就会对这种制度产生某种依赖，并且在一定时期内出现制度自我强化的现象。

专业的说法是，制度具有自我强化的功能。制度能够在某一方向上不断繁衍复制。就比方说，只有你一个人拥有电话，那么是没有意义的，但如果足够多的人有电话，那么你有电话就有意义了，进一步，如果还有人想和你们通话，他就必须拥有同样模式的电话。

如果处于这样一个行业，一旦消费者买了你的产品，就被你锁定，如果他要转移到其他产品，成本非常高，那么这种产品就具有网络外部性，比如微软的产品，因此wps所面对的挑战不仅是微软，还有每个消费者的习惯。所以，在一个可以不断自我复制繁荣的产业，对于所进入的企业而言是幸运的；一个不断自我复制衰败的产业，对于此产业中的企业来讲是一种痛苦。

“锁眼现象”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路径依赖。简单的说，制度在形成以后会相对稳定。经济学家认为，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繁荣正是依赖于它固有的财政和金融体系，而今天这些往日的优点正在杀伤着日本的经济。日本的经济衰退，人们最终发现是体制的问题，路径依赖的问题。相比而言，美国人就幸运多了，美国经济200年来之所以富有朝气，市场经济之所以运行有效，与它的制度灵活有密切的关系。

是球员，还是奴隶？

在现代社会中，自由是每个人最基本的权利。即使最普通的人也明白，雇员拥有选择工作岗位的权力，如果没有得到雇员的同意，他们不能被从一个公司卖到另一个公司。

但是，现代社会中，竟然还存在着奴隶制度，而且还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奴隶市场，这绝非骇人听闻的事情，它就在我们眼前。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曾经一针见血地说：“fifa就是最大的奴隶市场，公开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人口买卖，买来穷国的运动员再把他们卖到其他国家，从一个俱乐部卖到另一个俱乐部，从一个国家转向其他国家，现在所有大洲都成了欧洲的人口基地，这样的活动应该停止。世界的良心到哪里去了？”

没错，看似风光无限的足球运动员的确像奴隶一样被买来卖去。在现代足球俱乐部中，每当球员转会的时候，这里更像是一个奴隶市场，无论摘牌还是倒摘牌，很多球员都不知道自己要被卖到哪里。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是当今足坛最炙手可热的球星，2008年夏天关于罗纳尔多的转会案就让我们看清了一切，皇马俱乐部开出天价7000万英镑希望买入罗纳尔多，然而经过几轮较量，最终罗纳尔多现在的东家曼联俱乐部被激怒了，而在俱乐部的强硬立场下，罗纳尔多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意愿。

从法律上讲，足球运动员的流动确实受到了严重限制，尽管运动员享有他们的专业运动技能，但是俱乐部独家垄断了这项能力的使用权。

1995年12月15日欧洲最高法院做出裁决，裁定欧洲足联现行的球员转会制度与外援上场名额限制是非法的。而这次裁定的本质在于，确定了足球运动员是足球俱乐部的雇员而不是财产，但是这并未真正改变足球运动员的命运。

人权也是民主制度中的热门话题，在大多数人眼中，美国似乎是一个人权状况很好的国家，这个国家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将一名普通士兵带回美国，《拯救大兵瑞恩》似乎表现了美国对人权的尊重，更为重要的是，1776年7月4日发布的《独立宣言》，美国认定的真理是“人人生而平等”。

可人们并不知道，直到1965年，美国黑人都没有选取权，这似乎与我们前面的话相距甚远，但请你相信，这是真的，因为美国宪法给出了这样的回答：美国黑人不是人。这就是美国的民主，其实很久以来它只是白人统治世界的民主。不仅如此，在1971年前瑞士妇女还没有投票权。就如同专利制度、保险金制度一样，民主制度也是一种利益的再分配，绝对的公平是不存在，所有的民主都是有条件的。

进步的经济学

制度，是人类追求社会秩序的结果，这是人们力图为自己的生活构建一个稳定的空间的体现。在法律出现以前的社会，人们依靠风俗习惯、道德、意识形态构建了社会秩序。法制制度的出现，使得人们尽可能地把原来属于非正式制度的社会规范转化为正式的法律规范，从而拥有了更大的强制力。法律和经济，这两条看似无法相交的直线，在经济学家们的努力下也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尼古拉斯·阿尔迪托·巴莱塔曾经说过：“过去经济学家之所以不能够充分解释经济增长，关键是第四个因素——制度——直受到忽视。”

尽管从凡勃伦、康芒斯开始，早期的制度经济学家们就对法律和经济这样深刻的问题开始了讨论，但始终没有得到主流经济学的接纳，真正的改变是从科斯开始的，人们用交易成本和产权制度这些思想武器，明白了制度和经济的关系。人们通过交易成本的概念可以来理解制度为什么会存在，制度的变化是怎样发生的，人们为什么以及怎样采用更经济的方式来组织生产和交换的活动等。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为了提高经济效率，人们不断地反思已有制度存在的缺陷并加以修正。当然，人们对制度的研究还只是一个开端，现在的经济学家还不可能对所有这些问题有一个明确的答复，但他们正在努力着。

