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 1999

- 1999年總結 4

- 一封信 10

- 無词的言語：又一封信 19

- 2000

- 绝不後悔：總結之一 24

- 我在做這些事：總結之二 60

- 2001

- 2001年小結 67

- 酷夏憂思錄 72

- 放聲一哭：悼念老丁和二姐 82

- 堅守我們的信仰，在今天的中國 91

- 2002

- 2002年回顧 94

- 2003

-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回顧 2003年 111

- 送李慎之先生 123

- 2004

- 2004年的回顧與 2005年初的思考 125

- 2005

- 2005年小結 135

- 2006

- 回顧 2006年 142

- 2007

- 中國改革向何處去：觀察與思考之一 159

- “劉賓雁的問題”引發的討論：觀察與思考之二 199

- 當下中國的言論、出版自由問題：觀察與思考之三 209

- 2008

- 2008年總結 216

- 後記 237

- 附錄 244

1. 世紀之交的中國大陸知識份子對歷史的反思與現實困境──異國沉思錄之一 245

2. 自說自話：我的選擇──異國沉思錄之二 254

3. 關於北大歷史命運的思考──異國沉思錄之三 257

4. 未名湖畔的老人──異國沉思錄之四 259

1999

總結

（一）

今年是我的本命年，這一年的事兒真多。──無論是世界，中國，還是我自己。

我曾在一篇文章裹這樣寫道：“這一年所發生的一切，逼得人們重新思考一切”。

但不知從何說起。

突然想起魯迅的《‘友邦驚詫’論》裹的一個感慨：我們有着“怎樣的黨國，怎樣的‘友邦’”。

經過這一年，不知道別人怎樣想，至少我算是明白了。

曾經有人對中國老百姓許諾：二十一世紀中國將與美國、歐洲、俄國世界各大國建立戰略夥伴關係，建立共同繁榮的“世紀一體化大家庭”。──不只是“友邦”，而且是“夥伴”；不只是“大東亞共榮”，而且是“全球共榮”。

這將是何等美妙的“世界新秩序”，是超越了二十世紀所有的政治家想像力的超級夢。彷彿“世界大同”的理想真的要在新一代領袖手裹實現了。

可惜只是一個夢。

美國與歐盟幾顆炸彈就震得粉碎。

於是，“戰略夥伴”變成了“帝國主義元兇”；領袖又要高舉“世界和平與正義”的旗幟，彷彿要向“帝國主義侵略者”宣戰了。──這自然不過是一種姿態。

到了年末，這一切都成了誤會：一方是“誤扔炸彈”，一方是“誤扔石塊”，各作一點象徵性賠償，握手言歡──儼然又是“戰略夥伴”了。

超級夢變成了超級表演，超級遊戲。只可憐那些自願的示威者，天真的大學生們，他們的真誠的愛國激情被無情地利用，又被無情地抛棄與出賣了。──而另一些奉命的示威者，並不天真的大學生則不在内：他們的愛國激情本就是一種奉命表演，何況早巳經得到了充當帶頭羊的酬勞。

但旁觀者卻透過這場雙簧戲看清楚了：所謂“世界一體化的新秩序”所奉行的仍然是强權政治、壟斷經濟的邏輯，不可能有真正的平等與互助；所謂“夥伴”所關注的是自己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的擴張利益：馬克思早就說過，在資本主義的世界裹，含情脈脈的愛已經被利益的冰水淹沒了。

應該說，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的本性就是如此，從來就是如此，只是中國的統治者總要把他們打扮成“友邦”或者“夥伴”──這自然也是出於統治者自己的利益需要。

但對於老百姓來說，這樣的粉飾與打扮，就成了欺騙：所謂超級夢其實就是超級欺騙。

──以上部份寫於 1999年 12月 31日晚

實際存在的是國際壟斷資本與國内壟斷資本之間的夥伴關係。儘管夥伴之間也會有矛盾；而且一旦發生矛盾，國際壟斷資本總要打出人權牌，舉起民主、自由的旗幟，國内壟斷資本則照例要打主權牌，舉起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旗幟。其實他們誰也不真正關注中國老百姓的人權與主權、民主、自由、愛國、民族雲雲，都是維護自己的利益時需要喊喊的口號，今天信誓旦旦地喊着，又随時可以棄之如敝屣，另換一個的。而中國的老百姓，特別是有些知識份子卻偏偏願意相信這一切，這實在可悲。他們似乎忘記了一個常識：人權與主權只能靠自己去爭取，而絕不能仰仗他者（政府當局或外國“友邦”）的恩賜：仰仗本身就失去了自主權。

而國際壟斷資本與國內壟斷資本之間更存在着共同的利益：後者需要前者為自己輸血，以緩和國内全面的政治、經濟與信任危機；前者看中的是中國的市場與可觀利潤，為已經達於極限的國內市場尋求新的出路。他們都需要一個對中國大陸的穩定的統治。

因此，在年終，經過種種的磨合，他們終於在中國入關問題上握手言歡，宣佈取得了“雙贏”。

那麼，誰是輸家呢？中國的工人、農民、知識份子，難道不應該對自己的利益有可能被出賣，保持某種警惕嗎？

但中國的老百姓全不知情；而多少知一點情的知識份子中的許多人卻對入關充滿幻想，以為這是邁向他們所希望的西方化道路的重要一步。且不說他們的希望本身的問題，單就對中國當局與西方世界的幻想，就遲早會受到懲罰：這是二十世紀的歷史一再證明了的。我們拭目以待吧。

這就說到了“當局”，也就是魯迅所說的“黨國”──儘管魯迅文章具體指的是當時的國民黨政府，但就二十世紀一直延續到現在的中國政治體制而言，“黨國”是一個具有普遍性的概念，是對一黨專政政權的概括。

曾經有人對所謂“第三代”領導寄以某種希望：他們或許能够解决鄧時代所遺留下來的問題，包括為“反右”徹底平反，為“六四”平反，在這世紀之末高舉民族和解的旗幟，將後半個世紀殘酷的階級鬥爭所造成的歷史的恩恩怨怨全部消解，這就為最終結束一黨專政（這是二十世紀中國問題的癥結所在）邁出重要的一步。人們當然知道，在中國要真正解決這一問題是需要一個過程的，但無論如何需要走出這一步。走了就有希望；不走，不管怎樣高喊“二十一世紀實現民族振興”都是空話，甚至是騙人的話。本來，“第三代”沒有歷史的舊賬，他們是有可能逐步這樣做的：這是歷史給他們的一個機會，而且幾乎是最後一個機會。

但已經過去了的一九九九年“第三代”的表現表明，他們根本不想完成迫在眉睫的政治體制改革的任務，而且逆歷史潮流而動，千方百計地强化一黨專政：他們也正在失去歷史的最後機會，從而給二十一世紀中國的前途蒙上了陰影，帶來了許多無法預測的因素。他們自己也將為此付出代價。

正是這一年，他們借對法輪功組織的鎮壓，實行新的輿論一律，新的精神控制，新的政治迫害，將歷次政治運動的專政手段重新演習一遍。

正是這一年，他們不顧越來越多的失業者的疾苦，不惜耗費納税人的大量錢財，强行舉辦了一個又一個的狂歡節，以製造虛假的經濟繁榮、政治穩定的局面，為個人樹碑立傳，强化以個人為核心的極權統治。

今年的許多事實表明，經過將近十年的苦心經營，這個等級授權的利益集團已經完成了新舊的交替，形成了新的權力網絡體系，政治的特權與經濟的壟斷的結合正在加速進行，黨不僅是一個政治實體！正在逐渐成為一個經濟實體，這倒是對傳統的一黨專政的一個新的發展。前面所說的中國的壟斷資本是和這個黨專政結合在一起的，它與國際壟斷資本的勾結，現政權越來越具有親美的色彩，幾乎是必然的。他們當然也不會走向全面的西方化，因為一黨專政的通靈寶玉他們是一刻也不會放棄的。因此，他們所要做的，只是將資本主義制度中最壞的方面與社會主義制度中最壞的方面結合起來，魯迅在二十世紀初所提出的“往者為本體自發之偏枯，今則獲以交通傳來之新役，二患交伐，而中國之沉淪遂以益速矣”的憂患，恐怕在二十一世紀還將繼續困惑着中國的改革者。

當然，這並不排斥為了維持自己的統治，或者受制於各方面的壓力，特別是人民的不滿與反抗，或者出於大勢所趨，這個政權也會做一些讓步，做一些緩解矛盾，客觀上有利於國家與人民的事情。而政權内部的一些成員更是有可能不同程度上傾聽人民的呼聲，這樣的所謂“清官”在任何政權中都是有的，但這並不能改變其總體的一黨專政的性質與傾向，這也是不言而喻的。

這就是 1999年現實的總結，也是二十一世紀我們必須面臨的現實。

但無論如何，我們也必須跨出這一步：在二十一世紀的某一時刻，結束一黨專政，這是我們偉大的中華民族能否真正振興的一個關鍵。──儘管在這之後，也還會有新的矛盾，新的憂慮。

（二）

這一年我自己的事兒也真多。

彷彿是為了紀念我的六十生日，今年出的書特別多：先後出版了《學魂重鑄》（1月）、《拒絕遺忘：錢理群文選》（5月）、《對話與漫遊：四十年代小說研究》（8月）、《話說周氏兄弟──北大演講錄》（9月）、《走進當代的魯迅》（11月）等五本書；《心靈的探尋》也獲重版，合作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更是一再重印。去年末出版的我主編的《中國淪陷區文學大系》（8卷本）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名作中學生導讀本》（全 10册）在今年也引起了强烈反響，我還為《導讀本》在中央電視台“讀書時間”作了專題節目。

如此密集的出版轟炸，是我未所料及的。其實，這裹有一定的偶然性：許多書都是積壓多年，歷經坎坷（如《對話與漫遊》、《走進當代的魯迅》），擠到今年才出版的。

另一方面，繼去年之後，我對中國的教育投入了更大的精力：除繼續在北大開設“理科大一語文”，還先後受聘為教育部“九年制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工作小組”顧問，清華大學“基於網絡的過程性創新素質評價”項目的語文組研究顧問，以及《中國青年報》舉辦的中學生作文大賽評委。而這些顧問、評委都並非掛名，而是有極大的投入的。以後又主持《新語文讀本》的編寫工作，更幾乎是全力以赴。這對我來說，是一個重大的轉移，自然是出於我的理想主義。而我也因此不得不重新學習，作為學習的心得，寫了一批文章。

所有這些學術工作與活動，再加上去年所做的關於“反右運動”的重新反思，對余杰、摩羅等年輕人的支持，都對我產生了意想不到的影響。

我的影響開始超出專業範圍，擁有了一批相對穩定的讀者，覓得了許多知音，這一年單是有通信聯繫的就有二百多人。這樣的學術普及工作的成功本也是我自己所追求的。雖然投入了極大的精力，但内心深處卻有一種充實感。

但我也因此成了公眾人物。這不僅引來了許多有意義、無意義的額外工作，極大地分散了我的精力；而且在眾目睽睽之下，就引出了許多意想不到的麻煩。

首先是我的一些觀點，我的工作，觸犯了一些人，一些利益集團的利益；但他們又不敢公開站出來與我論戰，就只有借助政治之力，以濟自己的思想之窮：一句話，我碰見魯迅所說的“乏走狗”了。

今年四月與八月，北大有關部門兩次出面禁止我在全校學生中作公開的學術演講，參加學生的活動，試圖利用手中的權力在校園内封殺我的聲音。我寫信向校長報告了此事，居然不作任何回答。

接着，有人給中央領導打小報告，控告我在“大一國文”教材中選了“漢奸周作人”兩篇寫於五四時期的散文，選了“漢奸的老婆”張愛玲的小說與散文，“逃往國外份子”北島的一首詩，試圖“毒害”青年。中央領導作了批示，有關部門自然如臨大敵。幸而北大中文系領導出面保護，在校有關部門的支持下，將此事壓了下來。但課文中的有關文章還是被删去。

幾位年輕人編選了一本《審視中學語文教育》，將對我的一個訪談作為“代序”。此書後被國家新聞總署點名批判，變相禁止發行（說是“變相”是因為沒有正式文件的禁止，這也是今年來輿論控制的一大發明）。這件事鼓舞了中學語文界的某些自認為利益受到了威脅的權威部門、權威人士，他們立刻迅速行動起來。其中就有人民教育出版社退休總編輯、名叫劉國政的人士，他在人教社的某些領導的支持下，指示某些人向中宣部與教育部領導打小報告，控告我“反社會主義”，實則是向教育部有關部門施加壓力，指控他們聘請我任顧問是一個嚴重錯誤。還有化名“艾農”在《中流》雜誌上發表的文章，加上一個聳人聽聞的標題：《他們究竟要幹什麼？》文章就做在“他們”上：把《審視中學語文教育》一書中別的作者（有的我根本不認識，也沒有任何關係）寫的文章都算在我的頭上，稱為“錢理群等”，然後無限上綱，試圖說明，這是一個以錢理群為首的，有計劃、有組織、有領導的陰謀活動，其目的是“企圖以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甚至反愛國主義、反集體主義、反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來篡改我們的社會主義的教育方向”，“爭奪下一代”。文章還以審判者的口吻，宣佈錢理群等的文章都是“禍國殃民”的“歪理邪說”──在 1999年的政治背景下，宣佈這樣的罪名，其險惡用心是昭然若揭的。他的文章其實是寫給權力者看的，顯然試圖借權力之手，將對語文教育提出批評者置於死地。這種作法人們並不陌生：不過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達於極端的歷次政治運動中“左派”們的慣用伎倆，在世紀末的重演罷了。問題是，這樣的重演，特別是打小報告，是有效的：教育部有關部門在壓力下要我退出，不再擔任顧問；以後，我的幾篇有關教育改革的文章在北京都發不出去了。

也許是偶然的巧合，《文藝理論與批評》第六期發表了一篇《偏愛則失實》，作者一開頭就聲明，他是“一個石油碼頭工人”。文章的上綱上綫也很可怕：說我的《周作人傳》是為大漢奸、賣國賊周作人“塗脂抹粉”，“應該承擔誤導青年、歪曲歷史的責任”。文章還公佈了他的新發現：書裹寫的周作人“有許多地方與錢理群有共通之處”。這或許也就是這篇文章的點睛之筆吧。

正面臨着這樣的世紀末的討伐，《中國圖書商報》“書評周刊”的編輯給我送來了一篇《話說《話說周氏兄弟》》的批評文章。應該說，此文與前述“大批判”不同，是一種學術批評。作者斷言我的《話說周氏兄弟》是一本“平庸”之作，並針對我所說的這本書“集中了我近二十年有關周氏兄弟的思考成果”，評論說： “‘思考’？無可否認，‘成果’就難說了”，大概是說我的思考一無所獲，作者自有權這麼認為，但作者與编者卻由此引發出一番議論：“當評說的對象並不‘貧’時，這種平庸還能否被寬容，或者說能否被忍受？”這麼說，我的學術研究的“平庸”也是罪莫大焉了。這樣的學術批評其實也是很可怕的。

不過，當意識到自己已經處於眾矢之的的地位，被不同的人從政治與學術兩個方面判定罪不可赦時，我反而平靜了。細細想來，當我選定自己的位置：要站在邊緣說自己想說的話，堅持獨立、自由、批判、創造的知識份子立場，我今天的命運幾乎是已經注定了的。我的言論必然要觸及某些個人與集團的利益，要與某些習慣勢力的習惯性思維發生衝突，他們要對我進行封殺與討伐是不奇怪的。我最終被逐出某些部門的顧問位置，正說明我本就不應呆在那裹，我的選擇只能是在民間發言，這反而是可以更無顧忌地說話的。

當然，面對別有用心的政治誣陷與迫害，我不想掩飾自己的憤怒及對打小報告者的痛恨與蔑視，但在中國的現狀下，這些人的這些做法，是受到保護以至鼓勵的；我不願意辯誣，因為如魯迅所說，這本身就是一種屈辱，我只能保持我的莊嚴的沉默。而作為一個學者，我的態度在本年出版的《拒絕遺忘：錢理群文選》序言裹是早已表明了的：我有我的“自尊”與“自重”，“清楚自己的價值”；同時對自己的研究的“局限”與“可能存在的陷阱”，更有清醒的認識，並“公開宣佈自己的不足”。書寫出來了，並且出版了，就成了一種社會的存在。有人喜歡讀，說好話，自然是高興的；有人批評，說三道四，也是歡迎的，如果說到痛處，更是感激的。但如果說過頭了，無論好話、壞話，就得注意，其實心裹是有數的：自己的書大概沒有那麼好，也不至於那麼壞，既不深刻，也不平庸，說的是常識，是經過自己思考、研究，自己想說的話，如此而已。如有人一定要在我的身上做文章，也只有“由他去吧”，我有自己的事要做，實在沒有精力糾纏。還是那句老話：我行我素，走自己的路。

這些外部的壓力自然對我形成了一種傷害，但造成內心的痛苦與彷徨的原因，還要複雜得多。

今年發生的國内外的大事，從科索沃事件，中國入关，到“五四”八十周年，“六四”十周年，建國五十周年，揭批法輪功……都引發了我的許多思考。作為一個思想者，我無法、也不願迴避這些現實的尖銳問題，我必須保持與我的時代的密切聯繫。但我同時感到了言說的困難與困惑。

首先我沒有起碼的知情權與言論自由，我的獨立思考、判斷與自由交流就失去了基本的前提條件。而今年的言論的空間是空前的狹窄，當局居然提出了“守土有責”的口號：他們如臨大敵，把一切獨立的思考與表達，甚至思考、表達本身都視為對他們的統治的威脅，必須將其扼殺在萌芽狀態中。這樣的輿論嚴控，既表現出一種虛弱與缺乏自信，並且總是以一定程度上的失控作為補充；但同時在相當的範圍內也是有效的，特別是它得到了剛剛擠入利益集團的新貴（即所謂成功人士與前途無量者）的支持，而新貴比之老官僚在識別與消滅異端上是遠為敏感與狠毒的。

更重要的是，當堅持自己的獨立的批判的立場時，我發現自己必須“橫站”，也即四面作戰：不僅要對抗强權，更要面對“民意”、“公義”。無論是愛護我的長者，互為聲援的朋友，還是寄以希望的青年與學生，我都發現了自己與他們的深刻分歧。如果真的把心裹的話都說出來，我就得準備充當“公敵”。

真正致命的，是我自身的矛盾與困惑。我的“追求所有的人的個體精神自由，反對一切對人的奴役與壓迫”的價值理想，决定了我的批判的徹底性與廣泛性，以及“絕不妥協”的立場與態度，作為一個純粹的思想者是可以如此的，我之提出“還思想予思想者”的主張就是為自己的這種選擇提供一種說法。但作為現實生活中的一個知識份子，特別是當我的思想通過各種途徑公之於眾，它就必然要符合或觸犯某些人或集團的利益，從而引起各種反應：或贊成，甚至寄以某種期待；或反對，甚至加以迫害。這都會形成對我的傷害：迫害自不消說，期待本身對我所追求的個體精神自由也是一種侵犯。我真的經常這樣想：我就是我，我是為自己而說話的；為什麼要成為某種“代言人”，說人們希望我說的話呢？

我之所以對自己越來越成為公眾人物感到不安，煩躁，就是日益感到了失去自我的自由的危險。但除非成為一個不問世事或述而不作的隱士，我事實上是不可能擺脱這種公眾的侵犯的；而做隱士又是根本違背我的信念與追求的。矛盾的另一面是，理想的思想的選擇可以不考慮利弊，不作妥協；但現實卻必須講利弊，在所謂“好與更好、壞與更壞”之間作出某種選擇，同時也必須有妥協。這樣，我的在理念中具有自足性與極大合理性的選擇，在現實中，卻每每陷入了困境，顯示出不可操作性，有時就顯得特別的激烈而不可接受。我自己也明確意識到，並且一再聲明：我主要是從我的理念出發，說“不應該如何”，而不回答“應該怎樣做”，因此並不奢望用我的思想、理念去指導實踐，而只是希望對可能作出的現實的選擇起到某種制約作用。這是一個低調的自我期待，局限性是明顯的，但我卻堅信局限與價值同在。人們一般都對現實操作更感興趣，對我的不考慮也不具備操作性的、因而是不妥協的思想立論，常常感到過份脱離實際，這一點我是承認的，但是否因此就毫無價值呢？

我確實常常感到自己的不合時宜，並且常常處於無語狀態──剛過去的這一年尤其如此。

寫到這裹，突然想起一件小事：在中文系團委與學生會組織的“迎接新世紀”的聯歡會上，主持會議的學生突然要我對同學們說一句話，這本是晚會中應有的節目，我卻想了魯迅的《立論》，我知道應該說（也是人們期待我說）“萬事如意，心想事成”之類的祝詞，但新的世紀真的就能够一切如願以償嗎？……但在這樣的場合，我能對學生直言我的悲觀與懷疑嗎？……一時間我什麼話也說不出來，同學們驚訝地望着我，我為自己的失語狼狽不堪，事後又感到惴惴不安：我為什麼如此的認真，讓同學們失望呢？……

行文至此，我又有了新的懷疑：我是否自覺、不自覺地誇大了這一年的種種不快了呢？別的不說，1999年，我的旅遊史上的記錄就頗可觀：不僅與老伴同遊俄羅斯，實現了青少年時代的夢想，而且平生第一次領悟了蒙古大草原特有的魅力，還兩次南下講學，並有了數百張攝影作品，其中不少堪稱“傑作”：那是揭示了我的心靈深處最柔美、歡樂的，也許是更為根本的方面的，是我的文字裹很少流露的。我的自我表達，其實是有兩種方式，而且是互為補充的；我常說，自己更重視攝影作品的成就：這並非只是戲語。

而且，我也並不總是孤獨的。今年，我得到了兩個意味深長，意義重大的獎，都是北大給我的。一是學校授予我“一九九八年至一九九九年度教學優秀獎”，這是對我這一學年為理科學生開設“大一語文”課的鼓勵。而如前所說，我的“大一語文”教材是被人上告中央，備了案的；在這種情況下，中文系的學術委員會與有關校領導通過這種方式對我表示支持，是很不容易，令人感動的。年底，北大學生又將我評選為“最受學生愛戴的十佳教師”之一，據說，我的得票是最多的。一位自稱是“一個沒有聽過您的課的，您不認識的您的學生”給我寫了一封信。信中說：“這次評選是民主提名，民主選舉，其結果還是相當公允的。由此可見，同學們對您還是很認同與尊敬的。我對您的情況（如在學校‘掛名’等）只是略有所知，來自‘上面’的壓制是令人厭憎的，有時也會讓人心灰意冷。我聽了您‘五四’時作的講座。您說您愛北大，卻已經很少到校園裹來了。聽得出您的真誠，也聽得出您的無奈。但我想，作為一名教師，得到學生的認可和愛戴是最值得欣慰的事，您的當選，也是我們的安慰”。信的最後，還寫了這樣一段話：“想告訴您，很喜歡您的笑，笑得天真，爽朗，沒有機心，燦爛極了。我想，一個可以那樣笑的人，絕不會不可愛（請原諒我的‘童言無忌’）。喜歡您，為了您的真誠，為了您的赤子之心；希望您經常到北大來，為了您摯愛的這片園子，為了這片園子裹的您的學生們”。讀了這番肺腑之言，我真有若獲知音之感。已經不只一次聽見學生說我“可愛”了──坦白地說，在對我的各種評價中，這是我最喜歡、最珍視的，我甚至希望將來在我的墓碑上就寫上這幾個字：“這是一個可愛的人”，這正是我的終生最大追求。

而這位學生對我對北大的情感的理解，也讓我感動。我確實經常尖銳地批評北大，也不想否認對今日的北大的深刻的失望，我也因此被北大的某些人所厭惡，但真正懂得我對北大刻骨銘心的愛，並且支持我的，也是北大人：北大永遠是我的精神聖地。現在，歲末有了北大人對我的這番獎勵，這一年所有的煩惱都煙消雲散了。

此刻，我的心裹突然充滿了柔情。一年前，我曾寫過這樣一段文字：“儘管瘢痕依在，但靈魂的硬殼下，完整地保留着柔軟的心”──以此來結束這篇“世紀末的總結”，大概是最合適的。

昨天── 2000年的第一個早晨，我接到了一位新結識的在海口中學任教的友人的電話，告訴我，她和學生一起，到海邊迎接了新世紀的第一片曙光。她說：“太陽美極了”。這我是相信的。儘管新的千年，會有新的災難，新的困惑：這也是我深信不疑的。但新的太陽已經升起，我們就應該毫不猶豫地迎着她向前走去，而且不要停息。

以上文字寫於 2000年 1月 1日至 2日

1999

一封信

××：

心裹有話，憋得無處可說，只有向你傾訴了。

今年的事兒真多，我卻經常感到無以言說。首先是來自外在的壓力：當局與校方對我的封殺，這你大概是已經知道了，也不必多說了吧。對此我並不感到意外：自己既然已經選定了獨立批判的知識份子立場，遭此待遇是題中應有之意，我有足够的思想準備。只是因為有了這樣的命運，聽到某些人（既有當權者，也有某些特殊知識份子）高談中國人民享有充分的民主、自由、人權，就感到格外的噁心與憤怒。在不能自由言說的情況下，只能退而維護自己沉默的權利：我因此拒絕參加今年北大舉行的“五四國際學術討論會”，也拒絕了所有報刊、電視、電台有關五四的採訪與約稿。──但我仍然在北京的一些高校發表演講，對今年五四宣傳中的主旋律提出了我的有限的批判：這也算是在控制的缝隙中發出一點微弱的不同的聲音吧。這些演講的《開場白》已整理成文，好像也寄給你了。對今年的另一個大節日──建國五十年，我寫了、也只準備寫一篇文章：《共和國歷史的另一種書寫──讀《一個平民百姓的回憶錄》》，藉以表達不同於正史的另一種歷史觀與敍述方式。對“六四”十周年的紀念文章你已經讀到了，──這或許是我今年上半年寫得最為酣暢的一篇。這確實是這十年來一直“壓在我心上的墳”，我曾以此作為一本随筆集的書名，可惜很少有人看出我的真意。我為自己未能公開地為那些死難者及其家屬說話而感到内疚，我為自己作為一個成年人，一個教師未盡到責任，為自己的軟弱無能而羞愧，更為經過十年時光的流逝，運動的參與者與受難者依然蒙罪，血迹卻已被淡化與忘卻，而感到痛苦和窒息。現在終於寫出了這一切，儘管用了這樣一種特殊的方式，而且為了不得不有的自我保護而不能寫出自己的真實的姓名。在這世紀之末，能够公開發表的屬於我自己的聲音的文章，大概就是這三篇了，它自然會淹沒在時代的喧囂之中，真正意義恐怕還是自我一段心靈歷史的記錄吧。（按“此三篇文章均收入《生命的沉湖》一書──錢補注）

而我這些日子的種種體驗卻難以成文，我真像正在讀的魯迅的《野草》裹的那位“老女人”一樣，“舉兩手盡量向天”，發出“無詞的言語”。──我發現自己陷入了無法言說的困境。

這是由北約轟炸南聯盟及中國大使館的事件引起的。在整個事件的發生、發展過程中，我都深深地感到了不能充分地獲得知情權的困惑、無奈與憤怒——無論是自稱“自由”的西方的媒介，還是中國的被壟斷的輿論界，都按照自己的利益掩蓋了事實真相的某些方面，以至我至今也無法弄清在南聯盟到底有沒有發生種族滅絕的罪行。而了解一切情況，這正是知識份子言說的基本前提；失去了這一點，我們又將何以作出自己的獨立判斷？其次，我們也沒有起碼的自由言說的權利，即使有了自己的判斷，又能在何處發表？而剝奪言說自由的，不僅是當局，也包括公意，這就更為可悲與可怕了。這是在下文還要詳細論說的。

困惑更來自我自己所選擇的立場。事件一發生時，我就給自己定了一條：反對來自一切方面的對人（特別是普通平民）的屠殺。這是我這些年從魯迅的“立人”思想出發，一直强調人的生命的價值，强調個體精神自由，反對一切人奴役人的現象，而我所說的“人”又是指具體的一個個人，而非抽象的理念的人，這樣一些基本信念所必然作出的選擇。

我因此毫不猶豫地譴責美國與北約對南聯盟的轟炸。我並不一般地反對國際干預，因為當有人在屋子裹殺害自己的孩子時，鄰居是不能不干預的；藉口維護主權而不顧國際公約，肆無忌憚地屠殺國内人民，是絕對不能容忍的。在這個意義上，如果南聯盟的統治者真的對科索沃的少數民族實行種族滅絕，一定的國際干預是必要的。現在的問題是，這樣的干預繞開了聯合國這樣的國際仲裁機構，而開了一個少數國家根據自己的利益任意决定進行國際干預的危險的先例。而在我看來，國際干預應主要是施加政治與經濟的壓力與制裁，而要盡可能避免軍事行動，像美國與北約這次的狂轟濫炸，造成了平民的大量傷亡，是不能被接受的。而最後的多國部隊的强力進駐南聯盟領土，就過了綫：確實構成了對南聯盟主權的侵犯。這裹或許反映了我的立場的矛盾性：我是既反對藉口維護主權侵犯人權，也反對藉口維護人權而侵犯主權的。這大概是反映了我既是一個人道主義者，同時又是一個民族主義者這一雙重立場的。

如果把這一事件放在國際冷戰結束的背景下，就更顯出了其嚴重性質。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與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的對立，這樣的冷戰格局所造成的消極影響，是這些年人們談論得比較多的。人們卻因此忽略了另一方面，即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二元的社會結構的相互制約，滲透與影響，所具有的積極意義。在某種意義上，資本主義制度在經歷了自己的種種危機之後，之所以還保持了某種生命活力，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經過它們國內的許多社會主義者（包括許多共產黨人）的頑强鬥爭，在某些方面吸取了社會主義理想中的積極因素，從而獲得了某種自我調節的功能；而社會主義方面對資本主義的絕對拒絕，甚至為了所謂的“純潔性”，而不惜將自身某些合理因素推向極端，這恰恰是導致某些社會主義國家的瓦解的重要原因。從表面上看，到世紀末資本主義在世界建立了全球一體化的統治，但這勝利其實是孕育着某種危機的：在基本失去了社會主義體系的制約，獲得了全球範圍的絕對權力以後，資本主義的內在的專制性就會得到毫無顧忌的惡性引發，從而導致了自身的腐敗──“絕對權力產生絕對腐敗”的客觀法則同樣適用於資本主義。在我看來，這次美國與北約對南聯盟的狂轟亂炸，以及轟炸中國大使館，正是其世界霸權主義的集中暴露，如此的霸道與專制，完全容不得任何不同的聲音，不作任何的妥協，並且根本不把他國（特別是弱小國家）人民的生命當作一回事，與對本民族人民生命的重視形成鮮明對比，從而暴露了潛意識裹的種族主義，並把國際强權政治推向了極端。而這恰恰是其自身危機的開端。而西方的許多知識份子竟對此缺乏警醒，不作反思，而一味指責中國人民反應過度，這是令我驚異與失望的。

本來中國大使館的被炸，是使中國當局最為被動的：他們剛剛在高喊與美國建立“戰略夥伴關係”，中國老百姓，特別是中國青年中的對美國消費文化的崇拜本是他們自己煽動起來的，他們自身就是按照美國政治家的模式來打扮自己的；因此，美國的炸彈無疑粉碎了他們所製造的美國夢。但事件一發生，他們搖身一變，就把自己打扮成“反對美帝國主義”的“英雄”，甚至是“高舉維護世界和平與正義旗幟”的“旗手”。魯迅當年早就說過，中國的某些人是最善於“抹殺舊賬”的，開一次會，演說一通，宣言一下，都能够另變一人；而現在這樣的變臉術更是愈見老練，臉也不紅了。明明最害怕群眾的積怨會燒向自己，卻大耍民眾牌，表面上支持學生的愛國行動，其實是要將其控制在自己允許的範圍内，因此竭力將青年學生與市民、工人隔離開來，剛剛放了幾天，就立刻收了起來，完全玩弄百姓與青年學生於股掌之間。他們其實是與西方政治家有着共同的利益與立場的：都害怕中國人民、學生反應“過度”。而我尤其感到憤怒的是，他們對大使館轟炸事件中的遇難者的利用：本來任何無辜生命的犧牲都是應引起每一個善良的人們的同情的，何況這回是為外國霸權主義所殺害，因此，中國人民與學生的强烈的情感反應是理所當然的。但當局者所作的大規模的宣傳轟炸卻使人看清，他們真正關注的並不是死者的生命與家屬的痛苦，而是要借此收到最大的宣傳效果，獲取政治上的利益：這樣的利用死屍的政客行徑是特別令人噁心與憎惡的。因此，他們一面高喊要維護這回死難者的人權，卻禁止人們談論國内的人權問題，尤其恐懼提出已成為他們的心病的“六四”死難者的問題。魯迅早在七十多年前“五卅”運動中即已指出：“中國有槍階級的焚掠平民，屠殺平民，卻向來不很有人抗議。莫非動手的是‘國貨’，所以連殘殺也得歡迎；還是我們原是真野蠻，所以自己殺幾個自家人就不足為奇呢？”直到世紀末的今天，中國的“有槍階級”也依然在玩弄故技，將人們的憤怒引向國外，來掩蓋國內的嚴重的侵犯人權、殘害民眾、青年學生的歷史與現實問題。他們利用中國大使館被炸事件，以反對美國對人權的侵犯為名，把自己打扮成人權的捍衛者，他們的邏輯是：“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權是虛偽的；因此，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有了真正的人權”；同時颠倒黑白，污蔑“六四”運動是為美國反華勢力所操縱，繼續向運動的參與者、死難者橫加罪名，對要求為“六四”平反，推進社會民主運動的真正的愛國者大加迫害：如此肆無忌憚地“利用機會，來獵取自己的利益”（魯迅語），倒把他們頑固地堅持“屠殺愛國學生有功”的反動立場暴露無遺，失去了一次糾正錯誤的機會，而如魯迅所說，血債總是要還的，“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中國的學生與民眾在事件中的表現，則是複雜的。

首先必須充分地肯定中國學生與民眾的抗議的正義性。當局確實試圖控制學生與民眾的抗議活動，在這方面他們最近這十年所精心培育、鼓勵的某些具有政治野心的，被學生們稱為“學賊”的所謂“學生代表”起了極大的作用；而且應該承認，當局的控制是有效的。但是，在抗議活動中所表現出來的學生與民眾的愛國熱情，以及反抗國際强權政治，維護民族獨立、自由與尊嚴的鬥爭精神，是不能否認與抹殺的。在我看來，這些方面不存在什麼“反應過度”的問題；一些國、内外的知識份子將這回的學生與民眾的抗議活動看作是世紀初“義和團運動”在世紀末的再現，至少是不符合事實的。

其次，在我看來，這次學生與民眾的捲入，原因是複雜的。有相當一部份學生是出於一種幻滅感；轟炸大使館事件發生後，很多青年學生都陷入“大驚憤，大嚷道：偽文明的真面目顯露了”。這種情況與二十年代的“五卅”運動時十分相像；魯迅當時就指出，“足見以前還以為他們有些真文明”，“可是文明向來是如此的，並非現在才將假面具揭下來”，“公道與武力合為一體的文明，世界上本未出現，那萌芽或者只在幾個先驅者和幾群被迫壓民族的腦中。但是，當自己有了力量的時候，卻往往離而為二了”。魯迅這裹所道出的真實到了世紀末也沒有實質的改變，這當然是可悲的。但“真文明”的幻想，如前文所說，正是中國的當政者所製造的；如今他們卻要利用學生的幻滅感，將其引向“西方沒有文明，只有中國有文明”的歧途，煽動極端的民族主義情緒。但他們事實上又不會改變自己的親西方的立場，那是其基本利益之所在；他們所有的宣傳，都只是對年輕而天真的學生們的一種欺騙，到頭來也會自食其果。我們不妨拭目以待。

這次抗議運動在中國年輕一代中將會產生什麼影響，現在還難以預料。當年在“五卅”運動中魯迅曾經有過這樣的期待：人們“從此有記性，觀四方而聽八方，將先前一切自欺欺人的希望之談全都掃除，將無論是誰的自欺欺人的假面全都撕掉，將無論是誰的自欺欺人的手段全都排斥”。這一次南聯盟及中國大使馆被炸事件確實提供了一個機會，讓人們看清，我們有着怎樣的“戰略夥伴”，怎樣的“當局”；在即將到來的下一個世紀，我們將面臨怎樣的國際與國内的環境。但人們有勇氣正視、記住這一切嗎？人們願意走出自欺欺人的迷境嗎？

坦白地說，在這次抗議運動中，我看到了許多令人不安的因素，使我不敢有任何樂觀的期待。魯迅當年在“五卅”運動中發現的危機，再次出現了。一是“對同類太操切，稍有不合，便呼之為國賊，為洋奴”，二是高呼“一致對外”而不許談及國內問題。於是，在著名的北大三角地出現了“打倒美帝國主義的走狗民運份子”的標語，發生了有人談到“六四”當局對學生的屠殺，竟被人群轟走的事情。而且在一個時期形成了一種輿論，一種公意──實際上，所有的群眾運動，包括這次抗議，總有相當數量的人是沉默的，有的學生告訴我，投入這次抗議運動的大約只佔北大學生中的三分之一；而形成輿論、公意的往往是那些最極端的意見。但它所造成的壓力又確實窒息了不同的聲音。而如前文所分析，藉口“一致對外”掩蓋國内問題，這本是當局的意圖；這裹我們所看到的，正是當局與所謂公意的合謀。魯迅在《這樣的戰士》中，提到戰士面對的“無物之陣”的旗幟上，綉着“各樣好名稱”，其中就有“青年”、“民意”、“公義”這些字樣；過去我覺得不好理解，在運動中重讀此文，我突然明白了，卻又感到了莫名的壓抑與悲哀。我終於看清，要堅持自己的獨立的批判立場，不僅要頂住當局的壓力，更要抗拒公意，面對來自自己學生的壓迫，甘冒被學生趕走的危險。就在那些日子，我曾在清晨接到一位友人的電話，勸我此時“不要再說話了”：我明白他的意思，心裹十分的感動，卻又說不出任何一句話。

而且我還看到了毛澤東“幽靈”。有學生告訴我，在游行隊伍中，有人高喊“毛主席萬歲”，這我是相信的，在北大三角地就有不少懷念與呼唤“毛澤東時代”的大字報。其中有一篇引起了我的注意與警覺。這張大字報獻上了如下“國策”：改“經濟建設為中心”為“以打仗為中心”，為此，在國際上，要與俄羅斯結成軍事同盟，在國內，一要大幅度增加軍費，二要堅決鎮壓異見者，三要加强對可能出現分裂危機的民族地區的控制：增加駐軍與大規模移民等等。我讀了不禁毛骨悚然。我分析，這可能是國内某些政治勢力（很可能是軍方中的强硬派）借學生之口發表他們的政見；但也不排斥這又是民意與某些政治勢力的不謀而合。這預告了依然存在着全面或部份回到毛澤東的封閉的軍事專政的時代的危險：中國有這樣的階級基礎與社會基礎、文化基礎。有的朋友總是善意地希望將毛澤東的“好的方面”與“壞的方面”區別開來，取前者而棄後者；但在現實的實現中，恐怕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好的、壞的”一起來的。

而且可以預見，随着民間的聲音的日漸沉寂──這正是當局所要求的：他們並不希望民眾真正的關心國際、國内的大事，民眾只需要埋頭讀書、做工、種田，而聽任他們少數人來决定一切；這與某些知識份子的要求其實也是不謀而合的，只不過這些知識份子一廂情願地希望自己也加入到那“少數人”中去，黨内、軍内的矛盾與爭論將會突現出來，而根據中國現實的體制，這才是真正會影響中國未來的發展趨向的。爭論大概會圍繞着“改革開放”，與各大國建立“戰略夥伴關係”的國際戰略格局這兩個原定方針展開。因不知内情，也只能拭目以待。

中國的知識份子在這次事件中，公開場合基本上是沉默的，私下的（例如在網上）爭論卻十分激烈，大體上是在此之前即已展開的所謂“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論戰的繼續。有趣的是雙方都認為轟炸事件證實了自己觀點的正確。於是，自由主義者大批民眾抗議運動中的民族主義、民粹主義，以至義和團傾向，强調要堅持“以英美為師”（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魯迅所說的“屈尊學學槍擊我們的洋鬼子”，而是要全面地走西方的現代化道路）；新左派則主要批判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本質與西方霸權主義，連同資本主義的新聞自由與人權的欺騙性，强調學生與民眾抗議運動的正義性。論戰雙方的批判目標都集中而單純，態度也十分鮮明，因此也就有了有意無意的忽略（淡化），如對於民眾與學生的抗議運動，自由主義者看見的只是民族主義，新左派則只强調其正義性。而讓我不解的是，他們都很少涉及當局的種種表現，彷彿不在其批判視野之内，或許是因為不具備這樣的批判的自由，因而有不便說之苦。這大概也是魯迅所說的不得不有的“朦朧”吧。

面對這兩派唇槍舌劍的似乎是你死我活的論戰，在具體的觀點上，我或許有比較明確的判斷與傾向，但卻覺得在總體上很難插嘴：因為我要進行的是“橫戰”即多面作戰（這是曉明兄首先提出的，我發現自己的立場與他比較接近），而不是面對面的單面作戰；因此，我希望把話說得複雜一些，也就不可能那麼單一、明確，多少有點含混吧。而且我的發言也不免有投鼠忌器的種種顧慮，比如儘管我如上文所說，感到了群众抗議運動中的國家主義思潮的壓力，但當我看到國内外都有人誇大了這種傾向，指責中國民眾與學生“反應過度”，這是我絕不能同意的，為了避免加入這樣的大合唱，我也只能把我的批判隱忍不發了。而且我也不想否認，我的主要關注點是在國內問題上──比如在這次事件中，我得出的主要結論是，在下一個世紀的國際格局中，中國要爭取與維護民族的獨立、自由與尊嚴，關鍵還是當年魯迅所說的，要“設法增長國民的實力”（本文所引魯迅的話均摘自《華蓋集·忽然想到之十，十一》）；我的思考的重點也就自然轉向國内現有制度、觀念中妨礙民族振興的種種弊端，現實社會中的諸多矛盾，等等。而在國內問題的思考中，包括這次事件所暴露的問題，儘管我已經看到了眾意與當局的合謀，但我的批判重心仍在當局的責任方面。而這種批判正是當下中國政治體制下所不允許，至少是加以極大的限制的。於是我只能沉默，或者含糊其辭，帶上魯迅所說的“朦朧色彩”了。

現在，随着某種協議的達成，事件好像是過去了。奇怪的是，各方都宣佈自己“勝利”了，義憤填膺的宣稱要“主持正義”的中國領導人與民眾彷彿也鬆了一口氣。但我所看到的事實，卻是在南聯盟的土地上，本國的軍隊撤出了，外國的（不僅是西方的，還有俄國的）軍隊卻進駐了，而且立刻就互相爭奪起來，看來這樣的大國間的勢力範圍的爭奪還會繼續下去，而南聯盟本國政府與人民反而無權干涉了。這分明是以大壓小、以强欺弱的國際强權政治的勝利。正義何在？

但無論如何，戰爭結束了，天下太平了。中國當局最害怕的“六四”也在“一致對外”聲中平安度過了。

我只能繼續讀魯迅的《野草》，看到了如下驚心動魄的文字──

“一切鬼魂們的叫喚無不低微，然有秩序，與火焰的怒吼，油的沸騰。銅叉的震顫和鸣，造成醉心的大樂，佈告三界：地下太平”。（《失掉的好地獄》）

“（造化）專為他的同類──人類中的怯弱者──設想，用廢墟荒墳來襯托華屋。用時光來沖淡苦痛和血痕：日日斟出一杯微甘的苦酒，不太少，不太多，以能微醉為度，遞给人間，使飲者可以哭，可以歌，也如醒，也如醉，若有知，若無知，也欲死，也欲生。……”（《淡淡的血痕中》）

這世界大概就要在這不死不活的秩序中維持下去吧。

在這“太平”聲中，還有幾人能記得那死屍的血痕，聽見母親深夜的飲泣？

1999年 6月 14日寫畢於燕北園

附錄來自北大三角地的聲音

前記：在我寫《一封信》之前近一個月的 5月 17日，我收到了中文系的一位不相識的學生的來信──

“近一周來，全國上下掀起了反對北約轟炸我駐南使館的浪潮，北大也不例外。尤其是‘三角地’貼滿了海報。有憤怒的抗議，有辛辣的諷刺，有冷靜的思考，也有沉重的悼念。這裹集中體現了北大學生强烈的愛國情感。今天（5月 17日），當我再路過三角地時，大字報已全部被撕毀，換上了各種講座的海報，也許抗議活動就此結束。但心裹仍有不安，事情還是在發生着，不管以什麼方式結束，它起碼讓我深深感覺到：中國仍不富强，世界仍不安寧。民族的耻辱不能忘記。我從大字報中摘錄了一小部份，只是為了紀念。‘五月八日’已深深刻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銘記在每一個中國人心裹。勿忘國耻，振興中華”。

這位學生顯然對表達學生愛國熱情的大字報突然被有組織的撕毁感到不解與迷茫。這是她很難理解的：當局在利用了學生的熱情以後，當發現這樣的熱情發展下去，會妨礙和“友邦”的和好時，就毫不猶豫地將其“撕毁”了。

但這位學生仍想留下這段對她來說是十分珍貴的歷史記憶，於是把她充滿激情抄下的大字報《來自北大三角地的聲音》複印一份交給我。我為學生對我的信任而感動。儘管如我的《一封信》裹所說，我對學生大字報的感情是複雜的：既感動和肯定他們的愛國熱情，又對他們的有些意見有所保留，並引發了更深的擔憂；但這份學生手抄的大字報，卻讓我覺得自己有責任將它保留，這畢竟是一段歷史，北大校史中的一頁。因此，我將它珍藏了十年，今天又重翻出來，並將部份内容抄錄於下，以備他年我自己或他人研究。

現在已經是十年之後。我不知道當年的北大學子，也包括這位同學今天生活得如何，對自己十年前的情感、行動會有怎樣的看法？而我在重讀了這些當年的吶喊以後，卻突然發現，在 2008年的中國網民及海外留學生那裹，又響起了類似的聲音。有人因此將這一代人稱為“一九九九代人”大概是有道理的。這裹確實有許多應該深思的東西，應該研究的問題。我自己也沒有想清楚，只有先把這些歷史材料如實記錄下來再說。

2009年 2月 19日

(一)因北約轟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北大學生致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八點建議

我國外交政策正處於一個歷史性關頭，我國的前途也處在一個歷史性关頭！北約襲擊我駐南大使館是肆無忌憚的挑釁，是有意識的策略預謀，示己以弱，絕無退路！北約決定在“五四”八十周年之際，“六四”十周年之前進行導彈襲擊，其意圖是在中國製造内亂！我們的外交必有非常之策，我們的行動必有非常之舉！否則，必被人玩弄於股掌之間，帝國主義是紙老虎，當我們採取具有實質性對策時，才可能討回公道，維護尊嚴，才可能立定腳跟，凝聚心，才可能在未来的國際關係中爭取主動！我們只有外交勝利，才能真正防止内亂！因此，我們不揣寡陋，提出如下建議──

申明永遠保留審判戰犯的權利。

立即招回我國駐美大使，以觀事態發展。

立即重建使館，並派遣護衛人員和志願人員。

暫緩加入WTO，限制中美和中英贸易。

考慮中俄對南聯盟提供綜合性援助。

考慮與俄、白和烏克蘭等國建立戰略聯盟，以對抗北約武力强權。

這次導彈襲擊是美國遏制和分裂中國的策略性試探。我們對日美新安全條約應早作預

防；增加軍費，增强軍事實力。

群情激奮，北約置若罔聞。我們當防止動亂，“團結自强，以禦外侮”。

振興中華！

倡議書

……激情的發洩終將讓位於理性的思考。

口號無法打倒美帝，思考無法打倒美帝，閉關鎖國也無法打倒美帝。

“落後挨打”一世紀前得出的真理沾着烈士的鮮血再次重溫。

“如何復興”一世紀前開始的思考伴着憤怒的吼聲繼續進行。

作為單獨的個體，我們從不認為自己高明於誰；但作為團結的整體，我們堅信華夏民族必將屹立於世界之林。

這是一場漫長、坎坷而悲壯的鬥爭，序幕已經拉開。只要堅毅不屈，理智勇猛，不畏艱辛，最後的勝利一定屬於我們。也許我們這一代所作的仍只是播種，而無法看見豐收的輝煌，但這堅定的信念，遠大的目標將時時促我前行，熱血翻腾，無怨無悔！！！

因此，我們倡議：

從我做起，努力工作，刻苦學習，發揚光大北大學術氣氛，力爭在科技上趕超西方，振興中華！我們要負起歷史的責任！

認清美國政府醜惡的真面目，團結起來，一致對外，堅決反對境內外敵對勢力的各種破壞，決不做“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進行認真的思考，從科技、教育、經濟、文化等角度探討如何更好復興民族。

發揚民族精神，堅決抵制美國文化糟粕的侵蝕。提倡使用國產品牌，振興民族工業。

希望所有準備赴美留學的同學，堅定學習先進科技，為祖國的發展壯大而努力。通過一切手段號召所有學成者回國，為祖國建設事業貢獻力量！

大家逐漸恢復正常秩序，決不能讓美帝的導彈炸了我們的使館，再擾亂了我們國家。但務必發揚“臥薪嘗膽”之精神，片刻不忘此事，並時時以之相勵，勤勉不已。最後援引對聯與同學共勉──

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終屬楚

苦心人天不負，臥薪嘗膽，三千越甲可吞吳

倡議書

沒有中間道路可言，南斯拉夫這一昔日不結盟運動的倡導者，不是正在挨打嗎？

日美既已加强聯盟針對中國，中俄及第三世界國家也要聯盟！！

一切反對北約霸權主義的國家，聯合起來！

呼颧

不考托福，不考GRE，一心一意打擊美帝

抵制美貨，從可口可樂開始！

沖進麥當勞，接管肯德基！

口號

打倒美帝國主義！打倒北約，解散北約！維護和平，反對霸權！捍衛尊嚴，反對新纳粹！炎黄子孫不可辱，中華民族不可欺！以血還血，以牙還牙！嚴懲戰犯！捍衛主權！中國萬歲，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

吶喊

我們青年人是未來的主人公，我們的信念就是我們的脊梁！

讓我們用今天的行動告訴世界，什麼是中華民族明天的希望。

什麼都可以放棄，除了信仰；

什麼都可以消亡，除了精神。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警惕

美國一直企圖以民族問題分裂中國，美國想製造中國人打中國人，美國壟斷階級、軍火商是戰爭的根源！

堅決粉碎美帝陰謀妄想！

怎麼辦？

……“打倒美帝國主義”，“中國人民萬歲”這樣的口號不是北大的思想水平，難道在即將步入二十一世紀的時候，我們還只能重複80年前先輩的悲鳴與痛苦呼喊？我們是創新的北大！我們是前進的北大！ 80年前，我們游行示威，投擲石塊，難道今天我們還只能做這些嗎？我們有沒有反思 80年來中美關係的經驗和教訓？

中國人、北大人的力量和智慧，難道只能通過呐喊、示威表現出來？憤怒、痛苦、激情過後，我們該怎麼辩？

我呼籲：一切愛國的人們，一切愛國的北大人都拿出你們的智慧，拿出你們的理性，拿出你們的思考能力，深刻地思考：我們該怎麼辦？北大一研究生

該是我們徹底反省的時候了！

去年的這個時候，北大學生面對中央電視台攝相機的鏡頭表現如何，而在用不着表演的自覺情況下，對克林頓又是何等的狂熱、痴迷，我們自己心知肚明。“I love you Bill”用新東方訓練出來的口語喊出這一令人噁心的句子，難道不是我們北大的學生嗎？

總是要等別人騎在頭上的時候，才知道山姆大叔深埋在骨子裹對我們的蔑視，即使到了人家對我們施暴的時候，還不會擠破了腦袋，也要去領略二等公民的滋味。總是為了忘卻才紀念百年的耻辱。總是在作出崇洋的聳肩姿態之後，才覺得找到了“寄托”。在 20年來的人文學友隊伍中可以揪出一批兼做文化買户的“智識份子”──充當文化殖民的急先鋒的假洋鬼子。可悲的是這等角色幾乎成了北大學生的主流。

來自海外華人的聲音

今晚（5月 9日）英國廣播公司避而不談使館血案，卻反復播放北京抗議示威過火行為和言論，包括扔石塊砸玻璃，點火等，居然有人當着外國記者表示要求政府派防空部隊進駐南斯拉夫，甚至還有人襲擊白種人的鏡頭。與此同時，在文藝頻道也別有用心地播放歪曲義和團的電影。這些迹象表明，目前，西方國家操縱媒體迴避暴行本身，卻極力渲染中國國內抗議活動中的過激行為和不負責任的言論，暗示今天的中國與以前一樣，正在走向盲目排外的極端。這是西方敵對勢力妖魔化中國的又一陰謀。其目的一是造成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反感，從而掩蓋其罪行；二是煽動國内過激行為，製造新冷戰，牽制我國現代化建設；三是要挾中國政府，使其變被動為主動；更為嚴重的是，西方反華勢力可以以此為口實要求中國政府“保護外國人安全”，迫使國內中國政府制止過火行動，造成國內的對抗，達到製造内亂的目的。

我們一定要認清形勢，有理有利有節地開展鬥爭，當前最重要的是：

堅定地支持政府在處理此事的立場，不進敵人的圈套，維護國内安定團結。

抗議活動要保持克制，方式方法要文明，不給敵人以口實。

堅持正常的工作和學習，以振興中華的實際行動回擊反華勢力的陰謀！

我們更要為一個目標奮鬥，那就是每一個中國人無論走在世界的哪一個角落，都深切感到支持他的有一個無比强大、正義、繁榮、民主的祖國。

致美國公民的一封信

我曾經讀過一篇描寫美國的父母與子女親情的文章叫《故鄉的雷聲》。講的是一個美國家庭的大兒子去到遙遠的異鄉他國去服兵役，寫信給家裹說他萬分想念家鄉，想聽故鄉的雷聲。讀了信父親冒着雨，在屋外錄雷聲把磁帶寄給兒子。這件事深深使我感動。每當我想起這父親在雷聲隆隆、雨初降時抓住錄音機和雨傘奔向室外的情景時，都禁不住熱淚盈眶。

你們也有父母妻兒，也有深挚的情感，如何能忽視別人以淚洗面，哀悼無辜夭折的兒女？這難道是你們追求自由的初衷？你們的自由難道是建立在别人屍堆上的自由？！難道繁榮富强了就可以任意欺凌他人，隨意奪取別人的生命，如同宰羊殺牛？！

不，這不應該是真正的美國！不是你們真實的榜樣！至少在你們的祖先創建你們這個國家的時候，並不是這樣！從華盛頓到林肯，從斯托夫人的《湯姆叔叔的小屋》到海明威《永

別了，武器》，無不滲透着表達着你們的《獨立宣言》中所說：“人人生而平等，他們都從造物主那裹被賦予某些不可轉讓的權利，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

如今你們的權利找到了，可我們的呢？難道我們不是和你們一樣的人？難道我們不該享受生命、自由和幸福？難道從“自由之子”開始的每一個美國人都忘記了你們也曾為爭取自由歷盡了艱辛？

天真幼稚啊，你們聽信政客的讒言，以為別人有了矛盾，用强權砸碎他們的門窗與牆壁，打死了他們的主人，就能够給他們民主嗎？和平、自由和民主，難道是建立在殘垣斷壁和死屍堆上面的嗎？死人還談什麼人權，什麼民主，什麼自由？！

你們可要警惕啊！如今咽氣烏鵲群集在你們的廟堂之上，隨意咬壞你們的門楣。妄想霸道一方，滅絕了其他民族而獨存嗎？我們承認，中國還是一個不發達國家，國力還不足以和你們抗衡，但我們絕不為換取廉價和平而姑息養奸。我們從八國聯軍入侵時遭受過屠戮。我，從不畏懼犧牲，我們將戰鬥到最後一人！

别忘了！他人的怨怒早晚有一天會化成烈火，也能焚毀你們華麗的莊園！

1999

無词的言語：又一封信

××：

我又落入了無法言說的困境。

我感到了一種巨大的語言的壓迫，精神的壓迫，壓得我艱於呼吸。魯迅當年尚可以“寫幾句文章，算是從泥土裹挖一個小孔，自己延口殘喘”，而我卻不能，我無法寫，無從寫，不准我寫，寫了也無處發表。魯迅在他的文章《為了忘卻的紀念》裹憤激地說：“這是怎樣的世界呢”，而我連公開表示憤激的權利都被剝奪了。──這又是“怎樣的世界”？！從魯迅的三十年代到今天的世紀末，中國啊，你究竟有了什麼“進步”？！

很長時間了，我簡直不敢打開電視機，那鋪天蓋地的暴力語言的狂轟亂炸，讓我感到恐懼。那真是讓人毛骨聳然的夢魘般的記憶──1999年的 8月，整整一個月，整個神州大地，響徹一片杀伐之聲：每天，每時，每刻，不受任何時間的限制；遍佈一切有中國人的地域，直至天涯海角，不受任何空間的限制；動用了一切傳播媒介，包括多年不用的高音喇叭，動員了一切組織力量，權力意志的聲音籠罩着每一個家庭，每一個個體，無一漏網。酷暑的熱浪，連同精神的擠壓，榨乾了每一個人身上最後的一滴生命的活水，陷入了絕對的麻木的真空狀態，失去了思維的能力與欲望，耳朵被震聾了的十三億中國人竟至失聲失語了。

現在已是深秋，天氣變得涼爽，但卻不允許喘息：殺伐之聲依然轟響，而且已經開始“實際解決”，由“批判的武器”轉為“武器的批判”：圖窮匕首見了。

這是我們必須面對的現實：整個中國依然只有、只允許有一個聲音，依然是輿論一律，依然是十三億腦袋服從一個腦袋，依然是不受任何監督，不受任何限制地對人民進行無所不在、無孔不入的精神控制，直至行使鎮壓之權！

這都發生在這個世紀的最後一年，這是半個世紀的共和國歷史的高度濃縮，中國人再一次地經歷了反右，經歷了大躍進，經歷了文化大革命：一樣的全民聲討，一樣的人人表態過關，一樣的群眾專政……

歷史就這樣輕而易舉地重演了！

善良的健忘的中國人啊，你們想過沒有：一個世紀的流血奮鬥，最後竟出現了這樣的結局，這對我們民族，對下一個世紀的中國，究竟意味着什麼？！

不用說明，你自然知道，我說的是所謂“揭批法輪功”的“鬥爭”。

對法輪功本身，我並無興趣，也不贊成，對李洪志其人更是反感，他不過是九十年代的泡沫文化中應運而生的一個怪胎，全民大表演中湧現出來的一個既聰明又拙劣的小丑而已。但也正因為如此，他，以及類似的各式各樣的“大師”、“大仙”，事實上是受到權勢集團，包括各類權威（從政治權威到學術權威）的鼓勵、支持、保護，至少也是默認的。更不用說，他的法輪功組織的主要骨幹都是執政黨的成員以至幹部，它甚至是按照執政黨的思想、組織、行為方式去建設自身的，它之所以在眾多的類似組織中脱穎而出，擁有後來讓當局嚇了一跳的數百萬（一說數千萬）計的信徒，其秘密之一即在於它與執政黨的這種千絲萬縷的聯繫。

在“揭批鬥爭”中，當局公佈的李洪志的主要罪行是他鼓吹“有病不要吃藥”導致了上千人的死亡，儘管這一指控在法律上是否有效尚需討論，但即使這一罪行成立，人們仍然要問，這些死亡事件是早已發生的，當初為什麼不予追究呢？事實上，比這嚴重得多的許多死

亡事件，當局都是不聞不問的，或者說是問不勝問的，這一點，每一個中國老百姓都是心裹

有數的。現在，卻要大張旗鼓地興師問眾了，其實還是先定了罪，然後再來追尋罪證的。

那麼，李洪志及其法輪功真正“罪”在何處？──這才是全部問題的要害所在。

其實每一個中國老百姓都知道，當局心裹也很清楚，問題的全部癥結在於李洪志組織了上萬人在中南海前面的靜坐情願。如果沒有這件事，死了再多的人，連同宣傳“迷信”等等，當局是根本不會管的。

我們的質疑正要從這裹開始：靜坐請願，是否違法，是否有罪？這是連當局也沒有否認的事實：在整個靜坐的過程中，始終秩序井然，沒有發表任何違反憲法的言論，甚至拒絕記者（包括外國記者）的採訪，沒有發生任何騷動，北京老百姓中盛傳着，在請願結束後，請願者還自動地將場地打掃乾淨，他們只是要求和政府談判，希望承認其組織。如果不懷成見地客觀地看，這完全是在憲法允許的範圍内，公民行使自己的和平請願的權利，是一切對公民負責任的政府都應予以保護的，談何有罪？！

當局卻宣佈：他們居然要求和政府談判，對政府施加壓力，這就是對抗，這就是煽動動亂，這就是破壞安定團結，破壞穩定，當然有罪！

首先，這裹定罪的依據不是法律上的具體條款，而是對對方行為的一種具有明顯的意識形態性質的分析，即文革期間人們所慣用的“上綱上綫”，這只能說明當局連起碼的法律的概念都沒有，他們所奉行的正是當年魯迅所說的“嘴就是法律”（“我說你有罪你就有罪”）的邏輯。──而這又是什麼邏輯？！

就這裹所涉及的觀念而言，也是大可討論的。這是一個政府與公民的關係問題。中國當局根本不容“談判”與“壓力”這類現代民主的基本概念，要把它從國家政治生活，特別是政府與公民的關係中完全排除，這恰恰是暴露了他們理想的、也是實際在奉行的政府與公民的關係，是一種統治與服從的關係，說得好聽一點，也是“我代表你的利益，你絕對服從我，一切聽命於我”──這一命題的前半句是一種欺騙，或者說是自欺欺人，即所謂“人民政府代表人民”的意識形態宣傳；後半句則是實質。──到了二十世紀末，還是這樣完全漠視公民的獨立地位與對國家的主權，顛倒“主人”與“公僕”的關係，實在令人驚異與痛心！

所謂“破壞穩定”的罪名，既是莫須有，也是顛倒是非的。本來一部份公民與政府發生矛盾，通過他們自己的合法組織與政府進行談判，是避免矛盾激化，從而從根本上維護社會安定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但中國當局卻不允許代表不同社會集團的利益的民間組織的存在，又拒絕一切談判，這事實上就將自己置於與民眾直接對峙的地位，沒有了中間的緩衝地帶，從而把民眾逼到了“或者沉默，或者爆發”的危險境地，這恰恰是社會不穩定的最大隱患。中國人民經過一個世紀的動亂，確實要求過安定的生活，但絕不允許藉口穩定來壓制民主，剝奪公民的權利，侵犯公民的利益，這只能最終導致真正的動亂，這也是本世紀的歷史所一再證明了的。這歷史的經驗教訓是不能忘記的。

至於因為靜坐的地點選擇在中央領導的駐地中南海，也成了罪狀，這大概更是中國特色，因為對美國與俄羅斯人來說，在白宮與克里姆林宮前示威游行，是根本不成為問題的。在中國卻被視為大逆不道，引得龍顏大怒，這又是一個我們在世紀末必須面對的可悲的事實。

正因為觸犯了龍顏，就必須嚴懲不貸，這也是中國的邏輯。或許是因為急不可待，就採取了非常措施：首先由民政部，而不是由法律機關，宣佈其為非法組織；然後由公安部根據民政部的前述决定，宣佈六條嚴厲措施，其中包括不允許對前述决定提出任何異議，不僅不准法輪功成員自身作任何辯駁，任何人對法輪功表示同情都要受到嚴懲。這樣，就違反法律程序，通過行政的手段，預先封住了法輪功成員及一切持有不同意見的人的嘴，事實上剝奪了相當部份的公民的合法權利，包括言論自由與尋求法律保護的權利。然後，再動用早巳被壟斷的一切新聞媒介，開展全民大批判，先定性再找證據，强行製造一邊倒的“民意”，並配合以强大的，無所不至的組織手段──由基層組織出面，强制每一個法輪功練習者表態，進行精神的控制與迫害，並强制他們停止練功，稍有不從或反抗，立即動用專政機關予以鎮壓。到了年末，也就是“運動”進行了幾個月之後，才又讓人大常委會匆匆補一個法案，宣佈法輪功為“邪教”組織，給鎮壓披上合法的外衣。──即使這樣，其定性的法律依據也是不足的。

這樣，被當局視為“頭號敵人”的李洪志（另一位是李登輝，北京民間因此有“二李鬧中華”的戲言）事實上並沒有受到任何懲罰（他如果真的有罪，也只應按法律的程序來處置，絕不能搞這樣的缺席審判式的大批判）；受到迫害（包括精神的迫害）的是普通的法輪功練習者，而他們中大多數都是退休的老年人與下崗職工，也就是當今中國社會中的弱勢者，這種迫害就顯得格外的殘酷與無情。一位朋友告訴我，他聽到一位下崗的老女工這樣說：“我練習法輪功，原是為了鍛煉身體，免得去醫院看病，可以減輕孩子的負擔；沒想到因此犯了大錯誤，給孩子帶來了更大的麻煩”。聽了這番話，真教人難過！

許多善良的人們，都表示不能理解，當局為何如此興師動眾，來對付李洪志這樣一個小丑式的人物。我就曾聽到一位出租汽車的司機批評說，這是“小題大做”，這恐怕是普通老百姓的普遍反應。其實這背後是有“大題目”的：在當局看來，法輪功之所以不能被容忍，就是因為它是一個當局所不能控制的組織，居然在當局的嚴密統治下發展得如此迅速與强大，這就對其一統天下構成了心腹之患。當局正是要通過對法輪功組織的鎮壓，殺一儆百，表明它們絕不允許任何獨立的民間組織的存在，從而維護它們這個利益集團對全國的絕對控制，絕對權力。從這個意義上看，當局把這一次“批法輪功”看作是繼 1989年對“六四民主運動”的鎮壓之後的又一次“鬥爭”，不是沒有理由的。因為那一次當局也是絕不允許學生、工人、知識份子自己的獨立組織的存在，而不惜向普通學生、工人與市民開槍的。如果還有人對新一代的領導還抱有某種幻想，希望他們來解決鄧所遺留下來的包括“六四”在内的歷史舊賬，使新世紀的中國有一個真正的新的開端，那麼現在，應該在這一事實面前清醒了：他們拒絕了歷史給予的機會，本來沒有歷史包袱，從鎮壓法輪功開始，他們就有了自己的“賬”了。看來這一代領導人是决心繼承毛、鄧的一黨專政的體制，並把它帶到下一個世紀的。中國的爭取基本民主、自由、人權的鬥爭，將面臨着新的阻力，將走一條更加漫長與曲折的道路：這是中國共產黨所發動的本世紀最後一次政治迫害運動，向世人提供的一個信息。

應該承認，這次當局發動的“揭批鬥爭”，儘管不可能作到真正深入人心，但卻是有效的。在某種意義上，這也是對新一代領導人的控制力量的一次考驗。儘管並不完全如意，例如法輪功方面在被剝奪了一切之後，居然還有相當大的反彈力，這大概是出乎當局的意外的，以至高喊要“除惡務盡”，聽起来頗有聲嘶力竭之感；但畢竟仍然顯示了相當大的社會動員與控制力量，這也是事實。這表明，經過“六四”之後將近十年的調整，一個新的自上而下的利益集團已經形成，成為一個“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權力網絡。將這些新的權势連結為一體的，已不再是意識形態的信念，而是赤裸裸的利益。也就是說，發展到九十年代的中國共產黨，已經成為一個純粹的利益集團，意識形態的信念只是一件自欺欺人的外衣。在這個等級授權的權力結構内，權力與利益的關係是這樣的緊密相連，而權力既是上級給予的，和上級（從地方黨委到中央）保持一致，特別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就成為一切有幸擠入利益集團的成員，為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並爭取更大利益的一個自覺的行為。在這次“揭批”中，我所接觸的某些官員，在私下談話中，也就是說作為個人發表意見時，觀點甚至比我還要尖銳，他們的心裹實際是有數的，是非是清楚的；但這並不妨礙作為一個官員，他們要堅決（或不甚堅決）地貫徹上級的意圖。這在當今中國的政治生活中是一個極其普遍的現象。這固然顯示了統治的某種虛弱性，但利益的驅動力對政權的維護力量也是不可忽視的。一位年輕的、因而還不老練的官員就這樣公開宣言：“我的一切利益都是共產黨給我的，我當然要維護它”，這幾乎是道盡了當今中國之政治的實質的：維護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成為一切政治的出發點與歸宿；而其最高利益就是要不惜一切代價地維護不可分割的、不受監督的一黨專政的絕對權力。弄清這一點，就可以看清中國的許多問題。比如當局也會懲治腐敗，也會注意不要過份傷民與擾民，但這都是因為這會從根本上危及利益集團的統治地位，用他們自己的話說，就是會有“亡黨亡國”的危險（“亡黨”是實質，“亡國”是照例的幌子）。但同時他們也不可能（甚至也不準備）從根本上杜絕腐敗，不傷民擾民，因為他們必須給自己的統治成員以實際的最大最高利益，在這個意義上，有控制的腐敗正是這個政權的統治的有效性的内在驅動力，是一黨專政體制的必然產物與必要條件，傷民、擾民則是其必然結果。但卻會因此而從根本上動搖其統治的合法性：這是一個不可克服的矛盾，也是這一黨專政的體制的根本性的虛弱之處。但有一點是肯定的：“掌權就是一切，有權就有了一切”，不管當權者内部在具體問題上有着怎樣的分歧，但在這一命之所系的基本問題上，他們是有着共識，而無任何分歧的。人們在觀察中國問題時，如果忽略了這一基本點，而一廂情願地誇大當權者的內部矛盾，是要犯大錯誤的。如果看不到這一點，而天真地相信當局者的種種美麗的言詞，那更是要付出代價，甚至是血的代價的。──這是這個世紀最後一年的政治運動提供給人們的又一個重要的信息。

同樣引人注目的，是在“揭批”運動中中國知識份子的表現。人們看到的是，在電視、電台上，在各式各樣的大小會議上，眾多的知識份子，其中包括許多著名的，所謂“代表性”的人物的慷慨發言、表態，與本世紀後五十年的各次政治運動中的表現，沒有什麼兩樣：歷史幾乎重演。但這裏也有一點並非不重要的區別：歷史上各次運動的表態，帶有更多的被迫的自我保護的性質。自然也會有人想借表忠誠而擠進利益集團，但當時的統治者卻從根本上不信任知識份子，至少在主觀上還想要保持統治集團自身意識形態上的某種純潔性，因而對這批知識份子中的主動投靠者採取了既利用，又有所控制的態度，使得他們很難進入體制之内。但今天的當權者已經沒有意識形態上的障礙，他們正是要借助於知識份子，特別是其中有影響，有才華的部份的加入，來增强其統治的合法性與有效性的基礎。中國的知識份子精英中的一部份就是在這樣的新的歷史條件下，進入了體制，成為利益集團中的一個成員。應該說，開始的進入是有種種理由的：有的是懷着充當國師的傳統美夢，希望影響决策，借助政權的力量來實現自己的理想與主張；有的（特別是許多年輕知識精英）則是為了解决自身的實際問題，獲得某種實際利益（如分房，獲取職稱等等）。這些本身似乎都無可非議。但一黨專政的等級授權的體制卻是有着自己的鐵的邏輯的，或者說是具有某種難以抵禦的腐蝕力量的：個人（特別是懷有私欲的個人）是比體制更易被改造的。於是進入體制的許多人（當然不是全體）逐漸被同化，幾乎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這或許有一個由不自覺，不習慣，甚至有着某種痛苦，到逐漸自覺，逐漸習慣，逐漸沒有了痛苦的過程。最終的結局是將個人的利益、命運與前途和現行體制緊密地绑在一起，自覺地維護利益集團的、也是自己的利益，而將原先的理想、信念抛擲，或者使其僅成為一種宣傳，這正是現政權結構所必須，或創造出新的理論，為自己的與本集團的政策、行為作出合理解釋，這也是現體制對這些知識份子精英的要求，是他們在體制中所扮演的“幕僚（幫忙與幫閑）”這一新角色所必須的。──應該說，在這次“揭批”鬥爭中，許多知識份子精英的表演是十分嫻熟而出色的，有的則還不够老練，甚至露出某種羞羞答答之態，這也不要緊，遲早總會進入角色的。人們也應該逐漸習慣並正視這一事實：中國的知識份子正在因自身的利益或所代表的階層的利益的不同，而發生分化，其中一部份已經進入統治集團，魯迅所說的“拉上了絞刑架的昔日同伴的腿”的事正在或將要發生。這也是這次“鬥爭”所提供的重要信息。

當然，許多知識份子與普通百姓的捲入，並非全是利益的驅動，其中也有認識上的原因。首先是半個世紀的極權統治使人們已經習慣於絕對服從，甚至習慣性地要維護當權者的那種不容置疑的權威地位，他們幾乎是本能地拒絕公民有權監督政府，包括對政府施加壓力，通過與政府的談判來維護自己的利益這樣一些現代民主的基本觀念，這正像魯迅筆下的奴才，真正要他獨立地站起來，反而會向主人控告，自覺地或本能地站在自己的主人這一邊。一黨專政的極權政治的邏輯已經滲入國民的靈魂深處，形成新的集體無意識，新的國民的奴性，這是我們在“揭批鬥爭”以及類似運動中所屢見不鮮的事實。魯迅在五四時期即已指出的“無主名無意識的殺人團”（參見《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到世紀末仍然存在，而且依然在中國的政治生活中起著作用，這是不能不讓人感到痛心的。

也還有認識上的誤區：很多人都是因為認定法輪功理論的謬誤，而參與或容忍揭批運動的。對李洪志所宣揚的諸如世界末日之類的反科學的謬論本是可以、而且應該進行批駁的，一些學者為之進行的長期鬥爭也是有意義的，但這只能限於思想鬥爭的範圍，而絕不能借助政治的力量，特別是武力來解决思想意識的問題，這是一條綫，是絕對不能越過的。這實際上是一個是否可以因為言論有謬誤就剝奪其發表、申辯的權利的問題。正像《雜文報》上的一篇文章所說：“如果說人有自由發表言論的權利，但沒有發表壞言論的權利，就會在邏輯上留下一個漏洞：誰來裁定言論的好壞？即使有一個可以裁定言論好壞的權威機構，又有誰來保障這個機構不會以懲治壞言論的名義而懲治好言論？就像如不能保證一切人的尊嚴，也根本無法保證好人的尊嚴一樣。文革中所有駭人聽聞的暴行不都是假借‘整壞人’之名而行的嗎？而言論自由的一個重要的功能就是防止權力的絕對化，你可以其他方式（按，在我看來，就是要用正確的思想鬥爭的方式）限制‘壞言論’的存在與傳播，卻不能用法律這一强制機器取消它，否則，就有可能取消自己”（張寧：《意願和理性》）。這裹談到了文革的教訓。記得在文革結束後，很多人在總結自己參與狂熱的迫害運動的教訓時，都不約而同地提到了“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要堅決捍衛你發表自己的觀點的權利”這個著名的觀點，認為在任何情況下都堅持這一基本的民主原則，對防止今後上當受騙具有重要的意義。不料才過去二十年，人們卻又將其置之腦後，甘願繼續受騙，中國人真的就這麼健忘嗎？

也許有人認為李洪志已經觸犯了法律，即使是這樣，也不能牵連普通的法輪功練習者，對李本人也必須按司法程序來處理，不允許有任何超越法律程序的行為。在這一點上，也是不能有任何讓步的。正像我在網上所看見的一篇文章所說：“如果只是因為某些人的言論和行動照你看來是非常‘荒唐’與‘邪惡’的，只是因為在你看來是壞人，你就默許和容忍了政府部門不按照法律程序來‘管’這些人，那麼不管目前的這一‘管’在你看來是多麼的合理合必要，你實際上已經使法治的大堤漏水了，它的崩潰随時都會發生”。

順便說一句，這篇文章的題目是：《我們有能力阻擋下一次文革嗎？》作者說：“極端集中壟斷的覆蓋一切的一手遮天的沒有制約的政治權力是非常危險的。只要這樣的權力結構依然存在，那麼文革的可能性就依然存在。當這樣的權力一旦打算發動文革這樣的運動，就沒有人能够阻擋，不管它所發動的是‘合情合理深得民心’的，還是荒謬透頂遺患無窮的”，“世紀末的這場運動是又一次操練。我們能阻擋下一次文革嗎？這次操練證明，我們沒有這個能力。我們國家的法治制度還沒有建設到這個地步。我們民眾自己的法治意識還沒有到這個地步。我們的知識份子還沒有勇敢到這個地步。我們的政治家還沒有明智到這個地步。──這絕不是危言聳聽。這或許正是 1999年這場“運動”對中國人發出的最重要的警示。

我這封發不出的信寫得過於長了。但還要說說臨近世紀之交時我的感受。我彷彿聽見中國這塊土地的上空，依然轟響着一片殺伐之聲，同時響徹雲霄的是歌舞昇平與瘋狂享樂的狂歡之聲，兩種聲音互為補充，雜然混響，將弱勢者的呻吟與哀哭掩埋，於是天下太平。

難道我們就要在這太平聲中迎來新的世紀？！

不寫了，就此打住罷。信末照例的祝福詞也免了罷。

1999年 11月 20日

2000

絕不後悔：總結之一

（一）

有朋友說我今年“運交華蓋”。

老伴則說是《六十劫語》這個書名起壞了：六十剛過，劫難就來了。

而且這是非同小可的劫難──在我的感覺中，我又經歷了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浩劫。

這都是真實的歷史存在──

1966年，27歲的我，在貴州省安順衛生學校擔任語文教員，“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作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被“革命師生”揪了出來，罪名有三：反黨反社會主義，與黨爭奪青年，反動階級的孝子賢孫。

2000年，61歲的我，在北京大學中文系任教，又被警惕性很高的“革命人士”作為“資產階級自由化”教授揭發出來，罪名也有三：“以最惡毒的敵意，最瘋狂的仇恨，最放肆的誹謗，圖謀瓦解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經過八十年團結奮鬥建立起來的思想基業和政治基業”（宏羊文：《為了憲法和教育法的尊嚴》）；“企圖以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甚至反愛國主義、反集體主義、反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來篡改我們的社會主義教育方向”，“爭奪下一代的這塊陣地”（艾農：《他們究竟要幹什麼？》）；“代表着百餘年來在中國大地上被推翻的势力進行自覺的階級鬥爭”（《這是什麼話？》）。

1966年，我被揪出之後，立刻株連到青年，把平時與我有來往的學生一起打成以“反革命份子”錢理群為首的“小三家村”反革命集團，導致一批學生被揪鬥，一個學生自殺。

2000年，從一開始就大搞株連：將《審視中學語文教育》一書與錢理群有來往的編者，與錢理群不相識的作者，“等”在一起，視為一個以錢理群為首的有目的、有預謀、有計劃地“散佈嚴重違反四項基本原則的錯誤言論”的集團（見《中國教育報》的批判文章）。

1966年，先是群眾揭發，大字報鋪天蓋地，斷章取義，無中生有，張冠李戴，無限上綱，列舉大量罪狀，以製造輿論，激起不明真相的群眾的義憤，同時剝奪錢理群的發言權、申辯權；然後，在“廣大革命群眾的强烈要求”下，由黨支部出面，採取組織手段：停職，隔離（關進“牛棚”），反省，交群眾批鬥。最後等待我的本是組織處理（按當時的慣例，重則開除公職，判刑，以至槍斃；輕則留原單位交群眾監督、管制），後來在文革的複雜鬥爭中先被宣佈“平反”，後又收回“平反”，“反革命”帽子幾上幾下，直到文革結束。

2000年，也是知識份子製造輿論在先，同樣是批判文章鋪天蓋地，並且使用同樣的語言（“最惡毒”、“最瘋狂”、“最放肆”……之類），連文章標題都驚人的相似（《他們究竟要幹什麼？》、《這是什麼話》等等），一成不變的大批判邏輯、大批判手法：斷章取義，無中生有，張冠李戴，無限上綱……，同樣竭力煽動不明真相的群眾的不滿與仇恨（例如在與錢理群毫無關係的一篇批評《誰是最可愛的人》的短文上大作文章：“此人究竟是是炎黃的子孫還是美國的鷹犬？還有沒有起碼的是非觀念和中國人民的良心？這種人，距中國人的思想

感情實在太遠太遠了”）。同時，對錢理群實行全面的封殺：不准報刊、出版物發表其文章，嚴禁廣播、電視上出現他的名字和形象。在一邊倒的“群眾”（這回主要是一些知識份子，但也有工人、青年、摘帽右派這樣的一般群眾）的“强烈要求”下，最後權力出場：從北大黨委書記佈置大批判，到中宣部負責人的吹風，直至中央領導的點名批判，“取消……資格”的組織處理的要求的提出，距離文革中的全面專政只差一步。

這些年，總是有人在製造輿論：文革已經成為歷史，應該遺忘，以便一切朝前看，而一些年青人也覺得文革距離十分遙遠，與自己毫無關係。──那麼，就請看看發生在周圍的這些事實吧：歷史正在局部地重演，而且已經不只一次。早就有人指出，從 1999年開始的對法輪功的全面鎮壓，就是文革中的政治迫害的繼續。為什麼人們總是視而不見，見而不驚、不思呢？在這世紀末的最後兩年裹，連續發生對下層弱勢群體與知識份子文革式的彈壓，這說明並預示着什麼，難道還不應該引起警覺與深思麼？

人們自然要追問：為什麼在今天的中國大陸，文革的歷史仍能在局部的範圍內重現？

最根本的原因在於，改革開放的二十年裹，儘管在經濟上得到了發展，但導致文革的一些基本的觀念、思維方式，以至言說方式……仍然深刻地影響、支配着大陸的政治、思想、文化生活；導致文革的體制（特別是政治體制）更是基本上沒有變。

就以這次的大批判而言，無論是官方的批判，還是民間極左派的批判，都是從一個基本的觀念出發的，即所謂“陣地意識”：“大學是一個陣地，無產階級不去佔領，資產階級就要去佔領”，他們事實上是將錢理群作為大學裹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來批判的。而這正是典型的文化大革命的命題。當年，毛澤東發動文革是從教育與文化領域開始的，他有一個基本的估計：在思想文化教育領域，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他因此急呼：“資產階級統治學校的情況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而今天，錢理群的批判者也同樣這樣提出問題：“目前我們的高等學校到底是在培養革命接班人呢還是在培養革命的掘墓人？”──這背後隱藏着的基本觀念依然是：將知識份子視為異己，特別是將思想獨立，不受控制，而又在學生中有影響的知識份子看作是與自己爭奪下一代的主要威脅，因此，必須在思想文化教育領域不斷開展“興無（產階級）滅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而文化大革命用毛澤東的說法，正是這樣一次 “全面的階級鬥爭”，因此，文革一開始就將“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定為“革命”的主要對象之一，而所謂“黨内走資本主義當權派”也是黨内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後台。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在各個領域，各個單位揪“大大小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這一次，當最高領導人將錢理群作為大學裹的資產階級代表點名批判，之所以在高校與知識界引起强烈反響，在北大，甚至“大有文革開始時那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氛”，就是因為人們從文革的經驗中敏感到，點錢某的名只是一個開始，下一個將輪到誰呢？而且確實有些部門、有些學校的領導就已經或開始準備批判本單位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了。──應該說，文化大革命是有自己的邏輯的：只要堅持“興無滅資”的階級鬥爭的基本觀念這個大前提，文革中發生的各種事情都是會重現的。

問題是這樣的階級鬥爭觀念與邏輯不僅為掌權者所依然堅持，而且被某些知識份子所熟練地掌握與運用，他們是如此輕易地將思想與學術上的不同觀點，納入“興無滅資”的階級鬥爭的軌道，無限上綱，並且完全自覺地充當“階級鬥爭的哨兵”，扮演告密者的角色，借助權势的力量來排除異己：這次對錢理群的批判即是這些知識份子與權势者的合謀，而且配合的默契，甚至超過了文革時期。而特別發人深省的是，連一些過去的政治運動（例如“反右”）的受害者也加入了批判大軍，而且同樣採取了向各級領導打小報告的手段，試圖借助權勢將不同意見者置於死地。應該承認，正是這些知識份子與普通民眾，構成了文化大革命在中國的局部重演的群眾基礎。上有權勢者的發動，下有部份群眾（包括知識份子）的響應，錢理群這樣的知識份子就真的在劫難逃了。

這裹，一再提及權勢者，在中國，他們是擁有不受任何監督，而又無所不在的絕對權力的，正是這樣的極權政治制度，是毛澤東能够根據個人意志發動一場禍及全民的文革運動的最根本的原因。文革結束了，原有的體制中的很多方面都受到了有力的衝擊，也發生了不同程度的變革，但政治權力的高度集中這一根本體制卻始終未變。這一次在對錢理群等知識份子的批判中，更是充分地顯示了極權的威力。只要是被權力部門，特別是高級領導人點了名，這個人就成了“有問題的人”，甚至是“敵人（思想與政治的敵人） ”，即所謂“欽點要犯”。一聲令下（甚至僅僅是“打招呼”）就可以動員一切組織力量，實行全面的封殺，一夜之間，一個人的名字就從所有的報刊，雜誌、出版物、廣播、電視……上消失了，如此肆無忌憚，而又不露痕迹（連正式文件都沒有）地剝奪一個公民的言論自由，為當今世界所罕見。同時，又動用壟斷在手的傳播媒介進行單方面的“大批判”，對被批判者這是不容申辯的精神審判，暴力語言的壓迫，對讀者也形成精神控制，這樣的輿論一律無疑是一種思想的專政，它是為進一步的行使鎮壓之權作準備的。因此，公開的點名批判與秘密的專政機關的介入是同一個組織動員的兩個方面。這樣一個極端集中壟斷的覆蓋一切的一手遮天的沒有制約的極權體制所佈下的天羅地網，對被剝奪了一切權利的毫無依傍的個體生命的精神壓力，是非親歷者所絕難體會的。

在我的感受中，這長達一年多的、至今也未見結束迹象的“大批判”，是一次漫長的精神磨難。

且不說沒來由的封殺，不講道理的語言暴力，無端的栽贓……，都會引起你的憤懣、屈辱與無奈，更難以忍受的是一種整體的被動狀態：權势者可以在任何時候、採取任何手段整治你，如果暫時不想或不便整治，也可以把你晾在一边，你時時感到一把劍始終懸在頭上，卻一直不落下來，這不但會使你煩躁不安，更會激發你的對可能出現的迫害的瘋狂的想像，對於一個敏感的知識份子，一個文學的研究者，這樣的想像是極可怕的。

權勢的迫害將你置於政治與思想風暴的旋渦中心，同時又剝奪了你作出任何反抗，以致反應的可能，這樣一個無力保護自己的公眾人物，是最容易被傷害的：任何一個無聊的文人（我們這個一切流氓化了的時代正不斷滋生着這樣的“文人”）都可以將最肮髒的污水潑在你的身上；而見利忘義的商人與准商人甚至從你的受迫害中發現了利益而妄加利用；一些曾自稱是你的朋友或學生的人，也有意無意地向你射來流彈；而當受迫害居然成為一種資本，一些不相干的人也把你引為同道，你甚至忍不住要拒絕承認自己受到迫害……。這一切，對於一個具有道德潔癖的書生的精神損傷，是難言的，它所產生的污濁感是永遠也擺脱不掉的。它不僅會將由於反抗迫害而帶來的某種崇高感銷釋殆盡，而且連自己都會覺得無聊起來……。

不可否認與迴避的，還有恐懼感，時時襲來的恐懼感。我任何時候也不會忘記那一個晚上：在批判的風暴達於最高峰時，我與老伴不能不坐在一起討論可能會發生什麼，我們將如何應對。說着說着，我突然停下來，也制止老伴說下去，我低聲問道：“我們這間客廳會不會被安上竊聽器？……”說到這裹，我和老伴的臉都白了，心也狂跳不止。這樣的恐懼的突然襲擊以前也曾爆發過一次：一天，我正上着課，突然瞥見一個不像學生，神態異樣的人坐在那裹，立刻閃過一個念頭：這是安全部的特務！就在這刹那間，腦子突然出現一片真空，處於無語狀態……。這樣的恐懼，顯然不是知識份子過於敏感與膽怯：在極權體制下，對被最高權力者認定的思想異己者，從來都是不僅要實現精神控制，更要動用專政手段進行監控的。至於採用什麼手段，則因人因事因時而定；因此，我的安上竊聽器的恐懼，可能是事實，也可能僅是我的幻覺、想像。而這種幻覺與想像也正是權勢者所追求的：他們正是要通過這樣的真實的和想像的恐懼，來懲罰與制服不馴服的知識份子。

但要真正制服也沒有那麼容易。

極權體制可以不變，權势者的基本觀念也可以不變，可以動員一切力量來控制人們的思想，但人心的變動他們卻阻止不了。文化革命的歷史畢竟不能全面重演。這裹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人心變了。

文化大革命可以看作是中國的極權政治的頂峰時期。其中一個重要方面是極權政治體制得到了大多數知識份子與民眾的支持，甚至還享有絕對的權威性。因此，文化革命的前夕與初期，當毛澤東和黨中央點名批判“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從周谷城、翦伯贊……到“三家村”），幾乎是得到大多數知識份子的支持的，廣大工、農、兵群眾更是一呼百應，即使是有不同意見，也是首先懷疑、檢查自己：為什麼思想上跟不上，而在行動上，更是“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那時，確實是毛澤東、黨中央指向哪裹，人們就打向哪裹，迅速形成全民批判，被批判者真正是陷入了毛澤東所說的“人民群眾的汪洋大海”之中：這樣的全民專政是可怕的。

而到了二十世紀末，已經是人心大變，大多數人對權勢者的任何號召，首先是用懷疑的眼光去進行審視，相當多的人甚至從反面作出判斷，這就是這些年人們經常所說的“越批越香”。響應者當然會有，一定時候也會形成聲勢，這就是前文所强調的，權勢發動批判也是有一定的社會、群眾基礎的，但文革那樣的全民的大批判是難以出現了。這實際上是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人心的喪失。

因此，在這一次大批判中，儘管背着“欽點要犯”的罪名，卻沒有众叛親離，不但得到老朋友的無保留的支持，還得到許多相識、不相識者的理解與支持，其中有些人也並不認同我的觀點與選擇，甚至有嚴厲的批評，但對權勢者或某些知識份子的大批判卻持堅决的反對態度。特別讓我感動的是不相識的讀者的來信與電話。一位我的第二故鄉貴州的中學生寄來了他寫的小說，在信的結尾突然冒出一句話：“向您表示强烈的支持。那些對您强烈不滿的人，時間會證明，他們是錯的”。樸實的幾句話幾乎讓我落淚。還有一位大學生在電話裏給我朗誦了一首《一個被解職的教授的自慰的歌》，後又寄來了譯文。這是十九世紀的德國詩人霍夫曼（Hugo Hofmannsthal）寫的，他曾任布累斯勞大學教授，1840年因出版《非政治性的詩》被解職──

我曾經當過教授，

現在飯碗已經打破。

從前我能上台講課，

現在我可能幹點什麼？

現在我可以寫詩和思考,

完全自由自在。

沒有人可以束縛我，

直到遥遠的將來。

無論部長和陛下，

再也不來騷擾。

再不怕學生和庸人

以及大學的领導。

……

一邊讀，一邊發出會心的微笑……

更應該感激的是那些並不相識的記者和編輯，他們幾次衝破禁令，發表我的文章或消息，即使自己因此受到批評或處分，也毫不在乎。一位年輕編輯將這消息告訴我時，甚至在電話裹幾分得意地笑了起來，笑得我心酸。

而北大的校友、學生在網站上的帖子更讓我激動不已。我與北大學生之間的這種血肉聯繫，心靈感應，是任何力量也阻隔不斷的。作為一個教師，有了這樣的學生，無論付出什麼代價，都值了。

正是在這被點名批判的日子裹，我從周圍的人，從遠方的不相識者那裹，時時、處處感受着一種愛心，這對大批判所試圖煽起的仇恨的毒火，無疑是一個有力的抗衡。當他人遇難時，中國人，至少是相當多的中國人，不再落井下石，而盡可能給予愛的撫慰：這或許是文革以後最大的歷史進步，我從這裹看到了某種希望。

但我仍覺得孤獨。即使是與同情者、支持者之間也存在着隔膜，也依然有着不被理解的悲哀。

當有年長與年輕的朋友把我視為什麼“代表”，表示對我寄以“厚望”時，我總感到惶恐不安。權勢者已經把我當作是“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因此必除之而後快；如果另一種力量又將我視為“代表”，因而必要“保衛”之，那我自己獨立的個體生命將置於何地呢？我早就說過：“期待本身對我所追求的個體精神自由也是一種侵犯。我真的經常這樣想：我就是我，我是為自己而說話的，為什麼要成為某種‘代言人’，說人們希望我說的話呢？我之所以對自己越來越成為‘公眾人物’感到不安，煩躁，就是日益感到了失去自我的自由的危險。”（見《1999年總結》）

（以上文字寫於2000年12月：從2001年1月1日開始，又繼續寫下去）

在我看來，至少在我自己的感受中，當局對我的點名批判之所以不能接受，就是因為這是對一個普通公民，普通知識份子、學者，教師的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學術自由的干預與剝奪。在這一點上，我十分贊同北大學生在網上的分析：“錢先生並無違背憲法師德之處，他的自由表達是他不可剝奪的權利，也是中國政府業已簽署的《世界人權公約》所予保障的權利。對一個人的不公平，就是對所有的人的不公平；容忍對一個人權利的踐踏，就是容忍對所有人權利的踐踏”。我們所要力爭的是所有的公民（學者，教師）都應享有的“自由表達”的權利；如果陷入了“因為錢某人是一個優秀的教師，是什麼什麼代表，因此，對他的自由表達的權利的剝奪就是不能容許的”這樣的邏輯，就會自覺不自覺地容忍對無名的、甚至不太稱職的教師（學者）的自由表達權利的剝奪。在人（公民）的基本權利問題上，是不能有任何例外，不允許作任何讓步的。其實，在當今之中國，因為言論而受到種種處分、迫害的公民（教師，學者……），是數不勝數的；錢某人僅因為身處北大教授這樣的引入注目的位置，對他的點名批判才會引起如此强烈的反應，而更多的人卻在默默無聲中被扼殺了！在某種意義上，正是因為我們對無名者的扼殺的默默容忍，才引來了今天對錢理群這樣的所謂著名知識份子的扼殺，那麼，“下一個將輪到誰？”──所謂人權、公民權，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一個一個的生命個體的權利；只要有一個人（不管他是有名、無名的，有地位的、無地位的……）被剥奪了自由表達的權利，我們每一個人都不能說是真正自由的。我寧願從這樣一個角度去理解人們對我的聲援；同時清醒地意識到，自己還是一個幸運者（我因此對每一個為我主持公正者懷着真誠的感激），在現實中國，還有更多的默默的被扼殺者需要人們（也包括我自己）去關注與支持。

當看到北大綱站上一些學生表示要“不惜一切代價，挽留錢先生”時，我為學生們的師生之情與正義感所感動，卻也感到深深的不安。我立刻想起了文革中那恐懼的一幕：一位女學生就是因為對我表示了某種同情而被打成“反革命”，以至最後被迫自殺！我曾經為此寫過文章，說這是“永遠壓在我心上的墳”，並有過這樣的自省：“即使我真的‘罪孽深重’，與生俱來，也應由自己一人默默承受；為什麼偏不甘寂寞，要用青年的熱情慰藉一顆枯寂的心，結果卻讓他們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價：這豈不是用青年生命之‘重’換取了自己苟活之‘輕’？！”而這樣的歷史是絕不能再重演了！即使今天我在當局者眼中是“罪惡深重”，也應由我自己一人承擔，而絕不能讓青年學生為之付出任何代價！這對我來說，也是一條基本的底綫，否則我將永遠愧為人師。這一個世紀的歷史，都在反復地告誡人們：再也不能讓年輕人輕易地付出代價了！──這就是我在整個批判過程中，在堅持原則的前提下，一直採取低調處理，不願事態擴大的最重要的原因（另一個原因是我不願意事態擴大後外國政治勢力的介入）。儘管有些年輕人會認為我過於軟弱，但我的内心始終是踏實的。

與文革時期相比，更大的變化，還是發生在我自己身上。我曾在一篇文章裹，這樣談到了文革一開始突然受到批判時我的態度和反應：“當時我的思想既然已經被‘馴化’、‘半馴化’，而這場革命又是打着我所崇拜的毛澤東、魯迅的旗號，因此，命運注定我及我的同代知識份子中的大多數，在‘革命’風暴初起時，不可能對這場‘革命’本身產生懷疑，而只能在自己的靈魂深處去‘爆發革命’”，“我就是這樣地接受了文化大革命初期對我的種種批判：我否認自己是‘反革命’，卻真誠地承認自己是‘修正主義的苗子’，承認自己‘有罪’”（參看《心靈的探尋》後记）。正是這樣的有罪感導致了自我精神的徹底摧毀：這正是文革的發動者的目的所在，也是中國式的極權統治真正讓人恐懼之處。而這樣的精神“震懾力”在文革失敗以後，再也難以重現了。在這次大批判中，不管外部的壓力多大，我内心始終是坦然的，對自己所堅守的基本觀念始終堅信不疑，倒是從對方虛張聲势的批判中，看出它們的虛弱無理而報以輕蔑的一笑。從一開始，我就與老伴商量，定下了兩條基本底綫：一、絕不認錯，絕不作違心的檢討；二、絕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處分，如有關部門要强制處分，一定據理依法抗爭，絕不妥協，並準備承擔一切後果。我們這一輩子所做的違心的檢討，屈辱的妥協實在太多了，現在老了老了，就絕不能再做自我作賤的蠢事，一定要保住做人的一點骨氣與清白。──儘管這不過是回到常識，堅守的是一個知識份子的底綫，但我仍為自己有了這最後的覺悟而感到欣慰。

“我坦然，欣然。我將大笑，我將歌唱。”

而我尤感自豪的是，與我並肩站立的，還有我的老伴。十年前，一場大病以後，我曾在一本書的《後記》裹，這樣寫道： “‘她是我生活中永遠不倒的樹’，我樂於公開承認這一點，並無半點愧色。因為我知道，在她的心目中，我也是這樣一株樹──在充滿險惡的人世中，我們互相苦苦支撑：這就足够了”。而在世紀末的最後一年，當更大的險惡向我撲來，以至我第二次病倒時，又是她以自己柔弱的身軀挺身保護了我。平時，在處於順境之時，她會以自己的方式敲打我幾下；而一旦有難，就絕無半點怨言，也無任何表示，甚至很少過問，就在這一切正常之中，給了我一種安全感：無論發生什麼，我還有可以仰賴的自己的“家”。──我不能想像，沒有她，我將怎樣度過這人生的大劫。

（二）

我不想否認，我與我的批判者之間，是存在着某些原則的分歧的。這主要是三個問題：關於對待馬克思主義學說的態度：關於如何看待“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倫理觀；关於“食人的歷史”。

我曾經說過，我的研究“首先是出於個人的動機：把自己的一生理理清楚，特別是要把自己吃過的虧，上過的當，犯過的錯誤，付出過的代價（人們常稱之為‘學費’），理出個來龍去脈、前因後果，說出個‘道道’，總結出經驗教訓來。這樣的清理，說大一點，對我們的民族大概是有好處的，至少沒有壞處”。我還說過：

“‘二十世紀’對於生活在下一個世紀的中國人，無論如何是一個無法迴避的世紀遺產。而我們至今對這份遺產還是不或不甚清楚的。我總覺得有許多東西，包括一些令人悚然而思的歷史事實，一些可歌可泣的人與事，仍然是被遮掩着，或者被有意無意地忽略了。我想，盡我所能，把其中的一小部份弄弄清楚，好對後代子孫有個交代。”（參看《我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研究》）

以上三個課題正是在這樣的自覺追求下，進入我的研究視野的。

我和我的同代人從小就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教育，因此，要總結自己的一生，是不能迴避“我與馬克思主義的關係”這個問題的。開始，完全是一種外在的强制性的灌輸，馬克思主義真正對我的精神世界產生影響，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後期。無情的現實生活擊碎了我們的許多幻想，必須尋找新的出路。我們開始拋棄那些打着馬克思主義旗號的小册子，而直接去閱讀馬克思主義的原著：這在我們的思想發展中幾乎是决定性的一步。於是，我們發現了一個與學校教育灌輸給我們的完全不同的馬克思學說，並且發自内心地接受了它。我在文革結束後寫的第一本著作《心靈的探尋》裹，結合對魯迅的研究，這樣寫下了我所理解的馬克思學說與魯迅思想──

“馬克思對自己的思想和任務的說明，也同樣適用於魯迅及其同時代人：‘新思潮的優點恰恰就在於我們不想教條地預料未來，而只是希望在批判舊世界中發現新世界。……我們的任務不是推斷未來，和宣佈一些適合將來任何時候的一勞永逸的决定。……（而）是要對現存的一切進行無情的批判’”。

“魯迅就這樣‘永遠結束了以為人的思維和行動的一切結果具有最終性質的看法’，而達到了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相一致的看法。

恩格斯說：‘歷史同認識一樣，永遠不會把人類的某種完美的理想狀態看作盡善盡美的；完美的社會，完美的‘國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東西’。恩格斯接着又說：‘正如資產階級依靠大工業，競爭和世界市場在實踐中推翻了一切穩固的、歷來受人尊崇的制度一樣，這種辯證哲學推翻了一切關於最終的絕對真理和與之相適應的人類絕對狀態的想法’”。（文中所引均見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如果仔細考察我在此之後的研究著作，就不難發現：打破對所謂“盡善盡美的社會、國家、制度、人性，最終的絕對真理”的烏托邦幻想，正是幾乎貫穿我的所有的著作的基本思想綫索；在我自覺地“對現存的一切進行無情的批判”的時候，馬克思學說的徹底批判精神顯然是我的重要的思想資源之一。

在八、九十年代，當我有可能更廣泛地接觸馬克思學說之外的人類精神文明成果時，我的思想視野就有了新的開拓；但仍然沒有忘記從馬克思學說那裹吸取精神滋養。特別是在九十年代，當我苦苦地尋求作為我的現實批判的立足點的價值理想時，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提出的“代替那存在着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裹，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的思想，又給了我極大的啟示。當我發現魯迅的“立人”思想與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思想存在着根本的相通時，更是興奮不已。於是，在《六十劫語》的《代序》裹，我這樣宣佈了自己的選擇：“把‘個體精神自由’確定為彼岸性的終極追求，這也就確立了在中國現實變革運動中思想文化上的徹底的批判立場：堅持對一切形態的奴役體制、奴役現象的揭示和批判，堅持對一切人（特別是知識份子）各種形態的奴性的揭示和批判，堅持對自我已經、或可能出現的奴性與壓抑他者的傾向的揭示與批判”。我說：“這是一次自我的安身立命”，“不過是對青年時代的‘消滅一切人壓迫人、人剝削人現象’的理想的更高層面的確認與昇華，同時奠定了今後歲月生命的新的基礎”。──這實際上就是我這些年所有的寫作（包括讓一些人很不舒服非滅之而後快的文章）的一個中心點。

我當然不是馬克思主義的信徒（我對“信徒”這一詞一直持懷疑態度）；但馬克思學說對我的人生道路始終有着重大影響，並且是我的思想與學術的重要的精神資源，這都是不爭的事實。我始終認為，馬克思學說是人類文明的重要成果，馬克思無疑是十九世紀以來世界最偉大的思想家之一。特別是在世界資本主義一體化的今天，在一方面還沒有完全擺脱封建專制的壓迫，同時又面臨着資本的新剝削的情況下，馬克思學說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他的爭取被壓迫者與被壓迫民族的徹底解放的立場，都仍然能給正在尋找新的精神出路的人們以有益的啟示，因而保持着某種生命的活力。──這些年，我確實很少談及對馬克思學說的這些看法，原因也很簡單：魯迅早就說過，當封建軍閥也宣佈自己“信仰三民主義”時，“真的總理（按：指孫中山）的信徒，倒會不談三民主義，或者聽人假惺惺的談起來就皺眉，好像反對三民主義模樣”（參看《魏晋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关系》）。坦白地說，當我看到我的批判者們是如何假惺惺地大談“保衛馬克思主義”時，是不能不為馬克思感到悲哀的。

這就談到了馬克思學說在中國及世界的命運。我們已經說過，馬克思主義在本質上是一個批判的、革命的學說。當人們處於被壓抑的地位時，是從馬克思學說的批判性、革命性中獲取精神力量的。而當人們依靠革命獲取了政權，馬克思主義也隨之成為佔主導地位的統治者的思想時，就面臨着一個新的問題：馬克思學說的懷疑、批判精神是否適用於自身？在現實生活中這不是一個學理的問題，而是與利益直接關聯：既得利益者從現存秩序的絕對穩定的需要出發，對此作出了完全否定的回答，這就在實際上賦予馬克思主義以一種最終的絕對真理性，而如恩格斯所說，這樣的最終的絕對真理性正是馬克思的辯證哲學所要竭力推翻的──事實正是這樣：當人們試圖閹割馬克思學說的批判性與革命性時，就開始了對它的背離。從表面上看，人們似乎也在談論：馬克思主義需要發展（我的批判者也是這樣來反駁我的），但有權對馬克思主義作出發展的僅是少數領袖人物，這是一種壟斷權力，即我可以質疑，修正，不管正確與否，都是發展；你（知識份子，普通民眾，以至普通黨員）如有質疑，批判，不管是否有理，都是反馬克思主義。這樣的解釋權與所謂發展權的壟斷，不僅具有强烈的專制主義氣息，而且也為將馬克思學說實用主義化大開方便之門，這就在閹割馬克思學說的革命性的同時，也閹割了馬克思學說的科學性。馬克思主義實際上已經從一種科學學說變成統治工具，由此開始了它的悲劇命運。本來，作為一個信仰集團，接受馬克思學說作為自己的指導思想，只要是發自内心的選擇，這是無可非議的。但作為一個執政黨，如果出於永遠壟斷國家權力的需要，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將一黨的指導思想變成國家的指導思想，使馬克思學說成為一種國家意識形態，賦予其統一全民思想的功能，這就實際上將與其本性絕不相容的專斷性强加於馬克思學說。既是法定的國家意識形態，就必然通過國家教育體制强制灌輸：不管同意不同意，都必須無條件接受。而且可悲的是，所接受的並非馬克思學說的原著，本意，而是對馬克思學說的種種實用主義的解釋，這就完全扼殺了受教育者的獨立思考與判斷，從根本上窒息了他們的批判，懷疑，創造精神。作為法定的國家意識形態，馬克思學說事實上成為判斷是非的唯一標準（儘管人們不斷地宣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甚至在學術討論中只要論證對方的觀點是非馬克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這兩者事實上不可分）的，其錯誤性，非真理性也就不言自明。更進一步，對馬克思學說的任何非議，都會成為一個罪名，引發了不知多少人間悲劇：這都是在我們這塊土地上真實發生過的事實，只是有些人不願、不敢正視而已。

我的批判者說：我們不是提倡“百家齊放，百家爭鳴”嗎？不是也主張吸取人類的精神文明的成果嗎？其實，毛澤東在提出雙百方針時，即已明確提出：“我們提倡百家爭鳴……可是就世界觀來說，在現代，基本上只有兩家，就是無產階級一家，資產階級一家”，爭鳴只是手段，目的是要通過爭鳴，或者說通過鬥爭，來發展無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這一家，戰勝以至消滅資產階級這一家。所以後來就有“興無滅資”這樣的說法。這次大批判中强調無產階級要佔領陣地，正是“興無滅資”思路的延續。這裹的理論前提就是認定無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具有終極意義的絕對真理性。因此，强調吸收其他精神成果（按毛澤東的二分法，自然都是資產階級的），充其量也是承認其有限的真理性（按過去流行的說法，就是不自覺地在某些方面與馬克思學說暗合），而最終必須納入到馬克思學說的體系之中，仍是變相的真理壟斷。而這樣的壟斷是一把雙刃劍，在禁錮人們的精神，扼殺非馬克思主義思想的發展的同時，也導致了馬克思學說自身的僵化：不僅貶低、壓抑，以至否定馬克思學說體系之外的思想，而且在體系內的多種派別中，也只承認其中或許是最為僵化的一家──我的批判者所堅持的馬克思主義其實就是列寧、斯大林的布爾什維克主義，並且拒絕任何反思，這樣的自我封閉，就從根本上扼殺了馬克思學說的生命活力和一切發展生機。

在當今中國，馬克思主義確實存在着危機──這危機並不在於它自身價值的失落（相反，馬克思學說的力量將會越來越被更多的人們所認識），也不在於有人批評它，對它人為的壟斷地位提出質疑，而恰恰在這些自稱馬克思主義的衛道者們對它的壟斷，曲解，利用。正是有屆於此，我在接受摩羅的訪談，談到馬克思主義時，說了這樣一番話：“馬克思主義無疑是一個重要的學說，在我看來，至今仍具有生命力；但它只是諸多學說中的一種，如果在整個社會的教育體系中，將某一種學說、思想置於獨尊的地位，這就落入了蔡元培所極力避免的宗教迷霧之中。”（《語文教育的弊端及其背後的教育理念》，文收《拒絕遺忘：錢理群文選》）這正是試圖將對馬克思學說的認識，拉回到常識上來。在我看來，這無論對我們民族思想的解放，還是對馬克思學說的健全發展，都是至關重要的。

“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倫理觀也是深刻地影響了我一生，並且被一些人宣佈為是不容置疑的“絕對真理”。

但我們的反思正是要從這似乎不容置疑的前提開始。──這也是這幾年我所做的工作。

既是“毫不”，又是“專門”，既散發着理想主義的光輝，又具有道德純潔性的神聖色彩，並且得到了中國傳統的支持：宋明理學家就是一直在不遺餘力地宣揚“存天理，滅人欲”。這種道德理想主義對中國人的心靈別有一種威懾力，彷彿對它稍有腹腓也是有罪的。因此，“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先驅者們在發動道德革命時，不能不用極大的力量批判鼓吹“存天理，滅人欲”的道學家，並進而確立了“神性與獸性的統一，精神與物質的統一，群體性與個人性的統一”這樣的更為健全的人性理想，提出了“自他兩利”的新的倫理觀（參看周作人：《人的文學》，魯迅：《我之節烈觀》）。

“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倫理觀，無疑是五四的倒退，是“存天理，滅人欲”的倫理觀的復活，但又打着“革命倫理”的旗號，具有更强烈的烏托邦的理想主義色彩，並且通過權力的作用，長期强制灌輸，更是神聖不可冒犯。

但權力的支持，並不能掩蓋這種高調倫理的先天的理論的漏洞：它把人變成純精神的存在，而根本否認人的自然性；把人的群體性推向極端，而根本否認人的個人性；同時將一種絕對精神（可以叫“天理”，也可以稱“革命”或“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高懸於人之上，要求人為之無條件地奉獻，犧牲一切，直至生命，從而使每一個生命個體都成為實現絕對精神（天理，革命，必然規律）的意志的工具。發展到極端，就會產生以“天理（革命）”的名義任意傷害人的生命的嚴重後果，所以前人早就有“以理殺人”的說法。

而對我這樣的中國人，這並非純理論的推斷，而是嚴酷的現實。每一個有過文革經歷的人都會記得，我們是怎樣被强制天天讀“老三篇”（我的批判者竟把“批評老三篇”作為我的罪狀，而忘記了“老三篇”正是文革時期的概念），按照“毫不……，專門……”的“最高指示”去“狠鬥私字一閃念”，“早請示，晚彙報”，向“毛主席老人家”“請罪”。為了贖罪，又有多少人心甘情願（？）地向文革的革命祭壇獻出了自己的生命！──我的批判者故作天真地問：“何曾‘要求’何曾‘强迫’任何人‘犧牲生命’？更何曾提出‘可以殺人’？‘純潔’和‘可愛’又怎樣‘轉化’為‘可怕的東西’？”這倒是暴露了他們的一切雄辯無非是要掩蓋歷史的血腥，並且從血腥中挖掘出種種美來。這當然是徒勞的。血的歷史告訴我們：純潔而美好的理想主義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是可以轉化為血腥的專制主義的。這種“浪漫主義的專制主義”正是中國式的極權的特點之一。作為一個人，當然應該有精神的理想的追求，但又必須警惕有人將這樣的追求推向極端，用道德理想主義殺人。人們很容易地就從我的批判者大義凜然的檄文裹發現以理殺人的道學家的印記；坦白地說，對這樣的（以及以其他形態出現的）道學家，我懷有天生的反感：他們的虛偽與霸道讓我噁心。

所謂高調道德必然是偽善者的道德。魯迅早在五四時期就說過：“道德這事，必須普遍，人人應做，人人能做，又與自他兩利才有存在的價值”（參看《我之節烈觀》）。這裹說的也是常識。每當我讀到那些道貌岸然的批判文章時，總忍不住想向批判者提出這樣一個常識性的問題：你能做到“毫無”自私自利之心嗎？你真的是為了“專門”利人而活着嗎？我倒是常常從批判者“毫不利己”的宣言中看出他們的私心，即所謂利益驅動。這次大批判的最初告密者，對中學語文教育的大討論如此深惡痛絕，非扼殺撲滅之不可，錢理群不過是找到的一個突破口而已，這難道不正是因為大討論對他們在中學語文界的霸權地位提出了挑戰，對他們的既得利益形成了威脅嗎？這就說明，他們高談“毫不……，專門……”，是自己不準備實行，而專門要求別人的，甚至他們心裹也明白：別人也做不了，因此，不過是一種表演，一種革命姿態，做戲而已。所以我們如果要認真地與他們論理，那就不免是書生氣十足了。

為了使自己的表演略有可看性，他們煞有介事地問道：“你們反對‘毫不……，專門……’，不就是鼓吹‘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資產階級腐朽的倫理觀嗎？”這又是典型的二元對立模式：要麼“毫不利己”，要麼“專門利己”。應該說這對好走極端的中國人來說，還是有混淆視聽的作用的。如前所說，“毫不……專門……”的高調道德在文革時期達到了極端；而在近二十年的商業大潮中，彷彿是對高調道德的懲罰和反動，又走向了另一個極端：物欲橫流的利己主義思潮泛濫。應該特別指出，導致這樣的泛濫的最根本的原因還是這些年權錢交易的惡性發展，權力的腐敗從根本上敗壞了社會風氣。人們對此的種種不滿與憂慮是可以理解的。但反對物欲橫流的利己主義思潮就一定要返回到“毫不……專門……”的高調道德那裹去嗎？“五四”的先驅者所提出的自他兩利的倫理觀，就沒有將利己與利他截然對立，而追求二者矛盾對立的統一。坦白地說，我所認同與追求的正是這樣的倫理觀。在具體的實踐與操作中，如何處理利己與利他，個人利益與群體利益的關係，這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問題；但有一點在理論上卻必須明確：絕不能藉口利他而要求無條件地犧牲個人，即所謂“毫不利己”：這也是一條基本的底綫，是絕不能讓步的。

當我們談到“以理殺人，用道德理想主義殺人”時，就已經涉及“食人”問題。

這更是一個典型的“五四”命題，魯迅的命題。魯迅在中國現代文學的開山之作《狂人日記》裹第一次提出：中國的歷史書上寫滿了“吃人”兩個字。他在給許壽裳的信中談到《狂人日記》中更明確指出，他在讀了《資治通鑒》以後，發現“中國人尚是一個食人民族”。魯迅自己說，這一發現“關係甚大，而知者寥寥也”。以後，魯迅在考察中國的歷史與現實時，一再地重新回到這個命題上來：1925年，魯迅在《燈下漫筆》裹，作了這樣的概括：“所謂中國的文明者，其實不過是安排給闊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謂中國者，其實不過是安排這人肉的筵宴的廚房”，“人們就在這會場中吃人，被吃，以向兇人的愚妄的歡呼，將悲慘的弱者的呼號遮掩，更不消說女人和小孩”。魯迅並且說：“不知道而讚頌者是可恕的，否則，此輩當得永遠的詛咒！”1927年，魯迅在《小雜感》裹，又對近代歷史作了這樣的概括：“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的被殺於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殺於革命的。不革命的或當作革命的而被殺於反革命的，或當作反革命的而被殺於革命的，或並不當作什麼而被殺於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直到 1931年魯迅在《上海文藝之一瞥》裹，還在批評一些人“將革命使一般人理解為非常可怕的事，擺着一種極左傾的兇惡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他反復告誡後人：“其實革命是並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顯然懷着某種隱憂。──可以說，對食人問題的思考貫穿了魯迅的筆耕生涯，這是魯迅的基本命題之一。順便說一句，魯迅關於食人的這些論述，震聾發聩，驚醒了不少人。當然，也有不同意見的，但從沒有人因此而給魯迅加上什麼罪名。寫作《狂人日記》與《燈下漫筆》時，魯迅還是北大的講師，好像也沒有任何人為此找過他的麻煩。

我所做的，無非是介紹魯迅的觀點，說出我自己的理解。這都是我作為一個研究與講授魯迅思想與文學的學者、教師份内的事。我强調了三點：首先是魯迅所說的“吃人”，不僅是象徵，而且是實際的吃人、殺人。最可怕的是，中國人還製造出種種理論來證明吃人的必要性，合道德性。比如，“殺反革命、不革命”，像魯迅說的，認定“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的都得死”，其實是“異己者都該死”（因為別人革命不革命是自命的革命者自己定的）。於是就出現了魯迅所說的“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的惡性循環，“這樣，我們中國近百年的現代歷史就變成了一部不斷地殺人，輪迴地殺人的歷史”。據說最後這句話惹得龍顏大怒，構成了我的主要罪狀。這本是一個事實陳述，可以憑藉權力禁止說穿點破於一時，但事實的存在卻是永遠也抹煞不掉的。而由此引發的對我的咬牙切齒的大批判，正是說明支配着權勢者的言行的依然是異己者都該死的殺人邏輯──在中國，口誅筆伐與實際解決之間，文功與武治之間，原只有一步之差。

這就涉及我要着重討論的第二個問題：中國的知識份子在這部食人的歷史中起了什麼作用。魯迅也早有論述，他指出，知識份子喜歡爭論，這本來是正常的；但一旦筆戰打不過對手時，有的人就會向將軍、皇帝告密，求援，借助武力與權力置對方於死地，以濟其批評之窮，魯迅因此稱這樣的知識份子為“乏走狗”（參看《“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在某種意義上，這樣的知識份子比他的主子更卑劣，因為將軍、皇帝是公開殺人，知識份子是製造輿論鼓勵別人殺人，自己身上好像沒有血迹，但卻無法掩飾歷史的血腥：“一部‘五四’以後的中國思想文化史也就是中國知識份子互相慘殺的歷史”。據說最後一句話又激怒了許多人，看來是擊中了要害：這一次對我及一些知識份子的的大批判，不正是一些知識份子不斷地告密，製造輿論，與權勢者合謀的結果嗎？而知識份子一旦掌權，成為新貴，其殺人（特別是殺知識份子同類）的兇狠將遠遠超過舊官僚，這難道不是我們必須面對的嚴酷的現實嗎？

我還想討論的是，這樣的食人史與中國的國民性的關係。這其實是魯迅等五四先驅者關注食人問題的最初動因之一。魯迅早在本世紀初即提出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就是“誠”與“愛”。以後魯迅在《兔和貓》等作品中也一再感慨造物主“實在將生命造得太濫，毁得太濫”，中國人太多，在人們的觀念中，人的生命也就彷彿失去了價值。中國國民意識中最缺少的就是對生命的敬畏感，對人的個體生命採取漠視的態度。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國民潛意識深處的嗜殺性，既缺少愛，又無懼怕之心，這樣的嗜殺性，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被誘發出來，是什麼傷天害理的事，都可以做出來的。人們應該記得，在文革時人為的階級鬥爭製造出來的全民的仇恨與怨毒是怎樣誘發了國民的嗜殺性，傷害與屠戮了多少無辜的生命。人們更應該正視，在當今的錢權大交易中，瘋狂的權欲與物欲再一次誘發了人的噬殺性，出現了多少不惜傷害人的生命的假冒偽劣、濫殺無辜的惡性事件。就在這次大批判中，人們仍然可以發現，批判者們是怎樣用心險惡地煽動仇恨情緒，妄圖將嗜殺性重新誘發出來，以達到自己剪除異己的目的。──這樣，批判們就用自己的言行證實了魯迅等先驅者關於食人的思想並未過時，我的故鬼重來的憂慮並非杞人憂天。

從以上對我的觀點的簡要闡述中，不難看出，我的這些看法，既是對自己及同代人歷史經驗的總結，又是對“五四”先驅者，特別是魯迅的一些基本立場與觀點的一種堅守，而且說的都是常識。如果有人因此批評我的學術研究缺乏更大的原創性，價值有限，這也是我所承認的。我在不只一個場合，都這樣說過：魯迅常說他的文章“如一箭之射人大海”，不起什麼作用，更何況我們對魯迅作品的闡述呢？但有限的自信也還是有的：因為我的寫作首先是為個人的，自己回到常識，還個清醒，意義就絕不小；而且我們正生活在常識匱缺的時代，說點常識，對他人也會有點意思，像這回就招惹得這麼多人（包括一些大人物）如此的不舒服，大概是觸動了某些敏感神經：這也算是一種價值。

說起來，我的討論所涉及的某些對象，在今天中國的現實生活中，本來就已經沒有多少人認真關注了。比如馬克思主義，利益驅動早已代替了信仰，權勢者不過將它當作高高掛起的旗幟，真的要統一思想時，用的也不是它，而是別的什麼理論、學說。它與廣大民眾和年輕人更無關係，至多是大、中、小學生應付考試時臨時背誦的條文。就連知識份子、學者中，認真研究馬克思學說的人，也是少而又少。真正尊崇馬克思主義，並準備實行的，當然還有，並且也有可能不斷發展，但他們一旦作出這樣的選擇，也就必然與現體制發生衝突，處於邊緣化，以至被壓制的地位。至於“毫不……專門……”的倫理觀，更是成為純粹的宣傳，甚至這樣的口頭文章也越來越少。權势者選擇了以個人利益為原初動力的市場經濟，就同時拋棄了“毫不利己”的烏托邦倫理，他們高喊的中國特色不過是要用國家利益、集體利益的名義，來掩蓋在錢權交易中對老百姓的瘋狂掠奪。面對權力的不可遏制的大腐敗，今天，即使是再天真的中國人，甚至權勢者自身，也不會相信“毫不……專門……”的宣傳，更不用說真的去實行。而且上行下效，權勢的腐敗正在向全民的腐敗蔓延，這正是每一個中國人天天面對的現實。只是由於權势的高壓，沒有人願意說破而已。這樣，無論是馬克思主義的旗幟，還是“毫不……專門……”的倫理，都只是一種表演，都是做戲。這樣的腐敗與做戲的結合，構成了真正的社會危機、民族危機與信仰危機。這次在北大的網上，有學生說我是《皇帝的新衣》裹的那個孩子。我可能就是因為說了幾句常識，真話，從而破壞了做戲的規則，就應該受到嚴厲的懲罰吧。

從根本上說，這更是統治的危機。權势者之所以不顧自己的實際作為與理論宣言之間的巨大反差，一意孤行地要把戲做下去，也有它不得已的一面，因為這樣的思想的獨尊與烏托邦倫理正是他們權力合法性的來源之一。儘管這兩大權力支柱已經在實踐（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實踐）中暴露出了其專制主義的本質，並且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害，因而從根底上發生了動搖，但權势者卻一定要抓住不放，越是危機重重，抓得越死。特別是在這些年黨内鬥爭中，人們已經發現了一個規律：鬥爭越激烈，權力的角逐者越是爭先恐後地表現自己在政治上的堅定、忠誠與可靠，作出保衛旗幟的種種姿態，以便取得繼承權力的合法性。實際上日夜糾纏着這些權勢者，讓他們坐臥不寧的，正是這合法性的問題，所謂統治的危機，就是合法性的危機。

本來，中國的經濟發展到今天這個水平，已經將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提到了歷史發展的議程上。或者說，現在解决長期困擾中國人民的極權體制問題的時機已經成熟，甚至具有了某種迫切性：再拖下去，就會嚴重制約經濟的發展，影響整個民族未來的發展。儘管屆於歷史的經驗教訓，人們期待這是一個和平的，漸變的過程，但無論如何，必須有一個開始。這就是這些年我一直强調“開始要早，步子要慢”的意思：我擔心的是，客觀條件尚可的時候，由於主觀的利益蒙蔽，死死地頂住不改；矛盾逐漸積累，日趨激化，到了局面難以控制的情況下，或孤注一擲，以武力解决，或驚惶失措，一夜之間，驟然突變，那就必然造成社會的動盪，給整個民族帶來新的災難。而現在權勢者卻通過對部份知識份子的封殺與批判，向世人傳遞出一個信息：他們將繼續推行新權威主義，在經濟上相對開放，而在政治與思想領域採取更為保守的態度：拒絕在政治體制改革上有任何實質上的開始，並强化思想的控制，以維持極權統治的穩定為最高目的。這樣的信息在二十世紀的最後一年發出，自然是有一種格外的嚴重性的：它給二十一世紀中國與世界的發展蒙上了陰影，預示着中國人民要實現建立民主、自由、平等、富强的現代國家的理想，還要準備走一條比預期的遠要曲折與漫長的道路。

