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尋現代中國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作者：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

译者：温恰溢

出版社：时报文化出版社

整理：子乌(子乌书简)

目录：

追尋現代中國

中文版序原文

中文版序

第一版序

第二版序

推薦序一 許伴雲（中央研究院院士）

推薦序二 陳國棟（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第一部 征服與鞏固

1 晚明

2 滿清的綏服

3 康熙政權的鞏固

4 雍正的權威

5 中國社會與乾隆政權

6 中國與十八世紀的世界

第二部 分裂與改革

7 與西方世界的初次衝突

8 內部危機

9 改革的中興之治

10 晚清的新動亂

11 清朝的傾覆

第三部 國家與社會的展望

12 共和國的肇建

13 「便成了路」

14 衝突迭起

15 政府的試驗

16 開啟戰端

第四部 戰爭與革命

17 第二次世界大戰

18 國民黨的崩解

19 人民共和國的締造

20 籌謀新社會

21 深化革命

第五部 生活在人間

22 重啟門戶

23 再定義革命

24 瀏權力圈層

25 探索界限

26 世紀末

中文版序原文

I am truly delighted that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my attempt to write a broad synthesis of Chinese history across the last four hundred years, is being published in Chinese translation in Taiwan. It was to Taiwan that I first came in autumn 1963, to study some of the Chinese sources on the K'anghsi reign for my Yale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onTs'ao Yin. In those days, the Ch'ing archives were being held under careful watch in the hills of Wu-feng, not far from T'ai-chung; the Ch'ing archives held on mainland China were at that time totally in accessible to me, due to the turmoils of China during the aftermath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d the preambles to the equally catastrophic"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Looking over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again today, I am rather surprised that I was rash enough to attempt such a task. Rereading the text also reminds me of how difficult it must have been to create the two most prominent previous English-language surveys undertaken by John King Fairbank in the 1960s and by Immanuel Hsu in the 1970s. I would like to acknowledge how much I learned from those two works, just as those authors had learned from earlier Chinese scholarly surveys by Hsiao I-shan, Ch'ien Mu, and many others. In seeking to incorporate new historical materials that had appeared since those various scholars wrote, I perhaps inevitably had to cut back on certain important aspects of the Chinese experience, especially in the fields of diplomatic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this allowed me to include more of the newer interpretations of Chinese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that have been appearing over the last few decades. At the same time, I have tried to include at least some of the exciting new materials on the nature and ideology of the Ch'ing state in its Manchu dimensions, and of the Manchus' own visions of a multilingual "greater Chinese" central Asian empire.

Today's readers will of course notice right away that Taiwan does not get as much coverage in my book as it doubtless deserves. The reason is that when I was writing I was largely echoing what I understood to be the major preoccupations of policy makers in Peking, Nanking, and Chungking, rather than tracking all the details of Taiwan's various alternative trajectories of development. But I hope that I have managed to give at least a sense of the astonishing strides made in Taiwan, both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during the 1980s and 1990s. That story starkly underlines the fact that similar changes, especially in the area of meaningful democratic structures, have still eluded the Chines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It is my conviction that Westerners have no specific right to insist that East Asian nations （or any other nations elsewhere) should follow Western political models. Yet having said that, the fact that Taiwan has crossed the bridge to new levels of individual and group freedom, and allows its people to enjoy them in the dawning year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must be seen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overall Chinese story.

It is my hope that readers in Taiwan and elsewhere will not find this attempt to understand recent Chinese history, made by an Englishman liv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too superficial. It was written from the heart, not just in the dusty study, and is intended to reflect my deep fascination with the many undercurrents that have to flow together, in order to make possible a comprehensible narrative of China's immense struggles across the long span of the last four hundred years.

Jonathan D.Spence

Sterli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Yale University

March 31,2001

中文版序

《追尋現代中國》是我試圖縱觀中國過去四百年歷史的著作，對於中譯本能在臺灣出版，個人深表欣喜。我是在一九六三年秋天初次造訪臺灣，為了我在耶魯大學撰寫有關曹寅生平的博士論文查閱中文史料。那時，清史檔案還存放在霧峰的山上；而中國大陸的「大躍進」餘波蕩漾，「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山雨欲來，所以我無從接觸大陸方面蒐羅的清史檔案。

如今回頭重新瀏覽《追尋現代中國》，我很驚訝自己竟會貿然嘗試如此艱鉅的工作。重讀此書也提醒了我，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六○年代、徐中約（Immanuel Hsu）在七○年代能以英文寫出兩部中國歷史的巨著，想必是舉步維艱。我受教於這兩本著作之處甚多，一如這兩位作者曾受益於蕭一山、錢穆和其他幾位先輩中國學者。為了把這些學者之後新出爐的歷史素材設法納入，我不得不割捨中國人經驗中的某些重要面向，尤其是在外交史和智識史的領域；這使我有餘裕收入過去幾十年來對中國經濟、社會和文化史所做的新詮釋。同時，我還試著至少放進一些令人雀躍的新素材，這些材料或從滿人的角度來理解清朝政權的特質與意識形態，以及滿人自己對於一個多元語系之「大中華」亞洲中心帝國的看法。

今日的讀者當然一眼就會注意到，臺灣無疑值得一書，但拙著並未將之含括在內。原因是我寫作時大多是在回應我所瞭解的北京、南京、重慶決策者心中羈絆的要務，而不是鉅細靡遺地追索臺灣迥然不同的發展軌跡。不過我還是希望，我起碼已賦予臺灣在八○、九○年代發展經濟與實施民主制度方面驚人成就應有的意義。臺灣的故事凸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人依然在規避類似臺灣所做的變革，尤其是別具意義的民主制度變革。我深信，西方人無權要求東亞國家（或者其他地區的國家）應該追隨西方的政治模式。話雖如此，臺灣跨越隔閡，在個人與集體自由達致新的境界，在二十一世紀曙光乍現之時，台灣人民得享自由，這個事實必須被視為是所有中國人故事中的一個重要章節。

我期盼臺灣以及其他地區的讀者，不會覺得由我這位卜居在美的英國人為理解中國近代史所做的嘗試太過於膚淺。這是一部發自內心深處、而非僅是在故紙堆裡寫成的書。種種伏流勢必匯而聚之，以對中國在過去漫漫四百年來所做的巨大奮鬥有個可掌握的敍述，而本書也反映了我對這個過程的著迷。

耶魯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史景遷

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第一版序

幾個世紀以來，沒有一個國家可以自外於動盪與悲劇。彷彿在人心深處殘酷劣根性和施暴的能力永無魘足之日，是故沒有任何社會能達致完美的靜謐。然而，在每一個國度，人又往往表現出對美的愛好、對知識探究的熾熱之情、儒雅、豐美的感性，對正義的渴望，凡此皆照見幽暗，讓世界充滿光華。人須常宵旰勉行，以認識這個世界，以期免受此世摧殘，更有效率地去構築這個世界，以使子孫得免於飢餓、恐懼所苦。

中國歷史的豐饒與陌生與其他國家無異，而中國在與其他國家競逐稀有資源、進行貿易往來、擴展知識之時，其命運也與其他國家休戚相關。長久以來，西方人莫不對中國感到茫然，縱然物換星移，時值今日，中、西之間仍因語言、習慣與態度的隔閡而產生嫌隙齟齬。現今，中國人口逾十億，所承受的內在壓力我們僅能揣度；中國政治的劇烈擺盪，中國文化氛圍的跌宕起伏。中國經濟的蹣跚踉蹌，在笑臉迎人的背後總是潛滋暗藏對外來影響力的敵意，以上諸多因素往往讓我們如墜五里雲霧，而不察中國的真實本質。

瞭解中國並無終南捷徑，一如並無方便之門去認識其他異質的文化，甚至瞭解我們自身。但中國的故事總是令人心往神馳，且足堪我們借鑑，據此，這樣的企圖總是值得去嘗試。本書用意在於，欲認識今日的中國就必須瞭解其過去；然就某種意義而言，我們應將追索的時間縱軸回溯至何時仍值得深究。中國歷史淵遠流長；也沒有一個社會能像中國般縱貫歷史近四千年而活力依舊綿延不絕，並且不憚其煩地記錄下所作所為的每個細節。因此，我們可以從任一切入點鑽進這個歷史記錄之中，找到種種事件、典範人物，和文化氛圍，並以縈繞腦海、揮之不去的方式與現今呼應。

我的敘事起自一六○○年，因為我認為唯有從這個時間點啟始，才能認清中國當前問題的緣由，以及中國人該憑恃何種知識、經濟、情感來解決這些問題。藉由把這一故事命名為《追尋現代中國》，我個人衷心盼望能夠彰顯以下幾點旨趣。

一，不管是統治者或是臧否統治者的中國批判者，他們在漫漫的歷史長河裡各自依循不同的取徑，試圖建構行之有效的方針來強化邊境的防務，理順官僚機制的運行，免於外人干預而善用自身的天然稟賦，焠煉必要而嚴謹的知識工具用以權衡政治行動的效率和道德性。

二，儘管不必然步上西方強權或日本的發展「軌跡」，中國總是以強而有力的方式去適應它、扭轉它，即使是在適應與扭轉的過程中仍奮力維繫若干恆定的價值觀。在此，我所剖析的泰半歷史，無不充塞為了追求進步向展開的瓦解與鞏固、革命與演化、征服與運動的交疊循環。

三，本書敘述的是尋尋覓覓的過程，而非尋索的結果。我能理解，一個「現代的」（modern）國家既是融匯一體，又能兼容並蓄，既有明確的自我認同，也能以平等的地位競逐新市場、新技術、新觀念。倘若我們能以這種開放的胸襟來使用「現代」這個概念，我們應不難察覺這個概念的涵意是隨著人類生活的開展而時時刻刻處在遞嬗之中，因此不能就此把「現代」的底蘊歸隸於我們所處的當代世界，而將過去託付給「傳統」（traditional），把未來寄望於「後現代」（postmodern）。我個人傾向認為，到了公元一六○○年，已存在具上述意義的現代國家。然而在這段時間裡，中國都算不上是現代國家，在二十世紀末亦然。

四，我把「追尋」現代中國看成正在進展的行動，我希望以此為焦點可以釐清中國當前的狀況，可以從歷史得到啟示。中共政府當然能理有所據地聲稱手中握有革命的印信。但中共政府的官僚機制依舊是一個龐然大物，其領導人仍以超絕真理之名堅持其權力，約制人民在各個生活領域中的遠大抱負。這亦與十七世紀晚明、清初的國家面貌並無二致。在與外界的關係方面，中國同樣有權宣稱她在開創自己的路。然而試圖援引外國先進技術解決自身的迫切問題，但又希圖避免人民受到腐化流風的濡染，這仍是十九世紀一再俯瞰眺望的探險之域。在單一政治體之內統治十億公民無疑是史無前例。然在十八世紀時期，中國的人口壓力即已告尖銳化；人口成長對土地、經濟、治理民間社會所形成的壓力自那時就可看得很清楚。

當然，還可以從其他不同的側面來呈現過去。藉以禁錮女性低落社會、經濟地位的風俗習慣，用來灌輸子女世代分際與責任概念以形成某種行為模式的教育方法，家庭作為一種組織單位所散發出的力量，地方社群裡若干人士得以擷取權力、甚至濫用權力的能力，一六○○年之後的中國皆可從不同的角度觀察上述社會、文化等面向。在藝術與文學領域上的美學志趣和語言創新，行政結構、流程的鉅細靡遺，均曾深刻改變了中國的容顏，且至今猶存。

藉著以十六世紀末作為敘述的起點，也可達致另一個目標。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尋常百姓在惡劣、甚至瀕臨絕望的環境中，自己掌握命運，投身對抗國家力量的次數有多麼頻繁。我們可以認識到，一六四四年，復於一九一一年，再於一九四九年，對現況絕望，以及緬懷夙昔的情懷和懷抱未來希望的赤忱是如何彼此融匯，又是如何粉碎既存的秩序，開啟了一條通往新時代的不確定道路。倚仗有關中國過去奮鬥的歷史知識，我們便能更深切體會中國內部面對彼此扞格的力量，以及中國最終能否在這現代世界中索求一席之地的機會。

第二版序

《追尋現代中國》第一版完稿之時，適值中國政府如火如荼展開鎮壓八九年六月的天安門民主運動。事後觀之，這些事件在我心裡正凸顯了中國人在對抗國家所發出的聲音，而變革的契機似乎是如此渺茫。過了九年，我完成了第二版，此時中國與世界的局勢又大不相同。應為八九年暴力鎮壓負最大責任的鄧小平已於一九九七年初歿故；鄧小平的馬前卒、持強硬路線的總理李鵬，也於一九九八年初卸下總理職位。蘇聯瓦解成十幾個憲政共和國，由幾個東歐國家所形成的蘇聯附庸國亦各自步上不同的發展途徑。八九年最傑出的學生領袖現已出獄，流亡美國，一如為七八年民主經驗代言的魏京生。

中國政府藉著否認了這兩場運動的重要性，而與這兩場運動的幽靈相安共處。更何況，整個國家把全副心力放在國內經濟成長和參與國際金融所萌生的挑戰、回績和混沌不明。這些重要的變革讓人權人士——不管是在國內、流亡在外或外國人——難以持續經營中共領導階層拒採代議政治並騷擾異議分子等重要議題。隨著香港於一九九七年夏天安然回歸中國，臺灣已經更引人注目：中國的對港政策成為吁衡未來經濟整合模式的砝碼。

在這九年間，我們對於中國過去的知識也大為增加。中國境內豐富的考古發現，扭轉了我們對於早期中國社會以及早期統治理論的見解。而在我們這個時代的無數領域中，中外學者的研究成果亦深刻改變了我們昔日的所思所知。

我為了把這些新發現納入第二版，不得不必須修正許多舊看法，引進新的觀點。有關清朝部分，舉其大者有：十八世紀清朝皇帝把自己變為亞洲中心統治者的途徑；自十八世紀末以降，秘密會社在不同階段挑戰國家時所扮演的主導角色；清代女性讀寫能力與受教育的特質，這樣的特質可用來形塑女性在當時奴從政治的圖像；中國民族主義自晚清發展以來的各種類型，以及新形態的印刷媒介對於宣揚中國民族主義的影響。

對於中華民國這個階段（一九一二至一九四九年），也必須重新思考論題的剪裁：中國共產主義的先驅者，尤其是他們與無政府主義（anarchism ）、唯意志論（ voluntarism）思想的關聯性；與毛澤東意見相左的共產主義積極分子，他們的人生進程與求生存的策略：中國城市商業、社會生活的特質，以及在詮釋、彰顯現代性時，城市所展現的轉變模式；毛澤東透過操縱歷史評價和高壓手段，以塑造其英雄形象；一九三七年對日抗戰爆發前後，共產黨員與國民黨民族主義分子的地下鬥爭。

至於一九四九年以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部分，我們可以注意：最近解密檔案所披露有關一九四九年在莫斯科和一九五○年韓戰爆發時毛澤東與史達林兩人的關係；可以被視為是逐步引向一九五七年大躍進運動之不可抗拒的內在因素；開啟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的（領導者與被領導者的）心理動機；鄧小平領導下經濟彈性政策的漸進發展；共產黨政府所公佈的農業政策與農民本身自發性創新之間的關聯性；二十年來思想與文化領域的多元發展。

我盡量把這些新發現融入第二版之中，並增補新的一章，來涵蓋自一九八九年到一九九八年這段時期。為了控制第二版的篇幅，我做了許多割捨，少則略微剪裁，若我覺得可以刪減，多則一頁，甚至一整節。其結果，新版不僅內容更新，分量也較第一版為輕?此外，為使本書更容易閱讀，我在新版中先引入基本的經濟和人口分析，改變論述國民黨和共產黨那幾章的架構，以不同的形式來呈現各種外交政策的議題，並重新安排節次，來呈現自一九五八年大躍進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的過渡。

若干第一版的讀者和評論家希望能依論題或概念的序列、而不是依循年代的順序來組織本書的內容，也希望本書能更為關注廣泛性的社會趨勢以及各個政治中心以外地區的經驗。他們也企盼拙著能多重視時下流行的各種西方理論，像是後現代主義（postmodemism ）、底層研究（suba studies） ,以及新馬克思主義（neo-Marxism ）學派繁衍出的各種支系。對於這些建議，我還是不改初衷。畢竟，教歷史的老師和學歷史的學生在探究事情何以發生之前，必須先知道事情是何時發生。中國社會內部醞釀的各種力量當然會影響領導人或接班人的觀念和生活，外國強權加諸中國的力量或觀念也會有所影響。不過我還是認為，以這種歷史導論的方式，立足中心往外看待這種種衝擊，是最為恰當的。若是強依理論準則來篩選、組合歷史材料、雖然有些讀者會蒙其利，但卻會讓別的讀者迷惑、窒礙不前；從當前西方文化世界的性質來看，今天流行的理論不久也可能棄之如敝屜。

所以，在新版本的架構，中心像是一面透鏡，讀者可以之來觀照中國人經驗的大千世界。讀者若想對個別章節有更清楚的了解，可參考（英文版）附錄的進階書目。中國欲在驚濤駭浪中探索她在這個世界的定位，一九八九年是如此，一九九八年也仍是如此。我期盼，新版的《追尋現代中國》將能引領新的讀者以同理心、以及對中國人覺得迫在眉睫的議題有所認識，來跟隨中國人的探索。

推薦序一 許伴雲（中央研究院院士）

史景遷先生是中國研究的高手。在美國的漢學家中，他以文筆優美、敘事清楚著稱。他原籍英國，受過英國教育的經典訓練，因此語文根柢深厚，落筆文采斐然，不是一般美國學者能望其項背。史氏更令人欽佩之處，則是其洞察的史識，是以他能由一個焦點透視一連串的變化。他的早期著作，有一本是以清代一個民婦的生死當著眼處，鋪陳清代的社會與文化。他的《天安門》( 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一書，其實是從天安門的學生運動，上溯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的志業與活動。

史氏也擅長於由個別歷史人物作為焦點，上下左右，論述其時代的變化及諸於文化與社會因素交織為一時風流人物，他曾經描述康熙、洪秀全、毛澤東的生平，及其出現的背景、因素。在他的筆下，有宏觀的歷史大框架、歷史人物的行為與性格，於是歷史是活生生的人生，而不是乾燥的排比史事。

史景遷先生是西方文化孕育的漢學家。由於他有西方文化的修養及知識，他在觀察中國的歷史時，也會將西方的角度編織於中國的變化中。他有一本名著《大汗之國：西方眼中的中國》(The Chan's Great Continent)，即介紹歐洲人對於中國的評價及不同時代人物對中國的愛憎與褒貶。史氏對於利瑪竇及在華耶穌會士的研究更是兼具從中國化與西方文化交流的研究中，找出一層一層的折射與映照，其中有過濾，也有選擇，甚至有誤解，以中國文化研究者的詞彙來說，他的研究正是將文化交流所發生的discourse，一層又一層地揭開―這一工作，不是為了還原，而是彰顯歷史發展的過程。

有了這些專著的研究工作為基礎，史景遷先生才能寫成這一本中國尋索「現代」的歷史。本書分為五個大段落；在每一個段落，史氏都十分注意當代人物的思想背景及思維的方式。例如，為了處理中國近代的幾次革命，他花了不少筆墨討論達爾文生物演化論，以及這一理論與社會進化論之問互為影響的過程。於是掌握了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在文化方面持「進步」的理念，在政治方面給予社會主義成長的溫床。

不過，史氏並不只以思想與文化為其主題，在近代的幾個分段，他都分別提出社會與經濟發展的重要指數，既作當時情形的說明，也提供時間軸線上可為比較的尺度。例如，從清末洋務運動的業績，南京時代的十年建設，中共建國第一個五年計畫的成果，以至鄧小平改革開放以後的發展。合在一起看，讀者可有清楚的數據，觀知中國經濟發展的曲折途徑及其整體的方向。

正如史氏在他幾本專著中擅長的手法，在本書中，他描寫歷史人物的性格，也往往從細節見到性格，於是這些人物不是平面的面譜，而是有笑有淚的活人。康有為、孫中山、毛澤東……都在他的筆端復活了。中國的歷史學傳統，本來盼望史德、史識、考訂，與文筆四項並重。中國史學的祖宗，太史公司馬遷，其文筆之優美，使《史記》不僅是歷史記載，也是文學作品。這一傳統，自從清代考證之學獨擅勝場，文章之美，已不受重視。史景遷先生的著作，堪為我人借鏡。國內史學界同仁，當可見賢思齊，有所激勵。

一本好的歷史著作，當有作者自己的觀點，太史公所謂「成一家之言」，亦是聲明其觀點自有獨特的角度。為此，我們不能要求任何歷史著作都滿足不同讀者的願望。雖然如此，我還是不能不表示自己的一些遺憾！我屬於在抗戰中長大的一代，我們對於那一時代的記憶刻骨銘心，永不能忘。有人詢問「抗戰的意義何在？」，我的答覆是「中國人九死一生，幾乎亡國，而不肯投降，只為了打出一個門國格」。」民族主義是中國當年歷史的主調。史景遷先生的大作於抗戰一役，著墨不多。抗戰八年，單以人命的損失、軍民傷亡即數千萬人，工業基礎全遭破壞，本書於中國犧牲之慘重沒有給予應有的敘述。這是我個人深以為憾的省墨！

本書的脈絡，把整個中國的發展線索放在大陸，於是台灣部分的中國，只佔了很少的比例。中國與中國社會的走向現代，五十年來的台灣發展，在中國歷史上仍是重要的一部分。這一遺憾，不能向本書求全責難，我們自己不能逃避補足的責任。

本書以魏京生出獄及朱鎔基矢志發展經濟為發展一章的結束。史景遷先生提出了一段期許，盼望中國人能從文化遺產與歷史教訓中尋求意義，走向和諧的現代化，並提供中國人的新視野，供人類世界抉擇。他在第五部的敘言中，也向中共提出忠告，要中共自己記得他們曾經許諾終結不平，開拓未來美景；他更盼望他們不要自己成為進步的最大障礙！這兩段結語，母寧是全書精神所注。這一位畢生研究中國文化與中國歷史的西方學者，畢竟不是僅將中國作為研究課題，他對中國一往情深，有耽憂，也有期許。為此，我向史景遷先生致敬，也致謝！

許悼雲謹序

二○○一年四月四日清明

推薦序二 陳國棟（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時報出版公司要我為史景遷老師的《追尋現代中國》寫一個序，一時把我拉回到當年在耶魯的往事回憶。特別是史景遷老師提起這本書是在「那布勒斯披薩店」與「十字校園圖書館」完成寫作的，而在多年前，我也曾在那些地方留連。

《追尋現代中國》一書的英文版交付印刷是一九八九年年底的事。那時距我把博士論文提交給學校當局、束裝回國才兩、三個月吧！倒算回去的一整年，我自己也在為博士論文的寫作奮鬥；再繼續倒算回去一年（一九八七―一九八八），我在倫敦的印度辦公室圖書檔案館( India Office Library and Records)收集論文資料。看來好像也沒什麼機會看到這本書的成長。

事實倒未必如此。因為史景遷老師正是英國人，老家就在倫敦肯欣頓花園( Kensington Garden)附近。我在那裡時，他回家探望母親，與我約在國會俱樂部（Athenaeum）見面時，已曾和我談過寫這本書的事。更直接的是：我不得不在最需要時問寫作的時刻擔任史景遷老師講授的「中國近現代史」( Modern Chinese History)這門課的助教。一九八八―一九八九那年，我們拿這本書的書稿當教材。

史景遷老師在耶魯大學部教「中國近現代史」這門課，大約從一九七○年左右就開始了。這是一學期的課，兩年才開一次，修課的學生真是如過江之鯽，多得不得了。為了確保學習品質，每次開課都要找很多助教，隨班上課，然後幫學生做課後輔導。因為助教需求量大，我的領域又靠近，因此每次都跑不掉。

在《追尋現代中國》的英文版出版以前，美國各大學差不多都用徐中約的《現代中國的興起》(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當課本。我第一回當史景遷老師的助教時（一九八五年秋、冬），也是那樣的。可是隨著時問下移，徐中約的書開始變得有點過時，社會上期待一本新的綜論性的中國近現代史。史景遷老師教這門課已經很多年，他的文筆更是好得沒話說。於是，在完成《胡若望的疑問》( The Question of Hu)一書後，史景遷老師就開始了《追尋現代中國》的寫作。

史景遷老師在「那布勒斯披薩店」裡寫作，他用筆寫。他的筆跡雖然不能說極度潦草，卻也只有熟悉的朋友能辨認。但他不用煩惱。在一九九五年耶魯歷史系的大秘書佛羅倫斯（Florence Thomas) 女士退休以前，她總是能幫他整理出一份漂漂亮亮的打字稿―史景遷老師自己是不打字的。

史景遷老師的文筆好，在他出道後不久即已受到肯定。但他為什麼文筆好，其實還有「用筆來寫」這個小訣竅。棄著一支筆，找一個讓思緒可以自由馳騁的空間，振筆直書，文思自然泉湧。

對詩人或散文作家言，要這麼做顯然並不困難，而且說不定還正是他們普遍採用的方式呢！可是這對歷史學家來說很難：對學院派的歷史學家而言，更幾乎是種夢想。

先別說人們越來越倚賴電腦吧。只說歷史學家的職業習性通常叫他們被資料左右著工作的空問。寫作過程中，隨時都有需要去找出出處，必須字字有來歷、言說有依據。他們需要經常查資料。於是他們的書房才是最佳寫作地點。然而在書房裡，寫作的思路卻也就經常被查閱資料的便利所打斷。

史景遷老師幸免於此。然而這不表示他不科學、不尊重史實。他博采周諮、反覆詳讀相關的著作，其實早將素材融會於心中：而片片段段的念頭也早在腦海中蕩漾。於是，在「那布勒斯披薩店」角落的一張黝黑的小桌子上，他把他獨到的見解，按照既定的構思，讓文字在稿紙上沙沙作響。「用筆來寫」，完成一個一氣呵成的草稿。接下來的工作才是查證必要的細節，於是工作現場當然就轉移到「十字校園圖書館」了。經過幾回修改，初稿漸次成形。他的博士班學生自然成了第一批讀者，然後就成了我們的試教教材。

試教是為了瞭解讀者的反應！史景遷老師是一位十分在乎讀者的作家。因為在乎讀者，因此在動筆時始終把讀者放在心上，特別是那些對中國歷史有些好奇、卻又所知無多的人。為了幫助這些人理解，或者加深他們的印象，他在敘事之餘，往往會來段對比。好比說，在提到中國歷史上由於政治權力高張，因此宗教勢力相對受到壓抑，而城市也沒有獨立發展的機會，這時候他是拿歐洲來對照著說的。美國或其他英語系的讀者，多少會有點歐洲史的底子，這樣的對照也真能幫助瞭解。又如，在提到滿清入關與後續征服過程中，滿洲軍隊的運動路線時，他也巧妙地藉由說明這樣的行進途徑與一九四九年共產黨統一中國時的模式如出一轍，從而加深讀者的印象。

於是，親愛的中文本讀者！你們不難明白：史景遷老師的令名部分得自於他使用英文寫作在文字與風格上的成功―英語世界的讀者是他寫作時心目中預期的訴求對象。那麼，你們一定要問：把史景遷的作品譯成中文，還能保存多少文字的精髓與風格的特色？是的，是會有相當大的影響！所以，任何喜歡史景遷的人，最好讀一讀原著。

然而，拋開文字與風格不論，有中譯本可以批覽，仍然是件極幸一福的事情。讀者當然因此省掉一些力氣，而且本書的優點本來也不只是寫作上的優美而已。

史景遷老師讀書甚多，而且「很會讀書」―真正能夠抓住作者的重點。這從他經常為《紐約時報》、《泰晤士報》等書評專欄寫作就看得出來。正因為這等能力，他也嫻熟地掌握住西方人研究中國文史的脈動。而在《追尋現代中國》這本綜論的大著裡，他總在最適當的地方採用或批判一九八九年以前已經出現的形形色色的議題與觀點。詳讀此書，一方面可以分享史景遷老師多年的心得，一方面也可以迅速掌握西方「近現代中國研究」的學術史。

溫洽溢先生為這本書的中譯工作花了很大的功夫，譯筆也流利通暢。外國書譯成中文時，把意思正確地說到，本來就很夠了。可是學術書，尤其是有關中國歷史的書，讀者總期待譯者能找出原來的用字。溫先生已經盡了很大的力，雖然還有不少地方沒有完全達到這個嚴格的要求。幸好這種「還原」文字的問題，並不十分干擾閱讀。

近年來史景遷老師的書在臺灣與大陸地區似乎都很受歡迎，中譯本已經出現了很多種。這本《追尋現代中國》可能是涵蓋面最廣、篇幅也最大的一本。做為學生輩的我當然覺得它的出版是件可喜可賀的事，更希望中文世界的讀者也能從閱讀的享受中獲益良多。

二○○一年一月二日，寫於荷蘭萊頓大學

第一部 征服與鞏固

十六世紀末，明朝似乎正是國力鼎盛之時，其文化與藝術成就璀璨奪目，城市與商業生活繁榮富庶，中國人在繪畫方面的技巧與絲綢、瓷器的製造能力，令當時歐洲人望塵莫及。即便如此，一般仍習于視「現代歐洲」崛起於此時，然而，我們卻不太能說現代中國發軔於此。正當西方世界競相縱橫七海、拓展世界的知識視野之際，此刻的明朝統治者不僅嚴令禁止海外探險，阻絕了可能因此獲得的知識，還採取一連串自毀長城的行政措施，不到五十年，明朝即告覆亡。

晚明國家與經濟結構組織的渙散，業已開始在各個不同層面浮現。財政入不敷出，朝廷無法如期發出軍餉。士兵的逸逃鼓勵虎視眈眈的北方部族進犯。歐洲白銀的流入對中國造成超乎預料的經濟壓力。官倉管理不善，天災四起，導致農村人口普遍營養不良，疫癘叢生。盜賊蜂起，匯而為寇，他們之所以嘯聚山林，無非只為了苟活於亂世。到了一六四四年，所有這些不利因素紛紛彙聚成流，肇致明思宗自縊身亡。

在動盪之中重建社會秩序者，既不是揭竿而起的農民，亦非已經對明朝離心離德的士紳官吏，而是突破北方邊防，自稱「滿人」的女真部落。滿人早在伺機入侵中國之前，就已成功地將軍事與行政單位融為一體，整合成一種層級節制的緊密組織，滿人的勝利得力於此。隨著此一制度的建立，以及大批明朝降將貳臣權充滿人的政治顧問，滿人遂於一六四四年乘機進犯中原。

成千上萬軍隊的轉戰運動，一如滿人當時所感受到的，讓我們見識到中國江山的嬌燒遼闊。四處叛亂的中國農民，以及明朝的殘餘勢力，各自據地以抵抗滿人的掃掠。滿人自北南下、由東向西的征服模式，主要是依循中國山川的地理形貌，同時將各區域的政治與經濟地緣中心融入新的國家結構之中。（滿人進軍中國的時機和方向，與二十世紀歷經長期分裂之後，共產黨於一九四九年統一中國的模式如出一轍。）

意欲征服像中國這般幅員廣闊的國家，滿人勢必要把成千上萬的漢人支持者納入其官僚體系，倚賴漢人的管理人才，使其聽從滿人的號令來統理國家。少數明室的後裔猶作困獸頑鬥之時，大部分的漢人已能夠接納新的統治者，因為滿人大致承諾維護中國傳統信念與社會結構。清軍的入關就算掀起社會的沸騰動盪，也是為期甚短，滿人所建立的清王朝屹立不搖，統治中國迄至一九一二年。

不管對滿清，或者歷代各朝或後繼者而言，統一中國需要各種相應之軍事戰略，以及政治、經濟手段的配套。清朝皇圖霸業奠于康熙皇帝之手。康熙一朝從一六六一至一七二二年，在位期間依序完成了中國南、東、北、西北疆域的防禦工事，同時進一步強化入關前滿人所施行的統治機制。康熙特別著力維護科考制度，憑仗著可靠又秘密的驛遞訊息，以舒暢朝廷的耳目管道，同時又以朝廷之力，廣納心懷二志的知識份子。康熙皇帝還設法化解了潛隱在官僚體系、甚至廣大社會之中的滿、漢族群緊張。不過，康熙在經濟方面的建樹就略顯遜色。康熙一朝雖然商業興盛農業營饒，但國家的財政左支右絀，終滿清王朝，此一弊端始終相隨。

康熙之子敏於修補康熙遺留的積弊，特別致力於改革稅制、組織文化生活、消彌社會的不平等，以及強化中央官僚體系。然而中國總人口數在十八世紀後半葉急遽膨脹，土地分配壓力隨之而來，造成嚴重的社會混亂，廟堂風尚開始墜壞墮落。官吏顢頇昏聵、貪污腐化成風，削弱了朝廷的統治能力，這又加重、擴大了清朝的內部問題。在對外政策方面亦然，遠渡重洋抵達中國沿海口岸的西方商人，不斷抵制清廷加諸在他們身上的種種束縛，清廷的涉外機構面臨新挑戰，清廷在這方面也是遲鈍無方。凡此無能另尋良方以適應新局，為日後十九世紀的一連串浩劫埋下禍因。在十八世紀，曾經一度迷戀中國文明的西方作家、政治哲學家，現在開始細察中國的積弱，認為中國人若無法適存，則有朝一日，中國必定覆亡。

1 晚明

明朝的光輝

公元一六○○年，中國是當時世界上幅員最遼闊、人文薈萃的統一政權。其疆域之廣，世界各國均難望其項背，當時俄國才開始形成統一的國家，印度則分別由蒙古人及印度人統治，墨西哥、秘魯等古文明帝國則毀於疫疾肆虐與西班牙征服者。此時中國人口已逾一億二千萬，遠超過歐洲諸國人口的總和。

從京都到布拉格( Prague )，從德里(Delhi)到巴黎，都不乏建築佈局華麗、典章制度齊備者，不過這些城市無一能及於北京的宮殿；紫禁城環以高垣厚牆，琉璃屋瓦、金碧輝煌，雄偉庭院敷以大理石，象徵了皇帝至高無上的權力。每一宮殿建築皆有碩大的階梯與巨型拱門，櫛比鱗次、井然有序，向南一列排開，宛若天子召見朝貢者一般。

歐洲各國、印度、日本、俄國以及鄂圖曼帝國的統治者，此刻無不致力於建構有系統的官僚組織，俾以擴張稅基，有效統治領土臣民，吸納農業和貿易資源。然而當時中國已經具備龐大的官僚體系，既受千年文化傳統所浸潤，也受律令所約束，至少在理論上，這套官僚架構連市井小民的日常生活問題也能處理。

一部分官僚組織位於北京城內，隸屬於皇帝之下，依國家事務性質被區分為「六部」：分掌財政、人事、禮儀祭祀、刑名律法、軍機要務，以及公共工程。在北京城內還有一批遍覽群經的博學碩儒，襄贊皇帝奉行儀典，撰寫官方歷史，教育皇族子嗣。在警蹕森嚴的深宮大院裡，還有為數龐大的內廷人員服侍皇帝個人的需要：宮女與闔官，帝王子嗣與照顧他們的嬤嬤，禁衛軍、御廚、內廷侍衛。

明朝將地方行政組織劃分為十五個行省（即南、北直隸與十三個承宣布政使司），這是中國官僚機器另一個組成部分。大小官職各有所司，井然節制，其最上層為「省」的三司，下設有「府」的知府及「縣」的知縣。並在各地設有軍站、急遞鋪、遞運所，以及定期向農民徵稅的糧長。在京城之中與各省，各有一批職司監察的官吏，負責督察官員的品行。

中國大部分城鎮建築不似文藝復興時期之後的歐洲以磚石所建。除了少數名剎寶塔之外，中國也沒有宏偉的基督教教堂或是回教清真寺高聳入雲的尖塔。然而這種低伏的建築形貌並不意味著財力或宗教信仰的闕如。在中國各地都有遠近馳名的佛寺與道觀，體察天地生生不息之力，還有祭祀祖先的祠堂與奉祀孔子的孔廟。孔子出生於公元前五世紀，是中國倫理體系的奠基者。回教清真寺分佈在華東地區以及西部回疆一帶，這些地方是中國回民聚落的區域。中國各地還有若干猶太教會堂，猶太人的後裔在此聚會做禮拜。由基督教衍生的「聶斯托理教派」（Nestorian，譯按，即所謂「景教」）抵達中土已歷千年，此時還有少數信徒，中國的城市建築與宗教中心不以氣象巍峨為務，這並不代表中國人沒有民族尊榮感或對宗教抱持冷漠態度，而是政治因素所造就的。中國中央集權的程度甚於其他各國，宗教也受到皇權的有效節制，朝廷無法容許國有二主，也就不可能出現自主獨立的城市。

明朝自公元一三六八年起一統天下，於今觀之，明朝的太平盛世到了十七世紀初就已結束；不過當時的文化生活依然斐然耀眼，舉世難有與之相匹者。假若我們臚列十六世紀末歐洲的非凡之士，我們也可以輕易在同時的中國找到足堪比擬的俊彥翹楚。論題材的豐富，中國沒有一位作家能與莎士比亞(Shakespeare)相比；但是在一五九○年代，湯顯祖正在寫作雋永慧黠的青年愛情故事，以及刻劃家族親情、社會衝突的戲曲，其內容之細膩，情節佈局之複雜，足以與《仲夏夜之夢》(A Midsummer Nights Dream )或《羅密歐與茱麗葉》( Romeo and Juliet)相媲美。像塞萬提斯( Miguel de Cervantes)的《唐吉訶德》(Don Quixote )已是西方文化裡的經典，中國雖然沒有出現可與之相提並論的作品，不過在一五九○年代卻出現一部以宗教探尋、神怪冒險為素材的小說《西遊記》，深受中國人喜愛。孫悟空是一隻通靈的潑猴，幫助唐三藏遠赴天竺求取佛經，時至今日，《西遊記》仍是民間文化的泉源。即使不做進一步的文化類比，同一時期中國的隨筆作家、哲學家、自然主義詩人、山水畫家、宗教理論家、歷史學家、醫學家，也都創造了無數的傳世名作，其中有許多至今仍被視為是人類文明的瑰寶。

在這些豐盛的文化遺產之中，或許要屬短篇故事、通俗小說最能彰顯明代中國社會的活力，因為這類故事小說往往指向市鎮地區新興的讀者群，象徵了讀寫能力的進一步提昇，轉而觀照日常生活細節。在一個由男性宰制的社會裡，這些故事小說也說明識字的女性也越來越多。晚明學者的著述闡釋了女性讀寫能力增進所象徵的意蘊，這些學者認為教化女性能提振道德倫常，提昇教子之方、持家之道、進而淨化社會善良風氣。

另一部經典小說《金瓶梅》便處理了這些議題。這部小說以化名的方式於十七世紀初刊刻印行。這部小說敘事細膩，性慾描述露骨，作者藉由對故事主角與五房妻妾之間互動關係的臨摹，提點出主人翁的性格特質（主角的財產一部分得自經商，另外則得自與官府勾結），而他這五位妻妾迥異的個性各自代表不同的人性面向。《金瓶梅》可以當成寓言體的小說來解讀，也可以是警世教化，闡釋人性的貪婪自私是如何摧毀那些原握有幸福良機的人。《金瓶梅》也有寫實的一面，勾勒出隱伏在富貴人家那種暗潮洶湧。

小說、繪畫、戲劇，再加上宮廷生活的梗概與官僚體系的實際運作，在在說明了晚明的光彩華麗、繁榮富庶。有錢人家住在熱鬧的商業城鎮，而非鄉下，豪門以宗族為基礎，以男性成員形成盤根錯節的氏族或血緣組織。這些血緣組織坐擁龐大土地，所聚累的財富足以興學，在困頓的時候賑濟鄉民，以及修葺祠堂來祭祖。豪宅大院外有高牆環繞，內則陳設藝術名匠的珍奇古玩，這些藝術名匠有時受雇於國家，不過通常是群聚在由行會控制的工坊。鑲刺絹絲的綢緞令富豪巨賈的女眷趨之若騖，幽雅的青瓷和白瓷甚受富人青睞。亮可鑑人的漆器、玉飾、細緻的窗櫺、精巧的象牙雕刻、景泰藍，以及熠熠生辉的紫檀木家具，令這些富豪巨賈的宅邸滿室光華。鬼斧神工的木製或石製筆架，華麗的紙絹，連墨硯都有功夫細膩的雕琢，可磨出質佳色黑的墨汁。文人不必振筆揮毫，就已造就了一個繁複的美感世界。

除了奢華的室內陳設之外，富貴人家的飲食也十分美味可口：腰果蝦仁、脆皮烤鴨、粟子、蜜餞、溫潤的果酒、新鮮的蔬果良品。杯盤之間，談文論藝，吟詩作對。酒足飯飽之後，在這種家庭聚會之中就有可能產生繪畫逸品；賓客之中的騷人墨客，在酒過三巡、酒酣耳熱之際當眾揮毫。

社會與經濟品第中的上層是飽讀詩書的社會階層，在知識上由四書五經而具有共通的性格，典籍可遠溯孔子之前的商周。學者爭論教育對女性的裨益之際，富家子弟約在六歲已接受嚴格的教育，誦念古文。然後每天到學塾去讀書，背誦、解譯、鑽研古文，到了二、三十歲或許能參加科舉考試，求得功名之後從地方的父母官做起，而後入京任官，享榮華富貴。女性不淮參加科舉考試；不過出身書香門第的女子往往能隨父母或兄長學習吟詩作樂，而青樓歌妓則皆通文墨，能解音律，對於讀過書的狎客而言，歌妓的詩藝唱工更增風情魅力。中國在宋代即已發展出刻板印刷的技術，私人藏書蔚為風尚，哲學、歷史、詩集、道德訓誡俯拾即是，不足為奇。

縱使部分衛道之士不齒逸樂取向的著作，但趣味盎然的通俗作品在十六世紀末的中國民間依舊十分盛行。城市住民玩賞靜謐恬淡的自然，迥異於市井的喧嘩雜沓，並在用來詮釋人間世的藝術作品之中尋訪到一種秩序感。這種怡然自得的情悻，在戲曲作家湯顯祖於一五九八年的作品《牡丹亭》中表達得淋漓盡致。湯顯祖藉著劇中太守杜寶之口說出他心中的話。杜寶因地方政務順利推展而心喜：

山色好，

訟庭稀，

期看飛鳥春飛回，

印床花落廉垂地。

一旦卸下纏身的政務，忘卻案牘之勞形，自然世界純粹就只是令人心曠神怡的感知對象，而這種平和有序之感反過來又激起一種呼應天地萬物的美感：

紅杏深花，

葛蒲淺芽，

春時浙暖年華，

竹籬茅舍酒旗兒叉

雨過炊煙一縷斜。（註一）

如此良辰好景，對許多人而言也的確是一個光輝時代。只要國家的邊防平靖，只要政務能順利推動，只要農民辛勤耕耘，城鎮與農村百工各盡其分，或許明朝的太平盛世便可萬代不絕。

城镇與農村

明朝的集鎮與城市，洋溢著喧囂興旺的氣息，尤以人口稠密的東部為然。有些城鎮是繁忙的行政中心，地方官吏在衙署中推動政務，徵集稅收。有些則是純粹的商業中心，透過門庭若市的貿易與地方市場活動，更可勾勒出市井小民的日常生活樣態。大部分的城鎮外有城牆環抱，入夜即關上城門並實行某種形式的宵禁。

中國的城鎮一如其他地區的城鎮，可依據其功能角色與專業分化加以鑑別。例如，地方性的「集鎮」(market town )是棺材師傅、鐵匠、裁縫師、麵條師傅聚集的地方。在小店鋪裡，販售一些較為特別的商品，像是工具、酒、首飾，以及香燭、紙錢等宗教祭祀器品。這類集鎮都有客棧供往來旅客憩息；在大型的集鎮有來自各地的貿易商、買主川流不息，這裡設有染布坊、鞋店、打鐵鋪，以及銷售竹器、上等布匹、茶葉的商店。客旅他鄉者可在集鎮裡找到歇腳的客棧，召妓狎玩。在集鎮之上的行政層級是協調統合數個集鎮貿易的城鎮。在城鎮的店鋪裡，人們可以買到廉價的文房四寶，皮革製品、裝飾用的燈籠、神壇供桌上的雕刻、麵粉，也找得到洋鐵匠、刻印師傅、兜售漆器的商人。城鎮裡有當鋪與「票號」（銀行）幫旅客處理匯兌業務，旅客也可以在城市裡租借轎子，到舒適且陳設華麗的青樓去狎妓。（註二）隨著城市的逐漸擴展，顧客越來越富裕，城市裡也出現更獨特的奢華商品與服務項目，並伴隨著種種氛圍，在其中，財富時而劇烈、時而隱晦地演變至墮落、勢利，以及剥削。

若以明代的集鎮與城市來代表當時商品流通、服務供給、建築風格、建築結構的複雜程度，以及官僚行政運作的大要，難免犯下過度化約的毛病，若以此理解農村，也無法盡得形色風貌。在中國，城鎮鄉之間的分界是十分模糊的，密集農耕的郊區地可能就在城牆之外，有時甚至在域牆以內，而工匠有可能在農忙季節參與農耕，在糧食欠收時，農夫也會到集鎮裡打零工。

准河將中國一分為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兩大區塊，准河以南的鄉村氣候宜人，土壤肥沃，可進行集約性的稻米耕作，是最富庶的地區。這裡河流水道交錯、灌溉溝渠縱橫，滋養了稻穗累累的水田，也流入一望無際的湖泊和養鴨、魚的池塘。季節性的洪涝提供水田所需的養分。在江南，農民植桑養蠶，遍植茶樹，經營農副業，使得當地的農村輪廓更形多樣化。遠在華南地區，除了糧食作物之外，還有蔗糖舆柑橘；西南山區竹林與價值不菲的硬木木材，可為農民帶來豐厚的額外收入。華南的水路運輸既廉價且迅速便捷。當地綿密的宗族組織，更使農村社群團結一致。

准河以北儘管也有為數不少的富庶村莊，不過大體而言，這一地區的生活較為艱苦。嚴冬尤其凛冽，刺骨寒風由蒙古南吹，侵蝕了地貌，造成河流淤積，風沙很容易吹進眼、鼻裡，令人難以在屋外久留。准河以北以小麥和栗為主食，大都長於過度耕種的土壤，為了避免土壤流失，零星分佈的農村就必須妥善回收利用人畜排泄物來涵養土壤。准河以北所種植的蘋果、梨子果肉甜美多汁，大豆、棉花質地絕佳；不過到了十六世紀末，大部分土地已是林木不生，蜿蜓流經平原的黃河河道因夾帶大量泥沙而淤積。沒有南方的堤防、阡陌、溝渠可資屏障，盜匪於是輕易縱橫農村地帶，強梁以馬匹為先導，或護衛側，以避免遭到集鎮民團武力的反擊或偷襲。淮河以北的宗族組織勢力較南方薄弱，村莊通常位處孤懸，社會生活的網絡也較為零落，堅忍的自耕農，生活僅能勉強維持小康，地主與佃農的生活境況與自耕農並無殊異。

在中國，形貌分殊的農村景象，意味著我們很難明確區隔「地主」與「農民」的社會位階。例如，富裕的地主可能離鄉而栖居大市鎮裡，而住在耕地所在農村裡的小地主或許仰賴田租過活，或許僱用臨時工來耕種。中國也有數以萬計擁有小面積的農民，其土地生產所得勉強可餬口，有時也會在農忙時僱請臨時工來助耕。耕地生產不足以餬口的農民，可能另外再去承租農地來耕種，或者在農忙時節充當臨時工以貼補家用。大部分的農家或多或少都會從事手工業，而這往往將農村家庭與商業網絡串連在一起。

社會結構復因民間社會種種土地買賣和租佃契約而益形複雜。國家對每一筆土地交易進行課稅，繳稅之後官府就在官式契約蓋上紅色官印。可想而知，許多農民為了逃避官府課稅，大都採取非官式的契約。再者，土地買賣的定義也是模稜兩可。在大部分的土地交易中，買賣雙方大致同意賣方將來可以初始的賣價向買家贖回土地，即使買方已經在這塊土地上耕種一段時期，賣方仍然享有所謂的「田底權」。倘若土地漲價，或無法耕種，或被洪水淹沒，或是地上已有建築物，所引起的法律與金錢糾紛，往往會導致親族反目，甚至鬧出人命。

幾世紀以來，地無分南北，中國的農民展現了刻苦耐勞的特質，即使遭逢天災也能絕處逢生。在早涝肆虐之時，也往往透過各額互助、借貸、糧食賑濟等形式，幫助他們和家族度過難關。從事門房、灌溉工人、縴夫這類零工，或許得保溫飽。幼童在簽下短期或長期的賣身契之後，到有錢人家擔任僕役。女孩子則可能被賣到域裡，縱使最後淪落煙花柳巷，操持賤業，至少一息尚存，她們的家庭也可以省下一口飯。不過，倘若在天災之外，法律機制、秩序結構開始崩解，這時黎民百姓就真是呼天不應、呼地不靈了。假如市鎮緊閉城門，而讓絕望的百姓落草為寇，在農村地區四處流竄、打家劫舍，強佔農民預備過冬的穀倉，或者搶奪農民準備來春播種的秧苗，這時候陷入困境的農民已別無選擇，唯有放棄土地——無論這些土地是租來或是私有，加入飄忽不定、居無定所的流寇行列。

十七世紀初，雖然上流精英一派繁榮景象，但是危兆已浮現。城鎮居民得不到官府賑濟，就算深鎖城門以阻絕鄉間飢民湧入，禍患仍會起於蕭牆之內。捐苛稅雜，民不聊生，前途茫茫，一六○一年，蘇州的絲織工人群情激憤，火燒民宅，並對素招民怒的苛吏施以私刑。同年，江西景德鎮的窯工因為薪資微薄，加上朝廷下詔提高御用瓷器的產量而作亂。一名窯工跳入磚窯的熊熊火焰中，他的自盡反而陷其他窯工於困境。我們在其他城市、集鎮亦可發現額似的社會經濟動亂。

城鎮紛擾不安，農村也是多事之秋。明末各地的農村動亂事件頻傳，其中已隱藏了階級鬥爭的因子。這些經常釀成流血暴力的抗爭事件，大抵可以歸類為兩種因素：契約工或「賣身為奴者」抗議主子不讓他們恢復農民的自由身；另外則是佃農拒絕向地主繳納不合理的地租。

縱使民間動亂並非常態，但也足以警惕富人了。在《牡丹亭》中，湯顯祖在述及官宦生活的悅愉時，也挪愉農村的莊稼漢，以鄙俗歌謠唱出鄉下人草率工作的情景：

泥滑喇，

腳支沙，

短耙長犁滑律拏。

夜雨撒菰麻，

天晴出糞渣，

香風。（註三）

這首歌乍聽之下令人忍不住發噱。但是聽曲的人可能還沒想過，勞動者若是狗急跳牆會有什麼結果。

墮落與苦境

在晚明文化與經濟生活的金玉外表之下，卻有社會結構的內在弊端在其中。部分禍端起於廟堂之上。明神宗萬曆皇帝長期在位（自一五七二至六二○年)，據稱神宗即位之初善於治理，朝中又有一群賢能大臣輔佐。但自一五八○年代以後，神宗深居紫禁城內。神宗為了立儲一事而與朝中大臣爭論不休，朝廷過度保護而無法巡幸四方，也無法親校大軍，令神宗深感受挫，對於老臣在廟堂之上不休的口舌之辯也漸漸不耐。最後他不上朝，也不再研習儒家經史，不批奏章，甚至連朝中要員出缺也不增補。

神宗不聞朝政，結果大權旁落閹官之手。中國內廷啟用宦官的歷史超過兩千年，但是明代任用宦官之多，卻是歷朝僅見，至萬曆時，北京的太監人數已逾萬名。因為皇帝足不出紫禁城，所以閹官就成為官場與皇宮內院的重要聯繫管道。朝中大臣若有政事要奏，就得說服太監代為傳遞訊息：太監自然會向大臣索求回報，有意攀龍附鳳的大臣甚至必須百般阿諛、奉承，賄賂較具權勢的閹官。

到了一五九○年代，許多宦官身兼朝廷要務，於是開始在政治上擔負重任。宦官的權勢隨著神宗派遣他們分赴各省收稅而漸次高漲。宦官的行事專橫乖張，經常恐嚇勒索地方的豪門巨富，並指揮精銳廠衛貫徹其意志，搜捕刑拷或殺害政敵。宦官之中又以魏忠賢最為權傾一時，起初，魏因負責照料神宗皇子之嬪妃的飲食而受寵信，到了一六二○年代，神宗長孫即位時，魏忠賢已是獨攬大權，主宰朝政。魏忠賢大權在握之時，還曾命人修史（譯按，即《三朝要典》），詆毀他的政敵，甚至還下令全國各地建祠歌頌他的功績。

儘管批評皇帝、針砭權臣的行徑十分危險，但還是有不少忠臣碩儒對朝綱的墜墮感到憂心。學者開始從理論方面來探索朝政敗壞的根由：許多學者認為，朝綱不振源自道德淪喪、教育制度的缺陷，以及以及恣意妄為的個人主義。對於許多提出批評的學者而言，王陽明有如惡徒，王陽明在其學說中揭示，倫理認知的關鍵深植在道德本性之中，因此人只要通過「良知」即能獲致理解存在意義的力量。誠如王陽明在與友人信中所言：

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聖賢，雖常人亦無不如此。若無有物欲牽蔽，但循著良知發用流行將去，即與不是道。（註四）

王陽明又說，「謂之知學，只是知得專在學循良知。」王陽明也主張知行合一，而其門徒在傳授與踐履先生的思想時，陽明學說往往會導引出違逆世俗的行徑，拒斥常規的教育形式，追求新的平等主羲。

為了抗拒陽明學說這股潮流，有些弘揚儒家道德思想的學者在十六世紀末著手組識以哲學思辯見長的書院。在書院裡，他們一方面準備科學考試，研習倫常;而他們的激辯必然會從倫理的範疇旁及政治，而又興起政治改革之念。「東林書院」於一六○四年成立，活躍於江蘇無錫，到了一六一一年，已是一股重要政治力量。一六二○年，神宗駕崩，東林黨人受到神宗兒子、孫子重用，人人以實踐儒家的道德教化為務，主張強化邊防，整飭經濟。不過東林黨人執著道德訓誡，卻也令新皇帝厭煩。

東林黨人的領袖彈劾魏忠賢，魏忠賢當朝命人廷杖重臣致死，但皇帝並未制止魏忠賢。

魏忠賢受到皇帝默許，於一六二四至一六二七年間，與其朝中黨羽以恐怖手段剪除東林黨人，許多黨人因而喪命或被逼自盡。魏忠賢最後雖被放逐，在一六二七年自盡，不過他的跋扈擅權已經嚴重挫傷朝廷威信，甚至鑄下無法挽回的禍害。一位東林黨人的領袖聽聞將受廠衛緝拿，而他亦自知在劫難逃，於是在給友人的訣別信裡寫道，吾先前為朝廷之首輔，首輔遭羞辱，與朝廷蒙羞無異。（註五）

士大夫與政治的沸沸揚揚。使對外關係與經濟的沉更形惡化。中國在十六世紀面臨數次外在威脅，尤其是蒙古游牧民族的威脅，蒙古人把馬、羊群驅趕至北京北方與西北邊的草原放牧；東南沿海則有倭寇侵擾。明朝開國之初，曾以互市和外交手段安撫蒙古部落，現在蒙古勇士卻不時侵擾邊境，還曾俘虜皇帝；在另一次戰役中，蒙古鐵騎又幾乎兵臨北京城下。十六世紀末，朝廷勤修長城要塞，加強北境駐軍的防衛力量，不過朝廷似乎唯有定期「封貢」才能節制蒙古人。東南沿海的城鎮飽受倭寇騷擾，賊寇人數有時達百人之多，其中包括日本人，也有中國的亡命之徒，甚至還夾雜從葡萄牙控制的澳門所逃脫的黑奴。這群海寇恣意掠奪沿海，挾持百姓以勒索贖金。

沿海倭寇的勢力到一五七○年代已被遏制，但日本的軍力卻日益壯盛，及至一五九○年代，日本舉兵進犯朝鮮，戰況慘烈。由於朝鮮歷來即為明朝藩屬，朝廷認為應不計後果保護朝鮮，於是伸出援手出兵朝鮮。若非日本內部局勢生變，復以朝鮮水師有效切斷日軍的供輸線，逼使日本軍隊於一五九八年從朝鮮半島退兵，否則三方均會在這場戰爭中付出慘痛的代價。戰況吃緊，加重了東北的危機，在雄才大略的努爾哈赤領導下，東北的女真各部開始匯成一個武裝團體，並威脅到明朝在遼東地區的威勢。雖然當時還是勝敗難料，但是努爾哈赤的軍隊已是蓄勢待發，日後終於滅了明朝。

澳門也是中國面對的新問題。澳門位於廣州西南方的一個半島末端，一五五○年代在中國的默許下，葡萄牙人佔領了澳門。到了一六○○年代，朝廷下令嚴禁商人與敵對的日本進行貿易，葡萄牙趁虛而為中、日兩國賀易的媒介。葡萄牙人收購中國的絲綢，將之裝船運往日本，交喚日本開採的白銀。白銀的價值在中國要比日本高，於是葡萄牙人又將白銀運回中國，再購買更多的絲綢。葡萄牙人將白銀帶入中國，只是十六世紀白銀流通於世界各地並對經濟造成劇烈衝擊的現象之一而已。

墨西哥與秘魯銀礦儲量極豐，是全球自銀流通網絡的主要來源，而墨西哥、秘魯的採礦權須得西班牙所特許。西班牙人在菲律賓的馬尼拉(Manila)建立新據點之後，美洲的自銀在一五七○年代始源源流入中國。由於美洲對中國絲織品的需求殷切，於是幾千名中國商人群聚馬尼拉，販售中國的布匹、絲綢，加速白銀流入中國。白銀的流通範圍擴大，商業活動也隨之迅速拓展，萬曆皇帝府庫中的白銀存量激增。然而，白銀大量流入中國，也帶來新的問題，包括通貨膨脹的壓力，興盛的投機性商業活動，在若干域市經濟成長不種定，破壞了傳統的經濟模式。

一六二○年，萬曆皇帝駕崩，不過在此之前，中國的經濟榮景就開始凋零。過去明朝昌盛的商業，曾經促成奢華商品在全國各地流通，以及經營匯兌業務的典當和票號行業的勃興，現在卻受到朝廷軍事挫敗的牽累。朝廷以農立國，無法有效對民間課徵稅收，極易受到各省玩忽法令的閹官及其黨羽的橫徵暴斂而蒙受傷害。朝廷治洪無方，賑濟無能，又加重了地方上的危機，反過來使得朝廷無法徵集足夠的稅賦。

萬曆皇帝與幾位後繼者在位期間，農民的處境更是艱困。信奉「新教」的荷蘭、英國劫掠者打擊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葡萄牙商賈，擴展了荷、英的貿易版圖，國際貿易模式因之丕變，導致流入中國的白銀大幅滑落，民間因而開始囤積白銀，銅銀的兌換比例陡然下降。一六三○年代，一千枚銅錢約可兌換一盎司白銀，到了一六四○年，一千枚銅錢僅能兌換到半盎司白銀，一六四三年，一千枚銅錢僅能換得三分之一盎司白銀。這對農民是一大噩耗，因為地方交易是以銅錢計價，但卻須以白銀向官府繳納稅賦。（註六）

除了這些新的、看不見的成本之外，朝廷在東北與努爾哈赤的戰事節節擴大，軍事耗費與日俱增，朝廷所課徵的稅賦在一六一八至一六三九年間至少增加了七倍。飢荒連年，尤以華北為烈，罕見的乾旱與低溫籠罩，致使農作物生長季節縮短兩個星期，糧食歉收更是嚴重。（十七世紀又被稱為「小冰河時期」〔little ice age〕，世界各國的農耕地帶在此時也都感受到氣候異常的效應。）天災頻仍，賦稅加重，再加上兵丁徵補與逃兵的惡性循環，慈善救濟機制的遲滯，水利灌溉設施年久失修，防洪計畫付之闕如，朝廷所承受的壓力以及接踵而至的緊張局勢可想而知。等到問題一發不可收拾，無論是朝廷或京城、外省的官員，似乎既無能力，也無資源、意願去力挽狂瀾。

明朝的覆亡

十七世紀初期，朝廷已逐漸無法有效節制農村官僚體系的運作，於是也無法對農村徵稅。此時，朝廷為了抵禦崛起於滿洲的女真族領袖努爾哈赤，軍需驟增，於是對其仍能駕馭的人口稠密地區百姓加重課稅，又裁減西北驛遞的人員開支，因為對朝廷而言，西北的局勢不若遼東孔急。出身農民家庭的李自成正是被裁減的驛卒之一。

李自成早歲曾在客棧做事，亦曾做過鐵匠學徒，具有當時陝西人漂泊、好勇鬥狠的性格。陝西是西北的貧窮省份，黃河蜿蜓的河道包覆整個陝西，往北穿越荒涼蕭瑟的山嶺農村地帶可抵長城。但陝西多山，出入不便，素為反賊侵擾繁榮富庶、人口稠密的華東、華南的天然營壘。

一六三○年，李自成在陝西西部從軍，再一次對朝廷感到失望。李自成與其他同袍無軍餉可領，於是揭竿叛變，不到數年便成為流民領袖，隨眾數以萬計，說明他謀略過人。一六三四年，李自成在近陝南邊界被擄，叛軍被困於一處峽谷。李自成承諾率部退入陝北的不毛之地而獲釋，不過後來官軍處決三十六名投降的叛軍，雙方協議因而破裂。李自成殺害幾名地方胥吏以資報復。一六三五年，各方叛軍首領秘會於河南省中部、黃河南岸的榮陽，李自成是與會的首領之一，至此，李自成的聲勢壯大更勝往昔。

在這次秘會中，部分勢力強大的叛軍領袖在華北劃分勢力範圍，並試圖協調攻擊北京的軍事行動。但對於一群烏合之眾而言，像這類軍事行動的協調並非易事。是年年底，就在叛軍諒奪京畿外的明皇陵（譯接，指鳳陽)，監禁守皇陵的隨扈之後，反叛軍便告四分五裂。崇禎在位期間，他聽聞皇陵被叛軍燒毀，素服哀哭，遣官告廟，將數名官僚下獄治罪，處決守護皇陵的閹官。李自成與張獻忠之間的激烈齟齬，說明了反贼兵戎相見之速，分崩離析之易。佔據皇陵之後，李自成旋即要求擁有在「陵篮所」演奏禮樂的太监，而虜獲這些太監的張獻忠雖勉強從之，但卻將樂器搗毀。李自成後來亦處決了這群時運不濟的太監。

往後數年，李自成、張獻忠率眾游移於華北、華中一帶，飄忽不定，時而合作，但大多為了爭奪接收地盤與兵力而相互尋釁。迄一六四○年代初期，他們二人各自建立據點：張獻忠與李自成一樣，在飯變之前便加入官軍，擁兵深入長江中游的天府之國四川，攻陷成都;李自成則在河北建立根據地，但勢力兼及陕西、河南兩省。李自成自定國號為「大順」。這或許並非無心的諷刺，而是出自對未來一統天下的展望。在四川自立為王的張獻忠隨後亦稱帝，國號「大西」，定年號為「大顺」。

李自成、張獻忠等流寇對神州大地的蹂躪，復因疫病流行而加劇。根據時人的觀察，疫病流行蔓延致令農村居民死亡過半。一位學者描述一六四二年的浙江，疫病叢生，十室九空。嚴重者，十數口之家無一倖免。起先屍體還置入棺木而後火化，繼之棄屍荒野，最後則置於床上無人聞問。有人記述河南一處城鎮時說道，街上杳無人跡，僅聞蒼蠅嗡嗡作響。（註七)

疫病肆虐成災，神州哀鴻遍野，這使學者重新思索傳統的醫療方法;雖然當時並未找出新的診療技術，不過此時醫書開始提出有關流行病的新理論。一位江南的醫師於一六四二年寫道，中國不僅受到異常天候侵襲，同時更因為「邪氣」的散播而改變了天、地的均衡。「氣」是充塞天地之間渾然天成的力量。這位醫師指陳，這類邪氣通常是出現在「兵焚之災與凶歲荒年的時代」。前所未見、聞所未聞的邪氣恣意橫掃，無人能奈之何。「若人欲與之對抗，則百病過半。人或四肢腫脹，或顱顏浮腫。……人皆苦於下痢，時而發熱。或手足痙攣，或長滿膿皰，或發疹，或長疥癬，或起水泡。」（註八）從這段描述雖然無法判別疾病性質，不過可以肯定一六四○年代中國受到疫病的侵襲。或許是滿人入關引入了病菌，而中原人士沒有抵抗力，因而傷亡慘重，一如歐洲人把痳疹或天花等疾病傳給墨西哥、北美的印地安原住民。

處於風雨飄搖的明朝也並非只能坐以待斃。晚明仍有一批忠貞將領率軍鎮壓反叛的農民，有時還重挫叛軍，或令其撒退，暫時投降。此外還有若干半獨立的水師和將領，以山東或沿海島嶼為據點，屢敗據守遼東的清軍。各地的縉紳紛紛招募武勇，自組武裝力量抵抗叛匪的攻勢，保護身家性命，捍衛鄉梓。崇禎不無力圖重振朝綱之心；他裁抑猖獗的閹黨勢力，同時，崇禎亦不似祖父萬曆，他定期與朝臣議政。但崇禎皇帝的心力都放在滿人身上，因為努爾哈赤與其諸子正積極擴張版圖。一六二五年，清軍佔領奉天，一六三二年攻克大半內蒙古地區，一六三八年綏服朝鮮。明朝亦有不少能征善戰的武將，英勇擊退清軍，尤其是在一六二○年代中葉，重創清軍並收復數座城池。但朝中官僚樹朋結黨，國家財政完罄匱乏，這是明朝無力回天的關鍵。

在明朝諸多將領之中，要屬袁崇煥的威名最為遠播，但袁崇煥的一生卻見證了明朝黨爭的禍害。袁崇煥原係南方一介文人，年輕時即任職北京。一六二二年，袁崇煥前往滿洲南部勘察形勢，自信能戍衛關外通往北京的戰略要道。身為兵部主事時，袁崇煥從熟識洋人的火伕處獲悉歐洲火砲的知識，憑仗著「紅夷火砲」固守遼河，逐退興兵來犯的努爾哈赤。一六二八年，袁崇煥被拔擢為薊遼督師，後因猜忌而處決了手下一員猛將。一六三○年，當清軍進逼京師附近，袁崇煥被誣陷與滿人勾結，遂被羅織以謀反之罪而遭問訊。但當年遭處決的部將在朝中的友人與反袁的宦官聯手把持朝政，令袁崇煥無從辯白。袁崇煥反而被施以最慘無人道、最痛苦的極刑——在北京鬧市中被凌遲處死。日後學者推崇袁崇煥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軍事將領之一。袁崇煥的雄才大略無人能及；袁死後雖仍有若干戍守邊關的將領效忠朝廷，但有更多的將帥投附滿清。於是，構陷袁崇煥的指控在其他降將身上一一應驗。

最終，瓦解明朝江山的不是滿人，而是李自成。李自成率軍席捲華北，招降官軍以壯軍容，而於一六四四年大舉進犯北京。李自成發動一場高明的宣傳戰，細數朝廷的失德與殘暴，並向百姓許諾和平繁榮的新時代。一六四四年四月，北京城門大開，李自成的軍隊兵不血刃，進入北京城。根據記載，崇禎皇帝聽到叛軍入城的消息後，搖鈴召喚臣僚商議對策。但無人應聲，崇禎步行至紫禁城牆外的御花園。花園中有一座小山丘，昔日皇帝與嬪妃常在丘頂上展望京城景致。這時皇帝並未登上丘頂，而是立於樹下將繩子繫在樹上，然後在此自縊。明朝自一三六八年起即統治中國，期間容或有興有衰，而最後的統治者就這麼崩逝了。

註釋

註一：湯顯祖著，伯爾契譯(Cyril Birch )，《牡丹亭》(The Peony Pavilion , Bloomlngton, Ind.: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0)，頁十四、三二。

註二：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編，《晚期中華帝國的城市》(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 Stanford,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頁三五一。

註三：湯顦祖，頁三四。

註四：王陽明著，陳榮捷(Wing-tsit Chan)譯，《「傳習鋅」舆其他新儒家的著作》(Instructions for Practical Living and Other Neo-Confucian Writings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3 )，頁一四六，略經修改)

註五：傅路特(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與房兆楹(Fang Chao-ying)編，《明人傳記辭典》(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頁七〇八。

註六：這是中國舆正在浮現且可描繪的全球經濟首次相互撞擊的時期。相關參考資料可見，亞特威爾(William Atwell)，〈一五三〇至一六五〇年前後的國際黃金流通舆中國經濟〉(International Bullion Flows and the Chinese Economy circa 1530-1650)，收錄在《過去舆現在》(Past and Present)，一九八二年五月，第九十五期，頁六八至九〇。亞特威爾-〈關於中國與日本「十七世紀危機」的若干觀察〉(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Seventeenth-Century Crisis" in China and Japan ) ，《亞洲硏究學刊》(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一九八六年二月-第四十五卷第二期-頁二二三至二二四。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中國舆十七世紀危機〉(China and the Seventeenth-Century Crisis)，一九八六年六月，第七卷第一期，頁二九至三〇。

註七：鄧斯坦(Helen Dunstan )，〈晚明時期的傳染病：初歩研究〉(The Late Ming Epidemics: A Preliminary Survey)，見《清史問題》(Ch'ing-shih wen-t'i )，一九七五年-第三卷第三期-頁二九至三〇 。

註八：前揭文，頁三九至四〇。傳統中整的基本立論，可多考席文(Nathan Sivin )，《當代中國的傳統醫學》(Traditional Medicine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7)。

2 滿清的綏服

清朝的崛起

明朝土崩瓦解之際，新興王朝崛起於東北。現今所謂的「滿人」，原是世居在今日黑龍江、吉林兩省的女真部族。遠在公元一一二二至一二三四年間，女真即已征服中國北方，一統於「金」的國號之下。一二三四年，金人大敗於蒙古人，向北撒遷至松花江(Sungari River)流域，到了晚明，女真再度侵臨中國與朝鮮邊界。明朝採羈糜政策，透過承認女真領土是明朝邊防體系的一部分，冊封女真部落領主，給予互市貿易的特權，俾以控制女真部族。

到了十六世紀末，女真部落各有不同的發展之道。有些女真人依然留在松花江流域，仰賴漁獵為生。部分女真人沿著與朝鮮交界的長白山區建立據點，發展出農耕與狩獵混合的經濟形態。其他的女真部族則遷徙至遼河以東肥沃、開闊的區域，這批女真人與漢人雜處，或開墾荒地，或買賣毛皮、馬匹、奢侈商品。基本上生活在第三種經濟形態之下的女真人部落組織已經解體：即便他們聚集的如撫順、瀋陽，昔日是金國的心臟，也多已漢化頗深。

奠定滿人滅明宏圖根基的努爾哈赤，於一五五九年出生在長白山區女真部落的貴族家庭。努爾哈赤青年時曾出使京城，向明朝的皇帝朝貢，互市貿易，明朝則授予努爾哈赤尊銜，以酬庸他提供援助，助明對抗入侵朝鮮的日人。不過約在一六一○年，努爾哈赤因明朝打擊、羞辱其家族，意圖瓦解其經濟基礎，而與明朝反目成仇。

此後十年間，努爾哈赤或以武力征服，或憑藉結盟鄰近的女真和蒙古部落，而勢力日強。努爾哈赤將部隊與族人分為「八旗」，以顏色（正黃、正紅、正藍、正白、鑲黃、鑲紅、鑲藍、鑲白）為區別。在征戰時用以識別敵我，承平時則作為設籍的依據。努爾哈赤徵集大批工匠，製造武器盔甲。在固若金湯的城寨裡，努爾哈赤還命人研制女真文字。一六一六年，努爾哈赤自稱「汗」，建國號「後金」，藉著此一富有象徵意義的舉動彰顯女真歷史的光榮，並公然向明朝的權威挑戰。兩年後，努爾哈赤結合漢人，與擺脫部落形態、定居遼東的女真人，發動一連串猛烈的軍事攻擊。

明朝皇帝向來就把遼東地區視為王土，駐有重兵。但努爾哈赤以威脅利誘，勸服駐軍將領投降，並派遣身邊的漢人顧問向守軍將領致意。譬如努爾哈赤在致撫順明將的信中，言道「若不戰而降，必不擾你所屬軍民，仍以原禮優之。汝若戰，則吾兵所發之矢，豈有目能識汝呼？」（註一）努爾哈赤以改革的統治者之姿，提高漢人的生活條件，以削弱明朝在遼東地區的影響力，他還要遼西的漢人加入他所建立的新王國。「勿慮爾田宅將非我有,盡入主人之家」，努爾哈赤在另一封流入民間的書信中這樣說，「眾皆一汗之民，皆得平等居住、耕種。」（註二）努爾哈赤還表示，他有生之年會以萬曆晚年的行止為鑑，法堯舜，行仁政，努爾哈赤言明，他不會讓「富人糧穀爛於倉中」，而要使「行乞者富足」。

努爾哈赤秣馬厲兵，整頓軍容，明令禁止擄掠或傷害遼東百姓，公眾嚴懲違紀作亂的士兵。對於投降的漢族文士，努爾哈赤讓他們到日益龐大的女真官僚體系中任職，至於歸順的漢族封疆大吏，努爾哈赤則令家族女子與之通婚，授予高官厚爵。一六二一年，努爾哈赤領軍攻陷瀋陽、遼陽，一六二五年，努爾哈赤定都瀋陽（昔日舊稱為「奉天」）。所有遼河以東以及部分遼西的地區，旋即落入努爾哈赤的手中。

努爾哈赤下令，凡歸順者都須隨女真習俗，剃髮結辮，雖然各地對薙髮令的接受程度不一，不過最初甚少遭到公然反抗。其中一例外是，當海州守將以絲竹、鼓樂迎接女真人時，有部分海州住民孤注一擲，在水井裡投毒，意圖毒殺努爾哈赤的部隊。在努爾哈赤治下的漢人與部落組織解體後的女真人，兩者的命運亦難被歸類。他們有些人得到應許的賞賜，有些人離鄉背井，為女真人做工。有些人則淪為奴隸或是依契勞動，其他則被納入新編之漢軍旗營內，又以具備火砲知識的漢人為然。此時女真雖然粗具國家雛形，不過火砲營隊已是日後連戰皆捷的重要關鍵。

努爾哈赤早在一六二二年就有揮師越過山海關之心，山海關扼長城與渤海之交，自古為戰略天險。若非遼東漢人爆發反努爾哈赤的叛亂，或許努爾哈赤在一六二三年就已經統兵南下。這場騷亂的確切緣由不明，可能有數端。大批女真軍隊行抵遼東，對當地耕地的取得產生極大壓力。糧食與鹽的匱乏已經到了瀕臨動亂的地步，飢荒時有所聞。滿人採取糧食配給，治下的漢人必須提供無償勞役，在特別劃分的五畝田裡耕種。在遼東，部分則是肇因於住房的短缺，女真人遷入漢戶共居，一則便於控制，一則是因為住房不夠，結果漢人焚燒房舍，再次於水井中投毒，殺害女真婦孺，藏匿糧食，逃入山中。有些漢人殺死邊界的哨卒，意圖南逃，若是被捕，則遭女真人殺害。

不過明朝並未把握衝突的良機，而努爾哈赤亦迅速敉平騷動。爾後，女真人被警示必須「日夜守護，勿與村中漢人雜處」（註三）而另行安頓，甚至不准進入漢人群聚的街上，或至漢人家中作客。女真人受命隨身攜帶武器，而漢人攜械則屬違法。對於作奸犯科者，努爾哈赤對女真人法外開恩，對漢人則毫不寬宥，漢人若有偷竊行為，便處以極刑，同時株連家人。

一六二五年爆發第二次漢人暴動，遭到更嚴厲的鎮壓。努爾哈赤相信這次動亂係文人鼓動所致，於是大開殺戒，處決讀書人。努爾哈赤為了控制平民，將每十三戶編為一莊，由漢族的莊頭管轄，工作則受女真八旗節制。每一莊至少可擁有七頭牛、一百英畝的田地，田地生產所得的百分之二十上繳，然而這類規定是否被確實遵守，不得而知。

明朝將領並未呼應漢人的這兩次暴亂，明軍到一六二五年，才開始發動一連串的猛烈反擊，並在袁崇煥的坐鎮指揮下，於一六二六年首度重挫努爾哈赤。同年稍後，努爾哈赤傷重不治，他依女真源自中亞蒙古的習俗，並未指定繼承人，也沒有將「汗」授予任何人，而是由子姪共管分治。

可想而知，隨著努爾哈赤的亡故，後金國內旋即爆發激烈的權力爭奪。最後是努爾哈赤的八子皇太極獲勝。皇太極能掌握權力，主要係仰賴漢人的襄贊，他也比努爾哈赤更能從正面的角度看待漢人與漢人傳統的典章制度。皇太極登基後，仿效明朝建制，設立「六部」，拔擢漢人入朝為官。形式上，六部皆以女真權貴居首任，但是他們往往不理軍務政事，將之委由漢人下屬執行。皇太極捨棄努爾哈赤用來懲罰漢人所採取的編莊制度；他也循漢人傳統，開科取士，來甄拔遼東的官僚；他下令改革滿文，以適應新時代簿記、戶口調查與稅賦徵集的需要。背叛明朝的文臣武將紛紛依附這位新任的大「汗」，當中有許多將領是帶兵投靠，皇太極對這批歸順的漢人也十分禮遇寬待——皇太極的群臣甚至認為過於「大方」，抱怨粗鄙的漢人充斥宮廷之中。

無論粗鄙與否，奉旨衛戍鴨綠江口與魯北諸將領叛明而歸順女真，確實使皇太極如虎添翼。一六三七年，皇太極延續努爾哈赤的舊制，設置兩個完全由漢人組成的「旗」營，一六三九年增加為四個，一六四二年擴編至八個。一六三五年，皇太極將反明歸順的蒙古人也組成八個全由蒙古人組成的「旗」營。所以到了一六四○年代初，女真的領導人已經完成軍政民政一體化的制度架構，從此軍人不再採取「輪替制度」，而得以登錄入籍，保護妻兒，監督田間耕作。

即使在這些制度建立之前，皇太極於一六三六年即採取一象徵性措施，超越了努爾哈赤在一六一六年建立後金朝的作法：皇太極決意切斷他那粗具國家雛形的王朝與昔日帶有部落印記之女真名號兩者之問的關係，並抹滅由此名號所喚起的奴從明朝的屈辱記憶。皇太極宣佈新王朝的國號為「清」，此後統理滿洲與比鄰各族，且比「金」更聲威遠播。「清」意指「純潔」或「澄明」，自一六三六至一九一二年溥儀遜位，皆以「清」為國號。皇太極治下的人民稱之為「滿洲人」，而不再是「女真人」。「滿洲」是一個新名詞；不過「滿洲」一詞的確切意義卻不詳＊，它可能沿自佛經用語「妙吉祥」(great good fortune )，意味著清王朝已經承續新的「普遍性」。

皇太極現在蓄勢待發。一六三八年，皇太極攻克朝鮮，逼迫朝鮮王斷絕對明朝的納貢，並挾朝鮮王儲為人質。在關內，隨著李自成、張獻忠控制西、北方大半江山，明朝氣數衰敗，四處可見。清軍越長城，逼臨京畿，橫掃山東。清軍強搶民女幼子，擄掠牲畜、絲綢、白銀，燒毀蹂躪城鎮。

即使滿人躊躇滿志，更改國號，但滿人本身也漸趨疲態。部分滿洲人漸漸厭倦戰爭，習於遼東城市生活的逸樂。身處不曾聽聞的奢靡之中，士卒勇猛不若往昔，又不願盡心耕作，致使農作物收成不佳。年輕的滿人甚至不再重視騎射之術，致令武備寢弛，皇太極感嘆，他們「怠玩於市集」。倘若欲徵召赴沙場，「兵卒滯留於營帳之內，令奴僕上陣殺敵。」（註四）

清軍圍攻位於大凌河南岸的戰略重鎮錦州，屢被明朝守將逐退，歷時十載，終於在一六四二年攻克。清軍士氣大受提振。明朝治軍有方的將帥屈指可數，錦州一役之後又有兩名將軍歸降滿清，並得到皇太極重賞。錦州陷落後，通往京師要道的山海關天險，仍有驍勇善戰的吳三桂率重兵把守，而皇太極突然於一六四三年駕崩，年僅五歲的九皇子繼承王位，由皇太極之弟多爾袞攝政，監理朝政。

其實滿清進一步擴張勢力的時機似乎仍不可期、但是一六四四年春天，李自成率軍出北京朝東攻打吳三桂，在李自成的眼裡，吳三桂是明朝最後一道防線。吳三桂自山海關調回部隊，向西行以抵禦李自成的攻勢。攝政王多爾袞見機不可失，重整滿清幼帝的軍隊，率領滿洲、蒙古、漢軍各旗的兵力迅速南下，兵不血刃入中原。努爾哈赤的夢想忽焉實現。

＊譯註：「滿洲」(Manchu)一詞的原意眾說紛紜。根據乾隆的說法，滿洲實為女真國舊稱「滿珠」的漢語訛誤。另一種說法，認為滿洲一語的發音與佛教用語「曼珠」近似，意指「妙吉祥」，而此一詞彙就出現在藏傳佛教女真部落的經文中。又有一說，滿洲語出於梵文「文殊」，同指「妙吉祥」。另一種較富神秘色彩的解釋，滿洲二字分別取自努爾哈赤的敬稱「滿柱」以及「建州」，且在「州」字加上水字旁而為「洲」。根據陰陽五行，「明」（光明）與明朝國姓「朱」（紅）皆屬「火」德，而火能克「金」，女真人才改國號。至於「滿洲」、「清」三字的部首皆為水，故有制明之用。有關滿洲一語的緣起，參見徐中約(Immanuuel C.Y. Hsu)《現代中國的興起》（第五版）(The Rise of Modem China., New Yori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1995)，頁四九。

征服明朝

受到李自成與滿洲鐵騎東西夾擊，吳三桂進退維谷。吳三挂的唯一生機是在李自成和滿洲人之間擇一結盟。贊成與李自成結盟的理由是李自成是漢人，似得天下百姓的擁戴，而且他亦承諾破除明朝濫權的積弊，況且吳三桂的父親在李攻破北京城時已被扣為人質。反對者主張，李自成的個性捉摸不定，殘暴不仁，粗魯不文；而且，一六四四年四月李自成佔領北京之後，其行徑令吳三桂這類出身豪門世家、飽讀詩書的將領卻步。李自成的軍隊劫掠屠戮北京城，搶奪官宦貴族的家產，擄綁其親屬強索贖款或是要求鉅額「保護費」。雖然李自成已自立新朝，不過卻無法約束他在北京城內的部將，因此，吳三桂對李自成統一天下的能力不無懷疑。

與滿人合作也有難處，滿清非屬漢族，而傳統中國原本就蔑視女真這類半開化的邊疆民族；而且，滿清崛起之初，威震中國北方，血洗數座城池。不過滿人建元之初，也應許了未來的安定：滿人設置六部，開科取士，成立「漢軍」旗營，以及眾多漢人策士位居要津，這種種發展取向都令吳三挂坪然心動。況且，滿人也善待歸降的明朝重臣。

民間傳說李自成強擄吳三桂的愛妾，將她據為己有，吳三桂一怒之下，率精兵與滿洲八旗匯流，擊退來犯的李自成部隊，並懇請多爾袞助他奪回北京。李自成殺了吳三挂之父，並將首級高懸北京城牆之上以洩心頭怨氣。不過李自成的部隊士氣低落，即使李自成在一六四四年六月三日登基稱帝，也無力回天。翌日，李自成滿載洗劫得來的財物，率部倉促西逃。六月六日，清軍與吳三桂部隊進入京城，滿清幼帝入主紫禁城即位，建號「順治」。李自成也曾以「順」來稱謂他的短命王朝；加上「治」字，顯示滿人現在已承天命，一統神州。

雖然明思宗在四月自縊，清順治皇帝業已登基，但這並不意味著明朝的國祚已盡。在李自成進入京師時，許多皇族逃離北京，此外，尚有數百名皇室旁系散居各地，坐擁龐大家產。明朝的國號自一三六八年延續至今，其所象徵的神聖尊嚴不容輕忽。吳三桂在危疑之際或可與滿人結盟；但是對數以萬計的漢族文士和官員而言，「明」這個國號仍值得為之奮鬥獻身。

滿人花了十七年的光陰追捕在各地勤王的明室苗裔，但是因為滿人曾宣稱，進入北京城是要為明思宗的殉難報仇，此故，滿人還必須追擊並瓦解顛覆明朝政權的反叛軍。李自成是頭號目標，他率軍倉皇西逃至陝西西安，二十年前他在此地舉兵叛變。清軍攻陷並鞏固山西省之後，在一六四五年春天採取鉗形攻勢，合圍李自成。李自成再率銳減的隨眾逃出西安，朝東南方沿著漢水進入武昌，渡過長江，最後被清軍逼入贛北山區中。一六四五年夏天，李自成自裁身亡，另一說法則指，李自成在偷食物時遭農民圍毆而死。

正當清軍追捕李自成之際，第二號反賊張獻忠趁機離開華中根據地西走，溯長江而上，穿過險峻的峽谷進入四川。短暫佔領重慶之後，張獻忠轉而定都富庶、外有山陵屏障的成都。一六四四年十二月，張獻忠在成都改王稱帝，國號「大西」，定年號為「大順」，與李自成、滿人一樣都使用「順」這個字。雖然張獻忠亦曾招納賢良，建立文官體系（其中有許多是被迫上任供職），另一方面開科取士，鑄造通寶，不過張獻忠政權的壽命並不比李自成久長，張獻忠建立了一支一百二十營的武裝力量以自衛，最初流竄各地的南明諸王威脅張獻忠的程度尤勝滿洲八旗。

而後數年間，張獻忠逐漸陷入浮誇不實、兇殘暴虐、奇幻的自我世界之中。張獻忠定下長程的軍事計畫，不但準備攻克華南、華東，也想降服蒙古、朝鮮、菲律賓、安南（即今日越南）。張獻忠嚴厲整肅他眼中可能背叛大西政權的蜀中人士，把地方上的數百名文人及其族人斬首或肢解，甚至還誅殺手下將士。一六四六年底，張獻忠棄守成都，盡焚宮殿瓦舍，將之夷為平地，並採取駭人聽聞的焦土策略，而後一六四七年一月，張獻忠被清軍所殺。

翦除李自成與張獻忠二人的力量，對滿人征服計畫至為重要，但是滿人必須把大部分心力用來鎮壓明室藩王，因為這些藩王可能集結串聯，互通聲氣，阻擾滿人問鼎中原。鑑於儒士向來強調忠於在位者，而且自然而然會挺身護衛祖產，不受異族侵凌，一個有能力的明室皇族可號召成千上萬的擁護者。首先登高一呼的是萬曆的孫子福王。福王年紀輕輕，就在河南承繼爵位封地，但是一六四○年代初，李自成放火燒毀了他的宮室，殺害他的父親。俟崇禎皇帝自縊的消息確立，一群朱明的文臣武將即擁立福王克承大統，並在南京登基。此舉象徵意涵濃厚，因為南京在十四世紀本是明都，後來也一直是陪都。福王曾嘗試與攝政王多爾袞協議，假使滿人退回長城以北的遼東，明朝願意歲歲向滿人進貢。多爾袞回覆道，假使福王願意放棄稱帝，便容許福王維持小型獨立王國的局面。在忠心耿耿的武將勸誡之下，福王拒絕了多爾袞的建議。