第十六章 伸向蛋糕的魔爪

（经济学中的公平和效率）

本章导读：

大家都在排队打水，如果有人愿意花钱雇人排队，你会接受这样的做法吗？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了交通事故，但对面车道的车速也会下降，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博尔特在百米跑道上没有全力冲刺，经济学家有办法让他全力冲刺，你知道其中的秘密吗？

今天，政治经济学全部的精力都在研究一个问题：效率与公平，本章将为你揭开公平与效率之争的答案。

当我们拿起刀来，试图将国民收入这块蛋糕在穷人和富人之间做平均分配时，整个蛋糕却忽然变小了。

——奥肯

开学第一天

开学的第一天，老师宣布期末的考试分数会重新分配，以保证每个人都能拿c以上的分数，那么结果会怎么样？

经济学家的回答是：班上会没有人再努力了。

那些成绩好的学生原本可以在考试中得到a，可现在他们不得不将成绩贡献出来，用以提高d和f的学生成绩。当然得到b的学生只需要拿出一点点分数。那么原本只能会得到c和d的学生会怎样做呢？他们会更加努力的去玩，因为他们知道不通过努力学习他们也能够获得c，因为好学生会给他们“奖赏”因此，这样的结果是无论好学生还是坏学生都不再努力学习，如果他们努力学习，获得的奖赏将变少，进一步，老师的努力也会落空，因为班上没有人学习了，整体的成绩也会下降。

这个看似简单的故事，它告诉我们一对深刻的矛盾：公平和效率。

平等和效率之间的冲突是我们最大的社会经济选择，它使我们在社会政策的众多方面遇到了麻烦。尽管效率和公平是两个不同的价值目标，一旦两者很难分开。如果没有效率的提高，就只能是贫穷，而在贫穷的条件下，不可能有公平的进步，当然，没有平等竞争，就不会产生高效率。这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远远超越了经济学的范围，涉及到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伦理学和社会学等众多学科。

经济学家更多地从市场的角度提出了他们对公平和效率的观点，经过理性的思考，经济学家们把公平划分为结果公平和机会公平。

结果公平则是由人类社会的整体性所决定的，无论强者还是弱者，每个人都应享有基本的权利，即生存和发展的权利。结果公平更加注重人的差异性，它是通过社会再分配的方式，对于弱者给予补偿，个人所得税、奢侈品税的核心思想就是通过财富转移支配达到促进社会公平的结果。

相对而言，机会公平表达了人们注重规则的无差别性的公平，即所有的人都遵循同样的规则，从这种意义上说，机会公平也就是规则公平。机会公平所奉行的是激励原则，它充分尊重主体的选择，最大限度地激发主体的活力。被视为近代保守主义鼻祖的柏克就认为人类的平等应该是：“人人享有平等的权利，而不是平等的东西。” 机会公平是通过激励的方式促进效率，结果公平则是通过补偿的方式促进效率，这就是效率与公平的互动关系。

事实上，机会公平还暗含着这样一个信念：一旦提供了平等的通道，个人就能够通过付出努力抵达平等的彼岸。比如，市场经济就是在机会公平的原则下鼓励平等竞争，以此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最终实现促进社会财富不断增长，这样就实现了通过机会公平最终实现提高社会财富的目的。

不过，关于机会公平的论述也受到人们的质疑，哈佛大学的哲学家约翰·博德利·罗尔斯在他的《正义论》中指出：机会平等其实只是一种错觉，除非它能够提供结果公平。普通人的孩子都能够上大学，并不是“机会”更公平了，而是他们父母的生产力提高了，能够支付更多的闲暇时间和更大的智力投资资金，事实上，这时候的财富分布的差距，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大。

看起来，今天的人们比我们的先辈拥有更多的“机会”，可能是因为我们今天得到的“最终产品”绝对增加了。无论机会公平是否真的是海市蜃楼，至少经济学家为我们描绘了美丽的场景，人们把关注这一系列问题的经济学称为福利经济学，它的核心思想是从福利观点对经济体系的运行给予社会评价。

下面首先让我们从漏桶原理开始最早的经济学家是如何思考得。

假定有这样一个贫富分化的国家，只有富人和穷人，分别集中居住在东部和西部。国家每天分给东部和西部同样多的粥。东部富人这边人很少，粥相对就多，每天的粥喝不完；西部穷人那边人很多，很多人吃不饱，因此穷人们都认为这样很不公平。

于是，政府决定，从富人的锅里打一桶粥，送给穷人吃，以减轻不平等程度。政府的愿望很美好，只不过为了把粥送到穷人那里，政府需要买粥的桶、要雇用挑桶的人，增加很多开支，更不幸的是，政府用的那个桶破了个洞，成为一个漏桶。这样，等粥到了穷人那里，一路上漏掉了不少。为了公平而增加了开支，甚至丧失了公平，这就是效率的损失。