（三）

這一次大批判還有一個意外的收穫：我被推到了輿論的中心的位置，人們除了議論事情本身的曲直，更對我的人生道路、學術道路的選擇，以至我的為人、學問……等等，都作了種種評議，在北大的網上，還展開了爭論。這就使我自己也有了可能重新審視所走過的道路。

坦白地說，面對眾說紛紜，我的反應是相當複雜的：這些議論中有誤解，有理解，也有忠告，都足以讓我深思。

有人反對“新的造神運動”，這也是我所主張的：我們應該拒絕一切神。但指明我已經成為北大的“新神”，則恐怕未必能確切地反映我與北大學生的關係。在批判高潮中，我與北大的領導之間有一段對話：某領導對我說：“老錢（不知道為什麼，在北大，無論老師、學生，還是領導，都稱我為‘老錢’），你在學生中登高一呼，我們這裹就非常緊張。”我回答說：“你們根本不理解我，不理解北大學生，更不理解我與學生的關係。第一，我從沒有、也絕不會在學生中‘登高一呼’；第二，即使我真的呼了，北大學生也未必會聽我的，更不會跟我走”。我於是向這位領導講了一件事：1999年我被北大學生選為十佳教師之一以後，一個自稱“你不認識的學生”給我寫了一封信，其中有一段話：“很喜歡您的笑，笑得天真，爽朗，沒有機心，燦爛極了。我想，一個可以那樣笑的人，絕不會不可愛（請原諒我的‘童言無忌’）。喜歡您，為了您的真誠，為了您的赤子之心”。我還告訴這位領導：我讀了學生的這番肺腑之言，真有如獲知音之感。“一個可愛的人”，這就是我在相當多的北大學生心目中的真實形象，也是我最為珍惜的一個評價。這當然不是神（沒有一點神的敬畏感），而是可以親近、信賴，也可以批評，甚至調侃的朋友。朋友身上自然有讓人喜歡的地方──不管我在自己的論著中怎樣不斷地批評道德理想主義，說了許多嚴峻、悲觀的話（批判者因此給我戴上“虛無主義”的帽子），但北大學生始終把我看成是一個真誠的充滿激情的理想主義者。一位學生聽了我的課以後，寫了這樣一段話：“我很欣賞老師的這門課，這種生活方式。雖然有現實生活中的種種束縛，還是能活得很自由自在，在思想上始終堅持一種自由的狀態，永遠對自己的愛好，自己的事業充滿激情，對自己的生命也充滿激情”。學生在世紀末的校園裹發現了這樣一個理想主義者，是喜歡，是欣賞，或許也有點被吸引，甚至發出某種感慨（這位學生在對我作了上述評價以後，就這樣說：“回想我這幾年的大學生活，我覺得我的心態已經老了”）。但也僅此為止：學生們絕不會因為喜歡、欣賞這樣的理想主義者的朋友、老師，而以其為榜樣，照着去做，他們會有自己的獨立的選擇，即使對朋友的理想主義欣賞之餘也有批評：“可愛”的另一面就是過於天真，幼稚，不合時宜……等等。這回就有北大學生在網上問道：“這位錢教授政治上是不是又有點太幼稚了？”儘管我倒是覺得現在的年輕人過於世故（我是主張“要懂得世故，而自己不世故”的），但學生在與我的關係中的這種批評的獨立的態度卻是我所欣賞的。

在我看來，一個理想的校園（又是理想！），應該有各種類型的教授：他們無論治學還是為人，都有不同的、甚至相互對立的追求，而且把這樣的追求發展到極端，從而形成極其鮮明的個性，他們之間相互對立，又互相補充，形成當年蔡元培先生主張的兼容並包的格局。在這個格局中，每一個教授都是偏至的（即有明顯的長處，特色，同時也有明顯的不足與偏頗），但由於他們之間的相互制約，就從整體上保證不會將某種傾向發展到極端，從而達到較為合理的生態平衡。這是最利於學生的健全發展的：他們可以從有着不同的（甚至是互相對立）的追求與風格的教授那裹，各有所取，又各有所不取，他們與每一個教授的關係，都是既受其影響，同時又保持獨立的批評態度。當然，在實際的教學過程中，每一個學生與教授的關係也會出現不平衡的狀態：學生會根據自己的氣質、性格、愛好、自我設計與選擇，對與自己有着更多的共鳴處的教授產生更大的親和力，受到某位教授更大的影響，這自然會產生某種特殊的崇敬感，但他也會同時受到其他教授的影響，並從其他教授的不同追求中，看到這位教授的某些不足，這就會有效地保證不會將崇敬發展為盲目崇拜，而始終保持自己的某種獨立性。這正是我所追求的：做一個有着鮮明個性（學術的與人格的）的教授，成為校園裹獨特的存在。──我曾經多次反省：長時期的改造的結果，我們都成了沒有個性，從外表的衣着、語言到内在的思想、精神都被格式化的灰色的教授（參看《北大校園裹的兔子》一文），這是我們自己，也是中國大學教育的悲哀。因此，我現在對鮮明個性的自覺追求，顯然是一種自我的覺醒和恢復獨立人格與學格的努力，而且我認為，中國的大學教育改革也應從這裹開始。我於是也就有了一個基本的自信：我的鮮明個性使得我無論在學術、教學，還是在精神人格上，都具有一種別人所不能替代的，也抹煞不掉的價值，成為校園文化裹的一道獨特的風景，對學生產生積極的影響；同時，在校園文化的大格局中，在思想、學術追求不同的教授相互競爭、補充與制約的關係中，我既要受到他人的影響與制約，同時也會以我的獨特存在對他人形成一種補充與制約，從而對維護校園文化的多元化與生態平衡，發揮我的獨特作用。──以上兩個方面，就是我對自己在北京大學的位置與作用的一個自我估價；簡言之，我只是在北京大學的眾聲喧嘩中，發出了自己的聲音，還有人（特別是學生）願意傾聽，如此而已，但我已經心滿意足了。我當然也有自知之明：所謂鮮明個性，也就是價值與缺陷，獨特性與偏頗都同樣鮮明：我從來認為，完美的，無缺陷、無偏頗的選擇只是一個烏托邦幻想。因此，如果有人（包括學生）站在、或偏向於與我不同的思想、學術追求的立場上，對我的追求有較多的批評，這也是正常的；而且我深信，只要不抱成見，即使批評也不會全盤抹煞我的價值；真的完全看不上我，也無所謂，校園大得很，各走各的路就行了。有的學生對我有更多的認同，受到較大影響，我當然是高興的；但我也總要反過來告誡他們，不要拒絕從其他教授那裹吸取有用的東西，同時也要看到我的治學與人生道路可能存在的陷阱。

對於自己帶的研究生，我更是經常給他們講師生關係的“三階段論”：第一階段，主要是直接在老師的指導下學習，必然要較多地受到老師的影響，在一定階段還要“描紅”，模仿老師，這一階段學生的任務球是在老師的指引下進入學術的門徑，並最大限度地將老師的長處學到手。然後逐漸成熟起來，就要開始反叛，要走出老師的陰影，找到自己的路。老師在思想與學術上越强大，學生的反叛越艱難，就越有必要，否則永遠無出息。這要求學生具有更强大的思想與學術的力量，要付出更大的努力，老師則要容忍並鼓勵學生走自己的路，同時對學生在尋路過程中可能或已經出現的問題及時給予提醒。到學生走出自己的路，成為獨立的學者時，在某些方面又會重新回老師這裹來，或者說在更高層次上對老師的思想與學術既有繼承，更有發展。因此，我帶研究生，只抓兩條，一是抓住基本知識、基本能力與基本的學術思路的訓練，一是發揮學生的個性，竭力幫助學生“找到自己”。如果他們最終形成了自己鮮明的學術與人格個性，即使與我的追求相異，我也認為他們已經繼承了我的衣鉢了。

至於有的年輕人（包括北大學生）稱我為“精神導師”，這本來也是說說而已，頂多不過說明在一定時期受到我的較大影響，是不能過份當真的。儘管如此，每當有人這樣說，我總是感到惶惑不安，並且總要當面或公開表示拒絕。原因很簡單：精神導師是要給別人指路的，我自己還在尋路過程中，充滿矛盾與困惑，如果不自量力，還要去引什麼路，豈非誤人子弟？相反，我無論是上課，寫文章，還是私下交談、通信，總是坦率地將自己的矛盾，困惑如實地告訴讀者與學生，和他們一起探索。即使是講我有研究的專業課，我也“從不把現存的結論灌輸給學生，讓學生聽之記之，背之；相反，我要把自己思想、研究過程，已經達到什麼，還沒有達到什麼，為什麼沒有達到，障礙在哪裹……？都如實告訴學生”（參看《做溝通魯迅和當代青年的橋樑》）。我願意是和青年人（包括學生）一起切磋學問、探索真理的朋友，而絕不是自以為真理在握，專門訓導他人的導師，這樣的導師身上濃重的道學家氣正是我聽深惡痛絕的。從另一面說，我所信奉的魯迅的立人學說，是强調“必以己為中心，亦以為終極”的，“這就是說，人自己就是自己存在的根據和原因”，應“自己為主，要自己裁判，自己執行，自己負責，無需再去尋找什麼上帝”，更毋論“導師”（參看《話說周氏兄弟》第一講《“立人”思想》）。因此，我總是引用魯迅的那段話來回答問我“路應該怎麼走”的年輕朋友：“青年又何須尋那掛着金字招牌的導師呢？不如尋朋友，聯合起來，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們所多的是生力，遇見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見曠野，可以栽種樹木的，遇見沙漠，開掘井泉的。問什麼荊棘塞途的老路，尋什麼烏煙瘴氣的鳥導師”。因此，我的寫作與教學，都是以最終啟發讀者、學生的獨立思考，激發他們内在的創造力與想像力為出發點和歸宿的。我把中間物意識貫徹到寫作與教學中，認定自己的著述與講課都只是溝通讀者、學生與作家、作品的一座橋樑──我並不否認或低估橋樑的作用，特別是青年學生，知識的講授，學術研究成果的吸收，以及精神的啟迪，都是絕不可少的；但最終的目的，卻是要他們自己去讀原著，與作者直接進行心靈的對話，自己去感受，體味，思考，作出自己的判斷，得出自己的結論，内化為自己的精神財富。我經常這樣對我的讀者與學生說：不要只讀我的小册子，或者只是欣賞我的講課，最重要的是，自己去讀原著，自己去思考，只要你們一開始讀，一動腦筋，就可以把我的小冊子與我在課堂上所講的東西扔掉，這就是“過河拆橋”，也是我所期待於你們的。我這樣說，是出於一種警戒與自覺：不要把自己的寫作與講課絕對化，變成强迫灌輸，我“啟”你“蒙”，更不能企圖征服讀者與學生，使之成為自己的精神奴隸──任何形態的專制主義都是不能容忍的，我們既要抵抗對自我的一切壓抑，也要警惕自己自覺、不自覺地壓抑他人，包括自己的讀者與學生。

在北大綱上，關於我的議論，還涉及像我這樣的知識份子在社會生活中應該發揮什麼作用的問題。這也是近二十年我一直在思考、探討的問題。在寫於八十年代的我的第一本專著《心靈的探尋》中，在魯迅的《關於知識階級》與《文藝和政治的歧途》的啟示下，我提出了這樣一個命題：“主要從事政治活動的政治家與主要從事精神產品創造的知識份子（含文學家），社會分工的不同，使他們處於不同的社會地位，有着不同的勞動方式、生存方式，進而造成了他們不同的思維方式、心理素質，這是形成政治家和知識份子（含文學家）‘歧路’的一個重要原因”。我進一步分析說，知識份子天然地要求精神自由，更着重道德原則，在他們的思維中，個別具有特殊的、甚至是决定性的意義；而在政治家看來，為了某種更高利益，一定時期限制自由是必要的，他們更着眼於整體，全局，長遠，需要犧牲局部、個別時，是無情的。我的結論是：“這些矛盾一般說並不存在是非問題，是應該在互相理解、尊重的基礎上，通過調節來解决的。但如果處理不當，就會造成很大損害，以致發生對抗性的衝突”（參看《心靈的探尋》第二章）。九十年代我在《豐富的痛苦──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的東移》等著述與公開演說中，又從十七世紀到二十世紀世界知識份子精神歷程的歷史考察中，提出了長期困擾知識份子的“思想”與“行動”的關係問題。我發現，“思想”與“行動”有着不同的邏輯，必須劃清思想與行動，思想理性與實踐理性的界限，於是提出了“還思想予思想者”的主張。在我看來，知識份子，特別是人文學者應是一個思想者，和實踐者（政治家，企業家……）有着不同的思想邏輯，思維方式，心理素質：思想者關注的是“應該怎樣”，要求思想的超前性與想像力，實踐者則關注“實際是怎樣”，要求有現實感，注重現實的可能性，更多地考慮現實條件的制約；理論必須要求徹底，實踐則不能不講妥協，權衡利弊。思想者（知識份子）與實踐者（政治家，企業家）的正常關係應該是一個合理分工與相互補充，相互制約的關係。我由此而得出了如下結論：作為思想者的人文學者絕不是政治、經濟、文化的實際運作者、實踐者的指導者、軍師，當然更不是國師，也不是他們附庸、幫忙與幫閑。人文學者對人和社會的關注本質上是一種彼岸世界的理想關懷，他是用彼岸理想的價值，來對照此岸現實的存在，從而不斷發出自己批判的聲音，他的基本任務就是不斷揭示現實人生，社會現存思想文化的困境，以打破有關此岸世界的一切神話。這樣的人文學者無須考慮現實政治、經濟、文化的實際運作，也不提供設計方案。他清醒地意識到自己思想、價值理想的彼岸性，認清思想的合理性並不就是現實的合理性，因此，絕不越位變成直接的現實行動，不奢望，也不要求按照他的意見去辦事。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批判是人文學者與現實聯繫的極限，他對社會唯一的要求，對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的實踐者唯一的要求，就是能够允許他自由地發出獨立的批判的聲音，傾聽他的意見。他對社會發展的貢獻，一是提供價值理想，二是對實踐起到某種程度的制約作用。（參看《豐富的痛苦》一書與《自說自話：我的選擇》、《周氏兄弟與北大精神》等文）──不難看出，這實際上也就是我的自我定位。

正是根據以上的認識，我在對北大學生的演講中（曾經一度我每學年都要向新學生講一次，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提出了“思想要自由，激進，而行動則要穩健”的主張。（參看《周氏兄弟與北大精神》）我也是以這樣的原則來指導自己的學術工作與社會活動的。這自然是有效的，但也帶來了一些誤會與煩惱。在很長一段時間裹，我主要是作為一個思想者而活動在思想文化學術界的。包括我對中學語文教育的最初關注，也是從我的“立人”教育的價值理念出發，着重於對現存教育中的弊端提出我的批判，教育改革的具體實踐並不在我的視野範圍内。這樣的不考慮實際操作的理念的批判，常常不被理解，因而有“過於偏激”、“只破不立”這樣的批評。最近這幾年，我確實出於社會責任感，也多少受到“只破不立”的批評的影響，開始參與了一部份思想文化的實踐工作。這就必須採用另一種行為方式，改換另一種邏輯。

如果說思想者主要是一個個人的行為，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持個人的獨立與自由；實踐就必然是群體的行為，它至少需要集合一批志同道合者來做事。這就出現了許多新問題，比如，“志同道合”本身就有一個真同還是假合的問題，在尋找、集合過程中就難免出現真假不分、魚龍混雜的情況，不可能那麼純粹。即使是真的志同道合也不可能是絕對的，實際情況只能是在這些問題上“同”，在另外一些問題上又“不合”，甚至相悖，這就需要寬容，妥協，相互磨合。而且既是一種合作，就不能排斥參加者的利益考慮，其中就包含有被利用的可能，這就只能權衡利弊，有時為要做成某件事，明知要被利用，也只能忍受，這就是必須付出的代價。再說志同本來就是相對的，因此這必然是一種暫時的、鬆散的合作，參與者都保持着極大的獨立性，出現分分合合、不斷重組的現象是極正常的。這同樣需要寬容，既要尊重各人的獨立，又要堅持個人言行自己負責的原則。而且只要形成一個群體行為，哪怕是短暫的合作，也就會發生與其他群體與和個人的關係，在中國的現實中，就會陷入十分複雜的人事糾葛之中，這也同樣需要寬容與妥協，而且時時有落入黨同伐異的陷阱的危險。

總之，像我這樣的學者，一旦走出個人獨處的書齋，就會面臨種種尷尬：既要堅持自己的基本信念，又不得不作出妥協，甚至違心地作某些事：既要保持自我道德上的純正，卻又時時面對各種污穢。這種情況，最容易引起朋友的誤會，不理解；更會招來許多意想不到的誣蔑與中傷，特別是當整個社會的空氣被毒化，人們總不憚以最壞的惡意去猜度他人（有時我們自己也難免），再加上有人從中炒作（商業社會中媒體的炒作幾乎無法避免），這就會形成種種流言，不僅有口難辯，而且辯誣本身，也是一種屈辱。這樣的處境，對於一個相對單純的學者的損害之深，恐怕是非親歷者絕難體會的：它不僅會使你的心靈流血，而且你無法也無處傾訴，只能如魯迅所說的那樣，獨自逃離人群，自己舔乾淨身上的血痕。它更會使你對自己的選擇產生懷疑：我做這些事到底有什麼意義？值得嗎？人們真的需要我嗎？還要堅守嗎？而每一次動搖，又會帶來新的自我譴責：人啊，你為什麼如此的軟弱？

而更為隱蔽的傷害卻是，它會使你進而對社會，對人，失去基本的信任，彷彿有一種無名的火，要充滿惡意地噴發而出，而這樣的自我心靈的怨毒是最為危險的。這就是說，所有的外在的黑暗，都會轉化為自己内心的黑暗，而戰勝後者實際上是更為困難的。在一篇文章裹我這樣寫道：“外在的黑暗愈濃，愈要唤起我内心的光明；外在的敵意愈多，愈要激發出内心的愛”，這其實也是一種心靈的自救。我給自己定了一個原則：對交往的每一個人，他的優點，弱點，長處與短處，人性中的善和惡，都要心中有數，絕不能糊塗；但除了品質惡劣者必須避而遠之外，與大多數人都應從善的方面去相處，看重對方的優點與長處，揚其長而避其短。這樣，可能因過於善良而不免失察或上當，但在我看來，保持自我心地的善良，寬容與對人性的信心也許是更為重要的。

應該感謝北大綱上的那位已經畢業了校友對我的理解：“我時時體會到良心付諸行動的艱辛。當不滿足於僅僅信誓旦旦於自己的操守，而想有所為之時，最難割捨的，是學者無不嚮往的學術成就，是純粹通過學術追求真理的生活和心態”。我在上大學時就嚮往“一間屋，一杯茶，一本書”的學者生活，並為此付出了極大的代價，直到四十六歲時才具備了坐下來靜心做學問的基本條件，至今不過十五年的時間。就我的本性而言，是更適應於閉門寫作，與三五好友、幾個學生在客廳裹高談闊論的學者生活方式的。我曾經描述過曹禺沉湎於創作的生命形態：“如此地寧靜，沉穩，快樂而憂傷；這般地從容，灑脱，神采飛揚”。（參看《大小舞台之間──曹禺戲劇新論》）我又曾這樣敍述我所看到的王瑤師的學者境界：“我發現，精選選擇、調遣語言文字，對於先生簡直是一種享受，他是那樣興致勃勃，甚至是逸然自得地品味，吟哦，陶醉於其間，神態又是那般的灑脱，從容……整整半個月，先生彷彿卸去了外在的‘角色’加於他的一切，沉浸在真正學者的單純與明淨之中。”（參看《從麻木中擠出的回憶》）這都是我所嚮往的，事實上，當我寫作《心靈的探尋》、《周作人傳》、《豐富的痛苦》、《大小舞台之間》、《1948：天地玄黃》這些學術著作時，也是陶醉在這樣的神采飛揚而又單純、明淨的狀態中：那都是我生命中最為美麗的時光。以我的長期積累，以及現在依然活躍的創造力，相信如繼續閉門寫作，我還是能够寫出一些別人未必能寫出的著作來的。但我的曲折人生道路所决定的我對現實社會、政治問題的强烈關注，我的在貴州社會底層的經歷所形成的野性，以及我的天性中的不安定的靈魂，再加上我所受到的魯迅的影響，這都使我與學院在相通之中又存在着相隔，我因此自稱為“學院裹的精神流浪漢”，自視為學院中的邊缘人。我曾這樣寫下我的矛盾與痛苦：“我無法迴避内心的疑慮，擔憂，恐懼和悲哀。我擔心與世隔絕的寧靜、有必要與無必要的種種學術規範會窒息了我的生命活力與學術創造力、想像力，導致自我生命與學術的平庸與萎縮；我還憂慮於寧靜生活的惰性，會磨鈍了我的思想與學術的鋒芒，使我最終喪失了視為生命的知識份子的批判功能；我更警戒、恐懼於學者的地位與權威會使我自覺、不自覺地落入權力的網絡，成為知識的壓迫者與政治壓迫的合謀與附庸。我同時為成為學術‘名人’陷入傳播媒體的包圍之中，在與普通百姓和青年的交往中增添了許多不必要的障礙，而感到悲哀。於是，我的内心深處，時時響起一種生命的呼唤：像魯迅那樣，衝出這寧靜的院牆，‘站在沙漠上，看看飛沙走石，樂則大笑，悲則大叫，憤則大駡，即使被沙礫打得遍身粗糙，頭破血流’也在所不惜。”（參看《尋求精神支援（二）》）我不想迴避内心深處的兩種衝動──寧靜與骚動，凝固與破壞，兩種欲求──沉潛於學院與走出學院的矛盾與困惑。但我又想尋求某種平衡，於是做出了“腳踩兩隻船”的選擇：在寫作學術著作的同時，以思想随筆的形式向社會發言，借助報刊媒體與社會底層和青年保持某種有機的聯繫。我並且試圖尋求二者的相通：把思想隨筆的寫作，以及某些有選擇的文化教育工作（例如為中學生編寫課外讀物）當作學術的普及工作來做，以學術研究作為思想随筆的言說的後盾，同時把自己的言說限制在專業研究的範圍内，力戒對沒有研究的問題或領域發言（有人嘲笑我開口閉口談魯迅，其實正是這種選擇的必然結果）。在具體操作中，則不同時期於學術著述與思想随筆寫作有不同的側重。最近這幾年我主要踩在“學術普及，思想啟蒙”這一隻“船”上，也許因為我的言說是以長時期的研究成果作為資源的，就引起了社會的關注，有些反應的强烈程度確實出乎我的意外；但這樣的言說，又不免是對我的研究成果的簡化，許多人（特別是非同專業的讀者）完全根據我的這些思想隨筆來了解我，不僅會使我的學術研究被忽略，而且因此造成了一些誤會，我有時就會產生不被理解的悲哀。更重要的是，真要實現學術研究與思想随筆寫作二者的轉換卻並（不）那樣容易：早在1998年年底所寫的《話說周氏兄弟》的《後記》裹，我就談到了自己的某種危機感：“再不進行新的開拓，我將要重複自己了”，並發出了這樣的自我警戒：“我需要停下來，作新的補充，新的思考，新的探索。這將是一個新的挑戰，對自我創造力、想像力的挑戰。我已經做好迎戰的準備。現在需要的只是時間”。但以後的發展卻是不但停不下來，反而越陷越深，終於被“打得遍身粗糙，頭破血流”，這當然是我所作的選擇的題中應有之義，某種程度上，是我自找的，自然是在所不惜。但我仍然希望能够做一些調整，在這一切過去以後，回到學術研究上來，開始新的思考，新的探索，經過一段沉潛，再對社會發言──那或許將是更為有力的聲音。

網上有人批評我有青年崇拜的傾向，這或許是擊中要害之言。儘管在理論上早已對進化論提出了質疑，但似乎在情感，以至潛意識上卻難以擺脱。這自然有某些無奈之處：我曾經在好幾篇文章裹都曾說過這樣的話：到了世紀之末，自己也步入老年的時候，似乎對一切都絕望了，“唯一沒有、也不敢絕望”的是青少年。這也是我這兩年參與中小學語文改革工作的内在的動因。記得在文革時期，當我被剝奪了一切，眼見自己已無發展的可能的時候，受了魯迅的啟示，才下决心充當中間物，為年青一代開闢道路的。我這一輩子就是這樣與青年們發生了難以割捨的血肉聯繫。人們往往只注意我對青年的影響，但卻忽視了青年對我的影響。這樣的影響總的說來是積極的，但也有消極的方面。其實我是意識到自己與青年之間的分歧的，但也許就是因為青年崇拜的潛在影響，在與青年的交往中，我往往顯得過於遷就，前文說到有時違心地做一些事，也常常是因為青年的緣故。我當然知道青年是各式各樣的，但也常常取其大的主要方面，而對他們的缺陷採取寬容態度，而很少當面批評，即使有的年輕人有意無意地傷害了我，也往往隱忍而不言。這實際上對我都形成了心靈的傷害，而且也給我帶來了很多麻煩，至少給某些人以可乘之機。更重要的是，這是根本違背我的基本理念的：對青年的遷就，在一定程度上，也就影響了我自己的獨立性。或許經歷了這一切之後，我應該對我和青年的關係作出某些適當的調整：要更注意保持彼此間的相互平等與獨立，這或許是更為健全的關係。

我明白，我的批判者是想給我一點教訓：你知不知道厲害？

──知道了。

你知不知悔？

──絕不後悔。

我已經說過：“絕不讓步”（參看《六十劫語》中《絕對不能讓步》一文）。現在又說：“絕不後悔”。──這真是老了老了，一條道走到黑了。

這篇獨白寫得實在太長，應該結束了。──心裹蹩了一年的話，現在總算是一吐為快了。

但我仍在懷疑與自省：我如此喋喋不休地談論自己這一年的種種遭遇與心境，是不是也存在着某些問题？我想起了魯迅的自我警戒：“我時時說些自己的事情，怎樣地在‘碰壁’，怎樣地在做蝸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惱，萃於一身，在替大眾受罪似的：也正是中產的智識階級份子的壞脾氣”（《二心集·序言》）。當然，作為個人，2000年的“大批判”自然不是小事，從自己的角度要有所傾訴，反思，這樣的欲求是無可非議的。何況這至今還在持續的批判與封殺也並非針對與限於我個人，它是能够從一個側面反映世紀之交的中國大陸的政治、思想、文化的某些動向，因而具有了某種思想、文化史的價值，這也是我編寫《“大批判”紀實》的一個學術上的動因。但問題是我們的視野裹不能只有自己（和知識份子群體）的被壓制，而忽略了世紀末的中國現實中更廣大的人群所面臨的更為嚴重的社會問題。我至今仍認為，在九十年代的前半期，當中國開始出現了兩極分化的嚴重問題時，中國的知識份子卻陷於自憐與自戀（這在當時的人文精神的討論中表現得是相當突出的──儘管我並不否認討論本身的積極意義）而未能發出强有力的批判的聲音，這是包括我自己在内的知識份子的最大失誤。遺憾的是，到了世紀末，這樣的自憐與自戀情結仍有增無減，並且因為利益的分化而陷入分裂。本來，這一次針對知識份子的大批判與封殺，是應該促使有着分歧的知識份子尋求某些共同點（即所謂“共同底綫”），同時又展開更深入的學理的爭論，從而促進對中國問題的認識的。但正是在這一年，由“長江《讀書》獎”引發出一場混戰，不僅掩蓋了 2000年知識份子的真實處境，而且在相互扭打中，中國的現實的社會問題再一次被忽略了。我們不能只看到自身言論自由的被剝奪，更應該關注廣大底層人民基本權利的被剝奪，正是在2000年，下崗職工與農民的境遇更為困難，他們不僅面臨基本生存的威脅，而且他們的呼號更是沒有任何公開表達的可能，而被淹沒在世紀末的狂歡之中。中國的問題也不限於知識份子的問題，有許多遠為重大、複雜的問题需要我們去關注，去思考與研究。因此，在完成了這一次思想的清理以後，我將不再（至少要大大減少）談論自己，而真正開始新的思考與新的探索。

2001年 1月 11日寫畢

附錄“大批判”紀實

（1999年 8月一 2000年 12月）

一九九九年

八月

本月出版的中學語文教育研究會會刊《中學語文教學》8月號發表創刊 20周年座談紀要，據說“對當前語文教學面臨的形勢和語文教學的大討論，與會嘉賓表示了極大的關注與憂慮。大家一致認為當前的大討論偏離了正確的方向，對語文教學起了干擾作用”。

所謂“語文教學大討論”開始於 1997年 11月《北京文學》刊登王麗《中學語文教學手記》等文章，對現行中學語文教育提出尖銳的批評，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展開了一場“大討論”，涉及語文教育觀、教材、教法，考試制度等多方面的問題。討論也引起了教育部有關部門的重視，加快了醞釀中的基礎教育改革的步伐，成立了“九年制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改革”工作小組，起草新的課程標準、教學大綱，同時準備對現行教材進行改革。由此引發了中學語文教育界內外利益關係的變動與衝突。如何評價這場“大討論”就成了爭論的焦點。

中學語文教育研究會名譽理事長、人民教育出版社前總編劉國政在會上第一次以汕頭大學出版社的《審視中學語文教育》一書“為例”，證明“大討論否定了語文教學的傳統，不僅如此，甚至是對語文教學的一種挑戰，是對整個文明建設的一種挑戰。他們是借語文教學來談別的，因此，不能把它簡單地看成是語文教學的討論，而是整個文化戰綫上的一種思潮。這種思潮要發展下去，不知道學校培養出來的學生是什麼樣子，是不是社會主義的掘墓人呢？”

中語會現任會長張定遠在會上表示：“現在社會上的這種思潮是很令人擔憂，絕不只是語文教育如何如何，應該分辨是非，分辨真假，這樣我們就會立於不敗之地”。

“北京市特級教師顧德希先生的分析更加全面。他說實際上這一年來的大討論是別有目的別有用心的。現在有一些人是拿語文來談別的問題。有些人就是要全盤西化。所以當前的大討論不完全是語文的問題，是當前的一個很大的思潮，它滲透到各個方面。……是‘破字當頭，立在其外’，實際上是另有所圖，比如想謀個一官半職的可能也有，想要實現某種利益的也有，想要出氣的也有。另外想什麼我們就不好說了，我們不好瞎說人家是什麼意圖，不好揣測”。

九月

10日人民日報研究室編選的《思想理論動態參閱》第 36期（總 1073期）以《錢理群說‘食人’》為題摘登了《說‘食人’》一文。原文發表於《文藝爭鳴》1998年第 4期（1998年 6月出版），引起了高層的注意。

28日“京津地區部份從事思想理論工作、黨務黨群工作的同志在北京市委黨校舉行了一次小型研討、座談會。出席座談會的有北京市委黨校原副校長、北京市委黨建研究會副會長、秘書長王子愷，中央黨校黨建部博士生導師趙雲獻教授，中央機關幹部張德勤，《中流》雜誌社常務副社長孫瑞林等各方面有代表性的十幾位同志”。會後發表了《應該引起關注的政治思想和輿論導向問題──蘇聯變質解體教訓問題座談會述要。其要點有──

“與會者一致認為，現在最令人擔心的是，迎合‘西化’、‘分化’需要的思潮應改革開放之運而興起，在中國思想理論界和政界中也存在着砍旗的問題”。

“不少學者和領導幹部持戈爾巴喬夫‘新思維’的立場，……要徹底廢除計劃體制和公有制及一黨執政體制，盡快與西方接軌，其實質就是‘以俄為師’，變社會主義為資本主義，在民族關係上采纳李登辉的‘兩國論’和‘七块論’，這既是‘中國民主黨’的綱領，也是‘中國黨內民主派’的綱领”。

“在近十幾年培養的研究生、博士生中，有一批經過持自由化觀點的導師指點和薰陶，又經過留洋加深薰染，自以為很有學問，十分高明，經常發表演講、文章或出版書籍……。我們不能不加以思考，目前我們的高等學校到底是在培養革命接班人呢還是在培養革命的掘墓人？恐怕至少有一批新人將要成為革命的掘墓人。”

“如果說前 30年多數情況下存在着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失誤，那麼近 20年多數情況下則存在着淡化、漠視階級鬥爭的失誤。如果對這個要害問題再不引起高度重視，那將是極其危險的”。

“要在政治思想理論上重新開展撥亂反正運動，並在組織上進行切實嚴格認真的整頓”。

“蘇共和蘇聯主要倒霉在丢掉了列寧和斯大林這‘兩把刀’，我們應當認真吸取這個慘痛的教訓，牢牢掌握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這把刀，誓與砍旗者、丢刀者鬥爭到底”。

“最主要的是兩條：一是馬列主義不能丢，二是接班人問題一定要解决好”。

《述要》最後提出──

“問題究竟出在什麼地方呢？主要是政策導向與所堅持的鄧小平理論原則不相符合。在理論原則上講的是要堅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在某些政策導向上是不是存在着一步步把中國人民引向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的問題；是不是某些決策部門有些人與美國為首的西方壟斷資產階級掌權人達成默契：只要西方繼續增加對華投資，中國就保證一步步向西方資本主義靠攏，看齊。所謂要把改革開放進行到底，决不走回頭路，其實質含意是不是就在這裹？為什麼那些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者膽敢那樣耍威風，暢行無阻，其原因是不是也在這裹？”

十月

劉國政在《中學語文教學》上發出批判《審視中學語文教學》一書的號召之後，又組織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一些人向中宣部、教育部寫報告，對教育部有關部門施加壓力，指責他們“重用”錢理群這样的“反黨反社會主義份子”。本月 26日，教育部基礎司某處長來電話，稱“由於種種壓力，不擬再聘你為九年制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改革工作小組顧問，望能諒解”。錢理群遂作如下回答：“當顧問並非我的追求，是你們請出來的，個人的進退本是無所謂的。中國的語文教育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希望不要失去這次歷史的機會，否則將難以向子孫後代交代”。

十一月

有人以“艾農”的筆名，在《中流》11期發表《他們究竟要幹什么》一文，就《審視中學語文教育》一書大作文章。《審視》係由孔慶東等編選的文章彙集。以摩羅對錢理群的訪談作為“代序”，這本身即是表明錢理群未審讀過這本書，與書中的作者、選文並無關係。艾農不會不懂得“文責自負”的常識，卻用“錢理群等”將錢理群與《審視》一書的編者、作者“等”在一起，稱作“他們”，劃為另類，追問“他們究竟要幹什麼”，暗示這是一群有組織、有領導、有目的地進行某種可疑行動的“異端”，以圖引起權力者的注意。

艾文分四個部份：一、“這是我們共和國的歷史嗎？”從書中不同文章中摘引八段話，作為“錢理群等”“顛倒黑白”、“肆意歪曲歷史”的罪證。但其中僅有一句是錢理群說的，而且是對毛澤東“興無滅資”的“洗腦”運動的批評，談不上“歪曲歷史”。二、“抗美援朝難道也該否定？”抓住書中一篇批評《誰是最可愛的人》的文章，厲聲質問：“此人究竟是炎黃的子孫還是美國的鷹犬？還有沒有起碼的是非觀念和中國人民的良心？這種人，距中國人的思想感情實在太遠太遠了。如果按照這種人的意見重編教材，那可真要禍國殃民了”，竭力煽動讀者對“錢理群等”的反感，同時又故意隱蔽一個基本事實：錢理群並非此文作者。作者的邏輯是：錢的“代序”在前，此文在後，錢就應為此文的觀點負“禍國殃民”之責。三、“對毛澤東著作能够這樣批判嗎？”第一段所引對毛澤東所倡導的“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倫理觀的批評，確是錢理群的觀點；另外兩段對毛澤東《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裹來的？》與《論人民民主專政》的批評，也與錢無關，艾文通通稱之為“歪理邪說”。──在 1999年 11月的中國語境下（按，當時正在圍剿“法輪功”，罪名之一就是以“邪說”惑眾──錢補注），艾文如此說，他要暗示什麼，想達到什麼目的，也是昭然若揭的。四，“拿什麼東西塞給我們的下一代？”從書中所選意見並不完全一致的文章中東摘西抄，分別列入批判者主觀概括的“罪名”之下：“要剔除具有戰鬥性的作品”，“要剔除暴露過去社會的黑暗的作品”，“要剔除歌頌新社會的作品”，“要剔除與培養社會主義新人有關的作品”，要塞入“西方現代派的作品和前蘇聯持不同政見者的作品”、“中國新潮文藝作品和商業文藝的作品”，以及“漢奸文人和反共文人的作品”。而斷章取義地所引的意見中竟無一條是錢理群提出的。

艾文最後着意引用了錢理群的一句話（這是全文大量引述中真正屬於錢理群的第三句話），據說這是“晝龍點睛”之筆：“語文教材的編選和我們的學術研究脱節很大，基本上停留在六十年代的水平”。然後作了如下發揮──

“錢理群教授等人說的‘研究成果’卻完全是另一碼事。他們把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棄之如敝屣，把西方資產階級的歪理邪說卻奉若神明，造成了學術界乃至整個意識形態領域的極大混亂。中學語文教育總的來說，暫時還沒有照搬他們這一套，這應該說是一件幸事。於是教授們生氣了，他們絕不能放棄爭奪下一代的這塊陣地。近年來對於中學語文教育的頻頻重炮轟擊，其源蓋出於此。其中是否有人企圖以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甚至反愛國主義、反集體主義、反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來篡改我們的社會主義的教育方向，是很值得懷疑的”。──這才是真正的“畫籠點睛”。

十二月

錢理群為上海復旦附中教師黃玉峰等著的《阿爸教作人》一書所作的序言《建設立人的教育》，送交《中華讀書報》，被主編“槍斃”，理由是“上面打了招呼，不要刊登討論中學語文教育的文章”。該文於 2000年初又投寄南方一學術刊物，9月，有關編輯來信稱：此文編輯部本已決定刊用，後主編聽說作者被批判，特調去審閱，最後表示“以不用為妥”。

2000年

一月

本月出版的《青年文化通訊》第 8期（青年文化通訊社編輯出版）發表“本報評論員”文章：《這是什麼話？》，一方面將《審視中學語文教育》說成是“以北大教授錢理群訪談錄形式出現”的一本書，錢理群更是罪不可赦，同時將批判的調子提到“代表着百年來在中國的大地上被推翻的勢力進行自覺的階級鬥爭”的嚇人高度──

“問題十分簡單，這不是學術之爭，要之是在於不同政治要求的大是大非之爭。如果按照他們的意思辦事，那我們只好離心離德，等待搞個亞洲的‘蘇聯解體’。不搞清這個問題，就會造成思想混亂，分不清什麼是蘇聯的路子；什麼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甚至是在革50年的命，打倒過去的一切，實行資產階級專政。說穿了，樹欲靜而風不止，他們已經從‘靜悄悄地對革命的反對’到大刀闊斧地指向中華人民共和國賴以成立的根基，指向掌權的無產階級及其領導，指向黨的基本路綫和當今的中國憲法、教育法，代表着百餘年來在中國大地上被推翻的勢力進行自覺的階級鬥爭。其氣勢，比起 10年前的‘精英’們和‘從譚嗣同起革命就不是好詞’論者的有過之而無不及；其理論，比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還要明確”。

“但是，我們卻不可忽視這股潮流，他們不只是野心、成名成家使然，他們是有一定的基礎的。國外還有敵視社會主義的勢力，有‘89’事件的流亡者；蘇聯、東歐解體已經說明並沒有給這個世界帶來任何好處，國力削弱，人民的精神荒蕪，但由於利害的促使，國內外一些階層的頑固派絕不會認錯；我們內部還有一些異化人物會成為那些勢力的代理人。在人們失去警覺的時候，它們會互相配合地滋生起來。在中國大地上，到底走什麼路子仍成為問題。”

文章的最後是說給“决策”者聽的──

“我們要正確地總結歷史的經驗和教訓，掌握好數量度的關係；同時要清醒地對待新出現的‘審視’言論。關鍵在决策上，是聽從，同情，還是旗幟鮮明地予以反擊，這不但對語文教育改革，而且對國家整個改革開放的順利發展都至關重要”。

1月 11日本日出版的《文藝報》“文學周刊”在“理論與爭鳴”專欄發表陳遼《關於淪陷區文學評價中的幾個問題》，對錢理群主編的《中國淪陷區文學大系》及其“總序”《“言”與“不言”之間），提出批評。本來怎樣認識與評價淪陷區文學，包括陳文所論及的對張愛玲小說的評價，都是可以討論的學術問題；陳文卻擺出“民族大義”在手的姿態，宣稱：“民族大義要明，大是大非要分”，並判定《總序》作者“混淆是非，錯樹樣板，把淪陷區文學更加搞得面目全非，混亂不清”。

這樣的打着“民族大義”旗號的政治審判，在陳文以前就已經有過。中國藝術研究院主辦的《文藝理論與批評》1999年第 6期發表了一篇題為《偏愛則失實》的文章，一開始即聲稱“我是一個石油工人”，大有反右與文革時期“工人階級說話了”的氣勢。文章對錢理群的《周作人傳》的審判也極為嚴厲：為周作人的漢奸行為“多方……辯護及開脱”，“應該承擔誤導青年，歪曲歷史的責任”，並直接將“漢奸周作人”與錢理群聯繫在一起：“在他身上固然有許多東西是固有的，也有許多地方與錢理群有共通之處，或者可以說是錢理群在周作人身上賦予不少與他相同的東西”。

二月

本月出版的《語文教學通訊》第 2期在“本刊特稿”欄目下，發表“全國中語會名譽理事長”劉國政的文章：《“毫無自私自利之心”贊──與錢理群教授商榷》。“艾農”發表的《他們究竟要幹什麼？》一文中，就已經用“錢理群批評‘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倫理觀”即是“鼓吹‘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倫理觀”即是“企圖以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甚至反愛國主義、反集體主義、反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來篡改我們的社會義教育方向”這樣的“三級跳”，對錢理群進行政治審判。如何看待毛澤東倡導的“毫不利己，專門利人”、“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倫理觀，這本來是一個倫理學的複雜的理論問題，在摩羅對錢理群的訪談中，本不是討論的重點，並未充分展開論述，也有說得不够清楚的地方。但其基本觀點還是明晰的：“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倫理觀，儘管具有濃重的理想主義色彩，表面上看“這是很美好很純潔的”，但在理論上卻存在着“不合理”，一是“把人完全變成純精神的存在”，二是“把人的群體性推向極端，企圖完全扼殺人的個人性”；在這樣的邏輯前提下，就很容易推導出一種“整體性”的思維：即為了“群體利益“、“共同理想”，必須無條件地犧牲個人利益以至生命，從而使每一個個體的生命都成為一種“工具”，發展到極端，就會產生在美好的“理想”的旗號下任意“殺人”的嚴重後果。“毛澤東的命題在出發點上都具有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的色彩，而每一個命題的實踐展開和邏輯結果卻都是這樣可怕，產生了許多時代的悲劇”──這實際上是一個事實陳述，每一個經歷了包括文革在內的時代的悲劇的中國人都不難理解，並且是不容抹煞、無法迴避的。劉國政卻故意忘卻這些事實，故作天真地追問：“何曾‘要求’和‘强迫’任何人‘犧牲生命’？更何曾提出‘可以殺人’？‘純潔’和‘可愛’又怎樣‘轉化’為‘可怕的東西’？”然後大談“白求恩同志不遠萬里來到中國，為中國的抗日戰爭而獻身，無數烈士為救國救民壯烈犧牲”，故意轉換論題──錢理群批評的是毛澤東對白求恩精神的概括，他所提出的“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倫理觀，並不涉及對白求恩本人，以及“無數烈士”的評價；而劉國政卻試圖用這些煽情性極强的文字來煽動不明真相的讀者對錢理群的不滿，就根本談不上“說理”了。──但不管怎樣，圍繞毛澤東“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倫理觀展開的這場爭論，畢竟是一場原則的論爭，當然不會以劉國政的“批判”為結束。

本月 23日本日出版的教育部主管的《中國教育報》在“思想者”第 295期發表署名“江樂山”的文章《堅持教育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評《審視中學語文教育》中的謬論》。該文與劉文一樣，也把批判矛頭指向“錢理群等”，批判思路也大體一致，其小標題分別為“關於人民共和國 50年的歷史”，“關於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思想”，“關於思想道德教育”，其中涉及錢理群的言論也只有三條，除劉文已經引述的之外，多了一句：“馬列主義是諸多學說中的一種，如果在整個社會的教育體系中，將某一種學說、思想置於獨尊的地位，這就落入了蔡元培所極力避免的宗教迷霧之中”。這本來也是一個事實陳述：不管怎樣批判，也改變不了“馬列主義是諸多學說中的一種”這一客觀事實，正如同地球不以批判者的意志為轉移，它始終在轉動──這都不涉及價值判斷。錢理群並不否定馬克思主義本身，他强調：“馬克思主義無疑是一個重要的學說，在我看來，至今仍具有生命力”，他反對的只是“獨尊”。──在這一點上，他和批判者之間確實存在原則分歧。《中國教育報》的批判文章在劉文的基礎上，將批判的調子又提升了一步：文章一開頭即判定“錢理群等”“對憲法和教育法構成了挑戰”；繼而指責“他們貶損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江澤民同志的著作”；最後加上“借討論教育改革之名散佈嚴重違反四項基本原則的錯誤言論”的罪名，宣稱這“是對教育改革與教材建設的干擾，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表現”。

《中國教育報》的批判文章最後特地寫了一段文字，肯定對中學語文教育的討論“表現了對我國教育事業的高度熱忱”，表示“這種旨在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討論，將會繼續深入開展”。這樣的評價顯然和這場討論得到教育部有關部門與領導的支持有關，而與劉國政的估價：“大討論偏離了正確的方向，對語文教學起了干擾作用”不同。──批判者之間的同與不同，都很有意思。

24日家住寧夏的退休教师，“九三學社社員’中共黨員劉某某”打報告給“國家領導人胡錦濤同志”，以及教育部長、中宣部部長、新聞總署署長，同時抄送“北京大學黨委負責同志、廣東省委負責同志、四川省委負責同志、北京大學中文系閱轉錢理群先生”。據劉某某自我介绍，他“1958年被错劃為‘右派’後，主動報名支援寧夏回族自治區的教育事業，挈婦將雛，扎根塞上。错劃對我來说，确是壞事變成好事：因為錯劃我才離開大都市來到大西北；才有機會深入生活，和勞動人民同吃同住同勞動，受到他們淳樸高尚品質的感染和教育，思想感情發生了質的變化。這就是我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所以能堅持黨的基本路綫，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堅决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並於 1997年以七旬高龄加入偉大的中國共產黨的基本原因”。他此番打報告，是要揭發《審視中學語文教育》一書中“錢理群等”的“乖謬言論”──其摘引的字句與劉國政及《中國教育報》批判文章大體相同；並連同揭發《星星》雜誌“下一世紀學生讀什麼書”的討論中發表的毛翰的文章對賀敬之、柯岩的詩作的“詆毁和誣蔑”。他“强烈要求各級有關部門的領導同志，對這種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歪理邪說的作者及其出版者認真對待，嚴肅處理。因為此種歪理邪說，危害極大，關係到下一代的健康成長與黨和國家的興衰存亡，切不可等閑視之而漠然處之”。

三月

11日本日出版的《文藝報》以整版篇幅發表署名“凡夫”的《拯救還是戕害──對《審視中學語文教育》的審視》。全文除將錢理群的“代序”改說成“序”，以更明確批判指向外，分“一筆抹殺五十年”、“教材要大換血嗎？”、“關於《誰是最可愛的人》和抗美援朝”、“幾句簡短的結束語”四大部份，與已發表的批判文章相比，在內容上並無新意；值得注意的是“結束語”──

“這是一種值得重視的文化現象和社會現象，反映了一股正在湧動的文藝思潮和社會思潮。……他們的基調是否定一切，對新中國成立以來的五十年採取一筆抹煞的態度，繼而用他們所推崇的東西取代現行的一切。這種歷史虛無主義的論調並非絕無僅有。聯繫到最近出現的《清算文革前十七年的文學》，《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寫份悼詞》，等等，可以看出，這種輿論已經形成一股勢頭、匯成了一股聲浪。不必過高估計它們的作用，也不能無視它們的影響。像法輪功這樣荒唐透頂的歪理邪說都曾俘虜了不少人，有誰能保證其他的歪理邪說一定不能蠱惑人心？在重大的原則是非面前，應當有鮮明的態度”。

這是繼劉國政之後，再一次將“錢理群等”的觀點稱為“蠱惑人心”的“歪理邪說”，並第一次明確地將其與“法輪功”的“歪理邪說”聯繫在一起，顯然是在呼籲權力的干預：從劉國政的文章到《文藝報》的署名文章，他們已經完成了輿論準備。

15日本日出版的北京大學黨委主辦的《北京大學校刊》刊登黨委書記任彥申 3月 9日在中層幹部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推進以德育為中心的素質教育》。其中有二段話是針對錢理群的──

“有的教師在課堂，講座和發表的書刊中散佈了許多出格的言論：看來不是偶然的失誤，而是比較連貫、比較系統地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在一系列的政治問題上同黨和政府唱反調，流露出一種離心離德甚至怨恨的情緒。作為一個人民教師，必須擔負起教書育人的責任。研究無禁區，但講台有紀律。北大的教師，不是自由職業者，不是自由撰稿人，不能随心所欲地發表有損北大聲譽損害大局的言論。大家都很珍惜寬鬆而自由的學術環境，越是這樣，越要加强自律。如果沒有正確的指導思想，不講真理的標準和對社會負責的精神，不講嚴謹的學風，學術自由一定會走偏方向。在事關方向，事關指導思想，事關培養人的問題上，必須旗幟鮮明，不能聽之任之。否則，既不利於國家和學校的大局，也不利於他們個人”。

在此之前，任彥申已經召集各系黨總支書記開會，散發了《中國教育報》的批判文章，為全校性的批判作準備，這個報告則對批判的內容、依據作了明確的規定，定了調。而從1998年下半年開始，北大有關部門即已禁止錢理群在北大舉办講座，出席學生社團的座談會，限制錢理群與學生的接觸。錢理群曾向當时的北大校長陳佳洱報告此事，陳校長表示無權處理。

任彥申緊鑼密鼓佈置的大批判，後因北大領導成員變動，任彥申本人被調離而中止。

22日本日出版的《中華讀書報》第一版在《面對《情幻》：錢理群憤怒了》的大標題作了如下報道：某不法書商非法出版了“一本名為《情幻》的日本小說，作者是日本的南裹征典”，“全書框架有‘商變+情變’的老套通俗小說路子搭成，充斥整篇的是與主題無關的赤裸裸的性愛描寫”，而書前的序言卻盜用了“北京大學教授錢理群”的名字，嚴重損害了一位嚴謹的學者的名譽。

據 4月 14日《文匯報》報道，這是一套“日本不倫夫人”叢書，《情幻》之外，還有《誘惑》等六本，影響極為惡劣。

29日本日出版的《光明日報》發表《一位研究生關於高校思想陣地問題的來信》。這是北京大學法律系的博士研究生寫給黨中央領導的一封信，密報“一位學者”（按，指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研究所研究員劉軍寧）來北大演講，“竭力推崇個人主義，批判集體主義，直至批判社會主義；批判列寧建立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制度；批判我們的領袖毛澤東及其領導集體開創的中國社會主義道路”。《光明日報》根據有關指示，寫了如下《編者按）──

“這封信給我們敲響了警鐘，值得我們重視和思考。事實證明，在思想意識形態領域，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不去佔領，各種非馬克思主義、非無產階級思想，甚至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就會去佔領。對學術問題，要堅持‘雙百’方針，平等討論和切磋。對涉及政治原則、政治方向的問題，必須旗幟鮮明，分清是非，決不能給錯誤的言論提供傳播陣地。我們一定要樹立陣地意讖，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堅持用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的思想教育和引導青年學生，努力培養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事業接班人”。

此後，《光明日報》連續發表文章批判劉軍寧，劉軍寧因此被中國社會科學院解職。北京等地盛傳被同時點名的還有李慎之、茅於軾等。一些報刊還發動了對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胡繩的批判。──最早提出要批判胡繩的是前述《蘇聯變質解體教訓問題座談會述要》：“最使人吃驚的，是被稱為‘國內外享有盛譽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哲學家、史學家，也加入砍旗大合唱，在報刊上發表文章，說毛澤東‘曾染上民粹主義色彩’”。

31日本日出版的《人民政協報》周末版“翰墨書香”版在“一家言”專欄下，發表龐暘《說真話的烏鴉）一文，讚揚《審視中學語文教育》與《沉屙：中國教育的危機和批判》（冉雲飛著，南方出版社出版）“是幾位敢吐真言的中青年知識份子發出的憂時患世、振聾發聩的聲音”，並發表如下議論──

“國人喜歡喜鵲，厭惡烏鴉，‘報喜不報憂’幾乎成了集體無意識。幾千年的專制制度，更使得中國的大地上盛產喜鵲，烏鴉寥若寒星，一片喜歌高奏中整個民族的發展卻舉步維艱。正因如此，敢於充當‘烏鴉’角色的中國知識份子就顯得尤為難能可貴”。

四月

14一 15日“中宣部閱評小組開會吹風”，並向全國宣傳與新聞部門傳達：《中央和中宣部領導同志談當前意識形態領域存在的不良傾向》，計有十條──

“一、主張指導思想多元化，否定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的指導地位。認為馬列主義只是一個學派。錢理群、摩羅說，1949年以後，我國最大的失誤是獨尊馬列學派。

二、鼓吹歷史虛無主義，歪曲、否定我們黨和人民的奮鬥歷史，否定中國革命。李慎之提出‘孫子戰略’，認為當初中國如果不反帝，而是當美國的孫子，今天的中國就會像日本那樣繁榮。說新中國的前三十年是腥風血雨，罪魁禍首是毛澤東。錢理群说，新中國前三十年的歷史是“食人史”。

三、鼓吹西方的自由主義和西方民主、自由、人權。李慎之说，歷史證明，自由主義最具價值，民主、人權是歷史的主要潮流。劉軍寧說，北大有自由主義傳統，現在盪然無存。

四、鼓吹私有制，否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曹思源最近寫了一本書，名叫《人間正道私有化》。書中說，與其羞羞答答地搞私有化，不如公開地搞私有化；國有企業沒有了，國企改革就算搞好了。《深圳特區報》刊登了一篇文章批駁私有化主張，批得好。文章說，有人宣傳私有化如何好，如何美妙，中國歷史上幾千年都是私有化，解放前的中國就是私有化的，有什麼好？

五、鼓吹資產階級新闻觀，否定新聞工作的黨性原則。上海復旦大學辦的《新聞大學》，發表多篇文章與喻權域同志“商榷”。借“商榷”之名宣傳胡績偉的“人民性高於黨性”。有人把《新聞大學》的問題反映到黨的最高領導那裹。現在《新聞大學》已經停刊。他們宣傳報紙不能有黨性，鼓吹新聞自由要衝破枷鎖，還說新聞是商品，要商品化。

六、鼓吹西方那種多黨制，否定黨的領導。人民大學的高放說，社會主義國家可以搞兩三个共產黨,互相競争。中國的問题是權力過於集中。劉軍寧说，黨要退出軍隊。

七、主張用儒家學说取代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说馬克思主義是外來的，没有在中國生根。

八、否定爱國主義，鼓吹世界主義，說愛國主義使不合理的變成合理的了。鼓吹個人主義，說雷鋒是奴性思想。

九、怀疑现行政策，說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實質上是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

十、鼓吹政治冷淡主義，模糊政治界限，造成‘民族失魂症’。”

18日本日出版的《文藝報》發表裴顯生的《談淪陷區文學研究中的認識誤區》，支持陳遼對錢理群《中國淪陷區文學大系·總序》的批判，卻將《總序》與“由《總序》作者寫‘序’”的《審視中學語文教育》一書牽連在一起，照樣在那篇並非《總序》作者寫的批評《誰是最可愛的人》的文章上大作文章，說：“這使我對所謂‘新思維’、‘新定論’有了點理解：原來如此！”

而陳遼本人在江蘇中學語文教育研討會上提供的論文《關於中學語文教材評價中的幾個問題──為葉老主持編寫的中學語文教材辯誣》中，更把這樣的牽連推向極端：“他們在《審視中學語文教育》的‘序’中及某些文章中排擠馬克思主義，對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作品橫加攻擊，反對葉老的作品入選中學語文教材，打擊革命和進步作家；另一方面他們卻又在‘總序’中對附逆作家張愛玲大捧特捧”，“同時在《中國淪陷區文學大系》中選收文化漢奸與附逆作家作品”，“在《審視中學語文教育》裹卻把攻擊《誰是最可愛的人》的文章，反愛國主義的文章……大收特收。他們愛什麼，憎什麼，提倡什麼，反對什麼，不是一看即可分明了嗎？這正是《審視中學語文教育》的‘序’作者和《中國淪陷區文學大系》主編、《總序》的作者為什麼這樣做的原因，問題之根本所在”。

本月出版的《高校理論戰綫》第 2期轉載《中國教育報》的批判文章，並發表一位中學“年輕教師”的文章《以孩子的名義──讀《審視中學語文教育》有感》，继續申討“錢理群等”。

六月

本月出版的《文藝理論和批評》2000年第 3期發表署名“宏羊父”的文章《為了憲法和教育法的尊嚴──批判錢理群等人在《審視中學語文教育》中的謬論》。全文分“關於人民共和國 50年的歷史”，“關於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關於思想道德教育”三個部份，從內容、結構到論證方式與《中流》、《中國教育報》、《文藝報》的批判文章同出一轍，獨特之處在强調“錢理群等”的言論違背憲法與教育法，以為權力的最終干預提供法律依據。批判的調子也越來越高，如“被極端狹窄的階級立場所遮蔽”，“被某種貪婪的私欲所驅使”，“對中國共產黨領導被壓迫人民進行的革命以及革命勝利以後進行的建設事業懷有刻骨的階級偏見”，“對革命集體懷有敵意”，“如果不是美國侵略者的奴才或者心儀這些奴才，怎能不知廉耻到這等地步”，等等。最後的結論是──

“以最惡毒的敵意、最瘋狂的仇恨、最放肆的誹謗向憲法和教育法發起挑戰，圖謀瓦解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經過近 80年團結奮鬥建立起來的思想基業和政治基業，讓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以及其他雜七雜八的灰色思想佔領我們的教育陣地乃至整個思想文化陣地，就是錢理群、摩罗、余杰等人的全部謬論的本質。所以說，它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謬論，而是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典型表現。如果說這股思潮在以往還有所顧忌而在不同程度上猶抱琵琶的話，那麼在今天已經是不加任何掩飾而赤裸裸地向四項基本原則發起挑戰了。他們之所以變得如此猖獗，有着深刻的國內背景和國際背景。事實以及證明而且將繼續證明：我們黨和人民與這股思潮的鬥爭是一場嚴重的思想政治鬥爭。它不但關係到全黨全國人民的思想基礎和政治基礎，而且關係到民族的命運和國家的前途。在這樣的大是大非面前，一切曖昧的論點、退避的論點、生怕承擔各種惡而從俗媚俗的論點都是沒有根據的。”

本月出版的《讀書》2000年 6期公佈了《“長江《讀書》獎”評審公告》，宣佈錢理群《想起七十六年前的紀念》一文（原載《讀書》1998年 5月號）獲“文章獎”，同時公佈了評獎經過：“文章獎評審委員會由以下十一位人士組成：陳嘉映、陳燕谷、黃平、陸建德、羅志田、孫歌、王曉明、萬俊人、信春鷹、許紀霖、楊念群。諸位委員對由讀者及推薦委員會投票選出的票敷居前列的 21篇文章進行了詳盡討論，随即舉行多輪投票；得出了獲獎文章，並據得票数情況，確定文章獎獲獎結果”。很多人都認為，在錢理群遭到政治圍剿的情況下，經由廣大讀者與學術界的專家投票，授予他首屆“長江《讀書》獎”文章獎，可以看作是民間輿論的一種支持。但公告發佈後，朱健國首先以《“長江讀書獎”爆出醜聞》為題，藉口錢理群是“專家著作獎”的評審委員會的委員，而不顧錢理群得的是“文章獎”，他並非“文章獎”評審委員會委員這一事實，指責錢理群“以評委身份獲獎”，享有“不平等的優先感情聯絡權”與“特權優勢”，爆出了“評委‘近水樓台先得獎’的醜聞”，“創造了‘中國學術腐敗新高’”。6月 29日，《北京晚報》又發表署名靳奇的文章，對長江讀書獎提出質疑，其中之一即是“評委錢理群獲文章獎應該不應該？”卻冠以《這樣的學術評獎還不是醜聞嗎？》的通欄標題。一時間這樣的文章在各報刊、網上鋪天蓋地，使許多不明真相的讀者誤認“錢理群也參與了學術腐敗”，嚴重損害了錢理群的聲譽。

七月

月初在貫徹中共中央政治思想工作會議精神的高校黨的建設工作會議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主管教育工作的副總理李嵐清，在會議報告中，公開點錢理群的名。據說他讀了錢理群《拒絕遺忘》一書中《說“食人”》一文的一段，並且拍了桌子，說：“這是什么話？！”，随即提出：“這樣的人還能當博土生導師嗎？”李嵐清的這段話，雖未寫入會議正式文件，卻向全國各高校廣為傳達，引起了極大震動。

接着，《光明日報》等報內部傳達有關部門指示：不得刊登錢理群的文章。《博覽群書》因此將已經排好的一篇關於錢理群的學術著作的書評撤下；《中華讀書報》向錢理群的約稿也予取消；以至《中華讀書報》上一篇書評涉及錢理群、陳平原、黃子平合作的《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一文，作者也改成“陳平原、黃子平等”，將錢理群“等”在其外。

8日本日出版的《閱讀導報》在“百家言論”專欄上發表馬俊華《魯迅專家面面觀》一文，點名批判“錢理群、王富仁、汪暉”“三個魯迅大專家”，卻通篇充斥人身攻擊與醜化對方的污穢語，如“語無倫次”，“一張嘴就像是向情人求愛似的，舌根發硬，雙唇哆嗦，眼睛充血，心臟狂跳不已”；“掉進魯迅文章的 ‘泥潭’中不能自拔，幾十年如一日，沒有任何概念上的更新和拓展，只能靠反復檢拾魯迅的幾個老概念和老觀點，塞進一些似是而非的新世相、新材料，說說車轱辘話，藉以證明魯迅眼光的普遍性和永恒性，如分析‘主’與‘奴’、‘幫忙’與‘幫閑’等。這種所謂的研究就像是得了痔瘡，患了便秘，憋得滿臉通紅，青筋暴露，可就是屙不出來”；“肝膽俱裂”，“彷彿被黑暗的現實和沉重的歷史暴打了一頓，得了嚴重的內傷，便做出孤憤、憂憤、激憤的怪臉”，“可結果卻是：他們都順流地活了下來，而且頭上擁有着教授學者的大頭銜，手中的話語霸權越來越大，身後還有一群盲目的追随者，到處吆三喝六，整個是一個志滿意得、快樂活潑的體制內的既得利益者”。──本文的作者馬俊華五年前曾報考錢理群的研究生，當面說了許多完全相反的話，後未被錄取，遂有了今日這番及時的“批判”。

18日本日出版的《閱讀導報》“百家言論”專版又發表署名“止炎”的《我看“長江讀書獎”》，文章說：“錢理群、王曉明、汪暉都是吃過‘魯迅飯’的，他們沒有學到魯迅的真本事，卻養成了一身惡習：三天不把胸脯拍得咚咚響，關心一下世道人心，慷慨陳辭一番，體溫就會上升，肺活量就會萎縮，渾身的生態平衡就會破壞，純粹是害了‘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癲癇病’。可看看他們的學問，不是一塌糊塗就是歪歪扭扭。他們那種現實批判，都不是憑藉學術自身或真理本身的力量奏效的，而是强行從半生不熟的學術話語裹赤着身子跳出來，搞一些誇誇其談的賣臉表演。中國這幾年學術失範，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學術影響現實的方式失範了，是兩張皮在强行捏凑”，“如今學術影響現實與其從對本土現狀的解析入手，還不如從對洋人的著作的闡釋入手”。文章又說：“錢理群那篇為了唱反調而唱反調的平庸之極的‘風頭主義’文章──《想起七十六年前的紀念》，滿篇都是糾纏不清的思想疙瘩”。

21日中文系總支書記、系主任與錢理群談話：昨晚學校黨委開會傳達“中央高級領導”指示，他們受校領導指示，先打一個招呼，等待校領導談話。

22日晚《中國青年報》肖某給錢理群來電話，說：原邀請你作為評委，出席 24日在北京大學召開的“中學生作文大賽頒獎大會”；但團中央與中央書記處在審查名單時，指出：如錢理群出席，將取消此項活動。因此，只得收回邀請，望能鑒諒。

25日北大校黨委副書記趙某某、主管文科的副校長何某某與錢理群談話，指出錢的講課與文章“涉及政治”，“出了格”，“違背了原則”，“需要反思”。錢理群希望明確說明，究竟在哪些問題上“需要反思”。遂指出了以下幾點──

在《說“食人”》一文裹，說“中國這一個世紀多有以‘革命’的名義殺害‘反革命’與‘不革命’的歷史”，“每一次革命都要成批成批地殺異己者”，“這樣我們近百年的現代歷史就變成了一個不斷地殺人，輪迴地殺人的歷史”，又說中國的“文人（總）是製造輿論鼓勵別人殺人，自己的身上好像沒有血迹”，實際上“一部‘五四’以後的中國思想文化史也就是中國知識份子互相慘殺的歷史”，這是對這一百年的歷史，特別是對近五十年的革命歷史的否定。在文章中還說“中國人殺人的一個最好的方法就是宣佈“你不是人”，“過去國民黨殺共產黨，就說殺的是‘共匪’ ”。後來共產黨殺國民黨，也說殺的是‘蔣匪’ ”。這是抹煞共產黨與國民黨的界限，是不分“延安”與“西安”。

反對以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認為是“獨尊”。

對毛澤東老三篇（按，指《紀念白求恩》）評價不正確，反對毛澤東提出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號。（按，這是指錢理群在《說“食人”》中批評中國“傳統思想中一個根深蒂固的觀念，把個體的生命看作是微不足道的東西”，“死了算不了什麼”，“把死亡、犧牲絕對化以後，‘死’成了目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最後變成了‘一怕不苦，二怕不死’，這就成了荒謬”）。

我們黨提倡“在國家和集體利益的範圍內不斷發展，擴大個人權利”，主要應對學生進行愛國主義與集體主義教育。而你對學生片面地大講“個人，民主，自由，人權”，這就對青年形成了“誤導”。

書記與校長最後强調，學校有《教師法》，有校規，對教師是有約束的。

錢理群表示：“我是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史、現代思想史和現代知識份子精神史的。我在課堂上所說的，都在我的研究與教學範圍內，並未違反校規。我所說的一切，都是我的獨立思考與學術研究的成果，我為自己的言論負責，同時願意接受歷史的檢驗”。

26日北大“新青年”網站上發表署名“保衛北大”的文章：《北大阴風起，錢理群教授遇危機》。文章透露：

“7月 20日晚，北大黨委會同中文系黨委，在新任黨委書記王德炳主持下，召開了一次特別會議，討論對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錢理群的處理、現在決定尚未公佈，但錢先生再遇劫難已成定局。起因很簡單，上頭有人再次點名批評錢教授，對錢先生至今仍在北大任教表示不滿”。“錢教授專業研究方向是中國現代文學，學術成就有目共睹。作為一名中國大學的教授，他對陳舊害人的中學語文提出過批評，因而招來一系列麻煩，以至現在的北大教職難保”。文章最後寫道：“還要再回憶老校長蔡元培的時代嗎？還要繼續在口頭上大講兼容並包嗎？容不下錢教授的北大，是否還是北大？中國向何處去？我們管不了。但作為北大人，我愛北大，我要保衛北大。北大的先輩何在？北大的精神何在？錢教授‘下崗’之日，就是北大淪喪之時”。

消息從網上傳出以後，引起很大震動。如網上一篇文章所說：

“教師們議論紛紛，互相打聽傳播消息，大有文革開始時那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氛”（mythl35：《請學校慎重對待錢理群教授》，8月 2日）。

一位北大校友這樣寫下他的反應：

“來深圳已經兩年，無時不刻不在思念一塔湖圖。正準備9月辭職，回到自己的精神家園。然而，在網上居然看見北大要驅逐錢理群教授的消息。這，居然是北大？在校時只聽過錢老師的幾次課與講座。我想，他應該是當前北大中不多的還能傳承老北大精神的幾位師長之一。如果北大居然連錢老師都容不下，在現實面前，我只有放棄幻想，承認：北大精神已在北大死亡！那麼，回歸對於我們這樣的游子，還有什麼意義？”

在校學生則通過“新青年”網站及校長向學生開放的網址，就“批判與處理錢理群”一事進行了多方面的討論──

“錢先生並無違背憲法師德之處，他的自由表達是他不可剝奪的權利，也是中國政府業已簽署的《世界人權公約》所予保障的權利。對一個人的不公平，就是對所有人的不公平：容忍對一個人權利的踐踏，就是容忍對所有人權利的踐踏。”（minstrl：《蚍蜉憾樹──為錢理群先生將遭遇不公正感言》，7月30日）。

“果然動手了。下一個不知道是誰？單一的體制下，不可能依靠一個體制對抗另一個體制吧，只有活生生的人還能發出一點聲響，還能指望什麼？……誰也保證不了什麼時候輪到自己。”（作者：紛飛往事，7月 30日）

“穩定的秩序，有萬眾一心為基礎再好不過，無論通過許諾還是欺詐都可以，如果必要，還可以强迫。如果都不成，還可以用含含糊糊的討價還價麻木大多數人的心智，換取人們的沉默。沉默就是默許，就是支持。起碼在維持秩序的效果上就是如此。既然不會遭到公開的反對，就會造成天下欣然接受的事實。縱然有敢怒者，也因不敢言，而逐漸不敢怒，因而長治久安下去。是的，現代的秘訣，不是讓你擁護，而是讓你沉默。當基礎穩定之時，你就是不說話還要引蛇出洞或逼迫表態。當只剩下維持默許的最後一張牌時，他們是緊張的，就是有人偏偏說話，偏偏還是呐喊。所以，錢理群的遭遇，不是他們心血來潮或有恃無恐所致。這是他們的大事。

“這更是我們的大事。我們，指北大。錢理群是北大的老師，我們當然更關注他的命運。……以北大為號召──當然是那個心中的北大──呼籲良知，是北大朦朧的資本，更是北大現實的驕傲。字裹行間對北大的仇恨，掩蓋不了對正義、良知的恐懼。北大不僅僅指這個院子裹的人，這兩個字當然代表着讓他們發抖的精神──你罵破嗓子也沒用。

“……我們又一次站在了懸崖邊上。”（“溫文爾雅”：《錢理群·沉默·罷》，7月 31日）

“當每個人的思想都被整合成教科書的思路的時候，他是看不到自己是沒穿衣服的，是錢理群教授成了那個喊出那最普通的聲音的小孩，於是他成了異端。於是成人的北大開始琢磨驅逐這個幼稚的小孩。”（“保衛北大”：《拆下肋骨做火把》，7月 26日）

“在所謂 ‘後極權時代’，不再有急風暴雨的整風和批鬥了，然而，謊言仍然遮蔽着事實，霧色中的粗暴仍在執行，對於道德和良知的腐蝕還在繼續。哈維爾提倡的 ‘在真實中生活’，即使對於中國的知識份子來說，依然停留在道德夢想之中。哈維爾說：‘我們全部已經習慣了、適應了這個極權制度，铲受了這個制度是不可改變的事實，從而成全了它的運行。換言之，我們大家都多多少少對這部極權機器得以運行，我們每一個人都曾出一份力’。

“說實話，舉尋事實，面對我們的心，這是通向天國的必由之路。然而，代價就擺在面前，每一步都充滿荊棘。”（老冷：《也說錢理群先生》，7月30日）

“任何一個有良心的人都應該捫心自問，錢教授所做的不正是一個關心中國的人應該做的事情嗎？中國人是講究‘不在其職，不謀其事’的，也許就是因為他的話，涉及了政客們的特權範圍，觸及了當權者的痛處，所以才顯得那麼‘刺耳’。……如果看着自己的國家一步一步在自以為很得意的樣子中一步一步地走向某一個死胡同，難道有良知的人們不應該出來提醒嗎？什麼‘穩定壓倒一切’，如果真有穩定的基礎，那麼幹嗎怕自己的人民說幾句話呢？

“錢教授是不能走的。這不僅是因為我們愛着這樣一位好老師、好長輩，更是因為北大不能沒有前進的聲音，不能沒有這種吶喊的精神。也許，我們的微小的聲音，不能絲毫改變當局者‘整治異端’的決心，但要知道，未來的中國是屬於我們的，我們這一代的心中已經種下了新的種子，苟延殘喘的做法能延續多久呢？”（murong：《錢教授，你不能走！》，8月5日）

“這半年來似有似無，席捲天下的倒春寒，令人不解之餘，很是痛心。”（“藥師”的回覆，8月 1日）

“很多問題是體制問題，不是簡單的感性的語言就能說清楚的”（“認真”的回覆，7月30日）

“中宣部點名封殺是變相非法剝奪公民權利”（“xiaoyou”的回復，8月 6日）

“教育界應该抗議李嵐请、陳至立越權說話，因為他們没有資格判定誰能够當教授。”

“學法律的論證一下假如開除錢政府是否違反《勞動法》？”（“xiaoyou”的回復，8月 5日）

“一個大學教師的好壞，學生最清楚，因為學生上不同老師的課，能够作比較。一個大學教師的去留，學生最有發言權，因為學生缴的錢，不是白扔的。錢理群教授是恢復高考以後第一屆研究生，學術造詣很深，至少課上得很好，受到學生歡迎。能够做到這一點的教授不多了。……無論哪個系，真正受到學生愛戴的教授卻是鳳毛鳞角。 ”（youjui：《學生最有權：誰來决定錢教授的去與留？》，8月 3日）

“尊敬的許校長：我想學生才是學校的主體，留與不留錢教授我們學生有更大的發言權。北大有容乃大，寬容民主，怎麼就不能容忍錢教授不同的聲音？我們且不論錢教授的言論是否切實正當，這要留交歷史去證明。可是我們北大總應該有這樣的氣度去容納不同的聲音吧。歷史是無情公正的，為政府所左右，只能保一時的官祿，為公正民主開路，才能留一世的清名。北大是領導的大學，教師的大學，還是學生們的大學？如是後者，錢老當留；其他就只好滾 dan了。 ”（bluejazz：《為政府所左右只能保一時的官祿，為公正民主開路才能留一世清名》，8月3日）

“王書記：……我們對您──一個學者出身的書記──還是寄以厚望的。……（因此想對您）談幾句心裹話：您是想在北大待幾年呢，還是要做一番事業呢？如果是前者，您怎麼能屈服於壓力而給自己的歷史加上污點？您不會不知道錢先生在學生心目中的地位，您不會不知道前書記在師生心目中的地位，何去何從，怎不慎重？如果是後者，那您更要三思：北大的優勢在哪裹？比錢？比後台？都不如某校。唯一值得重視也可以保留的是北大在國人心目中的地位，是北大師生的追求。如果趕走了錢先生，老師為之心寒，學生為之心酸，何以建設一流大學？不是歷史的功臣，就是歷史的罪人，望您三思！”（monie：《王書記請您想好》，8月2日）

“也許錢先生只是個普通的教員，但孟子有言：‘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在筆耕生涯的芸芸諸君中，錢先生不過比別人略多些膽識和勇氣。然僅此一點，便足以讓我奉上深深的敬意。更不用說他的學術成就，已贏得了學者和學子們的廣泛尊敬了。這在當代學人中並不多見。正如古語所謂 ‘經師易遇，人師難逢’，世間不乏飽學之士，如錢先生者卻披沙揀金。……在八、九十年代的北大校史上，錢先生已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然而在北大校史之上，有人卻來塗鸦。可他們是否明白，即令錢先生被逐出北大，錢先生仍被北大師生長留心中；試圖把錢先生逐出北大的人，則將被北大師生永遠的放逐，放逐到最黑暗的記憶中去。”（minstrel：《蚍蜉撼樹》，7月 30日）

“這北大不呆也罷！

“北大早已不是北大了，做夢的是我們！”（sl1999的回覆，8月3 日）

“錢老走吧！此間已容不下你了！

“如果能借此機擺脫俗務，專心觀察世情，點醒世人，有知己師生往來，提携後進，倒是天下之幸，也未嘗不是錢老本人之幸事。”（“藥師”的回覆，8月 1日）

在網上，也有不同意見的交鋒──

在群情激憤時，一位學生表示“想潑一點冷水，給大家降降溫。”他說：

“今日之北大，徒竊北大之名已非當年的北大。如果你關進監獄，別再奢望校長保你出去了。在當今中國，誰有能力和政府對話？如果蔡元培活在現在，他不僅當不了校長，還會因為 ‘持不同政見’而時不時在北京西郊的監獄裹‘小住’。而這一次是‘上面的意見’，中國政府對付手無寸鐵的‘叛逆者’的決心和手段，我想北大的同學們是不會那麼健忘吧。大家不想為此事換上一個類似‘任書記’這樣的北大的耻辱吧。御用文人和叭兒狗可多的是了。王書記這大把年紀，家中又有妻兒老小，你總不能奢望他在退休之前犯‘政治錯誤’吧。同學們也不妨捫心自問，有多少人準備拼了學位和前途，要為錢老鼓與呼？面對軍隊、警察與權力，誰有能力與政府對話？誰能克服對失去一切的恐嚇的恐懼？”（happylian的回覆）

另一位學生回復說：

“這位先生分析得很冷静。大多數中國知識份子都是這樣分析的。所以，劉軍寧、秦暉得倒掉並沒有引來‘知識份子’共同體的反抗，除了默默喘息者，就是無數的‘竊喜派’教授。這些‘竊喜派’活躍在中國的大學，活躍在中國被認為最民主的地方。中國過去沒有、今後恐怕也不會有‘知識份子共同體’。……真的猛士從來不是被鼓動出來的──他們自己在生長，在奮鬥……。問題是，更多的人，在適當的時候，不要過於退卻”。

有人在網上發表文章，認為：

“沒必要把錢理群的事鬧大，北大的師生應以大局為重，舍小保大。”文章說：“現在，上面對輿論管得越來越嚴，我們也應顺天而動，所謂 ‘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再說，錢理群已經老了，讓由他退了也不怎麼樣。想想他這幾年來，越來越不注意‘穩定壓倒一切’。現在，如果我們不讓錢理群走，讓事鬧大，那麼北大只會再受打壓，一年幾十億的資金就可能拿不到，我們的校園建設怎麼搞？而且生源也會不好。請大家慎重行事，維護大局”。（disbege：《要捨小保大》，8月 2日）

一位學生以《孰小孰大》為題，發表文章說：

“也許，幾十億的資金是重要的，你的一片苦心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原則是不能讓步的！北大之所以還是北大，難道不是因為從蔡先生以來的 ‘兼容並包，思想自由’？沒有這些，北大的存在，還有什麼意義？”（“風雨一竹”：《孰小孰大》，8月 6日）

另一位學生則說：“北大可以沒有價值2．8億的理科樓群，但是絕對不能沒有像錢老先生這樣大受學生歡迎的好老師！

當有些人一時激動，對錢理群作出言過其實的評價時，就有人提出忠告：

“我傾向於不使用您所使用的那種過於感情化的語言，因為從心態上來說，迹近崇拜。這也許是錢先生本人所反對的”。（“拾垃圾的人”的回覆，7月 30日）

於是有文章提出要反對“造神”，並指明錢理群是北大“新的神”，由此引出對錢理群的批判性審視：

“他們被人追捧，被約稿人的鈔票吸引，被媒質導致的名利場污染，但絲毫不妨礙他們以所謂 ‘啟蒙者’的姿態評點社會，騙取崇拜”，“自他以來，北大中文系現、當代教研室已然成了思想的聖地，潮流的浪頭，但惡果卻是因為對專業研究的淡薄，造成北大現、當代文學研究盛名之下其實難副，早已給復旦、南大趕超了去。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正是錢氏的引導，陳平原的助澜，孔慶東、余杰的追風，桑地以及其他在校硕博的效尤，才使北大中文系聲勢日隆，而實績甚少。這現當代一脈，將是使北大更為空談，更難自醒的首惡”。文章最後說：“希望我們年青一代千萬不要盲從，別人都往一處跑的時候，是不是可以克制一下，自己判斷一下”。（sward：《有人在造神》，8月 2日）

一位作者連續寫了三篇“随便想想”支持前文的觀點：

“我不認為 ‘我們在造神’的貼子有什麼‘不合時宜’，倒是覺得，現在正是最缺少和最需要這種聲音的時候。我們不但正在造神，而且，我們的神殿早已完工，這神殿就在我們身邊，處於一片混亂之中，但仍不斷在自盲其目的想像中被‘偉大’、‘崇高’、‘聖潔’之類的肉麻的形容詞修飾的北大”，“在人們心目中神奇的 ‘北大’總需要一個神奇的代表來支持”，“在民間，錢理群早就填充上了總想憤世嫉俗的青年學生們心中‘北大’之神的空位”，“很難想像，不斷在文章中致力於解構‘北大’虛幻敘事的先生在行動上竟是如此不知自制”。作者還批評了錢理群的“青年崇拜”，認為“錢理群先生矛盾而天真的性格是鑄成他今日處境的最大原因。我曾經聆聽錢先生對魯迅作品的分析，讀過先生的文學史論，也看過先生那些有感而發的小文，尤其是百年校慶期間的作品，其深刻、精彩、熱忱和冷靜令人折服。然而，在現實中，先生的所做所為卻經常顯示出涉世未深的稚氣。先生對晚輩的愛護早就成了他們揚名得才的工具。先生或許早該自省了。真正危險的不是來自敵對面的壓力，而是來自 ‘盟友’的暗中利用和操縱”。（whirlpool：（我們的神殿早已完工），8月 7日；《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光榮失敗》，8月7日；《青年的北大》，8月 7日）

針對《有人在造神》一文對錢理群學術工作的批評，一篇文章這樣寫道：

“我看你一點不了解他的學術成就，而只看過有關方面批判過的那幾本涉及現實的思想隨筆，就以為那就是錢先生的全部。如果你上過他的課，讀過他的多數學術著作，就會知道他對中國現代文學與現代文人思想的把握是極其深刻的。當然，你可以不同意其學術觀點，但是你怎麼能覺得他不搞學術呢？在我看來，錢先生很少談政治，即使涉及也是從學術的觀點出發。以學術而言，他在北大也是第一流的。另一點提醒你注意的是，文學的本質是人的心靈，研究文學必須涉及思想，現當代文學更是如此。不知你所希望的‘實績’是什麼，如果認為只有考證作者生平、文章版本才是文學研究，其餘都不是‘學術’，那就太狹窄了。如果你接觸過錢先生，就該知道，許多人喜歡、崇敬他，絕不是因為他說了什麼，而是他的人格魅力。作為學者這或許不太重要，但作為教師卻是很重要的。”（molnfe的回覆，8月 3日）

一位作者則這樣談到他對錢理群的認識與理解：

“長期以來，我對錢理群殊無好感。那是‘史’對‘文’的根深蒂固的輕蔑。在‘大師’、‘智者’的喧鬧聲中，我一度感覺，他簡直在扮演不免裝腔作勢的角色。但學術就是衡量他的標準嗎？當大聲疾呼的風貌成為時代的笑柄，當魯迅被千百萬中學、大學生深惡痛絕，當學術的進境無法填充社會良心的空憾，是錢理群而不是這個學校的其他任何人，放棄了無涯學海中，以苦為舟、追尋智慧的閑雅書齋，不斷用狂懣的呐喊代替高深的思考。我想，這是他自願的痛苦的抉擇。過去一年的 ‘工作’中，我時時體會到良心付諸行動的艱辛。當不滿足於僅僅信誓旦旦於自己的操守而想有所為之時，我才明白，最大的代價並不是原本平静的生活，親人朋友的態度，甚至也不是什麼人身安全。最難割捨的，是學者無不嚮往的學術成就，是純粹通過學術追求真理的生活和心態。一旦決定要去做什麼而不僅僅是說什麼或探討什麼，效用就成了目的。最難割捨的是書生的本色。我沒有做到行動，在敢於下地獄的錢理群面前，我終於看清自己的委瑣和無知。尤其是當發現，他的行動，他的僅僅是‘敢說話’的行動，原來是正中要害的投槍”。（“溫文爾雅”：《錢理群·沉默·罷》，7月 31日）

儘管對錢理群的人生選擇，治學道路與學術成就有着不同的認識與評價，但在“維護所有的人都應享有的言論、思想自由與學術自由”這些基本點上卻是一致的。正如三篇《随便想想》的作者所說： “‘因言獲罪’是最先要反對的惡。口中和筆下的自由是一所大學得以稱之為大學的最低限度的憑藉，雖然中國沒有一所‘大學’可以够得上這個標準。可我們有責任不讓它們離開這個標準更遠。因此，將要提起的那些我不認同的一些言行，决不意味着我不强烈反對對這種言行的壓制”。

在師生的强烈關注下，北大校方對錢理群問題的處理一直持謹慎態度。黨委書記王德炳一開始即强調要聽取中文系的意見；而中文系黨委與系主任則始終堅持兩條意見：一、如要批判錢理群，則要允許錢理群本人提出聲辯；二、如要給錢理群以處分，則要謹慎，要吸取歷史的經驗教訓。中文系許多教師也支持系領導的意見。在這種情況下，北大校方對錢理群問題至 2000年底也未作任何決定。

社會上對錢理群的批判仍在繼續進行。本月出版的中共中央機關刊《求是》2000年工 4期發表署名“鍾易之”的文章《語文教育改革必須堅持正確的方向》，其小標題分別為“如何看待新中國 50年的教育史”，“如何看待馬克思主義在教育中的指導地位”、“如何看待語文課中的思想道德教育”。與在此之前的批判相比，本文沒有點名，把討論的範圍限在教育領域，上綱也有一定節制，定性為“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一種表現”，甚至還有“馬克思主義並不排斥理性的思考，也不排斥符合科學規則的正確質疑，更不排斥基於實踐基礎的理論創新”這樣的說法，看來本文作者力圖在批判中講一點“理”，但也就給自己的論證留下了缝隙，例如强調《紀念白求恩》“文中提倡‘毫不利己，專門利人’，決不意味着抹煞個體的生活需要”；又說：“當然，道德規範是有層次的，我們不能把對先進份子的要求加到每一個普通人身上。但社會提倡的道德目標必須‘取法乎上’。難道我們提倡每一個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的人要把國家利益，集體利益放在第一位，有什麼錯嗎？”

八月

3日 本日出版的《北京青年報》發表對錢理群的專訪：《理想與現實是如此不同：資深教育專家錢理群談高考“克隆作文”現象》，同時刊登了錢理群的照片。此舉受到北京市委宣傳部的嚴厲批評，認為是“嚴重違反宣傳紀律”。

14—20日香港出版的《亞洲周刊》發表專題報道：《北大清華三解聘驚魂》，透露“北京高官”點名批判錢理群一事，並說“北大方面受到了來自有關方面的巨大壓力，但目前尚未就如何處理錢理群作出决定。錢（理群）表示在校方未作出正式處理前，他不準備表示任何意見”。

18日廣東新聞出版局給廣東音像出版社“打招呼”：該社準備出版的由錢理群主編的《新語文讀本》一書，應立即停止。理由是“上面打了招呼，錢理群等人署名的書一律不准出版”。錢理群等随即退出《新語文讀本》編委會。

九月

8日北大哲學系研究生江緒林在三角地貼出題為《倫理與權勢間的衝突與出路──論錢理群教授去留北大問題》的文章，後又將此文發表於北大“新青年”網站上。文章說：“錢老師暫時過關了，雖然雙方似乎都不滿意──想趕人的沒趕走，留人的覺得你壓根兒趕得沒理由”。作者認為，我們不能只是被動地接受這一結局，更要進一步思考與討論：隱藏在這一事件背後的“真實的問題”是什麼？作者指出：“如果一件事情遠遠超出了單純道德判斷的範圍，而我們試圖僅僅要求通過道德共識或道德姿態來取得徹底的解決，我們就是對現實的逃避，逃避在經驗中付出代價，逃避道德的現實性”。作者也不贊成校方的折衷解釋：錢理群教授的問題是一個學術問題，而不是一個政治問題；他問道：“這兩者可以截然分開麼？”“退一步來說，縱使是政治問題又怎麼樣？”

作者由此而展開了他自己的論述。他指出，從表面上看，這是學者（特別是人文學者）“基於倫理原則的行為”與當局“基於政治原則的行為”之間的衝突：“倫理要求個體的自我抉擇，將個體提到某種高貴的地位，而政治則關注群體間的利益協調與妥協，並常常不得不因現實的考慮而暫時犧牲倫理原則──這是倫理常常堅决反對的”。這樣的衝突在任何社會都會存在；而在一個健康的社會就會將衝突“控制在一定的、建設性的範圍內：擁有合法性的政治還是謹慎地按照利益與實力的原則行事，同時注意小心地傾聽着倫理的呼聲；倫理則不斷地批評政治，把希望寄托在輿論監督和個體的覺醒上”。“那麼，為何錢理群教授面臨的就不是這種情況呢，為何衝突就凸顯得極其尖銳呢？這裹的關鍵在於政治權力與政治權勢之間的差別：權力是具有合法性的，即得到形式完全許可的，而權勢則是缺乏合法性或者尚未取得完全的倫理正當性的。權力自然不懼倫理的指斥，但權勢不一樣，因為權勢自身會構造某種的合法性，而來自倫理的指斥會摧毁任何不真實的合法性，而將權勢的倫理無根基性顯露出來，這必定危害到權勢的地位。這還因為權勢自身常常是脆弱的，因為它依賴內部的衝突來維持平衡和替換，更害怕倫理的刺激了”。作者由此得出結論：錢理群事件背後的真實性問題是：“倫理與權勢間的冲突”，它表明權勢正面臨越來越嚴重的合法性危機。“我們必須以現實的、不迴避的態度去面對”這現存的，而且必然日趨尖銳的衝突，並尋找出路。在作者看來，出路就在於“使權勢獲得合法性”：這是一個歷史的進程，“這種進程意味着將法的精神灌注到政治體制和政治秩序中：選舉，權力的制約與監督，包括體制內的制衡和體制外的監督。只有這樣才能恢復權力與倫理間的建設性的同在。──這種建設性的共在是通過法來實現的，法律本身形式公平的規則使得參與者之間的矛盾能够有序的。非抗拒性的得到解决，只有以法的精神才能避免倫理與權勢的直接對撞，劇烈衝突這種道德撞牆的悲劇”。

本月出版的《随筆》2000年第 5期不顧禁令，發表了錢理群的文章《失敗者的不歸路──蔡玉鑲《突圍：一個底層知識者的人生體驗》》。主編表示：“只要沒有正式下文，我就照登不誤”。按：對錢理群等知識份子的禁令，全是口頭“打招呼”而無正式文件。既要禁，又不敢負歷史責任：這也是當今中國政治的特色之一。

本月，錢理群應邀出席了中國社科院“胡繩青年學術獎”文學組的評獎會議。在此之前，文學研究所拒絕了有關部門交給的組織寫批判錢理群文章的“任務”。

十月

7日 本日出版的《群言》2000年第 10期發表汤一介《“恒稱其君之惡者，可謂忠臣矣”》。此文曾以“汤一介聲援錢理群”為题發表在北大網站上，後又發表於香港出版的《二十一世紀》2000年 10月號。文章說：“就我們當前的教育來說，誰不知道存在許多問題，我們應歡迎大家來研究和批評當前的教育制度、教學內容、教學方法等等方面存在的問題。殊不知，剛剛有學者提出一點比較尖銳的意見，有的領導就受不了啦，據說還要採取什麼行動。這豈不是連魯穆公都不如了嗎？”

19日《中國青年報》綜合版發表對錢理群的專訪：《教育改革要確保公正》，並加了如下按語：“錢理群先生是一位視野開闊，思想深邃的學者，他的思考不僅僅局限於自己所研究的學科領域，對於社會、文化、教育、治學、修身等諸多方面的敏感與熱點問題，錢先生都能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見。儘管這些觀點常常會在學術界引起激烈的思想交鋒和爭鳴。但也正因為如此，使錢先生以學術創新者的形象赢得了廣大青年學生的愛戴。在錢先生任教的北京大學，學生通過直接投票的方式將錢先生評為‘最受歡迎的十佳教授’之一”。錢理群在接受採訪時說：“我去年當了‘十佳’以後曾收到一個學生的來信。他說，我們為什麼要選您呢？是因為我們覺得您很可愛。我對這個評價非常滿意。因為我覺得任何個人都不能作為‘代表’，一做‘代表’他就完了。我就是錢理群，說我可愛我就很滿意了”。──《中國青年報》的這一報道與編者按語刊登以後受到上級部門的嚴厲批評，有關編輯因此被警告。 28日在本日舉行的“長江《讀書》獎”頒獎大會上，錢理群作了簡短的致詞──

“當走上領獎台時，我想起了中國古代哲人的一句話：‘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

“我們確實活得艱難，寫得艱難。──要承受種種外部的壓力，更要面對自己內心的困惑。

“在苦苦掙扎中，如果有人向你投以理解的目光，你會感到一種生命的暖意。

“現在，我正是從參與文章獎評獎的讀者、評委，以及今天到會的朋友們這裹，感受到了這樣的溫馨。或許僅有短暫的一瞥，就足以使我感奮不已。

“是的，我存在着。我努力着。我們又這樣彼此攙扶着。──這就够了。

“但我又是怎樣地神往於那‘相忘於江湖’的境界！──那將是一個永遠的夢。”

本月出版的湖北大學《語文教學與研究》2000年 10期在“特級教師三人行”專欄上發表楊先武《一點商榷》，對劉國政《“毫無自私之利之心”贊》一文對錢理群的批判提出不同意見。文章指出：“只要沒有忘卻歷史，便不難看出‘理想’和‘殺人’之間的聯繫。誰也不可否認，毛澤東所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空前的政治災難，這正是一場要求人們為實現‘共同理想’而不惜‘犧牲生命’的運動。……如果我們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就不會繼續為‘毫無自私自利之心’、‘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大唱贊歌”；“‘利己’和‘利人’並非總是水火不相容，而常常是相互聯繫，相互依存的”，“在商品社會裹，人們的工作和勞動（除義務勞動）都是一種有報酬的付出，其付出是‘利人’，而獲得報酬則是‘利己’。‘按勞分配’、‘多勞多得’不正是‘利人’與‘利己’的和諧統一嗎？”“一概排斥‘利己’的‘毫不利己專門利人’這種理想化的精神並不能真正起到教育人、鼓舞人的作用，相反會造成對個人權利的踐踏”，“竊以為，在國民素質普遍偏低的情況下，與其用脱離實際的‘崇高精神’來進行思想道德教育，不如首先用基本道德標準來規範人們的行為。正如魯迅先生所說：‘道德這事，必須普遍，人人應做，人人能做，又與自他兩利才有存在的價值’（《我之節烈觀》）‘人本主義心理學和教育學主張以不害人為道德底綫，這種道德由於人人都有可能達到而比任何不食人間煙火的道德都更有意義。如果反其道而行之，那就非但達不到‘崇高’的境界，反倒有可能喪失起碼的道德和良知。”作者最後問道：“我們為什麼要用‘毫不利己專門利人’這種只能掛在口頭上的‘崇高’來教育學生呢？這樣的教育，其結果是使他們學會說假話，而不會真正做人”。

十一月

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五十周年之際，在一些網上，出現了批判“錢理群等”的文章，其中一篇題目是《誰想‘把歷史的真相搞渾’──批駁北大教授錢理群主編的奇書》，還有一首“原載黑板報”的打油詩，《錢理群畫像》：“吃的是中國的飯，下的是美國的蛋。讀的是魯迅的書，犯的是秦檜的賤”。──據說七、八月北大“新青年”網站上也有人說支持錢理群的是“買辦資產階級”（轉引自 8月 5日《錢老不是反黨，而是愛國，愛國無罪》一文，原文未见）。後來，一位自稱“青年左派”的學生來信說：“我和我的朋友曾激烈地批判過你。最近仔細看了你的文章，發現我們誤解了你”，並寄了上述文章。

15日，北大“新青年”網站發表《祝先生早日康復》的文章。作者（ “guist”）這樣寫道：“今天像往常一樣急急地趕向教室，念叨着別下課別下課上一堂不知是什麼先生的課可千萬別下，和圍在門外的一團人一起湧進教室的時候還可以搶到一個座位，要是門已經開了，可能又要站一堂了。結果還是晚了，儘管早到了 20分鐘，也已經沒得坐了。先生的課就是這麼好聽，怨不得人多。我們必修的只有三十幾個吧，一百多人的教室卻總是站了滿滿的人。正準備站着奮鬥兩個小時，卻來了個先生在黑板上寫了通知，說是先生病了，且住了院……。外面的陽光正好！每個星期三的上午在美麗的陽光裹聽先生的課，真是幸福。最喜歡先生念文章給我們聽。這個時候就可以輕鬆甚至慵懒地聽先生念，出了神，或者小小地就溜了號，看見陽光很欣喜地舞蹈。尤其精彩的是偶有一長串擬聲詞出現，先生簡直念得出神入化。祝先生早日康復！”

本月出版的《讀書》11月號不顧禁令，發表錢理群的文章：《四十年前的“歷史敍述”──關於我的“大學時代”》。

十二月

8日一位 84歲的退休中學教師寫信給錢理群，信中說──

“一位青年複印了你的《說”食人“》一文給我。拜讀之後，我才知道中國現在仍有學人在重視並研究這個問題，有空谷足音之喜。我體會你重視這個問題，實質上是重視中國人或中華民族的倫理、心態、精神走向，以至於未來的命運；從認清歷史（從遠古到今天）的真實面貌，從反省中醒悟，改途易轍，走上一條正確光明的路──人的路。我特別佩服你這言外之意，聖潔的心。

“我小時候也讀過‘易子而食’，看過孫二娘賣包子等等，思想上無震動。經歷三十年的‘鬥爭’，特別是‘浩劫’，七十幾歲方偶讀《南輟耕錄》，才大吃一驚：歷史上竟有如許大規模的、大面積的、有講究的、反復重演的吃人慘劇，而現代號稱為文明的人竟懵然無所知曉，是什麼緣故？人與獸有界限？人為靈蟲？人性善？革命階級光榮？人有良心道德？政府有法律？人權是什麼權？有多少？這一切，均須重行評價。

“幾年來，隨便看點書，看到有關食人記載，便用紙條記下來，大約也記有近二百條，總想匯印為一本資料。我已八十四，腦子呆笨，無力做研究，只能收資料。我以為‘近百年’是尤為重要的。但檔案不公佈（蘇聯七十年代以前的檔案已公開，我們辦不到），要了解較全面的材料，我怕是等不到了。‘他時須慮石能言’，只能以此詩句聊以自慰而已”。

18日網上傳來消息：最近，电宣都向各廣播、電視台“打招呼”：對十二名知識份子實行媒體控制，不允許他們的形象在银屏出现。 這二十世紀的最後信息，又預示着什麼呢？──人們將拭目以待。 2000年 12月在病後靜養中，以每天千字左右的速度陸續寫成

（補：2001年 4月，大眾文藝出版社出版了 《改革還是改向》一書，將有關批判文章彙集，也可以稱作“大批判文選”吧。此類文選曾充斥二十世紀五、六、七十年代，到新世紀重又出現，本身就構成了一個值得深思的思想、文化现象。）

2000

我在做這些事：總結之二

（一）

在從 1999年年底到 2000年年底持續一年多的大批判中，一位精神審判官曾厲聲質問：“他們到底要幹什麼？”

於是就有了這樣的如實招供：“我在做這些事”。

據說這位審判官不僅是中學語文界的大老，還是一位雜文家。他懂得如何用文字殺人：“他們”二字即大有深意。首先是“們”：本來是幾位年輕人把一些批評中學語文教育的文章彙集起來編了一本題為《審視中學語文教育》的書，編者與作者或相識或不相識，作者之間更無關聯，彼此的意見也不一致，書的前面有一篇編者之一對錢理群的訪談，作為“代序”──“代序”而不是“序”，這就表明，錢理群並沒有對這本書進行過審讀，也不對它負責。事實上，我是與讀者一起讀到書的，書中許多文章的作者（特別是後來被當作靶子重點批判的文章的作者）都沒有交往。事情就是這樣簡單而明白，審判官卻為了羅織罪名的需要，硬將編者、作者、代序者“們”在一起，而且稱之為“錢理群等”，這就人為地製造了一個“以錢理群為首”的小集團。──這是典型的株連術，所有經歷過反胡風反革命集團、反右派運動，以及文化大革命的中國人對此都是記憶猶新的；現在這位審判官不過是在世紀末故技重演罷了。

而且還是“他們”。與“他們”相對立的是“我們”，這位審判官儼然成了“我們”的代表。而“我們”又是以真理的化身、革命的代表與捍衛者、天堂的把門人自居的。“他們究竟要幹什麼？”，這位審判者就這樣居高臨下地將不同意見者列為“他們”，而從“我們”中開除出去，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經常說的“打入另冊”。──“打入另册”據毛澤東說是湖南農民運動發明的，將“反對”自己的人擯在“革命隊伍”的門外，“無家可歸”，“所以他們總是懸心吊膽地過日子”（參看《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後來，又將這樣的懲罰用之於知識份子，也是頗為有效的：在歷次政治運動中，不僅真的將許多人“打入另冊”，因此永世不得翻身，而且以“打入另冊”相威脅，更使得許多知識份子惶惶不可終日，為了取得列入“我們”之中的資格，而不得不自輕自賤自辱，甚至出賣自己的良心。這都已經成了最不堪的歷史記憶。如今到了新世紀，這位審判官竟然重新祭起這樣的法寶來對付我，真的還能那麼有效嗎？

“我在做這些事”，這就是我的回答。──這裹包含兩個意思：首先，“我”就是“我”，這是一個獨立的生命個體，不屬於任何集團。其次，我關心的是“做事”，踏踏實實地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總之，我只做我自己願意做的事。有時也會與他人一起做某些事，但這是自由個體之間的合作，其間平等、獨立的關係大概也是某些人所難以理解的。而且我既然要做目己的事，就不是任何力量所能阻擋得了的。我行我素，即使把我打入“另册”，也沒有用。

（二）這一年，我在做什麼事呢？

主要做了兩件事。

第一件事，是為中學生編一套大型課外讀物──《新語文讀本》。我和編委會的朋友都自稱為理想主義者，給自己立下的宗旨是：“把我們民族與人類文明的結晶，把最好的精神產品貢獻給我們的孩子”，在一定意義上，這是為未來做建設性的奠基工作，同時這也是一個學術工作，期待在編寫過程中逐漸形成自己的中學語文教育的理念與教育體系。我為這兩個目標興奮不已，不僅投入了極大的精力，而且可以說是把整個心都撲上去了。

於是我的日記裹就有了如下記載──

1月 31日一 2月 9日為《新語文讀本》選目，並起草《編寫大綱》。（《新語文讀本》編選工作於 1999年 9月 17日啟動，並於 1999年 9月、12月開過兩次編輯工作會議）

2月 10日一 2月 19日在廣州召開編輯工作會議，提出選目草案。

3月 23日--4月 1日審讀《新語文讀本》篇目。

4月 26日一 4月 30日將篇目最後定稿，並起草《編者的話》。

5月 1日一 5月 4日在上海召開編輯工作會議，討論“注釋”與“閱讀建議”。

6月 16日一 8月 15日審讀全書，逐篇修訂白話文部份的注釋與閱讀建議（有相當部份係重寫），並輸入電腦。

8月 16日一 8月 24日在廣州召開編輯工作會議，將全書定稿。

10月 1日一 10月 8日總結《新語文讀本》的編寫工作，撰寫《答記者問》與《編輯手記》。

將以上工作日程表與我編寫的《“大批判”紀實》相比較，就可以發現，每一次批判高潮都伴随着一個工作高潮。特別是六月至八月那兩個月，面對外界空前的壓力，我每天早上七時起床，中午稍事休息，一直工作到深夜十二時。後來統計了一下，兩個月輸入電腦的文字竟有二十餘萬字。八月下旬在廣州開會，全書眼看大功告成，就傳來消息：“上面”指示封殺錢某等人，為保證我們的心血之作《新語文讀本》能順利出版，送到中學生手中，我和幾位朋友决定退出編委會。當天我的日記裹這樣寫道：“晚開會，報告此事時，竟哽咽無言，眾亦默然。會後回到房間，堅持將讀本編完，已是凌晨二時”。雖已退出，我仍覺得自己責任未盡，又利用國慶長假，趕寫總結文章，竟以每天五千字的速度，七天之內（八天中休息了一天）寫了三萬五千字。──以高强度的工作來對抗外在高壓，這是我文革時養成的“習慣”：每次批鬥會後，我都是讀書或抄書到深夜的。

而且，只要一進入工作狀態，我就會忘記一切，沉浸在另一種境界之中。

我在給一個關心我的不相識的年輕朋友的信中，這樣寫道──

“儘管有壓力，但我仍然生活得很好。

我在工作。

這是一件極重要，也極有詩意的工作。

我因此生活在‘詩’中。

就以此，以心中的光明，來對抗外在的黑暗。 ”

我確實是把《新語文讀本》當作一首“詩”來編寫的。首先，我們設定的兩大目標本身就極有詩意。我曾經寫過這樣一段文字：“我想像着，當新世紀的曙光初照，這本精美的讀物，送到孩子們的手中，將帶來多少驚喜，微笑和沉思啊。刹那間，我真的陶 醉了……”。

其實，就在編寫過程中，我已經不只一次的陶醉過了。曾有過這樣一次難忘的生命體驗：那天清晨，我在審讀從梭羅的《瓦爾登湖》裹選出的一段文字，眼睛突然一亮，不禁大聲朗讀起來──

“每一個早晨都是一個愉快的邀請，使得我的生活跟大自然自己一樣地簡單，也許我可以說，同樣地純潔無瑕。……據說在成湯王的浴盆上就刻着這樣的字：‘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我懂得這個道理。……在休息了一夜之後，人的靈魂，或者就說是人的官能吧，每天都重新精力瀰漫一次，而他的禀賦又可以去試探他能完成何等崇高的生活了。可紀念的一切事，我敢說，都在黎明時間的氛圍中產生。《吠陀經》說：‘一切知，俱於黎明中醒。 ’詩歌與藝術，人類行為中最美麗最值得紀念的事都發生於這一個時刻。所有的詩人和英雄都像曼儂，那曙光之神的兒子，在日出時他播送豎琴音樂。……早晨是我醒來時內心有黎明感覺的一個時候。…… （我渴望着）生活得詩意而神聖。……人類無疑有能力來有意識地提高他自己的生命。……”

我的心突然變得柔軟，彷彿那曙光之神的兒子的琴弦輕輕撥動我的心弦，而且真的有一種“黎明感覺”向我悄悄襲來……。那是生命的黎明：人重新開始一切，“跟大自然自己一樣地簡單”，像嬰兒一樣地“純潔無瑕”，用好奇的眼睛去發現世界，也發現自己，飽嘗着發現的喜悦，生命也獲得了“日日新”的新鮮感，進入一種“詩意而神聖”的境界。我直覺地感到自己似乎抓到了生命的真諦，生活的真諦，文學的真諦，寫作的真諦；於是，用顫抖的手寫下了如下“閱讀建議”──

“你早晨起來，內心有作者所說的‘黎明感覺’嗎？你嚮往‘生活得詩意而神聖’的境界嗎？”

後來，在另一篇選文《散文的詩意》的閱讀建議裹，我又寫了這樣的一段話──

“作者建議向畫家學習觀察。作者說，真正的畫家總是和孩子一樣，‘用初次的眼光去觀察一切，沒有因襲的重擔，每次都像重新觀察’。──這對你的作文寫作有什麼啟示？請‘重新觀察’你每天都要走過的‘上學的路上’的景色與人物，寫一篇短文”。

顯然，我是把自己對作品的發現與體驗寫到閱讀建議中去了。──我的研究從來都是有主體投入的，這甚至形成了某種學術風格。現在，沒想到連編書也如此的投入，真是本性難移了。但這樣的主體投入也並非完全沒有意義。我們的新語文讀本有一個基本觀念：閱讀就是讀者與作者之間的對話；而學校裹的閱讀教育的特點在於它的閱讀材料是按照一定的教育目的編寫的，學生的閱讀活動又是在教師指導下進行的，這就產生了編者，教師、作者與學生互動的多重對話關係。這包括編者與作者的對話，編者與學生的對話；教師與作者的對話，教師與學生的對話；而以上對話最終目的又是要促進學生與作者的對話：適才是閱讀教育的根本。從這樣的觀念出發，我們讀本的編寫工作就是與選文的作者進行精神的對話與心靈的交流。而我們的作者又何等樣的人物啊：那是荷馬，蘇格拉底，但丁，布魯諾，莎士比亞，塞萬提斯，盧梭，雨果，托爾斯泰，泰戈爾，居里夫人，愛因斯坦……，是孔子，莊子，老子，屈原，司馬遷，陶淵明，李白，杜甫，蘇軾，蒲松齡，曹雪芹……，是魯迅，老舍，沈從文，冰心，茅盾，巴金……，還有許多當代的傑出作家、思想家……。在六至八月的兩個月裹，我就是這樣整天地讀啊寫啊，超越着時空，和這些思想的巨人，文學的大師，這些民族與人類文明史上的燦爛群星，交談着，爭辯着，忽而暢懷大笑，忽而默默沉思。然後，我牽着中學生的手，把他們引導到這些巨匠的身邊，互作介紹以後，就悄悄地離開，讓他們，這些代表着輝煌過去的老人與將創造未來的孩子在一起心貼心地談話，我只躲在一旁，靜靜地欣賞，時時發出會心的微笑……。就為了這個瞬間，我無論付出什麼樣的代價，都是無怨無悔的啊。而且，當我與人類文明的代表對話，精神随之昇華到一個新的高度，再回過頭來看我的批判者，權勢者，竟然產生一種悲憫感：他們的那些煞費心思的誣陷，殺氣騰騰的宣判，不過是自顯其醜，那是一把雙刃劍，在傷害我的同時，也在傷害其自身啊。

這真是一次奇異的生命體驗：一方面是大批判的咒駡聲不絕於耳，一方面卻在進行美妙無比的精神對話；頭頂着嚇人的罪名和随時都會落下的懲罰的利劍，內心卻充盈着對孩子，對民族與人類未來的愛；自然時節正當酷暑，卻吹拂着陣陣政治的冷風，而自我靈魂深處又分明洋溢着盎然的春意：就這樣，冷與熱，善與惡，美與醜，真與假，愛與恨，光明與黑暗……竟在同一時刻如此猛烈地加諸於一身。這是難過的人生經驗，我由此而懂得不管外在環境如何險惡，人仍是可以創造並且堅守住自己的詩意而神聖的精神生活的，我並且建立起了一個信念：“人類無疑是有能力（依靠自己的力量）來有意識地提高他自己的生命的”。但無可否認，這同時是對人的身心的巨大傷害：在兩者的對抗稍有緩解時，我就被病魔擊倒了。

（三）

但這是年底的事。在此之前，我還做了一件事：和許多沒有見過面的大朋友與小朋友通信。

我過去就很重視與讀者的通信，認為這是學院高牆內的學者與讀者以至社會發生聯繫的一個有效的方式，我曾頗為自豪地宣稱自己與大多數省份的讀者都有聯繫，擁有大批沒有見過面的朋友。最近這幾年，由於我對中學語文教育的關注，特別是 2000年的“大批判”把我推到了一個引人注目的位置，更是收到了大量的中學教師、學生，以及大學生的來信。我於是將與這些讀者的通信當作一件重要的工作來做。2000年這一年，除了平時随看随覆之外，還在五月與九月先後用了二十多天的時間集中償還信債，全年大概寫了三百多封信，有的還輸入了電腦，保存下來，算起來竟也有六萬多字。

我從來認為自己與讀者的交往，絕不是單向的給予：在某種意義上，我從讀者那裹得到的比我給予他們的要多得多。特別是 2000年，當語文教育界的上層大人物、自命的權威向我大加砍伐時，處於基層的語文教師與中學生的聲音，對於我就有着一種特殊的意義：我真正應該傾聽的是他們的意見，並從他們那裹獲取力量。在我收到的大量來信中，也有對我的批評。如一位老教師來信說我對第一綫的老師批評過嚴，體諒不够（這可能有某種誤會，我當過中學老師，自認是能够理解他們的難處的，《審視中學語文教育》一書中，有些作者對老師的苛評我也是不同意的）；另一位則含蓄地提醒我：在中國的條件下，“婉言要比直言的效果好”，對這樣的善意的批評我是十分感激的。當然，不贊同我的教育觀點的老師是大有人在的，這很正常，但他們一般不會寫信給我，這一點我心裹是有數的。因此，寫信的老師與同學，大多數對我都有一種認同感，於是就有了坦誠的心碰心的討論與交流。

一位上海的中學老師來信，自稱是我的“受害者”──當年因讀了我的《名作重讀》而懂得了理想的中學語文教育應是怎樣的，卻陷入了現實的困惑中。這封信給了我很大的震撼，牽動了我的綿綿思緒，於是，在回信中，寫了這樣一番話──

“你我都清楚，我們正在進行的教育改革，包括中學語文教育改革，所能達到的程度是極其有限的，甚至随時有走過場甚至變質的危險。但這畢竟又是一個時機，我們不可能坐等一切條件具備了再來進行。這樣，我們只能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盡可能地多做點事，同時又不能寄以太大的希望。這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非得有魯迅倡導的韌性精神不可。在這一過程中，就不免會產生你所說的種種困惑，陷入語文困境之中。但又必須堅守教學崗位，這是你這樣的有思想有追求的教師真正感到進退兩難之處。而像我卻是主動跳入這一黑洞之中，就遇到了許多麻煩，這也是自討苦吃。你說我害人，其實是首先害己的。而我們這些害人者與被害者，卻又偏偏要在一起討論把自己害得不淺的語文教育問題。在有些人看來，這是不可思議的，就只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說我們別有用心了。這是多麼可悲的隔膜啊。……”

收到了一位浙江的年輕教師的來信。幾年前我曾經在一封信裹鼓勵他堅守在中學語文的教學崗位上，此番來信卻告訴我，他“無法再忍受下去”，已經考上了某大學的研究生，“中學吸引不了優秀的人，他們來了也會走掉”。他在信中說：“終於要走了，我很慶幸，也很失落，我就這樣離開了我所熱愛的教育事業，離開了我的理想，離開了恰恰需要我這樣的老師的學生們。”信的末尾，他這樣寫道：“錢老師，我不知道該說什麼，我只想告訴您，我要走了，我還希望您能快活地生活，因為您是‘好人’。我無力去阻止那些對您的傷害，我只能說：我更尊重您，愛您”。

這一回，我是真正地感動了，而且有一種說不出的幸福感。於是信筆寫下我的內心感受 ──

“……你說我是‘好人’，就如同我的學生說我‘很可愛’一樣，都讓我開心，並感到一種溫馨。我們都是普通的人，自己面對壓力時，只能默默忍受；看到他人受難，也只能以無言表示聲援，如你信中所說，‘不知該說什麼’。──也正是這‘不知該說什麼’，讓我深深地感動了。

“於是，我仍‘快樂地生活’着──真的，快樂的。我的老伴也說我這幾天心情特別好，原因就是我在給你這樣的朋友們寫信。寫着，寫着，心就變軟了，變熱了，以至什麼也說不出來了。

“你終於走了，‘離開了恰恰需要我這樣的老師的學生們’，我理解你，又不免感到惆悵。但相信你還是會關注中國的孩子──他們實在是太應該讓我們關注了。相信這幾年的教學生涯將對你今後的研究發生影響。──職業可以變，心卻是不變的。”

我就是在這樣的大量通信中，在中國教育第一綫的普通老師與學生中找到了自己的知音。更準確地說，這是相互尋找。我曾經在一篇文章中談到，真正願意獻身於教育、有志於改革的老師在教師中的比例目前還不算大，但中國人口多，教師隊伍也十分龐大，其絕對數量還是相當可觀的。這樣的有獨立思想與追求的老師“應該互相了解，相互支持，進行心靈的與實際經驗的交流，在相濡以沫中，會感到自己並不孤獨，還有真同道在”。正是在遭遇大批判的這一年，我得到了一批真同志，好朋友，這是一個意想不到的收穫。

我還經常收到來自全國各地的大學生、中學生、自學青年的來信，提出種種要求，我基本上是每信必覆，盡量滿足，儘管為之付出了極大的精力，但仍樂此不疲。這是有兩個我自己的原因的。一是我在貴州十七年的生活深刻地影響了我的為人處事，我沒有忘記自己是來自於社會的底層，我知道一個基層的、特別是邊遠地區的老師或學生要與我這樣的京城裹的大學教授通信，是多麼的艱難──我至今也沒有忘記，當年我想向我的大學裹的老師請教一個關於魯迅的問題，竟是猶豫再三，最終也沒有勇氣將信寄出：正是這樣的人生記憶使得我必須認真對待今天這些普通學生的來信，我害怕看見他們失望的眼神。另一方面，這也事關我的教育理念：在我看來，真正的教育必須落實到每一個具體的個體生命，教師應該把他的關懷與愛給予每一個需要自己幫助的學生。現在這些不相識的學生出於對自己的信任，來信提出了這樣那樣的要求，儘管自己能力有限，甚至並不能解決他們的問題，但我也必須盡力：這都是送上門來的小朋友，我的心應該向他們敞開。

此刻我的書桌上就放着一大叠來信，這都是一個北方的小鎮上的女孩子寫給我的。應該說她的生存環境與學習條件都比較差，但她卻喜歡文學，富於幻想，並且越來越不為周圍的人所理解，在極度的孤獨與絕望中給我寫來了信，我回信表示了對她的理解，於是，她幾乎隔一兩個星期就給我寫封信，談她的歡樂，苦惱，日常生活與種種幻想……。我在給她的回信中這樣說──

“謝謝你對我的信任，隨時把你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講給我聽。我也願意這樣傾聽你講話。只是有時不能立刻給你回應。不過，請你相信，遠方有一位老人，總是在傾聽，並且理解你。”

我知道，這位女中學生也並不企望我每信都覆，她只是有一種傾訴的欲求，希望有人願意傾聽，並且理解。其實，我在與所有的孩子的通信中，所扮演的主要是一個“傾聽者”的角色，因為我遠在京城，是不可能給他們以具體的實際的幫助的，而且說到底，學生們所遇到的問題，只能靠他自己去解决，成年人（老師，家長……）是不能越俎代庖的。這裹實際上是有一個教育學上的問題的：成年人在對孩子的教育中主要職責是什麼？在我看來，第一就是“傾聽”：這裹要有一個前提，即承認孩子是一個獨立的生命個體，他在成長的過程中，就自然會遇到各種問題，並會有自己的苦惱，疑惑，等等，於是就產生了傾訴的欲求；成年人的責任就是充當這樣的傾聽者，首先要取得孩子的信任，使他願意把心裹的話說給你聽，同時要以平等的態度，尊重與理解孩子的想法，其實做到了這一點，孩子傾訴完了，他的問題已經解決了大半，成年人只需要提出一些建議，作必要的提醒，剩下的問題孩子自會去處理解决。而我們現在的問題，恰恰是學生們心裹有話找不到傾聽者：周圍的成年人（老師，家長）或者根本想不到他們還會有自己的問題與想法，或者只顧訓導，而不願意聽他們講話。於是，有的孩子就只好千裹迢迢地找到我這個老頭子了。儘管我為此深感榮幸，但有時也不免想到，如果我們的每一個老師、家長，都能成為自己身邊的孩子與學生的可信賴的傾聽者，如果進一步全社會的成年人都盡到傾聽者的責任，那將是怎樣地有利於我們的孩子的成長啊。

真的，人是需要相互信任，理解、溝通與愛的；有時你不經意中為別人做一件小事，卻會引起你意想不到的反應。這又是一次普通的通信：幾位重慶的讀者來信傾訴了他們對北大的嚮往，我照例回了信，正好收到了我編的《走近北大》的樣書，就順便請研究生幫我寄去不久，就收到了這樣一封信──

“我想，在你的面前，不需要偽裝什麼，今天，在我接過你寄來的書的那一刻，我哭了。

“原來幸福時也可以流淚，而且這種感覺很美，很美。

“沒有想過你竟然也記得我們，因為我們之間近似於陌生人，你離我們是那樣的遙遠。但當我拿起這本書時，卻覺得你無比地熟悉而親切。也許你覺得你只是做了一件很普通的事：我們喜歡北大，而你就送一本關於北大的書；也許你把我們當作一群追夢的孩子，而你所做的只是讓我們離夢更接近一點。但是，你難以想像這本書在我們，至少在我的心中，引起了怎樣的波瀾。

“在學校，很少有老師喜歡我，有時讀完兩三年書，認識我的老師也不過一、兩人。而這一、兩人記得的也是‘××’這個名字，而不是這個人。在學校，我也幾乎不招呼老師。因為師德有問題的老師被我鄙視，而在我喜歡的老師面前，我又往往手足無措。當他們快要經過我的身旁時，我往往會很緊張，把頭埋得很低，因為我覺得自己不是好學生，沒有資格叫他們，甚至怕自己會褻瀆了‘老師好’這三個字。當他們走遠時，我才會抬起頭，望着他們的背影，在心裹祝福他們。要是有一天我碰到了你，也多半會是上面這種表情。

“所以當時的心情絕不是感動二字就能概括的。曾經看到這樣的故事：一個人在自殺時，僅僅因為想起美術老師對他讚揚的一句話而放棄了自殺，决心重新生活。以前總懷疑它的真實性。不過現在不了。真的，有時只是因為你對別人說了一句很普通的話或做了一件很普通的事，而引起這個人的某些變化，就像你對我，你讓我知道了應怎樣去面對我的學生。 ……”

面對這樣的一番肺腑之言，我還能說什麼呢？但我仍然回了這樣一封信──

“你的來信讓我感動。

字裹行間充滿了愛。──不只是你我之間，我們也應該用這樣的愛對待周圍所有的人。

這裹有一種心靈的溝通。──我們這個社會太需要這樣的溝通了。

從信中看，你現在是一位教師。你說你知道‘應該怎樣面對我的學生’，這個問題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在我看來，教育的本質就是將學生內心深處的善良，智慧……這些最美好的人性因子激發出來，加以培育和昇華，以此來壓抑人的內在的惡的因子。──按照我的人性觀，人是善，惡並存的；問題是我們要‘揚’什麼，‘棄’什麼。而善的激發，是需要一種愛心的。這種愛是發自內心的，是自然的，如你信中所說，是毫不經意的，而不是着意的表演。在當下社會裹，這樣的愛的表演也實在是太多了。

你的來信，引發了我的思考，謝謝你。 ”

是的，在愛的彼此浸潤中，我們的精神都昇華了。──我正是從這樣的通信中，獲得了力量。

於是，就有了 2000年 10月 28日“長江《讀書》獎”頒獎大會上的致詞──

“當走上領獎台時，我想起了中國古代哲人的一句話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

我們確實活得艱難，得寫艱難。──要承受種種外在的壓力，更要面對自己內心的困惑。在苦苦掙扎中，如果有人向你投以理解的目光，你會感到一種生命的暖意。

現在，我正是從參與文章獎評獎的讀者、推委、評委，以及今天到會的朋友們這裹，感受到了這樣的溫馨，或許僅有短暫的一瞥，就足以使我感奮不已。

是的，我存在着。我努力着。我們又這樣彼此攙扶着。──這够了。

但我又是怎樣地神往於那‘相忘於江湖’的境界。──那將是一個永遠的夢。 ”

這裹的每一個字都凝結着這一年的生命體驗。有朋友說我那天神采飛揚，我自己心裹明白，這是長期鬱積的生命的突然爆發，並因此而預感到將要發生什麼事情。

到了 11月 8日，我就病倒了。

於是，又有了靜養中的這些思考與總結。──我希望借此使人生中的這一段歷程有個了結，並由此走上新的旅程。

此刻，我心中正充溢着黎明的感覺，一切將要重新開始。

2001年 1月 18日寫畢

2001

小結

2001年是新世紀的第一年。在這年的 11月 19日我在上海大學主辦的“全球化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轉變”國際學術討論會上，說了這樣一段話──