隨後數月，正當福王傾力構築南京城的防禦工事，朝中卻再度掀起類似萬曆時代的激烈黨爭，群臣彼此相譏，毫無建樹，這包括類似東林黨與宦官魏忠賢之間那種親、反閹黨的鬥爭。就在朝中群臣相互傾軋之際，一支清軍順著中國最偉大的人工河道——大運河南下，於一六四五年五月兵臨富庶的揚州城。明軍在揚州城內配置數門大砲守護，堅守了七日。最後在清軍以更優勢的巨砲，以及高昂的士氣下被攻破，揚州遭清兵屠城十日，清軍以此舉殺雞儆猴。反之，南京城駐軍幾無抵抗，六月初，清軍不費一兵一卒，輕取南京城。福王被俘，押解到北京。隔年，福王亡故。

隨著福王的過世，明室諸藩王相繼即位抗清，使得局勢更為複雜。朱元璋後代的兩兄弟，分別於東南沿海的福州（臺灣的對岸）與南方的貿易口岸廣州，率軍抗清。福州的統治者（譯按，唐王朱聿鍵）於一六四六年底被俘身亡；他的胞弟（譯按，亦稱唐王，名為朱聿錄）在清軍攻破廣州後被殺。朱元璋的另一位後裔（譯按，魯王朱以海）輾轉於東部沿海，號召反清復明，曾以廈門、舟山島為根據地，甚至一度飄泊海上，無處可棲。一六五三年，他取消監國的名號，自此之後，東部沿海地帶抗清的重責大任就落到另一位明室後裔桂王的肩上。

在長江流域與沿岸的抗清政權相繼失敗之後，桂王就成為復興明室的最後希望。他是所知唯一存活的萬曆孫子，在北京城陷落時是個驕縱的二十一歲青年，毫無政事與軍務經驗。張獻忠進佔湖南時，挂王被迫離開封地，向西逃往廣州西邊的肇慶。一群出逃的朝臣不顧桂王母親的反對——她認為桂王太年輕，性格過於柔順——於一六四六年底擁護桂王稱帝。然而被清軍趕出廣州之後，桂王有一年半的時間在廣西境內四處流竄，期間又以在桂林、南寧兩地居多。

清兵勢如破竹，成功征服北京至廣州綿延一千五百哩的領土，但在這片龐大土地上，這種征服勢必只是局部的，而憎恨滿人入關又鄙視朱明不堪一擊的愛國志士也有時間負隅嘯聚。一六四八年，一群與滿人合作的前明官員反清，投身匡復明室。在清軍於廣州重挫時，被描述為「充斥著口嚼檳榔的工人以及破落妓院的老鸨」（註五）的桂王政權，被大批熱誠的支持者簇擁迎回肇慶。一如先前的南明諸王，這位「皇帝」也試圖重建一套可運作的官僚體制，開科取士，成立軍事指揮系統，建構可控制農村地區、徵集稅收的地方行政組織。但是桂王的朝廷依然無法擺脫先前諸王的命運，朝中文官、武將、太監各自樹立朋黨，相互攻訐，而無法眾志成城，對抗滿人。

到了一六五○年代初，清軍或以聯盟，或以武力鎮壓，掃蕩了一些聲稱擁立桂王的中原地區，並派兵以犄角之勢夾擊桂王位於南方的根據地。這次南征是委由一六三三年歸順皇太極的幾名明朝降將（譯按，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領軍。一六五○年五月，桂王倉皇出走廣東，沿西江進入廣西。此後十年，中原已經沒有朝廷建制可與滿清分庭抗禮，僅有一撮不願受異族統治的流亡人士漸次朝西退卻，由廣西進入貴州，再退入崇山峻嶺的雲南，最後越邊界入緬甸。緬甸王最初提供桂王庇護，但後來改變初衷，屠殺了桂王的隨從，並拘禁了這位「皇帝」與家人。曾駐守山海關的吳三桂在一六六一年率清軍攻入緬甸。緬甸國王盡縛南明朝廷眾官交付吳三桂，吳將之押回中土。一六六二年初，明朝末代「皇帝」與獨子在雲南被處以絞刑。至此，清廷母需再掛慮明室正朔的威脅。

順應華夏

滿人出乎意料之外地在一六四四年輕取北京，在一六六二年誅除南明諸王，不過軍事勝利並不意味滿人已經解決了如何統治中國的問題。多爾袞身為幼帝順治的攝政王，承襲了滿人在遼東時所發展出的混合體制，將漢制六部與滿人軍政一體化的八旗組織結合起來。此時，多爾袞必須讓這套架構挑起控制莽莽神州的重責大任。

不過至少在服裝與髮型方面，多爾袞堅持漢隨滿俗，而不是滿隨漢俗。多爾袞在進入北京城的隔日即下令，漢人皆須依滿人的髮式剃去前額頭髮，餘髮則編成長辮。結果遭到漢人的強烈反抗，於是多爾袞撒回成命，不過隨即在六月又下令漢軍必須薙髮；這使滿人在戰場上易於辨識敵我，確保歸降者會繼續效忠。但是多爾袞手下大臣認為此舉猶不足；一六四五年七月，多爾袞再次頒佈薙髮令，規定在十日內每個漢人都要削前額髮，留長辮，不服從者處斬。漢人面臨了痛苦抉擇：誠如一般俗語的講法，「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註六）

明代男子留長髮，並細心梳理，將之視為男子氣概與優雅形象的表徵，對多爾袞的薙髮令自然是深惡痛絕。許多地方在頒佈薙髮令之後群起反抗，甚至降清的地區亦然。多爾袞還下令漢人穿著滿服——高領的緊身短上衣，右肩上有衣釦，一改明朝的寬鬆抱子。另一項不同於漢俗的是，嚴禁滿洲婦女纏足。漢族婦女纏足的習俗已歷數世紀，即使纏足令人痛楚難耐，不過上至士紳，下至販夫走卒，無不奉行此俗，小腳成為漢人衡量女性美的標準，婦女只有強忍皮肉之痛。滿人排斥漢人這種風俗，力求文化獨立，而漢人則因滿族女子的天足引不起他們的性趣，形成滿漢通婚的障礙。

在紫禁城內，滿人辭退上千名太監，過去宦官充斥在明朝宮廷之內，而閹人的結黨營私、密謀私通，曾經對明朝政權造成極大的傷害。雖然到了清代，仍由宦官來服侍宮內女眷，不過滿人已把其餘朝政，特別是財政，移交由一六二0年代和一六三0年代在遼東俘虜的包衣掌理。明朝太監還負責護衛宮殿，到了清代，這種類似軍職的角色也被剝奪，而由御林軍負責衛戍，其中有許多人的先祖是戰士，曾經輔佐努爾哈赤建立女真王國。

滿洲八旗悉數駐守在北京城外，皇帝與皇室家族由忠貞軍士保護。北京城內的漢族居民被強制遷徙至城南；雖然剛開始頗有不便，不過城南很快就眾商雲集，人口稠密。除此之外，滿人還強制徵收華北的數萬畝良田，以供養駐軍或酬庸將士。這些土地大部分屬於明室所有，不過前明高官的封地也在徵收之列。據估計，四萬的旗人，平均每人約莫分得六英畝田，較大面積的封地則授與滿人的封疆大吏。

為了進一步隔離滿、漢，多爾袞下令遷移華北的漢族農民。機巧的漢人地主趁著改朝換代，強佔無主的土地。結果，百姓怨聲載道、土地任由荒蕪，成千上萬的農民或淪為流民，或落草為寇，甚至集體遷離。然而許多滿人本身無力耕作，便與漢人訂定各式各樣的契約，讓漢人承租土地。有些契約使漢人與奴隸無異，需仰主子鼻息，倘若沒有馱獸，這些佃農只好自行背負農具犁田。滿清入關不到二十五年，北京城方圓兩百多里約五萬英畝土地悉數為滿人所佔。不過在土地重分配的過程中，並未演變成封建制度，亦無類似奴工制度出現，傳統的農耕、租佃制度，乃至於獨立所有權制都在慢慢復甦。

滿人的政府體制與教育制度大抵承襲漢人舊制。六部的行政架構原封不動，分管封勳考課、戶口田賦、禮儀祭祀、軍機要務、刑名律令，以及百工業務：所不同的是每部均設尚書二人，由一名滿人與一名漢族武將或文官擔任。每一部之內各設侍郎四名，同樣採取「多族共治」(multiethnic dyarchy)，滿、漢各佔二人。在六部與皇帝內廷之間還設有「大學士」職銜。順治統治之初，共有七位大學士：其中兩名是滿人，兩名是漢人，三名則是由歸順清廷的前明官員充任。

德高望重的漢族文士若是願意效忠清廷，就被拔擢至六部供職或出任大學士。為了進一步充實官僚體系，一六四六年清廷重開科舉，殿試有三百三十七人及第，其中多數出身於京畿以及冀魯兩省。不過為了平衡官僚體系的省籍，一六四七年又錄取二百九十八人，大部分來自甫攻克的江蘇與安徽兩省。從挑選主考官也可看出多爾袞對漢人敏感心理的覺察：雖然有二名早年歸化的漢人、一名滿人文士，但另一名則是由一六四四年方才歸附清廷的漢儒擔任。

滿人唯有摧毀明朝殘餘勢力，各省的行政才能運作，爾後滿人漸漸把自己的官員分派至仿效明朝所建立起來的行政體系中。清廷先將明朝的十五個行省建制劃分為二十二個行政單位，後來又恢復十五行省，但將最大的三個行省又各自一分為二，而成為十八行省，以利管理。清代每省設巡撫一名，清初各省巡撫多由「漢軍」(Chinese bannerman )膺任。多爾袞相信這批人已證明了他們的效忠，況且，他們是漢人，使用漢文，比較能夠被同胞接受。在巡撫之外另設道員與按察使，分管省內經濟與司法，此外還有一批監察御史。省下有府，監管縣級官吏。這一行政層級相當於西方社會的「地方行政官」，管理鎮、農村的日常行政業務和稅賦工作。

滿人的勢力在廣袤的中國顯得勢單力薄，儘管在重要省城均駐有官軍，不過新王朝基本上得力於維繫國家三個組成要素間微妙的權力平衡。首先是滿洲人本身，他們有自己的語言，以累世的血緣關係，或是努爾哈赤的苗裔而定品秩。滿人以狩獵騎射之術，維持軍事武力上的優勢；以滿語滿文凸顯文化的獨特性。雖然基於現實的考量得讓漢族官員使用漢字起草公文文書，不過重要文件都譯成滿文。滿人有屬於自己的宗教儀式，由薩滿教的男、女祭司來執事，並且嚴禁漢人接近。

其次是蒙古八旗與漢軍八旗，他們大多出身於一六四四年清軍降明之前就已歸降滿人的家庭。蒙古八旗主要分佈在北方與西北邊境，而漢軍則是在清廷統治中國的過程扮演重要的角色。他們自成層級，其爵位部分得自努爾哈赤與皇太極的冊封，部分則是取決於他們降清的時機——較早歸順者通常地位較尊崇。許多漢軍能通滿、漢兩種語言，既保有自己的社會規範，也沾染了滿人崇尚武勇的特質。對滿人而言，他們的支持，其價值無可度量；倘若沒有他們，滿人可能無法逐鹿中原，更無法鞏固江山。

第三部分是漢人。基本上漢人有四種選擇：可以積極或消極合作，或是當個反抗者，而抵抗也有積極消極之分。像吳三桂之輩便積極與滿人合作（縱使吳三桂從未入籍為旗人）；也有人選擇積極抵抗而犧牲；我們在後面也會看到，有人選擇消極抵抗。不過大部分的漢人都是見風轉舵，被動地與新秩序合作。

出身豪門者欲繼續保有先人遺留的土地家產，若是成功，便黽勉子弟參加科考，在新政權中謀得一官半職。然而滿人從一六四八年廣州數千名降清漢人的倒戈事件習得教訓，他們理當對這類人士的忠誠度有所保留。聞名遐邇的明將鄭成功於一六五○年代末出兵攻打南方重鎮南京時，江南人士紛紛反正。雖然反抗旋即被鎮壓，但情勢也是岌岌可危。滿人初始無法在華南建立穩固勢力，南明諸王盡除之後，清廷將廣大的華南委由吳三桂等降清漢將治理，其地位與獨立王國無異。

滿人洞察明朝覆亡部分肇端於朋黨相爭，群臣傾軋，不過自己也無法免於其害。例如，兩名系出貴族的將領在翦除張獻忠、李自成時戰功彪炳，卻被羅織領導無方與叛國的莫須有罪名，後來死在北京城內的滿人監獄裡。攝政王多爾袞的行徑更是飛揚跋扈。多爾袞的性格桀傲不馴，平日素以帝王自居，他手中控制有數個旗營，放逐其將領，還強納政敵的遺孀為妃，並要求朝鮮公主為妾，計劃在京城北方的熱河建造宮殿和城池。一六五○年，多爾袞於狩獵途中謝世，滿洲貴族競相角逐多爾袞的權柄，清政權遂有分裂之虞。

順治此時十三歲，工於謀略，遂能鞏固帝位。順治雖長於廟堂，不過比起身邊的滿族要員，更能適應漢人的方式。順治生性機敏，不受繼承多爾袞的滿洲貴族的操縱；而用兵標悍，以成功的戰略進逼南明的擁護者。順治習漢文，雅好漢人的小說與戲劇，並深受一些漢人高僧的影響，到了晚年，迷戀一名年輕嬪妃，冷落了皇后。順治還把相當大的權力委諸宦官，並恢復征服初期所廢的「十三衙門」。順治這麼做的緣由並不清楚，或許是因為他希望維持內廷的私密性，不願御林軍和奴僕將他的一舉一動密告宮中的王公貴族。

順治與「耶穌會」的傳教士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成為知交，這也頗不尋常。晚明以降，來自歐洲的耶穌會傳教士便在中國積極傳教。有些耶穌會傳教士遭張獻忠所擒，而隨張獻忠的部隊抵達四川，有些則隨南明諸王流竄。湯若望是少數於一六四四年甘冒危險仍留在北京城內的傳教士。鑑於湯若望卓越的科學知識，多爾袞任命湯擔任欽天監監正。因為朝廷必須為黎民百姓制定曆法，而曆法計算的精準，有助於強化順治身為「天子」的威望。另一方面，湯若望的受寵或許是順治表現自主性的另一種方式，甚至是順治因早年失估而對父愛的一種孺慕之情。所以順治以滿語稱六十歲的渴若望為「瑪法」（mafa，即「爺爺」），定期傳召湯若望參加宗教與政治會議，甚至允許湯若望在京城裡建教堂。

順治在寵幸的愛妃去世不久之後，突然於一六六一年駕崩，可能是感染天花的緣故。大行未久，順治幼子的四位顧命大臣旋即詆毀順治。這四位輔臣聲稱手中握有順治皇帝的臨終遺詔，並將公佈之。根據這四位攝政大臣的說辭，順治罪己於背棄滿人的尚勇文化，重用閹黨，信任漢官勝於滿臣。這份遺詔寫道，「明之亡國……亦因委用宦寺，朕明知其弊，不以為戒。……朕每自恃聰明，不能聽納。……以致臣工緘默，莫敢進言。」（註七）

居四位顧命大臣之首的鱉拜能征慣戰，旋踵之間即獨攬大權。這四位攝政一改順治皇帝的政策，處決了閹黨的魁首，廢除新設立的太監衙署，並建立一套由滿人監控的皇室內務制度。他們在農村地區貫徹執行嚴苛的稅賦政策。在江蘇有個案子，朝廷調查一萬三千名漢族縉紳是否逃避稅賦；結果至少有十八名縉紳遭公開處決，數千名縉紳被革除功名。

湯若望亦被捕入獄，滿人位居要津，漢族的博學鴻儒則遭貶抑。為了切斷臺灣島上反清復明勢力與華東沿海地區擁立明室者的掛勾，以達到孤立臺灣反清勢力的目的，朝中攝政大臣斷然強制沿海地區漢人遷移至二十哩以外的內陸地區，而不顧其後果。以一福建省為例，據聞在一六六一至一六六三年之問，就有八千五百名農漁民因而死亡。迄於一六六○年代末，努爾哈赤、皇太極、多爾袞、順治等人所樹立的順應華夏政策，逐漸被摒棄於滿洲保護主義的名義下。

階級與對抗

清王朝鞏固政權之初，爆發數起肇因於各類經濟與社會階級衝突的事件。前文曾概述李自成向世人宣稱救民於塗炭，以及李自成與張獻忠二人如何憎恨縉紳與官員而將之殺害。一六四四年明思宗自縊的消息足以使漢人心中的敵意加深加劇，引發事端：農民殺害地主，劫掠或燒毀巨富之室，鎮民反抗地方胥吏，或公開與鄉村的農民團練作戰。有些豪門巨室所僱用的契工聚眾騷亂，殺害主人，搶奪主人的財產，在地方上劃地為王。漁民則是加入海寇的行列，侵擾沿海。李自成之流的寇首兵敗被殺之後，各處仍爆發零星的農民反叛，終順治一朝，社會的動盪與騷亂不斷。期間也有女性率領士卒而名噪一時。也有下屬不從上司號令，堅持採取抵抗政策，反倒激發清軍對城鎮的屠戮。

然而，當時中國社會結構並不存在階級戰爭概念所預設的那種僵固的社會位階，也不是人人皆能清楚意識到自己在社會結構中所處的位置。誠如我們可以在每一次事件之中辨識出社會的緊張關係，但是我們也可以發現這些社會衝突往往跨越了階級界線。李自成的大順政權即有幾名出身名門的儒生。在富有的地主與農民反叛軍的鬥爭之中，農民可能自己組成民團來保護地主。逃到山區的儒士，他們利用在地村民的力量來建構防衛性的網絡，以阻擾清軍的攻勢。逃亡的明室諸王，受到鄰近東部沿海地區崇山峻嶺中貧困百姓的幫助。鎮民保護他們的父母官。滿洲人佔據明室王孫貴冑的封地之後，就把土地授予在土地上耕種的佃農，給於佃農們過去從來不敢奢望的經濟前景。

誠如所見，階級界線在十七世紀的中國是難以被明確界定的。我們對階級概念的歷史意識，大都得自對封建主義社會過渡到資本主義社會此一進程的認知，而從研究中我們也瞭解到，這種社會結構的轉變是通過城市資產階級的力量與代議制度，逐漸從嫌惡的貴族手中奪取權力，不過中國社會裡階級界線的模糊難以辨識，經常令西方人感到困惑不解。

誠如所見，階級界線在十七世紀的中國難以明確界定，混亂了我們對「階級」的歷史認知：即由城市資產階級透過武力與代議制度，逐漸從貴族手中奪取權力，而導致封建主義過渡到資本主義的過程。

在明、清兩代，也沒有西方式的貴族。一旦王朝覆亡，即使貴為帝王子孫，尊銜與地位也不復存在。所以在明朝，皇族皆享有尊銜，在封地上過著奢華的生活，如福王與桂王，而前朝元代的皇族後裔就無法與之並存。同理，在一六四四年之後，先明貴族也成了尋常百姓，滿人自有貴族世系，或是努爾哈赤的後人，或是功勳顯赫的武將，或是滿清龍興之初即乞降的漢族將領。清朝的貴族系譜有其巧妙之處，貴族分為九級，擁有爵位者一死，家族品第即下降一等：據此，第三等貴族的後代可能降為第四等、下一代又降到第五等第。除非有彪炳功績，蒙聖眷擢升，否則貴族家庭最後也會淪為尋常百姓。

雖然無法從貴族的血緣或是明確的經濟地位來界定「上層階級」，中國當然還是有「上層階級」的存在，而滿洲人在征服中原之初也選擇不去搖撼既有的上層階級。上層階級的形成要素有四：財產、血統、教育、官僚地位。最有價值的財產仍然是耕地，不過清代的上流家庭可能還擁有大量的銀錠（銀錠是官定的通貨）、浩繁的古籍藏書、古董字畫、豪宅大院、田產，或者從事典當、藥材買賣的事業。

血緣系統有時稱之為氏族或是同宗，這是將宗族勢力擴展成一種互為奧援的關係網絡。各戶可能要拿出一些家產，用來維持祠堂或祖墳，以及家族私塾先生的束脩。權貴家族之問的通婚更是儀禮繁瑣。我們從現存鉅細靡遺的族譜可以窺知這套血緣系統妥善維繫、管理的程度。

在清代，假若能謀得一官半職，就能有權有勢，於是教育的角色舉足輕重。意欲進入官僚體系，就必須通過科舉考試。一般只有少數人能憑戰功而出將入相，靠金錢流通或是攀附王公貴冑而做大官的就更少了。清朝延續明代的科考取士，不過想要考試及第卻是困難重重，因為考生必須背誦、研讀指定的儒家典籍，或是孔子弟子的論述，以及解釋經典的注疏。這些科目都是以文言文應試，在語法結構上與日常用語迥異。所以只有有錢人才有財力讓子弟追隨同樣通過科考的名師學習，或擁有私塾以延聘社會地位相當的私人教師，不言可喻，富家子弟比較有機會通過考試，在官場平步青雲。就算沒能當上高官，至少可以因此免除榣役，也免於受杖刑。

在朋黨相爭的朝廷之上，或是飽受盜匪與兵焚威脅的農村為官，雖有危險，不過浮沉官場數年下來所獲得的薪俸、津貼、特別規費，甚或不法賄賂，都抵得上進入官僚體系所花的成本，甚至還有餘錢得以買地，以及教育子女。不惟如此，當這些官員退休還鄉之後，先前的資歷還可以讓他們享有地方官的保護。

因為這類上層階級的財富大都得自土地，所以總是有可能與佃農發生摩擦。明朝的官員察覺，如果地租過高，佃農就可能抗租，或是以武力與地主相向。假若地主收回田地，佃農就可能淪為綠林盜匪或其他形式的社會暴力。不過在十七世紀的中國，並沒有單純的地主―佃農的階級鬥爭，因為在土地上耕作的人，社會階層互異。在一六四0年代，對於每一次的「農民」武裝反抗「士紳」的動亂，我們均須細緻推敲當地的經濟活動以及人際關係。李自成、張獻忠的叛亂，追根究底，應該是源於挫折感的擴散以及對美好生活的渴求，而非無土地者與地主階級之間的敵對。

然而在這段過渡期間，社會與經濟關係還是有深遠的變遷。攝政大臣鱉拜或許能威嚇脅迫江蘇的地方縉紳按時繳納賦稅，不過滿人無法有效清丈漢族富室的田產，而只有清丈土地才可能讓朝廷建立一套公平的地稅制度。這是一項艱鉅的工程，矛盾的是，它又必須仰賴地方上的漢人，他們熟知地方風土民情，知道如何去執行地方稅務行政。地主百般推託規避，抱怨費錢耗時，硬是不讓丈量田產的工作進行。地稅制度的改革政策無法貫徹，徒然讓有能力於亂世蓄積土地的家族，在承平時代進一步積累了更為龐大的田產。

某些當代中國史學家論稱，基本上，滿洲征服者與漢族上層階級結盟，導致農村地區的「封建關係」持續不墜，並抑制了城市中「資本主義萌芽」的可能性。這點很難證實。雖然滿人的政策確實讓某些家族更富有，不過仍有許多漢人士紳的思想延續了晚明東林黨人的改革主張，他們抗議滿人的這類政策，而試圖在職權所轄的地方實行公平的稅賦制度，不惜犧牲自己的階級利益。這些士紳失敗的原因在於：一六四四年之後，朝中已經無人與其改革主張相唱和，其故舊均在一六四五年先後亡故。不過到了十八世紀，有些建議已付之實行，只是功勞並沒有記在他們身上。

特別是長江下游的魚米之鄉江蘇，自古以來文風鼎盛，抗清活動主要是出自意識形態。在此一地區，領導抗清運動者有時能以地方上的農民、鎮民為後盾。換言之，具備奇魅(charisma)的上層階級領袖以民族大義跨越了階級的鴻溝。在許多事件中，薙髮令是江南反清的一帖催化劑，不過部分儒生仍不忘前明，即使以身相殉也在所不惜：奉獻的倫理精神以及報效朝廷的理念，使他們能無視於歷代在位者的積弊陋習，並超越了貧富之問難以逾越的藩籬。假使滿人意欲徹底鞏固政權，那就必須杜絕這類種族認同感；然而也正是因為滿人在一六六○年代實行強硬的排漢政策，才再次激發了這類認同意識。

註釋

註一：梅谷（Franz Michael)。《滿族統治中國的根源》（The Origin of Manchu Rule in China, New York,1965)頁一二一。

註二：羅絲（Gertraude Roth),〈滿漢關係，一六一八至一六三六年〉（The Manchu-Chinese Relationship: 1618-636)，見史景遷與威爾斯（John Wills）合編！《從明到清》（From Mlng to Chlng；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頁九。

註三：前褐書，頁十八。

註四：前褐書，頁三○。

註五：司徒琳（Lynn Struve），《南明，一六四四至一六六二年》（The Southern Ming, 1644-1662.,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頁一二九。

註六：魏斐德，《洪業》（The Great Enterprls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頁五五至五八：司徒琳。前揭書，頁四七，五八至六一。

註七：奧克斯南（Robert oxnarn），《馬背上的統治》（Ruling from Horsebac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頁五二，五六。

3 康熙政權的鞏固

三藩之亂，一六七三至一六八一年

滿清之初，皇帝皆是沖齡即位。皇帝若要長大成人，就必須迅速茁壯。順治趁著多爾袞突然辭世而親掌皇權，當時只有十三歲。順治之子康熙在第一次挑戰鱉拜時，也只有十三歲；一六六九年，康熙在太皇太后與一群滿洲侍衛之助下，以跋扈與欺君罪名將鱉拜治罪下獄，當時康熙十五歲。鱉拜旋即死於獄中，康熙自此親理朝政迄至一七二二年，成為中國歷代最受推崇的統治者之一。

青年皇帝主政之後，問題紛來杳至，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在滿人治理之下統一天下。雖然吳三挂於一六六二年已敉平南明在西南的勢力，但是西南並未被徹底整合到北京的官僚架構中。對北京而言，西南各省地處偏遠，朝廷鞭長莫及；且西南地帶位處亞熱帶山區，騎兵作戰不易；此地邊境非漢人的少數民族又為了保護家園而負隅頑抗；再者，朝廷在此也沒有忠貞的官僚。這諸多因素致使順治與鱉拜不願把滿洲軍隊投入此一區域，反而將中國的西南與南方委由一六五○年代轉戰此地的三位漢將治理。

這三位將領之中，尚可喜與耿繼茂均係於一六六三年歸順滿清的「漢軍」，是滿清問鼎中原的同盟。尚、耿二人分別向清廷輸誠，特別是在一六五○年，他們從明朝擁護者的手中奪回廣州，並屠戮了廣州城內的守軍。第三位將領是吳三桂。尚、耿、吳三人都受封為王，其子嗣皆蒙朝廷優寵，納娶滿洲貴族之女為妻；他們三人治下的領土猶如獨立王國，被稱為「三藩」。吳三桂據雲、貴兩省，以及部分湖南、四川境域，尚可喜鎮廣州，下轄廣東全境與部分廣西；耿繼茂以福州為根據地，統理福建一省。

三藩實際統治的面積約為西班牙加上法國。在三藩的領地內，朝廷雖然派任各級行政官僚，不過實際上，舉凡軍務、民政、興辦科舉，與土著之間的關係往來、徵收稅賦等權力完全掌握在三藩手中。三藩王不僅保有地方稅收，獨佔互市貿易的利潤，還不時向朝廷索求鉅額的財政補助，以換取他們對清廷繼續效忠。一六六○年代，三藩王每年接受朝廷的財政補助超過一千萬盎司的白銀。

三藩將爵位視為世襲。一六七一年，尚可喜身患重症，便把軍權栘交給兒子尚之信。同年，耿繼茂過世，其子耿精忠繼承了統治權。雖然現有的史料零碎片段，不過還是可以窺知，康熙皇帝親政之初便開始思索如何處理三藩的問題，而他身旁的群臣不論滿漢，對於如何處理三藩問題卻莫衷一是。康熙不似群臣的戒慎，他為了國家長治久安，不懼以兵戎相見。所以，當已屆垂暮之年且久病纏身的尚可喜奏請告老歸返遼東故里時，康熙見機不可失，便欣然同意尚可喜的請求。吳三桂與耿精忠意欲刺探康熙的心意，亦上書請求撒藩，康熙同表首肯。其實，撒藩的請求只不過是用來試探康熙對於藩鎮存廢的觀感；一俟康熙做出徹藩的決定，雙方之間的公開決裂就勢所難免了。

若干康熙的重臣勸誡吳三挂平和撤出根據地，吳斷然拒絕，而於一六七三年十二月叛變，建國號「周」，並將大批的兵力部署在湖南。耿精忠於一六七四年舉兵叛清，率軍固守福建，並派兵進入浙江。尚之信軟禁其父（尚可喜不改對清廷的效忠)，於一六七六年加入反頓的行列，他在廣東部署重兵，並揮師北上江西。

三藩之亂正好考驗南方和西南方漢人對清廷向心力的矛盾情結。一六四○年代與一六五○年代戰亂的倖存者，已經與清政權相安無事，現在他們必須選擇是否繼續效忠清廷，或是轉而寄望於吳三桂的「周」朝政權。吳三桂下令恢復明代舊俗，蓄髮易衣冠，藉此喚起漢人的忠誠意識。吳三桂也廣徵博議，誰應為周朝開國之君，暗示假若能夠尋訪到朱明族裔，即擁立他登基。況且，吳三挂以「周」為國號，周朝在西元前一千年統治華北，並深受儒家所推崇。吳三桂致書康熙，倘若康熙能徹離華夏，在滿洲與朝鮮建立一王朝，那麼他可以恩赦康熙。康熙當然拒絕了吳三挂，並處死留在北京充當人質的吳三挂之子吳應熊以洩恨。

吳三桂的軍隊兵強馬壯，又坐擁龐大的行政與經濟資源，比起先前南明的福王、桂王，吳三桂及其擁護者更有勝算。更何況，整個南方與西部，忠於滿清政權的漢人已被包圍，而且人數也居於劣勢；雖有不少人不願向三藩稱臣——有的逃入山區，有的裝病，還有人自殘手足——但多數仍迫於環境屈從三藩。三藩興亂幾乎瓦解了清朝政權。至少表面看起來，滿人幾乎斷送掉長江以南的控制權，若是如此，整個王朝就會處於分裂狀態。

不過隨著下列五大因素發展的結果，中國依然維持一統（這對後來世界歷史的發展，亦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第一，吳三桂對於是否跨越湖南揮師北上，直抵一六七四年當時吳駐防的所在地，顯得舉棋不定、躊躇不決。第二，康熙雖然年少，不過卻有能力團結朝中各大勢力以資後盾，擘劃長期的作戰方針與防守戰略。第三，部分滿洲武將雖然年輕，未經戰火洗禮，但仍英勇、頑強地反擊吳三桂。（康熙本人並未御駕親征。）第四，三藩王彼此不能協調作戰，而任何一位藩王又都無法持續發動攻勢打擊清軍。第五，三藩無法號召明室的擁護者，因為他們了然於胸，昔日三藩曾積極與滿人合作。

況且，三藩本身的品行也無法扮演好匡復明室的新角色。吳三桂逐漸陷溺於逸樂；另一方面，暴虐無道的尚之信曾縱獵犬噬人，比起先前的反賊張獻忠，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耿精忠則是生性軟弱無能，於一六七六年向滿清俯首稱臣，自此之後，三藩就無法採取協同行動。翌年，尚之信繼耿精忠之後向滿清乞降，尚之信的投降，顯然與吳三挂堅持派人入粵任官有關，而尚之信向來以廣東為禁臠。

吳三桂最後在一六七八年稱帝，但是為時已晚，也不具任何意義。同年稍後，吳三桂死於痢疾，結束了六十六載風風雨雨。吳三桂的孫子以吳的名義繼續作戰三年餘，後在昆明誤陷圈套而自盡。吳三桂的追隨者，連同耿精忠、尚之信一起伏誅。儘管康熙接受了耿、尚二人的投降，並保留藩王的頭銜，但康熙斷難容忍像耿、尚這類的人存活在世間。

一六八一年，三藩之亂敉平，曾經主張對三藩採取強硬路線的大臣即受到康熙重用：雖然康熙君臣決定撒藩幾乎葬送大清基業，不過他們最後的獲勝意味著中國從此將更為強盛。康熙嚴懲支持叛亂的重臣要員，毫不留情，但下令寬宥戰爭中的俘虜。誠如康熙所言，他們不過顯露出「一時貪生畏死之恆情，若大兵所至，概行誅戮，非朕救民水火之意。」皇帝同樣寬待在戰亂中遭「賊逆」（康熙通常稱之為「賊」）擄獲的婦孺：「但賊營婦女，多係擄掠脅從，破賊之後，凡所擄難民子女，許民間認領。」（註一）

隨著藩王盡誅，樹倒猢猻散。新任的總督與巡撫——多數為綠旗營漢軍——被分派到叛亂的各省就職，將之整合進康熙治下。這些地區的賦稅開始流進北京的府庫，隨著財政大權的收回，南方與西南的科舉考試亦回歸由朝廷舉辦，人才也慢慢回流到中央。不過飽受兵焚之災的生活則很難在短時間恢復舊貌。三藩亂後整個康熙年間，湖南、雲南、廣西、貴州等地淪為邊陲地帶，而康熙本人的不信任感依然長駐心頭。只有少數出身上述省分者被授予高官厚爵。康熙本人雖愛遊幸，不過足跡也不逾江南。康熙口中的「南方」是南京與蘇州，易言之，真正的南方與西部省份並不在他巡幸的範圍之內。三藩之亂帶給康熙的震撼，以及他決定三藩「告老還鄉」之後，黎民百姓又是如何生靈塗炭，凡此皆深烙心頭。不過，康熙從未後侮作出徹藩的選擇。

臺灣與海上的中國

臺灣融入中國的歷史始自十七世紀之初。明末，臺灣依然鮮為人知：海相危迨，颱風頻仍，沿海有淺灘拱衛；西部平原連綿錯落，後有崇山屏障，與世孤絕。臺灣本地不友善的原住民令外來的探險家或移民望之卻步。不過還是有少數來自廣東、福建各港口的商賈涉險渡海，與原住民進行鹿皮、鹿角的交易，並在島上的西南部形成小型聚落。中國與日本的海寇也在臺灣西部建立避難所。

一六二○年代，臺灣登上國際政治的舞臺。一度，遇難的海員與傳教士是島上唯一的歐洲人。當時，葡萄牙人曾一探臺灣，名之為「美麓之島」(Ilha Formosa )；但後來決定撒離，而以澳門作為在東亞活動的根據地。西班牙人在北臺灣的基隆建立小型據點；信奉新教的荷蘭人則在一六二四年於臺灣南部安平小鎮修茸「熱蘭遮城」(Zeelandia)。迄於一六四○年代，荷蘭人驅逐了島上的西班牙人與殘餘的日本海盜，而在臺灣、東印度群島（East Indies，今天的印尼）的荷蘭帝國，以及中國東部沿海的商賈官員三者之問形成貿易網絡。由於受到貿易利益的吸引，有部分漢人移民先後聚集在西班牙人、荷蘭人據點四周，其餘則赴臺灣西部平原拓荒墾殖。

一六四○年代、一六五○年代間，臺灣島上的荷蘭人盡量避免介入殘明勢力的抗清活動，然而隨著沿海戰事的發展以及荷蘭人與明室擁護者的互動往來，荷蘭人無法置身於這場戰爭之外。當時，權勢富室的鄭氏家族是游移於福建、臺灣、日本南部海域的海盜兼貿易商，鄭氏家族的首領（譯按，鄭芝龍）最後受苟延殘喘的南明政權封爵。鄭芝龍雖然於一六四六年投降清廷，不過他那性格剛烈的兒子鄭成功卻拒絕隨父降清。鄭成功率領部艦繼續擁立四處流竄的南明政權，即使鄭成功已經退守臺灣島，在名義上則一直奉朱明為正朔。

這位傑出的海將即史上所稱的「國姓爺」（明朝賜鄭成功國姓，西方人把閩南語發音的國姓爺譯成Koxinga），出生於一六二四年，母親是日本人，所以鄭成功的成長背景也反映了國際貿易與文化關係的多語系世界。鄭成功父親的貿易網絡從長崎(Nagasaki )綿延至澳門，在位於廈門附近的營壘中可以發現奉基督教與佛教聖像的禮拜堂，也以從澳門的葡萄牙人手中逃脫的黑奴充當衛隊，而船隻可以直抵營壘之內。

整個一六五○年代，鄭成功的船艦一直都在華東沿海地區與滿清作戰，同時在他的控制之下，廈門成為一個國際轉運港。鄭成功甚至組織十家銷售絲、奢侈品以及糖等商品的商行，以交換海軍所需軍品與火藥來補給船艦。鄭成功直到一六五九年正面攻擊南京，才遭逢軍事重挫。滿清大軍逼臨廈門，鄭成功作出攻擊熱蘭遮城的大膽決定。或許是受到曾擔任荷蘭通譯、並熟悉熱蘭遮城防衛佈署的漢人相助，鄭成功順利進圍熱蘭遮城；雖然鄭成功輕易就佔領熱蘭遮城周圍的田野，殺死荷蘭人並虜掠其女子，不過堡壘裡的荷蘭人卻負隅頑抗了九個月之久。到了一六六二年二月，荷蘭人才投降，並與鄭成功達成協議，把荷蘭人全部撒至荷屬東印度群島的巴達維亞城(Batania )，而荷蘭人留給鄭成功的財貨與資金估計價值逾一千萬盎司白銀。

鄭成功的成功美景並不長久。由於他不歸順清朝（他的母親被清軍殺害已久），父兄在北京被處死。消息傳來或許因此內心難平，於是他開始凌辱臣屬，不假詞色，嚴待兒子，後於一六六二年辭世。

雖然攝政鱉拜在一六六一年悍然強令沿海居民遷徙，不過仍無法令臺灣歸降滿清。滿清曾與荷蘭人聯手圍堵仍在福建沿海的鄭氏家族殘餘勢力，不過兩次預備在一六六四年與一六六五年征討臺灣的計畫都無疾而終。滿洲鐵騎畢竟不善於海戰，況且一六七三年之後，大批清軍被三藩之亂所牽絆，使得臺灣的鄭家可以繼續發展、繁榮其貿易與商業勢力：隨著沿海居民的遷入，漢人人口在鄭成功兒孫治下迅速膨脹，總數已逾十萬人，生產大量米、糖，並從事頗有規模的製鹽、精糖、造船等商業活動。

即使三藩之亂結束後，康熙仍覺得無力從鄭家手中奪回臺灣，於是令鄭芝龍麾下的水師將領施琅率軍遠征臺灣。施琅早在一六五○年代就歸降康熙。康熙這步棋非常高明，施琅不僅能征善戰，而且施琅降清之時父兄兒子皆遭鄭成功殺害，施琅勢必全力以赴。

施琅按部就班，謀劃戰略，而從三百艘戰艦這個數字可以窺見，儘管當時中國海上力量還有待發展，但是潛力實不容輕忽。一六八三年七月初，施琅率艦出閩，在澎湖群島附近大敗鄭氏。

三個月後，臺灣投降，康熙或許不願見到平三藩時血流成河之烈，因此厚待投降的鄭氏家族與降將，授之以爵，並允其定居北京。鄭氏殘部多調離臺灣，用以充實北方邊防，以禦俄人。關於如何處理臺灣，朝廷百官曾激辯多時。有人建議應該完全放棄臺灣，不過施琅則是力陳以臺灣為屏障，使中國免受荷蘭戰艦的侵擾。康熙最後裁決將臺灣納進帝國版圖。臺灣成為一福建省的一個府，首府設於臺南，府下設三縣，每縣設置縣令一名。康熙也派遣一支八千人的清軍永久駐防島上，而島上原住民的部落地區與狩獵場域受到朝廷的尊重。除此之外，清廷還審慎限制漢人移民臺灣。

康熙這種矛盾的措施反映了清朝（之前的明朝亦然）有關海外貿易與殖民政策的模稜兩可。中國的統治者對貿易基本上是不信任的，認為貿易活動會帶來紊亂失序，擔心貿易活動會將軍情洩漏給外國強權，造成貴重的白銀大量外流，滋生海寇和其他犯罪。因此，即使鄭氏家族敗亡之後，清廷放棄強制遷移沿海居民的政策，不過仍透過廈門等沿海城市實施特許與限制船隻噸位的措施，以控制與臺灣之間的往來。

但對於華東沿海昌盛的商業世界，這些政策並不切實際，結果徒讓東部沿海地區職掌海上、沿岸貿易的要員坐享暴利。漢族包衣吳興祚透過父親的人脈關係，在福建的官場上扶搖直上。一六八○年代之初，吳興祚為了取得兩廣總督的職位，支付的賄款總計超過一萬盎司白銀。吳興祚得到一干特派官員之助，將大批人口遷回沿海，所分配的土地近乎五十萬英畝，人數則超過三萬人。吳興祚在福建省的同僚則是將逾五十萬英畝的土地分配給四萬名先前居住在此地的百姓。吳興祚還監督抄繳尚之信在廣州的隨扈、商賈的家產：其中一名商人所積累的家產超過四十萬盎司白銀。

國家從合法的對外貿易中可課徵十分龐大的稅收，而歷代也不乏統治者善加利用之。但是除了設置四個海關衙署（分別位於廣東、福建、浙江、江蘇），以及試行對外國進口商品課徵百分之二十的進口稅外，清政權未能建構必要之機制，而是採取佣金制或專賣。隨著十八世紀更強勢的西方貿易商抵達中國之後，這項決定就產生致命的後果。

清廷嚴禁移民臺灣，卻無法貫徹這項措施，結果台灣表面上受行政管理機制羈糜，實際上則淪為難以駕馭的化外邊陲、紊亂不堪的失序社會，從康熙一朝的記戰可一窺渡臺開墾的人士：一群來自福建省的兄弟以低價向原住民承租土地，以漢人的灌溉方法大大改善土質。施琅的一位親戚至北臺灣定居，他用自己的家產去閉發荒地，並從人口較為密集的南臺灣僱用遊民。一個來自廣東的漢人娶原住民頭目的女兒為妻，並充當岳丈的通譯，後來他將部落的土地租給其他漢人移民牟利。凡此或許不能算是傳統漢人的典型模式，不過他們卻有助於為中國傳統帝國增添新的成分。

勸服儒士

南明諸王的頑強抵抗、鄭氏家族所獲得的擁護，以及三藩之亂的迅速蔓延，幾近成功：這些都說明清政權並不受漢人擁戴。康熙從即位之初，一方面肯定滿洲貴族崇尚武勇的活力與堅定的政治立場，另一方面也設法讓漢人相信，他對漢人傳統文化的推崇。藉著謀求兩者的平衡，來處理此一問題。

要引起滿洲人的共鳴比較容易。康熙幼年罹患天花而無恙是其得以繼位的原因之一。康熙身強體壯，對狩獵、射箭之術興趣濃厚，並精通騎術，因此康熙能策馬遠行，深入滿洲人的發源地。曾經與康熙並轡完成這趟旅程的精銳侍衛與滿洲貴族，一直都對主子忠貞不貳；雖然他們關於國家政策曾有過嚴重的歧見，不過在康熙早年遭逢的種種危機中，他們一直堅定擁護康熙。康熙的祖母（也就是皇太極的遺孀）十分寵愛康熙，她憑恃著家族的關係，大權在握。康熙的皇后與眾嬪妃（康熙十一歲初婚，娶一位反鱉拜攝政大臣的孫女）的家族勢力，成為康熙政權的有力後盾。康熙在北京城內滿人信奉的「薩滿教」（shaman）寺廟舉行隆重典禮；重用滿人與漢人，命滿洲貴族執掌「內務府」藉以抑制宦官的勢力；宮中雜役則由漢人包衣來擔任，而不是太監。

然而，要爭取漢人人心就較為棘手。滿人說他們於一六四四年入關的目的，就是要為明崇禎皇帝復仇，不過多數漢人無法接受這番託辭。縱然滿人所言屬實，但根深柢固的忠君思想，議不少漢人在聽聞崇禎皇帝駕崩之後自裁殉國，也有人執戈反抗滿人，燼管最後證明有些反抗是會出人命的，有更多的漢人寧可選擇縱情山林，遺世獨立，不願侍奉新朝。

這種辭官退隱的作法是受到儒家思想的合理化，而康熙亦正是立足在儒家思想上，去面對漢人的抵制行為。儒家訓誨在中國社會裡是不容挑戰的。不過到了十七世紀中葉，對於儒家思想的真實底蘊為何，看法已經有了相當大的差異。孔子曾論道，有德者不應侍奉無道之君，假若有必要，有德者必須為捍衛理想原則而成仁。

自從康熙圈禁攝政大臣鱉拜之後，康熙表現出對儒家豐富遺產的崇慕之意。一六七○年，康熙頒佈十六條箴言，意在總結儒家思想的道德價值。「聖諭十六條」強調社會關係的等級秩序，以及仁慈、服從、儉約、辛勤工作的美德。康熙又挑選一群滿漢大學士，與之精研四書五經。從朝廷的記載可以看出康熙的進步，遇有疑難處便向先生請益。皇帝研讀儒家經典、勤練書法的消息被「走漏」給群臣知悉後，群臣盛讚康熙是「聖君」。滿漢人大學士還把「聖諭十六條」翻譯成口語體，以利康熙的倫理觀點向黎民百姓傳播。

朝廷的權力之所以至高無上，部分因素在於科舉考試受朝廷所控制。順治恢復了這套考試制度，康熙則是每隔三年開科取士，即使三藩作亂期間，科考也並未中輟。不過令康熙感到不快的是，許多滿腹經綸的博學之士不願參加科考，藉以表明他們身為明朝遺民，不願出仕而背叛明朝。一六七九年，康熙提出一個巧妙的解決辦法，在每三年的科舉取士之外，他又下令各省薦舉人才，參加朝廷的「博學鴻詞特科」，以網羅高才博學的賢良。雖然還是有人堅持不赴北京參加考試，有人則是不願被列入薦舉之林，不過這項舉措還是收到成效。這次特科共錄取五十名，大部分的學者來自江南，同時，為了刻意表彰這群名儒碩彥對前朝的忠貞，高中特科者均奉命入館佐修明史。

儘管康熙皇帝盡其所能籠絡前朝的山林遺老，不過許多漢人仍對新朝心存觀望。有不少文士私自蒐集明史相關資料，以期自撰歷史不受朝廷監控。因此，如揚州、江陰英勇抗清的城鎮雖是功敗垂成，不過其事功皆能載入史冊，流芳百世。有些曾經在家鄉抗清的學者，不理政事之後便撰寫晚明東林黨或與類似學社的改革儒士的事蹟。

這段期間，有三位儒士以其作為、文章而負盛名。一位是湖南人王夫之，他在一六五○年返回故里之前，曾經有數年在西南桂王的流亡朝廷為官。王夫之傾力攻擊王陽明信徒的個人主義式哲學，認為陽明學派陷溺在個人意識中尋求道德基礎，結果斷喪了時代的道德意識。王夫之同時還撰寫了一部關於桂王小朝廷的歷史，並細加品評先前政權的專擅，這些文字若是讓清軍發現的話，王夫之恐怕難逃殺身之禍。

第二位是浙江人黃宗羲，他的父親積極擁護東林黨與其他改革派，於一六二六年遭宦官魏忠賢下令殺害。黃宗羲有數年在東部沿海地區隨南明藩王作戰，並在山區內修築防柵以阻擾清軍的前進。黃宗羲在一六四九年退隱，專心治學。黃宗羲不僅細心撰寫明朝重要人物的傳記，還試圖分析政府的制度結構。他主張回復遠古的理想社會，由儒士擔負社會的行政工作，並以道德教化的力量來管理，取代當時過分集中化的體制。大部分的中國政治思想家在探索改革之道時，均傾向於思考如何改變介於皇帝與百姓之問的宦官與官僚的行為，但黃宗羲本人卻獨樹一格地認為帝權應該受到制約。

這三人當中以顧炎武最為知名。一六一三年，顧炎武生於江蘇，由寡母撫養成人，顧母以嚴守道德禮教而聞名於鄉梓，顧炎武恪遵儒家思想的倫理誡律。晚明時期，顧炎武曾通過鄉試，但眼見當時的政治、道德亂象，便潛心鑽研傳統的經世致用之學、政府體制與軍事兵法。一六四四年，顧炎武曾經短暫輔佐福王抗清。顧炎武的母親因不願屈從新的征服者而餓死，令顧炎武深為感動。她在給顧炎武的遺書中有言：「我雖婦人，身受國恩，亦不可辱，爾當讀書隱居，無仕二姓」。（註二）

雖然顧炎武並未踵繼母親，不過他確實將母親遺言銘刻在心，餘生（他死於一六八二年）都在旅行、反思、研究。他甚至離開富庶的江南家鄉，遷居陝西的不毛之地。顧炎武著述立說，一如同時代的王夫之，以抗衡強調形上學二元論(metaphysical dualism)與直觀意識而造成道德空洞化流弊的儒家主流學派。顧炎武單騎走遍大半華北地區，考察耕作方法、開曠技術與商人的票號制度，以觀察所得寫下一系列的文章，試圖為嚴謹、實證的學術研究奠下基礎。

顧炎武在卷軼繁浩的著作中，主要關注的議題集中在政府體制、倫理學、經濟學、地理與社會關係，並十分重視「樸學」(philology )的方法，他認為樸學的方法是考證中國古代學術遺產真實意蘊的重要工具。顧炎武特別推崇漢代（公元前二○六年至公元二二○年）學術不事雕琢，法度嚴謹，且無虛玄矯飾。儘管顧炎武聲名鵲起，但他依然不參加清廷舉辦的所有科舉考試（包括一六七九年的特科），也不參與由康熙所推動的編修明史工作。顧炎武辭世後，許多學者推崇顧是一位嚴謹通透的治學典範；顧炎武的著作在十八世紀對中國思想有深遠的影響。

然而不獨文士、武夫反抗清廷。有許多清初畫家也以藝術作品表達心中的憤慨和對新政權的疏離。透過大瞻的創新、古怪的畫風以及留白的運用，呈現出一個蕭瑟失衡的世界。孤松奇絕，荒山燐絢，林木鬱鬱，以厚實的筆法躍然紙上，偶有孤鳥游魚，這都是此類藝術家常取材的主題。其中幾位出類拔萃的畫家，如石濤或八大山人，他們均與朱明王室有血緣關係，在滿清入關後遁入深山僧院。八大山人以沉默來表達對滿清政權的抗議。他在自家門上寫了一個「啞」字，從此默然不語，即使是大醉或熱中創作時放意狂笑或仰天長嘆，也不曾開口說話。但石濤則是漸漸涉身社會之中，開始與其他的學者、藝術家論交，即使是這些人曾經侍奉滿清政權，他偶爾也會受託於富裕雅士設計庭園。

我們的確可以循著清廷籠絡文人的脈絡來寫一部歷史。那些並未出仕或參加科舉考試的文人，仍有可能被好友或金錢的承諾所引誘。編修書籍最能凝聚文人的精力。康熙延攬博學俊彥，使之編寫字典、百科全書，記錄朝廷活動，蒐羅古文與古詩。也有王公大臣贊助學者從事地理研究與地方誌的編修，於是學者遊歷不輟，蒐集寫作材料，然後返回舒適宅邸提筆撰寫。也有官員聘儒生任幕僚，責輕事少，便有更多閒暇來規撫創作，或為小說家，或為短篇故事的作家，或為詩人、戲曲作家。其結果就是在異族的血腥統治下，中國文化依然能在十七世紀末大放異彩。

最後，透過孔尚任的藝術手法，明朝遺民抵抗與忠君的題材為康熙一朝所接納。孔尚任生於一六四八年，是孔子第六十四代子孫，此時滿人已入關。孔尚任的父親是明代知名的學者，孔尚任本人深受明朝覆亡與明代遺民的事蹟所吸引。孔尚任在四十幾歲譜成一齣廣為流行的戲曲《桃花扇》，情節描寫一位耿直的文士與其所愛的女子，以及他們如何經歷南明福王朝廷的苦難折磨。這位女中豪傑抗拒南明權奸的求歡，以扇子敲擊奸邪，致使血灑扇面。一位畫家將扇面的血跡綴飾成桃花盛開的模樣，這齣戲就是以此為名，從桃花扇這個出色生動的隱喻可以看到，晚明時代隱伏在道德與知性生活背後那種暴力與美感的交融。在《桃花扇》的劇末，晚明的抗清行動徒勞無功，高風亮節的遺老紛紛遁避山林，不願接受清廷的招降入朝為官，這對戀人也遁入空門。在劇末的一幕，這對戀人與一位友人同嘆：

千古南期作話傳，

傷心血淚灑山川，

仰天讀罷招魂賦，

場子江頭亂瞑煙。（註三）

到了一六九○年代，《桃花扇》已經在康熙的朝廷之上傳唱，孔尚任的戲曲深受宮廷中人所喜愛。孔尚任為文捕捉到聽眾的情緒：

名公巨卿，墨客騷人，駢集者座不容膝。張施則錦天繡地，臚列則珠海珍山。……。蓋主人乃高陽相公之文孫，詩酒風流，今時王謝也。故不惜物力，為此豪舉。然望歌靡麓之中，或有掩袂獨坐者，則故臣遺老也；燈搖酒闌，欷噓而散。（註四）

此類人物或許滿腔念舊情懷，不過終究得設法與當道異族和平共存。

廓清邊疆

外國的壓力（至少是某些外國技術的成分）在清初已愈加隨處可見了。即使對外國風土民情既無了解、亦無興趣的人，其生活也有可能受到外國器物的影響而為之改觀。例如，孔尚任還沒寫《桃花扇》的時候，視力已開始在慢慢衰退：他曾以詩來描述他如何重拾文人生活，字裡行間滿溢欣喜之情：

西洋白玻璃，

市自香山坳。

制鏡大如錢，

秋水涵雙竅。

蔽目目轉明，

能察毫末妙。

晴窗細讀書，

猶如在年少。（註五）

孔尚任拜自澳門進口的歐洲技術之賜而重獲視力，這得多虧朝廷並未下令摧毀這座葡萄牙人的基地。一六六○年代期間，「遷海」政策作為朝廷征討臺灣戰略的一環，因此下旨命水師封鎖澳門，所有居民悉數撒離。並嚴禁葡萄牙的船隻進出，並以夷平澳門相要脅。但是，地方官員鑑於地方居民的經濟利益，並未貫徹朝廷的旨令。另一方面，通過外交使節多次覲見，加上京城耶穌會士的支持，並在一六七八年呈獻康熙一隻非洲獅子，康熙龍心大悅，葡萄牙人終於說服朝廷讓他們繼續保有澳門，作為在東亞從事貿易活動的根據地。

不過對葡萄牙人的寬待並沒有澤及俄羅斯人。晚明官員與順治皇帝的閣臣十分清楚，俄羅斯的獵人與移民逐漸遷入東北邊境地帶。一位俄國使節曾與朝廷交涉，希望允許俄國定期派遣貿易商隊到中國，不過康熙慮及此舉可能會讓俄國影響到邊境部落對朝廷的忠誠，曾一度試圖將數個邊境部落南移，遷離邊界，建立一塊無人的緩衝地帶以使中俄隔絕，這樣的設想或許是模仿摧毀明鄭所採取的遷海政策，不過此計終因耗費人力財力且不切實際而作罷。

事實上，康熙已經籌思多年，準備對俄羅斯人在黑龍江（Amur River）流域的雅克薩（AlbaZin)城發動攻勢。臺灣在一六八三年歸降之後，部份殘餘的鄭家軍被送往北方，參與攻俄戰事。鄭家軍的海戰戰術對康熙十分有價值，因為康熙需要利用水師巡弋北方河道。南方戰事告捷後，康熙下令集中兵力攻擊雅克薩城，經過一番激戰，雅克薩在一六八五年被清軍攻陷。康熙下令放棄雅克薩城，但是清軍的指揮將領並未從命，還焚毀了俄國移民在此地種植的大批農作物。於是位於希爾喀河（Shilka Rivcr）西岸的俄國第二大貿易基地尼布楚（Nerchinsk）的駐軍將領，命人預先在冬季來臨之前預備糧食，重新佔領雅克薩城。

康熙聞訊大怒，遂於一六八六年第二度下令攻擊雅克薩城，但遭俄人頑強抵抗。不過，俄國的統治者擔心面對清軍堅決反對，他們是否有能力再佔有這片龐大的領土，於是決心求和。雙方透過精通拉丁文與滿文的耶穌會士居間翻譯，於一六八九年在尼布楚會面簽約。就其長遠的效果來看，〈尼布楚條約〉是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條約之一，因為條約所劃定的疆界大致維持至今。在最富爭議的區域，兩國邊界定在格爾必齊河與額爾古納河。俄國放棄雅克薩城並將之焚毀，整個黑龍江流域地區盡歸大清所有。兩國的逃兵各自遣回，雙方互市貿易，但是進行貿易的商人必須持有清廷核發的有效文件。

藉由武力征戰，臺灣被劃歸為中國的版圖，澳門的葡萄牙人受到未以條約規範的寬大對待，而維持原有的半獨立狀態。不過就俄國的例子而言，中俄雙方是以一種主權對等國家的地位簽訂條約。清廷這種作法雖然背離了傳統中國一貫的對外模式，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自從清朝開國以來，朝廷對待俄國的事務並不是交由職司荷蘭、西班牙、葡萄牙諸國之夷狄關係的「禮部」負責，而是責成一特別的衙署「理藩院」來處理。理藩院是由皇太極所設立，本來是為了處理與蒙古人進行外交與商業往來時所滋生的問題。將涉俄事務委交理藩院，象徵朝廷承認這是特殊個案，對於涉及遠北邊界糾紛，必須以不同於對待東南沿海的方式來處理。

大清之所以與俄國簽訂條約，主要是考量西部的準噶爾部落：清廷深怕俄國人會與這些強悍的遊牧戰士結盟。準噶爾部落篤信達賴喇嘛（準噶爾部視達賴喇嘛為精神領袖），而噶爾丹（Galdan）又為一代雄傑，準噶爾部在今日外蒙古和青海人煙罕見的地區徙牧，可說不受羈束。到了一六七○年代末，噶爾丹依序佔領喀什噶爾、哈密、吐魯番，控制了這些廣為居住的回民城市，以及旅行商隊往來中國與地中海之間的通衢。這些地方的部落與噶爾丹交惡，在被噶爾丹擊敗後東逃，壓迫到甘肅。準噶爾部落戰士大舉遷徙令康熙惶惶不安，唯恐俄國與準噶爾部落結盟。

然而結盟一事並未成真，康熙在簽訂〈尼布楚條約〉之後，派兵（由康熙的兄弟率軍）攻擊噶爾丹。在長年征戰之後，康熙決定御駕親征，痛擊噶爾丹，而康熙之所以敢於冒險，可能是康熙認為成功擊敗俄國乃得力於他本人而不是其將領的謀劃。清軍糧食輜重補給得宜，約有八萬大軍，兵分三路西進：康熙御下的部隊橫跨戈壁沙漠，向準噶爾北方的克魯倫河（Kcrulcn Rivcr）挺進，一六九六年，噶爾丹被逼入死角而在昭莫多（Jao Modo）一役中戰敗。隔年，噶爾丹歿，所屬部眾紛紛歸附清廷。

成功綏服準噶爾是康熙皇帝親政以來的全盛階段。此時康熙四十二歲，他樂於享受這場戰爭所帶來的興奮與瀕臨危險的刺激快感：戰事結束後，康熙即刻修書給北京朝中的一位寵臣（譯按，敬事房總管顧問行），信中提及朗朗睛空、美味珍饈、瑰麗奇景，無不令康熙感到愉悅。「今噶爾丹已死，其下人等俱來歸順」；一六九七年春天，這位皇帝在信中敘述，「朕之大事畢矣……蒙天地宗廟護祐成功，朕一生可謂樂矣，可謂致矣，可謂盡矣。朕不日到宮，另為口傳，今筆墨難盡其大概而已。」（註六）

但是在對外政策方面，每一次解決總是會帶來新問題。該區域的權力政治並不因為噶爾丹的死就獲得解決，而康熙也發現自己在達賴喇嘛遭謀害、且推舉出不適當的繼任人選時，又身陷準噶爾各部大汗之間複雜的鬥爭中。不過這也讓康熙以執行正義的報復為名出兵西藏（猶如一六四四年清兵入關的藉口）；他下旨兵分兩路，一經由青海湖，另一取道四川入西藏。一七二○年秋天，這兩支軍隊在西藏首府拉薩會合，忠於清廷的達賴喇嘛即位。從此以後，中國開始以軍事介入西藏的政治。

約在同時，由於臺灣島上生活不定，以及清廷統治失當，一名隨同官員抵達臺灣的奴僕，名叫朱一貴的福建人，與五十名歃血爲盟的弟兄高懸反叛大纛。一方面是時代的動盪不安，另一方面也因為他姓「朱」，是明室的國姓，所以朱一貴的叛變能吸引數百名追隨者，並一度佔領縣治，在臺灣自立為王。不過朱一貴的政權只維持了兩個月，最後被水師提督施琅之子率軍擄獲，而在三十八年前率先攻佔臺灣的正是施琅本人。

儘管清廷無法徹底解決根本的地方問題，但已證明他們有能力迅速、有效地回應邊境萌發的兩次危機。一七二二年，康熙皇帝駕崩，西藏、臺灣兩次戰役也標幟出清朝向西南和東方延展的極限。就在〈尼布楚條約〉簽訂之後，滿洲人祖宗的龍興之地獲得確保，論勢力之深之廣，史上只有少數朝代能與清朝相提並論。

一份混雜的遺產

康熙皇帝的威名是建立在他追求統一不遺餘力以及對外政策充滿活力之上。康熙對自己的決斷力頗為自豪，因而時常獨排朝中滿、漢大臣之議；所以當捷報傳來時，康熙便自居功績。不過，在幾件大事上頭，結果也不盡如他所願，而留給後繼者一個治絲益棼的亂局。其中又以三方面為最：環繞在太子胤礽周遭的爭議，與天主教傳教士的關係；以及農村地區的行政管理。

康熙親政之初，亟欲避免一六四○年代攝政大臣多爾袞、一六六○年代鱉拜把持朝綱的歷史重演。因此，當康熙的皇后於一六七四年產下胤礽，康熙即冊立他為儲君。因為胤礽的生母難產病歿，所以胤礽的出生便有了命定的意味，胤礽與其他異母弟弟十分疏遠。

胤礽所受的教育是要為天下表率，依循儒家道德誡律，兼修滿洲人擅長的騎射之術。康熙挑選最博學的大學士任太子傅，詳細查考功課，並重視太子品行操守的涵育和文史的修養。胤礽漸漸參贊政務，一六九六至一六九七年，當康熙御駕遠征噶爾丹時，胤礽坐鎮北京。康熙甚至一度表明有意退位，好讓皇太子登基統理天下。

但是康熙班師回朝之後，開始聽聞有關儲君行止的種種謠傳：胤礽素行乖張，暴虐凶殘。康熙巡幸西彊、滿洲、大運河與長江沿岸的繁華都城時，也令諸皇子隨侍在側，而胤礽的任性妄為常讓旁人難以自處。

康熙所面臨的難題之一是無法取得有關情勢的正確訊息。朝中文武也因各有所屬而開始明爭暗鬥。七位皇子在年齡、智慧方面足堪與胤礽角逐儲位。置身於這種政治情境下，滿朝文武不論滿漢，少有人願意吐露真言。於是康熙開始建立新的奏摺制度，以穿透蜚言蜚語的層層迷霧。

皇帝的消息來自京城與各省官員，官員一般是以奏摺的方式向皇帝遞呈訊息。這種仔細謄寫的文書由驛丞進呈宮中，由內閣先行抄錄，附上票擬的意見，再轉呈御覽。這是比較公開的制度，所以康熙在一六九○年代開始建立「密摺」制度，密摺係由撰寫官員的家奴送至宮中，由皇帝身邊的宦官呈交，由皇帝私下審視、批閱、密封。然後再把這套程序反過來，有皇帝御筆硃批的密摺再轉交由官員的奴僕攜回。

這套系統最先是非正式的，康熙要一些派赴各省的親信包衣詳列各地糧價，以便查核官員報告的真實性，發掘未來可能引發騷亂的潛在因素。十八世紀初，康熙開始擴大這套系統；一七○七年，少數康熙的寵臣上奏密告胤礽的行止，說胤礽如何志得意滿，以皇帝自居，又凌虐臣屬奴僕，還命親信遠赴南方購買童男童女，帶回宮裡供他狎戲。康熙一直隱忍不發，但是到了一七○八年，已經有太多不利胤礽的證據，康熙不能再有遲疑。康熙一怒廢黜胤礽，拘之於「上駟院」，並命四子胤縝監視胤礽；胤礽的黨羽，以及涉入的朝臣一一遭逮捕、伏誅。

之後康熙陷入猶豫躊躇的痛苦循環之中。康熙相信對胤礽的指控並非真有其事，而是受人鎮魘，於是在一七○九年釋放了胤礽。但是到了一七一二年，又發現不利胤礽的新證據，包括意圖謀害康熙，康熙再度下令逮捕胤礽。終康熙一朝，不再冊立儲君，並嚴懲妄再議立太子的朝臣。廟堂之上流言充斥，康熙諸子各有其黨，大清的未來蒙上一層陰霾。

天主教士的問題同樣也涉及皇權。康熙自從結束鱉拜的攝政之後，開始任用耶穌會士：康熙令耶穌會士監管「欽天監」，垂詢地圖的繪製與工程建築等事務，並允許他們在北京城內與各省傳教。特別是在一六九二年後的十年間，康熙下旨容許基督教，耶穌會士開始期盼他們在中國的傳教能有轉機。不過康熙堅持耶穌會必須同意，中國人祭祖祀孔是世俗典禮，而非宗教儀式，此故，改信基督教的中國人仍可繼續祭祖祀孔。因為康熙所持的界定襲自明季知名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 的觀點，所以在華的大多數耶穌會士均無從辯駁。

然而不同修會的天主教神甫與傳教士，不管是在東亞或羅馬，皆深深不以為然。他們認為康熙是以無上的權威介入宗教教義，耶穌會士的態度會破壞基督信仰的統整。羅馬教皇克萊門十一世(Pope Clement XI)為了謀求補救，指派一位年輕但深受信任的主教鐸羅( Maillard de Tournon )前來中國、了解情形。一七○五、一七○六年間，這位羅馬教皇的特使在北京多次覲見康熙，舉行一連串的會議，可想而知，雙方看法南轅北轍。於是鐸羅主教禁止天主教士遵從康熙的諭旨，否則將會遭受逐出教會的懲罰，康熙於是下令驅逐所有不願「具結」脫離羅馬教會、領取准許在華傳教證明之「印票」＊的神甫。雖然大多數耶穌會士均具結並領取印票，不過還是有逾十二位聖方濟修會（Franciscan）、道明修會（Donlinican）等的傳教士拒絕簽署而被逐出中國。由於雙方均採取強硬的立場，結果中斷了教會在中國的影響勢力，阻礙了西方科技向中國的傳輸。若是雙方的立場軟化，那麼到了十八世紀末，天主教教會接受了伽利略（Oalileo）的科學發現，而傳教士開始把新的天文學帶到中國來，中國人的思想模式與對待自然的態度說不定也會有所改變。

在稅制與農村地區行政管理體制等重要方面，終康熙之世並未完成建設性的轉變。他似乎認為，在既存的社會環境下，是不可能普查土地所有權的；在稅制方面，他也遵循晚明舊制，以丁役折換等值的銀兩來納稅。稅銀僅有少部分留在地方，用以支付官吏與僕役的薪俸，或是地方上的災難救助和建設經費。所以，地方上的官吏必須另行徵收額外的稅賦來補充財政，不過大部分的稅款都被官吏中飽私囊，作為冰敬、炭敬之用，期使相關權責衙署放鬆監督與考課。

結果，康熙雖然在統一政治、廓清邊疆方面立下顯赫功績，不過在農村地區，成千上萬的中國人依然處在痛苦的深淵中奮力掙扎。各地總有少數匪幫四處打家劫舍，因為缺乏具有武裝力量的民團，所以他們幾乎橫行無阻，來去自如。縣裡的貪官污吏橫徵暴斂，需索無度。有關土地契約的法律訴訟往往纏訟十幾年，孤兒寡母若是遭到族裡男人的欺凌，往往求訴無門，私仇常引發暴力相向，鬧出人命，但庶務纏身的地方父母官又無暇無人來審查凶案。

＊譯註：印票係由內務府統一發給，用滿、漢兩種文字書寫的「千字文」印票，票上寫著：「西洋某國人，年若干，在某會，來中國若干年，永不回復西洋，已經來京朝覲陛見。為此給票。」發票的順序是按《千字文》的「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排列。票由內務府發給，顯示康熙是將在華的傳教士視為家臣，據此，把天主教會納入中國政治是康熙的一貫作法。所以，康熙時代的所謂「中國禮儀之爭」，不僅涉及中西文化思想的差異，同時亦是滿清皇帝皇權與羅馬教廷教權之爭。詳見李天綱著，《中國禮儀之爭：歷史、文獻和意義》（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八），頁七○至七二。

康熙皇帝並未追究江蘇、浙江兩個富庶省份拖欠國庫的稅錢，這或許是康熙思及鄭成功在一六五九年戰役中受到地方上漢人的支持，也可能是因為江蘇與浙江兩省是儒家文化的心臟地帶。為了維持表面和諧，康熙經常寬待處理地方積欠國庫的案例，雖然沒有遭受天災人禍，也減徵錢糧。雖然康熙推行「迴避制度」，明定官員不能在家鄉任官（避免他們以權謀私），不過康熙對於密奏他親信家族的成員，或是自京城告老還鄉的大臣貪贓徇私，總是置若罔聞。

康熙在位的最後十年，似乎由衷相信農村已是一片欣欣向榮，地方官員皆能善用手中的資源適切處理政事。朝廷除了土地稅之外，又獨佔鹽、人參、玉等商品，加上富商的「自動」捐輸，以及對商品轉運的課稅，而使國庫充盈，財政不虞匱乏，朝廷也開始鬆怠。康熙相信人口的多寡是衡量繁榮的標準，但是地方官吏唯恐如實呈報，戶部也會如實課稅，所以往往隱匿虛報，於是斷然在一七一二年實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政策，依農業耕地來訂定徵收之差搖的人口數，無論人丁增加多少，朝廷不再增加稅收。此後，地方官員才敢據實呈報真正的人口數，而不必擔心稅賦增加。

由於康熙不再對土地佔有情形進行全國普查，因此中國的地稅系統在兩方面被固定下來：各省入籍的地目是以一五八一年萬曆年間所做的普查為根據，而每一單位土地應納的租稅是以一七一二年的數據為基準。這讓康熙的後繼者幾乎無法理順財政。縱使北京已經開始掌握人口實數，康熙對國泰民安深感安慰，但財政的根本弊端還是存在。

「今朕躬抱病，怔仲健忘」，康熙於一七一七年一份諭旨真情流露告訴文武百官，「故深懼顛倒是非，萬幾錯亂。心為天下盡其血，神為四海散其形，既神不守舍，心失怡養，目不辨遠近，耳不分是非，食少事多，豈能久存。」（註七）康熙寫下這段但絕不快的話語之後，又活了五年，是中國有史以來在位最久的統治者：但是松鶴之壽，帶給康熙的卻是日薄西山的落寞。一七二二年十二月，康熙崩於北京宮中，儲君之位未定。撫今追昔，實難想像康熙臨終時是如何鬱鬱寡歡，才會置國本問題於不顧。

註釋

註一：史景遷，《中國的皇帝：康熙自畫像》頁三。

註二：彼德森（Willard Peterson）〈顧炎武的一生，一六一三至一六八二年〉，見《哈佛亞洲研究雜誌》第二十八期，一九六八年，頁一四。

註三：孔尚任著，陳世驪、艾頓（Harold ACton）譯，《桃花扇》

註四：宣立教(Richard Strassberg)，《孔尚任的世界：中國清初的一位文人》（1983）頁二七五

註五：前褐書，頁二一九。

註六：史景遷，頁一六五。

註七：前褐書，頁一四八至一四九。

4 雍正的權威

清朝權力與農村稅制

康熙駕崩之後，雍正即位，他在位時間雖不長，卻是腥風血雨，詭譎多變，十分關鍵。雍正踐祚之初，就有陰謀篡位的流言，雍正自稱康熙龍賓之前已將大位傳給他。康熙大去之時，除了維正之外，諸皇子並未在側，而且九門提督（譯按，步軍統領隆科多）也是雍正親信，所以雍正繼承嗣統沒有人公開質疑；但是終雍正之世（一七二三至一七三五年），僭取皇位的指控都一直困擾著他。

不過，雍正謀篡皇位之說並無實據，況旦康熙對雍正信任的程度勝過其他皇子。康熙與雍正（名為胤縝）常一起討論政務，一同出遊。誠如前述，雍正還一度奉派看守二皇兄，也就是被廢黜的王儲，以當時的政治環境，這其實是一項極其敏感而危險的任務。

雍正登極之後，逮捕妒恨他繼承王位的幾位皇子，藉以穩固統治權威。（雍正先是以升官加爵來杜他們之口。）廢儲胤礽與另外兩位遭雍正下獄圈禁的皇子，不久之後歿於獄中。（是否是被殺害或遭惡意虐待致死則不得而知。）其他的皇子不是被禁錮就是受到嚴密的監控。雍正只信任十三皇弟胤祥＊一人，委任他為總理事務大臣，並封為親王。

無論我們把這些佈局解釋成內心愧疚的表示，或是出自防患於未然的實際考量，從中都可看到雍正的帝王心術。雍正為人不厭其細，每天都花許多時間在政事之上，他通常於凌晨四時至七時讀史書，七時用早膳，後與朝臣議政到午後，然後批閱奏摺至深夜。雍正不似父皇康熙酷愛木蘭秋獼、也不愛巡幸江南。雍正的主要嗜好似乎只是研習佛教義理，他不但是個虔誠的信徒，更是個佛學的研究者，此外，他也只是至北京城西北的圓明園鬆弛身心。康熙大都用滿文書寫，而雍正似乎偏好漢文。雍正書寫中文快速而流暢，表達亦正確通順。

雍正皇帝嬋精竭慮，欲解決當時政治的積習流弊，這些問題在今日也仍然至為重要，包括官僚結構與農村的財政問題，如何建立有效且可靠的訊息流通系統，以及強化朝廷中央的行政能力。而此三者實乃環環相扣，互為因果；假使能夠成功駕馭這三者，便能有效統治中國的廣土眾民。

雍正登基開始，對於如何著手進行似乎已有定見。雍正的父祖皆是沖齡即位，但他繼承大統時已是四十有五，既無監國大臣在旁橫加掣肘，又有豐富的政務經驗，親眼目睹康熙朝開始衰頹。雍正漸次擴大康熙朝初設的奏摺制度範圍，並正式確立了密摺制度。在日常庶務方面，地方一仍舊制，以奏摺上呈六部和大學士，但是各省督撫多以密摺遞呈雍正，報告地方的行政業務細節。終康熙一朝亦並未深究財政危機的弊端，雍正開始了解到府庫虧空到什麼地步，於是敦促群臣提出改革財政結構的建議，並在「戶部」之上另立一小型的財政稽核官署（譯按，「會考府」），由十三皇弟胤祥受命主掌。

財政危機千頭萬緒，即使在位者手握絕對大權，也無法靠一、兩則諭令就能解決。一七二三年朝廷的財政歲入約為白銀三千五百萬兩，其中約有六百萬兩是來自各種商業稅，二千九百萬兩取自「地丁」稅，其中有百分之十五至三十留歸各省地方事務之用，其餘悉數上繳中央；不過留歸地方的經費幾乎都被分配到一些全國性的計畫上，例如軍費或朝廷驛站的支出。結果僅有不到總額六分之一的稅錢是真正被地方官用在地方的政事上。或許有人會認為，只要提高「地丁」稅，增加國家財政收入，就能紓解財政短絀的窘境；但是雍正為了克盡孝道，並未試圖變更康熙在一七一二年所定的稅額標準。況且，滿洲人也承襲了傳統的政治理論，認為輕搖薄賦才能造福天下蒼生，才是皇帝愛民的表現。改革的另一阻力來自戶部的官員，他們有自己的行政程序與執行方案，並且經常接受「冰敬炭敬」，他們當然不希望有所改變。

現行的稅制不僅固若磐石難以撼動，同時還充斥著形形色色的陋規惡習。上層階級通常就是富有的大地主，在康熙時代，富有的地主往往透過變造所有權人名、假借人頭戶、轉讓所有權、質押所有權等手段規避稅賦，所以很難稽查他們到底擁有多少財富。況且，農村的經濟權力大都掌握在魚肉鄉民的一小撮地主手中。這些地主往往勾結省城裡的官吏，將稅賦轉嫁到貧農身上，讓貧農地承擔不成比例的稅賦。面對如此惡劣的處境，農民幾乎沒有任何的救濟管道，而實際上已被侵吞的錢兩則被視為是一種「拖欠」——亦即歸咎於農民怠忽工作，以致無法按時繳納稅錢。

＊譯註：鑑於諸位親王何哥名字的第一個字「胤」與雍正御諱同，所以雍正登極後，為了避御諱，均易為「允」。本書提及人名時，並未做出雍正登緣前、後的區隔。

一七二五至一七二九年間，雍正一改康熙的寬仁作法，下定決心改革地稅，並打破處於中介之地方官僚的權力網絡。他決心擴張國家權力使之有效深入農村。誠如雍正在一七二五年的諭旨中所言：「以小民之膏血，為官府之補宜，地方安得不重困乎？此朕所斷斷不能姑容者。」（註一）

雍正通過地方上呈的奏摺，以及委派官吏——通常是較不可能受地方士紳影響的滿族或漢軍——分任各省巡撫、府庫要職明查暗訪，慢慢累積相關的正確資訊。之後，雍正建立一套官員所能接受的解決辦法，亦即［火耗」＊，按地丁稅的一定比例徵收，徵集而來的耗羨銀歸入省的藩庫，所有其他濫徵的規費和餽贈皆被視同非法。一省藩庫所徵集的稅銀依固定比例在省內重新分配。一部分用於提高地方官員的薪俸，稱之為「養廉銀」，部分稅銀則撥給州縣政府，用來興建灌溉溝渠、造橋鋪路、創辦學校，或者提列為不在戶部預算範圍之內的其他值得或必要的地方建設經費，包括補助在天災中損失的牲畜，改善獄政，製作政府公報，修繕下水道、公共墓地、闈場，以及購置寺廟的香燭。

我們若是概觀當時各地實施新政之後的變化，就可檢證改革的成效。雍正的稅制改革，在北方省份如山西、河南、河北成效最為卓著。這些地區的農民多為獨立的自耕農，土地的登記較為容易，地方官的作為亦受到較嚴密的監視，而迫使他們必須改變陋習。除了居間勾結不法的地主與部分貪贓受賄的胥吏之外，每一個人都是改革的受惠者。比起過去盛行的橫徵暴斂歪風，現在以地稅為基準課徵百分之十五至二十的耗羨銀，對農民、甚至大地主而言，稅賦負擔也沒那麼沉重。此外，新制的實施也使官吏的俸祿比過去提高許多：現在州縣地方官每年的薪俸為六百兩至一千兩不等，而不同於改革之前的每年四十五兩。所以，官吏更能安心推動政事，政務的運作更為流暢，地方官有了真正的自主得以處理特定的計畫。

在南方、西南地區，改革就沒那麼順暢。這些地區的基本稅額相當低，因為有許多新的移民，且人口稀疏；但官僚的員額卻居高不下，所以無法與同級的北方官吏享有相等的薪俸待遇。新稅制若要運行，就必須授權給地方官員向開墾礦產與控制鹽務的行商課稅，或在中國各地的通道、運河、河流設置關卡徵收過境稅。不過即使朝廷授予地方徵收這些稅目的權利，但是由於路途遙遠、所費不貲，許多地方官員也未能將耗羨銀轉交給省裡監管財政的衙署，反而懇請上司在繳回剩餘的稅銀之前，收回他們薪俸制度的所得與地方的經費。可以預見，這會導致先前那種朋比分肥的陋習死灰復燃，妨礙有司依據各地的真正需求全面而公平地分配稅銀。

在中部長江流域的省份，特別是江蘇、安徽、浙江與江西這幾省，新制實施寸步難行。在這些地區，住著許多已經告老還鄉但仍握有權勢的官員及其親族，這些人持有的土地根本就沒有確實登載，還仗著京城的人脈來恫嚇地方官吏。康熙對這些地方的縉紳特別寬容，他們對中央加強控制有所反彈。由於阻力是如此之大，雍正不得不特別指派一名滿族要員，率領七十名經驗豐富的稽核官吏，全面清查這些省份府庫裡的錢糧，確實丈量田地。

＊譯註：根據清史學者孟森的註解，所謂「火耗」，指謂本色折銀，畸零散碎，經火鎔銷成錠，不無折耗，故取於正額之外，以補折耗之數，重者每兩數錢，輕者錢餘。詳見王元化主編《孟森學街論著：清史講義》（抗州：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頁二○六。

他們發覺瀆職的情形遠遠超出想像，錯誤登載或重複登錄的案例極為複雜，恐怕永無釐清的一日。稽核官員發現在某些個案裡，地主將土地登記在數百個人頭戶名下，以為地方官吏不會細細追查每一位小地主所拖欠的丁點稅錢。假若稽查官員要赴現場查驗，地主就藉故拖延，百般刁難，或封路，或斷橋，甚至掀起騷動，以暴力橫加阻攔。在押待訊的人，也會被人所救。從稽核官員沒收的帳冊可看到，豪門富室得地方財政官員之助，幾乎不繳一文稅金。即使是證據鑿鑿，稽核官員也難以扳倒貪官污吏，至於要收回千萬兩稅錢，更是難上加難。

這股抗拒改革的阻力正說明了稅制改革的方向是正確的。改革者認為，隨著稅制改革的持續推展，廉潔官員的戮力勉行，以及雍正的激勵支持，大清中央官僚體系的效能可臻至新的境界，便能在一六四四至一六八三年所奠下的統一宏圖和之後外交政策的成功之上，建構一個真正長治久安、永續運行的政府體制。假若朝廷能控制、經營最繁華省份的資源，必能造福黎民，強固國本。

中央與權力網絡

統治者很少能一次只專注在一個問題上頭，而雍正亦無法把全副心力放在中部省份的農村稅務體制和行政管理的問題上。他必須再次強化朝廷在邊境的軍事力量。朱一貴在臺灣叛變，旋即於一七二一年平定，但如何有效維持臺灣的安定卻是一個複雜的問題。經過幾番討論，雍正決定將幾個臺灣的縣進一步細分，以強化控制，也允許先前赴臺墾荒的妻小能渡海與家人團聚，以求社會穩定。雍正也同意漢人得向臺灣的原住民訂約承租地，同時也為臺灣的原住民劃定若干保留區。

清廷也與俄國人重新商議，避免〈尼布楚條約〉因西伯利亞南部發現豐富的金礦爆發激烈衝突而形同具文，一七二八年，雍正派出數名滿人要員前往談判，與理藩院的官員合作，於恰克圖（Kiakhta）市與俄國人簽訂一紙補約。根據〈恰克圖條約〉，中、俄雙方以恰克圖至額爾古納河之間為界，劃定屬於大清的部落：恰克圖是兩大新興邊界貿易城鎮之一。條約內容規定，每隔三年允許一支俄國商隊至北京一次從事買賣，另外也同意俄國人在北京興建一座東正教教堂。北京城內原有一些俄國人群居，但是先前的戰爭中，這些俄國人多被逮捕，此時他們已被納入旗民之中。〈恰克圖條約〉的條文特別鼓勵俄國人學習漢文。雍正也加強控制最後一個滿洲親王貴族所主掌的滿洲旗，並開始認真正視西藏和西南苗疆少數民族的內部問題。

準噶爾部曾在一六九六年被康熙擊潰，此時又死灰復燃，雍正視之為長期的隱憂。雍正深信，若是在西彊步步為營，構築工事，就能鎮壓準噶爾部。然而補給線綿延千里，清廷難以秘密進行軍事佈署。朝廷之中耳目多，雍正政策諮詢的對象―「議政王大臣會議」―文無法保守秘密。北京城內四處充斥著蒙古親王公主、旗人將領、旅行商隊以及忠於藏傳佛教的喇嘛，這些人都有可能洩漏軍機。所以雍正在籌劃用兵之初，密商的對象僅限於少數幾位他最信任的「內中堂」（這一職銜使他們同一般「外朝」的官僚區隔開來）。

這一決策核心包括三位重要成員，即雍正所信任的皇弟胤祥（他也主持「會考府」），以及兩位漢族的大學士張廷玉、蔣廷錫。張廷玉是康熙最信任的顧問（譯按，張英）的兒子，能說一口流利的滿洲話，曾任戶部尚書；蔣廷錫也曾任戶部尚書，同時還是馳名全國的畫家。張、蔣同為進士及第，皆因學識淵博而入翰林院。兩人均出身於富庶的江南，張廷玉是安徽人，蔣廷錫是江蘇人。照傳統標準來看，張廷玉與蔣廷錫才幹卓絕且位極人臣，在滿清得天下逾八十年後，異族皇帝行事舉止猶若漢人，兩人也忠心不貳。到了一七二九年，胤祥、張廷玉、蔣廷錫這三位大臣綜理剛成立的機密衙署「軍需房」（Military strategy section＊)，三人之外還有一班有經驗的滿、漢中級官僚襄贊，從各部（以戶部為最多）調來。並非所有的大學士都知道軍需房的政務細節，一直要到雍正之子乾隆即位之後，軍需房才以「軍機處」（Grand Council）之名為人所知，並凌駕各部之上。（註二）

一如處理稅制問題，雍正再次建構了一種非正式但行之有效的網絡來強化個人權力，有時繞過六部及所屬衙門獲得資訊、作決策。何以雍正要密而不宣地越過例行的管道呢？或許是雍正和身邊的臣僚，唯恐在西征繁瑣且軍費浩大的後勤準備事宜上，有財政分配的問題易落人口實，所以不讓六部知悉。也有可能是他們不想讓人知道軍事行動的規模。我們可以發現軍需房記載的物件極為詳細，包括運送兵卒所需的軍備物資可能需要多少騾、駱駝和馬車。

如此安排的另一理由是，內中堂必須經常票擬密摺。有時這些密摺也須歸檔：畢竟雍正也無法把

＊譯註：有關雍正時期「軍機處」制度的研究，一般採取官方說法，認為雍正皇帝為佳化君權，有目的地設立權力集中的「內廷」機制―軍機處，且歷經了三階段嫂變：「軍需房」（雍正七年設）、「軍機房」（Military strategy section）、「軍機處」（Grand Ｃouncil）。不過據近人考證，揆諸雍正時期的文續，未見軍機房一詞，且農贊皇帝的內廷，亦即所謂的內中堂，其所秉承的業務亦非制度化，而乏臨時交付。有關軍機處制度演化的歷史以及軍需房子名詞的中、英文對照，詳見白彬菊（Beatrice S. Bartlett），Monarchs and Ministers: The Grand Council in Mid-Ch'ing China. 1723-182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這些細微末節記得清清楚楚，滴水不漏，只有將這些密摺存放在受到嚴密護衛的特設衙門之中。此外，雍正亦能透過所謂「廷寄」（譯按，又稱「寄信上諭」）的草擬與前方的將帥互通訊息，廷寄的內容經過討論，由內中堂起草後，以加急祕密送出。廷寄的設計為皇帝省下不少時問，因為皇帝還必須批閱密摺，每天約有五十至上百份。所以秘密起草的廷寄，讓皇帝有更多時間寫些體己話，向遠方將領表示對他的信任。「卿出邊越旬矣，諸凡如意否？鞍馬風霜卿好麼？」皇帝向駐守在西彊的岳鍾琪將軍詢問道，「官弁兵丁人馬安泰否？」或者，「軍營出行吉期選擇發來。」（註三）