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由此提出了著名的“漏桶理论”，奥肯曾形象地说：“当我们拿起刀来，试图将国民收入这块蛋糕在穷人和富人之间做平均分配时，整个蛋糕却忽然变小了。”，漏桶原理告诉我们公平与效率的交替关系：为了效率就要牺牲某些公平，而为了公平就要牺牲某些效率。

漏桶原理暗含了很多实际的情况，比如，如果对富裕家庭征收一定的附加税，来资助贫困家庭，那么，贫困家庭得到的资助总量一定小于富裕家庭所缴纳的税收总量，因为这笔资助在转交过程中要经过一系列中间环节，这需要花费成本；同时，这种政策又会对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储蓄和投资等产生影响。这样，这种政策就成了一个漏桶，而这种漏出则代表了效率的损失。不过，有趣的是，真正最富的人似乎反应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敏感。2001年当美国总统布什签署旨在逐步削减并最终废除遗产税的法案时，作为最大“受益者”的富豪们却提出了最强烈的反抗，盖茨、巴菲特等人甚至打出了：“请向我们收税！”的口号。

但是，今天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达成了共识，如果对富人重税，或者支持那些有能力的穷人，那么这种税制可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因为，随着政府将更多的钱分配给穷人，他不得不提高富人及中等收入者的税收，就如同老师拿出好学生的成绩“奖励”给差学生一样，这样必然会削弱富人们工作的积极性。经济学家必须对这种取舍的幅度做出准确的估计。

这就如用刀来划分馅饼的矛盾，平等代表了如何分馅饼，而效率则表示馅饼的大小，人们必须在平等和效率之间做出选择，因为，效率关注的是能不能尽量把蛋糕做大，而公平则关注是能不能公平地分蛋糕。

帕累托最优

最早深入分析这个问题的是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他提出了著名的“帕累托最优”法则，这成为福利经济学的最高理想。我们所熟知帕累托更多地是从帕累托法则开始的，他最早观察到意大利20%的人口拥有80%的财产，而提出了著名的帕累托法则。

维尔弗雷多·帕累托，意大利伟大的经济、社会学家，21岁获得了工程学博士学位，担任过意大利铁路和重型工业公司的总裁，直到40岁，他才在洛桑大学开始了自己的经济学之旅，专职经济研究工作。人们把这位既独立又好斗的绅士称为“塞利尼的孤独思想家”，因为他的一生都在捍卫自己的福利经济学思想。

能否实现全体社会的最优呢？帕累托用数学方法对此作了逻辑严密的描述：如果可以找到一种资源配置方法，在其他人的境况没有变坏的情况下使一些人的境况变得好一些，那么这就是帕累托改进，如果不存在任何改进了，那就是帕累托最优。

那么，现实中如何才能达到最优呢？经济学家往往会搬出这个例子，比如保罗拥有一套城区的房子，交通方便但比较喧闹，而彼得拥有一套郊区的房子，风景不错但交通不便，如果双方交换一下，那么大家都能够获得满意，因此这样的交换能够使双方都获得好处而不损害他人的利益，这样的交换就是帕累托改进。

帕累托改进的核心在于，它能在不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改进人们的处境。事实上，帕累托改进只有在理想条件下才能实现。有时候，人们提出的即便只是一个微小的改进方案，实现起来都是异常困难。

航空公司总是希望上座率越多越好，然而他们也知道肯定会有一小部分旅客常常定了机票却会临时取消航程，于是航空公司尝试超额售票制度，希望能够提高公司的运营效率。他们的做法是，在一个合理估计的基础上，让售票量大于航班实际座位数。但这样的改进措施会带来一个问题，如果办理登记手续的乘客多于座位数，那么就必须确定究竟取消谁的座位。

理论上说，这并不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可是航空公司还是愿意通过补偿的方式进行改进，因为如果飞机被迫带着空座位飞行，而恰巧急于出发的旅客也愿意购买这样的座位，结果航空公司和急于出发的旅客都能受益。

航空公司首先尝试了最简单的做法，仅仅取消最后到达机场的乘客，安排他们乘坐后面的班机，那些倒霉的乘客也不会因航程取消而获得补偿，但这样的做法很快带来了一个副产品，登机的过程演变成令人紧张的“登机比赛”，人人都担心会被取消航程。韩国经济学家郑甲泳就亲身经历过这样一个例子，当他准备从洛杉矶机场飞往芝加哥时，由于办理登机手续的人数超过预约登记的人数，郑甲泳只能改签晚一班飞机，此时机场的广播为我们揭晓了答案：“各位旅客，很遗憾实际登机人数超出了预约登机人数，请几位乘客转到下一趟班机，如果您能转程两个小时后起飞的班机，我们将给予80美元的补偿，如果您能转乘今晚起飞的班机，我们将给予150美元的补偿……”。这里，乘客排队的时间可以用美元来衡量了。