“今年在美國發生的‘9．11’事件，以及國內‘三個代表’理論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這都是將决定中國與世界的命運的大事件：二十一世紀中國的格局，世界的格局由此已初見端倪。它應該引起一切關注中國與世界未來的人們的重視，思考與研究，而絕不能麻木不仁，掉以輕心。我自己從今年酷夏以來，就一直在痛苦而緊張地思考，甚至寢食不安：在我的感覺中，這是一個比之八十年代末的春夏更受煎熬的歲月。而且我至今也沒有將這‘三大事件’消化，無法作出理論上的分析。但我卻直覺到：那‘不再殺人’的幻想破滅了，那種和諧，統一，協調，公理確立……的全球化預言都像是在做夢。直覺告訴我：世界將不得安寧，中國也恐怕未必太平：二十一世紀將仍然是一個充滿矛盾，充滿對立與鬥爭的年代”。

這幾乎概括了我對這一年國際國內形勢的發展的基本估計與我的心境。

中國的改革開放將最終走向哪裹，這是人們一直在關注的，現在終於圖窮匕首見：取代“以階級鬥爭為中心，以工人、農民與下層人民為階級基礎與群眾基礎的一黨專政”的十七年模式，與“以不斷革命為中心，抛棄黨的官僚，領袖的個人獨裁與群眾專政直接結合的一黨專政”的文革模式，重新建立起了一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政治、經濟、管理、技術精英為階級基礎與群眾基礎的一黨專政”的改革開放模式。這是西方的資本主義現代化經濟模式與中國的社會主義極權政治模式的一個嫁接，是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之外的，並且將中國的所謂改革開放派的知識份子置於一個極為尷尬的境地。

這裹不妨回顧一下歷史的道路是怎樣走過來的。中國的改革開放本是在文革的後期就開始孕育的。當時中國共產黨內的一些在野派（以鄧小平、胡耀邦為代表），一部份知識份子（以顧準和他周圍的知識份子為代表），以及後來被稱為“民間思想者”的年青人（他們中有知青，工人，農民和大學畢業生，大都是文革的積極參與者）在對文革的反思中，醞釀、呼唤着思想解放運動與改革運動──現在看來，他們的目標並不一致，在我今年發表的《二十九年前的一封書信》裹，曾引述了當年的知青對未來的思想啟蒙運動與改革的期待：“啟蒙的意義目的，我看就在於讓人民認識自己，使人民成為一個自覺的社會成員，而不是一個盲目的人類生存者”，“勞動者一天不覺悟，一天不能認識自己的地位，一天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一天不能直接參加社會生產的管理，那麼他們也就一天不能結束自己過去那種被人愚弄和擺佈的可悲地位。新的‘資產階級’就一天不會放棄他們的特殊權力，勞動者一天不會成為自己的實際的主人（而不是主義上的） ”：這樣的“使勞動者成為自己命運的實際的主人”的目標與鄧小平們的“鞏固黨的絕對領導權”的目標的差異是根本性的，它是決定了改革的方向與結果的。但在毛澤東去世、“四人幫”垮台、文革結束以後，這三股力量確實形成了一個推動中國改革、開放的合力，其最主要的表現是：重新進入體制並獲得部份權力的鄧、胡等在黨內知識份子支持下所發動的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為中心的思想解放運動，以及以民間思想者為主體的“西單民主牆”的“北京之春”運動，從而形成了一個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兩股改革潮流，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它們是相互支持而又相互制約的。本來這樣的格局是有可能使中國的改革開放走向比較健全的發展道路的。但以鄧為首的所謂黨內改革派在利用西單民主牆的力量打倒了黨內的“凡是派”，從而取得了黨內的絕對領導權以後，很快就背棄了同盟者，動用重新獲得的絕對權力將民間民主力量無情地鎮壓下去，並從此不允許任何民間的改革力量的存在，中國的改革運動也就始終控制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集團手中，成為單一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其後來的結果也就孕育其中。以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集團中，又經過了十分複雜的鬥爭，將比較能够了解與接受民意的以胡耀邦為代表的黨內民主力量清洗，從而形成了“經濟上向西方開放，拒絕政治體制改革，堅持一黨專政”的所謂“開明專制”的改革路綫。所謂“三個代表”的理論就是這條路綫的實踐總結與理論提升。

問題是中國知識份子在這一過程中的選擇、立場與所起的作用。在鄧小平為首的黨內改革派動用專政武器鎮壓民間民主力量時，他們保持了沉默；因此，八十年代初期與中期鄧小平實行他的自上而下的開明專制式的改革時，是得到了改革派知識份子的支持的──說得更準確一點，後者把希望寄托於前者，存在着一種依附關係。這不僅是因為他們之間有着反對文革式的專制主義的共同立場，更重要的是，當時的佔主流地位的知識份子（我自己也在內）是以西方模式的現代化作為改革的目標與理想的；他們因此期待鄧小平的經濟開放、改革路綫會導致中國中產階級的產生與發展，從而使中國獲得爭取民主的階級基礎，進而實現他們所理想的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其潛在的邏輯是：在中國的中產階級產生並强大之前，政治上的專制，以至社會兩極分化現象的出現，都是可以容忍的，是必不可免的代價。但可悲的是，這其實是一種一廂情願，以鞏固一黨專政體制為主要目的的以鄧小平為首的黨的掌權派，是連這些知識份子的眼下並不準備實現的建立西方民主制度的理想都不能容忍的，因此不斷發動所謂“清除資產階級思想精神污染”的運動以示警告，這自然引起知識份子的反彈，從1987年的學潮開始，一部份知識份子在遠為激進的青年學生的推動下，開始擺脱對黨內改革派的依附，以更獨立的姿態進行推動中國政治體制的改革，並終於引發了震撼世界的“六四”民主運動。這一運動雖有諸多的訴求，但其最具有意義的，在我看來，是在這次運動中，第一次提出了建立不受控制的學生、工人、知識份子的獨立組織的要求，並且付諸實踐：應該說，這是中國民主進程必須突破的一個關鍵性環節，至今也還是我們必須完成的歷史任務。可惜的是，這一次悲壯的努力終於以失敗告終。更令人難堪的是，在高壓之下，中國知識份子顯出了整體性的萎縮，特別是九十年代中國出現嚴重的兩極分化時，他們中大多數再一次的沉默，並且與不斷發生的底層人民的反抗和民間的爭取民主的鬥爭隔絕。

而在九十年代的利益集團的重新組合中，知識份子自身也發生了分化：一部份人主動進人體制之內，充當謀士與現行體制的辯護士，所謂“三個代表”的理論模式正是在他們的參與下完成的。而另一些知識份子則仍然堅持八十年代的思路，繼續一廂情願地把希望寄托於中產階級的產生和所謂西方民主國家的支持，同時將底層人民及其反抗視為非理性的消極力量而心懷疑懼，在某種意義上，“三個代表”理論的提出，特別是精英模式的確立是反映了他們的要求的；但一黨專政模式的堅持，卻又是他們所不樂意看到的，這就陷入了深刻的矛盾中。但他們中有許多人卻把黨的大門向資本家敞開視為走向他們所希望的“全盤西化”的重大進展，從而對“三個代表”的理論持基本肯定的態度。還有一些知識份子出於對兩極分化的現實及西方現代化模式的批判，對正在建立中的精英政治、經濟模式的否定，而將“十七年模式”以至“文革模式”理想化。

像我這樣的知識份子，一方面對正在建立與完善的以政治、經濟、管理、技術精英為階級基礎與群眾基礎的一黨專政的新模式持批判態度，同時又絕不願意回到十七年與文革模式中去，這就與前述幾類知識份子存在根本性的分歧，但卻只能堅持自己的“反對一切形式的奴役制度”的基本立場，同時又明知這樣的否定性立場背後的理想的彼岸性，又確實提不出在現實操作層面上的建設性的可行的主張，這就陷入了深刻的困惑與無奈之中。而對自己在八十年代的立場的反思，又引發了更為沉重的自責：“對中國的改革的這一最後結果，自己應負什麼責任”這一問題夢魘般的壓在心上，其中又包含了難言的苦衷，以及不被理解的悲哀。

結合到自己的現實處境，心境就更為複雜。直到看到“七一講話”我才突然明白，去年最高當局對我的點名批判，既有實質性的一面：他們所堅持的路綫理所當然地要將我這樣的堅持獨立批判立場的知識份子視為天敵；但同時也是他們為應對黨內的極“左派”的批判，表示自己堅持馬克思主義而作出的一個姿態，是政治鬥爭中的虛幌一槍：對我的批判最後不了了之，這才是最根本的原因，誇大北大師生抵制的作用，也是一廂情願的分析。這樣我就事實上成為黨內鬥爭中的一個棋子：意識到這一點，我確實有一種被耍弄的屈辱感。

同時發現的是随着歷史情境的變化，我必須改變自己的言說重心：如果去年老“左”與當局“獨尊馬列”，我要强調“馬克思主義只是眾多學說中的一種”；今年面對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修正，我就必須强調馬克思主義的生命力。於是，我寫了《堅守我們的信仰，在今天的中國》的文章，公開宣佈自己所堅持的永遠的批判立場與立人理想的資源除了魯迅之外，就是馬克思主義。也正是今年，我特別强烈地感覺到自己與當年懷着“消滅一切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現象”的崇高理想獻身於共產主義事業的老共產黨員心靈的相通，正是在這一年裹，我時時想到那些為之獻出了生命的革命先烈，並感到了揪心的痛苦。我就是懷着這樣的心情寫下了早就想寫、而始終未能成文的悼念老丁與二姐的文章：《放聲一哭》，我說我是“為老丁，為二姐，為獻身於理想的先驅，為我們多災多難的民族放聲一哭”。連我自己也難以置信的是，當我聽說去年發動對我的圍剿老“左”們，由於反對“三個代表”的理論而遭到鎮壓時，我非但沒有幸災樂禍之感，也同樣感到了憤怒。我當然知道老“左”們的立場是要“回到十七年”，他們所要維護的仍是一黨專制的體制，這是我絕對不能接受的；但我同樣明白，任何對言論自由的壓制都是不能容忍的：這也是“絕不能讓步，絕沒有例外”的一條底綫，我們必須堅守“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要用生命來保衛你發言的權利”這樣的基本的現代民主的原則。但我這樣做的時候，也把自己置於了不被理解的孤獨中。──這也包括了自我懷疑。

於是，幾乎是理所當然的，今年當局與老“左”的圍剿餘威尚存──居然出版了一本專著，彙集了批判我與另外一位年輕人的文章，題目就頗嚇人：《改革，還是改向》，主編是那位寫告密信的當年的右派（詳見《“大批判”紀實》）：這是“踩着別人的屍體往上爬”又一新例。另一彪勇猛的年輕人又殺上門來：2001年 5月 5日《北京晚報》發表一條聳人聽聞的消息：（張廣天：《魯迅先生》是演給王朔錢理群他們看的）。這位張某人要寫一個“高唱《國際歌》的魯迅”，這本是他的事，與我無關；但他卻要拉上我（還有更與我不相干的王朔）來陪綁，罪名是“營造”懷疑魯迅的“時尚”。這真是從何說起！後來總算是有個說明：“我看不慣的是霸佔着話語權力很風光的那些人，我不打死人打活人。……錢理群不是搞了一個審視中學語文教材嗎？他希望魯迅的文章和體現集體主義精神的文章從課本中消失，我是針對這個說的”（見《南方周末》2001年 5月 10日：《張廣天：我們要狠狠作秀》）。又是將《審視中學語文教育》中的某些作者的觀點算在我的頭上：官方的“左派”與民間的“左派”竟採取了同一手法與邏輯來對我羅織罪名，這倒令人深思。而他們居然要從我這個正被官方封殺的文人這裹來索要話語權，這本身就頗滑稽；再看看他們要說的話：忽而說自己的文藝觀概括一句話就是“焦大的文藝觀”（2000年 12月 27日張廣天在人民大學的講演），忽而宣稱自己“針對的是未來的觀眾，而不是現實的觀眾”（2001年 5月 5日《北京晚報》報導），這真是不知說什麼好了。但這件事所提供的信息卻不可小看：一些人的“革命”是要以我這樣的知識份子來開刀的。這似乎也可以理解：在某些人看來，我這樣的所謂“名教授”是既得利益者。因此，從官方的立場，得了利益還要批判現實，就特別可惡，非懲治不可；從激進的“革命”立場，既得利益者的批判是可疑的，並且更加危險，也非打倒不可。這大概是批判知識份子的宿命。而我要堅持自己的不屬於任何勢力與派別的獨立立場，就非得橫戰不可。

在“9.11”事件中，我再一次地處於不得不橫戰的尷尬境地。事件剛剛發生，我就被驚呆了。因為我曾寫過文章祈望在新世紀人們“要懂得人的生命是最可寶貴的”，從此不要再殺人，並且以為這是一個回到常識的最起碼的低調期待。不料二十一世紀剛開始，就以這樣的殘暴的方式濫殺無辜平民：我還是太天真、太善良了。後來我上街與出租汽車司機談起“9．11”事件，不料他竟表示高興，認為“美國受到懲罰，真解氣”，我立刻和他爭辯起來；這位司機告訴我，在這一天的乘客中我是唯一的對恐怖事件持批判態度的人：這又使我大吃了一驚。

不久我在網上看到一批知識份子發表宣言，表示無條件地站在美國這一邊，宣稱“今夜，我們是美國人”。接着又有人斷言“這不僅是向美國的攻擊，這是向整個文明社會的攻擊”，因為“美國是自由的勇敢代言人，她在世界各地一向樂善好施，仗義直言！回顧歷史，環看四周，與美國為敵的，是為封閉、狂熱、殘暴和無知所支配的人群；而與美國為友的，是以開放、理性、尊重、富足和文明為嚮導的地域”。接着還有人撰文揚言“災難使美國擁有了足够的資格，以强化其世界領袖的地位”，“災難也使美國生發更大的動力，更深、更堅定、更不妥協地參與國際事務”，“對抗或是順從”成了唯一的選擇，“世界（將）真正實現單極化，在坍塌的廢墟上，出現世界歷史上的美利堅時代”。接着又有文章宣佈美國轟炸阿富汗是“正義的事業”，即使因此殺害了無辜平民也是應該付出的代價：面對這樣的知識份子的高論，我再一次地目瞪口呆。

正是這兩次“目瞪口呆”讓我意識到在這要求明確站隊的時刻──一篇網上文章就這樣嶄釘截鐵地宣佈：“對於這一事件的態度已經成為正義與邪惡，文明與野蠻的分水嶺和試金石──無論對於集團還是對於個體”──，我的立場的不合時宜。我當然要批判恐怖主義：不僅是出於我的尊重人的生命價值的人道主義立場，也是因為我不能認同恐怖主義“為達到某種純粹的理想，可以不擇手段，甚至犧牲無辜平民的生命”的內在理念──在我看來，這也是毛（澤東）主義與一切極端主義的原教旨主義的共同特點，在二十世紀曾給中國和世界帶來巨大的災難，這樣的歷史是絕不能重演的。但我絕不能因為譴責恐怖主義者對美國平民的殘殺，而將美國視為“人類文明與正義的化身”，進而為美國霸權主義辯護並為之大開方便之門。我同時警惕並心懷隱憂：在“反對恐怖主義”的旗號下，建立以美國為首的新的大國，富國聯盟，同時開始大國之間的新的爭奪，並在此基礎上建立大國、富國壓制小國，窮國的所謂“世界新秩序”──在我看來，這很有可能成為二十一世紀世界的主要危險。

對於我來說，反對對人的生命的殺戮的人道主義立場必須是全面而徹底的；因此，我同時反對美國對阿富汗無辜平民的殺害，願意參加世界反戰運動的行列，又為在中國竟然沒有表達自己這一意志的自由而感到悲哀。同樣，我的反恐怖主義的立場也是徹底的：我不但反對國際恐怖主義，也反對國內的國家恐怖主義，尤其對反恐怖主義旗號下的恐怖主義和加入世界大國俱樂部的意圖抱有高度的警惕。這樣，我就根本無法像人們所要求的那樣，用簡明的一兩句話來表明自己的所謂鮮明的立場，我的表達必須是複雜的，因而不免是模糊的，而在中國，就根本不存在這樣的表達的語境，於是我終於陷入了失語，無言的狀態──最近這幾年，大概是從科索沃事件開始，我就始終處於這樣的狀態中。如我今年在上海會議上所說，“把所有的話都說出來，就會成為大多數中國人和知識份子的‘公敵’ ”。更重要的是自己內心的困惑：“實際上我究竟贊成什麼，主張什麼，自己也想不清楚；我只能說‘不應該’這樣那樣，對‘應該’怎樣怎樣，交的是一張白卷。而且說到底，我對自己的立場與態度也是懷疑的。於是就只剩下無詞的言語，只能沉默”。

也正是在這失語，無言的狀態中，我與魯迅相遇了。如果說在文革後期以及八十年代初期我與魯迅有過一次相遇，產生了《心靈的探尋》；那麼，在這世紀之交，又有了第二次相遇。可以說當處於內外交困、孤立無緣、身心交瘁、極度絕望、彷徨的生命的低谷時，我與魯迅、特別是晚年的魯迅，發生了心靈的感應：我突然覺得曾經是謎一般的最後十年的魯迅竟是這樣的容易理解，又是這樣的親切，我甚至可以感覺到病中的他的沉重的呼吸。魯迅就這樣自自然然地進入了我的生命的深處，他說的話正是我想說的，更確切地說，我想說而說不清楚的話，他說出來了，我想不清楚的問題，他一語點破了，我的思考淺嘗即止之處，他深入了，我想不到的地方，他想到了……。魯迅在那些被封殺的日子裹，成了我唯一可以促膝交談的朋友；在令人窒息的高壓下，與魯迅無拘無束的對話成了我精神的唯一依托。這是寒冽的空氣裹吹拂的陣陣熱風，我的心終於沉潛下來：不是對現實痛苦的迴避，而是使這痛苦更加刻骨銘心，並超越一己的苦痛，思考國家、民族、人類的大問題，感受人生的大悲歡，生命因此得到了昇華與自贖。這從低谷逐漸走向高山的體驗，在人的一生中也是可遇不可求的；這要感謝命運對我的眷顧：既加我以苦難，又賜我以魯迅，又一次將苦難轉化為精神資源。

而且我還有北大講台這最後一塊棲息之地：這幾乎是近兩年來留給我的唯一的精神空間，而我告別它的時刻又越來越鄰近。於是， 2001年我在北大講了整整一年的魯迅：上半年我一個人講，下半年我與學生一起討論。不用說聽課是空前的熱烈，討論也非常的認真，這都使我深受感動。這是同樣深刻的心靈感應和精神的相互支撑：北大與青年學生再一次與我共度艱難，這又是我的不幸中之大幸。因此而產生了“北大演講與對話錄之二”，準備就命名為《與魯迅相遇》，這或許將標示着我的學術研究，特別是魯迅研究所達到的新的水平。這也是已經過去的這一年的最重要的收穫──來之不易的收穫。

2001年年底，我在漢城“韓國現代文學學會第七屆國際學術討論會”上，作了一個題為《魯迅：中國“真的知識階級”的歷史命運》的發言。結束語中有這樣一段話──

“永遠站在普通平民這一邊，反對來自一切方面的一切形式的壓迫與奴役，封於社會永遠不會滿意。因而是永遠的批判者。──我以為，這正是魯迅封我們的最重要的啟示”。

這也正是這一年的思考與自我選擇的最重要的結論。

2002年 1月 1—4日

2001

酷夏憂思錄

二十一世紀第一個夏天，過得竟是如此的艱難：不僅是外在的難耐的酷熱，更是內心的難言的煩躁，不安，以及令人喘不過氣來的壓抑感。二十一世紀第一個夏天，中國的政治空氣裹，出現了三股低氣壓。一是所謂“三個代表”理論的系統化，在中國共產黨的質變上邁出了決定性的一步。二是鋪天蓋地的宣傳戰，使輿論一律的精神壓迫達到令人難以忍受的程度；同時，在“絕不給違背中央精神的錯誤言論提供傳播渠道”的指令下，封殺持有不同意見的刊物和知識份子，對網絡實現嚴厲管制，把文化專制主義推向極致。三是從中央到地方，從黨內到黨外，層層表“忠心”，把個人崇拜也推向新的高峰。後兩方面都使人想起了文化大革命，甚至連一些細節，如向全國各地派送“宣講團”，也是文革中“學習毛著積極份子”到處宣講的重演。第一方面，表面看起來是與文革唱反調的：文革宣稱要對黨內外的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現在卻將資產階級視為“先進生產力”的代表，進而將黨的大門向他們敞開。但仔細考察，也不難發現其內在的一致，即要維護“一黨專制”的政治、經濟、文化體制。

（一）

當然，2001年的中國不可能是 1966年的中國的簡單重演，在兩者之間三十五年的中國歷史變遷，决定了 2001年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有了一些新的特點，即使是歷史的重演，也會具有某些新的特色。──這正是需要我們着重研究與說明的。

這三十五年，首先是經過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然後又經歷了將近二十五年的改革、開放。於是，中國的社會發生了如下變化：

1.文革把階級鬥爭與社會的動亂都推向了極點，造成了嚴重的後果。中國共產黨放棄了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也即以不斷革命的手段追求政權的純潔與鞏固）的理論與路綫，採取了“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新路綫。這樣一條路綫與其他國內外條件相配合，使中國獲得了將近二十五年的相對穩定的和平發展時期，人民也獲得了在二十世紀中難得的將養生息的機會。中國的經濟與相應的文化教育、科學技術等各方面在這二十五年間，得到了較快的發展，人民的生活總體上有了提高，國際地位也有了提高。──以上幾個方面的政續，成為中國共產黨統治合法性的新的基礎，使今天的統治者在下面將要分析的種種社會矛盾與困境中，還得以繼續打“發展經濟，改善生活”牌、“社會穩定”牌與“民族主義”牌，來緩解矛盾，並具有一定的活動餘地，也是他們提出“三個代表”理論，推行個人崇拜還具有某種欺騙性的原因。當然，以上三個“牌”也都是雙刃劍，一旦經濟發展出現大的危機，人民生活不能得到持續改善，就會直接演變成統治危機；用穩定來壓制社會不滿情緒、鎮壓反抗，過了一定限度又會直接引爆社會危機；當局推行的妥協的外交政策也會與他們所鼓動的民族主義發生衝突，反過來危及其統治。

2.但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在提出“改革開放”的同時，就明確提出了以“堅持黨的全面、絕對領導權”為核心的“四項基本原則”，也即要堅持“一黨專制”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體制，在八十年代末的政治風波以後，更是積極、自覺地推行所謂“開明專制”的路綫，極度地加强了這種專制體制。這就產生了極為嚴重的後果。

首先，必然地出現了權錢交易，由權力資本轉化為官僚資本，黨內的腐敗由六七十年代的借特權謀私，八十年代借兩種經濟體制轉軌的空隙倒賣物資，發展到九十年代借土地、房產、股票交易直接化國有資產為私有（這是不同於前蘇聯與東歐國家的，另一種形式的私有化）。如果說文革時期毛澤東提出“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的論斷，其依據除了黨的幹部的特權（這種特權與今天相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以外，主要是指以劉、鄧為代表的黨的幹部推行了與他本人不同的因而在他看來是代表資產階級路綫；那麼，到了九十年代，中國共產黨內就出現了擁有數字驚人的資產的貨真價實的資產階級即官僚資產階級，從而為中國共產黨的資產階級化奠定了階級基礎。

而這樣的黨內資產階級（官僚資產階級），並不是像他們自己所宣傳的那樣，代表了“先進生產力”，而是從一開始就具有了極大的腐朽性與寄生性，他們根本不創造任何新的社會財富，不過是將建國幾十年工人、農民、知識份子勞動的血汗，在“高積累，低消費”的政策下積累下來的國有資產攫為已有，因此，他們是只攫取利潤而絕不承擔任何資本家都必須承擔的風險的，這是典型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即使是原始積累時期的西方國家）所從未見過的特殊的（也即具有中國特色的）資產階級，他們及其子女在國內外的肆無忌憚地、不計後果的瘋狂消費連西方資產階級也為之瞠目結舌，其秘密即在於此。

中國共產黨的黨內資產階級還具有以下特點：首先是與國際壟斷資本的勾結，具有某種買辦性，這在下文將要論述。

其次，官僚資產階級實行權力的壟斷與經濟的壟斷，迫使中國的民營資本家只能在黨內的官僚資產階級庇護、卵翼下求得發展，從而具有了先天的依附性；而他們在黨內資產階級這裹付出的一切，就只能在對工人的瘋狂盤剝中得到補償，而黨內資產階級也利用他們的權力壓制工人的任何反抗以作為報答，二者的勾結，就一方面使私營工廠裹的工人處於空前悲惨的境遇（這在下文還有論述），同時，也使得中國的許多私營資本家對工人的盤剝，從一開始就是現代資本的剝削方式與傳統的封建方式的結合，他們在一定程度上是要仰賴專制體制來維護其超經濟的剝削的，再加上中國的許多民營資本家是從不具有現代文化知識的農民轉化過來的（震驚全國的遠華案的主謀賴昌星即是一個典型），因此，他們自身並不具有民主的要求，至少這種民主要求是並不强烈的。這就是說，中國官僚資產階級的反民主性與腐朽性也影響了依附於他們的中國民營資產階級的品質。中國的一些自由主義知識份子一再地宣稱寄希望於獨立的，具有現代民主意識與要求的中產階級的出現，以作為他們所渴望的中國民主化的階級基礎，但這只能是他們的一廂情願，這樣的中產階級能否在中國產生，黨內資產階級允不允許他們產生，即使產生了，在中國的社會經濟政治結構中能够發揮多大作用，都是十分可疑的。

同時，越來越多的迹象表明，中國的黨內資產階級、腐敗份子正在與中國傳統的，這些年有了惡性發展的黑社會相勾結。中國的不少基層社會事實上已經控制在這相互連通的兩種勢力手中：他們既用瘋狂的掠奪威脅普通平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同時又用暴力維持着黨內資產階級所需要的社會的穩定：這就是所謂“官匪一家”的實質，是所謂“打黑打黑，打而不絕，越打越黑”的內在原因。許多學者已經論證了中國傳統中的流氓政治與流氓文化對中國社會的深刻影響。應該看到，這種流氓文化對這些年中國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社會生活的滲透已經達到了驚人的地步。黨內資產階級的流氓化，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以上幾點：腐朽性，寄生性，買辦性，反民主的專制性（帝王性），流氓性，構成了中國的黨內資產階級的基本特徵，他們絕不可能代表“先進的生產力”，這是顯而易見的。

3.前面我們說到了中國近三十五年，特別是近二十五年的發展，但也必須看到它的負面，也即要追問，發展是以什麼作為代價的。由於這樣的發展是在專制體制下進行的，它在很多方面就必然要打上所謂長官意志的烙印，具有好大喜功的短期行為的特徵，這在許多地方盛行的所謂形象工程體現得尤為突出。再加上“發展就是一切”的指導思想，只要眼前發展，不問後果的掠奪性開發就成為一種必然。因此，在很長時期內，在很多地方，國土資源的破壞，生態平衡的破壞，達到了極為嚴重、甚至是不可收拾的地步。儘管後來採取了一些補救性措施，也有一定收效，但有些損失已無法挽回，而上述專制體制的問題不解决，這樣的破壞性發展就是不可能根本改變的。這就是說，今天媒體上大肆宣傳的許多所謂大發展的豐功偉業不但要大打折扣，而且有不少是以向子孫後代欠債的方式實現的。對此，必須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和估價。歷史將以無情的懲罰來證明這一點。

4.發展從來是要有代價的。而這些代價主要是轉嫁到工人與農民的身上。大批的“下崗職工”（這種稱呼本身就是中國特色：中國人總是能够找到一些美妙的詞語，例如“下崗職工”之類，來掩蓋被剝奪勞動權利的血的事實），就是九十年代經濟生活最觸目的現象。人們經常用經濟結構的調整來解釋這一現象的必要性與合理性。當然不能否認這一個方面，但即使這樣也有一個如何維護職工的基本利益的問題。但如果作更具體的分析，就可以發現，有相當多的工廠倒閉，是由於企業領導的腐敗與瀆職造成的；如我們在前文中所說，黨內的資產階級他們只攫取利潤而不承擔風險，這風險就轉嫁到了企業的職工身上。至於用“下崗”或所謂“雙向選擇”來排除異己，懲罰不馴服者、反抗者，更成了對職工的公然迫害。中國的工人階級成了這些年的改革、發展的利益受損者，已經是不爭的事實。

而中國的農民，除了在改革的初期得到了一些利益，很快就被數不清的苛捐雜税壓得喘不國氣來；這不僅是農村基層組織的極端腐敗和機構極度膨脹與官僚化所造成，更是這些年實際所推行的“城鄉分治，一國兩策”的二元社會結構的必然結果：我們實際上是通過剝奪農民的方式把改革、開放、發展的風險轉嫁到了農民身上。在我看來，這正是這些年一直在討論的“三農”問題的要害所在。

這裹還應該談到民工問題。大量的農民轉移到城市打工也是九十年代經濟生活中引人注目的現象。事實上，民工已經成為這些年城市建設與某些工業基礎建設、出口加工企業（包括私營企業）的主力，他們對中國的發展的貢獻是巨大的，但他們卻因為戶籍問題而受到政治、經濟、文化、教育上的全面歧視，成為社會不公正的直接受害者，同時他們也受到了最為殘酷的剝削，由於民工的廉價勞動力，他們承擔着最髒最累的重體力勞動，一部份工人就轉化成了工頭。而一旦出現城市發展的不景氣，民工更是首先的失業者。

我們知道，中國共產黨本來是依靠農村包圍城市而奪權政權的，農民對中國革命付出了最為慘重的代價；但建國後奉行的工業化路綫，卻是以工業與農業，城市與鄉村的剪刀差為工業發展的基本前提，也就是說，文革前十七年以及文革時期中國的發展的風險就已經轉移到了農民身上；現在改革開放的風險仍然主要由工人、農民來承擔，也就是說，前述中國經濟、文化與社會的發展是以中國工人、農民的相對貧困化為代價的。這就與中國共產黨為工人、農民謀利益的宣言發生了分離，並與前述黨內資產階級的形成與發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我們所說的兩極分化主要就體現在工人、農民、城鄉下層人民和黨內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地位的懸殊與對立上。

5．在前文的討論中，已經涉及黨內資產階級與國際壟斷資本的關係。蘇聯與東歐的瓦解，形成了所謂“世界經濟一體化”的新格局，這構成了中國的改革開放發展最重要的國際背景。應該承認，國際資本的參與，對中國經濟的發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這仍然是一把雙刃劍，随着外資與合資企業在中國工業發展總格局中的比重越來越大，重要性越來越突出，也就有了一個如何保證中國經濟自身的獨立與保護民族工業的問題。加入世貿也同樣存在着這個問題：我們並不一般地反對中國參加世界貿易的競爭，但這裹仍然有一個如何保護中國自身經濟、文化發展的獨立，維護每一個納税人的利益問題。但正是在加入世貿這樣一個關係國計民生，與每一個中國公民的利益息息相關的最重大的問題上，中國共產黨卻按照“一黨專政”的邏輯，由黨的少數領導人决定一切，把憲法規定的最高權力機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拋在一邊，更對全國納税人實行全面的消息封鎖，剝奪了公民與人民代表的知情權，發言權與參與决定權。這種違反起碼的民主程序的不透明的做法，使人們有理由懷疑是否存在黨內資產階級與國際壟斷資本的勾結，有理由擔心中國的納税人，特別是中國的工人與農民的利益會在加入世貿後受到損害。

當今的中國，對中國公民權力的剝奪是全面的，比如，中國的工人、農民至今事實上沒有成立自己的獨立組織──工會與農會的權利，所謂的在黨絕對領導下的工會是服從黨的意志的，根本不可能真正維護工人的利益。他們也事實上沒有罷工、游行，甚至上訪的權利。這樣，他們就失去了任何保護自己的能力，只能任人宰割。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確實是國際資本投資的最好場所：不但擁有大量的廉價勞動力，而且沒有工人運動與農民運動的制約（這在全世界是罕見的），他們只要賄賂了中國的官員，就可以肆無忌憚地殘酷剥削中國工人。外國資本家在自己本國內絕不敢施行的野蠻管理卻可以在中國暢行無阻，這真是中國的耻辱。中國共產黨當年是依靠組織工人、農民運動起家的，而現在他們卻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嚴禁工人、農民運動，主動地為國內外資本家的超經濟剝削掃清道路，在我看來；這正是突出地表現了中國共產黨的變質，黨內資產階級的買辦性。

6．以上所有這些變化都必然地反映在政權結構上。應該看到，在黨的元老基本上失去了控制力與影響力以後，經過十餘年的苦心經營，中國政權已經完成了新、老交接，形成了新的既得利益集團。這個新的利益集團主要是由黨官僚、管理官僚與技術官僚組成，而以黨官僚為主的；他們一般具有較高的文化水平，至少他們自己是自命為社會精英，即所謂政治精英、經濟精英與知識精英的。如果再作具體的考察，他們中大體有三種人：一是擁有血緣資本的，即或自己為高幹子弟，或與某一級黨的領導人有家屬、親戚、老部下等等複雜關係，這種政權結構中的家族關係網是集中體現了中國現行政權的某些封建性的。另外還有些人是一些沒有任何原則，不受道德約束的政客，他們中有些來自社會底層，為了改變自己的地位，不惜一切往上爬，攫取最大的權力與財富，成為唯一的人生目的。為此，他們千方百計地投靠某一領導或領導集團，同時竭力編制自己的關係綱，這是既得利益集團中最瘋狂也最具有破壞性的部份，但也是相對脆弱，最容易被拋出來的部份。還有一部份是沒有任何背景而以個人智力（知識與能力、政績）為資本的，他們相對廉潔，也能做實事，是既得利益集團中較有活力的部份。但他們經常處在被利用與排擠的地位，自身也會發生變化，總不免要進入某種關係绸中以求生存。同時也不排斥他們中會有一些有理想、追求的有識之士，但在中國目前的政治環境下，他們只能實行韜晦，這種情況也為未來中國政治的發展帶來了某些不確定因素。稱為“利益集團”是因為將這些人凝聚在一起的，已經不再是某種精神信仰，儘管他們口口聲聲高談“主義”，但他們恰恰是最沒有信仰的，由於他們深知內幕，比一般老百姓都更早地看透了一切，甚至他們對自己政權的穩固性也是最沒有信心的，他們實際是被一種虛無絕望感所支配，因而瘋狂地攫取眼下所能得到的一切，即所謂“有權不用，過期作廢”。頃刻之間，土崩瓦解的統治危機攪得他們中的一些有頭腦者如坐火山，不得安寧；而另一些人則今日有酒今日醉，陷人世紀末的頹廢中；更有一些人則随時準備背叛，投靠新的主人，中國一旦發生動盪，他們是首先要變的，而且變得迅速而自然。但目前他們是完全一致的，即是要保住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的絕對統治權，這是他們的根本利益所在。這是一批中國最大的實利主義者：“有權就是一切，有了權就有了一切”，其他一切都是可以放棄與改變的。儘管他們內部矛盾重重，但在維護一黨專政上的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使得他們最終總能找到妥協點，維持某種程度的統一。而且由於他們是根據等級授權制獲得權力的，權力來自上級的任命，因此，他們只需要為上級負責，所謂“人民公僕，為人民負責”是純粹的欺騙，連他們自己也不相信；他們實際上與上級（特別是作為自己後台的上級）之間是存在着某種依附關係的，至少在口頭上、表面上忠於上級，服從上級，與上級保持一致就成為維護與擴大權力的前提，即當官、保官、升官的基本原則。這就是為什麼誰也不相信的理論，最不得人心的舉措，最沒有人望的領袖都能得到各級領導的支持，並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貫徹的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新的利益集團對知識份子，特別是青年知識份子的政策，以及由此决定的知識份子與新利益集團的關係。我們知道，毛澤東時代對知識份子始終保持高度的警惕，視之為“異類”，儘管許多知識份子一再向黨表忠心，黨卻總是把他們拒之門外，不給他們進入“新社會，新天堂”的入場卷，由此演出了無數的悲喜劇，這都是人們所熟悉的。但新的利益集團卻對知識份子，特別是青年知識份子，其中的所謂“精英份子”採取了盡量拉攏的政策。這些年所採取的一系列措施，包括花樣繁多的評獎、立項、評職稱、評學科帶頭人、評博士點、提拔接班人……，已經形成了一套操作性極强的新科舉制度，目的仍是請君入瓮：只要爬了上去，就有錢有房有地位，但必須聽領導的話，至少要減弱自己的批判的鋒芒。如有個別不識相者，得了利益還要批判，就視為大敵，必封殺而後快：這也是傳統的胡蘿蔔加大棒的統治術的新用。

這樣的政策的有效實施，一方面，使得相當一部份知識份子，特別是青年知識份子中的精英（掌握了現代科學文化知識，較有才華與能力者）成為新利益集團的有機組成部份，從而增加了利益集團的活力。同時，又有一批不學無術，但極會玩弄權術的知識份子（包括青年知識份子）也進入了利益集團，充當打手，用這樣的知識份子新貴來整肅仍堅持批判立場的知識份子，其手段之毒辣，是毛澤東時代的老官僚所絕對無法相比的。新利益集團的上述政策的另一結果就是導致了中國知識份子的分化，並導致了中國知識份子批判性品格的整體性削弱，甚至失去了對中國社會的變化作出反應，發出自己的獨立的聲音的能力，從而形成了真正的知識份子危機。是我們必須正視的。

7.中國共產黨從來堅稱自己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在改革初期即提出的“四項基本原則”中就有一條“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但在實際上所堅持的卻是所謂“活的當代馬克思主義”，而所謂“活的當代馬克思主義”其實就是中國共產黨的當代領袖（核心）的思想。因此，毛澤東時代堅持的是“毛澤東思想”，鄧小平時代堅持的是“鄧小平理論”，現在提出的就是“江澤民學說”──當然，並沒有忘記，將前面各種說法叠加起來，以表示後來的思想的正統性與合法性，於是就有了“堅持馬克思主義鄧小平理論江澤民（三個代表）學說”這樣的叠床架屋的特殊表述。這種表述對於一個不了解中國特殊國情的外國人可能是頗為費解的，但任何一個中國人卻都懂得，前面的一大串都只是修飾語，實質性的是排在最後的當代領導核心（即實際掌權者）的思想，用文革時期的語言來說，就是“聽×××（毛澤東或鄧小平或江澤民或其他什麼新領袖）的話，做×××的好學生，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這樣，在指導思想問題上就顯示出了鮮明的實用主義與領袖崇拜的特點──這也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一個突出特點。

或許有人要問：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要如此重視指導思想問題，他的領袖為什麼總要熱衷於創造某種理論、學說？這裹確實有一個中國的傳統的問題。儒家早就有“三立”之說，即人的成功、價值不僅在於要“立功”，更要“立德”，“立言”，留下道德的風範，以思想言論影響後代。而中國的“聖人”傳統更使毛澤東這樣的中共領袖心嚮往之：他畢生的追求就是要當中國的“聖人”，用自己的思想來影響、改造中國與世界──不僅是客觀世界，更是人的主觀心靈世界。江澤民念念不忘，要創造一個“三個代表”理論，其目的正是要步毛澤東的後塵：他深知，在中國，如果沒有理論創造，是不可能真正確立自己在黨和國家的穩固的領袖地位的。他所强調的“中國先進思想文化”，其實就是他自己的“思想”，所謂“用先進思想來引導人”其實就是以他的思想來引導與改造中國人，完全是毛澤東當年發動文革時的思路。但正如馬克思所說，歷史一旦重演，第二次就變成了喜劇、鬧劇。如果說，毛澤東在領導中國革命的長期實踐中確實有自己的獨立的理論創造，形成了可以稱為“毛澤東思想”的獨立思想體系，這是即使是他的反對者、批判者也不否認的。但現在的所謂“學說”不過是少數文人代為捉刀拼凑出來的，恐怕是炮製者自己也不相信的。如果說毛澤東時代的個人崇拜，多多少少還有一點他個人的思想與人格魅力（當然是被極度誇大與扭曲了的）作為依據，並一度成為許多人的真誠信仰；那麼，今天個人崇拜的再次出現，就完全是一種權力崇拜，是純粹利益的驅動，絕不可能成為信仰。──當然，這裹，同時也就提出一個問題：文革時期達於極端的個人崇拜給中國人民的精神所帶來如此巨大的損害，為什麼時隔二十年，神州大地竟會再次刮起個人崇拜之風？即使是一個並不相信的“神”也要供奉起來呢？這確實是應該正視與深思的。這就是說，儘管當今的中國，把“主義”、“理論”、“思想”、“信仰”喊得震耳欲聾，但實際上這是一個沒有思想，沒有理論，也沒有信仰的時代。而且這是一種從上到下的（從利益集團到普通百姓與青年）全民無信仰的狀態。那麼，當局真正倡導的，並從上到下實際影響當代中國的是一種什麼樣的思想文化呢？在我看來，主要有兩個東西。一是實利主義。失去了信仰，精神的追求，道德的約束，人的行為就只剩下了利益驅動。我們在前文中已經說到，今天的中國的統治集團本身就沒有信仰，是完全用利益相凝聚的，因此是一個利益集團；影響所及，今天中國普通人與人的關係也越來越利益化了。毛澤東時代有“為了崇高的理想（？），什麼事都可以做”的所謂革命邏輯，出現了文革時期達到極端的濫杀無辜的罪行，人的內在的惡得到了一次罪惡的誘發與惡性的泛濫；而這二十多年來，又盛行着“為了自己的利益，什麼事都可以做”的發財邏輯，又從物質欲望方面將人性中的惡重新誘發出來，再一次泛濫，又出現了不擇手段地謀害人的生命的罪行。即以這些年引起廣泛注意的製造假冒偽劣產品為例。令人震驚之處在於，許多會直接導致人的生命的嚴重傷害以至死亡的假冒偽劣產品，都有人敢於去做，而且毫無畏懼之心，這就連中國傳統中的“不可做傷天害理之事”的道德底綫都不顧了。一個社會，到了基本道德失控的地步，是十分可怕的。有人說，中國人現在是既無愛也無怕，這恐怕並非誇大之辭。在當今的中國，金錢崇拜之外，還有權力崇拜。有權就有了一切的文革邏輯已經自上而下的幾乎滲透到每一個國民意識之中，並支配着他們的行動：利益集團自然是以有權不用，過時作廢的心理瘋狂地利用職權攫取財富；各行各業，以至每一個人都竭力將社會分工所賦予的權力轉化為財富（這就是至今仍盛行不衰的“各單位創收”的實質），並利用這種權力對他人（其實是自己的服務對象）施虐，以作為自己受虐的精神補償：這是另一種形態的人與人之間的相互虐殺。可以說，經過文革的階級鬥爭到這二十多年的實利主義，中國人的人心以及人與人間的關係都被大大地毒化了，對民族精神的如此嚴重的損傷，難道還不應該引起警覺嗎？

影響甚至支配着中國的利益集團與相當多的民眾的，還有所謂享樂主義。我們在前文中曾論及中國黨內資產階級的腐朽性，其中一個重要的論據即是他們連西方資本家創業時期的積極，進取，勤勞的資本主義精神也沒有，而從一開始就陷入了世紀末的享樂主義與頹廢主義。

這裹還要談到美國的消費文化的深刻影響。中國的利益集團口口聲聲說要警惕“西方腐朽思想的侵蝕”，並經常作出對抗美國的姿態，但他們的行為處事卻無法掩蓋他們骨子裹的崇美傾向。這當然首先是由他們自身的利益决定的──事實上，當他們宣佈以生產力作為衡量一切的唯一價值標準時，就已經將美國這個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作為典範了，他們實際上是需要美國的支持來解决或緩和自己的內外危機的；同時也還有美國文化對他們的吸引。從自己的統治利益出發，他們當然要拒絕美國的人權觀念和美國的民主制度；但這並不妨礙他們對美國的消費文化與美國的生活方式的嚮往與模仿。他們甚至自覺地按照美國的政治家的模式來設計自我形象而洋洋自得，足見迷戀之深。在既得利益集團的倡導與示範下，美國消費文化對中國的上層社會與青少年一代的影響，是不可低估的。利益集團的層層腐敗（如一首民謠中所說：“鄉鎮忙賭博，縣裹忙吃喝，省裹忙出國，中央忙組閣”）嚴重地敗壞了中國的社會風氣，影響到中國的中下層社會也產生了能撈一把算一把，能樂一時且樂一時的心理，瀰漫着游墮之風，以及看不到前途的冷漠、絕望情緒。而這也正是統治的穩定所需要的。中國現在所面臨的不僅是既得利益集團的腐敗，同時是一種全民腐敗，而且是一種制度性的腐敗：這種腐敗既是一黨專政的體制所造成，也是這種體制得以維持下去的必要條件；但更會對其產生自殺性的破壞作用。中國的一黨專制的體制就這樣與腐敗糾纏為一體了。

這樣，表面上堅持主義（還不斷發展主義），而以實利主義與享樂主義、消費主義為其實質性內容：這表裹兩個方面構成了當代中國主流意識形態的主要特點。表面的堅持對一黨專制的體制是絕對必要的：這不僅是其合法性與正統性所必須，也是其壓制不同意見，特別是對體制的批判，實行輿論一律、思想統治的武器。他們更要以此進行强制灌輸，思想控制，推行新的愚民政策。在這方面，利益集團是很懂得如何充分地運用自己手中的權力的。例如，將新聞媒體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裹，實行所謂“正面宣傳為主”，實際上是最大限度地剥奪公民的知情權，並借助於新聞封鎖使民眾的自發反抗始終處於一種被分割的狀態。更重要的是，奉行戈貝爾的“謊話重複三次就會變成真理”的邏輯，無休止地對民眾實行精神轟炸，以達到思想控制的目的，最近對所謂“三個代表”理論的宣傳比之文革時期對毛澤東思想的强制灌输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樣的思想灌输與控制已經滲入到大中小學的教育中，名目繁多的各種政治課程本來已經嚴重地影響了學生的專業學習，最近又提出了“把高校建成‘三個代表’的實踐基地思想陣地”的口號，强調實行“三進入”，即“進入課程、進入教材與進入學生頭腦”，試圖在二十一世纪繼續推行毛澤東時代的洗腦運動。二十世紀末與二十一世紀初，中國的思想文化專制的形式或有所變，其本質卻作為一黨專政的必要特徵而被保留下來並有了新的發展。這些年在教育與新聞出版方面分別有兩個口號，即“陣地意識”與“守土有責”，强調學校與新聞出版都是必須守住的陣地，絕不允許異己者佔領，其目的正是要封殺具有獨立批判意識的知識份子，將任何對現行體制的批判扼殺在萌芽狀態中。

主流意識形態通過對傳播媒體的控制與利用，與大眾文化相結合，已經成為九十年代中國思想文化發展的主要特點。這在用各種方式推銷實利主義與消費主義，享樂主義這一點上，尤為突出。鋪天蓋地的廣告和各種類型的瘋狂演出，一方面粉飾天平，一方面將全民注意力引向超前享受，無節制的現在歡樂，而完全壓抑了人們的精神追求與思考力。正是這樣的瀰漫中國的世紀末的狂歡，淹沒了被壓迫與被侮辱者的痛苦的呻吟聲，也扼殺了清醒的獨立的批判的聲音。

這樣的以“堅持主義”為表，以“實利與消費”為裹的主流意識形態與文化，必然表現為極大的虛偽性與表演性。心裹這樣想卻偏要那麼說，明說要做其實不做，明說不做其實是要做，明說做這樣其實要做那樣，明是自己要這麼做倒說別人要這麼做──想、說、做三者的分離，已成為當官的訣竅，並直接影響到整個國民的言說：語言在中國已經完全游離於想（思想）與做（行動）之外，成為一種遊戲。從最高的領袖到普通中小學生都習慣於說大話、套話、空話、假話，形成全民的演戲，而且自有遊戲規則：所有的人都在心照不宣地說假話，騙人也心甘情願地被別人騙；偶有說真話者，就要因破壞了遊戲規則而被視為“公敵”。這樣的制度性的全民說謊與全民表演，既是一種深層次的奴化，又是一種真假不分的道德失範，與前述人心的毒化，都構成了對整個民族精神的極大損傷，難怪有人要懷疑我們民族的基因是不是出了問題：而且這樣的全民族的精神病害絕不是短期內所能醫治的。它對我們民族未來的發展將產生怎樣的深遠影響，現在還難以預計。

以上是我們對三十五年來中國社會經濟、政治、思想、文化的變化的一個簡要概述：它正是構成了“三個代表”的理論出籠的基本背景。

（二）

三十五年的中國的變化，簡單地概括起來，即是中國有了相當大的發展，這自然成為統治的資本；但這些發展不僅以國土資源與生態平衡的嚴重破壞為代價，而且發展的風險全部轉嫁到工人、農民身上，同時產生了黨內資產階級，形成了新的既得利益集團，造成了嚴重的兩極分化，並引發了政治、經濟、思想文化與社會風氣、道德的全面危機。而所有這些危機都最終必然表現為統治的合法性危機。這其實正是一直困擾着中共最高統治集團的難題。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合法性本來是建立在中國傳統的“打天下者得天下”邏輯基礎上的，它的統治的階級基礎與群眾基礎主要是以工人、農民為主體的中下層社會階層，他們是以“天下窮人的翻身解放”為自己的宗旨並因此得到“窮人黨”的稱號的。在毛澤東的時代，儘管事實上已經在很多方面損害了中國工人、農民的利益，但大體上還是保留了較多的“窮人黨”的傳統，它的主要支持者還是中國的工人和農民。但近二十多年的發展，卻是越來越嚴重地損害了工人、農民和下層人民的利益，從而從根本上動搖了其統治的階級基礎與群眾基礎。更重要的是，一個以黨官僚、管理官僚與技術官僚為主體的新的既得利益集團已經形成，黨的各級領導的資產階級化已經成為事實。“三個代表”的理論既是這樣一個事實存在的理論上的表現，同時也是擺脱其統治危機的一次努力。

“三個代表”理論的核心是所謂“先進生產力的代表”的理論：這是終於找到的統治合法性的理論根據。由此引發出兩個觀點，一是所謂“發展是硬道理，發展就是一切”的“發展主義”。其潛台詞顯然是“生產發展了就有了統治秩序的穩定，生產不發展就會喪失權力”，這樣把生產發展直接與權力聯繫起來，不顧長遠利益的破壞性發展就是不可避免的。近年來儘管在口頭上不斷强調生態平衡，卻難有實效，其深層原因即在於此。

另一理論要點是强調所謂“先進生產力”的三大要素：資本、管理與技術（這本身即是對中共奉為指導思想的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論的背離）；那麼，代表了這三大要素的“資本投入者”（即資本家，也就是所謂“經濟精英”）、“管理投入者”（“管理精英”）與“技術投入者”（“技術精英”）理所當然地就成了“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中共既然以“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自任，那麼，它就必然要代表這些所謂“精英”集團（也是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欲求：這樣，中國共產黨就找到了支持與維護自己統治的合法性的新的階級基礎與群眾基礎；但中國共產黨也就徹底地剝離了它的維護以工人、農民為主的中下層人民利益的外衣，變成了一個主要維護所謂“政治精英，經濟精英，管理精英與技術精英”的上層階級的利益的黨，通俗地說，就是由一個所謂“窮人黨”變成名副其實的“富入黨”，也就是說，以“三個代表”的理論的提出為標誌，中國共產黨終於完成了自己的質變。──在我看來，這是“三個代表”理論的真正要害所在。至於宣佈吸收資本家入黨，既是這樣的質變的必然結果，更是這樣的質變的最醒目的外在表現形式，其引起國內外廣泛注目與强烈反應是可以理解的。

本來，一個政黨要改變自己的階級基礎與群眾基礎，從而改變性質，只要通過黨內民主的形式，得到它的大多數黨員的認可，也無不可。但中國共產黨卻要竭力掩飾這一點，宣稱只是要“擴大階級基礎與群眾基礎”，使自己成為“代表全體人民利益”的“全民黨”。

這首先自然是一種瞞和騙：因為只要是政黨，它就從來是代表某一特定的階級、階層的利益的，越是說“代表全民”，就越表明自己是“少數人的代表”，這已經是為歷史與現實所一再證明了的事實。本來，在一個正常的現代民主社會裹，任何一個利益群體都應該有代表自己的利益的政黨或組織（商會，工會，農會，等等），因此，中國的富人，精英要有自己的政黨，以更好地體現與代表自己的利益，本屬正常；但同時應該允許社會其他階層也有享有成立代表自己利益的政黨與組織的權力。“三個代表”理論卻跑出來說：不，我宣佈自己是一個“全民黨”，我就已經代表了全體人民的利益，當然包括了工人、農民以及中下層人民的利益，因此，也就沒有必要、也不允許成立在黨的控制之外的任何政黨與組織。這樣，中國共產黨一方面自己剝下了代表工人、農民與中下層的外衣，公開變成富人黨，精英黨，同時又不允許工人、農民為主體的中下層人民成立自己的政黨與組織，以維護自己的利益：它所要維護與强化的仍是一黨專制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體制──在我看來，這正是“三個代表”理論的另一個要害所在。有些人看不到這一點，認為“三個代表”理論是標誌着“中國共產黨由一個革命黨向社會民主黨的轉化”，這是過於一廂情願了。社會民主黨的基本主張就是“政治的民主與經濟的平等”，一般來說，是代表了中下層人民的利益的；而如上所分析，中共的轉向，恰恰是這些年政治上的專制、經濟上的兩極分化發展的必然結果，其目的就是要將這兩個結果進一步合法化。還有人認為，中共的這一質變，有可能為實現他們的理想──經濟的私有化與政治的民主化開闢道路：這同樣是一個單相思。新的既得利益集團是絕不會放棄一黨專制這個命根子的；他們深知自己統治基礎的薄弱與不得人心，離開了武力的鎮壓與言論自由的剝奪，是一天也活不下去的。

我們已經看到，伴随着“三個代表”理論的提出，政治上與思想文化上的控制日趨嚴厲，這個事實應該使我們清醒：這絕非一時的應對手段，而是由其內在的法西斯性（“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所决定，儘管會有起伏，但總體趨勢卻是集權統治的越來越强化。一黨專制的一個重要方面是黨對經濟的控制，這一點也不會有實質性的鬆動。這些年國營資產的大量流失事實上已經實現了某種程度的私有化，但其主要得益者顯然是黨內資產階級。而且在未來中國的經濟格局中，佔主導地位的將始終是黨內的資產階級，即官僚資產階級，他們擁有巨大的無所不在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的權力，並且與黑社會勾結，將不擇手段地來維護自己的利益。如前文所說，許多人寄以希望的所謂自由中產階級，在中國一不會有大的發展，二必然處於依附的地位，並因此影響自身的品質，而他們一旦提出了超越允許範圍的政治、經濟的訴求，也同樣會遭到無情的鎮壓與取締。對此，不應該有任何不切實際的幻想。

“三個代表”理論其實是有着鮮明的階級性的，但正如一篇綱上文章所說，它卻要將自己的真實意圖竭力掩蓋起來，從而表現出某種“意識形態的曖昧性與隱蔽性”，它把前文說到的中國語言的含混性，流動性、遊戲性、表演性發揮到了極致。明明是“放棄”馬克思主義卻說是“發展”馬克思主義；明明是“改變”階級基礎與群眾基礎卻說是“增强”階級基礎與“擴大”群眾基礎；明明是維護既得利益集團利益，卻高談“絕不允許形成既得利益集團”；明明是已經改變了黨的性質，卻信誓旦旦地保證：“堅持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性質”，等等。而在關於“三個代表”理論的疲勞轟炸式的宣傳中，更是有意地顧左右而言他：明明最大的“理論創新”是改變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和勞動價值學說，向資本家敞開大門，以進而改變黨的階級基礎，卻避開這一要害與要點，大談不着邊際的空話，套話，廢話，甚至有意將“三個代表”理論庸俗化，鼓吹作好各行各業的具體工作就是貫徹、體現了“三個代表”的理論：這樣做的目的，就是要使人們不去關注其實質內容，以便瞞天過海。同時，製造“全黨全國一致擁護”的假像，形成輿論一律，虛張聲勢，以壓制不同意見。這當然是表現了一種理論上的虛弱性與缺乏自信，但其欺騙性也不可低估。

真正令人震驚的，是中國知識份子在這樣一個重大的歷史轉折點上所表現出的沉默態度。在此之前，中國知識份子已經發生了嚴重的分化，而“三個代表”理論的提出，更是會加速這種分化，這是毫無疑問的。應該說，“三個代表”的理論其中也反映了某些自命為精英，本來就對中下層人民的反抗持疑懼態度的知識份子的利益與要求，他們對之產生種種幻想，但又似乎不便公開支持，他們的沉默是可以理解的。而還有些知識份子或由於政治上的絕望，或出於對官方的宣傳的反感，對圍繞着“三個代表”的喧囂，採取了漠不關心的態度，在轉折的關鍵時刻這樣的冷漠其實是最危險的。而有些人因為這次公開出來反抗的是一些老左派，而對“三個代表”的理論抱有某種幻想，這其實是毛澤東的“凡是敵人反對的就要擁護”的邏輯在隱隱作祟。至於有些人對老左派遭到鎮壓而幸災樂禍，更是讓人難以理解：我們並不想掩飾與老左派之間的原則分歧（這在下文會有涉及），但我們同時必須堅持“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要用我的生命來保衛你發表意見的權利”這一基本的民主原則。要知道，今天你容忍了當局對老左派的鎮壓，明天這一鎮壓之手就會落在你的頭上：反對對一切人的言論自由、民主權利的剝奪，這也是一條必須堅守的底綫，不能以任何理由作任何形式的讓步。

應該說，當今的中國正面臨着一個轉折點。“三個代表”的理論把當權者原來的一層面紗也最後剝落，露出了“廬山真面目”（儘管仍有些遮遮掩掩），就把各種內在的矛盾激發出來，“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再度尖銳地提了出來，每一個人，每一個知識份子，都面臨着新的選擇，新的檢驗，整個社會，思想文化界都面臨着新的分化。在這樣的時刻，出現各種關係着中國未來走向的意見是必然的。

除了擁護“三個代表”所提示的方向，或對之抱有幻想者之外，在批評者中，有兩種傾向頗引入注目：一是老左派的觀點，他們實際上是主張回到文革之前，即所謂“十七年”的統治模式；二是一部份人從正在發生的中國共產黨的質變中感到了毛澤東發動文革的“預見性”，因而主張“回到文革去”。這裹所提出的主張，實際上並沒有超出 1949年以來半個多世紀曾經在中國實踐過的三大統治模式：所謂“十七年模式”就是“以階級鬥爭為中心，以工人、農民與下層人民為階級基礎和群眾基礎”的一黨專政；所謂“文革模式”，就是“以不斷革命為中心，拋棄黨的官僚和知識階層，由領袖的個人獨裁與群眾專政直接結合”的一黨專政；而現在的“三個代表”模式则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官僚資產階級，管理與技術精英為階級基礎和群眾基礎”的一黨專政。統治的主要主張和階級基礎與群眾基礎或有變化，但一黨專政的本質則一以貫之，也就是說，在堅持中國共產黨一黨對國家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的絕對與全面的統治權力；否認司法獨立；由黨直接控制國家經濟，控制軍隊；將黨的意識形態作為國家意識形態，否認教育獨立與輿論獨立，剝奪與限制人民的思想、言論、出版、結社……自由等基本方面是始終不變的。人們通常說“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裹所說的“社會主義”其實就是一黨專政的極權制度，它本身是一個國際現象，並在二十世紀產生了很大影響；而三種不同的模式倒是不斷顯示了中國特色的。這三種模式的“社會主義”都使中國發生了不同方面的巨大變化，這些變化並非都是消極的；但其最根本的特點仍然是一種一部份人奴役另一部份人，以新的壓迫代替舊的壓迫的奴役制度，也就是還沒有走出奴隸時代。因此，我們今天在批判“三個代表”模式的一黨專政時，絕不能再回到原來的“十七年模式”與“文革模式”那裹去。中國需要的是“第三樣的時代”，或者說，我們必須走出一黨專政的怪圈，如果始終在一黨專政的思路中尋找中國的出路，那只能是不斷創造出新的奴役體制：這是近五十年來歷史與現實的經驗教訓的最重要的結論。至於如何建立一種更加合理的社會，也還需要繼續探討。

總之，在這歷史的轉折關頭，如果我們還願意作一個批判的知識份子，我們就必須堅持我們的“消滅一切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現象”的理想，面對正在生產的奴役制度與為之辯護的形形色色的理論，發出我們的獨立的批判的聲音。

2001年 8月 27—9月 6日陸續寫成

2001

放聲一哭：悼念老丁與二姐

……那天，小羅拉流着清純的眼淚，為她的外公哀哀哭泣時，我真的被感動了，並且真的想哭──我立刻意識到，是寫出我對這兩位親人的懷念的時候了。

當然，我的感情比小羅拉要複雜得多。我甚至因此長久地寫不出悼念文章，儘管對他們的思念從未停止過。這又反過來成為我精神的重負。

但我知道，我遲早要寫出這篇文章，要清理這段感情的歷史。

這是因為，老丁與二姐，不僅是作為我的親人，更是作為一個老共產黨員的形象存在於我的生命中的。

這是無法迴避的事實：現代政治長期地成為中國社會生活的主導因素，它支配着一切，也影響着人們的家庭生活與情感關係。而我們的錢氏家族在這方面又似乎具有某種典型性。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經談到過國共兩黨的分裂在我們家庭的反應，以及哥哥姐姐們的不同選擇，對我這個“小弟”思想感情上的深刻影響。而且我在那篇文章裹，還“坦白地承認，我對家庭中的幾位老共產黨員懷有更多的敬意”（參看《“遺忘”背後的歷史觀和倫理觀》）。問題的複雜性更在於，我正是研究這一段歷史的，而我採取的研究方法又是高度重視研究主體個人的經驗與體驗的。可以說我是自覺地將個人與家庭的苦難通過自己的研究轉化為精神的資源的。因此，我對現代歷史上的國、共兩黨及在兩黨鬥爭背景下知識份子的選擇的研究，主要自然是依據歷史的事實，但我對家庭成員中的每一個具體的國民黨員與共產黨員的直接觀察、感受，以至情感，也會對我的研究產生某些有形無形的影響。一個最明顯的例證，就是我的《 1948：天地玄黃》裹，寫作《校園風暴》與《戰地歌聲》這兩章，顯然受到了家庭中的兩位共產黨員──四哥與二姐的啟示，他們當時都是“校園”與“戰地”裹的活躍份子，正是這段歷史的參與者和創造者；在書中甚至出現了他們的名字，引述了他們寫的文章──我這樣做，自然還有暗中紀念的意思。在這篇悼念文字裹，說及這些，不過是要說明，我對老丁與二姐的情感的複雜性：這自然首先是一種家庭血緣的親情，但同時也包含着一個學者對他的研究對象的理性分析，因而是一種情與理的交織與對撞。

我曾在一篇文章裹說過，在二十世紀，我們錢氏家族曾經歷了兩次分離，都與國家、民族的命運息息相關。第一次是抗戰開始，父母親帶着大哥與匡武哥、韋娟姐随國民政府南下重慶，而將大姐、二姐、三哥，四哥留在上海淪陷區。當 1939年我出生在重慶時，二姐正在上海讀中學，幾年後就潛入蘇北根據地，參加了新四軍。因此，直到 1950年我們姐弟倆才在南京相見，那時我已經是初中一年級的學生，而二姐與老丁則是南下解放大軍的戰士。而那時，父親與三哥已遠去台灣：這是家庭裹的第二次分離。

那正是一個歷史的轉折點。因此，當二姐與老丁一身戎裝突然出現時，在中學生的我的感覺中，彷彿是英雄勇士從天而降，頗有幾分傳奇色彩；他們是與“革命”、“解放”這類既新鮮又神聖的字眼緊緊聯在一起的，稱作“二姐”、“二姐夫”反而有些不習慣。而且很快就要求按照新的意識形態重新認識自己的家庭，將其分為“革命”與“反革命”，“紅”與“黑”兩大類。我在有關的紀念文章裹談到與父親、三哥劃清界限的艱難，但認同於二姐、老丁、四哥這些共產黨員則是十分容易的，彷彿我們這一代人天生的就是要擁護革命與解放的。特別是 1954年左右，二姐随着她所在的總政話劇團到南京、上海演出《萬水千山》，我簡直被她迷住了。看着二姐在舞台上扮演着李鳳蓮（劇中主人公蘭馬扮演的教導員的妹妹）和老大娘（只上台幾分鐘，卻給觀眾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二姐因此而獲獎），我激動得不能自制，彷彿她已經與舞台上的，歷史上的為新中國獻身的革命先烈融為一體了。而作為《白毛女》的作者之一的老丁，在 1951年獲得斯大林文學獎，更是使得我這個私下也寫點文學作品的中學生佩服得五體投地：我真是為有這樣的姐姐與姐夫而自豪啊。後來這種自豪感就逐漸加上了更複雜的成份：随着國家政治生活的日趨嚴峻，我們這個家庭蒙上了越來越濃重的陰影，有海外關係成了洗不清的“污點”，我唯一能藉以保護自己的，就是與二姐、四哥，特別是老丁的社會關係。而我從母親那裹所感覺到的，卻還有生怕連累了二姐，老丁而產生的不安與自卑。實際上，直到今天，我們全家還在為老丁能在那樣的政治氣氛下，頂住各種壓力，政治上平等相待，經濟上不間斷地給以支持，而心懷感激。我們在他這位老共產黨員的身上，感到了一種人情味，這在那個時代是極為難得的。

後來，我到北京上大學了，就有了更多的機會看二姐演戲，特別是她在宋之的編劇、蘭馬導演的《霧重慶》裹扮演女主角，給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我本來是以一個學文學的大學生的格外挑剔的眼光去看戲的，卻被她的藝術才華所折服。而且這一次扮演的是大後方的流亡學生，與我幼小時的生活環境有些接近，就更有一種親切感。由於有了密切的接觸，特別是大學二年級並入人大新聞系以後，隔幾個星期我就要從鐵獅子胡同跑到新街口二姐家去解饞，她總有各種好吃的菜飯、點心讓我吃個够；那種神秘感就逐漸消失了（儘管我對老丁始終心存幾分敬畏），真正的姐弟之間的感情正是在讀大學時期建立的。我在北京又有了一個“家”（另一個“家”是大哥的家）。本來我的大學生活並不順，經常為堅持“白專道路”、“與家庭劃不清界限”而受到批判，這種無休止的批判更使我感到人與人之間缺少了愛，有一次在小組會上暴露了這一思想，竟遭到了更嚴厲無情的批判。因此，可以想見，這種家庭的溫暖，對我當時那多少有些孤寂的心靈是多麼的重要；而在那個時代，我連對母親的愛都要竭力的克制，生怕又背上與“反動家庭”劃不清界限的罪名，只有在二姐這樣的“革命的家庭”裹，我才能真正放鬆地盡情地享受二姐所給予我的親情──這是怎樣的一種令人珍惜又令人心酸的愛啊。

而且終於到了與家人離別，獨自走向茫茫人世的時候： 1960年，我大學畢業，經過一番曲折，終被發配到了貴州，而且必須在“十一”國慶前離開北京。在此之前，韋娟姐與匡武哥已先後分到了新疆與福建；此時大哥與大嫂都下放在外地，只有二姐一人為我送別了。那一天的情景我至今還彷彿歷歷在目：先是我在排演場等二姐排戲，好不容易結束了，才匆匆忙忙趕到二姐家裹，嘩啦了幾口飯，二姐塞給我一本附有許多插畫的《文藝日記》（以後我就在上面寫下了我最初的魯迅研究的筆記，一直珍藏到現在）算是臨別禮物，我們就匆匆上路了。但半路上，二姐又突然跳下車來，我一看，正是天安門廣場。“我們坐一坐吧”二姐說。於是，我們就倚着欄桿，望着燈火輝煌的廣場和熙熙攘攘的人群，默默無言。我的腦子裹突然跳出一個詩句：“從天安門出發”……。但又到哪裹去呢？我茫然了。但這一瞬間就永遠留在心上了。記得七十年代的第一個早晨，我正作為一個工作組的成員來到農村，躺在農家閣樓的稻草堆上，思念着遠方的親人，首先想到的就是二姐：那天安門的夜晚的情景又浮現在眼前……。

同樣難忘的是，文革初期的那次相見。文革一開始，我就被工作組打成“反革命”，直到後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綫”，才得以平反，我也就自然成了“造反派”，在我的感覺中，文革是一次解放，因此是衷心地擁護這場“革命”的。後來我和一個造反派的學生一起到了北京，那時候，老丁正作為“走資派”被他們單位的造反派鬥得昏天黑地。記得我們在他家裹偷偷見面時，老丁苦笑着對我和二姐說：“想不到我們三個人，現在一個是走資派，一個是保皇派，一個是造反派”。歷史的演變，人世的滄桑，真是難測啊。老丁的話卻引起了我的思考：像老丁這樣的正派、廉潔的老幹部也被打倒，這裹是不是存在着一些問題呢？同時，我又隱隱地感到我們之間似乎發生了某些分歧，這背後或許隱藏着更深的東西……

文革期間，我還幾次來到北京，因為大哥已經下放，就都住在二姐家裹，有一次是和可忻一起來的（當時我們還沒有結婚）。老丁已經出來工作，二姐卻一直靠邊站。她學會了做一手好飯菜，精心地照料文革中出生的小松，對我也表現出更多的關切，我甚至感到了某種柔情，這在一向大大咧咧的二姐是很少流露的。她特別關心我的婚姻，可忻同來的那一次，她上上下下地忙碌着，我今天想起來還非常感動。但我明顯地感到她內心的苦楚：她實在是適合在海闊天空中任情馳騁的，現在被束縛在如此狹窄的天地裹，她憋得慌。後來，她和老丁一起去大慶油田體驗生活，準備創作，才算在奮戰荒天野地的普通工人、士兵身上，找到了一點豪情。她參與執筆寫出了《油海波濤》，卻遇到了種種阻力，到文革結束後才得以演出。不知道為什麼，她很少向我傾訴，我當時其實內心也充滿了矛盾與痛苦，正在開始以後决定了我後半生的新的探索，但我也沒有向她吐露，現在回過頭來想想，真有些遺憾。

再見的時候，文革已經結束。我到北京來參加剛剛恢復的研究生考試的復試，因為自己感覺考得不好，正一臉沮喪地來到二姐家裹，準備向她告別，卻突然看到了新華社關於首屆研究生考試的報道，其中竟提到了我的名字。這真是喜出望外！二姐狂奔過來，擁抱着我：她比我還要高興！從此，我開始了新的生活，我與二姐也就有可以說是十分頻繁的接觸。那是一個思想解放的時代，是一個人們坦露心胸，迫不急待地要向他人傾訴的時代。有形無形地橫在我們姐弟間的那條綫消失了，我們的靈魂真正相遇了。我還記得，那時候，因為家還在貴州，我每到星期六，就急急忙忙趕到二姐家，二姐也似乎是急不可耐地等着我，吃完飯，我們就關起門來，神聊開了，差不多一直要談到半夜兩三點。她可以說是如饑似渴地聽我講我在北大所聽到的各種消息：西單民主牆上的大字報呀，“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的討論的各種內幕呀，北大的民主選舉呀，等等。還有我及我的朋友正在進行的思考：關於文革的歷史經驗，關於中國的改革前景，等等。她也向我詳盡地向我講述她的革命經歷：在南洋模範中學讀書時，如何鬧學潮，反抗校方的壓制；如何穿過敵人封鎖綫參加新四軍；如何南征北戰，從東北一直打到廣州，等等等等。我們都好激動，講起來真是眉飛色舞，手足並動，講到淋漓盡致之處，就放聲哈哈大笑。談話越來越深入，我們就像知心的朋友那樣，無所不談了：連初戀的經過，以至家庭生活中的隱秘，都向我合盤托出，面對二姐的坦誠，我覺得十分自然，彷彿她的本性就是不知隱諱為何物的；同時我也從她的傾訴激情裹感到了她內心的孤寂。在一次深夜的談話中，她告訴我，在她千辛萬苦參加新四軍以後，在政治審查中，人們竟然懷疑她是敵人派進來的“特務”，理由是：你既然是國民黨大官的女兒，為什麼不願意享受榮華富貴，卻要跑到根據地來吃苦？儘管後來問題澄清了，但這樣的家庭出身使她在部隊裹始終被視為異類，不能得到充分的發揮。再加上在藝術觀點上，她和老丁因為與某位領導始終存在着意見的分歧，更是處處受到制肘與壓抑。現在，家庭出身的包袱總算卸下了，但時光已逝，由於長期靠邊身體發胖，就很難再重返舞台了，改作創作，畢竟不是本行，力不從心了。說到這裹，她突然一聲長嘆，眼睛閃着淚光，逼視着我：“理群，你說我該怎麼辦呢？”我從未看見過她如此的沉重，如此的悵惘，竟一時說不出話來。我的眼前，突然閃現出她當年扮演《霧重慶》女主角神采飛揚的情景，心裹想：二姐啊，你是滿懷着理想的激情參加革命的，但為什麼人們竟不能理解呢？你原是應該大有作為的，你也是壯志未酬啊。但這一切，又是怎樣發生的呢？……

但不久，我又親眼目睹了她的一次激情噴發。有一次，聽我介紹北大民主競選的情景，她突然來勁了，表示要來北大聽競選演說。我猶豫了一下，還是帶她去了。記得是在一個大的階梯教室裹，擠滿了人，二姐走進來，因為穿着一身軍裝，就引起了許多人的注目，但她似乎並不在意，而且很快就進入了角色。我在一旁默默觀察，很有些詫異：她竟是那樣的投入，演講人的幾乎每一句話都引起了她的强烈反響：她一臉激動，眼睛閃着光，拼命的鼓掌。演講一結束，她就拉着我往外走，一面興奮地說：“太棒了！好久沒有聽到這樣的演講了！完全像我年輕時一樣！我當年就是這麼講的！如果我現在還年輕，我也要這樣講！也要為中國的民主、自由而鬥爭！……”就在這一刹那，我突然覺得我懂得二姐了：她當年正是出於對民主和自由的嚮往，反抗學校當局的壓制，抛棄了安逸舒適的生活，甚至不惜與家庭决裂，來參加革命的啊。而那時候，中國共產黨也正是因為高舉起“反集權專制，反獨裁，爭取民主與自由”的旗幟而吸引了三四十年代最優秀的知識份子的啊。後來，我到了台灣，聽到了一種說法，彷彿當年反共的人才是真正要求民主的，這種說法近年來在大陸的學術界似乎也很有影響；每當聽到這類高論，我都要想起二姐、四哥，忍不住要為他們當年的選擇作辯護。我們不能否認當年的國民黨政權是一個專制獨裁政權這一基本的歷史事實，如果把冒着生命危險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制”的共產黨人和他的同情者視為“反民主”份子，無疑是對歷史的歪曲與顛倒。我們更不能囿於“成敗論英雄”的歷史觀，因為共產黨後來重又陷入“一黨專政”的怪圈而否認二姐、四哥這樣的四十年代大、中學生中的佼佼者選擇革命的歷史合理性。

但後來，很快就有了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號召，北大的民主選舉也被指責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典型。我因此而感到非常的壓抑，很有一段時間沒有去二姐那裹。等到我們再次見面的時候，二姐交給了我她與人合作的一個新劇本，我一看，竟是批判某些“不同政見者”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幟反對“共產黨的領導”的。我確實吃了一驚，但沒有當場作出反應，只是說要帶回去看看。這件事讓我想了很久很久。我終於發現自己前一段時間對二姐的理解並不全面。她的那些激情噴發當然是真實的，在我看來，那甚至是她內心深處的生命欲求的一次難得的噴發。但我卻忽視了二姐的另一面：她是一個老共產黨員，她所處的實際的社會地位，她所受的長期的教育、改造，都决定了她具有很强的黨性；而所謂黨性，最基本的就是兩條，一是堅持黨的絕對領導，一是絕對服從黨的領導。“堅持黨的絕對領導”（說得更全面一點，就是堅持以黨的領導為核心的“四項基本原則”）是這些老共產黨員不可逾越的最後底綫，而其實質正是堅持黨的不可分享的領導權力，也即一黨專政的權力。他們自有自己的邏輯：這個政權是我們犧牲了無數的革命同志的生命換來的，因此，絕不允許任何政黨和社會勢力來“篡奪領導權”。從旁觀者看來，這不過是中國傳統的農民造反者的“打天下者坐天下”的觀念；但對二姐、老丁這樣的“老革命”，卻是與他們的無數戰友流血犧牲的刻骨銘心的具體記憶聯在一起的，甚至已經融人了他們的生命之中。一提到黨的領導權問題，他們就要十分的動感情，原因即在於此。當然，還有一個也許是更為深層的原因，是他們不願正視的，也可以說是一種潛意識吧，這就是黨的權力實際上是與他們自己的既得利益聯繫在一起的。這正是幾十年的一黨專政所必然造成的。因此，二姐剛剛流露出對民主、自由的眷戀與嚮往，接着又響應黨的號召，寫出維護黨的領導（實質是“一黨專政”）的主流作品，這在她來說，都是自然的；而在我看來，這正是表現了二姐這樣的老共產黨員的二重性。我能理解這一切，但我卻看出了這背後的悲劇性：他們從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爭取民主、自由這個前門走進“革命”，卻落入了自己的黨的“一黨專政”的陷阱不能自拔。但他們又因不能忘懷於自己當年對民主自由的真誠渴求，而又陷入了深刻的矛盾與痛苦中。因此，當我們再次見面時，二姐十分關注我的反應，並一再追問：“別人會怎麼看待這個劇本？”她顯然心懷不安。我只能這樣安慰她：“只要你是真誠地這樣想，你就這麼寫好了，不要去管別人怎麼看”。這也是我的真實想法：儘管我終於明白自己與二姐之間的根本性分歧，並因此感到了巨大的痛苦；但我深知，她的思想（包括她的內在矛盾）是她的特定的歷史道路與環境形成的，我沒有權利用自己的觀點去影響她，而且我也不願意因為我而徒然地加深她的內心矛盾與痛苦，這對於一輩子獻身於革命，一切不可能再重來的年長者是過於殘酷的。在這個意義上，我前一段時間的過份熱情可能是一個錯誤，我不應該進入她的內心世界，我只應該對她表示作為一個弟弟對她的愛，而不要讓政治再來影響我們的家族生活中應有的安寧與平靜。就讓那一次次的徹夜長談成為我們姐弟之間的一個美好的夢吧。……

但我卻不能不正視這個事實：從此，我和二姐疏遠了；儘管交往依然密切，卻小心地迴避着什麼，我們兩個人心裹都覺得堵得慌。後來，二姐又寫了一個劇本，講自衛反擊戰中倖存者對犧牲的戰友的懷念，這其實是一個抒情小品，幾乎沒有什麼情節，卻寫得非常感人：二姐顯然是想借此唤起戰爭年代戰友之間的生死之情，這對她來說。是神聖的。我被深深地感動，並且為劇本處處閃爍的創作才能感到欣慰：二姐或許能在生活中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這次初試鋒芒似乎也增加了二姐的自信，不久她就興致勃勃地向我宣佈：她要寫一個“反腐敗”題材的劇本！我再一次地震騖了：當時（八十年代中期）黨的腐敗問題還沒有引起普遍的重視，黨內也一直存在着關於對黨的主要威脅是什麼：是所謂“自由化”傾向，還是黨自身的腐敗問題的爭論；二姐卻一下子就抓住了“反腐敗”這個要害，這除了表現了她的敏銳，更說明她並不迴避黨的黑暗面，並念念不忘於黨自身的改造：她仍在堅守着自己的“黨不能脱離人民”的信念。二姐畢竟是二姐！她立刻行動起來，到處採訪，後來竟乾脆住進河南省的一個檢察長的家裹去體驗生活，收集了大量素材，就開始構思起來：這時候，我們姐弟倆有了共同的話題，又出現了那樣的場面：二姐眉飛色舞地講着，我不時地插話，出點子，說着說着就爭論起來，一個嗓門比一個大。……

就在二姐的生命和我們的關係都出現了新機的時候，在一次檢查中，突然發現二姐患了肺癌，已經到了晚期，並且迅速轉移到了骨胳。這真是晴天霹靂！我們誰都沒有思想準備，二姐本人更是沒有思想準備。而這時候，大哥的癌症也還在發展中：我們全家亂成一團。這時候，大家才想起來：二姐曾多次摔倒在地，最近幾年，她的脾氣越變越壞：正是病魔在折磨着她啊。我們為什麼想不到這點呢？她的健壯的外表蒙蔽了我們和她本人！我更是譴責自己：我為什麼要這麼不斷地攪動她的內心世界呢？……從表面看，面對這突然的生命襲擊，二姐是平靜的，但無神的眼光卻透露了她的絕望。每次去醫院看她，她都是呆呆地坐着，很少說話。只有談到她的劇本，眼睛才發出光來，但很快就熄滅了。在一次探視中，她突然表示，讓別的同志來完成劇本她有些不放心，她一再重複這一點，我終於明白，是希望我來完成；但我明白，這是我無法勝任的，但又怎能拒絕呢？我點了頭，二姐立刻抓住我的手，手是無力的，但我卻感到了它的份量。而令人不解的是，此後，她再也不提此事，並且話更加少，後來就一句話也沒有了。這是最讓老丁和我們大家傷心的：她沒有留下任何遺言，對孩子沒有任何囑咐，就這麼無言地走了。……而我，捏着她的手稿，竟是火一般的灼人。但我仍然沒有完成她的重托：多少次提起筆來，所有的事，都在眼前──閃過，心緒是如此的紛亂，一個字也寫不出來。我只得將二姐的遺稿交還給老丁，我覺得我的心在流血，卻沒有一滴眼淚……

而二姐死後的寂寥，更給人以心靈的重壓。在醞酿悼詞時，著名的歌唱家李雙江竭力主張要寫上“著名的表演藝術家”這樣的評語，但老丁和我都沒有同意：二姐確實具有表演藝術家的才情，她應該、可以成為一位傑出的表演藝術家，但是她不是。如果在其他方面發展，她也能作出出色的成績：在我們錢氏家族中，她本是最有才華的一個。但她沒有得到充分的發揮，五十多歲就離開了這個世界：世道對她實在是太無情了。但轉過來一想：世上又有多少人實現了自己年輕時的雄心壯志與夢想的呢？人就這麼平平常常地活着，又平平常常地離去，讓死來結束一切，不要再絮絮叨叨地說什麼，讓二姐安息吧。……

但她卻留在我的心中，難以忘卻。寫《1948：天地玄黃》時，想着她，悄悄地在《戰地歌聲》這一章裹，抄錄了她當年寫的一篇小通訊，讓她以一個普通的“二縱宣傳隊隊員”的形象留在歷史記載裹：就算是我的一個紀念吧，而且我真願意二姐永遠是這樣一個忠於自己的信仰的，與普通士兵息息相通的，朝氣蓬勃的，年輕的革命者。特別是在八十年代末那場風波中我更時時想到她。我能够想像，她若活着，將會陷入怎樣巨大的矛盾與深刻的痛苦之中。但她最後依然會站在黨的這一邊，支持對要求民主自由的青年學生、工人與知識份子的鎮壓，而這又是我絕對不能接受的──我不能想像，那時候我們姐弟倆將怎樣相對。正是因為這些，我第一次為二姐的早逝感到慶幸，而我又恐懼於並且譴責這種慶幸。……

老丁在這樣的時刻倒是要果斷、堅定得多：對群眾的不滿，他能够理解，甚至有一定程度的同情；但他卻相信有“別有用心者”幕後操縱，企圖推翻共產黨領導，這正是他這樣的老共產黨員所絕對不能允許的。為了維護黨的領導權力這樣的“大局”，即使是採取開槍這樣的非常手段，他也是能够接受的。但對我來說，無論有什麼理由，對平民開槍都是絕對不能允許的。這樣，中國的現實政治再一次把我和我的姐夫逼到了相互對立的立場。這是我必須面對、而又萬難接受的事實，我唯有迴避。──我知道我們誰也說服不了誰，而且因為關係着各人的基本信念，爭論起來必然要大動感情，而我實在不願意再對還沒有完全從失去了二姐的悲痛中解脱出來的老丁有任何的傷害。於是，整整一年，我都沒有去看望老丁。老丁卻一再地傳話要我去他家。我終於去了，老丁第一句話就是“怎麼，不認我這個家了？”我尷尬地笑着，心裹卻隱隱作痛。但我們終於經常走動了，每年年初三老丁都要把在京的親戚、朋友請到他家裹作客，開始時他還親自下廚，顯示他的烹調手藝，後來就由小沁操辦，他在一旁指導。每次聚會老丁都顯得特別的高興，就像普通人家裹的老爺子那樣，慈祥而随和，沉浸在其樂融融的家庭氣氛中。坦白地說，我特別欣賞這種狀態下的老丁，儘管我還不能完全擺脱自幼形成的敬畏感，但他對於我是越來越親切了。我暗暗地想，他為自身的理想付出得太多，是應該掙脱一切，安度自己的晚年了。每當這時候，我又不能不想起二姐：她連這樣的時刻也沒有等到啊……

但我分明感到：老丁的內心並不平靜。九十年代的中國發生的許多事都是他絕對不願看到的：黨內腐敗現象的日趨嚴重，兩極分化的發展，社會風氣的敗壞，物欲的極度膨脹，理想、信念的喪失，社會、文化的商業化……，這一切，都距離他當年的追求越來越遠。但作為一個退休的老幹部，他卻完全無能為力；而且多年形成的黨性又使他不願意像許多老幹部那樣，不分場合地發牢騷：他還要維護黨在群眾中的形象。更為艱難的是，為維護黨在自己內心的形象，他必須不斷地說服、安慰自己：所發生的這一切，都是局部的問題，而且是黨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的。但他在實際上對現任的黨的領導層及其推行的路綫是心懷疑慮的，這又是他所不願正視的，因為和黨保持一致已經成為他這樣的老共產黨員的習慣，也是他的黨性所絕對要求的。在我看來，九十年代的老丁所面對的矛盾與內心的痛苦，是遠比八十年代的二姐更為深刻的。對此，我能够理解，甚至懷有某種同情，老丁所不滿的許多現象也是我所要批判的；儘管我深知，在問題產生的根源，以及如何解決這些問題等方面，我和老丁之間仍然存在着深刻的分歧。我關注的是，老丁如何面對前述困境。儘管他深知問題出在黨內，但他卻迴避了黨內的鬥爭，而把主要精力放在與他所不滿意社會思潮，特別是文藝思潮的鬥爭，而且基本上限於自己的專業範圍內。他主要是做了三件事。一是用主要的精力從事《西洋著名歌劇劇作選》的編譯工作，一是將小說《青春之歌》改編為歌劇。有的人對老丁這樣的老八路如此熱衷於西洋歌劇的介紹覺得不可理解；其實這正是他的“洋為中用，古為今用”的文藝思想，以及“不可能也不應該拒絕對中國戲曲傳統的繼承，不可能也不應該拒絕對西洋歌劇的藝術經驗和藝術手段的借鑒和運用”的歌劇發展道路觀的具體體現，這是他堅持了幾十年的，前面提到的他與某領導的意見分歧也是集中在這個問題上。而且在我看來，他編譯西洋歌劇也許還有一個潛在的動因，即要證明自己在吸納外來文化上並不保守，他對中國的改革開放，包括文藝的現代化是持積極態度的。而他改編《青春之歌》除了仍然有探討歌劇藝術的追求外，更是要堅持“歌頌黨，歌頌黨所領導下的革命”的一貫追求。而他臨終前最後寫的一篇論文，則是對他所認為的文藝創作上的不良傾向的批評。老丁告訴我，他過去很少寫批評文章，但這回他自知所剩時間不多，就必須毫不含糊地說出自己的觀點。這時候他所患的前列腺癌已經到了後期，他忍着巨大的疼痛，反復推敲文字，各方面徵求意見，包括我的意見，力求寫得旗幟鮮明又充分說理。在我的感覺中，他與其說是在堅持自己的文藝觀點，不如說是拼將最後的生命來堅守住自己堅持了一輩子的信仰。正是這種堅守讓我感動，並赢得了我的尊敬（儘管我對他的信仰本身仍持有一定的保留）。老丁和二姐一樣，對於自己的身後沒有留下什麼遺言，但他卻保留了一個忠實於自己的信仰的老共產黨員的完整形象。當我和他最後告別時，心情分外的沉重，但卻依然沒有眼淚。我彷彿覺得，是一個時代結束了。

老丁在他奮戰了幾十年的二十世紀末離開了這個世界，還是幸運的。因為新世紀一開始，像他這樣的老共產黨員就要面臨一個尷尬的局面和最嚴峻的選擇。面臨着統治合法性的挑戰的中國共產黨（老丁們所信奉的所謂“打天下者坐天下”的邏輯顯然已經不能再作為統治合法性的依據），為了維護自己的“一黨專政”的不容分享的絕對權力，就必須尋找新的階級基礎與群眾基礎；這就是為什麼要提出黨要向資本家開放的最基本的內在動因。而這就在實質上（而不是口頭上，書面表述上）意味着黨不再以普通工人、農民和中下層階級作為自己的階級基礎和群眾基礎，而是以所謂“代表了先進生產力”的資本家（資金投入者）、管理官僚與技術官僚（知識即管理與技術投入者），也即現行社會體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團作為自己的統治的階級基礎與群眾基礎。這樣，就必然導致黨本身的質變，通俗地說，中國共產黨就將由一個“窮人黨”、“中下層人民的黨”變成“富人黨”、“上層社會精英（經濟精英與知識精英）黨”。而老丁、二姐他們正是抱着“要讓窮人翻身，為工人、農民與廣大下層人民包括下層知識份子的利益奮鬥”的信念參加中國共產黨和革命的。儘管事實上，經過幾十年的演變，中國共產黨早巳不再代表工人、農民與下層人民的利益，但至少還保留着某種外殼，使老丁、二姐他們還可以產生某種“自己是在為工人、農民謀利”的幻覺；現在，連這樣的外衣都要剝落（儘管開始時還不免是羞羞答答、含含糊糊的），這就逼使所有的老共產黨員都必須面對一個悖論：如果要堅持一黨專政（這本是這些老黨員的信仰之一方面，也是他們的利益所在），就要放棄自己為“工人、農民與中下層人民謀利益”的基本立場與信念。如果這些老共產黨員要堅持自己當初的革命理想，就必然遲早要與發生了質變的中國共產黨決裂，成為建立在新的階級基礎上的“一黨專政”的反抗力量。我當然無法判斷老丁、二姐活到現在他們將作出怎樣的選擇，但他們的內在矛盾與痛苦將推向極點則是可以肯定的。而這對於到了生命最後一程的老人是過份殘酷的。我不願看到，更害怕看到他們因此而留下的眼淚。我甚至懷疑，我用這樣的文字來悼念他們本身是否也是殘酷的。我寧願將我這篇終於寫出的文字，看作是對老丁、二姐，以及像他們那樣的忠誠的老共產黨員的原初信念的一個辯護詞，他們為中國的工人、農民、中下層人民謀利益的理想今天仍是我這樣的“小弟”們在作出新的歷史選擇時的精神資源。於是，我在終於放聲一哭──為老丁，為二姐，為獻身於理想的先驅，為我們多災多難的民族放聲一哭以後，我又有了某種輕鬆感。

逝者已去，倖（不幸？）存者將繼續前行。

2001年 8月 25日寫畢

附錄一女宣傳隊隊員錢樹榕（摘自《1948：天地玄黄》第九章《戰地歌聲》）

1948年10月24日晚，東北大決戰進入了最後一刻：廣闊的遼西平原有數不清的人馬，從四面八方湧來，朝着國民黨軍東北“剿總”第九兵團司令廖耀湘所在的胡家窩棚疾行趕去。追擊的解放軍與逃命的蔣軍，雙方的部隊相互穿插，亂成一團，飛機在空中盤旋，也無法掃射轟炸。四處有煙火，四處在混戰，東一堆，西一堆，蠕動在整個平原上。這其間，活躍着一支奇異的隊伍，他（她）們手持扁擔，樂器，身背油印機，一路奔跑，一路吆喝，此刻已顧不上，也無法作戰地鼓動，就忙着抓俘虜，一個小同志拿着一根扁擔抓了一串，有的則奉命代部隊看管蔣軍營以上的軍官，等待黎明時把他們押送到集合地。……

這裹所說的宣傳隊（或稱文工團）幾乎是毛澤東領導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所獨有的。毛澤東在著名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即已明確指出：“要戰勝敵人，首先要依靠手裹拿槍的軍隊”，“還要有文化的軍隊”。……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在人民解放軍建制中設立“宣傳隊”（“文工團”），正是毛澤東的“文武兩個戰綫”，槍桿子與筆桿子相結合的理想的一種體現。這些以初、高中文化程度為主的中、小知識份子，在以文盲、半文盲的農民戰士為主體的軍隊中，確實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文工團（宣傳隊）除了要用各種文藝形式在戰前，戰時和戰後對部隊進行思想、時事、政策、文化教育和現場鼓動，開展文化娛樂活動以外，還要進行戰前動員、火綫喊話、管理俘虜等政治工作，以及籌集糧草、設立兵站、看護傷病員等戰勤工作，參與農村土改、城市軍管接收、社會調查宣傳等群眾工作。……這裹有一些統計數字：1948 年1 月華東野戰軍從東纔到西绕的千裹行軍中，政治部文工團在半個多月（每天行軍五六十裹）時間內，即組織晚會14次，觀眾1.65 萬人次；教群眾唱歌21 次，有1600 餘入學會了兩首短歌；寫牆頭標語689 條；寫牆頭詩210 首；畫牆頭畫57幅。……可以說，部隊打到哪裹，“戰地歌聲”就唱到哪裹；所謂“把秧歌扭到全中國去”絕非誇大之辭。

數字可能是枯燥的。經過戰火，以及以後的歷次劫難，倖存下來的當時的一些現場記錄，也許會給今天的關心者以更深刻的印象。……

在東北野戰軍第二縱隊政治部編印的油印刊物《立功增刊》第4期裹，有一篇題為《女宣傳隊員在連隊──生活縮影一二》的小通訊，作者是二縱宣傳隊隊員錢樹榕：

“集合教歌羅！”值星班長喊着。一會功夫百多個人整齊地排好隊伍。小王跑到隊伍前面，認真地說：“今天咱們學……”於是踮起腳尖，身子一挫一頓，胳膊飛快地舞動着，教將起來。戰士們望着這幾乎比自己矮半截的她，自然笑出聲來，嘴張得大大的，一個音不漏地學進去了。女聲高高地飛揚在上面，低沉深厚的男聲跟在後邊。

“看不見你羅！”“看不見你咋比劃！”後面的戰士們叫。

“向後轉！向前三步走！”像小司令員，她發出口令，一面跑到那邊的小土堆上，讓大家看到她。

“喝碗水，潤潤嗓子。”休息時戰士們端水給她。“不易，嗓子都教啞了”，“坐一坐，歇歇”，他們又把她按到小凳上。

附錄二賀敬之、丁毅執筆的《白毛女》

（摘自《中國现代文學三十年》修订本第 28章）

在群眾性秧歌劇大規模創作與演出的基礎上，出現了 “新歌劇”的創造實驗，並先後產生了 《白毛女》（賀敬之、丁毅執筆）、《赤葉河》（阮章競）、《劉胡蘭》（魏風等）代表劇作。而《白毛女》更成為現代民族歌劇的奠基之作。新文學運動以來就陸續有一些作者創作現代歌劇，如黎錦辉的兒童歌舞劇《小小畫家》，田漢、聶耳的採用革命歌曲和話劇表演手法的《揚子江的暴風雨》等。而在秧歌運動影響下創造的新歌劇，既融會了西洋歌劇的形式，特别是充分發揮了其善於抒情的特長，精心設計了一些膾炙人口的抒情唱段，如《北風吹》、《紮頭繩》，《撲不滅的火》、《我們的喜兒哪裹去了？》等，極大地豐富了藝術表現力；同時又不拘於西洋歌劇只唱不說的框框，參照傳統戲曲的手法，適當安排劇中人物的道白，使劇情進展更加明快曉暢，也更適合農民群眾的欣赏。在創造性地吸收民族、民間音樂素材的同時，在歌劇音樂的戲劇性與性格化方面也作了大量的嘗試。這是既區別於中國古典戲曲，又區别於西洋歌劇，在民族文化傳統基礎上廣泛吸取各種營養而建立起來的，綜合戲劇、詩歌，音樂、舞蹈、美術為一體的音樂戲劇形式。《白毛女》的意義，還在於它對民間（農民）藝術資源的自覺借鑒，利用和改造。據有關材料介紹，“白毛女”的故事來源於晋察冀邊區流傳的一個關於“白毛仙姑”的傳說，屬民間口頭創作，帶有濃厚的傳奇色彩。仔細研究戲劇“本事”也不難發現“始亂終棄”、與“變鬼復仇”的傳統戲曲原型（模式）。據說在《白毛女》創作的初期，曾有新文藝劇作家（他們顯然受過西方文學與五四新文學的影響和薰陶）利用這樣的民間素材，寫了一個“以破除迷信，發動群眾為主題”的劇本。後來，經過魯藝工作團的集體討論，由劇作家贺敬之、丁毅執筆，提煉出了“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的全新主題。從這一創作過程，可以看出，《白毛女》的創作是民間（農民）文化，受到西方文化影響的五四新文化與革命文化三者的融合。因此，全劇主題不僅具有强烈的革命意識形態性──把戲劇的主題提高到社會制度的高度，完全納入了“歌頌新社會”的時代主題；同時又堅持了 “人的解放”的五四新文學的主題，納入了現代文學傳統；而這樣的主題提升，並沒有脱離“人鬼互變”的民間與傳統文學的基本模式。除了總體的藝術構思以外，在具體的藝術處理上，也都十分注意農民觀眾的欣赏趣味和習慣，注意從民間戲曲中吸取養料。如全劇戲劇衝突尖銳，情節極富傳奇色彩，人物黑白分明，黃世仁的兇狠、淫蕩，楊白勞的善良，忍辱負重，喜兒的不屈的反抗性格，都被充分地强化，這都是適應農民要求“明確，强烈，有勁（力）”的審美趣味的。同時，劇中又插入像“除夕過年”那樣的充滿生活情趣（包括詼諧趣味）的場景描寫，表現了以家庭與鄰裹和諧關係為中心的民間日常生活的理想。並以喜兒與大春的“青梅竹馬”的愛情故事作為情節發展的副綫，並由此展現了 “鴛鴦拆散”──“絕處不死”──“英雄還鄉”──“相逢奇遇”──“善惡終有一報”等一系列情節綫索，這都是農民觀眾所熟悉的。對他們是很有吸引力的。這就是說，在歌劇《白毛女》中是同時存在着政治的（革命的意識形態的）與民間的兩種話語，它們之間的統一，使《白毛女》獲得了成功，不但成為“當時廣大農村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糧，每次演出都是滿村空巷，扶老携幼，屋頂上是人，牆頭上是人，樹杈上是人，草垛上是人”，而且對中國老百姓始終具有吸引力。而兩種話語的矛盾也為以後《白毛女》在改編中，不斷變形，留下了空隙。

2001

堅守我們的信念，在今天的中國

讀裘沙：《新詮詳注《文化偏至論》》

裘沙先生這本裝幀高雅、內容厚重的書，給我帶來了驚喜，並引起了共鳴與深思。

驚喜的是，裘沙先生是一位著名的畫家，竟然以如此大的精力來為魯迅的著作專作“新詮詳注”，這是我們這些專業的魯迅研究者深感慚愧的。

裘沙先生說：“這是我和偉君兩人夢想了近三十年，想以自己的微力構建起這座魯迅思想殿堂的一個至關重要的組成部份”。──這句話讓我想了很久。

“近三十年”前，正是文革的後期。記得裘沙先生說過，他和王偉君先生是經過文革的民族與個人的大苦難，在極度的絕望中發現、認識與接近魯迅的。他們也同時發現、認識與接近了馬克思主義。這就是為什麼在這部主要闡釋魯迅“立人”思想的專著中，裘沙先生要鄭重其事地引述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的原因。

這一切都是我所能理解的：這裹正包含了我們這一代人精神發展的歷史。

我在很多的場合都說過，我們是讀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毛澤東的著作，以及魯迅的著作長大的。而無可迴避的事實是，開始時我們的閱讀是被規範化的，因而不免是盲目的。我們其實更多的是讀講解馬克思主義與魯迅的小册子，現在就看得很清楚，其中有許多私貨，灌輸給我們的有不少是“假馬克思主義”與“假魯迅”的東西。真正由“要我讀”變成“我要讀”是在文革的後期。在我們從精神的迷狂中醒來，開始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用自己的腦子想問題的時候，邁出的第一步就是甩開各種各樣的小冊子，直接讀馬克思主義的原著與魯迅的原著。於是，我們在將生命一併投入的如饑似渴的閱讀和獨立思考中發現了屬於自己的馬克思與魯迅。這種發現的喜悦我至今還難以忘卻。記得當我在恩格斯的《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裹讀到了下面這段話時，我感到的是一種刻骨銘心的靈魂的震撼──

“這種辯證哲學推翻了一切關於最終的絕對真理和與之相應的人類絕對狀態的想法。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終的、絕對的、神聖的東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暫時性；在它面前，除了發生和消滅、無止境地由低級上升到高級的不斷的過程，什麼都不存在。……它的革命性質是絕對的──這就是辯證哲學所承認的唯一絕對的東西”。

同樣的震撼發生讀魯迅的《關於知識階級》，他在那裹强調“真的知識階級”是永遠不滿足現狀的永遠的批判者：於是，我發現了馬克思與魯迅的相通，並由此找到了自己的哲學，找到了自己作為“批判的知識份子”的存在價值和理由。──我相信這樣的心靈的震撼與選擇也屬於裘沙先生、王偉君先生；他們在本書中一再强調辯證唯物主義的哲學的意義就是一個明證。

當然，他們在三十年前更注重的是魯迅的“立人思想”。我曾在一篇文章裹提到，“裘沙、王偉君兩位藝術家，比我們中很多人都要早、也更深刻地認識了魯迅的真正價值”。他們在文革後期，即發現了魯迅的《文化偏至論》的意義（而那時最流行的觀點，是視之為魯迅前期思想的局限性的表現的），並根據魯迅在世紀初確立的“取今復古，別立新宗”的目標，提出了“魯迅新宗”的概念，認為魯迅建立了一個以“立人”為中心的思想體系，這是二十世紀終於誕生的中國的“新宗”。他們由此而作出了一個決定後半生命運的重大選擇：“以自己的微力構建起魯迅思想的殿堂”，“為魯迅的新宗奮力吶喊，這是時代付與我們的使命”。在他們嘔心瀝血，用畫筆完成或部份完成了《魯迅之世界畫集》、《魯迅之世界畫傳》兩部藝術巨作的同時，又獻出了這本對“魯迅新宗”作理論闡釋的學術著作。三部作品有如三足鼎立，互為呼應，本身也自成一個體系。為此，他們花費了整整三十年的時間。

“三十年”，這是一個相當沉重的數字，我掂量着它的份量。這三十年，中國以及我們自身發生了多麼大的變化啊，曾有過多少彷徨，動搖，“昨是而今非”啊。這兩位藝術家卻始終堅持着三十年前的選擇，不搖擺，不猶豫，心無旁騖，埋頭硬幹，不知老之將至。這種力量與境界，不是用毅力所能解釋的；在我看來，最根本的原因在於，他們已經將魯迅的“立人”思想化作了自己的理想與信仰：他們是為自己的理想與信仰而拼搏不止啊。

這是怎樣一種理想與信仰呢？

裘沙先生告訴我們：魯迅的“立人”思想的核心內容是力主“根柢在人”，“首在立人，人立而凡事舉；若其道術，乃必遵個性而張精神”，即把發展人的個體精神自由作為“立國”的根本。裘沙先生發現，魯迅的這一“立人”思想，與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的下述論斷是根本相通的：“代替那存在着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就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裹，每一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而按恩格斯在一封通信裹所說，這條原則是最能概括“未來新時代的精神”的。

可以說，正是前述永遠的批判精神與這裹所說的追求個體精神自由的理想（在我們看來，這兩點正是馬克思主義與魯迅思想根本相通之處），經過幾十年的磨煉，已經成為像我以及裘沙、王偉君先生這樣的知識份子的基本信仰。它決定了我們在現實生活中的基本立場與選擇。

在文革以後的三十年裹，有兩個最響亮的口號，一是“實現現代化”，一是“發展就是一切”。而作為一個有理想與信仰的批判的知識份子，我們還要追問：這是什麼樣的“現代化”，什麼樣的“發展”？

裘沙先生在他的《魯迅的一篇綱領性的論文──《文化偏至論》》裹，分析了曾經有過的幾種現代化的發展模式：一是為個人私利而大挖國家的柱石，即所謂“個性與物質的結合”，這是魯迅在《論雷峰塔的倒掉》裹曾經批判過的，他稱之為“奴才的破壞”；一是大躍進時期全民煉鋼式的拋棄了科學精神的群眾性建設狂熱，那是“眾數與物質相結合的社會實踐”；一是文化大革命時期鼓吹精神萬能的群眾運動，這是“尊眾數而張精神的全民大實踐”。而歷史已經證明，所有這些發展模式都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歷史是不能倒退的。

但我們任何時候都不能放棄“立人”的目標：物質的富裕與國家的富强，必須以保障每一個具體個體生命的精神自由為前提；如果相反，以對個體精神自由的剝奪與壓抑來換取物質富裕，國家富强，人依然沒有擺脱精神被奴役的狀態，這絕不是我們所追求的現代化。

任何時候都不能忘記：“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我們所追求的是共同富裕與共同發展，是每一個具體的生命個體的物質的滿足與精神的自由。只要還有一個人或一個群體沒有獲得自由發展，我們自己就是不自由的，我們自身的發展也是不健全的。我們必須對作為社會的弱者、弱勢集團的中下階層以更多的關注，無視甚至鼓勵兩極分化、只着眼於少數富人的發展，絕不是我們所要的發展。

我們必須堅守這一切，儘管在今天的中國，一切理想與信仰都變得不合時宜。

我們必須堅守這一切，儘管我們清楚理想與現實的距離，儘管我們意識到自己的理想、信仰的某種烏托邦性，在本書所引述的恩格斯的書信裹，在用《共產黨宣言》裏的論斷來“概括未來新時代的精神”時，就已經說明：這是免不了要“墜入空想主義”的。

但我們仍然要堅守這一切，不僅因為人是不能沒有烏托邦的，更是因為只有有了彼岸的理想、信仰的追求，我們才能永遠不滿足於現狀，對現實保持清醒，不斷地發出我們的批判的聲音。

這篇書評，越寫越近於夫子自道，這不僅是情不自禁，更是因為我一直把裘沙先生視為我的精神兄長，我們是心有靈犀一點通的，於是就有了這樣的由共鳴而產生的任情發揮。應該感謝裘沙先生的大作給我及每一個讀者的豐富的啟示。

2001年 8月 19日寫畢於燕北園

2002

回顧

（一）

又是新的一年的第一個早晨，依然按照這些年養成的習慣，作剛剛過去的一年的總結。但我仍然懷着莫名的激動，因為畢竟又有了一個新的開始。耳旁正響着童聲合唱，叫不出樂曲的名字，但那充滿蓬勃向上的朝氣的，時而歡快，時而柔和的聲音，卻讓我沉醉──真想把這一刻凝定下來，那該多好……

但只要一回到現實，就沒有了這樣的好心境。2002年，在我的心中，是分外沉重的一年；其實這樣的由日益深重的危機感帶來的內心的沉重已經持續了好幾年，這一年國際、國內所發生的事件，將我朦朧感到的危機更加明晰化，自然就引發了更加巨大的情感風暴與更深入的思考。

2002年世界的天空正是戰雲密佈。美國的飛機在阿富汗繼續不斷“誤炸”平民，同時又緊鑼密鼓準備對伊拉克開戰，全球所有的人都意識到，戰爭將一觸即發：據說，開戰的時間已定為二月，那麼，2003年伊始就蒙上了死亡的陰影。以沙龍為首的以色列政府這一年更是肆無忌憚地入侵巴勒斯坦，一次又一次地武裝圍困巴勒斯坦的國家元首，随時自由地出入於巴勒斯坦領土，随意濫殺無辜──每次在報上看到這樣的新聞，我都難以控制自己的情感，以至不能安睡，這在我是極少見的；巨大的憤怒、屈辱與羞愧交織於心：容忍這樣的侵略行徑，實在是人類與我們每一個人的耻辱！與此同時，則是恐怖主義的復仇，一次又一次的肉彈爆炸，無數的無辜平民倒在血泊之中……。被許多人宣傳得天花亂墜的世界新秩序終於圖窮匕首見：原來就是“美利堅帝國”對全球的統治，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這裹使用“帝國”的概念絕非誇大的形容，事實上已經有人在公開鼓吹所謂“新帝國論”。這個新帝國將一切反抗都視為恐怖主義而加以無情的鎮壓，也正因為如此，它得到了包括中國、俄國在內的一切統治者的支持，從而建立起了一個所謂以美國為首的反恐怖主義的國際聯盟，其目的就是要維護國際的大國、强國對小國，弱國的强權統治，國內富人對窮人的强權統治。而另一方面，當人們起而反抗時，卻又不能走出以暴易暴的怪圈，並殃及無辜平民──這一點，在巴勒斯坦表現得尤為突出。這就使我這樣的知識份子陷入了極度的困惑之中：我們顯然同情於被侵害者的反抗，但卻不能同意於他們所採取的極端手段。但有一條底綫是必須堅守的，就是絕不能站在美國、以色列這樣的國際强權者這一邊，必須對他們的打着反恐怖主義旗號的侵略行徑發出我們的吶喊：“不！”

坦白地說，我最感到憂慮的，是美國人民、以色列人民中的多數（最新統計是60％）對美國政府即將發動的入侵伊拉克的戰爭及以色列政府對巴勒斯坦人民的屠殺的容忍與支持。──在我看來，代表軍火商、石油財團利益的布殊政府必要除去不聽命於他們的薩達姆政府（儘管薩達姆原本是他們喂養大的），以至不惜發動戰爭，這是由其本性决定的，不足為奇；問題在美國人民的支持，而在這支持的背後，是隱含着一個極為可怕的理念的：本來，美國人民突然遭受到“9．11”的襲擊，第一次在自己的本土上感受到戰爭的恐怖，因而產生强烈的保護自我生命安全的意識與欲求，這都是可以理解，並且值得同情的；但他們一旦進一步接受美國政府以及媒體宣傳傳布的觀點，即必須先發制人，把戰爭引向國外，為維護美國人的生命安全，不惜犧牲他民族人民的生命，這就跨出了危險的一步，因為這就意味着，承認美國人的生命比他民族人民的生命（例如，阿富汗，伊拉克人民的生命）更為重要：這正是典型的種族主義的觀點。尤其可悲的是，當年備受納粹德國種族主義迫害的以色列人民當他們容忍沙龍政府對巴勒斯坦無辜平民的報復時，事實上也就接受了以色列人的生命比巴勒斯坦人的生命更重要的新種族主義的觀念。這是一個真正危險的信號：美國正在其多數人民支持下，開始走向法西斯化，這是推行新帝國主義與新殖民主義的必然結果。於是，我們在二十一世紀伊始，就感到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曾籠罩世界的法西斯主義的陰影。歷史似乎又在重演：許多國家對美國發動對伊戰爭的慫恿，使人不免聯想起當年英法等國奉行的綏靖政策，而聯合國也正面臨着是否重踏當年國際聯盟的覆轍的嚴峻考驗。而對外奉行種族主義、霸權主義，任意侵犯他國的主權，也必然要加强國內的控制，侵犯本國人民的民主權利，這是法西斯化這把雙刃劍的兩個方面。事實上，美國人民長期奮鬥所獲得的民主、自由，正在受到威脅：當美國政府藉口反恐怖主義的需要，宣佈要發展數百萬名的告密者時，這就意味着美國人民與旅美僑民將時時刻刻處於嚴密的監控之下，人們有理由擔心，類似麥卡錫主義那樣的新法西斯主義捲土重來。記得早在《1999年小結》裹，我就曾經提出這樣的觀點：随着兩大陣營對立與相互制約的結束，美國獲得了統治世界絕對的權力，這同時也是美國新的危機的開始，“絕對的權力必然帶來絕對的腐敗”這一鐵的法則是任何人、任何國家都逃避不了的。現在，美國瘋狂地備戰，以戰爭威脅一切不聽話的國家（它稱之為“邪惡軸心國”），看來勢不可擋，但正是預伏着更大的危機的。當然，我們所說的，只是一種迹象，一個開始，美國真正走向法西斯化也還要有一個過程，而且，美國畢竟是一個有着强大的民主傳統的國家，今天的世界也不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世界的簡單重複，無論國際，還是美國國內，都存在着不可忽視的制約、抗拒力量，美國與世界的未來走向將决定於法西斯化與反法西斯化兩種力量的較量結果。而且現實的歷史也比我們的前述描述要複雜得多，還有許多不確定的因素；因此，歷史將如何發展，正需要拭目以待。但二十一世紀初即產生這樣的危機，卻是真實的，不能不引起關心人類命運的人們的嚴重關切。而我更為關心或憂慮的是，當今世界，能够與美國全球霸權主義相對抗的思想力量與現實力量究竟在哪裹？如果說，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尚有英美為代表的西方民主傳統與民主國家，以及蘇聯為代表的社會主義思想與社會主義、民族主義國家，可以與德國、日本法西斯主義相對抗，並取得最終勝利；那麼，今天這樣的思想的與物質的對抗力量是什麼，卻令人感到茫然。這或許正是我這樣的知識份子面對當今的世界所感到的真正困惑所在：我們不願意屈服於美國統治世界的現實，卻找不到與之對抗的力量，也就看不到新的出路，結果依然如魯迅當年所說，只是反抗就是了，不過是與黑暗搗亂而已。

（二）

對於國內的問題，也是如此。今年中國共產黨終於從思想與組織上完成了自己的質變。

鋪天蓋地的宣傳，掩蓋不了一個基本的事實：所謂“太平盛世”的十三年，在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中，形成了一個新的利益集團，他們充分地享受着發展的利益，並迅速實現了從思想到生活的腐敗化，而把發展的代價全部轉嫁給了下層人民，導致廣大工人、農民的相對貧困化與絕對貧困化。這就是說，被國、內外眾多的學者、政治家，新聞媒體竭力炒作的中國的大發展其實是掩蓋了兩個問題的：一是這是怎樣的發展？事實上，中國的發展是以破壞自然資源、國土資源，以對子孫欠債的方式實現的，伴随着大量的所謂形象工程、政績工程的是大量的豆腐渣工程，許多好大喜功的大規模建設項目，含着巨大的隱患，是遲早要遭到報復的；二是發展的成果由誰享有？──只講生產力，不講分配；只談發展，不講如何使大多數人從發展中受益，這絕不是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更為重要的是，作為獨享權力的中國共產黨正是在這樣一個過程中，將自己統治的階級基礎與社會基礎由毛澤東時代的工人、農民、下層人民，轉向所謂政治精英、經濟精英、技術精英、管理精英……組成的既得利益集團，但同時又把自己裝扮成全民利益的代表──這不僅是為了取得意識形態的繼承性與合法性，更是以此來禁止工人、農民獨立的利益欲求的自由表達，剝奪其建立維護自身利益的獨立組織的權利，從而更有效地維護既得利益集團所需要的社會穩定。不可否認，中國共產黨的這一質變，在一定時間內，是為其統治獲得了某些新的合法性，並將在國際資本與國內利益集團（包括民營資本）的支持下，使中國的發展勢頭繼續保持下去，並且也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的需要，採取某些調整政策，以緩和貧富不均所造成的社會矛盾。但是，有兩個根本點是不會變的，即要維護權力獨佔的一黨專政的基本體制，維護其所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這樣，其與最廣大的普通民眾，社會底層人民和强烈要求民主、自由，反對社會不公的知識份子的矛盾，就會長期存在，並且越演越烈；而它自身的腐敗趨勢也同樣不可遏制，又會反過來加劇社會矛盾。社會不公與腐敗這兩大制度性的“頑症”，將長期困擾並制約中國的發展，並随時有可能引發社會、政治、經濟……的危機，並最終導致統治的危機。

應該說，中國的統治者是看到這樣的危機的，但他們並不願意在政治體制上作任何實質性的改革，就只有求助於經濟與社會的發展來掩蓋、緩和社會矛盾，即所謂“以發展求穩定”，這就是當局一再强調“發展是硬道理”的根本原因。而中國的發展，在內在資源上，儘管目前還存在着開發的餘地（在我看來，主要是民營資本這一塊），但從長遠看，又必然受到前述制度性弊端與日益加劇的社會矛盾的制約，這樣，就不得不越來越依賴於國際資本的支持，而以美國為首的國際資本為了擺脱自身的經濟危機也越來越看好中國的廣大市場，它們也就自然要求中國統治的穩定，這就是所謂中、美長期合作的基礎，也是中國熱衷於參加以美國為首的國際反恐聯盟的內在原因：中國當局實際上已經接過了反恐怖主義的口號，將國內已經或可能發生的反抗，稱之為“城市恐怖主義”，他們顯然希望在反恐怖主義旗幟下鎮壓國內的反抗運動時，得到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的支持，而且在我看來，他們是會得到這樣的支持，至少是默許的。在維護國際與國內的建立在强權基礎上的既定秩序這一點上，中國當局已經與美國當局達成了共識，中國事實上已經成為美國推行其國際强權政治的夥伴。──這當然並不意味着中、美之間並無矛盾，中國的高速發展導致的“中國威脅論”，將對美國的對華政策產生多大影響，是一個值得嚴重關注的問題。因此，中國的發展對國際資本的依賴其實是一把雙刃劍：它既會促進中國一定時期內的發展，但也會因對國際資本的過份仰賴，失去了自我發展的獨立性，而受國際資本的擺佈，直接引發經濟和社會危機，亞洲金融危機就是一個前車之鑒。

這裹，還需要提及的是中、日關係問題。在二十世紀，中、日關係在中國歷史的發展中，起到了幾乎是舉足輕重的作用──十九世紀末的中日甲午戰爭中國的失敗，唤醒了中國知識份子，可以看作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遠因；而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戰爭更是為中國共產黨的發展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會，從而根本影響了二十世紀後半個世紀中國的歷史發展。在我看來，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亞洲，以及世界的發展中，中、日關係依然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9．11”事件後日本借機向國外派出軍隊，這是實現其既定目標──由經濟大國邁向政治大國，以至軍事大國的重要的一步；而中國威脅論對日本政界，知識界，以至普通民眾越來越大的影響，則是更加值得注意的動向。這都在中、日關係中造成了許多不確定的，甚至危險的因素，以後將會如何發展，是應該密切關注的。

再回到中國國內問題上來。儘管存在着上述嚴重的危機，但中國的輿論，媒體卻是一片歌舞昇平，這當然是粉飾太平、掩蓋矛盾的瞞和騙；但也確實反映了一種也許是更加危險的情緒，即中國的官員和一部份暴發戶被中國的高速發展沖昏了頭腦，他們又開始做起好大喜功的夢來，“提前達到小康”，“××年超過美國”……之類的豪言壯語又一次在神州大地回盪。──說“又一次”，是因為在二十世紀的五十年代中國的大躍進中，類似的“提前進入共產主義”、“十五年趕上英國”……的口號，也是曾經響徹雲霄的。而現在的中國的各行各業（包括因為涉及千家萬戶、子孫後代，而最應該穩健的教育界）也是一派大躍進的景象。這是不能不引起警惕的：每一個年紀稍大的中國人都不會忘記，1958那一次大躍進帶來的災難：那是死了上千萬人的。這使我又想起了自己對二十世紀歷史的一個概括與總結：一治就做夢，一亂就殺人。難道二十一世紀還要重演這樣的“一亂一治”的歷史？現在是因為經濟的發展而在做夢，如果有一天作為做夢的懲罰，經濟發生危機，出現社會動亂，會不會重又殺人呢？……想到這裹，真要不寒而慄了。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次做夢，與 1958年那一次一樣，也是由一些知識份子提出理論根據的──這一次據說是一些經濟學家。這就涉及到中國知識份子在面對中國共產黨的質變所採取的態度這樣一個更加令我感到不安的問題。坦白地說，我十分驚異於人們普遍表現出來的冷漠。或許這樣的冷漠正是在掩蓋着一些不便明說的東西：許多知識份子事實上是接受了這樣的質變。這裹可能有某種善良的願望，某些天真的成份：希望中國能够穩定的發展，因對過去的恐懼，覺得現在總比過去好，相信以後會慢慢好起來等等，但也不能迴避這背後的利益的作用：知識份子畢竟是當前中國現狀下的得利者。因此，知識份子的分化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我曾經開玩笑地說，茅盾《子夜》裹的充當官僚買辦資產階級趙伯韜的說客的經濟學家“李玉亭”是可以作為今天的一些聲名顯赫的知識份子的寫照的。而知識份子的作用，就像魯迅筆下的“夏三蟲”中的“蚊子”，“要哼哼地發一篇大議論”，“說明人血應該給它充饑的理由”，這就是它“使人覺得討厭”之處。

知識份子還善於製造各種幻覺，使中國共產黨的質變獲得某些合理性。在我看來，有兩種似是而非的說法值得一辨。有人認為，中共的新政策將導致中產階級的發展，從而為中國的民主、自由制度的建立奠定階級基礎。這裹有兩個問題，在中國的政治體制不變的情況下，是否會產生像西方那樣的自由資產階級？這其實也是當年《子夜》的問題：“吳蓀甫”能不能真正獨立？我不否認，在新政策下，中國的民營資本經濟會有一個不小的發展，這種發展自有它的積極意義。但是，可以同樣肯定的是，中國的民營資本家是不可能擺脱對國家壟斷政治權力與經濟權力的依附的，他們也不可能提出獨立的民主、自由的訴求。──他們當然要求自己的自由發展，但在我看來，先天的軟弱，使他們僅會有有限的抗爭，而最終不過是要求從權勢手中分得一瓢羹。這就說到了另一個問題：從根本上說，這些中國的吳蓀甫們與趙伯韜這樣的官僚資本家，在剝奪工人、農民廣大底層人民的民主、自由權利，以維護資本的穩定統治上，是有着共同的利益的。當年吳蓀甫大駡共產黨“光景不過是匪”，就是因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間反抗破壞了他們的利益所要求的穩定。而今天，由已經質變了的中共繼續維持其獨斷的統治，倒是越來越符合這些二十一世紀的“吳蓀甫”的利益的。中國的真正民主、自由制度的建立，是需要有廣大人民自己來爭取的，寄希望於這樣的中產階級，不是做夢，就是欺騙。

還有人以為，随着中國的加入世貿，國際資本的大量湧入，也會促使中國社會的民主化。這同樣也是一廂情願的自欺欺人。有人總是喜歡製造新世紀的美利堅神話，把美國打扮成民主、自由與正義的化身，彷彿随着美國勢力在中國與世界的擴張，就會給中國人民與全世界帶來真正的民主、自由與人權，他們正是據此而描繪了一個極其美好的全球一體化的圖景。其實，他們不過是充當了布殊的傳聲筒：在向即將入侵伊拉克的美國士兵的演說中，布殊不是信誓旦旦地宣稱，這些美國大兵將給伊拉克與世界帶來“真正的民主、自由”嗎？這是連最天真的西方社會的孩子都不會相信的。美國是為石油作戰，這已經是一個舉世皆知的公開的秘密，為什麼我們的某些學者卻要用美麗的言詞來掩蓋這樣的最簡單的事實呢？不錯，美國政府在與中國當局談判時，有時也打人權牌，就如同中國政府也經常打主權牌一樣，打牌而已，不過是要掩蓋各自背後的利益。正是為了利益的需要，是可以隨時收回人權牌的，而且這已經是一個越來越明顯的趨勢：如我們在前面所分析，在反恐怖主義的旗號下，美國正在支持全世界的反人道主義的行為，他自己也越來越肆無忌憚地踐踏主權與人權。在這樣的情況下，還要把美國裝扮成將赐與中國以民主、自由與人權的天使，是格外令人憎惡的。這樣，我們在 2002年又看到了一些知識份子的墮落，這是不能不引起許多感慨的。

（三）

終於要談到我自己。

2002年，就個人的人生道路而言，也是一個重要的轉折：在這年的八月正式退休。──本來，人到了一定的年齡就要退休，這是十分正常與普通的；但北大講台對我的特殊意義，就使得離開北大，特別是北大的學生，就成了我生命歷程中的一件大事。

對此，我是作了充分的思想與安排上的準備的。2002年上半年，我精心設計，開了我在北大的最後一門課：《我的現代文學研究》。這既是以自己的研究作為個案，對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國思想、文化、學術作一次檢討與反省；同時，也是對北大留下我自己的遺言。

應該說，北大的學生是理解我的。一位研究生以《民間底色──聽課有感》，對我的研究與檢討作了一個概括，叫“雙向反省”。──

“第一重反省是指向具體歷史的，這一重正如許多學者所指出的，始於文革後期的民間思想者，這種從身邊開始的反省是後來八十年代轟轟烈烈的思想解放運動的一個源頭，但這一重反省因暗合了主流話語，時至今日，它儼然成了歷史敘述中的新主流，因此第二重反省就顯得必要。──新的主流話語借意識形態對歷史的重新闡釋，塗抹了當初複雜原生的多種聲音，民間的思想被簡化提升到廟堂，它的活力被抽空，並越來越成為不合理的現實的合法性的歷史依據。在這種解釋框架下，史如此不堪回首，只有當下主流話語的方向才是唯一的出路。這種强勢話語另有其複雜的一面，它不僅受到國家大話語的支持，還受到眾多獨立知識份子的熱烈擁護，特别是那些身歷改革切膚之痛者（九十年代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之爭就指向了這一焦點。）但是聲音本身卻在很大程度上維持了一種不堪的現狀：全社會的過渡世俗化及日益加深的精神頹敗化‘所以，第二層反省是對反省的反省，它反過來重申了理想主義的合理性，批判性地回應了世俗現實，凸現了民間話語的獨立性和主流話語的質疑，民間的底色為學院知識者提供了一個有力的批判視點。

正是這種滲透着個人生存體驗的民間思考成了錢老師研究工作的一塊深厚的基石。可以看出，錢老師一以貫之的是內在於歷史與現實的問題意識，學術背後是强烈的現實文化關懷。為了將這種意識落實到實處，錢老師十分重視與青年學生、民間思想者的交流，今天少有學者在自己的著述中間注出無名的青年學生或民思想者的姓名，而錢老師的《心靈的探尋》和《走進當代的魯迅》等書卻保持了如此開放狀態，多維的自由交流一直伴隨着著作的整個產生過程，交流保證了當初的民間不至凝為一灘死水，它為學院知識者提供了‘源頭活水’，學院研究與民間思考得以互補。當然個人經驗的有限性使每個人都面臨現實的兩難，就像魯迅當年所遇到的一樣，重要的是如何突破主流傳媒的包圍，向社會發出真的聲音。於是百年文學經典、中學語文名著讀本及對中學語文教育的熱切介入，作為底色的民間穿過學院通向社會，特別是青年學生、小孩子，這是錢老師的守護底綫：青年、孩子是希望，他們應當接續精神的血脈。思想在民間激活，經過學院的深化，又回向民間。

不過，當初的帝師情節已盡蜕，堅持對主流意識和批判成為自覺，獨立的民間視角實現了對學院體制的精神突圍。從啟蒙到反省啟蒙再到新的啟蒙，他的背後始終站着現代中國文化傳統這一新傳統的代表──魯迅，他對啟蒙的質疑以及對質疑的反省，他與現實中國的複雜聯結，他的深植於歷史、現實、未來的問題意識……”。

而我在北大的“最後一課”卻引起了完全出乎意外的反響。6月 27日這一天，剛上完課，一位學生就在北大綱站上發了一個消息──

上午 12點一刻，錢老師在三教 203上完了他在北大的最後一節课。

從此精神流浪漠開始了他的遠行。

魯迅說：北大失精神。現在我要問：北大還有什麼可以失去的？

路漫漫，永遠進擊而不怕弄得頭破血流的錢老師，一路走好。

您打算輕輕地走了，可同學們的心卻化作西天的雲彩。

我們無法沉默，但又只能在這裹回應。

您最後的赠言是：

我存在着，我努力着，而且我們彼此攙扶着。

但我更想說，對於我們最好的贈言是：

沉潛十年

魯迅如此，您也如此。

光問一句‘北大怎麼了？’，根本無法解決問題。

這裏是如此的浮躁喧囂！只有回到傳統，回到泥土，回到書籍，在二十一世紀誕生中國自己的思想家。

孤獨的貓頭鷹飛向了遠方，妙聲絕而難復尋。

北大永遠是您的精神家園！

另一位學生也發出了“老錢的最後一課”的貼子──

“今天上了老錢在北大的最後一節課，他最後送給我們他的座右銘：

永遠進擊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無論命運多麼險惡，即使碰得頭破血流，也絕不回頭

我存在着，我努力着，我們又相互攙扶着

老錢說他到貴州的時候，貴州師範學院的學生當頭就問：‘北大怎麼了？’

這話給我的刺激最大，是啊，北大怎麼了？我們該好好想想了

課結束的時候，掌聲久久回盪……有的同學在落淚

老錢離開了北大。

老錢的率真，真誠，激昂……

老錢以其全部的生命傾注於學術，以其全部的心血開墾思想，以其全部的誠摯面對學生，老錢無愧為我們的師表，老錢無愧於他熱愛的北大……

而作為我們，北大的學子們，我們該想想

北大怎麼了？

中國怎麼了？

人怎麼了，我們自己怎麼了？”

沒想到，這兩條消息一發，立刻引起强烈的迴響，兩天之內，北大綱站上，竟發出了將近六百個貼子，這當中自然會有出於同一人的重複，但牽動了數百名北大學子的心，大概是真的。這本身就令人感動，但也有些不安：退休就退休了，何必如此興師動眾？但反過來想，這或許不僅是針對我個人，而只是由我的退休而引發出早已鬱積的某些情緒與思考，這些反響就多少有了某種保存的價值。這裹，不妨抄錄一些──

“錢老，我們為 您祝福…

輕輕的你走了，

正如你輕輕的來，

我揮一揮手，

道一聲‘一路走好！’”

“錢老，我們為 您祝福……

在没有英雄的年代裏

我只想做一個問心無愧的人

可是為什麼我的眼裹還常含淚水

也許是因為我對這片土地愛得深沉……”

“錢老，我們為您祝福……

鳥類食石子以消化食物

獸畏火，人養火，以得文明

那誰隨着太陽而作息的人有福了

但我仍讚美人間的第一盞燈”

“送錢理群老師

……

鸞鳥鳳凰，日以遠兮。

燕雀烏鵲，巢堂壇兮。

露申辛夷，死林薄兮。

腥臊並御，芳不得薄兮。

陰陽易位，時不當兮。

懷信傺，忽乎吾將行兮。”

“北大失去了一個象徵？”

“什麼象徵？

幸福每一天充實每一天”

“即使只是一個象微

也有十分的存在價值”

“我聽過他半學期的課

真是難得的好老師”

“只聽過他一節課，覺得像一位慈祥的老爺爺，為什麼要走呢？”

“很好的一個老頭”

“一位最像老師的朋友，也是一位最像朋友的老師”

“非常受尊敬的學者”

“我最好的中文老師……

怎麼形容他才能表達那……

沒有他，對北大的學生是怎樣的損失……

將來的學弟學妹們，只能遙想先生當年風采，無限仰慕了……”

“一種激情 一種正直 一種責任”

“使命感太强

後革命時代綜合症”

“一路走好！

你將一片芳香，一篇真誠撒遍燕園每一個角落

你將你的學術，你的精神傳承燕園的莘莘學子

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當許多年以後，我或們許會像老錢師說的那樣──‘我的老師王瑤先生’──去說‘我的老師錢理群先生’！這就是對錢老師最好的送行！！”

“錢理群老師從 85年開始在北大講授魯迅研究，一直到今天。在三教 203教室結束他在北大的講壇學術生涯。

老錢對魯迅的研究傾注了他全部的心魄，如果說有誰最了解魯迅，那麼就是錢理群先生，因為他的靈魂和魯迅完全融通的。而魯迅對現代中國和國民所傾注的關懷也是深入靈魂的，他因中國的命運而痛苦，而孤獨，痛苦的深入骨髓，孤獨地無以化解，所以才有了他的 ‘匕首和投槍’，才有了他的毫不妥協，魯迅是中華民族靈魂的代表。而最理解魯迅的是老錢，因為他有着魯迅一樣的心靈世界。

老錢的精神力量在學者中是少見的，只有聽過他的課，你才能感覺到。他給與我們的更重要的是知識以外的東西，他在用自己如火一般的生命在點燃我們蛰伏的生命。

老錢大量文章中對北大，中國社會歷史，對學術的反思，是迅般的深刻和毫不留情。但又是出於對北大，對中國這片多災多難的土地，那滿腔最真誠、最深沉的熱愛！

去讀錢理群先生的書吧，一定要讀，如果在北大沒有讀過那充滿反思、深刻、噴薄的文字，將是你在北大最大的憾事之一。”

“我 96年入學，在昌平聽了進入北大的第一個講座，是先生所講的‘周氏兄弟和北大精神’；昨天，我又趕上了錢先生的最後一堂課。跟着先生的澡雪精神的歷程回味起來是美好的，可是昨天最後一節課還是令人感傷。六年了，錢先生在我的心中和魯迅一樣，居於精神之父的地位。先生風節，山高水長。先生的離開，應該使我們以自己的綿薄之力繼承這一事業，從而成熟起來。這樣北大才有希望。我們這些和先生有同樣追求的人才有可能不再像先生這樣陷入孤軍奮戰的境地。寫到這裹，我還是難以抑制心中的難過。太難過了！太難過了！！”

“我經常在清早到實驗室的時候

走在圖書館到東門的這一段小路上

看見錢先生一個人默默獨行着

一副看上去很疲倦的樣子

每次我都想走上前去

向他表示我的敬意

但是每次我都沒有

因為我知道我還不配

我不知道以後是不是還有機會看到他

但是我很慶幸

至少我還在北大的講堂上

親耳聆聽過先生的三門課

這是我一生中最寶貴的財富了。”

“今天大家都在討論錢先生。”

“鬱悶！

懷念錢理群老師。”

“無言……

老師走好。”

“想見錢理群”

“你可以馬上到他家去拜訪他啊

錢先生是最和善的了，

但是最好不要去打擾他為妙”。

“我們以後見不見着他都無所謂了

只要他生活得開心自在。”

“離開了自由的北大，

離開這麼多喜愛他的學生，

他還能開心自在嗎？

我想是很難能够了。”

“真正的最後一課”。

“最後一個教授走了。錢教授，再見。”

“哀今日北大已太少像先生這樣的人”。

“北大精神早已經死了……”

“現在的人缺少激情了”。

“傷心北大又少了一個民族脊梁。”

“錢先生雖走了，但我相信他給我們留下了很多的東西。他的人走了，但他的精神永遠存在。”

“聞名遐邇的錢老師啊，

剛剛還跟人說起要聽他的課

他就要離開北大了。

在北大如果聽不到這些老師的課，

就失去了品嘗經典的機會。

很早總聽得一些外面的人說北大是什麼什麼精神家園，

我聽得只覺得噁心。

如今能讓我們體會這些的人和事都在漸漸地消失，

也難怪一代一代的人越來越覺得失落。

祝福錢老師，

祝福我們曾經仰慕的北大精神”。

“資本主義精神席捲神州，現在重複着西方已經走過的路徑。唯一的區別是缺少新教倫理作為支撑，於是也便有更多的環境破壞和價值喪失。

不必也不能對任何一所學校期待太高。大環境下沒有可以免俗的東西。話說回來，正是這樣的俗促進了社會的進步。儘管付出了很多年後需要補救的代價。

北大本來就不是精神的聖地。真正的聖地存在於人心深處。這所學校和鄰近的清華沒有區別。沒有必要大聲疾呼北大怎樣了？真正的精神只會為少數人堅守。”

“這已經不是我們的北大了，這是官僚統治的北大，他們把這當作自己肮髒的狗窩。

這已經不是我們的陣地了，這是為三個代表謳歌的基地，强奸民意。

它正在葬送我們曾經的自豪！！葬送我們說話的自由！！也在葬送我們的理想。

這是一個好陌生的地方，沒有了匕首，沒有了投槍，沒有了那個艱苦跋涉的旅客也没有在冰山裹凍着的火焰了，因為火焰熄滅了……

我為北大自豪，但我絕不為這幫侮辱了北大的狗雜種自豪。”

“今日之中國，

自由之北大？？？？？？？

!!!!!”