採行新措施是基於國家安全的考量，到最後也是為了防範兵禍由內而生，危及皇帝。例如，雍正即位之初，他最不信任的一位皇弟在西藏戰役之中擔任大將軍。雍正派遣親信年羹堯率軍駐防在四川、甘肅等地，因涉及雍正幾個兄弟的謀反，而於一七二七年被雍正敕令自裁。取代年羹堯的岳鍾琪雖然深受寵信，不過他是抗金名將岳飛的後人。為了防範身旁武將的潛在威脅，雍正的行事必須謹慎小心。

長期籌劃的征討準噶爾戰事並不順遂。一七三二年，岳鍾琪自中軍所在的巴里坤（Barkul）出兵。雖然在烏魯木齊大捷，卻無法抵擋敵軍對駐防在哈密的反擊。岳鍾琪麾下將領輕敵冒進，一萬大軍在科布多（Khobdo）附近中了埋伏：雖然岳鍾琪逃過一死，但是他折損近五分之四的兵力與眾多部將。有兩位將軍因這場敗仗以及貪瀆之罪被雍正下令處斬，不過雍正最後還是免其死罪。由於戰事失利，以致朝廷必須再花三十年來解決該地區的邊界問題。

雍正也以新的聯絡管道來協調對西南苗疆民族的作戰。三藩之亂平定之後，許多漢人被迫遁入雲南與貴州兩省，把當地世居山谷的住民趕進山裡，而銀礦、銅礦的開採更破壞了當地原有的社會組織形態。一七二六年，雍正任命鄂爾泰為雲貴總督。鄂爾泰出身滿洲鑲藍旗，擁有豐富的行政經驗，滿語漢語流利，他經常上呈奏摺與雍正交換意見。從奏摺中可看到鄂爾泰欲打破苗疆土著的力量，沒收其土地，而將之納入州縣的行政層級結搆之中。凡抗拒者一律遭清軍的圍剿；歸順朝廷雖然失卻土地，但朝廷皆授以官銜，享有朝廷命官的俸祿。

一七二八年，鄂爾秦受到雍正皇帝不次拔擢，被授予雲南、貴州、廣西三省的總督，期使他能迅速掃蕩廣西境內各部落勢力。從雍正對鄂爾泰奏摺的硃批中可以看出，雍正經常黽勉鄂爾泰殫竭心力，彼此討論棘手的難題，以及評斷當地官員的表現。一七三二年，鄂爾泰大致敉平了西南，隨即奉召返回北京「軍需房」供職。胤祥與蔣廷錫二人於鄂爾泰在西南的時候先後歿故，鄂爾泰接下遺缺。於是鄂爾泰與張廷玉就成為雍正在北京城中最倚重的股肱大臣。

綜觀雍正一朝的財政整飭、訊息往來系統的建構、建軍備戰等等事件的發展始末，我們可以一窺清朝是如何藉著大權獨攬與專制統治的手段而發展的。自滿清入關至雍正時代已近一世紀，滿洲攝政王或皇族貴胄，甚至旗人的權勢已不如往昔。諸位皇子雖然仍構成威脅，但已在雍正的股掌之間。一般官僚體系在許多方面都能發揮功能，但在要求速度與隱密時就可能是一種障礙，然而雍正並不這麼做。專制君主常新設官署，以安揷心腹，獨佔決策大權，雍正選擇的是一種更迂迴的方式，設置一個不起眼的衙門，容納各種品第的官員！讓不同職司者一起議政；由於他們身兼數職，俸祿、等第也不同於其他部門。雍正敏於操縱非正式、秘密組織，他也相信這一套。就雍正看來，對這些組織結構的操控正是權力的本質。

道德權威

雍正皇帝並不只注意行政事務的管理，更關心道德與文化的價值，許多重大決策也反映了他個人的道德信念。雍正似乎對自己斷事的果敢頗為自恃，而從其諭旨也可看出他對權力的基本看法和皇權至上觀念之間的關聯。我們從雍正對各項議題的決斷便可看出端倪：天主教教案、呂留良案、續衍康熙《聖諭》成《聖諭廣訓》、刊印《古今圖書集成》、對佛教的興趣、對勞動者與鴉片煙癮者等問題的處置，以及除豁了所謂的「賤民」階級。就某種層次而言，雍正所扮演的正是儒家聖王的角色，但另一方面卻又難掩滿洲征服者那種專擅躁急的特性。

在處理天主教傳教士問題上，雍正比起康熙晚年更為嚴峻。這不僅因為「禮儀之爭」使中國境內的天主教團體分崩離析，而且有兩位自信能令雍正改宗的耶穌會士與最受雍正疑慮的一位皇子有過書信往來。當雍正獲悉這件事情後，遷怒於認識這兩位傳教士的學者與整個天主教教會。除了少數在宮廷供職的傳教士之外，各地的傳教士均被驅逐至澳門或廣州。有些地方的教堂被移作學堂或客棧。由於雍正本人三令五申，反對樹立朋黨，並不時公開抨擊結黨營私的歪風，他對教會涉入黨爭自然是深惡痛絕。在最後一次的禁令中，雍正對天主教的禁革提昇至道德的層次：「遠夷慕化而來」，他在一七二六年批示道，「惟宜示以恩德，萬不可與之爭利。」（註四）雖然在這段期間僅有一位傳教士遭處決，但是整個教會團體的言行舉止都顯得格外謹慎。教會的影響力迅速沒落，傳教士在朝廷所擔負的角色僅止於天文曆法與繪畫方面。

朝廷對呂留良案的處理夾雜著仇恨與悲憫的情結。呂留良是一位激進的反清學者，曾行醫，後出家為僧，歿於一六八三年。呂留良在遺言中叮囑，勿以滿人的衣冠入殮安葬。呂留良鄙滿輕夷的著述流行於華中一帶。另一位年輕的教席曾靜服膺呂留良的思想，濡染了呂留良的強烈排滿思想，也相信雍正篡謀皇位的傳言。一七二八年，曾靜意圖策動人在四川督導進攻準噶爾兵事的岳鍾琪起義反叛雍正。岳鍾琪先是對曾靜虛應故事，佯裝心有戚戚焉，然後把密謀細節向雍正奏報。雍正在審理曾靜案時讀了呂留良的著作，方知他僭取皇位的流言已是甚囂塵上。雍正怒不可遏，從三方面處理曾靜案：將呂留良的屍體掘出施以裂刑，呂留良的後人或是發配為奴，或是流放邊疆；寫下批駁呂留良嚴正聲明，證明雍正是康熙親手挑選的王位繼承人，並將此辯駁書頒佈於全國的各府州學，明令凡有功名者皆須閱讀＊；但對曾靜本人，僅以涉世未深、易受煽誘之名，從輕發落。

＊譯註：即《大義覺迷錄》。其中包括論述整個案件的上諭 曾靜自己的口供，以及曾靜所寫的 懺侮著作《歸仁錄》。

雍正在別的方面也有意將自己塑造成兼具儒家仁君與嚴父的形象，包括他進一步闡釋康熙所頒布的《聖諭》十六條。雍正長篇累牘，一一演繹每一條聖喻，並準備講詞，令地方上的儒生每月下鄉宣講兩次。雍正苦心編撰的道德訓律特別著重整合地方社群，以期「完錢糧以省追科，解仇忿以重身命，訓子弟以禁非為；尚勤儉以借財用，務本業以定民志；和鄉黨以息爭訟，隆學校以端士習，黜異端以崇正學。」所有參加鄉試的人均需熟讀熟記這些經過闡釋的道德律令，以及皇帝對這些律令的評述。雍正身旁的一群臣僚還將這些道德律令予以通俗化，而使一般白丁與不講漢語的少數民族皆能通曉。雍正以為，這些道德教化若能深入全國各地，就能端正百姓的思想和行止，強化忠君愛國的信念。諸如此類道德勸化的政策在後來的歷史中一再出現，無論是十九世紀中葉的太平天國之亂，抑或是後來的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政府，皆無例外。

雍正對《古今圖書集成》一書出刊的作為，雖然流露出氣度狹小的一面，但是他推動此書編撰計畫的嚴肅態度，卻是清代政治文化化和文化政治化之價值觀的重要展現。《古今圖書集成》這部遑遑巨軼的百科全書，是儒士陳夢雷嘔心瀝血，積數十載的努力成果。陳夢雷先後受到康熙皇三子（譯按，胤祉）與康熙本人的贊助，欲蒐羅歷來有關自然現象、地理、歷史、文學、政府體制等方面最好的著作。《古今圖害集成》是人類歷史上亙古未有的巨著，總共有八十萬頁，字數逾億。康熙賓天時，為了刊印這部龐然巨著所鑄造的印刷銅版已經完成。

雍正並不願意讓這項豐功偉業的光環落在胤祉身上，故以陳夢雷曾經被迫輔佐福建藩王耿精忠為由，安上叛國罪名，而將陳夢雷流放到東北。雍正徹底抹煞了陳夢雷編輯《古今圖書集成》的功勞，也刻意湮沒胤祉曾參與《古今圖書集成》編輯的事實。雍正又耗費四年的光陰，「重新修訂」這部百科全書，書成之後仍以康熙的名義刊印，雍正最信任的內中堂之一（譯按，蔣廷錫）列名為修訂本的主編。

我們從雍正對佛教問題的處置，再次看到他的兩面性格：既要扮演虔誠的信徒，又是一位專制君王。最能吸引雍正的佛教宗派是禪宗。禪宗早在一千年前就已經流入中土。禪宗透過一套嚴格的冥想與內省功夫，最終可以了悟人世實為虛幻縹緲。禪宗亦相信人人皆有佛性，堅定意念與集中心思，人人均能達致明心見性的境界。雍正皇帝對禪宗的思想十分禮讚，定期在皇宮裡與十四人修禪，當中包括雍正還信任的五位阿哥、俗家大臣若干人、道士一人、和尚五人。雍正下旨選錄刊印佛教經文典籍。明季兩位禪師對禪學義理所作的演繹在雍正年間深受禪宗信眾的歡迎，不過雍正卻直斥這兩位禪師對佛教經典的闡釋是邪魔外道，下令銷毀其著作（譯按，即漢月藏的《五宗原》與潭吉弘忍的《五宗牧》），並把派下的教眾逐出禪宗教門。

我們可以看到雍正的社會價值觀念也滲入勞動關係的領域。在十八世紀，蘇州四周與江南一帶是聞名遐邇的絲織與棉布集散中心。這些地區碾布作坊的勞工均屬身強體壯的男工，他們以重達千斤的滾筒來碾壓布匹。這群所謂的「踹匠」工作辛苦但工錢微薄：踹匠每天需碾壓六十八呎的布，但每個踹匠僅能收到十一文銅錢（約百分之一銀兩）。當時，市面上的一擔米基本價格約為一銀兩，在這種經濟條件下，踹匠的工錢所得就只能勉強餬口度日。

康熙年間，踹匠曾經數度停踹罷工，他們不僅要求提高工資，還籲請興建醫院、孤兒院與會堂。聚眾罷工的踹匠一無所獲，他們的帶頭者紛紛被施以笞杖之刑，燼管如此，踹匠還是分別於一七二三年、一七二九年兩度發動罷踹。由於蘇州府周圍加入停工行列的強悍踹匠已逾八千人，雍正認為事態嚴重，不過雍正所關切的並非是踹匠惡劣的經濟環境，而是唯恐他們與蘇州府以外地區的亂黨合流。雍正還特別嘉許逮捕、拷問二十二名踹匠的江蘇巡撫。

從現存雍正硃批奏摺裡，我們可以發現雍正是如何謹慎進行探查，在所查獲的動亂訊息之中，工人裡有精於武器製造的工匠、算命師、醫師，豢養男妓、女妓之青樓的擁有者，甚至還傳言工人之中有與逃至菲律賓之明室苗裔（譯按，傳說中逃至呂宋的「朱三太子」）互通聲息。到了一七三○年，所有的細節都已查明，陰謀者也都服刑之後，雍正才硃批可以上呈奏摺，易言之，北京各部的要員與大學士到這個時候才知悉這件事的來龍去脈。

鴉片煙的問題是雍正沒碰過的。雖然自十一世紀以降，就記載鴉片有醫療與麻醉的效果，但要到十七世紀吸菸流行，再加上被遣往鎮壓一七二一年朱一貴之亂的兵丁自臺灣帶回抽食鴉片的方法，鴉片煙才開始流傳。雍正即位之初便開始重視鴉片煙問題的嚴重性，決心禁止販賣鴉片煙，不過因為在歷來律令之中並無前例，所以有多處援引其他法令。於是，鴉片商被視同販售違禁品，戴伽一個月，然後就被流放邊疆邊疆充軍。引誘不知情者光顧鴉片館者，刑同宣揚異教邪說惑眾，應處以「絞監候」＊。根據大清律，吸食或種植鴉片者將處以一百下杖刑。

然而在一七二九年時，一封洋洋灑灑的奏摺傳抵雍正手中，乞請雍正三思鴉片的問題。這一奏摺述及一位陳姓（譯按，陳遠）鴉片商的鴉片被沒入藩庫，另被課以伽號充軍的刑責。但是陳姓鴉片商喊冤，聲稱他的鴉片是作為醫療之用，並未製成鴉片煙供人吸食。雍正鑑別證據之後，認為確有區分藥用與抽食用鴉片的必要，而官吏應嚴加探查鴉片的用途，究竟係作為藥引或者供人吸食。這位一福建的陳姓商人以乾橘餅與一位廣東商人交換約四十磅的鴉片，陳姓商人很可能是個守法的生意人或藥劑師，而不是惡棍。雍正細察道:「若係犯法之物，即不應寬釋，若不違禁，何故貯存藩庫，此皆小民貿易血本，豈可將錯就錯，奪其生計。」（註五）由此具體案例可以看出，當世偉大帝國的專制統治者仍仔細注意社會問題並兼顧到手段的經濟公平性，又以至高無上的文化裁定者自居。

雍正在社會民生問題方面，最突出的作為或許要屬他對所謂「賤民」階層的解放。雍正對賤民的除籍，這項政策適用於若干社會群體，包括陝西、山西的「樂戶」，浙江省境內的所謂「惰民」：徽州府的「伴當」；寧國府的「世僕」：在東南沿海危險海域採集牡蠣、珍珠的地方族群，被稱作「蟹民」；在浙、閩交界以製麻、靛為生的卑微「棚民」：以及紳衿之家的奴僕，這些人曲縮在社會底層，不准入仕，也不准參加科舉考試。雍正改善賤民卑下社會地位的真正目的，或許是為了建立一套

＊譯註：根據中國律法，絞刑與斬刑各自又分為「立決」與「監候」兩種。前者表示刑罰已確定，必須立即執行。反之，後者表示，該項刑罰暫緩執行；在每年早秋於北京執行的秋審時，再進一步考應對原判的絞監候與斬監候刑，是執行絞刑與斬刑，或者改判其他較輕的刑罰。

整全的公共倫理秩序，而非僅是出自內心的悲憫之情。不過雍正在一七二三至一七三一年間頒佈的一系列諭旨，令賤民削籍從良。從這個事實也看出雍正終結歧視賤民的一貫與堅定。

雍正的諭令一時之間無法取得預期的成果。縱使法律條文有所變更，賤民別無選擇，仍操舊業，或已習於鄙賤而認命。雖然朝廷有旨，一般平民百姓並不熱中接納這些賤民。不過從長遠的眼光來看，雍正除豁賤民的作法確實有效果，這些被賤視的群體在清代社會中漸漸能各安其所。

雍正在此有機會認清人性執拗的一面，而他所頒佈的諭令未必就能風行草偃，但我們無從知道雍正是否領略到這層道理。雍正對自己本身循循善誘的信心依然不減，也不時訓誡身旁臣僚，至崩殂方休。雍正的這種〔實踐性道德主義〕（practical moralism)，顯示儒家的倫理價值觀已內化到滿清統治者的心中。

註釋

註一：曾小萍(Madeleine Zelin),《知縣的銀兩：＋八世紀清代中國的財政合理化改革》(The Magistrate's Tael: Rationalizing Fiscal Reform in Eighteenth- Century Ch'ing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頁八○。

註二：這一 小段與本節其餘段落的材料，見白彬菊（BeatriceS Bartlett)，《君王與閣臣：中國清代中葉軍機處的崛起，一七二三至一八二○年》(Monarchs and Ministers: The Rise of the Great Council in Mid-Ch'ing China, 1723-182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

註三：援引（經過修改）自白彬菊，〈硃批：中國清代中葉軍機處奏摺制度與中央政府的決策》(The Vermilion Brush: The Grand Council Communications Systems and Central Government Decision Making)，(Ph.D.diss., Yale University, 1980)頁五七與六一。

註四：羅梭(Antonio Sisto Rosso)，《派遺至十八世紀中國的使徒》(Apostolic Legations to China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South Pasadena, 1948)，頁四五。

註五：傳樂淑(Fu Lo-shu )，《中西關係文獻騙年，一六四四至一八二○年，兩卷》(A Documentary Chronicle of

Sino-Western Relations, 1644-1820, 2 vols.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66)，第一卷，頁一六四。

5 中國社會與乾隆政權

社會壓力與人口成長

乾隆一朝自一七三六年迄一七九九年，在位時間是中國有史以來最長的。乾隆朝與康熙朝差不多樣長， 如果再加上雍正朝，則三位皇帝統治的時間從一六六一至一七九九年。若拿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與同時期北美的歷史發展相對照，那麼大約是從紐約成為英國殖民地至華盛頓逝世，在英國，則是從查理二世復辟到工業革命時期。從這也可以了解，何以在西方人眼裡，中國歷史總像一派穩定、綿延萬世的景象。

但表面上的穩定以及康熙、雍正二帝在鞏固邊疆、集中行政權的非凡成就，不應讓我們忽略掉一個事實：中國仍不是一個徹底整合或同質化的國家。中國的幅員廣袤，各地區的經濟變革、家族組織類型、交通運輸效率、宗教禮俗、商業的發展，以及土地運用和土地所有權的模式等等，都因地而異。由是觀之，欲全盤探究中國的歷史，理想上必須以區域特性為基礎，一一涵括所有變項的資料，才能呈現出精確變遷的模式，並分析它們與朝廷治策的因果關係。

這項工程儘管令人望而生畏，不過仍有多項研究顯示，這條路是可行的。特別是以經濟整合為單位，而非傳統省、縣行政區的劃分來分析中國，則我們所立足的資料是當時統治者與官僚階層所沒有的，而我們從這套資料也獲致了不同的觀點。走這條研究途徑的學者將中國區分為九個所謂的「宏觀區域」(macroregion )，而每一個宏觀區域橫跨數個省份，皆有一個「核心」，由主要城市繁榮的經濟活動、高稠的人口密度、具備運送糧食與商品的細密運輸網絡而定。每個核心地帶環繞著人口密度相對稀疏、較不發達的「邊陲」地區，而將不同宏觀區域的核心地帶予以區隔；同時，這些邊陲地帶也是非法宗派或盜匪滋生聚嘯、而朝廷力量鞭長莫及的區域。（註一）

九大宏觀區域一在東北，位於南滿，即滿人入關之前的龍興地帶。兩個位於華北，一在陝西的西安，另一則是北京至魯西這一區域。有三個宏觀區域分佈在長江流域，即以南京為核心的東部沿海地區、長江中游的漢口、長江上游的四川盆地。第七個宏觀區域位於東南沿海的一福建省。第八個是在嶺南地帶，以廣州為核心。最後一個宏觀區域地處中國西南，包攝雲南、貴州兩省。我們不用在此詳細研究這九大宏觀區域，只消概略觀察其中三個，便能析辨是什麼樣的因素影響了十八世紀中國社會與經濟發展的模式。

首先，位於華北的宏觀區域，即北京四周與魯西，綿延至河南與蘇北，這一地區雖為京畿所在，但是城市化程度卻低於其他的宏觀區域：經濟運作的模式是以小地主為主。黃河夾帶泥沙淤塞河道，造成氾濫的景象司空見慣，但是洪災賑濟的效率也是京城以外地區難以望其項背的。隨著紡織、織布技術的改進，棉花成為本地區最有價值的經濟作物，而此地的棉紡織業大多是以家庭為基本單位的小型工坊為主，能控制環境的濕度，使脆弱的纖維不至於斷裂。菸草的種植也隨著玻璃製造、煤礦業、釀造技術的發展而普及。社會條件的轉變，大運河上從事糧食運輸的工人與船民，土壤的貧瘠，以及土地所有權的分割，這些因素的糾結致使本地區犯罪滋生，區域性動亂時有所聞。

反之，長江流域中游的宏觀區域人口密度較低，未開墾的土地較多。這時候正有大量人口從其他的區域移入，於是出現龐大的「客居」人口，他們對這塊土地和昔日的家鄉各有不同程度的認同，而地方上與他們疏離的少數族群則離開自己的土地。長江沿岸繁榮的漢口市，票號、行會林立，是一座商業城市而非行政中心，逐漸成為跨區域的糧食集散地。往南的景德鎮已經發展為工業重鎮，所製的瓷器深受士紳所喜愛，也大量出口至西方。不過，隨著工商業的興盛，農民建堤以防堵洞庭湖的洪撈對耕地造成災害，加上地方士紳主持的大型填土工程，最後導致洪水一發不可收拾，把辛勤工作爭來的土地又吞噬殆盡。

在第三個例子——即以福建省為主體，涵蓋浙南與粵東的東南沿海宏觀區域，影響社會經濟發展的因素又不相同。此一宏觀區域得臨海之便，商人從與臺灣、東南亞國家的貿易活動中獲得龐大的利潤，而發達的貿易往來使廈門港具有某種國際都市的風貌，信用業務與銀行機能高度發展。而茶葉產量豐富，更增加了此一地區的繁榮。不過，由於歷史的淵源與地理的因素，此一宏觀區域民風剽悍，地方色彩濃厚。有勢力的家族控制整個村莊，不同家族之間的敵視對峙時有所聞。巨室之家通常樓高牆厚。這一地帶的佃租普遍較高，在滿佈梯田的山巒間，新移民或內陸貧窮農戶之間總是關係緊張。

濃厚的地方口音與方言，使得本地人與外界溝通不易。這一地區進士及第的人數越來越少，以致本地士紳在全國的地位下滑。朝廷將這一區域視為潛在的動亂根源，而在此地駐有重兵，其中包括八旗軍，以及由地方上漢人所組成的所謂「綠營」。

每一宏觀區域各有內在的經濟邏輯，因此宏觀區域之間的差異總是有升高為衝突之虞。假若中央集權的政府無法緩和或控制衝突的話，便會分崩離析或爆發內戰。一六三○年代至一六八○年代之間就曾發生類似的事，農民叛亂，明朝遺老、鄭成功的勢力以及三藩都曾在不同的宏觀區域核心建立暫時的據點。因此，政府的要務就是要透過意識形態與行政機制，若有必要還須輔之以軍事力量，而將各個宏觀區域整合在一起。假使各宏觀區域之間的貿易往來也發達的話，那麼這項整合的工作會比較容易了，而十八世紀未的情形就是如此。經濟關係的緊密強固了政治的紐帶，最後也改變了清代國家與社會的本質。

另一項造成清代中葉社會與經濟結構更形複雜的因素是人口急遽成長。雖然康熙意圖通過一七一二年人丁稅的改革，詳實統計人口，但所取得的數據還是不可靠，也難以與昔日數字比較。不過，可以肯定的是，明初，約一三九○年前後的總人口約莫在六千五百萬至八千萬之間。然而到了一七九○年代的乾隆末年，總人口數已經突破三億大關。清代中葉過渡階段就人口統計學而言，人口遽增中斷了任何穩定與漸進成長的模式。

事實上，就在一六二○年明萬曆皇帝駕崩後至康熙敉平三藩之亂（一六八一年）這段期間，中國人口因異族入侵、內戰、盜匪滋擾、天災、灌溉系統失靈以及疫病爆發而驟減。至於驟減到什麼程度，我們無法確定。晚明的總人口可能已逾一億五千萬：而在一六七○年代，中國的總人口可能未達一億人，但確切的數據並不可得。

＊這是1773年的人口統計數字。事實上，從1776年至1790年間，山東省出現異常的人口下降，可能是這段時期的天然災害與地方叛亂所致。

這段天災人禍時期的人口驟減卻造成十八世紀的經濟復甦與人口的成長，因為許多地區都有良田待租與待耕。在康熙一朝，華北曾經遭蹂躪的荒地和歷經兵焚之災的天府之國四川已重新開墾。雍正在位期間，墾荒者陸續進入西南地區，到了乾隆時代，漢人無視於朝廷禁令，大批遷徙至滿洲南部以及長江流域與漢水沖積的丘陵高地。此外，還有移民乘桴渡海抵達臺灣，甚至遠赴馬尼拉或東南亞。

在乾隆一朝，我們看到各地人口迅速增長。假設康熙晚年的人口回復晚明的一億五千萬水準，那麼到了乾隆末年，中國的總人口已經翻了一翻。乾隆時代的人口數據精確得多，於是我們可以檢視特定區域的人口增長，並援引清朝的檔案資料驗證這些統計數據的可靠性。附表中是河北與山東，以及中國總人口的統計數字。

分析人口成長的變化，可以發現重要的社會與政治意義。雖然在這段期間，過去荒廢的耕地已紛紛重新墾殖，也開發了新的耕地，但是自康熙中葉迄乾隆晚年，人口總數成長為三倍，但是耕地面積卻僅成長為二倍；個人所擁有的土地面積縮小。加上中國人並不是把家產全數留給長子，而是採取所謂的「平均繼承」制度，將家業平均分配給諸子，所以社會上不容易出現大地主。在華北、北京這塊宏觀區域，每個家庭所擁有的土地面積，根據所取得的十八世紀數據，平均約只有二點五英畝；耕地面積超過二十英畝者十分少見，有四分之一或更多的農戶本身沒有土地。因此，中國仍然是一個勞力密集、以小農經濟為主體的國家，沒有農業技術的創新。

遷移至長江、漢水流域丘陵高地或滿洲南部森林地帶的家庭依循家鄉的作法，為了農耕而砍盡樹木，未考慮到此舉對生態環境所造成的負面效應。雖然他們所開發出來的土地面積十分可觀，但是密集農耕的結果便是土壤流失與林地的消失。山腰地帶受到河水沖刷，導致河道淤塞，而下游的耕種區域則有河水氾濫成災之虞。加上農民大都以人的排泄物充當肥料，使得偏僻的山陵地帶已經枯竭的土壤不容易恢復（而鄰近人口稠密城鎮的耕地就有可能），往往只好任其荒蕪。

十八世紀中國人口因生態改變而急遽上升：即自「新世界」輸入各種新品種農作物。例如乾隆中期，中國沿海地區廣泛栽植甘薯，玉蜀黍與愛爾蘭馬鈴薯盛行於南方和西南地區。花生種植在晚明的

＊這必數據僅限男嬰。依據滿清八旗制度，道義屯是擁有軍事單位的村莊，故其人口普查的重點在於可能的徵兵人數。不過在其他地區，人口普查的重點同樣是放在男性而非女性的人數上。

華南與西南地帶大為盛行，及至乾隆晚年，花生已經成為華北地區的重要作物。這些農作物都有助於提高農村勞動者的熱量攝取；更因為這些農作物在貧瘠多山或沙質的土壤地區也能長得很好，使得一些不適於種植其他作物之邊陲地帶的人口也迅速成長。

道義屯位於南滿的瀋陽北方，從留存的檔案文獻，我們對其人口與年齡的統計資料可以看得比較清楚，也可讓我們了解乾隆晚年農村家庭的生活脈動。因為道義屯資料是每月登錄的，而且嬰兒多集中在二、三月出生，我們可以推斷，女性大都在初夏受孕，亦即在春耕與秋收之間的農閒時期。有三分之一的男嬰未滿周歲即告夭折，半數的男嬰無法活到二十歲。所以，道義屯男性的「預期壽命」（life expectancy）大約是三十二歲，僅有百分之四左右可以超過六十五歲。女性的年齡分佈與男性大致相同。道義屯統計數據特殊之處在於讓我們清楚知道女性產下男嬰的年齡。這些統計數字顯示女性在二十歲的後期最有可能懷孕，倒是令人詫異。這說明了由於糧食的短缺，使得女性承受了來自父母與經濟的雙重壓力，所以在女性最容易受孕階段的初期反而無法懷孕生子。

從這些數據可以發現人口因素背後的社會與文化效應。因為兒童疾病、營養不良，甚至飢荒時期的殺嬰行徑——以及官宦之家的三妻四妾，使得道義屯（在其他地區也是如此）的適婚女性少於男性。這對家庭結構所造成的衝擊不言而喻：在道義屯，幾乎每一位逾三十歲的女性，不是已婚就是守寡，而卻有百分之二的男性孓然一身。中國人對家庭的理想化，雙親對子女無微不至的呵護，以及中國人對祖先慎終追遠的美德——這種種難以抹滅的信念，對成千上萬的獨身男性而言卻是永無止歇的心靈折磨。而女性卻無法終身不婚。這只是對社會不滿的倩緒之一而已，而又因為主流的社會價值觀遏制了這股潛在的怨懟，使它無法宣洩出來。

「宜日中」

邊患不靖，有耗國力，但乾隆（公元一七三六至一七九九年）無視於此，卻是在盛世的樂觀氛圍中即位。雍正的皇四子弘曆以二十五歲的年齡和平登基，克承大統，他並未遭逢類似令他父親年輕時惴惴不安的黨派之爭。雍正預先將儲君的名字密封藏於匣內，放置在乾清宮中「正大光明」匾額後，所以乾隆繼承王位並無可議之處。乾隆小心翼翼地扮演皇帝的角色，對於自己駕馭王朝的能力或是王朝的恢宏盛世，都無一絲懷疑。

乾隆最重要的成就便是征服西域，並將這片後世稱為「新疆」的地區納入中國的版圖，讓領土增加了一倍；也結束了準噶爾部的動亂，以及鞏固了〈尼布楚條約〉和〈恰克圖條約〉所劃下的中俄邊界。然而這些彪炳功勳卻是費時傷財，而且也牽動了（如同康熙與雍正時代）川西與藏北的軍事活動。

對西疆的戰事，乾隆相當信任兆惠。兆惠是旗人，蒙聖寵之前未受重用。一七三○年代，兆惠官拜大學士，曾在對川戰事督導糧運，後來被派往準噶爾部疏論運糧事務。兆惠勇於任事，作風積極。一七五六至一七五九年間，兆惠先後歷經盟友變節、密使遇害、糧草斷絕以致兵丁互相殘食、被迫在惡劣的地區行軍數百哩等等危難，終於在一七五九年攻克什噶爾與葉爾羌二城。清軍屠戮了準噶爾的殘餘部眾。之後由駐守伊犁的將軍與烏魯木齊的副將統轄治理這塊新的疆土。而蒙古各部與清廷的關係更為密切。當兆惠凱旋回京時，乾隆出午門親迎兆惠，這種殊榮少有人臣得享。

與準噶爾、蒙古諸部之間的事務幾乎全委由理藩院的滿人處置，所以西部回疆的行政事務同樣交付滿人與少數經驗豐富的漢軍旗人。這塊地區並未開放給漢族拓墾移民，而是邊防要地。約莫有一萬五千至兩萬名的漢軍、八旗以及十萬名隨扈駐紮在回疆，每年至少耗費朝廷三百萬兩的開銷。此地的回民仍保有自己的宗教領袖，嚴格遵奉飲食戒律；朝廷允許回民蓄留傳統髮式。回民的民政官即所謂的「伯克」（Beg，總督管之意），由朝廷授之以官銜、薪俸。雖然朝廷獨佔開採金、玉等貴重礦產，不過銅、貴重石材、硝石、羊毛披肩以及奴隸的買賣依舊十分興盛。

運籌帷幄這場大戰役的軍機處已經不是雍正年問那個秘密的小衙署了。雖然軍機處一仍雍正時代的舊稱，然而其職掌編制都已大幅擴充，權力和名聲也喧赫一時。此故，自乾隆以降，英文把「軍機處」譯為“Grand Council”俾以與雍正時代的“Office of Military Finance”（軍需房）區隔，因為軍機處的權柄已凌駕於六部之上，甚至超越了「內閣」。乾隆即位後的軍機大臣之中，鄂爾泰、張廷玉是雍正先帝的股肱大臣，兩人維持了政務的持續運作，之後又增加幾位皇帝親自拔擢的官員。終乾隆之世，軍機處的員額一直維持在六至七名。軍機處的運作還靠兩百五十名以上的文職人員，以輪班的方式日夜當差。

此時，軍機處已經成為匯集各地要員奏摺的檔案中心。隨著奏摺的抄錄、票擬，並轉發各部討論，奏摺的象徵意義與真正的功能——連繫僚臣與統治者的特殊管道——便開始萎縮了。乾隆在奏摺上的硃砂批諭，往往只有「知道了」、「閱」、「轉呈相關部署」等寥寥數語，比起康熙、雍正在批閱奏摺時，往往流露出愷切、親密或憤怒、關心之意，自然是不可同日而語。

不過這並不代表乾隆疏於政事，他確實是一位英主。乾隆定期主持朝政，批示奏摺，巡視江南與滿洲訪求民瘼，籌謀軍事戰略，諭令重大政策。只是乾隆將更多的實際決策權賦予軍機大臣，因而沖淡了康熙、雍正兩朝特有的中央領導權威。這一點從乾隆處理農村稅賦改革的方式上也可看出，而農村稅賦的革新正是雍正施政特色的展現。乾隆於一七四二年下旨參加進士考試的貢生也要就省級財政分成制度論述己見，乾隆也對大臣提出同樣的要求，結果，原有稅賦政策的精神漸漸也就不見了。富有省份將部分稅收移轉到貧窮省份。於是富裕的省份失去了強化地方政府的可能誘因，而貧窮省份則更沒有擴大稅基或改革經濟體質的動力。

更有甚者，縣令往往保留地方上的財政剩餘，而不必將之上繳省府的藩庫。結果，過去巧立名目的雜賦、各式各樣的攤派，以及不法的「火耗」等弊端又故態復萌。於是「戶部」又逐漸建立了一套制度，地方凡有動用支出之前必須經由北京的有司核定。這不僅造成文牘往來繁雜，瑣碎不得要領，而且重大政務根本就寸步難行。從當時河北省呈交戶部的檔案可以窺見，省級官員必須查核瑣碎如支付橋上守衛四十八兩、船員一百零五兩的薪俸，以及給兩名寡婦十二兩的撫恤金。

在文化方面，乾隆的作法和雍正差不多。乾隆公開表露孝思，對待自己的親生母親更是行禮如儀。乾隆孝敬皇太后的程度令人匪夷所思，多次偕同皇太后南巡，極盡鋪張隆重。甚至皇太后春秋已高，無法再下江南時，乾隆還仿江南風格在宮裡建造了多條街道。他也不容先帝雍正受侮蔑，收回雍正寬仁的諭示，下令將一七二八年間宣揚呂留良思想的曾靜縛於北京東市，凌遲處死。乾隆特別為在三年一次的科舉考試中落榜的馳名學者開設特科，使地方的學宮宣揚儒家的價值理念與康熙的聖諭，也在特定節慶敬老尊賢，表揚貞節烈女。

乾隆自然也有創新處。他大量蒐集名家墨寶字畫，盡蒐千年來的佳作。後人常怪罪乾隆的書法工整平庸，卻喜在瑰寶上題詩，因而破壞了原作的精妙細膩。乾隆宮中有幾位耶穌會的畫家，義大利人郎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為箇中翹楚，他畫的皇族肖像維妙維肖，又把狩獵與行伍軍容盡收紙上，揉合了中國書法的筆觸、西方的透視法與用色，獨樹一格。乾隆也命耶穌會的建築師、設計師在圓明園內建造一座西式的避暑行館；還下旨編撰數部能真正維護、珍視滿洲遺產的重要書冊，其中包括宗譜、歷史、典章儀禮。此外，乾隆為了宣示大清乃護教者，下令在熱河避暑行宮內仿西藏布達拉宮（Potala）建造了一座喇嘛廟。

乾隆為了保存中華文化，也下旨窮蒐博採歷代的文學與歷史名著，將之編成巨帙。這部叢書包括經、史、子、集四類而被命名為《四庫全書》。《古今圖書集成》因類取裁，歷經康、雍兩代編修，但《四庫全書》則不同，它是一部完整的「文選」，所輯的著作都全文收錄，並附有博古通今的導論。《四庫全書》所收的書籍凡三千四百五○冊，存目達六千七百五十種，佚書三萬六千種，歷時十年始告竣工，是中國書誌學史上最偉大的成就。

編修《四庫全書》兼具文字檢查的功能。朝廷下旨廣蒐私人藏書，凡私藏輕滿書籍者皆遭嚴厲的懲處。若有方志、遊記的內容有礙國防，也是悉數銷毀。蒐羅的行動非常徹底，已知有逾兩千部書籍被列冊銷毀，再也無法覓得。也有參與編修《四庫全書》的碩儒，藉著銷毀意見與自己相左的著述，或者在校勘中強調自己的觀點，以宣揚其心儀的思想派別。

我們從乾隆所頒佈的諭令與決策，可追索當時一股潛滋暗藏的逆流。乾隆諛詞加身，但自省的功夫卻不夠，他迎合流俗，務虛而不求實，即便是日常的政務也希望臣下加以肯定支持，對於艱困或不受歡迎的抉擇也缺乏能耐貫徹。在乾隆朝中葉，國力頹唐幾近崩潰的徵候已一一浮現，從讀書人都要鑽研的《易經》裡，就可看到乾隆的敗象已露。《易經》第五十五卦「豐」（? ?）意為「盛大」、「通亨」，卦辭解釋為：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註四）

根據古人的註解：

日中則昃，日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十八世紀的儒學

若是有人質疑，乾隆當然會說他是以懦家之道來治理儒家的政府體制，且有許多佐證：例如，皇帝與群臣視儒家典籍為倫理智慧的寶藏；儒家經典是學塾與科舉考試所必讀；儒家講的忠孝之道將君臣、父子緊緊相繫；而地方的學者官員宣講儒學，目的也在化育黎民，使其忠於君父。但是，隨著後人對經文的增刪注疏，「儒學」也一直有所變動。在十八世紀，隨著社會與經濟的變遷，儒學也朝向新的方向發展。

十七世紀後半葉，學者致力於探索明朝潰亡的原因，有許多人認為，明季盛行的那種極端個人主義與強調內在道德良知的學術思想，正是明朝覆亡之因。清初康、雍年間，許多博學鴻儒、甚至皇帝本人也開始藉著肯定宋朝（公元九六七至一二七九年）理學的核心價值，以與肇致明朝衰敗的學術風尚相頡抗。他們之所以尊奉宋儒思想，主要是因為宋朝哲學家朱熹主張「理」既是宇宙萬物的本源，也是行為的準繩。朱熹及其追隨者相信，明理有助於安頓人欲，並在公共生活中證成天道。所以儘管宋朝儒學在窮究天道時，必須構設多面向宇宙論的臆想，但是宋朝儒學卻對社稷興亡念玆在玆。再往深層看，即使是有德君子也無法體察天道，這層體認必然使學者自覺無法善盡對社稷的責任，於是焦慮與罪惡之感交集心頭。

一如清初居官的碩儒拒斥明代的思想，而藉著論釋十二世紀宋朝理學找到安身立命之處，後來清代學人亦批駁宋朝理學，另尋安身之所。到了乾隆朝，許多學者開始不從某些特定的著作找立足點，而比較是在方法論上覓基礎。這套方法論名之為「考證」，因為考證是以嚴格縝密的標準，甄別校勘資料。考證派的學者意圖摒棄抽象思辨，而讓學術研究根植在「實據」之上。他們窮究聲韻之學、算術、天文曆法、地理，相信如此才能釐清古聖先賢的真義與意圖，並理解當下生活的真實底蘊。（註五）

考證學派的先驅與最受推崇的學者均是康熙年間的人物。顧炎武是前明志士，曾在家鄉抗清，也是此學派的重要人物。誠如前述，顧炎武與清朝可說是井水不犯河水，其後半生遊歷華北，探訪各地的工藝技術、金石資料，仔細摹拓石碑刻文，對樸學的研究頗有幫助。顧炎武詳細記載所見所聞，這與宋明理學慣以道學或玄學問答、格言、論辯、詩歌等「日誌式」書寫（例如朱熹的《朱子語類》、王陽明的《傳習錄》）大異其趣，在顧炎武的《日知錄》書，記滿對典籍、珍本的注疏，對地理與金石學的觀察。（十七世紀耶穌會士將西方的學術，特別是數學、天文曆法傳入中國，可能影響到考證學派的研究方法，也讓他們堅信，在個別哲學流派之上還有個「實在」的世界，這點倒是值得注意。）

閻若璩與顧炎武相善，他運用類似的方法整理《尚書》的歷史紀年與語言結構。閻若璩的研究成果雖然在一七四○年代之前是以手稿的形式流傳，對當時的學者文化卻有如天搖地動之撼。閻若璩仔細排比證據，證明《尚書》（古文經）這部歷來國家掄才所依據的典籍是後人所偽造，不值得推崇。（見閻若璩的《古文尚書疏證》）

到了一七四○年代，整個科舉制度受到批判，因為僵化的考試並無法為國家甄舉優秀人才，而閻若璩的論述亦凸顯出儒家官學的缺陷。社會的緊張關係更進一步減弱學者對這套制度的信心，因為到了十八世紀中葉，朝廷並未隨著人口成長而提高科舉考試的錄取名額。學子的壓力因而提高，即使通過科考也難以謀事，在在令許多飽讀詩書的社會精英深感挫折。

十八世紀的文人運用訓詁的見解與方法，重新探索儒家的過去。許多學者皓首窮經，研究漢代（公元前二○六至公元二二○年）的經文與注疏，比起官學所宗的宋朝典籍，漢代更近於孔子的年代，所以被認為較接近聖人的真義。不過之後又有西漢、東漢的經文何者較為可信的爭論，所以研究漢代經典的學者又出現古文經與今文經之爭。這並不只是深奧難解的詰辯，也開始把經典當成歷史研究的材料，並本著鮮明、銳利的懷疑主義來看待歷史。考證派的著作對十八世紀的政策也有重要的影響，因為學者孜孜不倦有如「蟻行」——一位考證派學者（譯按，王嗚盛）以此語形容自己的研究工作——積累實證資料，以新的眼光看待水利學、天文曆法、製圖學，以及討論治理的古文之中，使學者能以更敏銳的眼界來評判清代的現實。

到了乾隆中葉，考證學派蔚然成風，書商、印書者、藏書家、圖書樓，以及具備鑽研訓詁學的塾師互有關連。考證學派得此支持，學者與商業世界之問的分際也往往泯而不顯，因為許多富商也贊助考證研究，建造大型的藏書樓供學者參閱文獻。更有考證學者即出身商賈之家，這也反映了新興市中心的發展，以往涇渭分明的職業界線已不再。

乾隆編修《四庫全書》，綜理文獻甄別、版本校勘以及考據錯誤的過程即由考證派學者所主導，他們運用新的研究結果來貶抑宋代理學（其中不乏科舉中的「正統」理論），又提高考證取向的學者之地位。乾隆對於考證派學者大力蒐羅稀世珍本頗感欣慰，所以特別命人將之傳抄三份，並下詔在考證學風鼎盛的揚州、鎮江、杭州興建三座藏書樓（譯按，依序為文匯閣、文宗閣、文瀾閣）存放《四庫全書》，以供學者參閱。

高度學術化使得考證派學者遂形成某種學術精英，而與十八世紀越來越多的落第文人扞格不入。（這類精英的困境以及許多自大學者的墮落與傲慢，在《燸林外史》中有刻劃入微且詼諧的描述，這部小說寫於一七四○至一七五○年間，刊印於一七六八年。）考證的精英世界將寒士、自學文人，與女性摒除在外。十八世紀有人極力主張女性受教育，其熱烈的程度為晚明以來所未見。乾隆年間，幾位女性文人在詩作方面的表現十分耀眼，然而考證學派本身所需具備的新方法，以及數十寒暑的窮究功夫，使得女性難以進入這種自我限定的學術精英，而沒有閒暇，沒有名師指導，或者無法尋得有錢贊助者的文人，也勢難走入考證的世界。

到了乾隆晚年，縱使是擁護考證傳統的人，也漸漸察覺到考據方法的侷限性。赫赫有名的學者戴震即是考證派的一員，他開始運用純粹的哲學語言，回到那種探索人生目的、動機、欲望，與道德行為意義的年代。戴震的知交好友並不認同他這類形上學式論述的重要性，但戴震本人卻認為對這類哲學問題的分析，才是其思想精髓。

但儒學並不只是哲學問題而已。中國繪畫與書法也總是依托在儒家的價值體系之上，因此，在十八世紀，繪畫與書法的旨趣、風格同樣起了重大改變。略通文墨的人可以透過一七○一年刊印的《芥子園》這類教人作畫的畫冊，習得傳統的繪畫技巧。藉助這樣一本書，只要是識字的人很快就會描繪梅花盛開的枝蔓、茅舍，或是遠方疊嶂的山巒。而文人畫家的風格也愈趨古拙奇突，有意打破構圖的規範與用色，表現出一種其實是刻意經營的「業餘性格」。這種古拙奇突是十七世紀明朝遺民的畫風，是一種政治立場的傳達；然而到了十八世紀，反而呈現了更富階級意識的面貌。

書法也有很大的改變。考證派學者挖掘、重刊許多前人抄本，而罕見的拓碑摹本也開始流傳，結果復古蔚為風尚。甚至畫作上的落款題字，用筆嶔崎有如刀刻，表現出個人的創意與豐富的學養。所以到了乾隆晚年，隨著讀寫能力在安詳和樂、人文薈萃的盛世漸次普及，第一流的文人發展出新的文化表現模式。

紅樓夢

《紅樓夢》成書於乾隆朝中期，是中國最偉大的章回小說。曹雪芹的先祖是康熙的包衣奴才，有錢有勢。江寧（南京）的曹家最後以虧空官帑與移轉財產，遭雍正抄家禁產。所以，曹雪芹本人對於清代滿、漢之間的緊張關係自是體認深刻，曹雪芹在一七六三年撒手人問，嚐盡了瓊漿玉液的奢華生活與落拓江湖的椎心之痛。

《紅樓夢》又名《石頭記》，刻劃賈府的生活百態。賈府是富甲一方的漢人家族，所在的城市並未具名，但有北京與南京的身影。賈府發生的許多事，顯然取材自康熙年間；賈府十分熟稔滿人的文化與身段，聖眷隆重而被委以稅務要職，他們與宮裡關係密切，賈府的女兒甚至還是貴妃。但是這部小說並不以如實勾勒出清代日常生活為滿足。這兩個書名其實已點出結構的分殊複雜：由「紅樓」所牽引出的幻「夢］，精妙且神秘地預示了小說中女性的命運；而「石頭」的「記事」，講的是一塊通靈之物，由女媧點化而自有神奇的生命，之後被一僧一道攜入紅塵。

簡單地說，《紅樓夢》是一部愛情故事。賈寶玉的命運與荳蔻年華的林黛玉、薛寶釵糾結纏繞，林、薛兩人各自取「寶玉」的一字而命名。寶玉深愛黛玉，無奈雙親卻安排他與比較富裕、健康的寶釵成親，三人的美妙關係也就嘎然而止。黛玉因此香消玉殞；最後寶玉雖然進士及第，但還是離開嬌妻，拋棄功名家業，遁入空門。

曹雪芹寫這部小說固然是自娛娛人，但也有嚴肅的宗旨。《紅樓夢》在情節佈局的背後，也探究自我認同與人生之鵠的。它還探討交織在所謂成與敗之中不同層次的實與虛。誠如曹雪芹在卷首所言，「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註六）換言之，「假作真時真亦假」。

雖然這說明曹雪芹意不在「寫實」，不過小說情節豐富、結構複雜，共有一百二十回，除了主角之外，還有上百名刻劃入微的人物，堪稱清代中葉精英生活的縮影，涵括家庭結構、政治、經濟、宗教、美學，與性事。即使全書充滿了作者想像的自由揮灑，但細看這六大層面，仍可以領略到十八世紀中期清代社會的富麗堂皇，以及繁榮背後的陰暗面。

就家庭結構而言，曹雪芹點出了父親的絕對權威，尤其是在子女的道德規範與學業養成方面。寶玉的授課先生是父親所挑選，嚴格考校功課，寶玉有不檢點或失德之處便加以懲處。甚至只要提及賈父發脾氣，就足以讓寶玉心驚膽顫。母親則沒有父親那麼具有威勢；但是寶玉的祖母兼有持家之能與睿智，以年高德劭而受敬重，主掌家務。

就政治層次而論，賈府的權勢並不只是因為元春貴為嬪妃，也不是因為據高官厚爵，負朝廷之重任。賈府真正的權力在於地方，他們可以運用特權拉攏地方衙署以牟利。地方官吏絕不敢拿自己的頂戴冒險，而起訴賈家的親朋好友，所以，賈府的權勢蘊腐化於其中，使得賈家的年輕一輩以為作奸犯科也可以不受制裁，甚至賈府有人殺了人，也可以全身而退。此類政治權力有自我繁衍的可能，朝中有王孫貴冑為友，進士及第師友相護，會使少年得志位居要津，權貴聯姻而親上加親。

在經濟層面，賈府所能動用的資源超乎尋常人家所能想像。家有銀塊絲綢堆積如山，名家書畫卷軸不勝數。賈府的林園臺榭佔地寬廣，在別的地方還擁有土地田產，得僱人定期為賈家收佃租。賈府所涉足的商業領域盤根錯節，再加上朝廷的委差，以及從與洋人做買賣的商人取得的舶來品。賈府裡有成群的小廝、丫環操持府內的庶務，賈府若有人出門，則充當隨侍。

在宗教信仰方面，賈府與清代社會都是兼容並蓄。賈府因襲懦家思想的傳統，將其地位與成就歸因於祖宗的庇佑，所以慎終而追遠。婚喪喜慶都極盡鋪張，講究排場。賈府還養了一批年輕尼姑，遇到厄病，則請和尚道士作法，驅除邪靈霉運。寶玉還一度遭惡人魘鎮，連他的通靈寶玉都無法護佑他。賈府裡有一位長者離家到廟裡去求開悟（這位長者後來因服用太多長生不老仙丹而暴斃）。

就美學而論，住在賈府是十分愉悅愜意的，其精緻化的程度令人想到晚明上流精英的生活。賈府的青年男女皆能舞文弄墨，故可無止盡地浸淫在詩趣當中，說笑話、打謎語都有典故。書中主角的穿著、裝扮，園林，配飾無不高雅精緻；品嚐的茶酒、膳食皆為色香味兼備的上品。音樂與戲曲更是賈府不可或缺的一環；府內備有戲班，隨傳隨演，其中也包括明湯顯祖的《牡丹亭》。

最後，有關性事，賈府中人的行為受到一些限制。年輕人或許活在一個青春的世界裡，彼此問的押戲容或有性暗喻，但基本上是純潔無邪的，然而長輩卻不乏登徒子之流，晚輩耳濡目染，長大後也會效法。賈府不論男女，皆倚仗輩分權力以逞性欲。私通滋生妒恨，愛欲導致情殺。奴僕往往淪為主子狎淫的工具，無處伸冤，只有逃逸或自殺一途。春宮畫作能挑動慾望，這可以從賈寶玉初試雲雨窺知一二。寶玉看罷唐伯虎的〈海棠春睡圖〉後恍惚入睡，作了一個情節詭異、纏總綺麓的春夢。夢醒之後，寶玉便與襲人領略夢中情事。初入空門的尼姑或賈府內的男伶也會捲入情欲糾葛而無法自拔，即使在傳授儒家道德訓誡的家塾中，男性之間也存在斷袖之愛。

一七六三年曹雪芹歿故，並未完成《紅樓夢》，往後數十年間，只有不同的手抄本在知交親友之間流傳。一直到一七九二年才出現《紅樓夢》全本，由高鵑續補，以活字刊刻印行。全本成書後廣為流傳，讀者可能包括清代中葉上流社會的男男女女，落魄的騷人墨客和略通文墨、往來穿梭於繁華城市的商賈。

《紅樓夢》呼應了晚明小說戲曲與唐宋詩詞的傳統，我們也無法確定後四十回是否為作者的本意，不過這部小說所表現的原創性令人歎為觀止，論規模與細膩的程度都預示十九世紀的文學巨作。曹雪芹對自己的文學成就已無緣置一詞，但他藉賈母之口道出，何以在他之前的中國小說戲曲總是流於俗套，不可盡信：

賈母笑道：「有個緣故。編這樣書的人，有一等妒人家富貴的，或者有求不遂心，所以編出來槽蹋人家。再有一等人，他自己看了些書，看邪了，想得一個佳人纔好，所以編出來取樂兒。他何嘗知道那世室讀書人家兒的道理？別說那書上那些大家子，如今眼下，拿著偺們這中子人家說起，也沒那樣的事，別叫他謅掉了下巴頦子罷！」（註七）

曹雪芹或許終身鬱鬱不得志，但他絕無妒恨豪門巨賈之蔥，亦未沾染舊小說的習氣。他的成就屬於他自己。然而，真正諷刺的是，曹雪芹雖已嗅出了隱藏在乾隆盛世背後的頹廢，但這部傳世巨構卻增添乾隆盛世的光采。

乾隆晚年

猶如應驗了豐卦的警訊，乾隆晚年經歷了一連串的危險。這些騷亂並沒有特定的模式，而是朝廷輕忽民怨，導致情勢緊張。邊疆軍情惡化，地方叛亂，官僚貪贓枉法，皇帝偏袒徇私不過是其中數端而已。大環境使傳統的學術價值萌生不確定，國家無能洞察整頓財政與行政管理的迫切需要，而人口增長又對土地分配形成空前未有的嚴峻壓力。

乾隆在聖諭裡，對自己於一七五○年代克復新驪、運籌帷幄之能耐頗為得意，這場戰役容或有運氣的成分，但的確是一項大功績。然而一七六○年代出兵安南，則是毫無章法，與一世紀前吳三桂在此地追捕南明藩王的銳勢簡直有天淵之別。一七八八和一七八九年，中國與安南兩度兵戎相見，暴露出清廷決策的不足。

一七八八年，阮文惠興兵作亂，據黎城（今河內），安南黎氏王朝出走。黎朝王眷以廣西為庇護之所，向清廷求援。乾隆迅速回應，飭令三路夾擊安南，一路由兩廣總督孫士毅自廣西南下，一路由滇省往東南進入安南，另一路自廣東浮海西行。一七八八年十二月，清軍在孫士毅統領之下入黎城，孫士毅向朝廷報捷，並恢復黎氏王朝。乾隆聞訊大喜，加封孫士毅公爵爵位。不到一個月，孫士毅大軍在黎城歡度春節之際，阮文惠趁機反撲，屠戮孫士毅的軍隊四千餘人，孫士毅受盡屈辱，逃回廣西。乾隆認為黎朝終將覆亡，於是承認阮文惠繼承黎氏而統有安南。從這可以看出，此時中國雖仍有聲威冊封邊境的統治者，但軍事優勢已出現疲態。（這次挫敗結束了中國以軍事力量介入安南內政。一九七九年，中國再度進軍越南，仍告失敗。）

不過還是有將領表現卓越，成功擊退來犯的尼泊爾廓爾喀族（Gurkhas）即為明證；廓爾喀軍隊分別於一七九○與一七九一年兩度入侵西藏。一七九二年，清軍入藏，在幾次戰役之中大敗廓爾咯，逼使他們取道喜馬拉雅山隘路退回尼泊爾。清軍在世界上最貧瘠的地域作戰，展現出非凡的後勤補給與臨陣退敵的能力。雙方隨即締結和平條約，尼泊爾同意每五年遣使赴京具表進貢，一直延續到一九○八年。不過這場戰爭耗費不貲，龐大的軍事開銷根本填不平。在抗擊廓爾喀的戰事中，負責調兵籌糧的正是在安南戰役失利的孫士毅。乾隆無視於孫士毅在安南的挫敗，將他調往拉薩，說明了皇帝的個人好惡，勝過對孫士毅能力的真正評價。

外有戰事經年，內有阮隉不安。十八世紀未，中國各地亂事頻仍。其中一次是在離北京不遠、山東省境內的臨清城附近，臨清城是大運河畔南北織食轉運的集散地。此地靠近東北宏觀區域的邊陲地帶，人口增長迅速，心懷不滿的農民很容易就與在運河從事漕運、漂泊不定的縴夫和苦力合流。一七四四年，在精於拳腳功夫、以草藥行醫的王倫帶領下，啟靈於「無生老母」的庇佑，起事反叛。這次叛亂與地下民間秘教「白運教」有所牽連。白蓮教拜「無生老母」，相信人世間在經歷劫難之後將會臻至千禧的太平盛世，這種想法至少已經流傳了五百年。王倫的教眾遍佈各行各業：有許多是農民與勞工，也有街頭賣藝者、車伕、魚販、豆腐商、道士、油商、放高利貸者。我們不能說王倫的起義有明確的政治訴求：王倫雖有農民的支持，不過他並未主張取消佃租或支助貧民，或者平均分配土地。王倫的教眾圖的並不是改善社會與經濟生活的政治處方，而是源自一種對社會主流勢力的敵意，這種敵意又受到一種單純的精神慰藉所煽動。

王倫的宣教讓教眾相信他們可以抵擋清軍的攻擊。「千手擒，萬手遮，青龍白虎來護著，求天天助，求地地靈，鎗砲不過火，何人敢擋我？」（註八）王倫的預言起先似乎應驗了：王倫攻佔數座村莊，甚至還佔領臨清舊城，官軍聞風潰逃。最後朝廷調集大軍，包括八旗兵與由漢人組成的綠營會剿逆民；王倫與各式兵眾手執長矛或大刀，不敵官軍的猛攻。王倫的教眾在縱橫交錯的街上英勇戰鬥，最後還是寡不敵眾，紛遭綁縛，而與家屬一同被處斬。王倫在大營引火自焚，一個部眾逃過一死，後遭清軍擄獲，他生動地向官軍供述，王倫在赴死之際，身著紫袍，腕戴兩只銀鐲，腰掛長短雙劍，盤腿坐在屋角。王倫的衣服鬍鬚已經著火，卻仍是紋風不動。

王倫舉兵起事的意義不僅止於它產生的立即效應，更是社會潛藏不滿的徵兆，所以應該把王倫的叛亂同中國各地掀起沒有明確災厄或目標的亂事一併視之。一七八○年代，天地會眾在臺灣舉事發難（譯按，史稱林爽文之亂），陷落數座城池，改元建年號「順天」。一六四○年代，有許多人以「順天」為年號，藉此昭示滿洲已經違逆天意，但此次叛亂似乎是一場福建移民團體為了搶奪臺灣經濟主導權所掀起的民變。一七八八年，清軍平亂，首謀者遭到處決。

甘肅也在一七八○年代出現兩次回民叛亂，由反對朝廷指派清真寺教長的「新教」（newscct)教民所發動。（譯按，史稱蘇四十三、田五起事）經過激戰，兩次回亂均被官軍鎮壓，苗疆的動亂也被鎮壓。但朝廷也付出沉重的代價，軍事勝利並無法有效泯除宗教、經濟與種族問題的亂源。一七九九年，乾隆駕崩，白蓮教教眾亦於華中舉事，在四川、湖北、陝西、湖南等地與官軍奮戰。

我們能把這些動亂與造成民心離散的特定政策連在一起嗎？對此並無確證。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到了十八世紀末，朝廷的運作機制開始渙散遲鈍：義倉十有九空，大運河多處淤塞，八旗武勇昏聵蠻橫，又無法停止危及生態土地再墾殖，官僚結黨謀私、憑權納賄的弊端益形嚴重。朝廷也可能不願在新興移民或人口稠密的地區設置新的縣衙，官員的壓力也更加沉重。再加上就業的壓力與日俱增，意味著求得一官半職者都想盡辦法趕快彌補回收他們求官時的苦苦等待與煎熬，於是對鄉里農民催逼錢糧，或徵收各色的雜賦。一七九○年代，白蓮教眾就說這是「官逼民反」（註九）。在邊境的戰事中，或彈壓地方叛亂，官吏恃職鑽謀的現象也是司空見慣。文臣武將彼此串謀，向乾隆隱匿實情。而乾隆任父皇雍正一手建立的密摺制度流於形式，無法有效偵刺官吏的瀆職行為。

一七七五年，滿人侍衛和珅受年邁乾隆的寵信，官僚貪贓枉法的行徑更加惡化，雖然並不是每一件事皆歸咎於和珅。當時和珅二十五歲，乾隆六十五歲，此後數年間，乾隆不次拔擢和珅擔任滿洲正藍旗副都統、內務府大臣、戶部侍郎、軍機大臣。一個年輕人能在官僚體系中如此青雲直上，是大清開國以來所僅見，乾隆還將和珅升為戶部尚書（一度還任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四庫全書》館正總裁、步軍統領、崇文門稅務總督，授一等男爵。一七九○年，和珅的兒子娶乾隆的皇十女。

皇帝與這位寵臣曖昧關係的流言蜚語自然會在朝廷中不脛而走。有人說，和珅與乾隆之間有同性戀的私情，因為和珅長相酷似雍正的一名妃子，而乾隆當皇子時十分迷戀她。一名或許是受到這類傳說影響的朝鮮使節形容三十歲的和珅「相貌優雅，裝扮英俊，但欠缺男子氣概。」一七九三年，英王喬治三世（ King George III)派往中國的特使馬嘎爾尼（George Macartney）勛爵，描述和珅「年約四十到四十五歲，相貌堂堂而體面，有捷才而健談。」（註十）

我們並沒有確切的證據來證明和珅與乾隆之間的曖昧關係。終乾隆有生之年，都對和珅優寵有加。可能乾隆本來希望和珅「為朕耳目」，如同康熙、雍正也都授與包衣奴才與封疆大吏以密摺上奏之權。因此乾隆在一七八○年派和珅前往雲南偵刺雲貴總督貪污一事，一七八一年再派和珅前往甘肅襄助鎮壓回亂。但和珅常生病，大都留在北京。大夫診斷和珅之後，表示症狀歸因於惡氣灌入或於體內形成，並在體內遊走，病根難除。和珅鼓起勇氣向西醫求助，傳喚馬嘎爾尼勛爵的隨行醫生吉蘭（Hugh Gillan）為他診斷。吉蘭醫生發現和珅染患嚴重的風濕病，自幼便為疝氣所苦，於是吉蘭醫生為和珅製作合適的疝氣帶。（註十一）

從馬嘎爾尼與吉蘭醫生兩人對和珅的評語來看，和珅手握大權，頭腦又靈活。而從各式資料也可以窺見，和珅善於揣測心思，機靈幹練，又熟讀經書。不過和珅確實利用職位為自己和友人牟取鉅款。和珅儼然以帝王自居，驕橫跋扈，貪污索賄。乾隆晚年每遇大小戰役，和珅無不虛報軍需錢糧，中飽私囊，其中又以鎮壓蔓延數省的白蓮教亂期間最為囂張。和珅的種種敗行劣跡讓當時既存的問題更加惡化，也使官僚與人民的道德操守日益敗壞。

一七九六年後，和珅的權力更大。乾隆在這一年「內禪」，使其在位的時間不超過祖父康熙在位的六十一年，藉以表明孝思。但乾隆並未完全放權讓皇子治理朝政，即使在他日薄西山之際，甚至已經不再使用乾隆的年號，其意志還是能通過和珅的把持朝綱而貫徹伸張。乾隆最後於一七九九年駕崩，和珅的權力根基旋即冰消瓦解。繼位的嘉慶揚業和珅貪污罪狀，賜其自盡。從此結束了中國歷史長河中的一個太平盛世，雖然令人興嘆，但也不失其分，這個結局凸顯了眼前大清王朝國勢強弱消長的徵兆正漸次浮現。

註釋

註一：這三個宏觀區域的個案研究引自韓書瑞（Susan Naquin) 與談懿倫（Evelyn Rawski)合著，《十八世紀的中國社會》（Chinese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第五章。引介與推演宏觀區域概念的相關著作?見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在他所編輯之《晚期中華帝國的城市》（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一書中撰寫的幾篇論文。

註二：河北、山東的數據，徽引自黃宗智（Philip Huang）《華北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頁三二二。全中國的數字，見何炳梯（Ho Ping-ti)，《中國人口的研究，一三六八至一九五三年》（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頁二八一。

註三：轉引自李中清（James Lee)與伍若賢（Robert Eng),〈十八世紀滿洲的人口與家庭史：得自道義屯的初步成果，一七七四至一七九八年》（Population and Family History in Eighteenth Century Manchuria: Preliminary Results from Daoyi. 1774-1798)

見《清史問題》（Ching-shih Wen-t'l)，第五卷第一期，一九八四年六月，頁三一。

註四：威爾海姆（Richard Wilhelm)與白恩斯（Cary Baynes)譯，《易經》（Book of Changes.,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0) ，頁二一三，六七○。

註五?對清代考證學派的論述，主要是參考艾爾曼一本有關考證運動的重要著作。艾爾曼（Benjamin Elman)《從理學到模學：中華帝國晚期學術與社會嬗變面面觀》（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註六：曹雪芹著，霍克斯（David Hawkes)譯，《石頭記，卷一》（The Story of the Stone, vol. 1., New York）。

註七：前褐書。卷三，頁三一。

註八：韓書瑞《山東的叛亂，一七七四年的王倫暴動》（Shantung Rebellion: The Wang Lun Uprising of 1774.,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頁六○。

註九：恆慕義（Arthur Hummel)編《清代名人傳略，兩卷》（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2 vols.Washington. D.C.. 1943)卷一，頁二二三。

註十：康無為（Harold Kahn）《皇帝心目中的君主統治：乾隆朝的形象與實情》（Monarchy in the Emperor's Eyes: Image and Reality in the Ch'ien-lung Reig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頁二二五。克萊莫爾―平（J.L. Carnmer-Byng）《抵華的使節：馬嘎爾尼勛爵的旅程。一七九三至一七九四年》（An Embassy to China: Lord Macartney's Journey, 1793-1794） （London. 1962）頁一二○。

註十一：萊莫爾―平，頁二八一至二八三。

6 中國與十八世紀的世界

管理異族

在清朝的官僚結構中，並沒有所謂「外交部〕的設置，與非漢民族的往來則委由不同的衙署辦理。這種作法意味著異族文化的低劣與地理的邊陲性，同時也有防禦異族入侵之意。

在北方與西北方，和蒙古、準噶爾以及俄羅斯人的關係是由皇太極於一六三八年設置的「理藩院」負責，理藩院的官吏悉數由滿人、蒙古人出任，任務是防止邊患形成，因為歷來外患都起於此地。為達到撫綏的目的，理藩院設計了一套複雜的制度來調節中亞商隊的貿易。清朝往往以皇室公主與蒙古親王聯婚，形成一種私人同盟的保護網絡，並輔之以重兵駐守各戰略據點。在回民中，有些來自中亞地區，有些則是漢人，他們受到嚴密監控，不過大致允許他們進行禮拜；雍正派軍進駐拉薩，經略西藏，信奉藏傳佛教的部落就不再是朝廷的心腹之患。理藩院折衝樽俎，處理「外交政策」問題時嫻熟機巧、經驗豐富，使得屏障北方邊防的長城形同多餘。

歐洲傳教士來華傳教是由「內務府」負責統轄。舉凡皇莊的管理，膳食的供應，宮殿的修繕，珍貴絲綢、器皿的製造，對一些特別項目如鹽的專賣與國外貿易貨品的轉運徵收特別悅，都屬於內務府的職掌。一般是由皇室的包衣奴才——通常有錢有勢——直接經辦與傳教士、宗教使節團往來事務。他們在處理宣教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更強化了一般流行的觀點：管理這方面的對外事務其實是大清宣揚國威的一部分，而非關國家的政策。耶穌會尤其覺得這種處理方式限制了他們的角色，而在寫回歐洲的信裡，也都試著強調他們的獨立性。若干耶穌會教士，與其他傳教士、中國籍神父受到信徒的保護，秘密傳教。假若他們的行徑被官府知悉，必遭嚴懲。

與朝鮮或是東南沿海這塊弧型地帶接壤的國家，如緬甸、泰國、越南、琉球群島（Ryukyu Islands)等非漢民族的互動往來，是由「禮部」負責處理。

這些國家分享了中國文化的基本價值，使用中國的曆法紀年，部分典籍仿自於中國，尊崇儒家思想、信奉佛教，模仿中國的官僚組織架構。禮部在處理與這些國家的關係時，特別彰顯典章儀禮與符號象徵，中國試圖不以武力征服的方式來控制這些國家。這些國家在給中國的國書中用語卑恭，使節謁見皇帝則行三跪九叩大禮，藉以承認中國在文化與政治方面的優越。這些國家則可以得到中國一定額度的貿易餽賞；這些國家每年定期派遣所謂的「朝貢團」前往北京。在向皇帝呈送貢品之後，隨同朝貢團抵達北京的使節與商人就在中國做買賣，所有的朝貢團成員均須住在禮部管理的客棧，朝貢結束就必須帶著貨品離開中國。

不過這套系統還是有相當大的彈性。朝鮮朝貢最為頻繁，每年都進貢；朝鮮行旅可以自由與清朝的學者、官吏往來，對北京的社會與文化生活以及儒士的政治態度留下生動的記錄。日本人一直不願承認中國典章制度的優越性，所以從晚明之後便已停止遣使，加上德川政府亦限制外人在長崎居住和從事貿易活動，所以清朝與日本之間幾乎沒有來往。

朝貢關係之中所蘊藏的軍事意涵出現在一七八八年，當時清朝基於權利與義務而出兵援助安南黎氏。誠如前述，當阮文惠接受朝貢制度而向清政府表示歸順，清朝便放棄黎氏政權，轉而支持阮文惠。在琉球群島上，出現了一種「分割式忠誠」（divided loyalties)的奇特現象。琉球群島事實是受日本南方「薩摩藩王」（lords of Satsuma）的控制，但是在儀禮方面，他們還是臣屬於滿清政府，向中國進貢。根據十八世紀的記載，若是大清使節抵達琉球群島，日本船隻就悄然徹退，清使一離開，日本船隻就返回。

處理西北、傳教士、南方異族三種不同的模式反映了中國人的基本信念，認為中國乃「中央」王國，其他的國家皆屬遠離文化中心的化外之邦。此故，中國對外國的訊息並不感興趣，亦不願意仔細研究。縱使在考證運動鼎盛時期，學者對地理、音韻之學的興趣多半也不出中土範圍。中國人對異族的描述一直都混合神話故事與幻想的色彩，常以動物或鳥禽來比喻異族，或冠以輕蔑的用語。

選擇離開中原，遠赴海外經商或旅行的中國人，會被視為數典忘祖；即使中國與東南亞貿易十分暢旺，但清朝始終無意捍衛華人在東南亞或世界其他地區的權益。（臺灣是例外，因為已正式納入中國版圖，成為福建省的一部分。）雖然朝廷也會透過內務府課徵貿易的悅賦，但基本上對於對外貿易可能帶來的利益並不感興趣。朝廷不信任做生意的人，一六六○年代的例子可看到，為了達到軍事或外交目的，是可以採取嚴峻手段處置沿海地區的百姓。朝廷保有絕對權威，來規範外國人與中國人的貿易往來，上至貿易地點與交易頻率，下至從事貿易的人員與商品的細節，無不可管。

清朝這種觀念與作為，勢必會與西方強權產生摩擦，尤其是英國、法國、荷蘭這些正在擴張版圖的國家，踩在昔日海上強權西班牙、葡萄牙的頭上，而發展成為海權帝國。我們從逐漸形成的第四種管理外國人的模式，即一般所知的「廣州制度」（canton system)，來追索這種文化對立的過程，清初，荷蘭、葡萄牙的使節團都試圖在中國取得貿易特權，但他們必須屈居「朝貢國」，向禮部登記，並只能定期派遣貿易團來中國。

一六三五年起，中國東部海域偶有英國船隻出沒；在清廷的允許下，或許也是英國人不想與中國建立正式關係，英國商人在舟山、廈門、廣州與中國人進行貿易。一六八○年代，清廷取消沿海貿易的禁令，所有的西方強權都蒙其利，而他們對朝貢地位的惡劣觀感也隨之減緩。為了便於控制對外貿易，並以管制價格來增加利潤，一七二○年，廣州的中國商人成立「公行」。一七五四年，朝廷下令要求每個行商要具文保證往來的外國伙伴行為端正，按時繳納過境稅。

「英屬東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成立於一六○○年，英國政府授予該公司壟斷東印度地區的貿易權利，現在，英屬東印度公司大量吸收新的投資，開始在印度次大陸掠奪土地，很快就從小本經營，一躍成為全球性的企業體。乾隆在位期間，英屬東印度公司的董事和英國政府一樣，開始不滿清朝政府的種種限制。

一七四一年，英國皇家海軍艦隊指揮官晏臣（George Anson）承命攻擊位於遠東的西班牙船隻，而他的旗艦遭到暴風雨重創而避走廣州灣，英國政府察覺到在遠東擁有一個據點的重要性（例如，葡萄牙據澳門，西班牙控制馬尼拉，荷蘭擁有巴達維亞）。晏臣顯然相信，中國會本著西方通行的國際海洋法慣例，以善意的中立國角色來接濟他。但廣州的官吏卻以一道道的行政藩籬刁難，拒絕接見，或不承認他所提供的訊息，過了幾個禮拜又接濟次級的補給品，卻漫天要價，又不讓他進行他需要的船艦修補。晏臣寫下了他這次所蒙受的對待，出版後廣泛流傳，並翻譯成多種語言，使得英國與西方國家對中國產生惡感。

為了擴展在中國的貿易範圍，東印度公司於一七五九年派遣商賈洪任輝（James Flint）到中國進行協商，洪任輝通曉官話，他向清廷抱怨廣州設下的貿易限制與廣州官吏猖狂的索賄行為。洪任輝靠著瞻識與賄賂，先乘坐一艘七十噸的小船「成功號」（Success）抵寧波，然後抵達天津，向北京一吐心中怨氣。乾隆起初似乎察納其言，同意派欽差南下。「成功號」與洪任輝分別循海路、陸路返回廣州。後來乾隆改變心意。洪任輝被依違反航行至北方港口的禁令、不當具文請願，學習中文等理由遭圈禁三年。

十八世紀末，外國商人絡繹不絕，頻頻叩關，清廷的回應就是強化執行先前訂下的法規，對所有外國人一視同仁。一七六○年後，所有歐洲貿易都僅限於廣州一港，除了每年十月至翌年三月的貿易季之外，外商不得居留廣州。雖然有許多行商的商譽不佳，或是因過度擴張而告破產，但是歐洲商人只能和清廷特許的十家廣州行商做買賣。西方人也只能向行商投訴或請願，之後再由行商具文向朝廷派任兼管貿易的官吏：“Hoppo”＊（就像nohong一樣，Hoppo也是取西方人對中國字的音譯，此處指的是清朝政府的官員）請願。對於行商的請願，這位官員如果願意，可以逕向巡撫或北京上奏；他也可能以種種程序或措辭不當的理由，將行商的請願留中不發，拒絕上呈。

這套複雜冗長的程序，並不合於西方強權逐漸通行的外交與商業平等的作法。一七七○年代後，中、西雙方所感受到的張力與時俱增，特別是英國商人擔心貿易逆差惡化，每年要以價值數百萬英鎊的白銀換取中國的生絲、瓷器、茶葉，所以就開始把印度種植的鴉片運往中國南方的港口，以交換中國的商品。隨著英國人與美國人鍾情飲茶，英國每年外貿入超的數額逐年遞增：迄一八○○年止，東印度公司總共購入逾二千三百萬磅的中國茶葉，總值為三百六十萬英鎊。（在一七八四年之後，來自甫獨立之美國商人，得以自由到世界各國進行貿易，他們開始直接派船至中國茶葉市場來圖利。但限制歐洲人的貿易規定也適用於美國人。）

乾隆晚年，英屬東印度公司在英王喬治三世政府的應允下，決定以符合英國身為世界強權之形象的方式，來改善其貿易處境。馬嘎爾尼勛爵獲派為特使，率領使節團前往中國，馬嘎爾尼係出身北愛爾蘭的貴族，交遊廣闊，曾擔任英國駐俄國彼得堡公使，具有外交經驗。馬嘎爾尼還擔任過加勒比海 （naribbean）格瑞那達（Crenada）和印度東方之馬德拉斯（Madras）的總督，行政歷練豐富。搭載英國使節團的是一艘配備六十六門火砲的戰艦，隨行還有兩艘補給艦，每一艘都運載了昂貴的禮品，以炫懼英國非凡的工藝技術。馬嘎爾尼的隨行約有一百名，其中包括科學家、藝術家、護衛、僕役和來自那布勒斯（Naples）天主教學院的中文教師。

馬嘎爾尼的船隊於一七九二年九月離開倫敦，一七九三年六月在廣州短暫停泊，因為馬嘎爾尼表示要向乾隆八十壽辰致禮，所以船隊可逕行前往天津上岸。這位特使一登岸便在壯觀但係「朝貢團」地位的使節團的簇擁下，浩浩蕩蕩地前往北京。馬嘎爾尼拒絕在謁見乾隆時行三跪九叩禮，同意以晉見英王喬治三世時所行的單腿下跪禮。馬嘎爾尼在禮儀方面雖有所堅持，但仍在一七九三年九月先後受到和珅與正在北方熱河避暑山莊的乾隆的款待。馬嘎爾尼當眾要求英國駐節北京的權利，結束限制重重的廣州貿易制度，開放新岸口進行國際通商，訂定公平對等之關稅。乾隆與首輔無意接受英國人的請求。

＊譯按：Hoppo應指當時的「粵海關監督」（又稱「關部」）。關於Hoppo一稱的緣起，眾說紛紜。有人解釋，康熙皇帝指派一名內務府代表駐留廣州徵收貿易關稅，這名代表或監督再把徵收的稅銀象交送北京的「戶部」，故西方貿易商稱這名監瞥為Hoppo。也有學者認為，Hoppo係「河治」的晉譯，而河泊所是明清兩代徵收漁稅的機構，被引中用來稱粵海關監督。前者解釋，見穆素洁 （ Sucheta Mazumdar)《中國的糖與社會：農民、技街與世界市場》（ Sugar and Society in China: Peasants, Technology, and the World Market) （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頁三○五。後者詳馬士（ Hosea Ballou Morse)著，區京華譯，《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三冊》（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1年），卷一、二，頁七八之註二。

乾隆敕諭覆信英王喬治三世，解釋中國不會增加對外貿易，因為中國自給自足：「其實天朝德威遠被，萬國親王，種種貴重之物，梯航畢集，無所不有。爾之正使所親見。然從不貴奇巧，並無更需爾國制辦物件。是爾國王所請派留京一事，于天朝禮制既屬不合，而于爾國亦殊覺無益。」（註一）

馬嘎爾尼無力抗衡，只能按指定路線前往廣州，離開中國，沿途記下所見所聞，並在日記中抒發個人觀感，這個望之令人生畏的國家，實敗絮其內，有亡國之虞。他以這趟漫長且不快的海上旅程來比喻，頗為貼切。馬嘎爾尼在航程中寫道，「中華帝國好比是一艘陳舊、破爛不堪的頭等戰艦，幸賴先後有幾位能幹且警覺的軍官掌舵，才得以航行一百五十年而不至沉沒，它徒然以龐然巨軀令鄰邦生畏。」馬嘎爾尼又說，設若駕馭能力較遜，中國將會隨波漂蕩，直到在「岸邊撞得粉碎」為止。中國抗拒不了英國所欲遂行的目的，馬嘎爾尼認為，因為「企圖阻擋人類知識的進步有如螳臂當車」，清朝的所為就是如此。「人類的精神有一種飛躍的本質，踏上階梯，就會不斷克服困難，至頂點方休。」（註二）

整個冒險行程花費了東印度公司一筆小錢，但東印度公司並未獲得任何回饋。儘管此行馬嘎爾尼堪稱稱職，不過就面對面外交關係的新紀元而言，卻不是個好預兆。馬嘎爾尼在出航之前堅持年俸一萬五千英鎊，最後從這趟旅程獲得逾兩萬英鎊進項。至少中國並未阻礙馬嘎爾尼的晉升之階。

外人與中國法律＊

馬嘎爾尼在中國所取得的一項有趣收穫是抄錄了一本大清國律例。這部律例被攜回英國，由馬嘎爾尼使節團的一位學者翻譯成英文。這或許讓英國的商人明白，中國與歐洲有著截然不同的法律觀，此故，訴諸法律仲裁只會惡化、而非舒緩國際關係的緊張。

＊譯註：根據Derk Bodde與Clarence Morris編著之（ Law in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Havr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清代中國司法制度的運作程序可大致歸納如下：

中國的法律雖然也建立在各種習慣與判例之上，不過，解釋權在國家。不管是在各省或北京，並無獨立的審判機關：地方上的法律功能是由縣官來執行。州縣轉呈至府的案件，以及省級政府的案件，最後轉報至北京的「刑部」再次審理，並作出裁決。原告若對判決不服，得以上訴，但須依循森嚴的層級，逐一上訴至朝廷中央的有司。每個死刑案件均須由縣官報上級審查，在技術，所有刑案的執行都須皇帝聖裁。但在執行上卻不太可能如此，而且裁決往往流於獨斷。例如，在地方叛亂中，參與者按例即審即決，以做效尤，並防止其他共犯者劫獄生事。涉及外國人的案件，通常也都迅速判決。

在中國的司法制度中，縣官基本上同時扮演探長、審法官、陪審團的角色。縣官必須蒐集研判證據，最後做出判決。對於特殊犯罪的刑判載於律例之中，縣官必須依據律例條文進行裁決。雖然縣官在進行審判的過程中，通常會仰賴通曉法律的幕僚、書吏的幫助，不過中國並沒有獨立的法律專業人員或律師。企圖介入刑案審判者會受到懲罰。嫌犯在牢中經常受到刑求，設若拒絕招供，通常會被嚴加拷打。招供後旋即進行審判，除非發現確鑿的證據可佐證無罪，否則就是按嫌犯的自白而斷刑。由於笞杖逼供往往會導致嫌犯死亡或終身殘疾，雖然百姓有時也會因財產、繼承或其他金錢糾紛而對簿公堂，但許多中國人還是非常懼怕司法。

百姓若有爭端，往往會請求地方士紳或宗族耆宿出面排難解紛。在此類案件中，怕吃上官司的人很可能會花錢消災；衙門裡的師爺差役也可能接受賄賂，充實羞澀阮囊，而把大事化小。犯下偷竊、強暴、殺人罪而被起訴者，也可花錢買通書吏、甚至縣官以規避刑責。牢中令人毛骨悚然且可能致命的不人道待遇，也可以送錢給獄卒而獲得改善。

清代的刑事制度透過朝廷宣揚儒家思想、也體現上下尊卑的社會價值觀。所以，傷害皇帝與皇親國戚的罪行最大，傷害官僚與貴族亦可能懲以重刑，例如死刑或流（放）刑。在家族內，父親加於兒子，其刑責輕於由兒子對父親，丈夫對妻子、老人對青年人亦然。根據一判例，有一父親活埋兒子，刑部重新更審本案，並認定吉林將軍判這位父親杖刑乃是錯判。根據刑部的解釋，父唯有當子「無違犯教令」而故殺者才處以杖刑。在本案中，其子謾駡父親已有應死之罪，所以：「雖係故殺，惟子係謾駡伊父，罪犯應死之人。」（註三）於是該名父親獲判無罪。

即使沒有刑部更審，這位父親也可能無罪開釋。審判與判決之後，獲判重刑者可以贖金代替刑責而獲得減刑，而贖金多寡視犯罪情節輕重而定：半兩白銀可抵二十笞杖，三兩可抵六十下笞杖，十兩可抵一年半流刑，七百二十兩可抵終身流放，一千兩百兩可抵絞刑或斬刑。贖刑是取決於個人的身分（如老人、幼童）、官階，或支付贖金的能力，但是這類制度設計顯然利於有錢人，因為這筆錢在富室之家沒看在眼裡，但對貧農或城鎮工人而言，可能就等於數星期乃至數年的收入。更有甚者，取得科舉功名的儒生免受肉體刑罰，因此免於承受用來逼迫百姓招供的酷刑。

清代的司法制度復因地方採行保甲制而獲得強化。每一「保」有一千戶，即十「甲」，而每一甲有一百戶。所有家庭都必須登入保、甲冊籍，由推選出來而輪流擔任的保甲長監視。保甲長要檢查每一戶的入籍資料，如家庭成員的性別、年齡、關係、職業的正確性，並確保地方秩序的維護。保甲長也要監督堤防修護，巡守農作物，或組織民兵義勇。如遇重大犯罪與疑似叛亂，保甲長須向縣府衙門密告求援。保甲長亦須負責徵收所屬保甲家庭的稅賦。他們的工作困難重重，飽受阻力，有時還有危險；在許多地方，沒有人願意出任保甲長，保甲制度已形同虛設。但是對外國人而言，最重要的是保甲制度所體現出來的概念，亦即在社群中，所有成員均須為善良的社會秩序負責，罪犯的鄰居朋友都須連帶受罰。

雖然中國的刑事制度粗略，但其法律程序的原則足堪與歐洲或美國當時的法律制度相提並論。不過這套體系中並沒有為外國人設想。在一般的涉外事務，外國人仍歸理藩院、禮部、Hoppo或內務府管轄。倘若外國人犯罪，則按大清律，至少一開始是這麼打算的。

在幾個涉及外國船員失手殺死中國人的案件中顯示，清朝的地方官員起初都接受以支付現金賠償結案。康熙年間，一群英國船員於一六八九年在廣州的灣口附近殺害了一名中國人，地方政府索賠五千兩銀子。經過討價還價後，英國人只願付二千兩，但遭中國人拒絕，結果這艘船放棄原訂的貿易計畫而駛離中國。康熙在位最後一年，即一七二一一年，「喬治王號」（King George）的砲兵在上岸狩獵時誤殺了一名中國男孩，最後中國人接受了船長賠償二千兩了事。一七五四年，一名英國水手在廣州遭到一名法國人殺害，雖然沒有中國人涉案，不過滿清官員還是干預了在其司法管轄權範圍內所發生的案子。滿清官員終止與法國的所有貿易活動，直到法國官員交出兇手為止。諷刺的是，乾隆以慶賀在位二十年，以及清廷擊敗準噶爾為由，大赦天下，結果這名兇手很快就被釋放了。

俟公行寡佔的制度確立之後，乾隆晚年所發生的案件大都不利於西方人。一七七三年，澳門的葡萄牙總督審訊非法殺死中國人的一名英國人。葡萄牙總督判決這名英國人無罪釋放，但滿清官員以本案的受害者是中國人為由，堅持有權審理此一殺人案件，滿清官員重審這名英國人，將之處決。數年後，清朝官吏再次成功伸張司法權力，介入一樁外國人在中國領土上殺害外國人的案件：一名法國人在打鬥中殺死了一名葡萄牙水手，這名法國人被迫與法國領事走出避難所，被公開處以絞刑。