经济学家们又进一步提出了改进方案。1968年，美国经济学家尤利安·西蒙提出了一种“超额售票术”的方案，航空公司需要改进的地方在于，在售票的同时交给顾客一个信封和一份投标书，让顾客填写他们能够接受的最低赔款金额，这样一旦出现超载，公司可以选择其中数目最低的旅客给予现金补偿，并优先给予下一班飞机的机票。实际上，这个方案的确有助于帕累托改进，那些对于时间要求不高的乘客得到了补偿，而航空公司也乐于接受这样的安排，他们能够实现飞机满员飞行。尽管费尽周折，但社会效率总算得到了改善。

可有的时候，帕累托改进根本无法进行，比如下面的水桶问题：

水桶、登机和医疗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配置资源最常用的一种方式就是人们排队等候，也就是先到先得，这种排队方式在我们周围随处可见。让我们想象这样一种情形，几个人拎着水桶在一个水龙头前面排队打水，水桶有大有小，他们怎样排队，才能使得总的排队时间最短？

几乎不用思考，常识告诉我们，大桶接水的时间较长，小桶接水的时间较短，因此排队打水的最优方案是：人们按照水桶的大小，从小到大排队。这样安排，花在排队上面的总的时间将最短。

因为目标是节省总的排队时间，因此我们认为这样的方案能够达到最优。可你觉得这样的方案能实现吗？让大桶者换到后面去，虽然许多人能从中获益，但是大桶者本人排队的时间变长了，尽管这样的改进能够使全体总的排队时间缩短，并且即使大桶者也明白这个道理，可是以个人的损失带来集体的有效率，这样的做法不满足帕累托最优，况且也是无法实现的。

这样的做法在提高效率的时候却忽略了公平，因为它与我们熟悉的“先到先得”的原则相冲突了。况且在理性人的前提下，尽管总体效率会改善，但是有人会受到损，因此这样的帕累托改善是无法实现的。

和所有的排队一样，“先到先得”的原则暗合了人们对公平的追求，但是，如果有人说，他愿意花钱购买排在前面的权利，这样做可以吗？

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拷问着我们每个人。

这一次，我们又陷入了公平和效率的深渊，更难过的是，这似乎正在触碰我们那根脆弱的道德底线。

人们真的提出了用钱排队的方案。2008年5月，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推出了一项名为“业务办理加急”的服务项目，花50元加急费就可在vip快速通道享受快捷服务，从而缩短排队等候时间。一时间，质疑声如潮水般涌来，中国银行不得不出面澄清。

然而，人们对公平和效率的评判标准也是不一致的，如果我们把排队的话题扩展到社会其他领域，事实上花钱排队的现象随处可见。但人们似乎很少质疑：凭什么最高水平的医生都去给明星们做美容、抽脂手术，而穷人们只能在医院里等待？凭什么交了钱的司机就能从快速通道通过，而不必在普通道路上饱受煎熬？

事实上，如果我们实施了严格的公平，可能带来的问题会更多。健康是每个人的权利，因此人们在医疗问题上总是坚持公平的原则，人们往往倾向于排队提供的公平医疗。在英国，所有的医院都需要排队，但随之而来的是另一个问题，低收入者往往更愿意等候，因为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因此很多医院都出现了不成比例的医疗服务份额，最终带来整个医疗体系的低效率和资源浪费。

在公平与效率的矛盾中，更加严重的问题是，提大水桶的人不愿意到后面去，但却有提小水桶的人总是违反规则到前面去。比如下面的骗子司机。

骗子司机

一个人在不被别人看到的时候会做出怎样的行为呢？善良，丑恶，还是两者兼有？柏拉图的《理想国》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戒指的故事：一个叫盖吉氏的牧羊人在一个洞穴里发现了一个戴戒指的尸体，当他把这个戒指戴在自己手上的时候，发现能让自己隐形，没有人能够看到他做的任何事情，于是他开始引诱女王，谋杀国王。当人们不被察觉的时候，他们到底会做出什么样的行为呢？骗子司机的行为或许是最好的答案。

在北京开车上下班的读者大多会有这样的回忆，在通过三环主路到辅路的出口时，一条车道是通往出口的，旁边的车道是三环直行的车道，在上下班的高峰时间，要想顺利通过出口要排十分钟的队。但这时，会有将近20%的司机刚开始假装要继续在三环主路直行，然后在最后关头突然粗鲁地（并且是非法的）直接插到通向出口的车道，结果呢？老老实实排队的那些司机至少要多等30秒钟，而罪魁祸首就是那些骗子司机。每个人都知道骗子司机的做法能够缩短自己通过出口的时间，但其他司机并不是旁观者，渐渐地更多的司机加入了骗子的行列，这时候所有司机通过出口的时间将大大延长。

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你不需要为你的行为后果担负长时间的责任，想象一下，如果在上面的路口有警察在维持秩序的时候，会怎么样呢？每个司机心里都清楚，骗子司机被抓住的概率非常小，可对那些老实的司机来说，这是对心灵最好的安慰。在道德标准和经济学的交叉点上，讨论这些问题是不是很有意思？