“危言聳聽。瞎詐呼什麼。

外系的不說，中文系該聽的課，好聽的課，還有很多呢。”

“其實北大還是有很多老師的課值得我們去聽的。不但是錢理群這幾個人而已。他們代表的是更為廣闊的土壤。沒有這些土壤的培育，是不會有如今的他們。同學，不要只看見這幾個人，要想想北大為什麼會有這些人。這才是北大之為北大。”

“我很慶幸，北大有不少還很有良知的學者，有着默默的人文關懷這一點，使我覺得自己身為一個北大人是我的榮耀。”

“如果他在中學弄具體的教學改革實踐，其效果再大，也不會有他在北大振臂一呼那樣大的影響。北大的獨特地位是很重要的。身在北大，有膽有識，有感染力的錢理群，絕對比偏居一隅的中學老教師錢理群更讓當局心驚膽寒！”

“也許重要的不是什麼影響不影響的問題，而是我們本人對於自我生命的體認。

錢先生是一個拿生命做學問的人，這一點應該是沒有疑問的。

那麼生命在哪裹？難道就在影響中嗎？沒有了影響就沒有生命了嗎？

我個人支持錢先生的這種做法，而且認為這才是這個叫作錢理群的人。

所謂的影響，所謂的別人的眼球的關注，現在很多人為了爭取這個鬧得不亦樂乎。我個

人覺得錢先生不在這類人之中。”

“錢先生應該屬於更廣大的中國，先生要走向我們的國土和人民，我們應該支持他，祝福他”。

“錢老在最後一堂課上說，自己只是成了北大的一道風景綫

希望大家真正的去了解他，把他看作是一個真實的普通人，不是像魯迅文章中的看客”。

“這個算不了什麼吧

反正他該說的都已經說了

願意接受的也就接受了

不願意接受的大家也不在乎了

也該退休了”

這裹有真誠中的誇大，也有不同意見的交鋒──任何時候、任何問題上都有爭論，這就

是北大。

我最欣賞的是最後一段話：它說出了真實。對我來說，現在退休正是“此其時也”。 我最能認同的，是那一句評語：“一位最像老師的朋友，也是一位最像朋友的老師”。

──我願意自己留在北大學生心中的是這樣一個形象。 在這一天的日記裹，我寫下了這樣一番話──

“今天或許是一生中最輝煌的時刻，或者說是一個收穫的時刻。有了來自北大青年學生的這番理解與情意，所付出的一切都無所謂了。

但在感動之餘也有些感傷──整個活動，雖是自發，卻多少含有‘悼亡’的意味。彷彿有一種‘精神失落’之感。我自己也總是想起魯迅《寫在《墳》後面》的那段話：‘逝去，逝去，一切一切，和光陰一同早逝去，在逝去，要逝去了。──不過如此，但也為我所十分甘願的’。

是的，這是一段生命的結束──與北大青年學子聯結在一起的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頁。

同時，也是生命歷程的新階段的開始──我將回到家庭，回到故土，回到更年青的一代中間。這是‘回歸’，更是‘堅守’。

告別了，我的北大，

我的心又飛向遠方……

是悼亡──把北大永遠埋在生命的最深處；

是新生──開拓生命的新的可能性……

前方──有什麼在等待着我呢？”

（四）

在告別北大之後，10月 23日在長沙召開的現代文學研究會第八屆年會閉幕式上，我作了一個講話，實際上是一個對現代文學研究界的“告別詞”──這樣的告別也是早已作好準備的。我談了三點意思，一是要“抵抗學術體制化、商業化的趨向，抵制權勢的壓迫與誘惑，商業與時尚的誘惑，堅守學術的獨立性與科學性”；二是“作為一個現代文學的研究者，首先是一個現代知識份子，就應該與中國的現實，中國這塊土地上的人民，保持血肉般的聯繫，我們的學術研究要有問題意識，我們的問題只能產生於中國的現實，而對問題的思考又應該是有距離的，充分學理，更帶根本性的，也就是要將現實的關懷與超越性的關懷有機結合起來，這樣，我們的研究就既能與當代社會保持對話關係，並參與當代中國的思想、文化建設，又能避免陷入實用主義”；三是“一定要將前輩學者所開創的我們這個學科和學會良好的學風、會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加以繼承和發展”，要“一心撲在學術上”，絕不要“在學術外下功夫”。說這些話，也無非是像對北大一樣，把該說的話都說出來，就算完事兒，聽與不聽，都與己無關，不用管，也管不了。這裹自然是隱含着對於學術界（包括現代文學研究界）現狀與未來的深刻失望與深切憂慮，如同對北大一樣：學界的江湖化已是大勢所趨，還是趁早退出，從學術中心位置抽身而下，身處邊緣說想說、願意說的話，還自己一個獨立、自由與自在。──所謂“告別”就是這個意思。當然，我沒有忘記對哺育我的現代文學研究界表示我的謝意與祝願──

“我的一生最大的幸運，就是在歷經艱難之後，進入了現代文學研究領域，二十多年來，不管外在的環境怎樣變化，我所在的小的學術環境，特別是現代文學研究的學術界，始終保持了一種良好的學術氛圍：在老、中、青三代人之間，在同代人之間，儘管存在着這樣、那樣的思想觀念、學術觀點與學術追求的分歧，也有過爭論，甚至自覺不自覺的學術競爭，但都限於學術範圍，而絕不會在學術外下功夫，而且都盡可能的相互支持，合作；這樣，我們就可以，事實也是‘一心撲在學術上’，而不用分心於人事的糾紛，幾乎沒有任何內耗。我以為這是我們這一代在學術上普遍得到較好發展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因。我自己更是在每遇到似乎過不去的困難時，總是能够從現代文學研究界的三代學者中得到及時而有力的理解與支持，使我有驚無險地度過了一個又一個生命與學術的難關。每想到這一點，我都會對前輩學者，同代學友及年輕朋友（恕我不──列出他們的名字），懷有說不出的感激之情”。

說出了這一番長期鬱結於心的話以後，我長長地吐了一口氣，彷彿又是一段歷史結束了。

告別北大與現代文學研究界，其實還有一層意思，就是我從此可以不再扮演“北大教授”的角色，因此，也就擺脱了這一角色所必有的、必要與不必要的清規戒律，以及自己套上的種種重負；也可以不再受專業的限制，處於誰也管不着的境地，所謂“退一步而天地寬”，跳出學校與專業的藩籬，就可以關注與思考一些更大的問題，更自由地馳騁於更廣闊的領域，作更無忌的想像與言說，這時候發表與否，都已無所謂了。通俗點說，就是可以胡思亂想與胡說八道了。──退休，而能獲得這樣奇妙的生命境界與價值，真是原來沒有想到的。

而且，儘管從 2002年 8月到現在，才只有幾個月，我的心境與思想境界已經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在這年 11月寫的一篇書稿的“後記”裹，有這樣一段描述──

“雖然只有短短的兩三個月，在我的感覺中，北大已經變得十分的遙遠，更準確的說，現實的北大對於我是越來越陌生了，因此，我需要將我心中的北大推到遠處，成為一個永恒的記憶，一個永遠給我帶來溫馨的夢。儘管明知其虛妄，卻如魯迅之於他的故鄉記憶，願意被它‘哄騙’一生，並‘時時反顧’”。

當北大在一定程度上退出我的觀照視野之後，我又在注目於怎樣的問題呢？──除了本文第一，二部份討論的關於國際、國內的新形勢，及其內含的二十一世紀中國與世界的走向問題以外，我主要思考並提出了關於教育、民族精神建設，以及當代思想文化學術發展的四個命題，並據此而進行了相應的學術研究與文化教育建設工作。

在八月所寫的一篇書評中，提出了關於“如何使可以作為民族精神源泉的思想與文學在民族心靈深處扎下根來”的教育命題──

“前不久我和一位年輕朋友談起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的一些大師級的思想家、文學家，他們的思想與文學具有一種原創性，後人可以不斷地向其反歸、回省，不斷地得到新的啟示，激發出新的思考與創造。這是一個民族精神的源泉，應該滲透到民族每一個生命個體的深處，這對民族精神建設是至關重要的。

“在我們民族的古代和現代，究竟有哪些具有原創性，因而具有源泉意義的思想家與文學家，是需要研究與討論的。在我看來，要使這樣的可以作為民族精神源泉的思想與文學在民族心靈深處扎下根來，就必須從中小學教育，特別是義務教育抓起。我們可以設想，每一個中國人在它從小接受義務的基礎教育時，就對包括魯迅在內的民族大師的思想與文學有一個基本的了解，奠定一個深厚的精神底子，以後，它無論學習什麼專業，從事什麼工作，都會受益無窮。這確實是關乎每一個中國人的精神發展，以至整個民族精神的發展的大事，是值得關心民族未來的人們為之獻身的”。

正是站住民族精神的基本建設這樣的高度，我對魯迅，以及普及魯迅思想與文學的意義，有了新的認識與更高的自覺性。作為這一教育新命題的實踐，我產生了寫作《走近魯迅三部曲》的構想，試圖作一次向中學生、大學生、研究生講述魯迅的試驗，並在今年基本上完成了其中的兩部，即寫給大學生（也包括部份中學生）的《魯迅作品十五講》，寫給研究生的《與魯迅相遇》。

在十一月所寫的《區域文化中學生讀本》序言裹，又提出了“認識你腳下的土地”這樣一個教育與民族精神建設的命題──

“人們通常說，我們現在生活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這是一必須面對的現實，也是一個發展趨勢。由此產生的開放意識、全球意識已經深刻地影響了新一代年輕人的精神面貌和精神走向，在我們看來，從總體上看，這是有積極意義的。但是不能不看到伴之而來的另外一些思想文化現象：逃離自己生長的土地，遠走他鄉與異國，成為越來越多的年輕人的生命選擇和文化選擇，這種情況就造就了許多人，特別是年輕一代與生養、培育自己的這塊土地，其所蘊含的深厚的文化，堅守在其上的人民，在認識、情感，以至心理上的疏離，陌生。在我們看來，這不僅可能導致民族精神的危機，更是人自身的存在危機：一旦從養育自己的泥土中拔出，人就失去了自我存在的基本依據，成為無根的人。正是出於這樣的可以說是根本性的憂慮，我們想向我們的孩子，向中國的教育界，以至思想文化界，發出一個呼籲──‘認識你腳下的土地！’

在我們看來，這是一個重大的教育課題，也是關乎民族精神建設的大問題：要引導我們的孩子去關心自己生於斯、長於斯的這塊土地，去發現、領悟、認識其中深厚的地理文化和歷史文化，去關心祖祖輩輩耕耘於這塊土地上的普通人民，父老鄉親，和他們一起感受生命的快樂和痛苦，從中領悟人的生命意義和價值，並將這一切融入自己的靈魂與血肉中，成為自我生命的底蘊與存在之根。這就為他們一生的發展，奠定一個堅實的豐厚的精神底子”。

作為這一教育理念的體現，我和一批朋友正在編選一套《區域文化中學生讀本》，第一批計有：《北京讀本》、《上海讀本》、《江南讀本》與《楚湘讀本》四種。

寫到這裹，突然產生了一個設想：新的“高中語文教學大綱”中，提出了加强高中的選修課份量的要求，這或許提供了一個實現前述兩個教育理念的機會，可以先在與我有聯繫的重點中學，如南師附中、復旦大學附中、北大附中、北師大實驗中學作一些試驗，仍然按照《新語文讀本》的模式，推動中學語文界與學術界的合作，並當作學術工作來做，這或許是為開設選修課而感到困惑的中學老師最切實的一個幫助。

(五)

在十一月應約而寫的一篇文章裹，提出了“科學地總結二十世紀中國經驗”的命題。

在此之前，我曾經提出過“共和國文化研究”、“中國社會主義文化研究”這類課題，現在提出“二十世紀中國經驗”，正是這些課題的一個延伸與發展。這一命題，其實是前述二十一世紀伊始所面臨的困惑引發的，即面對如此複雜的中國與世界的新問題，到那裹去尋找精神資源，是每一個有使命感的知識份子必須思考的。正像文章中所指出的，“最近二十年，特別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在中國的思想界、學術界盛行着兩種思潮：或者認為中國的問題是在割裂了傳統，因而主張‘回歸儒家’；或者以為對西方經驗，特別是美國經驗的拒絕是中國問題的癥結所在，因而主張‘走英美的路’。把目光或轉向中國古代，或轉向外國（而且限於西方世界，甚至限於美國），卻恰恰忽略了“現代”（二十世紀）與“中國”，即使討論現代中國學術與文學，也是偏重於親近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那一部份學者和作家，這樣，真正立足於中國本土的現實的變革，以接近現代中國問題為自己思考的出發點與歸宿的思想家、文學家，反而被排斥在研究視野之外，這些年，孫中山之受冷遇，毛澤東之被遺忘，魯迅之一再受到攻擊，都不是偶然的”。在這裹，我着重提出了孫中山、魯迅、毛澤東的意義，强調“二十世紀的中國經驗，主要集中在他們的思想與著作中，不管人們對之作出怎樣的評價，他們都是研究與了解二十世紀中國不可忽視，繞不過去的世紀遺產”。這裹，其實是包括了兩層意思，一是强調二十世紀中國經驗，孫、魯、毛的思想遣產，以及他們所開創的革命歷史，並不是許多學者所竭力描繪的那樣，全是罪惡的堆砌，或過了時的東西，它不應該被抛棄或遺忘，而應該成為我們今天的新的思考的重要精神資源。同時，也是重新倡導這三位二十世紀中國最重要的歷史人物的一個最可寶貴的精神，即始終立足於現實中國的土地，關心現在中國人的生存與發展，以解決中國問題為出發點與歸宿，這正是今天的一切有志者首先應該繼承與發展的傳統。

還應該强調，在我的概念裹，所謂“二十世紀中國經驗”是包括慘痛的歷史的教訓在內的，因此，在我的理解裹，這是一個充滿了血的經驗。因此，我也不能贊同將二十世紀中國經驗，將孫中山、魯迅、毛澤東的遺產理想化或絕對化。特別是毛澤東的遺產，正如我在文章中所說，“毛澤東在二十世紀中國舞台上上演的正是一場歷史的大悲劇。作為中國歷史上空前的烏托邦思想家與獨裁者，……他留給後人的是這樣一個複雜而豐富的遺產，……毛澤東的那些避免西方工業文明的弊端，尋找非西方的現代化道路的天才想像與試驗，是和他所重新建立起來的專制體制，以及由此產生的嚴重後果是膠合在一起的，而後者至今還影響着中國社會，如何將其剝離，是一個極其艱難的工作”。正因為毛澤東所繼承與發展的專制遺產以新的形式作為現實依然存在，將毛澤東的遺產理想化或迴避其負面，不僅會削弱對現實的批判力量，而且會忘記歷史的教訓，走向另一個極端而導致歷史的循環。

歸根到底，還是一個如何認識當下中國的現實的問題。本文第二節所討論的中國現實問題，如果從我們這裹所討論的角度來看，也可以說，一方面毛澤東遺產中某些消極的被極端化的東西（如計劃化經濟體制，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治國方針）被拋棄了，從而帶來了今天中國經濟的大發展，而其所建立的專制體制及理念卻以新的形式被保留下來；而毛澤東遺產中最具革命性、創造性的方面，例如他對工人、農民、下層人民利益的維護，他所進行的防止資本主義文明病的某些社會主義試驗，則被徹底背棄。因此，我們今天所要做的工作，一是正視毛澤東遺產中的負面及其所產生的嚴重後果，包括現實的影響，給予徹底的批判與科學的分析；同時，又要把毛澤東“最革命、最生動、最活潑、最本質的思想”從其壟斷者那裹搶救出來，作為今天的新思考、新探索的一個資源。──其實，文革後期的民間思想者早已開始了這兩方面的工作；但文革結束後，由於指導思想上的偏差：既實際上對毛澤東時代的歷史採取全盤否定的態度，又設置禁區，不允許對毛澤東時代確實存在的錯誤進行認真、徹底的清理和歷史經驗教訓的科學總結，這樣，人們就不可能將民間思想者的思考繼續下去，連民間思想者已經取得的思想成果也被徹底遺忘，從而造成了思想的斷裂，在我看來，這正是近二十年中國思想文化學術界的一大失誤，這是一個歷史的欠賬，今天是償還、補救的時候了。

還需要說明的是，强調二十世紀中國經驗的重要，自然不是否認中國的古代傳統與外國經驗的意義；恰恰相反，正因為我們所面臨的中國的問題既有深遠的歷史文化的原因，又是與世界問題糾纏在一起的，因此，就極需擴大我們的精神資源，作最廣泛的吸取。現在所要提出的問題，正是要打破儒家中心論，强調中國傳統文化的多元性；打破西方中心論，美國中心論，强調人類文化的多元性，特別是與我們境遇相似的東方國家的現代經驗，更是我們總結二十世紀中國經驗時，最重要的歷史參照與借鑒。

提出“二十世紀中國經驗”，我突然有了一個豁然開朗的感覺。我原先所進行的研究：魯迅研究，毛澤東研究，民間思想研究，二十世紀知識份子精神史的研究，因此而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並有了更明確的方向。

這是一個我一直在思考，還沒有形成文字的問題：關於理想主義者的選擇，“到民間去”，發動“鄉村建設運動”。

在上“最後一課”的那天晚上，我還給學生作了一次演講，那是應北大學生的社團“鄉土中國研究會”之約而講的；中心意思是，同學們經過千辛萬苦進了北大，好像理所當然地就要成為精英；但我希望北大的學生，特別是來自農村的學生，要“眼睛向下”，關注中國這塊土地上的人民的真實的生活，不要忘了中國的農民；同時也要“眼睛向前”，就像魯迅筆下的過客那樣，永遠聽見前面有一個聲音在呼唤自己，永不停止探索、前進的步伐。

十一月最後一天，我又參加了北師大的學生組織的“農民之子”協會的活動，當我得知學生們自動地組織起來，為城市裹的打工子弟學校作義務支教，並向民工講授法律知識，他們還到貴州作農村調查，計劃在河北農村進行“鄉村建設”的實驗，我感到非常興奮，即興作了一次講話，談到自己雖然和同學們年龄相差很大，但我們都是理想主義者，正是這一點把我們聯結在一起了。而現在，中國的，以至世界的理想主義者，都在思考着：在當今的中國與世界，自己可以做什麼。我以為，同學們的實踐，至少是指出了一條路：“到民間去，開展鄉村建設運動”。這其實也是我所說的“二十世紀中國經驗”的一個部份，當年，晏陽初、陶行知等先驅已經做過這樣的實驗；對俄國民粹派的“到民間去”的運動也似乎有重新認識的必要。當然，有許多歷史的經驗是應該總結的。重要的是如何擺正知識份子與農民的關係。我想，既不能當救世主，也不要將農民理想化，神聖化，各自都是獨立的，我們是以朋友的身份，給農民兄弟以真誠的幫助，以使他們獲得現代科學文化，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而在農民的自我解放，實現農村現代化過程中，他們自己培養出來的子弟應該起到主導的作用。農民之子中的許多人進入城市，是必然與必要的，但也應該有許多人從農村來又回到農村，成為鄉村精英（即所謂“新能人”），成為鄉村建設中的骨幹力量。

在這以後，我又從我的貴州朋友那裹，獲得了一些新的信息：他們正在當年我工作過的安順作“屯堡文化”的調查，在寄給我的一份報告中，就提到他們在那裹的農村發現了社會公共空間的雛形，“它是由民間組織、鄉村精英和社會輿論三部份組成，在那裹真正體現了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務和自我發展的村民自治實質”；這就不僅打破了“傳統農村不可能發育出社會公共空間”的通常觀念，而且為農村（特別是西部農村）的發展提供了新的“動力源和生長點”。──當然，這都還是有待進一步討論的；但是它所提供的前景卻是相當可觀的：如果我們有更多的知識份子自願地到農村去，進行農村調查，與當地農民一起探討對農村社會、文化、歷史資源的開發、利用與改造，進行鄉村建設的實踐，這不僅會給中國農民的自我解放以切實的幫助，更為探討中國的現代化道路提供新的思路，尋找新的可能性：這都是一個中國的真正的理想主義者所追求的。我始終覺得，中國的真正變革必須從社會底層開始，否則將是沙上建塔；在那裹的變化，才是真正决定中國的未來的。對這一同樣關係全局的問題，在 2002年我只是有了一個感覺，還需要作更進一步的思考與探索。

我特別感到自豪的是，我的貴州的“精神兄弟姐妹”這一回又走到了歷史的前沿，“我們”這一批人是永遠忠實於這塊土地的，無論是在文革後期的絕境中討論“中國向何處去，世界向何處去”，還是在當下中國社會危機下探討農村的變革之路，我們始終痴心不變，熱情不減，並且依然心心相印。我在離開北大之後，又回到了經過幾十年的風風雨雨，仍完整保留的這一群體中間，實在是命運對我的恩賜。

令我興奮並看到了希望的，還有年輕的大學生們所發生的變化。“農民之子”、“中國鄉土研究會”這類學生社團的出現，其實是反映了中國大學生的分化的：當許多學生以出國留學，或擠進利益集團為最大追求時，部份學生，特別是來自社會底層的學生，卻目光向下，不忘自己所出身的階級，產生為底層人民謀利益的自覺意識，這無論如何是一個意義重大的覺悟。風起於青蘋之末，儘管目前這一切還處在萌芽狀態，這些社團的參與者也未必每一個人都有這樣的自覺，因此，就具體的某一社團而言，其以後的變化是難以預計的，但有一點卻是可以預計的，即随着中國社會兩極分化的發展，會有越來越多的“農民之子”走向這樣的通往民間之路。我至今還不能忘懷，2002年 11月 30日那個夜晚，我坐在北師大那間小小的教室裹，倾聽青年學生談他們來到民工及其子弟中間的感受，說得是那樣的投入，目光炯炯，激動地揮動着雙手……，彷彿又回到了當年安順的那間“小屋”，爐火映照下，年輕的“我們”也是那樣滿臉通紅……。我終於又找到了與當代中國青年學生的心靈的通道，但已不限於北大的範圍；後來，十二月我來到汕頭大學的學生中間，也有類似的感受。當意識到自己仍然與年輕人在一起，我感到了莫大的幸福。

也許，更為重要的是，我仍在思考，甚至仍然保持着思想的活躍，或者誇大一點說，還處在思想的高峰狀態。而且，這樣一些思考，同時又具有某種可操作性，也就是說，我一面在不停地想問題，一面又在不斷地做事情，這是我最感欣慰的。這實際上是關涉到一個良知尚存而又處於無力地位的知識份子，在當下中國的現實中如何自處的問題。我在 2002年最後一天的一個關於魯迅的座談會上，就這個問題發表了如下意見：“我們應該有三條綫。首先是 ‘不做什麼’，這自然是消極的，但卻是不能逾越的‘底綫’。我最近重讀了魯迅的兩篇著作，一篇是《同意和解釋》，一篇是《宣傳和做戲》，突然意識到這正是當局對我們知識份子的幾個要求，一是要我們表態：‘同意’、擁護、支持他們的‘偉大思想’與‘英明决策’；第二要我們為之作‘解釋’，即從知識層面、從理論上闡明這些思想、决策的‘科學性’、‘合道德性’，甚至歷史上的‘偉大意義’；三要我們‘宣傳’，而魯迅說得很清楚：‘宣傳’就是‘對外說謊’；四要我們‘做戲’。當然，‘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自會有人聽命，可以不必管他。但魯迅說的‘真的知識階級’是自有操守的，我們即使不公開表示反對，是不是可以‘不做’呢？即不說‘同意’，不作‘解釋’，不為之‘宣傳’，也不‘做戲’。保持沉默，至少維護了知識份子最低限度的自尊與自愛，這就是底綫。當然，也還有高綫，那就是像魯迅那樣，發出自己的獨立的真的聲音，揭示被種種高論掩蓋着的血淋淋的真實，作社會狂熱中的清醒者，作太平景象下的永遠的批判者。但如果主客觀條件不允許我們這麼做，我們仍然要堅持兩條，一要堅持思考──這是任何力量也禁止不了的；二仍要積極地做事，即做自己願意做的，又是力所能及的，並與己無害，還有利於社會的事情。這些事情可能作用很小，微不足道，但對我們自己來說，卻是一種堅守，即畢竟把自己的信念化作了我們的日常生活倫理，具體的行為，這就是所謂‘反身而誠’。而且我們不僅要自己這麼做，還要不懈地尋找志同道合的夥伴，大家一起來做。這也是我這些年一再强調的，中國人口多，有追求的理想主義者在總人口中比例很小，但絕對數並不小，這些人應該以各種方式聚集起來，相互支持，從而發揮出合力的作用──這作用仍然‘小’，卻是‘有’的：這正是我於絕望中看到的希望。 ”

就以此作為 2002年的總結。

2003年 1月l一8日

2003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回顧 2003年

（一）

這是 2003年 12月我在貴州講學時，一位聽講者寫下的觀察與感受。我看了為之一震：這一年，或者近年來我內心難言的滋味被一語點破。

是的，2003年，我心裹有憂，有大憂。

這大憂首先是被美國入侵伊拉克引發的。應該承認，伊拉克戰爭自有其複雜性，其中最主要的是主宰伊拉克的薩達姆是一個大獨裁者，他的極權統治給伊拉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對於我這樣的對極權統治的為害有着切膚之痛，並以與之進行鬥爭為使命的知識份子要反對美國攻打伊拉克，很有可能被誤解為是在支持薩達姆的統治，因此，是不能不有所顧忌的。但我仍然在反戰宣言上簽了名。這是因為，在我看來，伊拉克戰爭是美國的當權者試圖“建立一個一切由美國說了算的‘美利堅世界帝國’的一個關鍵性步驟”，其本身即構成了“對人類文明的根基──人的個體生命的存在的巨大威脅，對人類文明的基本原則──人道、人權、民主、自由、法制與和平的根本性挑戰”；在這一點上，布殊與薩達姆、本·拉登之間是存在着內在的相通的。在某種程度上，他們都是原教旨主義者，即將自己的信念、制度絕對化，並試圖通過屠殺無辜平民的戰爭的方式强行輸出，以此統一全世界。因此，反戰不僅是反對美國霸權，同時也是對民主傳統和法制秩序的捍衛，是與我自己的基本信念相一致的。我堅持反對美國的全球霸權的立場，也還有國內問題的考慮：在我看來，美國正是中國的極權統治的最大支持者，是這一政權的合法性的國際基礎；而它要推行全球霸權，也正需要這樣一個高度集權與穩定的中國的支持。中國正在成為美國為首的大國俱樂部的一個重要成員；這個俱樂部打着反對恐怖主義的旗幟，實際是要維護國際大國、强國對小國、弱國的强權統治，這是與在國內維護富人對窮人的强權統治相一致的。儘管大國之間，中美之間，也會有矛盾，甚至在某些時候，某個問題上，矛盾還相當尖銳，但在維護大國利益，熄滅一切反抗之火這一點上，卻是一致的。美國對同樣實行極權統治的中國與伊拉克，採取完全不同的態度，不過是因為在它看來，中國可以受它的影響與控制，有可能聽命於它，並與它合作；而伊拉克則不聽招呼，就非加懲戒不可，以至不惜用武力推翻，以建立一個聽命於己的政權：所謂“民主”、“反獨裁統治”不過是一個招牌。看不清這一點，妄圖借美國之力，來解决中國的極權統治問題，把實現國內民主、自由理想的希望寄托於美國，這無異於與虎謀皮。應該說，我對自己的關於國際形勢的這一觀察與判斷，既有自信，也還是有自我質疑的。於是，在發表於《天涯》2003年 6期的《面對二十一世紀：焦慮，困惑與掙扎》裹，公開闡述了我的以上觀點後，又有了這樣的補充說明：“我本不是研究國際政治的，因此我不是以一個專家的身份來思考與發表這一番議論，而只是一個關心二十世紀發展的普通知識份子，於是就有了這樣一些或許是多餘的憂慮和不安──說實在的，我也真的希望我的所有判斷將來都被歷史的發展證明是錯誤的；如果有部份的言中，那也是不幸的。這樣，我又有了某種自信：在這狂熱的時代，這樣的危言，作為一種說法，我姑妄說之，人們也姑妄聽之，它或許還有點存在的意義吧”。

儘管我對自己的反戰立場採取了這樣的低調，卻沒有想到，我在《中國部份知識份子反戰宣言》上簽名，竟引起了軒然大波。本來，有不同意見是正常的；但奇怪的卻是有人到處散佈“錢某人成了‘新左派’”，而在他們的詞典裏，“新左派”就是“極權統治的合謀者”。於是，又有人故意歪曲我的意思，說錢某人主張“在不危害他人的前提下說假話”，影響所及，就有人在香港雜誌上大作“吳祖光說真話與錢理群主張說假話”的文章。難怪有人也許是出於好意，這樣對我說：你要堅持反戰，將對你不利；我也終於領教了這“不利”：不過是讓我知道點厲害而已。我倒是因此而看穿了某些人所謂的“自由主義”的真相：不過是只允許有相同意見的自由，而不允許別人有發表不同於己的意見的自由：黨同伐異而已。 ——寫完這一段文字以後，我又聽到了一個新聞：一位朋友告訴我，他偶然參加了一群自由主義朋友的聚會；據說席間有人談到我，就搖頭說：“此人幹了一件不堪的事”，但又不說明何事“不堪”，“不堪”何在，這樣的含混不清的罪名，說得莫名其妙，聽者也就怕得莫名其妙。我也只能置之一笑：所謂“不堪”，無非是簽了一個名，這自然是不能明說的；說明了旁觀者也就明白這是怎麼回事了：“捣鬼有術，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來無有”（魯迅：《捣鬼心傳》）。

有時意見相同也會引來意想不到的麻煩：在反戰宣言簽名以後，我又在一份要求公開審理被秘密逮捕的北師大學生劉荻的案件的聲明書上簽了名，這自然是出於我一貫的同情與支持青年學生，反對任何迫害的基本立場；同時也是因為宣言的發起者主要是一批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我也想借此表示我論事不論人，超越兩派紛爭的立場。但卻不想宣言的發起者根本不徵求我的意見，就將我也列為發起人的名單。如此不尊重他人的意志，强加於人的做法，也令我大吃一驚。當我就此提出抗議時，當事人只將我的名字删去，而不作任何說明，也不表示任何歉意：在他們看來，随便利用他人的名字，對於自己所從事的正義的大事，不過是件無關緊要的小事。我卻因此感到了被利用的危險。而今年兩次簽名引起的風波，使我更清醒地看到了中國思想文化界的複雜與險惡，要保持自身獨立性的艱難，我自己實在是不適合於介入其中；看來我的退出中心，走向邊緣，盡可能保持個人思想與行動的獨立、自由的選擇，是正確與必要的。

上述簽名風波也迫使我重新審視喧囂一時的所謂“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論爭，以及我與二者的關係。在我看來，這樣的命名，特別是“新左派”的命名是並不準確的；而以此來進行排隊，更是會產生許多弊端：且不說並不是所有的知識份子都可以歸於這兩大類的；就是被公認的“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代表人物之間的觀點的差異也是相當大的；這樣的簡單的勢不兩立的二分法，也容易遮蔽了分歧中的某些相同，即忽略或否認二者之間的既對立又有相互滲透與補充的複雜關係。就我個人而言，與這兩派的關係就相當複雜。近年來，我越來越意識到自己是一個無可救藥的理想主義者，在我身上，有着强烈的烏托邦情緒與無政府主義的傾向。我在年輕時候，即以“消滅一切人壓迫人、人剝削人的現象”為自己的理想，雖然以後逐漸認識到這樣的理想的彼岸性，但不但沒有放棄，對它的追求卻更加執著；以後在對魯迅的研究中，又接受了他的“立人”理念，經過對二十世紀中國經驗的歷史總結，對人的個體精神自由的追求也越發强烈，並且與年輕時代的反對一切人壓迫人，人剝削人現象的態度統一起來，形成了對來自一切方面，一切形式的壓迫、剝削、奴役他人的現象進行毫不妥協的批判與鬥爭的基本立場。於是，我就在魯迅所提出的“真的知識階級”的概念裹，找到了自己的定位，這些年我一直堅守兩點：一是“永遠不滿足現狀”，作一個“永遠的批判者”；一是站在受侮辱、受損害的底層民眾，社會弱勢集團這一邊，作他們的真誠的朋友。我的這一基本選擇，就决定了我與中國現實中的自由主義與所謂“新左派”知識份子之間，形成了特別複雜的關係：我追求民主與自由，因此認同自由主義者中的大多數人對極權體制的批判，爭取民主的努力；但對他們中的有些人的精英意識，及與當下中國日趨精英化的政治、經濟、文化權力結構的曖昧關係，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我嚮往平等，因此認同所謂“新左派”的大多數人的平民意識，對弱勢群體利益的關注與維護，他們對中國社會的官僚資本主義化傾向的批判，但對他們中的某些人在批判極權體制、爭取民主問題上的消極態度，在對毛澤東時代的歷史觀照中的不加批判即簡單肯定的態度，由此可能形成的與極權體制的曖昧態度，保持着同樣的警惕。在我看來，當今的中國，既存在着傳統的極權體制的舊病，又存在着在資本全球化背景下的國家的官僚資本主義化的新疫，都應該成為我們批判的對象；而自由主義與所謂“新左派”中的某些人卻各執一端，有意無意地忽略、掩飾另一方面，從而削弱了自身的批判的徹底性與全面性。這裹實際上是涉及對當下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不同認識，因此，我原本希望自由主義與所謂“新左派”的論爭，能像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那樣，引向對中國社會性質的大討論，這需要各學科的學者廣泛參與，並要進行大量的社會調查，或許能够通過論爭形成中國知識界的某種共識，使對現實的批判與建設，建立在更加科學的基礎上。但更令我擔憂與不滿的是，這場論爭不但沒有取得學理上的進展，認識上的深化，而且越來越陷入人事的糾纏與意氣之爭，而且雙方都把對方看作是最危險的敵人，非將其批倒批臭而後快，而將本應共同批判的現行體制輕輕地放過了。有意思的是，論戰雙方都在宣稱自己勝利了，但究竟是誰真正從中得利，在我這樣的旁觀者看來，實在是非常可疑的。

當然，我對自己的立場也是有一種自我質疑的。我十分清楚，自己的理想的彼岸性與烏托邦性，也即非現實性，而且我追求的是思想的徹底性，並不考慮其現實實現的利弊取捨，像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經常掛在口邊的所謂“大壞與小壞”的區分不是我的命題；我的任務是，按照自己的理想，對違背這一理想的現實的種種弊端，具體地說，就是我在前文中所說的“一切對人的壓迫、剝削與奴役現象”，提出我的批判，以引起社會的警戒，僅此而已。因此，我更願意把自己命名為“批判的知識份子”，它的批判是徹底而全面的，而且是永遠的，因此，在任何時候，都是邊緣化的。這樣的知識份子是非“官”非“匪”的“民”，有一個魯迅所說的“民魂”。我在 2003年出版的《與魯迅相遇》裹寫了這樣一段話：“民魂不是官，他所說的話是沒有法律效應的，別人不是非聽他不可，也不是非照他辦不可，他只是‘姑妄說之’，別人也就‘姑妄聽之’，僅供參考而已。民魂他也不是匪，因此他說話是要負責任的，他是要人活，不是要人死的。民魂同樣不是導師，不是國師，因此他並不要教訓別人，指導別人，不承擔‘治國平天下’的‘神聖使命’。民魂的唯一願望就是說自己想說的話，他對社會的唯一要求，就是能聽他講話，只要聽就够了，就完了。因此，這樣的民魂在‘學界三魂’中是唯一沒有權力的：官魂背後有政治權力，匪魂就是明天的官，他也有潛在的政治權力。因此，民魂是最獨立的，同時也是最沒有力量的，他也是最孤獨的，最容易受到傷害的”。——坦白地說，這裹寫的也是我的自我期許，裹面有我自己的生命體驗。

（二）

沒想到不久我又捲入了一場論爭，而且依然是被動的。2003年 5月，北大校方公佈了《北京大學教師聘任和職務晋升制度改革方案》徵求意見稿，引起了社會的强烈反響：新聞媒體做了廣泛的報道，許多大陸、香港、海外的學者都參與討論，並引起了激烈爭論。開始我對這場論爭採取的是不介入的態度：我對北大早已徹底失望，實在不再想說什麼了。而且我還想看一看，看看北大的當權者們究竟想幹些什麼。但媒體卻不肯放過我，不斷地糾纏，在一再追問下，不得不略說幾句，不想卻被大加炒作，又是“錢理群說他還要觀望”的大標題，又是“錢理群勃然大怒”這一類的“生動描寫”，弄得我哭笑不得，也算是領教了媒體的厲害。這就想到為避免這類簡單化的着意渲染可能造成的誤解（我就收到一封來信，對我的“勃然大怒”大加討伐），不如寫文章把自己的意見說清楚。更重要的是，經過一段觀察與思考，我越來越意識到，由北大的人事改革引發的爭論，所涉及的已不僅是北大一校的問題，甚至也不僅是中國的大學教育的問題，而是關涉到中國當下社會的一些重大問題，正可借機把問題挑明，以引起關注與討論。這樣，我就用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寫出了《中國大學的問題和改革——我的追問與思考，以及我的言說立場》這篇三萬字的長文，並與年輕朋友一起，編了一本《中國大學的問題與改革》的論爭文選（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我所關注與提出的，主要有四個問題——

一、關於大學以及整個中國思想文化的獨立自主問题

問題是由所謂“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這一改革目標引發的；在討論中有些人公開鼓吹美國的教育代表了當今世界教育的潮流，中國大學要進入國際主流，就是要瞄準美國頂尖級大學，實現中國教育的美國化，北京大學的哈佛化，這實際上是道出了改革方案制定者不便明言的指導思想的。如果把這種主張置於全球化的背景下，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其實質。如我在文章中所說，“圍繞着全球化的走向，存在着兩種根本不同的努力方向：一種是試圖以國際資本的力量，鏟除一切差異性，包括各民族文化和教育上的差異性，以實現全球的單一化，即美國化；與之相對抗的，則是主張各民族文化既相互吸收，又保持相對的獨立性，堅持差異性，以形成全球文化多元互補的格局。”由於美國所處的獨强地位，在伊拉克戰爭中得到了極大的强化——儘管同時也遭到了抵制，但我不贊成誇大其作用，這會削減人們對美國獨霸的危險性的體認：事實上，“全球化、現代化就是美國化”已經成為當今世界，特別是中國的主流意識，中國思想、文化、學術教育的獨立自主性，正面臨着空前的巨大挑戰。而我尤其擔憂的是，“年輕一代與生養、培育自己的這塊土地，其中蕴含着的深厚的民族文化，堅守在其上的人民，在認識、情感，以至心理上的疏離、陌生”，以及由此可能產生的出現“失根的一代”的危機：既是人的存在本身，也是民族文化的危機；而母語教育的削弱所產生的民族文化危機，也同樣讓人憂慮。

二、關於大學以及中國社會弱勢群體的權利問题

北大改革方案所引起的爭論的一個最大焦點，就是中國大學的主要問題在哪裹？“為什麼改革？要改革什麼？誰來改革或者誰被改革？誰從改革中受益，誰從改革中受損？”而這也正是改革方案的制定者所要竭力遮蔽的：中國的大學已經或正在形成了一個“以權力作支持和保護的，試圖佔盡大學資源（包括政治、思想、文化、學術、經濟諸方面）的既得利益集團”；而在這樣的新的大學權力結構中，教師，特別是青年教師，已經成為大學裹的弱勢群體：不僅是經濟的相對貧困，更是權利的貧困。這就是我在文章中所指出的，“實際上現在高校裹的普通教師是既無地位也無權利的，更沒有維護自己權利與利益的組織，工會的職責被縮小為每年舉辦一兩次聯誼活動，所謂‘職工代表大會’最多也只是起一點咨詢的作用。特別是青年教師實際上已經成為校園裹的弱勢群體。……在當今的中國大學，即使是教授，也都缺乏獨立的利益欲求和自由表達的權利，以及參加學校各級行政領導人的選聘，參與决策過程，制定遊戲規則的權利；但教授因其學術地位還有一點有限的發言權，青年教師連學術上的發言權也沒有。正是這種情況嚴重地影響了教職員工的積極性，成為束縛教學和學術研究‘生產力’的主要原因”。因此，在我看來，推進校園民主，制定“大學法”，從法律上保障大學教師的權利，保證思想與學術自由，應該是中國大學改革的重點與根本之道。知識份子要爭取民主權利，應該從首先爭取自己的權利開始。

當然，弱勢群體的權利問題更是一個全國範圍內的帶根本性的問題。因此，我在《文藝爭鳴》記者的訪談中，談到人們所關注的“三農”、下崗職工問題時，也依然强調了“權利貧困”的問題：“在我看來，目前解決這些問題的思路，着眼點是社會的穩定，是‘為民作主’式的物質救濟的施捨，弱勢群體的權利問題並沒有真正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人們關注的只是弱勢群體的物質貧困，而忽略、甚至根本不認識弱勢群體的權利貧困；而如研究者所說，權利貧困恰恰是更深層次，也更帶根本性的”；“我以為現在有必要明確地提出弱勢群體的以下權利保障問題，即工作權、醫療權、住房權、遷徙權、晋升權、教育權、名譽權等一系列公平的社會權利；獨立的利益欲求的自由表達的權利；建立維護自身利益的獨立組織的權利；參與決策過程，參與制定遊戲規則的權利。這其實都是憲法所規定的公民權利，問題是真正落實到每一個公民的身上；而弱勢群體在享有公民權利方面更是處於弱勢，事實上是經常被排斥，以至剝奪的。不可否認，任何社會都會存在各種利益群體，健全發展的社會和國家應該保障分屬於不同利益群體的每一個公民，都有由自己或自己的組織、團體（而不是自命的‘代言人’）自由表達自身的利益欲求，參與制定遊戲規則的權利；如果僅讓社會精英集團（政治精英，經濟精英，管理精英，技術精英）組成的强勢群體享有這樣的權利，使弱勢群體在社會權力結構中邊緣化，削減、甚至剝奪他們的公民權利，那就必然造成社會不公，社會兩極分化與對立的趨勢越演越烈，這正是我最感憂慮的”。（《面對二十一世紀：焦慮，困惑與掙扎》）

三、關於學院知識份子及整個中國知識界的精神、學術危機問题

談到大學的改革，不能不涉及現行大學的傳統的官本位、行政本位的高度集中的管理體制，以及近年來所建立的以行政權力為主導的，以量化評價標準為核心的，等級制的競爭體制所造成的弊端；在我看來，正是這樣的體制嚴重地腐蝕了學院知識份子，形成了空前的精神與學術的危機。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促成了知識份子自身的兩極分化，一方面是前述校園內的弱勢群體的出現，另一方面，則培育了一批學術官僚，御用學者與學霸，即我所說的“學術新貴”，他們已經成為校園與社會既得利益集團的有機組成部份。 2．導致了學術的商業化，學術的科學性、嚴肅性與神聖性受到了嚴重的挑戰，學術腐敗無以扼制，學術垃圾更是泛濫成災。 3．新的科舉制度與養士制度，造成了“學者的精神軟化，學術批判力、創造力與獨立性的減弱，學術境界的狹窄化，使學術成為智力遊戲，高雅生活的點綴”。

4.在“與國際學術接軌”的口號下，以“中國學術的西方化與美國化”為追求，導致學術研究中的中國歷史、現實問題的淡出，創造性思考的退化，將用中國材料來證明西方某種流行理論的有效性作為學術規範與追求，喪失了學術自信力與自主性。 5.作為學院學術生命的學術民主與學術自由受到政治權力、經濟權力，以及學術霸權的多方面的打壓，這就嚴重地壓抑了異乎尋常、不拘一格，因而具有某種異端性的人才，而“鼓勵循規蹈矩的平庸之才，並且形成不敢接觸思想與學術上的重大問題，不敢獨立思考，謹小慎微，瞻前顧後，唯唯諾諾，人雲亦雲的萎靡之風”，最終導致中國學術多年來缺少大格局，原創性、批判力、想像力、創造力嚴重不足。以上所說，‘不僅是學院學術的問題，更是反映了中國知識界的整體性的精神與學術的滑坡，這又是與整個民族精神的危機聯繫在一起的：其嚴重性與令人擔憂之處，也正在於此。

四、關於中國大學的理念與制度問题

這是一個始終被迴避、被遮蔽的，而又是根本性的問題。我在文章中試圖提出我的“大學觀”。在我看來，大學的功能包括“保守性”與“革命性”的兩個方面，它擔負着“思想、文化、知識的積澱與傳承，精神的傳遞與堅守”和“對社會發展的既定形態、已有文化、知識體系，以至人類自身進行不斷地質疑與批判，創造新文化、新思想、新學術”的雙重任務，真正第一流的中國大學應該成為民族和國家文化結構中的“文化、精神的堡壘與聖地”和“新思想、新文化的發源地”。而我們現在的問題正是大學的保守性與革命性功能的雙重不足：“既缺少學術與精神的堅守，更是懷疑、批判精神和新學術、新思想的創造的匱缺”，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大學（與北大）失精神”，是引起社會對大學（與北大）失望與不滿的主要原因。在文章中，我還說了這樣一段十分沉重的話：“或許正因為北大還是這樣一個‘精神堡壘’，總是有一些力量要想摧毁它。曾經有過‘政治大換血’的改革計劃，終於未能奏效。今天當人們要把北大當作‘計劃經濟的最後一個堡壘’來徹底改革時，一定要注意：不要用經濟的力量去‘大換血’，用資本的邏輯，將‘最後一個精神堡壘’也一起摧毁”。在我看來，這已經是北大發展的大趨勢：資本的邏輯是難以阻擋的。因此，我的這篇三萬言，其實正是我對北大的最後貢獻，是與北大的告別詞：該說的、能說的我都說了，我已經無能為力了。

但還有一句話卻沒能發表出來：在我看來，中國大學的制度改革，最重要的是，改變現行的“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這樣的雙重領導體制；這已經成為中國大學發展的瓶頸問題，不能再迴避了。——但在最後審稿時，卻因其過於敏感而被删除。可見我們所擁有的言論自由是極其有限的：這也是我們必須面對的現實。

（三）

所有的中國人，以及世界上的許多人，在回顧 2003年時，都會談到上半年猖獗一時的 SARS病毒的流行：在很多人的心目中，這是一次大瘟疫。在家避災期間，我寫了很多文章，還完成了《中學生魯迅讀本》的編選工作；而直接表露心境的是兩篇文章。一篇是為一位年輕學者關於魯迅與卡夫卡的研究著作寫的序言；文章一開始就這樣寫道： “2003年春天竟有着這樣獨特的生命體驗：戰爭突然拉近了我們與世界的距離，面對人類共同的困境而焦慮不安；而病毒則讓我們將自己置於逃避與自我隔離的狀態”，“就在這樣的境遇下，我又與魯迅、卡夫卡相遇了”：重讀他們的作品，“最强烈的感受就是歷史的輪迴和‘重複體驗’ ”，“戰爭，瘟疫，專制，曾是二十世紀的人類苦難；死亡，瘋狂，耻辱，恐懼，是二十世紀文學常見的主題，這也是魯迅、卡夫卡的文學所充分表達過的。而現在，依然是二十一世紀人類擺脱不了的命運和情結”。

而另一篇文章裹這樣談到因病毒的流行而引發的一本新書的寫作過程：“為躲避‘瘟疫’，我把自己與世隔絕起來，開始償還積壓下來的各種文債，其中就有應幾位右派兄弟姐妹之約，早就該寫出的書序和書評。但當我打開這一本本血寫的書時，竟產生了一個幻覺：彷彿那早巳在記憶中淡漠，消失了的時代，突然打破種種隔離，穿窗而入。那個‘政治瘟疫’橫行無阻的年代的赫然再現，使我產生了真正的恐慌。但這一次我已不再躲避，而是把在彼此對視中匆匆產生的種種思緒，——寫下，就算是我的‘ 1957年學’研究的一個開端吧。在‘非常’時期，竟有了這樣的‘非常’開端，實在是出乎意外的”。由醫學上的瘟疫聯想起政治的瘟疫，這可能是一個異類的思維，今天的年輕人大概已經很難理解，但對於我，或者我這一代人，卻是十分自然的。我說這是一種對視：歷史與現實的對視，醫學與政治的對視，在對視中彼此闡釋，使認識得到深化。我正是因這一次 SARS中的隔離體驗，在當年右派的境遇中感受、發現了另一種政治、精神上的隔離”：“人本是社會的存在，如馬克思所說，人是社會關係的產物；而現在卻用革命的名義，將右派從整個血緣關係、社會關係中隔離出來，成為一無依傍的絕對的孤立的存在，而且被剝奪了情感傾訴、思想交流、言論自由表達的一切對象，一切手段，一切渠道，一切希望與可能，長期的絕望，最後連自身也彷彿失去了這樣的欲望，這就是我們這裹所看到的人的精神、人的生命的虛無化與空洞化，這樣的非人化是具有一種內在的殘酷性的”。——坦白地說，我確實因這發現而毛骨悚然。

但我卻由此而進入了 1957年那段歷史。——這年代本是我親歷過的，有許多具體而模糊的記憶；但這回重新進入，卻發現我對它竟是那樣的陌生，我們的歷史記憶早就被已有的歷史敍述所改造，篩洗，歷史的許多複雜層面或被遮蔽，簡化，或遭歪曲。因此，當重新接觸殘存下來的原初文本、史料，竟有許多驚喜，彷彿發現了新大陸：重新認識那個時代，也重新認識我自己。由此激發的研究熱情是空前的：在此後的整整大半年間，我幾乎着了迷，而且思想也特別的活躍，随時随地都會產生許多新的選題，新的想法，發現許多新的材料綫索，於是，課題越弄越大，簡直欲罷不能。但外來的干擾又是如此之多，忙於應付非做不可的各種瑣事，竟沒有時間坐在電腦前將急待奔湧而出的文字一一寫下，這幾乎成了這一年我的最大苦惱，就是此刻，我也是恨不得趕緊將這篇拖得如此之長的回顧寫完，以便開始寫我的《1957年的中國農村，工廠與學校》……。

初步研究的結論也讓我既吃驚又興奮。 1957年的中國春夏之際，實際上是存在着兩個社會運動的：一是毛澤東所發動的自上而下的以“反官僚主義、主觀主義與宗派主義”為旗幟的“整風運動”，另一則是以“北大民主牆”為主要陣地的，以青年學生為主體的，自下而上的“社會主義民主運動”。這兩個運動的相互糾纏構成了那段歷史的複雜性：從青年學生方面說，他們中的骨幹份子對發動這場“社會主義民主運動”是有着高度自覺性的，這是他們對國際形勢與中國社會問題的獨立觀察與判斷的結果；但另一方面，他們也顯然受到了毛澤東的影響，並按照自己的主觀願望去理解毛澤東所發動的“整風運動”，從而受到鼓舞，並且期待能够出現自下而上的民間運動與自上而下的國家改革運動相互配合，支持的局面，形成合力，以推動中國的社會主義民主化進程。從毛澤東方面來說，他發動整風運動是基於他對赫魯曉夫公開揭露斯大林的錯誤以後，國際與國內形勢的變化的判斷，原有兩個目的：一是借助群眾運動的力量來打擊黨內的反對派，遏制他所痛恨的黨的官僚主義傾向；二是借機將知識份子中與社會上的，以至黨內的“右派”誘發出來，以便消除隱患。但随着運動的發展，當毛澤東意識到民間與知識份子的民主運動有可能根本威脅他自己一手創建的一黨專政的基本體制，就反過來不惜與黨官僚聯手，將社會上的、以及黨內的民主力量一網打盡，同時也是對與知識份子有着密切聯繫的黨內反動派的一個警戒，這就是所謂“反右運動”。

但他卻並沒有放過黨官僚，而且在社會上的反對派被打下以後，毛本人與黨內反對派的矛盾要求日趨尖銳與突出，並最終導致了以“黨內走資派”與“反動學術權威”為雙重對象的“文化大革命”：這實際上是 1957年的整風與反右運動的另一種形式的重演。從表面上看，這場運動完全是毛澤東自上而下地發動的；但它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社會底層的支持，導致了廣泛的社會參與，卻並非偶然。實際上，在反右運動以後，為了强化一黨專政的體制，通過一系列的法規，大大强化了兩種制度性的不平等，即以“出身”劃分的等級制度，以及以“城市居民與農村居民”劃分的城、鄉二元結構，這都造成了社會關係的緊張，激發了衝破現行專制體制的民主要求：在文革前與文革初期出現的所謂“反動學生”其實正是 1957年中國校園的“右派”的精神繼承人，儘管他們自己並不承認這種血緣關係，甚至將當年的“右派”也作為打擊對象。正是這批人後來成為文革中的“造反派”中具有自覺反抗意識的骨幹力量。但也和他們的前輩一樣，他們深受毛澤東的影響，某種意義上他們是被毛澤東所召唤出來的，他們中許多人甚至是以“青年毛澤東派”自居的。而毛澤東本人也是自覺地以這批民間造反派為其發動文革的社會基礎的。於是，在文革的某個階段（主要是“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綫”與“全面奪權”之間）似乎又出現了自上而下的發動與自下而上的響應的局面。但在以後的奪權運動中，造反派發生了分化，一部份捲入奪權鬥爭，掌權者即成為新貴，變成了新的壓迫者；另一部份堅持自己的追求，卻逐漸越過了毛澤東所能允許的底綫，企圖衝擊一黨專政的體制本身，毛又與黨官僚聯手，將造反派打下去：這又幾乎是反右運動的重演。

但這時毛已不可能像當年那樣，把社會上的“右派”與黨內反對派同時打壓下去，極大地强化自己的權威統治；而是在無法控制的情況下，在文革後期，出現了遍佈全國的“民間思想村落”，黨內反動派也乘機重新眾集。正是這兩股力量，導致了毛去世以後的粉碎四人幫事件，以及毛澤東時代的結束。

因此，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文革結束以後的中國，實際上也是存在着兩個社會運動，一是所謂黨內改革派所發動的自上而下的“改革開放運動”，一是由民間思想者所發動的，以“西單民主牆”為主要陣地的，自下而上的“民主運動”。這兩個運動開始也是相互配合和支持的，但這樣的蜜月期比毛澤東時代還要短，以鄧小平為代表的黨內改革派在利用民間民主運動的力量，將黨內反對派即所謂“凡是派”打下去以後，立刻無情地鎮壓了民間民主運動，而後者正越來越自覺地將批判鋒芒指向專制體制本身。這可以說是中國共產黨內的改革力量對民間民主運動先利用後打擊的模式的第三次重現。

這裹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國共產黨內的改革力量（無論是毛澤東，還是鄧小平）始終不能突破一黨專政的體制，這是他們的根本的既得利益所在；而民間的民主力量則天生地反對一黨專制，這是他們的基本的民主信念使然，也是他們的基本利益所在。他們之間發生對抗性的衝突是必然的，而在中國强大的一黨專政的體制下，其結局必然是民間力量的惨遭屠戮。從中國民間民主運動自身來說，其先天的不成熟及獨立性不够也是明顯的：他們實際上只能是在被利用的條件下才獲得自己發展的空間，因而總是聚集在黨的領導人（毛澤東或鄧小平）的旗幟之下；一旦後者將他們拋棄，就幾乎沒有反抗的力量。但他們的局部主張卻有可能被鎮壓者所接受，並局部得到實現，以一種扭曲的方式發揮着自己的歷史作用；但他們的歷史地位卻注定地要被遮蔽與抹殺，以至至今為止的中國當代歷史的敍述裹，後人只看見“整風，反右（ 1957）——文化大革命（ 1966‐1976）——改革開放（ 1978）”這樣一條由統治者所主宰的歷史發展綫索，而完全看不到“五·一九社會主義民主運動（ 1957）——民間思想者運動（1966—1976）——民間民主運動（1978—1980）”這樣一條湧動於中國社會底層的歷史發展綫索，當然就更不能從兩者的纠缠中去把握中國的二十世紀後五十年的歷史運動，歷史也就這樣被簡化與扭曲了。

在今天，重新理清這樣的歷史發展綫索，是有着重要的現實意義的。根據我的觀察、感受與直覺，當下的中國似乎又進入了與文革後期相類似的狀態：儘管從表面上看，當下中國經濟發展的勢頭不減，與文革後期整個社會處於停滯階段，大不相同；但不但經濟發展掩蓋下的危機不容忽視，而且社會危機的日趨嚴重，黨內的危機日趨嚴重，並幾乎到了爆發的臨界點，則與文革後期十分相似。反映在思想文化界，一方面是公共媒體裹所表現出的極度混亂與萎縮——這也與知識份子自身的混亂與萎縮直接相關；另一方面則是地下的、私人空間裹的思想的活躍，在大中城市裹的各種“沙龍”的興盛，使人們很容易就聯想起文革後期“民間思想村落”的興起：人們普遍感覺到“再不能這樣下去了”，必須尋找新的出路與突破，並為此作着思想與理論的準備。而在中國這樣的極權統治結構裹，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總是由黨內高層的决戰而引爆，並出現新的轉機的。也就是說，人們所期待的新的變革，也依然是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兩種合力的結果，並且總體上是以自上而下的變革力量為主體的；但為了避免“先利用，後鎮壓”的歷史的重演，從而陷入新一輪的歷史循環，現在更有必要明確地提出民間的民主變革力量自身的獨立自主性的問題。但這恰恰是最令人擔憂之處：當下中國的民間民主力量不但十分單薄，處於分散的，被隔離的狀態，而且常常陷入內爭而消耗與削弱自身有限的力量。至於變動“以後”的問題，自是更多，但這問題畢竟過於超前，還是留待以後再說吧。——像我這樣的知識份子總喜歡杞人憂天，這是一點辦法也沒有的。

（四）

今年上半年因躲避瘟疫而蛰居家中，下半年就破門而出了。先是和老伴一起去歐洲五國（希臘、意大利、奧地利、德國、法國）旅遊（ 9月 14—9月 29日），終於圓了上世紀六十年代的一個夢。接着，又應復旦大學古代文學研究所之請，去上海講學（10月 12—28日， 11月 6—7日），先後在復旦大學古代文學研究所、復旦大學中文系、復旦大學附中、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華東師範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上海大學中文系、上海圖書館、上海交通大學文學院，作了十三次演講，並與上海世紀出版集團的老總座談，和復旦大學“少年中國”學社及華東師大部份學生也有兩次長談。年末，應韶關師範學院與貴州省教育廳之約，去廣東、貴州講學（11月 28日一 12月 15日），先後在韶關師範學院，貴州師範大學、貴州教育學院、貴州大學、黔南師範學院、黔東南師範學院、遵義師範學院、安順文聯、安順一中作了十一次學術報告，並與韶關師院、遵義師院、安順一中的老師，貴陽西西弗書店的讀者（有許多是貴陽文化界的朋友）進行了座談。兩次講學，再加上在北大一眈學堂、北師大的兩次演講，達二十六次，約有四、五千聽眾：我在走出北大之後，獲得了一個更廣大的天地。

兩次講學，我都把它看作是新老兩代理想主義者之間的對話。——我深知自己在當下中國的不合時宜，來聽講的自有不同的動機，有相當部份是來看風景的，真正能够與我進行交流的，只能是新一代的理想主義者。這樣的人在當代中國，當今年輕一代中所佔比例甚小，數量並不小，我的講學是針對他們的：講述我的思考與困惑，同時也期待從他們那裹得到回應與支持。因此， 2003年的兩次南下講學，對於我，既是思想文化教育的實踐，同時也是嚶嚶求友的努力。

兩次講學又有不同的重點。我曾為復旦大學“少年中國學社”的學生寫下了這樣的題詞：“研究中國問題，總結中國經驗，創造中國理論”，這大概也就是我在上海講學的主題吧。這其實是我近年來的一個夢想，在好幾篇文章、好幾個場合裹，都講過這樣的想法。這當然也是有感而發，或者說是有一定的針對性的。在我看來，中國知識界與學術界的最大問題，就是對中國問題的漠視，迴避，或失去了應對能力，因此，有必要强調“研究中國問題”。問題的另一面，則是在為解决中國問題尋找思想資源時，將眼光或轉向國外，或轉向中國古代，卻恰恰忽視了二十世紀的中國經驗，因此，有必要强調“總結二十世紀中國經驗”。而在我看來，二十世紀中國經驗是一份非常寶貴的精神財富，中國的學者應該有這樣的自信與氣魄：在對二十世紀中國經驗的科學總結的基礎上，進行理論的提升與創造，以為中國與世界的文化重建作出自己的貢獻：這正是中國學術真正走向世界之路；因此，有必要强調“創造中國理論”。

我在與上海大學生討論這些問題時，反復强調一點：把“中國（中國問題，中國經驗，中國理論）”突出，絕非忽視“世界”：恰恰相反，正是有了當今世界問題的觀照，才會突出中國的問題；也就是說，中國的問題是世界的中國的問題。因此，總結中國經驗與對世紀經驗的借鑒是相輔相成的，應該有一個良性的互動——我們現在的問題不僅是在對中國經驗的忽視，也在於我們對世界經驗理解的狹窄，往往限於西方經驗，甚至美國經驗；而即使是對西方、美國經驗的理解也往往陷入膚淺化與實用主義，未能真正把握其根柢。至於創造中國理論的任務的提出，更不僅是中國現實的需要，也是面對二十一世紀人類所面臨的許多共同的問題，着眼於對世界普適文明的貢獻。也就是說，在我看來，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作為一個獨立的知識份子，應該在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張力中來尋找與確定我們自身的立場：我反對排斥世界主義的狹隘民族主義，那將導致自我封閉，並在實質上維護民族的落後現狀（在中國即是專制主義），而從根本上扼殺民族發展的生機；但我也同樣反對排斥民族主義的所謂世界主義，那將導致對國際霸權主義的屈從，從根本上喪失民族的獨立自主，也不利於多元化的世界格局的形成。而作為一個中國的知識份子，人文學者，他的相互糾纏的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立場又是應該落實在對“世界的中國問題”的關注與思考上，而這一關注與思考也必然是在矛盾的張力中進行的：這就是我之提出與强調“研究中國問題，總結中國經驗，創造中國理論”的原因。而現在我將這一問題直接向年輕一代（當然是他們中間“醒着的”那一部份）提出，則是出於自身的無力感，以及對我曾經寄以希望的許多有影響的學者的失望。把目光轉向年輕人，不知道這是不是出於進化論的潛在影響，是不是又在給自己製造一個烏托邦；我只能說，這實在是出於無奈，人在絕望中總還要有點希望，哪怕它同樣是魯迅說的“虛妄”。

而且我還深知，呼籲年輕人“總結中國經驗”是要冒誤導的危險的：因為所謂“二十世紀中國經驗”是包含了許多血的教訓的，而在中國又是始終未得到充分的清理的，在我看來，這正是構成了近二十年來中國思想文化學術界的一個根本性的弱點，甚至是基本失誤的。在這樣的情況下，提出“總結中國經驗”，很可能被誤解為，甚至會導致對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美化、理想化：這樣的傾向在現實的中國思想文化界是確實存在的。因此，我在與上海學生的談話中，反復强調，這樣的總結在某種意義上是應該以批判開路的，也就是要在批判的審視、清理中剝離出其合理的內核。這當然是極其困難的，需要有科學的態度，對歷史事實各個側面的精細的爬梳，極强的思想穿透力和理論的創造力，並且随時都可能出現迷誤，但這也正是其魅力所在：這是一個可以供具有活力的學者馳騁的研究天地。

我自己在 “1957年學”的研究中，就已經嘗到了甜頭。我是自覺地以此項研究作為“總結二十世紀中國經驗”的一個嘗試的。因此，在歷史事實的清理基礎上，也力圖作出某種概括，比如“原罪、另冊”、“組織”、“領袖”、“領導”、“身份”“單位”、“群眾專政”等概念的梳理，對各種“革命邏輯”的剖析，等等，都是希圖揭示某些“中國式的極權體制”的特色；另一方面，如前文所述對 1957年的民間“社會主義民主運動”及其與毛澤東思想的複雜關係的發掘，做的也是一個剝離的工作。我在華東師大的一次演講中介紹了我的這些研究成果，引起了在座的研究生和大學生的强烈反響。在私下的交談中，學生們更是對我們所經歷的時代表現出極大的研究興趣，據說有一部份學生還有意組織起來，研讀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總結包括中國在內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經驗。聽到這一消息，我是頗為震動與感慨的：我和貴州的朋友在文革後期組織“馬克思主義學習小組”的歷史，竟在二十一世紀的年輕一代中重演，而且多少都與我有關，這真不知該喜還是該憂。

這就說到了年底的貴州講學。我把它稱作退休以後的“歸根”之舉，講演的中心主題是：“認識我們腳下的土地”。關於這次貴州講學，新華社發了專題採訪報道；始終和我同行的杜應國君也寫有《歸來的學魂——錢理群 2003年貴州之旅》的長文；對於貴州學子所提出的問題，無論當場作出對應，還是未及作出的，我打算另作專文。這裹就沒有必要細說。另一方面，文章斷斷續續寫來，拖得太長，也真想快些了結，以做它事。那麼，就只說一點：提出“認識我們腳下的土地”這一命題，其實是基於我對全球化與中國的現代化開發的隱憂。全球化是一個客觀存在的趨勢，我自己是無意也無力抵制的；但我所擔心的是，將全球化變成是消除文化差異性的全球文化單一化，這就可能導致民族文化的危機，更會在年輕人中引發疏離本土文化的傾向，出現無根的一代，而造成人的存在危機。與全球化問題聯繫在一起的是中國國內，例如西部地區的現代化開發問題。本來落後地區和國家，渴望脱貧致富，走向現代化道路的要求，是具有歷史的合理性，甚至必然性的；但卻因此而容易陷入急功近利，以反自然、反文化的態度開發，從而破壞自然的生態平衡，將民族文化內在精神空洞化，以經濟的邏輯摧毁自然與文化，形成另一種形式的浩劫。這樣，我們也就陷入了既不能反對現代化，又為其後果擔憂的兩難選擇。這與我們面對全球化所感到的困境，是同質而又相互聯繫的。可以說我是帶着這樣的困惑來與貴州的年輕朋友對話的。

當然，我也帶着一種理念，一個期待，就是希望年輕一代在全球化與現代化的大趨勢面前，能够加强自我生命與生養自己的這塊土地，土地上的文化及人民的血肉聯繫，這樣才能與全球化與現代化的邏輯形成某種既相融又有所抗衡的張力，而不至於完全被其吞沒，失去了自我——民族的，本土的，個人的自我。這正是我提出“認識我們腳下的土地”這一命題的苦心與用意。

但對話的結果卻表明，貴州的年輕一代當下最關心的，還是現實生存的問題，對於他們，現代化與全球化的邏輯或許是更有吸引力的，而我的擔憂，卻顯得超前，至少是他們體會不深的。在這一點上，我與我的言說對象之間，是存在着認識上的錯位的，這也就是我在整個活動過程中始終有一種熱鬧中的寂寞感的原因所在。而更為內在的困惑，是我對自己的言說也是在不斷質疑的。我不只一次地問自己，我如此地强調民族文化與本土文化，儘管我所强調的民族文化是包括、或者首先是以魯迅為代表的現代民族文化的，但是不是仍然顯示了一種保守的傾向？這樣的立場，是不是又會形成某種遮蔽？或許正是出於這樣的自我警戒，我在講述自己的理念時，總有些猶豫，並且力圖使其複雜化，如前文所轉述的我與上海學生的談話就多少有這麼一點相互纏繞的複雜性，其實是顯示了言說的困境的。在貴州的演說因為是面對眾多的聽眾，就不能不追求言說的明確性與鼓動性，也就必然以簡單化為代價，我自己對此既不滿又無可奈何，我私下一再表示的信心不足正是源於此的。這些內在的苦衷恐怕也是人們難以理解的。當然，在貴州的演說也有成功之處，主要是我結合自己的經歷與經驗，和貴州的年輕朋友討論如何在現實的生存困境中找到自己的生存意義，或許打動了某些聽眾。——這本也是我的這次貴州講學的目的之一；我是希望有更多的新一代的理想主義者到鄉村文化建設中去尋找自己的用武之地的。而更多的貴州朋友，特別是文化界的朋友，他們更注重的是我對貴州文化的關注，對我的“反抗被描寫”的命題產生濃厚的興趣，這自然也是我的文中之義。

關於“保守性”的話題，還有一點意思要說：我在前文提到的（中國大學的問題與改革）一文中有這樣一段話：“長期以來，我們都把‘保守’作為一個貶義詞來使用，彷彿保守就意味着落後，守舊，不與時俱進，因而就是愚昧等等。這背後有一個‘新比舊好，越新越好的觀念’，其實是大可質疑的。從知識的發展的角度說，是必須先有學習、繼承、借鑒、積累，而且在學習的初期，還要經過一個模仿、重複前人的過程，沒有‘舊知’的積澱，絕不可能出‘新知’，是不能處處‘創新’的。從精神的發展的角度，更是不能與時俱進，而必須有堅守，也即有所進也有所不進的”。文章結尾，我還對北大提出了這樣的忠告：“當‘改革’、‘與時俱進’成為一種時髦的時候，我更想提醒人們注意其背後可能存在的危險。我贊同、可以說渴望北大的改革，因為在我看來，北大已是積弊已深，再不改，真要被時代所淘汰；但我又憂慮於北大的改革，我擔心改革如果不能對症下藥，甚至下錯了藥，就會舊病未除，新屙又至，北大就真的承受不住，連那點老底都要賠進去了。在這種情況下，有時冷一冷，看一看，保守一點，也不見得不好，北大不要任何時候都領天下風氣之先”。

這裹所說自然不是對北大一校而言，實際上是對當下中國問題的一個觀察與判斷：中國上下正瀰漫着一個應該高度警惕的思潮，即“發展就是一切”，“改革就是一切”，而着意迴避：“為什麼改革、發展？要改革、發展什麼？誰來主導改革、發展？如何改革、發展？誰從改革、發展中受益，誰從改革、發展中受損？”這樣一些實質性的問題。而中國發展到今天，它所面臨的已經不是“要不要改革、發展”的問題，而是“要什麼樣的改革，發展”的問題；將改革、發展絕對化，並以此來杜絕、禁止對所推行的改革進行質疑與追問，其實質就是要為借機維護既得利益的所謂“改革”提供合法性和保護。

而所謂“與時俱進”的口號，其本身就是不科學的，具有濃厚的實用主義色彩，在中國的環境裹，更容易成為流氓文化的一個說詞：一切最荒謬的思想、最荒唐的行為，都可以在這個口號下藏身，獲得合法性與正當性；套用當年羅蘭夫人的說法，我們完全可以說，“與時俱進（還有改革、發展），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正是針對這樣一個現實，我近年總喜歡用“堅守”一詞與之對抗，在這實利主義橫行，無信仰、無操守的時代，人更是應該“守住”一些東西的，這樣的“保守”，在我看來，是自有意義的。——這也算是一個自我辯護吧。

（五）

在這篇回顧應該結束的時候，展望 2004年及其以後的中國與世界，仍不敢有任何樂觀。在我看來，美國總統選舉的最大可能是布殊繼續主宰白宮，美國霸權主義將繼續推行並得到加强，一切反抗與制衡力量都不足以阻擋這一趨勢。而國內問題，我關注的有二：首先是私營企業的興起（這是中共十六大以後最重要的變化）將給中國經濟的發展注入新的活力，勢頭一時不會減弱；但中國私營企業將表現出怎樣的特點，與掌握權力的利益集團的關係，新興企業家階層的形成與壯大，對中國的經濟與政治將發生怎樣的影響：這都是有待進一步觀察、研究的問題，這是會關係着未來中國發展走向的。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是，中國的改革一直是在一黨專政的體制下進行的，發展到今天，這一體制所能提供的發展餘地已經不大？就連執政者也承認，中國經濟、政治的發展遇到的是一種體制性的障礙，但卻不願公開點破：所謂“體制性的障礙”，就是一黨專政的體制。敢不敢、能不能突破這一障礙，正是當下中國問題的癥結所在。人們都希望能够用漸變的方式來解决這一中國改革的真正難題，以避免巨大的社會動盪。這也就是我一再主張的“開始要早，步子要慢”。而我的擔憂正是在遲遲不開始，矛盾積累、激化到非解决不可的程度，驟然激變，那付出的代價就太大了。這兩個方面，在 2004年相信不會有大的變化，但是否會出現什麼新的因素，只能有待觀察了。

2004年 1月 l一 3日，1月 14一 18日

2003

送李慎之先生

慎之先生走了，在這病毒流行的非常時期。不能去為他送行，只能以文相送。

對於我，這篇文章是非寫不可的，否則，我的心難以安寧。因為慎之先生曾給我以關懷，而我卻未能當面表示我的謝意與敬意——造成了我的永遠的遺憾！

我與慎之先生只見過三四次面，而且都在參加某個座談會時，因此，只能匆匆交談幾句。但慎之先生卻一再地表示對我的研究工作的關心，後來又專門讓他的女兒，約我上他家去長談。但卻幾次錯過機會，未能如約前往；現在想起來，也與我在尊敬的前輩面前常有局促之感，稍有躊躇有關。而且總覺得同在一個城市，還會有長談的機會，卻根本沒有料及先生會這麼早地遠離我們而去！但現在已經悔之莫及了！所幸的是，後來我們還是通了幾次電話，其中有一次是先生囑我為他查找某個資料（大概是魯迅某句話的出處），總算為先生做了一點小事，談不上對先生關懷的回報，但我還是很高興的。而尤讓我感動的是，就在先生遠行前不久，還特地委派丁東兄來看我，對我對某些問題的看法表示關注，但我因為不願爭論，而未能作正面闡述，又一次錯過了機會。事後還是有些後悔，覺得以這樣的態度來對待一位自己所尊敬的前輩的關心，似有不妥；本準備以後再當面表示我的歉意，而且相信以先生的寬容，也會理解作為後輩的我的一些不同意見。但誰又會料到，這竟會成為一個永遠不能實現的夢！而現在卻只能在這裹以筆代言，然而——慎之先生，你能聽到嗎？

我尊敬先生，是因為他一生反對專制，追求民主，並貫徹始終。——這看似簡單，但如果將其置於中國現代歷史，現代知識份子精神史背景下：就會知道，這很不容易，很不簡單，甚至非同尋常。先生在好幾篇文章裹，都談到他年輕時候，作為一個“青年左派，青年共產黨人”，是懷着“要反封建，反傳統，要自由，要民主，尤其要共產主義”的理想而參加革命的，他們的直接目標是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與帝國主義（首先是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這就是說，他和他的革命同志在人生道路的起點上，就是高舉五四“民主”與“科學”的旗幟，“為民主而鬥爭”的。（參看《回歸‘五四’，學習民主》，《全球化和全球價值》等文）——在我看來，確認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因為現在有一種似是而非的說法，似乎國民黨政府不曾是一個一黨專政的獨裁政權，而反抗國民黨統治的中國共產黨人，似乎從一開始就是“五四”民主，科學傳統的對立面；這背後其實仍是一個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歷史觀，是以共產黨人後來的失誤、異化來否認他們最初的選擇。這不符合歷史事實，是不公允的。應該毫不含糊地肯定這一點：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革命隊伍中，曾經聚集了一批迫切要求民主、自由的志士仁人，他們並且為之付出了巨大的犧牲。魯迅當年對左翼文學的評價今天仍然沒有過時：“我們的同志的血，已經證明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革命的勞苦大眾是在受一樣的壓迫，一樣的殘殺，作一樣的戰鬥，有一樣的運命，是革命的勞苦大眾的文學”（《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驱的血》）；而且我認為這也是適用於慎之先生所屬的“青年左派，青年共產黨人”的。我對慎之先生的崇敬，首先是出於對這些為中國的民主、自由流血犧牲的“青年左派，青年共產黨人”的崇敬。

同樣不能迴避的是，這些“青年左派，青年共產黨人”後來的變化與分化。悲劇正是發生在：當年從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這道門走進去，卻從另一道一黨專政的門走了出來。一黨專政正是中國政治始終邁不過的一道坎，中國的政治民主化，以至整個中國的現代化因此而失去了許多機會： 1927年，蔣介石因為要建立一個一黨專政的政權而對自己的盟友年輕的共產黨人大開殺戒；1946年，國民黨政府也是因為不願放棄一黨專政而發動了內戰； 1956年，毛澤東也同樣因為要堅持一黨專政而大抓“右派”，從此開始了大規模的鎮壓運動（在此之前，還有反胡風運動等等），並且長期延續下來。可以說，每到中國歷史發展的關鍵時刻，就會在一黨專政問題上卡殼，並且發生急遽逆轉。問題的嚴重性還在於，當年的青年左派與青年革命者中，有許多人在思想上也過不了一黨專政的這個坎，他們始終不能擺脱“打天下者坐天下”這樣的中國傳統觀念的束縛，堅持所謂“權力絕不能分享”的一黨專政的邏輯，這背後其實是有一個既得利益的問題，而不完全是一個觀念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自身的異化就是不可避免的：由當年的反專制、爭民主的革命者變成了專制體制的執行者與維護者，從而在實際上背離了自己當初的民主、自由理想。而專政的邏輯卻是無情的：在特定的歷史時期的需要下，專政的鐵拳也會打在它的忠實執行者的頭上，當年反右積極份子在文化大革命中飽受專政之苦者，就不在少數。可悲的是，有許多人一旦官復原職，又成了一黨專政體制的維護者，甚至更變本加厲：這時，就更出於利益驅動了。這些事實都說明，當年的青年左派與青年革命者在革命勝利，自己的黨掌了權以後，要跳出一黨專政的魔障是多麼的不容易。這裹，最基本的問題，是要始終守住自己當初的信念：跳出一己一黨的私利，以追求真理為鵠的，堅持民主、自由、平等，全體人民的解放……的理想。這些話，今天的人們似乎也在講，但做戲的多，認真實行的，少而又少。而慎之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當我從先生的著作中，讀到“在二十世紀，一個個把持政權的所謂新型政黨，實際上都是專政政黨”（《和平奮鬥興中國》）這一歷史總結時，當我從網上讀到那篇呼籲結束一黨專政的宏文時，我的第一個感覺是：先生終於跳出來了，這需要非凡的膽識，更是具有一種歷史的意義的，這正是引起我的極大崇敬的更重要的原因。

作為一位黨內的理論家，慎之先生並不止於這樣的結論，他更要追問：這樣的“由這道門走進，從那道門出來”的悲劇是怎樣產生的？特別是在理論上有過哪些失誤、陷阱？這也是需要理論的勇氣與創造力的。慎之先生在這些方面有許多深入的思考。如他對所謂“實質民主論”與“民主集中制原則”的質疑，他對所謂“只要目的正確，就可以不擇手段”的“革命邏輯”的批判，都是十分有力，並且極具啟發性，我從中受到了很大的教益，我甚至是心存感激的：正是先行者對自身血的經驗的總結，才使我們這些後來者可以少走些彎路。當然，慎之先生對歷史經驗的某些總結，我也有所保留，或者說有不同的看法，這也是很正常的：我們所面臨的二十世紀中國與世界的歷史，以及當下國際、國內的現實問題，其複雜性我們其實是估計不足的，在這種情況下，產生這樣那樣的分歧，是一點也不奇怪的。在總結歷史經驗與現實問題的思考上，也應該堅持民主與科學的精神，我想這也是慎之先生期待於我們的。

面對過去，現在與將來，逝者可以安息，生者還將繼續前行。

2003年 2月 21日

按：此文當然不能公開發表，只收入了朋友編的關於李先生的紀念文集裹。文集在民間廣泛流傳，我的這篇短文卻意想不到地引起注目，並得到了來自“左”、右兩方面的批判。極“左派”因為我讚揚李先生跳出了“一黨專政”的巢穴，將我定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改革派”（詳見《回顧2006年》）。而我的一位持自由主義立場的學生和朋友，則因為我肯定了李先生早期選擇，表達了我對“青年左派，青年共產黨人”的崇敬，而撰文批判，認為共產黨從成立那天開始，就是一個“邪教”組織，我不應該為共產黨辯護。——應該說這“左”、右兩邊的批判倒是真實地反映了我在當下中國思想、文化界的地位與處境。

2009年 2月 20日補寫

2004

2004年的回顧與 2005年初的思考

（一）

按以往的習慣，此文應寫於年末與年初的交接時刻，但今年卻因為要趕着做自我總結與清算，竟拖到了三月下旬，也就順便將年初發生的事情所引發的思考一併寫出，於是，就有了這個題目。

2004年，無論是國際還是國內，都可以用一個詞來概括，即是“塵埃落定”。

經過種種爭論、期待、預測，最後有了這樣的結果：布殊連任美國總統。不管對此作出怎樣的評價，這是一個必須接受的事實。由於美國的全球影響，這個事實也必將影響世界的發展，甚至波及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據說布殊的就職演說，被稱為“理想主義的宣言”。而布殊也真的以不容置疑的語氣宣佈：他的神聖使命就是要推翻世界上一切“獨裁政權”，將美式“民主”推向全世界。在我看來，這樣一個所謂“理想主義宣言”，實際上就是一個“美利堅帝國宣言”。為實現這樣的帝國理想，所採取的手段，一是直接派兵武裝“解放”，這就是伊拉克模式；另一就是支持本國的反對派發動“革命”或“和平起義”，其典型模式前有格魯吉亞、烏克蘭，後有黎巴嫩。而且看來都頗有成效，一時大有“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之勢。在中國知識份子中，也大有人為此而歡欣鼓舞。但在我的感覺裹，卻是一個歷史的循環：在二十世紀初，随着俄國革命的勝利，也曾有過一個“世界革命”的高潮，其目的就是要以俄國為榜樣與基地，推翻一切“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統治，將蘇維埃式的社會主義推向全世界，而且也是打着理想主義的旗號，以“解放全人類”為神聖使命，其手段也同樣是“解放戰爭”，“革命”與“起義”，而且也是大有“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之勢。但到了世紀末，卻顯示了相反的結果：一切都走到了自己的反面。在某種意義上，布殊的打着民主旗號的美利堅帝國理想的出現，正是對一個世紀前的蘇維埃帝國理想的報應，卻又是一個拙劣的模仿。歷史當然不會簡單地重複，其結果如何，當拭目以待——今年六十六歲的我，已無法看到結果，只是想給處於熱昏狀態的帝國夢遊者提個醒：歷史是無情的。

中國在這一年也順利地完成了權力的交接，於是，被人們炒得沸沸揚揚的“新政”，也就開始顯出真身。據說一篇宣佈“絕不當戈爾巴喬夫”的講話讓許多知識份子大失所望，因為在此之前，當權者 2003年的“親民”舉措曾經使他們大感振奮：以至想入非非，現在出乎意料地顯出另一面，就大呼“上當”，甚至有些不知所措了。其實，在權力鬥爭中，玩弄民眾牌，本就是中國特色的政治謀略的慣用手法，毛澤東在 1957年與文革初期，鄧小平在文革結束出山時，都已經將其發揮得淋漓盡致，得心應手，後來者不過是承其衣鉢，只是較為不動聲色而已。但中國的知識份子卻從不知吸取教訓，老是把希望寄托在“好皇帝”身上——這些年正是知識份子將中國歷史上的所謂“好皇帝”演義個够，騙了老百姓不說，連自己也給蒙糊塗了。這也是這些年當局所實行的“强迫遺忘”的文化政策的一個實效： 1957年反右運動，文革……的歷史早就被抹得乾乾淨淨，何談“以史為鑒”？

其實在此之前，早已有了“任何時候都要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大意）的宣言，只是人們一廂情願地將其視為一種姿態，而不加深究。姿態這一面自然是有的，但同時更恐怕是認真的。不要忘了，這一代領導人是在毛澤東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期强調“培養黨的接班人”那樣的背景下成長起來的，在某種意義上，他們正是由毛澤東培養出來的接班人。這是顯示了毛澤東的遠見的：他事實上仍在深刻地影響着當今中國的政治與思想文化。在某種程度上，我們現在是處在“後毛澤東時代”，甚至可以說是“後文革時代”。

一個有趣而發人深思的現象是，毛澤東本人和他的接班人都被兩個俄國人的幽靈所籠罩，被攪動得神舍不安。毛澤東總覺得“中國的赫魯曉夫”就睡在他的榻傍，這是他不惜一切代價也要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原因。而他的接班人則最忌諱被視為“中國的戈爾巴喬夫”。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心事，就是要在自己統治中國的時期，保證“紅色江山不變色”。對於毛澤東，“不變色”或許還有堅守某種理想的成份，但其內核卻是堅持“打江山者坐江山”的一黨專政體制，而對於毛的後繼者，後者就幾乎成了唯一的追求與目標。這就是毛和他的接班人的底綫，這是無論如何不會、也不容突破的。

這也正是 2005年年初圍繞趙紫陽逝世所展開的鬥爭的實質。趙紫陽是有可能走出突破一黨專政體制第一步的中國共產黨內的最高領導人之一；他的逝世，將中國當下政治生活中的三大問題：為“六四”平反的問題，人權問題與政治體制改革問題突顯出來，人們本來期待，新的領導人能够趁勢邁出解决這些已經迫在眉睫的問題的第一步——也就是說，人們並不奢望一步到位，而希望有一個開始，那怕僅僅是一個姿態；但就是這樣的溫和、漸近的方式也被斷然拒絕，這就明白無誤地發出一個信息：中國共產黨的第四代領導仍然要堅持一黨專政的體制，不會作出任何根本性、實質性的變動。這就意味着，黨將繼續把持對國家、軍隊、司法、輿論、意識形態……各方面的全面控制，實行實質上的强權專制，即所謂新權威主義的開明專制。中國的“經濟開放，政治卡死”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畸形改革路綫將延續下去。這樣，也就再一次失去了歷史的機會，中國的政治民主化將因此而推遲十年，以至更長時間。

當然，作為新一代的領導自然也會有自己的特色，這就是他們自己一再宣稱的“親民”，與其前代一味地向精英傾斜相比，在政策上作了某些調整，即在保證富人繼續富下去的前提下，對窮人即所謂弱勢群體有所照顧，以扼制貧富不均、兩極分化的勢頭。這當然首先是出於穩定的需要，事實上中國的貧富不均、兩極分化早到了臨界綫，社會矛盾的尖銳化已經將執政者置於火山上，再不加遏制與調整，就會直接威脅到統治的合法性，這是面對生存危機，不得不作出的讓步，其被動性是顯然的。但卻也不能排除毛澤東的影響，如前所分析，這一代領導人（包括地方的領導）成長於毛澤東時代，年輕時代的理想，儘管已經被既得利益所扭曲，但至少對他們中的一部份人還會在不同程度上發揮作用。這樣的主客觀的情勢，就决定了在總體堅持極權體制，堅持精英統治的前提下，又會有所鬆動，有所調整。這樣的鬆動、調整，當然不是沒有積極意義的；而且也有可能使民間社會運動與民間輿論獲得某些發展的空間與餘地，這樣的控制與反控制的鬥爭將會長期繼續下去。

這樣，這一代領導人也必然面對既要從根本上維護一黨專政的利益，又要在一定程度上照顧普通民眾，特別是弱勢群體的利益的兩難與矛盾。這其實也是當年毛澤東的矛盾，他實際是處於黨官僚與工農為主體的民眾之間，前者是他必須依靠的統治力量，後者是他自認為的統治基礎；但他是將自己凌駕於二者之上的，時而利用民眾打擊不聽話的黨官僚（ 1957年整風運動期間，文革初期），時而與黨官僚聯合起來鎮壓控制不住的民眾（反右運動，文革後期），從而將控制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由於毛澤東享有不受限制與監督的絕對權力，再加上他個人的威信與謀略，在大多數情況下，他是將民眾與黨官僚玩弄於股掌之間的，但卻在文革後期，卻同時失去了二者的支持，成為真正的孤家寡人，這正是毛澤東的悲劇所在。

而他的繼承人不但不可能享有他那樣的絕對權力與絕對權威，而且他所面對的兩大力量都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黨官僚在二十多年的錢權交易中已經成為享有巨大的權力與財富的利益集團，獲取最大限度的權力與利益成為根本的驅動力，意識形態對他們已經不再具有吸引力與控制力。這樣，毛澤東對付黨官僚的手段今天已經失效：既無法再用所謂“整風運動”來進行意識形態與組織控制（這些年多次進行的所謂“三講”、“保先”教育收效甚微，就是一個明證）；又不敢發動群眾用運動的方式進行整治，萬一失控，造成社會動亂，就可能根本上斷送自己的統治地位，這是誰也不願冒的風險。而在一黨專政的體制下，制定法律、執行法律與監督法律都是同一個黨，都要絕對服從黨委的領導，這樣的大前提下，所謂用法律與制度來制止腐敗，其作用也極其有限。事實上，這是一種制度性的腐敗，在某種意義上，腐敗正是維護一黨專制的必要條件。這就注定了反腐敗只能治標不可能治本，但只要不能治本，反腐敗也就必然是越反越多，並且質變為黨內鬥爭的手段。

但掌權者的無法控制與根治的腐敗，就必然要不斷地侵害民眾，特別是弱勢群體的利益。而今天掌權者已不可能如毛澤東時代那樣，用意識形態來吸引與控制民眾，掌權者與民眾的關係也變成了純利益的關係，只要侵犯了民眾利益，就會引起不滿與有形無形的反抗。這就是今天統治者所面臨的兩難：既要反腐敗，否則就要從根本上失去人民的支持，從而失去統治的合法性；又不能、也不可能徹底反腐敗，那會失去既得利益集團的支持，也會損害自身的根本利益，同樣危及自己的統治地位。而即使是治標性的反腐敗，也會不斷引發黨內的各種矛盾；中央與地方的矛盾，各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矛盾，使黨內鬥爭日趨殘酷化，從而加速黨內的危機；同時又因反腐敗的不可能徹底而引發民眾越來越難以克制的不滿與怨憤，孕育着巨大的社會危機。

這一代領導還想通過“親民”形象的自我塑造來緩解民眾的不滿，但恐怕也很難有長效。因為他們所要堅持的一黨專制體制不可能賦予人民以真正的權力，他們標榜的“權為民所用”本身就是强調權力掌握在自己手裹，不過是要“為民作主”，延續的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清官傳統，距離現代民主是相差甚遠的。因此，他們所能與所要緩解的只是弱勢群體的物質貧困，而不會，也不可能解決底層民眾、弱勢群體的權力貧困。這樣，所謂“親民”，實際上是極其有限的，而且會越來越具有表演性，而這樣的表演性的人民利益的强調，卻可能激起人民更强烈的利益欲求，但又不可能滿足，這都可能反過來了强化信任危機。

其實當權者是清楚自己統治的民眾基礎的薄弱，明白民眾不滿的“星火”隨時有成“燎原”之勢。他們真正害怕的是知識份子與民眾的結合。這幾乎成了一個規律：一旦出現民眾的不滿與反抗，首先要做的，就是加强對知識份子的控制與新聞、出版等媒體的控制。毛澤東當年就是這樣做的：根據我的研究，毛澤東迫不急待地在 1957年 6月初發動反右運動，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當時中國農村、工廠不穩，毛澤東擔心學生在暑期到基層點火，局勢難以收拾。在這個意義上，是可以將對知識份子的嚴加控制看作是社會危機嚴重的一個表徵的。但這樣的思想控制也就必然激化當局與知識份子的矛盾，進一步失去民心。

這都說明，中國的改革開放，到了二十一世紀初，政治體制的改革已經成為一個瓶頸問題。這就是說，在一黨專制的體制下，發展經濟的空間，已經越來越有限了。今天人們，包括當權者已經公開談到改革開放遇到了深層次的問題，即是體制的問題，但卻不願意承認，所遇到的體制問題，實際上都直接或間接地與一黨專政的體制有關。

當然，在我看來，在現行極權體制內，經過一些調整，經濟還會有發展的空間與時間，只要經濟還在發展，社會矛盾一時也不會激化到失控的地步。其實這正是一個在社會基本穩定狀態下，逐步着手推行政治體制改革，有步驟地鬆動一黨專政體制的時機，這可能是最有利於全體人民與國家發展的方式，由於中國國家大，人口多，情況複雜，急劇變革反而是不明智的，那樣付出的代價太大。現在，第四代領導断然拒絕邁出改變一黨專政體制的第一步，就很有可能失去了一個和平漸變的歷史時機，其結果必然是將中國的“經濟開放，政治卡死”的畸形改革推向極端，走一條人們所說的“壞資本主義”與“壞社會主義”惡性嫁接的道路，不但會造成巨大的社會問題，激化社會矛盾，而且也會造成與加劇經濟發展的危機。如果逼到了近於崩潰的地步，再來被動地進行急轉彎，那就會造成社會的大動盪，而我們多災多難的國家已經再也經不起這樣的折騰了。這就是這些年我一直呼唤“開始要早，步子要慢”的原因。這一年人們經常談論中國的改革到了十字路口，在這樣的關鍵時刻，第四代領導所做的這樣一個選擇，其嚴重性是不言而喻的。我們也只有拭目以待。

這一代領導在 2005年初還提出了一個“和諧社會”的理想。這在一個方面也是承續毛澤東的，是又一個烏托邦的理想目標，自然是試圖重建社會理想，以增强意識形態的凝聚力，這也是毛澤東的治國方略。但從另一方面看，這樣的“和諧”理念與毛澤東的“鬥爭”哲學是完全相反，針鋒相對的；這大概是總結了毛澤東的教訓，而作出的“鞏固執政地位”的另一種選擇。因此，看起來是提出了一個價值理想，其實是有很强的實用性的，它的實際作用是為已經和將要採取的某些調和社會矛盾的調整性政策提供理論根據，但也因此很難真正達到凝聚人心的目的。老百姓面對的是矛盾與衝突日益加劇的社會現實，迴避這樣的現實，高談“和諧”，只會被視為空話與高調，甚至有欺騙之嫌。對於各級幹部，則是增加了一種套話模式，誰也不會認真看待。用理想來吸引、控制人民的毛澤東時代已經過去，理想的空洞化是不可避免的。

但無論如何，新一代領導的毛澤東色彩也許是更為鮮明的；但主客觀條件已經完全不同，回到毛澤東時代已不可能：這是名副其實的後毛澤東時代。這樣一個後毛澤東時代，還在發展中，有的問題還需要作進一步的觀察，包括以上的一些分析與判斷，都有待檢驗，依然是姑妄言之。

這裹還需要討論的是，當代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這也是毛澤東與他的接班人的重大不同之處。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一方面是身處於社會主義陣營之中，與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相對立，同時又挑戰蘇聯的領導地位，以至到毛澤東的晚年在其親自主持下形成了中美聯合反蘇的格局。另一方面，毛澤東又堅持自力更生的原則，實行了某種程度的對外封閉的政策，但也因此保持了中國在國際大格局中的總體上的獨立地位。而今天，已經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而且中國是以對外開放，融入全球化大格局為基本國策的。而且随着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日益成為國際大國俱樂部的一個成員。外國的投資已經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之一。随着西方科學技術、管理模式的自覺引入，西方，特別是美國的意識形態，思想文化及其生活方式，已經通過各種途徑滲透到中國的中上層社會，以及年輕一代中。中國特權階層與知識份子精英階層中已經形成了一個親美派，並在中國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界生活中佔據了舉足輕重的位置，中國所謂第三代領導就是其代表。

這樣，當今的中國，已經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特別是美國形成了密不可分的的利益關係，這是中外關係的一個基本方面。另一方面，中國的經濟崛起，不但引起周邊的小國、大國（俄國，印度）的疑懼，而且被美國以及日本視為最具潛在威脅的國家，而中國當局對極權體制的堅持，又自然成為美國推行其美式民主的障礙與對象，這樣一個儘管深受美國影響，卻又堅持與美國不同制度的，越來越具國際影響的東方大國，與美國又顯然存在着某種利益的衝突。特別是美國在 2003、2004年在前社會主義國家連續發動的“顏色革命”不能不引起中國新一代領導的高度警惕，毛澤東在他們年輕時代所發出的“防止和平演變”的警告，突然具有了某種現實意義，這大概就是新一代領導對朝鮮與古巴這樣的“堅持社會主義”的國家表示讚賞的內在原因，在我看來，這也是随之展開的對新自由主義的官方批判（在此之前，知識界早有爭論，但限於學術範圍，與這次官方的權力圍剿有質的區別），以及與拉丁美洲的拒絕新自由主義的左派政權的突發熱情的內在背景。

2004年以及 2005年初所發生的許多國際事件都表明，伊拉克戰爭引發的世界新格局：以單一的美國化的全球秩序為追求的美國、英國與日本，以及打着多元化旗幟的法、德、俄、中的對立，既在發展，又相互協調，形成十分複雜的關係。而在亞洲地區特別值得注意的，則是日本對華態度的日趨嚴厲，正在强化“依靠美國，牽制中國”的國策，在這樣的背景下，中俄、中印的接近，也很值得注意。在美國推翻“獨裁政權”，將美式民主全球化的帝國政策下，中國、俄國、哈薩克斯坦、古巴這樣的前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是否會出現或一程度的聯合的趨勢，也是一個應予關注的問題。

這樣的國際關係的變化與前述國內問題是息息相關的。它給中國民間的堅持民主要求的人士，提出了一個十分嚴峻的問題：在堅持反極權體制的同時，又如何拒絕美國控制、操縱的“顏色革命”。也就是說，必須堅持兩面作戰：既反對國內的專制化傾向，又反對國際上的打着“民主”旗號的美國新帝國主義，既要爭取民主自由，又要堅持獨立自主。至少說，這是在國際國內極其複雜的局勢下，我所要堅持的立場。我當然清楚，在當下中國的思想文化界，知識份子中，堅持這樣的立場，又必須“橫戰”，這已經是我的宿命了。

（二）

在 2004年，我自己還在“按既定方針辦”：“想大問題，做小事情”。與 2002年、2003年不同的，是這一年對自己的專業——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投入了較大的精力，而且大都是計劃外的，這倒是真實地反映了我儘管宣稱要擺脱專業限制作胡思亂想，其實在內心深處卻仍然暗戀着專業學術，於是，一有外在的誘惑或人情請托，就身不由己地參與其中，而且依然十分投入。

這一年在專業研究上有兩個新的嘗試，一是寫了《我們所走過的道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 100期回顧》，這篇五萬字的長文，是從學會會刊切入，進行近二十多年現代文學研究學術思潮史的梳理。同時還寫了有關王瑤先生與李何林先生學術研究的兩篇文章，這樣的學科發展史的研究，是可以延續下去的。其二是寫了一篇三萬字的長篇學術論文：《《萬象》雜誌中的師陀的長篇小說《荒野》》，這是一次研究方法上的自覺嘗試，即試圖為這些年已經成為熱門的雜誌研究，探討一個新的研究途徑，並將近年學界所提倡的文獻考釋、文本分析與文化研究有機結合起來，同時也繼續試驗一種“講故事”的敍述性的學術文體。研究方法與學術文體的試驗，一直是我最感興趣的，我從中體驗着一種學術創造性的快樂。此外還寫了有關賈植芳先生四十年代小說的研究論文——這一年，我對現代文學研究界的前輩，突然有一種强烈的思念之情，卻說不清因何而引發；這也是九十年代初就有過的寫作計劃，看來，我還是念念不忘四十年代小說史的研究，但願有一天能够回到這個領域裹來，再作一番馳騁。今年是連續第二年去復旦大學古代文學研究所講學，有兩篇新講稿，即《關於建立無產階級文學的不同想像與實踐》、《三十年代關於古代文學的幾場論爭——以魯迅為中心》，這都是心中孕育已久的題目，卻無暇作更深入的研究，現在總算逼出了一個初稿，當然只是雛形。花了不少功夫的倒是《大學文學》現代文學部份的寫作，這完全是友情客串，寫起來卻越來越認真。儘管寫的是胡適、魯迅、周作人、老舍、沈從文、張愛玲、艾青、穆旦、曹禺九大家，都是我有過研究的，但也力圖寫出新意。這也是對大學生進行文學教育的一個嘗試，是我近年一直關心的。這樣， 2004年竟寫了十四、五萬字的有關現代文學研究的文章，這是一個意外的收穫。相應的學術活動也比較多，先後在汕頭、南京、上海、杭州、徐州、聊城、煙台、開封、鄭州等地開會或講學。連同退休後 2002年、2003年的講學，計劃編一本《錢理群講學錄》，算是一個留存吧。

這樣對現代文學學科的集中關注，在另一方面卻分散了我的精力，我的主要的學術研究工作《 1957年學研究筆記》的寫作因此受到了影響，僅寫了兩篇論文：《1956、1957年中國農村、工廠與學校》、《六十年代初湧動於北京校園的地下新思潮》，儘管都有一定份量，有新的開拓，但鬱積於心的幾篇大文章均無暇寫出，這是本年度最大的遺憾。稍感慰藉的是，《研究筆記》中有兩篇在《随筆》上刊登，部份文章在綱上發表，引起了讀者的關注，因此陸續收到了有關反右運動的回憶錄或檔案材料，為此書的寫作提供了許多新的資料，也產生了一些新的想法。無論如何，此書一定要在 2005年完成，再不能拖下去了。

2004年，還做了三件“小事情”：一是去加拿大探親，這也是一次回歸：回歸家庭與回歸大自然。因寫有《旅加日記》，不必多說；二是到母校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給中學生講魯迅，因中學講課還在繼續，以後再作總結，也會出一本書：《錢理群中學講課實錄》；三是參與大學生中的青年志願者支農支教活動，也做了兩件事：支持北京部份高校學生“西部陽光行動”在邊遠農村辦了六所農村圖書室；為被師大“農民之子”社團組織的“北京市首屆打工子弟學校作文比賽”擔任評委，並捐獻了一批書，其中主要是我在 2004年編選的《新語文讀本（農村版）》。

值得一說的是，我因此而寫的一篇長文：《我們需要農村，農村需要我們——中國知識份子“到農村去”運動的歷史考察與現實思考》，提出了關於中國社會改革的一個設想——儘管很可能是一個新的烏托邦。在我看來，在初步實現了工業化以後，中國的現代化應走一條以“農村改造與建設為中心”的道路。首先是確立這樣的建設現代國家的基本理念與目標：“農民不富裕，就談不上國家的富裕；農民沒有充分地享有民主、自由的權利，就談不上國家的民主、自由；農民沒有根本改變愚昧、落後的狀態，就談不上國家的文明；農民沒有從種種束縛下解放出來，就談不上國家的解放”。而農村改造與建設的核心又是“在農村建立現代公民社會”，即要使農民獲得三大權利，即“經濟發展上的更大的自由與自主權，政治上發展鄉村民間組織的權利，以及平等的受教育權，這其實就是要使農民真正成為現代公民，也就是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裹所說的‘自由人’。這既是農村改造與建設的根本，又是中國社會改造的基礎”。這當然是一個長期的戰略目標，但又是可以具體實踐與操作的，我在文章中建議青年志願者做三件事：“一是協助鄉村教育的發展？除了文化、衛生教育、農村經濟教育之外，一個重要方面是公民教育，使農民真正獲得以個人自由和自覺的民主參與、權利與義務統一為核心的公民意識。其二，幫助農民進行農村信息建設，宣傳政府的政策法規、法律知識，傳播農業科學技術：能否及時獲得各種信息，這也是現代公民的一個基本權利。其三，就是協助農民組織起來，發展各種類型的鄉村民間組織”。而“這三方面的工作，最好是在某些條件相對成熟的實驗點上集中進行，這樣比較容易取得實效，並獲得經驗，以便推廣。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當時中國曾有過一千多個實驗點，今天完全有條件有更大的發展。如果這樣持續做下去，八年、十年、幾十年，就會實實在在地改變中國農村的面貌”。而這樣的鄉村改造與建設，又是一個“利用中國傳統的鄉土資源，走出一條既吸收西方現代化建設中的成功經驗，又有別於他們的中國自己的鄉村建設、現代化道路”的過程，“同時又是一個現代民族文化重建的過程”。

“這樣的改造與建設，當然主要依靠農民自身的力量，但同時需要有大批的知識份子，也包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給農民以切實的幫助，因為我們今天所要從事的鄉村改造與建設，歸根結底是一個現代科學、民主運動，一個現代‘立人’運動，在這個意義上，它與五四新文化運動是存在着一種內在聯繫的。它必須以現代科學知識、現代民主思想作為指導，作為依托”，這就是說，“到了新世紀初，又重新產生了‘有理想、有獻身精神的知識份子與渴望改變農村面貌的農民相結合’的歷史要求”。這裹，其實是包含了這樣的一個設想，即中國的農村改造與建設，它將有兩個推動力，一方面是國家自上而下的領導、組織與扶持，一方面是民間自下而上的社會運動，以形成相互支持、補充又相互制約的格局，這就能够改變當下中國改革完全由國家控制，缺乏民間社會運動的支持與制約的單一格局，而這正是中國改革出現許多弊端的重要原因。

而無論是國家的，還是民間的鄉村改造與建設運動，都需要大批的鄉村建設人才，他們應以鄉村改造與建設為自己的事業，具有“國家和世界的眼光”，“本國的學術根底”“科學的知識技能”，“創造的精神”與“吃苦耐勞的志願和身體”。這就給中國的教育，特別是大學教育，提出了一個“培養鄉村建設人才”的根本任務，如先驅者所言；農村建設運動“必須以大學為基礎，方能鞏固”，而使大學成為鄉村改造與建設的人才基地，這正應該是大學教育改革的重要方面。而這樣的問題卻根本沒有進入我們的視野，“整個教育都嚴重地脱離了中國農村實際，也就是脱離了中國基本國情，這難道不應該引起我們的深刻反省嗎？”

寫到這裹，我突然明確了一個想法：下一步我的社會工作應該轉移到對鄉村教育與農民教育的關注上，在具體操作上，可以考慮組織編寫各種類型的《農村（農民）讀本》，設立幾個點，通過“西部陽光行動”、“農民之子”的青年志願者，或安順、福建的朋友，進行某種試驗。我知道，在全國，有一批有識之士正在默默地從不同方面推動中國的鄉村改造與建設，我願意以自己的方式加入到這一事業中，我也是在這裹看到了某種希望。

在 2004年年底，我收到了一份最有份量的禮物：與四川眉山市東坡區蘇祠中學的一位老師通了一封信，沒想到她將我的信念給班上的孩子聽，結果每一個學生都給我寫了一封短信，談他們的理想與追求，真摯而動人，讓我為之動容——

“我是一個十一歲的小女孩，在我的世界裹充滿了陽光，希望！我是一個快樂的女孩，我並不造作，這次给您送贺卡，只是誠心地向您祝贺：新年快樂！我的夢想並不大：快快樂樂地過每一天！可是你知道嗎？這樣的夢想要達到也很難。小的時候，就聽媽媽說過北大是多麼好。我很嚮往北大，也很希望在北大撑起一片藍天。但長大以後，我漸漸地發现，那並非我真正的理想。人活在世上，多麼需要快樂，如果你失去了快樂，生活本身就沒有意義了。但是我非常佩服您的為人，讓我重新認識了‘教授’這個字眼，原來教授也可以如此平易近人、謙和。其實大人與孩子之間不一定只能是長辈、師生關係，還可以成為朋友。我就希望能成為您的朋友！一位平凡的女孩劉思琪”

“尊敬的北大教授：我是一個愛笑的人，我每時每刻都带着燦爛般的笑容。我笑，希望你也笑。愛笑的我劉堯”

“尊敬的北大教授：我是一個不愛模仿别人的人，只要別人做過的事，我再去做，便沒有對事物的新鲜感了。我喜歡創新，喜歡别具一格。不同的我劉鳴宇”

“親愛的北大教授：因為我存在，世界會精彩。一個學生姚嘉葳”

“親愛的北大教授：為什麼人嚮往快樂，卻自己给自己壓力、煩腦（惱）呢？李雨晴”

“我的夢想随着風飄得很遠很遠，而我卻不知到（道）這樣的冬天裹，我挚愛的北京大（學）是否像大雪纷飛般冰冷，但我的心是很赤热的。舒淋浪”

“親愛的此大教授：如果說我很開朗，我否認，我並不開朗。我內心的孤獨沒人懂得。今天，有機會跟您說些心裹話，真榮信（幸）。我會努力的，向着我的夢想奮鬥——美麗的北大校園。我堅信自己，我能行！堅强的女孩肖瑞希”

“您為什麼會那麼了不起，為什麼我再努力也得不到第一名？他們說您很出名，我為什麼沒有聽說過您呢；您是不是在默默的奉獻？聰明的糊塗者李柯序”

“我是一名普通的學生，所以沒有某些同學的 ‘偉大理想’。我响往北大，卻不强求，我渴望清華，卻也不强求。只是在一些時候，思绪被落葉捎得很遠很遠……。到寧静的圖書館，到整潔的教室，到清幽的後園湖。所以我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穫，人生必踏踏實實的，一步一個腳印，才能獲得成功。里程碑（李晨）”

“我，一個平凡的中學生，一個渴望自由的女孩，我討厭束縛。在這裹，雖口頭提倡的是素質，素質，可實際上還是漫天飛舞的試卷，老師們一個教背這個，一個教背那個，作業將我壓倒在山下。我掙扎着，尋覓一條通往自由的路。楊晨曦”。

“我有一個很大的煩惱。我既想玩耍又想學習，這兩種矛盾思想纏繞着我，我不想放下任何一邊，但也不想矛盾並存，教授，您說我該怎麼辦呢？辜敘”

“我只不過是一颗小小的行星，我只希望自己快樂，不白白走這一遭。努力過，奮鬥過，這些就足够了。張詩璐”

“我是一個學習很差的小女孩兒，努力過，總得不到回報。當我的夢帶着我飛上藍天後，我想我們會相遇。您能告訴我學習有什麼方法嗎？向您請教的女孩廖丹丹”

“今天的天氣很晴朗，我一向喜歡這種天氣，喜歡獨自坐在草地上，仰頭看着這充滿希望的天空。我總愛在這好天氣中仔細醞釀我遠在天邊的北大夢。……衷心地祝福您這位好教授天天開心！記住，在遠方，有一個小女孩在永遠祝福着你。楊佳微” “請您在北大的門前等着我，四年過後，我一定會出现在北大的課堂裹。朱友”

在六十六歲的人生季節，還能够和這樣的孩子成為朋友，相遇與溝通，真的是很美很美的。

2005年 3月 19日、20日，22日，24日

附錄一 網上文章，民間黑色幽默：陰間來電

（2005年 3月 3日）

1899年的太監：“老佛爺還好嗎？” 回答：“好極了，永遠活在中國的電視劇裹呢。”

1919年的新青年：“列强再也不敢侵略我們了吧？” 回答：“早沒有列强了啦，只有 WT0了。 ”

1949年的江姐： “勞苦大眾都過上好日子了？” 回答：“他們更勞苦了。”

1949年自殺的國軍軍官：“國民黨就這麼完了？” 回答：“沒有，堅持到 1998年李登輝上台才完的。”

1959年累死的農民：“還在大煉鋼鐵嗎？” 回答：“不用大煉咱們現在也是世界第一啦，因為别人怕污染，都不煉了。”

1969年累死的知青：“你們都回城了吧？” 回答：“是啊，可是又都下崗啦。”

1979年對越反擊戰的士兵：“你們還記得我嗎？” 回答：“你是企業家，還是明星啊？”

1995年自殺的股民：“股市該漲了吧？” 回答：“跌了十年了，每天都是歷史最低點啊。”

高玉寶：“現在的孩子都能讀得起書了吧！” 回答：“更他娘的讀不起了。”

黃繼光：“朝鮮人民過上幸福日子了嗎？” 回答：“幸福得被日着呢。 ”

光緒皇帝：“朕的新政可以施行了吧？” 回答：“上世紀八十年代終於施行了。”

孫中山：“民有、民治、民享的治國方略成功了嗎？” 回答：“沒人敢搞了。”

五四青年：“民主和科學來到中國了嗎？” 回答：“來了，沒人要，又走了。”

劉少奇：“現在憲法應該保護合法公民了吧？” 回答：“連你都保不住，它媽的還能保護誰？”

被寶馬撞死的農婦：“那個惡女人法辦了沒有？” 回答：“沒，人家早回家了。”

鄧大人：“一部份人已經先富起來了吧？” 回答：“有幾個，可是太少，……而且另一部份人可倒血黴了。”

文化大革命紅衛兵：“我們戰友還好嗎？” 回答：“都到論壇做糞青了。”

1948年的三毛： “現在還有人流浪嗎？” 回答：“早沒了，因為改叫盲流啦。”

八國聯軍指揮官西摩爾：“現在還有義和團嗎？” 回答：“沒有了，他們都改成哈美、哈日了。”

孫志剛：“暫住證取消了嗎？” 回答：“取消了，不過北京準備封城了。”

1949年的妓女： “還有人做這種連狗都不如得賣身女了嗎？” 回答：“都是自願做的，而且都叫小姐和二奶了。”

劉胡蘭：“地主現在都已經消滅乾淨了吧？” 回答：“哟，現在地主都入黨了。”

雷鋒：“我死後，經常聽到‘千萬個雷鋒在成長’的歌聲，那麼現在一定是路不拾遺夜不閉户了吧？” 回答：“沒有了，雷鋒早已是傻 B的代名詞了，哈哈。”

座山雕：“還有土匪搶老百姓嗎？” 回答：“真他媽的老土冒，一點不與時俱進，這年月兄弟們最慘的也是混進‘城管’了，混得好的局子裹多的是。”

1952年的志願軍戰士：“把美國鬼子趕跑了嗎？” （縣長）回答：“胡說，放屁！！那是外商，請還請不來呢！”

劉青山、張子善：“現在還殺贪官嗎？” 回答：“基本不殺，出於人權考慮，都被他們趕美國去了。”

彭德懷：“現在開會還有人講真話嗎？” 回答：“有啊？他們把假話說得比真的還真呢。”

黃世仁：“現在還有人敢和我討債嗎？” 回答：“誰還敢啊，去年一個老頭揣着暖水袋去要債，被我英勇的狙擊手當作揣的炸藥給直接就地槍斃了。”