商船［休斯女士號」（ Lady Hughes)與「埃米利號」（ Emily)他這兩個案子對西方人的觀感產生重大影響，不得不認真思考如何在外交層次上與清朝打交道。第一個案子發生在一七八四年，即馬嘎爾尼勛爵使節團抵達中國的九年前。［休斯女士號」是一艘所謂的「港腳船」（country shpi），也就是是一艘私人商船，以英屬東印度公司的執照，往來印度與中國間從事貿易活動，讓船停泊在廣州附近嗚放禮砲時，誤殺了兩名中國的觀禮者。「休斯女士號」的船長向中國宣稱，他不清楚是哪位砲手誤射禮砲，而中國人則以連坐的觀念，逮捕了該船的商務負責人。中國也威脅停止與西方人的貿易往來。為了達到威嚇的目的，當時在廣州進行貿易的各國船隻，包括英、法、丹麥、荷蘭，以及來自紐約首度在中國海域出現的美國船隻「中國皇后號」（ Empress of China)，包圍岸邊的商館區。但中國人不為所動。面對貿易活動即將終止以及這名商務負責人可能有處決之誤，「休斯女士號」交出可能犯案的砲手。這名砲手在一七八五年一月問絞。

美國商船「埃米利號」的案子是發生在一八二一年，這是首樁直接涉及美國利益的案件。「埃米利號」船上的一名水手（諷刺的是，這位水手名叫特拉諾瓦〔Terrallova)，即「新大陸」之意），扔了一只掏壺，剛好砸在下方小船一名賣水果的中國婦人頭上；結果這名婦人落水滅頂。當中國要求交出特拉諾瓦時，美國人最初堅持必須在船上進行審判。就在滿清官員下令禁止美國人在廣州地區進行貿易後，「埃米利號」的船長開始軟化了，或許是因為他的船隻非法裝載鴉片，恐怕會被沒收。特拉諾瓦被交付中國職司。審判過程中不許西方人在場，他被判有罪，隔天即遭處決。刑責之重，處決之速，顯然違反了清律意外殺人的罪刑與處決程序。

案件層出不窮，斷案時有矛盾，致使西方人深信，必須迫使中國人建構一套能適用於外國人涉案的司法制度。但這也正是中國人堅持不讓步的地方。誤解加深了爭執，光是從律例無法盡窺中國法律體系的複雜；這需要仔細研究，然而能這麼做的人有如鳳毛麟角。更何況，外國人在中國法律體系的地位與時俱變。例如，明朝律法聲稱：若在中國領土，「凡化外人犯罪者，並依律擬斷。」一六四六年，《大清律例》將之修改為：「凡化外來降人犯罪者，並依律擬斷」，這個條文暗示，所有有意與中國進行貿易的外國人均須絕對遵守中國的法律。雍正在位期間，又把準噶爾人、蒙古人、俄羅斯人交由理藩院律法管轄，而其他的外國人都必須服從中國的刑法，因為外國人已「歸附天朝，若有違律情事，懲處一如本朝臣民。」（註四）

最後，為了理順涉及外國人案件的審判，刑部保證嚴守毋枉毋縱的原則，而於一七四三年在審理外國人案件上，增加了「收禁成招等項目，原不必悉依內地的規模」（註五）的但書。官員認為此一原則有助於「下順夷情」，一七四○、一七五○年代處置涉外案件就是依此處理簽。到了一八二○年代，這條規定經過修改，西方人認為被剝奪法定複審與上訴複審的權利以及一般中國被告在律法上所享有的緩刑或減刑的權利。

不獨西方人抗議中國法律制度的疏漏。士紳與庶民同樣不滿朝廷在面對外國人要求若干額外與特別待遇時所表現出的軟弱態度。一八○七年，英國船隻「海王星號」（Neptune）的水手在吵架中殺死了兩名中國人，滿清官員與英國「大班」（貿易管理人）達成協議，找出一名水手充當替罪羔羊。結果這名頂罪的水手被判處過失殺人的罪名，依據清律減刑的條款，以十二點四二兩贖抵刑責。像是經過預謀似的，廣州城內到處張貼告示，指控官員將自己出賣給「番鬼」（foreign devils）。這次行動由誰發起不得而知，不過他們喊出的主張，逐漸成為中國歷史上一股新興的力量：「排外的民族主義」。

鴉片

「埃米利號」船長將水手特拉諾瓦交付給中國司法機關，得以幸保船上載運的鴉片，這種行為乃是那個時代的必然物。歐洲、美國在十七世紀對中國茶葉、瓷器、生絲、裝飾品的需求日益殷切，與中國輸入西方產品如綿布、羊毛、皮發、鐘與其他機械產品、錫、鉛的數量不成比例，結果貿易嚴重失衡。西方人主要是以白銀來支付中國商品，白銀大量流入中國是形成乾隆盛世因素之一，對英國政府也是個警訊。例如，一七六○年代的十年間，流入中國的白銀逾三百萬兩；一七七○年代成長至七百五十萬兩，到了一七八○年代，則高達一千六百萬兩。不過到了十八世紀末，英國已經找到新的商品——鴉片，來交換中國人生產的商品。銷售至中國的鴉片數量雖然時有波動，但已可明白顯示中西貿易的總體趨勢。每一箱鴉片重量約在一百三○至一百六○磅之間，視鴉片的產地而定，所以時至一八二○年代，輸入中國的鴉片數量已足以維持約一百萬名上癮者。我們若將鴉片的進口數量，再加上中國境內本身種植的鴉片（這部分數量較少），就可以感受到中國鴉片問題的嚴重性了。

＊譯按：此一原則，係乾隆皇帝諭令上稟處置葡萄牙人在澳門犯案過程的奏摺，爾後確立了清廷處理外國人案件的訴訟程序。關於本案可見《大清律例會通新纂》第四卷。

英國輸出至中國的鴉片數量（註六）

年份 箱數

1729 200

1750 600（約）

1773 1,000

1790 4,054

1600 4,570

1810 4,968

1816 5,106

1823 7,082

1828 13,131

1832 23,570

鴉片消費的成長必須有幾個條件：鴉片不虞匱乏；發明抽食鴉片的方法；要有相當的抽食人口使鴉片進口有利可圖，另一方面，政府又無力禁絕鴉片。這些因素結合起來，將中國推入近代史的痛苦深淵。

英國鯨吞了印度之後，刺激了鴉片生產與銷售的組織化。在東印度公司的慫恿，加上將領克里夫（Robert Clive）的幹練與總督哈斯丁（Warren Hasting）二人的行政手腕，英國於一七五○至一八○○年間，控制了大半的北印度地區，從西部的孟買（ Bombay）綿延至東部的加爾各答（Calcutta)，再加上南方的馬德拉斯（馬嘎爾尼曾擔任馬德拉斯的總督）有數處根據地。英國亟欲尋找新的經濟作物出口以積累財富，發現罌粟在某些地區長得十分茂盛，而且印度的勞動力豐沛，可以用來切開罌粟莢果，汲取裡面的汁液，（經由煮沸）而製成可供抽食的鴉片膏。

東印度公司壟斷了所有印度出產的鴉片，他們選擇了幾家俗稱「港腳商」（country traders）的西方商家，授予買賣鴉片的許可證，東印度公司偏好採取這種間接牟利的方式而介入鴉片的交易。港腳商將鴉片賣到中國之後，把廣州的代理商給的白銀存放在錢莊，取得信用狀；公司再以白銀購買茶葉、瓷器等中國商品運回英國銷售。如此一來，從英國到印度，從印度到中國，再從中國到英國，形成了一種三角貿易關係，每個環節皆有豐厚的利潤可圖。

鴉片的消費或許是這整個交易過程中一個較為單純的面向。歷史上出現各種抽食鴉片的方法——將鴉片與其他藥草混合來吸食，到十九世紀末將海洛因濃縮成嗎啡片，以及今天的注射海洛因等。在中國流行的鴉片吸食法是將一小球經過提煉的鴉片膏置於火上加熱，然後以一條細長導管來吸食，這可能是因為在清初抽菸草蔚為流行。菸草的種植是由拉丁美洲引進到福建，然後很快就從福建蔓延到山東等地。從康熙時代的卷軸畫作之中，我們可以看到路人三五成群，抽著捲菸漫步市鎮街頭的景象；而受歡迎品牌的商標就矗立在店家門口。將鴉片混著菸草抽食的方法可能在一七二○年代就已出現，這是由一七二一年派赴台灣鎮壓朱一貴叛亂的兵丁帶回來的。到了乾隆中葉，有關鴉片與如何吸食的詳細介紹，能識字的人都讀得到。在小型的館舍裡，人們只要付幾文銅錢就可以取得一煙斗的鴉片，然後舒適地斜倚著吸食鴉片，於是鴉片便進到城市居民與窮人的生活中。

何以在乾隆中葉與晚期，中國人開始吸食這麼多的鴉片呢？因為缺乏相關文獻資料，所以我們僅能推敲大致；不過我們知道，吸食鴉片能讓周遭世界停頓，模糊所處世界，令時問延伸或消失，遠離複雜痛苦的人世間。根據當時的文獻顯示，鴉片最初吸引的是想排遣無聊情緒或舒緩壓力的人。身陷朝廷繁文耨節禮儀中的太監吸食鴉片；在宮中官府擔任閒差、無所事事的胥吏也吸食鴉片；沒有學習機會、不得出門的官宦之家的女子也吸食鴉片。在縣衙內幹苦差事的書吏，從事買賣的商人，準備、甚至參加科舉考試的學子都抽鴉片。鎮壓農村叛亂的兵丁也可能吸食鴉片。

時至十九世紀，抽食鴉片的風氣迅速蔓延，特別是尋求逸樂的有閒階級。從事體力勞動的苦力也開始抽鴉片，他們藉由抽食或舔食鴉片，以調劑單調而辛苦的工作，以及日復一日負重所帶來的身體疼痛。（無情的雇主察覺，苦力若是吸食鴉片可以搬運更重的貨物，所以他們甚至會供給鴉片。）到了十九世紀末，許多農民也染上吸食鴉片的習慣，尤其是那些開始種植罌粟，以補貼微薄收入的農民。

朝廷不知如何處理鴉片問題。誠如前述，第一位禁止販賣鴉片的皇帝雍正，亦瞭解到鴉片作為藥用也有合法的需求——尤其是在遏止痢疾或赤痢特別有用，然而鴉片不用在醫療上似乎就禍害無窮了。雍正的折衷措施分寸不容易拿捏，煽誘吸食毒品或經營鴉片館者嚴懲不貸，「藥用」鴉片則可以繼續公開販售。

在十八世紀，整個鴉片的銷售多為行商所壟斷。但自一八○○年，道光頒諭嚴禁鴉片進口或在境內種植鴉片，尤其是一八一三年以後，道光進一步禁革吸食鴉片，鴉片貿易就更化明為暗。吸食者將處以笞杖一百，伽號一個月或以上的刑責。行商從此不敢買賣鴉片，不過外國貿易商發現，只要他們在沿岸幾個定點下錨，就會有人甘冒風險，向他們購買鴉片。廣州以南海灣上的伶仃島停泊了一艘武裝的躉船，而這艘船就成為海上浮動的毒品貨棧。只要用輕巧、吃水淺的「快蟹」、「扒龍」，中國的商家便能穿過水師的監視，之後再循水陸兩路貿易路線販售鴉片。隨著朝廷下令嚴懲，並逼問煙客貨源何來，鴉片買賣的過程也越變越複雜。根據一八一三年一名遭拘捕的宮內太監向內務府官員透露的供辭副本，扼要道出了取得鴉片的過程：

最初我們直接從回人朱大（譯按，引文人名皆音譯）那裡得到少量的鴉片來抽。那時我得知，當船進入天津港之後，鴉片的價格就下降，所以我向喀喀斯布庫借了一百串鋼錢，另玲還變賣騾車以換取現錢，我同我的僕人秦保全一同到天津，找秦的老朋友楊懷遠充當我的代理人。楊以二百四十串鋼錢的代價從姓張的那裡取得一百六十盎司的鴉片。我給楊三點八個鋼錢作為佣金。（註七）

假設朝廷費心追查這件案子，可能找到兩名中問人，以及姓張的銷貨者。但姓張的也可能只是名小商人，等到逮捕張姓商人時，大盤商與供應鴉片的外國船隻早就逃之夭夭了。

西方世界的中國觀

迄至十八世紀中葉，中國普遍受到西方人的傾慕。這大部分得歸因於天主教、特別是耶穌會傳教士的著作與書信在西方廣為流傳，這些傳教士在龐大的中國人口中看到傳教事業的遠景。雖然大多數的天主教傳教士亦察覺到中國若干內在積病，不過他們大抵延續耶穌會士利瑪竇的觀點。利瑪竇於一五八三年至一六一○年卜居中國，他十分推崇中國工藝技術的進步、國家官僚制度的齊備、文化傳統之中所蘊含的深邃哲理，和統治者的無上權威。

康熙年間，在華傳教活動由法國耶穌會士主導，他們對清初的中國更是充滿溢美之詞，意在向「太陽王」（ Sun King）路易十四請命，企圖說服出錢出人，支持傳教士。這些諛詞描述傳達的重要想法是，儒家典籍的倫理意涵證明中國是一個深具道德情操的國家，而且曾實行一神論的宗教形式，而這與猶太教——基督教傳統所體現的精神相去不遠。因此，悄加努力之後，就可依中國人回復固有的價值觀，而不必大費周章讓他們改宗皈依基督教。

雖然在康熙末年，耶穌會傳教士在中國的影響力大幅滑落，而且，在十八世紀，耶穌會在歐洲的勢力也逐漸式微，最後在一七七三年解散，不過耶穌會士對中國政府與社會的敘述仍是歐洲人所能讀到的最詳細的資料。德國哲學家萊布尼玆（ Gottfried Wilhelm von Leibnitz）就曾經讀過，他對《易經》的八卦十分感興趣。甚至大力抨擊教會的哲學家伏爾泰（Francois Marie Arouet de Voltaire），也深深被有關中國的論述所吸引。伏爾泰對十八世紀法國教會的權力痛加撻伐，他巧妙地利用天主教提供之有關中國的資料，駁斥天主教教會各種極端的主張。伏爾泰論道，假若中國的確是道德崇尚、充滿智慧、倫理有序、管理良善，假若這皆歸因於儒家思想的浸染，既然孔子不是基督徒，那麼即使是沒有天主教的宗教力量，仍然可以成為一個受人景仰的國家。

伏爾泰在一七四○至一七六○年間一系列極有影響力的著作中，對中國大加讚揚。伏爾泰在一本小說裡指出歐洲、亞洲兩個不同社會在道德價值觀的呼應。他在一齣戲劇裡指稱，中國人的倫理道德甚至能感化由成吉思汗所領軍的蒙古征服者＊。伏爾泰在《諸民族風俗論》（ Essai sur les moeurs et l 'esprit des nations）一書裡，重新省思世界歷史的發展進程，並以相當的篇幅來論述中國。伏爾泰意在強調不同文明的價值，並指出歐洲人的傲慢自大：「對中國禮儀的最嚴重誤解，肇始於吾人以己之風俗度衡彼之風俗：吾人以偏頗天性所生之偏見，來看待世界之種種目的。」（註八）伏爾泰無法在歐洲人身上找到「哲王」（ philosopher-king），來說明他的宗教與政府體制的觀點，他相信，乾隆皇帝可以扮演哲王的角色，他甚至還寫詩向遙遠彼岸的這位皇帝致敬。

＊譯註：此一戲劇即是伏爾泰改編自元曲《趙氏孤兒》而成的《中國孤兒》。

伏爾泰對中國典章制度的禮讚，是發生在欣慕中國文化的社會脈絡下。在十八世紀這段時期，歐洲人十分迷戀中國，法文中的「chinoiserie」一詞即用來形容對中國的狂熱，但是比較是表現在具有中國趣味的裝飾格調與設計流風，而非哲學的探索與政府體制架構的擘劃。在有關中國式的宅邸、林園的畫冊裡，中國式的鑲邊絲綢、刺繡以及色彩絢爛的瓷器中，歐洲人發現了一種有別於新古典主義精密幾何計算與「巴洛克」（ baroque）繁複風格的設計。法國的「洛可可」（ rococo）風潮正是此一文化意蘊的代表，這種文化氛圍崇尚柔和色彩、不對稱性，一種刻意造作的雜亂感，以及夢囈式的官能表現。洛可可的流行風尚在當時的歐洲舉目可見，從中產階級家庭擺飾的「中國風」壁紙與家具，到公園裡的涼亭建築、街上的轎子、中國式的林園造景皆然。

然而隨著晏臣那種憤怒與譏諷文字的出現，這股中國趣味的風尚，不管是在知識上或在審美方面，很快就消失無綜。啟蒙運動時代的許多重要人物，開始認為伏爾泰筆下的中國不足採信，伏爾泰對中國的狂熱之情已淪為這些哲學家嘲弄的笑柄。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與孟德斯鳩（Baron de Montesquieu）懷疑，中國人並未享有真正的自由，中國人的法律是奠基於威嚇而不是理性，中國的考試制度可能會令中國道德墮落，而非促進道德的進化。其他作家亦表示，中國似乎並未進步，甚至沒有進步的觀念；此種觀點與認為中國日漸退化僅是一步之遙而已。套用法國歷史學家布蘭傑（Nicolas Boulanger)寫於一七六三年、後來翌年被英國激進派的威爾克斯（John Wilkes）翻譯成英文的文章：

中國現今所保留的所有古代制度的錢餘，必然會被未來的革命洪流所吞噬；一如部分古代制度在現今中國消失無蹤；最後，直到中國不再有創新的制度，她將永達落入失敗的一方。（註九）

有幾位歐洲卓越的思想家細思這些有關中國與中國人說法，努力求索中國未來的前景。蘇格蘭的思想家亞當?斯密（Adam Smith)於一七七六年出版的《國民財富的性質與原因的分析》（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簡稱《國富論》（ The Wealth of Nations)一書曾討論中國的經濟。在分析各國的生產力時，亞當?斯密發現可用中國來與其他國家，特別是歐洲各國與北美發展中社會進行比較。若以人口作為國家發展指標，亞當?斯密的結論是，歐洲國家每隔五百年增加一倍，這個成長即使稱不上劇烈，也算穩定。北美的人口每隔二十或二十五年就增加一倍，因此北美的勞動力不虞匱乏；此故，「新大陸」是「比較繁榮，而以更快的速度向富裕之道邁進。」（註十）

中國「長久以來便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亦即土地最膏腴，農業最發達，人口最多且最勤奮的國家，」然而無論如何，中國的發展已經到了極限的階段，「中國的財富已經臻至其法律與制度性質所能容許的限度。」處於如此狀態下，持續的人口成長將會帶來嚴重的經濟反作用：「在這樣的國家，工人的工資在過去足以維持生計，養家活口，但因為工人相互競爭與雇主的利益，工資很快就會下滑至一般人道要求的最低限度。」其結果，「中國最下層人民的貧困，遠遠超過歐洲最匱乏國民的貧窮程度，」殺嬰的行為是社會存在的普遍現象。所以亞當?斯密尖銳地論道：「結婚在中國是受到鼓勵的，然而這並不是因為生兒育女會帶來福分，而是因為他們有殺害子女的自由。」根據亞當?斯密的說法，中國拒絕改變，結果使這些問題更形惡化。因為自外於世界經濟的成長，中國正逐步邁向自我封閉的命運：「忽視或輕蔑對外貿易，只有二、三個港口容許外國船隻停泊的國家，斷難達到與其不同法律和制度國家所能擁有的商業數量。」（註十一）

德國哲學家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於一八二○年代初所作的系列著名講義中，把布蘭傑、盧梭、盂德斯鳩、亞當?斯密等人的批判分析，融入到他對歷史初期階段、現已被揚棄之「東方文明」（Oriental Civilization）的論述裡，而中國文明無疑是東方文明之中的佼佼者。黑格爾所建構的「亞細亞社會」（Asiatic Society)概念，對青年馬克思（Karl Marx）與十九世紀未思想家有著深遠的影響。對黑格爾而言，歷史是他稱之為「觀念」（idca）與「自由」的世界展現的過程。自由是「世界精神」（World Spirit)自我實現的彰示，而世界精神在歐洲與北美的基督教國度裡已全然開顯。黑格爾對自己所處的時代深感樂觀，發展出一套貶抑中國過去文明價值的歷史哲學。黑格爾把中國描述為由皇帝或專制君主所宰制的國家，正是「只知道一個人自由」之「東方國家」的典型。在西方的希臘、羅馬，「只知道一部分人（指貴族）是自由的」；幾世紀後，到了黑格爾所處的時代，卻知道全體人們皆是自由的。因為不瞭解「精神」在世界的進程，所以中國皇帝的「自由」也是「恣意」的，這表現為「殘暴——激情的冷酷獸性——或是慾念的，而這種馴服只不過是自然（Nature）的意外。」（註十二）

黑格爾寫道，中國的命運部分得歸因於地理因素：「亞細亞東部的廣大土地偏離了歷史的普遍進程。」在一段措辭有力的章節裡，黑格爾提及中國人缺乏歐洲人海上冒險的勇氣，而寧願守護著大平原農業的季節性律動。土地所呈現的僅是「永無止盡的依賴性」，而大海卻負載著人類「超越這些思想與行動的有限範疇……海洋的無限伸展超脫了大地的制約，然而這正是亞細亞國家的宏偉政治組織所欠缺的，縱使他們本身同樣以海為鄰，中國即是一例。對亞細亞國家而言，海只不過是大地的盡頭、中斷，他們與海並沒有積極的關係。」（註十三）勇於海上冒險而積累了龐大財富的福建商人，若是看到此類陳述可能會感到十分錯愕，不過大清帝國對海上冒險興趣缺缺，這點黑格爾基本上是說對了。

在這一連串晦暗的結論裡，黑格爾將中國置在世界精神進程以外。雖然中國曾經擁有過無數的歷史學家，不過他們在自己的框架中來研究自己的國家，殊不知中國本身「猶在世界歷史之外，卻預先假定若干因素的結合必然造就活潑且生動的進步。」雖然中國皇帝向其百姓所說的話可能是「莊嚴、宛如慈父一般的和藹」，不過中國的百姓卻「自視卑微，確信人天生就只配給皇帝拉車。」在一段遠遠超越馬嘎爾尼對清代歷史命運預言的話語裡，黑格爾為中國的百姓感到悲哀：「身上的重擔讓他們無法喘息，然而這卻像是無法逃脫的宿命：他們出賣自己為奴，吞進難以下嚥的奴隸飯食，卻不以此為忤。」

或許中國在形上學與地理方面尚未陷入完全孤立的狀態。在一段看似弔詭的獨白裡，黑格爾補充道：「與世界其他面向的關係，就只能仰賴另外的民族將它們找出，並研究它們的特質，始可得知。」（註十四）由誰或如何去尋找，黑格爾並未明言，不過西方強權挾其船艦、外交使節團與鴉片很快就要找到答案了。

註釋

註一：克萊莫爾―平，《抵華的使節：馬嘎爾尼勛爵的旅程，一七九三年至一七九四年》，頁三四他。註二：前褐書。頁一九一、二一二至二一三。

註三：布迪（Derk Bodde）與莫里斯（ClarenCe Morris）編著，《中華帝國的法律》（ Law in Imperial China,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頁三九○。

註四：愛德華（Randle Edwards)〈清政府對外國人的司法管轄〉（Ch'ing egalJurisdicton over Foreigners)，見孔傑榮（Jerome Cohen)、愛德華、張富美（Fu-mei Change Chen)合編，《中國法律傳統論文集》（Essays on China's Legal Tradi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頁二二二至二六九。

註五：前褐書，頁二二九。

註六：數據得自馬士（Hosea Ballou Morse)，《中華帝國的對外關係，三卷》（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3vols. , Shanghai and London, 1910-1918)

，卷一，頁一七三、二○九；以及張馨保（Chang Hsin-pao)，《林欽差與鴉片戰爭》（Commissioner Lin and the Opium Wa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頁二二三。

註七：史景遷，〈清代中國的鴉片吸食〉（Opium Smoking in Ch'ing China)，見魏斐德里（Carolyn Grant)

合編：《中華帝國晚期的衝突與控制》（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頁一四三至一七三（略作修改）。

註八：伏爾泰（Francois Marie Arouet de Voltaire)，《諸民族風俗論》（Essai sur les moeurs et I'esprit des nations., Geneva, 1771）,卷一，頁三六。

註九：布蘭傑（Nicolas Antoine Boulanger)

著，威爾克斯（John Wilkes)

譯，《東方專制制度的起源》（Recherches sur I'origine du despotisms oriental., Amsterdam, 1764) ，頁二六○。

註十：亞當?斯密（Adam Smith)著，康南（Edwin Cannan)編，《國民財富的性質與原因的分析》（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76)，頁七○。

註十一：前揭書，頁七一至七二、九五。

註十二：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著，何登（E. S. Haldane)、西蒙（Frances Simon) 譯，《歷史哲學》（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New York, 1956)，頁十八至十九。

註十三：前褐書。頁八七、九○至九一。

註十四：前褐書，引言依序為頁一一六、一三八、一○一。

第二部 分裂與改革

十九世紀初，中國儒士已察覺到社會所承受的道德與經濟壓力。他們秉承儒家智識傳統，主張行政與教育改革，呼籲重視人口急速成長的警訊，同時提倡財富的合理分配。有人也指出了男女之間的不平等，籲請重視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的角色地位。

鴉片成癮日漸普遍，造成尤其棘手的社會問題。學者、閣臣，甚至皇帝本人對於到底要合法化或禁革鴉片各持己見、舉棋不定。同時，英國大舉投資鴉片製造與流通，而販賣鴉片的所得在整個英國國際收支中的比重甚大，在在都使鴉片交易成為英國外交政策的重要一環。清朝視鴉片為內政問題，決定採取嚴禁一途，於是英國以武力相向。英國擊敗滿清，在一八四二年締結了一紙條約，自此改變了清朝與外國強權的關係架構，結束了長久以來，中國統治者對其領土上外國人的實質控制。

這種乍現的外來壓力，與一波波的內在動盪並行而至，也有推波助瀾的作用。反清的動亂在十八世紀末愈加頻繁。十九世紀的社會失序擴散，帶來更大的動盪，在十九世紀中葉迸發出四次大規模的叛亂，其中的太平天國與捻亂，埋下王朝覆亡的種籽。太平天國奉基督教基本教義與均等原則為圭臬，斲斷了儒家思想與中華帝國的價值命脈，捻亂採行新形態的動員游擊作戰模式，更危及正規軍事機制的威信。另外兩次叛亂分別由西南與西北邊疆的回民所掀起，挑戰了朝廷對鞭長莫及地區之非漢民族的控制能力。然而，有一群忠於傳統中國價值觀的懦士，銳意維繫既有的社會、教育、家庭體系，他們取得幾次重大的軍事勝利，使清朝的國祚得以延續。

這群儒士政治家在屢建戰功之後，開始銳意仿效或採用外國軍事科技與國際法，諷刺的是，他們的努力最終卻瓦解了原來他們力圖維護的價值體系。不過，這樣的結果最先並無法預見，清廷以「自強」為名，實行改革政策，不僅建立了新式的兵工廠、造船廠，還成立了現代化的學堂，教授外國語言，聘僱外人在合理的基礎上徵收關稅，招募了一支由西方船隻、海員組成的船隊，設立了一個地位等同於「外交部」的總理衙門，這是中國歷史上所首見。

然而，中國的對外關係依然緊繃。中國境內爆發教案後，美國國內隨即發生排華暴行，美國也發佈一連串的禁令，於是華人移民的人數銳減。從這些案例可知，縱使個人的努力證明不同種族間是可以和平相處，相互包容適應的，然而在民族的文化與價值目標上，彼此之間仍充滿誤解。

到了十九世紀末，儘管外在壓力與內部動亂交相煎熬，但清朝似乎可能達致一個新的統合。然而以夷之技用於軍事與工業所取得的種種成就卻被對法與對日兩次軍事挫敗所粉碎，而讓中國沾沾自喜的「現代化」海軍葬身海底。一八九八年激發出的改革熱情因保守勢力的反撲而掩旗息鼓，為一九○○年上演的義和團之亂搭好舞臺，中國人內心的仇外情緒被這場動亂所挑起，導致各地攻擊外國傳教士與信徒。拳民雖然遭到外國武裝力量的鎮壓，但「反清大漢民族主義」已被喚起，反映在報紙文章、各式宣傳冊子、經濟抵制，以及風起雲湧的反清起義中。

清朝亟思救亡圖存，推動或可收效的政治、軍事、經濟等通盤改革計畫：其中包括試行西方模式的立憲政府，以西方建制重整軍隊，建構中央掌控的鐵路網絡以加強控制中國的經濟。這套改革計畫不但沒有帶來穩定，反而激化衝突，滋生誤解。各省所成立的諮議局成為批判滿清政權以及孕育新興地方利益的著力點。滿族將領所領導的強悍、現代化軍隊虎視眈眈，正威脅著大漢民族主義者推翻異族統治的夢想。同時，朝廷試圖集中管理鐵路，並向外國貸款以收回路權的舉措，激怒了各省的投資者與愛國人士。這股怒火被激進派領袖與躁進的追隨者一煽動，清朝驚覺國本已經蕩然無存了。

清廷眼睜睜地面對一九一一年底所迸發的軍事叛亂，到了一九一二年初，滿人別無選擇，只能拱手讓出政權，清朝至此宣告覆亡。不過國家中樞依然懸蕩，並無曠世雄傑能填捕權力的真空，徒留意識形態敵對、主張相異的集團相互競逐。清朝崩解後，取而代之的並不是一個充滿自信、嶄新的共和政體，而是內戰連綿不絕，思想傍徨無依，這對庶民百姓所造成的傷害，猶勝於自二百六十八年前明朝滅亡後的動盪。然而在杌陧不安的時局中，治世經國的思想家、自強運動者、立憲改革者、革命分子胸中所縈繞的那份富強中國的美夢尚未黠然消蝕。滿清統治在十九世紀所留下來的積極面在於：中國的偉大不容消失。

7 與西方世界的初次衝突

中國儒士的反應

即使在乾隆皇帝駕崩（一七九九年）之前，儒士已逐漸瞭解大清王朝面臨的國內外問題有多麼嚴重。在考證的實證研究傳統中，出現了新的潮流。有些學者開始希望其門人多關注眼前的需求與行政管理的問題；也有人開始大瞻思索中國的未來命運，懷疑儒家思想的傳統是否蘊含著變革的因子；但也有人認為，考證學派越來越枯燥乏味，流於形式化，意欲發展新的切入點來著書立說。

學者文人即使暗存批評朝政之意，也還是可能招禍。文人洪亮吉即是一例。洪亮吉與多位考證派學者交好，曾參與編纂《四庫全書》。洪亮吉熱中功名，京師應試四度榜上無名，最後在一七九○年以四十歲的高齡考中進士。洪亮吉曾任貴州學政，這段歷練使他一方面持續對京城內的政治派系進行分析，另一方面又對西南偏遠地區有切身的體驗。洪亮吉在一七九○年代寫了一連串的文章，探討了中國所面臨的各種問題。其中之一便是失控的人口成長，以及人口壓力超過生產能力時可能引發的挑戰。洪亮吉也提及城市裡奢靡風尚日熾，貪贓枉法屢見不鮮，以及在鎮壓白蓮教與其他叛亂時所衍生的種種弊端。這些文章並未遭到查禁，不過在一七九九年，洪亮吉因抨擊大行乾隆皇帝與寵臣和珅的政策，被朝廷依「大不敬」之罪名判刑「斬立決」。但新君嘉慶皇帝（在位期間一七九九至一八二○年＊）重查此案，洪亮吉始獲得減刑，改判流放伊犁。

＊譯註：理論上，嘉慶朝始於一七九六年乾隆內禪，但誠如前述，乾隆退位後仍舊把持朝政，直到一七九九年崩殂為止。

曾查抄和珅與其黨羽家產的嘉慶皇帝似乎看出洪亮吉洞悉了中國所面對的挑戰，於一八○○年赦免了洪亮吉。洪亮吉回到安徽閉門讀書，著述立說，最後歿於一八○九年，但是他那種深入而務實的著述方式卻為後人所繼續。其中又以賀長齡最為知名，他編修了一部治國方策的巨軼《皇朝經世文編》。這不只是一部理論著作，還收錄清初至當時官員的文集，範圍廣及人事考核、薪俸、稅賦、保甲制度、八旗兵的餉錢、義倉與飢荒的賑濟、鹽務的壟斷、通貨、民間宗教、洪災的控制。這部巨帙是以晚明東林黨陳子龍的《皇明經世文編》為範型，於一八二七年竣工，當時的人讀了這部書，王朝欲頹的急迫感油然而生。

賀長齡並不只是清代中葉經世學風的代表人物而已，他還具備豐富的行政經驗與超凡洞見。諷刺的是，當黑格爾論及中國閉海關以自守的同時，賀長齡卻正在規撫一項大計畫，主張官倉的糧食不走年久失修的大運河，而改走海路由華中、華南運往北方。一八二六年，在他的建議下，逾一千五百艘快捷平底帆船運載九百萬斗的白米，成功地循海路北行。但他的計畫危及仰賴大運河漕運的利益生計，不久就被取消了。倘若其計畫能持續實施，中國商業海運的成長或許相當可觀也未可知。

其他學者則試圖為變革找出合理的說法。龔自珍就是屬於這類文士。一七九二年，龔自珍生在杭州的一個富儒家庭。龔自珍早歲即濡染金石、目錄等考據之學，走的是當時的學術主流，並對「漢學」流派的注疏與文本深感興趣。然而他對社會與政治體制的批判意識導引他轉向《春秋》的「公羊學」。中國歷來的史籍蘊涵了一種循環的史觀，因而不容有線性的「進步」史觀出現，這點已有歐洲學者指出。但是公羊之說有別於此，通過「三世」——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的嬗替——提出了歷史發展的理論。

龔自珍為人性情熾熱、好發議論，不羈的個性呼應了清初文人的狂逸行止：他放浪形骸，書法狂放，往來有鴻儒白丁，縱情賭局，譏評老成長者；但社會批判識見卻比洪亮吉還要宏闊。龔自珍盱衡世局，痛陳吏治不修、朝儀繁耨、科舉取士迂腐僵化。他也針砭法律不公、財富不均、女子纏裹小腳，沉溺於鴉片，與洋人進行貿易，藉以強調中國正處於「據亂世」的險境。

論到財富的重分配，龔自珍慷概直言。在久遠的上古，治者與被治者宛若慶典的賓客，一起參與典禮，共同分享祭品。但迄至商、周兩朝，「三代之極其猶水，君取盂焉，臣取勺焉，民取卮焉」。龔自珍以這個比喻，點出中國社會已演變成持大、小湯匙交相攻伐，而統治者獨霸整個湯鍋的景象。可想而知，這整個湯鍋已「涸而踣」。已經到了再次公平分配湯鍋菜肴的時候了：

有如貧富相軋，富相耀；貧者阽，富者安；貧者日瘉傾，富者日瘉壅。或以羨慕，或以憤怨；或以驕汰，或以吝嗇。澆漓詭異之俗，百出不可止。至極不祥之氣，鬱於天地之間。（註一）

龔自珍這類文人從訓詁之學入手，透過對研究新的典籍，而對社會展開批判；也有學者取徑較為迂迴。中國最偉大的諷刺小說之一《鏡花緣》，成書於一八一○至一八二O年間的關鍵年代。《鏡花緣》的作者李汝珍，是一位來自北京、師承儒家思想的儒士。他先是熱中鑽研音韻之學，但眼見社稷岌岌，於是重新反省哲學思想以及哲學與政治的關聯，也特別注意男女關係的敏感問題。在《鏡花緣》中，李汝珍顛覆了傳統男尊女卑的世界。李汝珍在「粉面郎纏足受困，長須女玩股垂情」一回中，寫到女兒國的男人戴耳環，忍受纏足之苦，面敷脂粉以取悅女主人，必定是備感羞辱、辛酸而壓抑。雖然已有其他作家處理類似的觀念，不過沒有人像李汝珍這麼投入。清朝的男性凡是聞見書中林之洋所遭受的皮肉之痛，對於當時女性所承受的苦楚必然也會有一絲同情的。

不知不覺，那足上腐爛的血肉都已變成膿水，業已流盡，只釗下幾根枯骨，兩足甚覺瘦小；頭上烏雲，用各種頭油，業已搽的光鑑；身上每日用香湯薰洗，也都打磨乾淨；那兩道濃眉，也修的彎彎如新月一般；再加上朱唇點上廣脂，映著一張粉面，滿頭珠翠，卻也窈窕。（註二）

李汝珍對社會的錯置深有體會，這在嘉慶年間的落第或待業文人之間必定相當普遍。十九世紀初，受過教育的人數大幅增長，但朝廷並未提高科舉取士的人數或官僚的員額。如果這些文人沒有個人所得，對變革興趣索然，無權臧否朝政，藝術才能也有限，那麼他們一定過得鬱鬱寡歡。沈復即是一例。一八○七年，沈復已屆不惑之年，寫下了篇幅不長但卻是鞭辟透徹的憶往文字，刻劃出落魄文人前景黯淡，令人掩卷難忘。沈復於乾隆中葉生於蘇州，閱歷人生，曾設帳收徒、經商、為人幕僚。《浮生六記》的書名頗為貼切，記述沈復輾轉各地，尋覓明主，以及如何懍於父親的權威，如何順從於不同雇主的過程。

不過沈復的生活也並非一片黯淡。沈復多次經商遠行（甚至到了廣州），各地的瑰麗奇景盡收眼底。沈復娶得神仙美眷，鹣鲽情深，攜手相伴二十三載，直至她歿故。伉儷兩人共享美學、閨房、烹調的閒情逸趣。沈復的妻子善詩，才思雋秀，溫柔婉約，她盡其所能地掙錢，以貼補微薄且不定的收入。丈夫雖然有夫唱婦隨的優越地位，而法律與文化思想也支持這種優越性——這已成儒家傳統的一部分——但是沈復所勾勒出的生活卻說明了繾綣親密的婚姻仍是可能的。但這對夫妻終究還是逃不過貧困與失敗的摧殘，而沈復始終都無法明白，何以命運容不得他們夫妻倆快意人生：「人生坎坷何為乎來哉？」沈復捫心自問。「往往皆自作孽耳。余則非也！多情重諾，爽直不羈，轉因之為累。」（註三）然而沈復所處的社會對於這類逆來順受的傳統美德，卻是再也不看重了。

中國的政治對策

英國為了不讓法國染指澳門，於是以兵戎相見，但除此之外，嘉慶年間沒有外國勢力壓境，倒是得以緩一口氣。中國人一定以為是因為英王喬治三世收到乾隆在一七九三年的敕論，懾於天朝威儀所使然，但其間的原因並不是如此。此時歐洲爆發拿破崙戰爭，英、法兩國沒有餘裕再來推動在東亞的擴張政策，而中國又沒有別的強敵。一個世紀之後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也有類似的情形，於是日本人在西方人自顧不暇之際，遂行掠奪中國領土的野心。但在十九世紀初，日本德川幕府仍然實行閉關鎖國政策，並無意對中國施壓。

一八一四年，拿破崙兵敗滑鐵盧（Waterloo)；一年之後，英屬東印度公司即派遣使節團，在阿美士德勛爵（ William Pitt, Lord Amherst）率領下抵達中國。阿美士德的使命和馬嘎爾尼勛爵一樣，無非就是擴展貿易優惠、增加開放口岸、要求允許外交人員進駐中國。但阿美士德亦步馬嘎爾尼的後塵，受到相當無禮的對待。阿美士德已經飽嚐長途跋涉的顛簸，而朝廷方面又堅持他必須行三跪九叩之禮。阿美士德甫到北京一天，就要入朝覲見聖上。於是阿美士德要求給他多一點時間來準備，結果遭到威嚇相向，然後黯然被逐出中國。

雖然從這件事情來看，清朝似乎不願以理性與西方人交涉，但其實朝中大臣已日漸查覺到與西方往來在政治史上的複雜性。我們從廣州和職司兩廣政事官員日益受重視就可看出端倪。鴉片由南方進口，絲、茶也從南方輸出，大量的銀兩在此流通增加了稅收，但也使貪污腐敗更為嚴重。行商被迫向朝中和地方大員「捐輸」，以繼續享有朝廷所授予的貿易特權。但是這種保障往往並不牢靠，許多行商因向洋人借貸而債臺高築，甚至破產，然後又有新的行商取而代之。「公行」制度的存廢有賴於「公所基金」這種互保機制的設立。行商將其利潤的十分之一提作基金，以備危急之時所需。起初，公所基金是由行商私底下提撥，不過自一七八○起由朝廷所支持，並向外國進口的貨物課徵百分之三的稅賦。到了一八一○年，公所基金向朝廷上繳的銀錢每年已達一百萬兩的水準。

隨著廣州躍升為財經重鎮之後，文人隨之而至，書院的設立也如雨後春筍。一八一七至一八二六年間任兩廣總督的阮元設置「學海堂」書院。學海堂後來成了廣州的學術重鎮，刊刻印行許多著作，包括有關廣州地區的歷史。阮元曾經研究過清代重要的數學家，其中有三十七名住在中國並發表論文的歐洲傳教士。這部作品也刊行出版，逐漸流傳，也引起時人對西方科學成就的興趣。阮元大力反對買賣鴉片，曾在一八二一年逮捕了數名澳門的鴉片販子，並試圖在廣州禁食鴉片。

對於吸食鴉片一事究竟應該絕禁還是弛禁，此時已成為中國對外事務與國內經濟的重大議題。而且這項爭議也開始影響京官與地方官吏的派系形成與結盟。嘉慶之後，道光（在位期間一八二一至一八五○年）繼位，他似乎是個心地善良但無法扭轉大局的人。乾隆一朝因和珅專擅而朝網隳壞，嘉慶也無力恢復，道光登基之後便急於重振大清國威，而在一八○○與一八一三年兩度下令嚴禁鴉片買賣，但均告失敗。現在，道光皇帝在苦思更為有效的替代方案。

中國的白銀大量外流以支付西方人的鴉片，這嚴重損及國家的經濟，道光到了一八二五年已從御史的奏摺中得知這點。雖然這個現象主要限於東南沿海地區，不過它的效應卻深入內陸。白銀儲備不足，意味著銀兌銅的價格上揚；由於農民平常是以銅錢來交易，但卻需以銀來繳稅，所以銀價上漲就等於農民納了更多的稅，勢必會引起動亂。一八三四年，英國國會取消了東印度公司壟斷亞洲貿易的權利，情形更是惡化。因為英國國會通過的法案使得所有人都可以來做中國的生意，鴉片買賣量與來自歐洲各國與美國的商賈人數也隨之大增。此外，由於全球性的白銀短缺，外國商人改以其他比較不流通的貨幣來購買中國商品，中國的危機益形加劇。（註四）在一八二○年代，每年約有兩百萬兩白銀自中國流出，及至一八三○年代，中國每年流出的白銀總數升高至九百萬兩。乾隆年間，一貫千文的銅錢約可兌換一兩白銀：到了嘉慶朝，在山東一地，一千五百文銅錢始可兌換一兩白銀；道光年間，須以二千七百文銅錢來兌換一兩白銀。

英國政府取消東印度公司貿易特權之後，派遣律勞卑（William John Napier)勛爵為首位駐華「商務總監督」，他在一八三四年抵達廣州，結果又節外生枝，加深了中、英雙方的誤解。律勞卑不願透過行商，而希望逕自與兩廣總督進行交涉。朝廷命官回以：「天朝疆吏不得與外夷通達書信。」（註五），於是律勞卑下令停泊於虎門的艦隊北上廣州；由於律勞卑死於熱病，這場一觸即發的戰端才告平息。而中國的鴉片進口量依然持續攀升，一八三五年逾三萬箱，一八三八年上升至四萬箱。

一八三六年，道光皇帝諭令臣工針對鴉片問題各抒己見，具章奏報，結果意見相左，各持一端。

主張鴉片貿易合法化的人認為，這不但有助於阻絕官員的貪污舞弊，鴉片買賣所課徵的關稅亦能大大充實府庫。同時也允許中國國內種植鴉片——相信品質會勝過印度鴉片，價格也較便宜——逐漸會取代外國的鴉片。但有許多官員認為這種看法並不可取。洋人生性殘酷貪婪，而無論鴉片產自何處，中國人並不需要鴉片。他們認為嘉慶年間的禁令不僅不應廢除，更應該嚴格貫徹執行。

一八三八年，道光廣納眾議之後，明令嚴禁鴉片。道光挑選時年五十四歲的福建人林則徐，以欽差的身分趕赴廣州，查禁鴉片貿易。理論上，林則徐是絕佳人選。一八一一年，林則徐進士及第，後入翰林院，先後於雲南、江蘇、陝西、山東供職。林則徐任湖廣總督時，厲行禁煙。直言無諱的龔自珍是林則徐的好友，他在給林則徐的信中提到，吸食鴉片者「宜環首誅」，而販者造者「宜刎脰誅」。當林則徐奉旨於一八三九年三月抵達廣州時，駐節在強硬派佔上風的書院（譯按，粵華書院），並未在學海堂落腳，因為阮元的後繼者已使學海堂變成主張鴉片合法化的中心了。

「林欽差」（Commissioner Lin，這是西方人對林則徐的慣稱）為了禁絕鴉片，想辦法動員儒家所有的傳統力量與價值。他在禁煙文告中強調吸食鴉片對身體的戕害，並下令吸食者在兩個月內向職司的衙門繳交持有的鴉片與煙具。林則徐還命令各學官徹查所轄文武生員有無吸食、與販鴉片者；有者嚴辦不貸，餘者仿效保甲制度，派撥五人一組，互相聯保。林則徐亦巧妙利用科舉考試，將六百名地方上的學生集合起來，除了應答儒家經文之外，還要回答鴉片商號的名稱，並就禁革鴉片買賣提出建言。水師營兵也有類似的互保制度。林則徐還擴大保甲制度的組織模式，動員地方的士紳察訪有無吸食鴉片的情事。到了一八三九年五月中，已逮捕了超過一千六百人，沒入鴉片約三萬五千磅、煙具四萬三千副；接著在兩個月內又查扣一萬五千磅鴉片與二十七萬五千副煙具。

對於外國人，林則徐也採論理、道德勸說與強制逼迫的手段。我們從林則徐的言論亦可窺知，他並不希望因杜絕鴉片而招致爆發邊釁。林則徐先拿行商開刀，他在三月間私下會晤行商。林則徐責備行商不應出面擔保查頓（Willialll Jardinc，怡和洋行的創始人之一）、因義士（Jalnes Innes）等英國巨商會謹守清朝律例，因為這些人確實都在買賣鴉片。林則徐透過行商向洋人傳達諭帖，要求他們交出存放在仃伶島附近等地區躉船上的數萬箱鴉片，同時還必須具文切結，不再經營鴉片買賣。居住在廣州的洋人也必須據實呈報所擁有的搶械數量。林則徐能動用的廣州水師並不足恃，他並不希望過度逼迫外國船隻，但他有把握給地方上的洋人施壓，逼使他們就範。但是林則徐並未針對這批繳交鴉片的外國商人提供任何補償。

林則徐也試著和洋人講理，敦促他們謹守茶葉、絲、大黃（林則徐認為洋人性嗜肉食，而大黃有助消化）的合法貿易，並停止荼毒中國人。在查禁鴉片過程中，林則徐與兩廣總督鄧廷楨合作無間，鄧廷楨頗為樂觀，曾告訴洋人，吸食者必須戒除惡習，販賣者必須離去。鴉片既然不進口，也就沒有對鴉片課說的問題。林則徐呈給維多利亞女皇（Queen Victoria)一封措辭謹慎的信，試圖訴諸道德責任感：「聞該國禁食鴉片甚嚴，是明知鴉片之害也……設使別國有人販賣鴉片至英國，誘人買食，當亦貴國王所深惡而痛絕之也。」（註六）其實英國本土並未禁絕鴉片，許多知名人物如柯立芝（Samuel Taylor Coleridge）往往將鴉片製成鴉片酊來吃。很多英國人認為鴉片的禍害比不上酒，所以林則徐的道德勸說猶如耳邊風，聽者藐藐。

雖然驚慌失措的行商懇求洋人順從朝廷旨令，但是這些外國商人先是藉口手中的鴉片是他人寄存，無權將之繳付官府，後來呈繳了一千箱的鴉片，以求搪塞。林則徐聞訊勃然大怒，下令逮捕英國大鴉片商顛地（Lancelot Dent)。但外國商館拒絕把顛地交出受大清律的審判，一八三九年三月二十四日，林則徐全面斷絕對外通商。所有受雇於洋人的僕役都要離開雇主；在廣州的三百五十名外國人，包括英國駐華商務總監督義律（Charles Elliot)都困在商館中，雖然飲水食物並無匱乏，但其他的用品與訊息就要私運偷帶。這是個令他們惶惶不安的時刻，再加上官軍的號角鑼聲徹夜不絕，更讓他們備感疲備。六週後，洋人同意呈繳逾二萬箱的鴉片，林欽差於是傳令徹去對商館的封鎖，除十六名大鴉片商（包括顛地在內）外，其餘外國人一概獲准離開廣州。

林則徐親臨監繳，甚至四、五月間還住在船上，方便就近處理，並防欺瞞或偷竊情事之發生。林則徐眼前的艱鉅挑戰是如何銷毀近三百萬磅鴉片煙土。他的辦法是命人挖掘三個大溝，每個溝各七英尺深、一百五十英尺長。然後雇用五百名人夫，並由六十名官員在四周巡緝，將煙土球搗毀後倒入溝中，混之以水、鹽、石灰，直到煙土顆粒盡化為止。就在本地人與洋人眾目睽睽之下，這些濃稠的混合物被排入鄰近的河灣之中，隨浪流入大洋。

林則徐為此還特別親撰祭文祭告海神：「誰知毒恣鴆梟，漸致蠻煙之成市；」林則徐默禱：「本滌瑕而蕩穢，資激濁以揚清。」林則徐因消化鴉片，致令大海充斥毒物而向海神致歉，他在日記中寫道：宜「令水族先期暫徙，以避其毒。」至於被禁閉在商館在先、又親眼目睹銷毀煙土過程在後的洋人，林則徐在上呈道光的奏摺中寫道：「該夷人等傾耳敬聽，俯首輸誠，察其情形，頗知傾心向化。」（註七）

英國的武力反擊

欽差大臣林則徐與道光皇帝均是克盡職守、勤奮工作的人，儒家那一套上下尊卑與統治手段都已經深入兩人的心中。他們似乎真心相信，廣州臣民與外國商人的個性皆單純如童稚，會遵奉道德戒條而不悖。可借實情沒那麼單純，當時很多人也看出這一點。即使鴉片還沒銷毀的時候，就有官員直陳，林則徐此舉並不能真正解決鴉片問題。一個英國鴉片商回想遭清廷封鎖的經驗，只是淡淡告訴一位友人說道：封鎖商館「幸可作為我們提出賠償的理由」。（註八）

中、英兩國以兵戎相見似乎已是一觸即發。前面已經提到一些大的原因：清朝已出現社會失序的現象、染上鴉片癮的人日益增加、中國人對洋人愈來愈不滿、洋人拒不接受清律的規範、國際貿易結構的丕變、西方文人不再傾慕中國文化。其他的因素則關係到林則徐談判的背景，也有林則徐所不了解的細節。外國商人觀察朝廷於一八三六、一八三八年就鴉片問題的辯論，趨於相信中國會合法化鴉片買賣，於是囤積了大量鴉片，並頻頻向印度的鴉片農追加訂貨量。然而隨著一八三八年禁革鴉片的強硬路線抬頭，鴉片市場亦跟著萎縮不振，鴉片商警覺到庫存的問題。

其次，新上任的英國駐華商務總監督改由英女皇選派，而不是東印度公司聘任。倘若中國為難這位商務總監督，這無疑形同侮辱英國，而不是一家普通的商業公司，但中國並未察覺這中間的差別。反過來，商務總監督亦缺乏明確權限約束在華的英國或歐美各國的商人。然而，當他面臨重大問題時，卻能向英國軍隊和皇家海軍直接求援。

在英國這一方，上述兩因素又結合在一起而產生第三個因素：英國的鴉片商積壓了大量求售無門的鴉片，於是將鴉片交給繼任律勞卑擔任在華商務總監督的義律，而義律又將鴉片交給林則徐。英國的鴉片商並不以鴉片被銷毀而傾倒入洋為「恥」，而是向英國政府施加壓力，俾以向清朝索賠。

英國方面也密切注意中國境內鴉片事件的發展。一八三九年初夏，義律就曾發文向倫敦求援，英國外相巴麥尊（John Henry Temple Palmerston）爵士起初對於不遵守大清律例的英國商人並不表同情，現在已經轉而支持英國商人了。巴麥尊在「致中國欽命宰相（The Minister of the Emperor of China)書」中表示，中國官吏竟以「暴力傷害廣州的英國臣民，而這些英國臣民卻是平和地住在廣州城內，信賴中國政府的善意。雖然女皇陛下不會寬赦販賣鴉片的行為，但她絕不容許海外的英國臣民遭到暴力相向，受到侮辱與不公平的待遇。」（註九），令他「極感詫異」。

隨著封鎖商館、扣押銷毀鴉片的消息傳回英國，在中國擁有龐大貿易與商業利益的商人也開始積極遊說英國國會採取斷然的報復。腰纏萬貫的鴉片商查頓甚至還特地返回英國，以壯聲勢，期使新教宣教團體所發起之反鴉片買賣的道德聲浪不致四處蔓延。在華的煙商曾籌資兩萬元作為查頓返國運作之所需，倘若有必要，查頓也願意花更多的錢，「因為目的是如此重要，花再多的錢也是必要、值得的。」甚至還有人要查頓，「如有必要，不妨付出高價，期使若干大報紙能影響視聽加以鼓吹。」然而英國國會並未向中國宣戰，只是同意派遣一支艦隊與動員印度的兵力，以期「滿足需求與得到賠償」，假使有必要，得以「扣押中國的船隻與載貨」。（註十）在義律的堂兄弟懿律（George Elliot) 率領下，英軍出動十六艘戰艦，共配備五百四十門火砲，四艘新式的武裝蒸汽船，二十八艘運輸船，四千名軍士，攜帶蒸汽船用煤三千噸，一萬六千加侖甜酒。

此時林則徐仍在廣東查禁鴉片，雷厲風行逮捕、偵刺鴉片吸食者與鴉片商，而鴉片的價格也從五百萬元一箱，飄漲至一箱叫價三千萬元的「天價」。若是英商拒絕具文切結不再販售鴉片，林則徐便將英商由澳門逐出。為了因應林則徐的驅逐令，義律移居蕞爾荒島香港，於是揭開了東亞歷史的新頁。廣州的貿易並未因林則徐的動作而陷於停頓，特別是美國人樂於把握機會，居問為英國調停而牟利。美國領事德拉諾（Warren Delano）讓美國人簽署切結書，承諾不違犯中國法令。一位美國商人解釋道：「我們美國佬可沒有女皇來擔保損失，」假使中國關閉其他的通商口岸，他也會繼續「徹出，只要找到新的合作伙伴就會再從事買賣。」（註十一）

雖然貿易往來持續不斷，但林則徐同時也在進入廣州的水道兩旁構築防禦工事，購買新的火砲配置在營壘上，用巨型鐵鍊封鎖航道，並著手加強訓練兵丁。撤至香港的英國人飽嚐當地中國人的侵擾，他們在水井裡下毒，不賣糧食給洋人。一八三九年的九、十月間，中、英在香港島的海灣與虎門附近爆發武裝衝突，雙方互有傷亡。中國的船隻被擊沉，進一步協商的可能因而中斷。一群喝得酩酊大醉的英國海員在九龍殺害一名中國村人（譯按，林維喜），義律拒絕將涉案的一干兇嫌交付衙門。清朝官員向來忌憚群眾的示威運動，林則徐竟然一反常態，動員一批「武勇」對抗英軍，此舉倒是令人訝異。有一份佈告是這麼寫的：「群策群力，購買器械，聚合壯丁，以便自衛。」（註十二）

一八四○年六月，英國艦隊在懿律領軍下駛抵廣州。不過令林則徐失望的是，英軍並未攻擊林則徐新近部署的防禦工事，只留下四艘船艦封鎖水路通道，其餘船隻繼續北行。七月，英軍再以兩艘船艦封鎖寧波，並佔領浙江外海舟山島上的城鎮，以掐住長江的咽喉。英軍在當地知縣自殺後，於此地留下一支駐軍與一名傳教士通譯，便直至北河河口，逼臨護衛天津交通要道的大沽。一八四○年八、九月間，英方與深受道光信任的直隸總督、文淵閣大學士琦善進行談判。琦善說服英國人離開北方返回廣州，以利完成協定，道光因琦善成功勸離英軍而龍心嘉悅，擢升琦善為兩廣總督。前一年承命任兩廣總督一職的林則徐，因處置失當遭解職，流放伊犁。

一八四一年一月，琦善與英方達成協議，割讓香港島，賠款六百萬元＊，中、英雙方公文平等往來，十天內恢復中、英的廣州貿易。道光接到協定內容的奏摺之後大為震怒，諭令革除琦善的職務，判處琦善「斬監候」刑，後改判流刑。

＊原註：當時廣泛使用的墨西哥銀元在中國已被視為一種流通的貨幣。但中國人本身仍然使用銀錠，而非銀元。

巴麥尊同樣也不滿義律未能從中國壓榨更優渥的條件。在一八四一年四月的一封私人信函中，巴麥尊徹免義律的職權，拒絕批准這份協定，他叱責這位前任商務總監督：「閣下違背、怠忽所收到之訓令等；閣下已被解除一切的權力與兵權；閣下已無須再接受任何低於訓令所要求的條件。」巴麥尊特別惱怒義律捨棄舟山，未能堅持索求遭銷毀之鴉片的賠款，而僅僅得到香港這座「荒蕪、人煙罕見的岩石。」嗣後，璞鼎查（ Henry Pottinger)爵士走馬上任，接替義律擔任在華的商務總監督一職，織續與清廷交涉。在給璞鼎查的最後一道訓令中，巴麥尊堅持必須與皇帝本人簽署協定。「女皇陛下的政府不容許在英、中的和解過程中，中國人以不合理的舉措取代了人類的合理做法。」（註十三）

秉承新訓令的璞鼎查於一八四一年八月抵達中國，他發現在中國的局面已有一觸即發之勢。廣州城附近的鄉間爆發三元里事件，這場戰事是由鄉紳組織地方義勇舉事發難的，若干英軍死傷。英方隨之摧毀虎門要塞，擊沉中國的舢舨，廓清濱水地帶，佔領部分廣州城。英軍在廣州官員同意支付六百萬元後撇離，但這六百萬元是作為廣州城免遭洗劫的贖金，或者是先前義律與琦善達成協議的賠款，抑或是兩年前被銷毀之鴉片的賠償金，雙方並沒有一致的共識。

一八四一年八月底，璞鼎查與英國艦隊一同北上，廈門、寧波相繼失守，英軍又佔領舟山。來自印度的英國援軍於一八四二年晚春與璞鼎查的軍隊會合，之後璞鼎查又發動新一波的攻勢，目的在於切斷中國主要河道交通與運河通道，逼迫中國投降。八旗兵勇奮力鏖戰依然無法抵擋英軍的攻擊，六月，英軍攻克上海，七月，鎮江失陷。就在兵敗的消息確實之後，清廷的主戰大員（海齡）隨即舉家自盡。此時，大運河河道與長江下游水路皆遭英軍封鎖。璞鼎查拒絕清廷請和的要求，繼續向長江下游的重鎮、曾是明朝都城的南京挺進，而於八月五日兵臨南京城下。滿清政府立即求和，八月二十九日〈南京條約〉譯成中文，由時任欽差大臣的兩江總督耆英＊＊蓋用關防親筆畫押。道光於九月覆可條約內容，維多利亞女皇則於十二月底批准該項條約。

在進一步評價〈南京條約〉與〈南京條約〉善後附約之前，我們有必要強調，一八三九至一八四二年間，鴉片戰爭在軍事方面的重要歷史意涵。在這場戰爭中，中國人不僅一改昔日成見，同時亦見識到西方軍事科技與戰術的革新。最重要的是當屬蒸汽動力船艦在海戰中發揮作用，這點可由英國戰艦「復仇神號」（Nemesis）的作戰紀錄看出。「復仇神號」是一艘非使用銅皮包覆的明輪鐵殼船，靠風力與以木材、煤為燃料的六座蒸汽鍋爐為動力，即使天候惡劣，時速也可以維持在七至八海哩。「復仇神號」吃水只有五英尺深，所以能在任何風勢或潮汐狀態下於沿海淺水處活動。在廣州虎門一役中，「復仇神號」即在淺水處往來巡曳，發射葡萄彈（grapesgt）、運送人員，在風平浪靜時拖曳船隻。在上海戰役中，「復仇神號」使用重砲遠距轟擊城市，並充當運輸輪將英軍直接運抵碼頭。這場戰役還沒結束，類似的新蒸汽船駛抵中國海域；倘若英軍儲備足夠的燃料，這些船隻就能源源不絕地為英軍補充兵力。

＊譯註一：一八四○年二月二十日巴麥尊曾發給義律、懿律一則「第一號訓今」，其中包括對中國更多的要求。見茅海建，《天朝的崩潰》（北京，三聯書局，一九九五年），頁二○六。

＊＊原註，兩江總督下轄江苏、安徽、江西三省。

但是，大清國亦非只是坐以待斃，甘為西方科技與戰力的魚肉。林則徐職司廣州政務時，曾責成文士蒐集廣州與新加坡刊印的書籍，以探訪西方的訊息。林則徐還請一位美籍傳教士（即Peter Parker)翻譯一部國際公法著作的部分章節。（譯按，即瑞士名法學家Erneric de Vattetl的《萬國公法》〔La　Loi，des Nations〕，翻譯此書原是為了「林維喜案」。）而且，在一八四二年中英交戰時，英國人也發現清朝官員正試圖追趕西方的新科技。英國人在廈門發現了一艘幾近竣工、仿造英國雙層甲板的戰艦，艦上配備三十門火砲；這艘戰艦幾乎已可下水航行，還有其他同類型的船艦正在趕造。在吳淞，英國人發現五艘中國新造的明輪船艦，船上配有黃銅鑄造的大砲。在上海，英國人扣押了十六門嶄新的、漂亮的十八磅重火槍，槍身之上有準星，從準星孔可以看到燧石的裝置。所有這些槍身被固定在設有鐵輪的木架上。（註十四）至少若干中國人已察覺，外夷破門而入固然是奇恥大辱，但也未嘗不是一種刺激。

新條約制度

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南京條約〉於停泊在長江水域的英艦「皋華麗號」（Comwallis）上締結，十月之後分別經維多利亞女皇與道光的認可始於香港換文生效。〈南京條約〉是中國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一紙條約。〈南京條約〉＊主要包括十二條條款，它徹底改變了中國傳統的商業與社會觀。

第一條，英國與大清帝國雙方永存平和，「所屬華英人民彼此友睦，各住他國者必受該國保佑深加安全。」

第二條，准許英國人民連同所屬家眷寄居在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五處開放的港口，「貿易通商無礙」；且准許英皇派設領事、管事等官住上述五處城邑，專理商賈事宜，與各地方官公文往來。

第三條，「准將香港一島給予大英國君主暨嗣後世襲主位者常遠據守主掌，任使立法治理。」

第四條，「大皇帝准以洋銀六百萬圓償補強留粵省之鴉片的原價。」

第五條，取消廣州公行獨佔制度，准許英商在上述五個港口「勿論與何商交易，均聽其便」；且由滿清政府酌定洋銀三百萬圓，代公行清還向英商拖欠的債款。

第六條，按數扣除一八四一年八月一日（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十五日）後「英國因贖各城收過銀兩之數」，撥發「水陸軍費洋銀一千二百萬圓」，以作為英國作戰軍費的償補。

第七條，前述提及之第四至第六條三條條文總計二千一百萬圓的賠款，分四期於一八四五年十二月底前攤還，假若未能按期如數償還者，酌定「每年每百圓加息五圓」。

第八條，凡係大英國人，無論本國、屬國軍民者，「今在中國所管轄各地被禁者，准即刻釋放」。

第九條，凡係中國人，前在英人所據之邑居住者，或與英人有來往者，或有跟隨及侍奉英國官人者，全然免罪；且凡係中國人，為英國事被拿監禁受難者，亦加恩釋放。

第十條，前第二條所列五處條約港口者，「應納進口、出口貨物稅、餉費，均宜秉公議定則例」，一旦英國貨物在其中一個港口按例納稅後，「即准由中國商人遍運天下，而路所經過稅關不得加重稅例，只可按估價則例若干，每兩加稅不過分」。

第十一條，英國派駐在中國的大員，與京內、京外的滿清大臣有文書往來，「用照會字樣；英國屬員，用申陳字樣；大臣批覆用箚行字樣；兩國屬員往來，必當平行照會」。若兩國商賈上達官憲時，不再議內，「仍用稟名字樣為著」。

第十二條，俟奉大清大皇帝允准和約各條施行，並以此時准交之六百萬圓交清，英軍即退出江寧、京口，「不再行擱阻中國各省商賈貿易」。「至鎮海之拓寶山，亦將退讓〕。「惟有定海縣之舟山海島、廈門廳之鼓浪嶼小島」，仍由英軍暫時駐守，俟條文所議之洋銀悉數償還，「而前議各海口均已開闢俾英人通商後」，即徹出上述兩處英國軍士，不復佔據。（註十五）

＊譯註：〈南京條約〉又名〈江寧條約〉，下述條文內容的中譯，轉引自王鐵崖編，《中外舊約章彙編》（北京：三聯書店，一九八二年），第一冊之〈江寧條約〉條，頁三○至三十二。本章或餘後各章節所提及其他清朝條約的條文內容，出處均與上述同。

除一八三九年的協約議定以六百萬元作為遭銷毀之鴉片的賠款之外，在條約條文之中再也沒有隻字片語涉及鴉片事宜；同時，一八四三年締結的附約＊，僅規定茶、絲、棉、羊毛、象牙、各類金屬與洋酒等貨物關稅的稅率，亦未論及鴉片。悄後簽訂之〈南京條約〉的附約中，條文規定之五口通商、保護外人貿易的複雜程序中，鴉片的問題再次被略而不談。在一次與清朝主談大臣耆英的私人對話裡，璞鼎查提到，避免中國白銀外流，英國希望大清國能在以物易物的原則上，將鴉片的買賣合法化。耆英答以他不便提出這個問題，璞鼎查說他亦下令不准提這個議題。

其他列強仔細研究了〈南京條約〉與其附約的條文內容。一八四三年，美國總統泰勒（John Tyier)基於美國利益與美國在華龐大貿易商機的考最，特命顧盛（Caleb Cushing）為使華全權代表；顧盛是美國東部麻薩諸塞州（Massachusetts)的眾議員，而麻州當地有不少富商與中國有貿易往來。顧盛於一八四四年二月抵達澳門，旋即與升為兩廣總督的耆英展開談判。談判期間雖有一名中國人因故攻擊美國人反遭殺害的意外衝突事件，但耆英很快就與顧盛在澳門附近的小村落締結條約，名為〈望廈條約〉。

與美國所簽訂的條約內容大抵延續中英條約的精神，但中美〈望廈條約〉的條款較多，且增加了許多重要的條款。例如，第十七條的條文攸關美國傳教士在華傳教的推展，規定美國人有權在這五個港口「設立醫館、禮拜堂及殯葬之處」。第十八條打破中國統治者嚴禁外國人學習中文的傳統，准許美國官民「延請中國各方士民等教習各方語言」。有關司法方面，在第二十一條亦有言明，嗣後美國人在中國犯罪，「由領事等官捉拏審訊，照本國例治罪。」但是為了避免落英國人的口實，第二十三條規定，凡有美國人「攜帶鴉片及別項違禁貨物至中國者，聽中國地方官自行辦理治罪，合眾國官民均不得稍有袒護」。最後，第三十四條規定，「所有貿易及海面各款恐不無稍有變通之處，應俟十二年後，兩國派員公平酌辦。」（註十六）

＊譯註：即〈五口通商附粘條約〉，又稱〈虎門條約〉，共有十六條；另附〈小船定例〉三條〈五口通商章程：海關說則〉十五條，附二十六類貨物稅率。

一八四四年十月，法國人以〈望廈條約〉為範本，亦與中國簽訂〈黃埔條約〉。但是法國人在條約中也添加新的條款，例如，條文規定，倘若發生不平之事，遇有領事等官不在該地，法國的船主、商人可委託其他強權國家的領事代為處理；法國人在條約之中特別強調「治外法權」的原則——簡言之，即在中國領土上所犯的罪刑，依其本國法律論斷的權力，中法條約中有關治外法權權利的授予，比之顧盛簽訂的條約有過之而無不及。此外，又迫於法方的壓力，耆英取得道光同意天主教弛禁的諭旨，從而推翻了雍正時代的禁教政策；在一八四五年的補充聲明中，耆英進一步將弛禁的範圍擴大至新教。

據此，自林則徐承命任欽差大臣以降的六年內，大清政府不惟無能抵禦強權，捍衛自身的一統，更無法控制自身傳統商業、社會與對外政策。其他歐美各國也循英、美、法所開的先例。英國人並不需要擔心中國與其他國家交涉的內容，因為中國對其他國家奉上的新權利自是不能把英國排除在外。

在一八四三年的附約中，英國人精心設計了一款條文，即第八款有關「最惠國待遇」原則的規定：「設將來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國，亦應准英人一體均沾，用示平允。」清政府意欲藉這個條款來緩和強權對中國所施加的壓力。但是這條規定反而使清政府難以覓得外援或收到以夷制夷之效，嚴重窒礙了清政府外交政策的空間。

令人詫異的是，英國與其他外國商人對鴉片戰爭後的商業成果大失所望。雖然這五個口岸皆經過慎選，但福州、寧波兩地外貿的成長遲緩，致令洋人一度想交換成其他前景較為看好的城市。迄至一八五○年，僅有十九名成年的外國人選擇卜居寧波；在福州的西方人亦僅有十名，其中七名是傳教士。廈門的商業前景同樣黯淡，因為此地的貿易活動向來為臺灣人與菲律賓人所壟斷，故難與歐洲人、美國人的商業需求融為一體。惟有當英國的船隻開始將此地的苦力載往古巴的甘蔗園做工，勞動力的輸出或許還能帶來少許的財富。

俟公行壟斷制度廢止，貿易完全開放之後，廣州的龐大商業利潤似乎指日可待，然而當地有濃厚的反英、排外情結，洋人發現難以在廣州城內尋覓適宜栖居、經商、開設領事館的處所。整個一八四○年代與一八五○年代初期，廣州城內反英騷亂層出不窮，英國人也以暴行報復，反覆循環竟無寧日。但朝廷無法再次承受廣州百姓滋生離心離德的情緒，因此對於這類反英暴亂置若罔聞。

在這五個「條約口岸」之中，僅上海一地，因將屬沼澤區的租界與人煙稀少的窮鄉僻壤劃歸英、法與其他西方人，而躍升為繁榮的市鎮。到了一八五○年，隨著溼地排乾，堤岸竣工，已有逾一百名的商人住在上海，另外還有各國領事官員、五名醫師、十七名傳教士定居此地。一八四四年，有四十四艘外國船隻進出上海港，一八四九年，增加至一百三十三艘，一八五五年，則有四百三十七艘。上海地區的生絲貿易成長迅速，迄至一八五○年代，生絲貿易的總值已超過兩千萬元。此時鴉片的交易仍屬非法，但上海每年的鴉片到貨量至少有兩萬箱。

對於新的條約口岸制度，朝廷的態度顯得模稜兩可。耆英的觀點與朝中多數大臣一致，認為洋人的動機首在貪財，倘使此種條約口岸制度能持續實行，洋人其他的要求或許會停止。耆英與道光的這種想法，以及對某些權利如治外法權等閒視之的態度，或許只不過是因循舊例——亦即一八三○年代對中亞所採取的外交政策。例如在一八三五年，清廷允許素懷浸略野心的浩罕（Kokand）汗，有權在喀什噶爾派駐一名政治代表，並在葉爾羌與其他貿易重鎮派駐商務代辦。這名政治代表有權對住在「阿提沙爾地區」（Altishahr region）＊的外國人行使領事權與司法檬，並且對外地輸入「阿提沙爾地區」的貨物課徵關稅。清廷還同意，回民的關稅僅為非回民的一半（回人的關悅按價徵收百分之二點五，非回民則是課徵百分之五），從「阿爾提沙地區」出口至浩罕的貨物則免收稅。清廷顯然認為，這種權利的讓渡不但無損於主權的宣示，其實還不失為一種解決浩罕對貿易特權需索無度合算便捷的方法。幾位曾與浩罕談判的要員，或曾與浩罕作戰的名將，在一八三○年代或一八四○年代分別被調派至東南沿海任職（譯按，如奕山、楊芳），足以證明清廷對東南沿海邊釁所採取的應變對策是西彊政策的延續（註十七）。

耆英費心安撫中亞那群難以駕馭的大汗，他在〈南京條約〉與其附約締結後，也可能以同樣的態度對待璞鼎查：耆英曾表示願收璞鼎查的兒子為義子；不時與璞鼎查互贈禮品（包括交換雙方妻子的照片）；親手將梅子餵入這位滿臉驚愕的英國全權大使口中；耆英甚至還自創「因地密特」＊＊一詞，以示親密。但面對道光皇帝，耆英則說這是他個人「撫綏羈糜」英國人之道。他不願與英國開戰，「爭虛名而無時效」，而是希望「略少小節而就大謀」。（註十八）這個看法的問題在於英國等列強辛苦擄獲的條約絕非僅只是徒具「虛名』而已。這些條文就是具體的國際事務與商業行為。耆英與道光若能預見這些條約所產生的劇烈衝擊，勢必難以接受這等條文。但對朝廷而言，眼前的「大謀」是在於如何維繫國祚於不墜。對在位者來說，國內的不滿排山倒海而至，對外政策的問題也只不過是細微末節罷了。

＊譯註一：Altishahr係土耳其語，意指「六座城市」。此一地區大抵位於天山以南，帕米爾高原以東，崑崙山以北，即當時清人口中的「回部」、「回疆」、「天山南路」。

＊＊譯註二：「因地密特」即intimate一字音譯。漢學家費正清曾戲稱，耆英寫給璞鼎查的信，遣詞用語猶如一封情書。

註釋

註一：鮑吾剛(Wolfgang Bauer)著，蕭(Michael Shaw)譯，《中國與幸福的追求》(China and the Search for Happiness., New York, 1976)，頁二五七。

註二：李汝珍著，林太乙(Lin Tai-yi)譯，《鏡花緣》(Flowers in the Mirro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5)，頁一一三。

註三：沈復著，普雷特（Leonard Pratt）譯，《浮生六記》(Six Record of a Floating Life., New York, 1983)，頁七。

註三：林語堂(Lin Yu-tang )的譯文，見《天下月刊》(Tfen Hsia Monthly), 一九三五年一月，頁三一六。

註四：有兩本博士論文，重新反思有關白銀問題與行商角色的一般傳統觀點；林滿紅，《貨幣與社會：十九世紀初的中國貨幣危機與政經意識形態》(Currency and Society: The Monetary Crisis and Political-Economy Ideology of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Harvard, 1989)；陳國楝，《中國行商的破產，一七六○至一八四三年》(The Insolvency of the Chinese Hong Merchants, 1760-1843., Yale, 1989)。

註五：馬士，《中華帝國的對外關係，卷一》，頁一二六。

註六：張馨保，《林欽差與雅片戰爭》，頁一三四至一三五。

註七：韋利(Arthur Waley)，《中國人眼中的雅片戰爭》(The Opium War through Chinese Eyes ., London, 1958)，頁四四、四六、四九。

註八：前揭書，頁四七；引言見張馨保，頁一六○。

註九：馬士，頁六二二。

註十：張馨保，頁一九一，馬士，頁二五三。

註十一：張馨保，頁二○六至二勿七。

註十二：馬士，頁二四一。

註十三：前揭書，頁六六一至六六二。

註十四：關於「復仇神號」的歷史與中國人對西方軍事技術的仿造，詳見萬拉漢(Gerald Graham)，《中國軍港：戰爭與外交，一八三○至一八六○年》(The China Station: War and Diplomacy, 1830-186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頁一一七至一一八、一八三、二一五至二一八。

註十五：（南京條約》的條文內容，引自赫司曾特(Godfrey Hertslet),《英國與中國、中國與外國強權的條約集，二卷》(Treaties etc.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China and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Powers, 2 vols., London. 1908)，卷一，頁七至十二。

註十六：馬士，頁三三，論〈望廈條約〉部分。

註十七：弗萊契(Joseph Fletcher),〈清朝在蒙古、新疆與西藏統治的全盛時期〉(The Heyday of the Chfng Order in Mongolia, Sinkiang and Tibet)，見《劍橋中國史，卷十》(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0., Cambridge, 1978),頁三七七至三八三。

註十八：費正清(John K. Fairbank)，《中國洽海的貿易與外交》(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頁一一三。

8 內部危機

南北的社會動盪

十九世紀前半葉，英國多次重創中國，這與中國內部萌生的不穩定互為因果。先前已論及許多不穩定的因子，包括人口增長對土地造成空前未有的壓力，白銀大量外流，文士難以覓得官職，龐大鴉片吸食人口帶來的沉重負擔，八旗軍戰力減退，和珅與其黨羽在官僚體系中所造成的腐敗風氣，以及伴隨白蓮教亂的起落而來的廣泛影響。

其他早在十八世紀末就已顯而易見的種種流弊，十九世紀初更是變本加厲。管理黃河與大運河疏濬、築堤的龐大官僚體系日益敗壞無能；因人設事造成冗員充斥，而朝廷用作疏濬、築堤的庫銀往往被中飽私囊。結果，大運河嚴重淤塞，而溝通黃河與淮河的大運河，亦無法維持正常的河道水位，嚴重削弱了江南漕糧北運的機制。漕運機制的崩潰又衝擊了大運河沿岸仰賴運送漕糧為生之工人的生計：漕運工人個個拉幫結派，藉以保障飯碗或稱霸一方。

鹽政也日益 敗。在清代，不管是沿海的蒸曬或是內陸的鹽井、鹽礦，理論上是由朝廷專賣。製鹽由朝廷一手控制，也由朝廷將鹽售予特許的鹽商，再由鹽商運往指定的地區販售。到了十九世紀初，鹽政的廢弛與隳壞致使鹽的私運現象迭興，而威脅到這套複雜的鹽務制度的運行。凡此經濟與組織弊病又刺激了後和珅時代官僚體系結黨營私、派系分立的現象。國之重臣開始各自形成次級的依附網絡，而攀權附勢者則是極盡搜括公共資源之能事，挪為己用。

也就在十九世紀初，為了防衛鄉里免受白蓮教眾、散民游勇，或沿海河濱的海盜等劫掠集團的襲擊，由地方士紳、地主所領導的團練、義勇這種有組織的武裝團體大量湧現。在其他地區，地方領袖則在國家無能之時，組織秘密社團來宣揚神秘的宗教教義並求自保。

吾人可言，私人利益嚴重腐蝕政府運作的畛域，而帝國的體系架構似乎已無法如往昔般伸張其權力。自一七九九至一八二○年在位的嘉慶皇帝，靠言語修辭，而非提出特定政策來澄清吏治。嘉慶言及節縮臃腫官僚員額是何等沉痛愷切，但開支依然高居不下。和珅的黨羽雖已翦除殆盡，但又有佞臣繼之而起，在朝中各結黨派。嘉慶與其子道光都拔擢了一批固守儒家美德的佐國宰輔，但這批股肱大臣對於困擾朝廷的國內外問題，卻無置喙的餘地。到了道光末年，群眾叛亂蜂起，稽延二十三年之久，幾乎葬送了滿清國祚。

這些動亂必須置於中國外交政策危機的脈絡中來看，所以也必須把這些動亂視為從白蓮教亂，以及在華北、華南一連串較為和緩但卻寓意深邃的危機所堆疊的階段。一八一三年林清在華北舉事，就是十九世紀初這類群眾叛亂的一例。林清生於一七七○年，他的早年算是城市貧民的境況略好而又無所寄託的一種典型。林父在北京任書吏，林清長於距京畿僅有數哩之遙的村莊，他略通文墨，曾在中藥鋪充當學徒，但不久即遭解雇，轉任更夫。林清在父親過世後設法承繼了書吏工作；於是憑恃職權之便，侵佔了部分用來修築大運河的工程款項，並將盜用的公帑開了一間茶鋪。林清因賭博而敗光家產，之後他便前往滿洲；還一度在滿洲做工。林清又南行到繁華富庶的蘇州，投靠卜居此地的姊夫；在蘇州，林清先後擔任糧政官員的隨扈與縣令的小吏。林清又北行，以拉縴往來於大運河的運糧船維生。回到京畿附近的故里之後，開始從事禽鳥買賣。

見過世面的林清加入信仰千禧王國、彌勒佛轉世的秘密宗教白蓮教，並習得一些神秘咒語歌訣。「每日東方發白，朝禮太陽，誦念真經」，林清這樣告訴一個追隨他的客棧小廝。「如此得以消除火、水、兵等災噩；倘遇凶年、天災，更可趁勢開創家業。」（註一）而林清用來召喚神靈的八字真經，即是「真空家鄉無生父母」。

地方官吏並未正視這類俗民活動，雖然林清曾於一八○八年因積極宣揚他的新觀點而遭到杖打，但是大致說來，林清還是能四處宣揚教義。他的信眾漸漸形成，並取得其他派別的領導權。在旁人眼裡，林清是一位適應力強、機靈總明、閱歷豐富，又熟諳醫理與官僚行事的人，所以能贏得數百名村夫，也居然能獲得一些宮中當差的、閹宦、落魄漢軍、包衣奴才對他的信任。林清的外甥後來向官吏供述，「他素日總是勸人入教，口能舌辯，人都說他不過要人的銀錢，說是種福，將來一倍還十倍，就信了他，給他的錢，我也從沒有見他還過。他又向人說，能知吉凶，也沒見什麼應驗。」（註二）有些許諾是十分驚人的，供奉林清一百文銅錢，在舉事成功之後，將來就可獲得一百畝（對華北的貧農而言，這是一筆豐厚的田產）的土地作為回報。

林清與其他有勢力的領袖結盟，益發躊躇滿志，開始自稱「未來佛」，亦即「彌勒」，是由「無生老母」派遣降臨人間，於即將到來的「劫」——即宇宙間的生成循環與無數世間的業報——拯救教眾於水火之中。我們從林清信徒所誦念的歌訣可以看出，「反清」色彩越來越濃，「單等北水歸漢帝，天地乾坤只一傳。」（註三）及至一八一三年，林清開始籌謀返京行刺嘉慶皇帝。

當時，林清的陰謀已經事跡敗露；地方官員從一位山東的生員，與兩位唯恐兒子涉及不法的父親處獲報。部分信眾被捕，遭到嚴刑逼供，是年夏天，爆發數起零星但劇烈的衝突；一八一三年底，少數林清的信徒進攻紫禁城慘敗。或許是冥冥之中自有定數，林清在「舉事」期間，仍然逗留在故鄉家中，在此被當地的衙役捕獲，押解送交刑部，而刑部的審訊官員則是不斷曉以大義，直言問道：「我皇愛民如子，但有人心，應無不感戴，天高地厚。你即係宛平百姓，更不比得遠省之民，皇上種種加惠百姓之處豈有不知，何至糾約多人，持刀突入禁城，雖畜類亦不至此，究竟欲何為？」林清回說：「幹出這種事來，總是我活該萬死，無福做太平百姓，自取滅亡，更有何說。」（註四）嘉慶皇帝對於這位企圖行刺他的無名之徒感到十分好奇，下旨親自審問。林清不願再多作辯解，凌遲處死，首級在河南示眾，意在警告仍在此間生事的林清教眾。由於林清舉事的地點鄰近京畿，且以皇帝為目標，所以林清的一生與舉事過程有個相當完整的記錄。而林清嘯聚信眾、積累銀兩、激化黎民百姓的不平之鳴，以及泛泛的宗教訴求等運作方式，卻成為往後數十年間華北其他類似團體的典型。這類團體雖可演成揭竿起義，但若無具魅力的領袖或是不尋常的天災推波助瀾，則大致還是維持平和、半合法化的行徑。

在南方也有誘發社會動盪的潛伏因子，不過其訴求焦點則有所不同。主導的力量是「三合會」（ Triad)，或稱「天地會」，此類秘密會社自有一套歃血誓盟、宗教儀式、兄弟關係。三合會於十八世紀末崛起於臺灣與福建，後在廣東、廣西漸漸坐大。許多三合會早期的幫眾曾是航行海上的舢舨或往來南方縱橫交錯水路的船員，有的則是城鎮裡的貧民。他們經常從事不法，如勒索、搶劫、拐騙，並受在縣城衙門當差會員的保護。迄至一八三○年代，三合會的堂口吸收不少農民新血；這或許是因為在南方通常是由強勢的宗族組織控制整個村莊，而三合會能為處在貧困邊緣的弱者，形成一種有別於宗族的自保形式與組織。一如白蓮教，女性通常也能入三合會，並得到在其他地方得不到的威望與角色。根據資料，比丈夫先加入三合會的女性，她們的家庭地位可能會凌駕在丈夫之上。有些女性會員則是瞞著丈夫加入。

三合會也高懸反清復明的大纛。他們的反清立場或許因為朝廷無能駕馭廣州的洋人，以及外國軍隊數度佔領廣州城而更形激烈。這些壓力又使朝廷難以積極行動，滌蕩潛在於內部的叛亂。由於更危險的叛亂團體雖然通常是聚集在如兩廣交界那種崎嶇不平、鞭長莫及的邊陲地帶，所以地方官員難以協調鎮壓行動。南方的緊張態勢復因世居高地的原住民搖族、壯族不斷抵制朝廷整頓地方組織而加劇。而在過去幾世紀以來逐漸往南遷徒、在廣東俗稱「客家人」的農民，又朝西南推進，進入廣西，與當地人因爭奪土地、工作發生激烈的衝突。

三合會的堂口以及在地方官府中的成員，透過參與地方團練而強化了勢力。林則徐在廣州曾鼓勵組織這種地方兵勇團練以對抗英國，而明末的地方士紳也曾以同樣的方法護衛鄉里，免受流民或清軍的侵擾。廣州的團練成了由鄉紳領袖、志願農民、武術派別的成員，或行業團體成員的複雜混合。一八四一年五月，這支混成武力在廣州城外的三元里遭逢英國的巡邏隊。這群拿著矛、鋤與少數槍械的義勇殺了一名英國士兵，並傷及十五名士兵，迫使英軍徹退。中國人將這次事件視為是團結力量抵抗外侮的一種象徵。

這種地方的武力組織對明、清來說，宛如一刀雙刃。若干士紳組織常設、訓練有素的團練，有效維持農村地區的秩序或巡防城鎮；義務逸逃的現象屢見不鮮，他們也許攜帶槍械並曾接受過訓練，或逃回昔日匪幫賊窟，或將習得的軍事技巧傳授給幫眾。一八四二年，隨著〈南京條約〉的簽訂，上海貿易量遽增，廣州的資源外流，這類非正式的團體也漸次滋繁。失業的船伕與苦力、窮困潦倒的工匠、三餐不繼的農民，都助長了這類意欲在徬徨年代找尋慰藉的疏離團體。

道光帝在一八四八年間達到高潮的廣州仇英事件時曾說：「尤必撫柔我民，所欲與聚，所惡勿施，以固人心而維邦本。庶在我有隱然之威，而在彼亦可稍折其囂然之氣也。」（註五）問題是，撫柔群眾暴行在朝廷而言，卻是一場危機四伏的賭局。