假想一个没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如果别人抢行，你不抢行，那么你将永远无法通过路口，但是如果人人都抢行，那么将造成交通阻塞，结果还是谁也无法通过路口。

如果大家都追求效率，那么社会将没有效率。这里似乎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已经变成个人与集体的矛盾，通常个人从理性出发追求效率，而集体必须更加关注公平，个人与集体的矛盾也使经济学家们有了更广阔的空间。

当交通出现拥堵时，你总会觉得自己的车道特别慢，可是当你驶进另一个车道时，你会发现并没有快多少。事实上所有的人都会和你有同样的想法，这就如同大家在超市去排最短的队一样，最后短队变成了长队，一旦平衡，所有的车道同样地慢，在不断改变车道的过程中，时间都浪费在选择上了。选择职业的过程与排队购物有异曲同工之妙，某个职业的报酬高，往往人们会一拥而上，结果很快这个职业的报酬就会变低。另外在股票市场，如果买入明显有利的话，谁又会卖出呢？

在高速路上还有一些有趣的现象，你是否发现，基本上每次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旁边车道的车速都会下降，虽然那些司机知道，自己的车不会发生意外，但好奇心的驱使都会使他多看一眼，但这一眼却让后面的车要多等10分钟甚至1个小时。假设一下，如果在这一刻，让所有通过的司机同时投票决定，是否减速行驶，那么投票的结果肯定是加速通过，但实际的结果是让每个司机单独投票时，因为他已经付出等待的时间和油费，为什么不慢慢通过呢，也许只能把好奇心的满足当作对等待的补偿。

有时，个体和集体的冲突令我们难以想象。

在剧院看戏，如果你第一个从座位上站起来，那么你将比别人看得更清楚，但如果每个人都站起来，那么他们将和坐下时看到的清晰程度一样，但却要花费更大的体力。这里我们似乎得到了一个矛盾的结论，如果单个主体采取某种行为会得到回报，但是其他主体都采取这种行为时，好事可能会变成坏事。

经济学家们称这样的情况为“合成谬误”，萨缪尔森在他风靡一时的《经济学》教材中指出：“对于部分来说是对的事情，误认为对于整体来说也是对的，这一错误的概念就是合成谬误”，也就是说，个人的理性决策往往会导致集体的非理性决策。

这样的合成谬误更是随处可见：在聚会的时候，每个人都想让自己的声音盖过别人的，可最终发现自己的嗓子冒了烟；在经济萧条的时候，每个人都想多存点钱，结果社会总的储蓄就会减少；即使其他国家拒绝降低他们的关税，减少进口物品的关税也可以使美国得益；如果所有的农民都获得了丰收，那么，农民的总收入可能将会下降。

同样，个体微小的努力就会给集体带来效率的改进。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讲述了这样一个生动的故事：“一个炽热的星期天下午，刚从郊外度假返城回来的人们将公路堵得水泄不通，原因是有个床垫从一辆车上掉了下来，堵了一条小路，从而所有路上的车都慢了下来，此时有个好心人正好路过，他把床垫搬走了，所有人都会受益。”

偷盗、诈骗、抢劫、绑票这样的行为没有一个是道德的，但对个别人有效率，他们能获得超额的利益，但对于社会却是道德的倒退，因此为了全社会的利益，社会上必须有人制止这样的“效率”，维持社会的公平。

正当人类都陷入合成谬误的苦苦思索时，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站了出来，他一生都在致力于这样一个问题的研究：为什么个人的理性行为往往无法产生集体或社会的理性结果？他的研究给人们带来了解决合成谬误的一丝希望。

集体行动的逻辑

曼瑟尔·奥尔森，当代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奠基者。奥尔森的学术贡献远远超越经济学的范围，对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都起了重大的作用。然而天妒英才，1998年2月19日，奥尔森在办公室门外心脏病突发去世轻早逝。《经济学家》杂志这样评价这位经济学家：“奥尔森是不可替代的，但有这样一部杰作对我们来说也算是一种安慰了。” 这部杰作就是《权力与繁荣》，在书中，奥尔森将政治学中的权力和经济学中的繁荣结合起来，重建了政治经济学。

奥尔森经过研究得出了一个极具争议的结论：理性、自利的个人一般不会为争取集体利益作贡献，集体行动的实现其实非常不容易。

他发现，当集体人数较少时，集体行动比较容易产生。然而，随着集体人数的增大，产生集体行动就越来越困难。因为在人数众多的大集体内，要通过协商解决如何分担集体行动的成本是十分不容易的。而且人数越多，人均收益就相应减少，搭便车的动机便越强烈，搭便车的行为也越难被发现。这似乎与人们的经验是一致的。一个和尚挑水喝，这是个人努力的结果，两个和尚抬水喝，这是集体行动的成功，三个和尚没水喝，这是集体行动的失败，从“二”到“三”，由成功变成失败的关键在于集体人数的增大。