毛岸英：“他奶奶的，炸我那顆炸彈是誰扔的？害得我接不了班。” 金正日回答：“誰扔的不知道，反正我是接班了。”

2005

小結

（一）

因為在 2005年 3月寫過一篇《2004年的回顧與 2005年初的思考》，談到了關於國內與國外形勢的觀察與思考，至今也並無大的改變，這篇 2005年的回顧，就寫得簡短一點，是名副其實的“小結”。

這一年國際與國內都是災禍不斷：不僅是自然的大災荒（海嘯，颶風，禽流感，洪水），更是人為的大災難（礦難，强暴、槍殺農民，濫殺無辜），真可謂“天怨人怒”。這是二十世紀人類肆無忌憚地“征服大自然”所必然遭致的報復，也是當下世界“薩達姆”代表的獨裁統治與以“布殊”為代表的新帝國統治政策，以及以“拉登”為代表的恐怖主義所必然導致的結果。

這一年我自己的生活，也分外的紛亂，大體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年初五個月按照中國的“社會氣象學”，春節前後忙着過節，不會有什麼事，正是集中精力閉門寫作的好時機，因此一口氣整理了自己的《學術敍錄》，編了《錢理群文集》擬目，寫了《我的精神自傳》，共二十餘萬字，算是進行了一次比較徹底的自我清理，而《我的精神自傳》正可以作為計劃中的“二十世紀中國知識份子精神史”的最後一部。——如果說《1948：天地玄黃》是從中間寫起，現在又以自己為個案，將世紀末的二十年中國知識份子的精神歷程寫出：這倒是頗為別致的。

今年上半年主要是到北京兩所中學——北京大學附中與北京師範大學實驗中學講魯迅。也同樣遇到了空前的阻力：2004年在南京講魯迅，課講了一大半，報紙上作了宣傳，江蘇省委宣傳部竟然下令要將我驅逐；這一回就完全採取近似地下活動的方式，而北大附中的校長居然從頭到尾不露面。這就是中國的現實：向中學生講魯迅，特別是我這樣的人不按照官方的調子講魯迅，就必然要遭封殺。事實上當局已經越來越感到魯迅的批判精神對他們的統治不利，但又因毛澤東對魯迅的高度評價而不敢公開否定，只能盡可能地削弱魯迅的精神影響，而我在這個時候還要去向年輕一代傳揚魯迅精神，自是不合時宜，也不識時務，阻力重重自是必然，也反過來證明了這一“將魯迅精神扎根於青少年心上”工作的意義與價值。奇怪的倒是當下一些自稱“最反對專制主義”的知識份子，竟然用“狹隘”、“不寬容”、“意氣用事”等等罪名貶抑魯迅的批判精神和他的雜文，以至最近幾年中國學術界、思想界、教育界掀起了一股又一股的“貶魯揚胡”之風，這不過是表明：某些中國知識份子其實是想充當胡適式的當局的“諍友”與“諍臣”，但連胡適那樣的相對獨立性也達不到，就成了魯迅所說的“幫忙”與“幫閑”了。因此，我這些年堅持到中學講魯迅，以極大精力從事魯迅思想與文學的普及工作，正是頂風而上，對官方與思想文化界的貶魯之風的一個自覺反抗。

我到中學講魯迅，還必然與當下的教育體制發生衝突，因而受到了極大的限制。只能在高一、高二講，而不能在高三講自不待言，上課時間也只能安排在下午四時半以後，實際是剝奪學生的休息時間來講課，每回上課看着學生疲倦的面容，心裹實在不好受：我也在摧殘學生。更讓我感到震驚的是，學生自身對這樣的“與高考無關”的課程的拒絕。一個學生向我解釋：不是你的課不好，而是我們實在沒有精力來顧及其他，對我們最重要是考上大學，最好是等我們進了北京大學，再來聽你講魯迅。聽到學生的這一番心裹話，我的心都涼了：中國的應試教育已經到了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地步了。因此，來聽課的學生越來越少，而最後堅持下來的大約在三十人左右，應該說這些堅持聽課的學生都是不錯的，從作業與交談的反應，基本上達到了預期目的，對此我另寫有專文總結。我與魯研界的朋友談起，大家都認為，能够有此效果，就已經不錯了。但坦白地說，我內心仍有些失望：我所期待的一、兩個對魯迅有特別感受的學生並沒有出現。和最能思考問題的學生交談起來，總是發現他們的課本之外的書讀得太少，底氣不足，視野也不開闊，儘管他們力圖突破現有教育體制的束縛，卻總有力不從心的感覺，這是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應試教育的弊端的：它從根本上扼殺了年輕一代的文學興趣、感覺，創造力與想像力，而中學生階段這樣的創造力與想像力本應是非常充沛的。

儘管如此艱難，畢竟堅持了下來；而且還有重要的收穫：經過我和王棟生等南師附中的老師的共同努力，在江蘇省教材編寫組的支持下，《魯迅作品選讀》一書，經全國中小學教材審定委員會 2005年初審通過，成為普通高中課程標準實驗教科書。這樣，在現行教育體制內，魯迅作品的教學，在語文必修課之外，又進入了選修課的課程，使得一部份對魯迅有興趣的中學生與中學教師有了一個共同進一步學習魯迅作品的機會，這無論對魯迅思想、文學的普及，以及青少年的教育，都有重要的意義。這也是我退休以後所完成的一件大事。但其中也同樣充滿曲折。先是審查中提出兩條意見。一是要提及毛澤東對魯迅的評價，這自然是要强調“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但殊不知在當今中國與世界，魯迅的“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的“硬骨頭”精神，是最不利於帝國與獨裁統治的；另一則是要求强調魯迅的“革命戰士”這一面，我也就勢補編了《白莽作《孩兒塔》序》與《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二文，强調真的知識份子是“和勞苦大眾受一樣的壓迫，一樣的殘殺，作一樣的戰鬥，有一樣的命運”的，並特意選了“魯迅談‘真的知識階級’ ”、“魯迅論‘革命’和‘永遠的革命者’”的語錄：這其實都是有着極强的現實針對性的。審查者從傳統的革命意識形態出發，提出這兩個要求，不過是官樣文章；但卻沒有考慮到革命意識形態在當下中國已有了不同的意義：這正是官僚體制的愚妄之處，並且是深刻地反映了官方意識形態的內在矛盾的。於是我輩就有了魯迅說的“鑽文網”的可能。而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最後竟在署名上作文章：如署上“錢理群”本名就不予通過，而必須用一個筆名。這也是官僚體制：我既曾被“中央領導”點名，就不能公開出現在正式教材上。於是，《魯迅作品選讀》一書就出現了“趙黔生”的名字。這倒是精心炮製：這既是一個典型的中國普通人的名字，又處處含着暗示：它是“趙錢孫”的諧音，“黔”字則可以讓人聯想起取名者與貴州的密切聯繫。這樣的文字遊戲儘管人人（編寫者，送審者，審查者）都心照不宣，卻非這樣玩下去。這也是中國教材編寫史與魯迅接受史上的一頁，既荒誕，又可悲。

在北大附中、北師大實驗中學上完課以後，我就意識到，自己的教學生涯應該結束了。從一個方面說，我的“教師夢”開始於中學：1960年大學畢業任教於貴州安順衛生學校，又結束於中學：2005年在北京兩所中學開設選修課，前後四十五年，走了一個圓圈，這一個圓滿的夢是頗富詩意的。從另一面說，我於 2002年從北大講台上退下，固然是正常退休，但在我的心理上，則是明顯地感覺到，當今的中國大學體制，當今的北京大學校園，已經容不下我這樣的知識份子與教授。於是我幾乎是義不反顧從大學走向中學，做我的教育理想的新的實驗，儘管心裹明白：不過是尋找新的教育烏托邦。兩年多的實踐，既取得了部份的成功，更感到了深刻的失望，並且再一次清醒地意識到，當今的中國中學教育體制，同樣容不下我這樣的教育理想主義者，我只有再一次退出。這一次卻難以“義不反顧”：因為我作為局外人自然可以自動闖入又毅然退出，但那些第一綫的中學老師（其中也不乏理想主義者）卻只能困守、堅守，而不能如我這樣一走了之。因此我這一次的退出，是心懷內疚的。於是我决定“藕斷絲連”：繼續為第一綫的老師吶喊，為他們編寫一些教學參考材料，以聊助一臂之力，使堅守者不致過於寂寞，而我自己就不再在第一綫了。而我的教學生涯結束在中學，而不是大學講台，這本身即是顯示了我的教育理念與理想的：我始終認為，中小學教育、基礎教育在整個教育體系中應該具有更加突出的地位，中小學教師應該受到更大的尊重。不管別人怎麼看，我的自我體認中，“中學老師”的稱號是比“大學教授”更讓我動心動情的。

我的退出？更準確地說，是從城市教育的退出，還有一個更內在的原因。就是我越來越意識到，在中國未來的發展中，“鄉村建設與改造”的極端重要，這關係中國農民的命運，更涉及中國現代化道路的問題；而在鄉村建設與改造中，鄉村教育（既包括國家教育體系中的農村中小學教育，又包括農民教育）又是一個重要而被嚴重忽視的環節。於是我對自己說，我的教育關懷應該轉移到農村，而不再局限在城市裹的聽謂重點中學。這不僅是因為我應該做的事不是“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而且因為城市重點中學由於被過度關注，已與現行教育體制糾纏為一體，如前文所說，“針插不進，水潑不進”，教育改革的天地其實是極為狹窄的，不被關注、問題重重的農村教育或許正因為如此還存在着某種發展的餘地：當然，這或許又是我的一個烏托邦。而且這一回我已經無法直接參與，而只能借助於年輕人的力量，我所擔任的角色，不過是參謀與吹鼓手。這一年，我主要是繼續在北京部份高校作《我們需要農村！農村需要我們》的報告，參與“西部陽光”支農、支教行動的策劃，參加他們組織的“西部教育論壇”，作《關於鄉村教育問題的思考》的報告，並擔任他們編寫的《西部的家園》一書的主編，並作了題為《這裹有新世紀中國教育的真聲音》的序言。在歲末讀到年輕大學生日記中寫到的初到農村的“很多收穫，很多辛酸，很多感動，很多思考”時，不禁感慨萬端，我們當年的路也是這麼走過來的，年輕一代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再一次走向農村，其意義與影響，還待觀察與歷史的檢驗，但至少表明，我依然與中國最有理想、最能思考也具有實踐精神的年輕人保持精神的聯繫，這在我個人生命史上的意義或許是更為重要的。因此，《西部的家園》一書和前述《魯迅作品選讀》與參考書，可以看作是今年以至我退休後社會工作的兩大成果。

但就是這樣的與當代大學生的精神聯繫也依然是阻力重重：清華大學的學生請我去做《我們需要農村，農村需要我們》的報告，一直到預定演講的當天早晨，主持者才遺憾地告訴我，他們將演講計劃送黨委宣傳部審查，經多方努力，仍未獲批准。這使我想起，青年政治學院也曾請我去做同题演講，最後竟不了了之，大概也是未獲批准。而北大則始終對我關門。我終於明白，當局仍對我和當代大學生的精神聯繫與影響心懷疑懼，一些較敏感的學校將我拒之門外是必然的。這樣的封殺有效又無效：這些年我就到北師大連續做了八次演講，今年年底就連講兩次：《與當代大學生講王瑤先生和我們那一代所受的教育》、《與當代大學生談巴金和他們那一代人》，都引起了强烈反響。今年我到蘭州、西安的大學作學術演講，更是引起轟動，許多學生竟提前三小時去佔位。我當然知道這樣的熱鬧有許多“追星”的成份，因此不免有熱鬧中的寂寞之感，但年輕人的熱情仍是令人感動的。

今年下半年我連續兩次去貴州，參加那裹舉行的“屯堡文化學術討論會”與“抗戰時期西南大後方的文學活動與文化建設學術討論會”，並寫了一系列的文章，對地方文化研究，地方院校的教育，地方文學與學術的發展，地方城市建設，以及西部鄉村教育，西部農村建設與改造，發表了我的思考與意見。這都標示着我的社會關懷與活動重點的轉移：從對城市教育改革的關注與參與轉向對鄉村教育和地方文化建設的關注與研究。關注地方文化研究，是出於學術界越來越脱離“腳下的土地”的危機感，以及對全球化背景下本土文化的重要性的一種體認。可惜的是，這樣的有關學術發展全局的問題，並未引起重視，只能和貴州的朋友一起默默地工作，從一點一滴做起。今年出版的《屯堡鄉民社會》，《黔中墨韵》就是兩個重要成果。我感到特別欣慰的是，當年“民間思想村落”的朋友在其中都起到了核心的作用。

那時播下的種子已經結果，並且有了第二、三代的後繼者。或許正是這樣的影響，引起了官方的不安。於是在我參加的學術討論會上，由於我在“領導與學者對話”中對某領導的發言提出了不同意見，居然下令禁止新聞媒體作報道；後來又將我的朋友在《安順晚報》上開闢的《安順老照片》專欄（這本是為安順地方文化研究作資料的積累與準備的）强行停辦。我當然明白，這是對我的一個警示，而且我再一次連累了我的朋友（至少說我是這次封殺的一個因素），這使我深感不安。這正是當下中國思想控制的新特點：從表面上看，對我們這些所謂有國際、國內影響的知識份子網開一面，給我們以有限的活動空間，以向國際社會顯示自己的“開放”與“民主”；但又在暗中設置種種阻力，並將懲罰落在我們身邊或與我們的活動（如發表、出版）有關的朋友身上，迫使我們出於道德的責任感而在寫作與活動時有所顧忌，即所謂“自律”。這或許也就是“後極權社會”的一個特點吧。

（二）

這就說到了我的寫作。這一年，我寫得多而雜。除了前文說到的《精神自傳》外，主要作了三本書的寫作與整理：《錢理群講學錄》、《那裹有一方心靈的淨土——我的退思錄之二》，《做教師真難——教育門外談之二》。《講學錄》集中了我近年有關現代文學的“業餘研究”的成果。儘管我已自覺遠離現代文學研究界，但依然暗戀着現代文學，一有契機，就發而為文，而且一寫就是上萬言。今年就寫作或整理了五篇長文：《1930年代有關古代文化的幾次思想交鋒——以魯迅為中心》、《鄉村記憶與都市體驗——進入魯迅世界的一個切入口》、《構建無產階級文學的兩種想像與實踐》、《魯迅散文漫談》、《抗戰時期貴州文化與五四新文化的歷史相遇》，共十多萬字。《做教師真難》集中了我對教育問題的新思考，其特點是“目光向下”：關注農村教育，注重民間教育改革實驗，第一綫教師的教學實踐。我自己更看重的是《那裏有一方心靈的淨土》，其中有我的社會活動及背後的內心世界的真實反映。我準備另寫《後記》，詳加敍說，這裹只說個大概。全書共分四輯：“心靈淨土”、“情繫教育”、“腳踏大地”、“攪動靈魂”。其中“心靈淨土”與“攪動靈魂”更是展現了我在退休後最近一、兩年的內心的兩個側面。追求“心靈的淨土”是我的《退思錄之一》所提出的“追尋生存之根”的生命命題的昇華，先是對前輩（林庚、巴金、贾植芳）的純真的生命形態的一種突然而至的感悟與神往，今年到西藏做挑戰生命極限的“朝聖者之旅”，更有了一次頓悟，對超越與淨化的生命境界，雖不能至，而心嚮往之。但另一面，我仍生活在現實之中，與腳下的這塊土地的情緣愈深，和其間的中國與世界問題糾纏愈深，愈不滿於思想學術界的“平安”，不斷呼籲“攪動靈魂的文學與學術”，並且甘願承受靈魂的煎熬，從中獲得生命的真實與充實。既自覺深陷其中，弄得遍體鱗傷，又渴望超越與淨化，這就是我眼下生命的狀態。

這自然不是自由的寫作。今年一開始，一篇《2005出版工作大局》的文章，透露了如下信息——

“2005年，保證正確的政治方向和輿論導向，仍然是黨中央向新聞出版業提出的首要要求。

“根據新華社的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在 2004年底的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指出，‘宣傳思想工作關係全局，關係國家安全與社會穩定，關係黨和人民事業興衰成敗’。而作為宣傳思想工作重要組成部份的出版業，2005年把好政治關，不出政治導向錯誤，當是重中之重。

“相關資料表明，2004年前 10個月，有 41家出版社因違規受到查處。其中總署圖書司處理 34家，地方省局處理 7家。具體的處理情況是：停業整頓1家，內部整頓4家，發違規通知單9家，警告處分 5家，通報批評22家。同期，總署受理重大選題備案596種，其中撤消選題 114種；組織專家審讀圖書 222種，其中立案 94種，下達處罰、整改意見的有15種。這些數字既表明了總署加强管理，對圖書政治質量高度重視的意圖，也使 2005年的管理工作有了清晰的重點。……

“嚴保圖書政治質量，主要是 ‘堅決防止西方敵對勢力對我進行的思想文化滲透，堅決抵禦封建主義腐朽愚昧的思想文化侵蝕，堅決禁止出版違反民族宗教政策的出版物’。2004年中央辦公廳轉發《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當前思想理論領域的情況和需要採取的工作措施》的通知中，還明確提出要‘嚴厲打擊非法政治類出版物’。

“為確保 2005年圖書出版的政治質量，中央及總署均强調圖書出版管理要 ‘關口前移’，嚴把關口。與此同時，總署還明確了‘守土有責和責任追究制度’，從組織上和幹部上予以確保。不僅要對違法圖書根據定性做出處理，對出版社則根據所犯錯誤的性質，處以批評，警告，沒收利潤，罰款，停止某一編輯室業務，停止某一類圖書出版權，全社停業整頓，吊銷社號。並特別强調要‘責任追究到人’”。（文载《出版人》2005年 1期）

這仍然是一個文化專政的體制，目的是維護黨的一黨專政（所謂“關係黨的興衰成敗”），手段是實行超越法律的從選題到出書的全面審查制度，用戰爭的思維、語言、方式來管理文化與新聞出版（所謂“嚴把關口”、“守土有責”），並將專政（管制與懲罰）落實到個人（所謂“責任追究到人”）。而尤其引入注目的是，某些知識份子（即所謂“專家”）在這樣的文化專政中所起的作用，他們的所謂“審讀”居然可以代替司法機關“立案”，並下達“處罰”意見：這是名副其實的“文化警官”。——這是少有的坦率，將平時遮遮掩掩的東西合盤托出，於是就成了一個不可多得的具有保存價值的歷史文獻，故詳細抄錄，以“立此存照”。

但這又確實是 2005年，以至更長歷史階段中國知識份子的言說環境，我的寫作也不例外，於是就有了必不可免的删改與凌遲。年初出版的《追尋生存之根——我的退思錄》，收入了我的《科學總結二十世紀中國經驗》，這是集中了我在退休以後的思考的重要文章，卻也因此被大量删除，其重要删節有——

“對中國的當局來說，對於歷史的敍述、評價，以及歷史經驗教訓的總結，從來是與他們自身統治的合法性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因此，他們總是要千方百計地壟斷對二十世紀中國歷史與經驗的研究權。文革剛剛結束，就匆匆忙忙通過一個所謂《若干歷史問題的决議》，然後斷然宣佈，這就是歷史的‘結論’，不許更改，不許懷疑，不許討論，企圖以一紙執政黨的决議來終結研究，甚至終結歷史。此後，他們就動用權力的網絡，從史料的收集，研究，到發表，出版，設置禁區，强制遺忘。……應該說，這種强制遺忘，在當今的中國，是頗為有效的，……年輕一代就連十年前的流血已漠然無知，更何況三十年前的文革與四十年前的反右的酷烈。他們面對歷史敍述的這一片空白，只能接受官方既定的對歷史的總結與解釋，而不可能有任何獨立的思考與判斷，當然也就不可能有對二十世紀中國經驗的真正了解與獨立研究”。

“表面上堅持馬克思主義（還不斷‘發展馬克思主義’），而以實利主義與享樂主義（消費主義）為其實質性內容：這表裹兩方面構成了當代中國主流意識形態的主要特點。表面上的堅持，對維護統治的合法性與正統性是絕對必要的，它一方面具有封殺獨立知識份子，將任何對歷史與現行體制的批判扼殺在萌芽狀態中的功能；另一方面對普通民眾則是一種思想的愚弄與控制。作為這樣的新愚民政策的反撥，出於對政治與宣傳的極端不信任，既造成了民眾普遍的政治冷漠症，又導致了政治的遊戲化：從最高當權者到普通中、小學生都習慣於說大話、空話、假話，形成全民的演戲，而且自有遊戲規則：所有的人都心照不宣地說假話，騙人也心甘情願地被人騙，偶有說真話者，就要因破壞遊戲規則而被視為‘人民公敵’，而這一切恰恰是統治者維護穩定所需要的。這真是一個沒有思想，沒有理論，也沒有信仰的時代，填補這全民信仰的真空狀態的，只能是實利主義、消費主義，而這正是主流意識形態要通過對傳媒的控制與利用，通過與大眾文化的合謀，推銷給普通民眾的。……正是這樣的世紀末的狂歡，淹沒了被壓迫與被侮辱者痛苦的呻吟聲，也淹沒了清醒的獨立的批判的聲音”。

“（毛澤東比魯迅多了兩個東西）：聖人情結與帝王情結。

“在中國大陸持續將近三十年的，在文革中達到頂峰的‘思想改造運動’，實際上是一種日趨嚴密的思想控制與精神專政，其後果自然是嚴重的，這樣的思想改造從根本上說，就是要改造人性本身，這就注定了它的最終失敗。”

“毛澤東本人對他的帝王情結是從不諱言的，他坦然承認自己是‘秦始皇+馬克思’，這恐怕並非一時之戲言，而是應該認真對待的。……這是秦始皇式的中央集權與蘇聯式的（毛澤東理解為馬克思主義的）一黨專政的結合，其實質是在極權政治體制（即所謂‘開明專制’體制）下富國强兵的國家主義的現代化道路。這條國家主義的道路是以犧牲個人獨立與自由，絕對服從所謂民族國家的整體利益為前提的，因而與魯迅所提出的以‘立人’（個體精神自由）為基礎和前提的‘立國’之路，是根本對立的。”

“毛澤東所建立起來的一黨專政的極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體制是以工人、農民與下層人民為其階級基礎與群眾基礎的。……（而他所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則）試圖建立一個‘拋棄黨的官僚，以領袖（皇帝）的個人獨裁與群眾專政直接結合’的新的極權政治體制模式。 ”

“毛澤東在二十世紀中國舞台上演的正是一場歷史的大悲劇。作為中國歷史上罕見的烏托邦思想家與獨裁者，在他的思想與實踐中，天才的想像與嚴重的後果是交織在一起的。他留給後人的是這樣複雜而豐富的遺產，是一個難啃而又不能捨棄的果子。……他在現代中國是不能遺忘，而又遺忘不了的。他所建立的一黨專政的極權體制被延續下來，又有了新的發展與新的形式。他的某些思想、理念、思維方式，行為方式，以至言說方式，依然有形無形地影響着他的後繼者，以至普通民眾，因而在中國當下社會依然可以處處感到他的陰影。”

“當然，他的浪漫的想像與理想被拋棄了，中國已經進入了一個實利主義的時代。更重要的是，他所建立的極權體制的階級基礎與群眾基礎正在發生實質性的變化，他所最為恐懼，並要竭力加以防禦的‘資本主義’已在今天的中國暢行無阻。二十世紀初，魯迅所擔憂的‘二患交伐’在這世紀之交竟成了中國人民，中國知識份子所必須面對的事實：一方面，‘本土自發之偏枯’，包括毛澤東所繼承與發展的專制遺產以新的形式依然作為現實存在；另一面，‘交通傳來的新疫’，中國發生了嚴重的兩極分化，社會平等的理想已被徹底拋棄，整個社會向所謂‘新富人’傾斜，而社會發展的代價卻轉嫁到工人、農民的身上，他們又落入了被忽視、被侮辱與貧困的境地，而社會道德水平也急劇下降，甚至越過了底綫。”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人們又開始關注毛澤東的思想遺產。但毛澤東那些避免西方工業文明弊端，尋找非西方的現代化道路的天才想像與試驗，是和他所重新建立起來的專制體制，以及由此產生的嚴重後果膠合在一起的，而後者至今還影響着中國社會，如何將其剝離，是一個極其艱難的工作。而中國的思想學術界的現實卻是，相當多的知識份子依然沉浸在對毛澤東時代的痛苦回憶中，他們寧願把毛澤東的遺產看作是罪惡的堆砌而將其徹底遺忘與抛棄。而另一些沒有經歷過那個時代的年輕的學者，他們出於對現實中國强烈的批判意識，將目光轉向毛澤柬的思想遺產，將其理想化，有意迴避甚至否認毛澤東遺產的負面及其嚴重後果。而這些年從未停止過的中國底層的抗爭，卻早已將毛澤東的思想作為精神資源與旗幟。這就是說，中國的現實已經提出了科學地總結作為二十世紀中國經驗最重要部份的毛澤東遺產的迫切要求，這是有責任感的中國學者必須認真對待的。”

可以看出，所删節的這些內容都是關鍵的核心的思想輿論斷；本來“總結二十世紀中國經驗”就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命題，不容易說清楚，這樣的挖心掏肺地删節，將這一命題所內含的批判性削減，就更容易將我的觀點簡單化，造成誤解了。

我的另一篇重要演講《知識份子下鄉運動的歷史考察與現實思考》先在《北京大學研究生學誌》（內部刊物）2004年 4期發表，又以《農村與我們》為題在《大學人文》第三輯（2005年 8月出版）正式發表。如將兩者做校讀，就可以發現關鍵處的删節——

“構成弱勢群體的主體是農民與下崗工人，而他們正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基礎與主體；憲法明確規定，我們這個國家是‘以工人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國家的領導階級與基礎階級陷入了物質與精神、權利上的相對貧困與絕對貧困，這就意味着國家的立國之基、立國之本出了問題。

“中國的一些基層、農村（當然不是全部）已被‘紅，黑，黃’三種勢力所控制：所謂‘紅’指的是濫用權力的腐敗份子，所謂‘黑’是指黑社會，‘黃’是指農村高利貸者，這三者的勾結形成了盤根錯節的關係綱，有的地方已經到了‘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地步。 ”

應該說明的是，這樣的删節都是編輯所為，並且是得到我的授權的。我通常對編者說：你覺得可能會帶來麻煩的地方都可以删：不是我不珍惜自己的文字，而是害怕連累編輯以至整個出版社。

我們生活在這樣的時代，這樣的國度，就只能有這樣的殘損的文字。

這篇“小結”竟也寫了萬把字，而且斷斷續續寫了好幾天，心裹卻堵的慌。是的，這一年，做了不少事，留下了不少文字，出了不少書，可是每邁一步，都是那樣的艱難，阻力重重，而且只能“只顧耕耘，不問收穫”。要堅持下來真難啊。……

寫到這裹，突然想起不久前收到的《南風窗》2005年 24期 “2005為了公共利益年度榜”，其中推介了“幾種類型化的人物和組織”：“草根層面的公民維權人物和維權組織”，“敢為官員、人大代表和出色地履行了公共服務功能的公共機構”，“維持公共言路，為公眾挖掘真相的人物和機構”，“以法律、法治和憲政思想為武器的具有公共精神的學者與學術機構”，“努力實踐同情、理解、關愛等普世價值的人物和機構”，由此提出的是“營建中國人的公共生活與公共精神”的問題，强調“民間的自治和公民的政治參與”。我突然覺得，自己並不孤立：在中國，許多人和群體，都在按照自己的信念，自己的環境與條件，默默地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點點滴滴地改變着中國，儘管互無聯繫，也無顯著的效果，但積以時日，就會顯示出合力的作用：我也是從這裹依稀看到了微茫的希望。

2006年 1月12-15日

2006

回顧 2006年

2006年，是文化大革命發生四十周年。當局照例將其列為禁區，不准研究，不准談論，彷彿中國不曾有過這場“革命”。他們所要掩蓋的，不僅是歷史，更是現實的文革影響的存在：事實上，我們並沒有從根本上走出文革時代，文革的思維、理念、邏輯，依然深刻地影響着今天的中國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只是人們不覺察，或不願意承認罷了。

就在這一年裹，我處處感受和觀察到文革的陰影。

（一）

我對朋友們這樣說：今年，也即在文革四十年以後，我得到了一个“走資派”的稱呼。

這並非玩笑：確實有人在網上發表檄文，聲討“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改革派”，或曰“資產階級自由化改革派”，我也赫然在列。其主要罪名是：“錢理群抱怨：‘一黨專政’正是中國政治始終邁不開的一道坎”。

檄文的作者名叫張勤德，現任中央政策研究室綜合局的局長，那麼，也是一位政府官員了。此人於 2005年 2月 21日在東亞經濟評論網上發表了《催人警醒的改革十大教訓》，又於 2006年 5月 16日（正是文化大革命發動四十周年紀念日）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網上發表了《“西山事件”的三點警示》。

這兩篇文章打着的旗號是“批判新自由主義”。其所指出的現象，如“污染嚴重，腐敗增多，分配不公，治安惡化，國資流失，三農問題積重難返”，以及“黨內和政府內已經形成錯綜複雜的、擁有各種利益和影響力的各類利益集團，其中相當一部份官員或集團已經蜕變成如同前蘇聯的官僚特權集團”：這都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中國現實，也是中國的“改革”進行到今天必須面對的問題，這都沒有問題。文章點名批評的一些極端自由主義的主張，例如鼓吹全盤“私有化”，“國家退出經濟，不要搞國有制”，“現代化就是美國化”，“腐敗即使不是最優，也是次優”等，也是我所反對的，如果是正常的批評和爭論，也是我所同意的。

問題在於，中國的改革出現的這些負面的問題，特別是“官僚特權集團”形成的原因何在？應該怎樣解决這些問題？ 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包含着多方面的原因。我以為最根本的，是要從源頭上尋找問題的起點。中國的改革的最基本的特點，就在於它是一個由執政黨主導的自上而下的國家主義的現代化運動，而且是以維護“一黨專政”（官方的說法是“維護黨的執政地位，絕對領導”）為出發點和歸宿的。為了維護“一黨專政”的最高目的和最大利益，當局甚至不惜動用軍隊來鎮壓反對改革中出現的腐敗、特權現象的青年學生和普通民眾。因此，最能顯示中國改革特色的有兩個口號，一是“經濟發展就是一切”，一是“穩定壓倒一切”，前者是為了保證執政的合法性，後者是以高壓來維護政權的“穩定”。這樣的“以經濟發展和穩定為中心”的改革，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它確實做到了“保持政權和社會穩定前提下的經濟增長”，反過來經濟增長帶來的人民生活的改善也促進了政權的相對穩定：這就是這些年人們所津津樂道的“中國奇迹”、“中國經驗”或“中國共識”。有的人還因此而肯定“八九鎮壓”的必要性。

而這樣的肯定，恰恰是有意無意地掩飾了雙刃劍的另一面，即“經濟中心主義”必然導致政治、社會改革的嚴重滯後，正是在“穩定壓倒一切”的旗號下，人民民主權利，包括輿論監督的權利被嚴重削弱以至剝奪，極權體制得到進一步强化，這兩個方面都必然導致權力向資本的轉化，即所謂“錢權交易，官商勾結”，因此，我們面臨的黨的腐敗，官僚的腐敗是體制性的。這才是中國改革的全部後果與特色：在經濟高速發展中形成了官僚特權集團，瓜分了經濟發展的大部份成果，對普通民眾，特別是其中的弱勢群體進行無情掠奪，造成了社會的兩極分化，並極大地敗壞了社會風氣，形成了嚴重的道德和精神危機，最後導致了社會矛盾的激化。其根源即在改革所未能觸動，並進一步强化了的“一黨專政”。許多人不能理解的“中國怪事”（也可以說是“中國奇迹”吧）：為什麼在短短的二十年間，一個將社會公平推向極致的國家，竟變成世界上最不公平的國家之一，一個將精神的追求推向極端的國家，竟變成物欲橫流的國家？在我看來，這也正是一黨專政的體制所致：極權體制是最容易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的，統治者的意志變了，一切都會變，因為不受監督與制約，就會走向極端，而變是為了不變：維護統治權力的基本利益是至高無上的。

因此，中國的改革，要能够健康、持續地發展，一個關鍵的環節，是要改變這樣的“經濟中心主義”的改革格局，積極推進政治、社會、思想、文化體制的全面改革，其中心是要擴大人民的民主權利，使普通民眾真正成為改革的主體與受益者，探討一種適合中國國情的民主政體，改變一黨專政的體制。這當然是一個逐步推進的過程，比如推動輿論獨立、司法獨立，發展民間組織，擴大和完善公共空間，創建公民社會，這都是極需進行，而又不會引起巨大的社會動盪的改革舉措。

但在《催人警醒的改革十大教訓》和《“西山事件”的三點警示》的作者看來，這都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表現。他口口聲聲要“反對資本主義，堅持社會主義”，問題是他理解的“社會主義”是什麼。而他說得很明白：“四項基本原則是社會主義制度的集中體現”，而所謂“四項基本原則”的核心就是“黨的絕對領導權”，也就是說，在張德勤的概念裹，“社會主義”是和“一黨專政”劃等號的，他所謂的“反對資本主義，堅持社會主義”，其實就是要堅持“一黨專政”。這樣，張德勤及他所代表的利益集團就把造成改革的惡果的原因“一黨專政”當作神靈重新供奉起來，他给當下中國嚴重社會危機開出的藥方，就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强化“一黨專政”：這不僅是延續了鄧小平的路綫，而且是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的邏輯、路綫的繼續。

他們一再引述鄧小平的話：“要用專政的手段來鞏固政權”，他們重申毛澤東的信條：“人民軍隊，人民政權是我們的命根子”：這背後的意圖是十分清楚的。

他們宣稱：“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人民的犯罪；輕視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就是最大的糊塗蟲”。而他們認定，“資改派”（“自由化份子”）“所代表的勢力，主要是由一夜之間非法暴富者，洋買辦階層，老地主資產階級的遺老遺少，黨內右傾機會主義者和幹部中的腐敗份子等等構成的既得利益集團。同時，他們還是西方敵對勢力的代理人”，他們是“煽動顛覆人民政權，煽動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違法犯罪份子”，因此，必須重新强調“階級鬥爭”，發動一場“人民戰爭”，用“專政”的方式解决問題。

這正是在呼唤新的“文化大革命”：革命對象依然是“黨內走資本主義當權派”（“黨內右傾機會主義者和幹部中的腐敗份子”），“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自由化份子”），資產階級（“非法暴富者”，“洋買辦階層”）和地、富、反、壞、右（“老地主資產階級的遺老遺少”）；革命手段依然是階級鬥爭和群眾專政（“人民戰爭”）；其最終目的是要强化“無產階級全面專政”即“一黨專政”。

值得注意的是，這場呼唤中的新的“文化大革命”，打着的是“反對資本主義復辟”的旗號。從表面上看，這也是重複當年文化大革命的旗幟，但卻有不同的意義：如果說四十年前的“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某種程度上尚屬毛澤東的預感，那時毛澤東所指的“官僚主義者階級”，基層人民所反對的黨的特權還帶有很大的封建性；而今天，資本主義的弊端（所謂“資本主義的現代病”）在中國已經是随處可見，而今天的“官僚特權集團”，不僅繼承了封建專制的衣鉢，而且具有了鮮明的權貴資本、買辦資本的特色。因此，在今天提出“反資本主義復辟”是具有一定的社會基礎與召唤力的。

也正因為如此，張德勤們對新文化大革命的呼唤，正是提醒我們：在批判資本主義現代病，反對權貴資本時必須劃清三個界限。

首先，必須對“資本主義文明”作具體分析，必須將“資本主義文明病”和資本主義文明中所積澱的“人類文明的普遍價值”區分開來，這正是文化大革命的最深刻的教訓：在“反資本主義復辟”的旗號下，將民主、自由、博愛……這一系列的人類文明的基礎全部否定，最後走向反文明、反文化的極端，產生了無數的暴行。而今天張德勤們也正是在“反資本主義復辟”的旗號下，將一切推動民主、反專制的訴求視為“資產階級自由化”而大加討伐。這也同樣蘊含着一個反文明的邏輯。這是應該警惕的。

其次，批判資本主義現代病，是為了推動中國社會走向更健全的，更有利於人的健康發展的道路，建設一個民主、自由、平等、公平、正義的社會，絕不能倒退到“封建社會主義”，以至更壞的社會。——前文中談到，無論是四十年前的文化大革命，還是今天某些人所呼唤的文化大革命，其最終目的都是為了强化一黨專政；但應該看到，在這四十年間，“黨”自身的變化，因此，今天的“黨專政”是集封建性的專制與資本的掠奪、腐敗於一身的，所謂“後極權社會”在中國必然是最壞的資本主義和最壞的社會主義的惡性嫁接。

其三，要解決中國的問題，也包括官僚特權集團的問題：絕對不能採取階級鬥爭的方式，群眾專政的方式；更不能對持有不同意見，反專制、反特權、爭民主的知識份子和群眾實行“鎮壓之權”：這正是文化大革命和以後的八九風波最惨重的歷史教訓。張德勤們對“武裝鎮壓”和“專政”的呼唤，是一個警示：在中國，始終存在着一種勢力，他們是不惜以千萬人的生命來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的。動用軍隊來解決統治危機，在中國，也是有傳統的，善良的人們對此不能掉以輕心。

這正是我們面臨的難題：必須堅持反對官僚特權集團，但又絕不能重走文化大革命的老路。因此，我們必須堅持全面的批判立場：既批判資本的掠奪，資本主義的現代病，又批評權力的壓迫，封建性的專制。

張德勤文章裹，特別提到“中間層”的問題，並指明“中間層”包括“中高級官員，高級知識份子，大企業管理人員，中高級軍官”，認為這一階層“受右傾思潮影響較大”，是“資本主義復辟”的社會基礎。這也是延續了毛澤東的思路。不難發現，張德勤所指明這些中間階層的成員，正是文化大革命的打擊對象，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採取的策略，就是掃蕩“中間階層”，實行“最高層”的領袖獨裁和“底層”群眾專政的直接結合。文化大革命最盛行的語錄就是“我們應該相信黨，我們應該相信群眾”，並且有這樣的解釋：這裹所說的“黨”，是指“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這就是說，所謂兩相信，就是“迷信領袖，迷信群眾”，這構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念，是為領袖獨裁和群眾專政提供理論依據的。問題是這樣的理念是很容易得到一般民眾的經驗支持的，因為人們直接感受到的，往往是中間階層的壓迫，底層和中間層的衝突是大量的，經常發生的，而上層卻因為遠離民眾，高居其上，並不斷發出“革命”（毛澤東時代）或“改革”（後毛澤東時代）的召唤，容易造成代表民眾利益的假像，何況中國傳統是一貫灌輸“君王聖明，責在官吏”的觀念的，民間因此一直盛行“佛法是對的，小和尚把經念歪了”的說法。值得注意的是，直到今天，這樣的觀念在中國還相當盛行。許多人不滿於現實，把責任歸罪於地方官員和知識精英，並寄希望於最高領導，這樣的社會情緒，社會期待是十分接近文革時期的，我就曾親耳聽見一位很有追求的青年志願者重複前述文革語錄：“我們應該相信黨，我們應該相信群眾”，歷史竟然重演，四十年後又回到了原來的起點，這是我感到震驚的。

問題在於，有一些知識份子正在竭力地將這樣的社會情緒理論化，我指的是，這些年，一直有人在鼓吹“開明專制”，2006年更達到了一個新的高潮。我看到一位教授的演講，除無條件地認同毛澤東時代，肯定文革以外，還公開呼籲毛澤東式的“領袖”出現，其指向已是再明白不過了。這樣的說法或許有些極端，但歌頌“新政”的聲音這些年卻是不絕於耳的。

最後要交代的是，這位張德勤先生的高論，並不孤立，這是一場大爭論的一個插曲。這裹不妨抄錄一段剛剛收到的《南風窗》裹的一篇文章，以作背景材料：“在對改革進程反思和討論上，2006年是一個奇怪的年份，被一些人稱為‘第三次改革論爭’的觀點碰撞在時間上始自 2004年的‘郎旋風’，到 2005年發展為反思改革的大討論，到 2006年初達到了一個伴随着火藥味的小高潮，但随即迅速劃了一個句號。”所謂“小高潮”，是指“3月初，一批學者在北京西山的杏林山莊組織召開了‘宏觀經濟與改革走向’座談會”，儘管會上有人提出“我們整個黨沒有注册登記，這是嚴重的違法”，要求實行“軍隊國家化”，從而使張德勤們大為緊張，發出“一場新的‘顏色革命’由準備階段進入逐步發動階段”，“有人要奪取最高領導權，引發內亂，內戰”的“警示”，這大概就是所謂的“火藥味”了；但實際上會議的主持者的真正目的，如《南風窗》的記者所說，是“急切地呼籲中央領導出來講話，堅定改革方向，平息對改革不利的聲音”。還是這位記者說得好：“一場學界和民間的討論，發展到呼籲中央來最終定調，也算是中國特色之一了”。這就注定了最後的結果：最高領導表態，《人民日報》、《求是》發表社論，强調要“堅定不移地推動改革開放”，“到了 2006年下半年，就幾乎聽不到任何關於這個問題的公開討論了，‘繼續堅定不移地堅持改革方向’成為基調，這與爭論之前並無二致”。於是，“一場聲勢浩大的討論並未在對改革的認識上留下什麼理性的財富。如果有什麼遺產的話，那麼恐怕也是負面的，即 ‘改革’一詞被進一步意識形態化了，公共話語空間關於改革的看法更加僵化了”。值得重視的，是文章的作者提出的“警示”——“謹防改革的‘革命化’陷阱”：“中國人不該忘記，‘革命’這個詞是如何被神聖化，如何從締造一個美好社會的手段變為目的本身的，而‘反革命’的帽子又是怎樣被亂扣一氣，從而導致‘災難性的後果’的。如今，這種並不高明的政治修辭學又在‘改革’身上重演，且在 2006年達成了固化的效果。如果說‘深化改革派’人士上半年在褒義層面使用‘改革’還有所保留的話，一位高官在下半年對媒體說‘對於清算‘第一桶金’的說法，說得不好，這是在否定改革的巨大成績’時，‘改革’二字自身夾帶的道義上的超然感已經不容置疑了。在這個意義上談論改革，其邏輯上可能的結果只能是幫助‘特殊利益集團’更加肆無忌憚地將改革——這個增進人民福祉的手段——扭曲為瓜分和掠奪”。（李北方：《改革，現在是個中性詞》，《南風窗》2006年年終特刊）——應該說，這樣的分析是一針見血的。如果說當年文化大革命是在“革命”的旗號下，維護一黨專政；今天則是在“改革”的旗號下，維護一黨專政。而只要“革命”或“改革”以維護一黨專政為指歸，那就必然導致特殊利益集團的瓜分和掠奪，最終損害大多數人民的利益。

（二）

2006年，我還得到了個罪名：“把黑手伸向了孩子們”、吸中學生的血的 “直取孔方兄的疑似學者”，即“偽學者”。

事情是這樣的：一個在八十年代就來聽我的課的年輕人，二十多年來往不斷，也可以算是我的朋友吧。他辦了一個文化公司，在假期辦了一個“青春寫作旅”的中學生講習班，請我去講課。我本並不贊同他辦這個班，但他執意要辦，我礙於情面，就答應去講一次，但不要講課費，算是朋友間的幫忙。而且我很認真地做了準備，當時我正在貴州講學（那倒是收講學費的），本來可以直接去參加在廣西的另一個會，就為這次講課，特地飛回北京，講完課第三天又匆匆趕去南寧。這本來是一次正常的講課，那次講課的效果也非常好，講完以後還進行了熱烈的討論。但沒有想到，這位朋友規定的收費標準是：每個學生全程（聽 20節課，並有參觀和輔導活動）交費 4900元，引起了爭議。這完全是他的商業行為，和我們這些講課者本無關係。但一位小報記者卻不作任何調查（如我們每個講課者有沒有收取報酬，收了多少），就製造了一條聳人聽聞的新聞：《北大博導高價開設寫作班，賺取黑錢》，而且迅速引發了許多媒體的瘋狂炒作，並在網絡上也掀起一股“譴責北大博導”的狂潮。一時間，我和參加講課的“北大博導”（其實只有三四人）竟成了眾矢之的。上述罪名就是媒體和網民强加於我的。

坦白地說，這件事對我的傷害，是遠勝於張德勤們的討伐的。因為我的言論（例如反對一黨專政）要遭到衛道者的圍剿，以及其主子的懲罰，這都是意料中的，在某種意義上，這是我要堅持自己的信念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對此我是有充分思想準備的。但這樣的媒體和網民無端潑來的污水，卻是我未曾想到的，確實有些猝不及防。而且面對是魯迅所說的“無物之陣”，幾乎是無法也無力反應，只有默默承受。更重要的是，作為一個深受魯迅影響的學者，我“由小即大”，觸發了許多更深層次的思考，從而引起了更深廣的憂慮。當然，從另一個角度說，這也深化了我的思想和學術研究：這也可以說是“將苦難轉化為精神資源”吧。

我由此引發的思慮主要有兩個方面。

首先是關於中國媒體的思考。我對中國媒體，特別是其中的從業人員一直持有同情態度。因為中國政府對新聞輿論的控制，是當今世界所罕見的。如魯迅當年所說：“現在的報章之不能像個報章，是真的；評論的不能逞心而談，失了威力，也是真的，明眼人决不會過份的責備新聞記者”。我大概也屬於“不願過份的責備”之列。但長期以來我卻忽視了魯迅同時指明的另一面：“但是，新聞的威力其實是並未全盤墜地的，它對甲無損，對乙卻會有傷；對强者它是弱者，但對更弱者它卻還是强者，所以有時雖然吞聲忍氣，有時仍可以耀武揚威”。現在，我自己受到了它的傷害，就對中國媒體的雙重性有了體認：它對“强者”（從最高統治者到各級官員，檢查官）“吞聲忍氣”，是“奴”，對“弱者”（普通百姓和知識份子）則“耀武揚威”，又是“主”，“往來於主奴之界”：這就是它的本性。也就是說，他們不敢、也無能擺脱當局的輿論控制，就只有在“弱者”身上尋求“賣點”，製造聳人聽聞的“新聞”，賺點便宜：這正是典型的“阿 Q精神”。

於是，我終於懂得了魯迅當年因電影明星阮玲玉自殺而寫的《論“人言可畏”》一文的深意，並有了這樣的闡釋： “‘頗有名，卻無力’的‘公眾人物’，就這樣成了中國媒體祭壇上的犧牲品，這是魯迅的一大發現。最值得注意的有兩點：一是這樣的精神迫害是以市民階層作為自己的社會基礎的；這些現代都市的阿 Q們需要借此滿足自己的精神‘優勝’的需求，或尋求刺激，緩解心靈的空虛和無聊。因此，這是媒體和公眾的合謀，這就是‘人言可畏’的意思：它是另一種形式的群體‘殺人’。同時，這也是出於‘增加點銷場’的需求，借名人大加炒作，‘使刊物暫時化戰場，熱鬧一通’，商運也就自然亨通。可以說，正是商業的動機，是媒體不惜以阮玲玉這樣的弱者的血來牟利。這裹所遵循的，正是赤裸裸的資本法則。在中國的媒體裹，魯迅又看到了‘吃人肉的筵席’的延續！”

這裹顯然注入了我自己的生命體驗：在 2006年的所謂“北大博導賺黑錢”的炒作中，我們這些“北大博導”都是既“有名”又“無力”的“公眾人物”，於是被選中了充當了“中國媒體祭壇上的犧牲品”，正是在炒作過程中，記者和讀者的道德“優勝”欲得到了充分滿足（“看哪，這些‘北大博導’是多麼的醜惡，而我們自己又是多麼的崇高啊”），報刊也借此吸引了讀者的眼球，增加了銷路。而這樣的炒作對當事人名譽的毁損，精神的傷害就無人過問了；我們自己也只能像魯迅所說，“如野獸一樣，受了傷，就回頭鑽入草莽，舐掉血迹，至多也不過呻吟幾聲的”。但我卻因此對晚年魯迅雜文寫作的言說環境，他為什麼在雜文集的前言、後記裹，總要以很大的篇幅，談到他和上海灘的小報文人的糾纏，以及這背後的深層的痛苦，有了深切的理解，於是，在 2006年，就有了《魯迅雜文的言說環境、方式和命運》這篇學術論文。這也是生命體驗的相通而產生的學術提升吧：我的學術從來是和自己的生命相融的。

而網民的參與炒作又引發了我另一方面的思考。於是，我注意到，像這樣的網民和所謂知識精英的衝突，後者對前者的圍攻，不是孤立的，而是構成了 2006年中國重要的思想、文化、社會現象。

我的觀察集中在兩個方面。首先是對網絡的觀察與思考。不知為什麼，談到“網絡”，我總要想起文化大革命中的“大字報”——這樣的聯想，在 2006年頻頻出現，大概是文革四十周年的暗示作用吧。網絡就如同當年的的大字報，確實給幾乎被剝奪了言論自由的中國人民提供了一個自由表達的話語空間，這樣的“網絡民主”、“大字報民主”的意義是不能低估的。因此，一開始我就對其持肯定的態度，記得 2006年初網上出現對《無極》及其所代表的電影霸權的“惡搞”，我是支持的，儘管如下文將要談到的，我對網絡的負面有了新的認識，但我至今仍然堅持這樣的肯定立場，而且認為這在當下的中國輿論控制愈加嚴密的情況下，就更顯出其意義和作用。當年對“大鳴，大放，大字報”的嚴禁，以及今天對網絡的控制，都從反面證明了網絡民主、大字報民主的意義和價值。

當然，這樣的肯定，並不意味着對其負面的忽視，以至遮蔽。這裹最需要警惕的是網絡表達中的非理性與不負責任，以及由此形成的集體語言暴力，即所謂“網民專政”。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對現實生活中對言論自由的限制和剝奪的一種報復。很多人都注意到，網上的許多討論都成為一種情緒的“發洩”，很難有理性的建設性的探討，這顯然和現實生活中的壓抑，無奈，而且缺乏發洩渠道有關，如有的學者所指出，許多網民都有“潑婦罵街”的强烈欲望。在這樣的欲望下，是不會關心事情的真相與是非的。在這回“北大博導賺黑錢”的炒作中，我就發現，許多人並不關心事件中的具體的人（例如我）是否真的赚了“黑錢”，而是借此機會發洩一下長期積壓的對社會上大量存在的“賺黑錢”現象的不滿。

這樣，某種程度上，網民在表達自己的民主訴求的同時，也暴露了我們民族的集體無意識，暴露了國民性的某些弱點。比如中國人喜歡“窩裹鬥”，有强烈的“站隊”意識，於是，在網上就出現了所謂“粉絲”群隊，他們對明辨是非不感興趣，而只關心自己“站在哪一邊”。2006年一些不可思議的事情，例如某文壇新星拒絕為自己的剽竊行為道歉，居然得到許多“粉絲”的“力挺”，就是這樣產生的。而其實這也是典型的文革思維，兩派鬥爭的邏輯：“站隊”、“立場”高於“是非”。

有的學者還由此而注意到所謂“80年後”這一代（他們是網民的重要組成部份）的精神弱點：“他們有時候有一種非理性的狂熱，比如狹隘的民族主義狂熱，但是，對重大的社會問題，他們普遍表現出了麻木”。成年人造成的社會的失範，使年輕一代中的許多人產生了虛無主義情緒：他們“什麼都不相信”，又“什麼都可以做”（參看陶東風：《一場鬧劇的誕生，和一個新聞的製造》，2006年 7月 5日《中華讀書報》）。我曾經想過，在所謂“北大博導賺黑錢”的炒作中，為什麼許多網民幾乎是不加思索地就相信了記者製造的新聞呢？除了在下文將要談及的對知識精英的不信任外，也包含了“從最壞的方面去猜度別人”的思維慣性，這樣一種社會普遍的“不信任”情緒，顯示了人與人關係的毒化，其後果是會非常嚴重的。

我尤其警惕的是網絡上的群體語言暴力，它其實是類似於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批判”的。而語言的暴力，在一定的條件下，就會變成行動的暴力，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批判就直接轉換成群眾專政。我在網絡上的群體語言暴力中，所看見的正是群眾專政的邏輯。我在總結“革命群眾運動”的歷史經驗教訓時，曾經談到，當個體集合和形成“群體意志和力量”時，“個體就會‘身不由己’地作單獨的個體所不能（不願和不敢）作的事。這是一個個體向群體趨歸並反過來為群體控制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人會處於極度精神亢奮狀態，這既可能產生“極端狀態下的集體英雄主義的氣概和豪情”，從而導致直接的革命行動，也會“唤起人性的惡的方面”，導致“施暴的瘋狂”，而文化大革命中的紅衛兵正是在“廣場的狂歡”中實現由“革命”向“施暴”的轉換的。（參看《1948：天地玄黃》“校園風暴”一節）問題是這樣的群體施暴，背後隱含着一個“法不責眾”的邏輯，這就大大地緩解了由於施暴可能產生的心理負擔和顧忌，這就是為什麼群體施暴也即群眾專政特別殘忍，會做出單個人絕不可能做的為法理所絕對不容的事，以至參與施暴的個體事後（也即脱離了施暴群體，還原為單個的人）也會產生後怕的原因。——以此反觀，我們就不難發現，網絡在某種意義上，正是當年文革的“廣場”，同樣會形成“群體意志和力量”，置身網絡世界裹，同樣會處於精神亢奮狀態，也極容易在“法不責眾”的心理保護下由多少具有正當性的“革命”（批判）的激情轉向“施暴”的瘋狂。

在我的感受裹，“北大博導賺黑錢”的炒作，正是這樣的精神、語言的群體施暴，而它的特殊之處，在於施暴的對像是“北大博導”，也就是說，這是一次網民對所謂知識精英的圍攻，而這樣的圍攻在 2006年是相當普遍，甚至是形成了某種社會思潮的。應該承認，也是我在下文還要强調的，這些年知識精英的表現，確實有很多問題，也確實有相當部份知識精英充當了官僚特權集團的代言人，對之進行批判的正當性與必要性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問題是，在中國的專制體制的高壓下，人們不敢對體制本身，以及官僚特權集團提出批判，就只有向其代言人發難，前幾年對經濟學家的批判，就是將改革開放的負面完全歸之於經濟學者，這樣的“放過主子，揪住奴才”的做法，或許有無奈之處，但卻是魯迅所說的“卑怯的反抗”，更何況被圍剿的經濟學者未必都是“奴才”。魯迅早就提醒人們注意：以為“文人美女必負亡國之責”，“卸責於清流或輿論”，這是“古已有之”的老調子；魯迅還有一句憤怒之言：“倘使對黑暗的主力，不置一辭，不發一矢，而但向‘弱者’嘮叨不已，則縱使他如何義形於色，我也不能不說——我真也忍不住了——他其實乃是殺人者的幫兇而已”。魯迅的話說得有些尖銳，但卻是一語道破了實質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 2006年網民向所謂知識精英的發難中，往往自稱“底層人民”，或以“弱勢群體”的“代表”自居。對所謂“北大博導賺黑錢”的譴責，集中在“喝青少年的血”這一點上，就是打着為弱勢群體鳴不平的旗號，這是很有煽動力的，因為這些年“為弱勢群體說話”已經是一個時髦。所要製造的，正是“底層”和“精英”的絕對對立。應該警惕的是，在以“底層”的名義對“精英”的譴責、討伐中，充滿着道德的優越感；在這背後，正是隱含着在文革中十分盛行的“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的理念。而這正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理論根據之一。用毛澤東的話來說，文革是一場“把顛倒的歷史顛倒過來”的革命，就是要使“受壓迫者變成壓迫者，壓迫者變成被壓迫者”。如我在 2006年所寫的一篇文章裹所說，為了實現這樣的“顛倒”，毛澤東“將‘卑賤者’和‘高貴者’對立起來，並引申出一系列的對立，如‘學問多的名人’和‘文化缺少者’、‘學問不足’的普通人，‘內行’和‘外行’，‘社會地位高的’和‘社會地位低的’，‘大知識份子’和‘小知識份子’，‘大人物’和‘小人物’，‘老古董’和‘青年人’，不但將二者絕對對立，甚至賦予階級對抗的意義，而且在價值取向上絕對傾向後者，貶抑前者，並提出‘對於資產階級教授的學問’，‘應以狗屁視之，等於烏有，鄙視，藐視，蔑視之’ ”。應該說，這樣的“理論”是很有蠱惑力的，因為在現實生活中，“社會地位低”的，“文化缺少”的“小知識份子”、“小人物”、“青年人”，正是“蘊蓄”着魯迅所說的巨大的“怨憤”。——這樣的“怨憤”不僅存在於文化大革命時期，而且今天的中國社會更是變本加厲。而處於社會另一極的“社會地位高的”，“學問多”的“名人”、“大知識份子”、“大人物”、“老古董”，也確實志高氣昂，耀武揚威，而他們中的某些人也確實是些並無學問、“等於烏有”的“東郭先生”。這就使得普通民眾和“小知識份子”、“年青人”的怨憤具有一定的根據和合理性。但這樣的“怨憤”，如魯迅所說，是缺乏“明白的理性”和“深沉的勇氣”的，它誠然具有反抗性，卻蘊含着一種怨毒，一股邪氣,是很容易被利用的。可以說，毛澤東在文革中，正是將底層民眾、小知識份子和年輕人中間的正當的或不正當的怨憤情緒，引向“當權派”、“資產階級學術權威”這些“社會精英”，和早巳被打倒的“地、富、反、壞、右”，對他們實行前文所說的“群眾專政”即“群體施暴”，這樣，具有一定合理性的反抗就走到了自己願望的反面。問題是，在社會，特別是底層民眾普遍存在着怨憤情緒的今天，這樣的歷史是完全有可能重演的，因為它有着這樣的社會矛盾，社會心理、情緒的基礎。當我看到網络上的由“北大博導賺黑錢”的炒作引發的惡駡時，首先想到的，就是這事如果發生在文化大革命中，我這樣的知識份子就立刻會陷入“群眾專政的汪洋大海”中，要被“踩上一隻腳”，並且“永世不得翻身”：這絕不僅僅是一個幻覺。

（三）

2006年，我获得的第三个罪名是：“御用文人”。而且是我的右派朋友加給我的。

這些年我因為倡導與研究“1957年學”，和許多當年的右派成了朋友。作為一個“倖存者”，我對歷史的受難者，一直懷有真切的同情，總覺得“還被遮蔽的歷史以歷史的原貌”是我的責任，某種程度上，也是償還歷史的欠債。我曾經說過：“我們長時間地（甚至直到今天）把這些先驅者、犧牲者遺忘了！我們的歷史學家（也包括我自己）失職、失責了！1957年這段歷史的書寫，如此蒼白、稀薄，如此地充滿迷誤，致使後來的年輕人（這正是先驅者所寄以希望的）無從了解也無法理解，這是每一個有良知的過來人、學者的耻辱啊！ ”（《不容抹殺的精神遺產》）在現實的層面，這也是“拒絕遺忘”的一種反抗，因為當局正採取一切手段將 1957年反右運動列為禁區，强迫遺忘。我做的一切，完全是出於知識份子的良知，歷史學者的良知，因此，得到了許多相識或不相識的朋友，包括許多右派朋友的理解和支持。

但随着時間的推移，我和一些右派朋友之間，開始發生了分歧。最初的衝突，是發生在對美國發生的伊拉克戰爭的態度上。我在一篇文章中談到“許多人因為反對薩達姆獨裁政權而支持這場戰爭”，並且說：“持這樣觀點的有不少人都是我的朋友”，這裹所說的，主要是指這些右派朋友。我因此說了這樣一番頗動感情的話：“據我所知，他們許多人都是堅定地反對極權專制的。這種反對，不僅是理念上的，更是與他們的人生經歷、現實境遇直接相連，其中滲透了自身的痛苦的生命體驗與記憶。因此，他們是把薩達姆政權看作是極權專制的一個代表、象徵，他們是懷着對在極權統治下痛苦呻吟的人民（包括伊拉克人民）的深切同情，去看待這場戰爭的，因而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認可了美國進攻伊拉克的行為”，我表示“對這樣的觀點和立場懷有理解的同情”，因為“反對極權專制，這也是我的一個基本底綫”，“反對薩達姆的極權專制，也是我在伊拉克問題上的基本立場。我反對美國政府派兵入侵伊拉克，絕不意味着支持薩達姆的獨裁政權”。這正是表明，在伊拉克戰爭問題上，我是極力地堅持我和右派朋友之間的共同的反專制的立場的。但我也並不迴避之間的分歧，明確表示：“我不能同意這些朋友因為反對薩達姆獨裁政權而認可（甚至支持）布殊政府進攻伊拉克的立場，在我看來，這二者之間並不存在必然的邏輯的聯繫”。我因此講了很多理由，其中多少有些針對性的有兩點，一是我强調：“美國對伊作戰，其實是一個雙刃劍，對外奉行霸權主義，必然要加强國內的控制，侵犯本國人民的民主權利”，因此，“反戰的意義，就意味着對民主傳統和法律秩序的要求和捍衛”。二是“用戰爭的方式來輸出自身的文明的做法，是危險的”，“而我們這一代在這個問題上，正是有着深刻的歷史教訓的”。我這裹所指的，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訓。文化大革命其實是包含了內外兩個方面的目的的：對內，如上文所說，打着的旗號是“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對外，就是要“推動世界革命”，即輸出中國式的“革命”。在我看來，美國用戰爭的方式來輸出“美式民主”，和當年的“輸出革命”正是同出一轍，其失敗是必然的：“說不定這次入侵伊拉克的戰爭，就會成為其自身危機的開始”。這裹還有一個不便明說的隱憂：因為我發現一部份右派朋友正是希望這樣的“美式民主”的輸入（甚至是外力的强制輸入）來解決中國的專制問題，這是有可能導致中國爭取民主的運動的獨立性的喪失的。正是基於這樣的憂慮，我發出了這樣的警示：“人只能自己解放自己，任何國家、民族的問題最終只能靠自己的人民來解决，把自我或民族的解放的希望交給其他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都是危險的”。（參看《面對二十一世纪：焦慮、困惑與掙扎》）

分歧的另一方面，是對於國內問题的看法，主要是對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的歷史評價問題。右派朋友作為歷史的受害者，對中共和毛澤東所實行的“一黨專政”有着切身之痛，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充滿血腥的歷史，還包括了“上當受騙”的痛苦記憶。因此，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持極端的反共、反毛的立場。對這一點，我也是充分地理解和同情的。他們的這種感情和立場是應該尊重和保護的，他們有權利控訴歷史的罪惡。我因此從不和他們爭辯：我害怕這樣的爭辯，會重新揭開歷史的傷疤，對於這些始終處在不公平的待遇下，生命的力量幾乎已經耗盡的歷史當事人是過於殘酷的。但作為一個對這段歷史有着更加複雜的感受和看法的知識份子，作為一個歷史學者，我又不能不有自己的獨立立場。我相信恩格斯的話：道德的義憤不能代替科學的研究。不僅歷史的罪惡，是需要科學地說明與總結的，而且歷史，包括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和毛澤東這樣的歷史人物，並不只是罪惡的堆砌，它有着更豐富複雜的歷史內容，是不能用絕對肯定和絕對否定的二元對立模式來簡單處理的。這裹，還隱含了一個根本的歷史研究的原則問題：對於歷史的研究和撰寫，受害者的經歷與感受、經驗是應該得到充分的尊重的；但歷史又是不能簡單地按照歷史受害者的經驗，立場、觀點來敍述和判斷的。

應該說，我的絕大多數右派朋友，是能够理解這一點的，因此，他們儘管並不同意我的某些觀點與立場（如我的反戰立場），保留自己的意見，但都和我一樣，採取尊重與理解對方，“求同存異”的態度，並且都小心地迴避爭論，這樣，既相互支持，又保留了各自的獨立性。但也有一些朋友，他們先是希望我能够成為他們的“代言人”，而我恰恰對“代言人”的身份，特別的反感和警惕，我以為這是會根本喪失自身的獨立性的。而一旦發現我不可能按照他們的觀點和立場看待歷史和對待現實，他們就立刻將我視為異己，大加討伐了。

於是，就有了 2006年的“惡骂”。這本來是一場誤會：在一次右派朋友的眾會上，我随意談到了自己在研究 1957年反右運動時終於弄清楚的“怎樣由整風發展到反右”的歷史過程和一些細節——這本來是歷史研究者所感興趣並必要做的工作，並不包含對反右運動的評價（其實我對反右運動的批判早在許多文章中都反復申說過，是這些右派朋友所熟知的）；但參加聚會的某幾個朋友卻認為我這是在為毛澤東發動的反右運動辯護，並到處傳播。話傳到了一位和我有多年接觸的右派朋友的耳裹，在此之前，他就因為我“簽名反對美軍鏟除薩達姆獨裁政權的正義戰爭”而寫信警告我不要“自毁形象”，這回又抓住了“把柄”，就打上門來，怒斥我為“御用文人”。而且又四處傳播。於是，另一位和我有多年通信，並沒有見過面的右派朋友，竟發表《致錢某人的公開信》，在網上公佈，坐實了我是“御用文人”的罪名。面對這樣的憑空潑來的污水，我感到特別意外，因為我們都是多年的朋友，他們本可以先給我寫信或者通個電話，弄清楚我究竟是怎麼講的，然後再說話以至批判也不遲，但他們卻不願、或者沒有想到要這麼做，就迫不急待、理直氣壯地向我大加討伐了。這是為什麼呢？這又意味着什麼呢？

於是，我注意到討伐書裹的一句話：“右派是掌握先進思想的人們”，原來這幾位右派朋友是以真理的掌握者自居的，而他們受害的經歷，就不僅使他們成為“維護真理而受難”的“聖徒”，而且有了資本，有權對一切不合己意的觀點和個人判罪，而且無須調查、核實。這其實正是文化大革命發展到極端的“一黨專政”的邏輯，當年那些“左派”就是根據這樣的邏輯（他們也自以為“真理”在握，也因為在“舊社會”吃過苦而自以為有權對異己者任意施暴）而對這些“右派”大加討伐的。這意味着，歷史的加害者的邏輯和傳統被受害者繼承下來，這是令人悚然而思的。這恐怕是最能顯示反右運動，以及文化大革命的深遠影響，“一黨專政”的觀念和邏輯對人的精神滲透和可怕的控制力量的。

而在公開信裹，那位右派朋友則說，我這樣的“精英”，本就是不可靠的，現在終於“原形畢露”了。這又提供了一個重要信息：原來我這樣的既非歷史的受害者，又在現實社會中身居大學“高位”的知識份子，在有些人的心目中，是屬於既得利益集團的，因此，我們如要批判這樣的體制，對被侮辱與損害者表示同情和聲援，就必然是虛偽的，並且遲早要“原形畢露”。我立刻聯想起當年太陽社、創造社對魯迅的批判，並且懂得了其中的原由：“太陽社、創造社的英雄們，他們是以‘新興的無產階級’代表自居的，在他們的邏輯裹，魯迅既‘從舊營壘中來’，就必然是‘封建餘孽’或‘沒落者’，而魯迅文人、學者的生活方式，‘它所矜持着的是閑暇，閑暇，第三個閑暇’，而‘有閑即是有錢’，自然屬於統治階級集團，他的一切批判，反叛，都必然是一種欺騙，因此也就特別危險，特別可惡，於是，給魯迅加上可怕的罪名，‘後來竟判為主張殺青年的棒喝主義者（即法西斯）了’ ”（參看《魯迅九講》第五講《魯迅雜文的言說環境、方式和命運》）——作為“從舊營壘中來”又“反戈一擊”的“歷史中間物”，大概都逃脱不了這樣的“被自己所同情的底層受損害者及其自命的‘代言人’不信任以至申討”的命運吧，而由此帶來的內心的隱痛是難言的。

（四）

2006年我的第四个罪名是：“宣傳民主、反對極權、鼓吹自由主義，討厌我們今天的社會，對現實不满”。

這是我的一本書的“審查官”對我的宣判。

這又是“中國特色”：在宣傳部門和新聞署設置“審讀小組”，進行圖書審查，定期宣佈某些書或某人寫的書不准出版，但通常是口頭傳達，不示文件，甚至不許記錄；有時連“不准出版”的話也不說，只是壓着不批，造成不能出版的事實，又不落把柄，我的好幾本書都是這樣被“槍斃”於“無聲無息”中的。

因此，像這樣有文字的宣判是少有的。於是我們也就有了一個討論的機會。“宣傳民主”竟然有罪，“極權”不可“反對”，“自由主義”也不准“鼓吹”：這不就給自己画了一個“相”麼？這樣的“相”，中國人是再熟悉不過了的：不過是綿延幾千年的專制主義的變相而已，但卻存在於二十一世紀的中國，誰說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還有，你要對社會的醜惡現象，社會體制的弊病提出批判，你就是“討厭我們今天的社會”，這又是什麼邏輯呢？不允許“對現實不滿”，這又意味着什麼呢？魯迅早就說過：“不滿是向上的車輪”，“多有不自滿的人的種族，永遠前進，永遠有希望。多有只知責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種族，禍哉禍哉！ ”（《不滿》）魯迅還說過：“真的知識階級”“他們對於社會永不會滿意的，所感受的永遠是痛苦，所看到的永遠是缺點”（《關於知識階級》），但對統治者來說，這樣的“對於現狀的不滿”，這也批評，那也批評，就會破壞統治秩序的“穩定”，就“非被排軋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頭”（《文藝與政治的歧途》）——那麼，僅僅被“排軋”，而沒有“割頭”，已經是“皇恩浩蕩”了。

而這樣的“排軋”在 2006年是相當嚴厲的。於是，我又有了如下遭遇——

年初，某大學中文系請我演講，被人報告黨委，結果自然是不予批准；經系領導力爭，總算開恩，但要限制講題：原來預定講《向當代大學生講王瑤和我們那一代所受的教育》，因為正處臨近“六四”的敏感時期，講王瑤容易引起聯想，因此必須改題，於是就改講《作為散文家的魯迅》。沒想到，其中一段講“魯迅的公開演講”，因為有了這一番折腾，就突然有了“現實意義”——

“魯迅是在不自由的情況下作公開演說的。魯迅對此是有清醒的意識，並且保持了高度警惕的。有一次魯迅作露天演說，有學生想照相，魯迅卻總是躲開不讓照，後來他解釋說：‘他們先不給我說，我知道是什麼人！’這樣的被監視的陰影是始終籠罩着魯迅的演講活動的……”

開始時我還不自覺，但講到這裹，就猛然意識到這樣的“被監視的陰影”是依然籠罩的：這真是“不自由的演說”啊。於是順手指着聽眾席說：“說不定就有人在監聽呢”。不知台下的“特殊聽眾”（我堅信是有的）作何感想？

接着，我突然接到了北大學生的來信，說團校學生組織了一次作文比賽，以“80年後一代人”為題，希望我擔任評委主席。儘管北大早已將我排斥在外，我也遠離北大，從不參加北大的任何活動；但學生的約請，仍使我感動，於是欣然同意，還認真地看作文，寫評語，並應學生的要求，寫了一個發言稿，準備在頒獎會上公開演講。不料，此後就沒有了下文，最後，電腦上傳來一個郵件，說：預定的頒獎會已經取消，你也不必演講了。又加上一句：我們同學很想見見你。我於是明白了：北大有關方面仍然禁止我在學生中公開演講。

暑期，我應貴州青年志願者組織邀請，前去講學，順便去看望安順的朋友。一去，朋友就告訴我：在我於 2005年應安順市政府之邀，參加屯堡文化學術研討會時，安全部門就在賓館我的房間裹安放了監視器。後來，又有朋友告訴我，在 2004年我應貴州省教育廳之邀，到各專州講學時，也是每講一場都有當地的安全部門派人監聽，講完以後還要求有關學校彙報。我這才明白：當時，有老師、學生希望我多講一場，我也同意，卻未得應允的原因。後來，我又得知，連這回的講學，安全部門也是一再地詢問，事實上是在他們的監控下進行的。我不禁打了一個寒顫：我這樣關注西部鄉村教育、貴州地方文化建設，在有關當局的眼裹，竟然是有礙“國家安全”，需要防範，監視！這真不知說什麼好了。而且從此我的貴州之行，就抹上了一層拂不去的陰影，走到哪裹，都覺得有魯迅在《狂人日記》裹所說的“白而且硬”的死魚的眼睛在窺視着，這次在貴州我因風寒患了感冒，幾乎說不出話，其實心理的壓抑是更重的，更是無以言說。我終於明白自己的真實處境：我仍然處於監控之中。這哪裹有什麼“自由”！——而我剛剛看到網上的一篇文章，一位著名的“左派”學者寫的，居然說中國知識份子的“自由”太多了！他這樣的不斷向最高當局提出建議，並被採納（這也是他自己在這篇文章中一再炫耀的）的學者，當然是有充分自由的，而我辈卻並非如此。這其實正是當局對知識份子的兩手：願意為我服務嗎？給你自由；偏要發表獨立見解，對現行體制提出批判嗎？就對你實行監控，限制、剝奪你的自由！

年終，我和嚴瑞芳老師主編的《我的父輩和北京大學》一書，歷經曲折，終於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不料，在要召開作者（都是北大前輩的子孫後代）座談會和新聞發佈會時，卻出了問題：當學校有關當局得知我要出席會議並作發言時，竟然對這次會議採取“不反對，不支持，不宣傳”的態度，不但有關部門（如校史館）領導一律不出席，連出版社的領導也避而不見。這倒是成就了這次會議，作為純粹的民間活動是更有意義的。我卻因此懂得，我這個人，是“有人歡喜有人駡”，更是“有人怕”的：或許這正是我的價值所在？

到年終總結，今年我出版了《生命的沉湖》和《魯迅九講》兩本書，已經交稿的也有兩本：《那裹有一方心靈的淨土——我的退思錄（二）》，《錢理群講學敍錄》。但這四本書，都删去了許多文章或段落，主要原因是觸犯了今年公佈的兩大禁區：文革和反右運動。積累起來，四本書被删的文字竟有二十餘萬字。於是，我又編一本《删餘集續編》：儘管有朋友說，這也是一種反抗，但我仍感到自己的無力和無奈。既讓出書，又大加删削，這其實也是一種控制術：讓你出書，是顯示仍然有“出版自由”；而大加删削，則是將真正能表達獨立的批判意志，有骨氣的文字全部删去，剩下的是官方允許的文字，讀者所見到的，其實是魯迅所說的被“抽去了骨頭”的“奴隸文章”，在圖書審查制度下，自我形象的模糊化、灰色化，以至扭曲，這也正是中國批判性知識份子難以擺脱的劫難。

而且這都不僅僅是個人的遭遇：2006年，對言論自由的限制，對輿論的控制，對獨立知識份子的迫害，都是空前的，而且有日趨緊縮的趨勢。相對而言，我的處境，還不是最壞的，更有嚴禁出書，實行全面封殺的：就在我寫本文的此時，2007年伊始，國家新聞總署的有關官員，就悍然宣佈要“因人廢書”。這自然是一個信號：中國又要進入一個嚴密控制輿論，絞殺獨立思想的嚴冬季節。而在我看來，這是反映了一種越來越控制不住的社會危機和統治危機的：危機愈重，就愈要加强對輿論和獨立知識份子的控制，這也是一個規律。人們更應關心的是這背後的社會危機與統治危機。

（五）

我的“可惡罪”其實還不只以上四條。

2006年，我的主要學術成果，是寫了一本《魯迅九講》，並在全國各地（北京，上海，江西，南京等）進行演講。我說過，這是一本計劃外的書。但也是 2006年的情勢所逼出，是必須也必然要寫的。大概有三個方面的動因。首先，如前文一再提到，在 2006年我的處境所獲得的經驗和生命體驗，都從不同方面，使我又一次和魯迅相遇，是在魯迅的啟示下，我的現實經驗和體驗得以深化，同時我也加深了對魯迅的認識：這又是一次由個人境遇向學術的昇華，將精神苦難轉化為精神資源。其次，這也是對現實的一個回應。2006年是魯迅逝世七十周年。我本以為官方將借機大做文章，再一次拉魯迅做大旗，因此決定沉默，拒絕了許多會議的約請和媒體的採訪。但我很快就發現，官方終於意識到魯迅的危險，要“淡化”魯迅，特別是聽說中宣部下令，要“嚴防有人借談魯迅攻擊黨的知識份子政策”，我的反叛脾氣就上來了：既然官方要淡化，我就要强化，於是，就大談特談，到處談，一有機會就談，一口氣談出了十大篇（三篇舊稿之外，都是新作），其中一篇講《魯迅的命運》，正面觸及毛澤東關於“假如魯迅活到 1957年”的談話，闖了禁區，因而被删，於是成了《九講》。但無論如何，書出來了，就是對官方與知識界一些人竭力貶抑魯迅，限制魯迅影響的企圖的一個反抗。

我在 2006年講魯迅，特別是講“我們今天為什麼需要魯迅”，主要突出了一個觀點：魯迅拒絕“收編”，既拒絕體制的收編，也拒絕任何文化體系的收編；同時，他也從不試圖收編我們。我們需要魯迅，是因為今天的中國特別需要魯迅這樣的獨立、自由、自主的知識份子。

這自然是有感而發，或者說是由於現實的觸發，對魯迅有了新的體認。我曾經多次說過，一黨專政的體制對知識份子的政策，有一個“利用，限制，改造”到“收編”的轉變。2006年，當局通過了一個決議，宣佈要將“非公用制經濟人士和自由擇業的知識份子”納入“統一戰綫”，就是要將“收編”進一步體制化——需要指出的，前文所說的對拒絕收編的獨立知識份子的打壓、監控，和這樣的收編是一個錢幣的兩面；而所謂“收編”，以前我也說過，就是魯迅當年所說的要求知識份子扮演“同意”（擁護黨的一切決策）、“解釋”（利用專業知識將黨的决策理論化、合法化）、“宣傳”（充當黨的“喇叭”）、“演戲”（充當配角）的角色。所謂“統一戰綫”，前政協主席也有句名言，就是“參政而不干擾，監督而不添亂”，不過是要求知識份子充當魯迅說的既“倚靠權門”，又“有時要慷慨激昂的表示對於國事的不滿”即所謂“小駡大幫忙”的“二醜”。這自然都是統治者的“治安術”。問題是知識份子的態度：在專制體制下，收編也是有强制性的，拒絕收編，拒絕被統戰，是要冒很大風險的，因此，一些知識份子被動地接受，虛與委蛇，是應該予以理解的；但也確有不少知識份子欣然接受，以此為榮，甚至主動送上門去：這在 2006年甚至成為一股潮流。

這裹不妨舉幾個例子。年初就有人抛出“關於重建中國儒教的構想”，要求將儒教重新回到“中國文化權力中心”，實行“聖王合一，政教合一，道統政統合一”，並要求通過“中國儒教協會”組織化的力量，實現這一“中國儒教的復興”。（1月 3日《中華讀書報》報道）。有意思的是，這個“儒教協會”還要求壟斷儒家文化的一切資源，在經濟上也大撈一把。這既是向處於價值失落危機的當局拋出一個救生圈，又是這些儒教徒的自我膨脹，即所謂“熱昏了頭”。在我看來，這也是魯迅說的“隔膜”，搞不好又要被塞上“馬糞”，但這樣主動投靠，是顯示了這些知識份子的墮落的。無獨有偶，新年伊始，又有人（自然是知識份子）在報上發表文章，宣稱農業税的取消，標誌着從 2006年開始，中國進入了真正的“盛世”。近年來“盛世”頌歌綿綿不絕，這是最新奇的一曲。到年末，又有了更新的品種：“大國崛起論”。這不僅是製造“崛起”假像，蓄意遮蔽現實政治、社會、經濟危機，而且鼓吹中華中心主義的大國論，在國民，特別是年輕人中煽動民族主義情緒，提供統治的合法性，更是內含着開明專制的理念，為一黨專政提供理論依據：這一箭三雕把當局要求的知識份子的幫忙、幫閑功能發揮到了極致。

從這一角度看，2006年所謂“知識精英”成為許多網民攻擊的目標，是事出有因的；因此，我們在指出網民的攻擊所存在的問題時，就必須小心：不能因此而為知識精英本身的問題辯護。這正是困難所在：知識精英有問題，應該批判；但又不能走向群眾暴力的極端，更不能落入“文人誤國”的陷阱，放過了真正的元兇：其實這也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個教訓。今天有一些人看到了發動文化大革命時知識精英本身的問題，就反過來為文化大革命的暴力辯護，這又是把歷史簡單化了。如何以更加複雜的有分析的態度來對待歷史和現實，這是我們今天所面臨的問題。在這方面，魯迅的資源是具有特別的意義的。這也是我在 2006年講魯迅的另一個重點。我在《魯迅與中國現代文化》和《我們為什麼需要魯迅》裹，都反復談到，“魯迅的既‘在’又‘不在’，既‘是’又‘不是’的‘毫無立場’的立場”，“對一切問題都採取更為複雜的纏繞的分析的態度”，是我們今天應對越來越複雜的現實思想、文化問題時，應該借鑒的。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的知識精英在面對民眾的批判，以至圍攻時所採取的態度。在我剛讀到的一篇文章裹，談到 2006年精英的困境，他們“一方面在謀求權力的庇護，另一方面則在承受着社會大眾的指責”。而在我看來，在遭到大眾的指責時，中國的精英不會有任何反省，而只會更加自覺地去尋求權力的庇護，文章的作者說得很好：“大量公共資源的任意支配，這一點是對他們很大的誘惑”（趙義：《尋找中國共識》，《南風窗》2006年“年終特刊”）。因此，主動收編的動因就在這參與利益分割，擠進利益集團的內在衝動之中。 在這樣的背景下，在 2006年大談魯迅的“拒絕收編”，强調知識份子的獨立、自由、自主性，自然是不合時宜，並且惹人討厭。——在前文提到的一篇文章裹，作者就提出“獨立性本身並沒有什麼道德的優勢，如果故意要裝出獨立的姿態，這還是知識份子自戀的表現。如果我的研究有助於政府決策，對這個國家，對人民有好處，為什麼不做？”作者顯然試圖消解知識份子“獨立性”命題的意義，而他提出的理由卻是不能成立的。强調知識份子獨立性的重要和意義，並不是一個道德問題，而是一個知識份子在資本與權力的關係中採取什麼立場與態度的問題；因此，問題也不在於知識份子的研究成果是否為政府和資本决策接受，而在於在和資本與權力關係中知識份子是否保持自己的獨立性，能否堅守自己獨立思考和批判的權利。我不能理解的是，作者為什麼對“獨立性”如此反感；而我又必須承認，這樣的反感，事實上是普遍存在的，只是此文的作者較為坦率罷了。

這又使我想起了魯迅在《二心集》序言裹，所引述的馬克思主義批評家梅林格的一段話：“在壞了下去的舊社會裹，倘有人懷一點不同的意見，有一點携貳的心思，是一定要大吃其苦的。而攻擊陷害得最兇的，則是這人的同階級的人物。他們以為這是最可惡的叛徒，比異階級的奴隸造反還要可惡，所以一定要除去他”。魯迅當年就是因為背叛了本階級而為新月派的教授們所不容。（詳细分析見《魯迅雜文的言說環境、方式和命運》）一文）而今天，當許多知識份子欣然、主動接受收編時，同為知識份子的我輩，卻要大談獨立性，其獲可惡罪，也是必然的。

（六）

在 2006年，我的社會活動主要是參與青年志願者的農村建設運動，在這方面投入了很大的精力，除了收入《魯迅九講》中的《和青年志願者談魯迅》（我說過這是一次“使魯迅走向當代青年，當代社會生活的試驗”）外，還寫了《關於鄉村建設人才的培養問題》、《貴州發展道路的思考》等文章，都已編入《那裹有一方心靈的浮土》一書。這是我介入中學語文教育改革以後的另一個重要的陣地轉移。其實其內在理路並沒有變，就是試圖推動民間的改革運動。因此，我對中學語文教育改革的介入，强調的是民間性，所發動的是一場民間的教育改革運動。年初我到福建參加“生命化教育學術研討會”，就是對民間教育試驗的一次研討；下半年我和朋友們一起將六年前出版的課外讀物《新語文讀本》重新修訂，並寫了長篇文章：《《新語文讀本》：一段歷史，一個故事，一個未完成的歷史過程》，也是試圖對民間課外讀物編寫的經驗作出理論的總結。但對我來說，這都帶有暫告段落的意味，我的主要關注點已轉向更廣大的農村。當然關注的中心和切入點，還是農村教育和農村建設人才的培養，以及地方（鄉村）文化建設這樣一些我感興趣、也力所能及的事情；但顯然意在開拓新的空間，追求新的意義，即人們所說的“探求公共政治的可能性”和“建立本土公民社會的可能性”。

如一位社會學家所指出，“處於原子化狀態的社會成員的組織化、行動化，是新世紀以來中國社會的變動最深刻的內容之一”，而“表面沉寂的 2006年，社會以自己的方式逐步演變”。其所指出的演變的表徵有三：一是城市物業委員會中“公民利益團體的自治、自律的性格，正在逐漸形成”，二是“各種民間組織，NGO、NPO，志願者團體紛紛出現在中國社會的各個領域”，三是“實踐型的研究者開始走向前台，走向社會”，“直接介入國家和社會之間，在體制內外展開行動研究式的學術活動，或直接參與社會實踐活動”。——論者所提出的三個方面，除第一方面我不了解外，其餘兩方面我都有實際觀察和體會：在 2006年全國NGO組織有一次大型的經驗交流會，我也應邀參加並作發言；而我自己大概也是屬於“走向社會”的“實踐型研究者”吧，不過我完全是以個人身份參加的，並且自覺扮演“客串”的角色，並不期待、也不可能發揮多大作用，只是有人，特別是年輕人此時因為寂寞而需要我，就打打邊鼓，並且準備随時退出的。但我確實在這樣的並不起眼的民間社會的變動中，看到了、並且寄托着“微茫的希望”。2006年我在發給一位旅居國外，而又關心中國的朋友的郵件中，曾提醒他，觀察中國現實，不能眼光只盯着上層精英，而要看“地底下”默默參與實際變革的人們的努力。這其實也是當年魯迅的提醒，他在談到中國人怎樣才能有自信力時指出：“自信力的有無，狀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為據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這句話是我這些年經常想到並一再引用的。

我這裹說“微茫的希望”（這本也是魯迅在《記念劉和珍君》裹說的話），這位社會學學者也說，自己“對整體狀況的判斷並不樂觀”，因為“在國家——社會關係的演變中，由於舊政治系統某些機制／功能的活性化，以及近年國家政治系統的有效重構，在狹窄的政治／法律空間中，中國農民以及城市居民的原子化狀況的改變，比人們預想的要困難得多”。而“國家對於獨立於政府權力，特別是抵禦權力的社會力量的結集，始終保持高度戒備的態勢”——前文提到的我在貴州的活動之被監視，就是這樣的“高度戒備的姿態”的例證；據我所知，許多志願者，特別是他們中的活躍份子，以及這裹所說的“實踐型研究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監視。這樣，“我們真正的現實問題是公民如何能免於國家權力的干預和侵害”，而也正如這位學者所說，“當社會力量在尋找和國家權力良性互動可能性的時候，將發育中的社會力量視為‘國家天敵’的思路，只能將中國帶入更深的政治危機”。（以上引文見陳映芳：《不再陌生的公民社會》，載《南風窗》2006年“年終特刊”）

我則從另一個角度感到了一些問題，產生了某種憂慮，在 2006年和青年志願者的談話中，我多次談到兩個觀點。

首先，我談到了改革者的命運問題。我依然從魯迅的提醒說起：魯迅曾經談到，中國的改革常常遇到三種情況，其實就是“三部曲”，開始時受到權力壓制；壓不住了，就作出支持的姿態，“咸與維新”了，改革成為一種時尚，就有可能變形、變質；因此而可能出現許多問題，產生某種弊端，於是就會有人打着“糾偏”的旗號反攻倒算，而且是“改革一兩，反動十斤”。以此看青年志願者的遭遇：開始，也是備受壓制，我所接觸到的最早的學生志願者社團，他們的主要負責人甚至被捕入獄。當然，今天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壓制依然存在，但總體來看，已經出現了時尚化的傾向。政府、學校當局甚至提出了許多鼓勵性政策和措施，给志願下鄉支教支農者以許多優厚待遇，甚至還實行了村官制度，實際上是試圖發動以國家為主導的志願者運動，建立論者所說的“國家主導的公民社會”（參看前引陳映芳文），或者說試圖將青年志願者運動、民間社會運動納入黨的直接領導和控制之下，有的地方甚至出現了官方組織的志願者對民間自發的志願者的打壓。對這樣的新情況、新問題，必須引起高度重視。這裹存在着一個困境：在中國現行體制下，國家，黨控制了一切，志願者的民間社會運動，如果得不到政府和黨組織的支持，幾乎是寸步難行，因此，如何與黨政部門保持理性的合作關係，在現實的制度框架下，如何與權力展開有效的、建設性的互動，就是每一個志願者組織和個人必須面對的問題。而我要强調、提醒的是，在謀求這樣的良性互動時，必須堅持自己的獨立性。我經常對青年志願者說，你們必須時時想到：“我是誰？我要做什麼？我要達到什麼目標？”有三個東西是必須堅守的，就是我們的“志願性”、“民間性”，以及“站在農村弱勢群體這一邊，實實在在為大多數農民謀利益”的基本立場。因此，在和權力的互動中，是必須有原則，有鬥爭的。不然，我們就有可能被利用，成為權力和既得利益集團的工具。而堅持“我要做什麼”，同時也內含着“我能做什麼”、“我不能（理念不允許，和能力不允許）做什麼”的問題，這也就形成了自我約束和自我限制，既不能超越現實可能性去做我們力所不及的事，也不能對現行體制下青年志願者在農村建設中所能發揮的作用，有過高的估計和期待。既要堅持原則立場和獨立性，又要有自我限度意識，在志願者日益成為“時髦”時，我們必須保持清醒。

我向致力於農村建設事業的青年志願者的第二個提醒，是要時刻反省自己：我們給農民究竟帶來了什麼？我從自己的專業出發，給年輕朋友講了一個電影故事，一個文學故事。首先是姜文導演和主演的《鬼子來了》：一個僻遠的山村，老百姓與世隔絕地在那裹平平靜靜地生活了幾百年、幾千年，戰爭“來了”，日本鬼子“來了”，八路軍“來了”，後來國民黨也“來了”，老百姓分不清這些人有什麼區別，但他們卻按照本性，一律善待這些外來的入侵者，但卻遭到了以怨報德的屠殺。戰爭結束了，所有這些外來者因為“來過”，就獲得了某種資本，紛紛宣稱自己是“解放者”，卻偏偏遺忘了戰爭中真正的犧牲者——中國的農民，那土地上的青青墳草，早就被歷史的敍述所淹沒、省略了。另一個是被稱為現代文學中的“鄉下人”沈從文寫的《長河》裹的故事：抗戰開始以後，湖南省國民黨政府派數千學生到農村去推動“新生活運動”（很有點像今天的“新農村運動”，其意也在推動農村的變革）；小說寫的就是消息傳到湘西以後農民的反應。小說選擇一個“老水手”作為觀察視點，是很有深意的，因為老水手曾走南闯北，是農村中見過世面的人，對外界事物比較敏感，因此，他對“新生活”“來了”，是既喜且憂的：他期待着“來了”會給他的家鄉帶來新的變化，但歷史的經驗卻又使他滿懷憂慮，因為這些年來，先是共產黨“來了”，鬧革命；後來又是國民黨“來了”，鎮壓革命：他們“來了”，弄得老百姓鸡飛狗跳牆，拍拍屁股就“走了”，吃虧的還是老百姓。老水手因此擔心：這一次“新生活”“來了”，會不會又是一場新的騷擾？值得注意的是，老水手在寨子裹走了一圈以後，發現大多數老百姓對“來了”的呼聲並不在意，生活照樣進行，又放下心來。這其實是表達了作者的一個觀點或信念的：他對中國農村的觀察，有兩個基本點，即是農村的“變”與“常”；在他看來，農村中的“常”，即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及其背後的日常生活邏輯，是具有永恒性的，也是鄉村生活的真正力量所在；而“變”則有兩種，一種是良性的，是老水手這樣的老百姓所渴望的，但實際在中國農村發生的，卻是一次又一次地“來了”，帶來的對鄉村生活的破壞，農民所懼怕的惡性的“變”。但沈從文卻相信，即使是這樣的惡性的“變”，也是一時的，最後必然要回到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常”即鄉村永恒中來。

我對青年志願者說，歷史彷彿正在重演。長期以來，一直是國家財政、公共事業、政府治理的事實上的“棄地”的農村，被許多學者、知識精英宣佈必然要消滅的農村，連農民自己也紛紛逃離的農村，突然成為注目的中心，於是，大家都“來了”：政府官員們來了，企業家來了，知識份子來了，大學生來了，志願者來了，外國慈善家、學者也來了，來了，來了，在近年的中國大地上，湧動着“來了”的浪潮，2006年又是一個新的高潮。但似乎沒有人問過或想過：“老水手”們即中國的農民，是怎樣看待這樣的“來了”的。但我們如果真正關心中國的農民的命運，就不能不如當年的沈從文那樣，提出這樣的問題：我們的“來了”，給中國農村帶來的，究竟是農村發展的良性的“動”，還只是一次新的騷擾，甚至是破壞性的惡性的“動”？而我們如果要創造良性的“變”，就需要如沈從文强調的那樣，研究農村老百姓生活中的“常”，尊重農民的意願，真正讓他們在這塊土地上安居樂業。因此，我們在支教支農，參與農村建設時，必須要有自警、自省意識，要時刻問自己：我們所做的事，是有利於、還是有損於村子裹的大多數鄉親的利益，是有利於、還是有損於農民的長遠利益？一個“大多數”，一個“長遠”，這是我們考慮問題、辦事情的基本出發點與歸宿。不能想當然地認為，我們懷着善良的願望“來了”，就一定給農民帶來好處，受到農民的歡迎。就所謂“新農村建設”的全局而言，也要看到兩種可能性，弄不好，《鬼子來了》和《長河》所描述的歷史就會重演，或者只是一個過場，“雨過地皮濕”，農村依舊不變，甚至是又一輪的騷擾，給農民帶來新的災難，而我們自己卻因為“來了，來過”，而獲得某種炫耀的資本：如果這樣，就完全違背了我們的初衷，走到了願望的反面。——在現行體制不變情況下的農村變革是不能不有這樣的思想準備的。當然，這並不意味着我們因此而無所作為。不管怎樣，第一步已經邁出，民間社會力量正在聚集，建立農村公民社會的試驗已經開始，不管會經過多少曲折，甚至失敗，我們總要努力，希望正在腳下。

（七）

這篇總結寫得太長，應該結束了。但似乎還想要說幾句。

在整個寫作過程中，我實際上一直在反省自己：我是否誇大了自己 2006年遭遇中的痛苦，其實我個人的遭遇並不重要，應該關注的是其背後所折射出的中國問題。而當我越來越清醒地意識到自己和許多知識份子（其中也有我的朋友）之間的分歧時，我也在警示自己：不要陷入“眾人皆醉，唯我獨醒”的陷阱。或許應該以一種平常心來看待 2006年所發生，和未來的歲月裹將要發生的一切。這是我在《魯迅九講》裹一再引用的魯迅的話：“我們活在這樣的地方，我們活在這樣的時代”，我和千千萬萬普通的知識份子，普通的民眾一起經受，一起承擔，這是一個無法逃避的歷史過程。因此，所需要的，不是悲痛欲絕，而是清醒和冷靜，不是憤激，而是從容應對。事實上 2006年這一年儘管內蘊着許多痛苦和無奈，但我還是自有一種定力的。最好的證明，就是我在這一年所寫的《魯迅九講》，儘管如前所說，是受現實的刺激，有感而發，但寫得卻相當從容舒展，一位朋友讀了其中的部份章節，說有“收放自如，深淺自在”之感，至少說“自如”和“自在”正是我自覺追求的學術境界和生命境界。何況我的周圍還有着那麼多活潑、健康的年輕的生命，我不斷地從中吸取着生命的活力。我又記起了：2006年的下半年，我坐在書桌旁，修訂《新語文讀本》，一篇篇地選文，删節，剪貼，作注，寫閱讀建議，黎明即起，直到深夜。眼前閃動着孩子們渴求知識的眼光，心中湧動着生命的春意：這也是 2006年我的生命形態的另一面，或許是更為重要，我也更為珍視的。

最後的總結是，2006年我的感受有兩個側面：一方面，處處感到文化大革命陰影的壓抑性存在，在一定意義上，我們還生活在“後文革時代”；另一方面，又始終“和魯迅同在”，“和青年同在”：這同樣唤起了我的文革後期記憶（2006年我還寫了《一個中國底層知識份子的文革回憶》，在韓國召開的“文革時期的思想、學術”研討會上宣讀，引起了强烈反響），那時我也是這樣和年輕人一起，借助魯迅的資源，思考中國和世界的現實和未來的。四十年後，當年的老青年朋友依然同在，又有了新的青年朋友：2006年夏我的貴州之行，正是這樣的和新、老青年朋友的歷史性相象。這也構成了我對 2006年中國情勢的一種感受和感悟：似乎又接近了文革後期。不滿在積累和增長，人們普遍感到生活不能再這樣繼續下去，呼唤着新的變革；獨立的思想也在積累和增長，敏感到歷史要求的人們開始聚集，思考，爭辯，探索，行動。新的變革正在悄悄臨近？或許還需要一個漫長的積累和等待？——讓我們在新的歲月的新的思考和實踐中繼續觀察。

2007年 1月 23—27日，1月 29—2月3日

2007

中國改革向何處去：2007年的觀察與思考之一

2007年中國所發生的第一件大事，自然還是中共十七大的召開。這也是極權體制的特點：“唯一者”的黨所决定的路綫、方針、政策，以至人事變動，都會影響每一個中國人的生活，以至命運，自然引人注目，並引發種種議論——當然，私下議論與公開發言，採用的是兩套語言。不過，還有相當多的人不關心，也不議論：這樣的政治冷漠症，也是一個體制病。

人們在考察十七大時，首先注意到的是十七大之前，黨內的兩種力量，都以“上書”或公開發表文章的方式，對黨的路綫發表意見，試圖影響决策，並在網上迅速傳播，引起熱烈的討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兩篇文献：一是 2007年 9月 17日發表的题為《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堅决捍卫四项基本原则，開辟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时期》的《對黨的十七大的献言書》（以下簡稱《高舉》），“上書人”有 170名黨、政、軍的高中級幹部，其中有原國家統計局局長李成瑞，原總工會書記處候補書記韓西雅，原《光明日報》副總編輯陳談强，原青海省省委書記、省長黃靜波，原最高法院院長鄭天翔，原空軍司令員馬寧等。另一是 2007年《炎黃春秋》第 2期、第 6期连續發表的《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作者謝韜，原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第一副院長）和《試解馬克思重建個人所有制與中國改革》（作者謝韜，辛子陵）。（以下簡稱“《炎黃春秋）文”）在謝韜的文章發表前後，香港出版了兩部著作，即《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宗鳳嗚記述，李銳、鮑彤序，開放出版社，2007年 1月 27日出版），《從延安一路走來的反思——何方自述》（明報出版社，2007年 9月出版），也十分引入注目。

一 黨內毛澤東派：堅持一黨專政，堅持階級鬥爭與繼續革命

《高舉》一文一開始，就宣稱“我們黨和國家正處在緊要的歷史關頭”——有意思的是，這其實也是《炎黃春秋》文討論問題的一個前提，也就是說，所面對的是共同的黨和國家的危機。《高舉》一文所列舉的一些問題，如“我國已形成了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的格局”，“今天，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工人階級處於比多數資本主義國家無產階級還不如的悲惨境地之中”；“中國雖然是世界第四大經濟體，但中國的環境標準更接近某些最貧困的國家”，“如果扣除環境損失的過高代價，GDP的增長不是高速度，而是低速度，有的甚至是得不償失”，等等，也是《炎黃春秋》的作者所要面對和批判，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這甚至是反映了一個全民性的不滿的。儘管所有的人都承認，中國經濟的發展和所帶來的生活的改善，社會的進步；但又幾乎是所有的人，都對現實極度的不滿和失望，充滿着不安全感，危機感，從而形成一種共識：“再也不能這樣繼續下去了！”渴望着有一個新的改變，新的突破，並預感到這樣的改變、突破已經到了臨界點。——這正是當下中國普遍的躁動、不安的社會心理的實質所在。問題是：“怎樣改變？改變到哪裹去？”出於不同的信念，不同的利益，就有了不同的主張，期待與努力，甚至可以說，形成了新的博弈、鬥爭的焦點，同樣，這樣的分歧，博弈，也嚴重、尖銳到了極點，迫切需要攤牌：2007年的“十七大”正是提供了一個契機。

因此，雙方都是旗幟鮮明的。

先來看《高舉》這一方。他們認為中國的現實問題，歸結到一點，就是“資本主義复辟”，原因在於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一個“復辟資本主義的改革”。他們重提陳雲、彭真的意見：“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是總的綱領”，並且說：“當時的中央的主要領導人”卻“把改革開放抬高為‘總方針’，大有壓倒四項原則之意，這就為後來的改革開放，經濟建設偏離社會主義道路、偏離四項基本原則打開了方便之門，為後來‘亂套’‘吃苦頭’埋下了種子”。這裹說的“主要領導人”指的是趙紫陽。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對鄧小平的評價和批判——

“從實踐的檢驗來看，鄧小平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言論中，有正確的部份，也有錯誤的部份。兩種觀點紛列雜陳，往往自相矛盾，因而不能構成系統的理論。他本人也從未承認過有個‘鄧小平理論’。

例如，鄧小平一方面受中央的委托，做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另一方面，又否認堅持還是反對四項基本原則是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而宣傳變相的階級鬥争熄灭論。又如他一方面講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必須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堅持共同富裕，如果出現了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走了斜路了’。另一方面，又提倡一部份人先富起來，並作為一個‘大政策’，特別是允許一部份幹部及其子女（大部份是中共黨員）下海經商，讓共產黨員去當資本家，剝削勞動者。再如他在 1992年‘南巡講話’中，一方面講要防止‘和平演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止二十年，另一方面又要求長期反 ‘左’為主，並認為經濟領域只能反‘左’不能反右，為推行私有化鋪平了道路。諸如此類的自相矛盾、自我否定的例子不勝枚舉。之所以形成這種混亂狀況，從思想方法上講，就是他的‘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的 ‘貓論’，以資產階級‘有用即是真理’的實用主義，混淆和取代了馬克思主義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科學命題。總的看來，鄧小平在思想上，可能是錯誤的東西更多些，這些錯误思想為中國复辟資本主義開闢了道路”。

有意思的是，這裹談到的鄧小平的“實用主義”和他的主張的“自相矛盾”，也是爭論雙方的一個共識。趙紫陽在《軟禁中的談話》裹，谈到鄧小平的三大觀點：一是“只要把經濟搞上去，把人民的生活搞好，提高了，其他一切都好辦，什麼矛盾也可以化解”，“至於是何種所有制”，“發展經濟採取什麼手段”，“都無所謂”；二是“為了發展經濟，必須保持社會穩定”，“必須實行政治集中，加强黨的領導”；三是“不搞爭論”，爭論只會“耽誤了時間，什麼也搞不起來”（《談話》，124頁）。因此，趙紫陽說，鄧小平“兩手都是硬的”：“在政治上堅決走的路是黨的領導權要高度集中，决不能分權，這一點是絲毫不能改變，也絕不能動搖的”；“在經濟上可以搞西方市場經濟那一套，大力去進行改革開放，這一點也同樣是不能改變、不能動搖的”（《談話》100頁）。十三大所提出的“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綫”，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的  “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正是體現了鄧小平的這“兩手都要硬 的”。但趙紫陽也認為，“四項基本原则與改革開放的市場經濟是矛盾的”（《談話》，192頁）；而且在趙紫陽看來，鄧小平“基本是被  自己制定的‘四項基本原則’束縛了自己，而不能解脱出來。這是  他的悲劇”（《談話》，5頁）。也就是說，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  結果，是“政治改革嚴重滯後於經濟改革”，導致了“權贵資本主義”的產生（《談話》，348頁），和“六四”的血腥鎮壓。趙紫陽因  此論述了“毛澤東與鄧小平晚年歷史的相似性”：“鄧小平也是做 了兩件事：第一件事是改革開放，人們都是贊成的；第二件事就是 ‘六四’，這是他最大的隱憂”（《談話》，59頁）。趙紫陽更認為，正是這“兩手都要硬”的“政經分治”，給他的後繼者留下了一個“難題”（《談話》，190頁）。而後繼者無力也不願解决，問題積累下來，到 2004年，趙紫陽在離世之前，就作出了一個嚴峻的判斷：“這個體制實際上是腐爛了”（《談話》，373頁）。而在此之前（1999年），他已經斷言：“鄧小平的路綫已走到盡頭”，“鄧小平的經濟上的改革開放與政治上的高度集權，是行不通的”（《談話》，296頁）。

弄清這樣的背景，就可以明白，我們在前文所說的，人們普遍感覺的“再不能這樣繼續下去了”的社會心理，其實正是標示着：“鄧小平路綫走到盡頭”已經成為一種共識；各階層的人，都要求突破鄧小平的“兩手都要硬”，而作出新的選擇。《高舉》的作者，及其所代表的利益集團的選擇，是明確的，即是要放棄“改革開放”（他們稱其為“資本主義的改革開放”），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也就是要堅持“政治上的高度集權”，而拒絕政治、經濟、思想、文化上的任何實質性的改革。核心是要“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即黨的絕對權力，不允許任何分權。這裹包括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也即黨的既得利益集團打着“代表國家、工人階級的最高利益”的旗幟，實行對經濟所有權、分配權的絕對壟斷與控制，並獲取最大利益；“全力恢復和加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即鞏固黨對思想、文化、學術的壟斷地位和絕對控制；堅持作為“無產階級專政在中國的具體形式”的“人民民主專政”，其中的關鍵是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和控制，拒絕“軍隊國家化”；堅持在“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資產階級的個人自由”的旗號下，剝奪憲法規定的“言論、出版、集合、結社自由”，實行黨在思想、文化、學術上的“專政”。

《高舉》的另一个批判重點是江澤民的“三个代表”思想對“黨的性質”的“改變”，即由“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改變為“全民黨”。文章具體批判了江澤民領導集團對黨章的“三次大踐踏”：“大批有權勢的黨員變成資本家而仍然保留其黨籍，推翻了共產黨‘不准許剝削他人’的根本原則”；“不僅黨員可以當資本家，而且資本家也可以當黨員”；“為資本家人黨，拋出新的‘立黨之本’，公然否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並蠻橫地壓制一切反對意見”；“違背全黨意志，半明半暗地把一些資本家抬進黨的十六大莊嚴會堂”。而且還有這樣的分析：“黨的性質的改變起源於經濟的私有化。經濟基礎變了，上層建築或遲或早總要變。新興的資產階級包括兩大部份，一部份是黨外興起的資本家；一部份是黨內利用權勢興起的資本家，他們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資改派’）。這兩個部份密切結合，渾然一體，而後一部份起主導作用。他們在黨內大權在握，目無黨章黨規，並利用我們黨缺乏民主監督的缺點，一步步摧殘了建黨的根本原則”。——這些批判背後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立場，是顯而易見的。對這裹的批判或許可以有一種“同情的理解”：江澤民為代表的領導集團將共產黨演變成以政治精英、經濟精英、技術精英為基礎，為他們謀利的“精英黨”、“富入黨”，這些當年懷着“為天下窮人（工人和農民）謀求翻身解放”的理想而參加共產黨的老黨員，要作出如此强烈的反應，是不難理解的；他們因此提出“在《黨章》中删除十六大關於‘兩個先鋒隊’的錯誤規定，删除允許資產階級份子作為‘其他階層先進份子’入黨的錯誤規定”，至少是他們作為中國共產黨黨員的一個權利，他們反抗黨的領導集團對有關黨的性質、黨員標準這樣的重大問題上的不同意見的壓制，是合理的。而他們又要堅持對異己者即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份子”實行高壓，這裹的矛盾，是產生於其理論自身的。而他們對在江澤民時代急劇發展的“權貴資本主義”的既得利益集團，在“三個代表”理論裹獲得黨內的合法地位的批判，也自有其合理性。因此，《高舉》所提出的一些建議，如“立即建立並嚴格執行各級黨政領導幹部定期申報和公佈本人及子女財產的制度，接受各方監督，以此為突破口，徹底清除各級政權中官商結合的利益群體，清除產生貪污腐敗的土壤”，“改進人民代表機構，加强民主監督”等，雖然多為治標之舉，卻也自有積極意義。但他們跳不出“一黨專政”的思維，自然也就有了許多遮蔽，不可能揭示出問題的實質，也不可能根本解决問題。

更大的問題，還在於所開出的“藥方”。他們在理論上與實踐主張上，都退回到毛澤東（或許還有陳雲）那裹去。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反復引述作為依據的，是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一文裹，對 1957年反右運動的理論總結：“被推翻的地主買辦階級的殘餘還是存在，資產階級還是存在，小資產階級剛剛在改造。階級鬥爭並沒有結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鬥爭，還是長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在這方面，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而且還有這樣的發揮：“後來毛澤東又把這一理論發展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告誡全黨繼續進行政治、經濟、思想戰綫上的階級鬥爭，特別要警惕和堅决防止資產階級份子篡奪黨的領導權，進行‘和平演變’，以確保社會主義制度的不斷鞏固和發展。這一理論的科學性，已經被東歐、蘇聯社會主義國家變質和解體的歷史事實所證明，也被我國已經或正在發生的許多事實所證明。近年來我國所有制結構和階級關係的空前大變化，不是證明階級鬥爭‘長期存在’，‘誰勝誰負’問題尚未解决，‘繼續革命’不可避免嗎？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決不能丢掉它的核心和靈魂。否則，就是假高舉，而不是真高舉”。

這裹“高舉（而且標榜是“真高舉”）毛澤東旗幟”的姿態，使人們自然要想起毛澤東當年的預言和期待：在他死了以後，會有“左派”舉起他的旗幟來反對“右派”（見毛澤東給江青的信）。當然，所謂“高舉”，更有實質性的內涵，即要重新推行毛澤東的“階級鬥爭為綱”的治黨、治國路綫，而其具體的實踐步驟，就是要重新發動一場以“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改革派”（其中又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知識份子中的“資產階級自由化份子”兩部份）為打擊對象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這就表明，他們所要“回到”的，就是 1957年反右運動以後所進一步建立、發展，文化大革命到了極端的極權體制，也即毛澤東所說的“全面專政”的體制，劉賓雁先生则稱之為“五七體制”。這樣，他們就在二十一世紀的新的歷史條件下，重新呼唤和試圖在中國發動新的“反右運動”，以至新一輪的“文化大革命”。這也就同時暴露了，儘管簽名者中並不乏“忠誠的共產黨員”，但《高舉》所代表的，正是中國共產黨黨內“五七體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和要求。而這樣的主張，出現在反右運動五十周年，文化大革命四十一周年的 2007年，而且還得到了一些“新左派”的支持（簽名人中即有“新左派”的代表人物）：這都是一個警示。歷史的倒退，仍然是一種可能性：因為在中國存在着這樣的基礎和土壤。

二 趙紫陽為代表的老共產黨人的“中國改革新思維”

但中國共產黨內還有另一種類型的老共產黨員、老幹部。原張聞天的“秘書”，外交部駐蘇大使館研究室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所長，中國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副總幹事何方在其《自述》“前言”裹的一段自白大概是有代表性的：“當年參加革命時懷抱的崇高理想就是為自由民主而奮鬥，喊的口號中有‘不自由毋寧死！’唱的歌也是‘我們為了博愛，平等，自由，不惜任何的代價，甚至我們的頭顱’。可是後來不知怎麼搞的，這個理想竟然漸漸地淡忘了，而且回頭一想，反而是愈奮鬥，離民主、自由、博愛、平等愈遠，甚至走到了它的對立面。是當年選的理想錯了（因為那是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東西，是反動的），還是後來背叛了當年的理想（因為自由、民主、博愛，平等這些東西屬於人類共同理想，不分什麼資產階級的還是無產階級的）？難道這些問題不值得認真地反思？人到暮年，再不好好想想，以後可就连想的时間也沒有了。再則，七十年的革命生涯，是一直受到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黨的領導等這些重大原則的指導、規範和約束的。以自己的經歷來說，雖然有不少行為是被迫的和随大流的，但整個說來還是基於對這些重大原則自覺自願地皈依和遵守。所以過去無論是平時還是遇到什麼問題，都會考慮到這些重大原則。有時想得通，有時想不通，而且愈到後來想不通的情況愈多”，只能“把到現在為止的一些想法寫出來”，“由於問題太大”，“還是說不清楚”，寫出來，“只是為了提出問題，引起討論，聽取批評，求得解答”（《從延安一路走來的反思——何方自述》）。

這一段自白表明，這些把自己的一生都和中國共產黨的事業合為一體的老共產黨員，所面臨的，首先是他們參加共產黨的理想和以後的實踐（自己參與的黨的實踐）背離了這樣的理想的矛盾。由此而產生的是自身選擇的矛盾，這就是我在一篇文章裹所說，這是對自我“良知的逼問”：“你敢於正視這樣的‘革命發生異化，走到了自己的反面’的現實嗎？在這樣的現實面前，是麻木，默認，屈從，同化，自覺、不自覺地加入既得利益集團以求得分得一杯羹；還是堅持原初追求民主、自由、真理、人性的美好的理想與信念，一方面，對異化了的革命進行新的批判和新的反抗，另一方面，又認真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對革命本身進行科學的反思和自我反省，不惜因此而再度犧牲一切，以至生命？”（《“殉道者”林昭》）：這裹的關鍵，是是否能够跳出一黨一己的“既得利益”的束縛，“站在體制外看問題”（《談話》，393頁），這也是何方們和《高舉》的發起者、簽名者的根本區別所在。

而對這一代忠貞的共產黨員來說，要回到、並堅守自己的原初理想，還必須從黨的意識形態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對長期指導、規範和約束自己的諸如“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黨的領導”等重大原則的已成定論，進行新的反思。對這些長期接受黨的黨性教育灌輸和改造，“以黨的原則為自己的原則”已經成為習慣性思維方式的老共產黨員來說，或許是更為艱難的。對於同是老共產黨員的《高舉》的作者，“主義”和“黨的原則”都是不可逾越的“底綫”，這背後自有一種悲劇性：為尋找真理和個人與民族解放之路，而找到“主義”和“黨”；卻將“主義”和“黨”當作絕對物而成為其奴隸。而何方們正是擺脱了這樣的共產黨員，特別是老共產黨員的宿命，達到了一種超越，因為他們始終堅守對了真理的追求，而真理是高於黨和主義的。

但何方們又一再地聲稱，自己沒有“想清楚”，也“說不清楚”，說出來只是希望“提出問題，引起討論，聽取批評，求得解答”。也就是說，他們認定自己只是真理的探索者，而非真理的把握者與壟斷者，因而具有一種自我懷疑、反省，自我更新的自覺與能力。在複雜的歷史和現實面前，他們始終戰戰兢兢，在不斷變動而無限豐富的生活實踐面前，他們始終保持一種謙遜，“生活之樹常青，而理論卻是灰色的”：這其實正是他們能够擺脱“主義”、“原則”的束縛的更為內在的原因。而《高舉》的作者們，同樣面對複雜的歷史和現實問題，他們除了反復引述領袖的教導已別無良策，顯示了思想與語言的極度貧乏，卻自以為真理在手，以“真理的捍衛者”自居，妄談“高舉旗幟”，彷彿唯有他們才能拯救黨和國家於危難之中。這樣的虛張聲勢，其實是一種真正的思想的僵化，他們最終要被生活與實踐淘汰，是必然的。

因此，我們現在所面對的，正是一批既有理論修養與眼界，有豐富的實踐經驗，包括失敗，失誤的教訓，又繼續和當今中國與世界的生活實踐保持密切聯繫，具有思想的反省和創造活力的中國共產黨的老黨員的思考成果。可以說，正是文化大革命促發了最初的覺醒，促成了這一代老共產黨員和發動文革的毛澤東的決裂。1989年的“六四”，則是新的覺醒的第二個推動力，又促成了或許是更為痛苦，也更具有决定意義的和鄧小平的决裂。在告別了曾經的“精神教父”之後，人們獨自面對經過文革、經過“六四”，“毛澤東之後”、“鄧小平之後”愈加複雜的中國與世界的現實，開始了極為艱難的反思，前後達三十年（從文革結束算起）、二十年（從“六四”算起）之久，到 2007年，出現了總結性的著作：其代表自然是《趙紫陽軟禁中的谈話》。同年出版的《從延安一路走來的反思——何方自述》，特別是最後的“大尾巴的‘小結’”，也具有這樣的總結性意義和價值。

而這樣的總結以趙紫陽的《軟禁中的談話》為標誌和集大成，自然是意義重大的；這意味着，中國新改革的理論與實踐旗幟的形成和出現。而且，從一開始，就不是趙紫陽個人的思考和行為，而是一個自覺的集體創造。在《軟禁中的談話》裹，談到宗鳳鳴向趙紫陽轉達了杜潤生（原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的一個想法，說“自己是個知識份子，應有知識份子的良知，應有對社會的責任感，使命感。在現今的世界裹，想同一些志同道合者從理論上全面探討一下對馬克思主義的改造，對社會主義的改造，對黨的改造問題”。因此有這樣的期待：“趙紫陽是從舊的意識形態走出來的，是很少有的國家領導人。他不但在經濟上開放，政治上也主張開放；他既有內功又有外功，是個人才。我們想利用他的智慧，在探討如何改造馬克思主義，改造黨這一重大問題上，幫助出點力；對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階級鬥爭學說、暴力革命論，以及現實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共產黨的領導等諸問題，也希望他能從理論上作個闡釋”（《談話》，292—293頁）。這應該說是反映了一批老共產黨人的意願的，表現了一種進行集體性的理論創造的自覺。顯然，趙紫陽也是自覺於此的。他不但主動約請了廖季立（中共經改初期官方經濟學界主張商品經濟的改革派代表人物之一）、於光遠（曾任中國社科院副院長，經濟學家）等“談社會主義問題”、“中國改革的理論問題”，而且通過宗鳳鳴和一批老黨員，如杜潤生、李銳（曾任毛澤東秘書，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安志文（原國家體改委副主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成員）、鲍彤（原趙紫陽秘書）、胡績偉（原《人民日報》總編輯、社長）、朱厚澤（原中宣部長）等就他的談話提出的看法廣泛交換過意見，他自己也十分注意思想文化學術界研究的新成果，多次談到李澤厚、李慎之、何清漣漣、胡鞍鋼、樊綱等學者的研究對他的啟發。甚至一位青年學者的一部並不為人所知的著作（章韶華：《人类第二次宣言》）也引發了他的思考。而他對顧准的高度評價，一再引述魯迅的觀點，也表明了他對現代思想資源的自覺吸取。因此，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這本“宗鳳鳴記述，李銳、鲍彤序”的《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是一個集體智慧的結晶——特別是考慮到此書的“記述”性質，畢竟不是趙紫陽親筆所寫，因此將其視為以趙紫陽命名的中共“老共產黨人的集體思想的結晶”可能是更準確的。從另一面說，經過二、三十年的思想積累，出現這樣的總結性著作，也是水到渠成，勢所必然。

但由趙紫陽來擔當這一重任，以趙紫陽來命名，當然也有他個人的原因。除了他的不可替代的地位與影響之外，更和他的精神氣質、修養有關。戈爾巴喬夫在他的《自傳》裹，這樣談到趙紫陽給他留下的印象：“我面前坐着的是一位具有非凡智力和政治素養的人，他能够提出對這些或那些原理和觀點的懷疑，尋求對困難的問題的答案。這令我想起趙紫陽對我所說過一句深刻而又有歷史意義的話：‘只有符合現實理性的社會主義才必勝’ ”。趙紫陽自己也說：“我有兩條：一條是不拘泥於教義，而是注重現實，關心民意，觀察潮流。所謂‘潮流’，也就是‘民意’，也就是人們的需求：這一直是指導自己行動的基本出發點”，“另外一條是：不擅權，不搞個人權威”（《談話》，324頁）。也就是說，當歷史發展到需要突破既成理論、原則、主義的時候，這樣的歷史人物也就應運而生了。

我們這裹試圖以 2007年出版的兩部著作《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以下簡稱《談話》）和《從延安一路走來的反思——何方自述》（以下簡稱《自述》）為分析文本，對以趙紫陽為代表的老中國共產黨人的思考成果，姑且稱為“中國改革新思维”，作一個概述。我們將從“現實”、“歷史”與“理論”三個層面來展開。

（一）现實思考之一：中國社會弊端的根源和出路在哪裹？

中國的社會弊端叢生，並且已經到了非解決不可的臨界點：這是一個誰也迴避不了的現實，而且幾乎成為社會各階層的一個共識。問題是：其根源在哪裹？出路在哪裹？這正是爭論的焦點所在。如前所說，《高舉》所代表的黨內毛澤東派對此作出了毫不含糊的回答：根源是鄧小平實行了一條為“資本主義復辟開路”的“資產階級的改革路綫”，出路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進行以恢復和加强“一黨專政”的為指歸的“階級鬥爭”、“繼續革命”。現在，以趙紫陽為代表的老共產黨人也同樣毫不含糊地指出：“目前社會上出现的一切弊端，皆淵源於鄧小平虽主張經濟上的改革開放，卻又堅持政治上的高度集權，是由這條政治路綫造成的”（《談話》，313頁），“繼續堅持一黨專政和一元化領導體制下的人治，這是產生一切弊端和不良現象的總根源”（《自述》786頁），“中國的問题，關键在於一黨專政”（《談話》，328頁）。因此，需要新的“思想解放”，其核心“只能是也應當是政治改革”（《談話》，284頁），而“所謂政治改革，就是要放棄黨壟斷一切的權力”（《談話》，378頁）。

趙紫陽多次談到，“既實行市場經濟，又堅持集中領導，還堅持公有制為主體，使政企不分；如果將它作為一個模式固定下來，可能是最糟糕的一種選擇”。因為正是在這樣的“黨集中领導下的市場經濟”模式下，掌握權力的黨的各級官員就可以“利用市場經濟這個機遇，利用公有制這個條件，大量侵吞國有財產，簡直是無孔不入”，從而“使市場經濟向畸形的方向發展，變為腐败的市场經濟”，形成權贵資本主義。而“這種情況在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卻）不容易形成，那裹雖然有集權專制，也是市場經濟，但不是公有制，沒有上述條件，且私有財產不可侵犯，不容易發生侵吞現象”，“也不同於與中國條件相似的前蘇聯，它進行的是激進性的改革，雖然代價太大，但經過陣痛過程後，恢復起來比中國這樣拖下去的前景要好”。（《談話》，243頁，223頁）

因此，趙紫陽分析說，中國的“腐敗的產生乃是制度的產物”。具體地說，又表現為三个方面體制所然：“由於是公有制，沒有產權約束”；“由於是集權，權力不受約束”；由於壟斷輿論，“沒有公開監督”，再加上“一切為了撈錢”的價值觀的流行，腐敗在現行體制下的蔓延是必然的：這是一種“社會性、機體性的腐敗”。而“所謂跟世界資本主義接軌，在另一方面實際上也發生了外國人用錢買權來行賄，使中國政府產生腐敗”，而且在沒有民主監督的體制下，是“無法克服，無法制止”的（《談話》，163頁）。這樣在以黨控制一切為核心的現行權力結構中形成新的特權階級就是必然的。

趙紫陽繼續分析說，這些黨內特權階級，他們“形不成中產階級，也不是平等競爭中成長起來的企業家”，由此而產生其本質上的腐朽性：“這些人有了錢就揮霍、浪費掉，或存入外國銀行，來進行個人享受，這和過去資本主義國家原始積累資本不一樣。雖然他們野蠻搶佔掠奪殖民地，並對童工進行殘酷剝削，但他們積累了資本還是再投入發展生產；而在中國這些人卻不是這樣”。同時，他們也表現出本質上的保守性：“既不要退回原來的计划體制，也不願再深入進行改革去形成平等競爭的市場經濟機制；但這恰符合目前當政者‘求穩’‘怕亂’的要求，形成了當政者的社會基礎。這也是中央各部門、地方各省、市、各機關都在抓住權力不放，政企難以分開的根本原因所在”（《談話》，243頁，223頁）。

而且控制一切權力的黨內特權階級還具有很大的腐蝕作用。有人提出中國市場經濟所發育出來的“中間階層”，民營資本家能够成為推動中國民主化的基礎，儘管趙紫陽也曾有過類似的想法，但他卻在現實面前糾正了自己的預期：“在中國，民營企業要發展，但究竟有幾個不與當權者勾結的？不與當局者去勾結，民營企業就發展不起來。”因此，在中國目前發展的就是官商勾結的“權貴資本主義”：“政府圈地，把群眾的土地圈起來，把地價壓得很低，然後批發給開發商，高價銷售。又操縱股票，把社會上的資金收集過來；還圈走儲蓄，就是把老百姓的錢拿過來政府再用這些錢進行公共設施投資，刺激內需，以求高增長”（《談話》，348頁）。這就正如何方所說，“在各種弱勢群體和强勢集團之間，黨和政府是站在强勢集團一邊的，而且它本身就屬於最上層最有力的强勢集團”，因此，“在資本與勞動之間，黨和政府站在資本一邊”，“從上世紀九十年代起逐漸形成兩極社會，原因就是黨和政府主要着眼於資方和權力部門的利益，而忽略勞動者的利益”（《自述》，799頁，800頁）。