太平天國

一八四○年代在廣西東部貧瘠的農村，醞釀出中國有史以來最為嚴重、歷時最久的叛亂。激盪出這場叛亂的社會與經濟發展趨勢前已述及，但有一人的生活歷練與心智狀態賦予這場運動特殊的形貌。這人就是洪秀全，他費盡心力，以期打入士紳階級的最底層。一八一四年，洪秀全生於廣西一處困苦的農家，在家裡五名小孩中排行第四。他的雙親是自華中往南遷徙的客家人，他們胼手胝足，讓洪秀全接受教育，期盼他能功成名就。洪秀全雖通過初試，取得參加「生員」＊學品考試（即童試）的資格，但在一八三○年代初，洪秀全兩度落榜；設若取得「生員」品第，便有權服學袍，免除肉體刑罰，以及從政府取得凜糧銀。

＊譯註：生員是士紳階緩中最低一級的學品，即每個州、縣學或府學經考試錄取的固定數額學生，可參加鄉試，入選則為「舉人」，後參加會試，入選則為「進士」。而要取得生員資格，必須先經過「州縣試」、「府試」、「院試」。見張仲禮（ Chung-li Chang)著，李建榮譯，《中國紳士：關於其在十九世紀中國社會中作用的研究》（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一九九一年）。

對於任何一個有志仕途的學子而言，落第乃是奇恥大辱，但對洪秀全卻未必見得。他藉由遊歷廣州撫平胸中的鬱悶。一八三六年，洪秀全接觸了一位新教傳教士，據信是來自美國、受聘於美國「海員之友社」（ Seaman's Friends Society）在黃埔一帶傳福音的史蒂芬（Edwin Stevens)。像史蒂芬這類早期新教傳教士，縱使不諳漢語，並受制於清朝法令無法住在廣州城內，一八四二年後又得面對地方上的仇外情緒，不過還是有些貧民因其而信了基督教。就在華人信徒的協助下，他們著手把基督教義翻譯成中文。與史蒂芬共事的華人信徒（譯按，梁阿發）翻譯了若干《聖經》的段落刊印成冊，題名為《勸世良言》，發給了洪秀全一冊，或許還向洪說了些祝辭或解釋。

洪秀全既未仔細研讀這本小冊子，也未將之丟棄，他似乎只是約略瀏覽，嗣後便擱置家中。起初，洪秀全並未將這本小冊子的內容與他在一八三七年三度落第之後的一連串異夢、異象聯想在一起。在這些奇異的情景中，洪秀全曾和授予他寶劍、鬚髯金黃的老人，以及教他如何斬殺邪魔、洪稱之為長兄的人談話。就在經歷過這些異象之後的六年內，洪秀全充任村莊塾師，並準備科考。然而第四度參加「生員」學品科考又落榜後，洪秀全翻開這本基督教的小冊子整個讀過。洪秀全剎時恍如大夢初醒，六年前他在異象中目睹的那兩個人，必定是這本冊子所提及的上帝與耶穌，因此，洪秀全自己也必是上帝之子，耶穌基督之弟。

洪秀全猶如三十年前的林清，也能憑恃領導魅力與虔誠信仰，讓人相信他的精神力量。但洪秀全不似林清，並非透過地方宗教網絡來秘密行動，而是公開宣教，為信徒施洗，搗毀孔子與祖先牌位。

洪秀全的行徑雖引發地方人士的義憤，他也因而逃回廣西，但並未驚動官府，所以得以繼續傳教。洪秀全於一八四七年返回廣州，並師從美國南方浸信會的傳教士羅孝全（Isaachcr Roberts）研讀《聖經》，此時《聖經》業已大致迻譯成中文。是年稍後，洪秀全雕開廣州，加入密友、早期的信徒之一（譯按，馮雲山）在廣西東部的紫荊山中所組織的「拜上帝會」。

在這窮鄉僻壤的山區裡，洪秀全的運動迅速擴展，吸引不少客家人、壯族，與傜族的信徒。到了一八四九年，信徒已約有一萬人。洪秀全或許是受到入會的三合會會員的影響，意識形態融合了締造基督徒社群與反清的思想，而在動人心魄的言辭中，宣佈向奸邪挑戰。想想呂留良攻訐統治王朝的言詞溫和得多，仍在死後被挫骨揚灰的命運，我們不得不讚佩洪秀全的勇氣與莽撞。然而對洪秀全而言，統治王朝代表的是一種特殊的挑戰：滿人是與「皇上帝」對抗的「閻羅妖」，「皇上帝」的純潔性在中國存在已久，只是儒教的力量讓中國人偏離了正道。

洪秀全熱切的言詞吸引了一批忠誠的信徒。在洪秀全的幕僚中，住在紫荊山、目不識丁、孤苦無依、以燒炭過活的楊秀清天生善於謀略；十九歲的石達開出身當地富裕的地主世家。石達開說服家人追隨洪秀全，並捐了十萬銀兩。信眾還有一批擅長爆破、挖地道的當地礦工，他們在廣西東部山區匯聚，後來專門攻城破牆。除了礦工之外，很多追隨者各有所長：典當商（經營財貨買賣）、朝廷胥吏（建構官僚組織）、前官軍或地方團練，以及至少兩名著名的女匪酋與數名河域上的船匪。

迄至一八五○年，洪秀全的新舊信眾已逾兩萬人，待宗教運動組織已成，便開始訓練兵丁，製造武器，綜整軍事組織；通過嚴格的訓育以革絕腐化、邪淫、吸食鴉片的陋習，行基督教的禮儀，男子不薙髮垂辮，改蓄長髮（譯按，故俗稱太平天國為「長毛」），依母親、妻子、女兒等身分編入由女官負責的姊妹館。透過這種種措施，拜上帝會的地位非地方匪幫所能比。一八五○年，道光皇帝駕崩，繼位的咸豐皇帝（在位期間一八五一至一八六一年）自西北召回一八四五年流戌邊疆的前禁煙大臣林則徐，再次命為欽差大臣剿滅亂匪。但林則徐病逝於趕赴紫創山的途中。

一八五○年十二月，朝廷派遣前去敉平紫荊山洪秀全的官軍遭到重挫，領軍的滿洲將領被殺。一八五一年一月，洪秀全聚集拜上帝會的教眾，宣佈成立「太平天國」，自任「天王」。在朝廷增調兵力的追剿下，太平天國被迫撒離紫荊山，轉戰於兩廣交界，直到一八五一年秋天，洪秀全迂迴北行，佔領永安，並取得大批銀兩、糧食，同時吸收新的信徒，太平天國教眾劇增至六萬人以上。

現在，太平天國的命數受到新頒行、定七天為一週的基督教太陽曆（新曆法因計算有誤，使得太平天國星期日其實是基督徒的星期六）＊導引，太平軍於一八五二年春天再次向前推進。他們轉而進攻廣西首府桂林，雖未能攻克，但由客家女性新編成的隊伍卻展現出足堪表率的勇氣，動績卓著。（客家女性為了在山間辛勤農耕，所以不似中國其他女性綁小腳。）是年夏天，太平軍向湖南挺進，圍攻長沙，與官軍周旋兩個月而不下。太平天國為了贏得民心歸向，在此地頒發的檄文措辭更為激烈：「中國尚得唯有人乎？妖胡虐焰墦蒼窮，淫毒穢宸極，腥風播四海，妖氛慘於五湖，而中國之人反低首下心，甘為臣僕。」（註六）

一八五二年十二月，太平軍突破了僵持不下的戰局，幾乎兵不血刃就進入洞庭湖東岸的岳州城。岳州財帛富饒不似過去太平天國轉戰的那些貧瘠地區，所以太平軍搜括了大批的戰利品、五千艘船隻，以及堆積如山的軍械火藥。（其中部分槍械是兩個世紀前，三藩之亂敗北之後，吳三桂遺留此地的，當時仍堪使用。）此後，一連串難以置信的戰果接踵而至：是年十二月攻克漢口，一八五三年一月攻陷武昌，這些戰果使太平軍取得更為大型的船艦，並從府軍掠奪了一百六十萬兩白銀。一八五三年二月，太平軍在幾無抵抗的情形下攻克安慶，又在此地搜刮三十萬兩白銀、一百門大砲與大批糧秣。三月，太平軍進逼僅有微薄兵力駐防的重鎮南京城，埋設炸藥炸毀城牆，砲轟城中心，由假扮成僧侶、道士的太平軍滲透城內，最後，終於攻佔了南京。

南京城內的滿人約有四萬人，其中五千人是兵丁，太平軍入城後，滿人兵丁即徹退至內城，在太平軍一波又一波的攻勢下失守。在戰爭中倖存的滿人，無論男女老幼，悉數遭到焚燒、刺戮、溺斃。這是洪秀全展現掃蕩滿妖決心的方法。三月底，洪秀全頭戴皇冠，身穿龍袍，由十六人金黃大轎簇擁入南京城，駐蹕在前明皇殿中。

＊譯按：關於太平天國天曆的星期會比陽曆的星期早一日的問題，有各種解釋，其中值得注意的一種說法認為天曆因連《舊約》耶和華十誡以安息日為禮拜日而來。曾經教洪秀全研讀基督教的美國傳教士羅孝全，自述淤一八六○年九月二十二日星期六抵達蘇州，那天正是太平天國的禮拜日，就曾說過：「那天是太平天國遵守的禮拜日，他們用的是猶太人而不是基督徒的禮拜日。」此外，亦有考據指出，咸豐年間的「時憲書」本身有誤，而導致天曆錯誤可參考羅爾綱，《太平天囚史叢考丙集》（北京：三聯書店，一九九五年）。

太平天國「天朝」以南京為大本營，在天王洪秀全統治下，歷時十一載（自一八五三至一八六四年）。但洪秀全不久就把權力授予楊秀清，而楊顯然讓太平軍深信他本人即是「聖靈」，是上帝的聲音，所以他的命令皆是直接得自上帝，在位階上優先於耶穌之弟洪秀全。無論在理論上或實際上，太平天國所施行的政策都是十分激進的，蘊含了濃烈的禁慾主義色彩，嚴格要求男女分館，嚴禁吸食鴉片、賣淫、舞蹈、飲酒。財富全部歸於國庫，理論上為全民所有，既然太平天國在行軍途中和在南京城，總計沒入逾一千八百萬兩白銀，似乎保證了天朝的繁榮。考試制度上，改以《聖經》的中文本，以及洪秀全闡釋宗教啟示的著作及其文學作品為依憑，開科取士。女性則依居住地與行政單位組織起來，得以為官，科舉中並特別為女性開設「女科」。

太平天國的政策以土地法最引人矚目。整合地方兵丁甄補制度的「天朝田畝制度」或許是中國歷來人力組織最富烏托邦色彩、最全面性、威權的制度設計。所有的土地按家庭人口數，平均分配給太平天國與其支持者的家庭，男女的土地所得均等。除了維持家庭生計的必需品之外，每一戶必須把生產所得盡歸國庫共有。每二十五戶（譯按，為一「兩」）由一「兩司馬」統轄，負責登錄財貨、論斷訴訟、監督青年人的《聖經》與太平天國教義的教育養成，在安息日執行基督教儀式。此外，兩司馬亦從所轄的家庭中遴選壯丁至軍中服役。被挑選出來的壯丁均須接受嚴格的訓練，被授以使用暗號、武器與設陷阱的技能，以及在戰鬥中醫療救助傷患的知識。從天朝南京大本營派出大軍，一來向東、向北擴張勢力，一則甄補兵源糧秣以維持駐防軍力。太平天國的建立似乎誠如向世人所作的昭告——「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註七）

雖然擁有軍事和意識形態上的狂熱及完美統治的烏托邦夢想，太平天國終究無法推翻滿清，反倒遭其殲滅蕩平。何以在如此富烏托邦色彩的國號下，以迅雷之勢席捲中華的太平天國，最後竟落得一敗塗地？

太平天國的敗因之一是集體領導制度。源自創教之初的兄弟情誼，洪秀全分封太平天國幾位重要信徒為「王」，在洪的指導下共同治理太平天國。但其中兩位才幹出眾的領導人（譯按，南王馮雲山與西王蕭朝貴），死於一八五二年的戰役中，其他功勳彪炳的功臣，特別是在紫荊山時代就追隨洪秀全的東王楊秀清、翼王石達開又得不到他的信任。

在洪秀全的授意下，僭取大權的楊秀清於一八五六年一場慘暴的宮廷陰謀中遭暗殺；而不負昔日承諾，成為太平天國最偉大將領石達開則在母親、妻子同遭政敵殺害後出走南京。石達開企圖在四川建立獨立政權，但一八六三年中官軍埋伏，歿於四川。

傑出的輔弼之士一一翦除後，重新掌握實權的洪秀全卻又猶豫畏縮。他的作為處處顯現出致命的無能與欠缺明確的目標。攻陷武昌後，洪秀全錯失揮師北上直搗京城的良機；佔領南京後，洪秀全亦未趁勢傳播太平天國的創新體制。他反而沉溺於官能逸樂與神秘主義的宮廷世界中；洪秀全的身旁妻妾成群，《聖經》中從〈創世紀〉到〈路加一福音〉，處處都有他的天啟與「天職」，洪秀全未能利用反清聖戰中攸關黎民百姓的潛在議題，也浪擲了他虔誠宗教領袖的名聲。

洪秀全無法訴諸反清情緒正是太平天國陷入孤立無援的徵兆，縱使當權於南京時亦復如此。倘若太平天國政權能維持南京的繁榮，而洪秀全又能在此獲得民心，而締造穩固根基，太平天國或許還不至於灰飛煙滅。但南京城的漢人，發現太平天國佔領者（多數為客家人）奇特的裝扮與口音，大腳的女人，怪異的程度不下於洋人與滿人。南京城民怨恨太平天國斷絕了往昔的經濟生活，因為天朝企圖設立天庫並管制市場，依據性別、職業讓百姓分館而居，甚至意欲施行嚴格規範人民行為模式的法典。緬懷昔日清朝的統治，或充當朝廷細作，或變節投靠官府，均是消極抵制太平天國政權的慣見方法。（註八）相形之下，清兵入關初期，多爾袞所採取的彈性政策較能為尋常百姓接納。

在南京之外，太平天國的農村政策同樣宣告失敗，對信徒而言，財富共享與土地均分的夢想仍未實現。即使在太平天國經年統治下的江蘇、安徽、浙江等地，以及間歇控制的北方與西部，他們缺乏足夠的決心與人事推動激進的土地改革，農民最後還是得照舊交糧納稅。維持大軍需要時時補給糧秣，所以太平天國經常派出搜索小隊在幾百哩內的農村去搜括。後勤補給的需要，以及經常與官軍——他們也需要糧草——作戰的耗費，導致中國最富庶的區域一度淪為荒漠。

太平天國也無法與另外兩股叛亂勢力相互呼應：北方的捻亂與南方的紅巾軍。一六三○年代，反明叛軍李自成、張獻忠試圖尋求與其他匪酋結為同盟，假若太平天國也能協調行動，滿清政權勢必崩潰瓦解；尤其，清廷此時又必須面對西方強權的欺凌。但太平天國的禁慾主義與其宗教主張的極端本質，難與其他反叛勢力建立同盟關係。

太平天國同樣無法取得西方人的認同。西方人（特別是傳教士）起初對基督教革命勢力許諾社會改革，挫敗垂死執拗的滿人的前景感到雀躍不已。但傳教士漸漸發現，洪秀全對基督教教義的詮釋悖逆正統，而貿易商則恐懼太平天國會強力查禁鴉片。最後，西方強權決意支持滿清，以免太平天國奪取上海，損及自身貿易利益。自一八五三年迄一八五五年初，隨著三合會秘密會社的成員控制了上海的華人地區，太平軍攻克上海似乎易如反掌。當太平天國的叛亂已是強弩之末，在蒸汽動力、吃水淺的砲艦護衛下，一支外國傭兵與清軍並肩作戰，一同對抗太平天國。這支名為「常勝軍」的傭兵，是由來自美國麻薩諸塞州的冒險家華爾（Frederick Townsend Ward）領軍，華爾死後，遺缺由信仰虔誠的英國砲科軍官「中國的戈登」（Charles "Chinese" Gordon）接任。

清朝政權得以存續的另一項因素，是有一批忠心耿耿、不屈不撓的漢族封疆大吏在滿洲八旗不敵太平軍時，起而對抗太平天國。這批接受儒學教育的文士警覺到太平天國威脅了祖宗基業，痛心太平天國依恃基督教攻訐傳統的價值體系。其中又以湘籍要員曾國藩最為重要；一八五二年，曾國藩因丁憂回籍，而率先興辦團練護衛鄉梓。曾國藩與兄弟協力統合地方士紳業已動員的強悍農民鄉勇，造就一支訓練有素的部隊。由於湖南八旗駐軍戰力低落，當地官員又駑鈍蒙昧，無法維繫地方團練，所以曾國藩的兵勇成為官軍以外的重要防禦力量。以湘江為名的「湘軍」成為太平天國的死敵之一，並在清政府克復南京城的過程中扮演關鍵角色。

概括而論，湘軍的成軍代表了地方團練在抵抗太平軍的無比彈性與精銳戰力。太平軍因為無法贏得士紳階級的認同而處處遭到無數由華中、華東士紳組織以捍衛鄉里的地方團練之掣肘。即使地方團練的崛起凸顯了滿清的腐敗，但朝廷還是認為地方團練有存在的必要，這些團練士紳地主因而擁有更多的權力。團練領袖藉由開徵貨物過境稅「釐金說」以支撐其軍事冒險，經得起持久戰的消耗。等到整個地方團結一致，抵抗長毛，太平天國就越來越難取得糧秣給養與兵力甄補。

太平天國政權的致命僵化在試圖大瞻改革與「西化」統治模式而告失敗便可看得很清楚。這項大膽創新係出自洪秀全族弟洪玕斤之手，他曾在廣州與傳教士一同研習，是拜上帝會的創始信徒之一。太平天國叛亂之初，洪仁玕卜居香港，因而熟諳港英殖民政府的運作模式。一八五九年，洪仁玕喬裝成大夫，循陸路趕赴南京，受到天王熱烈的歡迎，拔擢為「丞相」。洪仁玕草擬〈資政新篇〉，於一八五九年底上呈天王。洪仁玕計畫在太平天國轄下建立法制架構，興辦銀行，籌建高速道路，造火輪車、汽船、開設郵亭、新聞館；禁革占卜、殺嬰陋習。除了開設新聞館以流通訊息之議被洪秀全批示「此策現不可行，恐招妖魔乘機反間，俟殺絕殘妖後，行未遲也」外，其餘洪秀全的批語都是「此策是也」。（註九）但太平天國始終未採取具體步驟來施行上述改革。洪仁玕擘劃奪取長江上游的大戰略終告失敗，他下令大舉反擊蘇州、抗州的行動也被官軍擊退，太平天國已失民心。

誠如曾國藩上奏所誇言，「今則民聞賊至，痛恨椎心，男婦逃避，煙火斷絕。賊行無人之境，猶魚處無水之地，必窮之道，豈有能久之理？」但一八六四年七月，洪秀全歿後——其究係自殺或病故並不清楚——官軍直搗南京，曾國藩在奏摺中的語氣不無畏懼：「此次金陵城破，十餘萬賊，無一降者，至聚眾自焚而不侮，實為古今罕見之劇寇。」（註十）

西方壓力與馬克思的觀點

無論是委由洋人職掌「上海稅務司」徵收關稅，或讓洋軍官率領「常勝軍」直接參戰，西方人於一八六○年代初所提供的援助是滿清消滅太平天國的重要因素之一。西方人之所以願意伸出援手，關鍵還是基於國際事務的考量，英國再次在其中扮演要角。英國對〈南京條約〉的結果感到失望，對清廷的冥頑不化感到不耐，所以當滿清受到太平天國擴張的威脅時，英國的回應是作壁上觀。還決意依約而援引「最惠國待遇」的條款，要求比照一八四四年的中美條約，每十二年酌審條約內容。於是英國政府在一八五四年強力訴請中國重新協商一八四二年的〈南京條約〉。

英國外相已經預知此舉必定困難重重，他致函香港總督提及：「中國當局可能藉口反對，此刻局勢不宜著手進行此項工作。」（註十一）不過他還是建議向清廷提出一系列相當可觀的要求：包括允許英國人進入中國內地，否則開放的區域應擴及浙江全省沿海、長江下游至南京等地區；鴉片貿易的合法化；取消外國進口商品的內陸過境稅；鎮壓海盜；管制中國勞工的移民；英國大使駐節北京；修約後條文若有疑義，解釋應以英國而非中國觀點為準。

英國因涉入「克里米亞戰爭」（Crimean War)而與俄國兵戎相向，為求謹慎，聯合美、法兩國共同向抗拒修約的清廷施壓。英國藉口清廷非法搜查已在香港註冊的船隻「亞羅號」（Arrow），而於一八五六年底興兵啟釁，意欲再次對廣州採取軍事行動。但英國的軍事行動因印度爆發激烈叛亂，加之興兵東亞的主張不為一般英國人民接受，而有所拖延，遲至一八五七年十二月才佔據廣州，並將素懷仇外敵意的兩廣總督葉名琛送至加爾各答扣押。英軍幾循一八四○年的路線北航，一八五八年五月，英軍攻戰戰略要衝大沽砲臺，天津岌岌可危。六月，英軍前進北京的通衢已通暢，清廷不得不同意簽署新約。基於最惠國待遇原則，英國在此役的斬獲與其他強權一體均霑。

一八五八年的〈天津條約〉條件極其嚴苛。英國大使與隨從眷屬、官員得駐在京師，依其意租賃房屋。基督教公開傳教受到保護。准英國人民持照前往中國內地各處遊歷，在通商口岸百里內行動，則毋須請照。俟肅清長江上下游賊匪後，英商船隻可溯流至漢口各地通商，長江流域另開放四個新的條約口岸（譯按，漢口、九江、南京、鎮江）。除此之外，再立即開放六口岸：一在滿洲（牛莊）、一在山東（登州）、二在臺灣（淡水、台南府）、一在廣東（汕頭），海南島有一（瓊州）。

〈天津條約〉也規定外國進口貨物的內地過境稅降至百分之二點五。秤碼、丈尺悉依粵海關部頒發定式。官式文書往來俱用英文。各式公文論及英國官民不得用「夷」字。英國船隻因追捕海盜得自由進入中國任何港口。在一紙有關各項商務協議的附約載明：「洋藥（譯按，鴉片）准其進口，議定每百觔納悅銀參拾兩（約一百三十英鎊），惟該商止准在口銷賣，一經離口，即屬中國貨物；衹准華商運入內地，外國商人不得護送。」此一條款實已牴觸嚴禁鴉片買賣與吸食的律例。英軍得償夙願後，旋即退出天津，將大沽歸還清廷。

英國原本期望中國束手就擒，但中國不肯，也無意遵守允許外國使節駐蹕京師的條款。一八五九年六月，英軍為了強制履行新約，再次攻擊已強化守備的大沽要塞。經過一番激戰，美國司令官塔特諾（Josiah Tattnall)還違背美國政府中立原則的宣稱，高喊「血濃於水」（註十二）而援助負傷的英國海軍司令官何伯（James Hope），但英軍還是被逐退了。大沽一役遭到挫敗後，英國在一八六○年派遣一組談判代表循不同的路線抵達北京，但卻遭清廷扣押，若干代表被處決。英國首席談判代表額爾金勛爵（Lord Elgin）決意狠狠教訓滿清政府一次，於是下令軍隊向北京挺進。一八六○年十月十八日，英軍奉額爾金之命，火燒圓明園！這座位於北京美輪美奐的避暑行宮，是為了取悅乾隆而依耶穌會建築師的藍圖建造的。英軍不攻擊紫禁城，主要原因是顧及若遭摧毀皇城，則天朝受此恥辱恐難逃崩潰。

咸豐倉皇出走熱河，授命的皇弟恭親王收拾殘局。談判已無迴旋的餘地，就在圓明園化為灰燼之日，恭親王再次確認一八五八年的條約條款。另在〈續增條約〉（譯按，通稱〈北京條約〉）中，皇帝聲明，對於與英女皇的換約代表發生嫌隙一事表示「甚為惋惜」，更應允八百萬兩的賠款，允許華民上英國船隻（此條款的立意主要係便於華工出口），開放天津為通商口岸，割讓粵東九龍司一地歸英屬香港。自此之後，「條約制度」到了開花結果的階段。

隨著新的利益一一成為條約文字，並深信恭親王將會致力履行條款，英國轉而支持滿清政權。但其行事邏輯其實非常清楚：即設若清廷擊垮太平天國，西方人就能繼續保有甫獲得的成果；假使太平天國推翻了滿清，縱使是在洪仁玕提倡的那種「半西化」改革之下，西方人或許還是得另起爐灶，重新進行冗長煩人的談判。

冷眼旁觀這些國際上的變化的馬克思（ Karl Marx）長期觀察太平天國的發展，更關心英國的對外政策。他曾於一八四八年與恩格斯（ Friedrich Engels）合撰《共產黨宣言》（ Communist Manifesto）。馬克思因思想激進而被逐出日耳曼及法國，一八四九年定居倫敦，以英國為家。到了一八五三年，馬克思所寄望的歐洲革命浪潮紛遭反動政府鎮壓而漸趨平息，於是他轉向中國，想為革命巨變依然可期的信念找到佐證。

就在太平天國佔領南京城的同一年，馬克思寫道，他深信中國源源不絕的反叛力量，終於「匯聚成一場勢不可儅的革命」，雖然馬克思並無法確定太平天國的革命會採取「宗教、王朝還是民族的形貌」，但他堅信，太平天國運動的崛起實歸因於英國以船堅砲利強行打開鴉片貿易市場。就在中國結束閉關自守的孤立狀態後，粉碎了滿清皇朝統治權威的神話，同時，曾經高高在上的官員紛紛陷入走私鴉片、聚斂私財的循環中。結果，「解體必隨之而至，一如封存在棺木裡的木乃伊，一接觸新鮮空氣必將解體。」（註十三）

馬克思以為，中國解體的結局將是波瀾壯闊的景象，因為西方強權越來越仰賴以印度生產的鴉片平衡中國的貿易，並以貿易稅收支撐國內財政，這是西方強權所不可或缺的。據此，馬克思寫道：「中國革命將把火星拋到現代工業體系滿載煤礦的礦坑中，引爆醞釀已久的大危機，這個危機一旦擴及國外，隨之而來的將是歐陸的政治革命。」（註十四）馬克思此一觀察無疑是三十年前，黑格爾斷言中國將被迫拖入現代世界之天啟式的說法。

迄至一八五○年代末，中國局勢的演變卻未直接衝撞歐洲社會。不過馬克思還是密切關心英國帝國主義在華的新階段，亦即「亞羅號」事件以及先後促成了〈天津條約〉、〈北京條約〉的戰爭。馬克思把英軍砲轟廣州的舉動，與華克（ William Walker）「將軍」非法入侵加利福尼亞州（California）、墨西哥、尼加拉瓜相比較，並懷疑「世界文明國家是否會同意，為了違反所謂的空泛外交禮節規章的理由，而未事先宣戰就入侵一個和平的國家。」然馬克思亦注意到，英國會竟於一八五七年三月譴責巴麥尊掀起戰端，結果導致國會解散，舉行改選，馬克思因而稱之為「巴麥尊獨裁」（註十五）的終結。

巴麥尊在選舉中東山再起，英軍復與中國開戰，馬克思僅能滿心無奈，反覆重申，議會整個運作過程令他有不正義的感覺，以及此舉對立憲政府所造成的威脅。但馬克思也一針見血指出，對中貿易不會如英商殷殷期盼持續擴張，因為中國已無法消化大量的鴉片和從英國進口的商品。他也指出，在漫長的談判中，斬獲最豐的是俄國。俄國雖在克里米亞戰爭失利，但已經將鐵路網絡擴展至東亞，進一步強化了她在朝鮮北方海岸線的勢力，並佔據了黑龍江流域的龐大土地，而遠在康熙、雍正二朝締結的〈尼布楚條約〉、〈恰克圖條約〉中，曾將俄國的勢力逐出這一領域。

馬克思緊隨三十年前黑格爾提出的觀點，將世界史區分為四個「生產方式」階段，即「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與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顯然古代―封建―資產階級這種序列在歐洲的世界具有編年與分析意義。這種說法也的確提供了一種方式來概括自希臘羅馬時代蓄奴的大帝國，歷經中世紀歐洲的封建時代，迄至以商業為導向和獨立自治之城市政府的崛起。但是「亞細亞」模式僅具地理意義，它不在另外三者所構成的時間序列之內。儘管馬克思認為這四種生產方式體現了「社會經濟演進的幾個時代」，但實際上他又步上黑格爾的後塵，把中國（與印度）排除於世界歷史的進程之外。亞細亞模式並未被納入後來歷史發展模式之中——它只不過在這套模式之外踽踽獨行。

馬克思在一八五九年的《政治經濟批判》（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中提出了強而有力的通則：「無論社會形態為何，在其所容納的生產力全部發揮出來之前，絕不會滅亡；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於舊社會的胎胞裡成熟以前，也絕不會出現。」（註十六）或許馬克思採納亞當?斯密的分析，中國正在耗盡她所能「容納」的生產力，但馬克思也認為，西方人有能力將「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的種籽深埋在中國的土壤裡，因為中國（馬克思在別處寫道）擁有一種「化石般的社會生活形態。」（註十七）所以在某種意義上，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摧毀中，也蘊含了建構設性的效果：弱化中國的傳統結構，加速了無產階級革命成功的到來。

馬克思對中國的觀照在此打住。到了一八六二年，他日益厭倦、好譏諷有關太平天國種種恐怖行跡。馬克思亦未因新的叛亂——即在太平天國遭掃蕩之前就開始在中國北方蔓延的捻亂——的迅速爆發而稍感寬慰。誠如他與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以生動的筆調所敘述的：雖然「這危險的階級、社會的渣滓，是舊社會底層中消極腐朽的部分」，有時也會被捲入革命運動的洪流，但最後不免又會搖身一變，作為「反動陰謀家行賄收買的工具」。（註十八）

然而在馬克思其他有關中國的文章裡，我們依然可以清晰覺察到在他腦海中縈繞的一個堅實觀點。馬克思反思，歐洲反動分子在不久的將來，面對與之對抗的憤怒無產階級，而奔逃至他們曾經視為保守力量的最後堡壘尋求庇護，那時他們可能會錯愕地發現，在長城上鏤刻著幾個顯眼的字樣：「中華共和國：自由、平等、博愛。」（註十九）

捻亂

一般把捻亂爆發的時間定在一八五一年，即太平天國正式宣佈成立的同一年，但究其濫觴實可追溯至一七九○年代流竄於淮河以北的盜匪，特別是在山東西南、江蘇西北、河南東中部與安徽北部的數省交界地帶。「捻」這個字在中國亦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或因打家劫舍時臉部塗抹偽裝而得名，或指在夜晚搶劫民宅時捲紙作為照明的火把，或者僅指賊匪飄忽不定的作亂形態。

捻匪不似太平天國，並沒有旗幟鮮明的宗教淵源、政治立場、戰略目標，或統一的領導。但在十九世紀的前半葉，捻匪的數量或勢力均日益坐大。若干捻軍與白蓮教團體、「八卦教」（Eight Trigrams)教眾或三合會彼此掛勾，有的則是與靠販運私鹽營生的鹽梟互通一氣。不過捻匪大都是貧農出身，他們在土壤貧瘠、寒風刺骨，以及因水利系統年久失修而導致洪澇頻仍的惡劣環境中苟活。當地普遍殺女嬰的風氣使得性別比例嚴重不均；捻匪之中，約百分之二十的人無法成家，致使他們無以寄託、行綜不定，不論何時，均得以嘯聚結黨，流竄各地。地方鄉里雖然透過成立鄉勇，構築城牆，編組巡邏等方式護衛桑梓，但捻匪依然能襲擊鄰近村莊，掠奪農作物、搶劫鹽商的運輸船隻、綁架富裕地主，甚至劫獄以救同夥。

一八五一年後，江蘇以北部爆發嚴重洪災，使原本的艱困生活雪上加霜，與捻匪素有瓜葛的百姓群起暴動，被朝廷視之為叛亂。一八五五年，太平天國佔據南京兩年後，黃河水位暴漲，衝垮開封一帶的主要河堤，造成黃河改道，轉向山東半島北岸灣口出海；隨之而來的災難讓捻匪的聲勢坐大。此時，捻匪的組織形態也更趨緊密：一八五二年，十八個捻匪組織的首領公開推舉皖北大地主、販賣私鹽為生的張樂行為共主。一八五六年，張樂行被公推為「盟主」，建號「大漢明命王」。捻匪劃分為五大「旗」，分別以不同的顏色命名，而每一旗則是由各鄉里間同姓的叛亂者組成。

捻軍中能打仗的可能只有三萬到五萬不等，但他們造成的影響卻與人數不成比例。捻軍中有許多人是騎兵，又擁有槍械，所以得以切斷京師和包圍南京城的官軍之間的聯繫。在淮河以北，捻軍構築厚城，挖掘深壕，並配備大砲防守，建立許多根據地，使他們的軍隊在蹂躪村莊後得以撒退至安全地帶。此外，也有其他村莊市鎮自行搆築防禦工事，以逐退叛亂團體，故在淮河以北，各式鄉勇縱橫交錯。擁有防禦工事的村莊會與鄰近的捻軍城寨訂立「和平條約」，約定互不侵犯。有時，還會支付銀兩或鴉片權充「保護費」。

這一帶農村殘破的程度無法正確估計，但勢必十分嚴重。張樂行在一份報告中寫道，若躲避捻軍，地方百姓的生活就更悲慘。「但我兵所過，爾等自相驚恐，攜資逃避。無賴之徒，乘間截奪。家無守戶，又被其燒。及至回歸，兩地皆空。是有救之名，而成害之實也。」（註二○）捻軍首領縱使三令五申；嚴禁姦淫擄掠，但遏阻作用卻是微乎其微。對兵丁而言，在荒蕪的農田裡搜尋蔬菜、狩獵野味、綁架富賈、劫奪地方商隊都是家常便飯。有時捻軍在返回根據地途中，賤價出售在別處洗劫的戰利品，以博得地方上的聲望。

捻軍的頭號勁敵是僧格林沁將軍，他出身北京蒙古王公之家，曾任「領侍衛內大臣」。一八五三年，僧格林沁在距天津不到二十五哩處擊潰北探的太平軍，一八五九年更以完備的防禦工事在大沽逐退來犯英軍，從而威名遠播。但在一八六○年，因防守失利讓英軍長驅直入京師而被降罪，同一年稍後，僧格林沁承命剿滅捻亂。僧格林沁驍勇剽悍，帶領一支滿、蒙組成的精銳騎兵，追擊捻軍不捨，最後在皖北合圍捻軍，斬殺了張樂行。不過僧格林沁同樣讓地方百姓懼怕；他放任兵丁恣意踐踏市井小民，據聞他在伸出援手之前還曾向地方索賄。誠如一名官員所說：「詎知官兵之擾害，更甚於賊。」（註二一）

其他捻匪酋首很快就取代張樂行的地位。他們成功發展出一套游擊戰略，得以自官軍的攻擊中全身而退，官軍最後兵疲馬困，並受制於地形而逐漸割裂為小單位。此時，重新整軍的捻匪就能以帶矛步兵、攜劍騎兵的優勢兵力打擊官軍。捻軍經常採取嚴酷的堅壁清野戰略，把官軍誘入寸草不生、住屋船舶盡毀、水井已用石頭封死的地方。一八六五年，捻軍正是利用這種作戰策略，誘使僧格林沁的軍隊在江蘇、河南與山東三省之間疲於奔命，最後僧格林沁誤中埋伏被殺，捻匪奪取逾五千匹的戰馬。

朝廷為因應變局，隨即召喚剛贏得南京大捷的曾國藩，命其督師剿捻。除非曾國藩能籌謀周詳，在江蘇、安徽、河南，與山東四省建構軍事據點，並加強主要河道、運河的防禦工事以運送糧秣，否則無法徹底剿滅捻匪。此計畫還需挖掘運河、溝渠，以阻擾捻軍的騎兵活動，並以籠絡政策與甄選新的村長等手段，有系統地爭取各方村民作為後盾。不過此一戰略部署未竟全功，因為四省巡撫無法通力合作，加之南京城收復後，曾國藩即解散不少湘軍精銳之師。故曾國藩在剿捻時就只能倚重同僚李鴻章麾下的軍隊，此時李已位兩江總督要津。李鴻章能穩定供給曾國藩所需的軍餉，而曾的兵勇大都徵募自安徽，以流經皖北的河流為名的「淮軍」，但這支軍隊卻未能完全聽命於曾國藩。於是朝廷將兩人職務對調，由李鴻章出任剿捻統帥，曾國藩轉任兩江總督。

這次職務對調凸顯了權柄流入地方團練將帥手中後，形成的政治新格局的複雜性。李鴻章將政治生涯平步青雲歸於曾國藩的提攜，因其年輕時擔任過曾國藩的幕僚。李、曾二人的政治生涯不僅錯綜糾結，還各自指揮一支軍隊。李鴻章在剿捻之初也曾遇到類似僧格林沁或曾國藩所經歷過的逆境。捻軍總是有辦法突破封鎖線逃逸，甚至還往西北流竄，遠抵陝西，而進到西安、延安。誠如李鴻章的敘述：「賊綜飄忽，我軍與為躡逐。」（註二二）然而漸進、穩健的消耗戰，導致分裂的捻匪於一八六八年全面潰敗。按中國人的標準，淮軍的餉銀十分優渥，且忠於李鴻章及麾下諸將的指揮。他們使用購自洋人的來福槍與西式大砲，在北方水域開始部署砲艇。另外有外國武裝戰艦——其中有兩艘戰艦名為「孔夫子號」（Confucius）、「柏拉圖號」（Plato)——在山東沿海往來巡邏，防範捻匪逸逃，威脅到因〈天津條約〉、〈北京條約〉條款而蓬勃發展的貿易活動。

一八六八年八月，官軍在山東歷經一番激戰終於戰勝，盡屠被圍困的捻軍殘部，清廷前往太廟、武廟祭天。李鴻章受到清廷的不次拔擢，加封太子太保銜。曾國藩在收復南京城後加官晉爵，而李鴻章的穩固仕途也是建立在敉平叛亂的功勳之上。曾國藩歿故於一八七二年，生前他並沒有多少時日享受崇榮的地位，但李鴻章卻配享高壽。往後三十載，李鴻章儼然是中國權傾一時的宰輔。

回亂

自唐代（西元六一八年至九○七年）以降，已有穆斯林（ Muslims）定居中國，有些是從中亞至中土經商，最後在甘肅、陝西落腳；另有阿拉伯的貿易商經常往來於福建、廣東等東南沿海城鎮。及至晚明時期，許多穆斯林與中國人通婚，使中國穆斯林（即所謂「回部」）聚落數目大增，帶給地方行政管理極大的困擾。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曾記錄十七世紀初卜居中國的回民人數。乾隆一朝，回民掀起數次暴動；十九世紀初，由浩罕汗發起的聖戰（jihad）使滿清治下的喀什噶爾、葉爾羌邊疆地區常常動盪不安。受到捻亂波及的華北農業地帶，尚有可觀的回民聚落分佈其中，人數甚至可能超過一百萬：在河南、安徽可看到人聲鼎沸的清真寺，回民有專屬的私鹽販賣管道。倘若發生涉及漢回衝突的案件，法律判決通常較偏袒漢人，宗教暴動與漢回反目等事件屢見不鮮。

除甘肅、陝西外，中國本土的回民大抵集中在西南地區，特別是雲南一省。回人移居此地的歷史可追溯至十三世紀蒙古征服中國時，而與漢族住民的齟齬始終時有所聞。在太平天國逐漸強化南京的統治，捻軍開始串聯之際，雲南在一八五五年也出現三股反清的叛亂團體。暴動的肇因是繁苛的土地稅與北京強加在雲南回民身上的苛捐雜稅，加之雲南的財源——金礦、銀礦又發生礦權糾紛，致使回民的處境更為艱困。漢人本身礦產已枯竭，意圖驅逐回民強佔礦區。暴動與騷亂導致漢人大規模攻擊回民，回民反擊，佔據滇西重鎮大理，圍攻滇省首府昆明。一八六三年，回民叛軍一度佔領昆明，旋即被清軍奪回。不過，回民叛軍首酋杜文秀在大理自稱「蘇雷曼蘇丹」（Sultan Suleiman)，建國號為「平南國」，這個名稱實仿自太平天國。

雲南當地的官員昏聵無能，同時又囿於地形，不易興兵征討，尤其是歷經苗族、宗教教派等亂後，回民勢力趁機擴展至雲南、四川、貴州三省交界的山區地帶。朝廷以離間回民勢力，獎賞回民變節者，組織地方防禦力量，並倚重幹練的巡撫經略地方，加緊壓迫回民叛軍。一八七三年，大理在激戰後陷落，杜文秀自殺未遂，後被清軍捕獲、處決。

因為地形限制和距離遙遠，雲南回民難與陝、甘爆發的另一股回亂互通聲氣。這次回變始於一八六二年，是受到太平天國將領的慫恿，以牽制官軍，解南京之危，而捻軍亦於一八六○年代中葉流竄至此，尋求同盟。甘肅境內與陝西南方有可觀的回民人口，其中多數信奉自中亞神秘教派蘇菲教（Sufism)的「新教義」（ New Teaching）。一七八一到一七八三年間的一連串回民暴動，促使清廷嚴格禁止新教的活動，不過清廷的禁令只是徒增民怨而已。

一八六二年西北回亂似乎源於地方上的漢回種族衝突，而非特殊的教派或以反清為訴求。原本就已不穩定的局勢復因太平軍的劫掠而益形惡化。當地民眾仿效東部、北方的因應之道，紛紛組織團練鄉勇捍衛家園，以抵抗太平軍的威脅；如此一來，回族與漢人各自建立團練。由於大部分八旗兵丁被抽調去追剿太平軍與捻軍，加之地方綠營本身即是回人充任，清廷在此地的統治權威十分薄弱，只能聽任局勢持續惡化。暴動起因於一件小意外——一群回民與一名漢族商人因竹竿價格爭吵，最後導致鬥毆，漢人群集，在士紳率領下，沿著渭水攻擊、燒毀回民村落，殺害無辜的回人。回民則是群起攜械向漢人（以及拒絕攜帶武器的同一教派教眾）發動報復攻擊，六月底，回民圍攻陝南最繁榮的兩座城市——潼州與西安。

此地官軍起初因將帥無能而未應變，嗣後朝廷雖調派傑出將領指揮，但依然飽受士氣低落、疫癘叢生與虧欠餉銀等挫折所擾。是故，兵勇棄甲逸逃司空見慣。縱使清軍死守西安、潼州，但周遭鄉村地帶均已被回民控制。到了一八六二年底，清軍才開始有斬獲，回民向西徹退進入甘肅，重新整頓，並對外散播清廷有意剿滅中國境內所有回族的消息。

主要駐守寧夏、蘭州，兵力薄弱的八旗駐軍無力敉平叛亂，朝廷只能寄望回民貴族發生內訌。在一名滿洲要員上奏中，似乎證明了回人的滅種疑慮並非沒有依據：「回民凶悍者固多，安分者亦不少，若一概主剿，則是絕其向善之路，將使良善者亦皆變而為賊，誅不勝誅。」但問題涉及的層面十分複雜，這位要員繼續說道，由於在甘肅「各處城關均有回民，各營弁兵更多，回教設成燎原之勢，其患何可勝言」。結果，在一八六三至一八六四年問，雙方歷經談判、對決、欺騙、詐降，與報復等一連串天昏地暗的過程，而地方官員卻只能向朝廷建議「暫示牢籠，隨時防其中變」（註二三）。到了一八六六年，火藥匱乏，米價飄漲，小麥價格數倍於往日。燃料奇缺，馬匹因糧秣不足而暴斃，兵勇只能以麵粉加水煮湯果腹，百姓無米可炊，不是餓死就是自盡身亡。

朝廷陷於絕望之際，轉而任用曾與太平天國抗衡的將領左宗棠。左宗棠與曾國藩一樣，生於湖南、長於湖南。一八三○年，左宗棠十八歲，父歿，之後師從清朝大員、經世治國的良才賀長齡；左雖然治學勤勉，但一八三○年代參加進士考試三次皆落第，從此就斷了參加科考的念頭。但左宗棠不似一般人科考不順遂即從事塾師教職，轉而投身西疆地理與歷史的鑽研，並自修農務經驗，特別在茶、絲農產品方面取得豐碩成果。太平天國作亂期間，左宗棠即展現出傑出的軍事才能，轉戰於湖南（左於此仿效曾國藩組織湘軍的做法，徵募、訓練、武裝五千名兵丁）以及安徽、浙江與福建。左宗棠不但善於用兵，也在戰區重建、鼓勵農耕、糧食儲備、教育、種植棉花與造船方面，同樣表現出色。一八六六年九月，左宗棠出任陝西總督，承命掃蕩此地的回亂。一八六七年夏天，左宗棠抵達陝西，一八六八年十一月左宗棠移居陝西首府西安籌劃戰事。

左宗棠實事求是，耐心經營這曾使前人受挫的西北回疆問題。他受益於自己過去對西域地區所做的研究，以及昔日與林則徐的一席話，當時林則徐正從鴉片戰爭後流放伊犁的罪責中獲得免刑而於返回中土的途中。除了本身帶兵殺敵的經驗與農業實驗之外，對左宗棠最有裨益的還是和曾任林則徐幕僚且長期居住在陝西的一名儒生的長談與書信往還。這位儒生告訴左宗棠：「明公上奏，先與朝廷約，勿求速效，勿遽促戰，必食足兵精始可進討，請以三年為度。……至它日進兵，視彼中尤驍黠者，誅翦之，餘不能盡誅，俟其畏服。」（註二四）

從左宗棠後來的部署可以看出，他把馬化龍視為必先打擊的首酋，進而嚴密監控其一舉一動。當時馬化龍已在金積堡建立固若金湯的據點，其周圍有縱橫交錯的壕溝，以及逾五百座堡壘的拱衛。馬化龍被奉為「新教」宗教領袖的代表人物，許多信眾相信他是「聖靈」的化身，有先知穆罕默德般的力量。縱使左宗棠兵力充足，但還是耗費了十六個月才攻下金積堡，並折損了一員大將。最後金積堡內回族守軍僅能以草根、獸皮，甚至袍澤的屍體果腹，馬化龍才於一八七一年三月投降。馬化龍與其家人被凌辱處死；逾八十名「官員」遭斬殺；成上千萬的回族商賈、婦孺被遷往其他城市或流放滿洲北境。回民不得再定居金積堡。

此後，戰爭的勝負已判。左宗棠並說服朝廷將他省稅銀移作其軍餉，向外國商人舉債或開徵關稅，藉以充實財源。此外，左宗棠主張採屯田政策，使兵馬所需的糧秣可自給自足。左宗棠的力量循著旅行商隊之貿易路徑向西伸展至蘭州，並在此建造一座軍械庫，栽種農作物以供應軍需。左宗棠不顧朝廷所下即刻用兵的諭令，依然細密籌劃秣馬厲兵，準備給予甘肅西北的肅州最後一擊。一八七三年十一月，左出兵攻打肅州，屠戮守軍，放火焚城。雖有部分回民向西逃往哈密，需要耗費數年予以追剿，不過各省亂事至此大致底定。自一八五○年以降，除條約口岸的地位曖昧不明外，中國全境再次統一在滿清政權之下。

註釋

註一：韓書瑞，《中國的千禧年之亂：一八一三年的八卦教起義》(Millenarian Rebellion in China: The Eight Trigrams Uprising of 1813.,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頁七二至七七。

註二：前揭書，頁八三。

註三：前揭書，頁九三。

註四：前揭書。頁一八七至一八八。

註五：魏斐德，《城門口的陌生人》(Strangers at the Gat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頁八九。

註六：簡又文(Chien Yu-wen)，《太平天國革命運動》(The Taiping Revolutionary Movemen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頁九三至九四。

註七：梅谷與張仲禮(Chang Chung-li)，《太平天國之亂：歷史與文獻，三卷》(The Taiping Movement: History and Documents, 3 vol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6-1971 )，卷二，頁三一四。

註八：有關太平天國治下南京城的事件與社會態度的分析，轉引自威熱思(John Withers)，〈天都：太平天國統治下的南京，一八五三至一八六四年〉(The Heavenly Capital: Nanjing under the Taiping, 1853-1864., Ph.D. diss., Yale University. 1983 )。

註九：梅谷與張仲禮，前揭書，頁七六七。

註十：梅谷與張仲禮，前揭書，卷一，頁一六八、一七四。

註十一：馬士，《中華帝國的對外關係，卷一》，頁六七一至六七二。

註十二：前揭書，頁五七九。

註十三：托爾(Dona Torr)編，《馬克思論中國，一八五三年至一八六○年：〈紐約每日論壇報》文集(Marx on Ching, 1853-1806: Aricles from the "New York Daily Tribune".. London, 1951 )，頁一至四。

註十四：前揭書，頁七。

註十五：前揭書，頁十七、七六。

註十六：馬克思(Karl Marx),〈《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Preface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1859）轉引自Shlomo Avineri著，《馬克思論殖民主義與現代化》(Karl Marx on Colonialism and Modernization., New York, 1969)，頁三七。

註十七：前褐書，頁四四四。

註十八：馬克思與恩格斯，《共產黨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見《選集，二卷》(Selected Works, 2 vols.. Moscow. 1958)，頁四四。

註十九：轉引自托爾，頁xvii 。

註二○：裴宜理(Elizabeth Perry)，《華北的叛亂與革命，一八四五至一九四五年》(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 1845-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頁一三○。

註二一：前褐書，頁一二三。

註二二：鄧嗣禹(Teng Ssu-yu )，《捻亂與其游擊戰爭，一八五一至一八六八年》(The Nien Army and Their Guerrilla Warfare, 1851-1868) (Paris, 1961)，頁一六九。

註二三：朱文長(Chu Wen-d]ang)，《中國西北的回民叛亂，一八六二至一八七八年：管理少數民族政策的研究》(The Moslem Rebellion In Northwest China, 1862-1878: A Study of Government Minorlyt Policy., The Hague, 1966)，頁五七，六九。

註二四：前褐書，頁九一至九二，引自王柏心的話。

9 改革的中興之治

儒士的改革

當馬克思在一八五○年代末寫道，清朝不久即將傾覆，歷史演進的邏輯似乎站在他這邊。但令人詫異的是，清王朝不僅未立即土崩瓦解，甚至還苟延殘喘了整個十九世紀，而延續到一九一二年。

清代政治家慣以「中興」一詞來形容此一延續，歷代亦經常為轉危為安、維護帝國道德與社會秩序的時期冠上「中興」一詞。此故，「中興」這一概念既指涉對過去的緬懷，同時也吐露出悲喜交集的情愫：因為歷代的中興即使再富意義，畢竟均已一一消逝，國祚也無法綿延。清王朝的中興之治不似過去，它欠缺強而有力的領導中心。同治年間即為清代的中興之治，但同治於一八六一年登基時年僅五歲，他還來不及施展權力，即於一八七五年崩殂。同治政權雖由儼然攝政王地位的母后慈禧、皇叔恭親王（一八六○年朝廷倉促逃離京城時，獨留恭親王與洋人斡旋），以及一、二位有影響力的大學士統攝，然滿清的國祚畢竟還須仰仗鎮壓太平天國之亂、捻亂、回亂有功的各省督撫鼎力襄贊。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是其中最為顯赫的，還有若干督撫的才幹也相當卓越。這些地方大員時而彼此齊心協力，時而各自為政，提振經濟，構築新的體制，讓大清國有了目標。在國政形同崩解的背景下，這確實是一項傲人成就。

誠如所見，滿清官員動員一切軍事資源，包括八旗與綠營軍、地方士紳組織的團練鄉勇，以及諸如湘軍、淮軍這類半私人性質的區域武裝力量，以摧毀反叛政權；他們實行屯田政策，建築壕溝、堡壘等防禦工事，有條件用洋人軍官、傭兵，這些措施只不過是中央一貫政策的序曲：同治中興時期的政治人物亟欲重建儒家政治的基本價值。

這種中興態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湘籍儒將曾國藩。一八一一年，曾國藩出生於小康的士紳家庭，潛心修習儒家典籍，而於一八三八年中進士第，入翰林院，很快就精通典章禮儀。曾國藩的薪餉微薄，生活拮据，往往必須向京城內的同鄉富室舉債，才足以支付家用與諸弟的教育經費，一直到他奉派前往四川任鄉試正考官之後，經濟情況才告好轉：一些望子成龍的家庭經常孝敬曾國藩，他才有能力還清債務。

曾國藩克承的是嚴謹而中庸的儒學思想，試圖調和達致儒家真理的三條路徑。其一，堅持道德至上以及經由教育成就個人的倫理價值觀；其二，採行主導清代考證學派的考據方法；其三，服膺像賀長齡這類思想家的經世致世之學，尋求穩固的基礎，得以重建健全、誠實的行政結構。

歷經鴉片戰敗那幾年的研究和反思，曾國藩終於統攝了這幾方面。曾國藩在這些年陷入長考，在他那鉅細靡遺的日記裡，記載了他的閱讀心得與對自己行為舉止的反省。從這段文字可看出，曾國藩的儒學自省功夫是何等坦蕩：

起晏。心浮不能讀書，翻《陳臥子年譜》，涉獵悠忽。飯後，讀《易》「蹇卦」。因心浮，故靜坐，即已昏睡，何不自振刷也！未初，客來，示以時藝，贊嘆語不由中。予此病甚深。孔子之所謂巧令，孟子之所謂餂，其我之謂乎？以為人情好譽，非是不足以悅其心，試思此求悅于人之念，君子乎？女子小人乎？且我誠能言必忠信，不欺人，不妄語，積久人自知之。不贊，人亦不怪。苟有試而譽人，人且引以為重。若日日譽人，人必不重我言矣？欺人自欺，滅忠信，喪廉恥，皆在于此。切戒，切戒！接次客來，申正方散。寫聯二付。燈后，仍讀《易》，心較靜。作〈憶弟〉詩一首。（註一）

太平天國蹂躪了道德思想與學術知識模式，而這正是曾國藩安身立命的所在，於是他被迫重新思考他的價值觀。曾國藩堅信，清代中葉危機的背後隱伏著精神文明的墮落，而他秉持的中興之道就是籌辦學校，重新開設儒學課程。他敦勉優秀學生應依循傳統正途參加科舉取仕，而非向朝廷捐納買官，當時朝廷確實是通過賣官鸞爵的手段來籌集軍餉。他彙編刊印在剿匪征戰中壯烈成仁的義士名錄，使其典範得以流芳百世。曾國藩一如當時其他督撫，也意圖重整農耕秩序。他一面計畫將被驅逐的地主發還原籍，重新課徵土地稅，一面也避免佃農遭到剝削。此外，曾國藩重新安頓成千上萬受到兵焚之災波及而流離失所的老百姓。原本人文薈萃、富庶繁榮，一向吸引西部、北方各省移民前往的華東、華中地區在連年征戰中飽受摧殘。

儘管這類政策受到朝廷的大致支持，但由於財源匱乏以及其他問題的牽制而無暇兼顧，曾國藩及其地方同僚反而得以放手一搏。地方的革新計畫仍有其一貫性，因為這些地方要員有許多是曾國藩所提拔。曾國藩最初即聘僱若干幕僚襄助治軍，籌措財源，重建司法體系，賑濟飢民。曾國藩自有一套嚴謹周全的甄選良才的面試、考課方法：他在聘僱之前會一一考評他們的誠實、效率與學識等；鴉片煙癮者或巧言令色、工於心機、言辭舉止粗鄙者，概不錄用。到一八七○年代，曾國藩已有多位幕僚受朝廷不次拔擢。由於曾國藩忠君不貳，所以他並無意利用這些人脈鞏固自己的權力基礎，或以自己的名義掌握權柄。

儘管曾國藩擁護傳統學術與道德價值，但他絕非一位故步自封的守舊之士。例如，他不僅主張善用以洋人為軍官的常勝軍，也一眼看出有選擇地應用西方技術的價值。首先令曾國藩有此深刻體認的是學者馮桂芬。馮桂芬與曾國藩同為翰林進士（一八四○年科），二人之間的情誼匪淺。馮桂芬的軍事歷練始於一八五○年代中期，率領一支自願軍捍衛家鄉蘇州以抵抗太平軍的侵擾；一八六○年馮移居上海，此問洋人船堅砲利讓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馮桂芬在寫於一八六○年的系列文章（並在次年將這些文章給曾國藩看過）中，指出：中國必須在教育之中容納外語、數學、科學等科目，學習「自強」之道；而擅長這類科目的學子應該授予舉人品第。中國面積百倍於法國，兩百倍於英國，馮桂芬寫道：「彼何以小而強，我何以大而弱？」癥結就在於中國有「四不如夷」：「人無棄才，不如夷；地無遺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實必私，不如夷。」為求中國自強之道，馮桂芬主張「然則有待於者獨船堅砲利一事耳。」（註二）為實現此一目標，應選擇港埠設置造船廠、兵工廠，聘僱外國顧問訓練中國工匠製造器物。既然馮桂芬深感「中華之聰明智巧必在諸夷之上」，那麼結論已明如白晝：「始則師而法之，繼則比而齊之，終則駕而上之。」

一年後的一八六二年六月，曾國藩在日記裡記錄了他對幕僚所說的話：「今求自強之道，總以修政事，求賢才為急務，以學做炸砲，學造輪舟等具為下手功夫。」（註三）是年稍後，曾國藩責成安慶軍營的下屬，建造一艘小型汽船。雖然它的性能令人失望，但曾國藩並不氣餒。曾國藩擁有同輩所沒有的恢弘見地，他派遣三十五歲的容閎（Yung Wing）＊遠赴美國，為清廷購置建造兵工廠所需的機械設備。選擇容閎是明智之舉。容閎出身澳門附近的貧家，先後在澳門、香港的教會學校受教育。後於一八四七年首度赴美。容閎先在麻薩諸塞州的預備學校求學三年，一八五四年畢業於耶魯大學，是第一位自美國大學畢業的中國人。

曾國藩以他慣用的識才。在接見容閎時，先是凝視半晌，不發一語，臉上才泛出一抹笑意。曾國藩一旦信任了容閎，便用而不疑，他從廣州、上海的藩庫調集六萬八千兩現銀給容閎，供他購買日後建造機械工廠所需的設備。容閎先赴歐洲進行初步評估與考察，途中看到蘇伊士運河正在興建，他亦瞭解蘇伊士運河竣工後可以縮短歐洲至中國的航程；一八六四年春天，容閎抵達美國。

＊原註：Yung Wing是容閎終其一生所使用之粵語羅馬拼音的名字。

隨著美國南北戰爭越演越烈，很難找到願意接受中國訂單的美國公司，最後，麻薩諸塞州佛契堡（Fitchburg）的「樸得南機械公司」（Putnam Machine Company）同意接下這筆生意。容閎讓一名他在中國認識的美國工程師監督技術細節，自己去參加大學同學聚會，並以美國公民的身分，自願加入北方聯邦陣營，他的贊助於是逐漸被縮減。於是容閎安排機械設備在紐約裝船直接運抵上海，他本人則是經由舊金山、夏威夷、橫濱返回中國。容閎因公務而環繞世界一周，也為清朝官員開創新局。

當時這批設備與曾國藩先前委派幕僚所購置的設備安裝一起，放置在上海附近新建的江南製造局內，曾國藩前往核視。根據容閎的描述，曾國藩「似覺得非常興趣，予知其於機器為創見，因導其歷觀由美購回各物，並試驗自行運動之機，明示以應用之方法。」（註四）這批設備先是用來製造槍械大砲；但到了一八六八年，在西方技工的幫助和關稅稅銀的挹注下，由中國人自製的船殼和蒸汽鍋爐與一具翻新的外國製蒸汽引擎裝配起來，第一艘中國人打造的輪船「恬吉號」順利下水。第二座兵工廠與船塢是由左宗棠負責在福建船政局建造，之後左宗棠就奉派前往西北掃蕩回亂。上海與福州兩地的兵工廠分別設置了由外國顧問管理的學校，研習機械與航海學，並籌畫相關科技著作的翻譯。

一位英國人造訪兵工廠後，雖有嘲諷之意。但面對這些成就，以及未來在承平與戰時所可能發揮的用途，亦難掩驚訝之情：「若干運輸船已配置槍砲，多艘砲艦已成功下水，而留置在船塢內的砲艦業已接近完工。前者被用來運送官糧，雖然這些運輸船屬於本地人所有，由本地人指揮，但這些運輸船從未發生意外，倒是值得注意。」（註五）假若自強運動所提出的這些計畫能與儒家思想的內在價值熔於一爐，那麼重建清朝的國家與經濟似乎是指日可待的。

釐定外交政策

一八五○年代的一連串事件迫使上位者不得不承認還有更寬廣的世界存在，並且陸續成立一些機構以處理與世界各國互動的事務。其中首先成立的是由外國人主事的「海關稅務司」，清海關創立於一八五四年，目的是為了因應太平天國對上海的威脅，並訂定公平的關稅稅率，以及對外國貨物課徵進口稅，以為朝廷開闢財源。一八六○年聯軍入北京，朝廷出走熱河，此時需要授權一衙署與洋人進行談判。經過一番辯論後，解決之道是在一八六一年成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即一般所稱的「總理衙門」。這是清朝自雍正皇帝於一七二九年創立「軍需房」樞紐朝政以來，中央官僚體系最富意義的制度革新。

總理衙門是由五位封疆大吏（最初皆為滿人）共同負責，皇叔恭親王儼然是總理衙門首座。此外，另有二十四位幕僚襄贊，其中十六位來自六部，八位出於軍機處。在官員討論成立新衙署時，反覆重申這只是權宜機構，俟國內外危機解除之後即行裁撒。恭親王也向皇帝保證，新成立的衙署隱密低調，宛如朝貢國使者的住所一般。如此一來，外國人也可至總理衙門洽談業務，用恭親王的話來說，總理衙門「一切規模，因陋就簡，較之各衙門舊制，格外裁減，暗寓不得比於舊有衙門，以存軒輊中外之意。」（註六）為了遷就這一決定，總理衙門的辦公衙署最後選定一處擁擠、老舊、殘破不堪的建築物，它是位於北京東堂子胡同「鐵錢局公所」的一間廳堂。不過總理衙門換裝一扇新大門，期使洋人相信它將發揮重要的功能，一八六一年十一月十一日，總理衙門正式開始辦公。

恭親王是同治中興時，滿族最重要的改革者，當時年僅二十八歲。年少時曾經極端排外的恭親王逐漸願意耐心觀察，甚至推崇西方人。他對於西方軍隊在洗劫圓明園之後旋即撒離北京，強迫他簽訂〈北京條約〉一事，印象特別深刻；他以為，「是該夷並不利我土地人民，猶可以信義籠絡。」（註七）身為幼帝同治的皇叔、攝政的慈禧所信任的輔佐大臣，恭親王賦予總理衙門無比的威信。然而，一些勞心事務可能是由總理衙門內幹練的第二號人物文祥負責推動。文祥生於一八一八年，父親是出身滿洲正紅旗的一名胥吏，一八四五年中進士第，他曾兩度積極參與防禦京師，對抗一八五三年太平軍的北犯，以及一八六○年英軍的大掠奪。文祥雖然出身卑微，但此時兼任大學士與兵部尚書，聲望顯赫。

恭親王與文祥執掌總理衙門之初的兩樁個案顯示，清政府在對外新政策方面展現出不同的外交手腕，同時也看出當時局勢和「休斯女士號」、「埃米利號」那個年代迥然相異：其一是堪稱一場災難的招募「李?阿袖珍艦隊」（ Lay-Osborn Flotilla）；其二是成功地以國際公法為原則處理普魯士事件。

「李?阿袖珍艦隊」的成立緣起於一八六二年，當時太平天國在沿海的浙江省境內所向披靡，而使朝廷憂慮沿海的控制權將落入叛軍手中。於是，總理衙門亟欲向英國購買一支艦隊，並僱請艦隊的軍官、海員。於是總理衙門找了當時海關總稅務司李泰國（ Horatio Nelson Lay）擔任中間人，委交李一百二十九萬五千兩。李泰國用這筆錢購買了七艘蒸汽船與一艘儲藏船，並委由曾任英國皇家海軍艦長的阿思本（Sherard Osborn）指揮調度。英國外交部原則上同意，讓英國海員於艦隊懸掛他國旗幟的情形下在艦上服務。然因為大清國同歷代王朝一樣都沒有專屬的旗幟，於是恭親王知會英國，大清將設計一面旗―即有一條龍居中的三角黃旗。

阿思本艦長率所屬艦隊於一八六三年九月航抵上海，但旋即面臨複雜的問題。恭親王諭令阿思本艦長為艦隊副指揮官，聽命於中國水師提督。雖然阿思本本人統御艦上所有的外國人，但在戰略上，阿思本必須服從清廷戰區將領——即曾國藩與李鴻章——的命令。然問題在於最初在英國與李泰國簽約之時，即言明阿思本「統帥所有歐洲建造的船艦」。他只接受中國皇帝直接傳達給李泰國的一切諭旨，而「不受其他方面傳達之諭旨的約束」。（註八）

事件的發展演變成難以化解的僵局，因為雙方都不願讓步。阿思本為人極有原則，他自認被承諾指揮這支艦隊。李泰國則是十分傲慢自大（「一位紳士在一個亞洲蠻人指揮下做事是荒謬絕倫的」，是李泰國的名言。）（註九）另一方面，總理衙門也不甘向洋人示弱。歷經數星期不得要領的協商，總理衙門承認解決無望，於是支付阿思本與其船員薪餉，然後將他們遣送回國。美國人和滿清政府均深懼這支艦隊會流入敵人之手——無論是美國南北戰爭中的南方邦聯政府或中國的太平天國。於是英方把船艦賣給本國公司。清廷給予李泰國一筆鉅款，後解除他的海關總稅務司一職。

總理衙門處理國家主權的第二個例子就較為成功。惠頓（Henry Wheaton）所著《國際公法原理》（ 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自一八三六年出版以來已成為西方使節所必讀。一八六二年，總理衙門獲得這部外國法學著作的片段中譯。翌年，總理衙門取得該書全譯本的手稿，這是由來自印第安那州，長期於寧波、上海傳教的傳教士丁韙良（ W. A. P. Martin） 迻譯成中文。經過一番討論，總理衙門接受了這部書的中文譯作（譯按，《萬國公法》），但恭親王還是命人商酌刪潤譯作文字，使其更為流暢。

恭親王在與朝廷商討翻譯事宜時，表示他曾告訴洋人，「中國自有體制，未便參閱外國之書。」不過恭親王自言翻譯西書的主要原則方針在於「借彼國事例以破其說。」（註十）一八六四年，世界彼端爆發「丹麥戰爭」（Prussian-Danish War)，戰火亦延燒至中國所屬海域，普魯士戰艦扣押停泊在大沽的三艘丹麥商船。於是恭親王與其同僚援引惠頓的著作，善加處理。他們從書中習知領海的定義（丁韙良將領海的定義翻譯成「屬於一個國家司法管轄的海域」），同時審視大清與普魯士所簽訂之條約後，不但強迫普魯士釋放這三艘丹麥籍商船，還索賠一千五百美元。儘管「衡以中國制度，原不盡合，但其間亦有可采之處」（註十一），但恭親王還是責成總理衙門撥款五百兩刊印惠頓這部著作，並分撥三百本給各省官員。恭親王或許是疑慮保守人士反彈，婉拒具名為此書寫緒言。

一八六二年，文祥與恭親王取得朝廷首肯，在北京設立一所專事翻譯的學校，學生不多，年齡皆在十四歲左右，都是八旗子弟，並支付學生津貼以學習英、法文。（十八世紀中葉，北京已設立學校教授俄語多年。）從八旗子弟當中挑選學生的決議反映了朝廷亟欲向保守人士確保，外交政策仍將由昔日滅明的滿人來主導。但這種語文學堂隨即分設多所，學生也不再侷限於滿人。由朝廷贊助設立的語文學校分別在上海、廣州，與一福州設立。一八六七年，恭親王與文祥開始籌辦把北京的翻譯學校，擴充成一所綜合性的學校（譯按，北京同文館）。他們提議增加諸如數學、化學、地質學、機械學與國際公法等科目，並聘請外國人擔任教席。儘管朝中保守大員大力反對，認為中國人何必「師事夷人」，學習「一藝之末」，即使是兩百年前的明君康熙也是「雖用其法，實惡其人」。（譯按，見大學士倭仁奏摺）不過還是改革派佔了上風。這所教授新課程的學堂終於在一八六七年二月成立，由中國地理學先驅、歷史學家徐繼畲主其事。

由徐繼畲出掌北京同文館實乃明智之舉，這亦顯示新思維已經逐漸在中國萌芽。徐繼畲於一八四○年代從一福建的美國傳教士處見識到有關世界的知識，嗣後入總理衙門供職。徐繼畲在著作中盛讚西洋，尤其是美國，「不設王侯之號，不循世及之規，公器付之公論，創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徐繼畲稱頌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是「異人也」，其人剛猛，謀略猶勝中國歷代文化英雄，故徐繼會感嘆，「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華盛頓為稱首哉」。（註十二）在華的美國人必然樂見清廷這項人事安排，因為這似乎是未來兩國外交關係修好的先兆。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lingame)餽贈徐繼畲一尊史都華（Gilbert Stuart）名作，華盛頓塑像的複製品，徐繼畲對華盛頓的頌文被刻在一塊產自福建的花崗岩上，後來被鑲嵌在高達三百呎的「華盛頓紀念碑」（Washington Monument)上。一八六九年徐繼畲因病還鄉，繼任者就是甫完成惠頓著作中譯的丁韙良，他曾在印第安那大學修習國際公法和政治經濟學，並取得博士學位。

由於經費充足，「清海關」的設立得以同步進展，主事者赫德（ Robert Hart)生於北愛爾蘭，在受聘於清廷之前，先後於寧波、廣州的英國領事館任職；在赫德的卓越領導下，奠基於一八五四年成立之稅務司制度的清海關，到了一八六○年代已擴充成為一國際性機關，其分支機構遍佈所有條約通商口岸。赫德徵集了龐大稅收，朝廷將部分用於支持興辦學堂和其他現代化計畫。與此同等重要的是，赫德的助手蒐集到種種貿易模式與各地風土民情的精確統計資料。

歷經多年的征戰與誤解之後，一八六○年代後期似乎正為中國與西方的修好開啟新的契機。一八五八年締結的〈天津條約〉明訂一八六八年再行修約，總理衙門的官員（在朝廷合作下）審慎而巧妙地與英國進行協商，英國派出的談判代表是條理分明、靈活機敏的阿禮國（Rutherford Alock)公使。阿禮國與赫德二人向總理衙門建議，中國應在行政管理、教育、財政預算等方面進行變革。外國使節團的公使平和地走進北京城內的寬敞住所，不過基於同治尚屬沖齡，無法接見外國公使，所以關於謁見與叩頭的問題暫時被擱置。（此一問題直到一八七三年才在沒有引發激烈事端的情形下獲得解決，清廷准許外國人依自己本國禮儀向皇帝行禮致意。）一群滿清要員偕同赫德赴歐洲，考察當地政治制度，清廷並任命前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為代表，前往美國與歐洲各國進行條約談判然而在傳教與貿易的權利，鐵路和電報系統的興建，鴉片買賣的限制，外國法庭在中國領土上的確切位階，內陸河道的航運權等，中外之間仍存在著層出不窮的歧見。蘇伊士運河於一八六九年正式啟用，中國與歐洲的距離剎時之間大為縮短，昔日的貪婪與敵意似乎又再度甦醒。阿禮國和總理衙門老臣文祥就修約一事達成微妙的共識，卻於一八七○年遭到英國下議院以多數否決，數年心血盡付東流。赫德沮喪無奈，阿禮國意志消沉。阿禮國前往晉見文祥，向他抱怨英國商人團體屢屢抨擊他過於屈從中國人。總理衙門本身的計畫亦化為烏有，文祥答覆阿禮國，他已獲悉英方報紙的報導，不過他本人同樣被指控是背叛者，只不過穿著漢服罷了。（註十三）

傳教士的出現

整個一八六○年代，總理衙門致力於認識並進而適應他們所處的新世界，然而在這段過程中，因中國人排斥西方傳教士而產生的種種暴行亦伴隨而來。在四川、貴州與廣東、大運河畔的富庶之都揚州、陝西的荒蕪山丘裡，均傳出傳教士與信徒遭到騷擾、毆打，甚至殺害，或財產受到威脅、劫掠的事件。而在天津——一八五八年條約即以之為名，也是中外人士因北京居住權周旋之際，即有許多外國使節選擇栖居的城市——終於在一八七○年夏天爆發了令人不忍卒睹的流血衝突。

事件發生前幾個月，有關基督徒弄殘、毒打幼兒和各種性變態行徑的流言不絕於耳。天主教徒不顧百姓的強烈反對，將其高聳的新天津教堂矗立在昔日皇室林園與廟宇之處，因而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批評辱罵。法國領事豐大業（Henri Foutanie）自比為天主教徒的庇護者，屢次向天津官員抗議，但這些官員無法平息沸沸揚揚的民怨，中國百姓依然不斷向外國人威嚇。豐大業難掩失望與憤怒，腰揷兩把槍，在軍刀已出鞘的侍從陪同下衝至地方衙門。面對中國地方官吏的推諉搪塞，豐大業在盛怒之下開槍，結果並未擊中這名官吏，反而誤傷了一名旁觀者。當時聚集衙門外圍觀的中國百姓見狀群情激憤而發生暴動。豐大業及侍從，連同幾名法國商人和妻子在暴動中喪命，教堂被焚毀，一群暴徒闖進「天主教慈悲修女會」（Catholic Sisters of Mercy）的女修道院，該院十名修女受到暴徒襲擊，被剝光衣服後遭殺害。當天共計有男、女十六名法國人，以及被群眾誤認為法國人的三名俄國人遇難。

法方的報復行動旋即而至，清廷被迫做出回應。負責調查本案的大臣有恭親王和總理衙門的官員，與身體違和的曾國藩，（曾任直隸總督，管轄天津一地）以及繼曾國藩之後，接任此職的李鴻章。經過一番拷問審訊之後，十六名中國人被判死罪。基於元凶的人數與法國人的死亡人數吻合，可見這次的審判是基於「以牙還牙」的心態，而非證據確鑿。中國人同意賠款二十五萬銀兩，這筆賠款部分移作重建教堂的經費，部分則是賠償受難家屬。天津的地方官被判終身流放黑龍江，此外清廷同意派遣使節團赴法國道歉。一八七○年夏天，普法戰爭爆發，法國因而無暇東顧亞洲，若非如此，法國應會提出更嚴苛的要求。

外國人稱這次事件是天津「大屠殺」（ｍassacre)，是十九世紀最血腥的衝突事件。這類流血事件彰顯出基督福音的傳播和中國對己身所屬之價值體系、權威定位已出現嚴重的落差。繕寫縵罵、挑撥的公告與小冊子來攻擊傳教士的，通常是那些飽讀詩書的中國文人，許多次的衝突事件也都是這班文人出面號召嘯聚群眾。在中國人誇大教徒過當行為的言論背後，隱含著一套真理網絡作為依托，而使他們的言論產生說服力：西洋傳教士宣揚的是一套異於儒家思想的新教義，他們意圖讓這套教義滲透到中國內陸，他們在訴訟中袒護華人教徒而不利於非基督徒的中國人，他們創辦自己的教育制度，他們經常顛倒黑白而將土地的交易視為對教會的奉獻。再者，傳教士亟於拯救人類的靈魂，往往接納或甚至主動尋找染患不治之症而被父母遺棄的嬰兒，在嬰兒夭折之前為他們施行浸禮。所以，當這些小屍體被懷抱敵意的中國人從墳墓裡挖出時，必然使群情更加氣憤。

但是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教運動並非盡是剝削、誤解與敵視。在華傳教士分屬不同國家，彼此宗教背景迥異。除了耶穌會、其他天主教神職人員與「托缽修道會」（the mendicant orders）神甫之外，在中國還有不少「新教」（Protestant）教派——迄至一八六五年，全中國有超過三十個新教教派。來華傳教士所屬教派分殊，有創始於一七九五年的「倫敦佈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一八一○年成立的「美國（公理會）海外傳道部」（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以及「浸信會」（ Baptist)、「南方浸信會」（Southern Baptist)、「長老教會」（ Presbyterians） 、「美以美教會」（Methodists）、「聖公會」（ Episcopalians）、「衛理公會」（Wesleyan)等。這些教會團體源自於英、美、瑞典、法、德、瑞士、荷蘭等地。長期下來，不論天主教或新教，都對中國社會產生深遠而微妙的影響，特別是在教育與提高中國婦女地位方面。

在教育方面，傳教運動對中國社會的衝擊主要是透過基督教義的傳播、一般性的歷史與科學著作的出版、教育制度的改善、醫療新技術的引介等幾個途徑。基督教的經文很快就在中國幾個地區流傳；我們已看到，太平天國的洪秀全就是受到流傳於廣州的基督教小冊子所啟發。《聖經》的簡易中譯本早在一八二○年代就已完成。由傳教士團體主導修訂的《聖經》中譯本與滿文的《新約聖經》全譯本，於一八五○年開始在中國傳播。以羅馬拼音編寫的《聖經》主要是為了便於在講寧波話、廈門話、福州話的區域和東南沿海的客家族群中傳教之用。西式印刷技術的發展也有助於天主教與新教傳教事業的推動。有關西方政府制度與歷史的著作，於一八三○年代末開始盛行，這類作品通常是經由教會團體在廣州或上海創辦的期刊、雜誌等管道而引介到中國來。這類著作有系統地把中國置於世界的脈絡中，促使中國的文人以全新的視角審視中國的歷史。例如，後來擔任北京同文館總理大臣的徐繼畲，就是在一八四○年代中期透過廈門的美國傳教士雅裨理（David Abeel）的引介，才初識西方歷史。

自強運動期間，因新式兵工廠的設置而開辦的訓練學校對於科技著作中譯的引介，又有推波助瀾的作用。一八六五年，曾國藩本人曾為英國傳教士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中譯之歐幾里德（Euclid）《幾何學原理》（Elements of Geometry）寫了一篇序言。曾國藩指稱，完成了利瑪竇在二百五十年前率先翻譯歐氏名作的前六部，如今偉烈亞力的譯作完成了當年遺留下來的未竟事功。曾國藩稱讚偉烈亞力的全譯本豐富了中國人傳統的的數學知識：雖然不能拋棄過去傳統中國的數學知識，但不可否認的，中國學生終身演練算術，但是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所以有人認為數學是不可能研究的。利瑪竇與偉烈亞力筆下的歐幾里德所孜孜探索的不是方法，而是在「點、線、面、立方體」標題所呈現的原理。曾國藩以為認清這些原理，就能解決有關數字的種種問題。（註十四）在一八六○年代期間，偉烈亞力或寫或譯，接連完成了機械學、代數、微積分學、天文學，與對數表等作品。迄至一八七○年代，西方學者為中國人引介了電學、非有機性化學、蒸汽發動機、攝影、車床、三角測量學、航海學等知識。

整個十九世紀，教會學校在中國持續成立，隨著新通商口岸的開放，教會學校的開辦也往北部沿海與內陸地區擴展。教會學校通常是由個別傳教士或少數教師經營，這些學校傳授的知識除讓中國青年可以在通商口岸謀得一份需要具備英文能力的職業外，還設法引導中國小孩認識基督教義，若有可能則改變其宗教信仰，並訓練他們日後能與西方傳教士一起工作。儘管教會學校飽受傳統中國教師質疑，但它使過去無緣讀書識字的中國貧民，無論男、女，皆有接受基本教育的機會。

因為地方人士對教會學校感到陌生疑慮，所以傳教士老師往往必須誘之以利，提供學生免費的伙食與住房、醫療照顧，甚至還提供衣服、津貼。初期通商口岸寧波的教會學校就是一例，這所教會學校在一八四四年招收了三十名孩童，其中八名於一八五○年畢業。畢業學生當中，一人留在學校任教，一位繼續研究醫學，有四位受雇於長老教會所屬的印刷出版社。山東省「齊魯學堂」於一八六四年開辦之初僅有八名學生，一八七七年有三名學生畢業。他們修習的課程主要以中國典籍和基督教倫理學為主，此外還有英語、數學、音樂、地理，這三名學生後來或是教書，或是擔任傳教土的助理。日後受曾國藩之託出國購買機械設備的容閎，從七歲到十二歲一直受教於一位傳教士的妻子，她是澳門一所混合小學的教師。容閎十三歲入澳門一所教會學校就讀，與其他五位學生一同學習英語、漢語、地理與算術。一八四七年，容閎修畢基本課程，就在當地西方商人資金的贊助下，免費搭乘載運茶葉的快輪負岌美國深造。

容閎一如當時的中國青年，起初受到西醫的吸引而發願行醫。西方傳教士很快就注意到西醫對中國人所產生的衝擊，最初也正是這批所謂的「醫師傳教士」在傳教方面最為成功。中國自有一套醫學理論——以把脈，從植物、動物、礦物中提煉藥材，運用針灸的方法來進行診療的傳統其實相當悠久，不過到了十九世紀初，西方在解剖學知識與外科手術技術方面突飛猛進。雖然仍有醫療致死的案例引起地方百姓的憤怒或控訴，但西醫在切除腫瘤以及醫治諸如白內障這類眼疾方面尤具療效。迄於一八六○年代，在西方慈善家贊助或地方人士的捐款下，傳教士與非教會成員的醫生開始興建醫院。最初。這些醫院的建築物同愛盲之家、麻瘋病、精神病之家一樣，都是集中在通商口岸。有的傳教士向農民引介新的育種技術，或引進新的蔬果品種；也有其他傳教士熱心投入造林計畫，以緩和土壤流失對中國業已荒蕪的丘陵地造成更嚴重的傷害。

通過經文、出版品、興學校、建醫院，傳教士的作為影響了中國人的思想與行為模式。傳教士對中國所造成的衝擊雖難以估量，但他們確實提供了中國人一種新的選擇，一種看待世界的新視野。傳教士的廣泛影響作用同樣滲透到家庭結構與婦女角色。早期的傳教士也有女性，而男性傳教士的妻子往往會積極參加當地的公共事務。容閎回憶一八三五年見到他的啟蒙老師、亦是一名白人女性的情狀：她的「軀幹修長，體態合度，貌秀而有威。眼碧色，深陷眶中，唇薄頤方，眉濃髮厚，望而知為果毅明決之女丈夫。時方盛夏，衣裳全白，飄飄若仙，兩袖圓博如球，為當年時製。夫人御此服飾，乃益形其修偉。予睹狀，殊驚愕，依吾父肘下。」（註十五）

但這類恐懼是可以克服的。數千名華人受教於西方人，與他們一同工作，受他們招待，甚至成為朋友。西方女性得以自由從事公共事務以及選擇職業生涯，中國婦女似乎難以企及。隨著時序推移與傳教士家庭的深入中國內地，他們建構了自己的西方世界圖象以及西方倫理價值的觀念。他們將這些觀點同中國婦女一起分享，向她們介紹衛生保健、烹飪、兒童養育的新觀念。他們反對纏腳，憐憫鴉片煙癮者，希望透過宗教與教育的力量來撫慰、改變她們。甚至有人勇於提出新觀點來看待婦女的社會地位不公與性別歧視的現象。

日後備受敬重的海關總稅務司赫德曾於一八五○年代任職於寧波、廣州；當時年紀尚輕的他即有過一位中國情婦，並為他生了三個孩子。「住在中國的未婚英國人養了一名中國女人是習以為常的事」，他在一份秘密的法律證詞中寫道，「我不過為人所曾為。」（註十六）後來赫德娶了一位出身良好的英國女性為妻，他付給中國倩婦三千元，並將他們的子女送至英國，避免他們人在中國讓他難堪。不過西方人與中國人之間的私人往來，也不盡然都是這種雙重標準。容閎娶了一位來自哈德福市（ Hartford)的美國女子為妻，育有兩名子女，及長，均入耶魯大學就讀。容閎在回憶錄裡，生動地記載了前述那位令他畏懼的西方教師，是如何幫助三位失明的中國女孩透過點字的方式閱讀，盡其所能地將她們從可預期的悲慘命運中拯救出來。

然而及至十九世紀末，若干中國女性自我抉擇的範圍日益寬廣，已不是當初容閎與赫德所能預見的。例如兩位畢業於教會學校的年輕中國女性，各自取了洋文名字「Ide Kahn」與「Mary　Stone」＊，在一八九二年浮海赴美，後來取得密西根大學醫學系的學位。一八九六年，兩人返華並開始執業行醫。這些中國女性的成功以及激盪出這些成功的信仰，是傳教士夢想所展現的驚人力量。

＊譯註：中文名字依序是康愛德、石美玉。提倡女學的梁啟超曾在《時務報》上發表〈記江西康女士〉的文章，文中的康女士即是康愛德。

海外華人

成千上萬的中國人在兵馬倥傯的戰亂中喪生或流離失所，而荒年和社會脫序又隨之而至，正是十九世紀中葉中國的寫照。但土地的壓力並未因此而舒緩，一八五○年，中國的總人口數約莫四億三千萬，一八六○年代雖明顯下滑，但是到了一八七○年代又再度攀升。

耕地面積不足導致了向內地移民，但中國人的移民並不像美國同一時期的移民潮西行可直通往大平原與太平洋沿岸。中國移民者朝西或西北遷徙，面臨的若非高海拔、乾燥的西藏高原，便是新疆一望無垠的大沙漠；新疆在一八八四年建省，但尚屬禁區。朝西南遷移者則遭遇不友善的山地部落，或今日越南、緬甸境內一些古老王國之間的邊疆民族。另外，有人選擇前往東北，先是在遼東──滿洲人入關前的龍興之地──不顧朝廷的禁令，選擇可耕種地區定居，或繼續向北進入今日的吉林與黑龍江兩省嚴寒的山林地帶。也有人冒險渡海，抵達移民與日遽增的臺灣：臺灣在一八五○年代開始移民墾植，一八八五年改制為行省。有些人則是離開農村前往正在興起的城市──例如漢口、上海、天津──尋覓謀生的機會，這些城市均屬新興工業城市，有許多搬運工的就業機會，但待遇十介苛刻。

另一種面對人口危機的出路是從此捨棄熟悉的中國，飄洋過海到他鄉碰運氣。作此選擇的人大都來自中國東南沿海地區，以廣州、澳門作為登船口岸，他們有的是貧無立錐之地的農民、逃離戰亂地區的亡命之徒，其中亦不乏胸懷鴻鵠之志的世家子弟，因為他們在清朝社會裡看不到未來前景。這類移民大都是新婚的男性，他們夢想有朝一日能發跡致富，衣錦還鄉，希圖在返回故里後有能力增購土地，光耀門庭。起初，這些海外移民者將希望寄託在三個主要區域：東南亞與印尼、加勒比海地區和拉丁美洲北部國家，以及美國西岸。

移民東南亞既便宜又簡便，許多華人移民在當地種植稻米或以漁業為生，以及經營小買賣。儘管當時上層的經濟活動被英國人、法國人、荷蘭人所壟斷，但華人移民憑藉著經營手腕，還是能找到寬廣的經濟空間。他們成功投入開採錫礦、栽植橡膠樹，與經營航運業等經濟活動中。在荷蘭人統治下的印尼，華人往往替荷蘭人收稅，從中謀利，或協助荷蘭人壟斷控制鴉片市場。

由於新移民大多來自福建與珠江三角洲，所以地方社群的凝聚力與語言的共通性仍然十分重要，同鄉的中國人往往聚集一起，互為奧援。三合會等秘密社會的幫派活動無孔不入，他們強收保護費，販賣鴉片，安排廉價的船費，操持賤業；遲至一八九○年，仍然少見已婚的中國女性出現在東南亞的華人社群裡。海外移民潮令滿清政府不安，一八七三年滿清政府在容納近五十萬華人的新加坡設立領事館，以便就近監視此地中國人的一舉一動。此外，滿清政府亦通過授予華僑巨富官銜，來爭取他們對朝廷的向心力。