奥尔森还发现，集体行动在两种特定条件下比较容易产生：

一是集体成员的“不对称”，个别成员从集体行动中得到的利益比其他成员来得越大，他为集体行动作贡献的积极性也就越大，通常喝水多的和尚会主动多挑水。

二是“选择性激励”的存在。通过附加其他利益的方法刺激集体成员为负担集体行动的成本作贡献，比方说挑水多的和尚可以多喝水。

他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一个有100万个成员的集体中，如果你提供了集体物品，那么只有百万分之一的代价是值得的，很明显这种通过自愿的方式获得对集体有利的行为是不值得的。没有一个社会的所有集团是全面和对称的，失业者、贫困者、消费者，这样的人很难被组织起来，对集体而言，需要消耗很多的资源去克服集体行动的困难。

奥尔森对集体行动的研究引起人们对于这个问题的重视。人们将他的理论应用到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更多的学者进一步深入探讨集体行动的逻辑和建立更为精细的行为模型。经济学家发现，不同文化的社会中都存在一些“利他主义者”。但是，这些“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毕竟是凤毛麟角，经济学家研究发现，如果一个群体或社会中有3%的“利他主义者”，那么整个社会的风气和行为规范就会出现可喜的变化。

奥尔森的努力对社会科学的研究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他以经济学家的严谨、政治家的敏感、历史学家的深刻，为跨学科的社会科学研究树立了典范。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罗伯特·梭罗听到奥尔森去世这个不幸消息时说：“我们大多数人都相当类似，认识其中一个就等于认识了全部。但奥尔森不同，他别具一格。这使我们更加怀念他。”

如果个人行为会带来集体行为的无效，那么集体是否能够做出正确的决策呢？

阿罗不可能定理

在帕累托提出效率与公平问题数百年后，一个叫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的纽约年轻人站了出来，这个年轻人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由于无法进入中学当老师，不得不继续攻读统计学研究生课程，可阿罗无法忘记父亲如何在大萧条中失去了自己的成功企业和所有存款，这使阿罗见识了所有的不公平，追求社会公正成了阿罗努力的目标。

阿罗提出了一个无比精彩的问题：如果人人可按照偏好顺序把一切状态进行评级，能否找到一个表决规则，选出其中“最好”的结果？

更加难得的是，阿罗不仅提出了问题，还给出了精彩的解答，他更是用当时经济学家们不怎么熟悉的逻辑符号，解决了这个从未有人提出，更没有人能够解决的问题。

阿罗最初的想法是这样的，人类各种背景下的经济行为，都是在有限的几个方案中做出合理的选择。比方说，家庭要从不同的商品组合中做出选择，企业要从不同的生产方式中做出选择。正如我们所知道的理性，其实就是将不同的选择方案进行比较，排列出先后顺序，并从中选取最好的方案。

阿罗将这种比较选择的方法推广到政治领域，他的证明告诉人们，这种多数表决制度，事实上并不能保证能做出一个最优排序，这也被称为阿罗不可能定理。比如：要求a、b、c三人投票选择x，y，z三种可能的社会状态。假设a宁愿选x而不选y，而且愿选y而不选z；b也宁愿选y而不选z，但却愿选z而不选x；c和b一样宁愿选z而不选x，但和a一样宁愿选x而不选y。这样将会出现：x以a和c两票胜y，y以a和b两票胜z，但是x胜不了z，因为z以b和c两票胜x。换句话说，在这个有三个表决者和三种可能性的简单例子中，民主的多数选择办法导致僵局。

令大多数经济学家始料未及的是，阿罗的“不可能性定理”对政治哲学和福利经济学造成的影响是如此惊人，以致后来足有几百篇论文驳斥这个定理，最终，阿罗的定理经受住一切技术性批评，人们最终接受了这个纽约小伙子的观点。人们也将无数的荣誉授予这位伟大的经济学家：经济计量学会会长，管理科学会会长、经济协会会长，最高荣誉是1972年与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理查德·希克斯分享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阿罗经过严格的证明告诉人们这样一个悖论：如果我们希望整个社会理性，那么不可避免出现一个独裁者；但如果不要任何独裁者，那么做出来的社会抉择往往是非理性的。阿罗的努力把人们的视线从市场民主延伸到了政治民主，他提出的疑问直接导致人们对福利经济学的怀疑，人们甚至怀疑“民主”本身。

另一位经济学家跟随阿罗的脚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他的名字叫阿玛蒂亚·森。这位来自印度的经济学家9岁时经历了印度孟加拉邦的大饥荒，这场饥荒中饿死了300万印度人，饥饿的农民到森的祖父家要饭的场景深深的印在他的脑海里，这也让森后来将毕生的精力都放在福利经济学领域。

这位穷人经济学家将阿罗的不可能定理进行了延伸，他告诉人们这样一个结论：如果将阿罗的不可能定理进行弱化，那么社会选择可以理性，但这时会出现帕累托有效和最小自由之间的冲突。