這樣的官商勾結的權貴資本主義的腐敗體制，同時也嚴重影響到了中國民营企業家的精神質量。趙紫陽指出，“中國不少企業家，又是有了錢就吃喝、享受，進行揮霍，而不是用於再生產。他們既沒有資本主義初期企業家那種創業冒險精神，也沒有資本主義後期企業家那種敬業獻身求發展的勁頭。對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又不摸底，怕說不定那天政策又會變化”，正是這樣的不安全感（不安全感同樣也存在於黨內特權階級），就使得一切追求短期效應，“撈得一把算一把”，如趙紫陽所說，這“也影響到中國經濟難以順利發展”（《談話》，163頁）。

問題在於，這樣的特權階級還在不斷地擴大與發展，並且形成了新的權力結構。如趙紫陽所說，“就是受過西方民主文明薰陶的留學人員也加入這個利益共同體，被權力化了，即所謂政治精英、經濟精英、知識精英，形成三位一體”。而且還出現了將這樣的“三位一體”的特權階級結構合法化的“理論”，就有人振振有詞地“論證這幾種精英相結合的主導模式，是中國穩定的最佳狀態”（《談話》，378頁）。其實，所謂“三个代表”的理論，其要害就是将 “三位一體”的精英特權階級作為自己統治的階級基礎與社會基礎，“這些人的利益和當政者的要求都一致，他們都要維持現狀，維護這條政策路綫，並使改革向有利於自己既得利益的方向發展”。趙紫陽说：“现在江澤民提出‘三个代表’的思想，就是要以维護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地位，來鞏固自己的執政地位，這就绝不可能進行政治改革”（《談話》，378頁）：這可謂一針見血之論。

但正如趙紫陽所說，這個“民主關”即“政治改革關”卻是非過不可的，“大家都清楚，黨控制一切的這個體制如不去觸動，就不可能進行改革”（《談話》，378頁）。也就是說，中國的改革發展到今天，政治體制的改革已經成為一個制約中國發展的瓶頸問題，而且是决定中國社會發展方向和前途的根本問題，是迴避不了，也不容延誤的。趙紫陽在一次談話中，引述了香港雜誌的一個分析：“中國社會現在是革命與改良賽跑，不改制就會爆發”，並舉例說：“滿清末年，雖然在進行改良（當然是被動的），但來不及了，被革命所摧垮。這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談話》，335頁）但這樣付出的代價就太大了，這就意味着全民族、全社會的又一次大動盪，而我們這個民族實在是再也經不起折騰了。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就是這樣：政治體制改革非進行不可，一黨專政的體制非觸動不可，但其難度確實極大極大。如何方所說，“在相當程度上可以說，現在我們面臨的這場政治改革比進行了近三十年的經濟改革難度大得多”，“一是這要同幾千年的皇權專制傳統和百年以上的共運‘左’傾向決裂，不但要改變行之多年的典章制度，而且要改變人們的思想，進行新的啟蒙”，“二是要觸動許多人的權和利”，“涉及有系列的體制改革，影響到權和利的重新分配”（《自述》，815頁）。

從另一個角度說，要解決這樣的世紀難題，也正是對人們的政治勇氣和政治智慧的考驗。

（二） 歷史的追溯：問题怎樣積累到今天？

何方談到的兩個决裂，都必須進行歷史的追根溯源。而在歷史問題上設置禁區，從而達到對歷史的遮蔽，正是一黨專制體制的既定思想文化國策。因此，進行歷史的反思本身，就是突破一黨專制的思想控制，獲得思想解放的意義重大而深遠的努力。

1. 如何看待共產黨领導的“革命”？

如何方所說，“提出這個問題等於是要回答，我為什麼參加革命，對參加革命後悔不後悔”（《自述》，743頁）。這是這一代老共產黨人在進行歷史的反思時，首先要思考和回答的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代人是在抗日救亡運動中參加革命的，即所謂“三八式”的一代。因此，何方把問題轉換為“如何看待抗日救亡運動”，也許是更為實質性的。而之所以提出“如何看待”的問題，是因為“現在有些所謂學者，不但否認抗日救亡運動的啟蒙含義：而且有時還流露出對參加抗日救亡的老一代先知和追随他們的廣大群眾的某些不以為然，說他們‘搭錯車走錯路’，耽誤了啟蒙，誤導了人民大眾，直接間接幫了專制主義的忙”。這不僅是 “太不公平”，“對不起從‘五四’到抗戰的好幾代中國精英，特別是那些為了民族解放和維護正義而英勇犧牲的千百萬烈士”（《自述》，749頁），而且因此可能形成對歷史的另一種遮蔽與曲解，是必須予以澄清的。

何方指出，“救亡本身就包含着啟蒙”，“抗日救亡運動可以看作是中國人民的一次大覺醒，其深度和廣度超過了‘五四’ ”。而這樣的救亡啟蒙，“既是在日本侵略、民族危亡的條件下催生出來的，也受到世界社會主義潮流的影響，所以就表現為對內接受主張抗日和民主的共產黨的領導，對外反對戰爭、反對法西斯，也就同情和嚮往蘇聯”。趙紫陽、何方這一代當時中國的先進青年，就是懷着抗日救亡和爭取民主、自由、平等、博愛，人類解放的理想而參加革命，奔赴延安和其他中共領導的根據地的。如何方所說，他們作出這樣的選擇，是“因為雖然國共都抗日，但國民黨卻專制腐敗，共產黨講求自由民主”（《自述》，744頁，745頁，746頁）。而何方的親身感受和回憶則表明，至少在整風之前，延安為中心的根據地，雖然物質生活“清貧簡樸”，但精神生活卻“豐富多彩”，充溢着“民主的氣氛”，進行着多種民主“實踐”，而且建立了“平等的人際關係”。因此，何方認為，所謂“延安精神”應該包括1938、1939年間“那段生動活潑時期體現出來的相當程度上的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精神，是“應該繼承和發揚”的（《自述》，7l一 86頁，136頁）。——當然，我們事後來看，這樣的延安生活，是帶有濃厚的“戰時共產主義”性質，烏托邦色彩的。後來毛澤東將所謂“延安經驗”絕對化，普遍化，成為他建國後推行烏托邦社會主義實驗的一個思想資源，自然就有更大的問題。但其內在的合理因素卻是不可抹殺的；何方說“被整風運動整掉的這些東西，在六十年後的今天，反而感到更加寶貴了”（《自述》136頁），也是不無道理的。

值得注意的是，到了抗日戰爭後期和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更是高舉“憲政”的旗幟，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要求推動政治體制的改革。何方在回憶錄中特地提到他“親自聽到”的毛澤東在延安“憲政促進會”上的講話，談到“我們全國人民所要的東西，主要的是獨立和民主”，“現在的憲政運動”就是要向“掛憲政的羊頭，賣一黨專政的狗肉”的國民黨“頑固派”爭取“尚未取得的民主”（《新民主主義的憲政》）。應該說，正是這樣的憲政民主的主張與召唤，使中國共產黨成功地吸引了廣大知識份子；再加上中國共產黨又“代表農民的利益”，成功地解决了土地問題，獲得了農民的支持（《自述》，783頁），終於推翻了國民黨的一黨專政的統治，獲得全國政權，取得了革命的勝利。——可以說，趙紫陽、何方這一代老共產黨人今天堅持要求實行民主政治，結束一黨專政，正是堅守了他們當年的理想和奮鬥目標；只不過如何方所說，“毛澤東講的頑固派，後來好像這角色換到了自己頭上”（《自述》，807頁），也就是說，他們今天是要向“自己的黨”來爭取“尚未取得的民主”，這自然是更不容易，更難能可貴，也更令人尊敬的。

當然，對中國共產黨而言，這樣的角色轉換也並非偶然，更非一日之變：在其革命的過程中，就已經孕育着這樣的轉變。按何方的反思，這樣的轉變是始於 1942一 1944年的延安整風和所謂“搶救運動”。何方指出，延安整風是有兩個層次的：“上層整風是進行路綫鬥爭，反對兩個宗派，確立毛澤東的絕對權威；普遍整風是改造思想，反奸審幹，使人人成為黨的馴服工具”。而其嚴重性在於“延安整風為我們中國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管理創建了一整套百年不變（按：似應為“幾十年不變”）的模式，直到現在我們還堅定地遵守和執行着。例如政治上的一黨專政和一元化領導體制，有人治而無法治，以及等級制、特權制等。再就是對意識形態的嚴格控制，實行輿論一律，决不允許有言論出版自由和輿論對黨政的監督”。延安整風的第二个嚴重後果是對干部的思想改造，“使所有幹部確實都變成了黨的馴服工具，成為毛澤東的崇拜者和毛澤東思想的服膺者”（《自述》，97頁，138页）。這就成了這一代，以至幾代老共產黨人的沉重的思想包袱，他們今天要為自己當年的爭取民主自由解放的目標繼續奮鬥，就必須首先從這樣的歷史形成的以“做黨的馴服工具”為其實質的所謂“黨性原則”的束縛中解脱出來，這是極不容易的。——順便說一句，這也是我們前文討論過的《高舉》一文簽名者中的自命“忠誠的共產黨人”的悲劇所在。

而延安整風能够引發這樣的對外爭取民主，對內實行專制控制的轉變，也並非偶然：這需要進行更深層次的歷史追溯。這就是何方在“中國共產黨誕生的歷史背景”裹所談到的，中國共產黨的建黨，有兩大資源，實際上是兩大歷史包袱。一是“完全遵守列寧建黨學说（而且主要是其中消極因素），並有所發展”，這裹說的“消極因素”主要是“暴力奪權，一黨專政，個人崇拜等”，我們在下文将有進一步討論。另一是“继承了中國歷史上農民暴動的傳统和游民階層結黨的經驗，如神化领導，盲目服從；迷信武力，無法無天，等等”，“農民暴動中互相殘殺的惡習也傳到黨內”。問題的嚴重性在於，人們一直把以上兩個方面的消極因素，“當作積極因素來堅持和强化”，以至中國共產黨“始終不能成為一個現代政黨”。而且在執政以後，依然堅持不變，並愈走愈遠。更為致命的是，又把農民起義的“打天下坐天下”的邏輯作為自己統治的法理基礎，實際上是堅持中國歷史上的“封建專制的傳承性”，“道統和法統”（《自述》，780页，78l頁，806頁）。由此而產生的問題，是一直影響到今天的。

2. 如何看待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實踐”？

這或許是一個最有爭議的問題。趙紫陽有三點分析，很值得重視。

趙紫陽在好幾次談話中都引述了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所闡明的原理：“無論哪一種社會形態，在它們所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實際决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裹成熟以前，是决不會出現的。所以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够解決的任務，因為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趙紫陽據此而提出：“我們在社會主義實踐中的所作所為，恰恰是違背了馬克思的這個原理”，本來“在落後的國家，在發展中的國家，取得革命勝利以後，不能馬上建立社會主義，必須補資本主義這一課”，“硬要去建立社會主義，必然會畸形發展，使社會主義變形”，因此，在他看來，毛澤東的問題正是在於，“過早地結束了新民主主義階段，超越階段地實行社會主義，欲速則不達，也把人們的思想搞亂了”（《談話》，92頁，86頁，45頁）。——有意思的是，何方在他的《自述》裹，對“新民主主義”和“超越”的說法，都提出了置疑：“新民主主義本身構不成一個單獨的社會形態”，“新民主主義‘新’在哪裹？主要就是新在共產黨的領導（實際上就是共產黨專政），至於‘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那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已一再聲明就是無產階級專政，而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領袖專政。既然是領袖專政，自然就容不得民主，也談不上‘新’‘舊’，更不會允許資本家階級和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存在”。因此，毛澤東為領袖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是不可能“補資本主義這一課”的，“真的發展下來也一定會很快轉入（毛式）社會主義，這是邏輯和歷史發展的必然”。因此，將毛式社會主義下採取的極左路綫和政策，稱作“超前”或“超越歷史階段”也是不妥的；因為所謂“超越”，意思是說，“條件還沒有成熟，等條件成熟再搞就對了”，這就可能“為極左路綫減輕罪責”（《自述》，802页，803頁）。也許趙紫陽的原意並不完全是這樣，但何方的意見還是有道理的。

那麼，所謂“毛式社會主義”究竟是什麼呢？趙紫陽稱之為“乌托邦社會主義”，並有這樣的分析：“毛主席提出要建設的社會主義，並不是馬克思原來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即建立在大工業為主體的社會主義；而是要建立由‘農民坐天下’的社會主義，即農業社會主義的理想天國。從他戰爭時期所實行的一套供給制，從他提出的集工、農、商、學、兵於一體的人民公社制度，從他對軍隊發出的又文又武，要兼作多樣任務、角色的指示等，就可以得到說明”。趙紫陽强調，毛主席嚮往的是“農業社會主義的極樂世界。他非常讚賞中國歷史上的五鬥米教，吃飯不要錢，即漢代張天師那樣的管吃，管住，所謂‘量腹取足’，随去随來自由自在的生活”，“中國傳統的‘大同’思想農民平均思想，在毛主席的思想裹是根深蒂固的。他是從‘農民打天下’，‘農民坐天下’出發的。正因為如此，他反對特權，對官僚階層是深惡痛絕的，稱之為吸人血的官僚主義者階級。他要建立農業社會主義，於是走向烏托邦。凡是反對和不贊成他這個理想抱負的，都被認為是修正主義，是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因而必須不斷地搞群眾運動，予以專政，甚至採取强制手段，不惜用高壓的辦法，提出所謂‘馬克思加秦始皇’‘執行起來就是用秦始皇的鎮壓手段來推行這個農業社會主義的理想。這就走上了如同國民黨一樣的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專制道路”。趙紫陽由此得出一個結論：“不能單純地認為毛主席是帝王思想，以封建主義來反對封建主義，自己想做一个開明君主；不能简单地認為毛主席怕出赫魯曉夫式的人物，才發動文化大革命，把劉少奇整下去，猶如王若水對毛主席所做的心理分析那樣；也不能認為毛主席因林彪謀害他的‘五七一’工程而使自己神魂顛倒發生了心理上的變異，實際上是因客觀沒有條件，而硬要實行自己的理想抱負，而形成的悲劇”（《談話》，123一 124頁，120頁）。

宗鳳鳴在聽了趙紫陽的這番分析以後，插話說：毛澤東的烏托邦社會主義“大概就是民粹主義吧！”（《談話》，123頁）這也就提出了一個毛澤東的烏托邦社會主義和民粹主義的關係問題。在 2007年因謝韜《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一文而召開的“民主與社會主義”專題研討會上，蘇聯和東歐問題研究專家金雁教授有個發言，就專門提到：“其實毛（澤東）沒有讀過多少馬、恩的書，他大量地是借鑒蘇聯的東西。這個中介已經遠離了他的家鄉。俄國這個二傳手加進了民粹主義的東西，與中國人的理解一拍即合”。金雁還引述了俄國共產黨宣言的起草者司徒盧威的分析：“表面上看，十月革命是在社會主義耀眼的名詞下取得（勝利）的革命，實際上是民粹主義同化並改造了馬克思主義，這裹面所有的內容都是民粹主義的”。金雁另寫有《俄國革命與民粹主義》一文，討論俄國民粹主義的一些理論觀念，如視“人民專制”為常態：“誰不和我們站在一起，誰就是反對我們，誰反對我們誰就是我們的敵人，而對敵人就應該用一切手段予以消滅”；奉行“精英領導群盲”，揚言革命成功以後，如果“人民需要沙皇的話，可以再造一個沙皇”；推行“通過惡達到善”的行為方式與倫理原則，為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為了最終目的一切都可以忽略不計；以高度集中、鐵的紀律、絕對服從的原則建黨，導致組織的黑社會化（奪取政權前）和獨裁化（執政後）；鼓吹“熱愛破壞就是熱愛建設”，在“創造一切以後”，又“立刻開始又一次摧毁我所創造的一切”；恐懼於資本主義的發展，主張毫不拖延地進行無休止的變革，任何猶豫都是犯罪；認為農民“按本能、按傳統來說是共產主義者”，只要革命消除了“個人主義”，原本深藏在農民身上的“社會主義”本能就會顯露出來，加以整合自然會走向統一意志驅動下的集體經濟，等等。這些民粹黨人的觀念和毛澤東的理論與實踐竟至如此相似，這大概不是偶然。這或許和中、俄民族性的某些相通有關，如金雁所分析的“俄國式的集體主義傳統”，“村社平均意識，輕商抑商傳統與‘不與私有化共謀’的民族理念”，以及“‘好沙皇’情懷”，等等，都是滋生俄國民粹主義的土壤，中國亦復如此。這裹當然還有列寧、斯大林的影響，如金雁所分析，儘管列寧也曾批判過民粹主義，但在 1917年以後，“列寧主義卻從黨務上的民粹主義發展到意識形態的民粹主義”。後來斯大林對所謂“新民粹派”的知識份子也曾以組織“反革命地下黨”勞動農民黨的罪名，進行了殘酷鎮壓，但“民粹派的政治經濟等主張仍在斯大林模式中得以發揚光大”，如“以‘人民’名義的‘無產階級專政’，‘統一意志驅動的單一經濟體系’，領袖崇拜、鐵的紀律、只有一個頭腦的政黨”等等。而在何方看來，“中國一直奉為指導思想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實際上是列寧斯大林主義”（《自述》，756頁），因此，毛澤東将列寧斯大林主義中的民粹主義遺產繼承下來，並結合中國自身傳統，有所發展，這都是很自然的。

當然，毛澤東與斯大林模式的態度也是複雜的，趙紫陽有一個分析就很值得注意。他說：“本來，毛主席對蘇聯這個社會主義模式是不滿意的，尤其是中央集權過多，對地方和企業統得過死，管得太多，壓制了地方和企業的積極性，要進行改革，實行權力下放。但過去由於只是在權力劃分上來作文章。結果陷入一放就亂，一亂又收的怪圈。這種改革沒有行通。後來，毛主席就發動‘文化大革命’，徹底打碎這個國家的官僚機構；實行工、農、兵、學、商一體化的，亦工亦農，又文又武的人民公社，認為這樣可以恢復馬克思本來意義上的‘自由人聯合體’，是通往共產主義的大道。結果又陷入了農業社會主義的烏托邦”（《談話》，45，46頁）。

趙紫陽對毛澤東的試驗還有一個分析，也很重要。他指出：“在中國，過去引進馬列主義都不是為了要實現社會主義，而是為了‘復興中華’、‘救亡圖存’；後來引進蘇聯這種高度集中大體制，是為了首先集中力量發展重工業，搞軍事工業，是為了富國强民，也不是為了要實現社會主義”（《談話》，120頁）。這也是抓住了毛澤東和這一代共產黨人的一個基本特點的：他們同時是民族主義者，自覺擔負了民族振興的歷史使命。於是就有了這樣的分析：“革命勝利後，毛主席首先要解决的是民族獨立問題。因為如果沒有强大的國防武裝力量便不能獨立。因此必須發展重工業，大力發展國防工業，不惜犧牲農民利益，甚至剝奪農民來發展重工業，使中國經濟走向畸形發展的道路。毛主席當時並不是要解決如何提高人民生活的問題，而是走的强兵强國的路綫”。這背後也還有一個在“國際主義”旗號下的個人的，也是從“中華中心主義”出發的欲望，這就是趙紫陽所分析的，“後來毛主席提出劃分三個世界的理論，是要向世界革命進軍，也是為了和蘇聯比高低，有當世界革命領袖的欲望。所謂毛澤東思想是繼馬克思列寧主義之後的第三個里程碑的說法，即可說明這一點”（《談話》，122一 123頁），而這樣的世界影響，又是以“强兵强國”為其後盾與基礎的。而且應該說，毛澤東所推行的這條“强兵强國”的路綫是取得了相當的成功的，中國的獨立地位的確立，經濟的發展，基本的工业化體系、格局的奠定，這都是毛澤東时代的不可否認的成績。但這卻是付出了極大代價的。特别是趙紫陽這裹所特意指出的“不惜犧牲農民的利益，甚至剝奪農民來發展軍事工業”的問題。何方在他的《自述》裹對此有更為尖銳的批判：“全世界都知道毛主席是依靠農民奪得江山的，代表農民利益。建國初期，他在訓斥梁漱溟時也曾以農民代表自诩。然而事實並不完全是這樣。除土改等外，整個說來，解放後農民的長期受苦和三農問題的產生，正是他的農村政策造成的結果”。這表現在：一、“用戶口制把農民盯死在原來的土地上，限制了他們的遷徙自由”，“變成二等公民”；二、“實行土地國有和合作化、公社化，剝奪了農民的生產資料和基本生活資料”，“使農民從小有產者變成純粹的無產者”；三、“用剪刀差和各種農業税的辦法掠奪農民搞工業化，造成農民的貧困、農業的落後和城鄉差別的擴大”；四、“向農民和農村轉嫁困難”，例如“三年困難時期一次下放兩千萬城鎮工人和居民”，“知青上山下鄉，辦五七幹校，都含有這種用意”；五、“在工作，教育、醫療及其他社會保障上實行城鄉區別對待”；六、“城市工人還有參加和組織工會的權利，不管是否官辦。而農民卻無權組織農會和其他維護權益的組織，這也體現了政治上的不平等”；七，“在農業，農村問題上的瞎指揮、胡折腾，如‘農業八字憲法’、强行並村等”：這恐怕都是何方所說的毛澤東領導的黨和國家“欠農民的債，大約今後相當時期也是償還不清的”（《自述》，713—714頁，481頁）。何方的回憶中，還談到這樣一個細節：在大饑荒的 1960年，安徽一位從小要飯的貧農老大娘，對下放在她家的何方提出了她百思不解的一個問題：“毛主席為什麼那麼心狠，就是不讓老百姓吃飽飯？”（《自述》，367頁）這大概是能够揭示毛澤東的“强兵强國”的中國現代化道路的根本問題與矛盾的。而如前所述，毛澤東的農業社會主義的試驗，既以農民為基本動力，卻一再損害農民的實際利益，這大概也是作為農民的兒子，並以農民利益代表自居的毛澤東的一個悲劇吧。

3．如何認識和估計近三十年的中國的“改革開放”？

在《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中，有相當的篇幅討論所謂“中國改革模式”問題，這是很自然的：趙紫陽曾經作為鄧小平的“秘書長”（《談話》，34頁），參與了這一改革模式的建構，他當然最有發言權，他的意見自也特別值得重視。

在討論趙紫陽的意見之前，先要討論兩個問題。一是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實驗和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實驗的關係。大體說來，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對毛澤東的“農業社會主義”烏托邦空想的放棄，另一方面，則是對其“强兵强國”的現代化道路的繼承與改造：主要是開始注意民生的改善，這方面的效果也是明顯的。但也同樣以犧牲農民為代價，這也是何方所尖銳批判的：“改革開放以來，農民工承擔了城市化的主要勞力，但他們基本上被排斥在城市化外”，“改革開放以後，随着農村機構和地縣以下各級官員的遷升擴充以及其他脱產人員的迅猛增加，許多地方的民養官已到了負擔不起的程度。而腐敗的制度化，受害最大的大約也是農民”（《自述》，714頁）。這都是鄧小平的實驗對中國農民所欠下的新債，當然，更為嚴重的是工人（特別是下崗工人）所付出的代價，這是超過毛澤東時代的。鄧小平從毛澤東的實驗繼承下來的另一份遺產，是所謂“權威政治”。這也是趙紫陽多次說及的：“鄧（小平）也是搞權威政治的，他曾聲稱中國只能有一個婆婆，意指自己說了算”，“他既要當家而又不問具體事；不是重大問題，他不講話，但到關鍵時刻，他講的話都得聽”（《談話》，49—50頁），既實際上大權獨攬，又標榜自己向來“不擅權”，這就是所謂“開明專制”。趙紫陽還谈到，他曾向鄧小平介紹“新權威主義”，即主張“政治强人穩定形勢，發展經濟”，鄧小平表示“他就是這個主張，但不必用這個提法”（《談話》，154頁）。不可否認，這樣的“新權威主義”在中國的改革開放中是有過積極作用的，趙紫陽就强調，“在中國，改革的阻力是非常之大的”，正是鄧小平的“權威政治”發揮了“特殊作用”，“使得既堅持黨的控制”，“又堅持改革開放”，“從而使改革開放走到了目前這個地步”（《談話》，33頁）。但付出的代價也是十分慘重的，也包括鄧小平自己付出的代價。這就是何方所總結的，正是這條權威主義的改革路綫，使“鄧小平在歷史上保持了兩重身份，一方面是改變中國歷史面貌的偉大經濟體制改革者，一方面是政治上繼毛澤東後的專制獨裁者。在下令向學生開槍和以非常手段連續扳倒三個總書記（按：似應為“兩個總書記”）、指定兩代接班人這點上，還超過了毛澤東”（《自述》，692頁）。

而且這樣的權威主義的改革路綫的形成，也是有一個過程的。通常的說法，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從 1978年中共十屆三中全會開始的；但那只是確定了改革開放的方向，而改革開放路綫的確立，則有一個過程，於是就有了 1978底到 1980年底的各種政治力量的博弈和選擇。在當前的中國，是存在着四種力量的：一是代表文革既得利益的所謂“凡是派”，他們掌握着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力。二、三種都是黨內改革力量，但又分兩派，分别以鄧小平和陳雲為旗幟”，後者代表了“十七年”既得利益，是所謂“老左派”——順便說一句，前述2007年出現的《高舉》派，不僅要“高舉毛澤東的旗幟”，也以陳雲為旗幟，就是延續這樣的“老左派”的立場。此外，在社會上還存在着一個强大的民間改革力量，他們最初聚集於文革後期的“民間思想村落”，在“四五運動”中第一次集中展現自己的力量，以後又以“西單民主牆”為中心，獨立地提出了自己的改革要求。這裹，沒有說到知識份子，是因為作為改革力量的黨內知識份子當時是聚集在鄧小平、胡耀邦的旗幟下的；而黨外知識份子還沒有從文革的陰影下完全擺脱出來，正開始恢復自己的基本生存、教學與研究權利，無法形成自己的獨立力量，這樣的獨立知識份子力量的缺席本身是構成了中國改革的一個重大缺陷的。在這樣的四種力量博弈的政治格局中，後三種力量联合起來基本上战胜了“凡是派”，導致了三中全會上改革開放方向的確立，這就創造了一個條件，有可能形成“黨內自上而下的改革”和“民間社會自下而上的改革”相互支持、補充與制約的格局，這正是人們所期待的。同時提出的是一個“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全面改革”的要求，但應該從何人手，是政治、經濟改革同時並進，還是以政治改革或經濟改革首先突破，則存在着不同意見的爭論。鄧小平本人在這一時期實際上也處在選擇過程中，於是就有了 1979年 3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對政治體制改革的拒絕，1980年 8月《黨和國家制度的改革》又反過來强調政治體制改革，而 1980年 12月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貫徹調整方針，保證安定團結》，則最後決定和陳雲派聯合起來，打壓社會民主改革力量，以“保證安定團結”，即維護黨的一黨專政的體制。這樣，就以 1981年 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處理非法刊物非法組織和有關問題的指示》為標誌，將自下而上的改革運動視為非法，從而形成了中國共產黨對中國改革運動的絕對控制與壟斷，同時也建立了鄧小平的絕對權威（儘管此後鄧派和陳派之間還有鬥爭，據趙紫陽回憶，前述“只能有一個婆婆”的話就是針對陳雲說的，但鄧的權威地位是沒有動搖的）。這導致了兩個結果，一是鄧小平一人主導的權威主義的改革路綫就此確立，二是政治體制的改革的擱置，形成了在不觸動一黨專政體制的前提下的單一的經濟改革路綫，也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兩手都要硬”的鄧小平改革路綫。

應該承認，鄧小平在八十年代初、中期，將政治改革擱置，對民間反抗進行嚴厲打擊的同時，在思想文化上採取了相對寬鬆的政策（儘管由於“左派”的干擾，不斷有反“精神污染”之舉，但都沒有形成大的思想文化上的動盪），一方面穩定了局勢，也減少了黨內享有既得利益的幹部的反對的阻力，又得到了黨內外知識份子的支持，這樣，就有利於他在經濟上放手採取既是積極又相對穩妥的改革措施。這就是趙紫陽所概括的：“在農村實行包產到戶，使農民有了經營自主權，這就把公社化的體制衝垮了。同時，也形成了廣闊的農村市場。在農村發展鄉鎮企業，在城市安排待業青年，發展集體企業以及‘三資’企業和個體戶，並是他們率先形成市場的生長點，這就把國有企業‘一統天下’的局面打破了。另外，對體制內的大中型企業實行價格雙軌制，即計劃外的允許進入市場，使體制外的所有企業可以得到原料、材料，否則這部份企業是發展不起來的。而體制內的企業也可以得到額外利潤，再加上‘放權’、‘讓利’，更能增加收入，也有積極性”。趙紫陽總結說：“就是發展體制外的非國有經濟成份，這一塊先搞‘活’了，這是中國改革的特色。這與蘇聯走的道路不同，他們只是在體制內兜圈子，轉來轉去，始終難以‘活’起來”（《談話》，46頁）。——在某種程度上，這也是反映了趙紫陽的改革策略的，即是繞開現行體制，在體制外尋求突破。他一再稱讚“戈爾巴喬夫有效地擺脱了保守勢力及共產黨組織的阻撓，而成立了總統和政府直接領導下的一個委員會，來進行改革”（《談話》，4頁），也是在體制外尋求政治突破。

在 1993年的一次談話中，趙紫陽還這樣總結中國的改革道路：“中國的改革走漸進過渡的道路，效果是好的，是成功的；實行價格雙軌制是不可避免的，所謂放開價格、緊縮貨幣、一步到位的改革道路是不行的。因為市場機制還沒有形成，沒有競爭，國有企業還是處在壟斷地位，開放價格只能使通貨膨脹，發生社會動盪，吃虧的還是廣大人民”。他還因此對比說：“蘇聯改革的失敗，一是首先從政治改革開始，而不是從經濟改革開始，政治上一亂，就不可收拾；二是採取了休克療法，就是完全放開價格，一步到位，使通貨膨脹起來，人民遭受很大痛苦，代價很大”（《談話》88頁）。——這大概確實是所謂“蘇聯改革模式”與“中國改革模式”區別所在；至於如何評價，其實趙紫陽自己在十年後也是有變化的。

值得注意的倒是趙紫陽所談到的如下事實：“實行雙軌制，有人會利用計劃內與計劃外的差價來鑽空子，產生腐敗”（《談話》，88頁）。這裹所說的“有人”，主要是掌握政治，經濟權力的黨和政府的各級幹部和他們的子女，以及關係人。這也就是趙紫陽在另外一次談話中所說的，“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必然形成的“權錢交易”，並必然使黨和政府“這個機體產生腐敗，引起社會廣大群眾普遍不滿”（《談話》，80頁）。這其實正是八十年代所實行的將政治改革懸置，在黨繼續控制一切權力前提下進行單一的經濟改革的一個必然結果，如趙紫陽以後逐漸認識到的那樣，這樣發展起來的市場經濟，只能是一種腐敗的市場經濟，權貴的市場經濟。

這也和經濟改革指導思想與政策上的一些失誤有關，如何方所分析：“在改革開放初期，為了盡快提高生產力，因而着重反對平均主義，在解决公平與效率的矛盾時適當强調效率，這都是必要的。但是只是一味强調效率而忽視公平，就使黨和政府實際上站在了資本一方。一是允許權力進入市場，搞錢權交易，造成權力和資本的結合……，二是分配上沒有堅持財富社會化的原則，偏向資方而忽視勞方”（《自述》，811頁）。再加上同時採取的對民間反抗力量的鎮壓，以及對輿論的高度控制，這就使這樣的權錢交易得以在沒有任何監督和反抗的情況下蔓延，發展，迅速形成權貴資產階級，並結成盤根錯節的關係網，成為尾大不掉的黨和政府內的腐蝕與保守力量，任何有可能觸及其利益的改革，包括經濟改革，都無法推行，或在推行過程中變質，改革也就走向了損害人民，特別是工人、農民基本利益的反面，從而引發和積累了巨大的社會矛盾與不滿，形成了根本的改革危機與統治危機。——這正是從八十年代中期以後，一直延續、發展到今天的中國的現實，也就是說，所謂“中國改革模式”終於暴露出了其內在矛盾及所必然產生的後果。

正是這樣的後果引發了趙紫陽新的反思。在 2004年 6月的一次談話中，他又作了這樣的總結：“現在國際上提出所謂中國改革模式，認為它有利於中國經濟發展和迅速增長，對中國改革模式稱讚起來。國內一些學者如康曉光對現在中國的政治精英、經濟精英與知識精英三結合為主導的這個模式也大加讚揚。但真實的情況是，中國的改革與經濟發展是在黑箱作業下做起來的。這便於權錢交易，便於侵吞國有財產，致使國有財產大量流失。尤其以建設為名，大搞圈地、圈錢，實際是對人民的一種掠奪。這跟蘇聯不同，他們是在現代民主轉型中改革的，是公開發股票，每人一份，雖也有貪污腐敗，但都受公開輿論監督，又有多黨相互競爭，誰也不敢做得過份。俄羅斯改革曾經一度震動較大，但現在他們的經濟也在高速發展。也就是說，經濟發展了，現代政治也轉型了”。趙紫陽深有感慨地說：“中國模式與蘇聯模式究竟哪個好？還很難說。但目前中國當局者卻認為正是中國過去採取了高壓手段，保持了穩定，才保證了經濟大發展，認為這是成功的得意之作”（《談話》，373頁）。——在所謂國內外的一片讚揚聲中，趙紫陽如此地清醒，實為難得。

這樣，到八十年代後期，鄧小平的在黨控制一切的體制下的經濟改革，其負面後果，主要是黨的腐敗日趨顯露，從而引發了社會矛盾和衝突。1986年的以“反官倒，爭民主”的學潮就是一個集中反映。值得注意的是，學生的反抗，是得到知識份子和社會各界支持的。這反映了兩個重要動向：一是知識份子開始從寄希望於對鄧小平為代表的黨內改革派，從而形成某種依附關係的狀態中擺脱出來，要求發出自己的獨立的聲音；另一個動向就是趙紫陽所分析的，“由於市場經濟的實行，多種經濟成份的共存，外資的引進，個體經濟、私人經濟的發展，股份化的推行，公司制的發展，法人經濟的存在，於是各種經濟利益集團出現了”，這也是鄧小平的改革路綫必然出現的結果，“這種經濟基礎的變化，要求决策的分散化，民主化，這跟上層建築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產生矛盾，客觀上必然要求政治上的開放”，從而對鄧小平的改革路綫形成突破（《談話》，80頁）。

而這樣的社會矛盾和改革發展的客觀要求，也必然引發黨內的矛盾。這就是趙紫陽談話中一再談及的作為黨的總書記的胡耀邦和黨內老人的分歧；如趙紫陽所說，“分歧基本是自由化問題”（《談話》，143頁）。這首先是一個“黨的危機在哪裹？應如何應對？”的黨的發展方向的問題。以鄧小平、陳雲為代表的老人視“自由化”為主要危險，而胡耀邦則為黨的“腐敗”而憂心忡忡。防止自由化，就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强化黨對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的全面控制；遏制腐化，就必須限制黨的權力，進行黨自身的改造，推動政治體制的改革：這正是根本分歧所在。現在可以看得很清楚，這場發生在八十年代末的黨的高層的鬥爭，實在是關係着中國以後的發展走向，以及中國共產黨自身的命運的。但要限制黨的權力，就等於向黨的既得利益集團挑戰，也觸犯了鄧小平的改革的底綫。最後，鄧小平為首的老人竟以發動“宮廷政變”的方式從黨的合法總書記手裹奪回權力，這不僅意味着黨的一次分化：原來都團結在鄧小平旗幟下的所謂“黨內民主派”被鄧小平排除出去，從此集聚在胡耀邦的旗幟之下；而且也激化了青年學生、知識份子的不滿情緒：這都孕育着後來的“六四”。

但鄧小平還是清醒的，他對改革發展到八十年代末，必然要求政治體制改革這一客觀情勢，還是看得很清楚的，只不過他希望這樣的改革依然控制在自己手裹，不要發展為“自由化”。於是，就有了 1987年開始的政治體制改革的設計，以及黨的十三大正式提出政治體制改革的任務，這是由後任總書記的趙紫陽來主持的，因此，學界又有“趙紫陽的政治體制改革”之說。而趙紫陽本人，就像他多次說到的那樣，他本來也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保守派”，認為“沒有共產黨的領導，實行多黨制，中國會亂，中國首先應解决貧困問題”，“後來感到只搞經濟建設，不跟政治體制改革相結合不行，不實行民主監督，首先腐敗問題就不能解决。接着又感到要發揮群眾組織的獨立監督作用，不放棄不削弱黨控制一切權力就不行”（《談話》，384頁）。在這樣的認識基礎上，他主持的政治體制改革一開始就明確了這樣的“指導思想”：“一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不能變，但黨的領導方式必須改變；二是社會主義國家應當是一個法治的國家”（《談話》，146頁）。他所要推行的是一個和漸進過渡的經濟體制改革相適應的漸進過渡的政治體制改革路綫：“先黨內，後黨外，再推廣到社會”，“在黨內先從上層開始，再推廣到基層”（《談話》，384頁）。在黨內改革方面，他提出“以政治局為重大方針政策的決策機構；而中央常委會應是日常工作的决策機構”，並設想取消總書記，由常委輪流主持工作，以避免權力高度集中，走向個人專政；他還主張實行“黨的非權力化，行政化”，“黨內不設分管行政的書記、常委，不設對口部，政府系統不設黨組”，“企業不設黨的專職機構，黨的政治思想工作應結合生產經營管理來進行”，以“避免官僚化和腐敗”。在社會民主方面，强調“社會多樣化，就是利益集團的分立化”，“對內、對外都要開放。實行民主監督，實行民主的原則，公開的原則”；“要實行協商對話，要有對工、農、知識份子對話的管道”；“對新聞要進行改革，實行輿論監督，言論自由”；“企業要推行廠長負責制，工會起監督作用”，“農村實行村民自治，學校實行校長負責制，要教育家治校”（《談話》，148一 149頁）。——應該說，這樣的設計，是積極而又穩健的。如果能够逐步推行，是會在中國民主化改革的進程中邁出堅實的一步的。

而事實上“中國改革必須過‘民主關’”已經成為八十年代末的一個社會共識，1989年爆發的天安門運動實際上是青年學生、知識份子、工人、市民通過街頭政治的方式，試圖恢復 1981年被鄧小平鎮壓下去的自下而上的民間社會運動，在“反腐敗，爭民主”的旗幟下，提出自己的民主改革的要求，其核心是要求憲法賦予的言論、出版自由、集會自由和結社自由，並且突破禁令，自發成立了學生、工人和知識份子的自治組織，也一度突破了“輿論一律”的新聞壟斷。而這都是極權體制絕不能讓步的底綫，也是鄧小平的權威主義的改革不可逾越的底綫。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的既得利益集團最後不惜再一次發動“宮廷政變”，“廢除”了第二個黨的合法總書記，並以血腥鎮壓的極端手段來維護黨的控制一切的絕對權力。中國共產黨內政治、思想上的分裂，於是不可避免。——在某種意義上，我們這裹討論的 2007年的這場論爭，也就是這樣的分道揚鑣在理論上的表現。

趙紫陽在“六四”問題上堅持他的政治體制改革所提出的“在民主和法律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立場，並提出“抓住這個時機把腐敗問題好好解決一下”，“在廣泛討論的基礎上制定新聞法和游行示威法”，“把廉政同民主、法制，公開性、透明度、群眾監督、群眾參與等密切結合起來”等具體解決辦法。即使在被奪權以後，他仍在十三大四中全會的《我的講話》中，發出呼籲：“民主已經成為世界潮流”，“民主的旗幟如果我們黨不去高舉，就會被別人奪去。我覺得，我們遲早要走上這一條路。我們與其被動地走，不如自覺地主動地走”（《談話》，7頁，11頁，18頁，19頁）。這樣，趙紫陽就歷史地成為了中國共產黨黨內民主派和中國民主改革的一面旗幟，這自然是具有標誌性意義的。

“六四”的血腥鎮壓，對中國改革的影響是致命的。如何方所說，這是“中國社會和政治發展的一次轉折”：“十三大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完全停頓，此後將更難啟動，民主、自由、法治、憲法都只能流於空談。依靠權勢迅速出現一批壟斷集團和富豪，一個既有權又有錢的權貴階層加速形成，兩極分化速度空前，貧富懸殊已超過許多發達國家。一元化領導體制所依靠的各級官員得到大量提升和迅猛增加，更加官多為患。腐敗在走向制度化，一些政權行為黑社會化，知識份子進一步邊緣化。政治和輿論上原有的一點寬鬆氣氛一去不復返，政治鎮壓和輿論控制更加嚴格”（《自述》，691頁）。而這樣的發展，最終也會危及鄧小平自身的改革路綫的。事實上，在 1989—1991年間，中國的改革已經出現了倒退、逆轉的趨勢，領導集團中有人公開聲稱要跳出“趙紫陽的改革圈子”，其實就是要脱離鄧小平的改革路綫，回到毛澤東的階級鬥爭路綫，一如 2007年《高舉》派主張的那樣；那時就有人揚言“要抓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了（《談話》，40—4l頁）。

於是就有了 1992年春的鄧小平的“南巡講話”。這是他要挽救自己的改革路綫的一次最後的努力。他成功地堅持了經濟上的改革開放路綫，為中國經濟的發展，特別是沿海地區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趙紫陽當時就預言：“五年後就可能達到高的經濟水平”（《談話》，43頁）。但在“發展就是一切”的思想指導下，這樣的經濟發展必然是以對環境、資源的大破壞為代價的，其長遠的後果也是難以彌補的。重要的是，經過了“六四”，鄧小平已經不可能再一次啟動政治體制的改革，相反，他的南巡講話，卻為幹部子女親屬“下海經商”大開通道，並且由雙軌制下在計劃內外差價上投機，擴大到房地產和國營生產資料的買賣，證券市場的操縱等領域，而“穩定就是一切”（它和“發展就是一切”構成了最能體現鄧小平南巡講話精神的兩大口號）的高壓態勢，又為這樣的黨和各級政府的大範圍、大規模的迅猛的體制性腐敗，提供了政治上的保護。應該說，中國權貴階層的加速形成，兩極分化的速度空前，都發生在鄧小平的南巡講話之後，這絕非偶然。最能說明其結果的就是何方所引述的兩個數字：“美國一個公司發佈《全球財富報告》說，中國百分之零點四的家庭佔了百分之七十的國民財富”，“另據官方研究機構調查，中國的億萬富豪有百分之八十至九十是高幹親屬，其中的二千九百多名擁有的資產大於兩萬多億元”（《自述》，787頁）。這就意味着鄧小平的所謂“讓少數人先富起來”的改革路綫，最後落實為黨的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及其親屬的暴富，對普通民眾，工人、農民、知識份子創造的財富的肆無忌憚的掠奪與侵佔。據說鄧小平在去世前，曾有“兩極分化不是社會主義”的說法，但他卻迴避了自己作為“始作俑者”的歷史責任。這大概也是他的悲劇所在吧。

總結從 1978年開始的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可以發現，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始終是一個難以跨越的難關。1980年 8月鄧小平第一次正式提出（在此之間，民間運動早就一直在呼唤），1981年初即自己强行中斷，並大舉鎮壓民間民主運動；1987年再次提出，1989年又以血腥鎮壓而中斷。這兩起兩落，都讓熱血青年和民眾付出了血的代價，同時也是對黨內的民主力量，健康因素的不斷清洗的過程。這不僅極大地阻礙了中國社會的進步，而且也傷害了中國共產黨自身，削弱着統治的基礎，並越來越喪失了統治的合法性。趙紫陽一語道破其中的癥結所在：“政治體制改革，就是要放棄黨壟斷一切的權力”，“關鍵就在於一黨專政”（《談話》，378頁，328頁）。難就難在不肯放棄由權力壟斷帶來的既得利益。這其實也是一個悖論：因為不肯放棄權力壟斷而拒絕政治體制改革，鎮壓民主運動；但又因為這樣的鎮壓危及統治的基礎與合法性。

如果把問題放到二十世紀以來中國發展的歷史的範圍來考察，更可以發現，“一黨專政”始終是中國政治家難以跨越的關口，因此，錯過了許多歷史的機會。1925一 1927年，第一次國、共合作是第一次機會，1927年國民黨實行清共，導致了以後的國民黨所謂“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一黨專政”；1945年抗戰勝利出現了成立聯合政府的第二次可能，又因兩黨的內戰而錯失良機，國民黨還因此喪失了政權；1956年，中國共產黨其實是面臨着一次選擇的機會的：如果真正聽取民主黨派、知識份子、青年學生的意見，真正實行“百家爭鳴，百花齊放”，“長期共存，相互監督”的方針，落實憲法赋予的權利，至少是可以使黨控制、壟斷一切的體制有所鬆動，在政治、思想民主化進程中跨出一大步的；但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領導集團不肯放棄黨壟斷一切的權力，發動了反右運動，而且反過來極度地强化了一黨專政的體制，在人們說的“五七體制”下形成的既得利益階層，正是今天《高舉》所代表的“左派”的階級、社會基礎。而如前所說，文革結束，改革開放以後的 1980年、1987年，都是一個時機，又一次次地錯過了。這樣的“屢戰屢挫”，確實令人不勝唏嘘；但這樣的“屢挫屢戰”，前僕後繼，又確實說明，推進社會民主，結束一黨專政，是一個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與潮流，是總要頑强地不斷提出的歷史性任務，而且會召唤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為之奮鬥犧牲的。正如趙紫陽所說，這是早晚要解决的，早解决早主動，越延遲越被動。在這方面，共產黨的老對手國民黨已經走在前面，趙紫陽因此給蔣經國以極高的評價，說他“順乎世界潮流”，又“順乎民心”（《談話》，116頁）。“潮流”不可逆，“民心”不可違：這大概就是人們進行歷史的追溯，所得出的最重要的結論吧。

（三）理論的追問：迷誤發生在哪裹？

趙紫陽、何方在反思歷史與現實時，都引述了鄧小平的“一句老實話”：“社會主義是什麼，馬克思主義是什麼，過去我們並沒有完全搞清楚”（《自述》，750頁）。對於這些篤信馬克思主義，為社會主義而奮鬥的老共產黨員，看清這一點，是不容易的，承認這一點，又是有些尷尬的。但這確實是事實，而且這正是歷史與現實的迷誤的原因所在。因此，現實的逼問，歷史的追溯，最後都要導致理論的追問。追問的主要問題有四——

1．如何看待馬克思主義

何方在討論的一開始，就提出了兩個基本觀點，這大概是能代表這些老共產黨人經過反思以後所達到的共識的：一是“馬克思主義掀起了人類歷史社會主義運動的高潮”，“在人類思想史上佔有重要地位”，“馬克思是一位偉大的思想家，一位偉大的人道主義者”；一是“馬克思主義不是‘放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它只是人文社會科學中的一個流派，既不是處在高於其他流派和壟斷整個意識形態的地位，更不能使其政治化，成為人人必須堅持信奉和服從膜拜，而不能懷疑、討論，批判和揚棄的教義”（《自述》，753頁，754頁，755—756頁）。應該說這兩點共識是來之不易的。因為“馬克思主義是放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幾乎是這些老共產黨人從入黨時就被灌輸的，視為“天經地義”的黨的基本信條，要走出將馬克思主義神聖化、宗教化、政治化的迷霧，恢復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無異是一次思想的啟蒙和解放，而在當下仍將馬克思主義宣佈為國家意識形態的中國，堅持對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態度，是需要勇氣，甚至付出代價的。作為這樣的教條化、宗教化傾向的反撥，這些年又出現了全盤否定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將其視為一切罪惡的淵藪的思潮，要抵制這樣的虛無主義，堅持對馬克思主義的科學評價和信念，也同樣需要膽識。

在確立了這樣兩個基本觀念和立場以後，對馬克思主義的反思和追問，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

我們首先注意到的，是何方的一個論述： “（馬克思主義）既是科學，就應進行研究和經過實踐的檢驗，凡證明是正確的，當然應該堅持；證明是錯誤的，就必須加以修正和揚棄。馬克思主義誕生在資本主義發展初期，必然受到那個時代的限制，一些觀點以至基本原理的錯誤是自然和不可避免的。馬克思本人就在對他的學說進行着不斷的修正，後來恩格斯獨自領導工人運動的十二年中更有重大的修正和發展”（《自述》，754—755頁）。今天重新認識馬克思主義，對這一代老共產黨人來說，既然是一次思想啟蒙，要擺脱蒙昧的迷信，就需要從認識馬克思主義的“時代的限制”這裹開始。

其實這樣的工作，早在五十年前，這一代老共產黨員的先驅顧準（趙紫陽给他以很高評價，说他是個“大思想家”，見《谈話》，179頁）就已經開始做了。正是在 1956年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開始走出斯大林主義的迷霧時，顧準及時提出“一切問題都要重新估價”，並開始對馬克思主義進行批判性的反思。他當時的反思主要集中在兩點，一是馬克思、恩格斯的許多“預言與實際距離太遠了”，他們對資本主義的許多判斷都有失誤；另一是對馬克思主義中的黑格爾式的絕對主義的印記提出質疑，他指出，“歷史唯物主義隐含着一个黑格爾哲學的前提——存在一个必然規律，這個必然規律向着共產主義的完成”，實際是“要求一個世界圖式，由此以建立目的論”。這樣的绝對主義有可能導致認識論上的信仰論，在社會實踐中，则可能導致專制主義：“绝對主義——專制主義，原是和辩证唯物主義有血缘關係的東西，這是不可以容忍的東西”。這樣的馬克思主義中的絕對主義是顧準所要揚棄的；在他看來，“馬克思是人本主義者，所以如果他有信仰，至多不過是信仰人類”，顧準的选擇是：“我接受馬克思主義人本主義＝自然主義這个方面”（《顧準日記》，100—101頁，102頁，119頁，120頁，中國青年出版社，2000年出版。可參看拙作：《1956一 1960年間顧準的思考》，文收《拒絕遺忘——“1957年學”研究筆記》，香港牛滓大學出版社，2007年）。

在五十年代，几乎是顧準獨自一人在進行這样的反思，揚棄和再選擇。直到八十年代關於“馬克思主義與人道主義”的討論，才總算有了遲到的響應。九十年代以後，我們這裹所要討論的趙紫陽、何方，以及其他老共產黨人——他們都是顧準的同代人——的思考，實際上是五十年前顧準思考的延續。趙紫陽就多次談到，“歷史事實的發展同馬克思的分析並不相符”，“當代資本主義的發展確又與列寧對帝國主義階段的資本主義分析不一樣”。在趙紫陽看來，“馬克思過去對資本主義的分析有兩點估计不足：一是對資本主義容纳科學技術的能力；一是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自動調節的能力”。“私有制也能發展生產力，推動社會進步，實現社會文明，並且也能使資本主義各國一定程度協調起來，共同發展，走向繁榮”，這都是馬克思沒有預料到的，“他只設想推翻資本主義建立社會主義這一條途徑進入現代文明”，而馬克思對未來社會的設想又“確有烏托邦成份”，如“沒有貨幣，沒有商品，取消市場”，“尤其這樣的社會裹矛盾沒有了，那麼社會發展的動力是什麼？如果沒有動力，社會的發展就會停頓”。趙紫陽進一步指出，馬克思“關於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由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到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再到資本主義社會和高級的共產主義社會的所謂循環論，也並不符合社會發展的現實”，更重要的是，“提出把共產主義作為人類社會發展的終極目標，是不符合社會發展的，因為人類社會的發展如同人們的認識一樣是無止境的，不能人為地規定一個終極目標”——這裹實際上也同樣涉及到當年顧準所質疑的馬克思思想中的歷史決定論、目的論的絕對主義成份。趙紫陽的結論是：“馬克思的理想是好的，為人們所嚮往”，但“馬克思對社會的發展，只限於他邏輯思維的一條道路，沒有預見到社會的發展還有其他道路，也能促進社會走向現代化；而他設想的這條道路，實踐證明也走不通。他設計的這個模式行不通，應當跳出這個框框”（《談話》，85頁，98頁，185頁，3l頁，176頁）。何方也談到，“馬克思主義本來就有空想的成份和‘左’的傾向”（《自述》，756頁）。這樣的“空想”與“左”（主要是顧準所說的絕對主義可能帶來的專制主義）的成份，自然是應該揚棄的。

在前文提到的“民主與社會主義”專題研討會上，李洪林有一個發言，對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與剩餘價值學說也提出了質疑，以為至少有四點不足：“過於强調社會存在而輕視社會意識的作用”；“主張人民群眾創造歷史，而個人的作用是有限的”；“强調必然性，輕視偶然性”；“只承認體力勞動創造物質實體是有價值的”，“只承認工人是勞動，否認一切經營管理、科學、文化教育，否定這些是勞動”。

有意思的是，無論是趙紫陽，還是何方，都十分重視和高度評價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裹的這段論述：“代替那存在着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裹，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經常提及的，還有恩格斯一封書信裹說的話：這條原則是最能概括“未來新時代的精神”的。趙紫陽以此證明：“馬克思對社會主義設想的目標，是要建立一個自由人的聯合體，並不是要建立一個專制政體”（《談話》，23頁）；何方則由此而强調，“馬克思主義最基本的信條是人的解放”，“列寧主義最基本的信條是斯大林强調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與策略’ ”（《自述》，756頁）。這固然是要將馬克思主義和列寧斯大林主義區別開來，但更是表示了一種選擇：他們和顧準一樣，都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人本主義的方面。

這樣對馬克思主義既有所批判、揚棄，又有所接受、繼承和發展，本來是正常的，是後人對前人的創造，那怕是最傑出的創造，必有的科學態度。但在將馬克思奉為黨和國家的意識形態，將其政治化、宗教化的共產黨執政的國家裹，卻成了大逆不道的“政治問題”，並且以“修正主義”的罪名，橫加迫害。毛澤東當年就是這樣將許多黨內外知識份子打成“右派”、“修正主義份子”的；而五十年後的 2007年，《高舉》派又重新揮舞這條大棒，揚言要將所謂“反修正主義的鬥爭”進行到底。因此，在前引何方的論述中，反復强調馬克思本人和恩格斯都在對馬克思的學說進行不斷“修正”。這背後的苦衷恐是今天的年輕人所難以理解的。但由此而展開的對馬克思學說不斷修正的歷史的重新認識和反思，卻成了這些老共產黨人思考的另一個重點，這也是他們自身從所謂“修正主義”的夢魘中解脱出來，獲得精神解放的一個過程。

2007年公開發表的謝韜的《民主社會主義模式和中國前途》，首先討論的，就是馬克思對自己的修正。於是就談到了 1866年世界經濟危機以後，資本有了驚人的集中，大規模投資銀行和股份公司的出現，馬克思非常看重這一變化，在《資本論》第三卷裹從理論上作出了新的概括，認為股份公司“在資本主義體系本身的基礎上，把資本主義的私有產業實行揚棄”，“這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以內的揚棄，因而是一個會自行揚棄的矛盾，那顯然只是作為一個過渡點，以便進入一個新的生產形式中去”，“在股份公司內，職能已經和資本所有權分離。勞動也已經完全和生產資料所有權和剩餘勞動的所有權分離。資本主義生產極度發展的這個結果，是一個必經的過渡點，以便資本再轉化為生產者所有，不過這時它已經不是當作一個一個分立的生產的私有財產，而是當作共同生產者共有的財產，直接的社會財產”。謝韜據此而得出結論：“資本主義就這樣完成了向社會主義的和平過渡。《資本論》第三卷推翻了《資本論》第一卷的結論，不再需要‘炸毁’資本主義的‘外殼’了”。——謝韜的這一論斷自然引起了很大的震動，在討論會上也有人認為，馬克思所說的“‘新的生產方式’並不是指社會主義，這種股份制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以內的‘揚棄’，不可能是‘以便’於資本主義和平長入社會主義，而是‘以便’為社會全體剝奪剝奪者做好準備。在馬、恩的詞彙裹，‘剝奪’即暴力革命之意”（馮蘭瑞在“民主與社會主義”專题研討會上的發言）。在討論中還有人指出，“股份制的出現，以及随之而來的所有權和管理權的分離，在資本主義發展中確實意義重大。可是，兩權分離，只是資本產權內部的分割，對資本剝削勞動的僱傭制度，並沒有任何的觸動”，不能簡單地把當代資本主義國家實行股份制的企業都看作是社會主義的或社會主義因素（曹天予：《也談模式和前途——讀謝老近作有感》）。

何方和謝韜都注意到恩格斯逝世前在《《法蘭西階級鬥爭》導言》等文裹根據馬克思逝世以後的鬥爭實踐作出的新結論：“歷史表明我們也曾經錯了，我們當時所持的觀點只是一個幻想”，“1848年的鬥爭方法，今天一切方面都已經陳舊了”，“實行突然襲擊的時代，由自覺的少數人帶領着不自覺的群眾實現革命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無產階級的一種嶄新的鬥爭方式就開始被採用”，“可以設想，在人民代議機關把一切權力集中在自己手裹，只要取得大多數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憲法随意辦事的國家裹，舊社會可以和平長入新社會”。何方認為，這意味着一種理論與實踐上的“修正”：“晚年恩格斯已經慎言暴力革命，而大力提倡爭取普選制和代議制，主張改良、漸進的‘和平演變’ ”（《自述》，757頁）。謝韜則以為這是恩格斯“對馬克思主義的整個理論體系進行最後的反思和修正”，“他期待的是通過工人階級的合法鬥爭取得政權，保留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在討論中也有人提出，恩格斯並沒有從根本上否認“暴力革命”，只是注意到了另一種可能性，因此籠統地說，恩格斯主張“和平長入社會主義”並不妥當（馮蘭瑞）。

看來，何方說晚年恩格斯“慎言”暴力革命是更為準確的。而謝韜說晚年恩格斯主張“保留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則不知是否另有依據。恩格斯晚年根據資本主義社會和工人運動發展實際，確實作了重要的新的論斷，也對原先的某些結論，作出修正，這表明恩格斯（以及馬克思本人）並不把自己的學說凝固、僵化，而是始終將其視為一個開放性的結構，在不斷地自我否定、修正、揚棄中發展自己，正是在這一點上，對我們今天來討論“如何看待馬克思主義”問題是極有啟發性的。但也要注意，作為一個成熟的理論家，一個學派的創建人，無論馬克思，還是恩格斯，都不可能根本否定、修正自己的基本立場和主要觀點。如討論中有位先生所說，“恩格斯只對個別的觀點有所修正，主要在鬥爭策略方面，主要觀點並沒有修正”（靳樹鵬書面發言）。確認這一點，並不妨礙我們對馬克思、恩格斯的始終不變的主要觀點進行批判性的反思，問題是要從根本上擺脱視馬克思主義為“絕對真理”的思維慣性對我們這些“革命的一代”的束縛。

謝韜如此强調馬克思的自我修正和晚年恩格斯的修正，其實是另有苦心的，即是要為“社會民主主義”正名。這也是長期困擾這一代人的一個理論與實踐問題。如何方所說， “1919年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彻底分裂後，主要分成兩大流派，一是宣佈實行社會民主主義的第二國際和各國工黨、社會民主黨，一是宣佈實行共產主義的第三國際和各國共產黨。雙方都承認信仰馬克思主義，開頭時還自封‘正統’，但卻互不承認，勢不兩立”（《自述》，757—758頁）。作為第三國際的一個成員，中國共產黨一直奉為指導思想的，儘管公開宣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但如何方所說，“實際上是列寧斯大林主義”（《自述》，756頁），以後又有自己的“指導思想”，即不斷叠加的“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思想”，以及“科學發展觀”，等等，可謂花樣翻新，“與時俱進”。但也有兩點不變，一是自稱“對馬克思主義的繼承與發展”，或“當代馬克思主義”，即始終自居馬克思主義的“正統”；另一是把所有馬克思主義中的不同流派，都視為“異端”，宣佈為“修正主義”。因此，如何認識長期被視為“正統”的列寧主義、第三國際，被視為“修正主義”的社會民主黨、第二國際，以及它們和馬克思主義的關係，就成為這一代共產黨人思想啟蒙與解放的不可迴避的問題。

而首先提出這一問題的，依然是顧準。他在1956、1959年就已經提出重新評價第二國際和社會民主黨，並對列寧主義作出了尖銳的批判：“列寧因為是一個實踐家，所以堅持恐怖主義——專政這個方面，他對馬恩的推崇超過接近馬、恩的人，其實各方面是列寧主義，非復馬克思主義了”（《顧準日記》，103頁；參看拙作：《1956一 1960年間顧準所提出的問題》）。五十年後，人們再次面對這些問題，就有了更進一步的思考。何方說：“馬克思主義是指馬克思的全部學說和理論體系，而列寧主義只是二十世紀馬克思主義一個‘左’的流派”，它將馬克思的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思想發展到極端，完全放棄了馬克思主義的人本主義精神，進行了“根本性的修正”，而且實踐檢驗證明，“這些修正不少是錯誤的”；而第二國際的社會民主主義則放棄了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進行了“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實驗，並取得了“程度不同的勝利和成功”（《自述》，756頁，761頁）。趙紫陽也说到“看來第二國際的理論是比較實際的”，“相反，第三世界（疑為第三國際）的理論則是‘烏托邦’ ”（《談話》，87頁）。

引起爭議的，是謝韜的觀點。他提出：“民主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統”，“列寧主義是布朗基主義的繼承和發展”，“斯大林等人才是最大的修正主義者”。很顯然，這樣的說法，是出於現實政治的考量，以便使社會民主主義在標榜“堅持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中國現行政治結構中，能够取得合法的地位，卻因此不得不遵循現行體制意識形態爭正統，批“修正主義”的思維邏輯，陷入了批評者所說的“對現實政治的考慮與理論上的徹底性”的矛盾。從歷史事實和學理上說，將民主社會主義定為“馬克思主義的正統”，也顯然將馬克思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的關係簡單化了。如發言者所說，“民主社會主義賴以產生的思想資源較龐雜”，“正如他們標榜的，是一種‘意識形態的多元主義’ ”，“馬克思主義也是它的思想資源之一，但不是主要的”（馮蘭瑞）。事實上如何方所說，今天社會民主主義國家的“上層領導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也在淡化”（《自述》，760頁）。

2. 如何認識“無產階級專政”？

這本屬於“如何看待馬克思主義”問題中的子問題，單獨提出討論，是因為這關係着中國共產黨的建黨原則，更是其“黨專政”、“領袖專政”的理論依據和基礎，自然引起了趙紫陽這一代老共產黨人的特別關注。

何方指出：“關於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當初所提也是指佔人口絕大多數的工人階級對少數資產階級的專政，而且只適用於國家消亡前的過渡時期。列寧公開主張的卻是少數人（指俄國的產業工人）對多數人的專政，進而成為一黨專政和領袖獨裁，並且‘只要其他社會成份還沒有服從於共產主義要求的條件，這一專政就將延續下去’ ”。在何方看來，這正是列寧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最大“修正”，即將馬克思主義中的一個局部觀點（在討論中金雁教授也提到，馬克思是和內戰聯繫在一起討論的，强調的是一種“戰爭狀態”下的非常手段）發展成一個“黨專政”、“領袖專政”的理論體系，即斯大林所概括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和策略”（《自述》，757頁，756頁）。

趙紫陽所關注的，是“無產階級專政”怎樣變成“黨專政”、“領袖專政”的邏輯。他指出，這一邏輯是列寧在回答第二國際關於“究竟是共產黨專政，還是黨（疑為階級）專政，是領袖專政，還是群眾專政”問題時提出的：“列寧說，群眾是劃分為階級的；階級通常是由政黨來領導的；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來擔任最重要的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來在主持的”，“這就是階級代表群眾，政黨代表階級，領袖代表黨；也就是領袖代表黨、代表人民；誰反對領袖，誰就是反對黨，反對人民。這樣一來，所謂人民民主專政演變為就是階級專政，就是黨專政，就是領導專政，最後變成領袖專政。根據這個學說，其他黨派都不能代表人民，也不允許代表人民；因此，也不允許其他黨派獨立存在，更不允許其他黨派分享領導權；只能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按黨的統一意志和指示去工作，一切服從”。最後的邏輯就變成“我就是黨，我就是代表人民，我就是代表社會主義；反對我，就是反黨，就是反人民，就是反社會主義。從而使主要領導人及領袖走向個人專政”。趙紫陽明确地说，“無產階級專政這一理論不放棄，民主政治、法制建設就难以實现”（《談話》，184页，162頁）——這可以說是對中國共產黨的黨專政、領袖專政的血的教訓所作出的一個歷史結論。

趙紫陽還有一個分析，也很重要：“西方的政治哲學與東方的政治哲學不一樣，西方倫理是建筑在人無完人、人‘性惡’方面，必須實行制衡，所謂絕對的權力，絕對腐敗，强調法治，予以制約。東方倫理是建筑在人可以是完人、人性‘善’的一面，所謂人皆可為堯舜，寄托於聖人、清官來治理”（《談話》，154頁）：這大概是“領袖（聖人，清官）專政”易被中國老百姓，以至知識份子接受的一個更為內在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原因所在吧。

同時提出質疑的，是所謂“民主集中制”的建黨原則。趙紫陽一語道破實質：“民主集中制”就是“集中制”，“所謂民主只是手段，只不過是為了集中，是為集中服務的”，所謂全黨服從中央，實際上是服從一個人，“形成了領袖專政”。因此，他認為中國共產黨的“自我更新”，首先就要“改集中性原則為民主性原則”（《談話》，166一 167頁，97頁）。在討論中也有學者談到，“馬克思起草的黨章確立共產黨的組織原則是民主制，不是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後來列寧寫進黨章的”，“後來斯大林等人長期實行的是集中壓倒了民主，形成了個人專斷制或幾個政治局委員寡頭專斷制，最後到 1991年把蘇共搞垮了”（高放）。中國共產黨要走向民主化，必須廢除“民主集中制”：這也是一個歷史的結論。

3. 什么是“社會主義”？

這也是鄧小平所說的天天在喊，卻始終沒有弄清楚的問題。因此，首先要對流行的各種“社會主義觀”進行理論上的澄清。

第一個要追問、質疑的是，喊得最響，至今也還在堅持的所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何方在他的回憶中談到了一個小故事：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王震到英國進行調查訪問後，對他的随行人員說：“我看英國搞得不錯，物質極大豐富，三大差別基本消滅，社會公正、社會福利也受重視，如果加上共產黨執政，英國就是我們理想中的共產主義社會”（《自述》，772頁），這樣，“共產黨執政”就成了“理想的共產主義社會”的主要標準和標誌。在討論中，還有人談到，德國勞工部長訪華時曾問到什麼是“中國特點”，中方人士回答說：“我們堅持改革開放，關注弱勢群體，注意改革中的公正性，增加社會福利……”等等，對方一聽就說：“這幾條和我們民社黨有什麼區別？”他很快就明白：不管所說的幾條是真是假，話是要這麼講的，真正的區別，也是要真正落實的是：“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不能動搖，是永不下台的執政黨”（金雁）。——這兩個看似笑話的小故事，卻是道出了一個事實，這就是何方所說的，長期以來，以至直到今天，我們“始終只認一個標準，就是只看它是不是共產黨領導。只要是共產黨領導，不管實際上是殘暴統治、萬馬齊喑、餓殍遍野、居民外逃，也還是社會主義。否則社會主義因素再多，但不是共產黨領導，就只能是資本主義”（《自述》，770頁）。還是趙紫陽一語點破：“所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是鞏固一黨專政”（《談話》，349页）。

還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也是一個“什麼東西都可以往裹裝”的筐。但其倡導者趙紫陽本人是有明確說明的：“所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是要在共產黨領導下，通過發展資本主義，來增加社會主義成份，來發展經濟，發展社會生產力。這也就是毛主席所論述的新民主主義論。這就是改革的理論”（《談話》，45頁）。在另一次談話中，他又作了這樣的表述：“中國的經濟改革的理論，就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發展資本主義，走向共同富裕”（《談話》，106頁）。那麼，所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不是社會主義；而趙紫陽所說的，在“共產黨領導下，發展資本主義”，如果這個“共產黨領導”仍然是一種壟斷一切權力的領導，是否真的能够“增加社會主義成份”，最後能否走向社會主義的“共同富裕”，也還都是問題。我們在前面有關討論中已經引述了何方對所謂“新民主主義”論的質疑。即使是趙紫陽本人在 1993年這樣論述以後，到了九十年代末和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就很少强調“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了。

還有“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發展生產力”。趙紫陽在 1993年一次講話中也有過這樣的說法，但他所强調的是：“只有把社會生產力順當地發展起來，顯示了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才能表現其旺盛的生命力”（《談話》，90頁）。這是針對“寧願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這類“窮社會主義”的極左論調而言的。但作為一個理論命題卻顯然有問題：趙紫陽自己也認為資本主義也能促進生產力的大發展。問題是，現在有人用這樣的理論來為中國現行體制辯護，變成“經濟發展了，就是社會主義”，這樣的“生產發展就是一切”，倒成了真正的“唯生產力論”了。講社會主義，是不能只講生產力，而不講所有制，分配制和上層建築的民主制度的。

需要認真辨析的，倒是長期佔支配地位的“社會主義就是公有制加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觀。趙紫陽就反復强調： “‘公有’、‘私有’的劃分，不能作為社會主義形態與資本主義形態的標誌”，“馬克思並不反對個人佔有，只是反對個人壟斷”，“所謂共同富裕，必須有財產，有財產支配權；不能支配財產，就不能叫共同富裕”（《談話》，85頁，47頁）。趙紫陽明確指出：“長期來堅持社會主義的標誌是公有制，且成為不得存疑的禁區。這個框框不突破，改革是沒有出路的”，“只有改變國有制，政府才能不干預企業，才能國企分開，才能避免權錢交易，才能解決腐敗問題；同時，也只有這樣，才能形成公平的市場競爭機制，企業才能成為市場的主體。所以改變所有制是根本的。所有制未改變，在國營企業還處於壟斷地位的情況下，如果完全放開價格，只能損害消費者，而且也是危險的。目前改革進行不下去，改革的難度就在所有制問題上”（《談話》，26頁）。因此，他特地約請了經濟學家於光遠、廖季立談“社會主義”，中心議題，就是所有制問題。於光遠指出，“從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的各個社會發展階段，都是‘公有私有’並存的社會，所以‘公有制’並不是區別社會的標誌，馬克思原來的設想的也不是公有制（或國有制），而是社會所有制。”廖季立也主張“採取混合所有制”（國營企業和私營企業同為“國民經濟的主體”）進而實行社會所有制。廖季立還特地談到瑞典、挪威等國社會民主黨“用國家進行干預，實行二次分配的辦法，來解决公平問題”的經驗，並提出“市場和計劃是雙向調節，都是手段”，但應明確“市場起基礎作用，是主導的；而計劃是輔導作用”。於光遠則提出了他的“社會主義公式”：“社會所有制+市場經濟+按勞分配，走向共同富裕”（《談話》，104頁，98頁，96頁，106頁）。2007年，謝韜、辛子陵發表了《試解馬克思重建個人所有制的理論》（原載《炎黃春秋》6期）一文，指出：“馬克思設想革命勝利後，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道理分兩步走：第一步，把原屬於資本家的大公司，大工廠等生產資料收歸國有，由政府控制起來；第二步，政府要尋找一定的形式，將社會財富回歸社會，回歸人民，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重建的這種個人所有制，既包括共同佔有、個人有份的一定數量的生產資料，又包括由這個一定數量的生產資料派生出來的一定數量的生活資料，是一種以個人私有為基礎的均富狀態。馬克思對公有制的定義，就是讓自然人擁有生產資料，人人有份，這就是社會化”。文章據此而批判蘇聯、東歐和改革前的中國所實行的，實際上是“把公有制異化為政府所有制”、“官有制”，“變成對包括工人階級在內的社會各階層人民的剝奪”，而我國實行的人民公社制度，更是用國家的强制力量  “斬斷了農民和公有財產——土地和糧食——的任何聯繫”，形成了對農民的剥奪，而如馬克思所說，“勞動者在經濟上受勞動資料即生活源泉的壟斷者的支配，是一切社會貧困、精神屈從和政治依附的基礎”。這也是中國問題的癥結所在。他們因此提出“重建個人所有制”的任務，認為“只有少數人靠不正當的手段發財的社會主義，是假社會主義”。

如何方所說，“我們平常說的社會主義，其含義既指思想理念，也指社會運動和國家制度”（《自述》，758頁）。因此，對社會主義問題的思考，也必然包括對社會運動和國家制度層面上的實踐經驗的總結和反思。這主要是“共產黨執政的國家”和“社會民主主義國家”的兩種實驗。何方在他的回憶錄裹作了這樣的概括和分析：共產黨執政國家基本上是按照斯大林模式，“經濟上消滅私有制，實行單一的公有制，計劃經濟和按勞分配（除上層保有一定的等級制和特權外，群眾中多實行平均主義） ”；“政治上堅持一黨專政”，“實行高度集權的一元化領導體制的人治和個人崇拜”；“意識形態上實行一黨壟斷和嚴格管制，禁止思想信仰、新聞出版、集會結社等自由”。而社會民主主義國家則“經濟上實行混合所有制和有國家適當調節的市場經濟，建立體現平等原則和博愛精神的社會福利制度”；政治上實行多黨制，議會選舉，三權分立，實行權力制衡，並努力“擴大民主，把權力交給人民”；“允許意識形態多元化”，保證思想言論自由。實踐的結果，共產黨執政國家取得了一定成績，如蘇聯“提高和普及了社會福利，縮小了收入差距，實現了工業化，打敗了希特勒”，中國實現了國家獨立與統一，打下工業化的基礎，初等教育衛生事業的大發展，實行了一定的社會福利，收入也大體拉平；但經濟發展受到很大影響，人民生活沒有根本改變貧困狀態，思想禁錮，出現新的特權階層，形成新的社會不平等，“蘇聯和東歐國家就是在同資本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競賽中自行崩潰的”。而民主社會主義國家在基本上做到了“經濟繁榮，政治民主，自由充分，福利完備，社會穩定，道德良好，人人平等”（《自述》，760頁，762頁）。但趙紫陽、何方都指出，社會民主黨執政的國家“由於税率高和福利高”，“國家、社會負擔過重”，“影響人們的工作和勞動積極性，使社會發展放慢，國家競爭力下降”（《談話》，177頁，《自述》，773頁），這也引起了一些人對所謂“瑞典模式”的質疑，需要新的調整。何方正是根據他對馬克思主義的原則精神的理解，在總結社會主義實踐的基礎上，提出了社會主義的四大基本條件，即：“發達的生產力和豐富的產品”；“混合所有制和多種分配方式並存”；“自由民主、人權、平等、憲政法治”；“高尚的道德文化和健全的社會福利”，他强調：這是一個有機的整體，“缺少一條也不是社會主義”（《自述》，768—769頁）。

趙紫陽則提出“社會主義應該是實踐的產物，是根據實踐總結出來的；也是一種不斷變化着的社會形態，是在逐漸發展完善，不斷地發展着”，“經過實踐的檢驗，該是什麼形態就是什麼形態。有的發展成為北歐模式，所謂‘福利國家’，用二次分配，國家干預的作法來解决貧富懸殊；有的是扶植發展大量中小企業，不使財產集中壟斷，實行均富，並大力開展社會保障事業；有的則是發展中產階層，使社會兩頭小、中間大，以保持社會穩定，當然也有採取股份制的作法，是財產分散化，人人都擁有財產所有權，這也符合馬克思主義”，“這樣發展形成的社會形態，既有生機又公平，還有效率，就是人們嚮往的理想社會，也是孔子和孫中山所提倡的‘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目標。由於這種社會符合人們的理性，這就是社會主義，只有這種社會主義才是必勝的”（《談話》，97頁，230頁）。

4. 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關係是什么？

這個問題也是顧準首先提出的，他在 1959年的日記裹，就注意到“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體系的對立”中，“資本主義在每一次大事變中，都在學習，也有在根據經驗教訓改正自己的工作”，從而有可能“促使資本主義的和平轉變”，他顯然期待社會主義也能具有這樣的自我調節的功能，因此而提出了“東西方滲透”的理想（《顧準日記》，62頁，212頁。參看拙作：《1956一 1960年顧準的思考》）。三十年後，面對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的瓦解，人們回過頭來追溯原因，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就作出了新的反思，如趙紫陽所說：“問題是資本主義有一種內在的自我調節機制，使其自身不停頓地、不斷地更新、發展、變化，而社會主義則是由於體制的僵化而停滯了”（《談話》，304頁）。這是抓住了要害的。這就是曾經發生的歷史過程：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對立，相互批判和鬥爭中，資本主義能够“在批判中實行‘自我調節’ ”，同時也能在國際範圍和社會主義國家進行和平競賽的過程中，在國內的社會主義力量（各國共產黨，工人運動）的壓力下，接受、吸納社會主義的合理因素，進行調整，終於實現了資本主義體制的自我更新，如趙紫陽所分析：“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股份制的出現，就是資本主義所有制的變化，而中間階層的出現，資本家和無產階級隊伍的相對縮小，白領工人在增加，藍領工人在減少，就是資本主義階級結構的變化”；“資本主義國家實行的二次分配和國家干預，規定了最低工資標準，强制執行社會保險與社會福利事業，就是資本主義國家職能的變化”，“進入了所謂有組織或者說受國家調控的現代市場經濟新階段”；“即使在政治上，資本主義國家也在向民主化發展”。趙紫陽的結論是：“這說明，資本主義在發生演變，而且是在向社會主義方面發展”。而且，在趙紫陽看來，“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變化是很大的，在今後十年內變化將會更大，資本主義將來究竟是什麼樣子，確實看不清，研究跟不上變化快”，他贊同一些研究者的意見：“這個（資本主義）制度有毛病，卻能在批判中最後找出前進的辦法來”，也就具有了活力（《談話》，39—40頁，3l頁，169頁）。

而同時期的社會主義國家卻將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對立絕對化，將資本主義視為“洪水猛獸”，不斷發動“反資本主義”的鬥爭，一切向資本主義學習、吸取的意圖和努力，都被視為“復辟資本主義的修正主義”，這樣，就不但失去了自我調節的功能，而且為和“資本主義”劃清界限，而將自己本來具有合理性的主張推向極端，走向了反面。在路走到了盡頭，不得不改革開放，向資本主義有所吸取，如發展市場經濟時，又堅持“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不肯對一黨專政即黨控制一切的體制有任何鬆動，在這種情況下，只能是重走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老路——這是馬克思尖銳批判的，也早就為現代資本主義所放棄了的擴大兩極分化，破壞生態環境的掠奪式發展之路，其結果就是人們所概括的“最壞的社會主義和最壞的資本主義的惡性嫁接”，以至“在資本主義國家內，社會主義成份比現實的社會主義國家中還多”（《談話》，22頁），而共產黨執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卻反過來集中了原始積累時期的資本主義的種種弊端。這裹發生的是兩種“和平演變”：“資本主義向人們理想中的真正的社會主義的和平演變”和“社會主義向原始積累時期的資本主義的和平演變”，前者具有積極的意義，而後者卻是消極的。

之所以說是消極的，是因為這是違背當今世界發展的大趨勢的。趙紫陽曾明確表示，同意“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發展有‘趨同’的看法”（《談話》，169頁）。何方也有明確的表述：“（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者之間是一種繼承、發展和融合的關係，不是以前人們了解的那種只有對抗、消滅和推翻的關係。人類歷史也循着這個方向發展的。這就是兩種制度從原來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進一步相互靠攏、趨同，最後走向社會主義。這個社會主義是個什麼樣子，現在還只能走着瞧”。他預言：“二十一世紀將是兩種制度不斷趨同，逐步向人道、民主社會主義過渡的世紀”（《自述》，770頁，777頁）。

三、现實的思考之二：出路在哪裹？

無論是現實的思考，歷史的追溯，還是理論的追問，最後，都指向“中國的改革之路究竟應該怎麼走”這一更為現實和迫切的問題。於是，就有了我所說的“中國改革新思維”。在我看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  超越“主義”的“社會進步新指”

這個新思路是趙紫陽提出的。他說——

“我對這个主義那个主義已經不感興趣，而現在的時代很難建立什麼理論學說。從社會歷史發展來看，本是個自然過程，是根據實踐發展形成的潮流，也就是根據民意一步步向前發展，民意就是人們內心裹的真正的需求。當然在實踐中會有曲折，而不是靠什麼理論、主義或設計來推動。過去正是靠理想的設計，從而走上了空想、烏托邦。 ”（《談話》，327頁）

“目前世界上還沒有什麼理想的社會模式，也沒有固定的模式，或者說模式都有它的時效性，人們的思想不能為模式所束缚，但不是不要模式和社會制度。因此，今後的社會的發展，不應從什麼模式出發，也不宜以什麼主義來劃分。”（《談話》，177頁）

“封社會的發展不應定什麼模式，因為社會形態是實踐發展的產物，一切要經過實踐：經過實踐的檢驗，該是什麼形態就是什麼形態”（《談話》，230页）。

可以看出，趙紫陽是總結了中國革命和改革的歷史經驗而提出這一新思路的：如前文所討論的，按照預設的“理想社會模式”來强行計劃社會的發展，按照未加檢驗，也未加反思，因而成為先驗的理論觀念、邏輯來指導社會發展，並以是否符合“主義”作為衡量社會實踐的標準，這樣的烏托邦的，强制性的“社會主義實驗”，是曾經帶來災難的，趙紫陽提出要“超越主義”，是內含着血的教訓的。

趙紫陽的新思路就新在他提出了社會發展的兩个新“根据”。首先是“民意”，即“人們內心的真正的需求”，這就是回到人自身，人性自身，人的內心的自發的，而非外力强加的要求，人的真正的，即真實的，也是本真的要求，稱之為“民意”，也是要强調它是根植在大多數普通民眾的內心深處的。同时指出的是“實踐”的“依據”。這不僅包含了以實踐作為檢驗社會進步的標準，而且因為和“民意”相聯結，也就具有强調一切促進社會進步的改革都必須化為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實踐，並不斷從民眾的實踐中獲得新的推動力量。這兩個“根據”的提出，是具有重大的理論與實踐意義的。

趙紫陽據此而提出了他的“社會進步新指標”：即“以生態环境即生活品質，文化水準即人的素質，社會水准即富裕程度，以及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差别、城鄉差别、勞動生產率、經濟效應、人均收入、社會公平等為指標，不以社會制度如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為界綫來作為先進與否的指標”（《談話》，30頁）。這樣的新指標，顯然是以人自身的健康，全面發展為中心的，注重人的生活環境，人的素質，人的物質生活、精神生活，人的社會地位，人際關係的良性、優化發展。它包含了這一代年輕時候即已提出的理想——趙紫陽在談話一開始就表示：“一生奮鬥的理想目標不想改變”（《談話》，29頁），這大概也是這一代人的特點，這都是“不想改變的理想目標”：如社會公平、平等、富裕，以及消滅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城鄉之間，貧富之間的三大差別等等，又體現了現代社會發展的新要求，如强調“生態環境”，即人和自然關係的和諧等。

不難看出，我們在前面所提到的何方提出的“社會主義四大基本條件”，其內容和實質和趙紫陽這裹提出的“社會進步新指標”是一致的。我們還注意到，朱厚澤在 2007年發表了一篇题為《關於近現代中國路徑選擇的思考》的文章，提出了“五個一般”的“路徑選擇”，所謂“一般”，就是“作為衡量一個現代文明國家的基本標準，不論有何‘特色’，概莫能外”，具體說就是“現代市场”、“民主法制國家”、“公民社會”、“現代科學技術”、“以人為本，多元開發，和諧共容的人文精神”。這樣的“中國路徑選擇”和趙紫陽、何方的設想，基本精神都是相通的。這也可以说是一種时代共識吧。

二 “政治上也不能搞乌托邦”

這个問题也是趙紫陽提出的：“過去毛主席在中國搞農業社會主義烏托邦是幻想。同樣，在民主問題上，也不能不切合實際，不根据經濟的發展，不考慮人民的素質，一下子就實行議會民主政治，這也是幻想。沒有一定的經濟發展，不形成中間階層，一下子就實行多黨制、議會民主，中國就可能出現一千個政黨，是要亂的。人民素質不提高，亂了可能更可怕，會發生以暴易暴，出現獨裁政治”（《談話》，159页）。

趙紫陽這裹所提出的具體意見，比如中國的現實條件下，不適宜實行議會民主，實行多黨制，可能會有不同看法；但其背後所包含的思想，如民主的發展，需要一定的經濟條件，需要提高人民的精神素質，還是具有普遍意義的。更重要的是，他提出“政治上也不能搞烏托邦”的原則，則是一個總結了中國革命和歷史的經驗、教訓的重要提醒，也是中國改革新思維的一條重要原則。它可能包含三個方面的內容和含義。

首先是不预設超越时代的終極目標，将彼岸理想此岸化，試圖在地上建立至善至美的“天堂”。這也是顧準總結過的歷史教訓。在和趙紫陽的談話中，宗鳳嗚就這樣談到他的理解： “（預設）終極目的建立什麼至善的地上王國，這乃是一元化主義與政治上進行專制獨裁的思想根源。從而也是現實社會主義所有國家形成專制體制的根本原因所在”（《談話》，183頁）。我們在前文討論毛澤東的烏托邦社會主義試驗時也有涉及，此不贅述。

其次，不采取“一步到位”、“一勞永逸，彻底解决”的激進路綫，而採取逐步推進的穩健的改良路綫。這正是趙紫陽反復强調的：“必須在改革中求穩定，在發展中求穩定；必須是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配套進行。要穩定不是不要民主，也不能以反自由化來壓制民主，而是要使我們的民主走上一條有秩序的法治化的軌道。要在冷靜、理智、克制、秩序的狀態下，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去解决問題”（《談話》，149—150頁）。這不僅是因為當下的中國民心思定（這也是一種“民意”），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大國，社會動盪所付出的代價太大，我們這個多災多難的國家也確實再也經不起折騰了；趙紫陽更擔心，“矛盾的積累會不會導致義和團式的暴亂”，發生有的學者所說的“經濟文化大革命”（《談話》，328頁）。這也是歷史的經驗教訓，魯迅早就警告過，“中國人所蘊蓄的怨憤已經够多了，自然是受强者的蹂躪所致的。但他們卻不很向强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發洩”——文化大革命的一個最大悲劇就是民眾的怨憤情緒的被利用，這在中國歷史上也是屢見不鮮的。因此，魯迅提醒“點火的青年”：“對於群眾，在引起他們公憤之餘，還須設法注入深沉的勇氣，當鼓舞他們的感情的時候，還須啟發明白的理性”（《墳·雜憶》）。“深沉的勇氣”和“明白的理性”正是今天的中國的改革急需的精神。

其三，不追求纯粹，絕對统一，而追求多元，宽容，协商，談判，對話，妥协，求同存異。如朱厚澤所說，“要承認各個不同的社會群體，不同利益要求，允許反映不同利益的經濟、社會、政治主張得到正常、合法、公開的表達，允許代表不同利益群體的民間組織得到正常發育，合法存在，公開活動”，“首先要讓利益追求得到表達，然後組織各個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協商、對話、談判，用制訂契約、協議、合同、法律、法規的辦法來建立不同群體之間當時、當地可以接受的折中利益，使得我們能够在當時、當地都能够接受的條件下保持社會的和諧”。朱厚澤的結論是：“我們這個民族，我們這個國家，不同群體之間既有利益的矛盾，又有利益的共同性，把蛋糕做大然後大家才能切分得多。保持社會安定對所有群體都有利，大家都注意行為的規範才不會撞車，政府就是要組織協商，對話，談判，要走這個路，不然這個問題解决不了”（《關於現近代中國路徑選擇的思考》）。

這同樣是中國革命和改革血的歷史經驗教訓的總結。這裹包含着幾個要點。一是承認“不同利益群體”的存在，不迴避它們之間的利益衝突，以及由此引起的思想矛盾，因此，各利益群體之間的博弈，思想鬥爭，有時甚至可以達到相當尖銳的程度，而且弱勢群體常在這樣的博弈、鬥爭中處於相對不利的地位：這都是必須正視的當下中國社會的客觀現實，絕不能用抽象的“和諧”來掩蓋或淡化這样的事實，“和谐”绝不是否認矛盾、冲突，而恰恰是以承認存在“不和谐”為前提的。其二，因此，改革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必须创造不同利益集團之間能够進行公平博弈，維護社會正義的條件。其最重要的是兩條：要保證每一個利益群體都有自己的組織，自己獨立的表達，平等地參與博弈規則的制定的權利，而絕不能像“三個代表”理論所宣稱並實行的那樣，由某個組織（例如中國共產黨）來“代表”所謂全體人民的利益，那樣“代表”的結果只能是維護强勢群體，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另一個不可或缺的條件，是國家和政府必須站在各利益群體之上，並且通過一定的公共政策，一方面保證各個利益群體（包括强勢群體）自由競争的權利，同時對弱勢群體給以保護和扶持，以維護社會公正。其三，必須承認各利益群體在存在利益矛盾的同時，也還有利益的共同點，並不是非此即彼，决然對立，而我們過去正是用二元對立的思維邏輯人為地激化矛盾衝突。其四，也是最重要的是，各利益群體這樣的矛盾、衝突，絕不能用“你死我活”、“一個吃掉（消滅）一個”、“不斷進行財產再分配”的所謂“階級鬥爭”邏輯，“不斷革命”的邏輯來解决，而只能在憲法、法律的範圍內，用談判、協商、妥協的方式來解决。過去我們為這樣的不斷在各種利益群體之間煽動仇恨、相互殘殺的階級鬥爭、不斷革命付出的代價實在是太大了，結果是大傷民族元氣，這樣的歷史應該結束了。

這裹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話題：有學者在討論中國共產黨的自我改革時，提出了“黨內派別的公開化”的問題，指出“現代政黨是公民社會中建立在‘主義認同’乃至利益認同基礎上的公民政治組織”，但“因為利益多元化，它的代表者、體現者就會多元化。公開的派別比暗流湧動的爭鬥更符合現代政黨政治”，而且“黨內有派，一黨兩派求同存異”本來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傳統（金雁發言）。毛澤東本人也早有“黨外無黨，黨內無派，千奇百怪”之名言。事實上，中國共產黨內因代表利益的不同，存在着意見分歧，早已是公開的事實，只是當局一直迴避和掩蓋，並以維護所謂黨的團結、統一的名義，用黨的紀律和黨內鬥爭的手段，壓制不同意見。鄧小平时代将劉賓雁等强制開除出黨，江澤民时代将“左派”刊物强行封閉，都是“黨內專政”的表現。而我們這裹討論的 2007年黨內兩派以上書和發表文章、出版書籍的方式，向全黨和全社會公開亮出了自己的旗幟，這一事實，或者可以看作是在“黨內派別公開化”上跨出了一步，無論如何，這是有積極意義的。中國共產黨黨內這兩派之間，當然存在着原則的分歧，而且事關以後中國的發展走向與前途，借用毛澤東 1945年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的說法，這也是“兩个中國之命運”之爭。但它們之間也未嘗沒有可能找到共同點，這也是何方的意見。在他看來，黨內存在三派，存在着錯綜複雜的關係：“在保持一黨專政這一根本問題上，‘左’派就和當權派沒有分歧”，“但在某些比較具體的問題上，如反對貪污腐敗，鋪張浪費等，‘左’派又可能和要求民主的（一派）一起批評當權派。從根本上講，‘左’派和要求民主是勢不兩立的，當權派也視後者為主要威脅”，“但也應該承認，他們之間還是可以找到共同點的。有共同點就有合作和妥協的餘地。這個問題也許更重要。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都可以通過和平演變，那麼要改善和改造黨的領導，就可以更應該採取和平的方式了”（《自述》，707页）

三  關於“民主社會主義”

在 2000年的一次談話中，宗鳳嗚向趙紫陽介紹了安志文的一個觀點：“中國的政治改革應走社會民主黨的道路”，“應以社會民主黨的綱領路綫來實行社會主義的改造與黨的自我更新”。在另一次談話中，宗鳳鳴又提到“知識界現在不少人認為，第二國際社會民主黨的綱領比較符合實際，並且更具體地介紹了安志文的觀點：“社會民主黨的主張，容易為中國人民所接受；因為是要實行社會福利政策，這與中國傳統的小農經濟思想所謂‘均貧富’的平均思想相符合；而且中國人民這些年在共產主義思想的教育下，一直在反對資本主義，因此，提搞資本主義化，在人們心目中不容易接受，而對社會民主黨就大不一樣”（《談話》，314頁，315頁）。選擇民主社會主義，不僅是一種信念，而且也包括戰略、策略的考慮，這些老共產黨人顯然認為這是中國共產黨比較容易轉彎，比較容易接受的，而又在中國具有一定的社會民意基礎的一個選擇。而趙紫陽的反應則是：“在中國目前實行社會民主黨的綱領路綫，進行社會主義的自我更新，轉向民主政治是不可能的”（《談話》，315页）。他儘管對社會民主主義模式有積極的評價，但始終没有就中國是否應選擇“民主社會主義道路”表態，他或許更倾向於“新民主主義”的提法。一直到他在和宗鳳鳴最後一次談話時，才说到“中國社會的發展，無疑總會轉向社會民主黨主導的方向”（《談話》，384頁）。

其實，對民主社會主義的追求，在中國是自有傳統的。被視為中國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的萧乾就說過，中國的自由主義者與傳統西方自由主義者“英國自由黨的主張距離很遠很遠”，毋寧說他們是更接近社會民主黨人的（《自由主義者的信念》）。1948年《大公報》就公開發表社評，主張與英國工黨、法國社會黨等“國際第三勢力”結成聯盟（《國際第三勢力的抬頭》）。另一位自由主義作家朱光潛也在 1948年撰文提出他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综合論”：“民主自由是近四百年來文明人類所爭取的一條路綫”，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它對於生產與分配有比較合理的辦法，是世界大勢所必趨”；“民主自由在美國和資本主義連在一起，共產主義在蘇聯與集權主義連在一起，都是極不幸的錯亂的結合”；“我們希望黑格爾的歷史辯證式可以應用到未來世界的演變，兩个各是片面互相分裂的理想综合在一个较高級的和谐裹”（《世界的出路——也就是中國的出路》）。高舉自由主義旗幟的刊物《新路》在 1948年還在討論“用和平方法能否實現社會主義？”“蘇聯是否民主？”“社會主義經濟是否需要計劃？”（1卷 6期，3期，16期），既表現了對蘇式也即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的疑懼，更顯然含有希望中國走向社會民主主義的期待（可參看拙作《1948：天地玄黃》一書的有關分析）。近年來我們討論得比較多的 1957年民間民主運動，所提出的“真正的社會主義”的口號，也顯然有拋棄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而追求民主社會主義的傾向，其主要代表人物林希翎直到八十年代還明確表示：“我真正心儀的是西方的社會民主黨的路綫，比较合理”（《林希翎自选集》）。顧準则在 1956年即作出這樣的選擇和預言：“民主社會主義是我的理想，但是它的實現，要以高度發達的經濟為前提，它的逐步實現，要在二三十年後”（《顧準自述》）。在文革後期的所謂“民間思想村落”裹，當人們在苦苦探索“中國向何處去，世界向何處去”時，當時還被稱為“修正主義”的第二國際、社會民主黨的思想，也是他們的精神資源之一，因此，文革結束後的以“西單民主牆”為中心的社會民主運動中，社會民主主義也依然是一個很有影響的思潮。其最有影響的理論家王希哲就明確地表示：“實行社會民主主義，才是當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擺脱困境的唯一出路”。而二十年後，由這批老共產黨人再次舉起“民主社會主義”的旗幟，自然是意義重大的。

因此，谢韜在《炎黄春秋》2007年 2期發表《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一文，是一个標志性的事件。其最引入注目之處，正在其旗幟的鮮明：“政治體制改革再也不能拖延了”，“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他同時說明：“構成民主社會主義模式的是民主憲政、混合私有制、社會市場經濟、福利保障制度”，並强調“民主社會主義的核心是民主。沒有民主的保障，其它三項都會異化和變質”。謝文發表後，引起了出乎意外的爆炸性的反響，如座談會上一位先生所言：“一石激起干層浪”，“一文招來萬人評”（高放發言）。而據《炎黃春秋》編輯吳思介紹，從雜誌所收到的反應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邀烈批評和深化討論的兩端都是專业人士，大體勢力相當，各佔百分之二十的樣子，合計百分之四十。中間的百分之十，有商榷有支持，支持是原則性的，商榷是技術性的；其餘那百分之五十，大體是業餘人士，是普通讀者，非專業人員，他們幾乎一邊倒地高調支持謝韜”，說“這是啟蒙性的，劃時代意義的，我們多年來憋在心裹，搞不清楚的問題通過這篇文章豁然開朗，具有比真理標准討論還要重要的意義”。——這裏說到的雜誌收到的反應情況，和綱上與社會上的反應大體是一致的。

據吳思介紹，批判言辭最邀烈的是“左派”，大概也就是“高舉派”，“毛澤東派”，他們開了四次批判會，他們說，這是舉什麼旗走什慶路的問题，不是學術問題，而是政治問題。他們認為，新自由主義被批倒之後，改頭換面，以民主社會主義的面目出現，更具欺騙性；民主社會主義實質是資本主義，而不是社會主義，它是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但是它的欺騙性更强，所以我們更要揭露，雲雲。這其實還是沿着毛澤東時代的“大批判”的路數，是無法與之進行認真討論的。他們中有的人因此呼籲政治權力的干預，這不過是當年魯迅所說，想借權力“助一臂之力”，以“濟”自己批評“之窮”，大概也只能稱之為“乏”了（魯迅：《“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

在討論中也有些人指出謝文“對現實政治的考慮與理論上的徹底性”的矛盾。於是就有了這樣的意見：謝文“說中國改革開放採取的政策就是民主社會主義，甚至還說把‘三個代表’寫到憲法裹面去也是中國實現社會民主主義的標誌。這些看法值得商榷。從理論的徹底性來說，沒有理由做這樣一個軟性的拐彎”（杜光發言）。從思維方式來看，可能是為了强化自己的觀點，有的話說得過滿，如說世界和平競爭中，民主社會主義取得全面勝利，“既演變了資本主義，又演變了共產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正在改變世界”，這樣把民主社會主義過於理想化，絕對化，忽略了其自身的問題，以至危機，既不符合事實，實際上還沒有擺脱這一代人深受其害的原共產主義運動中的絕對化思維的陰影。這方面的問題，我們在上文已有涉及，不再多說。

中、青年一代的自由主義和“新左派”的反應，是值得注意的。在討論中，徐友渔有一個發言，大概在自由主義者的反應中，有一定代表性。他表示：“我支持任何講民主社會主義的東西，現在這是比較照顧到現實的路”。但他也有兩點批評。一是在謝老的心目中，“不言而喻地把馬克思主義當成是一個絕對真理。他想證明的是‘你們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所以，他對馬克思主義絲毫沒有批判性思考。其實馬克思主義是會導致暴力革命這一套東西的。我們為什麼一定要搞‘托古改制’這一套，一定要說現在追求自由、民主、現代化是符合我們老祖宗的教條？”他的另一個意見是强調“宪政民主的基本原理都是洛克、孟德斯鸠等自由主義思想家提出的”，“對於憲政民主基本原理來說，社會民主主義是流不是源，是器不是道，是枝葉而不是根”，他顯然堅持以自由主義為“道”和“根”，因此，他最後這樣概括自己的立場：“自以為和謝韜先生的價值目標一致，只是理論上更徹底。古人雲：‘取法其上得乎其中，取法其中今得其下’，我以為社會民主主義對於我們的憲政民主只是‘中’而非‘上’”。

曹天予的文章《也談模式和前途——讀謝老近作有感》，或許代表的是“新左派”的批評意見。他的批評意見，除了指出謝老對西方世界並不了解，他的“社會民主主義勝利”論“與實際情況實在太遠”，“當今世界的主流，绝對是奉行新自由主義的英美模式，而不是日见衰落的瑞典模式”外，主要從“沒有對僱傭勞動的否定，也就没有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這樣一個基本的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觀出發，批評“社會民主主義者，儘管在二次分配（社會保障，福利國家，等等）上有所作為，但在首次分配問题上，却依然以僱傭勞動制度作為其基本經濟構架”，因此，他認為“社會民主主義運動只是在資本主義制度內部，為工人利益而鬥爭的一種改良運動，沒有觸動，更沒有挑戰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它所取得的成就，在本質上就只能是資產階級對已經組織起來進行鬥爭的工人階級的讓步”。由此而决定了他所說的馬克思主義者對社會民主主義的基本立場和態度：“贊同社會民主主義發展經濟、實行社會保障、以福利國家形式實現再分配公正的主張；但並不認為這就是社會主義。要從社會民主主義進入社會主義，還得取消僱傭勞動制度，消滅剝削”。這裹的關鍵是要保護“勞動產權”即“勞動者對於自己（通過勞動）創造的財富擁有財產權”，“參與剩餘或資本增量產權的分配”的權利，並實現“人民主權”，强調“勞動產權或勞資雙方在經濟地位平等條件下的鬥爭”達到“勞資合作基礎上的憲政民主、人權保障、經濟發展和社會公正”。從這樣的標準出發，他們就認為謝老們主張的社會民主主義的“基礎是自由主義”，其倡導的實際結果，“得到的只是新自由主義”，“那只能意味着放棄已經取得的社會主義成果，接受重新出現的資產階級的剝削和控制”，但他也沒有說清楚“已經取得的社會主義成果”究竟是什麼。

這樣的討論，應該說是充分說理，持之有據的，不同意見的交鋒，是有助於人們對問題的思考的——無論是現實問題的思考，還是理論問題的思考。但也是據吳思介紹，“介入這場討論的人，平均年齡大概超過六十歲。年輕人很少關心。中年人關心的程度也不如老年人”。這是反映了一種真實的現狀的：中國的年轻一代事實上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已經不甚了然，也不感興趣了。他們對主義之爭的漠然，是自然的。

在討論中許多人都發表了這樣的意見，不管存在着怎樣的分歧，依然可以找到許多共同點。吳思就認為，在“多種所有制並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福利制度”、“民主制度”這些基本點上並無實質性分歧。高放則提出大家可以在“發展社會主義民主”這一點上統一起來。何方也認為，“現在還不是專門爭論名稱的時候”，“叫不叫民主社會主義”“並不重要”，“而是（要）集中抓民主化這個中心”（《自述》，826頁）。

四  尋找政治改革的突破口

作為一個政治家，趙紫陽一直在思考改革的突破口的選擇問題。可以看出，在九十年代初期，他是偏向於在所有制的改革上尋求突破。這是他一再强調的：“市場和所有制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只搞市場不行，還得解决所有制的問題”，“長期以來堅持社會主義的標誌是公有制，且成為不得存疑的禁區。這個框框不突破，改革是沒有出路的”。“改革的難度就在所有制上”（《談話》，26頁）。但随着中國改革中問題的暴露，以及趙紫陽觀察與思考的深入，到九十年代中後期，以至新世紀，趙紫陽越來越認識到，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後，才是中國改革的瓶頸問題；而且就所有制的改革而言，只要黨壟斷政治、經濟、思想、文化權力的體制不變，不僅“公有制”必然“變成官僚階層所有”（《談話》，157頁），而且“私有化”的結果也必然是“國家人民所積累的財產被這些特權階層私吞”（《談話》，313頁）。因此，到 1998年趙紫陽就作出這樣的判斷：新的“思想解放，只能是也應當是政治改革”（《談話》，284頁）。那麼，如何尋找政治改革的突破口呢？趙紫陽有兩個意見很值得重視。

一次談話中，宗鳳鳴談到，一份中央辦公廳轉發的中央文件聲稱，不許提“修宪”，“軍隊國家化”，“堅持黨管幹部”，“結社自由、新闻輿論也不能放開”。這其實就是一黨專政的绝不肯讓步的底綫。對此，趙紫陽作出了這樣的回應：“政治改革究竟怎樣搞，實行多黨制，弄不好會翻車，把中國搞亂。目前應當在黨的領導的框架下，實行言論自由，放開報禁”，他强調“自由比民主更重要。香港在英國殖民統治時，沒有民主，但有自由，任何人可以批評港督。司法又是獨立的，不受政府控制。然後再允許結社，這樣來啟發民智，提高人民的民主意識。至於軍隊國家化、多黨制目前可先不提”（《談話》，344頁）。——這裹所提出的，是一個將“多黨制”、“軍隊國家化”這類最敏感的，觸及核心利益的問題懸置，在“共產黨領導的框架下”，“先自由，後民主”的漸進的改革策略，“言論自由，放開報禁”就成為一個突破口。

趙紫陽在幾次談話中都提出了在中國要尋找實現漸進的民主化，就“要尋找些過渡形式”：“農村實行的家庭聯產承包制，應視為是民主化的一種發展；企業實現自主經營，是獨立的商品生產者，也是一種民主化。又如人大的差額選舉也是一種民主化”（《談話》，159頁）。他還談到，一個可行的趨向，是“體制適應形勢而逐步演變”，比如可以“增强人大、政協的實際制衡作用”，“人大和政協說軟也很軟，說硬也能很硬”（《談話》，152頁）；還可以“實行地方自治，發揮工會，婦女團體等社會組織和民主黨派的作用，形成各自利益的代表，在人大、政協通過各自的利益代表來進行制約。經過這樣的過渡，下一步實行民主政治、建立民主政體是比較現實的”（《談話》，17l頁）。——這裹包含了一個重要思想：各利益群體，都有自己的社會組織，形成代表各自利益的代表，在政府權力機構裹，提出各自利益要求，平等參與競爭規則的制定，以形成相互制約。而在這方面，現有的組織形式是可以發揮巨大作用的：形式的、受控制的可以變成實際的、獨立的（如工會，婦聯，人大，政協）；同時不健全的、沒有的也可以健全、建立起來，如商會，農會，並享有實際的表達權，維護自身權益的相應權利，如游行、示威、罷工權，以獲得平等地位的談判權等等。這都是民主化的基礎，並且是推進政治民主化的關鍵環節。

何方在他的自述裹也提出了類似的主張，大概有四條：一、“广開言路”，二、“落實集會結社自由”，三、“爭取普選權”，四、“一切政務公開”。在他看來，關鍵是要對黨的權力有所約束、限制：要真正廣開言路，就必須改變“黨的宣傳部門控制全社會的宣傳教育”的做法，取消對輿論的控制權（《自述》，805頁），真正實行趙紫陽當年提出的“黨非權力化，非行政化”，“不設對口部”的原則（《談話》，149頁），並首先“允許黨內自由討論一切政治和理論問題”（《自述》，805頁）；要真正落實集會結社自由，就必須承認“反對派的存在是民主的標誌”（《自述》，809頁）；要真正實現公民“普選權”，就必須“反對黨組織包辦代替和干涉壓制，反對指定候選人和限制差額比例，應當允許並鼓勵不同候選人和不同綱領的競選”，並“提高立法、司法機構的地位和作用”（《自述》，8l0頁）；而要實現公開性，就必須取消黨和政府背後操縱一切的“暗箱作業”（《自述》，810—8ll頁）。當然，這都會觸犯既得利益，因而有相當的難度，卻又是必須突破的。

這樣一些推動民主的設想，其實早在改革開放的初期，就已經提出。在 1980年北大競選中，“爭取言論自由”就被認為是推進中國民主化的關鍵，並且有了這樣的論述：“一個國家有無言論自由，不在於當權者是不是願意傾聽和容忍批評意見”，“只有在當權者沒有權力懲罰不同意見的人時，才有了真正的言論自由；只有在人們的言論權利無需乎善良開明的君主保護也能獨立存在時，才有了真正的言論自由；只有在人們學會了抵抗權力對言論的干涉企圖時，才有了真正的言論自由”；“要保護言論自由的唯一手段就是：使那些企圖濫用權力的當權者們從親身經歷中知道，一旦他們侵犯了言論權利，一定會遭到堅决的反抗。除此之外，我們別無其他保障。法律條文不過為一切珍惜民主的人們提供一個集合點”，民主“它時時需要爭取，歷來有待爭取，並永遠需要保衛”；“我們不應該操之過切、求之過全，但我們必須為民主奠定一個立於不敗之地的基礎，保證民主大潮能與日俱增，永不失其前進的勢頭。這就要求讓人民真正享有一種任何權力也無法剝奪的政治權利——首先就是言論自由”；“一定要實現真正的言論自由，一定要讓言論自由的原則深入人心。無論人們對民主的理解還有多大分歧；無論人們對實行民主有多少審慎的顧慮；無論人們在其他方面有些什麼不同的觀點，在實行言論自由這一點上，大家總可以沒有什麼疑議的吧？”（胡平：《論言論自由》）——二十年前的這些呼籲今天依然顯示着它的現實力量。

五 “上层革命”與民間抗争的“壓力”作用，呼唤新的文化启蒙、文化建設

作為一個政治家，趙紫陽深知中國已經積重難返，在這樣一個高度集權的體制下，要真正進行民主改革，非有上層的大的推動力量不可；他多次談到“像中國這樣的大國是需要有强人、有權威的人來領導”（《谈話》，83页）。因此，在談到新權威主義時，他坦然承認，“對這個問題我既未表示反對，也未表示贊成，只是認為還有道理，因為在發展中國家搞改革，矛盾多，需要有權威來推動解决”（《談話》，172頁）。他一再對中國轉向民主化，表示信心不足，就是因為“中國目前既没有戈爾巴乔夫式的人物來進行新思维，提倡民主化、公開化，也沒有蒋經國式的人物來主動推動民主政治”（《談話》，；15頁）。他如此分析鄧小平之後的“中國領導層的走向”：“既不會有戈爾巴喬夫那樣强有力的人物出現，敢於突破舊體制舊框框；也沒有可能有其他的政治勢力出現與共產黨抗衡，而人民又是思穩怕亂。因此，還得依靠現有領導層中的積極力量來推動社會改革前進。否則，會發生以暴易暴，推翻了一個專制政體，又會來一個新的專政”，或者局勢亂了，就“出現軍人專政，出現獨裁政治”（《談話》，98頁，17l頁）。因些，趙紫陽表示，他赞成并期待 “上層革命”，即佔據領導地位的“改革者的精神氣質的改造”，“新的精神氣質就是容忍精神”，“不把批評者當作敵對勢力和陰謀破壞”，“能容忍對自己的種種約束，才會出現新的制度變化”。因此，他認為，只有“政府和它的領導者把公民的普遍自由作為信仰時，把維護公民普遍利益作為自身使命時，上層革命才會真正發生”（《談話》，350頁）。這樣的期待當然只是一個理想；何方的分析也許更為現實：“黨政領導並不都是堅決反對民主化的頑固派，起碼在程度上有區別。同時也有個識時務的問題。有些人還是看到了民主的潮流不可擋，即使思想上原來不同意，也要注意風向。而且時勢造英雄，在領導幹部中不會缺少有膽識、有智慧、有氣魄的人。一旦政改大潮湧起，這種人會成批應運而生”：這自然是一種可能性，而不是已經看得見的現實性。因此，何方又說自己是“戰略上樂觀，戰術上悲觀”（《自述》，821頁，825頁）。

趙紫陽的另一個期待也許是更應該重視的：“中國在目前這種情況下，沒有一定的壓力，是不能轉上民主政治的。例如，南韓、印尼都是在反對派的壓力下，才能转向民主政治的”（《談話》，314頁）。宗鳳鳴也曾轉告過一個看法：“中國的改革，過去由國家领導人推動，以後是各級政府在推動，下一步将是民間的力量來推動”（《談話》，350頁）。何方更是明確提出：“要搞政改，消極等待是不行的，必須積極起來爭取，老百姓團結起來，督促推動當權派一起來搞政改”。他意味深長地引述當年毛澤東在延安“憲政促進會”上的講話。毛澤東批評國民黨“一面談憲法，一面卻不給人民以絲毫的自由”，因此號召要向“掛憲法的羊頭，賣一黨專政的狗頭”的“頑固派”爭民主自由。何方說：“毛澤東講的頑固派，後來好像這角色換到了自己頭上”，“因此現在對於立憲，還是要學毛澤東說的辦法，就是要和現在的頑固派作鬥爭，希望通過‘七鬥八鬥，他認錯了，就變好了’。想不經過鬥爭，自然就可以實現憲政，那只能是夢想”（《談話》，807—808頁）。事實上，所謂“上層革命”或上層的讓步，也絕不會自動發生，而只能是民間抗爭的壓力下才有可能。何方把希望寄托在“群众觉悟和民主力量成長”，以及民間民主力量和黨內的民主力量的結合（《自述》，820頁），這是抓住了要害的。

因此，無論是趙紫陽，還是何方，都呼吁一个新的“启蒙”。趙紫陽說：“看來，中國的改革，只搞經濟改革，不搞政治改革，固然不行；但是若不同文化結合起來也不行，須要有一個文化啟蒙運動，來清理中國這個基地”，“中國這塊基地不清理，正如魯迅所說，無論什麼東西放到這個大染缸裹面，都會變顏色。由於中國几千年來的封建專制意識形態與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相結合，所形成的全面專制政體，實比歷史上任何朝代控制得都嚴密，可以說是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談話》，317頁），這就要求“同幾千年的皇權專制傳統和百年以上的共運‘左’傾决裂，不但要改變多年的典章制度，而且要改變人們的思想，進行新的啟蒙”（《自述》，815頁）。在趙紫陽看來，這樣的啟蒙，不只是對中國的民眾，以提高國民素質；也針對中國的上層領導，以提高“上層領導者的素質”，這是“更有其决定意義”的（《談話》，35l頁）。

所提出的“文化啟蒙”’也不只是一個“啟蒙”的問題，還包含了更深廣的“文化建設”的意義，這對於中國的改革，中國社會未來的發展，也許是更帶根本性的。在趙紫陽和何方這裹都沒有展開，是有待後人認真思考與發揮、創造的。

六 非權威的，在討論、質疑中不断拓展的開放性思维

我們在前文已經引述過趙紫陽的一個自我評價：“我有兩條”，一是“不拘泥於教義”，二是“不搞個人權威”（《談話》，324頁）。他還一再地說，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更新，“會有大動盪，會出現大的變化，會出現歷史人物。但這個變化不是由我們這一代所能擔當的，只有下一代來擔當”（《談話》，3頁），“自已的歷史到‘六四’就是句号了。下台後這些年的談話談不上什麼主張和意見。也不是理論上的系統闡述，只是些零星的思考和随意談話”（《談話》，329頁）。——這裹，其實是蘊涵着非常深刻的魯迅式的“歷史中間物”意識的：對自我局限的充分體認（另一面也是對自己真實的歷史價值的自信與客觀體認），對真理在握的絕對權威意識的拒絕，是具有重大意義的。它本身就是對中國革命和改革歷史經驗教訓的一個總結：中國共產黨和我們這個國家吃政治、思想、理論的“絕對權威”之害實在太大了，其流毒至今未除，還有人在試圖構建窮盡了所謂“中國社會主義規律”的“理論體系”，並試圖用載入黨章的辦法將其永恒化。這當然是徒勞的；正反過來顯示出趙紫陽為代表的這些老共產黨人的思考的意義和價值：不追求權威性的結論，一切都可以討論，一切都可以質疑，首先自己就在不斷質疑。何方说，自己這一生，“三十沒有立，四十被打倒。此後就總有一些重大的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經常縈迴腦際，揮之不去。自己又無力對它們進行研究和解釋，所以還是時清時懵地惑了大半輩子”，直到年過八十，經過反思，才“有了一點新的看法，對個人來說也算明白了一點。至於對不對，自己並沒有信心”（《自述》，742—743頁）：既努力去弄明白，又清醒於自己並沒有完全弄明白，就會永遠保持不斷探索的內趨力。這樣一個開放性的，而非封閉性的思考模式，應該是我們這裹所討論的“中國改革新思維”的一個重要特點。

因此，我們在《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裹，發現不同意見的交锋，就是一點也不奇怪的。

其實前面所討論的許多問題，趙紫陽思考和强調的重心，和其他老人就並不完全一致。比如，趙紫陽以他的最上層的政治鬥爭的眼光和經驗，就更重視政治强權人物的作用，更期待於上層革命，儘管他也談到了下層抗爭的壓力作用，但他對底層的不滿可能導致的所謂“經濟文化大革命”始終心懷警戒，他自己也承認，他是更傾向於新權威主義的，這就可能形成他的思想的某些內在矛盾。這一點，就可能和另外一些更從底層看問題的老同志有所不同。

在一次談話中，趙紫陽提出了一個觀點：“所謂现代化就是西方化，就是要和西方现代文明汇合；東方文化是落後的，是開不出自由、民主、人權之花的。當然，也要同本國優秀文化相結合”。趙紫陽還談到，“美國這個民族值得很好研究，這個國家經濟上一直在增長、繁榮、發展，高科技又一直領先，社會是穩定的，國家領導人也是一直穩定交替的；對外並不進行領土擴張，搞殖民地，而是開展自由貿易。當然，他們也是從自己國家利益出發，這主要由於這個民族的價值觀與憲法制度根植於人心”，“美國這個價值觀是符合人類社會走向現代文明要求，是符合人類社會發展利益的”。趙紫陽的結論是：“從國際範圍來说，美國才是‘三個代表’ ”，“二十（一）世紀前半世紀或者說至少前三十年，主導世界的仍然會是美國”，“中國要發展，必須和美國搞好關係”，這乃是國家“戰略利益”。他不無幽默地說了一句：“這樣，一定會有人說我的賣國主義，但這卻是客觀事實”。他還表示擔心：“新‘左派’所煽動起來的民族主義情緒，很容易走上軍備競賽的道路，把中國拖垮。蘇聯就是這樣被拖垮的”（《談話》，322-323頁）。趙紫陽的這些分析、論斷，得到了宗鳳鳴等的贊同；但在下一次談話中，宗鳳鳴也轉達了杜潤生的不同意見：“杜老認為美國是在搞霸權”（《談話》，326頁），顯然認為趙紫陽將美國過於理想化，忽略了美國的“國際霸權”。趙紫陽的這些判斷自然會引起更多的討論，或支持、深化或質疑、批評，這都是很正常的。

趙紫陽的思考，也顯然存在盲點。如同樣對共產主義極權體制、後極權體制進行反思的哈維爾（Václav Havel）提出的“現代技術社會的整體危機”就沒有進入趙紫陽的思想視野，如哈維爾所說，“技術作為現代科學之子已經脱離了人類的控制變得奴役人類，並迫使人類準備自我毁滅”，由這樣的技術控制形成的西方國家權力結構中的“專業的統治者”、“權力技術員”的控制力量是更為可怕的，“傳統的議會式民主並不能對技術文明的自動機制和工業化消費社會進行有效的抵制，因為這些民主制度被後者拖進了泥潭。民主制度控制人們的手段，比後極權主義的手段要複雜乖巧”。哈維爾還特意提到了俄國著名的異見人士索爾仁尼琴在 1978年就談到“沒有個人責任為基礎的自由的虛幻本質，以及傳統的民主無法抵抗暴力和極權”。哈維爾强調：“民主制度下人們享受着我們未曾想到的個人自由及保障。但這些最終並沒有給個人帶來益處，因為人們最終也是自動機制的犧牲品”。因此，共產主義極權體制下的民主改革，只是一種“過渡性的解決方案”，不可能一勞永逸地解决人的自由問題，還會有新的奴役，新的爭取人的自由的鬥爭。“那些死守着傳統的議會民主政治概念不放的人，他們迷信惟有這種‘久經考驗’的民主才能保障人類永久的尊嚴及人在社會中的獨立位置，依我看是非常短視的”。我們絕不能在擺脱了一種意識形態迷信和控制之後，又陷入另一種意識形態的迷信和控制。還是哈維爾說得好，我們不能忘記自己的“特定的歷史經驗”，我們曾被“一種透明的烏托邦所捕獲”，因此，我們必須“懷疑所有的烏托邦”，懷疑所有的“形形色色的意識形態性產物”，要永遠保持“對任何不能自審的東西的反感”和本能的警惕與抵制（參看哈維爾：《無權者的權力》、《對沉默的解剖》）。

哈維爾提出的命題：“西歐和極權主義的關係”問題，更沒有進入我們的視野。哈維爾認為，極權主義，“它們是理性主義不可避免的後果的凸透鏡，是理性主義自身深層趨向得到奇特誇張之後的意象，是理性主義自身膨脹的不祥產物。它們是對理性主義自身危機的深刻而富有啟示的反映”，“它們是這個文明全球性危機的‘先驅’ ”。在哈維爾看來，“極權主義是對當代文明的一個巨大提醒”，並且不可能“最終解决”。他因此而提出了“全球化極權體制”的概念，和他同時提出的改革中的共產主義國家的“後極權主義”的概念一起，構成了對當今世界圖景的一個描述，在他看來，這都是“非個人化權力”的兩種表徵（參看哈維爾：《無權者的權力》）。哈維爾這樣的眼光、視野啟示我們：考察當今的中國，中國的改革，必須考慮毛澤東時代所沒有的兩個基本新事實：一是經過三十年改革開放，中國已經融入了世界；其二，三十年中國經濟的發展和國際資本的密切關係，以及它的引入注目的發展速度，都使中國已經融人世界經濟秩序，並成為全球化發展中不容忽視的力量。在這全球化的時代，中國的改革問題，已經是世界問題的一個部份，我們必須像哈維爾這樣從全球化的視野，將中國的極權體制看作是“全球化極權體制”的一個有機組成部份，立足於當代人類文明的危機，來考察中國的極權、後極權體制及其改革問題。

所有這些我們思考過，卻沒有完全想清楚的問題，以及我們尚未思考的問題，以及在這些思考中可能產生的失誤，都可以討論，可以爭辯，甚至可以批判，但都必須是學理的，並且是寬容的，而絕不能用“大批判”的思維，上綱上綫，如趙紫陽所嘲諷的那樣，動輒强加“賣國賊”之類的政治罪名：那是一個必須拋棄的極權主義的思想傳統，我們需要的是建立在思想自由基礎上的獨立思考與研究。如發表前文一再引述的“民主與社會主義”專題研討會發言的民間刊物《往事》的《編者的話》所說，“相對於‘政治上正確’，獨立研究更在乎歷史真相；相對於‘歷史辯證規律’，它更關注尋常的邏輯；它的判斷並不建立在高深的歷史目的論之上，而是建立在普通人的良知之上。與其說它想建立一部能自圓其說的歷史，不如說它開放了這一領域：有共識，卻沒有統一的標準答案，並且随時準備容纳和探討不同的觀點和新的發現。在這裹，‘說法’一次次被顛覆，引起關注、探索和討論，真相不斷地大白於天下，歷史被重新發現，重新敍述……”。我們在《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和何方《從延安一路走來的反思》，以及其他一些老共產黨人的文章裹所見到的就是這樣的獨立思考與研究，其所具有的開放性的品格，也許比它們的具體結論更為重要。

七 黨的十七大所作出的選擇

l.對黨內兩派主張的回應

在分別考察了中國共產黨內兩大派別在 2007年十七大之前所發表的有關“中國改革何處去”的不同回答，就不難弄清楚中共最高當局所作出的選擇：在某種意義上，十七大報告正是對黨內兩種意見的一個回應。

報告一開始就肯定“改革開放是决定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發展社會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並特別肯定鄧小平“科學評價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徹底否定‘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錯誤理論和實踐，作出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决策，確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綫”的功績，肯定江澤民“創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創立‘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繼續引領改革開放的航船沿着正確方向破浪前進”，結論是：“改革開放符合黨心民心、順應時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確的，成效和功績不容否定，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這些，都可以看作是對《高舉》派對改革開放和鄧、江的否定，回到毛澤東“以階級鬥爭為綱”路綫的主張的一個拒絕。

另一方面，報告又强調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强調“加强和改善黨的領導”（具體提法是“把尊重人民首創精神同加强和改善黨的領導結合起來”）。特別是强調“要始終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原則和人民軍隊的根本宗旨”（“根本宗旨”中最重要的是要“維護黨的執政地位”），“堅持黨管幹部原則”，也即堅持黨所控制的等級授權制，同時，又把保障憲法的基本權利，首先是言論、出版自由與集會、結社自由，完全排斥在政治體制改革之外。這四條：對軍隊和權力的絕對控制，對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的絕對拒絕，是絕不讓步的“底綫”（參看《“劉賓雁問題”引發的討論》的有關分析）。這正表明了對“一黨專政”體制的堅持，不肯放棄黨壟斷一切的權力。正是在這一基本點上，拒絕了黨內民主派突破“一黨專政”體制的要求，而在基本精神上和《高舉》派有着內在的一致。這正是趙紫陽所指出的，“當政者目前一切是保衛維護一黨專政，這一點，在他們看來絕對不能動，這是一切的出發點和歸宿點。其他都是虛的”（《談話》，349頁）。