拉丁美洲也聚集大批的中國移民，特別是在一八四○年後，該地區有幾個國家經濟開始起飛。隨著當地反對僱用奴工的聲浪日益高漲，蒸汽船的船費亦越來越低廉，所以此地有許多就業機會正在向中國人招手。例如，迄至一八七五年約有十萬名華人前往秘魯，這些人往往是受人鼓勵或是宣傳致富機會的傳單所引誘。華人抵達海外之後並未如願發財致富，反而淪落到鐵路、棉花田充當苦力，或是撿拾海鳥糞便，拾鳥糞的工作條件尤其惡劣。從事這項工作的華人在炙熱的環境下每天必清理四到五噸的鳥糞，很容易就感染傳染病、肺疾或猝死。也有華人做僕役、香菸與麵粉製造人。多數華人在簽訂契約時並不瞭解契約的內容，而從勞動地點逃逸的人若遭捕獲，便會被扣上鐐銬繼續工作。在拉丁美洲，華工的意外事故頻仍。一八六○年代，有數萬名華人在古巴的甘蔗園工作，環境也是十分惡劣。華工所受到的待遇猶如奴隸，而非自由勞工，他們在船塢裡日以繼夜地從事非人道的勞動，假如華工逃離工作地或向雇主投訴，同樣會受到嚴厲的懲罰。夏威夷甘蔗園、鳳梨園的惡劣勞動條件亦不遑多讓，此地也有為數不少的中國移民。

一八七三年，總理衙門採取較積極的外交政策，下令兩個調查委員會報告秘魯、古巴兩地華人的生活與工作條件。（容閎甫為天津兵工廠購買總值十萬元的格林機關槍，旋即被指派擔任秘魯委員會的代表。）這兩個調查團的報告提出駭人聽聞的證據，證實華工受虐待的現象不僅存在於現實的工作條件中，恐怕一開始就是不公平的。成千上萬的華工根本是被誘騙而簽下不合理的契約。所以，許多華工其實是被那些為林園主人工作的中間人拐騙，然後囚禁在澳門、廣州的廢船裡等待裝載出國。海上航行的條件更是惡劣，平均每一名苦力「乘客」所分配到的空間不足六平方英尺，因此每一趟的航程中均有人喪命，華人「叛變」屢見不鮮。不過自一八七六年以降，為了應付滿清的這些調查報告，契約工人受虐待的情形以及在途中所受的待遇均已獲得改善。

華人前往美國的第一波移民潮，主要是受到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加州淘金熱的推波助瀾；事實上，中國人最初稱「三藩市」（San Francisco）為「金山」。但只有少部分華人及時趕上淘金熱，大多數華人都是在淘金先鋒放棄開礦之後，才紛紛轉向其他行業。他們分散在洛杉磯至西雅圖一線，從事市場的花匠、店員、洗衣工人等工作。另外，就在一八六○年代加州至猶他州鐵路建設的最後階段，有數千名華人加入築路的行列，之後華人漸漸橫越美國大陸移向東部，時間上與美國人西部拓荒的後一階段相吻合：「奧勒岡鐵道」（Oregon Trail）上旅人在日記裡記載了當他們看見中國人用筷子吃飯時的驚訝。到了一八八○年，波特蘭市（Portland）已有龐大的華人人口，其餘則移民至「懷俄明區域」（Wyoming Territory）的山區與愛達荷州境內的蛇河（Snake River）沿岸。美國內戰過後，南方一些莊園的主人哄誘許多中國人前往密西西比州、阿拉巴馬州，與田納西州等地，說服他們接替黑奴解放後所遺留下的莊稼工作。及至一八八○年代末期，已有許多華工在密西西比州的製鞋廠、賓夕凡尼亞州的餐具製造廠、紐澤西州的蒸汽洗衣店做工，在波士頓市則有為數不少的華裔人口。

華人在美國落戶是一段辛酸的過程。華人移民所遭受的敵視，自始至終既複雜又深遠。問題有部分在於多數華人移民的心態與前往東南亞與秘魯的華人移民想法一致：他們只是在美國工作數年後就要返回家鄉。這類心態肇致中國人往往被視為「客居他鄉」，而不是真正的移民。其次，中國人工作勤勉，在致富之後經常招來其他失敗者的嫉妒。白種工人普遍認為，中國人總是願意從事其他種族不願接受的低薪工作，無形之中壓低了各個行業的薪資水平。當雇主利用中國工人作為制衡罷工的手段時，這類說法或許還有幾份道理。但是這些中國人略通或根本不諳英語，以致往往忽略了加諸其身的社會與經濟爭端。

許多白人開始把華人稱為「蒙古人」，由於西方人對中國的風俗習慣相當陌生，所以對中國人也抱持嫌惡或恐懼的態度。在美國人眼裡，華人薙髮留辮子的裝扮看起來荒誕怪異。美國人覺察到，華人社區裡的男女比例十分懸殊──一八八○年，十多萬男性華人居住在美國西部，但女性僅有三千人，但美國人不去探究其間緣由，便逕行認定中國人行事異於常態。中國人說話的語氣單調乏味，吸食鴉片的癖好，性喜飲酒賭博，食用看起來怪異或難以下嚥的食物，這加起來便營造出一種捕風捉影的氣氛，把中國人說成邪惡而墮落。

兩個不幸的事實導致這類傳言演變成全面撻伐。首先，如同其他地區的華人移民，在美國的中國人常因語言與地域的共同性而凝聚一起。他們多數來自遙遠的廣州，抵達「金山」時，立即組成一個由「六合堂」控制的集團。這些堂會與華人秘密會社皆有深厚淵源，也如秘密會社，扮演保護者與經濟剝削者的雙重角色。敵對華人集團之間常為爭奪地盤而發生各式「堂鬥」，所以予美國人一種目無法紀的印象。其次，無論是在三藩市、洛杉磯、波特蘭或者後來的紐約，眾多華人湧入各地「唐人街」定居，住房闕如，獨身男性難以排遣寂寞情緒，容易導致社會氣氛浮躁，性事的挫折感，傳染病的流行等現象。諷刺的是，有關住房、就學、工作許可，與飲食等各種歧視性排華法案的通過，更把華人逼進唐人街。華人不容易得到法律的救濟或賠償。許多州規定華人不准在法庭上指控白人，不准服公職，連基本受教權也要費力爭取。

在一八四九年初次移民潮之後，暗藏的緊繃關係在幾年內驟然演變成公開的暴力事件，其中也受到白種工人與其政治支持者種族主義言辭之煽動。最嚴重的暴動發生在加州與懷俄明兩地。一八七一年十月，企圖介入一場堂鬥的兩名警察遭殺害，群眾搗毀洛杉磯的唐人街，洗劫商店，燒毀民房，見到中國人就打。等到政府制止時，群眾已殺害了包括男性、女性，與小孩的中國人共計十九人，上百名華人受傷。巧的是，暴動中華人的死亡人數，竟然與一八七○年「天津大屠殺」中法國人、俄國人的死亡人數恰好吻合。十四年後，在懷俄明的「石泉區」（Rock Springs），一群下班的白人礦工先用錘子打死了一名華人礦工，之後又放火燒毀華工營舍，並至少殺害了二十八名華人。同時期又爆發一連串規模較小的衝突事件，在「西部開拓史」上扮演了重要、然而不幸的角色。

雖然總理衙門的官員清楚這類問題的存在，但不習於認可移居海外中國人權利的滿清政府，反應自然十分遲緩。一八六七年，美國前公使蒲公臣膺任滿清政府的使節。翌年，呼應前一世紀法國哲學家極為樂觀的口吻，蒲安臣熱切解釋中國人飄洋過海前往美國與歐洲的原因。「當前中國的開明政府正沿著進步的道路穩健前進」，蒲安臣如此告訴他的聽眾：「現在她說：給我們你們的小麥、你們的木材、你們的煤、你們的白銀、你們各地的商品──你們能供應多少，我們就接受多少。我們會報以茶、絲、自由勞工，大量出口至世界各地。」蒲安臣憑著三寸不爛之舌，促使美國政府於一八六八年簽訂一紙條約（譯按，即〈天津條約續增條款〉，又稱〈蒲安臣條約〉，繼續給予中國人移民美國的權利。不過蒲安臣亦許諾清政府正準備改信基督而模糊了此次議題；他在中國邀請的西方傳教士面前大聲宣佈，不久之後，中國將準備邀請西方傳教士，「在每座山陵、河谷中豎立光輝的十字架，因為中國現在已能講道理。」（註十七）清廷繼蒲安臣之後，於一八七一年派遣外交代表前往法國、英國，一八七八年，全權公使抵達美國。

但排華的政治壓力已從加州擴散到華盛頓特區。在民主黨與共和黨一連串激烈選戰中，必須在華人釀成黃禍之前限制移民的偏激論點甚囂塵上。一八七九年，海斯（Rutherford B. Hayes）總統恪守一八六八的條約，否決了限制每一船隻不得載運超過十五名華人的法案＊。不過到了一八八○年，美國說服清政府締結新約，授權美國政府得以「規定、限制，或暫停」＊＊赴美華工，如果美國政府認為該項限制是「合理的」。一八八二年，接替遭暗殺的加菲爾德（James Garfield）為總統的亞瑟（Chester A. Arthur）決意不否決「暫停」技術性與非技術性華工入境十年的法案，強迫在美的所有華人須持有滿清政府的護照，禁止授予華人美國公民的身分。一八八四年，美國國會進一步擴大界定「勞工」的範圍，商販、小販、漁民也包括在內，且把移民限制條款擴及所有華人，無論他們是否為滿清政府的屬民。

世界上其他地區貧窮、受壓迫的人民，無分種族屬性、宗教信仰與出身背景，所懷抱的美國天堂夢因之破碎。此一夢想的逝去復因接續幾任美國總統的作為而難以再被喚回。克利夫蘭（Grover Cleveland）於一八八八年譴責華人「對我們憲法與法律的無知，不可能與我們的人民同化，危害我們的和平與福祉」，並同意一項新的法案，規定暫時離開美國返回中國的華工不得入境。（註十八）同年，接受共和黨徵召提名的總統候選人哈里森（Benjamin Harrison）論道，他「願意扛起捍衛我們文明的責任，摒除終究不可能、也不願與我國人民同化的外來種族。」入主白宮之後，哈里森拔擢國務卿人選是基於他所堅持的排華立場，而非因為他的立論主張有益於美國經濟發展；依據這位國務卿的理解，華人已帶來「身心疾病的種子，貧困的種子，以及死亡的種子。」（註十九）這時，美國人選擇做出中國人是劣等民族的斷言，其粗糙而狹隘與過去清代政治人物在天朝光輝燦爛的年代對世界其他民族的判斷如出一轍。

＊譯註一：即美國國會通過的〈十五名旅客法案〉，因為此一法案在法理上與前述一八六八年中美簽訂的〈蒲安臣條約〉相牴觸。

＊＊譯註二：王鐵崖編《中外舊約章彙編》收錄一八八○年中美〈續修條約〉，該條文言「大清國准大美國可以或為整理，或定人數、年數之限，並非禁止前往。」但並未出現作者引文中「暫停」（suspend）的中文字樣，此係條約英文本獨有。不過之後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則於法有據。

註釋

註一：摘引自謝成光（音）,〈曾國藩，十九世紀的儒將》（Tseng Kuo-fan,a Nineteenth Century Confucian General Ph.D. diss, Yale University，1975)，頁二三。

註二：鄧嗣禹與費正清合編，《中國對西方的反應：一八三九至一九二三年文獻概覽》（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 ,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4），頁五三至五四。

註三：前揭書，頁六二。

註四：容間，《西學東漸記》（My Ufa in China and American) （New York,1909），頁一六八。

註五：萬瑪麗（Mary Wright)《中國保守主義的最後防線：同治中興，一八六二至一八七四年》（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1862-1874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7)，頁二一三。

註六：圾野正高（Masstaka Banno)，《中國與西方，一八五八至一八六一年：總理衙門的起源》（China and the West, 1858-1861: The Origins of the Tsungli Yadme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頁二二八。

註七：鄧嗣禹與費正清。前揭書。頁四七至四八。

註八：馬士，《中華帝國的對外關係，卷二》，頁三七。註九：馬士！前揭，，頁三八。

註十：徐中約，《中國走進國際家庭：一八五八至一八八0年的外交局面》（China's Entrance into the Family of Nations: The Diplomatic Phase, 1858-1880 .,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頁一三二。

註十一：前揭書，頁一三三至一三四。

註十二：龍夫威（Fred Drake)，《中國圖繪世界：徐塌蓄輿其一八四八年的地理學》（China Chars the World: Hsu Chi-yu and His Geography of 1848,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5)，頁一五九、一六四至一

一八五；有關華盛頓紀念碑的記載，見該書頁一八七、二四五。

註十三：萬瑪麗，前褐書，頁二五二。

註十四：妙爾（G. E. Moule)，〈中國對歐洲物理科學的貢獻〉（The Obligation of China to Europe in the Matter of Physical Science)，見《亞洲文會華北支部雜誌》（The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一八七一年第七期，頁一五○至一五一。

註十五：容閎，前褐書。頁三至四。

註十六：布魯納（Katherine F. Bruner)、費正清、史密斯（Richard Smith)合編，《步入中國服務：赫德的日誌，一八五四至一八六三年》（Entering China's Service: Robert Hart's Journals, 1854-1863.,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頁二三、至二三二。

註十七：衛斐列（Frederick Wells Williams), 〈蒲安臣與中國派赴外國強權的第一個使團〉（Anson Burlingame snathe First Chinese Mission to Foreign Powers., New York, 1912），頁一三六至一三九。

註十八：韓德（Michael Hunt)，《中美特殊關係的形成：一九一四年前的美國與中國》（The Making of a Special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o 1914,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頁九二。

註十九：韓德，前褐書，頁九三；引文摘自布萊恩（James G. Blaine)的話。

10 晚清的新動亂

自強運動與甲午戰爭

儒士以其卓越的能力、廉潔的操守，堅毅的精神襄助清廷敉平十九世紀中葉的各地叛亂；這似乎顯示中國足以回應新的挑戰。高懸恢復大清國秩序的大纛，這群儒士建構新的制度架構以處理外交關係，課徵關稅，建立新式船艦武器，教授國際公法與現代科學的基本原理。「自強運動」證明它並不只是口號，而是一條通向長治久安的可行道路。具備進步思維的漢人與滿人似乎齊心合作，選擇中國所需之西方知識、技術的要素，以維繫傳統文化中的精華。毋庸諱言，中國各地依然存在著農村軍事化、地方財政自主的新趨勢，地主專擅，官僚腐化，以及好戰的外國強權挾軍事、外交、宗教等力量入侵。然而只要擁有穩固的領導中心、果敢決斷的軍機處，清朝似乎就能恢復往昔的盛世。

可惜王朝所賴以延續的強有力領導並未出現。以同治為名的「同治中興」雖早已統攝中央與地方政府，然而就在同治親政不久，卻於一八七五年一月，以十八歲之齡駕崩。根據正史記載，同治死於天花，但民間傳說同治流連於北京的煙花柳巷縱情聲色而死。同治崩逝之時，年輕皇后已懷有身孕，但卻被同治的母親慈禧太后排除在討論皇位繼承的重要會議之外。

慈禧太后如欲把持朝政，唯一的辦去是繼續維持攝政身分；於是，她扶持三歲外甥光緒克承大統，如此便能確保獨攬大權多年。慈禧太后的算盤更因同治的皇后於是年春天溘逝，嬰兒胎死腹中而奏效＊。但是光緒的踐祚已破壞了清朝的皇位繼承法統；因為光緒與同治屬同一輩分，而非晚輩，所以不能在同治的靈前執子之禮。慈禧太后為杜絕朝臣悠悠眾口，承諾俟光緒一有子嗣，將由他繼承同治的皇位，履行必要的典禮儀式，有一位剛正不阿的大臣自裁身亡於同治陵寢旁，死諫慈禧太后。但其他文人未以激烈舉動表達不滿。朝中大臣均默不作聲，顯然已屈從於女性攝政王垂簾聽政時代的到來。

慈禧性格複雜、才幹出眾，有時迫於情勢所需，也會採取殘酷手段。有清以來，慈禧是唯一一位能獨攬大權的女人，是故經常遭到認為她根本不該擁有權力的男性之入罪；指控她必須為朝廷的種種災難負責。慈禧生於一八三五年，她的父親雖系出顯赫的滿人家族，但官位並不高。一八五一年，慈禧獲選為咸豐皇帝的嬪妃，一八五六年因產下一皇子而獲寵幸。咸豐經常與慈禧議論政務，允許她閱覽剛呈上來的奏摺。一八六○年，英法聯軍攻入北京，咸豐皇帝倉促出走，慈禧陪同咸豐逃往熱河。一八六一年咸豐駕崩，歷經一場宮廷政變後，慈禧垂簾聽政。於是慈禧便以攝政的身分自一八六一年至一八七三年同治朝，以及一八七五至一八八九年光緒朝掌有大權。慈禧通文墨、畫藝精湛，她隱身簾幕之後（基於禮儀），聽取朝中男性大臣的報告以瞭解朝政。慈禧雖然在政治上傾向保守，在財政上揮霍無度，但還是接納了自強運動者所提出的種種革新政策：另一方面，亦小心翼翼地護衛滿清帝室的特權。

洋務勢將成為朝廷所有決策的標竿，可惜慈禧於一八六九年與恭親王爆發激烈衝突，事出一名慈禧寵愛的宦官因濫權而被恭親王處死。大權旁落閹宦之手，貪贓枉法弊端隨之而來，在歷史上被視為王朝衰敗的徵兆，清朝洪業初創的幾位統治者便極力避免重蹈晚明縱容宦官把持朝綱的覆轍；因而恭親王不讓舊事重演，但慈禧大后卻把這件事視為衝著她個人而來，此後便對恭親王橫加掣肘。

此外，強勢的地方要員曾國藩於一八七二年辭世，幹練的朝臣文祥歿於一八七六年，左宗棠又遠在西北懷柔回人分身乏術，清朝的國勢江河日下。京師的軍機宰輔個個仕途顯赫，但思想作風保守，缺乏創新魄力，無法把中國帶到新的道路。雖然自強運動的計畫在十九世紀最後幾十年間仍繼續進行，但大多係由李鴻章一人所擘劃。李鴻章深得慈禧太后信任：剿平太平天國與捻亂，在天津教案過程中負責對外斡旋，嗣後李鴻章身兼「直隸總督」與「北洋通商大臣」兩項重責大任。中國在十九世紀後半葉的歷史，處處可見李鴻章的身影。

李鴻章的治績表現在三大領域：實業、教育、外交；早在自強運動之初，即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奠定基礎。李鴻章設法拓廣企業的類別，以期對中國的整體發展有深遠的影響。在所謂［官督商辦」的方式下，政府與民間資本合作。李鴻章在一八七二年創立「輪船招商局」就是一例，其宗旨在於打破外國列強對中國沿海航運業的壟斷，由李鴻章出任大股東，主要營運收入來自承攬官府漕糧自華中運往京畿的業務。一八七七年後，並下令天津附近的「開平」煤礦增產，以加強控制中國本身所擁有的礦業資源，並為日益興起的商船運輸業提供所需的燃料。一八七八年，李鴻章又在上海成立一家頗具規模的織布坊，以降低中國對外國織品的依賴。

＊原註：皇后似乎是被慈禧逼迫而自盡的，但此項說法仍有疑義。

一八八○年代，李鴻章在天津設立新式兵工廠，預計生產購自國外的「雷明頓」（Remington）與［克魯伯」（ Krupp）槍枝所使用的彈藥。這座兵工廠成立之初，即以自美購得的機器設備率先生產雷明頓來福槍。此外，李鴻章透過原止於上海的國際纜線，先後連接天津與北京兩地線路，隨之擴充支線至內陸各大城市，而架設起全國電報系統。李鴻章亦下令在南滿的旅順建造新的船塢設備，與一條七英里長的鐵路，將開平所產的煤運往附近的水道，以船運抵天津，供應新成立的艦隊使用。起初中國只有騾車，但李鴻章的一位助手於一八八一年利用西方的零件製造中國第一具蒸汽引擎，且成功用於運輸之上。

李鴻章進一步進行先前的教育改革。他一本初衷，繼續推動由容閎倡議、曾國藩支持的美國留學團計畫。一八七二年，經朝廷的肯允，中國第一批年約十二至十四歲的幼童被送至哈德福市，這些學童大都是受僱於福州、天津、上海中國新式兵上廠、造船廠之雇員子弟。他們與哈德福市當地的美國家庭一起生活，勤於學習英語、一般教育，以及中文課程。迄至一八七五年，留美學童總計一百二十名。但浸淫在美國都市中的學校與社會環境裡，這些中國留學生很難再保有清廷官員所堅持的傳統文化價值。他們開始脫掉長抱著洋服，有人因無法忍受當地民眾的壓力或訕笑而剪掉辮子；也有多人改信基督教。容閎本人娶了哈德福市的一位教師，即是西方世界強大誘惑力的又一明證。

而日後李鴻章的留學團計畫之所以中挫，肇因滿清發現，美國政府並未如李鴻章所寄望的，挑選高中畢業學生進入「安納波里斯海軍官校」（Naval Academy in Annapolis）與「西點軍校」（Military Academy of West Point)繼續深造。據此，李鴻章在一八八一年默從朝中保守官員的決議，終止計畫並召回留學生。一八八一年八月，他們自三藩市循海路返抵中國。擊敗奧克蘭（Oakland）俸球隊是中國留學生在美國土地上的最後一場勝仗；奧克蘭棒球原本自認可輕易獲勝，但卻被中國投手刁鑽的曲球球路給擊敗。這些學生回中國之後，在軍事、工程、商業各領域均有出色的表現；但李鴻章日後則遴選聰穎的學生分赴法、德、英，因為這些國家並不反對中國學生接受先進的軍事技術與海軍訓練。李鴻章也在天津分別設立水師與陸軍學堂。

國際社會的外交氛圍對朝廷越來越不友善。李鴻章時而獨自一人，時而與赫德、總理衙門的官吏協同，面對紛至杳來的外交難題。一八七○年代的外交困境包括與日本交涉中國在琉球群島及朝鮮之國際地位的談判。於幾世紀前中國文化優於鄰邦而形成的傳統「朝貢關係」已蕩然無存，清朝無法為中國的特殊權利提出令人信服的主張。對於日本強權在這個時期的積極擴張行動，清廷的確沒有回應的準備。遲至一八五四年，美國海軍艦隊司令培利（ Matthew C. Perry）才逼迫日本結束鎖國政策，並接受國際關係與國際貿易的現實狀況。但一八六八年「明治維新」的經濟與制度改革極有成效，已使得當時的日本有能力以軍事優勢壓迫中國。一八七九年，日本併吞琉球群島；而若非李鴻章說服朝鮮國王分別與美、英、法、德（德國於一八七一年完成統一）簽訂條約，朝鮮半島也極可能在一八八○年代招致相同命運。

英國領事馬嘉理（Augustus Margary）遭到雲南原住民謀害，李鴻章於一八七六年與英國政府進行了一連串的艱辛談判。馬嘉理當時承命與英國一支調查隊前往探勘在緬甸與雲南之間興建公路或鐵路的可行性。在最後的協定中，李鴻章代表清廷坦承過失，同意賠償七十萬兩，派遣使節團出使英國向維多利亞女皇致歉，並另外開放四個通商口岸。中國對外交涉中，較有利的一次是一八七○年代末期，由總理衙門、曾國藩之子曾紀澤（時任駐英公使）主導的對俄談判。一八八一年締結的〈聖彼得堡條約〉（Treaty of St. Petersburg，譯按，中方稱為〈中俄改訂條約〉或〈伊犁條約〉）裡，俄國同意廢止先前簽訂的不平等條約（編按，一八七九年崇厚先行與俄國簽下喪權的〈里發的亞條約〉)，將回亂期間遭俄國強佔的伊犁地方交還滿清管轄。雖然俄國仍然控制黑龍江、鳥蘇里江以北，原屬滿清的大片領地，但〈聖彼得堡條約〉確保了中國在西部邊疆的控制權，一八八四年新疆設省之後，清廷對當地的主權宣稱更形確立。

這次外交斬獲卻讓朝廷與文士萌發錯誤的信心。法國罔顧中國對此一區域的特權宣稱，於一八八○年佔據河內與海防兩地，擴張其殖民帝國勢力，並開始對中國施壓，欲在安南（指現在的越南）成立租界，李鴻章力主謹慎處理。但在一片堅持朝廷應採取強硬立場之好戰的漢、滿人的促戰聲浪中，李鴻章的主張聽者藐藐。李鴻章在一八八四年試圖與法國達成協議，避免衝突爆發，這批立場強硬的主戰派依然主張與安南以及鄰近東京灣（Tonkin）的法軍決一死戰。此一地區的法國艦隊司令官命令艦隊駛向福州港，與中國艦隊對峙，以回應中國間歇出現的敵對態度。

李鴻章亟欲與法國達成協議，無論協議內容有多麼屈辱，因為他深知成立未久的中國海軍不堪一擊。談判於一八八四年八月破裂，停泊於福州港的法國艦隊開始向中國轟擊，李鴻章不幸言中，已開發的工業強權與大清帝國之間懸殊的實力再次一目了然。法國艦隊包括了八艘戰艦與兩艘魚雷艇，配備逾七十座的重砲與多挺機槍。法國的船艦與非交戰國的船隻一同散佈在港口內，使得法國船艦很難被瞄準。中國於自強運動期間新造的十一艘南洋艦隊——其中有兩艘是木材打造的——與一些老舊戰船、武裝划艇就停泊在附近。這些船艦總計架設四十五座新式大砲，多屬小口徑武器。八月二十二日午後一時五十六分，法國艦隊司令官下令開火，一分鐘左右，中國的旗艦就遭法方魚雷擊沉；不到七分鐘，中國大多數的船艦已受到重創；不到一小時，中國的船艦或被擊沉，或被擊中而起火燃燒，兵工廠與碼頭亦難逃砲火的摧毀。法軍損失五人，清軍則有五百二十一人死亡，五十一人失綜。儘管後來清軍在西南地區贏得幾場非關鍵性的戰役，然法國控制整個中南半島的局勢已定。一年後，英國仿效法國的侵略行動，宣稱緬甸為所屬的保護國。李鴻章當時其實可以派遣北洋艦隊支援福州的南洋艦隊，但他選擇保留並加強北洋艦隊的實力，藉以鞏固他自己在行政官僚體系中的權力基礎。北洋艦隊除了是李鴻章權力與威望的象徵之外，最重要的任務是保持朝鮮半島海域的通暢。為了因應朝鮮半島的變局，清政府新設駐朝鮮大臣一職駐節漢城，其重責大任就是要與朝鮮政府維持穩定關係，並確保朝鮮的「獨立」不至於削弱了中國的特殊地位。清廷不願日本揷手朝鮮內政。然而到了一八九○年代，日本介入朝鮮半島政局的意圖昭然若揭，朝鮮半島的緊張情勢亦隨之升高。一八九四年，朝鮮叛亂爆發，危及國王性命，中、日雙方於是趁機出兵保護皇室。比中國更能迅速動員軍隊的日本，於七月二十一日佔領朝鮮皇宮，並扶持一名忠於日本利益的攝政王。

就在同一天，清廷租用一艘英國運輸船，載運一千兩百名增援軍前往朝鮮，途中遭到日本巡洋艦的攔截，因拒降而遭到日艦的砲轟沉沒，僅兩百人獲救生還。月底，登陸朝鮮半島的日軍在漢城與平壤附近的幾次戰役中擊敗清軍；十月，越過鴨綠江直驅中國領土；十一月，另一支日軍佔領了中國的重要戰略港口旅順。此刻，日本在中國的地面部隊準備經由山海關進入中原，一如兩百五十年前的多爾袞。

縱使李鴻章戮力經營，但北洋艦隊終究難逃南洋艦隊的命運，這也象徵了中國自強運動的挫敗。北洋艦隊包括兩艘主力戰艦、十艘巡洋艦、兩艘魚雷艇，悉數於九月間，鴨綠江口一場戰役中遭到日軍重創，殘存艦隊旋即撤退至山東半島北岸，重兵守衛的威海衛港。在威海衛港內，清海軍提督置艦隊於水雷防護網後方，不再加入戰鬥。但一八九五年一月，一次成功的戰略中，日軍兩萬名地面部隊連同一萬名工兵越過山東半島的岬角，經由陸路佔領威海衛要塞。日軍將要塞的砲火轉向中國艦隊，同時以魚雷艦穿越水雷區，擊沉了北洋艦隊一艘主力戰艦與四艘巡洋艦。中國兩名海軍將領與要塞指揮官自戕殉職。

清廷如同三十五年前，夏宮焚毀於不堪的〈天津條約〉協商期間一般的束手無策，只得再度派出已失勢的恭親王出面收拾殘局。恭親王語帶悲悽，告訴一位西方的外交官，他被賦予的職責就是彌合起眾人摔碎一地的杯子。（註一）為了襄贊恭親王處理和談事宜，清廷挑選出聲望最顯赫的大臣——李鴻章，於是李鴻章啣命隻身前往日本，與勝利者舉行談判。

在一八九五年四月簽署的〈馬關條約〉，對中國而言無礙是一場災難。若非一名日本刺客向李鴻章聞槍，傷及左眼下方，而使日本政府在國際社會面前蒙羞，日本所提出的條件將會更加苛刻。中國必須承認「朝鮮國為完全無缺乏獨立自主」，然而在當時情勢下，朝鮮無疑會成為日本的保護國。清政府賠償日本軍費二億兩，除了已開放之通商口岸之外，再加開四個通商港口——其中包括位於長江上游、四川境內的重慶（餘為沙市、蘇州、抗州），以及「永遠」把臺灣全島與所有附屬各島嶼、澎湖群島及南滿的遼東半島全部割讓給日本。允許日本臣民在各條約口岸城邑開設工廠與各項工業。俄、德、法三國出面干涉，迫使日本放棄遼東半島，但清廷另行賠償三千萬兩，其他條文均獲得三國承認。當時許多中國優秀的青年文人齊聚北京，準備三年一次的進士科考，無視於朝廷的威勢而強烈要求朝廷廢止〈馬關條約〉，籲請施行新的、更大膽的經濟成長與政府改造，以遏止喪權辱國的悲劇不斷重演。但清廷似乎無動於衷。這無疑是自強運動時代所散發出光明希望的黑暗總結。

一八九八年的維新運動

在十九世紀的最後十年間，中國正處於獨特而隱晦不明的局勢，新舊雜陳。在許多層面上，其變幅之大勢不可擋，無法逆轉。商輪往返於長江水域，宏偉的新銀行建築林立於上海江畔，軍事學堂引進西式戰術教育青年軍官，科學方面的教科書大最付梓，奏摺透過電報系統疾速從地方傳抵軍機處。西方強權歷經幾次勝仗，早已活躍在中國土地上，他們大舉在中國投資，特別是在礦業、現代化通訊事業、重工業方面。帝國主義對中國的衝擊十分深遠，也不斷強化隨著自強運動發展出來的緊張局勢。

這些變革大都限於條約口岸的城市裡與西方租界區。即使是最積極的西方商人，他們對中國鄉村的經濟滲透也是緩慢漸進。西方人大都仰賴中國商人為中介，幾無例外——即所謂的「買辦」，通過傳統的貿易與貨物流通渠道，為西方的商品開闢市場。對大部分富裕家庭的青年學子而言，他們接受的教育模式並未改變：記誦儒學典籍，在考中地方「舉人」以及全國級的「進士」之前，必須先孜孜不倦取得地方上的「生員」資格。在農村裡，女性無法接受教育、依然裹小腳，由父母安排婚嫁。在農耕技術方面，播種收割必須仰賴雙手，農作物則是靠人力馱負至市集。洋人一出現，往往會被視為異類或是威脅。中國派駐海外的外交官並不受人尊敬，反之，回國之後往往遭人羞辱，因而被迫提早辭官還鄉。

傳統與變遷的相互滲透似乎是漫長且隱晦的過程。農民因國內對菸草或棉花這類經濟作物的需求，確實比昔日獲利更豐，但也比較容易因地方市場波動而受害。生產茶葉與生絲事實上是為了供應世界市場的需求，但世界市場價格的起落，往往莫名地造就一夜致富或頃刻破產的結果。日本、美國兩地發展出來的先進機械絲織技術需要的原料是纖維較平整的絲，這意味著幾世紀以來用手工養蠶取絲的農村家庭，將面臨產品市場萎縮的窘境。印刷技術的精進與新興的城市讀者群的成長，刺激了期刊、報紙的大量湧現。這些期刊報紙向讀者引介政治評論，刊登保健與美容產品的廣告，提供個人一種新的、可以有所選擇的觀念。中國人逐漸認識到，中國只是眾多國家當中的一個，這樣的觀念使中國人進一步瞭解，若無男女公民，國家是不可能存在。中國首次定期刊印報紙宣揚這些理念，而這也是中國文人回應甲午戰爭與〈馬關條約〉帶給中國恥辱與挫折的一種方式。

甲午戰爭之後，廣泛流傳一種理論，給予那些對自強運動價值有所疑慮的士大夫哲學上的依據：中學為本，西學為用。一般簡稱為「體用」論的觀點，是處於幽暗不明、變動不居——通常是痛苦的變革——時代的一種文化慰藉：在中國道德與哲學價值體系中存在著賦予中國文明延續性與意義的基本結構。中國把握住基本信念，而後便能迅速且大幅採擷西方的實用技術，也可以聘僱西方人為顧問。體用論最受儒士張之洞稱道，而他曾是保守派之中主戰最力者之一。張之洞在湖廣總督任內的十八年贏得官聲，他或許是繼李鴻章之後，最富影響力的地方改革者。張之洞積極向外國貸款，成功地在漢口與北京之間修築鐵路，並在湖北東境的漢冶萍礦區開採、生產煤、鐵、鋼。但張之洞不斷提出漸進改革的保守呼籲，高懸傳統儒家倫理基本價值的旗幟，以迎合慈禧太后及其身旁謀士的歡心。

中國年輕一輩儒士當中的佼佼者呼應張之洞的體用論，在獲悉〈馬關條約〉簽訂之後，義憤填膺地齊聚向皇帝上書陳情，敦促朝廷繼續抗日，實行全面的經濟、工業與行政改革。這群人原為準備參加一八九五年春天的科考而聚集北京，而由其中最富智識、勇氣的康有為、梁啟超負責統籌。康有為來自廣州、時年三十七歲，是一位才華洋溢的經學家，雖以古典經學見長，但獨闢蹊徑闡釋儒學的作法使他招致猛烈的批判。在早年的著作中，康有為引經據典，試圖證明孔子從未抗拒社會變革，儒家思想亦非否定人類發展與進化的基本觀點。康有為這方面的思想，主要是受到十九世紀初研究並力倡儒學中「公羊思想」的儒者啟迪。梁啟超，年二十二歲，是康有為的門生。梁啟超早年積極參與地方上的學術活動，當時他剛成立數個全國性的社團組織，鼓吹中國加速實行根本改革。梁啟超雖懷抱激進的改革主張，但與康有為都不忘追求功名，因為這仍然是晉升精英之林的終南捷徑。

康有為浸淫佛學思想，慈悲為懷，自比拯救天下蒼生的新聖人。他遊歷香港、上海兩地，考察西方人科技與城市發展的成就，加上對物理學、電學、光學的研讀理解，使他深信綜合「體」與「用」的可行性。梁啟超分享了康有為的信念與熱情。歷經各個衙門幾番轉呈代遞之後，光緒皇帝本人終於讀到康有為上呈的萬言書，康、梁師徒二人聞訊狂喜。時年二十四歲的光緒，適逢慈禧深居重建後的夏宮，較少插手日常政務，得以擺脫其陰影而親臨主政。光緒醉心於改革主張，並濡染了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慷慨激憤的言論。

一八九五年各省舉人聯合上書皇帝（譯按，即所謂的「公車上書」），提點出許多中國夙懷遠見的文人所苦思的議題：中國需要現代化的軍隊，且應配備最先進的西方火器大砲。為了發展全國工業基礎，朝廷應徵召具備科技能力的東南亞華人回國效力。應該集中稅款，組建國家銀行體系，建設鐵路運輸網絡，建造商輪，成立現代化的郵政系統。中國應該藉由各種訓練學校改善農耕品質，成立中心培養工業創新以及激勵發明能力，而像美國的發明家一樣能夠每年申請一萬三千件專利。在貧窮落後地區實施再墾殖計畫，藉以每年均能吸引成千上萬向外移民且具備生產力的華人返鄉投資。先前僅有叛亂者如太平天國領袖洪仁玕曾公開倡提這種影響深遠的變革，此時，中國最傑出的青年懦士亦已開始探索相同的觀點。

這批自訓為改革者的儒士以可被接受的傳統管道提出訴求，但效果微乎其微。年輕的光緒皇帝縱然滿腔熱誠，卻無政治實權，再者，朝中守舊派大員往往從中作梗，而使這些政策備查列檔而石沉大海。然而迄至一八九○年代，要求變革的聲浪不再僅侷限於慣常、遲緩的渠道。其他改革者如孫逸仙＊，便採取了不同的路徑。孫逸仙出身於廣東貧苦的農村家庭，不似康有為是書香世家子弟。一如在東南地區一帶家境貧寒的中國人，孫家有些人在十九世紀就已移民海外，其中兩位死於加利福尼亞州的淘金熱：其餘則栖居夏威夷。一八八○年初，他投靠他在夏威夷的長兄，並入教會學校就讀，就在轉往香港的醫學院習醫之前，他已於此接受了民主、共和政府的觀念以及基督教教義的洗禮。文化的交融，再加上個人的雄心壯志以及對中國未來命運的深切憂慮，孫逸仙於一八九四年上書直諫總督李鴻章，表示願意為中國的防務與發展盡一份心力。李鴻章正忙於處理朝鮮與其他地區危機局勢，根本無心理會孫逸仙的上書。

＊原註：Sun Yat-Sen是孫氏慣用的粵語，維馬拼音的名字。

孫逸仙深感失望與挫折。英國人未因其優秀醫學背景而同意他在英國的屬地執業行醫，中國人似乎也並不怎麼推崇他的西醫醫術。於是孫逸仙於一八九四年底在夏威夷成立名為「興中會」的秘密會社，該會的宗旨在於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建立共和。孫逸仙從兄長與友人之處募得一些資金之後，一八九五年返回香港，試圖結合廣州附近的秘密會社策動軍事叛亂，推翻滿清政府的統治。由於籌劃粗略，加之疏於保密、缺乏彈藥、資金，計畫為清廷所破獲，地方上的叛軍首領紛遭處決。

孫逸仙自香港逃至日本，最後前往三藩市與倫敦。在落腳的倫敦，孫逸仙開始廣泛閱讀西方的政治與經濟理論。一八九六年，孫的研究工作中挫，當時清廷派駐倫敦公使館的職員進行了一次笨拙（但幾乎成功）的綁架行動，意圖將孫解回中國受審、處決。這一戲劇性的故事經由西方媒體大肆報導後，孫逸仙一夕成名。孫返回東方後在東南亞一帶與日本建立若干據點，並透過秘密會社與歃血為盟的同志，繼續策劃軍事行動推翻滿清政府。

孫逸仙在眾多非堅決效忠清室且已移民海外尋覓機會的華人之間爭取支持。宋查理（Charlie Soong，譯按，一名宋嘉樹、宋耀如）就是這類支持者，而其子女日後在中國政壇上亦將扮演重要角色。宋查理生長在海南島上一戶以漁獵、貿易為生的家庭。嗣後宋查理離開海南島遠赴爪哇投靠親戚，一八七八年乘船抵達波士頓，充當一位中國商人的學徒。宋查理不久心生厭倦，於是出海航行，擔任美國稅務機關緝私船的船員，後來透過船長在北卡羅萊納州一位慷慨友人之助而完成大學學業，且為他的基督教傳教士生涯預作準備。一八八六年返回中國之後，宋查理一度從事傳教工作，不受尊重且薪資微薄。一八九二年，他將精力轉向企業經營，為西方傳教士印製傳教之用的《聖經》而積累鉅額財富。接著，宋查理又利用西方先進的技術投入麵粉製品的生產，又遷入位於上海郊區的西式豪宅。就在這時候，透過與秘密會社接觸，他開始以金錢支助孫逸仙的地下組織。

迄至一八九○年代，中國人日益熟諳西方世界，已能掌握自明治維新到華盛頓（ George Washington）、拿破崙（Napoleon Bonaparte）與彼得大帝（ Peter the Great)的革新模式。倡導改革的期刊與歷史著作蔚為盛行，稱頌昔日的西方思想家，並以波蘭、土耳其、印度等國的例子作為中國的借鏡，這些國家的領土遭割據，經濟凋蔽，政治上受到欺凌。此時，西方列強又向清廷強索特殊經濟與居留權——瓜分「勢力範圍」，這更使清朝的政權危如累卵。

處於如此環境之中，比起幾位先帝，光緒皇帝無疑對中國面臨的道路抉擇有著更寬廣的視野，況且他自己本人也正在努力學習英語，他決意表現得像一位獨立自主的統治者，以國家利益來採取行動。在一八九八年的六月至九月期間，光緒頒佈一系列非比尋常的上諭，史稱這段期間為「百日維新」。雖然上諭所提出的改革案大抵承襲自強運動的主張與一八九五年的公車上書內容，然而由皇帝主動提出理念且全力支持的改革仍是史無前例。

光緒皇帝要求在四大面向中進行變革。為了改革科舉制度，光緒下令廢止所謂「八股文」這類高度格式化、刻板的文章作法，而幾世紀以來中國的科舉考試一直是以八股文取士。光緒還諭令取消以書法詩詞來品秩考生等第；改以有關國家時事策論為考題。除此之外，在教育改革方面，光緒諭令擴建京師大學堂並增設一所醫學院校，將傳統的書院（以及不必要的農村私塾）改造成中學與西學兼修的現代化學堂，並開設以研究礦業、工業與鐵路建築為主的技職學校。在經濟改革方面，皇帝下詔地方官員協調商業、工業與農業改革方案，增加茶、絲的生產以利出口。在北京新設立農工商總局監督茶絲的種植生產，另又特別設立礦務鐵路總局管理礦業與鐵路，並責成戶部擬定每年的全國財政預算。

光緒同時要求強化軍事力量。水師建軍的大部分經費已挪為重建慈禧太后夏宮之用，其中包括為了讓慈禧太后賞玩湖景而打造了一艘大理石製的「船」。清廷以購自國外或由地方建造的方式，組成了一支有三十四艘戰艦的艦隊。軍事訓練課程從西制予以標準化。地方團練鄉勇的教育訓練也要改善。光緒皇帝甚至承諾，將偕同太后檢閱天津的新軍。光緒並裁撒若干衙署、簡化官僚程序，以增加行政效率；同時汰除一些冗員，調派新官僚到甫成立之主管經濟計畫的衙署中任職。

為了因應維新方案的實行，朝廷進行了部分重要人事改組。李鴻章在中日甲午戰爭之後，已逐漸喪失影響力，現在更不在總理衙門任職。光緒帝師翁同穌也因為憂慮維新運動的改革範圍而被罷黜。包括康有為的若干「改良派」思想家被拔擢至軍機處或總理衙門任職，參贊機要，直達天聽。康有為向皇帝條陳變法之策，並上呈兩部分析歷史的著作：一是關於波蘭的國家命運；另一則是有關明治維新時日本的成功改革。（譯按，即《波蘭分滅記》、《日本明治變政考》）但許多朝廷要員對光緒的改革政策不無猜忌，認為這些方案既不利於長治久安，又破壞了中國的內在價值。光緒似乎誤以為慈禧會贊成他對新中國的看法，而助他排除反對阻力。其實，慈禧正為部分革新方案可能削弱滿清的統治權力而惴惴不安，更擔憂擁戴光緒的改良派似乎會臣服於英、法兩國的壓力與影響力之下。

儘管證據仍有矛盾，但當時似乎有不少改良派疑懼可能爆發政變，不利於光緒，因此開始與幾位重要將領接觸，期望取得支持。但消息傳到慈禧太后耳中，引起了強烈的反彈，一八九八年九月，慈禧太后突然返回紫禁城，兩天後昭告天下，皇帝要求她重新掌權攝政。她把光緒幽禁於宮中，逮捕光緒身旁六名激進的維新派策士。這六個人還未判處密謀刑責，慈禧就立即將他們處決，這令改良派與在華的外國人大失所望。政變前夕，康有為得外國人之助離開北京，但其弟（譯按，康廣仁）卻是六名犧牲者之一。在清廷提供花紅懸賞康有為首級下，康有為搭乘英國輪船安全抵達香港。梁啟超也逃離中國，先赴日本，後抵加拿大，開始流亡海外。梁啟超與康有為胸中縈懷夢想，在新中國的名義下，由皇帝策動一整套改革方案，最後卻是落得悲劇收場。

民族主義的三個面貌

一八九八與一八九九年間，列強開始加強對中國的施壓與蹂躪，這正是帝國主義擴張浪潮中的一部分。德國藉口傳教士受到攻擊而出兵佔領山東港市青島，並宣稱擁有在山東採礦與建鐵路的特權。英國割據山東半島北岸的威海衛港（三年前日軍擊沉停泊在此處的中國艦隊），強向清廷租借香港九龍半島北部的大片沃土，借期九十九年，英國人因而稱此地為「新界」（New Territories）。俄國人進逼滿洲，強索旅順，於此大舉建造防禦工事。法國向外宣稱，與東京接壤的雲南、廣西、廣東三省和海南島享有特殊權力。已經佔據臺灣島的日本，繼續向朝鮮施壓。並加彊對華中的經濟侵略。於是美國提出中國「門戶開放」政策，意指各國不應阻遏他國進入各自的勢力範圍內，以期產生道德效應，減緩中國的分崩離析，但它畢竟並不具備真正約束力。所以中國若干有識之士開始憂心，有朝一日中國將遭到列強的「瓜分」。

在這種敵視與驚懼的氛圍裡，中國悄然萌生一股蓬勃力量。這種力量表現的方式各不相同，但可用「民族主義」一詞加以概括，對中國人而言，民族主義包括對他們與外國列強、滿清關係的一種新而迫切的認識。民族主義同時也彰顯中國人為了民族的生存，必須團結一致的相應認知。我們可以從三個例子看到這種現象的浮現：一九○○年的「拳亂」、一九○三年鄒容《革命軍》的刊印，與一九○五年所發起的抵制美國貨運動。

一八九八年自稱「義和拳」的拳民崛起於山東的西北。他們的名號與儀式源出自己在魯南盛行多年的秘密會社、自衛團體，主要對象是西方傳教士和中國的信徒。若干拳民相信自己刀槍不入，這是因為融合民間宗教、通俗小說，與街頭雜戲於一身的神衹、護衛能賦予他們神秘的力量。拳民缺少統一的領導，吸收因旱災、洪撈等天災而挺而走險的山東農民、工人；他們希望結束中國基督徒所享有的特權，且攻擊信徒與傳教士。及至一八九九年初，拳民在山東、河北之交搗毀或劫掠在華基督徒教會的財產，嚴厲警告要求清廷鎮壓教民與其支持者的外國人。拳民高喊「扶清滅洋」的口號，而且很快就演變為冗長的辱罵：

竊有天主教，

上欺中華君臣，

下欺中華黎民，

毀佛像，

柝廟宇，

佔民墳，

萬惡痛恨，

國不泰而民不安。（註二）

翌年，這類辱罵進一步譜成朗朗上口的韻文揭帖，其中部分還張貼在義和團分壇附近或街角的牆上：

男無倫，

女行奸，

鬼孩俱是父母產。

天無雨，

地焦旱，

全是教堂止住天。

洋鬼子，

盡除完，

大清一統靖江山。（註三）

一九○○年春天，拳民的諸位領袖斷言一個新的宗教年代即將來臨，當時他們的勢力早已迅速擴展。拳民約有百分之七十屬於貧農、男性與青年人：其餘則混雜各行各業的手藝者、工匠之流：小販與人力車伕、轎伕、運河船工、皮匠、磨刀匠、理髮匠；有些則是散兵游勇與鹽販私梟。當中亦有女性組織，其中以「紅燈照」最富盛名，參加的女性通常在十二到十八歲之間，她們的女性能量是為對抗中國女基督徒的「穢物」而起，她們深信中國的女基督徒會腐蝕男性拳民的力量。「紅燈照」最著名的領袖是「黃蓮聖母」，她是一名窮船工之女，曾以賣淫為生，被認為擁有神奇的靈力。其餘女性則是被集結一起稱為「沙鍋罩」，負責為義和團的軍隊提供膳食，據聞拳民用膳之後，靈力就會更為精進。

六月初，依然缺少領導中心的拳民紛紛入京、津一帶。拳民遊蕩街頭，頭上裹綁著紅、黑、黃各色頭巾與紅色綁腿，腕上繫著白色符咒，掠奪、殺害中國基督徒，甚至擁有洋貨如燈泡、鐘、火柴的人亦不放過。他們還殺害四名法國人、幾位比利時工程師與兩名英國傳教士，拆除鐵軌、火燒車站、砍斷電報線。對於拳民的暴行，地方官員與朝廷雖有力，但態度搖擺不定，時而用武力鎮壓拳民以保護外國人，時而縱容、甚至認可拳民的拒外「忠貞」精神。五月底六月初，列強以火車運載四百名增援軍隊赴北京以保護他們的人民。當鐵軌被破壞之後，又加派兩千人的援兵防衛天津至北京的通道，但是遭到拳民擊退，死傷慘重。

六月十七日，列強從清軍手中奪取大沽要塞，以備戰爭一旦全面爆發，可以掩護軍隊登陸。同一天，慈禧太后與滿洲王公、朝廷要員緊急召開會議，此時要塞失守的消息尚未傳到北京。一位與會者曾記下慈禧的談話，反映了她對倚賴義和團的痛苦與疑慮：「法術不足以恃，豈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國衰弱已極，所仗者人心耳，若並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國？」（註四）（在一八四八年，道光皇帝同樣思索過，只要能「固人心」，就能駕馭外夷。）兩天後，大沽要塞淪陷的消息已傳抵京師，德國公使在前往總理衙門交涉的途中遭擊斃於街頭，拳民包圍外國使館區。慈禧太后現在頌揚義和團是忠貞的團勇，一九○○年六月二十一日，諭頒〈宣戰詔〉痛斥西方列強：

彼乃益肆梟悵，欺凌我國東，侵佔我土地，蹂躪我人民，……小則欺壓平民，大則侮慢神聖。我國赤子仇怨鬱結，人人欲得而甘心，此義勇焚燬教堂屠殺教民所由來也。（註五）

拳民有了慈禧太后與滿洲王公撐腰，不斷攻擊教會與外國人。山西、河北、河南等地攻擊外國人的行徑特別囂張，其中以山西尤其殘暴。山西巡撫毓賢把傳教士及其家眷召至省會太原，承諾保護他們身家性命安全。然而他們一到太原，毓賢便下令將包括男人、婦女與孩童在內的四十四名外國人處決。

在北京，外國公使的駐警與其眷屬退入主要由英、俄、德、日、美等國組成的保護區內，匆忙之間還用家具、沙包、木頭、褥墊權充防柵。要是義和團更有組織，或是官軍加入義和團的攻擊行動，這些外國人勢必難逃一死。但義和團的攻擊步調不一，清廷的現代化部隊袖手旁觀，湖廣總督張之洞採觀望態度，拒絕將新訓的軍隊投入這場衝突。

一九○○年八月四日，一支由日、俄、英、美、法各國士兵組成總數二萬人的遠征軍，在聯合指揮系統的運作下，自天津出發。義和團潰不成軍，清軍將領（譯按，裕祿）自裁身亡，外國軍隊進入北京，八月十四日聯軍突破義和團的包圍。當聯軍自東門進城，慈禧太后與外甥光緒往西出走，在渭水之濱的西安成立臨時首都。經過漫長、由甫抵中國的德國遠征軍主導之苦戰，以及與出亡的朝廷、李鴻章（再次扮演不可或缺的斡旋角色）的複雜談判之後，終於在一九○一年的九月正式締結〈拳亂協定〉（Boxer Protocol，譯按，中方稱為〈辛丑各國和約〉）。

根據和約，清廷同意為逾兩百名外國受難者豎立墓碑，外人遇害的城鎮停止科考五年，禁止中國進日軍火及專為製造軍火的器料兩年，中國應允各國常留兵隊保護使館，降旨將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改為「外務部」，忝辦包括山西巡撫毓賢在內的拳亂首禍諸臣。此外，清廷亦同意支付四億五千萬兩（根據當時匯率，約折合六千七百萬鎊，或三億三千三百萬美元）作為傷害外國人身家性命的賠款，按當時清朝一年稅收總和約二億五千萬兩來看，可謂一筆龐大的數目。中國的賠款依海關市價易為金款，按年息四釐，至一九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分期攤還。若將利息計算在內，中國分三十九年期全部償付的賠款總數近十億兩（正確的數字是九億八千兩百二十三萬八千一百五十兩）。

一九○二年一月，慈禧太后與光緒乘坐火車自西安返回北京，適逢李鴻章病故，享年七十八歲。慈禧重回被外國遠征軍充做指揮總部一年多的紫禁城。是月月底，慈禧以真誠復交的姿態，親自在宮中接見外國使節團的資深外交官；二月一日，更史無前例地招待外交官。但仍不許光緒皇帝公開扮演政治角色。

兩位流亡海外的改革者孫逸仙與康有為，於一九○○年間，趁著義和團之亂各自展開對清廷的攻勢。八月，康有為策動湖北、安徽的起義；十月，孫逸仙在廣州以東的惠州舉事。康有為的目標是要讓光緒成為立憲君主，而孫逸仙則是企盼建立中華共和。兩者均未得到資金奧援，協調也不佳，因而輕易就被官軍敉平。

現在又回到以著述立說來反清。這當中尤以十八歲學生鄒容的鼓吹最為鏗鏘有力，他的著述可作為我們研究新型民族主義的第二個例子。中日甲午戰爭後，有越來越多的中國學子赴日留學，鄒容正是其中之一，這些學生懾於日本的力量，欲一探究竟。清政府無能回應危機令鄒容日益不滿。一如之前的若干秘密會社與太平天國的領袖，鄒容把矛頭指向滿人，但他不只停留在口號的層次，而是長篇大論地痛詆滿清的積弱不振。諷刺的是，鄒容之所以能肆無忌憚批判滿人，是因為他自日本歸國之後即棲身上海外國租界區。根據治外法權所衍生出的複雜法律協議，租界住民所服從的司法機關是由西方人所支配的「會審公廨」。所以在租界可以自由撰述，傳播著作，而這是受清政府管轄的一般鄉鎮居民所無法享有的。

鄒容的反清思想體現在他所寫的小冊子《革命軍》（一九○三年）之中。鄒容慷慨激昂，敦促漢人擺脫滿人強加在身上的伽鎖，掌握自己的命運。漢族已經淪為奴隸，鄒容認為像摧毀太平天國的曾國藩，這類人物不是英雄，而是滿人的奴才，是屠殺同胞的劊子手。所以中國人應學習西方人，設若人民團結一致、共同奮鬥，必能推翻專制政權，擺脫列強的壓迫。誠如鄒容所道：

吾不惜再三重申詳言曰：「內為滿洲人之奴隸，受到滿洲人之暴虐，外受列國人之凌辱，為數重之奴隸，將有亡國殄種之難者，此吾黃帝神明之漢種，今倡革命獨立之原因。」（註六）

他進一步鼓吹漢族同胞改變自己的命運：

爾有政治，爾自司之；爾有法律，爾自守之；爾有實業，爾自理之；爾有軍備，爾自整之；爾有土地，爾自保之；爾有無窮無盡之富源，而須自揮用之。爾實具有完全不缺的革命獨立之資格。（註七）

這些挑釁的呼籲穿插在鄒容許多改革訴求，如選舉議會、女性平權、出版與集會自由的保障的論述中，令人讀之而熱血沸騰。《革命軍》流傳極廣，孫逸仙搶在舉棋不定的康有為之前，印製了幾千冊《革命軍》散發給他在三藩市與新加坡的支持者。清政府向上海的西方人施壓，交出鄒容，以及助他出版、流傳著作的若干作家、報界人士。鄒容於一九○四年依散播煽動著作的罪名而遭上海的會審公廨起訴，但西方人並未屈從清廷的施壓。鄒容最後被判處兩年徒刑：本案假若交付清廷審問，鄒容勢必即刻遭到處決。然而造化弄人，鄒容雖免於受清廷屈辱、折磨至死，但卻在一九○五年病卒於獄中。年僅十九歲，但鄒容已經為那個時代立下重要標幟。

就在審訊鄒容期間，另一波排外情緒正在醞釀。美國在一八八二年通過排華法案，並經過條約認可而付諸實行，發生許多對華人移民充滿敵意的行動。美國財政部的移民官員任意闖入各大城市的華人家中檢查證明文件；騷擾華人或遣送華人出境的案件層出不窮；華人抵達美國港口，往往遭到粗暴的待遇，其中包括一九○四年「聖路易市博覽會」（St.Louis Exposition）所邀請的代表團。美國的排斥政策擴及夏威夷與菲律賓的華人居民時，情況則更糟。

有些華人為避免這類糾紛而使用偽造的身分證件，卻在碼頭被識破；有些人則比較高明，從其他國家非法取得技術上合法的護照。例如，宋查理在一九○四年送長女靄齡到美國就讀大學時，她就是因宋查理擁有澳門居留權而得以持葡萄牙護照出國。宋靄齡抵達三藩市時，起初未獲准登岸，被迫待在船上幾天，但在友人與當地傳教士的奔走下，終於踏上美國的土地。

及至一九○五年，中國以新的回應，彰顯中國民族主義情感的第三個面向。甫成立的清朝「外務部」在中國駐華盛頓公使力促下，憤而拒絕與美國簽署移民條約。為示立場堅定，廣州、上海、廈門、天津等地的商人在一九○五年宣佈全面抵制美國貨。之前也曾發生過類似的抵制行動，最有名者要屬一八八○年代由漢口商人所發起的抵制運動，但規模不似這次那麼廣且富意識形態的色彩。雖然美國政府提出抗議，若干清朝地方官員也介入，特別是華北各港口的官員，但抵制美貨運動在許多城市已產生效應，其中以廣州與上海兩市最為顯著。清廷最後屈從於美方壓力，頒佈諭令嚴禁抵制行動；但最後朝廷諭令的告示在許多城市裡均被反貼，可見清廷對此項禁令的曖昧態度。加州與俄勒岡州華人出錢贊助，以及愛國的中國學生——尤其甫從日本歸國的學人——之鼓舞，中國商人拒絕買賣美國製的香菸、棉布、火油、麵粉等產品。團結一致的打擊行動與貿易到了九月底才告平靜。表面上，這次抵制行動不似拳民的暴力手段或美國的激進言辭那般激烈，但卻是中國有史以來首次以一種新的群眾運動形態，採取具體的經濟抗爭手段回應國家所承受的屈辱。

新興的力量

中國民族主義的滋長與複雜，僅是晚清社會重新追索自我定位的一個面向而已。經濟、政治、教育與社會的壓力現在才開始施加在每一個中國人身上，或許只有遠離城市、仍被傳統農村勞動模式束縛的農民還置身事外。但是，連貧苦農民也知道，改革就會增稅，所以他們在全國各地聚集抗議，卻遭到朝廷以兵勇或新近成立的警察力量加以無情鎮壓。海外留學生、女人、商人與城市工人過去受到漠視，但在王朝日薄西山之際，他們的怒吼卻引起越來越大的迴響。

自從清朝從康乃狄克州的哈德福市召回它派留學團之後，中國在一八八○年代，又出現新一波留學歐洲的風潮，其中尤以英、法兩國特別受青睞。嚴復正是這股留學風潮的先驅，一八六○年代，嚴復受業於福州船政學堂，一八七七年獲遴選前往英國，先後在朴資茅斯（Portsmouth）海軍學校與格林威治（Greenwich）等地求學。在此，嚴復學習英國的海軍軍事科技；儘管面臨德國的強大挑戰，當時英國的海軍軍事科技仍執世界之牛耳。嚴復也花了許多時間觀察西方的法律制度，並開始廣泛閱讀西方的政治理論。在這個過程中，嚴復萌生對所謂「社會達爾文主義者」的興趣（Social Darwinists，即指把達爾文（Charles Darwin ）的物種演化理論應用到社會組成分子之命運的學者。）

這類理論標榜「適者生存」，物種若欲免於亡種，必須擁有積極適應的能力，對處於危急存亡之秋的中國而言，這似乎令人感到悚惕惶恐但又未嘗不是一聲暮鼓晨鐘。嚴復迻譯的這類作品在中國十分盛行。一八七九年嚴復歸國後，在李鴻章創辦的「北洋水師學堂」擔任教席，一八九○年升任「總辦」。在繁雜工作之餘，嚴復又著手翻譯一系列富影響力的著作，例如赫胥黎（Thomas Huxley）的《天演論》（ Evolution and Ethics）、彌爾（Johm Stuart Mill)的《群己權界論》（ On Liberty）、孟德斯鳩的《法意》（ Defense of the Spirit of the Laws)、亞當?斯密的《原富》。雖然嚴復在北洋水師學堂的教職苦悶而不順遂，甚至因深感挫折而染上鴉片癮，但他引介的思想已經啟迪了中國學生。

一九○五年，清廷諭令取消傳統的科舉考試，中國青年獲致知識與研究學術的途徑大開，選擇也更多。有一位名叫周樹人的青年後來以筆名「魯迅」成為中國最知名的短篇小說家，他就置身這股新趨勢之中。魯迅早歲在浙江的私塾研讀四書五經，不到二十歲就讀罷嚴復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譯作，嗣後加入赴日留學的行列，當時日本已成為中國學子取經的對象。相對於歐美，日本距離近、花費省，歷史淵源相仿，衣著、飲食文化差距不大。日本在一八九四年擊潰中國，頓時成為學習的榜樣，俟一九○四年在旅順大敗俄軍，日本就更加令人心往神馳了。日本把立憲政體植入傳統帝制結構的方法，深深吸引一心改革的中國青年。中國傳統的「體」面臨西方的技術力量而逐年凋零的時代，日本的法學院與醫學院、軍校、政治科學與經濟學系似乎都可以帶給中國人新的希望。

魯迅在一九○五年於日本學醫時，從幻燈片中看到戰勝的日軍於漠然圍觀的中國人群中，處決據聞是間諜的中國人，深受震撼（根據魯迅的自述，時值日俄戰爭，所謂「問諜」是指為俄國人工作）魯迅決心棄醫習文，他相信文藝可以喚醒中國人沉眠的意識，認清民族的苦難。魯迅以為，中國的文化與精神生活紊亂至此，他已無心憂及中國人的體格是否健康。魯迅開始一步步翻譯歐洲與俄國重要的社會寫實主義（social realism）文學著作，讓中國學生瞭解過去半個世紀以來，主導世界的重大議題。

許多留日學生由滿清政府提供津貼，理論上，學生行為若有不當可將之遣送回國，但滿清政府也只能睜隻眼閉隻眼。孫逸仙積極在滿腔赤忱的留日中國學生中招募生力軍，於一九○五年聯合他的革命組織以及若干激進團體共組「革命同盟會」。同盟會試圖打入留日的學生群中，期使有朝一日他們學成返國後，可以為軍事起義努力。同盟會的意識形態揉合了孫逸仙的共和理念——這是在歐洲進行研究與嗣後的廣泛閱讀中所形成的——以及社會主義關於平均地稅與節制資本的理論。孫逸仙大膽宣揚採取革命行動，越來越比康有為保守的立憲君主與還政於光緒的主張更能撼動人心。

留日學生當中有許多是女性，這也說明了中國社會與政治生活的劇烈變遷。儘管仍有不少中國的「革命派」帶著綁小腳的小妾前往日本，但已有許多獨立自主的女性在父母兄長鼓勵下拆掉裹腳布，並為基本的受教育權利、甚至深造的機會而奮鬥抗爭。未出嫁但答應提供住所及經濟奧援的姊妹，主張應娶當時罕見的「天足」女性為妻的男性團體，以及積極鼓勵她們追求知識的學校給予她們道德與社會的支持。這些女性於是得以在著名的西方女性中找到新的範型，例如聖女貞德（Joan of Arc）、羅蘭夫人（Mme. Roland)、南丁格爾（Florence Nightingale)、碧雪（Catharine Beecher)，她們的生平被雜誌所翻譯、刊印。此外，還有俄國激進女青年佩若夫絲卡亞（Sophia Perofskaya)這類截然不同的形象：她暗殺了沙皇亞歷山大二世（Alexander II)，事後被逮捕、處決，但她面對專制暴政時所表現出不妥協、過人膽識，已成為女性的新典範。

儘管覺醒的女性仍屬鳳毛麟角，迄至一九○九年，全中國婦女僅有一萬三千名得以入學，也只有幾百人出洋留學，但對於這一萬多名的中國女性而言，這是一個可以穩定發展書寫能力、思索如何因應中國的積弱不振與家庭生活枷鎖的時代。秋瑾正可作為邁向革命女性理想的鮮明範例，她與魯迅同樣出身浙江。秋瑾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很早便嫁給一位她並不喜歡的商人之子，秋瑾產下兩子之後就離家出走，於一九○四年隻身浮海前往日本，靠變賣首飾和友人支持為生，並開始全面研究西方學科，公開宣揚改革的必要。

秋瑾在日本加入了孫逸仙的同盟會，她偶爾喜作男裝打扮，也會做火藥實驗。一九○六年返國後，成為浙江一所小學裡一名激進教師，繼續與同盟會會員保持聯繫，並與地方上的秘密會黨成員會面。秋瑾經常練武及騎術，當然招來守舊鎮民的街談巷議，但她並不為所動。一九○七年七月，秋瑾與安徽的一位革命友人（譯按，徐錫麟）密謀同時舉事。她很快就被清廷的地方兵勇捕獲，經過短暫審訊後旋即被處決。或許有人會認為，秋瑾的一生短暫、抑鬱且未竟其志；但她留給後世的卻是勇敢無畏、積極面對國家挫敗的典範，其他的中國女性將會繼其志，爭取政治自由。

中國的商業在這段期間也隨時代的變遷而翻騰。誠如前述，清朝自強運動的政治家為了擴展中國的經濟基礎而建立了「官督商辦」的架構，並在造船、採礦等領域取得成果。但管理事出多門以及資金匱乏，成效逐漸不彰，於是在一八九○年代，又有了所謂「官商合辦企業」。其中有許多由上海官員或湖廣總督張之洞推廣，包括幾個新設立的紡紗廠，資本額約在五十萬兩左右，大都由富有的官員與地方上的紳商籌集，不過也有商人是被地方官員逼迫而「捐輸」的。這種模式再往前推一步，就是省級官員扮演獨立企業家的角色，或是部分地方紳商不必借助國家的支持而自主經營企業了。曾國藩的女婿姓聶（譯按，聶緝槼，妻為曾紀芬）任地方要員時投資了上海一家新成立的棉紡織廠（譯按，「復泰公司」，一九○八年更名為「恆豐紗廠」）；聶氏兩個兒子（譯按，長子聶雲臺、次子聶管臣）會講英語，沒有一官半職，日後卻成為知名的實業家，一九○四年，聶家兄弟就為家族賺進逾十萬兩的利潤。

由於清廷、北京官僚、地方要員與商人各有其利益考量，所以無法如日本明治維新，成功制定一整套的經濟政策。但是朝廷的有識之士已開始思索如何朝這個方向發展。例如，光緒皇帝的胞弟醇親王在庚子拳亂之後率領使節團向西方政府致歉，在出國期間曾與許多海外華屬會晤。醇親王返國之後，極力鼓吹國家進行經濟干預。在醇親王推動下，清廷在一九○三年設立「商部」，位階與傳統的「六部」和甫創的「外務部」平行。商部下轄四個司（譯按，依序為保息司、平均司、通藝司、會計司）：一職司貿易（專利權與專賣權）；一職司農業與林業；一職司工業；一職司審計（其主管範圍包括銀行、貿易展覽會、度量衡，與商業訴訟。）

這個時候，清廷亦鼓勵組織商會，以強化朝廷對商人的控制。但清廷似乎沒想到，商會也可能帶給商人濃厚的地方獨立自主意識。「上海總商會」創立於一九○三年，成員多來自傳統的城市行會、錢莊銀行組織以及甫發跡致富的新興企業家，但主要是由出身寧波的金融家所把持。「廣州商務總會」的成立稍遲，因為當地商人不願該會由朝廷監管，但是到了一九○五年，廣州商務總會已是一股重要的經濟勢力。這兩個商務總會在一九○五年底曾領導抵制美貨運動。隨著東南亞地區的海外華商日益富有，（美、加兩地的華商則沒那麼富有），開始大舉投資中國本地的企業或與他人合作到中國進行投資。

這種新的工商發展形態就如同外國帝國主義，成為城市工人生活失序的重要原因。散逸的記載讓我們得以窺見這些工人的反應。清初，江西陶爐工人與大運河畔的漕糧工人就曾發生過罷市與罷工。但根據一名二十五歲銷售員從上海以「溫契斯特連發軍火公司」（Winchester Repeating Arms Company）名義寄出的信，顯示緊張關係在新的社會現實中漸次升高，以及外國人是如何迅速牽連其中。

這個銷售員描寫，一八九七年三月底，「上海工部局」（ Municipal Council of Shanghai）＊決議提高手推車苦力的稅賦，從每月的四百銅錢調高為六百銅錢。（根據當時的匯率，大約從二十五分美分調高至三十七點五美分）苦力群起抗議，開始串連組織，在四月一日將所有的手推車停放在街頭。幾天後，有一位苦力拉著堆滿垃圾的推車試圖從法租界到英租界，一群工人見狀便毒打他並破壞其手推車。一名警察聞訊欲過去幫助這名苦力，反而遭致工人毆打。在俱樂部的西方人見到警察有麻煩就騎上警察的坐騎欲前往支援，但由於群眾擁擠，馬匹驚嚇過度而不得不下馬。苦力用取自附近牆上的竹竿與磚塊與警察配劍對抗。二十分鐘後，搭載著西方「自願者」的英國艦砲嗚放四聲氣笛，苦力隨即一鬨而散，留下三名已被打死的同伴與兩名受傷的警察。三十分鐘內，來自數艘外國船艦的「藍夾克」（ Blue Jackets）抵達現場並佔領重要橋樑與公共場所。街頭再度恢復和平，工部局最後決定把增稅的議案延擱至七月。（註八）

在張之洞的主導下，漢口躍升成為工業重鎮，迄至一八九○年代已有逾萬名的工人受僱於現代化的工廠。此地，外國僑民的日益增加，外國租界不斷湧現，同樣帶來嚴重的社會衝突。農村勞動力移轉至已是十分壅塞的城市，尋找固定或臨時工作，致使原本就已十分苛刻的勞動條件，如微薄的薪資、低劣的居住環境品質更形惡化。銅礦工人與鑄幣工人分別於一九○五年、一九○七年舉行罷工抗議，街頭成千上萬的小販、攤販在布商店員的聲援下於一九○八年發起罷市行動。中國各大城市在外國資本的挹注下，紛紛設立的新式棉紗廠、水泥廠、香菸製造廠、鐵工廠、紙廠等各類工廠，同樣也埋下剝削與騷動的不安因子。

大多數人雖未能意識到這類工業抗爭的共通模式，但一九0五年俄國爆發革命的消息卻已震撼全東亞。與孫逸仙來往密切的日本激進分子開始將俄國與中國相提並論，並促成孫逸仙和俄國的革命分子展開接觸。誠如一位日本人一語道破，中國與俄國俱是世界上最大的獨裁政府，而她們兩國所實行的鐵腕政策已剝奪了人民的自由。據此，解決之道是不言自明的：「為了文明的進步，就必須推翻這些獨裁政權。」（註九）

＊譯註：中國人稱租界的「市政委員會」（ Municipal Council)為「工部局」。清代六部之中，工部職掌各項工程、屯田、水利、交通政務。租界的市政機構主管的也是工程、水利、交通等事務，所以當時西方人稱之為「工部局」。見費成康 《中圈租界史》（上海：上海社會科 學院出版社，一九九八年），頁二十。

註釋

註一：馬士，《中華帝國的對外關係，卷三》，頁三五。

註二：伯賽爾（Victor Purcell)〈義和團運動：背景研究》（The Boxer Uprising, a Background Stud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3)，頁二二四。（略經修改）。

註三：周錫瑞（Joseph Esherick)，《義和團運動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頁二九九至三○○。

註四：前揭書，頁二八九。

註五：伯賽爾，前褐書。頁二二五。（略經修改）

註六：鄒容著。魯斯特（John Lust）譯。《革命軍：一九○三年的一本中國民族主義小冊子》（The Revolutionary Army: A Chinese Nationalist Tract of 1903；The Hague, 1968)。頁一二二。

註七：前揭，。頁一二六。

註八：布魯爾文件（W. H. Brewer Papers），耶魯大學檔案（Yale University Archives),1/6/185/118v.。

註九：賈士杰（Don Price)，《俄國與中國革命的根源，一八九六至一九一一年》（Russia and the Root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s, 1896-1911.,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頁二一五。

11 清朝的傾覆

清廷的立憲

一八六○至一九○五年間，朝廷與各省督撫無不試圖汲取中國所需的各項西方科技：大砲、船艦、電報、新式學堂、工廠、商會，和國際法。雖然焦點時有移轉，但目標總是在師夷長技以制夷。因此，拳亂之後，清廷自然開始轉而採擷憲政體制的元素，因憲政看來正是西方強盛的核心所在。

在一八五○年代，像徐繼畲這類懦士特別醉心於美國國會與總統制度運作的彈性與公開，清廷初次派遣的留學團也是前往美國研習。若干學者推崇法國大革命所體現的政治理念，艷羨法國國勢在十九世紀的急遽擴展。但鑑於共和政體會破壞本身權力合法性，滿清政權不可能貿然嘗試，於是清廷轉而正視既能強化國家能力、又能延續國祚的君主立憲政體。英國當時是世界上頭等的工業與軍事強權，就是絕佳的標竿；另外如德國亦是迅速躋身世界強國之林的君主立憲國家；第三個例子，也是最令人側目的典範就是日本；自從日本建立起結合皇權與議會制度的體系之後不及三十載，就已完全改造原有的經濟、工業、軍事、海軍，以及整個土地所有權的結構。其中最令人刮目相看的例證是日本於一八九四年以及一九○四至一九○五年的兩次戰役中，先後擊潰中、俄兩國。

立憲改革的第一步是慈禧太后在一九○五年跨出的，她諭令由五位親王、大臣——三位滿人、二位漢人組成研議小組，赴日、美、英、法、德、俄、義等國考察政府體制。此一考察團出使，將有益於鞏固滿清政權，於是若干激進的大漢民族主義者採取恐怖手段，阻擾清廷實行新的變法方案。九月，一位年輕的革命學生（譯按，吳挺）意圖炸毀行將離開北京車站、搭載著憲政考察團的火車。但因錯過時機爆炸，並未直接命中，這名泰然自若的刺客旋即被處決，不過這次行刺也造成兩名大臣負傷，使憲政考察團的出使延容了四個月，朝廷才選派合適的替補人選。

重組後的考察團在赴歐之前，先取道日本，再於一九○六年一月抵達美國華盛頓，然後在歐洲停留到春天。返華之後，他們向慈禧太后建議採行某種形式的憲政改革，而日本就是最可行的典範，因為日本皇族依然維持著統治權。一九○六年十一月，慈禧太后頒佈論令承諾預備立憲，重組傳統六部並增設新的官僚機關，制衡總督的權限，召開國會，藉以改革行政結構。光緒皇帝的「百日維新」結束不過八載，如今國家卻面臨存亡絕續的危機，朝中滿漢大臣於是接受慈禧太后的決議。

朝廷還沒通過決議改革中央政府的體制架構，已有若干官員重新評估地方政府的本質及其與百姓的距離。早在一九○二年，山西巡撫趙爾巽就建議重整地方保安的「保甲〕制度，慎選地方職司，使保甲制成為溝通各鄉鎮、村莊的地方政府行政網絡。如此一來便會產生更小的行政單位，擴大地方行政管理以及擬定財政計畫的參與管道。趙爾巽的改革提案還包括設置女子學堂、成立城市警察體系；尤其是提議將地方社群組織如寺廟、宗族團體的基金移作改革地方政府與興辦教育之用。趙爾巽深刻體認到地方結構的改革才是根本之道，因為縣令被應接不暇的文牘工作淹沒，然山西的多數官員卻因循苟且不知創新。在貧窮偏遠之地，這類官員安於現狀而故步自封。（註一）甫成立的「政務處」昭示天下，朝廷實行改革的決心，一九○五年朝廷諭令，釐定縣級以下的行政官制。

這類改革意圖凸顯的問題說明了「初始民主」（protodemocratic）的脆弱以及在倉促之間建立民主制度的困難。濡染儒家思想的精英，無論是在朝為官，或者身為地主，或經商（有些家族同時兼有上述三種身分），在鄉村與城市皆享有先天的優勢。他們的權力通過各種建制，包括官僚層級結構、縣府衙門、科舉制度、保甲法，以及農村稅制早已牢不可破。憲政改革的變法不必然會連根拔除精英的權力；假使精英順勢改變，說不定還能維繫、甚至增加權力，控制政府的新架構。

「迴避原則」就是一例，據此慣例，清朝官吏不得在自己的家鄉任官，以避免利用職權，為自己的家族牟利。但誠如山西巡撫的提案，若聽由當地人士出任地方官職，他們便可能在當地鞏固、濫用權力。改革政策模糊性的另一個例證是一九○五年科考制度的廢除。就某種意義而言，取消科考讓社會各階層與各行各業傑出之士有更多的機會，但實際上，無論新式學堂是位於國內或海外都是富有而又野心勃勃的傳統精英分子之子弟入學就讀；如此一來，這項制度改變所欲達到的平等受教權以作為投票與服公職的依據，可能也強化了少數地方富室的優勢。

天津在晚清已成為對外貿易與中國現代化軍事與海軍學堂的國際化城市，而此地改革派的巡撫袁世凱提出不同的地方變革方案。袁世凱的計畫不同於山西的改革人士，他完全摒棄保甲制度而建立一支警力，其人事甄補、教育訓練，與薪資供給皆仿效西方建制，藉以強化地方控制。袁世凱與手下在解釋清廷所頒佈有關地方政府的諭令時，同樣受到日本模式的影響，他們隨即刻設立了「自治局」，研擬在地方行政架構中組織有限代議制的可行性。設置該局是為了要增強已湧現的城市選民，而非強化已是盤根錯節的農村士紳權力。袁世凱的一位策士即坦承，「西方學者曾謂文明的潮流是由東向西。現在，它是自西徂東。我們可以預見自此幾年之後，獨裁專制國家將不復存在。」（註二）他的對策是舉辦縣級以下議會的選舉。雖然對袁世凱而言，這個改變太大，但袁仍在一九○六年下令成立地方的「自治研究所」，為了即將到來的改革教育，北方中國各大城市的居民並在一九○七年責成實行選舉，組織天津縣議事會。

類似的變法在中國各地亦如火如荼地展開，雖然步調與程度各異，但整個國家已邁向立憲體制的改革路線。一九○八年末，朝廷宣佈九年之後將完成立憲，這個預備立憲期限與一八六八年明治維新之後的籌備時間等同。雖然清朝皇帝仍擁有幾乎絕對的樣力，凌駕新設的議會制度、財政預算、軍事力量、外交政策，與司法體制之上，但需要在中央、省級、地方層次設立民選政府的觀念此時已被接受。慈禧太后於一九○八年十一月溘逝，僅比不幸的光緒帝晚一天，而光緒自十年前改革失敗後，就一直被幽禁宮中至死，但這並未影響改革的大方向。但是新帝溥儀如同之前的同治、光緒，也是稚齡即位，滿族攝政王為他組織了盡是滿人的諮詢內閣，竟然無視於漢人將因而引發的疑慮，認定朝廷改革的著眼點僅在維繫統治王朝的命脈。

一九○九年十月首度召開的省諮議局會議是一個全新的組織，且對這個國家的政治運作有重大的影響作用。雖然諮議局仍由精英團體所把持，其組織成員也僅對有一定年齡、財富、教育水準的男性開放，這些人公開集會，不只是心繫於自身家族與地方的利益，也深深關切國家未來的命運。對於像這類全新的制度而言，席次的選舉競爭激烈。統治者向來不喜歡公共集會，尤其是具有政治意味的公共集會，這點從晚明對東林黨人的處置，或如康熙與雍正三帝欲讓政治思維的焦點環繞在道德性與神聖性的「聖諭」之上可見一端。然而現在這類政治集會已經受到官方的認可。而且，會議之上迅速充斥著政論雜誌與報紙所傳播的新觀念，而曾經在軍事學堂或海外大學受過訓練的與會者，抑或是新興工業的實業家，他們的經驗又強化了新的觀念。迄至一九一○年初，各省諮議局已形成一股極大壓力，逼使朝廷同意加速改革的腳步，並於十月在北京召開國會。

各省諮議局的專業領域明顯為其領導人所主導。廣東在十八、十九世紀對外貿易接觸頻繁，廣東省省會廣州召開的諮議局會議正是由行商後裔，進士及第的致休官員易學清主持，他曾積極鼓動民族大義以對抗澳門的葡萄牙人，是「廣東自治研究會」團體中的領袖人物。久經排外動盪的湖南省會長沙，領導人物則是譚延闔，他是一位優秀的經學家，曾於一九○四年中進士第，後被提點赴翰林院供職。但在任湖南學政時，他日益傾向排外、反帝的思想，積極維護湖南的經濟利益。而浙江省隨著上海躍升為國際都市，交通網絡密佈，成為農業與外貿的中心，但是浙江也出現了另一種新形態。浙江省諮議局議長陳黻宸也是進士出身，他與杭州一所激進學堂時有往來。陳黻宸在這所學堂講學時，結識了一批日後前往日本的狂熱反滿分子與思想激進的學生。

這批人與其主導的諮議局會採取何種行動，實在很難說得準，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此刻清廷必須有效保證，未來無論會採取何種行動來強化自己的統治地位，各個社會階層都會仔細驗證，而這些階層是王朝最信任的對象。

新路、新軍

在清廷所面對的各種新科技當中，以鐵路的建造帶來最多問題。許多中國人認為建造鐵路會破壞自然與人的和諧關係：鐵路讓大地穿腸破肚，攪亂大地的正常脈動，泯滅了大地的慈愛力量；鐵路讓陸路與運河工人失業，改變了傳統的市場模式。儘管十九世紀中葉，已有學者指出鐵路正是西方工業發展的主要動力，但官府在上海附近建造的中國第一條短程鐵路，卻在一八七七年被拆除。

一八八○年，李鴻章曾在唐山鋪設一條短程軌道，將開平礦區開採的煤運往附近的運河。一八八八年，這條鐵路延伸至天津與附近城鎮，一八九四年更延至南滿，穿越了清軍在二百五十年前入關所經過的山海關。雖然許多外國列強表達極欲貸款給清廷建造鐵路網絡，但迄至一八九六年年底，全中國境內的鐵路總長僅三百七十哩。而美國則有十八萬二千哩，英國二萬一千哩，法國二萬五千哩，日本二千三百哩。

促成中國鐵路建設突飛猛進的部分因素是清廷觀念的轉變，部分原因是來自外國列強的壓力。一九○○年，朝廷的觀念為之丕變。過去朝廷官員反對延展中國鐵路網絡的理由是，鐵路的建造會加速外國入侵中國。但在義和拳亂期間，清廷發覺可以利用北京的鐵路迅速移動軍隊，且可輕易拆解鐵路以防止外國軍隊前進。這樣的策略使慈禧太后的將領得以讓西方遠征聯軍在試圖解救被圍困北京的各國公使時，備感艱困。結果，雖然庚子拳亂中國最終是失敗了，但鐵路建設卻取得更大的優勢。

外國強權對中國的施壓在一八九四年日本擊敗中國之後就日益強大，但庚子拳亂之後不到五年就達到新的高峰。如今中國除了過去的債務之外，還要背負四億五千萬兩的庚子賠款，開始受鐵路建設貸款計畫案所吸引，即使貸款來自國外。儘管「大清銀行」已成立，但仍無法從中國的股東籌集足夠的資本，中國最具野心的鐵路建設計畫，即北京至武漢＊一線仍告胎死腹中。外國列強明白表示，他們將不顧清廷的抗議，而在自己的勢力範圍內興建鐵路。德國開始在山東築路；英國擬定修築長江流域鐵路線的計畫，法國籌劃從河內北上昆明的鐵路；俄國已與清廷簽約，完成一條橫越黑龍江省直達俄國主要港口海參崴（ Vladivostok)的鐵路，現在又增建一條通往旅順的支線；日本為了在一九○四至一九○五年的戰爭中攻擊俄軍，在朝鮮北部與奉天之間興建鐵路。日本戰勝後即控制了該區域的主要鐵路線，並組成「南滿鐵道株式會社」。外國列強的積極活動在中國完成的鐵道哩數上表露無遺：一八九六至一八九九年間，共計二百八十哩；一九○○至一九○五年間，三千二百二十二哩。

在這種競相擴張的氣氛裡，中國似乎成為鐵路投資的最佳標的；隨著像「中英公司」（ British and Chinese Corporation，主要合夥人是過去的大鴉片商［怡和洋行」〔C Jardine, Matheson & Co.〕）。這類銀行團的成立，資金源源流入大型鐵路發展計畫，鐵路建設漸漸為眾人所關注。一九○五年竣工的南北主要幹線連接北京與武漢，這條鐵路的第二階段預計從武漢直通廣州。另外還籌備從武漢東行至南京、上海，另一條則由武漢西向抵達四川的成都。由法國出資的昆明線還與自中南半島達廣西南寧的支線連結。

＊原註：武漢係一總稱，它是指長江中游武昌、漢口與漢陽。

隨著這些鐵路計畫付諸實行，清廷掩人耳目，表示朝廷是與外商合組的銀行團而非外國政府接洽，所以中國在經濟上仍能夠維持獨立自主。不過，大部分的交易背後顯然都有外國政府撐腰。舉一明顯的例子，俄國在某個大清晨宣佈，「中東鐵路」的所有股權將在當天的早上九點釋出。當時沒有任何私人資本能在這麼短的公告時間內籌足現款，於是俄國政府的代表購得所有的股份。另一個比較複雜的案例，即武漢至廣州的南方鐵路幹線，中方與一家美國公司（譯按，「華美合興公司」〔China Development Company〕）簽署了借款協定，但無法阻止比利時的財團——在比利時國王李歐波德二世（ King Leopold II)的授意下！收購了這家美國公司的股票。

然而，一股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已經開始在中國醞釀；我們已經在鄒容的《革命軍》、在排外抵制美貨風潮，以及反傳教士的活動之中窺見這類民族主義的要素。民族主義情緒風起雲湧，中國各地的百姓開始掀起「收回利權運動」，目的是結合地方人士買回鐵路路權，由中國人來控制自己的交通運輸網絡。收回利權運動所瀰漫的信心也有經濟與技術進步的成分在內。一則由中國企業家經辦的新式重工業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另外，可以從東南亞海外華人之中募得投資資本；其三，受訓於西方的新一代中國工程師，有能力解決在崎嶇路段鋪設鐵路的嚴峻挑戰。一九○四至一九○七年之間，在地方上共有十九個收回路權的團體被授與許可證，幾乎涵蓋所有省份。