打个比方，你想把客厅刷成红色，如果全社会投票反对你就不能刷，这就是阿罗不可能定理。森把这个定理弱化了，比如你想把客厅刷成红色，这就是你的最小自由，因而你拥有这个权力。而森告诉我们：这样的条件下，虽然社会能够理性，但是这样的理性是无意义的。因为如果社会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最小自由，那么整个社会就如同被掏了一个个“小窟窿”，剩余的选择才是社会选择，显然这样的理性无从谈起。

几个漂亮的创新

兼顾效率与公平是任何社会的目标，为了协调这对看似不能调和的矛盾，无数的经济学家们奉献了他们的智慧。

阿罗首先证明所有完美市场是有效的，他的天才想法是，通过调整起点，利用完全竞争的市场可以得到所有有效的结果。阿罗的方案被经济学家们称为“领跑理论”。

让我们回到博尔特的百米赛跑中，显然因为博尔特最后没有全力冲刺的原因是因为领先第二名很多，因此如果想让所有的选手同时撞线，你就必须改变规则，让速度快的选手慢下来，然后大家一起冲刺，当然这是才能的浪费。还有一种方案，将某些起跑器向前搬，再把有的起跑器向后搬，以使所有的选手都尽快跑，比方说，将博尔特的起跑器向后搬5米，这样他就必须全力冲刺才能争取这枚金牌，因此在遵守通用规则的条件下，速度最快的选手必须跑更多的路，才能和最慢的选手同时到达终点。

阿罗证明，在努力平衡竞争性市场中，这种方法能够奏效，它本身并不干预市场，而是通过一次性付款或一次性征税来调整起跑点。事实上，这种方法很像遗产税，改变财富分配的起点，并以此给大家重新公平竞争的机会，同时又保留了社会的延续性。

当然，百米比赛的解决方案是相对简单的，只要调整起跑器的位置就可以了。然而在真正的经济市场中，当数十亿不同商品、动机、人才准备起跑时，谁来搬动起跑器呢，呵呵，这似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领跑理论只是一种大胆的主张。

阿罗实际上向我们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可以让竞争性的经济体利用各种本领和原材料，利用每一次贸易、合作、教育、投入的机会，通过转移起跑点，让完美的市场完成其他的工作。

但真的能这么做吗？

面对今天的姚明，按照阿罗的方法，应该在他二十五岁时一次性收取数千万的重税，这样他仍有动力去不断的打比赛、拍广告赚钱，因为他无法通过减少比赛来避税，他赚的钱足以支付税款，并且能够让他住海滨别墅，在这种情形下，才能和其他人一样实现“结果公平”。

方案是近乎完美的，缺点只有一个：无法实施。

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就放弃领跑理论，恰恰相反，它有助于我们思考效率与公平问题的解决方式，我们在遇到类似的问题时，首先应该想到的是能否挪动“起跑器”，而不是干预比赛，应首先考虑依靠市场调节，而不是对市场横加阻挠。

除了“领跑理论”，经济学家们为了实现社会的效率与公平，还提出过很多漂亮的创新，其中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的学生教育券和负所得税无疑是最精彩的。

负所得税源于这样一种思想：应该鼓励那些低收入的家庭依靠自己的努力改善生活，而不仅仅是依赖政府的补助。传统帮助穷人的方法是，设定一个收入平均水平，对那些低于平均线的穷人统一发放一定数额的补助，以满足他们的最低生活水平。然而负所得税的做法改变了统一分配的原则，同样制定一个收入平均水平，然后根据每个家庭的收入差别，分别制定税收门限，当一个家庭收入超过平均水平就应该收取正所得税；而当一个家庭的收入低于平均水平时，就应该收取负所得税，即从政府那里获得补助，但是这样的补助应该和家庭收入有关。

因此，负所得税的好处是，在确保最低收入的同时，又避免了现行福利计划的大部分缺陷。它使得税收集中用于穷人。与众多的现行计划相比，负所得税有这样一种伟大的优点：它使得公共基金根据穷人的收入不同进行差别分配，而不是无目标地分配资金。

事实上，负所得税将贫穷的人当作认真尽责的人来对待，而不是当作无能的、受国家保护的人来对待。负所得税通过货币的形式，并且按照收入这一客观的标准来给予穷人帮助，使穷人担负起对其自己的福利状况的责任，从而促进独立与自立习惯的培养。负所得税能够平等地对待所有的人，而与此同时又保持穷人小规模地、循序渐进地进行自助的动力，因此它既可以更多地帮助穷人，又可以大大地减少耗费。

教育券的想法相对简单一些，它的办法是取代过去将钱直接补贴给公立学校的做法，而将教育券直接给予各个家庭，以便他们能够将孩子们送进自己选择的学校。这一想法实际上相当于给父母们提供了“选票”，父母可以根据学校的优劣进行投票。