2．“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旗幟的實際意義

當然，任何一個領導人在權力基本穩定以後，也會試圖在歷史上留下一些個人的印記。這就是十七大舉起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旗幟，這也是對黨內兩派“舉什麼旗”之爭的一個回應：既不是“毛澤東思想”，也不是“社會民主主義”，而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其用意、作用有三：一是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將“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江澤民的“三個代表思想”，以及“科學發展觀”、“和諧理論”統一起來，從而確認胡、溫體制在中共黨內統治的合法性、正統繼承地位——《高舉》派對鄧、江的否定，之所以不能接受，就是威脅到了這樣的合法性。

其二，報告特別强調要建立、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試圖以此營造中國共產黨的“新意識形態”。宗鳳嗚在和趙紫陽的談話中，曾談到 2004年的中共中央兩個關於意識形態的文件：《加强馬克思哲學與社會科學研究》、《關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與建設工程》，據說文件提出了“西强我弱”的政治思想形勢分析，認為西方自由、民主、人權與法制為世人所認可，我們則缺乏鮮明的旗幟以服人。這實際上是意識到全球化背景下的意識形態危機，試圖重建新形勢下共產黨的新意識形態，以便鞏固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壟斷地位和執政地位（《談話》，372頁）。應該說，十七大提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就是這樣的一個自覺努力和初步成果。

建立“新意識形態”同時是為了强化意識形態在維護黨內的統一中的作用。我們知道，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長期以來形成了一個高度重視意識形態和理論問題的傳統，意識形態的有效灌輸在維護黨的思想、行動統一，維護毛澤東的個人絕對權威上，都起到了超乎尋常的作用，意識形態也成為毛澤東進行黨內鬥爭的最有力的武器。但改革開放以後，黨的急劇腐敗，形成了黨的幹部和黨員普遍的信仰危機，黨逐漸失去了思想的凝聚力，而蜕變成了一個既得利益集團。而這樣的僅僅依靠利益凝聚的權力結構是危險的，還必須有統一的意識形態，作為哈維爾所說的“粘合劑”，以建立“某種形而上的秩序，它將各個部份聯繫在一起，使它們互相結合，令他們服從一種可說明的統一手段，提供由所有這些部份組成的運作過程以遊戲法則，即一定的規定，限制和合法性”，以“保證極權主義權力結構內在的邏輯一致性”，而“沒有了這種粘和劑，作為一種極權主義結構將會消失；它將分裂成單個的原子，由於他們混亂的特殊利益和傾向而混沌地發生衝突”，這樣的內耗內亂分裂是有可能導致“極權主義的整個金字塔”的“自身崩塌”的（參看哈維爾《無權者的權力》）。十七大以後，反復强調，要以“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來統一全黨思想，顯然是看到了這樣的危機的。

其三，中國的儒家傳統强調“立功，立德，立言”，政治領袖也要靠其理論來建立政治權威。這也是中共傳統，毛澤東在延安為確立其領袖地位，在理論上是很下了一番功夫的；鄧小平本無理論興趣，但他的後繼者也要想方設法為其構造出一套“鄧小平思想體系”，許多文人也紛紛凑趣，自己也沾光，成了什麼鄧派理論家；江澤民也趕在下台之前，靠槍手炮製出“三個代表”。現在又提出了“科學發展觀”與“和諧理論”。十七大講“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其實質性內容，除鄧小平的“一個中心（經濟建設），兩個基本點（四項基本原則，改革開放）”的“初級社會主義理論”外，就是“發展觀”與“和諧”論。而重點論述、發揮的就是“科學發展觀”，而且提到空前的高度，說這是“馬克思主義關於發展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集中體現”，“發展中國特色必須堅持和貫徹的重大戰略思想”等等。因此，報告反復强調：“在當代中國，堅持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就是真正堅持社會主義”，“在當代中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就是真正堅持馬克思主義”，其真實含義顯然是，“科學發展觀”就是“當代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就是“當代馬克思主義”。所謂“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社會主義，堅持黨的領導，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最後就落實為堅持“以胡錦濤為首的黨中央”的思想與路綫。還是趙紫陽一語道破：“所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是鞏固一黨專政”，而“維護一黨專政也就是維護個人權力”（《談話》，349頁）。十七大一定要把“科學發展觀”寫入黨章，正是要在黨的理論和歷史上留下印記。但恐怕正是適得其反。不過，這將是後話了。

3. 在堅守鄧小平路綫前提下所作出的新調整

在前文的討論中，我們已經談到，黨內兩派公開亮出自己的旗幟，是基於這樣的共識：“鄧小平的路綫已走到盡頭”，“鄧小平的經濟上的改革開放與政治上的高度集權，此路是行不通的”（《談話》，296頁）。因此，就需要作出新的選擇：《高舉》派主張放棄所謂“資本主義的改革開放”，而加强“政治上的高度集權”即所謂“四項基本原則”；而黨內民主派則主張把改革開放深入到政治體制改革，取消“四項基本原則”，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現在，十七大拒絕了這兩種選擇，而繼續堅持鄧小平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堅持改革開放相結合”的路綫。但又必須面對“難以為繼”的現實，於是，就必須對鄧小平路綫作出某些調整，主要有兩個方面。

鄧小平的路綫的一個集中體現，就是“發展就是一切”和“穩定就是一切”，這兩個“一切”在江澤民時代得到了徹底的貫徹，其結果在經濟發展的同時，造成了資源的大破壞和生態環境的大破壞，造成了嚴重的兩極分化，形成既得利益集團，新的權貴資本階層。這不僅威脅着經濟的持續發展，也激發了日趨尖銳的社會矛盾，引發了持續的抗爭，形成社會危機。“科學發展觀”正是迫於這樣巨大的經濟和社會壓力，對“發展就是一切”的鄧小平、江澤民路綫作出的調整。其要點有二，一是强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因此，提出“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提出“生態文明觀”，提出“提高自主創新能力”，“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等等；另一就是提出“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把提高效率同促進社會公平結合起來”，“把促進改革發展和保持社會穩定結合起來”，等等，以緩和社會矛盾。

鄧小平、江澤民路綫的另一個致命的問題，是政治改革嚴重滯後於經濟改革，正是這樣的片面、跛足的改革造成了嚴重的政治、思想、文化、道德、社會的全面危機，引起了全社會的强烈反彈。也是迫於這樣的社會壓力，才提出了全面推進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四大體制改革的目標，應該說，這是對鄧小平、江澤民路綫的一個重要調整。特別是政治體制改革任務繼 1980年、1987年兩次流產以後，第三次提出，更是說明，政治的民主化是一個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是民心、黨心所向，是一個遲早要提出的歷史任務，是任何有現實感的領導人所無法迴避的。於是，十七大報告，就有了許多人們所關注與議論的新提法，新概念。如經濟體制改革上提出“以現代產權制度為基礎，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政治體制改革上明確“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提出“保障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逐步實行城鄉按相同人口比例選舉人大代表”，“保證人大代表依法行使職權”，“保證審判機關、檢察機關依法獨立公正地行使審判權、檢察權”，“尊重和保障人權，依法保障全體社會成員平等參與、平等發展的權利”；“發展基層民主”，“健全基層黨組織領導的基層群眾自治機制”；“推進政企分開、政事分開、政府與市場中介分開”；“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建立健全决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權力結構和運行機制”，“發揮輿論監督作用”，等。社會體制改革上，提出“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目標，出“健全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制度”，“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扭轉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趨勢”；“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在文化改革上提出“使人民基本文化權益得到更好保障”等。同時提出的還有“以擴大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試行黨代表大會常任制”，“反對和防止個人或少數人專斷”等。——人們不難注意到，所有這些新提法，都是這些年黨內、知識份子與民間民主力量所一再提出的呼籲，現在被有限度地吸纳，這樣的讓步自然是有其積極意義的。當然，如何方所說，所有的中國人都懂得，“中國有個好話說盡的傳統習慣”，“對這種治標不治本和太多空話也不能過份樂觀”（《自述》，825頁）。

所謂“治標不治本”，正是十七大作出的選擇的一個特點。一篇新華社記者的“時評”轉述了“一位領導同志”的一個意見：對“熱點問題”要“冷處理、徐圖之”（见 2008年 1月 18日《文匯報》）。這大概是中共現領導應對歷史和現實問題的一個既定方針、原則。就我們所討論的問題而言，就是把“一黨專政”這個基本體制的“熱點問題”懸置起來，“冷處理、徐圖之”。這樣，就可以不根本觸犯既得利益集團的基本利益，但卻又要求其作出一定的讓步，即將既得利益的一部份，分讓給普通民眾，弱勢群體，以免激化矛盾，導致一黨專政統治的整體崩潰。這裹顯然存在着代表黨的全局、長遠利益的黨中央和黨的地方幹部個人的利益的矛盾，十七大反復强調要黨的幹部“轉變觀念”，以至“解放思想”，其中心意圖就是要他們按前面所說的兩個方面的調整的要求，約束自己的權力，甚至部份地放棄自己的權力，實行有限的分權，進行何方所說的某種程度的“權和利的重新分配”（《自述》，815頁）。因此，其阻力重重，執行中的種種變形，都是可以想見的。

如前所說，作出這樣的調整本身就是黨內和民間民主力量鬥爭的結果；而這樣的調整的口頭承諾能否得到真正的落實，並且不斷往前推進，以實現逐步的和平演變，也還需要依靠鬥爭，何方說得好：“今天中國的改革其實就是特權與民權的博弈”（《自述》，823頁）。這就用得上毛澤東當年的話，就是要“鬥”，要“推動”，要“促進”，“向各方面都推他一下。各方面就會逐漸地動起來。然後匯合很多小流，成一條大河，把一切腐朽黑暗的東西都沖洗乾淨，新民主主義的憲政就出來了”（《新民主主義的憲政》），中國的民主改革的希望在我們每一個人的手裹。

4．並非結束

十七大以後，中國連續發生幾件事。

10月 22日，安徽民營企業家、省政協常委汪兆鈞在網上發表《致胡錦濤、溫家寶公開信》，主張實行城鄉土地私有化，把國企所有財產和股份，分配給全國人民；要求“執行和捍衛聯合國的《世界人權宣言》；要求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構建全社會的對話機制，實行宗教自由，為法輪功平反，釋放所有政治犯，歡迎海外民運份子回國，共建民主中國，開放言論自由，實行軍隊國家化。

11月 1日，安徽嘉禾食品公司董事長鄭邦柱發表致胡錦濤、溫家寶公開信，提出要打開阻礙政治體制改革的三個“死結”：六四事件，查禁中國民主黨事件，以及法輪功事件。

12月 8日，黑龍江富錦市長安鎮、興隆港鎮、頭林鎮 72個行政村 4萬農民發表公告，宣佈收回自 1994年以來被各級官員以低價强行收走的 150萬畝耕地和荒原的所有權。在此之前，長安鎮東南崗村 900多村民已經在罷免原來的村官、成立自治組織以後，收回被侵佔13年的 15000畝土地，並在全村農民中平均分配。

12月 12日，陝西三門峽庫區 76個行政村的 7萬農民向全國公告收回國家安置回遷移民的 30萬畝土地所有權，宣佈“我們擯棄土地的原‘村集體’佔有形式，這種佔有形式不能保證農民對土地的永久權利”；“它無法阻止官員和黑勢力對土地和其他農民利益的非法侵佔”。

12月 15日，江蘇宜興市 250戶農民發佈擁有宅基地和耕地所有權的公告，反抗當局“以建設公共設施的名義，强行侵佔我們農民的土地”，“在先民世代耕作的土地上建‘新農村’ ”。

12月 18日網上報道，天津市武清區上馬台鎮 4村村民連續到上馬台水庫工地阻擋武清區和上馬台鄉侵佔他們土地的非法行為。

如中央黨校教授杜光先生在他的《2007：喜見起於青萍之末的微風》一文裹所說，這些發生在十七大之後的事件：“企業家的政治覺醒”，“農民討回土地所有權的偉大進軍”，和十七大之前理論界關於“民主社會主義和憲政改革”的呼籲和討論，以及毛澤東派對自己觀點的全面闡述，“青年學生中正在湧動的潛流”，都“反映了廣大民眾對我國改革前途和發展路徑的關切和期望”。杜光指出，既得利益的權貴階級“必然要拼命地保持一黨專政的專制體制，因此，政治體制改革的難度加大了，成本更高了，執政當局已經無能也無法推進實質性的政治改革（如開放黨禁報禁）。正是在這種形勢下，民間的呼聲和壓力就顯得更加重要”。

事情正是這樣：中國民間社會裹，越來越多的各階層的人，在關注，在思考，在討論，在行動，希望就在這裹，在這裹。 2007年 1月20日一 2月14日

2007

“劉賓雁的問题”引發的思考：2007年的觀察與思考之二

2007年的美國之遊，讀到了國內看不到的《劉賓雁紀念文集》。我一直把劉賓雁視為“當代中國的精神象徵”，兩年前他的客死異鄉，讓我震驚，又有某種蒙羞之痛，因此而無言。這一次讀到他的“遺言”，震驚之後，有深思，並且不能不言。

我所說的“遺言”，是指劉賓雁所遺留下來的一個問題，這是郭羅基先生在追思會上的發言中透露的。劉賓雁問：“共產黨的一黨專制在蘇聯、東歐都倒了，為什麼在中國不倒？”“共產黨因赢得民心而在 1949年取得勝利。後來怎麼一步步失去民心？失去了民心，為什麼還不倒？”——這個“劉賓雁的問題”，是每一個關注當代中國問題，並尋求解决道路的人們，所必須正視，必須思考，必須回答的問題。

自然，思考、回答可以，而且必須是多方面的。比如，劉賓雁自己就偏於對中國民族文化自身的反思；郭羅基先生這樣轉述他的回答：“因為中國的土壤中有更多的專制的土壤。中國共產黨不是外來的移民，而是土生土長的。它的成功是適應了中國的條件”。這個說法是和劉賓雁先生本人在八十壽辰上的即興發言相一致的；他說：“我認為根本的根本是中國人本身的問題”，“一百年的歷史，值得我們想一想，為什麼？中國人為什麼這麼不爭氣？”“知識份子的道路為什麼這麼窄？”劉賓雁反復要我們“看得深一點”，就是要多多地反省“這樣一個民族！這樣一個社會！”

而我的思考是從另一個方向。《劉賓雁紀念文集》裹收有萬潤南先生的一篇文章，說到“共產黨至今還在中國存活，不僅依靠暴力和謊言，而且因為它比其他人‘聰明’。”他舉例說：“1989年之後，面對蘇東波大潮，鄧小平說了三句話：一是‘不爭論’；二是‘不當頭’；三是‘發展是硬道理’。鄧小平話不多，但能說到點子上。一是政治對策，二是外交對策，三是經濟對策。這三句話幫助共產黨渡過了難關。如今，他們又歸纳出一套：‘捲旗不捲槍’、‘讓利不讓權’的應對策略。反對它的人呢？有像樣的對策和策略嗎？共產黨有兩手，左的一手和右的一手，而且‘兩手都要硬’。一方面，‘把動亂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另一方面，又在說什麼‘關心社會弱勢群體’，‘建設和諧社會’。他們有兩套發動機：左邊陷入泥濘了，上右的一套；右邊陷入泥濘了，上左的一套。反對它的人，自己在那裹搞‘左、右互搏’，有意思嗎？”——這裹談了兩個方面：共產黨的“聰明”與反對者、批判者的“無力”，都說到了點子上。

我關心的是，共產黨如何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即在國內文革結束，國際上冷戰結束的中國與世界的新的大變動下，採取怎樣的對策，如何調整策略，以求自身的生存與發展？——或許我們正可以從這裹入手，來理解什麼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或者說，“中國式的極權體制”的特色是什麼？

“中國特色”一：既僵化又特具有限度调節功能的體制

不妨從歷史的起點談起。我在《兼論 1978—1980年中國民間社會運動》一文裹曾經談到，文革結束以後，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內部的改革派，為了將中國共產黨從文革所造成的巨大統治危機中解救出來，首先需要從代表文革既得利益的“凡是派”手裹奪取最高領導權，不得不借助於民間改革力量，因此，對當時以“西單民主牆”為基本陣地的社會民主運動所提出的民主要求持支持的態度，因而中國的改革一度出現了體制內自上而下的改革與民間自下而上的改革相互支持、影響、制約的格局：這其實是大有利於中國的社會進步與民主進程的。但鄧小平、陳雲為代表的十七年利益集團，也即黨內的官僚集團，他們的改革目標，僅在克服統治危機，進而要强化一黨專政的統治，因此他們本能地感覺到民間組織、民間刊物的威脅，必要除之而後安，也就是說，他們要改變上下結合、制約的改革路綫和格局，將改革的權力壟斷於一黨之手，以保證自己的永遠統治權。中國的改革也因此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在這樣的歷史轉折時刻，中國共產黨內部有過一次範圍不大，卻影響深遠的論爭，據鄧力群在其自述《十二個春秋（1975—1987）》中回憶，在如何對待所謂“自發組織”，也即要不要出版與結社自由問題上，黨內有三種意見：時為中宣部副部長的周揚主張“給自發組織以合法地位”，他甚至提出要讓自發組織成為全國文代會的團體會員；以胡耀邦為首的中共中央書記處則提出要制定《結社法》和《出版法》，在法律框架內來解决自發組織問題。但以上兩種意見都遭到了鄧小平，陳雲與胡喬木等的堅决反對。陳雲說了一番意味深長的話：過去我們就是利用法律和國民黨鬥爭的，絕不能“被這些反黨份子鑽了空子我們還不知道”，“無論如何不能讓所有的秘密的或半公開的組織和刊物登記，要讓它們處於非法地位，禁止他們活動”。於是，最後就於 1981年 2月 20日出台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處理非法刊物、非法組織和有關問題的指示》，取締了所有的民間刊物和組織。

這確實是一個歷史的關口：中共中央的一紙“指示”就輕而易舉地取代了憲法，將其貶為廢紙，從此，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就被徹底地剝奪了言論、出版與結社自由。——當然，鬥爭仍在繼續：在我看來，發生在 1989年的民主運動，其最基本的訴求，就是要求言論，出版與結社的自由，並且打破禁令，自發地成立了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工人自治聯合會，以及知識份子自治聯合會，而且在一個時期實現了有限的新聞自由，也正因為有了這樣的新聞的自由傳播和結社，才使得北京發動的學生、工人運動很快引起全國範圍的響應，從而中共統治歷史上第一次面臨着來自普通學生、工人、知識份子和市民的强大而直接的壓力，形成了空前的統治危機。而鄧小平為代表的黨內官僚集團所不能容忍的，正是這樣的民間壓力：他們只習慣於對民眾發指示，下命令，要求絕對服從，完全不能想像可以、而且應該通過和民眾的代表“談判”來解决政府與民眾之間的矛盾與衝突。也就是說，他們完全不能接受不受黨操縱的獨立民間組織，不能允許不受黨控制的言論、出版自由，而這正是 1989年的民主運動所不能讓步的基本底綫。——當然，這兩者之間，也並非完全沒有妥協的空間；當鄧小平為首的官僚集團拒絕了趙紫陽的在法律範圍內，用現代民主的方式，解决衝突的主張，就只有按照共產黨的統治邏輯和習慣，用大屠殺結束統治危機。

中共的統治者自然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但他們也從反面總結了教訓，或者說，他們更加自覺地意識到自身的利益所在，以及如何維護自己的利益，因而變得“聰明”起來。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回到陳雲的認識那裹，即絕不允許反對派用自己當年對付國民黨的辦法來對付自己。1989年所發生的以學生為主體的群眾民主運動，是很容易讓人們聯想起發生在四十多年前即 1948年的中國共產黨自己所領導的反抗國民黨統治的學生運動的，毛澤東當時將其譽為最終結束國民黨統治的“第二戰場”。共產黨是靠學生運動、社會民主運動起家的；因此，他們也最懂得，這樣的民間民主運動對於統治秩序的瓦解、破壞作用，因而絕不允許其發生與存在。而其中的關鍵，又有兩條：一是輿論，二是組織，這本是共產黨戰勝國民黨的兩大法寶；對輿論和組織的空前重視，這也是一切極權體制的特點，他們依靠這兩條將對人心與社會的控制達到空前的程度，也要防範反對派用這兩條來威脅自己的統治。因此，他們將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與結社自由這四大自由視為心腹之患，必要徹底剝奪，不留下任何可鑽空子的缝隙，這是其維護一統天下的根本利益所在。剝奪了言論、出版自由，也就絕對控制了輿論，不僅因傳播渠道的堵斷而在實際上扼殺了一切自由的思想，而且即使出現反抗，也可以因信息的封鎖，將其控制在有限的範圍，避免發生連鎖效應，以至形成全國範圍的反抗浪潮。——如前聽說，1989年就是因為大約有一兩個星期報紙與電台、電視對北京學生運動的自由報道，才引發了全國的響應，以至局勢失控：這樣的教訓後來的統治者一直牢牢不忘，地方鬧事的所謂突發事件越多，就越要加强對輿論的嚴控，就是這個道理。而對集會、結社自由的徹底剝奪，則是嚴防有組織的反抗，更是釜底抽薪之策。當年，國民黨腐敗了，失去了民心，但有共產黨這個組織的存在，它高舉起“自由，民主，平等，獨立”的旗幟，民心就轉向共產黨，歷史也就選擇了共產黨；而現在，共產黨腐敗了，卻沒有任何組織可以替代，儘管失去民心，人民也別無選擇，只能寄希望於共產黨自身的改革，而共產黨自然也總是及時發出改革的承諾，作出改革的姿態：這就是共產黨失去民心而能繼續維持統治的一個重要原因。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腐敗了的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就是建立在剝奪了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以後所形成的沒有任何選擇的政治格局基礎上的。明白此，我們才會懂得，共產黨可以作任何改革，但絕不會在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問題上做出任何實質性的改革：他們可以在相當廣泛的領域實行私有化，但絕不允許私營報紙、雜誌、出版社的獨立存在；他們可以高談政治體制改革，依憲治國，但絕不包含以剝奪憲法規定的四大自由為核心的政治文化體制的改革；他們可以高談建立法制國家，但始終迴避《新聞法》、《出版法》、《集會法》、《結社法》的制定；而組織更成了高度敏感的問題，必處於自己絕對領導、嚴格控制之中，不能控制則必取締之。他們把這都視為國家安全問題，因此不惜動用國家專政機構，進行嚴格監控，以至對冒犯或試圖冒犯者實行專政。所謂“國家安全”的內在邏輯是“朕即國家”的封建王權和霸權，其所要維護的，就是自身的統治安全。

為了維護統治安全，絕不能放棄，讓步的，還有兩大領域，就是軍隊與黨，即趙紫陽在其《軟禁中的談話》中所說的“不准討論軍隊國家化，黨管幹部不能變”。這都是命運攸關的，中國共產黨的任何領導人必要將對軍隊的控制權緊緊掌握在自己手裹，這是防止內亂（黨內之亂與社會之亂）的根本，也是制止內亂的最後手段，他們是随時準備在局面控制不住的時候就實行軍管的。1989年之乱的最大教訓就是沒有在局勢失控的一開始就及時軍管，以至最後不得不開槍而造成被動。當然，要嚴防的還有軍隊本身的失控，於是又有了武警的設置，這是第二道防綫，也是對付所謂“城市恐怖主義”的尖刀。而且並不迴避這一點：軍隊與武警的第一職責，就是維護黨的執政地位，這都是公開明示的。

黨管幹部，就意味着要堅持等級授權體制：一切幹部的權力都是上級黨組織授予的，同時又是可以由上級掌權者随時撤換、收回的。這就必然形成逐級的依附關係，以保證“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這對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共是尤其重要的。因為黨已經失去了意識形態的凝聚力，能够使黨的各級組織與成員聽命，以保證某種行動的統一和有效性的，唯有權力。黨管幹部，等級授權就成了維護統治的“通靈寶玉”。

以上四个方面：不允許言論、出版自由，不允許集會、結社自由，不放棄黨對軍隊的绝對领導，不放棄黨掌控的等級授權制，就從根本上保證了黨的唯一性，黨成為輿論的唯一控制者，軍隊的唯一控制者，權力的唯一控制者，並且是唯一的具有實際意義的組織（在中國，一切所謂“群眾團體”，“民主黨派”，實際都是中國共產黨的外圍組織，其經費都來自中共領導的國家，而其領導成員都是中共組織部門决定的），也就成為唯一的可選擇者。而這五大“唯一”就正是暴露了其一黨專政的極權體制的實質，也是中國共產黨所標榜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實質性的內涵。但這是中共的命根子，是絕對不能讓步，不允許有任何鬆動的底綫。

另一方面，在毛澤東之後，特別是鄧小平之後的中國共產黨又表現出極大的靈活性，可以說，只要不觸動上述四個剛性的“絕不允許，絕不放棄”，五個“唯一”的底錢，一切都可以吸取，調整與妥協。我曾經說過，冷戰以資本主義在全球的勝利為結束，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資本主義體制有較大的自我調節的功能，今天的資本主義事實上已經吸取了其對立面社會主義的某些合理因素，而獲得了新的活力；而社會主義體制的最大問題就是拒絕吸取資本主義的合理因素，一再失去了自我調節的時機，因僵化而葬送了自己。而鄧小平那一代以後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如趙紫陽所說，他們已經不再“抱有什麼理想抱負”，所關注的只是“維護權位”，也就必然採取“功利主義觀點處理問題”。但從另一個角度說，他們也就比較容易為了維護權位而接受任何有利於鞏固自身統治地位的觀念，體制，而不會有意識形態上的障礙；而且他們所要維護的又首先是黨的權位，因為他們個人的權位是建立在黨的權位即執政地位上的，因此，也如趙紫陽所說，他們之間不會有“不同的路綫之爭”，“在一般情況下，在利益一致的情況下”，更容易“統一，採取對策共同應付局勢”。也正是這樣的實用主義、功利主義的立場與態度，就有可能具有更大的靈活性，以吸取全球化時代資本主義的，國際共有的政治、經濟、文化資源，儘管依然是“中學為體”，如前所說，一黨專政之體，是絕不會放棄的；但所謂“西學為用”，其用的範圍卻是空前的擴大了的，不僅包括科學技術的成果，管理的經驗，也包括不涉及根本的某些理念，以至管理制度。

另一方面，在對付反對派方面，除了絕不鬆動的高壓態勢，也還有盡力避免矛盾激化的一面，會有各種妥協，以至將批判者的旗幟接過來，為我所用。這裹依然存在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正因為鄧小平以後的領導層，已經沒有自己的理想、抱負與治國理念，只有一個一定之見，即無論如何也要維護黨的執政地位，病急亂投醫，反而有可能更多地發揮所謂智囊團的作用，聽取和採納來自各個方面的“治安策”。——以上兩個方面：對國際經驗的有限度的吸取，對批判者、反對者的要求和“治安策派”知識份子意見的有限度的吸取，都使得共產黨所要堅持的一黨專政的體制，具有了有限度的自我調節的功能。這在共產黨的統治下，卻幾乎是前所未有的。這些年所提出的“以人為本”，“社會平等、正義”等理念，“三農問題”，“民生問題”，等等，都是這樣的自我調節，以緩和體制性的腐敗和兩極分化而高度激化的社會矛盾。儘管不能根本解决問題，卻又是有效的。

這樣，今天的中國共產黨就具有了它們自己所說的“硬”和“軟”的兩手：“硬”的方面的黨控制權力、軍隊、輿論、組織的唯一者地位，就基本保證了社會的穩定：有小亂而無大亂，有局部之亂而無全局之亂；“軟”的方面的妥協，自我調節，也避免了矛盾的激化，使社會危機限制在可控制範圍內：這是一個既僵化，又具有某種靈活性的體制，也構成了“中國特色”的兩個側面。在這樣的一個體制下，當局所採取的“以發展經濟為中心”和“有條件地向知識份子敞開大門”（下文還有分析）的“國策”，至少是取得了兩個效果：一是保持了經濟的持續的高速發展，一是保證了對人才的不斷吸納，而有了這兩條，政權就基本上是穩定的——這也是馬克思的一個基本觀點：一種社會制度，當它還能容納生產力的發展，還能吸引人才，也就依然擁有一定的生命活力。我們一開始就提出的“劉賓雁的問題”，或許可以從這一角度得到部份的解釋，而且是我們必須正視的現實。

“中國特色”二：“自救”即是“自解”的體制性矛盾和危機

但是，我們同時要注意的，是這裹所分析的“硬”、“軟”兩手，是有着雙面效應的：它既保證了體制的相對穩定，同時，也導致了體制自身的弊病叢生，形成其根本性危機，即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成、敗都源於此。

這也是必須正視的另一面的效應，而且也都屬於“中國特色”。

其一，對言論、出版自由與集會、結社自由的硬性剝奪，就意味着剝奪了中國公民政治生活與精神生活的自由，政治參與、精神發展的權利，也就是把人從現代社會的政治與精神這兩大生命存在領域放逐出去了。但人還要活着，活着幹什麼？又如何活着？這時候，“軟”的一手，就發揮作用了：到個人的，物質的領域去發展。也就是說，這個體制，在剝奪了你的政治自由與精神自由的同時，又給了你追求個人物質享受的誘惑（注意：是“誘惑”，製造幻覺，而不是真正的經濟權利和自由）：這是維護極權統治合法性所必須的。這裹，似乎有一個承諾，就是只要你放棄對政治、精神自由的追求，對剝奪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黨壟斷一切的現實，保持沉默與服從，那麼，一切大門都為你敞開——這就是我們前面所說的“有條件的吸納人才”的真實含義。問題是這樣的誘惑是有效的，而且對所謂社會精英特別有效，這些年收編知識份子的成功，就是一個證明。其成功的秘訣，就在於成功地利用了人性的弱點：人幾乎有一種趨利避害的本能，所謂“水往低處流”，大多數人總有一種向阻力最小處發展的自然趨向。這個體制，既為追求政治、精神自由設置了最大的障礙，直至實行專政，又為追求個人物質享受、名譽和地位敞開大門，人們，包括知識精英趨後而避前，似乎是順理成章的。我們前面說過，黨的唯一化，黨控制一切所造成的沒有任何其他選擇的政治格局，是極權體制合法性的一個基石；現在我們又看到，“人要活着”這樣的基本生存要求，人的本能，人性的弱點，也成為極權體制合法性的另一個基石。

這裹，我們看到的是對人，人的本性，人的生命存在的一種利用和改造：這其實是中國式的極權體制的最大特色。但細作考察，卻似乎有兩個階段。在毛澤東時代，是把中國人改造為純粹精神化與集體化的政治動物，以誘惑人們跟随偉大領袖去進行狂熱的烏托邦試驗；而後毛澤東時代，則正在把中國人改造成純粹物質化與個人化的經濟動物，誘惑人們跟着黨去追逐個人的最大物質利益。看似兩個極端，但卻有着相同的本質：都是對人性的利用與扭曲，善的壓抑與惡的誘發；都是對人的生命存在權利的剝奪和存在方式的扭曲，其結果都同樣導致了人的異化。而我們現在面臨的，是人的欲望不加節制的極度膨脹，對利益的追逐，成為人活着的唯一動力，成為人與人關係的唯一聯結與尺度；如果說，毛澤東時代是為了革命的崇高目的而不擇手段，現在變成了為了個人利益的滿足而不擇手段。這樣，社會道德底綫的突破，民族精神的淪喪，就是不可避免的。而這樣的將影響、制約中國人和民族長遠發展的苦果，卻是維護極權體制的前述“硬”、“軟”兩手所必然造成的。也就是說，我們今天面臨的人的生命存在的危機，民族道德與精神危機是一種體制性的危機。

其二，以上的分析，好像有一個漏洞，或者說無法解釋一個現象：中國的所有的官方宣傳，以及黨的所有的文件，並沒有公開宣傳物質至上，利益至上，倒是相反，在不厭其煩地大談“精神”、“無私奉獻”、“維護集體利益”，以及“思想、言論自由”、“政治民主”，等等等等。但任何生活在中國現實中的人，不僅是普通老百姓，而且包括體制內所有的人，從基層到最高層的幹部，知識份子，都明白：實際的生活的邏輯是物質至上，利益至上。前者只是宣傳，後者才是必須遵循的，如果真按宣傳口號去行動，那是要付出代價的。這樣的講與做的分離，宣傳的邏輯與行動的邏輯的分離，正是極權體制的特色。也就是說，中國人的交流方式有兩種：私下的交流可以說真話，或部份的真話，而公共的交流，則必須說謊話。這也是一些不了解中國實際國情的外國人所難以理解的：他們會發現，幾乎在所有的個別談話和私人聚會中，所有的中國人，不論在朝還是在野，都會對中國的現實有尖銳的，直言不諱的批判與嘲弄，但一旦到了正式場合，也都會突然變了一副正統的，忠誠的面孔，講出一套套標準化的千篇一律的宣傳語言。我們强調這是“中國特色”，是因為這也是中國的文化傳統：魯迅早就說過，中國是一個“文字的遊戲國”。而中國當今的極權體制可以說把這樣的社會生活的遊戲化，政治生活的遊戲化，發展到了極致。以至形成遊戲規則，甚至無須規則，而自然成為習慣，成為本能的反應，即所謂集體無意識。

我們要追問的是，這樣的習慣性的不假思索的說謊與遊戲態度，是怎樣形成的？這就需要談到當下中國的普遍社會心理：幾乎所有的人都缺乏安全感。當黨成為唯一者，也就意味着，你（所有的各階層的中國人）的一切都是黨給你的，或得到黨允許的；那麼，這同時也意味着，黨也可以随時，以随便什麼理由，收回給予你，或應許你的一切。人們最害怕的，就是黨的政策的多變，而且只要黨决心要變，不管變什麼，怎麼變，都是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的：這是一種不受制約，不受監督的絕對權力。這樣，所有的各階層的中國人（不論富人還是窮人，精英還是平民）都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時時生活在惶惶不安中：不僅對黨所不給予的（如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沒有任何爭取的餘地，就連給予或許諾給予的（如基本的生活保障與福利）也有随時被剝奪的危險。可以這樣說，今天的中國正是出現了全民性的安全危機。随之而起的還有全民性的信任危機——不僅政府和公民之間，而且各階層、各行業之間（醫生和病人，老師和學生，老闆與僱員，上級和下級，以至父母和子女之間，等等等等）都缺乏基本的信任，“他人即敵人”的邏輯已經滲透於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生活在這樣一種社會氛圍之中，人們要生存，就必須學會自己保護自己，而保護自己的一個基本規則，就是盡量把自己的真實思想，特別是有異於黨的思想觀念，都隱蔽起來，盡可能不觸犯遊戲規則。心裹想什麼與公開場合說什麼的分離，就是這樣必然產生的：這同樣是一種體制性的說謊與遊戲態度。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極權體制也並不關心人們在想什麼——權力再是無所不及，也不能禁止人思想，也就乾脆不管；它們所要的，就是不要公開說出來。

我們要强調的是，這樣的不安全感，以及所造成的自我掩飾的說謊的偽善，是越到上層越為嚴重的。這使我想起了陳良宇事件曾經引發的震驚與思考。事件剛發生，網上就見到了新華社《內參》的材料，引發了兩大“想不到”：一是想不到作為政治局委員，陳良宇的私下講話和他的公開言說差距如此之大；二是想不到他的私下言行早巳被秘密一一記錄在案，說明他也時時處在國家警察的監控之中。這就意味着，位居越高，越沒有安全感，越需要自我掩飾，自我保護。黨的每一個官員，無一例外地都必須把自己的言論統一到黨的公開宣言、話語（也就是人們說的套話）中，自己的一切行動都必得籠罩在這樣的黨的話語下，才取得合法性。稍有觸犯或突破，就會在黨內鬥爭中授對方以把柄。黨是唯一控制者的體制是一個無個性的權力結構，這是一隻有形無形的手，即使是最高領袖、領導集團也是受其控制的，他們也必須生活在謊言中。

其三，如前所說，黨成為唯一控制者的體制，是建立在等級授權制基礎上的，這就意味着，維繫整個黨及其統治的，唯有權力；黨也就因此成為一個赤裸裸的利益集團：保證執政地位就是一切，權力就是一切，以權謀利成為天然與必然。而這樣的權力，又是建立在剝奪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的基礎上的，這是一種不受監督，不受制約，不受限制的權力，按照官場潛規則的說法，就是“只要把上級糊弄好，什麼事都可以幹”。這樣的權力結構，就决定了黨的腐敗，以及社會結構上的兩極分化，都是必然的結果：這是一種結構性的，體制性的腐敗與兩極分化。不管“反腐敗，防分化”的口號喊得震天響，實際上離開了腐敗與特權，這個權力體系的統治，是一天也維持不下去的，連基本的運作都會有問題。任何反腐敗的舉措，只要一觸及既得利益，就必然受阻，越反越腐敗也就成為必然。到最後，反腐敗成為黨內鬥爭的一種手段，被“反”出來的“腐敗”者，都是黨內鬥爭的失敗者：這已經成為人人（從上到下）都明白，只是不說破的中國現實。——不說破，也是前面所說的遊戲規則。

前文說的糊弄上級，這也是一個觸目的官場現象。它實際上是反映了代表全黨長期、根本利益的中央與地方黨的整體利益的地方領導，和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具體官員之間的矛盾。如前所說，黨的中央領導集團從維護黨的執政地位的根本利益出發，表現了一定的靈活性，作了許多讓步，調節，這也必然要觸犯某些既得利益，對其有所限制。這是從大局出發的不得不採用的舉措，但對具體的官員而言，他們並沒有這樣的大局觀，因為他們越接近基層，越了解實情，就越對共產黨能否長期執政沒有信心——我說過，其實對體制最沒有信任感，沒有信心的反而是各級官員，特別是高級官員，瀰漫於官場的末路感，頹廢情緒，是不了解內情、實情，不免有些天真、尚存幻想的圈外普通百姓和知識份子所絕難想像的。因此，他們所要的只是眼前利益，即所謂“有權不用，過時作廢”，一切都是短期行為，追求的也是短期效應，管它以後洪水滔天，只求今日苟且偷樂：這是官場的普遍心態。在這樣的利益驅動與心態下，中央所採取的所有的有可能觸犯既得利益的讓步政策，都會在各級官員那裹，受到不同程度的抵制，而更多的情況是變形走樣，即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在形形色色的對策的操作下，最初意在對老百姓讓步，以求緩和矛盾  減少民怨的政策，實行的結果，不是形式主義走過場，就是變成新的擾民，引發新的民怨：這樣的政令不通，事與願違，也構成了中國現象，中國特色，而且也是體制性的，是無法避免，也糾正不了的。這樣一個一切建立在權力與利益基礎上的體制，也决定了執政者與民眾的關係，也變成了赤裸裸的以利益交換權力的關係。而這樣的完全靠利益來維繫的權力結構，是極其脆弱的。當權者一再强調“與民分利”，一再告誡各級官員要關注民生問題，並竭力作出親民姿態，其實都是危機意識所驅動；但到了未必有這樣的危機意識的大小官員那裹，就變成了“與民分利者，話一句耳”：這些都不說了。其實真正的危險在於，民眾對政權的認可，只在於利益，如前所說，今日的體制統治的合法性完全建立在經濟的發展，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生活，並給予了生活水平還會不斷提高的預期這樣一個前提與基礎上；這同時就意味着，一旦出現經濟危機，或分配不公的問題長期不能得到解决（而如前所說，這是體制所然，是不可能根本解決的），民眾既不會和執政者共同承擔、分解危機，也不可能長期忍受利益（首先是經濟利益）的備受侵害，在這樣一個以經濟為中心的體制下，經濟問題随時可能變成政治問題，經濟危機更會直接發展為政治危機，並進一步形成統治危機。這就是前面所說的，“成也經濟，敗也經濟”。

其四，必須注意的，還有今天的中國，是世界的中國。在全球化的時代，一切國內問題，都是全球問題。特別是從鄧小平時代開始，已經以開放代替了毛澤東時代的鎖國，發展到現在，融入世界已成為執政的基本理念與追求。這樣，中國式的極權體制，也就必然具有新的特點，必須置於全球化的背景，才能得到科學的認識與說明。這裹，存在着好幾個層面的問題。

首先，今天的中國，所面臨的是一個冷戰結束以後的世界，這是和毛澤東時代最大的不同，也就是說，它不再有一個“社會主義陣營”作為依托，而相反，在蘇、東、波相繼採取了西方民主體制之後，中國堅持一黨專政的體制，就幾乎成了一個世界的孤島，並且因此承受着意識形態和政治、軍事上的巨大壓力：美國布殊政府就從不掩飾其輸出美式民主體制，推動“顏色革命”或和平演變的意圖。我們在前面所討論所謂“硬、軟”兩手，這是一个重要的國際背景。這是一種新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硬”的方面，始終堅持黨控制一切的體制不動摇，在維護國家安全的旗號下，更加嚴密地控制所謂異見人士，將一切異見組織消滅於襁褓之中，對顏色革命與和平演變保持高度警惕，並以此煽動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情緒，作為新的意識形態的核心，也作為其統治的合法性基礎之一。這是其“軟”的方面吸取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國際資源的前提與基礎，由此造成了一系列的後果。

堅持黨控制一切的唯一性的極權體制，對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的剝奪本身，就是對普適性的人類文明的基本原則，如自由、民主原則實質上的拒絕與背離。而體制不變，就意味着魯迅所說的“染缸”依存，也就必然如魯迅所說，“每一新制度，新學術，新名詞，傳入中國，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烏黑一團，化為濟私助焰之具……”（《花邊文學·偶感》），在黨專政的官僚體制不變前提下所吸取的國際“先進經驗”，即便是西方社會行之有效，有價值的管理理念，技術，經驗，制度，也都極容易被同化而變質，也就是說，所謂“西學為用”，用到中國這個體制內，就走樣成為“濟私助焰之具”了。何況借用來的，有許多還是西方資本主義體制，消費工業社會本身的弊病，如物質至上、個人至上、拜金主義、消費主義等觀念，以及必然造成的兩極分化，等等。這些弊端在西方世界早已遭到質疑——馬克思主義本身就是對資本主義弊端的批判的理論，並在逐步得到調節，其調節的一個重要方向，就是對社會主義因素的吸取。而耐人尋味的是，我們這個打着“社會主義”旗號的極權體制，在吸取資本主義的物質至上、個人至上、拜金主義、消費主義這些馬克思所批判的腐朽的意識形態方面，竟是毫無障礙，資本的邏輯竟是如此迅速地被極權體制所吸納，成為新意識形態的實質性內核。這就必然造成了中國意識形態的巨大分裂與混亂。這樣的無障礙吸取，和對自由、民主觀念的斷然拒絕形成鮮明對比，當然不是偶然的：它正是控制一切的黨的既得利益集團所需要的，這個集團已經官僚資本主義化了。哈維爾曾經把當年的捷克社會稱為“獨裁統治和商品社會（按：哈維爾的另一個說法是“消費工業社會”）之間的歷史性遭遇”。這也適用於當今的中國社會，用我的說法，就是“最壞的資本主義和最壞的社會主義的惡性嫁接”。前者是有別於毛澤東時代的傳統的中國社會主義的新創造，後者是對傳統的中國社會主義的堅持與繼承，兩者的結合，就構成了改革的中國社會主義的最大特色。並且已經帶來了嚴重的後果，這就是人們經常說的，在極短的時間內，曾經是最狂熱地鼓吹精神至上的中國（這樣的狂熱同樣給中國帶來災難），竟然物欲橫流，對物質、金錢的崇拜，統治集團的奢華、腐敗連資本主義國家也都望塵莫及；曾經是最强調平等的社會主義原則的中國（這樣的原則的强調事實上也沒有給中國帶來真正的平等），竟然成了世界上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這樣的在兩個極端之間的擺動，本身也是中國特色。

以上所討論的，是中國的既得利益集團對西方與國際經驗的吸取和拒絕的主動方面，其實還有另一方面：既然與國際接軌，回到了國際大家庭，那麼，也就必然要接受某種制約。當年毛澤東之所以要採取鎖國政策，其重要原因，就是可以不受制約、随心所欲地“自力更生”地“走自己的路”，用他的話來說，關起門來，就可以“無法無天”。但他的後繼者，既要打開大門，就沒有了這樣的絕對自由。也就是說，後毛澤東時代的極權體制，其極權是受到限制、制約的。即以它們視為必須死守的禁止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的底綫而言，這樣的禁止也是有限的，因為在打開大門以後，就無法禁止國際範圍內的思想、文化的交流與傳播，及反過來對國內思想、文化的影響。現代科學技術的新發展，特別是網絡的發展與普及，更是形成了對其思想、文化、輿論控制的巨大衝擊，並且給民間組織的發展提供了新的空間，黨事實上已經無法成為唯一者。中國的極權體制可以，事實上已經採取新的對策，也依然有效，但它要回到原來那樣的無缝隙的密封式的控制已經不可能了。

我還想强調的是，現代生活本身的邏輯力量。中國的當權者為了自身的統治利益，必要引導中國進行現代化建設，使中國人逐步進入現代生活，儘管它們依然可以進行意識形態的控制，拒絕接受現代民主、自由的觀念，體制，但現代生活所內含的包括民主、自由的現代理念與邏輯，卻是阻擋不了的；這樣的滲透於日常生活中的現代生活邏輯，是比意識形態的灌輸或拒絕，更有力的，而且事實上構成了對極權體制的消解力量，强化了它的控制力的有限性。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國極權體制與世界的關係，還有更複雜的一面。這是因為中國是一個大國，特別是當西方經濟的發展遭到自身弊端的制約，中國的經濟卻出乎意料地得到高速的發展，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不可忽略，甚至越顯重要的因素。也就是說，中國首先參與了世界經濟秩序的新格局，並且和西方經濟形成了相互依存的關係：一方面，随着中國經濟的發展，越來越依靠外資，從而在事實上失去了獨立性，這正是當年毛澤東所要竭力堅守的；另一方面，中國也成為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重要的貿易夥伴，中國廣大的市場，更是對經濟發展動力不足的西方世界產生巨大的吸引力。這樣的經濟的相互依存關係，就必然要引起政治關係的變化。經濟利益的邏輯，是遠比意識形態的邏輯更為有力的。

儘管西方社會，特別是美國，不會放棄輸出民主的帝國邏輯，中國這樣一個極權國家越是擁有日趨强大的經濟和軍事實力，就越會成為它們的心腹之患，它們也必然要利用其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影響，來對中國的極權體制施加壓力與影響；但從另一個更加實際的考慮，中國的極權體制的穩定，帶來中國社會的穩定，也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所需要的。而且美國要維護其在世界的領導地位，實現其帝國夢也需要一個穩定的中國的支持。而中國的極權體制也正需要依靠西方，特別是美國的支持，作為自身統治穩定的外部因素。他們現在連解决自己的內政問題，例如台灣問題，也不能離開美國了。這樣，就出現了一個十分有意思的現象：在更加看重意識形態的西方左派加强了對中國極權體制的批判的時候，更注重經濟利益的西方右派卻成了中國極權體制的默許者與支持者。於是，就有了這樣的相互承諾：中國公開宣佈“絕不挑戰美國的世界領導地位”，美國則把中國列為“利益攸關方”，這就在實際上宣佈：東方最大的極權國家，和西方最大的霸權（這也是一種世界極權）國家，成了“利益攸關”者。這就意味着，中國的極權體制得到了或一程度的世界默許或認可，而中國也就在事實上參加了美國領導的世界新格局，新秩序的構建，成為其重要成員。當然，中國在這樣的國際新格局、新秩序裹，扮演什麼角色，卻還會有一番博弈。近年的“大國崛起”論，大概是一個信號：中國似乎要走出鄧小平的韜晦之路，重振毛澤東的“中國應對世界作出較大貢獻”的雄心了。這樣，中國重回非洲，也都是重顯和毛澤東的極權體制所特有的所謂“世界領導責任”（骨子裹的中華中心主義）意識的繼承關係，自是意味深長。而正在被竭力煽動和鼓勵的大國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成為新的國家意識形態，更是值得關注。不過這還是偶而露崢嶸，以後如何發展，會引發中國與世界關係的怎樣變化，也都還有待觀察。

其五，最後還要討論一個問題。前面說到，中國執政者所採取的讓步政策，所表現的有限度的靈活態度，所具有的有限度的自我調節功能，都是為了鞏固執政地位，維護極權體制；但也不可忽視其可能有的積極意義。

我首先要强調的是，這樣的讓步與妥協，是一個相互博弈的結果，是民眾和黨內外知識份子以不同的形式進行抗爭的結果。我在總結 1957年自下而上的民間社會民主運動的歷史經驗時，曾經談到了這樣的一個“中國現象”：“先驅者的思想終於在某種程度上被他的批判者所接受，並且在批判者手中得到或一程度的實現。當然，批判者是在自己的利益驅動下去實現的，這已與先驅者無關。而且先驅者的歷史污名也未必因此而得到洗刷，更不用說他們應有的歷史地位的恢復與確認。在大多數人的眼裹，甚至在後代人的心中，他們依然是有罪，至少是曾經有罪之人。——這樣的結局，無論對先驅者自身，還是當年的批判者、後來的遺囑執行人，都是無情而無奈的”（《不容抹殺的思想遺產》）。這裹談到的“批判者、鎮壓者是被批判、鎮壓者的遺囑執行人”的現象，在中國的改革中是屢见不鲜的：民間的反抗，從表面上是被鎮壓了，但它所表達的民間意志與訴求，卻是任何有現實感的統治者不可能不考慮的，他們不能不感到有形無形的壓力；而它所提出的理念，因為是反映了客觀的歷史要求，經過種種曲折的途徑，也遲早會被它的鎮壓者事實上所接受與實行，當然會從統治利益出發，經過改造和變形，歷史也會因此有所變革與前進。但光榮依然歸於當年的鎮壓者，他們甚至被賦予“改革的先驅”的美名；而真正的先驅，那些民間的反抗者卻依然背着歷史的污名。這是中國極權體制下，歷史的進步所採取的特殊的扭曲的形式，也是民間抗爭的歷史作用的特殊的被扭曲的實现形式。它是以先驅者的犧牲與被抹殺為代價的，自有其殘酷性。中國民間的反抗就是以這樣殘酷的方式實現其意義與價值的。從另一方面說，儘管殘酷，其意義和價值卻是無法、也不會被真正抹殺的，因為它已經銘刻在歷史的進步中了，儘管用的不是個人的名字。如果我們所有的人，在極權體制下，都如它所要求的那樣，保持沉默，沒有任何反抗的聲音，那麼，連起碼的讓步也不會有的，也不會有任何的改革與進步，歷史的黑暗將把我們每一個人都徹底淹沒。因此，我們今天在這裹討論讓步的意義，並不是為歌頌執政者的明智，寄希望於新的明君，而是要肯定真正決定讓步，及其可能達到的廣度與深度的民間的不同形式的抗爭和自下而上的改革努力的歷史作用，我們真正寄以希望的，是普通的民眾，有良知的知識份子，以及我們自己。

當然，這是一個長期博弈的過程。每一次讓步，都會有兩方面的效應：它既會有助於極權體制生命的延續：這正是執政者選擇讓步的初衷與目的；但同時也會產生其無法預計與控制的另一個作用：極權體制的鬆動與新的抗爭的空間的擴大。這也是極權體制的內在矛盾所在：它的每一個自救措施，都在同時消解着自己；每一個成功，同時又是失敗的因素。比如前面提到的，經濟的發展與人才的吸引，是中國極權體制的兩大成功，有效地支持了這個體制。但極權體制下的經濟發展，是必然以環境的污染、發展成果分配的不均等等為代價的；而這樣的代價不僅制約着經濟的繼續發展，而且還直接威脅着極權體制的統治自身。而人才的吸引，也同樣有着巨大的風險，因為越來越多的受過現代教育的人才進入體制，儘管體制如魯迅說的“染缸”，自有其同化力，但其效也有限，不可能消弭一切獨立思想，而獨立思想正是這個極權體制的天敵，其消解力量的鬱積，就有可能形成體制的自噬危機。

而有意思的是，這一切，都是以人們難以覺察的方式發生，蔓延；同時也就難以控制。這也是這個極權體制使然：因為缺乏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因此，一切都在默無聲息中進行，而且分割成數不清，甚至摸不着，但卻頑强存在着的單個反抗的原子，原子群；在體制的謊言世界裹，每一個人都把自己的真實思想、真實立場遮蔽起來，越是體制裹的人，越要隱身，蒙面，各級領導機構裹，從地方，到中央，都佈滿了面貌不清的人。——這樣的沉默，存在着又摸不着，這樣的面貌不清，正是最令統治者恐懼和不安的：它孕育與預兆着沒有任何迹象的分崩離析，這正是極權體制的外强中乾之處。

2008年1月11一15日

2007

當下中國的言論、出版自由問题：2007年的觀察與思考之三

一 新闻、出版的“中國特色”

2007年一開始就多事，即邵燕祥先生所言：“開年不利”。

年初，中共中央宣傳部召集省、市委宣傳部負責人開會，下達“2007年宣傳工作口徑”，其要點有：1. “今年是反右 50周年。這幾年事實證明，許多對黨心懷不滿的人，以各種各樣的名義，描寫並且渲染‘反右’這段歷史。這些人中不乏名人學者。但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給共產黨抹黑。因此不能出版有關反右這段歷史的回憶錄和圖書，也不能發表關於反右的文章”。2．“根據這幾年實際經驗，社會上大有一些人，以‘文革’為‘突破口’，全面否定毛主席，毛澤東思想，企圖進而達到其全面否定中國共產黨的目的。因此，不僅不得出版這類的圖書和文章，還要提高警惕”。3. “今後所有歷史問題，必須以《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决議》為依據，重溫鄧小平，陳雲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論述，體現‘團結一致向前看’的原則，評判歷史事件只能以《歷史决議》為標準，凡是違反歷史决議的所謂‘原始材料’和曾經發表過的文章，包括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文章，都不能作為依據。凡是違反《歷史决議》精神的圖書和文章，今後都不能發表”。

這真是一大奇文。但它卻提供了許多信息：其一，它暴露了執政者的虛弱，恐懼，統治的不安全感。它們已經被自己所製造的歷史罪惡，弄得寢食不安,而且年年都有敏感點：2006年有文革 40年，2007年是反右 50年，2008年又有大躍進，大饑荒 50年，2009年還有“六四”20年……年年都要“嚴守死堵”，日子越來越不好過。其二，執政者卻宣稱，談反右，批評毛澤東，就是“反黨”：這意味着他們决心把這歷史的血債背到底。其三，而且他們還想一守遮天，用黨的一紙決議壟斷歷史的解釋權，研究權，發表權，甚至原始材料也要依據决議决定取捨，這是名目張膽地要用黨的决議來改變歷史事實。這一切，都是要强迫遺忘：這已經是當局維護文化、思想統治的既定國策。

於是，1月 11日就有了新聞總署在全國圖書定貨會通風會上宣佈“2006年八大违规書”的禁書事件，並有了新闻總署副署長鄔書林大犯眾怒的“名言”：“這個人（指《往事并非（不）如煙》和此次被禁書《伶人往事》的作者章詒和）的思想有問題。我們已經反復打過招呼，她的書不能出。稿子走了好幾家出版社，都沒敢出，你們（指湖南文藝出版社）還真敢出，膽子也太大了！……對這本書是 ‘因人廢書’”。

“思想有問題”，“因人廢書”，這都是一語道破天機。正如章詒和公開抗議裹所說：“我的思想有問題與你何干？”，“憲法給你什麼權力來管我的思想？”“你是不是要搞文字獄？”，“這是侵犯我的基本人權”！

但鄔書林們有個說法，叫“思想、言論有自由，出版有紀律”，此次所强調的“違規”，就是“違反出版紀律”。這卻又暴露了更深層次的問題，即現行文化體制的新聞、出版壟斷。儘管當局宣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十七大報告》），但卻絕不允許民營企業進入新聞出版領域，中國幾乎是全世界僅有的（或許還有朝鮮）由黨和國家壟斷新聞、出版事業，沒有私人報刊、出版社的國家，而且至今也還沒有制订，看來也不準備制訂新聞出版法，這就意味着新聞、出版是置外於法律的，新聞、出版有自己的審查制度，規則，標準，程序，是不受法律制約的，如邵燕祥先生所言，是“可以言出即法，暢通無阻”的。在這樣一個壟斷體制下，“出版紀律”管住了新聞，出版，也就管住了發表思想和言論的一切渠道。所謂思想、言論自由就只是一句欺人欺世的空話。

這回的“因人廢書”，也即“因人廢言”，就是不受法律制約的中國審查制度和標準。其含義有二，一是“因言”（思想，言論）而禁，二是“因人”而禁，就是認定“這個人”有罪，不管他說什麼都要禁，這大概就是魯迅當年說的“可惡罪”，人“可惡”（看不順眼）就要禁，不准開口。這些年其實早就是這麼做的，每隔一段時間，宣傳部門或新聞總署，就要開吹風會，宣佈在這一段時期內，某些話題不准談，這就是因言而獲禁；還有某些人不准在新聞媒體出現：這就是因人而獲禁。但這都是做而不能說的，據說連記錄都是不允許的，只能心領神會而執行。現在，鄔書林副署長用這樣高度概括的語言公示出來，就打破了這樣的潛規則，自然要裹外（官場與民間）都不討好了。但卻給人們提供了一個討論新聞、出版的“中國特色”的機會。

如果要作歷史的回顧，那麼，這樣的因言、因人而獲禁，是從建國初批判《武訓傳》開始的，到批判所謂“胡風反革命小集團”就真的由言、由人而獲罪了。而大規模地推行，成為波及全民的正式規則，則從 1957年的反右運動開始。這本來是反右運動的一個難題：明知道右派只有言論，並未觸犯刑律，卻偏要給他們定罪，怎麼辦呢？就定了兩條：一是“言論就是行動”，提出和黨不一致的意見，或黨不愛聽的意見，就是要“推翻黨領導的國家政權”，就犯了“顛覆罪”。有的人連言論也沒有，但領導由於種種原因，就想給他治罪，怎麼辦呢？還有第二條：先認定此人是敵人，然後不管你有沒有言論，都要打成右派，這就叫“因人定罪”。

因此，鄔書林在 2007年宣佈“因人廢書”不過是重申 1957年就定下的規矩——想一想，在 1957年反右運動及其以後的幾十年，“因人”（因人是右派）“廢”了多少“書”！但問題也就出在這裹：正在反右運動五十周年的時候，人們憶及五十年前及以後的数不清的血淚斑斑的文字獄，仍心有餘悸，鄔書林副署長卻偏要跳出來，用反右邏輯將當年大右派章伯鈞的女兒章詒和列入“廢書”即剝奪言論出版自由的對象，這就等於宣佈其為“右派”：原來右派也是要世代相傳的。更嚴重的是，這實際上是向所有的知識份子，以至全體公民宣佈：只要大權在手，就随時可以剝奪任何公民的憲法賦予的言論，出版自由等權利，因為中國的新聞出版是不受法律制約的。這就難怪鄔書林副署長一言即出，就輿論大嘩，並讓許多善良的人們顿時面對文字獄的時代遠沒有過去的現實。作家沙葉新說：“從 2007年 1月 11號之後，全世界都知道你的名字了： ”“歷史只能證明，你是精神殺戮的劊子手！”的確，他已經成為一個體制的符號、象徵了。

但作為個人的鄔書林，卻也有他的難言之隱。他在和被禁者之一的老革命作家袁鷹談話中，這樣訴苦：“我首當其衝，真是有苦說不出。我是執行署裹的决定。關於出版，這幾年中央下了好幾個有關文件，作了嚴格的規定，我處在這個崗位上，當然必須嚴格執行，這不是我個人的事。現在各地出版社違規的現象很普遍，這兩年就有許多，我們也聽到了許多反應。《滄桑》裹寫到延安時期種鸦片，北京軍區幹休所幾位老同志看了很氣憤，寫信上告。《我反對》寫一个縣人民代表的事，影響很廣，人大常委王兆國、盛華仁副委員長都提出質問。類似的問題很多，我們不能不選幾家中央級出版社警示一下”。——這裹所說的“中央文件”，指的就是中共中央宣傳部所下達的文件，也包括我們在前面所引述的 2007年年初的指示。這就揭示了另一個深層次的問題，原來在國家新聞總署之上，還有一個“太上皇”：中共中央宣傳部。這樣的黨的宣傳部門控制全社會的宣傳、新聞出版，這樣的黨（執政黨）直接干預國家行政管理，直接控制新聞、出版、輿論，都屬於“中國特色”，舉世少有。至於任何黨和國家領導人都可以随便干預新聞出版，也是典型地表現了中國人治重於法治的特色的。

這樣，2007年初的禁書事件，就集中地暴露了新聞、出版的三大“中國特色”：在經濟上，黨和國家對新聞、出版機構的壟斷，就從根本上抽去了言論、出版自由的物質基礎；在政治上，賦予新聞、出版以不受法律制約的地位，實行“因言禁書”，“因人禁書”等為原則的嚴格嚴密的審查制度，就為實質上剝奪公民的言論、出版自由提供了制度的保證；在組織上，建立了由中共中央宣傳部及各級宣傳部門直接掌控，由國家新聞總署及其下屬機構具體執行的一個相當有效的系統。

這樣的三大特色，是由黨控制一切的體制所决定的，而不是任何個人所能左右的；在這一點上，鄔書林副署長是說對了：這確實不是他個人的事。因此，人們或許是出於策略的考慮，將鄔書林的“因人廢書”論和最高當局關於“和諧”，“民主”，關於“說真話”，“學術創作自由”的言論對照，認為這是一種“背叛”，是“幫倒忙”，倒是有可能掩蓋了問題的實質的：這兩種言論，看似矛盾，其實都是維護體制的需要，不過一個唱紅臉，揮大棒，一個唱白臉，塞胡蘿蔔而已，軟硬兩手交換使用，既顯威懾力又製造幻覺，這也是中國文化體制的特色。鄔書林自有其可惡之處，如章詒和所揭發的，大談“我是黑白兩道都有人”，“你們要讓我不舒服，我就先讓你們不舒服”之類，這樣的文化官員，以至政府的黑社會化、流氓化本身也是“中國特色”。其人也蠢，此次公開洩露天機，就犯了官場大忌，因此有人預言，鄔書林的失言有可能自斷官路：體制有時是要它的奴才扮演替罪羊的角色的。這是奴才、打手的宿命，也是其可悲之處。

二 民間抗爭：保衛言論自由的唯一手段

對 2007年的禁書事件，章詒和、袁鷹等受害者及知識界、輿論界作出的反應，或許是具有更大意義的。如前所說，中國的新聞、出版是自外於法律，由中共宣傳部門直接掌控，但又一直是暗箱操作，秘而不宣的；現在，章詒和聘請法律顧問，將其踐踏憲法規定的言論、出版自由的行為，直接訴諸法律，就擊中了要害，而且將其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並由此開拓了一條用法律的手段對付超越法律的體制，用公開透明的公民政治對付暗箱操作的政客政治的民間抗爭之路。

而且這樣的抗爭得到了邵燕祥、沙葉新、盧躍剛等文化界、新聞界代表人物的有力支持和配合。稱他們為“代表人物”是因為他們的文章是反映了知識界的人心所向的，儘管這些年知識界的另一些“代表人物”表現出來的和體制的曖昧關係引起了許多的質疑、詬病與擔憂，但人心自有公道，知識界也自有正氣在。因此，沙葉新一聲“我要公開抗議了！”的“獅子吼”，是喊出了良知尚存的知識界鬱積已久的心聲的。而他所引述的尼莫拉牧師的名言：“他們先是來抓共產黨，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共產黨。他們接着來抓猶太人，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他們又來抓工會會員，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工會會員。他們再來抓天主教徒，我沒有說話，因為我是新教教徒。他們最後來抓我，這時已經沒有人還被留着給我說話了”，這都是凝結了人類思想文化史血的經驗教訓的，在 2007年的中國重新提出，不僅別具召唤力，而且也使人聯想起魯迅當年的預言：“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滅亡，就在沉默中爆發”。而邵燕祥先生指出： “（這）不止是堵‘一小撮’知識份子的嘴”，“現在習稱為弱勢群體的廣大勞動者，許多不但處於經濟困境，而且處於毫無知情權和話語權的地位，他們幾乎沒有拒絕‘瞞和騙’的權利，千難萬難才得以表達的一點訴求（有的還是通過可怕的上訪歷程表達出來的），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重視和回應——這個問題，也不知應該由誰來回答”，這就把“‘一小撮’知識份子”和“弱勢群體的廣大勞動者”連結起來，言論自由也不僅是知識份子的問題，同時也是勞動者的知情權、話語權的問題：這就使這場爭取言論、出版自由的抗爭，具有了更為深廣的意義，獲得了更為深厚的群眾基礎。

遺裹，特別值得提出的，是網絡上的强烈反應所形成的輿論壓力。鄔書林副署長在和袁鷹的談話中，就談到了“網上許多文章我也都看到了，都衝着我來”雲雲，正是這樣的網民的聲音，以及知識份子的抗爭，迫使當局必須作出回應，慌亂中就有了“我們沒有查禁書”的申明，事情也就不了了之。這都是過去所不可能發生的：在這新科技所造成的網絡時代，極權體制的控制力必然要受到極大限制，關起門來無法無天，随心所欲的統治秩序已經很難維持了，它逼迫統治者必須改變其控制方式。在某種意義上，這次所採取的公開宣佈禁書之舉，還是極權時代的傳統作法，並不適應後極權時代的新形勢，顯得過份魯莽與笨拙，因此，已經有人預言，這次禁書遭到的抵制和最終的破產，有可能迫使當局總結教訓，採取新的輿論控制方式和手段，形成一種“新政治”，從而成為一個轉折點。事情會不會這樣發展，當然還需要一段時間的觀察。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就是 2007年初的這一次較量，有力地證明，並且使得許多善良的人們終於明白：要保護言論自由的唯一手段就是：使那些企圖濫用權力的當權者們從親身經歷中知道，一旦他們侵犯了言論權利，一定會遭到堅決的抵抗。除此之外，我們別無其他保障。

三 當務之急：聯合起來爭取言論、出版自由

不久以後，我們就看到了這樣的“新政治”。這就是 2007年 7月發生的《讀書》換主編的事件。從表面上看，這是和年初的“八大禁書”事件不相同，和 2006年的“冰點事件”也很不同的偶然事件，不過是出版《讀書》的三聯出版集團的一個內部的人事調整，而調整的理由也似乎冠冕堂皇，並不觸犯規則：《讀書》兩主編均非三聯系統中人，是外聘人員，為加强內部管理，予以解聘，似乎無可厚非。問題恰恰就在這“冠冕堂皇”、“不觸犯規則”、“無可厚非”的“內部管理”，因為它所掩蓋的正是這樣一個事實：《讀書》這些年對時代尖銳重大的社會問題的關注，以及所進行的具有批判力和學理性的討論，引起有關宣傳部門的不滿，多次通過審查的辦法加以限制，效果不甚理想，由於《讀書》歷史上和現實中在知識界的巨大影響，也不敢貿然取締，現在變換主編，正是釜底抽薪。而在“加强管理”的名義下，所採取的有冠冕堂皇的理由的，不觸犯規則的手段，既達到控制、禁止的目的，又不致引起巨大的社會反彈，正是典型的“新政治”。2007年，同時發生的幾件事情，如在志願者組織中很有影響的《民間》雜誌的被停刊，定縣晏陽初鄉建學院被撤消，以後北大民主牆“三角地”被拆毁，也都是打着“管理”、“整頓秩序”的旗號進行的。這都表明，中國當局在用經濟管理的邏輯和手段成功地將大學改造，剝奪了其創造富有批判性的自由思想的功能，從而有效地控制了大學之後，又在有計劃地對新聞、出版，以及民間組織進行管理與改造，以最大限度地擠壓民間自由空間，這都是應該予以警惕，並及時進行揭露與抗爭的。

我正是從這樣的考慮出發，接受了記者的採訪，出席了一個座談會，並作發言的。但我卻遇到了一個問題：由於《讀書》是一個有所謂“新左派”傾向的刊物，因此，許多持自由主義觀點的知識份子對此事表示了沉默，更有人借機在報上發表文章，批判《讀書》主編及《讀書》的新左派立場，以至文風，等等。本來，沉默也是一種權力，《讀書》與新左派也不是不可以批評，但在當局擠壓其發言陣地的時候，這樣的借機批評，就有了問題。記得王瑤師曾提醒我，思想、觀念的論爭，只能用學理來說話，絕不能借助政治的權力，那只能顯示自己思想的“乏”，這正是當年魯迅所尖銳批判過的。他也用自己的行動作出了榜樣：當年在所謂“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時，對現代文學界的一些觀點，進行了政治的批判，王瑤先生本來對這些被批判的觀點也有不同的意見，甚至有尖銳的批評，但他對我說：這時候，我絕不能寫文章批評他們，因為他們正在被打壓，先要為他們爭取自由發言的權利，才有可能進行自由的爭論。這些年我一直以王瑤先生的這一觀念和態度作為自己行為的一個準則。記得前幾年，在當局組織力量對所謂“新自由主義”進行政治批判時，我就提醒我的持“新左派”觀點的年輕朋友：在這時候就不要發言了，應該將自由個體之間的思想的論爭和體制的政治批判嚴格地劃清界限，這樣才能真正保持思想的獨立與自由。因此，這一次，儘管我並非對《讀書》沒有意見，私下也有過尖銳的批評，但我對《讀書》對社會重大問題的關注與討論是持肯定態度的，更重要的是，在《讀書》受到“新政治”的打壓時，我是不能公開批評《讀書》的，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原則問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抗議對《讀書》的改編，這也是爭取言論自由的一場抗爭。

問題是，明明是體制對民間言論空間的一次打壓，為什麼這次《讀書》事件卻又變成了“自由主義”和“新左派”的內爭？這正是我所要追問的。我在很多場合都談到，自由主義和“新左派”的爭論，自有其意義，我自己就從中獲得了不少啟發；但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問題，就是都把對方看作是主要危險，主要敵人，彼此糾成一團，而放棄或削弱了對體制的批判，就好像當年魯迅說的那樣，“一切舊文學就思想都不為新派的人所注意，反弄成了在一角裹新文學和新文學者的鬥爭，舊派的人倒能够閑舒地在旁邊觀戰”（《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因此，儘管雙方爭得昏天黑地，體制的有關部門從不干涉，正是一個旁證：他們的論爭，並沒有觸及體制的要害。而論爭後來越來越陷入意氣用事的人事糾紛，變成雙方競相證明自己的政治正確或思想史上的正確性的歷史地位之爭。這些年，人們對這樣的論爭已經失去了興趣，就真的變成名副其實的少數人的內爭了。但當局卻很善於利用這樣的內爭，對知識份子實行分而治之。問題是爭論雙方對此毫無警覺，甚至有意無意地主動配合。於是，就出現了親者痛，仇者快的咄咄怪事：2006年，當局對具有自由主義傾向的《冰點》進行打壓時，一些“新左派”居然幸災樂禍，參與對《冰點》的圍剿不說，還竟然呼籲要對被批判者的所謂“賣國言論”進行法律的追究：這就完全過了綫。而這次具有“新左派”傾向的《讀書》受壓，又有一些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幸災樂禍地表示早就應該撤換他們深惡痛絕的主編了：這也是過了綫。所謂“過綫”，就是前文所說的，試圖借助政治權力來壓倒爭論的對手，甚至制其於死地。這更是違背了民主、自由的一條基本原則：“我不贊成你的觀點，但我要用生命保衛你說話的權利”。我百思不解的是，難道人們真的不懂得，在論爭中，任何一方的價值實現都是以對方的存在與自由、充分言說為前提、條件的，對爭論對手言論陣地的剥奪或打壓，實際上也是對自己言論的充分發揮的一個束縛與限制，因此，充分而平等的言論、出版自由，始終是真正的論爭的前提與根本保證，更是知識份子得以存在的前提。忘記或放棄這一點，實際上就是否定了自身。

問題是，這樣的忘記或放棄在中國知識份子這裹，是屢屢發生的。這可能也存在着認識上的誤區，需要澄清。我想起了兩件往事。1999年，在所謂“揭批法輪功”的“鬥争”中，我注意到有的知識份子就是因為認定法輪功理論的謬誤，而參與或容忍揭批運動的。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能否因為言論有謬誤，就剝奪其發表和聲辯的權利？”這本身就存在兩個問題：一是由誰來裁定言論的正確與謬誤？文革中的許多暴行不都是在“批判錯誤言論”的口號下發生的嗎？其二，言論中所表現出的思想的問題，只能用討論、批評來解决，而絕不允許採用法律的强制手段，這是一條原則，也是一個常識。馬克思早就說過，“對於法律來說，除了我的行為以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凡是不以行為本身而以當事人的思想方式作為主要標準的法律，無非是對非法行為的公開認可”，那種“要懲罰我所想的，不管我的行為如何”的法律，是“對公民名譽的一種侮辱，是威脅着我的生存的一種陰險的陷阱”。因此，只有當言論直接與行動相關時，言論才可能作為一種犯罪，所謂污蔑、誹謗、煽動就屬於這一類，但也都是有明確的法律的定義和標準的。因此，什麼是言論自由？那就是發表各種言論的自由。好話，壞話，正確的話，錯誤的話，統統包括：這就是言論自由的最簡明也最基本的一個定義。我們前面提到的所謂“中國特色”的以思想定罪，因言禁書、因人禁書的審查標準，就是違背了這樣的言論自由的基本原則。問題是，中國總是有那麼一些知識份子，自以為“正確”（政治正確，思想正確，學術正確，等等），就希望把不同於自己的“不正確”的言論打壓下去，以便讓自己的“正確思想”一統天下，這樣也就自覺、不自覺地認同了這樣的“因言禁書”、“因人禁書”的審查原則，這其實是暴露了魯迅、周作人說的知識份子骨子裹的“帝王氣”的。有時候處在打壓情況下的知識份子，也會認同這樣的原則。2001年，我和一位朋友就有過這樣的論爭：這一年，老左派因為批評“三個代表”的理論，當局就把他們的陣地《中流》等刊物查封了；我認為這樣無端剝奪他們的批評自由是錯誤的。這位朋友就批評我：“他們當年那麼樣整你（正是一年以前，《中流》發動了對我的全國性批判），你現在還要為他們說話，真是太書生氣了”。我並不想掩飾和老左派思想上的原則分歧，而且就個人感情而言，我對他們的唯我獨革的“左派”面孔和專制手段，也極其反感；但事關言論自由，就不應該糾纏於個人恩怨。因此，我回答說：“要知道，今天你容忍了當局對老左派的鎮壓，明天這一鎮壓之手就會落在你的頭上：反對對一切人的言論自由、民主權利的剝奪，這也是必須堅守的底綫，不能以任何理由作任何形式的讓步”。其實，包括前文說的“我不贊成你的觀點，但我要用生命來保衛你說話的權利”，這都是常識，有關民主、自由的常識，但自稱追求民主、自由的中國知識份子，卻偏要一再違背；這正是有力地說明了，在中國，要真正實行言論、出版自由，除了體制的改革是個根本問題外，還需要有一個思想啟蒙，而且首先是“啟”知識份子之“蒙”。否則，我們將在黨同伐異的內爭中失去自由。

現在，2007年，我們又遇到了這樣的問題：當年當局借《冰點》事件打擊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有的“新左派”表示幸災樂禍；現在當局借《讀書》事件打壓“新左派”，一些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又幸災樂禍；那麼，下一次又要輪到誰，我們是不是又因為觀點的不同，或人事糾葛，而予以容忍，以至幸災樂禍呢？中國的知識份子總是這樣陷於內爭，不正是要被分而治之了嗎，正是出於這樣的憂慮，我在座談會的發言，及接受記者採訪時，都發出這樣的呼籲：一切有社會良知的知識份子（我堅信，無論自由主義，還是“新左派”中，以至老左派中，都有這樣的知識份子）都面臨着言論、出版自由被剥奪的共同困境，這關係着我們的基本生存條件，是絕不能放棄，絕不能妥協，絕不能讓步的。爭取言論、出版自由，這是高於知識份子之間的一切分歧的，首要的，第一位的。我們應該放下分歧，聯合起來，對用任何形式，以任何理由，剝奪任何人的言論、出版自由的行為，作堅决的抗爭。大家都起來抗爭，言論出版自由就有希望；大家都沉默，言論出版自由就離我們越來越遠。只有有了言論、出版自由的空間，我們才有可能進行平等的，學理的爭論。

四  更要保衛普通人，年輕一代的言論、出版自由

以上討論的事件，無論是 2007年的“八本禁書”事件，《讀書》事件，還是 2006年的《冰點》事件，所涉及的都是學術界、新聞界、文化界的名人，因此社會反響也特別强烈。把關注點集中在這些事件上，是很自然的，也有助於揭示問題，引起注意。但不可忽視的是，還有更多的不知名的普通人，也同樣被剝奪了言論，出版自由，而且更不擇手段。

這也是 2007年我所遭遇的一個真實的故事。一群年輕人因自辦一個民間刊物而遭到殘酷鎮壓。接到這一消息，我倒抽一口涼氣，立刻想起魯迅在《記念劉和珍君》裹所說：“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然而我還不料，也不信竟會下劣兇殘到這地步”！我也因此懂得了：“高牆後面，大廈中間，深閨裹，黑獄裹，客室裹，秘密機關裹，卻依然瀰漫着驚人的真的大黑暗”，“現在的光天化日，熙來攘往，就是這黑暗的裝飾”。（魯迅：《夜頌》）而最黑暗之處，在於這是無聲的迫害，秘而不宣，無人知曉。受害人無處訴告，連我這知情人要公開暴露也多所顧慮，我在寫這篇文章時就在擔心會給受害者帶來更大的麻煩！我終於懂得當年魯迅為什麼要寫“論暗暗的死”了！

讓我最感痛心的是，當局對年輕人實行的愚民政策：通過控制言論、出版，實行强迫遺忘，其結果是年輕人既不知道充滿血腥的歷史真相，也隔膜於歷史上有血性的中國的脊梁。年輕人稍有覺醒，就不惜以暴力剝奪其獨立思考、言說的自由，將其永遠置於盲目、愚昧的狀態。這是要從根本上窒息中國年輕一代生命的發展，從而從根本上扼殺民族發展的生機的。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為言論、出版自由而抗爭，最重要的意義，就是要為我們的下一代爭取一個自由的精神空間，為民族的長遠發展創造一個自由的精神天地。這是我們的歷史責任，也是希望所在。

2008年 2月16-19日

2008

總結

要總結 2008年，並不容易，因為這一年國際、國內發生的事件實在太多，從上半年的冰雪之災，汶川地震，西藏騷亂，火炬傳遞中的衝突，到下半年的奧運，毒奶事件，全球性經濟危機，中國經濟的急劇下滑。可以說每一個事件都提出了許多問題，逼着我們去正視，去思考，去應對。因此，從積極的角度看，這不僅會逼着人們尋找解決問題的新途徑，進行新的試驗，從而為社會實踐開拓了一個更為廣闊的空間，提供新的可能性，而且逼着人們重新審視似乎已經成為“定論”，“常規”的理論，原則，價值，觀念，這也就為理論、觀念的創新，提供了新的動力，新的可能性。這就意味着，在實踐與理論的兩個方面，我們，中國與世界，都面臨着新的挑戰，同時也面臨着新的機遇。可以說，前所未有的複雜局面，前所未有的危機，在呼唤着新的創造，要求新的想像力，新的理論創造力，新的實踐勇氣和智慧。這不僅是對政治家、經濟社會管理者的巨大考驗，也是對知識份子的巨大考驗，對每一個公民的巨大考驗。

我自己在這一年，就時刻感受到這樣的考驗的巨大壓力。在汶川地震發生不久的一次講話中，我這樣吐露心境：“我自己在整個地震過程中一直處於焦慮不安中，我感到了自己的無力，甚至有愧疚之感。在這許許多多人都投入救災行動中時，我特別感到了思想的無力；但我又不能放棄思想，這可能是我唯一能够做的，而且是應該做的。而因為思考，又帶來了新的焦慮”。這樣的思考與思考中的焦慮可以說是貫穿了 2008年全年的。對於我來說，2008年就是這樣一個在焦慮中思考的一年。我的主要社會活動，就是將思考的部份成果以及思考中的困惑，和青年朋友，主要是志願者朋友進行交流，於是就有了我所說的 2008年三大演講：《當今之中國青年和時代精神——四川汶川大地震中的思考》（2008年6月7日），《奧運會後的思考》（2008年 9月 24日），《和志願者談生活重建》（2008年 10月 5日），這也可以說是我對 2008年的三大事件：汶川地震、奧運會和全球經濟危機的一個當下回應。

現在，已是 2009年 2月，多少有了點時間的距離，一些問題也暴露得比較清楚，我們就可以進行更為冷靜、全面的思考；當然，也還有些事情，例如全球經濟危機，還在繼續發展中，就有待於繼續觀察，一時難以作出結論。能够寫下的僅是這一年中，以及現在我的某些觀察與思考。

（一）

在我看來，2008年給我們提出了三大問題，可以引發許多新的思考。

首先是如何看待我們所生活的時代，二十一世紀人類將面臨什麼問題，給我們，特別是年輕一代提出了什麼要求？

記得在 2001年，也即二十一世紀剛剛到來時，我曾有過一個發言，說到許多人曾對全球化的二十一世紀作過許多樂觀的預言：“將給我們帶來富裕，帶來自由，民主，帶來全人類的協調，合作，帶來人類公理的確立，帶來‘世界融入中國，中國影響世界’的輝煌”等等；我說，2001年所發生的“九——”事件打破了這些幻夢，“直覺告訴我：世界將不得安寧，中國也恐怕未必太平：二十一世紀將仍然是一個充滿矛盾，充滿對立與鬥爭的動盪的年代。”（《我的憂慮，困惑與掙扎》，文收《生命的沉湖》）如果說，2001年，這只是一個直覺；那麼，經歷了 2008的多事之年，我們就可以作出更為明確的判斷了。在汶川地震中的演說裹，我就提出：不能把 2008年的多事看作是一種偶然，而要把它看作是一個常態。我由此而作出了這樣一個判斷——

“我們從現在起，應該有一個新的覺醒，要在思想上作好準備，中國，以至世界，將進入一個自然災害不斷，騷亂不斷，衝突不斷，突發事件不斷的‘多災多難’的時代”。我的主要理由是：“我們將面臨兩大緊張”。首先是“人和自然關係的大緊張”：“二十世紀人類在推行工業化的現代化時，對大自然的過度破壞，到二十一世紀就必然遭到大自然的‘反抗’與‘報復’ ”。其次是“人與人關係的緊張”：“現在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不同信仰，不同利益的國家，民族，個體，都處在同一個地球村裹，來往越來越密切，所有的國內問題都成了國際問題，反過來也一樣。這樣的密切接觸，聯繫，固然使人的生命越來越相互依存，產生生命共同感，但同時也必然是摩擦不斷，衝突不斷。既相互批判，質疑，衝突，又相互支持，共處：這將是國內各利益群體，國際各國家、民族之間關係的常態”。（《當今的中國青年和時代精神》）

在《奧運會後的思考》裹，我又進一步指出，二十一世紀的災難，衝突是發生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的，因此，每一個國家，民族所遇到的災難都必然和世界其他國家、地區、民族相互影響，相互關聯和相互糾纏，這就必須有一個全球危機意識。我强調：“當今世界正面臨兩大全球性的危機和挑戰。一是二十世紀的過度開發，所謂‘對地球的開戰’，造成了世界生態平衡的大破壞，從而形成全球環境危機，直接威脅到人類生存和持續發展。二是超越國界的貧窮（今年的糧食危機就是一個突出表現），疾病（想想非典所引起的全球性恐慌），戰爭（伊拉克戰爭至今還牽動着全世界的心），人道問題（無論是發達國家如美國的虐俘，還是一些不發達國家的種族殘殺），都使全球面臨公平、正義，平等的危機。這兩大危機，也可以說是世界文明的危機，是一個如何‘防止、避免世界文明的腐蝕與毁滅’的問題”。

我這些話說在 2008年的 5月和 9月，到了年底，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戰爭所帶來的人道危機，以及席捲全球的經濟危機，就把所謂“全球性的危機”以更加尖銳的形式，放在全世界每一個國家、民族，每一個人的面前。

而我要强調的，我反復向中國年輕一代提醒的，是“這個災難不斷，騷亂不斷，衝突不斷的世界，需要你們直接去面對，直接去參與，直接去承擔了”（《當今中國的青年和時代精神》）。我們必須讓中國的青年明白：他們這一生，將在應對各種災難、衝突中度過，一點也不比包括我們在內的前輩輕鬆；惟有敢於直面，才可能有自覺的承擔：如果說，主要生活在二十世紀的我們這一代，也包括我們的前輩，主要承擔的是一個民族危機，雖然也和世界問題相關，但畢竟還可以在一個民族、國家的範圍內來尋求解决；而二十一世紀的危機已經超越了一個國家、民族，更加具有全球性，因此，新世紀幾代人就必須同時承擔無法分割的民族危機與世界危機，不僅要有中國公民意識，更要有全球公民意識，他們的關照必須超越本土，必須從本土問題與全球問題的關聯中來思考和面對各種災難，衝突與危機，並且自覺承擔既是民族、國家的，又是全球的責任。——這就是我從 2008年的多事中引發出的第一個結論，也是我和年輕朋友討論的第一個問題。在討論中，我們都有一種生命的凝重感，我也從這樣的凝重中看到了某種希望。

2008年的三件大事：汶川地震，奧運火炬傳遞及奧運會的召開，全球經濟危機，都同時提出了“世界（特別是西方世界）如何對待中國，中國如何對待世界（首先是西方世界） ”的問題。這也是我和年輕朋友一再討論的第二個問題。這是一個新問題，無論對中國，還是對世界，都是一個新問題。我在一篇演講裹，作了這樣的分析——

“說是新問題，是因為過去的中國，在許多西方老百姓的眼裹，是一個貧弱的國家，一個有着古老文化的遙遠，神秘的存在，和他們的生活沒有多少關係；但在全球化的時代，特別是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貨已經進入了他們的日常生活，中國成了和西方世界休戚相關的存在，而中國又是和西方國家有着不同信仰，不同價值觀，社會制度更是不同。在許多西方人看來，這樣一個不同於己而又日趨富裕和强大的中國，是一個不確定的因素，因此在對中國刮目相看時，又有了許多疑懼，就不知道該如何認識中國，和中國相處了。而奧運會更是把世界的目光聚焦在中國，某種程度上，這是中國與世界，首先是西方世界在全球化時代的一次相遇，一次短兵相接。應該說雙方都沒有做好準備。在 2008年的接觸中，大概雙方都會覺得對方有些變化莫測，看不透，吃不準。西方許多人在開始傳遞奧運火炬時，他們從自己的民主、自由的價值觀出發，對中國有許多批評，以至要抵制奧運會；但奧運會又展示了他們所不了解的中國的另一面，讓他們大吃一驚，覺得中國真是不可思議，不知如何評價。有的西方人出於對他們自己國家體制的不滿，又反過來將他們所看到的或自以為的中國的積極因素加以誇大和理想化。而我們對西方的認議和態度也有一個變化：開始西方的疑懼、抵制傷害了一些人的民族自尊心，因此以非常激烈的態度進行對抗，那时，西方在一些人的眼裹是邪惡的；而奧運會後，聽到了來自西方世界的許多贊揚，有些人又有些昏昏然，同時也覺得西方人有些不可思議。因此，我相信經過汶川地震，特別是經過北京奧運，中國與西方，都需要冷靜思考，調整對對方的認識。2008年無疑是中國與世界重新相互審視的重要年頭”。（《奧運會後的思考》）

這番話說在 2008年的 9月，到了年底，随着全球經濟危機的擴展，中國的重要性得到進一步凸顯，“世界如何看中國，中國如何看自己與世界”的問題，也更加尖銳地放在我們面前。

於是，就不能不說到 2008年中國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思潮的風行，和它對中國年輕一代的巨大而深刻的影響。這個問題將在下文作專門討論，這裹要說的是，我在和年輕朋友討論時所發表的意見。

首先，我對汶川地震中所爆發出來的民族自救力給予很高的評價。我說：“這一次抗災，讓我們看到了中國國民性極其可貴的一面。這個民族有着一種難得的生命的堅韌力量。平時看起來惰性很强，但凡有一條退路，就絕不思變革和前進，寧願妥協，遷就，得過且過；但一旦到了危難時刻，就能突然爆發出一種自救的力量，即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或者叫‘絕路逢生’。這就是我們這個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經歷了一次次民族危亡，而始終不亡不倒，而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一個基本原因”。因此，我們有理由為中國這些年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進步感到自豪，這些發展與進步是包括我們自己在內的億萬中國人民努力奮鬥的結果，而非“救世主”的恩賜。更重要的是，要由此而增强民族自信力，作為繼續推動中國改革的原動力，堅信“中國的問題要靠中國人自己解決，而且我們也能够解决自己的問題。中國必須進行全面的改革，無論怎樣艱難曲折，無論改革的路有多長，我們都要堅定地走下去”。因此，當我們面對西方某些人有意無意的誤解，以至攻擊時，明確表明自己的立場，發出自己獨立的聲音，維護民族的尊嚴，這都是必要的，合理的；在這個意義上，我並不贊同不加分析地將年輕人的某些那怕是過激的反應一概斥為“狹隘民族主義”，而予以簡單否定。這涉及一個更大的問題：在全球化的時代，愛國主義、民族主義仍然有着存在的合理性和重要作用，這是不能否認與放棄的。就連美國，在遇到經濟危機時，首先要呼唤的就是國民的愛國主義精神。

但我在和青年朋友討論時，更强調的是，必須像魯迅說的那樣，要在愛國主義精神中注入“明白的理性”和堅韌的“勇氣”。我反復講了四點意思。其一，在和西方世界相處時，“要調整好心態，以平常心對待相遇中的紛爭。要看清今天的中國在世界大家庭中，是一個獨立而日趨强大的成員，已經不是晚清的‘東亞病夫’，被侵略的對象。因此，不要老是以受迫害的被圍心態，弱國心態來看待西方世界，總覺得別人‘亡我之心不死’，‘別有用心’，不能用‘惡意假設’來和西方相處”，同時，在交往中也要堅持獨立自主性，對西方的各種批評，“其善者則聽之，其不善者則不聽之”。其二，“要防止‘中華中心主義’自大心理的復活”。“二十一世紀是中國的世紀”之類的救世情結，和民族自信力是不能混為一談的；自大的背後就是自卑，兩者之間是極容易轉換的。其三，“更要有民族自省精神。中國的問題我們自己最清楚，可以說一個真正的愛國主義者對自己國家問題的批判，是遠遠超過外國人的批評的，而且都是切膚之痛，愛之愈深，審視愈嚴”，自省就是自信力的一種表現。其四，“在國家意識特別强烈，民族精神高揚的時候，尤其要注意尊重和保護個體的獨立選擇的自由，少數人保留自己不同意見的權利。我們這個國家太容易‘輿論一律’，形成‘多數暴力’，我們自己也很容易在集體有意識與集體無意議，在群體意志和‘宏大敍事’有組織的輿論導向面前，放棄自己的獨立思考。一個健全的社會，任何時候都不能只有一個聲音：我們要學會和你想法不一樣的少數人對話”（《奥運會後的思考》，《當今之中國青年和時代精神》）。

這就談到了 2008年的另一個重大事件：西藏骚亂，其所提出的問題，和在奥運火炬傳遞中與西方世界的衝突，有區別，又有內在聯繫：它是一個國內問題，反對“藏獨”是我們討論問题的一個基本前提；但又必須承認西藏問題也同樣內含着“如何對待有着不同的信仰，價值觀的異己的生命”的問題。因此，也可以擴大到台灣問題：那裹也存在着信仰、價值觀的不同，還有社會制度的不同。如何和國內少數民族相處，如何和台灣這樣一個政治實體相處，這是 2008年最敏感，至今仍禁止公開討論，卻又事實上迴避不了的問題。因此，在和青年朋友的討論中，儘管未能充分展開，但我還是强調了要傾聽“實實在在地生活在西藏這塊土地上的西藏百姓的聲音”，“真正關注他們的生命的真正訴求”——在我看來，“藏獨的聲音”關心的是“自己失去了的西藏，未必真正關心西藏普通人的生活”，“西方媒體和某些西方知識份子關心的是他們東方主義想像中的西藏”，中國政府“聲稱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但卻從未把它當作我們的一部份”，自稱西藏代言人的某些官員，“他們真正關心的是自己的既得利益”，而西藏的老百姓始終是“沉默的大多數”：這正是問題的要害。

因此，我提出，首先要“真正將西藏的普通民眾的生命看作是‘我們’的生命的有機組成，因而他們的痛苦就是我們的痛苦，他們的不滿就要引起我們的深刻反省”——現在的問題恰恰是我們正在把西藏民眾、信徒，知識份子對西藏歷史和現狀的不滿，疑懼，都看作是“藏獨”的表現而加以强力的打擊，從而進一步加强了不滿和疑懼，這樣的“為淵驅魚，為叢驅雀”才是真正危險的。

其次還要“樹立真正的生命平等的觀念，對和我們有着不同信仰，價值，不同幸福觀的藏族百姓的生命保持尊重”，“不僅要關心藏民的物資生活，更要體察，尊重他們更為看重的內心的尊嚴和自由，不要做任何傷害他們心靈的事情”，而我們現在正在用“經濟决定論”的邏輯來處理西藏問題，以為随着西藏經濟的發展，人民生活的提高，西藏問題便可以迎刃而解；這樣的“經濟决定論”在內地已經失效，卻要搬弄到更注重精神幸福的西藏，很可能是適得其反。而我們明明知道達賴在普通藏民心目中的神聖地位，卻偏要將達賴妖魔化，並且强迫藏民和他劃清界限，這樣的粗暴所造成的心靈創傷，是很難癒合的。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要使西藏普通民眾、信徒“真正成為西藏改革的主人與受益者，維護他們的生命主體性”。在我看來，發生在 2008年的西藏騷亂，儘管存在着歷史的，民族的原因，但或許有着更深刻的現實社會的原因。問題正在於我們在西藏的改革與發展中，根本不尊重、不考慮西藏老百姓的主體地位，而一廂情願地將內地漢族地區的所謂現代化發展模式，主要是工業化的建設模式，權貴資本的市場經濟，不加反思地移植到西藏，“同時也就將弊端移植到西藏，諸如兩極分化，權力和商業腐敗，生態破壞，拜金主義，競爭中的不平等，等等，於是就出現了‘西藏的改革開放受益者究竟是誰’的問題，不能成為主要受益者，這大概就是引起西藏底層百姓的不滿的主要原因”。這次西藏的骚亂，主要目標都是漢人、回民的商店，這當然不是偶然的。因此，這次西藏的騷亂與 2008年內地發生的群發事件是有着內在的相通的，只不過在內地表現為社會問題，而在西藏這樣的民族地區，就變成一個民族問題。因此，如果我們把 2008年的西藏骚亂簡單地看作是一個民族問題，或者更為簡單地視為外部藏獨份子在西方某些勢力支持下的“民族分離”活動，就有可能掩蓋背後更為實際，也更深層次的社會問題，經濟、政治、文化問題。這同樣是一個重要的提醒：在二十一世紀，民族問題是和社會問題，政治問題，經濟問題，文化問題，以至環保問題，聯繫、糾纏在一起的，而且也同樣是國內與國際問題的相互糾纏。它所要求的是一個全球的眼光和全面的改革，我們也因此需要有一個民族問題的“新思維”。——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問題，我對民族問題沒有任何研究，只能把我意識到的問題提出來，以引起注意。

對台灣問題，也存在着一個尊重台灣老百姓的選擇和意願，尊重彼此在意議形態、觀念、社會制度上的差異的問題，也需要有“新思維”。可以說，2008年所凸顯的“如何和有着不同的信仰、價值觀，以至制度選擇的國內少數民族及台灣相處”的問題，也同樣是對執政者、知識份子與國民思想和政治智慧的一個考驗。

應該說，2008年發生的事件中，最重要，最具有深遠影響的，還是國內與世界範圍的經濟危機。

就國內而言，這是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所遇到的最為嚴重的危機，其實是有着兩個方面的原因和內涵的：它既是三十年，特別是後二十年中國改革的內在問題所必然導致的國內經濟危機，政治、社會危機，又和國際經濟危機對中國的衝擊迭合在一起，因此就具有空前的嚴重性：如果說，對西方社會而言，經濟危機雖然也會引發不同程度的社會，以至政治動盪，但在總體上不會形成統治合法性的全面的政治、社會危機；那麼，在中國，經濟危機本質上就是一個政治、社會危機，因為現行體制的合法性是完全建立在經濟發展，並將持續發展，因而人民的生活將得到不斷提高的預期基礎上的，除此之外，已經沒有了任何凝集力，這和毛澤東時代是不同的，那個時代還存在着那怕是虛幻的意識形態的凝集力，現在則不同，只要老百姓的民生得不到保障，體制就失去了合法性。應該說中國的當局是看清楚了這一點的，在應對危機時所提出的三保：保增長，保民生，保穩定，其內在邏輯就是：保不住增長，就保不住民生；而保不住民生，就必然威脅統治的穩定。

而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而言，2008年的經濟危機，是繼上一個世紀三十年代大危機、大蕭條之後，最為嚴重的一次。這也是西方社會內在矛盾長期積累的結果，其實質是資本主義自由經濟失控的危機，以及消費主義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泛濫的危機。在某種程度上，這也可以看作是一次資本主義的危機。因此，在危機爆發以後，引發了對資本主義的反思，以至對資本主義最具批判力的馬克思著作在西方重新引起注目，這當然不是偶然的。

這一次資本主義的危機，卻很容易使人聯想起二十年前，由於蘇聯、東歐的瓦解，和中國的政治風波，所形成的社會主義危機，所引發的對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的反思。作這樣的聯想，在我來說，有兩個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前面所說的中國的這次危機，是由中國後二十年的改革內在問題造成的，這內在問題就在於我們拒絕對社會主義進行認真反思，又對資本主義可能存在的危機缺乏警覺，走上了一條我曾經說過的“最壞的社會主義和最壞的資本主義惡性嫁接”的道路，因此，中國 2008年開始的全面危機，實際上正是資本主義危機與社會主義危機在中國的一次集中爆發。對這個問題，我們在下文還會有詳盡的討論。

這裹要說的是我的第二個關注點。記得二十年前的社會主義危機發生以後，曾經有過所謂“歷史終結論”，論者認為，蘇聯與東歐的瓦解，就意味着社會主義的最終結束，資本主義的最後勝利。有趣的是，這一次西方的經濟危機發生以後，也有人宣佈這是資本主義的終結與社會主義新時代的到來。這前後顛倒的邏輯，本身就證明了所謂“歷史終結論”（無論是社會主義歷史的終結，還是資本主義歷史的終結）不過是論者一廂情願的主觀臆斷。更準確地說，如果說蘇聯和東歐的瓦解意味着斯大林極權主義模式的社會主義的終結，那是正確的，但社會主義理想本身卻不會因之而失去其力量。可以說，二十年間（1989—2008）前後發生的社會主義危機與資本主義危機，正是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機會：更全面、更客觀、更科學地來審視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得失，利弊，從中吸取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經驗和教訓。這樣的審視，必要也必將跳出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模式，而要達到一種“綜合”。事實上，這樣的綜合，已經存在，正如許多論者所說，現實的西方社會與中國社會，其實都已經不是純粹的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形態。這些年，也有許多思想者在討論“超越”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模式，尋求更為合理的社會理想與發展模式、道路問題。我寫於 2008年初的《中國改革向何處去》一文就討論過這一問題。

現在，歷史的發展，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社會矛盾的各個側面，都暴露得比較清楚，使我們更有可能來進行新的理論思考、總結與創造，這又是一個思想大解放的時代，一個“重新估定價值”的時代。在 2008年汶川地震之後的演講中，我曾經說過，中國將面臨着制度、文化、價值、生活重建的任務。但當時主要是着眼於中國自身的發展，即在基本解決了溫飽問題以後的中國，將向何處去。而年底的世界經濟危機，以及由此引發的對資本主義的反思，更打開了我的思路：看來，制度、文化、價值、生活重建，也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當然，這不會是改弦易張，而是一個調整，更為自覺的相互吸取的過程。我更為期待的是理論上的創造與突破，新的社會價值理想的提出。或許這是我的又一個烏托邦理想，但我確實認為，這是 2008年的中國與全球危機，連同 1989年的危機，給我們提出的最重要的歷史性任務。

而且我一直在緊張地思考，在這樣的歷史任務面前，我能做些什麼？儘管我清醒地知道自己理論修養與理論創造力的不足，但我仍然覺得自己作為一個知識份子，不能放棄應負的歷史責任。這也是 2008年我的三大演講和其他文章（如收入《致青年朋友》一書中的《“我們”中的“我”，“我”中的“我們”》等文）所要探討的：今天需要怎樣的時代精神？要確立怎樣的價值理想，生活理想？等等。我為自己 2008年的随筆集命名為《重建家園》，這大概也是我 2008年的思考的中心詞吧。

（二）

不管怎樣，2008年的種種災難，衝突都“有驚無險”地平安度過了。於是，就提出了“如何總結 2008年，可以從中吸取什麼經驗和教訓？”的問題。而最有意思的是，官方的總結與民間的總結，出現了巨大的反差，這也是從一個重要側面反映了當下中國的問題。

先說官方的總結。對官方而言，這樣的總結就是一種意識形態 的引導，是一個輿論的導向問題。

這是許多人都注意到的：在汶川地震發生的初期，也許是因為事發突然，有關部門來不及，或不知如何引導，於是就出現了輿論控制的鬆動，新聞報道有了過去所未曾有過的透明度，卻因此意外地獲得了國內外的一片贊揚，一些善良的人們還預言這是中國開放言論自由的新的起端。但有關部門很快就清醒過來，開始引導了。引向哪裹呢？意識形態的最高主管在對“地震英模報告團”的講話中明確指示：要大講“共產黨領導好，社會主義好，改革開放好”。這就意味着：只准歌頌，禁止揭露問題，這也就意味着拒絕反思，拒絕追究與問責。這就是朱大可在網上文章裹所說的：“把沉痛的丧事變成了轻快的喜事，把災難變成慶典，把哀傷變成感恩，把反思變成赞美，把對生命的珍惜變成對組織的效忠，把對個人善行的感激變成對國家的頌揚”（《誰殺死了我們的孩子——關於汶川地震的反省和問責》）。媒體立刻迅速跟上，鏡頭沒完沒了地追逐着“可樂男孩”，“敬禮娃娃”，把他們當作明星來塑造，賑災正淪為鏡頭前的表演，這是把苦難變成“消費”，這是典型的政治與商業的合謀，這樣的合謀是最具中國特色的。

問題在於，這不僅是對天災背後的人禍的着意掩蓋，更是製造新的人禍。這是政府絕不允許公開，也是報刊絕不會報道的，同樣發生在災區的事實：要求追究問責的死難兒童的父母遭到彈壓，同情他們的志願者被當地官員毆打，等等。其結果就是《南風窗》在 2008年12月 30日出版的 26期裹所總結的那樣，“5．12地震中那些葬身於祖國校舍下的‘祖國的花朵’的父母，在輿論的普遍關注消退以後，陷入了寸步難行的集體維權的泥沼中”，“至今，沒有一個建築商、一所學校、一名官員因豆腐渣校舍被調查、問責”。5月地震中人們普遍關注的地震預測的問責問題，也是這樣因為輿論普遍關注的消退，到年底也被徹底”遺忘”了。這也是中國的統治术：讓時間來消解一切“麻煩”。當然，是否真能徹底消解也還是一個問題。《南風窗》在評選“2008為了公共利益年度榜”時，就特地將作了地震預報的耿慶國老人列入，以示”拒絕遺忘”，既然遺忘不了，也就總有追究、問責的時候。歷史的邏輯是不會永遠被官場邏輯所左右的。

地震災難尚且能被體制娛樂化，像奧運這樣的體育盛會就更被打造成全民狂歡節了。開幕典禮的表演儀式，從一開始就把狂歡節推向高潮。對這樣的空前絕後的表演，有許多闡释，這裹要谈的是我的解讀。我最初也是百思而不得其解：主持者宣稱，表演的主旨，是要向全世界展示與宣揚“中國文化”，但如此博大、豐富的中國文化是能够用短暫的舞台表演就讓全世界都弄明白的嗎？主持者是如何選擇的呢？於是，我發現，表演分“古代”與“當代”，兩部份，那麼，“現代中國文化”，特別是”革命文化”，到哪裹去了呢？是不是真的要“告別革命”了？本來，對一場表演提出這樣的疑問是荒唐的；但主持者自己規定了要展示文化的任務，我們也就不能不按其邏輯這樣提問了。但這樣的邏輯畢竟還是簡單化的，於是，我又重新思考，這才發現設計者並不是這樣作“古代”與“當代”的劃分的，着眼點是內在的統一性，統一在哪裹呢？於是，我發現了全场表演的“主题词”，一是“和谐”，二是“盛世”。這哪裹是對中國文化 的展示，分明是對最高领導的執政理念，當代中國主流意識形態的一个宣示。在這个意義上，可以说，這場表演所唱的是“當代《東方紅》”的主旋律。這正是當局集舉國之力，不惜一切代價，製造全民狂歡節的真正意圖所在，就是要進行一次高强度高密度的主流意識形態灌輸，樹立最高領導的絕對權威，以凝聚已經被利益分割得四分五裂的人心：黨心與民心。同時，也要借此向全世界展示中國“萬眾一心”團結在領導核心周圍的“軟實力”。

在奧運會以後的演講裹，我又進一步討論了所謂“奧運效應”即“盛大公共儀式效應”的問題。我引述了莊禮偉先生發表在《南風窗》16期的《奥運三章》裹提出的概念，做了這樣的分析與發揮——

“（莊先生）他提出了一個‘电視屏幕中的奥運會’的概念，提醒我們注意：大多數人，也包括我在內，都是通過電視屏幕來了解、體認奧運會的。這就有許多可琢磨之處。首先，現場中許多不完美、不方便之處，比如那麼多安全措施，喇叭指令，擁擠，暑熱和長時間的等待，等等，都消失得無影無踪，‘優美的畫面行雲流水般劃過’喜慶或者激昂的音樂强化着視覺的衝擊，民眾的笑臉和淚水澎湃着觀眾的心情，屏幕上當然一切都那麼美好和有說服力，讓觀眾幸福並且信服’：這就是所謂‘盛大公共儀式’的效應。不能否認它的真實性，但已經是經過藝術選擇的真實，是有別於生活原生態的真實，有所凸顥，又有所遮蔽。

“或許還有更大的遮蔽。文章作者又引入傳媒理論中的‘仿像世界’的概念。所謂‘仿像世界’，就是‘通過科技手段構建並由受眾意念活動所產生的一種可能替代現實世界的‘現實世界’。它有三個特點：第一，儘管是‘仿像’，它還是反映了部份的真實；第二，它是一個‘人工的世界’的畫面，是通過藝術和技術的手段來達到某種意識形態的灌輸，和現實世界是有差距，有遮蔽的，它有可能減弱受眾與現實世界的聯繫；第三，它又是受眾和觀眾所願意的，因為他們也期待這樣的既真實又夢幻的世界，以獲得情緒的發洩，精神的按摩和撫慰。在生活中越是受壓抑的人越是期待於此。這是政治需要（凝聚人心，製造‘想像共同體’）和民眾精神需要的一個巧妙結合。

“我現在所擔心的是，對於一些城市裹長大，不太了解中國底層社會的青年，如果他們憑藉‘電視銀幕裹的奧運’，以及某些媒體意識形態宣傳去想像中國，把‘仿像世界’看作是‘現實世界’，真的以為中國已經是‘太平盛世’，不僅是‘奥運强國’，而且是無敵天下的‘世界强國’，要去主宰，拯救世界，未來的世界將是‘中國的世界’：陷入這樣的‘盛世仿像幻覺’、‘大國仿像幻覺’，是會妨礙我們正視中國的問題的”。（《奥運會後的思考》）

這正是要害所在：打造全民狂歡節，就是為了製造“盛世仿像幻覺”，遮蔽現實問题的嚴酷性，既撫慰與麻醉人心，又在狂熱的“愛國”虛情中凝聚人心。

而且這已經成為新的統治術。毛澤東時代有所謂“運動政治”，就是不断地製造一個接一個的運動，使整個社會，全民族始終處在高度緊張、亢奮、狂熱的狀態，始終绷緊在“階級鬥爭”這根弦上，借此振奮人心，震懾人心。現在顯然無法，也不敢再“不斷革命”，於是就有了“節日政治”，用一個接一個的節日，同樣使全民族始終處在亢奮、狂熱的狀態，雖然是用愛國狂熱取代了毛時代的革命狂熱，但其振奮、震懾人心的作用，還是有異曲同工之妙。如此來看 2008年，就可以發現，2008年正是一個節日年：年初的雪災、震災演化成一個接一個的慶功典禮，接着是火炬傳遞狂歡和奧運盛典，緊接着就精心安排了“神七上天”的科技大典，接着又有“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政治大典。最後還設立一個“農奴解放節”，作為解决西藏問題的一個妙法。2009年大概還會有許多節日，國慶閱兵的軍事大典已經在預告了。

當然，更重要的，還是理論上的總結，而由此形成與發展治國理念與政策。於是，就有了在北京奧運會殘奧會總結中所提出的堅持“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和“堅持發揮舉國體制的作用”這兩大原則。

應該說，這兩大概括，是反映了奧運會的實際的。我在奧運會的演講裹，就談到奧運會確實顯示了“中國式集權體制”的力量：本來是一項體育活動，一旦被列為“全黨，全國，全軍第一大事”，就可以“集全國之財力，物力，政治之力，軍事之力，社會之力，文化之力，還有智力，想像力，科技力，來處理奧運會的每一件事，甚至每一個細節，不計成本，不遺餘力。幾乎可以說，只要想得到，沒有辦不到的。為許多人，包括外國人所稱道的奥運會的高效率，‘無以倫比’的完美，周到，就是這樣的‘政府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舉國體制的一個成果，幾乎是其他國家，其他體制辦不到的，許多人覺得奧運會不可複製，原因就在於此”。

但是，問題是，這樣的體制是可以不斷“複製”，到處“複製”，並成為一個治國的基本理念、原則、制度嗎？它真的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嗎？

於是，就有了這樣的質疑——

“政府集中力量辦大事，確實能够提高效率。但是，政府權力的高度集中使用，同時是具有危險性的。也就是說，即使‘集中力量辦大事’，政府的作用還是應該有邊界的，政府的權力還是應該有限度，有制約，有監督的，不然就會發生權力的過度使用，濫用，後果不但十分嚴重，而且難以糾正和挽回。說句不太中聽的話，‘政府集中力量辦大事’，這‘大事’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壞事’。做好事，人民受益，可以得民心；但如果決策錯誤，或者受到既得利益集團的影響，辦了錯事，壞事，越集中權力，危害越大，也會失民心。事實上，在奧運前後，所發生的公共惡性事件，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一些地方政府濫用集中在自己手裹的權力。沒有限制、監督、制約的‘大權獨攬’，其危害性絕不能低估”。

這裹所說的“沒有限制、監督、制約的‘大權獨攬’”就是毛澤東時代所建立的體制。這就是說，“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舉國體制”在我們這裹早就是一個傳統，而且是由毛澤東所奠定的。他正是在反右運動以後的 1958年提出並確立了這樣的“大權獨攬”的原則，其含義有二，一是要把“大權”集中（獨攬）在黨的手裹，實行“一黨專政”，二是黨的權力要集中在各級黨組織的第一書記手裹，全黨的權力要集中在他一人之手，實行“第一把手專政”。而獨攬大權的目的，就是要“集中力量辦大事”。毛澤東在 1958年以後，就辦了一系列的大事，從大躍進，人民公社，到四清運動，直到文化大革命，其後果是帶來了全民族的災難，是以幾千萬的人的生命為代價的。和自由資本主義相比，社會主義確實强調政府的“權”和“責”，這兩者是不可分割的，同時又强調”人民主權”。但在毛澤東時代形成的傳統裹，權力卻不在政府，而是集中於黨的，而且是以剥奪人民民主權利為前提的，因此，集中在黨手裹的權力是不受限制、監督與制約的，而且是有權而無責的。因此，我們所謂“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舉國體制”其實就是一種“極權主義體制”。“它强調的是黨國至上，集體主義，絕對服從和軍事化”，“它的特點是全面控制：全面控制社會，全面控制個人”（參看李零《讀《動物農場》》）。這樣的極權主義距社會主義理想是相差甚遠的，是談不上“社會主義優越性”的。

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擺脱這樣的極權體制正應該是我們要進行的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方面。這些年所提出的要對政府實行限權與放權，也都可以看作是政治體制改革所邁出的最初幾步。但是，在 2008年的奥運會裹，我們看到的是黨和政府權力的極度集中和極度擴張，將奥運會列為“黨和國家第一要務”，要求一切讓位，絕對服從，如此强烈的政治性本身就有着鮮明的“黨國至上”的特徵，而其動員、組織方式更是有着明顯的“軍事化”特徵，我把它稱為“戰備體制”。奧運會的另一大特徵，就是“外鬆內緊”，表面上的寬鬆、祥和，背後是極其嚴密的控制，這是每個中國老百姓心知肚明的，因此，即使官方迫於國際壓力，宣佈設立“游行示威區”，最後竟無人申請，這當然不是因為人民沒有這樣的要求，恰恰說明當局對社會和個人的控制已經到了無人敢於和能够在這非常時期表達自己的不滿的程度。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奧運會實際上是一次極權體制大顯神威的大演练。

問題是；當局卻從中感受到了統治的高效率的“优越性”，進而將“集中力量辦大事”、“舉國體制”總結為奧運會和 2008年的“基本經驗”，還有相配套的“寶貴經驗”，如實行社會控制的“打防結合、預防為主、專群結合、依靠群眾”的“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實行輿論控制的“牢牢把握正確導向”，“加强輿論引導”的“新聞報道機制”。——具有歷史經驗的中國人都知道，這就是要强化“群眾專政”與“輿論一律”的全面控制：這都是毛澤東時代的遺產。而這樣的遺產正在被更加自覺地繼承和發展：這是一個重要的信號，應該引起警覺。

（三）

2008年時逢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周年，因此，除了 2008年經驗的總結之外，還有對改革開放的歷史經驗的總結。

鄧小平主導的中國改革開放路綫有兩個“基本點”：一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二是“改革開放”，因此可以概括為“一黨專政下的改革開放”。但到了三十周年，幾乎所有的人都感到“不能再這樣繼續下去了”。其實已經去世的趙紫陽早在 1999年就說過：“這說明鄧小平的路綫已走到盡頭，說明鄧小平的經濟上的改革開放與政治上的高度集權，此路是走不通的”（《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因此，人們在總結改革開放的歷史經驗時，實際面臨的是中國改革將向何處去的問題，對鄧小平的改革路綫的評價背後，是一個重新選擇的問題。而重新選擇，大體有兩個方向，一是放棄四項基本原則，也即逐漸改變一黨專政的體制，另一是放棄改革開放，全面回到“不斷革命”的毛澤東時代，强化一黨專政。這就是所謂左、右兩派爭論的實質。我在總結 2007年的《中國改革向何處去》一文就有過專門的討論。而 2008年，這樣的爭論就更加激烈，年初黨內民主派在《炎黃春秋》的集體發言和年末“2008憲章運動”，都發出了結束一黨專政的呼聲，而極左派則呼唤“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並猛批“普世價值”。爭論雙方的旗幟都更加鮮明，正表明了問題的尖銳性與迫切性，這當然是和 2008年政治、經濟，社會危機日趨嚴重的現實緊密相關，是其在政治思想文化領域的反映。

在總結改革開放的歷史經驗時，不能迴避的一個問題是：如何看待中國持續三十年的經濟高速發展，即如何認識和評價所謂“中國發展模式和道路”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可以說是眾說紛紜，是 2008年最引入注目，也最有意思的討論話題。我對此毫無研究，形成不了一家之言。我比較贊同的是秦暉在《南方周末》、《南風窗》等多處發表的文章的分析，我所引述的是一篇網上文章，大概有幾個要點——

其一，“中國經濟持續高增長，在全球化中應對自如是事實，‘虛假論’、‘崩潰論’不對”。

其二，“但這種增長既不像偏左的論者那樣可以解釋為‘政府成功’，也不像偏右論者所言可以解釋為‘市場成功’，更與所謂‘市場政府雙重成功’的‘北京共識’不相干。除了低工資低福利的傳統優勢以外，中國更以‘低人權’的優勢人為壓制四大要素（人力，土地，資金和非再生資源）價格，以不許討價還價、限制乃至取消許多弱勢者談判權的辦法，‘降低交易成本’，以拒絕民主、壓抑參與、漠視思想、鄙視信仰、蔑視公正、刺激物欲來促使人的能量集中於海市蜃樓式的單純求富衝動，從而顯示出無論自由市場國家還是福利國家都罕見的驚人的競爭力，也使得無論採取‘漸進’的還是‘休克療法’的民主轉軌國家瞠乎其後”。

其三，“在全球化時代對外開放以後，中國不像其他轉軌國家受到‘民主分家麻煩大，福利國家包袱多，工會嚇跑投資者，農會趕走圈地客’的‘拖累’，便出現了空前快速的原始積累，而這種方式造成的危機，則靠外部資源（資本流入，商品輸出）的增益來緩解，同時通過全球化把危機向外部稀釋。在靠鐵腕壓住自己內部矛盾而維持‘穩定’的同時，‘中國因素’卻使他國的內部矛盾增加：大量的資本流出、商品流入和產業結構變化使發達國家百年來形成的勞資力量平衡趨於瓦解，民主國家（不僅英美，連印度這種發展中民主國家亦然）的資本對本國的工會、農會惹不起躲得起，他們在中國式的‘專制市場經濟’國家找到了既無工會又無農會、沒有討厭的環保組織挑剔、只要搞定了官員就可以為所欲為、甚至連税都可以免掉的投資樂園。同時依靠低人權優勢，大量中國廉價商品湧入各國，排擠了當地相應產業。如此一進一出，使各國勞工談判實力面臨崩潰，工會衰落，福利萎縮，移民、就業和公共財政陷入困境，不僅使福利國家無法應對這種局面，自由市場國家也因無法與‘血汗工廠’競爭而難以為繼。這就是中國的低人權優勢導致的‘劣幣驅逐良幣’效應。”

這裹顯然有兩個關鍵，一是“靠鐵腕壓住內部矛盾而維持穩定”，從而形成“專制市場經濟”下的“低人權競爭優勢”。這正是 1989年對天安門民主運動實行血腥鎮壓的結果。在“鐵腕”下，不僅社會民主運動完全被打壓下去，而且以趙紫陽為代表的黨內民主力量也遭到了清洗，正是在“穩定就是一切”與“發展就是一切”的指導思想下，極大强化了一黨專政，在一無工會，二無農會，三無社會組織（例如環保組織），四無輿論監督，高度集權下的“發展”，就必然一是“低人權”（所謂降低“人力資本”就是剝奪工人，大批下崗；所謂降低“土地資本”就是剝奪農民，大規模的圈地），二是“大破壞”（所謂降低“非再生資源資本”就是對环境資源的大掠奪），這樣的發展，就變成了對普通民眾，特別是工人、農民的剝奪，對國家資源的掠奪，獲利者只能是在這一過程中形成的權貴資本，既得利益集團。中國的改革也就從根本上變質，維護“一黨專政”（用官方語言來說，就是“維護黨的執政地位”，這是既得利益集團一切利益的前提與基礎）成為所謂”改革”的第一要務與實質。

另一個關鍵，就是“全球化下的對外開放”。其結果就是危機的向外轉移，侵害了外國勞工、移民的利益，獲利者是國際資本和國內權貴資本。這就是為什麼自稱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的改革開放反而受到國際工人階級的堅決反對的原因。

也正如秦暉所分析，這樣的“低人權優勢”（其實質是“鐵腕優勢”）儘管在眼下還處處顯示“優越性”（如前所說，當局之所以如此强調“集中力量辦大事”，所看重的正是這樣的”鐵腕優勢”），並且有反過來以中國式的“低自由，低福利，高速度”的發展模式來“和平演變”世界，使“世界轉向‘中國式社會主義’”的可能，但其內在矛盾卻是不可克服，其隱患也無法避免。

首先，這樣的發展模式必然產生秦暉所说的“尺蠖效應”：“‘左’则自由受损而福利未必增加，‘右’则福利丧失而自由未必增進。‘左’时政府擴權卻不可問責，‘右’时政府卸責卻不願限權。‘左’起來侵犯平民私產而公共财富卻未必保障，‘右’起來公共資產嚴重流失而平民私產却未必受保護。政策趨‘左’時則壓縮個人自由卻並不開放公共參與，趨‘右’則抑制民主參與卻同時限制自由競爭。‘左派’建不起福利國家，‘右派’搞不成公平市场，“無論是向左還是向右，得利的都是同一些强勢者，而吃虧的也是同一些弱勢者。用老百姓的話說就是‘一個蘿蔔兩頭切，左右都是他得’ ”。——應該說，這是對當下中國式的改革狀況的一個非常準確的描述與概括。問題是，這樣就“必然使得社會矛盾在一放一收尺蠖式進程中日益發展和積累”。於是，就出現了“經濟發展與內部外部矛盾同步持續深化”的现象。這就是中國式改革帶來的中國特殊國情：經濟的發展並沒有帶來社會的穩定與和諧，而是伴随着巨大危機，而且是社會、政治、思想、文化、道德的全面危機，而且日趨嚴重，幾乎已經到了臨界狀態，随時可能發生社會爆炸。

這就形成了根本性的统治合法性的危機。這是任何一個統治者不能不正視的。於是就有了這些年的所謂“新政”，提出了諸如“改變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政府職能”、“改善民生”等一系列新思想，看來都是企圖對“低人權（對勞動者），大破壞（對環境資源）”的發展模式有所調整，以緩和社會矛盾。十七大以後，又提出了推進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全面改革的任務。這更是被前面所說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的全面危機所逼出來的應對之舉。但不管怎樣，全面改革任務的提出，總是一個進步。

但卻遇到了改革動力的問題。如前所說，在 1989年以後中國的改革的一個最基本的問題是，改革是以維護與加强“一黨專政”（即所謂“黨的執政地位”）為第一要務與根本追求的，而從 1989年到今天這二十年改革的結果，權贵資本得到急劇發展，並且已經形成了從中央到地方，盤根錯節的既得利益集團，他們正是前述“低人權（低自由，低福利），大破壞，高速度”發展的主要受益者，因此，他們對進一步推進經濟、政治、社會、文化改革，從根本上是缺乏動力的。而只能是用實用主義的態度對待改革：有利於他們的利益的改革措施就執行，對他們既得利益有礙的改革舉措即消極抵制或使其成為形式，甚至變形變質，這就是這些年人們所說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問題更在於，堅持一黨專政也是最高執政者不願逾越的底綫。這正是當局對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總結的要害所在：“决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而是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這兩點總結顯然是對前述左、右兩派的呼籲的回答。“决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就是决不走閉門搞階級鬥争的老路，决不像極左派所期待的那樣，發動新的文化大革命，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改革派”（那是會整到自己頭上的，那才是“自毁長城”）還是要改革開放，還是要“牢牢地抓住經濟建設這个中心，继續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决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就是决不像黨内民主派主張的那样，“改旗易幟”為“社會民主主義”。還是要堅持四项基本原则，堅持一黨專政。所謂要“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就是要堅持“一黨專政下的改革開放”。報告强调的“不折腾”就包含既不回頭搞階級鬥争，又不往前真正推進社會民主，結束一黨專政這兩个方面的意思。

值得注意的是，報告把前者稱為“老路”，鼓吹者不過是思想僵化而已，後者则是“邪路”，主張者至少是别有用心的，甚至是反動的。這正是典型的“左”比“右”好，“左”是內部問题，“右”则有敌對之嫌，這也是從毛澤東那裹傳下來的。

報告還有一句話：“發展是硬道理，穩定是硬任務”。因此，很快就有了這样的指示：“要充分認識當前意識形工作的複雜性、尖銳性和面臨的嚴峻形勢，高舉旗幟，明確方向，突出重點，把握導向，堅守陣地”（2008年 12月 6日《文匯報》報道：《增强主流輿論说服力影响力》），顯然是感到了思想失控的危險，因此要加强意識形態和輿論的控制。年底的《2008宪章》簽名運動，本來是部分知識界人士和異議人士在經濟危機即将转變為社會危機和政治危機前夕，表达自己希望社會和平轉型的政治願望，發表這樣的温和的改良主張，却被定性為“國內外敵對勢力勾結”的“反動”事件，立即施以高壓：逮捕發起者，警告簽名人，製造了一起新的政治冤案。儘管没有像以往的类似事件大肆渲染，任意擴大化，這大概是吸取了歷史教训，但卻傳出了一個嚴重的政治信號：决不允許不同政見的發表與傳播。