收回路權成為愛國主義者熱中的議題。他們結成同盟，其中尤以意圖收回京漢鐵路的團體以及極力主張修築成都至武漢鐵路的川人最富戲劇性。但這類運動喚起激情，卻無法吸引投資；雖然北京至張家口一線獲得具體成果，但失敗之例不計其數。譬如，為了購回粵漢鐵路的路權而在一九○五年籌集了六百七十五萬元，但是粵漢鐵路在一九○九年也僅完成五十哩。湖廣總督張之洞已經完成一項具體計畫，但受阻於地方利益介入，加上美國政府突於一九○九年堅持，美國資本必須同時也要參與其他新的大型鐵路計畫，該項計畫因而中挫。

一九一○年，清政府認識到，中國的經濟發展與政治穩定需要倚賴有效率、中央化的全國鐵路網絡，於是決議向中國的投資者購回鐵路利權，且將鐵路系統國有化，由朝廷控制。清廷之所以如此決策，一部分是因為清廷甫設立之「郵傳部」（一九○六年設立的）轄下的鐵路，每年約有八百萬至九百萬兩的可觀歲入。在清廷每年財政收入二億六千三百萬兩、財政支出二億九千六百萬兩的情形下，這個新財源令人鼓舞。但幼帝溥儀身邊那批缺乏經驗的滿族攝政大臣不知這個議題極為敏感，顧問還建議，中國投資者需要的僅是補償他們的部分投資損失。一九一一年五月，頒佈有關鐵路國有化的最後一道聖諭，朝廷以斷然口吻陳述此一決策的理由：

國家必待有縱橫四境諸大幹路，方足以資行政，而握中央之樞紐。從前規劃未善，並無一定辦法。……貽誤何堪設想。用特明白曉論，昭示天下：幹路均歸國有，定為政策。（註三）

十天後，甫向英美銀行團貸款一千萬英鎊（總計約五千萬美元）的清廷，又與同一銀行團簽署另外一筆六百萬英鎊的貸款協議，用以收回武漢至廣州、武漢至成都兩條鐵路的利權。許多中國人深信每省均應有權控制自己該省的鐵路建設，以及外國強權不應在鐵路建設過程中扮演主導角色，至此群情譁然。一九一一年五月，清廷通過此項決定，數週之後，民情激憤，矛頭指向清廷，一如以往指向列強。整個夏天，抗議聲浪並未緩和，特別是四川一省，該省諮議局的代表以及持有股權的社會賢達，誓言拒向政府繳稅，並索回他們應得的權利。

在一九一○年與一九一一年的鐵路風潮中，甫實行改革之新軍軍官與士兵扮演重要的角色。新軍之中有許多人懷抱大義，認為清廷乃將國家資源賣給洋人。一名保路同志會軍官斷指以抗議朝廷的行動。另一名士兵寄血書給清廷的鐵路公司，籲請恢復地方的鐵路控制標。在四川當地，一名武將曾下令反政府的「保路同志會」成員出列，以確認、驅逐軍中反逆，結果所有的士兵都向前跨步以示團結，這位將軍只好收回成命作罷。

這類軍官與士兵象徵著中國政治舞臺上即將展現的新要素，這可溯源至一八五○年代，儒將曾國藩組織了一支訓練有素、思想忠貞的農民團練。曾國藩給予鄉勇團練優渥的待遇，並灌輸他們一套行為準則，藉以提昇作戰能力與道德操守，破除了一般百姓對官軍往往趁戰亂蹂躪閭里的印象。歷經李鴻章等人的戮力培植，北洋軍隊擁有自己的訓練學校、軍事學堂、外國教官，及最新式的武器裝備，現代化的中國軍隊至此誕生，取代了滿洲八旗。

自一九○一年起，清廷即開始重整武裝力量，組建所謂的「新軍」。及至一九○四年，朝廷在每一省設置「督練處」，下轄兵備、參謀、教練三處。每一督練處由各省巡撫統管。然而這類軍隊，基於地域性忠誠與社會關係網絡，可能會產生地方分權，威脅到朝廷。朝廷想以自己的方式，來標準化與控制新軍，這與處理鐵路問題如出一轍。於是，全國各省的新軍在北京「練兵處」直接控制下被編練成三十六「鎮」（divison）。每一鎮的兵力預計編有一萬二千五百員，如按計畫施行，朝廷將直接統帥四十五萬新軍。到了一九○六年，清廷釐定官制設「陸軍部」，置尚書一人，左右侍郎各一，均由滿人出任。一九○七年，又設置「軍諮處」，亦由滿人出任。同年，最有權勢的兩位漢人總督袁世凱與張之洞，被調至北京擔任軍機大臣，名義上雖是擢升，但實則黜免軍權。顯然朝廷是希望大權由京畿的滿人，而非各省的漢人督撫掌握。

廕昌是一位能幹的滿族大臣，一九一○年被提名為內閣的陸軍大臣，旋即躍升為軍事改革的首要發言人。廕昌畢業於北京「京師大學堂」，後在德國的軍事學校接受訓練，返華後執司天津武備學堂。廕昌德語流利，娶了一位德籍女子，極力公開讚頌德國的卓越戰力以及擴張快速的德國克魯伯公司所生產的精良武器。他帶兵特別強調榮譽感的灌輸與紀律的養成，並嚴格限制外國顧問的數量及其所扮演的角色。廕昌亦不忘鞏固他自己在京畿新軍中的權力，且把重要軍事將領的人事命令權轉移至陸軍部手中，藉以削弱督撫對地方軍隊的控制。此外，廕昌公佈了一套軍事法令約束軍人的行為，使軍人不再適用於民法的裁判。

在許多層面上。清廷重新編練新軍是頗富成效的。新軍駐防在全國戰略要地，包括了傳統八旗兵駐守的城市。清軍在一九一○與一九一一年間頗有斬獲，特別是在西藏的幾次戰役尤其令人刮目相看，面對當時西藏親王亟思獨立，加上英國在北印度的戰略部署，清廷對西藏的影響力日益衰退。清廷克服崎嶇地形，進行後勤補給與交通運輸，派兵進入西藏，攻克了藏東，並在此地設置新的行省――西康省。清軍亦克復拉薩，剝奪了幾位桀傲不馴的親王的尊銜，在幾個「鎮」的駐防之下，迫使達賴喇嘛出走印度。清軍甚至推進至尼泊爾、不丹（Bhutan）、錫金（Sikkim）邊界，警告英國勿圖謀此一地區。對少數滿人王公貴族而言，西藏的軍事成果無疑是十八世紀乾隆盛世的再造。

然而，清朝的軍事制度仍有許多問題。軍隊的指揮系統依舊四分五裂，特別是華北地區，在北洋軍隊中不乏效忠袁世凱個人的軍事將領。為了翦除袁世凱的勢力，清廷於一九一○年以袁世凱健康不佳為由解除袁的職位，這項舉措令袁世凱感到憤憤不平，也讓效忠袁的高階將領萌生貳心。新軍有許多人是在一九○五年清廷廢除科舉制度之後轉而投向軍旅生涯，軍隊似乎也為這些人提供一條晉身上流社會快捷而穩定的新管道。這類人士多半野心勃勃又汲汲營營，積極介入諮議局所鼓動的風潮，同時新軍亦已被效忠流亡海外的孫逸仙反清革命會黨的成員所滲透。

當新軍的士兵與軍官開始接受新式的訓練課程，穿著卡其布的制服，使用仿自歐洲與日本軍隊的現代化裝備，他們逐漸感覺到過去視為理所當然的若干積習竟是如此荒謬。例如過去中國人打躬作揖的問候方式，在軍中開始被簡潔有力的軍禮所取代。其中最富象徵意義的是，攝政王多爾袞在一六四五年強迫漢人薙髮留辮，以示效忠與臣服，但這種髮式在現代的戰鬥中卻顯得十分荒誕。過去將辮子盤捲在帽下的士兵，現在則紛紛剪掉辮子。一八五○年代，太平天國的兵勇無不剪掉辮子以明其反叛朝廷之志。如今，一九一○年，清廷雖注意到這樣的現象，但卻無法對其採取適當的懲治行動，只能勉強默從。

民族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

一九○五至一九一一年期間，當清廷徐緩朝立憲改革方向邁進，並試圖強化對新軍與鐵路的控制，國內的異議聲有增無減。開始嚐到新機會的種種好處之後，各省諮議局的代表、海外留學生、女性、商人、城市工人，與新軍士兵都起而向地方政府與朝廷施壓，要求採取更有力的方式來回應改革呼籲。然而朝廷無能回應各種要求，批判聲浪益發尖銳，其中以中國為一個國家以及社會主義可改造中國的觀念於焉誕生。

滿人的處境日益艱困。隨著八旗軍裁減或轉任文職，以及計畫中的新軍羽翼未豐，也尚未全歸中央節制，清廷明顯缺乏能夠駕控全國的軍事力量。每一次的改革創新——學校、公共事業、駐外單位的設置——都是可觀的花費。陸軍部於一九一○年底首次詳擬了一份預算，估計擴張軍備的結果將使次年軍費支出高達一億九百萬兩（這筆龐大的預算尚未包括海軍軍費的支出），其中有五千四百萬兩流入新軍單位。一九一一年，單是軍事支出的項目幾佔全國財政預算三億三千八百萬兩的百分之三十五。這個預算總額較一九一○年的赤字預算高出四千萬兩。於北京召開的資政院會議，決定刪除三千萬兩軍事預算。即使如此，龐大的財政赤字依然高居不下，所以必須增加農業稅收來彌補；增稅的範圍十分廣泛，包括茶、酒、鹽、菸草稅、過境稅與關稅，以及對土地所有權和土地登記課徵特別稅等均包括在內。

清廷的加稅決定令全國百姓怨聲載道，縱使清廷立意為善，譬如取締吸食鴉片的政策，也引起百姓的非議。反對者不再是英國人，而是種植鴉片的中國農民，他們埋怨在罌粟田辛苦耕耘的心血將付諸流水。當時中國國內生產的鴉片已經完全取代英國貨；在十九世紀初，中國境內的鴉片產地僅限於雲南、貴州，如今四川、陝西與沿海省份浙江、福建均有生產鴉片的大公司。清廷取締鴉片的政策引發社會各個階層的反彈聲浪，包括銷售者、運輸者、煙館的經營者與工作人員，以及成千上萬的染上鴉片煙癮的人，其中有許多人出身豪門。好像這些問題還不夠似的，天氣的異象也在助長反清之勢。一九一○與一九一一年間，長江流域與淮河流域的滂沱大雨釀成嚴重的水災，成千上萬的良田盡沒河底，引起米價飄漲，哀鴻遍野，疏離失所的難民紛紛湧入大城市尋求賑濟。

除了條約通商口岸與租界區之外，國家的權力在境內仍然強固，反對的政治勢力難以出現。因此，一九○五年後的幾年間，大部分有影響的政治批判均源自海外華人，不論他們是自願離開鄉梓或被迫流亡。其中能對清朝進行具體批判並提出自創的政治計畫者，有追隨康有為步伐的君主立憲派、受梁啟超啟迪的民族主義者、信仰無政府主義或馬克思主義的各式團體，以及孫逸仙領導的同盟會。

這些批判者以康有為最為海內外的中國知識分子所推崇，因為康本是一位經學家，曾中進士第（一八九五年），在一八九八年的維新運動中是光緒皇帝的私人策士。他一直到一九一一年都還在呼籲朝廷改革政府的體制結構，帶領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道路，使中國有能力仿效日本的改革，進而富國強兵以抵禦列強的巧取豪奪。康有為組織各式團體來宣揚他的理念，其中以「保皇會」和「憲政會」最為重要。（譯按，保皇會於一九○七年易名為憲政會。）康有為收到旅居東南亞、美國、加拿大各地華商與銀行家的大批捐輸，期使加速國內改革的進程。一九○○年，康有為領導支持者進行兩次反慈禧的拙劣起義，嗣後便不再主張軍事叛變。反之，誠如他組織的「保皇會」名稱所示，康有為希望自一八九八年起即被幽禁宮中的光緒皇帝能恢復自由，使這位年輕的皇帝扮演如日本十九世紀末明治天皇的角色，引領中國邁向進步坦途。

光緒皇帝於一九○八年崩逝後，康有為頓失效忠對象。不過他依舊主張滿人統治，欲建立揉合西方價值與儒家思想的君主立憲政體。然而反清情緒日趨強烈，即使在他的支持者眼中，康有為的行徑似乎已經溢出常軌，以致許多贊助者開始質疑他們獻金的流向。康有為揮霍無度且不善理財，性喜旅遊且常有一年輕女伴相隨，他一度棲居巴黎（曾乘坐熱氣球鳥瞰巴黎），並買下瑞典海岸的一座小島作為避暑之地。他的投資反覆無常，大筆投入墨西哥投機風險事業的資金，結果因墨西哥革命而血本無歸。康有為以典雅的文言文晝寫的政治著作，在二十世紀似乎已不合時宜。在最富預言色彩的論著裡，康有為思索一個可以泯除所有民族主義爭端之世界政府存在的可能性，以及設想一個綜理人類從出生到死亡的福利國家。「誠如電之無不相通矣，」康有為言道，「如氣之無不相周矣。」（註四）而為了消除性別的差別待遇，康有為主張在政治集會上男女衣著無異；此外，康有為亦建議，以每年訂立「交好之約」取代媒妁之言的婚姻制度，立約雙方均有權決定是否續約，此一交好之約同樣適用於兩男或兩女之問。但這些預言論著大都仍屬手稿形式，當時僅有少數人能一窺康有為思想之全豹。

廣州人梁啟超是康有為最忠誠的追隨者之一，曾與康有為參加一八九五年的進士科考。在情感上，梁啟超不似康有為那般熱切擁護光緒皇帝或清朝皇族；在政治上，梁啟超一度轉而激進，欲以自由的藥石針砭中國腐化與墮落的病疾。但梁啟超終究還是從「法國大革命」的暴力激情中退卻，指陳「法蘭西自一七九三年獻納犧牲以後，直至一八七○年始獲饗者，猶非其所期也。今以無量苦痛之代價，而市七十年以來未可必得之自由。即幸得矣，而汝祖國更何在也。」（註五）

梁啟超同樣憂慮中國百姓尚未準備承擔民主的責任。他又親眼目睹美國唐人街的生活而更形悲觀：對梁啟超而言，唐人街的華人各自為政、怯懦，社會條件極差。所以梁啟超在公開集會上以他強烈的說服力，在各類報紙上以感情豐沛的筆鋒，鼓吹建立一強盛的中國，在強勢的民族領袖領導之下，促使每一個人，包括女性在內，形成有教養的市民。他寫道，為了實現這種積極而團結的市民社群理想，中國需要某些擁有鋼鐵般紀律的人物以扭轉積弱不振的頹勢；譬如斯巴達（Sparta）領袖李克各斯（Lycurgus）或是英人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中國應該暫時忘卻世界上有像盧騷或華盛頓這類的人物。但梁啟超並未寬恕克倫威爾弒君的行徑，他不斷頌揚君主立憲的美德，仿若君主立憲制度的確能同時帶來進步與經濟發展。他的政治理念展現在小說、戲劇、散文裡，吸引大批海外華人的目光焦點，並在中國廣泛傳播。他喚醒走向改革與復興。

為數眾多的中國人轉向歐洲各類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議題，形成了更為激進的看法，但較缺乏渲染力且不見華麗辭藻。馬克思主義思想的發展和實踐於十九世紀的歐洲蓬勃興盛，甚至迄至一八八三年馬克思身後仍然持續不衰。一八八九年，多數形塑於馬克思主義者理論、但意識形態各異的各個社會主義政黨與工會組織，聯合組成「第二國際」（Second International)，總部設於布魯塞爾 （Brussels）。雖然第二國際支持「議會民主」的概念，但它亦尋求戰爭開展國際社會暴動的可能性，不放過每一個引爆社會主義革命的機會。第二國際的成員是接受馬克思社會革命之必然性的論調。

中國最早討論馬克思的文章出現在一八九九年一份刊物上＊。文中總結馬克思的論點，在於窮人應繼續罷工以逼迫富人，並深信富人階級的力量將可能超越國界遍及世界五大洲。（註六）一九○五年俄國革命未成，讓那些視沙皇與滿清皇帝同為獨裁君主的中國人精神為之一振，同時激起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興趣，認為它似乎能為中國提供一個步向現代世界的機會。於是中國人開始研讀一本一八九九年出版後被迻譯成中文的日文著作，即《近世社會主義》（Modern Socialism），書中指出，馬克思「以深遠之學理，窮究經濟之基礎〕，「故於多數之勞民，容易實行其社會主義，得多數雷同之贊助，而其事易底於成。」（註七）

＊譯註一：此刊物應為《萬因公報》。一八九九年，《萬國公報》第一二一、一二三期連載了篇題為〈大同學〉的譯文，譯者為李提摩太（ Timothy Richard)、蔡爾康。文中曾簡略提到「安民新派」（即該文譯者對社會主義的中譯）、「德國的馬克偲」。

一九○六年，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被摘譯成中文，相較於英文或德文的版本，這個中文節譯本饒富詩意，較少激烈的語調。《共產黨宣言》的著名結論，即「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僅是伽鎖。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被翻譯成：「於是世界為平民的，而樂愷之聲乃將達于淵泉。噫來，各地之平民，其安可以不奮也。」（註八，這位譯者＊指出，基於中文的「工人」〔worker〕意義範圍並未含括勞動農民〔laboring peasants〕，而「平民」〔common people〕則可，故他以平民一詞來翻譯英文的無產者。）

日本社會黨於一九○六年成立之後，中國人對於社會主義理論的興趣更有依附的對象。雖然有組織的中國社會主義政黨到一九一一年才出現，但通曉日、英、法、德各國語言的學者江亢虎開始有系統地研究社會主義。江亢虎曾任袁世凱的教育顧問，且是一位熱切的女性主義者。一九○九年，他還曾出席在布魯塞爾召開的第二國際大會。

也有部分中國人趨向無政府主義，特別是巴枯寧（ Bakunin）與克魯泡特金（ Kropotkin）的理論，這些理論批判了現代國家觀念的架構，強調個體的角色、文化變遷的力量，以及革命過程中群眾參與的重要性。一九○六年，一群栖居巴黎的中國人（譯按，張靜江、李石曾、吳雅暉、張繼等人）組織無政府主義團體「世界社」（ New World Society），出版《新世紀》（New Era）刊物。這批無政府主義者亦大都與孫逸仙的同盟會有所聯繫，所幸當中一名成員擁有一家豆腐廠、飯館，他們的資金總是不虞匱乏。無政府主義者的目標十分廣泛且充滿烏托邦色彩：取消政治權威與軍隊；廢除所有法律；消除階級差異；消滅私有財產與資本。無政府主義者主張各式促進革命的方法：寫傳單、組織群眾團體、舉行罷工、發起抵制洋貨、煽動群眾動亂，或者罔顧道德良知，採取暗殺手段。此時，另一個中國無政府主義團體崛起於東京（譯按，指劉師培與其妻何震的「社會主義講習會」，其機關刊物為《天義報》），特別重視傳統社會中的女性權利，他們反對現代主義，服膺農業文明。托爾斯泰（L.Tolstoy）是這個團體的英雄，他們正視農民在革命過程所扮演的角色，探討的議題包括在農村地區形成社群生活和結合農業、工業完善農業經濟的可能性。

最後是孫逸仙。自一九○五年之後，其主張兼納「革命」與反清的組織易名為「同盟會」。孫氏的若干追隨者係恐怖主義者，力倡暗殺；但大多數均主張共和革命的理念。他們誓言反清到底，身為「民族主義者」，他們圖求中國自西方與日本所施加的沉重經濟束縛中獲得解放。有些人也是堅定的社會主義者，他們企望中國走出「封建」遺緒，邁入嶄新的、進步的發展階段，但又能避免資本主義的弊端。孫逸仙的同盟會會員中有不少女性，倡導各式議題藉以強化女性在新中國所應扮演的角色。孫逸仙與華南一帶的秘密會黨也有接觸。他本人就曾在一九○四年經人引介，加入「三合會」的夏威夷分會，並仰賴旅居美國、加拿大海外華人中三合會會員的贊助。

＊譯註：這位中譯者即是朱執信，本文所引之中文翻譯，見氏著〈德意志社會革命家小傳〉的文章。

基本上，孫逸仙是民族主義者，擁護共和政體，不過其中亦蘊涵了社會主義的要素。一九○五年，孫氏曾拜訪位於布魯塞爾的第二國際執行局，聲稱他的黨是社會主義政黨，並希望成為第二國際的會員。當時比利時的一家報紙就曾引述孫逸仙的談話，孫期盼中國「引進歐洲的生產模式與使用機器，但又能戒除這過程中所產生的弊端。」為了防範資本主義的弊病，中國人應該「在未來建立一個沒有任何質變的新社會。」這位記者寫道，「他們承認我們文明的優點，但拒絕淪為我們文明的受害者。」（註九）

孫逸仙不改其志，繼續嘗試以武力推翻滿清政權。一九○六至一九○八年間，同盟會指導或鼓動至少七次反政府行動：三次發生在廣東，孫逸仙在此地的聯繫網絡依然十分綿密；其餘則出現在湖南、雲南、安徽、廣西。縱使每一次舉事均遭到清廷鎮壓而宣告失敗，但孫逸仙在海外華人的心目中依然深具領袖魅力，他接收了先前康有為的支持者，使他的革命資金源源不絕。大部分的獻金來自孫逸仙於美國、加拿大與新加坡演講時聽眾的慷概解囊，而在新加坡更有幾位富有的華商大力贊助。另外，孫逸仙也出售債券給那些支持他未來政權的人士，承諾假使取得權力之後，他們將可獲得十倍於現在投資金額的報酬。（或許孫逸仙並不曉得，此種作法並非由他所首創，林清在一世紀前的叛亂就曾採用過類似的策略。）

雖然他的計畫模糊且失敗連連，但孫逸仙依舊百折不回、積極鼓吹，堅定推翻滿清的立場。到了一九一一年夏天，同盟會的積極成員已由一九○五年的四百人左右增加為近一萬人。其中多數是在日本留學的學生，經由孫逸仙或其追隨者的吸收而入會，返國後在自己的家鄉繼續秘密鼓動反政府的風潮。若干同盟會的成員擔任甫成立的諮議局代表，有些則加入新軍行列或在新軍裡擔任軍官；他們在新軍中以革命言論或提供物質誘因，積極尋找未來的志同道合之士。這個摻雜著憤怒、挫折、夢想，與金錢的混合物是極具爆炸性的。

清朝的敗亡

一連串肇致國祚兩個半世紀的清朝政權傾覆的事件是從一九一一年十月九日，武漢三鎮之一的漢口市一次意外的炸彈爆炸所觸動。但是，這次爆炸事件若不是因立憲主義、鐵路、軍隊、滿人權力與列強入侵等問題引起全國動亂，它也許不過是一孤立事件、而為人所遺忘。

自一九○四年以來，幾個激進的中國青年團體於漢口和鄰近的武昌市散播革命種籽，而這群激進的中國青年有許多人曾卜居日本，少數還是同盟會的成員。這兩座城市與漢陽構成三聯市，其中擁有大批的工人與長江沿岸的船員、現代學堂、新軍組織，還有清朝政府官吏，這使武漢三鎮成為政治與社會的實驗所。革命黨人的長程目標是推翻滿清政權、「復國仇」、「興中華」。（註十）

短期的策略則是滲透進新軍之中，協調新軍內部各秘密會黨黨人的政治行動。革命黨人的滲透與吸收新會員均是在文學社或共進會之類團體綿密管道的掩護下進行的，以會社的名義舉行小型會議以及進行個人意見的交流。若有個別會社遭到地方官吏的調查，革命黨人便立即解散該會社，再到他處以別的名稱另起爐灶。迄至一九一一年秋天，湖北新軍中有五千到六千人已被武漢三鎮各式會社所吸收，總數約佔所有兵力的三分之一。

十月九日的爆炸事件是一群革命黨人正在漢口的俄國租界區製造作彈所引起。他們如同之前上海的反清煽動家，知道外國帝國主義的保護可躲避清廷的巡警，但這次爆炸的威力引起地方官員的調查。受傷最嚴重的謀反者（譯按，孫武）被同志送至醫院，清廷巡捕搜查革命黨人的總部，發現其餘三名革命黨人，立即將之處決。地方官吏取得軍人與其他加入革命會黨的名冊。於是革命黨人認為，要是不能夠馬上起事，組織將會曝光，而有更多的革命黨人將因此喪命。

率先採取行動的是武昌的工程第八營，他們在十月十日早晨叛變，並佔領軍械庫。城外的輜重營與砲兵隊亦參加起義。這些軍隊對武昌的要塞發動一次成功的襲擊，當天，又有三支新軍隊伍加入舉事行列。滿人湖廣總督瑞徵與漢人「統制」（譯按，張彪）無法召集效忠軍隊扼守總督衙門，落荒而逃出城。十月十一日，革命黨人又自武昌橫渡長江，在武漢三鎮的漢陽發動一次成功的叛變，並隨同第一營佔領漢陽的兵工廠與鋼鐵廠。漢口的部隊則是在十月十二日褐竿而起。

當務之急是讓德高望重的聞人承擔指揮武漢叛軍與領導革命運動的重責大任。因為武漢三鎮並沒有同盟會的資深領導幹部，而其他地方上革命會黨幹部又不適合擔任，叛軍一致推舉諮議局的議長（譯按，湯化龍），但被他慎重婉拒。於是叛軍轉而選擇一位深得人心的湖北新軍「協統」黎元洪出任都督。他本人雖不是革命黨人（最初，他是在搶口的威脅下勉強接受這項職位），但卻似乎是一個出色的人選，因為他一方面得軍心，與諮議局的代表關係不錯，並積極參與收回鐵路利權運動，況且黎又熟諳英語，有能力安撫在武漢的大批外國人。

清廷積極部署以面對突如其來的危機，陸軍大臣廕昌啣命以北洋軍隊兩鎮的兵力清剿武漢。同時，滿人收起傲慢，召喚袁世凱並恢復他在一九一○年被迫「退休」前的職位。清廷相信，以袁長期領導北洋軍隊與豐沛的人脈，一旦南方的局勢穩定之後，必能節制這些軍隊。但狡滑的袁世凱等到他更能掌握情勢的發展，才接受督師的任命。

但局勢的發展急轉直下，已非任何個人或政治團體所能控制。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二日，陝西與湖南兩省的新軍叛變，大批滿人遭到屠戮，忠於朝廷的長沙將領被殺。這兩省諮議局的領導議員紛紛表態支持革命。十月最後一個星期內，又有三個省份祭起反清的大蠧。在山西首府太原，巡撫與其眷屬被殺害，議會與叛變的新軍同聲一氣；在江西省，商人、學生、教師聯合議員與軍官宣告脫離清廷獨立；遠在西南的雲南，武備學堂的教官起義並聯合新軍攻擊效忠朝廷的軍隊。

自十九世紀末以來，鐵路的軍事作用一再引起討論，現在雙方皆已能領略鐵路的軍事價值。清廷利用京漢鐵路火速運送部隊南下，鎮壓武漢的叛軍，山西的叛軍切斷廕昌軍隊欲作供輸路線的太原鐵路。在十月底，一位統制（譯按，張紹曾）斷然拒絕清廷命他率軍經由鐵路南下的命令，反而聯合其他將領向清廷發出十二條立憲要求的電文。其中較重要者有：在同年內召集國會，由該國會起草憲法，國會選出內閣總理大臣並由皇帝敕命，皇帝無權命令「就地正法，格殺勿論」，特赦所有「國事犯」，皇族不得任國務大臣，條約之締結與媾和由國會取決，後以皇帝的名義行之。

清廷在一週內大致同意這些條件。十一月十一日，即北京的國會議員選舉袁世凱為中國內閣總理大臣三天後，清廷發佈諭旨，命袁世凱為總理大臣，組織內閣。袁世凱接受這項任命後，即刻組織內閣，並以自己的黨羽出任重要閣臣的職位。

顯然政治局勢是朝向由滿人引導、近似康有為等人提倡的君主立憲政體發展，而非孫逸仙與同盟會革命黨人要求的共和體制。孫逸仙的支持者雖眾，但在中國欠缺統一的軍事力量，況且孫本人在一九一一年底事件爆發期間，正在美國籌募資金；他在前往堪薩斯市（ Kansas City）途中，在丹佛市 （Denver）閱報得知武昌起義的消息。孫逸仙認為，當務之急是讓歐洲各國承諾在即將爆發的衝突中保持中立，是故，孫逸仙在返華之前先抵達倫敦、巴黎，與當地政府進行協商，而孫也獲得具體的政治成果，成功說服英國政府不再貸款給清政府。

整個十一月，袁世凱表現出一種巧妙的平衡，憑藉著對北洋軍隊的影響力為後盾，對滿人與革命黨人雙方施壓。歷經激戰後，清廷的軍隊再度佔領漢口與漢陽兩市（但並未克復長江南岸的武昌）, 但相較於一省接著一省通電宣告附從革命黨人，這樣的戰果無助於緩和朝廷的壓力。在同盟會各領導人的鼓動下，孫逸仙的同盟會贏得民心的歸附。同盟會擴展組織規模，凝聚目標，在三個省份的革命運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江蘇（十一月三日宣佈脫離清朝獨立）、四川（十一月二十二日）、山東（十二月十二日）。但在其餘地區，同盟會僅是眾多反清聯盟的成員之一，這些地區的領導人大都來自新軍、諮議局，也有若干領導人是紳商出身。

經過數週戰況慘烈的戰役後，十二月初，滿人與效忠朝廷的軍隊在南京大敗，清廷的威信更加一蹶不振。南京在十四世紀曾為中國國都，自此之後南京即擁有其他城市所沒有的象徵地位。南京城陷落，讓中國人憶起一六四五年福王軍隊在此地的失敗，以及一八五三年太平天國的軍事斬獲。所以，攻陷南京城就成為同盟會鞏固自身勢力的全國性象徵。

監國攝政王載澧退歸藩邸，袁世凱接任內閣總理大臣，五歲幼帝溥儀的母后於是出面斡旋。但對許多人而言，這與慈禧垂簾聽政的作法無異，所以接受的人並不多。

就在一九一一年聖誕節當天，孫逸仙自法國循海路返抵上海。四天後，十六省諮議局代表齊聚南京召開會議，以選舉孫逸仙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昭示他們尊重孫逸仙的領導，以及同盟會的影響。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孫逸仙於南京就職，正式宣告新共和國的誕生，從此之後改採陽曆紀元，定七日為一週，不再使用傳統中國陰曆。就在元旦當天，孫逸仙即電傳袁世凱，坦承他自己軍事根基的薄弱。在這封電文裡，孫逸仙聲言他雖然義不容辭，暫時接受大總統之職，但「虛位以待之心，終可大白於將來。望早定大計，以慰四萬萬人之渴望。」（註十一）

如今，中國既有共和國總統，也有滿人皇帝，因而陷入亟須提出根本解決之道的僵局。隨著一連串的暗殺事件幾乎奪取了袁世凱與若干滿洲親貴、將軍的性命，北京和南京之間的衝突日趨白熱化。

是月月底，一枚炸彈作死了滿人之中少數的強硬派代表人物，即「軍諮府」的副軍諮大臣，他長久以來一直致力於把「禁衛軍」訓練成滿人的一支勁旅。這些暗殺行動係由同盟會成員所發動。

對清廷政權的最後一擊是在一九一二年一月底，當時有四十四名北洋軍將領聯名致電北京內閣，敦促成立共和政體。此時一群強硬的滿族親王撤退至滿洲，圖謀協調兵力進行抵抗，而皇帝的母后與僚臣則與袁世凱進行協商，以保證他們人身財產的安全。袁世凱與南京臨時政府的參議院均同意，幼帝與其眷屬有權繼續栖居北京紫禁城內，並保有皇室原有私產，歲用四百萬元由中華民國政府支出，由中華民國設置衛兵保護滿人的宗廟陵寢，朝廷於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宣佈溥儀遜位。清帝拒絕承認孫逸仙的地位，在簡短的退位詔書中授與袁世凱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註十二）並結合同盟會與華中、華南其他反清勢力建立統一政體。

僅寥寥數語，中國逾二千年的帝國歷史便從此劃下休止符。幾無任何自治技巧與制度經驗的中國百姓，將於世人的眾目睽睽之下以及身處於凶險的世界局勢之中對他們的未來做出抉擇。

註釋

註一：湯普森(Roger Thompson)，《未來的視野，現今的實情：一九一一年革命前夕的地方行政改革，選舉政治與傳統中國社會》(Visions of the Future, Realities of the Day: Local Administrative Reform, Electoral Politics,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on the Eve of the 1911 Revolution., Ph.D. diss., Yale University, 1985 )，頁四五。

註二：前褐書頁一一一。

註三：修內曼(Ralph Huenemann)，《龍輿鐵馬：中國的鐵路經濟學，一八七六至一九三七年》(The Dragon and the iron Horse: The Economics of Railroad in China, 1876-1937.,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頁七九。

註四：史景遷，《天安門》(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New York, 1980)，頁三四。

註五：賈士杰，《俄國與中國革命的根源，一八九六至一九一一年》，頁一三○。

註六：伯納爾(Martin Bernal)，《迄至一九○七年的中國社會主義》(Chinese Socialism to 1907 .,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6)，頁三七。

註七：前褐書，頁九五。

註八：前褐書，頁一一七。

註九：前褐書，頁六六。

註十：愛德蒙，方(Edmund Fung)，《中國革命的軍事面向》(The Military Dimension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1980)，頁一三八。

註十一：李劍農(U Chien-nung)著，鄧嗣禹與英格爾斯(Jeremy Ingalls)合譯，〈中國近百年政治史》(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China, 1840-1928., Princeton, N.J.. 1956)，頁二六○。

註十二：前褐書，頁二六六至二六七。

第三部 國家與社會的展望

清政局紊亂的潛在根源之一在於中央與地方權力關係的失衡。中國的革新派致力於建構可行的共和體制，以取代威信盡失的帝國體系，希望締建新的政府組織，將中國改造成現代化的民族國家。在北京召開的議會是由各省代表組成，將中央與地方結合在一起。選民的人數近四千萬，可確保不同區域和利益能得到照顧。地方政府體制恢復生機，一方面緩和地方利益，另一方面穩定歲收上繳中央，使中央得以進行改革，並壓制外國勢力。

然而就在一九一二年中國第一次全國普選之後不到數月，這樣的夢想破滅了。臨時總統袁世凱派人行刺多數黨領袖，同時限制其所屬組織進行活動。儘管袁世凱胸懷復興中國的遠大抱負，但他欠缺強大的軍事力量以及圓熟的組織技巧，以致無法整合中央。於是政治權力流向地方精英以及數百名即將主宰各地方權力的軍閥手中。中國政治的弱點隨著國際局勢發展而益形凸顯：日本的索求益加蠻橫粗暴，而即便在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派遣一百萬勞工援助西歐協約國的大膽構想，也無法贏得強權對中國領土主權的尊重。

其結果是政治杌隉不安、思想上空前的反省與探索的時期：許多受過教育的中國人深信國家滅亡在即，於是開始鑽研各種政治和制度理論，分析他們所處之社會結構的本質，論辯新的教育和文體形式的價值，探索那似乎正是西方科學核心的進步的可能性。這時期通常被稱作「五四運動」，雖然其追尋的議題同樣可見於明清嬗替之際、與清末有關國家前途的爭論中，但是這般密集的智性勃發和懷疑精神，卻是中國兩千年來所僅見。

五四運動的思想家探討種種選擇方案，這些當時最耀眼的心靈中，有的在蘇聯派往中國的共產國際代表的牽引操控下，轉而醉心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學說。到了一九二○年，中國共產黨已然播下種籽。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舉行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雖然孫逸仙領導的國民黨享有優勢，追隨者亦眾，但是共產黨強烈表達出中國決心反抗軍閥、打倒地主，以及外國資本主義的抱負，並為人數日眾的工人階級的困境發出不平之鳴。共產黨員聯合國民黨的激進派，統籌了一連串令人印象深刻且富成效的罷工，儘管有時這類行動須以罷工工人的生命為代價。

共產黨與國民黨的結盟，一半起因於絕望，一半又摻雜了希望。絕望之情來自軍閥割據和外國勢力造成的分崩離析；希望來自於中國人的精神、技術，和智識力量，這是中國長治久安所不可或缺的。共產黨和國民黨長程發展目標雖然不同，黨員的氣味也不相投，但至少在聯合軍事力量和社會改革的手段、重新統一國家的企圖上，還能達成共識。在南方廣州，共產黨和國民黨攜手訓練一批新的軍事精英，成立了農民協會，讓農民得以加入已經組織化的工人行列中。一九二六年，成軍不久的軍隊大舉北上，推進至長江流域，這次軍事行動的成功令人刮目相看。然而迅速推倒軍閥只不過加深了國共雙方社會政策歧見。對共產黨而言，一九二七年是災難的一年，當時他們試圖以計謀打擊國民黨盟友，並扭轉新國家的走向，結果卻只能眼看著他們的運動遭到挫敗。

共產黨撤離城市，企圖在偏僻的農村自我重整，此時國民黨則試圖鞏固對全中國的統治。一九二八年後，從滿洲到廣東，都已在一個旗幟之下。蔣介石為了應付左支右絀的財政，集中精力重新改造國家的行政組織，獎勵交通運輸、城市公共設施，及教育設備的發展。在此建設過程中，並非所有外國強權皆是敵人：除了傳教士之外，美國提供大量資金和技術人員；德國支援軍事專家，並擬定數個涉及德國軍事設備及中國稀有礦產的計畫；然而日本依然故我，成立傀儡政權染指東北，並將勢力擴張至長城以內，直到中國同意宣佈華北的「非軍事化」。知識分子不滿國民黨姑息日本侵略行徑，建國夢想再度破滅。而共產黨奠基於自創的土地改革和游擊戰略的激進組合，開始建構起龐大且強韌的農村政府組織。

一九三○年中期，日本一度成為中國民族復興的外來刺激及主要敵人。中國共產黨受到蔣介石軍隊持續不斷的攻擊，最後退出江西蘇區這個堅固的基地，展開「長征」，轉進貧瘠的北方。共產黨一到陝西，成功挑起百姓對骨肉相殘、兩敗俱傷的厭倦情緒。蔣介石被叛軍綁架的事件則再度給予共產黨進行「統一戰線」的機會，團結一致，抵抗外侮。儘管無數中國人在國家分合與改革的過程中歷經苦難，但中國人的國家觀念依然相當鮮明。

12 共和國的肇建

民主試驗

一九一二年二月，滿清末代皇帝退位之際的中國與一六四四年五月明祟禎皇帝自縊時不無雷同。各地方政府入不敷出，以致國庫空虛，國家財政幾近癱瘓。知識分子與官僚對於形同虛設的政權的強烈不滿，已經到了非宣洩不可的地步了。駐紮北京的軍隊雖然不少，但忠誠度不足，難以掌控，而軍餉給付一有延遲，還可能引發兵變或是逃兵。農村裡天災肆虐，糧食欠收，哀鴻遍野；而地方政府礙於財政短缺，亦無力賑濟饑荒，災民流離失所。仍效忠昔日統治階級的舊勢力或許是未來政局紊亂的主軸。外患的壓力日現，列強侵略迫在眉睫。具獨立意識的分離主義政權很有可能出現在中國中部、西部，和南方，更進一步弱化中央的統治權威。

當然，這兩個過渡時期亦有迥異之處。其中較重要者有四：首先，一九一二年，至少有七大強權在中國擁有特殊利益，同時中國還向列強大量舉債。其次，在一九一二年，通訊、運輸，和工業發展的新模式使國家經濟結構處於劇烈的轉型階段。第三，儒家思想作為中國人安身立命的哲學體系，其意義已經受到質疑。第四，一九一二年，儘管多數中國人渴望出現強大、集權的權威中心，但是君主立憲這種折衷之計與帝制同遭大部分知識分子的拒斥。

在這段高度緊張的時刻，暴力是難以預測且稀鬆平常的。兩位領袖即將在二十世紀中葉之前崛起，而兩人之間的鬥爭更將影響中國革命的面貌；他們亦在此時初嚐暴力衝突的滋味，開始從事政治活動。一八九三年，毛澤東誕生於湖南的農家，學生時代於長沙加人志願軍。毛澤東親眼看見清軍潰散之速，他剪掉髮辮，亦曾目睹兩位革命軍領袖（譯按，焦達峰、陳作新）橫屍街頭，這兩位革命軍領袖不是被清軍所害，而是被支持共和、但主張必須尋求穩健發展的譚延闓所殺。毛澤東曾一度加入湖南的「共和軍」，接觸到社會主義思想家、曾在一九一一年十一月成立「中國社會黨」的江亢虎所寫的幾本小冊子。不過，此時毛的政治立場仍十分溫和保守：日後毛告訴一位訪問者（譯按，即《西行漫記》的作者斯諾），他希望政府能請孫逸仙當總統、康有為任總理、梁啟超為外交部長。俟戰事結束後，毛澤東即自修政治學和經濟學，準備直接參與中國未來的社會改造工程。

另一位領袖人物是蔣介石＊，一八七七年出生於浙江通商口岸寧波附近的鹽商家庭。當時許多中國有志青年前往日本接受軍事教育，蔣介石亦是如此。一九○八至一九一○年，在密友陳其美的引薦下，蔣加入同盟會成為革命黨人。一九一一年十一月期間，陳其美膺任上海都督，拔擢蔣介石擔任其軍團的指揮官。為了革命運動的目標，蔣介石挺身參與抗州的攻堅戰役。根據多項資料的記載，蔣介石策動或親自執行暗殺反對孫逸仙及蔣的導師陳其美的同盟會成員，經歷了個人暴力經驗的洗禮。

社會秩序的恢復有賴袁世凱將北洋軍與同盟會和南京的革命力量結合在一起，也仰賴袁世凱以立憲立憲程序，將新軍和各省的議會結合成全國性的政體。然而袁世凱在走向目標的第一步便遭到阻礙。孫逸仙的武裝力量雖然無法與袁世凱的軍隊抗衡，但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孫仍被推舉為臨時大總統。一個月之後的二月十三日，也就是滿清皇帝遜位第二天，袁世凱僭取孫逸仙的臨時大總統頭銜，孫只好讓出職位。同盟會諸位領袖及其支持者要求袁世凱必須於南京就職，以期袁世凱遠離他的北方根據地，以象徵建立民國重要的一步。但是袁世凱選擇駐留北京，藉日軍情不穩，需要他坐鎮北京。一九一二年三月間，北京、天津、保定等地相繼發生叛亂與暴動，似乎證實了袁世凱的顧慮。雖然有些好譏諷之士認為，這些亂象也許是由袁本人所鼓動的，藉以證明北京不可一日無他。至於孫逸仙，則是前往北京以表示他振興中華的誠意，並受袁世凱之邀，草擬了改造中國鐵路系統的藍圖。

當務之急就是制定具實質意義的憲法，並在此憲政架構下舉行全國性的選舉，以建立新的兩院制議會。早在一九一○年八月於北京召集的「資政院」會議是達成此一目標的初步。資政院係採取一院制，會議成員由各省諮議局選舉產生，或由朝廷欽定。不過，資政院開議後卻聯合各省諮議局敦促朝廷應在慈禧太后原訂的一九一七年之前就召集全國性議會。於是一九一○年十一月，清廷遂同意縮短預備立憲期限，預計在一九一三年舉辦國會大選。

＊原註：Chiang Kai-shek此一羅馬拼晉係得自地方方言的發晉，而終其一生，西方人都是以這個羅馬拼音的名字來稱呼他。所以，本書沿襲西方的習慣用法。

雖然資政院是清代的產物，但是在中國未來憲政體制的發展上，仍扮演重要的角色。一九一一年十月三十日，正當清廷為政權作殊死搏鬥之際，即授權資政院起草憲法。十一月三日，資政院會議有了初步共識。五天後，資政院會議推選袁世凱為中國首任內閣總理大臣，賦予袁世凱的統治某種形式的民主合法性。

隨著北京這種種事件的交錯發展，各省在同盟會的鼓動下紛紛召開會議——首先在上海，廣州繼之，最後則是南京。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南京正式成立臨時「參議院」，每一省推派三名代表，對於中國民主的發展，他們的角色基本上有助於民主的成長，因為孫逸仙以臨時參議院選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的條件，換取袁世凱正式電告臨時政府，公開主張「共和國為最良國體」、「永不使君主政體再行於中國」（註一）。二月十四日，就在孫逸仙的敦促之下，南京參議院一致通過，選舉袁世凱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袁世凱以目不暇給之速度，登上共和政體的頂峰。一八五九年，袁世凱出生於官宦世家。袁並未循科舉功名之途，卻在一八八○年捐了一個官職，這是清末青年人追求仕途的另一種方法。爾後，袁世凱在朝鮮歷任軍事及商務等職務十餘年，於是對以朝鮮為目標的日本擴張主義者，知之甚深。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戰後，清廷指派袁世凱訓練中國第一支現代化軍隊，這段歷練使袁有機會在軍隊培值黨羽，奠定日後的權力基礎。幾乎可以確定，袁世凱曾幫助慈禧太后推翻光緒皇帝與百日維新的改革者，但袁世凱亦成功清剿山東拳亂。一九○一年後，袁世凱任直隸總督，在這段期間，袁將北洋軍訓練成中國最精良的軍隊（在七位統制官中的五位及其餘所有高階軍官皆為袁的黨羽），同時，袁也表現出改革熱誠，包括地方自治、教育體系、警察制度等改革，以鞏固其權力基礎。袁世凱清末政治生涯的成就讓人寄予厚望，盼他領導共和國，成功回應中國所面臨的艱困挑戰。

孫逸仙在辭退臨時大總統一職時，曾要求袁世凱被推選為臨時大總統後，必須「誓守參議院所定之憲法，始能授受事權」（註二）。為建立合法的共和政府，一九一二年三月十一日，臨時參議院頒佈新起草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臨時約法保障包括少數民族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應享有的平等地位，以及人身自由與財產權利，尊重宗教信仰與集會自由受法律保護；同時，〈臨時約法〉亦明定，應於十個月內舉行全國大選，並召集國會。屆時，臨時參議院即行解散，袁世凱當去職，而重新舉行總統大選。新國會同樣名為參議院，每一行省的代表員額擴增為五名，四月五日，參議院投票決議臨時政府遷都北京，中華民國首度成為名副其實的共和國政禮，前清設立的議會至此正式廢除。

依據〈臨時約法〉的規定，中國開始籌備首次的全國大選。依法，中華民國國會採取兩院制：「參議院」，法定席次二百七十四席，任期六年，由各省議會選舉產生，每省得選舉十名代表，其餘則為華僑代表席位：「眾議院」，法定席次為五百九十六席，任期三年，依據各省人口數，每八十萬人產生一名代表。

滿清皇朝終結之後，孫逸仙隨即著手領導同盟會改組，將之改造成中央集權式的民主政黨，以便在一九一二年即將到來的國會選舉中推舉候選人。這一重新被命名為「國民黨」的政黨組織，是由宋教仁主導黨務；在孫逸仙流亡海外期間，宋是孫最得力的左右手之一。一九一二年，宋教仁年僅三十歲，即展現出政治組織的天賦，儘管宋跋扈傲慢的態度使他與同志有所隔閡。宋教仁鼓吹限制總統的權力，適切保障議會及其代表的權力。一九一二年中葉，袁世凱顯然已經完全掌控由他提名所組成的內閣，並企圖擴張總統職權。一九一二年，宋教仁周遊湘鄂寧滬各地，竭力宣揚他的政治主張，並不時直言抨擊袁世凱擴權的野心。十二月大選前夕，由宋教仁領導之國民黨與其他三個主要競爭對手鼎足抗衡：即僅有鬆散組織形態的進步黨（由梁啟超領導）、共和黨（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色彩），以及統一黨。此外，尚有三百餘個政治黨團林立，於此次大選中競逐國會席位。

儘管全國的大選備受矚目，但當時農村地區的政治發展也很重要。對於晚清的地方自治，有人怕議會制度的改革將淪為保守士紳鞏固權益的工具；因為士紳階級挾其田產和學識，在地方已經享有影響力，現在又多了官方的行政權力。清帝遜位後一個月，坐實了這樣的憂慮，舊問題解決了，但勢力強大的地方官員佔據各項新職，使中央政府的權威比過去滿清時代更加深入滲透鄉村社會。除非能遏制這個趨勢，否則將會窒礙中國民主政治的實踐。然而此刻舉國正浸淫在全國競賽的激情裡，這類問題就顯得無足輕重，並未為國民黨或其他競爭對手直接闡明，儘管在國民黨的黨綱中確實主張，必須落實地方自治的發展。

新的選舉法規於一九一二年公佈，規定中國男性年滿二十一歲以上，擁有超過五百元財產，或是繳納二元以上的稅金，並具初等教育學歷者，才能取得投票權。據估計至少有四千萬人——約佔總人口數的百分之十——符合上述條件。文盲、吸食鴉片者、破產者，以及精神錯亂的病患，均不具備投票權。雖然清末以來，中國女性已經越來越有決斷力，婦女投票權也獲得當時幾位重要知識分子的支持，許多女性加入同盟會或資助同盟會，甚至有些女性加入革命行列，或在戰場上擔任救護工作，但女性依然無法享有投票權。一九一二年，北京主張婦女參政權的鼓吹者唐群英率領數名女性同胞至南京臨時參議院，遊說議會將男女平權與女性投票權納入新憲法條文中，卻遭到悍然拒絕，她們於是強行闖入議會會場，大聲咆哮，並打碎會場的玻璃窗。嗣後，這群請願者被逐出會場，訴求也未得到允諾。

中國首度舉行全國大選的結果於一九一三年一月揭曉，國民黨贏得壓倒性的勝利。眾議院五百九十六席次中，國民黨獲得二百六十九席，餘者由其他三個主要政黨瓜分（在這次選舉中，許多政客同時隸屬於不同政黨，所以這四個政黨宣稱取得的席次加總後超過五百九十六席）。在參議院方面，總數二百七十四席，國民黨囊括一百二十三席。按臨時約法的規定，國民黨將主導推選總理以及組織內閣，同時，依據臨時約法，俟議會選舉之後，在國會全面監督下將舉行總統大選。

一九一三年春天，中國的新科議員分別取道鐵路、公路、河運、海路齊聚北京。三月二十日，議會多數黨領袖宋教仁與友人前往上海滬寧鐵路車站。當宋教仁在車站月臺候車時，一名男子走上前來，近距離朝他開了兩滄。宋教仁隨即被送往醫院，兩天後辭世，事件發生的兩星期前，正是宋的三十一歲生日。當時盛傳，宋教仁將會被提名為內閣總理。一般咸信袁世凱是這樁刺殺案背後的首謀者，因為所有證據皆指向國務院秘書與臨時政府的內閣總理（譯按，即洪述祖、趙秉鈞）涉及本案。刺宋案的幾位主謀不是被暗殺，就是離奇失綜，而袁世凱個人未曾被正式牽連到刺宋案。

國民黨籍代表齊聚議會，急於遏止袁世凱的野心，於是主張建立永久性的憲政體制架構，舉行全面的、公開的總統大選。國民黨猛烈抨擊袁世凱操控國家財政大權，袁世凱不直接提出徵稅，反而向外國銀行團舉債超過二千五百萬英鎊（大約一億美元），亦即所謂的「善後借款」，引起舉國譁然。袁世凱將這些詰責視為針對個人的攻擊，決心進行反擊。一九一三年五月初，袁世凱解除幾名深具影響力的親國民黨都督之職。經過夏天的激戰，效忠國民黨的勢力為袁的軍隊擊潰，九月，南京失守，為支持袁世凱的保守派將軍張勳佔領，張的部隊依然蓄著滿清的辮子。十月，袁世凱強迫國會推舉他為五年一任的總統（國會進行了三次投票，袁世凱才獲得多數票）。最後，袁世凱稱國民黨為叛亂團體，下令解散國民黨，並將國民黨籍議員逐出國會。十一月底，孫逸仙黯然離開中國前往日本，再度被迫流亡海外，孫的「共和夢」終究是破滅了。

袁世凱的統治

帝國主義密切觀察中國政治局勢的發展。列強瞭解，延續清廷的壽命以確保自一八四二年以來所擄獲的不平等條約權利，是沒有意義的。於是，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二年間，列強嚴守中立，調派軍隊、船艦保護居住在中國的僑民，並在北京至沿海之間的走廊地帶巡弋，以防止類似義和團的排外事件再度爆發。列強的優先目標是護衛他們在華的投資利益，據估計，一九○二年，列強在華的投資總額約為七億八千八百萬美元，及至一九一四年，則高達十六億一千萬美元。因此，各國傾向接受任何能創造有利經濟條件之黨派所組成的政府。

雖然外人投資主要集中在上海和南滿，但是投資項目卻十分廣泛，大英帝國在華投資總額約六億零八百萬美元，投資項目包括香港至廣州的鐵路、海上運輸業、公用設施（如瓦斯、電力、電話系統等）、電車、煤礦、棉花廠、糖廠、紡織廠、製繩廠、水泥廠、不動產等。日本投資額約為二億二千萬美元（三億八千五百萬日圓），投資項目範圍與英國近似。美國在中國的經濟利益比英、日兩國少得多，然而，一九一四年美國在華的投資金額也有四千九百萬美元，大部分為教會財產（包括醫院、學校）和上海的不動產，一九一五年美國在上海成立第一個商會，隨即有三十二家美國企業取得會員資格。（註四）

最初，日本和歐洲列強對袁世凱的新政權不無懷疑，而拒絕正式承認共和國。然而在美國，輿論則偏向袁世凱和新共和國的理念。許多美國傳教士同情中國的共和運動，而許多具改革精神的中國人都在教會學校受教育，孫逸仙是基督徒；儘管袁世凱並不信基督教，但他籲請美國的新教教徒到教堂為一九一三年四月新中國召開的議會禱告，而表現出親基督教的情感。這項懇求登上美國報紙的頭條，並贏得威爾遜（ Woodrow Wilson）總統和其幕僚的好感。威爾遜說道，他不曾如此感到興奮和受鼓舞，他的國務卿布萊安（ William Jennings Bryan）亦聲稱，袁世凱的訴求是一世代以來，最引人注目的官方文件。《基督教前鋒報》（Christian Herald）甚至將袁的行徑與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查理曼（Charlemagne）「引領異教徒臣服基督國度」（註五）的作為相提並論。

雖然美國法律明令禁止輸入中國勞工，但仍有大批主張共和體制的中國留學生居住在美國。一九○八年，美國政府決議將庚子賠款退還中國，用以甄選中國學生至美國大學學習，因而使留美中國學生的人數急速膨脹。基於美國在十九世紀末帝國主義爭奪戰中表現出相對的「利他主義」（ altru-ism），特別是美國通過「門戶開放政策」的主張，試圓修正美國在國際間的行為模式，多數的美國政界人物相信，美中之間存在著「特殊關係」。一九一二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民主黨利用中國議題，主張給予中國完全的外交承認，而使共和黨幕僚與塔虎脫（William Howard Taft）總統措手不及。威爾遜贏得總統大選後，即刻令美國退出支持袁世凱「善後借款」的國際銀行團，威爾遜總統聲稱，「善後借款」只不過是列強利益薰心之自私行為的表現。一九一三年五月，美國駐北京公使晉見袁世凱總統，並給予袁世凱政權全面的外交承認。

英國駐北京公使認為，美國承認袁政權「太過魯莽」，因為此時外國人在華的權利和投資並未得到袁世凱的正式保證。而袁踵武前清政策，宣稱西藏仍是中國的藩屬，故英國亟欲推動西藏的獨立。英國對西藏問題抱持的強硬態度，引起中國人的憤概；但是到了一九一三年十月七日，袁世凱其實已經承認了西藏的獨立地位，儘管袁的決定並未得到當時內閣的認可或國會的批准。就在同一天，英國宣佈給予共和國正式的外交承認。日本在與袁達成規模龐大的鐵路臨定之後，亦正式給予袁政權外交承認。同樣的，俄國在獲得中國允諾外蒙古自治後，也承認了袁政權。

袁世凱分別取得列強對其政權的外交承認，這個事實並不意味著中國肇始的共和體制已經穩固。此刻，中國的憲政架構仍處在風雨飄搖中。國民黨籍議員被驅逐出國會一事拉開袁世凱整肅國民黨的序幕，繼之，袁命令警察逐屋搜捕國民黨籍的議會代表。袁這項搜查行動逮捕到四百三十八位擁有國民黨黨證的議員，這些國會代表也被逐出議會殿堂。因為出席國會議員不足法定人數而無法開會，十一月底，參議院與眾議院兩院議長宣佈無限期休會。一九一四年元月，議會正式解散，二月，公佈解散省級議會和地方政府組織的命令。

袁世凱為了讓他的統治具有表面上的正當性，在一九一四年五月一日，從內閣和省級政府各部門召集六十六位代表開會，制定〈中華民國約法〉（新約法），以取代〈臨時約法〉。這部〈新約法〉授予袁世凱總統獨斷對外戰爭、財政、外交政策，以及公民權方面的權力。在向一位幕僚解釋新約法擴張總統權力的體制設計時，袁世凱曾說過，［議會是一種難以運作的制度，八百人！當中，二百位是好人，二百位是麻雀，其餘四百人不適任，他們能做什麼？他們甚至連議會的程序都沒有共識。」（註六）袁世凱對議會制度的揶揄，恰可作為中國民主希望破滅的諷刺性註解。

袁世凱的政府由於財政窘迫，必須靠舉債度日。在袁世凱就任總統之初，國家每年歲入約二億六千萬元，財政收入來源主要有三：土地、鹽和鐵、過境稅，每一部分的稅入約四千五百萬元。一九一三年，頂多只有二百萬元是來自地方的土地稅，政府每月的財政赤字高達一千三百萬元。袁政府同樣無法徵得對外貿易的關稅，因為在革命流血的混亂時期，「清帝國海關」（赫德歿於一九一一年，現由繼任者主掌。）將中國的關說所得存在外國銀行，以支付中國積欠外債的利息。中國不僅無法徵取稅收，甚至喪失可能的利息所得。晚清許多特設的稅目依然存在，為了經濟發展所需而巧立名目的稅種亦不斷膨脹，然而這些稅入並未上繳北京。甚至鹽稅也是在列強的監控下，這些稅款被用來支付國家的外債，或是轉而為政治壓力施加在袁世凱身上。

雖然稅收有如涓涓細流，但袁世凱為了個人或國家，還是充滿雄心壯志。縱使袁世凱曾撕毀臨時約法，但他仍試圖立基於清末以來的政治改革，致力於建構中國得以長治久安且富強的體制。他為了推動改革，找來一批能幹的外國顧問，包括澳洲籍的外交政策專家、日本的鐵路顧問、法國的軍官、比利時的法學家，但是，誠如他們自己承認的，大多數的顧問均只是尸位素餐而已。

袁世凱繼續推動中國司法體系的獨立發展，這並非袁個人服膺任何正義理念，而是因為穩定無私的司法制度，正可以用來鬆綁束縛在中國身上的治外法權。中國的最高法院係由清廷於一九○六年設立的，這使中國在諸如商事法及已婚婦女的權利保障方面頗有進展。除了三個省份以外，各省均設有高等法院，儘管袁世凱並不鼓勵縣級法院的設立，而偏好將其司法權歸隸於地方行政首長而非一獨立的司法機關，但是多數的縣亦擁有高等法院。為了改革刑法體系，袁世凱著手推進獄政革新，改善監獄的衛生條件，提供罪犯工作機具，進行道德重整工作。在教育方面，袁世凱敦促在全國各地擴大興辦男子初級的免費義務教育，支持啟蒙讀本的規劃，以及教師的再進修訓練。袁世凱堅持，為了滿足中國公民教育的需要，應將儒家思想納入主要課程的設計範圍內。

為了發展經濟，袁世凱下令整治灌溉溝渠，遏制洪災，提高糧食產量，試驗家畜新品種，廣值林地，降低貸款利息，減輕鐵路運輸費率，加速貨物流通。同時，在一位接受英國教育的中國科學家的帶領下，中國首度進行全國地質資源的調查與丈量。接著集中發行貨幣，控制貨幣鑄造，收回地方發行之為數龐大的貶值鈔票。袁世凱也接續清末以來取締吸食鴉片的工作，禁煙的成果列入考核縣長的項目，所以禁煙計畫成效卓著，迫使無數鴉片公司撤至租界區，受外國法律所保護。

一九一四年八月，第一次世界大戰於歐洲爆發，法、英、德、俄等列強無暇東顧，向中國強索更多的利益，這正是袁世凱建立專制獨裁的良機。然而日本卻趁勢取代西方列強，獨霸中國，加緊對華侵略。基於早在一九○二年成立的「英日同盟」，日本於一九一四年八月對德宣戰，接著出兵山東的德國租界。中國對外宣稱，中國軍隊將對抗德國，並爭取與英國合作，但是英國卻容許日本在中國土地上恣意擴張。

一九一五年元月，日本得寸進尺向袁世凱政府提出〈二十一條要求〉。日本向中國要求在東北和內蒙享有更多經濟利益；中日聯合管理「漢冶萍煤鐵公司」；中國所有的港口和島嶼向其他列強開放；日本的警察和經濟顧問得以進駐華北；擴大日本在福建的經濟利益。中國人對於日本的行徑強烈不滿，終於激化成全國反日運動的大串連，以及對日本產品的抵制。這場杯葛行動的規模比一九○五年的抵制美貨還大、還成功。雖然袁世凱對日本的若干條件稍作修正，不過仍然認為有必要讓步。

袁世凱個人威信與聲望重挫，但他的手段卻是日趨轉強。一九一四年，袁世凱頒佈禁令，箝制報紙和其他出版品的言論，杜絕批袁聲浪；這些禁令嚴懲「危害公共秩序」（註七）的出版品。同時，為了樹立個人權威，重新獨尊儒家思想。身為總統的袁世凱乘坐裝甲車親赴「天壇」，在祭天的儀式中擔任主祭者。袁世凱有意遵奉前清儀典，身著皇帝的十二章大禮服，頭戴平天冠。一九一五年，謠傳人民擁戴袁世凱恢復帝制，而袁也真的走向帝制。 八月間，官方鼓動袁南面稱帝的行動於全國各地展開。十一月，特別召開「國民（代表）大會」，一千九百三十三名代表居然無異議一致通過 ，籲請袁世凱登基。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袁接受帝位，一九一六年元月一日，正式登基改元。

袁世凱下令前清皇族御用陶窯燒製四萬件磁器餐皿，價值一百四十萬元。另外，袁世凱亦命人雕作新朝御璽一顆，縫製龍袍兩件，每件價值四十萬元。

袁世凱和顧問群——其中包括知名的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前美國政治學學會會長古德諾（ Frank Goodnow）―皆深信，中國渴望在總統之上還有一個中央集權的象徵，因此恢復帝制會受到人民歡迎。但是他們錯估了情勢，袁世凱的盟友紛紛眾叛親離，而其舊部黨羽北洋軍閥則分崩離析。國人群情激憤，各省接踵表態，抗議袁世凱的「洪憲」帝制。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云南都督宣告脫離中央而獨立；一九一六年元月，貴州繼之，三月，廣西接踵而至，通電獨立。列強對於袁的稱帝或冷淡以對，或公開批評，並未給予袁所期待的支持。結果，一九一六年三月，袁世凱徹銷帝制，以緩和外界的強烈抗議，然而此時袁個人的威信盡失，各省又相繼宣佈獨立於北京之外。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袁世凱歿於尿毒症，享年五十六歲，許多人認為袁憤愧交集，鬱鬱而終。

總統一職由黎元洪繼任。一九一一年十月，黎元洪在半推半就之下與武漢革命軍結盟，並自一九一三年起勉強出任並無實權的副總統。黎元洪的權力基礎比袁世凱薄弱，因為在黎的背後並沒有北洋軍以為支撐，卻又必須面對日益不滿或相繼獨立的各省勢力和國庫空虛等難題。接任後，黎元洪的當務之急是召回國會議員（此時議會已休會兩年），恢復代議體制，並重新認可一九一二年〈臨時約法〉的合法效力。然而這兩項舉措卻引發爭議：一九一二年選出的代表任期只有三年，現在這些代表是否仍為法定代表不無疑問；而一九一二年的臨時約法早在一九一四年就被袁修法取代，因此，一九一二年的臨時約法是否具有法律優位也有待釐清。

黎元洪在位不過一年，就發生軍事復辟，發動政變的是張勳。張勳於山東「拳亂〕期間曾任慈禧太后護衛，是清政府的狂熱支持者。一九一一年，忠於清廷的張動在南京與革命軍發生激戰，張動在袁世凱總統任內依然效忠清室，甚至下令部隊蓄留辮子。一九一三年，張動擊敗國民黨軍隊奪取南京，並放任部隊燒殺淫掠，但袁世凱後來還是任命張勳為「長江巡閱使」。張動居間調停黎元洪與其他派系軍閥（譯按，馮國璋），於一九一七年六月率部直驅北京，並由宣佈滿清遜帝溥儀復位。北京居民滿心狐疑，尋找前清旗幟懸掛屋外，而列強此時也折衝樽俎，以外交行動嘗試控制中國的情勢發展，一小撮前清遺老，其中包括擁戴光緒帝的康有為，身著前清朝服，兼程趕赴紫禁城面聖。

然而張勳復辟的劇碼上演不久，駐紮在北京的其他軍隊向皇殿挺進，兩位飛行員向紫禁城投擲炸彈，作死三人，這恐怕是中國有史以來首次的空襲行動。七月中旬，張動的部隊失敗，張向荷蘭使館尋求政治庇護，從此不再涉入政治活動。溥儀再次遭罷黜，他並未因復辟運動而被入罪，新任總統命令溥儀必須在西方教師的指導下接受現代化的教育。（溥儀到一九二四年都還住在紫禁城，之後才被軍閥〔譯按，馮玉祥〕逐出清宮，溥儀逃往天津日本租界尋求保護。此後紫禁城成為一座對外開放的文化及歷史博物館。）

在軍閥的園剿下，張動的軍事政變瞬間灰飛煙滅，中央政府握有實權的說辭也隨之消逝。此後，不管是總統或是議會，無非只是軍人的玩偶，皆被把弄於股掌之中；有識之士雖然仍願意在政府任職，但是他們也隨著外力干預載浮載沉。民主政治化為烏有，軍閥粉墨登場，開始躍上歷史舞臺。

中國的黷武軍人與旅法的中國人

接下來控制泰半中國的所謂「軍閥」，各有不同出身背景和鞏固權力之道。大部分軍閥早年出身北洋軍，多為袁世凱的舊部；餘者崛起於地方軍旅，而於一九一一年底或一九一二年初躍升成為都督或高階統帥。少數則是出自於地方團練，趁亂世鞏固地方勢力。有的軍閥雄據單一省份，並豢養官僚代為徵集地方稅收，支撐軍隊所需；有的軍閥只控制幾個鄉鎮，靠著強徵「過路費」或搜刮民財以取得財源。部分軍閥忠於共和理念，企盼有朝一日將中國建設為憲政國家，也有軍閥深信，孫逸仙和國民黨才是代表正統的合法政府。不管是出於自願或是迫於形勢，若干軍閥向外國強權勢力靠攏，如上海的英國、東北的日本，或者西南的法國。另外有些軍閥宰控鐵路運輸的沿線區域，靠著往來旅客和貨物運送，以及向鐵路沿線城市徵募財源。有些軍閥則在佔領地遍植鴉片，靠著販賣鴉片充實財庫。鴉片的買賣在歷經晚清與袁世凱統治之初的抑制之後，再度死灰復燃。

除此之外，軍閥的個人人格特質也彼此迥異。例如，有一段時間的山東軍閥生性凶殘暴虐、耽溺於聲色之欲。但也有軍閥受過良好教育，試圖以所持之道德理念灌輸、教化軍隊。這類道德觀可能出於修正之後的儒家思想、基督教義、社會主義學說，或是像山西軍閥閻錫山調製出的那種奇特混合物。閻錫山聚集了一批來自歐、美的英才，以實踐個人理想。他曾驕傲地表示，他已經構築一套完美的政治理念，融合了「軍事主義（ militarism）、民族主義、無政府主義、民主政治、資本主義、共產主義、個人主義、帝國主義、普遍主義（ universalism）、父權主義（paternalism），以及烏托邦主義等眾家精華。」（註八）得以治理山西。

不管這些軍閥生性是惡是善，是賢還是愚，當時中國的分崩離析，使統一中國的任務比推翻滿清還要艱困。但是，政府的運作仍維繫著某種形式，因為北方軍閥並未完全廢除總統和內閣總理的職權，反而爭相把親信安插在這些職位上，以期他們來日回報故主「德澤」。

在這種局勢下，段祺瑞僭取了國家的統治權，於一九一六年擔任內閣總理一職。段祺瑞生於一八六五年，是第一批「武備學堂」的預備軍官，後以優異的成績畢業，並由李鴻章親自遴選派往德國修習軍事。段的另一貴人袁世凱則拔擢段祺瑞擔任「新建陸軍砲隊統帶」，拳亂期間，段祺瑞於山東效命於袁的麾下。一九○四年，段被擢升為北洋軍的「統制官」，一九○六年，又晉升為「北洋陸軍速成學堂督辦」，使他有機會培植年輕的朋黨派系，這和段祺瑞成為袁氏人馬的過程如出一轍。一九一一年武昌革命期間，段祺瑞任「第二軍軍統」，節制湖北軍隊，嗣後被任命為湖北、湖南都督，藉以酬庸他對袁世凱的忠誠。一九一二年，段祺瑞擔任內閣的「陸軍總長」，一九一三年在整肅國民黨籍國會議員的行動中，段祺瑞率先發難。一九一六年袁世凱去世後，曾反對袁世凱稱帝意圖的段祺瑞，受到北洋軍閥資深軍官的擁戴，擔任內閣總理一職。

正當段祺瑞在中國鞏固他文官與武職的雙重權力基礎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在西歐戰火方酣。雖然在歷史上，中國未曾遠離領土，在國際事件上扮演積極的角色，不過，段祺瑞已經開啟中國介入國際事務的新時代。段祺瑞和顧問群密商加入英、法同盟對德作戰，他們認為一旦德國被擊垮，那麼德國位於山東青島具重要戰略價值的租界就可能歸還給中國。同時也有兩方面的壓力，逼使段提出反德聲明一方面是來自美國，一九一七年初，美國即準備對德宣戰，以報復德國潛艇恣意攻擊在大西洋過往的中立船隻；另一方勢力是日本，日本放棄在東北、蒙古、華南煽動分離主義，而決意賄賂段祺瑞的政府承認日本在華北的地位，以作為對德作戰的代價。

一九一七年一月，日本貸款五百萬日圓給段祺瑞，對段施加壓力。三月，段祺瑞試圖說服復職的國會議員同意與德國斷絕外交關係，然而在正式對德宣戰議題上，段必須面對另一場艱困的挑戰，因為黎元洪總統與國會認為，必須由他們，而不是內閣總理，來決定是否對德宣戰。及至八月，張動復辟失敗之後，段祺瑞任內閣總理兼陸軍總長，才說服內閣在對德宣戰議題上與他採取一致的立場。之後，日本再貸款一億四千萬日圓給段（根據當時匯率，約合七千萬美元）。

美國迄至一九一七年四月才加入戰局，與英、法站在同一陣線，對歐洲各參戰國而言，中國的軍事武裝力量和美國比起來，顯得微不足道，但是中國擁有協約國所缺乏的重要資源——豐富的人力。歐洲戰場的殺戮殘酷無比：單是一九一六年桑河一役（ Battle of Somme），英、法共損失六十萬人，翌年，英國又在伊普爾戰役（ Battle of Ypres）中折損了二十五萬人。由於需要不斷補充兵源，協約國瞭解，中國勞工如能加入西歐各項工程建設，歐洲各國便能有更充沛的人力投入戰鬥行列。

為了這種粗糙但合理的推論，早在一九一六年夏天，英法兩國就與中國展開臨商。而在中國正式對德宣戰前夕，商議有了結果，即在山東威海衛英國海軍基地附近設置「招工公司」，後來又在青島增設分公司。英人以諷刺的口吻將招工公司比喻為「製造臘腸用的碎肉器」（註九），但招工的進度相當迅速而順利。或許肇因於地方經濟的凋敵、政治的不確定感，或者受到英國所提供豐厚薪資的誘惑，數以萬計的中國人自願加人「以工代兵」的行列。每位華工可獲得二十元的工資，之後按月交付十元給在中國的家屬作為贍養費用。另外，也可以獲得一筆衣履及膳食費。華工必須接受健康檢查，特別是砂眼、肺結核，以及性病。通過篩選的工人（人數約十萬人)，即發給連號標籤，再將標籤以鉚釘封在繩索外面，並纏繞在手腕上。接著，從頭到腳噴上消毒劑，並且被迫剪去他們在辛亥革命之後仍留著的辮子。

與法國簽訂合同之後，搭載首批華工的輪船於一九一六年航經印度洋，穿越蘇伊士運河，卻在地中海慘遭德國潛水艇擊沉，五百四十三名華工葬身海底。下一批華工就由太平洋航向加拿大，再經火車運送穿越美洲大陸，為了閃避德國潛艇的攻擊，在艦隊的護航下取道大西洋直抵歐洲。雖然僱用華工遭到英、法兩國人，特別是工會的嚴重抗議，但是華工很快便投身工作，他們大部分在法國北部。華工的工作包括在船塢上下船貨、建軍醫院、挖掘戰壕，以及在鐵路調車場搬運彈藥、軍需品。華工每日必須工作十小時，一週七天，遇傳統中國節慶則允許休工。即使在中國正式對德宣戰後，華工仍屬於「以工代兵」的非參戰性質，因為段祺瑞政府不足以支應投入歐戰的軍事費用。

一九一七年底，旅法的中國人總數約有五萬四千人，一九一八年底增至九萬六千人，他們製造了許多棘手的社會問題，同時也創造不少服務機會。中國正式對德宣戰之前，華工總是在不衛生、危險的環境中工作。有時華工居住的帳棚被德軍的飛機或砲彈轟擊，或因德國戰俘被殺而遭到德軍報復。有些華工在清理戰場或挖掘戰壕時，不慎誤觸地雷或炸彈而喪命。華工常因飲食習慣殊異或水土不服而染上惡疾，他們甚至會反抗法國或英國的雇主，或是搶奪地方餐館的食物。從英國部隊為其軍官準備的中文會話書籍列舉的句子可以窺知華工受歧視的程度：例如，「你們何不吃這種食物」、「營帳裡不是很乾淨」、「你們明天必須洗澡」、「軍營的廁所是保留給歐洲人使用，不是給中國人使用的。」（註十）

「基督教青年會」（ YMCA)認為，華工所處的惡劣環境，正好提供他們服務人群的機會。基督教青年會特別關心中國人的休閒活動和公共教育問題，為了提高華工的識字率，他們設計特殊的教學語彙與教材。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晏陽初，晏陽初是四川人，赴美之前曾在香港接受高等教育，一九一八年畢業於耶魯大學。為了幫助華工有效運用一千個普通用字，晏陽初設計一份定期刊物《華工週報》（ Chinese Workers Weekly），固定使用這一千個字。他也幫數百名華上寫信回家。令人驚訝的是，就在這批受過教育的青年會辦事人員幫助下，每個月約五萬封信件從法國寄抵中國，並在家鄉一遍遍地傳頌於街坊。儘管這些信件用字十分簡單，且都經過協約國軍情單位的檢查，但仍然是中國人識字率成長的重要指標，提高識字率曾是袁世凱的目標之一，也是日後共產黨教育計畫的核心環節。

一封當年的信這樣寫道：

自從接受了阿兄的建議後，我們之間已經相距錢萬里。我工作得很好，妳不用為我擔心。我每天攢三法郎，但生活昂貴，目前我尚沒有能力寄許多錢回家。就在我離開之前，在洮灣（音)那天我們曾吵架，忘了它吧! 我不值得妳生氣。請照顧我們的爹娘，我將在三、五年內回來，那時我會攜回足夠的錢讓他們度過餘生。（註十一)

中國人對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貢獻並非沒有付出代價。除了五百四卜二名華工於海上罹難之外，幾乎有二萬名華工葬身於法國和法蘭德斯（Flallders）地區，長眠於異鄉特設的公墓。墓園裡墓碑井然排列，上頭鏤刻著死者的中文姓名以及僱主所給的編號，默默見證中國有史以來首度涉入國際事務的這段歷史。然而更複雜的是，當成千上萬的華工返回中國之後，所帶回的不只是足以讓家人安然過活的積蓄，此外，還有讀寫的能力以及有關外面世界的豐富見聞。誠如若干中國社會主義者的觀察，這批歸國的華工必然會在中國的政治上扮演積極的角色。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德國承認戰敗，歐戰停火，中國的期望隨之升高。慶祝勝利的遊行於北京展開，清廷被迫為了拳亂中喪生的德國人豎立的紀念碑也遭到群眾破壞。段祺瑞已於一九一八年十月去職，北京政府如今在北洋軍閥其他派系的總統和總理控制下；但是段在讓位之前，他已將日本的巨額借款用於強化他個人的武裝力量上，並繼續與日本建立密商管道。抵達凡爾賽參加戰後條約協商的中國代表團陣容龐大，共有六十二位代表，由五位傑出的外交官率領，但行前並未接獲談判的指示。在凡爾賽迎接中國代表團的是日本代表驚人的聲明，亦即早在一九一七年，為了回報日本海軍支援對德作戰，英、法、義等國就曾簽訂秘密協約，保證在戰後「支持日本有關處置德國在山東權利的主張」。（註十二）

更槽的是，日本接著宣佈，他們在一九一八年九月，就曾與當時的內閣總理段祺瑞達成秘密協定。協定內容包括授權日本於濟南、青島佈署警力與軍防，以及將日本計劃於山東修建的兩條鐵路之全部產權和收入抵押給日本，以支付部分貸給中國的款項。中國代表似乎對這些充滿屈辱之秘密協定內容的確一無所悉。美國威爾遜總統先前對於中國亟欲收回山東的權利表示同情，現在卻認為，日本關於山東權益的主張在國際法上站得住腳。一九一九年四月三十日，威爾遜總統同意英國首相勞合喬治（ David Lloyd George)與法國總理克里蒙梭（ George Clemenccau)等人的意見，把德國在山東的權利讓給日本。

當巴黎和會背棄中國的事實擺在眼前，各方急電穿梭於巴黎和北京之間，中國群眾陷人前所未有的情緒中。在凡爾賽的中國代表團不斷接獲來自各種政治和商業團體，以及海外華人、中國留學生的請願和抗議。五月一日，消息傳抵北京，中國代表團承認，先前的密約使得談判毫無轉圜餘地。此一消息引發了五月四日北京的大遊行，接著，全國各地示威抗議四起。至此，中國政府手足無措，要求在凡爾賽的中國代表團拒簽和約的壓力蜂擁而至。中國總統向來不做明確決斷，雖然最後終於發出電報，指示代表團拒絕簽字，但是電報傳送至凡爾賽時已超過六月二十八日的最後期限。然而，中國留學生與抗議群眾包圍中國代表團下榻巴黎的旅館，阻止代表團參加簽約儀式。在不為中國接受的情況下，巴黎和會落幕了。

中國新一代的行動派於是開始從西方道德觀的本質去探討問題，唾棄西方國家的嗜血行徑與口是心非、表裡不一的虛偽面貌。就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市民與學生走上街頭，抗議凡爾賽和約，「五四」因而與中國新運動劃上等號；在這場運動中，民族主義以及文化的自我反思合力將中國人民帶住新的發展方向。

孫逸仙的政治思維

孫逸仙在一九○五至一九一二年領導同盟會期間，並未建構一套詳盡或是嚴謹的政治理念，而僅只是呼籲推翻滿清、建立共和，宣揚概括性的社會主義原則，以及一種普遍的希望，，企求構築一套機制，將中國改造成現代化強國。但是除了指出落實民主政治需要一段軍政、訓政的準備時期之外，在計畫的其他相關細節上，他的態度往往曖昧不明。一九一二年，「國民黨」在孫逸仙領導下成立，出現極富彈性的黨綱。民主政治需要養成期的理念因選舉而被揚棄，黨強調的重點轉向如何抑制總統權力，確保國會能在未來政治發展中發揮積極作用。

孫逸仙被袁世凱驅逐，於一九一三年十二月移居日本，至此開始籌思他認為適於中國國情的計畫，以及實踐這一計畫的政治組織。孫逸仙歷經無數次的挫折，但他對自己的信念，以及他所肩負的歷史使命堅信不移，孫逸仙決心要求支持者明確接受他的領導地位。

孫逸仙的首要工作是決定政黨重建後的屬性以及稱謂。受挫於一九一三年的災難，孫逸仙採取了較國民黨更激進的計畫，並將改組後的政黨命名為「中華革命黨」。中華革命黨於一九一四年七月成立於東京，孫逸仙並於九月發表第一份宣言。據在宣言中承認，他與流亡同志常感「灰心」，而「二十年來之革命精神與革命團體，幾於一蹶不振，言之不勝概嘆！」（註十三）然而孫逸仙深信，新的政黨將會重聚中國革命的能量。孫逸仙就任中華革命黨「總理」之職，黨員必須立具誓約按上手印，以示對黨魁的絕對效忠。中華革命黨的性質仍屬「秘密團體」，而不是公開活動的政黨組織。

孫逸仙如同許多先輩，意識到中國尚未具備實行民主政治的條件。於是，孫逸仙回歸他的三階段說，堅稱革命黨在獲得權力之後，應該帶領中國人民通過軍政時期，並在黨的領導下過渡到訓政時期。一旦中國人民智識大開，具政治責任感，中國人民當可邁向憲政體制的真正自治階段。第一階段與第三階段之間的訓政時期，其政府形態為「革命政府」，然而關於訓政時期的具體期限，孫逸仙並未詳加闡釋。

孫逸仙認為，革命黨應有等級森嚴的結構組織，將黨員區分為三大類：「首義黨員」（革命時期稱為元動公民）執行政府的行政和立法功能，取得一切參政與執政的優先權利；在革命軍起義後入黨的「臨助黨員」（革命時期稱為有功公民），具備選舉權與擔任公職的權利，革命政府成立之後入黨的「普通黨員」（革命時期稱為先進公民），只能享有選舉權。非黨員在革命時期不得擁有公民資格，必待憲法頒佈之後，始能從憲法而授予公民權利。黨政機制包含五大部門（總務部、黨務部、軍事部、政治部、財政部），所有部門首長均由黨的總理指派，負責例行的軍事、經濟，以及黨的事務工作。另設「協贊會」，下轄立法、司法、監督、考試，負責培養未來政府官僚體制中的立法、政治管理人才，並經由考試來甄拔管理幹部。

自清末以來，孫逸仙的民族主義概念有了很大的改變。隨著滿清政府退出歷史舞臺，孫逸仙似乎願意淡化這個議題，而盡可能地將精力投注在爭取外援。他屢次向日本政府交涉，希望日本政府支持他對抗袁世凱，同時他也願同段祺瑞一般，提供日本政府重要的政治和經濟特權。孫逸仙曾向加州的資本家招手，提出鐵路、工業、商品銷售通路的特許權，承諾所有鐵路的一半所有權，以及來自其他經營項目的龐大利潤。孫逸仙也曾與德國政府接觸，德國政府提供孫二百萬美元去推翻反德的段祺瑞政府。但是，孫逸仙一直苦於革命經費的短拙，就如同一九一一年之前一樣，其經費主要得自海外華人的捐贈。

如何為政黨擬定凝聚且有效的意識形態、組織形式與策略，是孫逸仙所面臨的嚴峻挑戰。社會、經濟、政治生活動盪不安，軍閥的割據使得任何統合性計畫幾乎不可行。這段期間，中央與地方之問的緊張關係更形尖銳。袁世凱的改革計畫之一，即保留縣長的職位，以使地方行政標準化，並通過考試程序檢覈官僚的專業技能與知識，以作為人事任用與晉升的標準。然而農村的官員經常以暴力與威嚇的手段奪取官職，就如同袁世凱的軍隊與其黨羽，無情地迫害疑似國民黨的支持者。在這段時期，清末地方士紳與地主等精英階層多能進一步強化其經濟與社會權力的基礎。由於當時中國仍處於農業社會，四億五千萬人口中，據估計至少百分之七十五生活在小村莊，缺乏交通、生產等新技術。於是精英階層得以藉由彼此的聯盟，或是與大城市的地方勢力相結合等網絡來拓展影響力。因此，這些精英階層能夠加強對地方商業活動的把持，以及不斷佔有經濟成長所帶來的利益。雖然時局混亂，經濟成長卻是穩定的：一九一三年，大約七百個中國人擁有的工廠是使用機器生產，資本額三億三千萬元，僱用二十七萬名工人，到了一九二○年，增至一千七百家工廠，僱用五十萬名工人，資本額超過五億元。（註十四）

孫逸仙即使在流亡期間，都試圖指揮他的革命黨與人稱「白狼」（譯按，本名「白朗」）的匪幫領袖取得聯繫，設法使中國社會動盪不安。白狼所部匪幫的行動倏忽不定，在政治上他擁護清室，反對袁世凱政權。白狼的部隊是由貧窮無地的農民、各路軍隊的散兵游勇，以及受官府欺壓者所聚合而成。就如同一八六○年的「捻亂」，白狼的部隊游移於湘南、安徽等地，並一度於陝西建立根據地，直到一九一四年末遭到鎮壓為止。

孫逸仙的領導權威曾面臨支持者的挑戰，抗議他的個人權力，反對以手印宣誓效忠，認為孫的革命藍圖不可行。許多孫的批評者紛紛逃向東南亞、美國等地的華人社區尋求庇護，並繼續延用「國民黨」之名，而不願承認「中華革命黨」。結果造成反袁力量的潰散與挫敗。但是在日本，有一批精英追隨孫逸仙，對於中國政治仍繼續發出諍言，扮演批判性的角色。胡漢民，一九一三年國民黨籍的廣束都督，在菲律賓為孫逸仙奔走籌款，隨後返回上海統合反袁戰爭。孫逸仙的早期贊助者宋查理，攜女前往東京，兩個女兒（譯按，宋靄齡與宋慶齡)並曾先後擔任孫的私人秘書，長女宋靄齡適孫的好友、實業家兼「基督教青年會」總幹事孔祥熙；次女宋慶齡於一九一四年十月嫁給孫逸仙，儘管當時孫長宋二十六歲，已婚，兒子已長大成人。舊金山出生的廖仲愷曾為胡漢民綜理廣東的財政，當時負責「中華革命黨」的財務工作，並出任「財政部」部長一職。

一九一六年夏天，袁世凱病故，孫逸仙返回上海。爾後四年，孫往來居住於上海與廣州，在政治上扮演著鮮明但不具決定性的角色。儘管孫很快便指揮若定，然而在中國憲政體制的廢墟中，他的政治計畫顯得無用武之地。例如，袁世凱去世後，黎元洪總統召集一九一三年選出的國會議員，孫逸仙不但不推動軍政統治，反而讓四十多個「中華革命黨」籍的國會代表前往北京接受議員席位。然而，孫逸仙卻無法協調他的黨員對某些立法議題進行投票表決，亦無法阻止國會的其他黨員繼續延用「國民黨」的稱號。一九一七年，北京的國會再度遭到解散，孫抓緊良機，於廣州成立新政府，約一百名先前的國會議員跟隨孫南下，推舉孫為「大元帥」，從而賦予孫一定的合法基礎。

一九一八年，孫逸仙被封建軍閥驅逐出廣州，他於是返回上海，在雅緻的法租界內過著舒適的半隱居生活。在此，孫逸仙致力於撰述民主政治及其問題，並分析他認為發展中國憲政體制的政治與心理障礙。孫逸仙為了釐清政治組織，取消了「中華革命黨」的稱謂，重新恢復「國民黨」（當時許多忠誠的黨員並未離開），並於一九二○年訂定新的黨綱。孫逸仙省去奉孫本人為領袖的警約，以安撫那些反對「中華革命黨」的人士，取消不同等第的黨員資格與黨員資格條件的規定，且不再拘泥於訓政階段的形式，把軍政時期與訓政階段一併納入憲政國家的計畫中。然而，孫逸仙在私下依然相信這些原則的可行性。