弗里德曼认为，政府要是真想帮助穷人，不要设立更多的公立学校，因为公立学校必然是官僚或者低效的，而应该给学生们教育券，不强制他们上公立学校，他们可以拿券去私立学校抵冲学费，然后政府再为私人学校兑换教育券，这样能够增加学生们的选择性，加强了学校间的竞争。

教育券方案的提出立刻得到家长的鼓励，但是遇到了来自教育机构内部和外部的抗议风暴。教师们将这种做法看作是一种联合起哄的方式，而行政管理者也惧怕他们会失去对预算和任免的控制，更多的人则担心它会毁灭教育的平等主义原则，因为富裕的父母能够将他们的孩子送进更昂贵的学校，而贫穷的父母并没有能力承担高额的学费，由此会带来教育资源的两极分化。

尽管反对声此起彼伏，但人们仍然在美国加尼福利亚州的一个地区进行了实验，不过，在该地区试验的结果却并非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因为当地首先制定了这样一项措施，任何一位因该试验而离开学校的教师，将会被优先分配到其他学校工作，这就保证了没有教师因为“落选”会被赶到大街上去。

这一措施的实施几乎改变了整个计划，因为这将保证那些不受欢迎教师的境况不会恶化，最终，尽管这样的措施极大地提高了学校的教育质量，但实际上，“好”学校很快就达到了它的最大负荷，而那些给学校投反对票的学生也不得不仍然回到教室里上课，并且很快这样的措施引发了一连串的次级效应：好学校开始筛选他们想要的学生，教师们也将注意力放在如何获得“选票”上，试验的结果远远偏离了人们最初的意愿。

不完美的经济学

如果说在人类社会中，爱情是古老而永恒的话题，那么在经济学中，这个话题就是效率与公平。面对这个人类永恒的话题，无数经济学家为它奋斗终身，其中有庇古、帕累托、马歇尔、罗宾斯、卡尔多、希克斯、萨缪尔森、弗里德曼、阿罗等等，他们为全人类的梦想而努力，这种努力超越了学术的界限、国家的疆土。

最初提出这个问题的是帕累托，他所建立的帕累托最优也成为经济学家们追求的理想。而随着阿罗的“不可能定理”，今天的经济学家们似乎才真正意识到他们面对的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果每个人都是理性的，那么所有人集合在一起是理性的吗？这是社会选择要研究的命题，阿罗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把经济问题拓展到社会领域，引起了全社会对公平和效率的讨论。

如何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这将是一个困扰经济学家的永恒话题。而无论是效率问题还是公平问题，都是和我们经济体制的不完善联系在一起的，直到今天，经济学家们都无法给出满意的答案，不过请相信，请相信经济学家们正在为此努力着。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明天的经济学会更加美好。

我想用最后一个问题结束本章的话题：

3个人到你那里找工作，你只有1个岗位，他们的个人能力和工作表现都一样，你的目标是希望通过雇佣使得社会更加美好。

第一个人是这三个人中最穷的，如果提高人类福利是你最主要的目的，那么你该雇佣他。

第二个人是最不快乐的，这份工作能够使他更加快乐。

第三个人既不是最穷的，也不是最不快乐的，但他有慢性病，这种病会影响他的一生，这份工作能够为他治病提供经济保障。

谁该得到这份工作呢？

(完)

Table of Contents

封面

封面

第一部分 人生的幸福与经济学的理性

第一章 摘下玫瑰色的眼镜

第二章 别作理性的傻瓜

第二部分 走出消费者与生产者的迷局

第三章 商家的鬼把戏

第四章 破解神秘的定价之谜

第五章 致命的均

第六章 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

第三部分 政府、商家、消费者的三角博弈

第七章 世界不是平的

第八章 要竞争，还是垄断？

第九章 大棒和胡萝卜

第四部分 经济学的新思维

第十章 重新打开这个盒子

第十一章 你相信所谓专家吗？

第十二章 赢者的诅咒

第五部分 市场的困惑

第十三章 共有地的悲剧

第十四章 一定要弄脏自己的家园吗？

第六部分 有更完美的规则吗？

第十五章 制度是个好东西

第十六章 伸向蛋糕的魔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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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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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人生的幸福与经济学的理性

第一章 摘下玫瑰色的眼镜

第二章 别作理性的傻瓜

第二部分 走出消费者与生产者的迷局

第三章 商家的鬼把戏

第四章 破解神秘的定价之谜

第五章 致命的均

第六章 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

第三部分 政府、商家、消费者的三角博弈

第七章 世界不是平的

第八章 要竞争，还是垄断？

第九章 大棒和胡萝卜

第四部分 经济学的新思维

第十章 重新打开这个盒子

第十一章 你相信所谓专家吗？

第十二章 赢者的诅咒

第五部分 市场的困惑

第十三章 共有地的悲剧

第十四章 一定要弄脏自己的家园吗？

第六部分 有更完美的规则吗？

第十五章 制度是个好东西

第十六章 伸向蛋糕的魔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