緊接着是加强對軍隊的控制：提出“當代軍人核心價值”，强调“忠誠於黨”“忠誠於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這是重申“國家”的“專政”性質，多年不提，现在重申，颇耐尋味），同时重申軍隊絕對聽從黨的指揮的原則。記得在總結 2007年時，我曾經談到今天中國的統治者有三個“絕對”的“硬”的一手：絕對不能有言論、出版、結社自由，要保證對軍隊的絕對領導與控制，要絕對堅持黨管幹部的等級授權制，這三個“絕對”，是最能顯示“一黨專政”的特點與本質的。現在看來，經過對 2008年經驗和改革開放三十年經驗的官方總結，更重要的是面對日趨嚴重的全面危機，當局是决心要强化一黨專政來“集中力量辦大事”，堅持走“開明專制”的道路。這樣的强化傾向是很值得注意的。

在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總結報告中，還有一句話也頗值得琢磨：“黨的執政地位不是一勞永逸”的，“現在擁有不等於永遠擁有”。這自然是現實社會危機所引起的統治危機。應對的辦法，一是“堅持”，就是堅持前面說的三個“硬”，二是“調整”，這是“軟”的一手，只要不觸及一黨專政要害的那幾條，什麼都可以讓步‘於是就有了報告中頗引入注目的那“三問”：“問政於民，問需於民，問計於民”。有意思的是，“民”只是被“問”的對象，而不是决定“政”、“需”、“計”的主體，主語還是“黨”。但仍然强調了“黨”要關心“民”，這是遵循“民可載舟，亦可覆舟”的古訓，對老百姓作一點讓步，對前面說的“低人道，低民主，低福利”的發展道路作一些調整，於是，也就有了許多關於民主、福利的許諾。2008年黨內的一件大事：進行“發展觀”的教育、討論、實踐，除了要借此樹立中央領導權威之外，最主要的就是要對掌握了巨大公共資源的各級，各部門的官員施加壓力，要他們從既得利益中分出一部份給老百姓，以改善“民生”，即所謂“讓利於民”，不至於“逼民造反”。當然，對這樣的讓步，特別是民主與福利這兩方面的讓步，還是應給以積極的評價，我們並不贊同文革中對“讓步論”的批判，這樣的讓步導致民生的改善和民主權利的擴大，本身就是歷史的進步，更重要的是，這些都不是恩賜，而是這些年民眾以各種方式抗爭的結果，又為今後進一步的人民爭取權利的鬥爭提供了新的空間和新的可能性。但讓步的局限也是明顯的，對一黨專政條件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改革是不能寄以不切實際的過高期待的。

最後：還要說說對 2008年年底的世界經濟危機的總結。本來，危機還在發展中，談不上總結，但初步的總結似乎已經有了，而目發生了實際作用，因此，也需要略作討論。

最流行的說法是，西方世界的經濟危機宣佈了自由主義經濟的破產，證明了强調國家干預的社會主義經濟政策的正確——作為一種理論的分析，這不失為一種看法，儘管我還有些懷疑；但如果由此引申到中國，來證明中國式的改革所走的“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極權道路的“優越性”，則會因此而無條件地加强政府的干預，控制，變成不受限制、監督、制約的政府權力擴張，這樣，就有可能將已經迫在眉睫的轉變政府職能的政治體制改革延缓，以至取消。同時，還要看到，本來在經濟蕭條、危機時期，資本相對稀缺，勞動力相對過剩情況下，勞工就已經處在無法討價還價的不利地位，中國又沒有真正具有博弈功能的工會、農會，而在應對經濟危機時，政府完全可能站在資本這一邊，這樣，前述“低人權，低民主，低福利”的發展模式，在經濟危機時期，會不會不但得不到遏制（這本來是中國改革發展到現階段是必須解決的問題），反而變本加厲：這是我們必須高度警惕的。

在這次全球性經濟危機中，開始還有人散佈”中國例外論”，甚至還有所謂“一枝獨秀”、“中國拯救世界”之說，但随着中國經濟危機的逐渐顯露，這樣的幻夢就遭到了破產，儘管也還會有人繼續散佈這樣的夢囈。但由於中國成為美國最大的債權國，中國應對全球經濟危機的作用和地位，確實引人注目。我們注意到的是，中國在這場經濟危機中作出了力挺美國的選擇。在我看來，這除了有經濟的考慮外，更是一個政治的考量。事實上，中美兩國在奧運會上就有過政治的合作。正是布殊政府的力挺，使中國擺脱了德、法、加等西方大國抵制的困境。這一次中國對美國的力挺不僅是一個回報，更要得到美國在政治上的支持。借中美建交三十年，雙方相互傳遞的信息是耐人尋味的。中方在戰略經濟對話中强調中美“利益匯合點不斷增多，誰也離不開誰”（2008年 12月 5日《文匯報》報道），布殊的致電則强調：“在推動市場開放並使其成為培育經濟活力與發展的最有效方式方面，美中兩國也發揮了全球性領導作用”（2009年 1月 2日《文匯報》報道）。當然，中美關係還有些變數（中國顯然更願意和共和黨這樣的右派合作，這是毛澤東早就講過的；奧巴馬的上台，會給中美關係帶來什麼影響，是一個問題），以後將怎樣發展，還有待於今後的繼續觀察。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全球經濟危機使中國在國際上處於相對有利地位，這會使中國領導在國內採取更强硬態度和政策時，減少了許多國際壓力，因而也會更無顧忌，這是應該引起警惕的。

（四）

但還有另一種聲音，另一種總結，另一種力量。

前面已經說到，在 2008年初的《炎黃春秋》第 5期上發表了一組“推進民主是第一要務”的筆談，討論“如何選擇政治體制改革的突破口”，明確提出“以權力制衡權力，以權利制約權力”的主張，並提出了一系列民主訴求：“有沒有言論自由，是個試金石。要落實言論自由，落實表達權，不允許民間辦報、辦刊不行”；“要解除（黨的）宣傳部門統管意識形態的任務，廢除書報檢查制度，杜絕文化專制主義”，從根本上改變“要求全國‘輿論一律’，和最高權力保持絕對一致，不許發表不同政見”的現狀；“中國農民沒有結社自由，遷徙自由，佔人口三分之二的農民，至今還被置於一盤散沙的境地”，這樣狀況必須改變；“最重要的前提就是要首先做到權為民所授”，根本改變“各級人民代表和主要官員”的權力“由黨授予，是上級領導授予”的狀態，“應該按憲法、選舉法的規定和精神，採取民主選舉的方式產生，而不能採取民主協商的方式產生”；“還政於民”之外，還要“還富於民，藏富於民，放手發展為民造福的民營經濟”；“黨內民主是克服黨在當前所面臨的危機的最佳選擇”，“從允許黨內存在多派制 入手”“先在黨內建立三權相互制衡的體制”；最根本的是要改變一切“處在黨的絕對領導之下”，“權力不受限制的政治體 ”；——提出這些訴求的是一些黨內外老幹部、老專家，是所謂黨內外“民主派”，而這樣的訴求的公開發表，自然是意義重大的。

普通的民眾雖然沒有發表這樣的公開宣言，卻用行動為爭取自己的權利而鬥爭：這或許是意義更為重大的。

《南風窗》2008年年底，在公佈的《2008：為了公共利益年度榜》裹，破例評選了三大“群體”：綱民，志願者，集體維權者。其實，這三大群體早巳存在，集體維權已經成為底層民眾維護自己權利的重要手段，為世人所矚目，志願者與網民則是到 2008年才顯示出其政治、社會參與的力量，於是，就有了這樣的評說：“2008年，中國最感動外部世界的，一是5．12地震當中，民間所表現出來的主動參與和救援，中國志願者的形象被確立並認可；二是互聯網上表現出來的民意對地方政府的監督的壓力，網民儼然成為具有政治參與能力的獨特群體。這兩點，為中國在世界上赢得了廣泛的正面評價”（本刊編輯部：《制度空間裹的群體》，文载《南風窗》2008年 26期）。

我們因此可以說，2008年是民間三大群體登上中國歷史舞台的一年。

這樣的“登台”具有怎樣的意義？我在關於汶川地震和奧運會的演講中，都反復講到“長期以來，我們盛行一個觀念，或者說被灌輸一個觀念：每個人只要做好本職工作，管好自己的事，而把公共事物放心地交給‘公僕’，交給政府去做。這背後是一個政府及其官員管理、主導、壟断一切的邏輯。這就在實際上把公民視為被管理者，置於公共領域之外，這是變相的對公民權利的剝奪，並且造成了對人的生命發展空間的擠壓，限制，甚至不允許公民在公共政治和精神空間發展，就只能在個人的，物質的有限空間裹求發展。這就是這些年許多人，包括年輕人，變得越來越物質化與個人化，‘咀嚼着身邊的小小悲歡，而且就看這悲歡為全世界’（魯迅語），其中內在的，體制的原因”。而這樣的國民精神的物質化，個人化，對公共事務從被迫到逐漸習慣的冷漠，即使想參與也找不到途徑和方式的狀況，又反過來成為黨和政府壟斷權力的極權體制的社會基礎。應該說這些年人們一直在尋找改變這樣的狀態的途徑，作了很多的努力，這些努力積累到 2008年，終於有了一個標誌性的突破：許多公民，許多年輕人，不只關心自己的本職，學業，更以志願者的身份，關心、參與 2008年汶川地震和奧運會這兩個國家最大的公共事務，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體育事件；而網民的政治參與更是意味着普通民眾終於開始自己起來維護公共利益，並開始和早就有一定基礎的維權運動結合起來：這些都顯示了一種公民意識（權利與義務意識）的覺醒，並且開創了公民參與的新方式，新的可能性，開始形成一種新的社會力量，這正是人們期待已久的“第三種力量”。長期以來，在中國社會運行，管理格局和機制裹，只有一種力量，就是黨控制的國家機制的力量，黨和政府是“唯一者”，這是毛澤東時代的極權體制的基本特徵。經過三十年改革開放，出現了市場機制，市場力量。這是一個歷史的進步。現在，終於出現了社會的力量，社會組織的力量，這又跨出了決定性的第二步。民間社會所表現出的這樣空前的活力，如論者所說，正是標誌着“中國公民社會的要素正在成長”，顯示了出現國家、市場、社會三種機制、力量互動和相互制約的全新的格局的某種可能性，這自然是令人鼓舞的。

2008年，以及在此之前網民的突出表現（人們津津樂道的是：重慶最牛釘子戶、山西黑磚窰案、廈門 PX項目緩建、華南虎照片風波、汶川大地震中國紅十字會捐款風波等一系列事件），讓人們感受到了“網絡問政”的力量。首先，它有利於突破新聞封鎖，通過網絡追問，揭示被着意遮蔽的真相，同時也是直接提出申訴，表達民意，實行輿論監督的途徑，在缺乏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的現實裹，虛擬世界的自由儘管有限，畢竟是一個突破。其次，網絡也是社會動員的便捷工具，在不具有結社自由的中國，同樣也起着某種組織的作用。如前文所說，言論、出版、結社自由，是當權者為維護一黨專政而不肯讓步的三大“硬”手之一，面對這樣的嚴禁，人們長期以來幾乎是束手無策，現在，終於在網絡這裹，找到了一種突破的可能件。

志願者中，我更看重的是青年志願者。長期以來，人們對中國的被稱為“80年後”和“90年後”的年輕一代有許多擔心，憂慮，但在 2008年他們突然成了志願者的骨幹力量，並且以其出色表現使得人們刮目相看，用我在汶川地震的演講中的話來說，他們在歷史的這一瞬間成長了，他們已經接班了，並且被世人所承認了。在這個意義上，2008年也是中國年輕一代登上歷史舞台的一年，其意義不可低估。

志願者的可貴在於理想主義的精神，這是理想主義者的一個聚合。理想主義的喪失，也是人們視為中國精神危機的一個重要方面。但這樣的狀況正在改變。這也是我多次談到的：在中國基本上解決了溫飽問題以後，就會有一部份人轉而追求精神的發展和滿足，追求新的價值理想，生活理想。志願者的可貴就是把這樣的理想追求變成了集體性的有組織的行動，這就在現有的主流價值體系和主流社會結構中，加進了一個異數。正像我在《和志願者談生活重建》裹所說的那樣，“在許多人按消費主義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時，我們選擇另一種價值，另一種生活方式，這實際是不公開對抗下的對抗，用行動來開創另一種可能性”，志願者“實際上是在進行新價值、新生活的實驗，可以說是新價值，新生活的先行者”。同時，每一個志願者組織都是一個小的公民社會，一所公民大學堂，在這裹培育新的公民文化，同樣也是在促進“中國公民社會要素的成長”。我引入了哈維爾的概念，把它叫作“存在革命”：“從改變自己的生活開始，從改變自己的存在做起，以建設你自己作為建設社會的開端”。其意義也同樣不可低估，影響將是深遠的。

2008年的集體維權在年底有了一個標誌性的事件：11月 3日重慶八千多名出租汽車司機集體罷工導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和出租司機代表的對話，並由電視台向全國直播。這就是人們所說的“政治精英和勞工階層的直接對話”，而且直接導致了出租汽車司機工會的成立。這一事件能否如論者所說“寫入共和國的歷史”，還有待時間的檢驗，但畢竟發生在這塊土地上的改變已經開始了。

當然，我們對這樣的改變也不能給以過高的評價和期待。有三點必須考慮，首先，所有這些在中國看來或許是破天荒的改變，卻是二十一世紀的正常社會應該具有的東西，因此，我們開始有了這些改變，不過是說明這是中國正常化的表現，如果以此來誇耀，不僅可笑而且可悲。其次，還要看到另一方面的事實：官方對網絡的監控、打壓、誘導，從來沒有停止過，而且有不斷强化之勢；官方在志願者形成力量以後正在加强對志願者的利用與領導，試圖將其納入主流意識形態與主流社會結構中，志願者的“志願”性質面臨被扭曲與消解的危險；而官方和維權者的對話，基本上是“聽取意見”，還不是民眾和政府的“談判”——我很贊成秦暉的觀點：“最好的出路就是民眾有條件和政府討價還價，讓政府承認自己哪些做得到，哪些做不到。當政府為自己牟利的事情做不成，為民眾做的事推不掉，離民主政治就不遠了”。正因為只是聽取意見，主動權完全在官方，因此，在出租汽車司機的罷工同時，四川、重慶兩地中小學教師的大規模的罷教（罷工、罷教都首先在四川、重慶爆發，大概是應着“天下大亂蜀先亂”的古話），就沒有那麼幸運，陷入了寸步難行的維權泥沼中，或許在中國現實中這是更有代表性的。其三，我們也不能忽視這些群體自身的弱點：網絡本身就是一把雙刃劍，網民的意見也是複雜的，其在 2008年的表現，既有理性的參與和監督，也有被煽動的非理性的民族主義；而志願者的組織與行動，在中國現行體制下，是不能離開政府的支持的，如何 建立和政府之間的健康關係，既獲得支持，又防止被收編就是其發展中的一個難題（参看錢理群《我的兩個提醒》，文收《致青年朋友》）。正是基於以上三個方面的觀察與考慮，我完全同意這樣的估計：“作為政府主導的社會，民間已經表現出前所未有的生力。但，還没有達到公民社會的水平”，距離“以公民社會築就國家的根基”的目標，還有很多的路要走（《制度空間裹的群體》）。

三大群體的出現與在 2008年的表現，說明中國底層人民和年輕一代的公民意識已經開始覺醒，他們已經開始自覺地，又是充分理性地自己來爭取憲法所規定本屬於他們自己的權利而鬥爭；這本來是中國改革發展到今天必然出現的趨勢，而且是推動改革繼續健康發展的新的巨大動力，但它也必然要觸動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前面所說到的對這三大群體的漠視，打壓和利用，就可以看作是既得利益集團為維護自己的利益所採取的對策。如果這樣的對策，成為國家的實際政策，就會帶來極其嚴重的後果。因為在杜絕理性的維權行動以後，非理性的反抗，就成了民眾唯一的選擇，即所謂“官逼民反”。

這就是 2008年頻頻發生的群體性惡性事件所發出的警告。人們發現，無論是貴州瓮安事件，重慶萬州事件，安徽池州事件，還是甘肅隴南事件，浙江瑞安事件，四川大竹事件，都有三個鮮明特點，一是最後聚集的絕大部份示威者都與案情沒有直接關係，是所謂“無直接利益衝突”；二是事件的最後矛頭都指向黨和政府，成為“官”和“民”的直接衝突；三是事件都最後導致暴力，而群众暴力又往往是地方官員處置不當，以至濫用警力所致。這裹所透露的信息是嚴重的：一方面，底層民眾，作為中國特色的集權改革造成的社會不公的利益受損者，這些年逐漸覺醒，就產生了越來越强烈的被剝奪感，這就意味着原本可能潛在的群體利益矛盾正在逐漸顯化，成為被意識到的社會利益矛盾，而中國政府，特別是中國地方政府，在這利益的博弈中不僅自覺站在强勢群體這一方，而且自身就是一個既得利益群體，再加上中國的體制本來就是黨領導一切，自然也就要承擔一切責任，政府事實上已經失去了超脱於社會利益紛爭之外的中立調節者的“防火牆”功能。相反，底層民眾將其不滿集中到地方黨和政府及地方官員身上，一切利益衝突都變成“民”與“官”的矛盾，幾乎成了必然。這樣，就在底層社會鬱積着巨大的怨憤，但普通民眾作為一個弱勢群體，不但幾乎沒有任何利益表達途徑，而且沒有任何宣洩不滿的渠道，一旦出現突發事件，就很容易由旁觀者變成參與者，借機發洩對官方的不滿，而且極容易演變為暴力反抗。

另一方面，正如論者所分析的，“在目前中國這樣自上而下的壓力體制下，基層政權為了完成上級分配的各項任務及眾多的一票否决指標，就不得不採取强化政權機器等手段來填補社會動員資源的缺失，基層幹部的行為出現强制的暴力傾向”。當然，最根本的是，地方政權的利益化，它就必然將國家的司法權力地方政治利益化（能够這樣做，自然又和司法不獨立的體制有關），從而不顧中央政府的限令，自行其是，將自己的管轄區不同程度地變成一個個的“獨立王國”。對上消解中央政府的權威，對下完全無視民情民意，在這些“威虎山”裹的“座山雕”眼裹，民眾的一舉一動都是“敵情”，一旦出現突發事件，就首先斷定有“別有用心的敵對勢力”在操縱（這幾乎是極權體制下所有官員的思維定勢，各級政府都是如此），如果進一步發生騷亂，就必定出動警力，實行“專政”了。因此，2008年的群發事件實際上是集中反映了中國極權體制的問題，矛盾與危機的。（參看於建嶸《社會洩憤事件反思》）

這裹，我還想講一個從中反映的中國社會心理危機的問題，就是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都存在着一種不安全感，這也是我經常提到的，當今的中國，有一個全民族的不安全感：上至黨和政府的领導無法擺脱權力的合法性危機，執政地位的危機在心理上造成的壓力，中至各級官員和國營企業老闆為自己參與了利益分配，随時可能在黨內鬥爭中以“清除腐敗”之名被拋出而惶惶不安，而他們直接面對民眾的與日俱增的不滿也常常舉止失措，私營企業大款也為自己和官員不清不白的關係，以及政策随時可能的變動危及自己生存而心懷疑懼，下至普通老百姓為層出不窮的突發公共事件（2008年就有上半年的火車相撞，下半年的毒牛奶，等等）而產生衣、食、住、行全面不安全感而驚慌無助，還有相當一部份底層民眾為自己的基本生存而苦苦掙扎，這樣，儘管經濟上获得了長足的發展，却因為缺乏安全感，并没有给全民族带來真正的幸福感：這大概也是“中國特色”。

同樣矚目的還有全民族的不信任感，民不信官、官不信民不說，各階層之間因為利益的衝突也互不信任，連醫生與病人之間，老師與學生、家長之間，以至家庭中父子、母女之間，都相互不滿，時時引發暴力事件。人與人的關係從來沒有像今天的中國這樣緊張，混亂，失據。信任感的全民範圍的喪失，意味着全社會團結、和睦基礎的脆弱，以至喪失的危險。這都孕育着巨大的社會危機，随時可能引發社會的失控與暴亂。2008年的汶川地震曾經出現過“萬眾一心”的局面，使絕望中的人們看到了希望。但當時我就說過：災難過後，“回到原來固有的生活裹，我們會不會故態復萌，又恢復了那個自私的，頹廢的自我，那種冷漠的、互不信任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那樣一種僵硬的、官僚化的、非人性、反人道的權力運作”（《當今的中國青年和時代精神》）。當時我說這是杞人之憂，後來的事實卻表明，我的話不幸而言中。大概到了奧運會之後，特別是發生了“毒牛奶”事件，當局在汶川地震和奧運會的得分幾乎全部喪失，不安全感和不信任感重又籠罩全民族的心靈。

這一切當局並非不知，如何預防這樣的群發惡性事件蔓延，成為全局性的動亂，這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發展的迫在眉睫的問題。在不願意放棄根源性的一黨專政的情況下，當局的應對方法之一，是一面對採取暴力的民眾“依法嚴懲”，一面對地方官員施壓，於是就有了 2008年的對出事的幹部的“問責”之風。但這並不能根本解决問題，也是明顯的事實。於是，就有了這樣的思路：“應建立或開放對社會不同群體的利益表達機制，要許可農民、工人和社會其它群體形成自己的利益表達組織，例如工會，農會，商會等等”，即所謂“利益組織化”。論者指出，“就目前的中國而言，讓民眾有自己的利益組織，不僅是他們的基本權利問題，而且對社會長期穩定發展是有益的。因為，民眾有能力主張自己的基本權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處於强勢的資本所有者和公共權力掌握者對民眾的侵權行為，使社會處於相對均勢”（於建嵘《社會洩憤事件反思》），而在“發生利益衝突，出現社會危機時，可以參與談判，既代表民眾爭取合法權益，又可以將群眾的不滿引向理性的軌道，避免政府和民眾的直接的非理性的對抗，起到矛盾緩衝器的作用”（參看錢理群《對貴州和西部發展的一些遐想》，文收《那裹有一方心靈的淨土》）

誠然，在目前的主流意識中，仍然把群眾的自治組織視為對現行政權的挑戰，因此，如何最大限度控制社會組織資源一直被視為最重要的工作方向，但也要看到，在彈壓群體惡性事件的社會、政治成本越來越高的情況下，在一定程度上允許工會、農會、商會這樣的社會組織的成立，逐漸放鬆控制，用有組織的和平協商、談判的方式理性地來解决日益尖銳的社會矛盾的可能性還是存在的。如果這樣，就會在結社自由問題上有一個新的突破。再加上網絡監督與國內外的壓力，在言論自由方面的鬆動，那就會對民眾的參與創造一定的條件。

這樣，就有了對 2008年的經驗和三十年改革經驗的另一種民間的總結——

“中國的改革路向，就是要讓公開的民意成為改革的動力和主導力量，使改革從體制內的 ‘關門改革’轉變成全社會的 ‘陽謀’，經由民意的充分表達來形成關於改革的決策和推動改革措施的落實。（這就意味着要改變完全由執政者主導，壟斷改革的制訂權，解釋權與執行權的，單一的自上而下的改革，使民眾也擁有改革的參與權，解释權，監督權，實現自上而下的改革與自下的改革的結合——錢注）

“中國的改革路向，還必須是 ‘堅定的漸進改革’。這種改革在策略上是渐進式、費邊主義的，但在改革意志上則是始終堅定的，只要環境、時機適合，就不斷地從外圍改革突進到內部核心的改革。

“中國當前的改革路向，還有一個重要一點，是對權力過於集中的執政模式的改革要進行反思。（“執政模式的改革”有兩大特 點，一是前面所說的對改革權的壟斷，二是以鞏固執政地位與權力為改革的動力，第一要務和目的——錢注）。中國歷朝歷代一直有加强中央集權的衝動，甚至很多 ‘變法’的主要內容就是加强中央集權。權力集中的體制既可以搞改革，更可以借‘改革’之名進行公開的掠奪，如果權力過於集中又得不到有效的監督，那麼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改革結果就可能是‘權貴資本’。

“如果統治階層成了一個盤根錯節的利益集團而缺乏改革意願，那麼就存在兩種可能性，一種仍然是和平的，通過民意的積累、民意的主動擠迫來使這個集團內部出現裂縫和不同聲音，進而通過當局與民意的對話與妥協來推動擠牙膏式的改革；另一種則是政權替代型的社會革命。中國歷史上成功的改革不多，成功的暴力革命很多，暴力革命之後當然還是要搞新政，但這種新政的社會代價太大。為了避免社會轉型出現巨大代價，就必須擴大民眾對社會轉型的參與度，努力促成政府與社會之間的合理佈局”。（莊禮偉《讓改革從體制內走出來》）

“相較於國家或者政府而言，每一個具體的有血有肉有力氣的國民才是社會價值的真正創造者”，必須“將原本屬於民眾的還给民眾”，“必須在政治建設方面還政於民，使一切權力在陽光下進行（這就必須保證民眾享有憲法規定的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選舉權，表達自己意志、意見的集會、游行示威自由，並實行司法獨立——錢注）；在經濟建設方面還富於民，政府不再身兼‘二員’（運動員，裁判員），與民爭利（這就必須根本上放棄“低人道、低民主，低福利”的改革模式，對政府實行“限權”與“問責”——錢注）；在社會建設方面允許社會成員充分自治和自組織，視社會組織為政府組織的必要救濟（這就是在結社自由上要有突破，特別是要使處於弱勢地位的工人、農民等底層民眾有自己的自治組織，以有組織、理性地維護自己的權利——錢注）；在文化建設方面賦予社會充分的創造自由（這就必須首先在言論自由與出版自由上有新的突破，這是創造自由的前提和保證——錢注）”。（熊培雲《“五有之鄉”的國家倫理》）

總結之外，還有這樣的警告——

“人的本性往往是‘不見棺材不落淚’，雖然形勢嚴峻，但在現有體制還可以維持的情況下，根本性的自省和革新的可能性是越來越小了，特別是今年（2008年）以來，全民大眾都加入到自我辩護、自我標榜的民族主義大潮中，聽不進任何逆耳忠言。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要走什麼樣的路，旁人很難阻擋。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很多時候即使你知道會有悲劇發生，但你無能為力。”（趙灵敏《‘北京共識’的现在和未來——專訪耶魯大學金融學教授陳志武》）

這警告不僅是對執政者，也是對相當一部份知識份子和國民的：一個民族，在面對危機時，卻自我感覺良好，拒絕自省和革新，是十分危險的。這個危險因 2008年的所謂“一個接一個的偉大勝利”和對 2008年經驗和改革開放經驗的錯誤總結（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有意的誤導），而越發嚴重了。

（五）

這篇總結實在寫得太長了，但還有三點意思要略說幾句。

我們已經提到了中國的知識份子，他們在 2008年的表現也是引入注目的。於是有了這樣的告戒：“我們的知識階層對底層政治的無視到了理直氣壯的地步”（於建嶸《底層社會的權利邏輯》），“學界的左、右派還在不斷地為政府部門消解社會壓力。右派講這些福利要求是不應該的，政府用不着承擔這些責任；左派說限制權力是不應该的，政府的權力應該擴大”，“如果左派不停地對政府問責，右派不停對政府限權，政府就會有改革的動力”，“如果相反，左派為其擴權，右派為其卸權，當然政府就越來越不想改革，而且自我感覺越來越好”（熊培雲《為有未來，討價還價》）。——這大概就是 2008年的現實寫照吧。

但我們在這裹不準備就各類知識份子在 2008年的表現展開討論：它過於複雜，我了解的情況很少，也無法展開。我只想留下兩条在网上看到的材料，以備他年自己或他人研究時參考，也算是為 2008年的某種知識份子典型存照吧。

一是某官封“大師”的“含淚勸告”。汶川地震後人們發現，校舍倒塌最多，孩子犧牲最大，顯然學校工程建設上存有腐敗現象，因此，引發了問責，一些遇難學生的家長向政府請願，卻遭到彈壓。這時候，某“大師”挺身而出，“勸告”這些家長。不要讓找不到反華藉口的西方媒體又開始進行反華煽動”。名為“勸告”，實則把“為西方反華勢力提供口實”的罪名橫加在遇難學生家長頭上：這本是中國當局在鎮壓群眾反抗時慣用的手法，但在地震的特殊时刻也不敢公然運用，現在由”大師”主動問罪，真是配合的再及时不過：一個“幫忙文人”的新典型也就永遠留在歷史的耻辱柱上了。

二是在中國部份網民在網上發動對西方的抵制運動，海外留學生因西方某些媒體和政府抵制奧運會而發動了大規模抗議游行以後，某大學的某教授發表了一篇題為《當前形勢與中國左翼的任务》的演講——一

“關於當前這次愛國運動的啟示和意義。從性質上講，這次運動與五四運動具有同樣的救亡性質，同樣是自發的、覺醒的反帝爱國民主運動。但是與五四不同的是，五四是中國知識份子的‘換皮運動’，脱中入西。但是此次運動，是東方文化的復興，是對西方文明的批判，中國将不仅自己擺脱苦難，也將為全世界找到新的道路，為人類做出大貢獻。東方文明的復興需要左翼政治力量，现在世界正處在文明轉型期，西方文明已經不能給人類帶來先進的生活方式，當其他政治力量都在聲色犬馬，權力壟斷、金錢交易時，左派提供了一種全新的文化。這也要求，我們所有左派同志，要乾乾淨淨，務必保持清清白白。中國現有三種政治力量：政府內的官僚力量、以自由主義買辦為代表的右翼力量、左翼力量。前兩者已經被收買，為了中華民族不再淪為最後一個消失的文明古國，我們要團結在左派這裹。

“這次反帝愛國民主運動是人民群眾覺醒的標誌，這將是中國歷史的轉折點。從意義層面分析，第一，它讓中華民族意識到已經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次運動後，全國都在反思，第二，這次運動，還很可能避免了一場奥運革命，因為人民群眾的覺醒，西方帝國主義暫時放棄或推遲搞顏色革命的計劃。民眾抵制家樂福之前，法國威脅我們，抵制之後，法國馬上改變了思路。這就說明了問題。第三，這次運動暴露了所有右派的本質，就是反民族反民主的本質，民眾捍衛自己的利益被右派說為 ‘民粹’，民眾發起愛國運動被說成‘狹隘的、極端的民族主義’。

“關於這次左翼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台的背景。此次運動顯示出洋奴右派已經被歷史所淘汰，愛國左派作為領導力量登上了歷史的舞台。左翼代表了人民意志，反映了時代需求。任何其它政治力量都不能滿足人民意志，只有左翼能够領導這次反帝愛國民主運動。在西方的重壓下，人民群眾自發地在網上開闢了一個舞台空間，反對西方的壓迫，但同時他們需要形成秩序和方向，需要有序地引導這次運動。中國左翼人民力量登上歷史舞台是中國殖民化改革的必然結果，殖民化使得全民族都被掠奪，被奴役，中華民族與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必然加劇。最近有三件事需要關注，首先是允許外資控股中國銀行業，這將意味着一些重大國家主權的喪失；另外‘台灣公投’本質就是分裂，但我們無勤於衷；在西方建議下接受與達賴喇嘛談判，讓西方反華勢力的一片狂歡。這些都是我們經濟殖民化加劇的體現。

“關於目前這次爱國運動的前景。短期內來看這次國內的爱國運動很可能會以義和團式的悲劇命運而收場。因為當前我們又陷入了晚清的循環怪圈：‘洋人怕中國老百姓、中國老百姓怕中國官員、中國官員怕洋人’。這個怪圈中有三種組合選擇，第一就是中國政府和中國老百姓聯合抵抗洋人，這就是毛澤東時代的做法，也是當前中國左翼的想法；第二就是中國政府聯合洋人對付中國老，從慈禧太後到蔣介石都是這麼幹的，這也是當前政府內買辦官員的想法；第三就是洋人聯合中國老百姓對付中國政府，像這次 ‘CIA’在西藏所做的一切，這正是西方反華勢力在中國搞颜色革命的想法。現在來看，第二種可能和第三種可能都在上演，我們左翼要做好準備，當國家不可避免地出現混亂的時候，要發揮毛澤東思想的威力，把第三種可能引向第一種可能，我們左翼政治力量的目標就是要將中國從任人宰割的‘肥大國家’變成獨立自主的‘强大國家’。

“關於愛國左派的歷史任務。第一，我們仍然要反對‘帝國主義、官僚買辦資本主義、封建主義’三座大山。歸根到底，我們要堅信毛澤東留下來給我們的政治遺產，防止篡國右派及洋奴走狗‘消滅’我們。這次的運動教育我們，只有你鲜明的打出愛國主義，才能成為群眾的領導。第二，要解決從思想上為人民服務的問题，我們左派同志要擺正與人民群眾的關係，要時時想到我們能為人民做點什麼，而不是我們利用人民幹什麼。我們要知道人民群眾需要什麼，才能领導人民。說到底就是一切從實際出發，而非從本本出發。第三，要擔負起人類發展的使命。中國人民的長遠利益是與世界利益一致的。現在的糧食問题已經使得人類陷入了一場危機，粮食战争的可能在增大，我們要為人類提供一種先進的生產方式，避免出现人消滅人的慘劇。第四，順應人民的需要，開展肅清洋奴漢奸、洋奴買辦的運動。我們要整理漢奸和洋奴走狗名單，整理他們的言論，從道德壓力、政治壓力到暴力壓力。在各大綱站上，要建立針對漢奸的‘耻辱柱’。第五，要加快揭露他們反民族反民主的本質，我們要利用短暫的歷史空間，同篡國右派和洋奴走狗們爭奪人民群眾。

“關於當前的時政局勢。中國社會進入了動盪期。首先，在政治上，這是由國內外矛盾決定的，國外油荒、糧荒加劇，國內洋奴及右派們在經濟改革上與人民為敵，在政治改革上與政府為敵。西方與右派漢奸聯合起來，不會坐等一個强大的民族主義政府。這都增加了中國出現街頭顏色革命、甚至軍閥混戰的可能。其次，在經濟上，境外游資和境內游資洗劫百姓，外資熱錢在逐漸控制中國產業和金融業後通過有效拉高中國資產後，變現資產離開，造成中國經濟的危機。第三，從文化角度看，市場化是個工具，但不能把它倫理化。現在社會價值觀表現出麻木沉淪，文化不能蘇醒，很可能就會滅亡。現在各種政治力量角力的關鍵在於，誰能够提供先進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大眾時代帶來大眾經濟大眾文化，這是新的文化復興運動的基本內容。網絡為新的大眾政治提供了物質條件。第四，從社會矛盾看，外資的掠奪必然加深內資對窮人的掠奪。現在高層正在出現兩種聲音的端倪，有人代表西方文化，要搞‘三不足’，愛講普世價值，胡總書記强調改革不能丢掉老祖宗，吳邦國强調中國的政治制度與西方的政治制度有着本質區別。在最近的問題上黨中央與左派民眾的判斷是一致的，西方抵制奧運是有計劃的陰謀，所以我們要團結在以胡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

當然，如何看待網民的抵制和海外留學生的抗議行動，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知識份子中有不同評價，是正常的。對運動的意義的任何判斷，如某教授斷言的這是具有和五四運動同樣偉大意義的運動，是“中國歷史的轉折點”等等，絕不是某教授說了就是的，那是要留待歷史檢驗的。因此，某教授對網民和留學生抗議運動的意義、價值的分析，不準備在這裹作評論。

我感興趣並覺得可以作為一個典型留存的，是某教授的自我身份的認定：一是自命“愛國左派”，“人民”代言人，自稱是唯一的“領導力量”，不但要領導“愛國民主運動”，還要引領“東方文化復興”，為全世界的發展指出“新道路”，儼然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領袖，中國與世界的救世主，這是當年毛澤東的夢想，現在在某教授的“愛國左派”這裹復活了。但最後真意露出：號召“團結”在“核心”周圍，那就連“諍臣”也不如（“諍臣”還要提出諷諫），不過是又一類“幫忙文人”罷了。“團結”在“核心”的周圍幹什麼呢？據說是要和政府“聯合抵抗洋人”，這就連“核心”的心思都弄不明白（“核心”早就宣佈和“美帝國主義”有着“共同利益”了），一廂情願得過於離譜了。還要大談“高層的兩種聲音”，難道就不怕被安上“分裂中央”的罪名，塞上一堆“馬糞”嗎？真是利欲薰心，昏了頭了。但某教授還揚言要對他所說的“右派”施加“暴力壓力”，說白了就是要濫殺異己，這又露出了“幫兇”的猙獰面目。——魯迅在上一世紀三十年代發現了知識份子中的“幫忙文人”、“幫兇文人”和“幫閑文人”這三大典型，現在在二十一世紀當今中國都有了傳人，不過這些傳人的表演越來越具有喜劇、鬧劇色彩，說明已經走到“末路”了。但自我感覺卻如此良好（“自我感覺良好”大概是 2008年的“流行病”），那麼，我們又可以將某教授的“愛國左派”稱為“末路英雄”了。

關於 2008年知識份子新典型的話題就到此為止吧。還要說說 2008年的另兩件大事：台灣和美國的選舉。對這兩次選舉我最關注的，是其所顯示的民主選舉所具有的“糾錯機制”。而這恰恰是中國現行體制的一個致命弱點，像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的錯誤，1989年大鎮壓的錯誤，儘管廣大群眾，以至幹部早就有了共識，卻不能依靠制度的力量進行糾正，連提出批評都要遭到無情鎮壓。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是通過黨內鬥爭的非常手段解决的，似難以重複，而 1989年的錯誤，至今還是嚴禁談論，糾正更無從說起，只能作為“歷史遺留問題”懸置。而這樣的歷史懸案是會越背越重的，這才是真正的破壞安定團結的隱患。

我並不贊成將民主制度理想化，當今台灣的許多問題都暴露了民主制度的某些弊病，需要不斷進行調整和改革，但像台灣這樣，先通過紅衫軍運動顯示民意，最後通過民主選舉的制度，和平、理性地實現執政者的更替，並依靠獨立的司法來依法處理陳水扁的腐敗問題，這是能够給我們以啟示的。而國民黨的命運：當年因失去民心而失去執政地位，經過自我革新以後，又得到民意支持，而重新獲得執政地位，更說明一切由民意决定的民主選舉對執政者也是一個促進自身不斷變革的動力，並不會因為一時失去執政地位而永遠失去執政的機會。在我看來，台灣實行的民主選舉和司法獨立應該是中華民族近百年來爭取民主、法制鬥爭的一個重要成果，將會產生深遠的影響。

最後，還要說的是，2008年遺留下來的兩個問題，需要我們在 2009年繼續觀察與思考。

首先是從 2008年下半年開始的中國經濟下滑的趨勢，在 2009年將會有怎樣的發展、變化。人們最為關注的，是農民工和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問題產生的兩大失業群體。要知道，新一代的農民工都是從小讀書，由學校直接去城市打工的，他們沒有任何農事經驗和能力，而且他們已經接受了城市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因此，即使失業也不願意或無法在農村安身，如果又不能進入城市，那麼他們中的一些人就極有可能流入一直游蕩於城鄉之間的流民隊伍中。而城裹的大學生都是在消費主義價值觀教育下成長起來的（我早就多次說過，這是中國教育的一個嚴重失誤），他們對於貧困生活幾乎沒有任何承受力。在因失業而失去基本生活保障以後，一部份將加入“啃老族”，也有人會成為城市流民。這樣，從城鄉兩個方面都會促使已經存在於中國底層社會的流民隊伍的迅速擴大和蔓延。而中國的歷史早已證明流民的破壞力與顛覆力，這是必然加劇社會的動盪的。因此，如何“保就業”，就成為 2009年關係社會和政權穩定的全局性的問題，這就是當局提出 2009年必須保證中國經濟的增長率達到8％的內在原因。在全球性和國內日趨嚴重的經濟危機的情況下，能否達到這樣的高增長，是誰也沒有把握的。因此，2009年中國經濟狀況，以及經濟問題將會引發怎樣的政治、社會問題，將會對中國的改革，未來的發展產生什麼影響，這都將是人們關注的重心。

2008年年底進一步凸現的全球經濟危機，在 2009年的發展變化，這自然是另一個重點。

我以為更應該關注與思考的，是全球性的經濟危機對世界格局將會產生怎樣的影響，會產生怎樣的新格局，中國和美國的關係將會有什麼變化。在 2009年初，我們就得到這樣的信息：美國新上任的國務卿宣稱，中美關係“對美國未來的和平、進步和繁榮都是至關重要的”，並以“同舟共濟”來概括中美關係（《北京青年報》 2009年 2月 15日報道）。中美之間的這種“靠近”趨勢，對世界格局的變化，以及對中國國內的影響，都是極應注意的。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無法作理論的研究與判斷，只能作為一個關心這些問題的公民，從旁觀察與思考了。

2009年 2月 7日一 2月 16日

後記

在 2009年初編這本僅供自己和少數朋友看的書，有兩個用意。

一是給自己七十歲生日作紀念，可以說是送給自己的一個禮物。此書的第一篇《 1999年總結——寫在世紀之交》寫於 2000年 1月 1日至 2日，而 1999年我正好六十歲。當時就作了一個決定：以後每年年初，都要寫一篇總結性的文字，把剛剛過去的這一年，自己的遭遇，所看，所思所想，都如實地記錄下來，以“立此存照”。這首先是一個自我存照，如實地記錄自己的生存狀態，精神狀態，自己的歡樂，痛苦，煩惱，憂慮，以備今後回顧與反省，也為後人留下一個歷史轉型期的普通的良知未失的知識份子真實的身影：他的命運與思考。

另一方面，這也是一個全球化時代的中國社會的存照，前幾天我還和一位老朋友說起，我和我的同代人有一個特點，就是始終把個人命運和國家、社會命運緊密聯繫在一起，因此，我們天生地關心世界大事，國家大事，關心政治，並且總在滿懷着焦慮地緊張觀察，思考。前面說的“所看，所思所想”，很少是個人的私事，更多地是世界的國家的大事，特別是政治上的大事。即使是個人的遭遇，也總要努力揭示背後的社會、體制的原因。因此，每一篇總結，其主要內容都是這一年國際，國內大事在我心靈、思想上的反應，我的觀察，思考，分析，判斷與預測。這些分析、判斷當然具有强烈的個人色彩，不是嚴格的學術研究，但因為是對剛剛發生的歷史事件的即時反應，可以說是一種現場記錄，因此，就具有了史的價值，我自己也是十分認真地把它當作一種時事評論，一種歷史記載來寫的，我的許多在學術著作和公開發表的随筆裹不能包容的思考，就都借這樣的年初總結的形式得到表現與發揮。

這樣的總結的最大特點就是“不公開性”，它從一開始就不準備公開發表（只有極個別的文章後來經過删節發表了），這樣才能保持最大限度的思考與表達的真實性。我曾經多次引述魯迅的話，說我們現在公開發表的文章都是被閹割過的，不僅編輯、總編輯要對它動手術，我們自己也要抽去幾根骨頭，讀者所能看到的，都是沒有骨氣的閹人的文章。可怕的是，這樣的政治上的自我保護成了習慣，私下寫作，包括日記，也都這樣自律自殘，遮遮掩掩。

為保存這樣的被閹割的歷史真相，我將自己的文章、著作被删改的情況，都——記錄在案，也是“立此存照”。（另編有《錢理群教授學術敍錄》、《學術敍錄續編》、《删餘集》、《删餘集續編》四書，可參看。這都是響應魯迅的號召，作為“文禍史”的一部份而記錄在案的）同時，我在寫這些總結文字時，一開始就給自己定了一個規矩：無論如何，也要寫出自己真實的想法，而絕不顧及是否犯忌，犯戒，犯禁，那怕因此付出某種代價，也在所不惜。我們這一代人活得實在太窩囊，一輩子都在看着別人的眼色，按照體制的要求，說大話，套話，廢話，假話，做違心的事和文。現在老了老了，活到六、七十歲，如果還不放鬆一點，解放一下，說真話，說自己心裹想說的話，就太對不住自己了。我要最大限度保存一個真實的自我。

我當然知道自己的總結的局限性。因為所討論的問題，都超出了專業的範圍，儘管我也努力地利用自己專業的資源，特別是魯迅的思想資源，但這畢竟不是專業的研究。如我多次所說，我是以一個公民的身份，對公共話題發表自己的意見，其學理性不足，粗疏，片面，是顯然的。而且是對剛剛發生的歷史事件作現場觀察，即時分析，這和有着時間和空間距離的歷史研究是不同的。特別是在我們現行體制下，信息不公開，不透明，我們常常是在情況不完全明瞭的情勢下做出判斷的，再加上我的個性，雖不乏敏感，卻易走極端，這樣在每年總結中所作出的判斷與預測，常有不準確，以至失誤之處，是難免的。而且，坦白地說，我倒反希望我的那些從最壞方面作想，因而顯得特別嚴峻的判斷，是我的“杞人之憂”，如果真的不幸而言中，對我們國家與社會都是不幸。

但這樣的普通公民的現場觀察，非專業的分析，即時性的判斷，也自有其意義，並且是有距離的專業的歷史研究所不能替代的。即使是判斷的失誤，也是可以供後人研究的：其自身就是歷史。因此，我在編輯此書時，定了一個原則：絕不根據事態以後的發展和今天的認識，對每年所寫的總結作任何修改，讓其保持寫作時的原貌。

我就本着這樣一切求真存真的原則，每年一篇至數篇，從六十歲寫到七十歲，時間跨度長達十年，因此，命名為《知我者謂我心憂：十年觀察與思考 1999—2008》，而從 1999— 2008年這十年，對我個人和整個中國與世界都是極不平常的：自己經歷了由在職到退休的生活的大變化，而中國與世界則發生了從二十世紀到二十一世紀的大跨越，這其間所發生的事情，變化，是極其複雜，豐富的。我這樣的“一個人眼裹的十年世界與中國”，也因此獲得了某種政治、思想、社會、文化史的價值。雖然所有的觀察與分析、判斷、預測都是從個人經歷、經驗和立場出發，帶有極大的個人性，或許還有個人的政治偏見，但我自己在寫作時，確實有很强的歷史感，要求盡可能以史家的眼光來作觀察、分析和判斷，如前所說，這些觀察、分析、判斷，是否符合實際，還有待於歷史的檢驗。就我個人的寫作歷程來說，本書和在此之前先後在大陸與台灣出版的《我的精神自傳》是有互補性的，都是個人精神史，又從或一側面，折射出了時代的歷史，是我的“二十世紀中國知識份子精神史”的有機組成部份。

編輯本書的另一個重要動因，是要以此記念 1989年的天安門民主運動二十周年。我始終認為，自己對二十年前，以青年學生、工人、市民的犧牲為代價的運動，是負有責任的。我在《我的精神自傳》裹說過：“我作為老師，卻沒有盡到保護學生的責任，儘管我無能為力，但我仍然不能擺脱內心的愧疚和不安，這至今仍是壓在我心上的墳”。因此，我要以本書奉獻給那場震撼世界的運動的犧牲者和他們的親人，以及因此而受到迫害的人們，作為我這個倖存者的心的記念。

而以本書作為記念，又是有更深刻的原因的。事實上，本書所要進行的“存照”，無論是個人歷史的存照，還是時代、社會的存照，都離不開“六四”，都是為二十年的那次歷史事件所籠罩的，那是一個不可忽視，不能迴避的最大的歷史背景。

就我個人而言，我說過：“這是我永遠擺脱不掉的夢魘，到現在都是這樣。而且這構成了我 1990年以後的研究，寫作與講學的一個內在動力和心理背景。可以這樣說，我們這一代人的心上，是有兩座‘墳’的：文革的‘墳’，六四的‘墳’，不了解這兩座‘墳’對我們的思考（問題意識，研究動力，價值立場等等）與心理的影響，至少是無法理解我這樣的學者的學術的”（《我的回顧與反思——在北大的最後一門課》，台灣行人出版社 2008年版）。

而對 1999—2008年的中國社會的觀察，更是不能離開六四的影響。正如何方先生在他的《從延安一路走來的反思》一書裹所說： “‘六四’的影響深遠，成為許多方面出現轉折的標誌。十三大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完全停頓，此後將更難啟動。民主、自由、法制、憲政都只能流於空談。依靠權勢迅速出現一批壟斷集團和富豪，一個既有權又有錢的權貴階層加速形成，兩極分化速度空前，貧富懸殊已經超過許多發達國家。一元化領導體制所依靠的各級官員得到大量提升和迅速增加，更加官多為患。腐敗在走向制度化，一些政權行為黑社會化，知識份子進一步邊緣化，政治和輿論上原有的一點寬鬆氣氛一去不復返，政治鎮壓與輿論控制更加嚴格”。這樣的以六四鎮壓為起點的“轉折”，到 1999年大體形成新的格局，這就是我在《 1999年總結》裹所說：“經過將近十年的苦心經營，這個等級授權的利益集團已經完成了新舊的交替，形成了新的權力網絡體系，政治的特權和經濟的壟斷的結合正在加速進行”，由此而開啟了以後十年的歷史。也就是說，六四以後的前十年（ 1989—1999）和後十年（1999—2008）是一個歷史過程。因此，我在將本書命名為“十年觀察與思考”時，還有過一個考慮，就是乾脆命名為《六四以後的中國》。

最後沒有採取這一也許是更能顯示本書內涵的命名，是因為六四之後的前十年，在本書中是一個空白。這其實是構成了我的寫作的一個隱痛的：儘管這二十年來，我的內心須臾沒有離開對六四的回憶與思考，每一觸動，心都要流血，但我卻不能將它流瀉於筆端。——這樣說也並不準確，我其實是盡力地尋找一切機會來記錄流血的歷史在六四之後的延續的，自然是用了許多的曲筆，而且是分散在各篇文章中，既躲過了審查，卻也因此為讀者所忽略，現在，乾脆也借整理之機，作一番梳理，就算是對我自己這段心靈歷程的一個回顧與總結吧。

我在 1989年六四大屠殺以後所寫的第一篇文章，是應我的母校南京師範大學附屬小學之約而寫的《一切都從那時開始》（文收《語文教育門外談》），回憶的是 1950年建國初期小學六年級時的競選學生會主席的活動，那也是一次校園民主運動；最後寫道：“不管人生路上會遇到什麼曲折，我始終堅信：人生是美好的，青春是美好的”。——這既含着對為民主而獻身的青春生命的讚美，也是對人生曲折中的一個自勵：當然這些意思只有我才明白，當時只能作這樣曲折的表達。

1989年年底，王瑤先生因六四屠殺的打擊患病而離世，對我精神的打擊更非言語所能敍說，直到 1990年 7月才勉力寫出一篇悼念文章，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上發表時加了一個《附記》——

“王瑤師去後很長時間內我寫不出一個字。今年一月，應《群言》雜誌之約，勉强寫了一篇短文，……以後在編《王瑤先生紀念集》的過程中，又陸續寫了一些片斷，接着病了一場，在住院期間，想了許多，卻只寫了寥寥幾行字。……不料在病後的静養中，竟為感情所驅，拉拉雜雜寫了近萬言。《叢刊》如不棄，或能發表；不然，壓在箱底也好。反正我已經寫出了我想說的話，心靈的重負可以解脱了”。

這裹所表達的，當然不只是因王瑤先生的去世而引發的痛苦。文章中回憶到王瑤先生對我的最後囑咐：“不要到處打聽消息，少做無謂的分析，不要瞻前顧後，不受風吹草動的影響，沉下來，做自己的學問！”並且說：“我的靈魂再一次受到震動：我知道這‘最後囑咐’的份量，我能體味先生說這番話時的心情”，所說的“到處打聽消息”、“無謂分析”、“風吹草動”都顯然有六四的背景——在我的心目中，王瑤先生始終是天安門民主運動中知識份子的一個代表。

1991年 1月，距離六四，已有一年半的時光，我在為六四後寫的第一本書《大小舞台之間》所寫的《後記》裹，寫下了這樣一段話——

“對於處於生命低谷期的我，這本書的寫作，尤其帶有自我解脱、自我拯救、生命力的自我證實的性質；因此，當北大的一些學生在聽我講述本書的部份內容之後，問我：‘老師，你也經歷了生命的‘鬱熱’期了嗎？’我欣然回答：‘我可以告訴大家，我現在正處在生命的‘沉静’狀態’時，我是為北大學生對我的理解而深受感動的”。

所謂“生命低谷”，“鬱熱”都是六四後自己的生命狀態的寫照；寫這段話時，似乎已經走出低谷，達到一種“沉靜”，但內心的不安，骚動依然存在，於是，《後記》裹又有了“人生與戲劇之間發生了戲劇性的轉化：真的人生、社會失去了真實與真誠，而假的戲劇裹卻保留着真實與真誠。——這確實令人恐懼，卻是我們必須面對的事實”這樣的話。

1992年 8月——一年半之後，我在第二本書《豐富的痛苦——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的東移》的《後記》裹又這樣寫道——

“促成我決心寫書的，還有一個潛在的心理動因：也許是因為哈姆雷特的懷疑精神突然變得可疑，也許是因為堂吉訶德的理想主義受到衝擊，我為一種失落感、壓抑感所攫住，并且像是陷入了無物之陣似的，無以擺脱。過去，每有不快，只要到校园裹走一圈，一切痛苦都會自然平息，現在卻不能，校園已不再是精神的聖土。我只能逃回我的書齋，如同魯迅所說，‘躲進小樓成一统，管它春夏與秋冬’”。

這裹所寫的正是六四以後的真實處境與心境。——我事實上依然没有摆脱六四屠杀的阴影。

以上的文字因為是公開發表的，寫得都比较含蓄，這樣的欲言又休的表達也讓我鬱悶。直到 1993年 10月，在也是自編不准备出版的《删餘集》前言裹，我才有了一吐為快的機會 ——

“永遠忘不了的是那寒冬時節，王瑤先生的死，以及他死前死後的種種，壓得我喘不過氣來。以後又傳出了‘醜話說在前頭’、‘槍打出頭鳥’、‘現在就要算賬’之類的 ‘指示’。於是我無論走到哪裹，都感到有一雙當年‘狂人’見到過的 ‘白而且硬’的魚也似的眼睛在盯着我，我毛骨悚然，為恐懼感所攫。而且真的有一次，我正在上課，突然一聲大吼：‘你出來！’走出門外，一群彪形大漢堵在門口，說是要‘檢查教學秩序’，戰戰兢兢好不容易将他們敷衍走了，卻無法繼續上課，總覺得門外有一雙眼睛在监視，並從此失去了安全感。在一個靜夜裹，突然覺得如果不大喊一聲，我將窒息，但卻不敢叫出聲來——我不能忘記那些有言在先的‘醜話’。於是我拿起了筆——筆是無聲的，也是自由的。然而，寫了不到半頁紙，竟寫不下去；我想起了魯迅在《為了忘卻的记念》裹所说的話：‘年青時讀了向子期《思舊賦》，很怪他為什麼只有寥寡的幾行，剛開頭卻又煞了尾。然而現在我懂了’——現在，我也懂了。

“而且我還知道應該把這半頁也及時處理掉。但是我卻於心不忍，就把它藏了起來。藏得很巧妙，很熟練；這‘巧妙’，‘ 熟練 ’也記錄着我們這一代的悲哀。後來編《人之患》時，我翻箱倒櫃，卻再也找不到這半頁紙：也許它還靜静地‘躲’在某個角落，也許在另一個恐怖的剎那間，我自己把它‘消滅’了。”

這裹所揭露的正是六四之後的北大的“紅色恐怖”。校方的“指示”，當時是傳達到每一個師生員工的。所謂“醜話說在前頭”，說的是什麼“醜話”呢？我至今不忘的有兩條，一是公開宣佈：在校門口、三角地等公共場合都安置了錄像、錄音設備，師生一切言行都監控之中；二是揚言還掌握有最先進的監控設備，可以監聽幾百米外的室內談話——此並非虛泛的恐嚇之言，還真發生了這樣的事：某流亡詩人拜訪我們系的某教授，第二天黨委就派人和這位教授談話，頭一天在他家裹的兩個人的私下說話內容有關部門掌握得一清二楚。這表明，學校實際已經成了一個變相的監獄，我在《豐富的痛苦》後記裹說北大已不是“精神的净土”就是這個意思。我從此在校園裹失去了安全感，至今也還是如此：我相信“醜話”裹說的監控設備並沒有撤，說不定還更要“先進”。所謂“槍打出頭鳥”就是更露骨的威脅：誰要帶頭反抗，就鎮壓勿論。還有一句更露骨的：“圍觀就是參與”，出現了“反動”標語或文章，或“反革命”演說，誰要在現場觀看，旁聽，一律視為“參與”者而定罪。或問：文章不看，演說不聽，如何判斷其是否“反動”？這其實是書生之問，校方的意圖就要老師和學生都遠離公共場合，任何公共空間對他們都是危險的。至於“現在就要算賬”，是針對六四時期人們對當局“秋後算賬”的擔心，現在乾脆撕下一切遮羞布，迫不及待，殺氣腾腾地要“算賬”了！這樣，北京大學的校方也就自動地當起警察，行使鎮壓之權來，這是令人驚駭的。

還有更為險惡的：學校曾發出一個所謂《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幾條措施》的文件，發到每一個教師，我因此得以見到，其中一條讓我看得目瞪口呆。說是為了預防發生六四這樣的突發事件，要在學生中培養一批“積極份子”，他們的任務有二，一是及時向校方和有關方面彙報學生中的“動向”，二是在“關鍵時刻”站出來，“代表”北京大學學生表態，說話。其實就是要建立一支“特務學生”隊伍，這是當年國民黨對付共產黨的辦法，現在共產黨把這個特務傳統繼承下來，並加以發展了。——我相信這樣的舉措，是得到有效的執行的，而且延續至今。只要看看每到“關鍵時刻”總有那些“北大學生代表”公開表態，就知道是這支“積極份子隊伍”在發揮作用；至於告密也是屢見不鮮，我就知道一位學者因為北大學生的告密而被迫去職，這個學生也因此得以在某官方部門得到一個好位置。記得在八十年代一位詩人同時到北大與某高校演講，結果那所高校的一個學生打小報告到了鄧小平那裹，這位詩人因此被鄧點名批判；我們當時還頗為自得地議論，說這樣的事情不會發生在北大，因為北大自有民主傳統，告密者是無法在北大存身的。但大概就是在六四之後，經過北大校方和有關部門的苦心經營，監控，檢舉、告密成為體制性的，北京大學已經警察化了。我們常說北大的“墮落”，其實這是最主要的方面，但卻被遮蔽和遺忘，許多北大人已經見怪不怪，甚至毫不察覺，這是我最感痛心的。

我們還是回到九十年代初的現場。我在 1993年 10月在《删餘集》後記裹揭露了六四後的北大的歷史真相以後，心裹仍覺責任未盡，又於是年 11月寫了一篇《永遠壓在心上的墳》，在講述了文革期間一位學生因我而被迫自殺的惨痛記憶之後，又說了這樣一番話：“後來我離開了貴州，在更大的範圍內，與更多的年輕人、學生接觸、交往；但我總覺得，有一具沉重的死屍橫亘在‘我’與‘青年’之間，向我預示着：類似的可怕結局會重新發生——不，這不是預示，而是真實的現實；或者說我已經分不清夢魘與現實……”，我想用這樣的方式來提醒人們不要忘記六四青年學生“沉重的死屍”——我一直記着魯迅的那句話：“會覺得死屍的沉重的民族裹，先烈的‘死’是後人‘生’的唯一的靈藥，但倘在不再覺得沉重的民族裹，卻不過是壓得一同淪滅的東西”（《“死地”》）。為了强化這樣的提醒，我還特地將我的随筆集命名為《壓在心上的墳》。但拿到書時，卻呆住了：“向我預示着……”以後的部份全部删去：這恰恰是我最想表達的要害，這樣，我想公開揭示的“真實的現實”就被攔腰斬去，讀者也完全不能看懂我的暗示了。後來，這篇文章和這本書都產生了很大影響，經常被人們提起，但卻沒有任何一個人看出文革回憶背後的六四記憶。我因此而感到分外的悲哀。

1994年 8月至 1995年 6月，我被派往韓國外國語大學任教，在和中國的現實有了空間與時間的距離，我才獲得了相對自由、放鬆地思考問題的機會。在那裹，我寫了四篇《異國沉思錄》，其中《世紀之交的中國大陸知識份子對歷史的反思與現實困境》，第一次對六四以後的中國社會的危機，以及知識份子的困境作出了我的分析與判斷；而《關於北大歷史命運的思考》與《未名湖畔的老人——悼吳組缃先生並悼北大》，則直接談到了六四之後的北大 ——

“中國有所北京大學。

北京大學有颗‘啟明星’。

我欣然，慰然，甚至有幾分得意。

這是我在六四以後，為北京大學中文系的一個學生刊物寫的題詞，委婉的詞句中的意思仍然是明確的：儘管有人想千方百計地消滅北京大學，至少要使它名存實亡——當時當局採取的種種措施，例如，宣佈北京大學的學生必須軍訓；削減當年北京大學招生名額；推遲北京大學開學的時間，等等，都無不包含着這樣的意圖。現在，這些氣急敗壞之下作出的驚人之舉，似乎已經為人們所忘卻，其實是應該载入中國教育史冊，至少是北京大學校史的。但北京大學仍然以自己的存在在嘲弄着這些倒行逆施者；而且只要北京大學不倒，中國就有希望”。

這裹順便說一點：儘管我緊接着强調所謂“只要北京大學不倒，中國就有希望”這種說法的“合理性是有限的”，指出其可能預伏的危機，但我也沒有料到後來的北大還是失去了精神。這就是我在 2003年關於北大人事改革的一篇文章裹所說，“正因為北大還是這樣一個精神堡壘，總是有一些力量，要想摧毁它。曾有過‘政治大換血’的計劃（按：六四之後當局確有這樣的計劃）終於未能奏效”，而現在，卻“用經濟力量去‘大換血’，用資本的邏輯將‘最後的精神堡壘’一起摧毁了。 ”（《中國大學的問題和改革》）——當然這都是後話。

我們還是繼續談 1994年我的六四回憶——

“這是一個永恒的記憶：夕陽下，未名湖畔，一位老人柱杖沉思……

而且，這是那樣的時刻：人們還没有從一場血腥的屠洗中清醒過來；我跌跌撞撞地在幾乎空無一人的校園裏匆匆走過。 就在這時候，我看見了吳組缃先生。 他也看見了我。 我們相對無言。 我正待離開，他突然招呼我過去，然後，用他那濃重的安徽鄉音，缓缓說道：‘我告訴你，共產黨完了！’ 他說得很平靜，我卻受到了極大震動。 我知道這句話的份量。我更知道這句話由吳組缃先生口中說出來，又意味着什麼。想到這位當了一輩子共產黨的諍友的知識份子，思考、追求了一生，在風燭殘年竟得出這樣的結論，我真想哭：歷史對吳組缃先生那一代人，以及以後幾代知識份子實在是太殘酷了。

但我更知道，吳組缃先生有足够的清醒與勇氣正視這殘酷；於是他對我（相信他還對許多人）說出他的歷史審判詞。——不管今後還會有什麼發展，變化，中國共產黨與中國知識份子之間的一段歷史，就在這宣判中結束了。”

“校園內接着就發生了許多稀奇古怪的事，讓我目瞪口呆。 一天突然召集開會，傳達校黨委，校領導的四條指示（下略）……這無異於公開宣佈：北大已成為一座不受法律約束的無法無天的監獄。

我從著名的‘三角地’走過，佈告攔上公佈了新的校規，其中一條是：‘禁止男女學生在公共場所摟摟抱抱……等有傷風化的行為’。校方盡可以禁止學生在公共場所摟抱，但將其視為‘有傷風化’卻令人驚異——彷彿又倒退到了封建道學時代。這件事是發生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五四發源地的北京大學，不知道這是悲劇還是喜劇、鬧劇。

又是三角地，又是佈告欄，這回赫然宣佈給兩個學生以記過處分，理由是：他們在五四青年節，懸掛巨幅布標，上面寫着中文系謝冕教授的一段名言：‘科學與民主已成為這聖地不朽的靈魂’，據說未經校方批准，破壞了校園秩序，雲雲。——在北大，公開宣傳科學與民主，竟然有罪，豈非咄咄怪事。

再一次傳達‘校方最新指示’：今後一切集會，會場上都要安置錄像機，以記錄學生行為，如有跺腳、吹口哨等動作，一旦被錄下，一律予以嚴憨。——如此肆無忌憚地公開監視，把北大的自由傳統，踐踏殆盡。

我因此而敢於斷言：在這一時期主持校政的吳樹青校長是北京大學歷史上最壞的校長，並必將被歷史所確證。這真正是北大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頁。我只感到恐懼，窒息，與悲哀。我更感到羞愧與難堪：對學校當局的倒行逆施，北大數萬師生員工，竟是一片沉默。而且，人們似乎將校園曾經和正在發生的這一切逐漸淡化與忘卻。校園依舊平靜而喧鬧，麻木的心靈已經感覺不到監獄的氣息。我無意也無權指責任何人，因為我自己也是這沉默的人群中的一員。而且我深知，這沉默絕非死滅。”我當時就意議到自己是在記錄北大的一段歷史：六四之後的北大，“北大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頁”，同時折射的是六四之後的中國歷史。問題在於，這一段歷史至今也還是被遮蔽，被遺忘，無人研究的；因此，我决定將這四篇《異國沉思錄》附錄於本書，以作“存照”。

1995年回國以後，這樣的六四記憶依然讓我不得安寧，一有觸動，便會沖决而出。 1996年有朋友約請我編一本吳組缃先生的小說選，就忍不住寫了一段《附記》：“吳組缃先生是我最為崇敬的老師之一：我一直把他與其他幾位先生視為‘北大精神’的當代傳人。吳組缃等先生的先後離世，甚至使我感到‘北大精神’已随之而去。我為此痛苦不已，一直不願、也不能公開表達我內心無盡的哀情；但我又為自己的這一沉默而感到有愧於先生”。

1997年，在為“金庸小說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研討會”提交的論文裹，我打破常規寫法，專門寫了一段我和金庸結緣而引發的六四回憶——

“在那個難忘的夏季，我陷入了極度的精神苦悶之中，幾乎什麼事都不能做，也不想做，一般的書也讀不進去。這時候我想起了同學們的熱情推薦，開始讀金庸的小說。沒想到拿起就放不下，一口氣讀完了他的主要代表作。有一天，讀《倚天屠龍記》，當讀到‘生亦何歡，死亦何苦，憐我世人，憂患實多’這四句話時，突然有一種被雷電擊中的感覺：這不是此刻我的心聲嗎？於是將它抄下，信筆加上一句：‘憐我民族，憂患實多’，寄給了我的一個研究生，幾天後，收到來信，竟呆住了：幾乎同一時刻，這位學生也想到了金庸的這四句，並且也抄錄下來貼在牆上。”

1997年年底，越是接近北大一百周年的 1998年，越是為六四之後北大失精（神）的現狀感到焦慮不安。10月，因一個學生刊物的約請寫《舊文重抄並抄後感》。“舊文”是 1988年即六四之前所寫，含蓄地表示了有一天北大會“失精神”的隱憂，當時北大學生因對現實的失望有一種頹廢的情緒，正是 1989年的民主運動激發了北大學生，創造了北大歷史的新輝煌。而六四的鎮壓又將北大打壓下去，到 1997年幾乎到了谷底。我重抄舊文，又寫“抄後感”，並將前文引述過的 1992年所寫的《豐富的痛苦》的“後記”和所編吳組缃先生小說選所寫的“附記”重錄，就是為了表達我對六四以後“失去了的北大精神的追懷”，以及“追回失去的精神的焦灼感”。

於是，就有了 1998年北大百周年校慶的“民間紀念”，其中心就是要“尋找真北大的聲音”，“繼承與發揚蔡元培先生開創的北大精神傳統”，可以說這是北大部份師生，衝破六四之後被壓抑的校園氣氛，重新唤起北大精神的一次努力（在這次民間紀念中我寫了許多文字，均收《論北大》一書，可參看）。1998年 9月 22日，我作了《北大百年：光榮與耻辱》的全校性演講，提出：1919年的“五四”運動，1957年的北大“五一九”民主運動和 1989年“六四”民主運動是北大歷史上的三次輝煌。這大概是 1989年以來，第一次在北大公開給六四以肯定性的歷史評價，自然引起軒然大波，我從此被禁止在北大作全校演講。後來演講詞公開發表時。也删去了有關“六四”的部份，但“三次輝煌”的說法仍然保留，讀者就讀不懂了。但我仍感到欣慰：作為一個學者，一個教師，畢竟為六四民主運動在大陸獲得它應有的歷史地位作出了我的努力，對六四的犧牲者，特別是我的學生，有了一個交代。

到 1999年，“六四”十周年時，我覺得必須寫一篇紀念文章，否則自己良心上過不去。恰好香港《二十一世紀》要組織相關稿件，在大陸學者中就約請我來寫，他們大概是考慮到大陸的言說環境，建議我用 “‘三·一八’惨案七十三周年祭”的方式來作“六四十周年祭”。我接受了這樣的“命题作文”，仔細研究了“三·一八”慘案的歷史文獻，並旁及 1946年“一二·一”慘案，感到非常震驚：“三·一八”，“一二·一”和“六四”這現代中國鎮壓學生運動的三大惨案之間，從鎮壓者的邏輯，心理，手段，事後的歪曲，反噬，到知識份子的分化，都驚人的相似，我用不着作什麼“影射”，人們就會從“三·一八”聯想起“六四”。更讓我震驚的，卻是三個惨案的不同：無論是北洋軍閥還是國民黨當局，他們在鎮壓了學生以後，還是迫於輿論壓力，作了某些讓步，例如允許驗屍，允許學生和社會各界舉行“公祭”，表達民意，而在共產黨治下的六四，是完全不顧及輿論與民意的，不僅毁屍滅迹，連死難家屬表示痛苦的權利也被剝奪！任何人只要表達一點對學生的同情，都會遭到打擊，迫害，何談“公祭”？！因此，我寫到相關部份時，實在無法壓抑自己內心的憤怒與悲痛——

“如果連起碼的獨立的司法監督都没有，一任殺人者、策劃者隨意消滅罪證，捏造偽證，那又將是怎樣的局面呢？”

“如果連這樣的‘表面的讓步’都沒有，人們被剝奪了追悼死難者的權利，表示最低限度的同情，都會成為一種‘罪行’，甚至連死難者的親人都失去了向世人傾訴痛苦的權利，那歷史又該怎樣敘述呢？”

這就是我們所要面對的“局面”，這就是我們所要面對的“歷史”！

讓我備感痛苦的，還有當局有效奉行的“中國特色的遺忘術與恐懼術”，早“把人心麻木”了：當年魯迅因劉和珍君們成為老百姓“飯後的談資”而感到悲哀，現在的中國，連飯後的談資也不以六四為話題了，年輕一代已經不知何為“六四”了。

但我還是相信當年魯迅說的話，這也是我在這篇題為《“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三·一八”慘案七十三年祭》的文章最後所說的，“還是魯迅說得好：‘血不但不淹於墨寫的謊言，不醉於墨寫的挽歌；威力也壓它不住”，總是有人記得並且要說話的。”

這篇文章發表時，我本來準備用真名，一位朋友勸阻了我，於是就用了“吳言”兩個字。後來我把文章編入了 2006年出版的随筆集《生命的沉湖》裹，但點題的這兩段文字還是被删去了，而且時隔已久，讀者也看不出此文與六四的關係，文章變成了純粹個人的心的紀念。這是我深以為悲哀與寂寞的。

而且在此之後的文章裹，我也很少寫到六四：血的記憶已融人生命中，成為觀察、思考的基本背景。交代清楚這一點，或許可以有助於朋友們對本書所寫的“1999—2008年的觀察與思考”的理解與批評。而我自己也借此清理了一段艱難的心靈的歷程。

但我並未因此而感到輕鬆。

己丑年除夕至初二閉門疾書

附錄

附一

世紀之交的中國大陸知識份子對歷史的反思與現實困境

異國沉思錄之一

（1995）

（一）

1899年 12月 30日夜半，十九、二十世紀交替的那一刻，中國著名的近代思想家、文學家梁啟超，正在太平洋中一艘輪船上；意識到身處“新舊二世紀之界限，東西兩半球之中央”的歷史意義，他欣然命筆，寫下了《二十世紀太平洋歌》，一年後又撰文預言二十世紀之中國，“其波瀾叔詭，五光十色，必更有壯奇於前世紀之歐洲者”，並且呼颧：“哲者請拭目以觀壯劇，勇者請挺身以登舞台”：中國的知識份子就是這樣以充滿理想的浪漫主義的激情，迎接二十世紀的到來；卻對未來可能發生的種種曲折，缺乏必要的思想準備。

他們為此而付出了代價。因而今天同樣處於世紀之交的中國現代知識份子已經不能如他們的前輩那樣滿懷浪漫主義、英雄主義的豪情，他們以遠為沉重與複雜的心情，回顧就要結束的二十世紀，瞻望即將來臨的新世紀。

二十世紀的世界，經歷了空前的歷史大動盪，大變革。三大歷史事件——兩次世界大戰及戰後的韓戰、越南戰爭；世界殖民帝國的瓦解，民族獨立國家的崛起；以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興起，發展，危機，瓦解與變革，都極大地震動與改變了世界。而中國，在這三大事件中都處於歷史旋渦的中心地帶（第一次世界大戰除外），整個國家、民族、人民（包括知識份子在內），為此付出了極其惨重的代價，作出了巨大的犧牲，忍受着難以想像的痛苦，但在作世紀末的歷史總結算時，卻不能部面對一個嚴峻的事實：儘管獲得了民族的獨立，基本上實現了國家的統一，開始了經濟的發展；但中國仍然沒有擺脱政治、經濟、文化的落後地位：收穫與付出的代價絕對不成比例。面對一個世纪來流血奮鬥，不惜獻出自己的生命的無數仁人志士，革命先烈，中國的有着歷史使命感的知識份子不能不為之扼腕嘆息，並由此引起深刻的歷史反省。

可以說，中國的許多知識份子，尤其是他們中間最為激進的那部份，都經歷了一個對理想的狂熱追求，到逐漸懷疑，以至破滅的過程。當然，不可否認，這種破滅使一部份知識份子因此走上虛無、消極的道路；但更多的知識份子卻經歷了一段精神危機之後，轉入了對自身理想的前提的探源性的反省，從而產生新的覺醒。在二十年代即參加革命，五十年代初被打成反革命，文化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老共產黨員顧準在他留下的譯著《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裹，談到面對“把革命理想主義轉變為保守的反動的專制主義”的歷史現實，而不得不對自己的理想提出質疑時，這樣寫道：“我面對它所需要的勇氣，說得再少，也不亞於我年輕時候走上革命道路所需的勇氣”。如果說顧準在 1964年左右開始的這種反思具有某種超前性，那麼，當今的中國，這樣的對自己的“信念”的“無拘無束的反省”，“提出大膽的懷疑”（王元化：《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序》），已經形成了一個强有力的思想潮流。

以下，就已經發表的部份文章、著作，結合我自己的研究和思考，簡略介紹對幾個問題的反思。

一、關於在“地上”建造“天堂”，實现至善至美的“大同”世界、理想社會的反思。

對於理想社會的追求，本是人類自古以來就存在的；中國古代典籍中提出的“大同”社會，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就是人們所熟知的烏托邦理想世界。但是，儒家烏托邦的大同世界僅是傳統知識份子的一個追求目標，高懸於彼岸世界，作為一種純粹理想的存在，並不試圖變為現實——儒家所要建造的現實世界是一個小康社會。直到上一個世紀末，康有為在他對《大同書》裹，在傳統的大同理想中注入了現代民主主義的客觀內容，但他仍然讓“其思想恒窮於極大極遠”，並不作為“行事”的具體現實目標，正像梁啟超所說，康有為“自發明一種新理想，自認為至善至美，然不願其實現”。但歷史進入了二十世紀，在中國實現大同社會，卻成了一代又一代激情澎湃的中國知識份子、革命者追求的現實目標。

二十年代風行一時的新村運動即是第一次大膽的試驗；五四新文化運動大部份領導人，以及五四運動中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都捲入了這一試驗，毛澤東就是其中最熱心的倡導者與實行者之一。 1949年新中國成立，毛澤東即宣稱他所領導的中國革命已經找到了“一條到達大同的路”（《論人民民主專政》）。正是毛澤東運用他所掌握的强大的國家政權力量，將億萬中國人民最大限度地組織起來，在本世紀的中期（ 1958年），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進行了人類歷史上空前的（但願也是絕後的）烏托邦試驗——試圖通過人民公社（也即擴大了的“新村”）的組織形式，以“大躍進”的速度，在中國建立一個徹底破除了資產階級法權的，政治上絕對平等，經濟上絕對平均的，人人都獲得全面發展的“共產主義的人間天堂”。一個無可迴避的事實是，同樣充滿了浪漫主義幻想的中國知識份子，正是毛澤東這場大膽而荒謬的大試驗的最熱心的支持者，最熱情的歌頌者。這場試驗失敗以後，不到八年，不屈不撓的毛澤東又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儘管這次“革命”有着更為複雜的動因，但毛澤東在運動一開始就發佈要把全國辦成一所打破社會分工的“大學校”的“五七指示”，這至少表明，對於毛澤東來說，文化大革命是他的又一次烏托邦試驗，而中國的知識份子對這一革命的試驗在一開始也是一致擁護的。然而，也正是這兩次大試驗使好不容易才初具建設規模的新中國的元氣大傷，給中國人民（包括知識份子）帶來無窮的災難，使中國的建設整整延遲了二十年。也就是在這二十年間，包括日本、韓國在內的中國周邊國家獲得了飛速的發展。因此，我們可以說，前述中國政治、經濟、文化上的落後正是歷史對於毛澤東所發動的，得到中國知識份子支持的烏托邦試验的無情懲罰。

浪漫主義、理想主義的追求竟然結出這樣的惡果，這一嚴峻的事實，使中國人民、中國知識份子不能不正視浪漫主義理想的負面意義，它所可能落入的陷阱：至善至美的理想社會，只能存在於彼岸世界，是一個可望不可及的遠方目標。它的存在，使人們永遠也不會滿足於現狀，從而加强對於現實的批判與改造力量。但這種改造、變革的努力，只能使此岸世界不斷改善，不斷趨向、接近於理想，卻永遠也不能達到至善至美的境界。任何將彼岸理想世界此岸化的努力，都會给人類帶來災難，“天堂”的現實化既是“地獄”：這是二十世紀中國歷史最慘痛的教訓，我們永遠也不能忘記。

二、關於至善至美的纯粹的人性的追求，以及“人的改造”的反思。

毛澤東在青年時代即已認定：“欲動天下者，當動天下之心”（1917年 8月 23日致黎錦熙書），中國以至世界的變革，關鍵在於人心的變革。在掌握政權以後，他更傾其全力地進行“人的改造”：這是他所發動的，二十世紀中國又一個最大膽，也是最荒謬的烏托邦試驗。

毛澤東首先着手的是倫理學的改造。在延安時期，即提出了他的人性理想，人的改造目標：在一篇題為《紀念白求恩》的文章裹，他號召人們要做“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脱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他所提倡的正是一種至善至美的純粹的人性。從以後的一系列具體論述中可以看出，毛澤東所謂的至善至美的纯粹的人性，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自覺地壓抑、克制人的動物性的本能欲望（從性欲到物欲），使人成為純精神、道德的存在物，即所謂“脱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是自覺地壓抑、克制人的個人欲望，成為“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高尚的人”，實際上就是要求人的非動物化與非個人化。這種將人片面化與畸形化的人性觀，倫理觀與中國人强調的群體性的，主張“存天理，滅人欲”的傳統人性觀存在着內在的一致性，而毛澤東又自覺地将其與西方文明對立，强调“西人物質文明極盛，遂為衣食住三者所拘，徒供肉欲之發達已耳。若人生僅此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是人生太無價值”（1917年 9月與張昆弟的談話）。而這兩方面：對於傳統人性觀、倫理觀的繼承，避免西方物質文明弊端的欲求，都極容易得到知識份子的認同與共鳴：後來大多數的中國知識份子都半是被迫，同時又半是自覺地接受了毛澤東的“人的改造”，並不是偶然的。

但對於毛澤東，他卻不能滿足於純粹的至善至美的人性的抽象强調，他一再指出，“在階級社會裏就只有帶着階級性的人性，而沒有什麼超階級的人性”（《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並且作了這樣的邏輯推理：無產階級是最先進的階級，因此，無產階級的人性（階級性）是善與美的；而無產階級政黨（中國共產黨）又是無產階級利益的自覺代表，因此，中國共產黨的黨性也就是無產階級的階級性（人性）的集中體現，從而具有至善至美性。這樣，前述抽象的“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非個人性的要求就變成了“個人利益絕對地服從黨的利益”的黨性原則，壓抑本能欲望的非動物化的要求就變成了“為實現黨的理想（崇高的精神原則）而奉獻一切”的犧牲精神，用毛澤東引述的列寧的形象化的說法，就是自覺地成為黨所領導的革命機器裹的“齒輪與螺絲釘”（《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樣，所謂“人的改造”就最後歸結於“人的工具化”，成為黨的馴服工具。這也正是毛澤東的真正目的所在。因此，所謂“人的改造”，其實質正是對人的統治與控制：從人的外在行為進入人的內在心靈，所謂“靈魂深處爆發革命”，自覺地克服一切“非黨（非無產階級）的思想”，以心悦誠服地接受黨的意識形態控制。中國知識份子就這樣從純粹的，至善至美的人性的理想主義追求出發，而落入自動，半自動地臣服於强權思想統治的陷阱，這教訓也是同樣深刻的。

三、關於追求思想的至善至美性、绝對真理性，将馬克思主義绝對化、宗教化的反思。

正像毛澤東所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人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在探索中國民族振興之路時，有不少知識份子都選擇了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觀察，分析問題的基本理論與方法。中國最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魯迅在給自己的朋友的通信中就明確地指出，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是極其明快的方法，許多糾纏不清的問題都因此迎刃而解。應該說，一些知識份子對馬克思主義的這種接受與接近，開始時完全是一種自覺的選擇。

但是，後來人們卻試圖把這種選擇“樣板化”，將知識份子接受馬克思主義宣佈為“歷史的必由之路”，將馬克思主義作為知識份子的必然歸宿與探索真理的最後終結。這就在實際上將馬克思主義置於真理壟斷者的地位，使其成為獨斷的，排他的，封閉的思想體系。一切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學說、理論都被宣佈為非真理的偽科學，某些學說、理論，主要是自然科學的學說與理論之所以還具有某種科學性，也是因為其某些結論客觀上與馬克思主義的結論相符合。

對於馬克思主義的這種獨斷態度表明，在一些人的心目中，馬克思主義具有至善至美的絕對真理性；對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權、發揮權，以及在馬克思體系內的發展權，自然也只能集中在少數具有“神性”的絕對權威手裹：這樣，就必然導致馬克思主義的神學化。而當毛澤東掌握了政權，將馬克思主義宣佈為全民族必須接受的國家指導思想時，馬克思主義就在事實上成為一種國家宗教，對它的一切質疑、批評、批判，都是非法的，随時有被宣佈為“人民公敵”、“反革命”的危險。這不僅窒息了學術與思想的自由，妨礙了理論、學說的多元化發展，導致了民族思想的僵化；對於馬克思主義自身的發展，對於自動選擇了馬克思主義的知識份子本身也同樣是致命的。這樣，馬克思主義在東方大國中國知識份子中的廣泛傳播這種本來具有一定歷史意義的事件，就走到了自己的反面。這其中的教訓自然是發人深省的。

四、關於人民崇拜，關於人民和知識份子的反思。

“人民”（“人民群眾”）在毛澤東的理論體系中與中國意識形態宣傳中，一直佔有極其崇高的地位：人民被宣佈為歷史的創造者，上帝，中國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權的源泉、依據。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再宣稱：“我們的權力是誰給的？是工人階級給的，是貧下中農給的，是佔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廣大勞動群眾給的”。說二十世紀中國，存在着“人民崇拜”是大體符合實際的：人民英雄主義正是二十世紀中國浪漫主義思潮的重要組成部份。毛澤東從參加革命的第一天起，就把自己的努力集中到一點上：把被稱為一盤散沙的中國人民（首先是中國的農民）組織起來。他也確實做到了這一點：依靠中國共產黨的力量，他把中國人民（首先是農民）組織成一支强大的軍隊，後又組織成“一支勞動大軍”（《組織起來》），這是毛澤東及其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在本世紀取得的最大成功，也是二十世紀中國儘管災難深重，但仍取得了一些歷史性成就的最重要的原因。

但這成功與成就是付出了巨大的代價的，而且存在着負面的影響。這裹只能論及其中的一個方面：只佔人口極少數，時時感到自身的軟弱無力的知識份子，本來就受到中國文化中民本主義傳統的影響，現在又面對着佔人口大多數的，已經組織起來的人民大眾，必然產生某種敬畏心理，從而並不困難地就接受了人民崇拜。更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袖毛澤東作為人民的組織者，並領導他們戰勝了强大的敵人，夺取了國家政權，也就同時順理成章地取得了“人民代言人（或人民利益的代表者）”的資格。這樣，抽象的“人民”就具體地落實為一個階級群體的替代物，“人民本位主義”、“人民崇拜”理想的現實實現，就成了“人民代言人本位主義”、“黨崇拜”與“領袖崇拜”。

這裹，也存在着一個似乎嚴密的邏輯推理：群眾是劃分為階級的；階級的最大利益與長遠利益是通過無產階級的政黨體現的；政黨是由一定的領導集團領導的；領導集團是必須由領袖代表的。這樣，由“群眾——階級——政黨——領袖”組成的金字塔結構，逐層推演的結果，處於塔尖地位的領袖就以處於基礎地位的人民的名義獲得了實際上不受任何監督與限制的權力，所謂“人民民主專政”的現實實現變成了“黨專政”、“領袖個人獨裁”。這裹，人民群眾的高度組織化與黨（領袖）控制的高度嚴密化是同一個過程，或者說，後者正是前者必須付出的代價：浪漫主義的人民崇拜最後結出這樣嚴峻的專制之果，恐怕是人們未曾料及的。

“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的思想是毛澤東人民崇拜的重要組成部份。在毛澤東的意議結構中，人群分為兩大陣營，一方面是年輕人，貧人，賤人，被人看不起的人，地位低下的人，學問比較小的，被壓迫的，無名的人，小人物；與之相對立的，則是老年人，富人，貴人，被人看得起的人，地位高貴的人，學問比較多的，壓迫者，有名的人，大人物（參看毛澤東 1958年 5月 8日的講話，毛澤東讀王勃《秋日楚州郝司餞崔使君序》所寫的批語）。在這個主要以人的社會身份為標準的多少有些奇怪的劃分裹，毛澤東的態度卻十分鮮明，在他的心目中，前者構成了“人民”的主要成份，是最聰明，最有道德，生命力旺盛，迷信較少，因而是最有前途的；而後者則或是敵人，或者是人民中應被改造、鬥爭的對象。他們愚蠢，無道德，生命力衰退，顧慮重重，是最無前途的。這充滿了個人主觀情感的劃分，與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顯然相距很遠，卻相當充分地反映了毛澤東反既成觀念、體制、秩序的思想、性格、心理，他要把在他看來是“顛倒了”的歷史、觀念、秩序“再顛倒”過來。於是，他慨然宣佈，歷來被尊為高貴者的知識份子，其實是最愚蠢的：他就是用這種反常的邏輯徹底剥奪了知識份子的知識資本，從心理上打掉了他們的威風，從而迫其就範。毛澤東的戰友朱德就直言不諱地告誡知識份子必須向勞動人民“投降”。他倒一語道破了毛澤東所說的“知識份子改造”的實質，從另一方面，也暴露了毛澤東的人民崇拜的反智主義的本質，這本身即構成了對中國現代化過程的歷史的反動。

五、關於将鬥争（矛盾，反抗，運動）绝對化、神聖化的“鬥争哲學”的反思。

魯迅曾經說過，人受了壓迫，為什麼不可以反抗？在備受民族壓迫與階級壓迫的二十世紀中國，鬥爭的尖銳、複雜、激烈，本是不可避免的社會現象，並且顯然具有歷史的合理性。但是，也必須看到，特別是在基本上實現了國家統一、獨立，需要相對穩定的社會秩序，進行和平的經濟建設時，中國社會卻不斷出現巨大的振蕩，階級鬥爭的風浪一浪高過一浪。這裹，固然也是因為存在着外國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封鎖，國內各階級、利益集團、派別之間種種矛盾的因素，但與領導者的主觀誘導、强化，以至製造顯然有關。毛澤東正是將鬥爭（矛盾，反抗，運動）的客觀性、合理性加以絕對化，形成了他的“鬥爭就是一切”的鬥爭哲學。他宣佈對立面的鬥爭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實際上是他自己的哲學）的核心，而對立面鬥爭就是“一個吃掉一個”。在中國，到處流傳着毛澤東的鼓動鬥爭的名言：“鬥則進，不鬥則退，不鬥則修，不鬥則垮”，“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而他離開動亂的中國與世界以前，留給中國人民的最後遺言，仍然是；“八億人口，不鬥行嗎”？

面對毛澤東為了掃除阻礙他實現他的目標的一個又一個的“敵人”，不斷發動的大規模的群眾性的急風暴雨般的階級鬥爭（毛澤東稱之為“不斷革命”），中國的知識份子一方面感到惶惑不安，卻每一次都身不由己地捲入鬥爭浪潮，參加全民族的大厮殺：既被別人殺，也殺別人，人的嗜殺性，中國人喜歡窩裹鬥的惡習，一切最惡的本性與欲望都被誘發出來，事實上，每一個中國知識份子都成了殘酷的生存競爭的參預者與受害者。而一些青年知識份子（如文革中的“紅衛兵小將”）則為毛澤東的鬥爭哲學中內含的浪漫主義的激情所吸引，從而自覺、不自覺地充當了毛澤東的階級鬥爭的急先鋒。這一切，對於中國人民，中國知識份子今天似乎已經成為一場惡夢，但它所造成的精神內傷卻不容忽視。中國人、中國知識份子似乎已經被毛澤東的鬥爭哲學所改造，形成了新的國民性，在儒家中庸之道薰陶下形成的“溫良恭儉讓”的傳統似乎已經不存在，中國人、中國知識份子都變得好鬥、善鬥，精神氣質上充滿了騷動不安。這一切，都會對中國的現實以至未來，產生深遠的影響。

以上的反思自然是初步的，不成熟的，而我們的介紹因為篇幅、時間的限制，又不能不是十分簡陋、粗疏的，毋寧說我們只是提出了問題，有待深入的思考，質疑，對話，探索，這都是不言而喻的。就已經提出討論的這些命題進行初步總結時，我們可以發現，每一個命題在邏輯與歷史的起點上，都充滿了純粹、崇高的理想主義、浪漫主義的精神，而其邏輯的展開，歷史的實現的結果，卻顯示出了專制主義的血腥味。而且，應該强調指出，終點的專制主義並非是對起點的理想主義、浪漫主義的反叛，而恰恰是其邏輯的與歷史的展開的必然結果，也就是說，專制主義的後果正孕育於起點的理想主義、浪漫主義之中。這樣，理想主義、浪漫主義與專制主義又互為表裹，天使與惡魔共生，天堂與地獄同在，就構成了二十世紀中國，特別是五十年代以後的中國大陸社會與歷史的基本特徵。正是中國知識份子本身所具有的浪漫主義與專制主義的雙重氣質，使得他們身處這樣的歷史情景，常常不能保持獨立的清醒的批判態度，往往身不由己地捲入其中，既是受害者，又是推波助瀾者：我們今天的反思正應該從正視這一嚴酷的事實開始。

（二）

人們通常把改革、開放以後的本世紀最後二十年，稱為中國大陸的“歷史新時期”，其實這只具有相對的，有限的意義。從根本上說，這二十年中國大陸並沒有真正走出毛澤東時代。在改革，開放的初期，中國大多数知識份子都滿懷理想主義、浪漫主義激情地期望與相信，經過改革、開放，將消除中國的一切社會弊端，出現全新的中國，全新的社會，全新的人：這仍然是一個毛澤東式的現代神話，甚至使用的語言也是毛澤東式的。這個事實正是一個有力的提醒：毛澤東的幽靈仍在中國大陸徘徊，他的思想將繼續影響着中國的歷史進程，以及中國人和中國知識份子的精神歷程。

中國知識份子的理想主義很快就受到了懲罰，重新陷入理想破滅的困境之中。他們被告知：中國的改革開放必須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所謂“有中國特色的改革開放”，包括兩方面的內容。在政治、思想、文化上仍然保持毛澤東體制不變，其核心是堅持一黨專政，即不受監督，制約，不受限制的全面的權力獨佔，即所謂“絕對領導”。在經濟上則實行國家宏觀控制下的“中學（毛澤東思想、文化、制度）為體，西學（西方科學技術，市場管理經驗）為用”，與上一世紀末洋務運動派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遙相呼應。

當然，也非絕對的不變。具體地說，被揚棄的主要是毛澤東的政治浪漫主義，他的思想中的反體制方面，他的平等理想，他的不斷革命的戰略。毛澤東的經濟浪漫主義則或被揚棄——絕對化的自力更生，封閉的經濟體制，經濟建設中的群眾運動，等等；或繼續在不同程度上影響着領導層的經濟决策，如高速度、高指標的戰略思想等。而毛澤東體制核心專制極權統治雖有一定鬆動，卻基本上被保留、堅持下來，我們所謂“毛澤東體制不變”也主要是指這一方面。

中國的知識份子曾對市場經濟寄以很大的希望。但卻沒有料想到，市場經濟的魔鬼一旦從神瓶裹釋放出來，就由不得人的支配，而按照自己的鐵的意志，掃蕩一切，改造一切，不僅對長期禁錮中國的封建專制主義和官僚體制進行了有力的衝擊，促進了中國經濟的也許是過高速度的發展，而且幾乎在同一時刻，又將剛剛解放出來的人的欲望無節制地膨脹，引向人們毫無思想準備的惡的方向，中國社會與中國人以驚人的速度世俗化與現世化，並且被引向超前消費。由此而引發出理想的喪失，道德狀況的惡化，以及整個社會風氣的毒化，出現了嚴重的社會治安問題。另一方面，由於在堅持專制體制不變的情況下實行市場經濟，這就必然出現惡性的錢權交易，從而產生了依靠權力而攫取大量財富的，類似官僚資產階級的新特權階層。為社會、經濟體制轉型作出犧牲的，卻是廣大的工人、農民，他們生存狀態的日益惡化，使得貧富不均成為十分觸目的社會現象，蘊藏着巨大的社會、政治、經濟的危機。

這就是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基本現實。處於這樣的社會現實中，中國知識份子再一次吞食着理想破滅的苦果，並且陷入了嚴重的生存危機與精神危機。

首先是生存危機，毛澤東專制體制的堅持，使得中國的知識份子至今仍然沒有作為自由獨立存在的前提的言論、思想、學術自由，所有的傳播媒介都被官方壟斷與嚴密控制，使知識份子無法公開、直接、明確地發出自己獨立的聲音，無法與社會進行正常的傳播與交流。當然，商品經濟對傳播媒介的衝擊與滲透，也給知識份子提供了某些機會與空隙，使得有可能進行或一程度的反控制的鬥爭，但這仍是十分艱難，而又是非常有限的。這種情況，使得中國知識份子對於言論、思想、學術自由的要求日趨急切，但他們的這一迫切心情卻未必為普通人民所充分理解。對於大多數中國老百姓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仍是生存與溫飽，思想、言論自由並非他們所急需。而知識份子自身，鑒於歷史的經驗教訓，也出於安定的內在要求，對採取激烈鬥爭手段進行爭取自由的鬥爭多所顧慮，事實上也不具備這樣的客觀條件。這樣，中國知識份子既渴望自由，又找不到有力而有效的鬥爭手段，不能不陷入深刻的苦悶中。正是在這一問題上，中國知識份子特別感到自身的軟弱無力。

而另一方面，市場經濟的無窮掃蕩，又把知識份子，特別是他們中的人文學者，從改革開放初期的思想啟蒙階段所處的中心位置推向了時代的邊缘，在全民經商熱的大潮之中，人文學者突然發現，彷彿一夜之間，無論官方還是民間，誰也不再關心他們在想什麼，誰也不願意（或者沒有時間）傾聽他們的嚴肅的不合潮流的聲音了。這種被社會冷落的狀況，使仍然一腔熱血、憂國憂民的知識份子陷入相當尷尬的境地。而高居不下的通貨膨脹，又使得知識份子，尤其是青年知識份子直接面對溫飽的威脅，與政治、經濟部門一些人的暴富相比，更造成心理上的巨大不平衡。

這樣，一方面，是否、能不能、怎樣堅持知識份子的精神、思想文化陣地，又一次成為知識份子（尤其是青年知識份子）面前的十分尖銳與嚴重的問題。另一方面，市場經濟的法則同樣無情地滲入精神領域，造成了知識份子的世俗化及其精神產品的商品化，從而引起了知識份子更加深刻的精神危機。

這是一次相當全面的精神危機。除了前述自身的商品化危機以外，我以為，更為重要的，是選擇、確立自身批判立場的困惑。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前述理想喪失，道德惡化與社會風氣毒化的現狀，重新提出了理想主義的價值，精神的意義，集體主義的倫理觀是否還有生命力的問題，而廣大工人、農民的生存狀況的日益惡化，也再一次提出了知識份子與工農關係的問題。這樣，對我們在歷史的回顧裹所提到的對理想主義、浪漫主義的負面作用的批判，就發出了一個要防止“將孩子與水一起潑出去”的警告。但另一方面，在前述以理想主義與專制主義互為表裹為主要特徵的毛澤東思想、文化體系沒有得到認真清理的情況下，人們很容易產生對毛澤東時代的唯尊精神、崇尚個人犧牲的聖徒社會的懷舊情緒。因此，過份强調追求物質與個人利益所造成的精神危機，會不會忽略、否定了物質欲望、個人主義精神在今天中國仍然具有的積極意義；對於理想、精神、集體主義、與工農相結合……的重新强調，會不會導致對毛澤東時代及仍然在當今中國嚴重存在的專制主義的默認與肯定，從而與官方重新恢復毛澤東主義的權威意識形態的統治與控制的努力劃不清界限。

二、在中國現實經濟、政治、文化生活中出現了不同程度的資本主義化，這恐怕是不容忽視與否認的事實。（至於中國是否已經發生了整個社會資本主義一體化，則還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這就必然提出了一個對於資本主義文化，資本主義的現代化道路的批判問題。由於這一問題也是當前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所面臨的，正是這樣的國際文化背景更加强了中國知識份子對這一問題的關注與思考。最近幾年，首先由旅居西方的中國學者提出，這是可以理解的，現在已經引起了國內學者的討論。問題的提出，顯然具有積極意義：不僅有助於打破一些知識份子美化西方現代化道路的幻想（這在反省東方專制主義時是極容易產生的），而且提醒中國知識份子要關心中國的現實問題，對中國已經出現的資本主義化問題不能採取迴避、漠不開心與缄默的態度。

但是照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對西方現代性、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的批判卻是危險的。因為中國的現實不僅存在着正在發展着的資本主義化，更嚴重地存在與保留着專制主義的基本體制。一位年輕的學者在與我的通信討論中，曾這樣提醒人們注意：“有些東西，在西方是極須批判的，在中國，卻發揮着有效的作用；或在中國，被證明是反動的東西，在西方卻是療效的良方”。他舉例說，“人道主義在西方，不僅僅是對人的關懷，更是人與自然主奴關係的確立，是認識論上的理性主義、科學主義的確立。因此，人道主義在西方是一種現代性，它產生了一系列可怕的後果，必須被‘消解’。但人道主義在中國，更多的意義是在對人的關懷，它要對抗的是極權主義的政治。如果以同樣的方式消解中國的人道主義，那實在是理論上的誤區”。我以為，這一警告，是重要的，不容忽視的。我們知道，毛澤東多年所提倡的是一種反西方現代化道路的中國的現代化道路，因此，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知識份子在批判西方現代性時，或許可以從毛澤東思想中獲得某些理論資源；但對於中國的知識份子，在前述毛澤東思想體系沒有得到徹底清理以前，卻要十分警惕，不要重踏“以專制主義批判（代替）資本主義”的歷史覆轍。

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國知識份子的困惑，既來自中國資本主義與打着社會主義旗號的專制主義並存的現實，又來自知識份子對於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雙重否定與超越欲求，他們不滿意於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必然導致對西方資本主義文化、價值觀念的懷疑與否定，而他們在不滿與批判中國的專制主義時，又不能不借助於西方的資本主義文化。社會主義旗號下的專制主義是他們急欲打破的，但他們又不願意在中國實行全面的資本主義化。前者是他們已經飽嘗而不願繼續下去的災難，後者是他們開始感受到、並且是可以預見的災難。固然可以由此而在理論上提出“各取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之長，去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之短”的綜合社會的理想，但這一理想是否可以實現，又如何實現，會不會又是一個烏托邦的幻夢，都是一個問題。於是，人們不能不陷入彷徨無路的苦悶與惶惑之中。

縱觀二十世紀，曾有過社會主義文化與資本主義文化，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的長期對立，並因此出現將自己選擇的文化絕對化與理想化的種種文化神話，最終導致不同意識形態的兩大陣營的對峙與衝突。二十世紀也是上述文化神話逐漸破滅的時代。到了世紀末，人們終於承認，無論社會主義文化與資本主義文化，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都有過輝煌的歷史，同時又都存在着嚴重的缺陷與危機。中國偉大作家魯迅說過，最可怕的是“夢醒了以後無路可走”。現在，處於世紀之交的中國的，以及世界的知識份子所面臨的，正是這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文化的神話夢醒了以後尋找新的出路的歷史性困惑。

三、對中國現實中的資本主義文化批判任務的提出，自然也就提出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生命力”的問題。

已經有人注意並提出了當今中國眾多的文化思潮中，馬克思主義者缺席的問題。這又使我想起魯迅說過的一段話，他說當出現了對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學說的種種歪曲以後，真正的三民主義信徒反而羞於承認自己是三民主義者了。在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牌號是被一些最壞的專制主義的維護者壟斷着的，他們連現有的存在着很多局限的改革、開放也不允許，随時準備在中國實行全面復辟。中國知識份子對這些人是十分警惕的；中國的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首先要做的，就是和他們劃清界限。同時，也還需要對毛澤東思想、文化對自己的深刻影響進行徹底的清理，包括本文第一部份所提及的對於一些前提性的理想、信念的重新反思，這是一個十分艱難與痛苦的過程，一時的沉默是可以理解的。中國的一些年輕的學者近年來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但由於他們對於經典的馬克思主義的修養不足，世界觀尚未成形，要將這些新的理論用來解决中國的實際問題，也還需要一個過程。但毫無疑問，破除了將馬克思主義神學化、宗教化的傾向，對於馬克思主義自身也是一種解放。

作為具有很大科學性的世界觀與方法論，作為一種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武器，馬克思主義必將在中國重新顯示出它的生命活力。我想，現在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可以從總結歷史、研究現狀、加强國際交流三個方面作出新的努力。並把這種努力歸結為一點，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創造性地發展馬克思主義。同時，需要强調的是，馬克思主義合理性的重新肯定，絕不意味着恢復其已經被社會主義歷史消解掉了的意識形態功能及其壟斷地位，這是不可能恢復，也是不應該恢復的。强調這一點，至少對當前的中國，仍是有極大的現實意義的。

這裹也涉及毛澤東思想、文化在中國的命運問題。毛澤東思想包含着兩個互相矛盾、衝突的方面。一方面，毛澤東構建了以黨的全面專政為核心的專制主義體系，通過對於人的全面控制與改造，最大限度地把中國人民組織起來，建設現代國家；另一方面，毛澤東又具有反體制的天性，他通過不斷革命，發動大規模的群眾階級鬥爭，不斷地、無休止地衝擊和摧毁在他看來日趨資本主義化的現存體制，以實現他的烏托邦夢想。這樣，毛澤東思想就同時兼具“建構與强化體制”與“反體制”的兩重性，這就使中國社會的各種力量——要求全面恢復毛澤東時代舊體制的力量，希圖維持“中學（毛澤東體制）為體，西學為用”的現體制的力量，必然出現的反舊體制與現體制的力量，都有可能從毛澤東那裹找到相應的理論根據，並從中吸取力量。現在，“毛澤東”在中國大陸底層人民中已經成為能够幫助他們避禍得福的“神”；可以預計，在今後中國社會的變動中，毛澤東的旗幟仍然會為多種政治勢力所反復利用。事實上，毛澤東思想、文化已經滲透於幾代中國人的靈魂深處，並成為中國現代文化的一個不可忽視的部份。因此，要真正深刻地理解現在以及未來的中國大陸，就絕不能繞開、迴避毛澤東時代的歷史性存在與影響：這是二十世紀留給中國的最重要的遺產。

（三）

對以上歷史反思與知識份子的現實困惑的考察，我想作以下的小結。

一、魯迅指出：“普遍，永久，完全，這三件寶貝，自然是了不得的”，但卻是會將人“釘死”的“棺材板”。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最重要的教訓，即是必須像魯迅那樣，徹底地拒絕、摒棄一切關於絕對，關於至善至美，關於全面而無弊端，關於永恒的烏托邦的神話與幻覺，從而確認，不圓滿，有缺陷，才是歷史、社會、思想、文化、人性、人生的正常形態；一切選擇，變革，都是有弊的，都是在偏頗中發展的；任何歷史、社會、思想、文化都不會凝固與不朽，一切都是環節，中介，在具體時空下存在，並必然在另一種時空下喪失存在的理由與價值。

由此世界觀，可以引出以下原則與態度： 1.正視一切不完美，不圆满，任何时候都保持清醒的現實主義精神；2．對一切都採取分析、批判的態度，尤其不要拒絕批判自己； 3．不追求一勞永逸的根本解決，不斷變革，逐漸改善； 4.不尋求能解決一切問題的“靈丹妙藥”，作出每一種選擇時，都同時看到負面可能存在的陷阱； 5.拒絕一切獨斷與壟斷，建立多元化的視界。

二、二十世紀我們已經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按毛澤東的說法，這是“付學費”。但是交了昂貴的學費，不一定使人立刻變得聰明。如果人們愚蠢地拒絕吸取教訓，在未來的新世紀裹，就會重犯舊的錯誤，從而出現可悲的歷史重複，或部份的歷史重現。但如果我們因從錯誤中吸取了教訓，變得更加清醒而成熟，儘管還會有新的失誤，但我們必定能在未來世紀裹，將歷史推向前進。——世紀之交的中國與世界正面臨着這兩個前途。

不錯，我們現在還處在惶惑中。但正是這惶惑表明了我們是清醒的，我們正在反省，思索，探討：或許這正是新的轉機的真正開始。

正像魯迅所說，凡有思索的地方、就有希望。

1995年 5月 19日晨寫畢於漢城 1999年 12月按原文重錄入電腦

附二

自說自話：我的選擇

異國沉思錄之二

（1994）

彷彿是幾個月前，蔡翔兄來信讓我寫文章參加他所主持的關於“知識者的角色”的討論。我沒有回應：我知道於理於情都應寫一篇，但確實又不知寫什麼好。我能理解論題提出者的危機感與焦躁不安的心理，但我自己的心境卻是格外的平靜，我只想按照已定的計劃做一件又一件的事情，而對於各種討論與爭議，已經失去了興趣。

說實在話，我越來越感到自己的不合群，所思所感，往往與別人不同。比如說吧，很多朋友在平時的閑談與文章中，都談到了人文學者邊緣化所產生的失落感與寂寞感。我當然不會不感到寂寞，但卻因此而有如釋重負之感。當年也確實曾一度沉醉於登高一呼，應者雲集的快感之中，但很快就發現是為一種虛幻的假像所欺騙。後來在一次對北大學生的公開演講中，我曾經說過這樣一番話：我在這裹演講，看起來是我講你們聽，你們受我影響，實際上我是被你們牽着鼻子走。我講到某處，你們鼓掌了，我也興奮起來；我立刻明白，你們期待我講什麼，於是，我就順着你們的期待講下去，越講越起勁，卻越講越走火，事後想起來，會覺得害怕：哎呀，我講了些什麼呀，這根本不是（或不完全是）我自己的意思，我上了聽眾的當了！當年魯迅說，聽眾的掌聲是會把人的命送掉的，這是很有道理的。——聽到這裹，學生們都笑了，我卻怎麼也笑不出來。這是一種相當沉重而苦澀的生命體驗：說的不是自己要說的話，而是別人要求、期待，希望你說的話，說與寫成了表演，而且是別人提綫，你演傀儡戲。這就是魯迅所說的，知識份子成了“幫忙”與“幫閑”：官的幫忙、幫閑，商的幫忙、幫閑，還有大眾的幫忙、幫閑。後者往往不易察覺，卻更為可怕與可悲。這正是處於中心位置所必須付出的代價。中國的群眾都是戲劇的看客，你站在中心，眾目睽睽之下，當年狂人所感到的那一雙雙“又白又硬魚也似的眼睛”看着你表演，你的一切自以為崇高的理想、信念、激情，被——咀嚼，鑒賞——這多無聊，又多可怕！無論如何，我是早巳渴望着逃避看客了。現在，不管什麼原因，我被抛到了邊緣，誰也不注意我了，也不再期待、希望，要求我什麼了，這同時意味着，我可以不顧及別人的願望，不看別人的眼色，自說自話——說自己想說、願意說的話，這獨語的相對自由與自主至少會給人以一種逃出重圍的輕鬆之感。當然，這會產生新的矛盾，新的困惑，但那是後話，且先享受一番這逃出的快感，如何？何必老是那麼憂心忡仲？

我有時想，自己以及和我同類的知識份子活得太累，有些其實是自找的：給自己加上了一些不該承受的重任。近五、六年來，我只思考了一個問題：作為一個人文學者，我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這還不僅關乎個人的累與不累，歷史經驗證明，知識份子如果不能圈定自己的範圍，硬要越位去做不能做的事情，是會引出災難性的後果的——不論是對社會，還是自己。

對知識份子曾經有過一個尖銳的批評：“思想的巨人，行動的矮子”，記得在大學讀書時，就在小組會上經常受到這樣的指責，弄得不知所措。其實，這批評本身就該評一評：其暗含的價值判斷即“行動才是知識者價值的真正體現”就很可疑。它嚴重地混淆了“思想者”（知識份子）與“實踐者”（政治家、企業家），“思想（思想理性）”與“現實操作（實踐理性） ”的界限，這是十分危險的。我在去年所寫的《豐富的痛苦》這本書裹，曾根據國內外的歷史經驗，提出過一個“思想的實現即思想與思想者的毁滅”的命題，並提出了“還思想予思想者”的主張。在我看來，所謂知識份子（尤其是他們中間的人文學者）就是思想者，思想是他唯一職責與職能。人文學者關心的是“應該”怎樣，而不是“實際是”怎樣。也就是說，他對人和社會的關注本質上是一種彼岸世界的理想關懷，他是用彼岸理想的價值，來對照此岸現實的存在，從而不斷發出自己的批判的聲音。人文學者無須考慮現實政治、經濟、文化的實際運作，也不提供設計方案，那是政治家、企業家和他們的智囊團的活動範圍。同時人文學者也必須小心地劃清彼岸與此岸的界限，清醒地認識自己的思想的彼岸性，即永遠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認清思想的合理性並不就是現實的合理性，而絕不越位將彼岸理想此岸化。這自然不是說人文學者可以脱離、不關心此岸現實，他的超越性關懷必須建立在現實關懷的基礎上，而且他的作用也是通過對現實的批判性而實現的。只是需要强調，人文學者與此岸現實的關係與聯繫不同於政治，經濟、文化實踐家，批判是人文學者與現實聯繫的極限，在這個意義上，可以把人文學者視為“批判者”，他的基本任務就是不斷揭示現實人生、社會現存思想、文化的困境，以打破有關此岸世界的一切神話，但絕不能越位變成直接的現實行動，因而作為思想者的人文學者絕不是政治、經濟、文化實際運作者、實踐者的軍師，當然更不是國師，也不是附庸，二者既互補，又互相制約。在弄清楚了“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以後，我似乎也有如釋重負之感。在謹慎地把握好自己的“綫”（範圍）以後，我可以不去管不相干的事，而且也不必為不相干的事負責。另一方面，“綫”範圍的事則一定要管，話也一定要說，不必擔心不相干的後果。

這樣，在逃脱了外在的某些重負，又解脱了某些自找、自加的重負以後，我似乎知道了該幹、可幹什麼。當然，這裹還有個由個人的經歷、知識結構、精神氣質、興趣决定的純粹個人性的選擇問題。於是，終於有了自己的個人定位，我把它概括為“自覺地站在邊緣位置，用自己的方式，關心與言說時代的中心話題”。

這裹，有幾層意思。一是如前述認定自己所處邊緣位置的必然性與特定價值，並充分發揮其優勢，從容而獨立地、不計效果地說自己想說的話，並因此而消解了因期待過殷而產生的浮躁之氣。其二，是本性不改，仍然關心與思考社會、人生、政治、國家、民族、世界、人類的大事，即所謂“時代的中心話題”。這是我這樣的五、六十年代的知識份子的舊習，我們自己不必改，別代知識份子也不一定要學，各行其是而已。其三，這種關心與思考，不帶現實功利性與操作性，而是有距離的，更帶專業性的，學理性的，更為宏觀，也更帶根本性的思考。對於我個人來說，更是偏於一種史的考察，比如我現在正在做的，就是關於二十世紀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的整體反思，與二十世紀知識份子心靈史、精神史的研究。既是說，思想研究的题目是從現實出發的，思考，研究的心態與視角則是超越的。應該承認，這現實性與超越性是有矛盾的，二者之間的度並不容易把握；随時都有可能太偏於現實而缺少距離感，或過於超然，失去了現實的生命活力：這都是這類選擇可能出現的陷阱。

我更清楚地知道，在中國的現實情況下，要獨立地說自己的話是要付出代價的。一個最常見的命運即是因某些觀點、某句話不合時宜，文章被删改，以致被退稿：我今年發表的重要文章幾乎篇篇都經編輯不同程度的删改，到目前為止，已有六篇文章被退稿：這是沒有辦法的，我們有時只能為未來寫作，或僅為自己作，壓在抽屜裹，隔一段時間拿出來自我欣賞一番，或僅在三五好友中傳閱，有時乾脆被遺忘，永遠關禁閉也說不定。寫出來，即是一吐為快，已經達到目的了。至於因文章不合眾意，而遭到有名目，無名目，當面、背後的種種非議，更是“題（選擇）”中應有之“義”，只好“随它去罷”。魯迅當年說屈原“靈均將逝，腦海波起，茫洋在前，顧忌皆去”，我們是應該好好學學老祖宗，想開一點，也就放達了。

當然，我這樣想，這樣說，這麼做，也是有前提的，即是我的文章還不至於一篇也發不出，有時此處退稿還可以在別處發表，所謂“東方不亮西方亮”還沒有到得不到稿費，無法維持生活的地步。因此，我這樣談論自己的選擇和已經或可能付出的代價，絕沒有向別人，特別是連基本生存條件都得不到保證的年輕人推銷的意思：這僅僅是根據我個人的主客觀條件所作出的選擇；如果我處在眼下某些年輕人的另一種條件、環境下，說不定也會作出另一種選擇。我曾經把自己的選擇觀概括為四句話：一、適合於自己的選擇就是最好的；二、任何選擇都會有弊病，有陷阱，切不可把它絕對化，理想化，更不可神聖化；三、尊重自己的選擇，也尊重別人不同於自己的選擇；四、發現自己選擇錯了（人要弄清楚自己最適合什麼是很不容易的，就難免選錯），立刻就改，不要一條道走到黑。——這最後一句是針對年輕人的，好像並不適合於自己：歲月不饒人，要另辟新路，時間來不及了，只能按現在已經作出、並正在實踐的選擇，一條道走到黑了。

1994年 11月 11日寫畢於漢城

附三

關於北大歷史命運的思考

異國沉思錄之三（ 1994）

“中國有所北京大學。

北京大學有顆‘啟明星’。

我欣然，慰然，甚至有幾分得意。 ”

這是我在“六四”以後，為北京大學中文系的一個學生刊物寫的題辭。委婉的詞句中的意思仍是明確的：儘管有人想千方百計地消滅北京大學，至少要使其名存實亡——當時當局採取的種種措施，例如，宣佈北京大學新生必須軍訓；削減當年北京大學招生名額；推遲北京大學開學的時間，等等，都無不包含着這樣的意圖。現在，這些氣急敗壞之下作出的驚人之舉，似乎已經為人們所忘卻，其實是應該載人中國教育史册，至少是北京大學校史的——，但北京大學仍然以自己的存在嘲弄着這些倒行逆施者；而且只要北京大學不倒，中國就有希望。

這幾乎代表了所有的中國人（甚至是普通老百姓）在“六四”以後的共同信念。

但這信念的合理性有限的，至少是值得反思的。

不錯，“六四”愛國學生運動再一次把北京大學及青年學生推到了中國歷史舞台的中心位置；北大也因此有了繼“五四”愛國學生運動與新文化運動之後再一次輝煌。一所大學在一個世紀內能够有兩次舉國（以至舉世）矚目的輝煌，確實罕見，也足以使北大師生感到自豪。

但也許這是最後一次輝煌。

應該清醒地看到，兩次輝煌都是政治與意識形態中心的產物。北京大學之所以成為萬眾嚮往的精神聖地，成為某種精神，文化的象徵，是與人們渴望有一個政治與意識形態的中心的心理聯繫在一起的。因此，每一次輝煌的外在表現都是一種精神力量的空前高漲，神聖化，群眾的狂歡激情，以及群眾意志的高度集中、統一，以至導致整個社會生活的政治化、意識形態化與劃一化。

這正是預伏着危機，並且是不可能持久的。

而因此形成的北大人的天賦精英與北大中心主義的意識，其負面作用，是不能不引起警戒與反省的。

随着經濟生活的中心化，随着地方政治、經濟、文化的强化與多元發展，北京大學憑藉地處首善之區而獲得的天然中心地位遇到强有力的挑戰，是必然的。至少北京大學的學生再也不能扮演登高一呼應者雲集的英雄角色。

在這種情形下，北京大學學生自身天下精英捨我其誰意識的淡化，政治意識的淡化，更是無可避免。

北京大學也並非無可作為。它應該在建立新的學術品格，以及更自由的思考，更基本的人文精神，理想的建造上，尋找自己新的歷史位置與用武之地。在社會生活日益物質化的新的歷史條件下，北京大學，也許還應該有更多的有條件的大學，例如各省的中心大學，可以而且應該在更廣泛的範圍與意義上發揮自己的精神聖地的作用。

北京大學依然擁有自己的雄厚的傳統資源。它的兼收並蓄、容納多元思想文化自由發展的寬容精神，將在新的歷史時代顯示出新的生命活力。它自身也應以這種拿來一切的寬闊胸襟與平等態度，積極參加學術、思想、文化競爭。優勢地位不可自封，也不能先定，但卻可以、而且應該爭取。

這是一個新的歷史起跑綫。北京大學應該放下歷史包袱，重新清醒認識自身，把握住自己可以做什麼，不能做什麼，以便於輕裝前進。

1994年 10月 1日夜寫於漢城韓國外國語大學專家宿舍

附四

未名湖畔的老人

悼吳組缃先生，並悼北大異國沉思錄（之四）（1994）

這是一個永恒的記憶：夕陽下，未名湖畔，一位老人拄杖沉思……

而且，這是那樣的時刻：人們還沒有從一場血腥的屠洗中驚醒過來；我跌跌撞撞地在幾乎空無一人的校園裹匆匆走過。

就在這時候，我看見了吳組缃先生。

他也看見了我。

我們相對無言。

我正待離開，他突然招呼我過去，然後，用他那濃重的安徽鄉音，緩緩說道：“我告訴你，共產黨完了！”

他說得很平靜，我卻受到了極大的震動。

我知道這句話的份量。我更知道這句話由吳組缃先生口中說出來，又意味着什麼。想到這位當了一輩子諍友的進步學者，思考、追求了一生，在風燭殘年竟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我真想哭：歷史對於吳組缃先生那一代人，以及以後的幾代中國知識份子實在是太殘酷了。

但我更知道，吳組缃先生有足够的清醒與勇氣正視這殘酷；於是他對我（相信他還對很多人）說出了他的歷史審判詞。——不管今後還會有什麼發展、變化，中國共產黨與中國獨立知識份子之間的一段歷史就在這宣判中結束了。

由吳組缃先生這位北京大學的著名教授作出這樣的宣告，是意味深長的。這不僅顯示了吳組缃先生個人的膽識——他一生努力說真話，說自己的話，始終保持思想與人格的獨立性，這樣的知識份子實在是不多的。

而且，支撑他的，還有“五四”所開創的北京大學的傳統。——這一點或許是更為重要的。

一年以後，一群男女大學生突然登門拜訪。談話一開始，便直言相告：“我們擔心北大傳統會在我們這一代失落”。“六四”以後首批軍訓的學生口中說出這番話，讓我大吃了一驚。當局曾揚言要從這一屆大學生開始給北大“大換血”，這是我知道的；卻沒料想，這麼快就收穫了這樣的結果。學生接着問我：“請告訴我們，北大的傳統是什麼？”我幾乎是不加思索地脱口而出：“自由”。我同時想到的是吳組缃先生，已故王瑤先生，和其他幾位老先生。在他們身上體現着北大思想學術自由和獨立的傳統，那裹有活生生的，不朽的北大精神”，我對年輕的大學生們這樣說。

但我心裹卻充滿了說不出的悲愴感；因為我分明感覺到，這樣的傳統與精神快要失落了。

校園內接着就發生了許多稀奇古怪的事，讓我目瞪口呆。

一天突然召集開會，傳達校黨委、校領導的四條指示，據說要人人皆知，一個不漏。一曰“醜話說在前面”，即預先通告：校園內所有的公共場所都佈置了秘密的錄相設備，校方還掌握了最先進的偵破技術，室內講話，幾百米處即可聽到。二曰“槍打出頭鳥”，誰敢帶頭鬧事，立即嚴懲，决不手軟。三曰“不是秋後算賬，現在就要算賬”，誰參與鬧事，立即停發助學金，在學習成績、工作分配等等方面——算賬。四曰“圍觀即參與”，只要人在鬧事現場，就是參與鬧事；圍觀反動標語，就是參與反革命宣傳。——這無異於公開宣佈：北大已成為一座不受法律約束的無法無天的監獄。

一天，我從著名的“三角地”路過，佈告欄中公佈了新的校規，其中一條是：“禁止男女學生在公共場所做摟摟抱抱……等有傷風化的行為”。校方盡可以禁止學生在公共場合摟抱；但將其視為“有傷風化”卻令人驚異——彷彿又倒退到封建道學時代。這件事發生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五四”發源地的北京大學，不知道是悲劇還是喜劇與鬧劇。

又是三角地，又是佈告欄，這回赫然宣佈給兩個學生以記過處分，理由是：他們在“五四”青年節，懸掛巨幅布標，上面寫有中文系謝冕教授的一段名言：“科學與民主已成為這聖地的不朽的靈魂”，據說未經校方批准，破壞了校園秩序，云云。——在北大，公開宣傳科學與民主，竟然有罪，豈非咄咄怪事。

再一次傳達“校方最新指示”：今後一切集會，會場都要安置錄相機，以記錄學生行為，如有跺腳、吹口哨等動作，一旦被錄下，一律予以嚴懲。——如此肆無忌憚的公開監視，把北大的自由傳統，踐踏殆盡。

我因此而敢於斷言：在這一時期主持校政的吳樹青校長是北京大學歷史上最壞的校長，

並必將被歷史所確證。這真正是北京大學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頁。我只感到恐懼，窒息，與悲哀。我更感到羞愧與難堪：對學校當局的倒行逆施，北大數萬師生員工，竟是一片沉默。而

且，人們似乎將校園曾經和正在發生的這一切逐漸淡化與忘卻。校園依舊平靜而喧鬧：麻木的心靈已感覺不到監獄的氣息。我無意也無權指責任何人——因為我自己也是這沉默的人群中的一員。而且我深知，這沉默絕非死滅。但我仍感到羞愧與難堪。我們的“吳組缃”哪裹去了？我們的“王瑤”哪裹去了？王瑤先生早已承受不了那巨大的痛苦，含恨而死。吳組缃先生也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

終於在那一天早晨，撒手而去。我欲言無語。我欲哭無淚。但我不能不哀哀悼念：為死去的吳組缃、王瑤，更為失精神的北大。肉體死了，精神永存。精神失落了，該到哪裹追尋？

1994年 10月 l日在異國默默寫着悼文。

Table of Contents

知我者謂我心憂

目錄

1999

總結

一封信

無词的言語：又一封信

2000

絕不後悔：總結之一

我在做這些事：總結之二

2001

小結

酷夏憂思錄

放聲一哭：悼念老丁與二姐

堅守我們的信念，在今天的中國

2002

回顧

2003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回顧 2003年

送李慎之先生

2004

2004年的回顧與 2005年初的思考

2005

小結

2006

回顧 2006年

2007

中國改革向何處去：2007年的觀察與思考之一

“劉賓雁的問题”引發的思考：2007年的觀察與思考之二

當下中國的言論、出版自由問题：2007年的觀察與思考之三

2008

總結

後記

附錄

世紀之交的中國大陸知識份子對歷史的反思與現實困境

自說自話：我的選擇

關於北大歷史命運的思考

未名湖畔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