一九二○年代初，上海市是由各國租界所把持，外國人士將事業與家園聚集一地，受到治外法權的保障；其次是各個軍閥，他們通常擁有浙江或江蘇都督的官式頭銜，彼此相互競逐，爭奪上海的中國人地區與近兩百萬人口的控制權。上海已成龍蛇雜處之地，其迅速發展的新興工業、國際港口的熙來攘往，刺激了鴉片的大量販售與吸食，妓女猖獗，組織性犯罪四處橫行。法國人似乎頗適應上海的黑金政治，他們挑選中國流氓擔任法租界「探長」：主要工作就是把與上海勢力最龐大的犯罪集團「青幫」無關的黑幫分子排除在上海之外。青幫人士暗地裡與孫逸仙往來密切，但刻意保持低調。例如，蔣介石在未追隨孫逸仙赴日的那段日子裡，就曾經混跡於上海的邊緣社會，與青幫分子熟稔，並時有往來，並在英租界警察局的檔案中留下紀錄。蔣介石與杜月笙交往熱絡，杜靠走私鴉片而崛起於上海，一躍成為這座國際殖民都市中最重要的幫派頭子之一。當孫逸仙試圖通過新近成立的「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 Shanghai Stock and Commodity Exchange）籌措革命經費時，正是蔣介石擔任了孫逸仙與地方財團之問的媒介，而這些地方財團、黑道勢力往往與軍閥強人的關係複雜。

孫逸仙在上海的地位微不足道，他在中國政治上的作用仍是隱晦不清。然而在多數議題上，孫逸仙都扮演慷慨陳辭批判時局的角色。例如，一九一七年，孫逸仙反對張動復辟，抗議中國對德宣戰。一九一九年，巴黎和會進行中，孫逸仙大聲疾呼捍衛中國權益。同時藉由創辦《建設》（ Construction）雜誌，試圖使改組後的國民黨插足中國新興政論雜誌之林。

《建設》雜誌於一九一九年八月發行，孫逸仙在發刊詞裡重拾早年的批判火力，宣稱武昌起義是世所罕見最文明的革命，然而軍閥的倒行逆施、官僚的朋比分肥、人民對建國手段的無知，使這場革命的價值喪失殆盡。孫逸仙總結，今後應「萬眾一心，急起直追，以我五千年優秀之民族應世界之潮流，而建設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樂之國家，為民所有，為民所治，為民所享。」（註十五）

當年熱忱的青年孫逸仙為求中國的富強而上書李鴻章，表明願為清廷效力的心意，但終究為李所漠視，如今二十五載歲月忽焉已逝。縱然措辭勇氣十足，但孫逸仙顯然已體認，現今國家衰頹的程度是有清以來所僅見，而重回統一富強之道更是舉步維艱。但孫逸仙的頑強不屈以及樂觀豁達使他從不輕言放棄，而他堅韌的人格特質亦使他贏得眾多支持者，俾以壯大夢想。

註釋

註一：李劍農著，鄧嗣禹與英格爾斯合譯，《中國近百年政治史》，頁二六七。

註二：前褐書，頁二六八。

註三：數據微引自雷墨（C. F. Remer)，《外國在華投資》，（Foreign Investments in China；New York，1933），頁七六。

註四：前褐書，頁四三。

註五：黎德（James Reed)，A傳教士的心靈與美國的東亞政笑，一九一一至一九一四年》（The Missionary Mind and American East Asia Policy, 1911-1914.,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頁三六至三七。

註六：柏爾（Cyril Pearl), 《北京的莫里森》（Morrison of Peking., Sydney. Australia, 1967)，頁二八九。

註七：丁徐麗霞（音) （Lee-hsia Hsu Ting)，《近代中國政府對新聞的控制，一九○○至一九四九年）（Government Control of the Press in Modern China, 1900-1949.,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頁十三。

註八：吉林（Donald Gillin)，《軍閥：閻錫山在山西省，一九一一至一九四九年》（Warlord: Yen Hls-shan in Shansi Province. 1911-1949.,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7)，頁六三。

註九：桑瑪斯基（Michael Summerskill)，《西線戰場上的中國：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的華工》（China on the Western Front: Britain s Chinese Work Force in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1982)，頁六九。

註十：前褐書，頁一六六。

註十一：前褐書，頁一二

註十二：周策縱（Chow Tse-lung），《五四運動：近代中國的知識革命》（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頁八六。

註十三：于子靨（George T. Yu），《中華民國的政黨政治：國民黨，一九一二至一九二四年》（Party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 The Kuomintange, 1912-1924.,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頁一二二。

註十四：費維愷（Albert Feuerwerker),〈經濟趨勢，一九一二至一九四九年〉（Economic Trends, 1912-1949）， 見《劍橋中國史，第十二卷，第一部》（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2, Pt. 1., Cambridge, 1983)，頁一二二。

註十五：孫逸仙，《建國方略》（Fundamentals of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Taipei, Taiwan, 1953)，頁二七至二八。

13 「便成了路」

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警聲

袁世凱統治下領導權威的支離破碎，民國肇建的重挫，巴黎和會上列強的背叛，凡此皆加深了清末以來潛隱在中國人內心深處的憂慮：中國將被瓜分：四千年的悠久歷史日薄西山，就要被撕裂。同時，西方盛行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被用來分析中國的困境；即使社會達爾文主義僅能帶給中國思想家些許慰藉，然而，其理念卻把一些方法論帶入論辯之中。

一八九五年，達爾文（Charles Darwin）的《物種源始》（Origin of Species）一書首次於英國出版，書中達爾文以「演化論」（evolutionary theory）概念解釋物競天擇的過程如何決定適者生存、不適者滅亡。達爾文乘坐「小獵犬號」（Beagle）航行於佛得角群島（Cape Verde Islands）、智利、加拉巴哥斯群島（Galapagos Islands）、紐西蘭、澳大利亞諸地，通過廣泛觀察研究，達爾文了解到在求生存、不斷鬥爭以奪取有限資源的過程中，適應良好的有機體才是能夠生存下來的物種。同時，在適應過程中，不適者逐漸被淘汰。進而通過遺傳法則，持續或強化物種的適應能力。

英國社會學家斯賓塞（Herbert Spencer）對達爾文的理論進行創造性的詮釋。在一八七三年出版的《社會學研究》（The Studies of Sociology）中，斯賓塞將達爾文的理論應用在人類社會發展的過程。他在一八六四年創造了「最適者生存」（survival of fittest）一詞，他認為這個原則同時主宰了社會與生物的演化。斯賓塞指出，人類社會的演進是由「同質性」（homogeneous）過渡到「異質性」（heterogeneous），最後逐漸邁入「個性化」（individuation）階段。社會可進一步區份為「軍事社會」（military society）與「工業社會」（industrial society）：前者係以武力換取合作；後者則是因認識到個體意識而使自我意志的自發行為抬頭。斯賓塞的理論被科學家赫胥黎重新詮釋、論證，一八九三年赫氏將研究心得呈現在《演化論與倫理學》一書中。嚴復於滿清「自強運動」時期入福州船政學堂，後負岌英倫，在中日甲午戰爭期間讀畢《演化論與倫理學》一書，一八九六年將該書翻譯成中文，並增添自己的評述與詮釋，重新更名為《天演論》。或者也是因為嚴復在這本書中強調原著所沒有的民族主義精神，而使此書在清末民初的知識社群中掀起波濤巨浪。

嚴復在譯作中流露出以下的看法：斯賓塞的社會學不僅是分析性與描述性的著作，同時也是一帖「藥方」，可供作為改造社會、凝聚社會的手段。嚴復總結達爾文的思想如下：

民民物物，各爭有以自存，其始也種與種爭，群與群爭，弱者常為強肉，愚者常為智役。（註一）

嚴復繼續論道，斯賓塞「宗天演之術，以闡人倫治化之事。」其他晚清時代的思想家一眼就看出這些觀念的重要性。宣揚維新運動的梁啟超滿懷希望，聲稱演化論「可以使其種日進於善」。梁啟超同樣注意到，遺傳與教育如何對個人的思想、知識、體格，與習慣產生影響，以及中國人如何強種以奮存：「而各國之以強兵為意者，亦令國中婦人，一律習體操，以為必如是，然後所生之子，膚革充盈，筋力強壯也。」（註二）

社會達爾文主義勢必引導中國人探索種族與種族力量的問題，許多人也將這種西方理論與十七世紀反清的民族主義者如王夫之的思想結合在一起。這些作家思索，中國人是否具備與生俱來的本質，倘若有的話，又是於何時發展出來的？假如中國人是黃帝的苗裔，那麼繁衍中國人的先祖是從何處遷徙至中國？他們過去適應環境的那段歷史，是否迄至受滿人與列強野蠻力量的窒礙後才趨於緩慢遲滯？除非民族能發展出新的力量，否則中國注定要亡種，中國的希望寄託在以意志的力量來完成這項工作。一位知識份子在一九一一年武昌起義前夕寫道：「國有魂則長存，國無魂則恆亡。然國魂立基於何處？在國學。」（註三）

然而有些人在可能導向反動路線的「國學」研究中看見危險，而主張迻譯外國文學作品似乎較能提供成形的中國意識良機，以對抗艱苦的奮鬥，這正是魯迅放棄在日本修習醫學，轉而從事小說、詩歌翻譯工作（尤其是俄國、東歐、德國作品）的目標。魯迅希望喚醒讀者「超人的意志力」，俟「人既發揚踔厲矣，則邦國亦以興起」。（註四）但魯迅的譯作在當時並未廣為接受，一九○八年，魯迅的作品在東京與上海出版，兩地各僅售出二十冊。

武昌起義曾一度燃起希望，以為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社會競爭觀念已受到唾棄。一九一二年孫逸仙改組國民黨贏得選舉之前曾說：

二十世紀以前，歐洲諸國，發明一種生存競爭的學說：一時影響所及，各國都以優勝劣敗、弱肉強食，為立國主腦，至謂有強權無公理。此種學說，在歐洲文明進化之初，固適於用，由今視之，殆是一種野蠻之學問。（註五）

到了一九一三年，孫逸仙卻語帶悲觀，世界將被生存鬥爭的原則所主宰，不管政府或實業無一倖免。嚴復對於他曾極力鼓吹的演化之說如今也是熱情不再，對於建立共和失敗以及歐戰的殺戳。嚴復的看法是：「三百年之進化，只做到『利己殺人、寡廉鮮恥』八個字。」（註六）

這種悲觀的情緒很可能動搖為求社會改革而奮鬥的決心，事實上，這類心態業已出現在美國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身上。中國共產黨創黨黨員之一的陳獨秀，於袁世凱去世後給友人的信箋中直言：「仆誤陷悲觀罪戾者，非妄求速效，實以歐美之文明進化，一日千里。吾人已處於望塵莫及之地位。然多數國人猶在夢中，而自以為是。不知吾之道德、政治、工藝甚至於日用品，無一不在劣敗淘汰之數。」（註七）果真如此，中國將會步向滅亡。

這類思想素質匯聚於中國共產黨另一位領導人毛澤東的精神結構之中。一九一七年，毛澤東發表第一篇文章，時年二十四歲。之前，毛曾激烈反抗父親，不願在湖南務農，同時也抗拒父母安排的婚約。一九一一年，在短暫的反清軍旅生涯之後，毛澤東於長沙過著隨性的自我學習生活。毛澤東以自學遍讀嚴復關於彌爾、孟德斯鳩、盧騷，以及斯賓塞等思想家的譯著，同時也博覽中國政治哲學家的作品，後來毛考進長沙知名學府「湖南第一師範」，專攻倫理學。這加深了毛對斯賓塞與盧騷等人理論的理解，並且開始接觸康德（Immanuel Kant）的學說，以及中、外思想的比較之道。

毛澤東最初將中國的積弱不振歸咎於「詳德智而略體魄」的觀念。毛澤東認為，中國國力隳弱，在於武風不振，民族體質嬌弱。中國民族體格之輕細，肇始於中國文化自古重文輕武，強調「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因而忽略了體能訓練。是故，毛澤東身體力行，以游泳、運動來「野蠻其體魄」。毛澤東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出刊的《新青年》雜誌上發表題為《體育之研究》的文章，黽勉同胞堅實體格之鍛鍊。毛澤東強調體育之目的，「非第調感情也，又足以強意志。」然而中國文化強調德智的涵養，輕忽體格的強健，「文明柔順君子之容，雖然，非所以語于運動」，據此「運動宜蠻拙，騎突槍鳴，十蕩十決，暗鳴穨山岳，叱吒變風雲，力拔項王之山，勇貫由基之札」，這都是中國人應該奮鬥的方向。（註八）

兩年後，毛澤東在《湘江評論》的創刊宣言文章中大聲疾呼，中國人應團結一致，並以類似十五年前鄒容《革命軍》那種撼動人心的反清辭藻論道，唯有中國人真正團結一致，如果中國人能形成「民眾聯合」，那麼中國便能融入世界進化之潮流。這股潮流「任是什麼力量，不能阻住，任是什麼人物，不能不受他的軟化。」毛總結認為，倘若中國能順應世界潮流，我輩便能做到「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軍閥不要怕，資本家不要怕。」（註九）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毛澤東在長沙當地的《大公報》刊登的九篇系列文章中，顯示他此刻已將清末梁啟超、秋謹等人對女性權利的反思與他集體奮鬥的主張熔冶一爐。梁、秋二人認為，中國女性的力量應用來強化國家，使中國得以全體四億人口，而不是二億男性的政治資源，面對世界的挑戰。毛澤東系列評論題為〈對於趙女士自殺的批評〉，敘述該月發生在長沙、新娘於花轎中自殺的事件。名為趙五貞的女學生被迫嫁給吳姓青年。像這類媒妁之言的婚姻是中國的常態，但是趙五貞強烈反對父母安排她的婚姻，遂於出嫁之日在花轎中自盡。趙五貞死之後，趙、吳兩家相互爭執，要對方負起埋葬的責任。

毛澤東筆鋒激奮而尖銳，他指出，如果三個狀況之中有一項有所不同，這齣悲劇便不會發生：第一，假使趙家不過於強逼，趙女士絕不會死；第二，縱使趙家強迫，但吳家能夠尊重趙女士個人的自由選擇，而不是堅持履行婚約，趙女士不會死；第三，即使趙家與吳家不能見容於趙女士的自由意志，但如果長沙社會（其實暗指整個中國社會）更有勇氣、更開放，趙女士也絕不會死。是故，毛澤東評述趙女之死，茲事體大：事件全起於「婚姻制度的腐敗，社會制度的黑暗，思想不能獨立，戀愛不能自由」。但是即使趙女身處於絕望之境，毛並不能寬宥她採取自殺的行止，假若中國人不能面對現實，勢將一事無成。毛進一步論稱：人們之所以循自殺途徑以求解脫，正是因為這個社會剝奪了他們的希望，但縱然身處絕境，「社會奪其希望，吾人應主張與社會奮鬥，……與其自殺而死，毋寧奮鬥被殺而亡。」（註十）

「毋寧奮鬥被殺而亡」這句話充分展現毛澤東勇於反抗的精神，然真正的難處在於誰才是主要敵人？是社會的冷漠？是控制湖南的地方軍閥，抑或是北京腐敗的政客？是貪婪的外國強權的砲艦，抑或是嗜血資本家的蠶食？或者，問題更複雜：是整個中國的價值體系、經濟系統已瀕臨崩潰瓦解？對於毛澤東這個世代的青年男女而言，這些問題錯綜複雜，然而，中國若是不屈從於絕望，他們總會提出解決之道。

馬克思主義的許諾

一九一七年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 Bolshevik Revolution）爆發之前，中國知識分子並未對馬克思主義產生太大興趣。除了《共產黨宣言》部分章節之外，幾乎未見馬克思作品譯成中文。即使是孫逸仙的社會主義觀念，也是源自對英國社會主義者影響極大的亨利?喬治（ Henry George）這個不同的理論傳統，亨利?喬治主張國家應課徵地主高額地租的所有剩餘價值，因為這些都是不勞而獲、取自社會進步的果實。一開始，馬克思主義似乎並不是一種有用的分析工具：除了有關太平天國的探討之外，馬克思對於中國事務本身並沒有多大興趣，況且馬克思設想的社會發展階段論，即從原始共產社會經奴隸社會、封建社會過渡到資本主義社會，並不合於中國歷史的經驗。中國社會不能說是資本主義社會，甚至談不上萌芽階段，所以馬克思關於社會主義新時代的到來必須以推翻資本主義社會為前提的論述，對中國而言，似乎是遙不可及的。

因此，中國報章報導了托洛斯基（Trotsky）成功領導彼得格勒「工人蘇維埃」（Petrograd worker's soviet)，推翻克倫斯基（ Kerensky）政府，列寧（ Lenin）成立革命蘇維埃政府等事件，但最初並未引起太多的注意。然而，中國人逐漸瞭解，俄國的革命事件超越了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此外，令許多人震驚的是，俄國專制獨裁政體如何以其根深柢固的機制，埋下蘇聯政權崛起的種籽。一九一八年一月，上海國民黨機關報盛讚布爾什維克的勝利，稍後孫逸仙更命人致函恭賀列寧。

隨著布爾什維克與反動的白俄勢力之間鬥爭的白熱化，列寧與德國達成和平協定，協約國強權對布爾什維克革命的敵意也日漸明朗，越來越多中國人開始探討俄國革命事件的意義，企圖以俄為師。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李大釗正是這股思想轉向的先鋒。一八八九年，李大釗生於河北農民家庭，及長，變賣僅有的家產進入現代學堂求學。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六年間，李大釗負岌日本研習政治經濟學，並以作家和知名編輯而為人所知，也因為如此，一九一八年二月，獲聘擔任中國最富盛名大學的圖書館館員。

一九一八年六月，在軍閥的烏煙瘴氣中，李大釗首次撰文讚頌俄國革命；此時張動擁戴溥儀復辟失敗不過數月，而中國對德宣戰的爭議在北京正是甚囂塵上。李大釗視俄羅斯文明為正在崛起的「第三新文明」，「誠足以當媒介東西之任」。就地緣而言，俄國橫跨歐亞，所以俄羅斯的文明要素，兼歐亞之特質而并有之；是故，李大釗讀頌道：「吾人對於俄羅斯今日之事變，惟有翹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傾耳以迎其建於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羅斯的發展之消息，而求所以適應此世界的新潮流。」李大釗認為俄羅斯的發展潮流勢不可儅：英、法文明業已臻至熟爛之期，故無實力越此而上：德國文明雖然如日中天，具支配世界之勢力，但同樣也步至極盛，所以過此以往，終將由盛而衰；反觀，俄國「正惟其孤立，所以較歐洲各國之文明之進步為遲；亦正惟其文明進步較遲也，所以尚存向上發展之餘力。」（註十一）中國文明不也能這般躍進？

李大釗不到六個月就在北大圖書館辦公室成立秘密研究小組，多位學生與教員相約探討中國的政治發展。一九一八年，這個研究小組起名為「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由李大釗帶領研讀馬克思的《資本論》。

陳獨秀，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也是當時中國最富影響力的雜誌《新青年》的編輯，逐漸對馬克思主義產生興趣。一九一九年五月一日，《新青年》出刊「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由李大釗擔任主編。刊載文章泰半是從學術的角度分析特定的馬克思主義概念，有些則是批判馬克思方法論。李大釗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詳盡分析階級鬥爭的概念與資本主義的剝削問題，而「階級鬥爭」與「資本主義剝削」兩概念此時還未在中國出現；正因為此雜誌的風行，這些概念迅速流傳於全國廣大的讀者群中。

＊原註，陳獨秀後來受到校園內守舊分子的排擠，而於一九一九年三月被迫離職。

一九一九年七月，俄國外交事務的全權代表加拉罕（ L. M. Karakhar）發表宣言，新政府將會放棄過去的帝國主義政策，中國對蘇聯的休戚之感到了一個新的階段。據此，蘇聯將會放棄在滿洲的特權，取消所有帝俄時代與中國、日本、歐洲強權所簽訂的秘密條約，不再追討山東拳亂的賠款，並願意無償歸還中東鐵路。加拉罕宣言的內容與西方強權、日本行徑的對比是如此鮮明，顯示蘇聯才是中國最值得信賴的朋友。儘管後來蘇聯言而無信改變初衷，否認無償歸還中東鐵路的意願，（俄國人辯稱，這一條款是法文誤譯了加拉罕宣言所致）但這並未影響中國人先前對蘇聯的好感。中國人仍謹記加拉罕的寬大：蘇聯的目標就是要「解放外國資本挾帶軍事力量施加在東方人、特別是中國人身上的桎梏」。（註十二）

到了一九一九年，李大釗的研究小組已吸引了大批學生。當中有些是北大學生精英中的城市富家子弟，但也有來自不同社會背景的學生。雖然當時毛澤東並非北大學生，而只是北大圖書館的辦事員，但他經常參與李大釗研究小組的討論會，圖書館的工作讓毛有機會再次親炙曾在長沙教他倫理學、時為北大教員的先生（譯按，楊昌濟）。另一位經常與會的學生是瞿秋白，瞿來自江蘇，潛心佛理，國學造詣深厚。瞿秋白的母親因耽溺於鴉片的丈夫及棄之不顧的家族而走上自殺一途，於是瞿秋白強烈感受到世界的不公。由於家境寒微，瞿秋白並未能進北大就讀，而是到外交部設立的「俄文專修館」修習，在此不僅學費全免，且有一筆小額津貼。第三位是張國燾，張是湘贛邊界客家籍地主的子弟，十幾歲就幫孫逸仙的革命組織運送槍械，及長成為一名反袁的積極分子。

雖然這些青年學子對布爾什維克主義、馬克思主義滿懷熱情，但若要將馬克思主義的學說與中國的社會環境相扣合，就必須形構馬克思主義某些基本前提。其中最令人困擾的問題是，馬克思賦予城市無產階級歷史主體的角色，並視共產黨為領導無產階級的先鋒，然而當時中國的工業部門仍處繈褓階段。不過令人鼓舞的是，俄國的社會條件也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模式；另一方面，也因為李大釗重新詮釋馬克思理論，將中國定位為「無產階級民族」（proletarian nation），而將中國置於馬克思主義的對話場域。李大釗認為，在眾多帝國主義勢力擺佈下，全體中國人受剝削的程度不亞於資本家通過佔有生產工具、奪取工人剩餘價值的剝削。因此，李大釗的結論是：「全國人民漸漸變成世界的無產階級。」（註十三）

李大釗這些觀念發表於一九二○年一月。同年，李大釗依循這種思維邏輯，推導出他的理論框架，他認為，由於中國人所遭受的壓迫來自帝國主義列強，因此他們所承受的痛苦較之單獨受資產階級的剝削更甚：

現在世界的經濟組織，既已經資本主義以至社會主義，中國雖未經自行如歐、美、日本等國的資本主義的發展實業，而一般平民間接受資本主義經濟的壓迫，較各國直接受資本主義的壓迫的勞動階級尤其痛苦。（註十四)

當李大釗重新思考馬克思理論之際，也不忘驅策學生走向農村，研究農村生活，因為李大釗也接受某些早期俄國革命思想所繫的民粹主義（ populist)觀點 。李大釗說，走向農民，學生才得以仿效俄國前輩，用血和汗「宣傳人道主義、社會主義的道理」。 李大釗認為，在知識上大膽躍進，這對中國而言比對俄國更有意義：

我們中國是一個農國，大多數的勞工階級就是那些農民。他們若是不解放，就是我們國民全體不解故；他們的痛苦，就是我們國民全體的痛苦；他們的愚暗，就是我們國民全體的愚暗；他們生活的利病，荒是我們政治全體的利病。去開發他們，使他們知道要求解放、陳說痛苦、脫去愚暗，自己打算自己生活利病的人。（註十五）

李大釗以鏗鏘的口吻為文號召，知識分子應以勞動為榮，隨農民加入田間勞作以洗滌城市的頹鄙風尚。他提倡，知識青年下鄉將有益於修補中國憲政架構的斷垣殘壁，因為這群來自城市的學子能向農民解釋，投票與地方政府選舉的重要意義，並戡查外來的經濟利益如何主導並剝削地方。一九二○年初，北大學生所發起成立的「平民教育演講團」巡迴於近郊村莊，教育農民大眾，以具體行動踐履李大釗的理想。

當然，這類農村經驗不只是一種學院式的活動。一九一九年幾次的嚴重旱災，導致接下來兩年間，大半個河北省與毗連的山東、河南、山西及至陝西西部飽受饑荒的肆虐。此地農村每平方哩的平均人口密度約為一千二百三十人，農作欠收，再加上地方政府無力賑災救濟、抒解饑荒，造成至少五十萬人死於災荒。人處於貧窮狀態。房屋的門板與橫樑紛紛被拆卸求售，或用來燃燒取暖；成千上萬難民劇臥街頭或鐵軌旁，許多人為了強行擠進滿載乘客的火車車廂，因而不幸意外殘廢或喪生；孩童被販賣充當僕役，其中女孩多淪為妓女或側室。曾有一村莊六十戶人家，因缺乏糧食而被迫以野草、樹葉果腹。傳染病、特別是斑疹傷寒症大為流行，奪走了那些早已無抵抗力的生命。

在上海、廣州等地，這種鄉村調查的觀念在知識分子和學生社群間廣泛流傳。共產黨許多中堅分子當時都有過這種經驗，或在讀書會中與工人議論中國的勞動條件及國內外政治局勢。在李大釗的研究小組中，瞿秋白遊歷蘇聯的獨特個人經驗使他視眼目睹蘇聯的發展。一九二○年，躍秋白於莫斯科適逢俄國革命之初的困頓，但依然鬥志高昂，並未意氣消沉，對瞿而言，艱難處境正足以凸顯俄國人前所未有的高貴特質，蘇維埃世界此刻正浸淫在新生的光芒中。瞿秋白接受了北京《晨報》（Morning News)的約聘，報導蘇聯社會的境況，瞿傳回國內的一系列報導，內容包羅甚廣，從蘇聯社會各種議題的實地觀察，到讀頌蘇聯革命的雜文都有。其中一篇文章裡，瞿伙白寫道：「如今幸而見著心海中的燈塔，雖然只有赤光一線，依微隱約，總算能勉強辨得出茫無涯際的前程。」（註十六）然而在中國卻無法感受到這道社會主義的光芒，瞿伙白自忖，中國這塊「陰影」令他「視覺本能幾乎消失了」。在此地，瞿秋白親身接觸俄國的時代導師、先知，儘管有時只是驚鴻一瞥，卻也讓他內心激蕩不已。瞿秋白曾與俄國的人民代表一起傾聽列寧發表演講，聆賞任力阿賓（Chaliapin，譯按，一譯夏里亞賓，俄國著名男低音）演唱以普希金（ Pushkin）的詩譜成的樂曲，與俄國教育人民委員會委員長路納察爾斯基（Lunacharsky）暢談「無產階級教育」（proletarianized education）的課題，參加無政府主義大師克魯泡特金的葬禮，以及與一代文豪托爾斯泰的孫女在這位偉大作家的宅邸散步。

也許是早年感染肺結核病的後遺症，加上俄國的凜冽天候與營養失調，導致瞿秋白有一陣子病倒，但他仍然繼續留在莫斯科，並於一九二二年初在當地加入共產黨。將蘇聯社會主義移入中國人的生活，這種可能性漸次升高。李大釗曾告訴中國青年，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可見諸吾人心理結構的三個層面：「在知的方面，社會主義是對於現存秩序的批判主義；在情的方面，社會主義是一種我們能以較良的新秩序代替現存的秩序的情感，這種新秩序便是對於資本制度的知的批判主義的結果，自顯於意象中；在意的方面，社會主義是在客觀的事實界創造吾人在知的和情的意象中所已經認識的東西的努力，就是以工人的行政代替所有權統治的最後形體的資本主義的秩序的努力。」（註十七）瞿秋白對中國革命的服膺彰顯了李大釗這種將理性、情感、意志熔冶一爐的特質。然而當瞿秋白將目光回向投注在祖國身上，於一九二二年春節破曉時分寫下幾行詩句，從字裡行間不難看出，情感已幾乎壓倒理智與意志：「莫斯科忽然移近東亞，陡然呼吸一舒，好一似長夏清早，登高山而望曉霞。」（註十八）吾人必須做的，似乎就只是駕馭這道不可預測卻又絢麗奪目的力量。

五四運動的諸面向

對社會達爾文主義觀念的議論、對共產士義興趣的高漲，正是中國文化劇變將至的癥候。這一文化劇變史稱「五四運動」，因為這場文化運動可以說是與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發生於北京的事件以及它對全國的影響糾纏一起。故此，「五四運動」一詞有廣狹兩義，端視用來指涉五月四日當天所發生的示威事件，抑或是隨之而來複雜的情緒、文化、政治的發展而定。

來自十三個地區大學院校的學生代表於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齊聚北京，通過五項決議：第一，抗議巴黎和會所通過的山東決議案；第二，努力喚醒「全國各地的民眾」；第三，倡議組織北京市民的群眾集會；第四，敦促成立一個北京全體學生的聯合會；第五，決議當天下午舉行遊行示威，抗議巴黎和會。

第五項提議即刻付諸行動。大約三千名學生不顧警察禁令，齊聚紫禁城前的天安門廣場，朝東交民巷西口的外國使館區前進。在遊行隊伍的前頭，一幅輓聯隨風飄蕩，上面寫著親日內閣閣員的姓名。學生高舉用布和紙做成的大幅旗幟，上面以老嫗皆解的白話文向市民傳遞此次示威的目的和不滿情緒——將山東的權利讓渡給日本，便意味著中國領土不再完整；學生要求民眾不分職業階層，一起加入示威抗議的行列。示威群眾受到外國使館警衛與中國警察的阻攔，轉而包圍負責與日本協商巨額借款的內閣官員（譯按，曹汝霖）的府邸。雖然曹汝霖當時不在家，部分學生依然強行破窗而入，放火燒房，有一些學生發現了其他躲藏在府內的政客（譯按，章宗祥），便將他痛毆至不省人事。示威隊伍數度與警察發生暴力衝突，一名學生（譯按，北大學生郭欽光）重傷，三天後死於北京一所法國醫院，是唯一的死者。到了傍晚，大多數示威人群都已散去，增援的警力趕赴現場，逮捕了逗留街上的三十二名學生。

接下來數日，北京的學生及其幾位師長重整旗鼓，繼續執行五月四日早上所通過的其他決議事項。他們隨即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以結合北京市內中、高等學校與各大學院校學生的力量。北京學生聯合會成立的重要意義之一在於該會是中國有史以來首次男、女學生一起集會，並正式主張男、女合校，作為男、女分校之外的選擇。一九二○年，首批女學生進入北大就讀。）這種大規模的學生組織觀念迅速在中國各大城市，如上海、天津、武漢，及其他地區流傳開來。一九一九年六月，來自全中國超過三十個地區的學生聯合會代表成立了「中華民國學生聯合會」。

學生示威行動也成功地向不同立場的中國人傳播他們的理念主張，再次重申學術精英的威望，這些精英曾是儒家教育的重心，而今則換上現代裝束。學生的罷課行動以及政府對學生的大規模逮捕，激發全國民眾對示威學生的同情。這些支持聲浪來自全國各主要城市的商業團體、個別的實業家、店家，及工人。儘管當時中國並沒有全國性的工會組織，無從計算正確的數字，不過單是上海一地，就約莫有四十三家企業的六萬名工人策動了支持學生的罷市或罷工行動。這些行動大都發生在紡織工廠、印刷廠、金屬工廠、公共事業部門、運輸業、造紙業、煉油廠、菸草工廠等。這些激進的行動大多數是受到一九一九年間散佈各地之社會主義研究學會或團體的鼓吹策動。

隨著不滿中國國際地位的抗議聲浪四處蔓延，新的刊物與報紙亦如雨後春筍般在各地湧現。為了便於向市井百姓宣揚理念，這類期刊報紙多以淺顯易懂的白話文體行文，分析各類文化與社會問題，昭示串連了階級、地域、職業等社會新生力量逐漸抬頭，引導群眾在支離破碎的世界裡追求一致性與意義。儘管五四時期的刊物大多持續不久，但是它們的刊名在在反映了時代的騷動：《曙光》、《少年中國》、《新社會》、《民鐘》、《新婦女》、《平民》、《向上》、《奮鬥》。（註十九）

甫從日本歸國的浪漫詩人郭沫若於一九一九年完成的詩句，字裡行間彰顯出中國青年的奔放熱情：

我是月底光，

我是日底光，

我是一切星球底光，

我是Ｘ光線底光，

我是全宇宙底energy底總量。

在這首詩裡，郭沫若運用Ｘ和energy兩個英文字，為他誇張的語句增添異國風情。（註二○)

在遙遠的凡爾賽所發生的事件，以及腐敗地方政客的怯儒，似乎已經烙印在中國人民的心中，進而逼迫他們重新探索中國文化蘊涵的意義。身為中國人的意義何在？國家往何處去？在追尋答案的過程中又應採取什麼樣的價值體系？廣義而言，五四運動嘗試釐清中國文化，使之成為現代世界有意義的一個環節。在這個探索的過程中，改革者的主張必然大異其趣，取徑也各不相同。某些五四思想家力主全面批判儒家思想、父權至上的家庭制度、媒灼之言的陋習、傳統教育模式等反動或不切實際的封建遺緒。有些人則是通過改良寫作形式，宣揚白話文運動，以期革除崇尚詰屈聱牙之古文所必然衍生的精英主義。此外，也有文人雅士對西方傳統藝術與文化心往神馳，其中更有人推崇西方前衛藝術，例如超現實主義（surrealism）與立體派（cubism）的繪畫風格，象徵主義（symbolism）的詩歌，平面設計，寫實主義（realism）的戲劇，以及服裝與室內設計。

若干學者力主應用社會學、經濟學、史學、哲學等研究方法，針眨中國的沉痾。其他有識之士雖然也採取實用主義（pragmatism）的途徑，但認為欲解決中國的弊病，必須更深一層認識西方科學技術如工程、醫學的成就。這種實用主義的立場與其他較意識形態化的世界觀主張相互牴觸，後者主要是受到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等社會批判觀點的啟發，試圖以激進的行動迅速完成社會改造的目標。有的學者受到普羅米修斯式（promethean）浪漫信念的激盪，期望破除阻隔時代進步的藩籬，以實踐人類心靈的解放，徹底釋放人類的無限潛能。

這類改革者大都胸懷愛國情操，他們無不企求統一、復興中國，以消弭軍閥、被稱作「封建的」、其剝削本質的地主經濟，以及外國帝國主義等壓迫中國人的三大問題。而在推崇西方科技力量、追求西方科學成就的同時，依然不忘主張保存中國文化的本質。

廣義而言，五四運動是全國性的文化現象，但是支撐這場文化運動的思想，竟然大都發韌於北京大學。共和國肇建之初，北京大學便竄升為全國知名的學術研究與作育英才的重鎮。北京大學能引領時代風騷，部份得歸功於一代碩儒兼翻譯家嚴復的勇於任事。嚴復曾於一九一二年擔任這所現代化學府的首任校長。北京大學創校之初，面臨預算不足的窘境，嚴復說服政府相關部門全力支持北大的預算，他說：「今世界文明諸國著名大學，多者數十，少者十數。吾國乃并一已成立之大學，尚且不克保存，豈不稍過？」（註二一）嚴復在教育方面的成就由五四運動中三位翹楚便可衡量：即踵繼嚴復之後擔任北大校長的蔡元培、北大文學院院長陳獨秀，以及北大哲學教授胡適。

此三人以蔡元培年紀最長，地位最顯赫。一八九○年，蔡元培年僅二十二歲即中進士第，後升補翰林院編修。清末，蔡元培於家鄉浙江擔任教育官員，當時即為激進學校與反清會社（譯按，愛國學社）的教員與贊助者。蔡元培後來加入同盟會，但武昌起義伊始，蔡正於德國萊比錫大學修習哲學。一九一二年，蔡元培返國參加辛亥革命，在二度赴德（於此研讀康德的思想）及到法國協助成立勤工儉學計畫之前，曾先後擔任孫逸仙、袁世凱內閣的教育總長。一九一七年，蔡元培被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勇敢於與控制北京政府的軍人和政客劃清界限。他捍衛北大師生的言論自由權利，主張實行「世界觀教育」（education for a world view），主張大學校長的職責在於根據思想自由的原則，兼容並蓄，接納各家學說。（註二二）五月四日學生遊行示威運動過後的第四天，蔡元培強烈抗議政府逮捕參與示威遊行的北大學生，並辭去北大校長一職。一九一九年底，蔡元培再度被委派膺任北大校長職務，持續擔任該職迄至一九二二年，他帶領北大師生走過紛亂歲月，堅定人權價值，護衛學術研究的自由，不改其志。

陳獨秀則是另一種典型，他的個性不定且多愁善感。一八七九年，陳獨秀出身安徽望族，早年接受儒家傳統教育，一八九七年，參加江南鄉試落第，晚年在自傳中，以揶揄嘲諷的語調訴說瀰漫在傳統考試制度中的病態、虛偽，以及不公。陳獨秀兩度赴日留學，並在日本組織激進的政治社團＊。當時，陳獨秀並未加入孫逸仙的中國同盟會，因為陳認為同盟會反清的革命目標只是一種狹隘的「種族主義」（racist）。陳獨秀大力反對袁世凱的帝制野心，一九一五年，創辦《新青年》雜誌，一九一七年接受蔡元培之邀，赴北大任文學院院長。《新青年》雜誌迅速成為中國最具影響力的智識刊物，而身為《新青年》雜誌的主編，陳獨秀呼籲大膽探索理論，揚棄傳統儒家社會倫常與思想的窠臼，滌淨個人的品格，提昇中國政治的道德水準。

陳獨秀以《新青年》雜誌鼓動風潮，發起全面批判孔教教義，他認為，儒家倫常的最大弊端在於違逆構築「現代」生活核心價值必備的獨立人格特質。陳獨秀曾在一九一六年底論及，欲建設西洋式之新國家，「則根本問題不可不首先輸入西洋式社會國家之基礎，所謂平等人權之新信仰，對於與此新社會新國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徹底之覺悟，勇猛之決心；否則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註二三）陳獨秀又力倡白話文，廢除文言文體例，宣揚他所謂的「德先生」與「賽先生」兩個概念，痛批儒家思想的「傳統主義」（traditionalism）。陳獨秀熱烈響應五四的學生示威運動，運動期間被北京政府指控散發煽動性言論，遭監禁三個月。陳獨秀是在散發〈北京市民宣言〉時被逮捕的，他在宣言中要求罷免親日的內閣閣員、保障市民言論與集會的自由。陳獨秀獲釋後離開北京遷居上海，越來越熱中於馬克思主義，並憧憬激進的社會變革。一九二○年，陳獨秀成為新成立之中國共產黨的創黨黨員。

＊譯按：在日本，陳獨秀與柏文蔚於一九○五年籌組「岳王會」。

胡適在這三人當中年紀最輕。胡適本來在理念上與陳獨秀契合，是陳獨秀志趣相投的密友。胡適也鼓吹中國實踐民主與科學的理想，但胡漸感陳獨秀的思想走極端，侈言空談各種「主義」，而不知慎思明辨。胡適也出身安徽的官宦之家，及長至上海入西化的「中國公學」就讀。一九一○年，胡適十九歲，獲得庚子獎學金赴美，庚子獎學金是美國從庚子賠款份額撥出歸還給中國政府，用以資助優秀的中國青年留學美國。胡適取得康乃爾大學（在康大，胡曾入選美國大學學生聯誼會）文學士學位，嗣後入哥倫比亞大學，師從仕威（John Dewey）修習哲學。胡適著手研究古代中國邏輯方法的發展，然而直到一九一七年返回中國時，並未完成博士論文。胡適歸國後受蔡元培的邀請，獲聘為北大哲學教授。

胡適宣揚白話文運動不餘遺力，研究文學史也是成績斐然。他研究中國古典小說，著重其敘述之明晰、語言鮮活。一九二○年代，胡適首開探討十八世紀曹雪芹的小說《紅樓夢》之風，他研究小說史的學術成就臻至巔峰。胡適讓人看到小說中對繁盛之權威家族的描寫，部分出自作者的親身體驗。曹雪芹的先祖曾侍奉康熙皇帝，在遭雍正抄家之前，在南京的生活極其奢華。

無論在理智上或情感上，胡適一直在崎嶇之道奮力前行。他堅信西方方法論的優越性，拒斥佛教的「命定論」（fatalism），一如他亦揚棄了他曾在一九一一年一度擁護過的基督教教義。在個人情感方面，胡適同樣深感束縛重重，他自認處於世代交替，必須對過去與未來承擔重責，也注定要為過去與未來奉獻犧牲。他對文化與歷史問題提出大膽假設，但同時也務求小心求證。他奉行實用主義哲學家杜威的分析邏輯，追求「不斷純美的永恆過程」，而不是絕對的完美。一九一九年在題為〈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文章裡，胡適猛烈譴責陳獨秀等激進的知識分子：

我們不去研究人力車伕的生計，卻去高談社會主義；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卻去高談公妻主義和自由戀愛；不去研究安福俱樂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問題如何解決，卻去高談無政府主義；我們還得意洋洋誇口道，「我們所談的是根本解決」。老實說罷，這是自欺欺人的夢話。（註二四）

＊原註：安福俱樂部是由軍間、政客所組成、在當時北京政壇上舉足輕重的腐化派系。

五四的遊行示威過後，胡適繼續留在北京大學。胡適在一九二○年代初，政治傾向日趨保守，但他依然孜孜不倦地在彼此競爭的思想派別中尋找民主的中道。然而胡適如五四運動那一代的知識分子，並無法解決隱伏在他那新中國觀念中的緊張。胡適一方面維繫著媒妁之言的傳統婚姻，儘管他對妻子並無太多愛戀，也曾自承狎妓，有過短暫的放蕩歲月。但胡適卻又戮力鼓吹擺脫傳統的束縛，爭取婚姻自由，著名的美國女性主義者桑格（Margaret Sanger）於一九二二年造訪中國發表節育問題講座時，胡適即充當翻譯。

桑格的造訪引起中國對節育這個新議題的興趣。然而她只是眾多訪華且對五四那一代思想家造成深刻影響的西方人士之一。一九二○年，英國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抵達中國，並至各處遊歷，一九二一年，他深入內地，甚至遠抵長沙市。羅素對「數理邏輯」（mathematical logic）精湛的闡釋令聽眾為之著迷，他的和平主義（pacifism）理念也吸引不少追隨者。一九一九至一九二○年間，杜威卜居北京，他開設幾門課程，到中國各地旅遊講學，嗣後杜威對五四運動時期中國的智識生活寫過一篇重要的文章。一九二二年底，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在完成「一般相對論」（general relativity theory）的第一部著作後，曾於赴日途中順道訪問中國。稍後，一九二三年，印度詩人、諾貝爾獎得主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到中國巡迴演講，宣揚他的美學、非暴力主張，以及基於自給自足與合作之勞動原則而設立的農村公社理念。

透過這些人物與思想理念的力量，五四運動改變了中國人的意識，而這反過來又為改造中國人的生活與行動形成新的契機。另外一位影響深遠的人物是挪威劇作家易卜生（Henrik Ibsen），當時他的戲劇在中國各地上演，受到熱烈的讚賞。一九一八年，《新青年》雜誌編輯了「易卜生專號」，向中國青年引介這位劇作家對資產階級虛偽造作外表的批判，以及他對婦女解放運動的倡提。在一九一八年的專號將易卜生的戲劇《傀儡家庭》(A Doll's House）譯成中文，故事女主角娜拉（Nora）最後毅然離開丈夫，投入社會，追求自我命運。娜拉的勇敢行徑成為五四時代中國年輕女性文化與個人的象徵。她們母親那一輩解除綁小腳的束縛，為基本的受教權利而奮鬥；她們離鄉背井至各省大學接受教育，男男女女自由自在地栖居一起。她們或為教師、或為作家、或為記者、或為藝術家、或為政治行動者，而活出各自理想中的自由浪漫。

羅素在中國的遊伴布拉克（Dora Black）曾驚訝地表示，「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的女學生與她侃侃討論婚姻、自由戀愛、節育等問題，毫無憚忌。（註二五）魯迅對他所謂「娜拉現象」表示同情，但也略帶焦慮。魯迅在向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學生發表題為「娜拉走後怎樣？」的演講時，提醒聽眾切莫忘記她們身處滾滾紅塵的現實世界。女人或許能掙脫婚姻與家庭的伽鎖，但除非她們能在經濟上獨立自主，否則所爭取到的自由只會令她們蒙羞。魯迅指出，男人並不曾輕易放鬆對經濟權的掌控。他「是將娜拉當作一個普通人物而說的」，然後他補上一句，「假使她很特別，自己情願闖出去做犧牲，那就又另是一回事。」（註二六）

魯迅無疑是五四運動時代最傑出的作家，他的文字總能吸引大批讀者。魯迅曾在日本習醫、翻譯，在故里浙江任小吏，以金石為生。一九一七年，三十五歲的魯迅開始奠定他在文壇的地位。魯迅膾炙人口的小說大都是在一九一七年與一九二一年間付梓出版，其中包括不世名作《阿Ｑ正傳》。在這部小說裡，魯迅將辛亥革命刻劃成荒謬絕倫、不得要領的事件，一場由騙子所主導的歷史鬧劇，終因無知與誑騙，落得性命不保而收場。魯迅以批判的目光，凝視中國人的文化惰性和道德怯儒，並以此為己任。他的小說洋溢著悲憫情懷，但批判冷峻，語帶悲觀。魯迅瞭解身為一位作家的使命，他曾告訴友人：「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裡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苦處，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嗎？」這段話的旨趣與毛澤東那篇論趙小姐的文章相去不遠。不同的是，魯迅依然企盼通過寫作喚醒中國人為思想赴死，毛澤東則是堅持拚死奮鬥。

魯迅憎惡儒家遺緒，總是以辛辣譏諷的筆調菲薄孔學教義。《阿Ｑ正傳》的主題在魯迅其他作品一再出現，辛亥革命並未徹底改造中國人的民族根性，反而將一批新的流氓惡棍推向官場。魯迅認為，或許政治革命有朝一日真能促成社會變革，然而他也憂心，進步的思想混雜著迷信與冷漠會阻礙這些可能。魯迅悲嘆，在中國，要跨越階級高聲吶喊、要脫離破碎的世界而保有希望竟是如此困難。魯迅在一九二一年出版的著名小說《故鄉》（My Old Home），結尾令人動容：「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註二七）

魯迅這段話雖然含糊些，甚至悲觀些，但是卻一語道出包括胡適在內「五四」人物的思維。然而，魯迅就如同參與這場狂飆運動的三十歲以上的健將，皆只是搖旗吶喊，以著述立說為務。不過當陳獨秀因散發「不當」言論而身陷囹圄時，五四運動已跨入第二階段，邁向新的行動主義。年輕一輩的學生對未來更無所畏懼，他們走上這條行動路線，主張將行動的精神推向第三階段。他們的前輩只滿足於「筆下天花亂墜」，然對激進的青年學生而言，五四運動的真正意義正是在於認知到「奮空拳，揚白手，和黑暗勢力相奮鬥」（註二八）的時刻已悄然到來。

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的誕生

倘若中國青年正準備揚白手與黑暗勢力相搏鬥，那麼他們就得謹縝籌思縝密的攻擊計畫。雖然當時俄國革命的成果幾乎不保，但在蘇聯共產黨的實錢努力下，這類計畫似乎隱然成形。俄共與白俄激戰，尤以俄國東部、南部為烈，因而延宕了布爾什維克於一九一七年的奪權行動。歐洲各國對俄共的敵意接踵而至，與時遞增。同時，新生的蘇聯也面臨經濟情勢的殘破。然而最令俄共感到沮喪的，莫過於德國、匈牙利、土耳其等國的工人運動遭到當地政府的鎮壓，相織挫敗；另一方面，在先進的工業社會裡，也未如許多理論家預言，爆發社會土義革命。

列寧為了在各國點燃社會主義革命的火花，於一九一九年倡議成立「第三國際」，並於該年三月舉行第一次代表大會。雖然與會代表均來自俄國或歐洲，但是大會仍提出攸關全世界問題的宣言，宣言中盛識蘇維埃模式的政府組織形態，敦促共產黨堅定地與非共的勞工運動相抗衡，並向殖民地人民抵抗帝國主義強權的決心表達支持，這當中包括中國人民抵禦日本的侵略野心。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歐亞地區的民族主義風起雲湧，助長了各個新興國家的獨立運動。這種新局勢的發展令列寧及共產國際的領導面臨戰略的抉擇：是全力支持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而不顧此舉可能削弱反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運動；或者支持具濃烈民族主義色彩的領導人，即使這類領導人的階級屬性可能是資產階級的改革者。在一九二○年二月舉行的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列寧採取的立場是：對落後國家而言，只要獲得蘇聯的奧援，資本主義社會不見得是無可避免的歷史發展階段。在這種情況下，落後國家可以建立農民蘇維埃（ peasant Soviets）的組織形式，暫時與資產階級民主政黨結盟。

早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召開之前，列寧即委派兩位共產國際的代表維丁斯基（Grigori Voitinsky，譯按，又名伍廷康、吳廷康）、楊明齋來華瞭解中國民情，並試探成立共產黨的可能性。時年二十七歲的維丁斯基曾在俄國東部遭反布爾什維克軍隊逮捕，監禁於庫頁島。他在獄中成功策動政治犯進行暴動，嗣後被調往位於西伯利亞伊爾庫玆克（Irkutsk）的共產國際遠東書記局工作。楊明齋，山東人，移民西伯利亞，曾於帝俄時代定居莫斯科，並在莫斯科求學，時間長達十年。一九二○ 年，維丁斯基、楊明齋抵達北京，立刻與在北大俄文系任教的俄國籍教授（譯按，即柏烈偉〔Sergei A. Polevoy〕）接觸，經由他的介紹，會見了李大釗，李大釗最後提議維、楊二人去拜會陳獨秀。

陳獨秀在五四運動的遊行示威之後坐了三個月的牢，然後就離開北京前往上海，定居在法租界，繼續《新青年》維誌的編務工作。此刻《新青年》的政治立場已偏向左翼思想，使得像胡適這類自由主義派的支持者紛紛離去，與之劃清界線。一九二○年五月維丁斯基、楊明齋同陳獨秀會晤時，陳刻正日以繼夜埋首研究，博覽社會主義的理論主張，包括日本的「新村」理論模式、朝鮮基督教社會主義（ Korean-Christian socialism）、中國的「工讀互助團」，以及杜威所宣揚的社會主義理念。共產國際的代表指引陳獨秀成立政治組織的明確方向及必要的組織技巧，俾以結合當時散落在中國各地的社會主義團體。一九二○年五月，一群包括社會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進步分子，以及隸屬於國民黨團體的人士開會，推選陳獨秀擔任臨時中央的書記。

之後不到幾個月，中共的建黨運動獲得重大的進展。中共臨時中央成立了兩個組織，即「華俄通訊社」與「外國語文學校」，其主要用意在於掩護共產黨吸收黨員的活動。楊明齋與陪同夫婿前來中國的維丁斯基夫人於外國語學校教授俄語，部分學生在熟諳俄語後被選派前往蘇聯，進一步接受革命組織技巧的訓練。共產黨透過這類活動，勢力範圍漸次拓展。湖南長沙共產主義小組是在毛澤東領導下成立的，爾後湖北的武漢共產主義小組、北京共產主義小組也先後設立，除此之外，旅日的中國留學生、法國的勤工儉學學生也分別成立了海外共產主義小組。

旅法共產主義小組對中國共產黨日後發展的影響尤其重大。在一九一九年與一九二○年兩年間，逾千名中國青年學生志願加入「勤工儉學」計畫，該計畫是脫胎於一系列稍早的計畫（其中好幾個出自中國無政府主義者之手），結合了留學深造及帶有宗教意味幾近禁欲的生活形態。旅法小組的成員多於一九一九年經由海路前往法國，其中不乏來自湖南長沙的毛澤東知交。他們曾活躍於故里的勞工活動，以及反軍閥、反日抗議活動，並在五四運動期間緊跟北京的步調，在湖南發起反帝國主義的示威遊行。

旅法共產主義小組的成員之一周恩來，於一九二○年底抵達法國，周恩來曾於五四運動期間因領導天津的學生運動，在一九二○年初遭地方公署逮捕入獄。旅法共產土義小組成員中以來自四川的鄧小平最為年幼，當時鄧年僅十六歲，中學畢業，但已在赴法前於重慶留法勤工儉學預備學校接受一年的特殊課程訓練。

在法國，這些學生大都住在巴黎或巴黎近郊，其他則聚集在里昂大學。他們在專門為中國學生開設的班級裡學習法語，部分學生則是逕入「雷諾汽車廠」（ Renault auto plant)一類的知名工廠打工，在工廠裡學生學到法國的勞工組織原則及社會主義理論。在法國，最激進的學生大部來自湖南和四川兩地，他們創辦一份屬於自己的刊物（譯按，即《少年》，後改名為《赤光》）（鄧小平曾被冠上油印博士的「榮譽」頭銜，以讚揚他對這份刊物的認真負責），不時發動示威抗議，並以從事政治活動自詡。

旅法的湖南籍女學生向警予是毛澤東在長沙的好友，她曾積極參與女權運動，並熱中社會主義革命。向警予與在法國的另一位湖南籍學生（譯按，蔡和森）締結了「革命婚姻」：這對革命情侶照相時，一同手持馬克思的《資本論》許下誓約。向警予敦促中國女性同胞學習科學，並主張政府不應讓女性與男性一起參加考試，因為所有中國女性過去都沒有受教育的權利，她也要求勤工儉學計畫應給予男女同等的名額。

旅法留學生經常為窘迫的經濟現實所苦，並不時因為敵對意識形態團體之問的相互較勁而困擾。留法學生曾數度聚集在巴黎的中國駐法公使館，向公使館遞交請願書，抗議微薄的工資及惡劣的工作環境，結果遭到法國警力強行驅散，接著一九二一年九月，憤怒的激進學生佔領了里昂中法大學的建築物。結果，一百零三位示威學生遭逮捕，然後集體遞解出境。周恩來、鄧小平雖然加人抗議的行列，但並未被遣送回國，日後他們二人在法國參加共產黨，並在歐洲的華人社群裡積極招募黨員。

設若毛澤東有管道或者經濟環境許可，他也許會選擇前往法國，然而當時這兩個條件無一具備。毛澤東在一九二○年裡大都輾轉於北京、上海之間，研究《共產黨宣言》等馬克思主義的中文譯作，並曾在一家洗衣店工作數個月。後來毛澤東擔任一位國民黨要員的隨從返回長沙，在一師附小裡覓得主事的職務，經濟情況頓時獲得改善，使他有能力與老師的女兒楊開慧結婚，婚禮在一九二○年的秋天舉行，同時他也成立了共產組織。毛澤東開始以作家、編輯、勞工階級領導人等身分在湖南的政治圈中嶄露頭角，此外毛也曾領導長沙地區傳統工會的工人為改善勞動條件而抗爭。毛澤東此時的聲名已為黨的領導人知悉，所以邀請毛以湖南代表的身分，出席一九二一年七月在上海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在危殆的政治氛圍下，共產黨的出席代表不得不秘密聚會。起初，他們在法租界一所正值暑假期間的女子學校（譯按，傳文女子學校）開會。因為受到法租界巡捕的監視，與會代表移往位於浙江嘉興南湖的一艘遊船上繼續討論。陳獨秀、李大釗二人由於若干因素，未能出席這次大會；同時，也因為維丁斯基已經離開中國，所以這次大會就由另一位甫來華、化名為「馬林」（Maring）的共產國際代表主導。馬林以及代表全國近六十位黨員的十三名中國代表共同討論重大議題，並起草與蘇聯基本立場一致的宣言。假若情況許可，他們還可討論出適於他們所界定之「客觀情勢」的建黨策略。

或許是在馬林強力主導下，最終決議黨的角色與黨組織乃依循列寧主義的路線。很據各代表討論記錄顯示，這份新的政治議程其實是從穌聯送到中國：

在過渡階段，為了明確鬥爭策略就應指明，黨不僅是無可避免的，相反的，黨必項積極要求無產階階級參與並領導資產階級的民主運動。要求採取的路線是一種軍事的、訓練有素的無產階級黨組織。共產黨應以發展工會運動為主要任務 （註二九）

至於是否與孫逸仙合作這一問題，各代表有過冗長的辯論。有人認為孫是是一蠱惑民心的政客，與北洋軍閥不相上下，主張共產黨不能與孫逸仙合作，因為共產黨與孫逸仙代表了「兩個完全相反的階級」。但多數代表反對這種負面的見解，有人指出：

對於孫逸仙主義採取批刊的態度，但對某些實際而進步的行動應加以支持，惟不取黨與黨合作的方式。這個原則的決定，構成了日後國共兩黨合作與反帝反軍閥運動發展的基礎。（註三○)

陳獨秀在缺席的情況下被推選為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與會代表回到家鄉後，將黨代表大會的決議告知其他同志，廣泛吸收黨員。因為一大的出席代表來自廣東、湖南、湖北、山東、北京、上海各地，所以他們能迅速傳遞大會的訊息。即使如此，在全國政治舞台上，中共的力量仍是微不足道。一九二二年，不包括海外入黨者，全國黨員總數約莫只有二百人。

一九二二年，許多旅法的中國共產黨黨員紛紛整裝返國，為中國共產黨注入新血，其中湖南籍共產黨員向警予尤擅長組織工廠女工。她這項技巧將黨的活動帶往新的領域，並為黨爭取到另一股支持力量，因為在中國眾多受剝削工人當中，要屬在大型紡紗廠做工的女性勞動者(及童工)的境況最為悲慘。然而當向警予的丈夫被選入新成立的中央委員會時，她卻只是一度被指定為候補委員，只能說站在婦女運動的邊線上。由於向警予必須照顧分別出生於一九二二年和一九二四年的兩個小孩，也令她無法投注心力在黨務工作。向警予的例子正足以證明，中共的政策主導權幾乎完全由男性所壟斷。

一九二二年一月，蘇聯的領導人認為時機已成熟，可以邀請約四十名中國代表參加在莫斯科召開的「遠東勞苦人民大會」(Toilers of the Far East)。當時仍停留在莫斯科、俄語已經非常流暢的瞿秋白躬逢其盛，是中國代表團的翻譯之一。儘管莫斯科的景況令人怵目驚心，同時也陷於糧食嚴重短缺的窘境，不過來自中國的代表仍在全員大會上與蒙古、朝鮮、日本、爪哇、印度等國代表會晤至少十次以上。共產國際的主席季諾維也夫(Grigory Zinoviev )在大會上向各國代表發表演說。季諾維也夫告訴與會代表，唯有團結起全世界的無產階級，才能推翻資產階級的強權：

謹記歷史的進程向吾人所作的昭示：與無產階級並肩作戰贏得獨立，或者一敗塗地。從無產階級手中獲得解放，抑或是注定淪為英國、美國及日本奸黨的奴隸。（註三一）

當一位事實是國民黨黨員的中國代表率然地聲稱，大會只不過重複孫逸仙說了二十年的論點，遭到來自蘇聯治下土耳其斯坦的一位代表的駁斥。他說道，「國民黨已經完成偉大的革命事業」，不過本質上這場革命是屬於「民族民主運動」( national democratic movement)，基本上僅是革命運動的「第一階段」，並非真正為「無產階級革命而奮鬥」。

然而，與國民黨合作的問題已經不容迴避了。馬林回到中國後對中共施加壓力，結果一九二二年夏天在杭州召開的會議中，與國民黨合作的意見事實上已經成為中共二大《宣言》的一部分。該《宣言》指稱，與國民黨暫時的合作，目的在打倒「軍閥官潦的封建勢力」。一旦民主革命成功，合作階段就告結束，而無產階級將進行「第二步奮鬥」，實行「與貧苦農民聯合的無產階級專政」（註三二）對付資產階級。從這些已通過之教條式的煽動聲明可以看出，五四運動那種無以名狀的使命感與口號，有了特定的形貌和焦點。

工業部門

接下來，共產國際所提供的組織方法必須要能適合中國人的實際生活。因此，對中國無產階級的抽象禮讚必須代之以能積極鼓舞中國無產階級的具體行動。中國的政治版圖到了一九二○年初仍是四分五裂，然而自清末以來，中國工業部門都有長足的進展，這似乎讓中國的激進分子相當振奮。工業部門的成長有幾種方式：進一步拓展先前奠下的工業基礎，發展由中國實業家創設的新工業，向外借款來發展鐵路運輸，以及由外資主導在中國土地上興辦重工業。這些發展又會反過來改變中國工業部門勞動力的本質，並為之注入豐沛能量，連帶也為工業管理帶來新的緊張關係。

晚清中國工業的發展在採礦業、鐵製品、成衣製造業等部門最為蓬勃，這些部門的成長一直持續到民國初年、軍閥割據時代。儘管軍閥的統治時而更迭，但從年產量統計可看出，民國初年煤、鐵、鋼的產量仍有穩定的成長。位於武漢的「漢冶萍公司」是煤鐵重鎮，起初是由清朝總督張之洞主其事而發展起來。漢冶萍公司是由漢陽的鐵廠、大冶的鐵礦、汗鄉的煤礦構連而成，這一龐大的企業複合體總共雇用約二萬三千名工人，毛澤東與其他中共黨員曾由此地獲得寶貴的勞工組織經驗。（左表鋼鐵生產迅速的滑落，主要是漢陽工廠於一九二二年關閉所致。）過去，李鴻章為了開平煤曠建了第一條官府許可的鐵路，而開平現在只是中國北方唐山附近眾多煤礦區之一，一九二○年唐山地區雇用了約二萬五千名礦工，到了一九二二年，礦工人數成長至五萬人。雖然這些礦工是由所謂「中英聯合公司」(Sino-British syndicate )管理，但真正的主導權卻是掌握在英國人手中，華人並未積極介入干涉。

在同一時期，中國人控制的棉織品工業迅速擴展，特別是在上海一地，從一九一九至一九二○年間，此地的紡紗廠便雇用了近十萬名工人，百分之六十的工人在中國人所屬的公司做工，其他則分散在英國人或日本人經營的企業。武漢、廣州、長沙、天津也是中國的棉織廠集中地。北京則成了中國主要的毛氈製造中心，全市二百零六家工廠雇用了六千名左右的工人。中國人在海運業極為活躍，海運業的發展始於清末；在中國南方及西部，內陸的水路運輸特別發達。不管是損壞的紗錠、輪船的引擎、蒸氣機，都需要熟練的技術人員修護，中國企業也培養了眾多相關的技術人員，特別是在機械工具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當外國資本不再那麼充裕，這些技術人員更是不可或缺。

在中國本土的新興工業方面，要屬菸草業的發展般具重要性。「南洋兄弟菸草公司」( Nanyang Tobacco Company )是由廣州簡家（譯按，簡照南、簡玉階兄弟）所創立，簡家最初是靠海運業發跡。一九○五至一九一五年間，簡家的香菸在東南亞擁有可觀的銷售量。一九一五年，簡氏企業打進中國市場，並從美國、日本引進生產技術，一九一九年，香菸的年銷售量從九億三千萬提高至二十億，在一九二○年又翻了一倍。在中國實業家中，簡氏企業率先採取西式的廣告技巧，藉以招徠額客、增加香菸的銷路：他們租用廣告看板，以免費贈品吸引額客，贈送繪有廣受喜愛之中國傳統小說人物的菸卡，使用流行的廣告標語。他們深諳在各種宗教、群眾、愛國集會上推銷產品的可能性，並利用民族主義情緒與美、英商業對手競爭，以提高香菸銷售量。他們的產品仿效美式形象，把最暢銷的香菸品牌命名為「自由鐘」( Liberty Bell )。一九一九年，「南洋兄弟菸草公司」股票公開上市，四年內「南洋兄弟菸草公司〕從股市募得一千五百萬元；簡氏家族控制「南洋兄弟菸草公司」百分之六十的股份。然而「南洋兄弟菸草公司」仍不算是完全純種的中國公司，仍帶有外國色彩，因為他們大量進口美國的菸草，並把一些工廠設在香港。（註三四）

工業興起，中國銀行界也隨之發展。清朝，中國的金融業務主要是控制在分行遍佈全國主要城市的山西錢莊手中。清朝日薄西山之際，山西錢莊原本幾近壟斷之勢被新成立的兩家全國性銀行與六家省級銀行所打破，而清朝覆亡時，這兩家全國性銀行與六家省級銀行的資本額總計有三千七百萬元。

迄至一九一四年，全國有十七家大型的中國銀行，資本額共計一億二千四百萬元；一九一八年，全國的大型銀行成長為三十七家，總資本額高達一億七千九百萬元。其中有若干銀行管理不善，或淪為軍閥的私人財庫。一九二○年，「全國銀行公會」成立，並加強督導各地銀行作業的標準化，接著通過法規，進行貨幣改革。爾後，各式的儲蓄銀行、郵政銀行、信用公司林立，支持中國擴展經濟活動。

山西孔家的崛起則適足以說明中國銀行業的興革。山西孔家在清朝中葉經營小型典當業；清朝末年孔家在華北推動一系列的匯款業務，後來從事銀行事業，並成為「英國亞細亞火油公司」( British Asiatic Petroleum Company )和其他大型企業的代理商。孔家的長子孔祥熙畢業於美國「歐柏林學院」( Oberlin College )，並取得耶魯大學經濟學碩士學位，之後於一九一四年娶宋查理的長女宋靄齡為妻。宋靄齡有三位兄弟（譯按，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兩位就讀於哈佛大學，一位就讀於范德比大學( Vanderbilt )，歸國後從商，並追隨孔祥熙服務於國民政府的財政部或其所屬銀行，這樁婚姻為孔家龐大的金融帝國奠定堅實的基礎。一九一四年，宋靄齡的妹妹宋慶齡適孫逸仙，孔家的政治網絡於焉成形。

這段期間，儘管中國政府領導權更送頻繁，政局杌陧不安，不過外國銀行團仍繼續貸款給中國的企業。如同從前，國外的龐大借款主要是投注在發展中國的鐵路運輸網上。一九一二至一九二○年間，在中國鋪設的鐵路線超過一千哩，這使中國的鐵路線累積長達七千哩，其中有三分之一集中在滿洲，其中大部分是由日本人興建的。另一條主要鐵路幹線，即東起徐州，經開封，預計經由西安直入甘肅，工程經費主要來自歐洲的銀行團。一九一八年，通往廣州的縱貫幹線之武漢―長沙段完工；一九二二年，北京至張家口的鐵路線向西延伸至黃河河套的包頭，使得過去完全孤立的區域與首都連成一氣。這段鐵路建設所需的資金，主要係來自美國與日本的共同借款。

在所有這些計畫中，用來發展鐵路運輸的資金，多數為北京政府中飽私囊，或是遭軍閥挪用於建設自己的軍備。例如，一九一八年著名的一億兩千萬元「西原借款」( Nishihara loan )——即當時內閣總理段祺瑞向日本政府貸款，以發展中國的鐵路運輸與工業——悉數被挪作特殊的軍事與政治用途。日本政府對此一事件視若無睹；因為所謂「借款」，本質上只不過是日本政府用來賄賂段祺瑞，以確保在華利益的變相藉口。倘若沒有這類層出不窮的貪贓枉法事件，中國的鐵路運輸網的發展或許能夠更迅速。不論如何，鐵路運輸已在中國工商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同時也把新的因素帶入勞動力：併入全國運輸體系的百分之五十五鐵路線，總共雇用了約七萬三千名的工人。

外資不斷湧向中國，特別是挹注於在中國設廠的外商企業，是當時中國經濟活動相當突出的現象。世界各工業強權視中國為一潛力無窮的市場，同時也能提供工業強權所需的廉價勞動力。清朝的覆亡仍無法扭轉中國對世界各經濟強權的依賴。一九一二至一九二三年間，中國經濟發展之際，外國資本在航運業的持股比例仍維持在百分之七十七左右，而在棉花紗錠方面的股份佔百分之四十五。在煤礦投資方面，一九一四年外資佔百分之九十，儘管一九二二年外資的比例已有明顯下降之勢，但仍高達百分之七十八。中國對外貿易的項目涵蓋多種商品，然而一九一二至一九二八年間，中國卻仍經常處於短缺的狀態（見下表）。

雖然一些老牌的洋行仍有壟斷之勢，像是英國「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在銀行業、航運業、紡織業（過去是鴉片的買賣），德國「禮和洋行」(Carlowitz )在重型機械和武器進口方面（禮和洋行是德國克魯伯在華的獨家代理商），日本「三井物產公司」( Mitsui )在保險業與航運業，以及「英美菸草公司」( British-American Tobacco )、「美孚煤油公司」( United States' Standard Oil)，「勝家縫紉機械公司」(Singer Sewing )，在華的外國企業多得不可勝數。根據一九一八年的一項統計數字顯示，近七千家各式外國企業在華投資，項目遍佈各個經濟領域。儘管中國國內生產毛額中，外資所佔的比例低於百分之十，然而孫逸仙與中國共產黨對帝國主義強權的指控亦非無的之矢。對某些中國激進分子而言，帝國主義這種經濟權力印證了列寧於一九一七年出版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一書所揭業的理論。列寧認為，資本家為了提高其國內工人的生活水準，安撫他們的不滿情緒，將會不顧一切地在海外掠奪原料、剝削廉價勞工，不過這種行徑最終只會自取滅亡，進而加速世界革命的降臨。

＊百萬海關兩（haikwan tale）＊＊，一海關兩約等於三分之么的中國銀元或元。

＊＊譯註：「兩」是貨幣流通的單位。在清末，「兩」的市值視各地銀的純度而有所差異。

然而當時中國勞動力高流動性的特質，增添中國共產黨計畫組織工人的困難度。許多人受雇於新興工業的資本家，而成為勞動人口；但是中國勞動力的數目不應被過分誇大，因為仍有四億五千萬的龐大人口從事傳統的土地耕作。大約有五十萬、甚至更多的農夫暫時移民東北，種植大豆一類的經濟作物，以供應世界市場的龐大需求，形成一種流動的農村無產階級（這類作物都是經由新建的滿洲鐵路運輸網運往沿岸）。而我們所稱的「工人」，可能指的是一些使用傳統藝技的工匠，他們大都自負營虧或是彼此間僅有鬆散的組織。這類工人主要是由行會來管理，而其組織形態早在清朝便已存在；其功能在於確保一定的工資，建立規格化的產品標準，並管制他類工人進入既有行業之中。而儘管他類工人，如黃包車拉伕和舢舨的苦力，有些確實有過組織，也曾試圓進行罷工，卻僅能勉強被歸入無產階級的隊伍。

每一年約有二十五萬名中國人遠離土地或是揮別工匠生涯，投身於工業城市的新設工廠、碼頭，或是鐵路運輸業，尋找就業機會。這類勞動力自然會帶給雇主新的問題。許多人依然遵循著家鄉農事的季節規律，可能在拿到薪水之後，於農忙季節或春耕時分辭去工作。有的人可能難以適應工廠作業的刻板煩瑣而導致過失或意外。某些人則因不具備機械生產的知識，根本無法學習新的技衛。

如果說某些工人的笨拙困擾了雇主，那麼雇主對待工人的冷酷無情亦不遑多讓。微薄的工資、超長的工時，罕見、甚至棍本不存在的休假。醫療救助或保險總是緩不濟急，工人通常住在工廠或礦區所提洪、住房條件惡劣到令人作嘔的宿舍。工人均被以號碼而非名字來稱呼。商店內，管理人員欺凌工人的惡行惡狀司空見慣。工資總是會無故被扣減，要求回扣的現象時有所聞。女工的人數多過男工，有些紡織工廠，女工比側高達百分之六十五，然而她們的工資甚至遠低於同工廠男工。雇用童工的現象十分常見，特別是織紗廠。年僅十二歲的女工赤手在接近沸騰的大水桶裡撿拾蠶絲，這類工作經常讓她們感染可怕的皮膚病和受到傷害。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工人發動罷工支持學生的愛國運動，象徵中國的歷史發展邁向新的轉折。自此之後，抗議者經常發動罷工以作為反抗社會不公的手段，不過最初這類罷工行動的規模都相當小。自一九-二年中以後，新生的中圍共產黨就經常涉入其中，但還是有一些獨立的工人團體基於本身的理念而發起罷工。這種小型罷工的模式因一九二二年一月發生在香港、廣州的大規模罷市行動而中斷：這次的罷市行動是由國民黨的積極分子所領導，近三萬名的海員和船塢工人參與這次大罷工，導致載運二萬五千噸船貨的一百五十艘船困於港口無法動彈。直到一九二二年三月，數以萬計的菜販、電車工人、電氣工人亦加入罷工行列，使得參與罷工人數陡升為十二萬人，最後資方讓步了。海員的工資調高了百分之十五至三十不等，並有其他一福利，同時資方也承認工人組織工會的權利。

悄後，一九二二年五月，兩位年輕的中國共產黨黨員李立三(李甫自法國返華)、劉少奇（劉是中共一大後，首批派往莫斯科的學生之一），在安源煤礦工人與大冶鐵礦工人之間籌組「工人俱樂部」，以作為工會組織的前哨站。這類俱樂部很快就遍佈各大城市，通常由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普遍存在於武漢地區的曠工、棉花工人、印刷工人、黃包車拉伕、鐵路工人當中。

發動罷工的代價可能非常高。雇主會記下參與罷工工人的名字，事後再將他們解雇。有些罷工工人會受到脅迫，或遭受毒打，或在與警察衝突時喪命。最慘絕人寰的例子是發生在京漢鐵路的大罷工，京漢鐵路是由北方軍閥吳佩牢控制。京漢鐵路運送貨物的所得是吳佩字一大財源，英國也是仰賴京漢鐵路來連送河南的礦產。中國共產黨積極鼓動京漢鐵路線上的十六個工人俱樂部籌組總工會，一九三三年二月二日全路總工會成立。吳佩字下令警察嚴陣以待，不准工人集會，二月四日新成立的總工會要求舉行全路總罷工，京漢鐵路線上火車一律一律停開，因為罷工工人漠視吳佩孚要求他們復工的命令，於是吳在二月七日命令兩名軍官調集軍隊，攻擊罷工工人。在這場罷工行動中共有三十五名工人被殺，傷者無計其數。

同一天，武漢地區的工會領袖林祥謙——出生於福建，後遷居武漢擔任鐵路機械工—— 在自宅遭逮捕，軍隊要求林祥謙命令他的工會成員復工。林祥謙悍然拒絕這項要求，軍隊於是將工人聚集在車站的月台上，並將林祥謙梟首示眾。他的頭顱被懸掛在車站旁的電線桿上。儘管這次罷工行動博得各地其他工會的共嗚，不過罷工的鐵路工人還是在二月九日回到工作崗位上。這是一種新形態的鬥爭。

註釋

註一：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尋求富強：嚴復和西方》(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 ，頁四五至四六

註一一：放口賽（James Pusey），《中國與達爾文》(China and Charles Darwi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Press, 1983)，頁一一至一三。

註三：拍納爾，（迄至一九七年的中國社會主義》，頁一○○。註四：史景遷。〈天安門》，頁六八。

註五：普賽。頁四三五。

註六：前引書，頁四三九。

註七：林毓生(Lin Yu-sheng)，《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激進的反傳統主義》(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9)，頁五九。

註八：施拉姆(Stuart Schram )，《毛澤東的政治思想(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tung., New York,1972)，頁一五七、一五八、一六。

註九：前引書，頁一六三。

註十：前引書，頁三三五至三三六另見?威特克( Roxane Witke )，〈五四運動時期的毛澤東、女人與自殺〉(Mao Tse-tung, Women and Suicide In the May Fourth Era)，《中國季刊》(China Quarterly)，第三十一期，一九六七年，頁一四二。

註十一：邁斯納(Maurice Meisner)，《李大釗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Li Ta-zhao and Chinese Marxi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頁六四至六五。

註十二：諾思(Robert North), 《莫斯科與中國共產黨人》(Moscow and Chinese Communist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67)，頁四五。

註十三：邁斯納，頁一四四。

註十四：前引書，頁一五二。

註十五：前引書，頁八O至八一。

註十六：史景遷，頁一四）。

註十七：邁斯納，頁一四九。

註十八：史景遷。頁一四六。

註十九：所列刊物，見周策縱，《五四運動：近代中國的知識革命》，頁一七九。

註二十：林張明暉(Julia C. Lin),（中國近代詩歌：導論》(Modem Chinese Poetry: An Introduction., 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2)，頁二九。

註二一：舒衡哲（Vera Schwarcz)，《中國的敵蒙運動：知識分子與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的遣產》(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Intellectuals and the Legac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頁四四

註二二：前引書，頁四八。

註二三：林毓生。頁七六。

註二四：賈祖鸚(Jerome Grieder)，《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中國革命中的自由主義，一九一七至一九三九年》(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Liberal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7-1939.,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頁一二四。

註二五：羅素( Bertrand Russell)，《羅素自傳，一九一四至一九四四年》(The Autobiography of Bertrand Russel'1914-1944., Boston, 1967)，頁一八三。

註二六：史景遷，頁二一七。

註二七：魯迅，《選集》(Selected Stories., New York, 1977)，頁六四（略經修改）。

註二八：舒衡哲。頁七。

註二九：諾田心。頁五八。

註三十：前引書，頁五九。

註三一：前引書，頁六一。

註三二：前引書，頁六三。

註三三：張長基(J. K. Chang)，《共產主義中國前的工業發展》(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Pre-Communist China.,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69)，頁一一七，表A-1。

註三四：費維愷，<經濟趨勢，一九一二至一九四九年〉，見A劍橋中國史，第十二卷，第一部》，頁一二二。

註三五：前揭文，頁一二四。

註三六：高家龍(Sherman Cochran)，《中國的大買賣：中外香菸工業的競爭，一八九○至一九三○年》(Big Business In China: Sino-Foreign Rivalry in the Cigarette Industry, 1890-193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參見本書對香菸工業的全面分析。

14 衝突迭起

初次合作

一九二○年代初，孫逸仙往來於上海與廣州之間，因為軍事形勢的多變，他幾乎維持掌握政檬的希望於不墜。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期間，在廣東軍閥陳炯明的保護下，孫逸仙被南下的國會議員推選為「非常大總統」。但陳炯明對於孫逸仙計畫以廣州為統一全國的基地並不表贊同，於是在一九二二年八月，將孫逸仙逐出廣州。孫逸仙此刻所面臨的困境，顯然不遜於清初企圖在此鞏固政權的南明桂王與平南王尚之信等先輩。

孫逸仙雖然再度流亡，但仍是國民黨的領袖。一九一九年孫逸仙解散中華革命黨後，即刻恢復國民黨，並指派長期追隨他的胡漢民、汪精衛起草國民黨宣言。在這段期間，國民黨內新近崛起的另一名要角是蔣介石，蔣此時已脫離在上海時的沉潛期，來到陳炯明的粵軍中擔任軍官。一九二二年夏天，當孫逸仙近乎絕望之際，助他逃離廣州。

一九二一年，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曾拜訪孫逸仙，此時正值孫在南方力圖統一大業。雖然他們的談話驗未獲得特定的共識，不過孫逸仙似乎認為，列寧在當時所推動的新經濟政策能使蘇聯擺脫僵化的國家社會主義(state socialism )，而稱許此一步驟。孫逸仙長久以來便不斷尋求外國政府的奧援，對於共產國際提供財政與軍事援助的建議甚感興趣。一九二二年秋天，孫逸仙移居上海，共產國際指派多名代表來華，而孫逸仙也同意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一九二三年一月，孫逸仙與蘇聯使華代表越飛(Adolf Joffe )舉行會談。之後，孫、越二人發表聯合宣言，儘管雙方措辭謹慎，但從宵一言內容可以窺見，蘇聯與國民黨雙方的新政策正在浮現：

孫逸仙博士以為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與可使此項共產主義或蘇維埃制度實施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此項見解，越飛君完全同惑，且以為中國最重要最急迫之問題，乃在民國的統一之成功，與完全國家的獨立之獲得。關於此項大事業，越飛君並向孫傳士保證，中國當得俄國國民最摯熱之同情，且可以俄國助為依賴。（註一）

不過一個月的下夫，中國軍閥政權的更迭已令人眼花撩亂，新的軍事集團驅逐陳炯明之後，孫逸仙重返廣州，成立了軍政府，並自封為大元帥，想必是希望藉此一威名賦予他統攝各軍閥的最高領導權威。每位軍閥都各自統帥自己家鄉的子弟兵，他們大部分出身廣東，其餘則來自雲南、廣西，以及湖南、河南。孫逸仙的軍政府下轄內政部、外交部、財政部，和建設部。孫的軍政府不再與南下的國會議員做任何政治協商。多數國會議員因而返回北京，北京政府的繼任總統此刻正需要這批議員的歸來，以湊足開會的法定人數，取得合法性。一九二三年，參加會議討論新憲法條文的國會議員每次支給二十元，只要他們願意留在北京並依要求投票，另可獲得五千元津貼。

孫逸仙需要外援以穩定廣州軍政府，而蘇聯也樂於提供援助。在援助的背後，蘇聯所秉持的戰略是由兩個思考方向所構成的：即一方面加速推進世界革命的降臨，另一方面則希望確保蘇聯邊界的安全。在東亞，蘇聯國防安全的最大威脅來自日本，而堅持反共立場的日本曾在一九○四至一九○五年的戰爭中擊敗過俄國，現在日本又將蘇聯南方邊界的滿洲劃歸其勢力範圍。孫逸仙曾明白表示支持中蘇聯合管理中東鐵路，中東鐵路是貫穿東北的主要交通要道，蘇聯可藉此與海參威接軌。所以，中國如有能力遏制日本的野心，是符合蘇聯利益的。同時，蘇聯繼續與前後的北京政權及其他北方軍閥進行外交談判，並在一九二四年初取得中國的外交承認。但是蘇聯觀察家不認為能指望北方有人能完成統一的使命。事實上，受盡日本人擺佈的段祺瑞與凡爾賽會議的結果似乎注定中國終將淪為日本禁臠。

一九二三年，擁有約三百名黨員的中國共產黨正值草創階段，力量之薄弱顯然不足以承擔領導國家的重責大任。鐵路工人為反抗吳佩孚而舉行大罷工，其悲慘的命運就是最佳明證。就中共設想的四大優先目標——亦即統于中國、組織城市無產階級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掃除中國農村地區的貧窮與剝削現象，以及根絕外國帝國主義的力量之中，對黨而言，統一才是首要的關鍵問題，因為惟有統一才有機會完成其他三大目標。國民黨因為孫逸仙個人聲名，而享有全國性的令譽，所以共產國際決定與既存的國民黨組織合作，並強化國民黨的組織能力。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但仍保留共產黨黨籍，以便日後利用國民黨的組織來遂行共產黨的目的。

兩黨的合作似乎水到渠成，因為在一九二三年，國民黨的元老級政治人物就站在同情蘇聯的立場。例如，孫逸仙在廣州軍政府的首席顧問胡漢民即深感列寧反帝國主義的論述建構了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可觀基礎。此外，胡漢民，也盛讚唯物主義的歷史觀，並批判李大釗不能接受所有構成社會上層建築的政治、智性、精神等要素，只不過反映了底層經濟基礎與生產方式的立場。胡漢民還試圖從中國傳統思想中尋找馬列主義的因子。一九二二年底，胡漢民與汪精衛二人在孫逸仙的請託下，共同為國民黨起草宣言，宣言中寫到：「歐美經濟之患在不均一，以此痛斥歐美社會的貧富失衡現象，同時誓言中國「不能不激勵奮發，於革命史上，開一新紀元矣」。

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陳獨秀對於與國民黨合作十分不安。陳獨秀才剛開始實踐創黨理想，即使是馬林堅持認為國民黨「並不是資產階級的政黨，而是各個階級聯合的政黨」，陳依然懷疑與國民黨結盟的用處以及國民黨的合作誠信。陳獨秀認為，「黨與黨的合作將會混淆階級組織並限制我們獨立自主的政策。」（註二）李大釗則支持國共合作，他並不像陳獨秀那樣相信中國已有一批龐大的城市無產階級隊伍準備迎接社會主義革命；同時，李大釗將他原來視中國為一「無產階級化」(proletarianized )民族的概念擴大為一以種族議題為中心的概念。李大釗意識到，屬於下層有色人種與上層白種人之間的階級鬥爭已經萌芽，因此團結中國人以對抗白種人的帝國主義乃是首要任務。（註三）

把國共合作與國民黨的改組兩項工作結合一起的是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 Michcal Markowich Borodin ，本名為iMikhail Gruzenberg )，鮑羅廷於一九二三年十月六日抵達廣州，一個星期後被孫逸仙指派為國民黨的「特別顧問」。一八八四年鮑羅廷出生於俄國的猶太家庭，早歲在拉脫維亞( Latvia )度過，一九○三年開始秘密為列寧工作。一九○五年革命失敗，飽羅廷流亡海外，後移居美國，在印第安那州的瓦柏拉依梭大學(Valparaiso University )任教，並在芝加哥成為教授俄僑小孩的優秀小學教師。一九一七年列寧掌握權柄，鮑羅廷返回家鄉，日後為共產國際在歐洲、墨西哥、美國等地從事一連串的秘密任務。到了一九二三年，鮑羅廷已是一位經驗豐富的老革命家，而赴中國的新任務也給予鮑羅廷機會證明他的才幹。

鮑羅廷以嫻熟的技巧，協調所有交辦任務。他說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階層相信，加入國民黨的策略有利於組織的長期發展，短期內，則有助於採取較彈性的步驟，以便組織城市與農村的勞動者。另一方面，鮑羅廷趁著陳炯明的部隊可能重新控制廣州此一迫切的危機時刻，試圖敦促孫逸仙採取更激進的立場。鮑羅廷論稱，倘若孫逸仙能支持每天工時八小時以及最低工資的計畫，並將沒收的土地重新分配給農民，那麼工人與農民便會立刻與孫的軍隊站在同一陣線上。

孫逸仙並不敢以如此明確的宣示背棄他的主要盟友，不過他確實命飽羅廷籌辦國民黨的改組及召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等事宜。孫逸仙的說法是鮑羅廷瞭解民族主義對革命的重要性，同時他在蘇聯革命中所獲得的經驗也相當寶貴。事實擺在眼前，俄國人民已經脫離了外國強權的宰制：「吾黨與他等主張，皆是三民主義。主義既是相同，但吾黨尚未有良好方法，所以仍遲遲不能成功。」（註四）

國民黨海外的支持者電傳孫逸仙，他正遭人陰謀「蘇維埃化」(Sovietized )，孫逸仙答道，如果國民黨不能與共產黨合作，那他本人將加入共產黨。此外，亦有他人試圖以反猶太人(anti-Semitic )的理由詰問孫逸仙是否知道飽羅廷的「本名」，孫逸仙則回答，鮑羅廷就叫做「拉法業特」(Lafayette)＊。一九二四年一月。國民黨大會宣佈列寧的死訊（此次大會共有一百六十五位代表蒞會，其中共產黨員約佔百分之十五），孫逸仙公開稱頌列寧是一位「偉人」，並遙祭列寧道：「所冀與君同軌並轍，敵則不樂，民乃大歡。」（註五）

飽羅廷著手強化孫逸仙在黨內的地位以及國民黨的組織訓練。孫逸仙的三民主義——反帝的民族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被奉為黨的意識形態，孫逸仙本人則被國民黨員尊為「總理」。鮑羅廷自蘇聯引進「民主集中制」(democratic centralism )的既念，在此原則下，國民黨內的任何決議只要得到相關委員會成員的多數同意，則對所有黨員均產生約束作用。鮑羅廷在中國各大城市遍植國民黨的黨組織，並統合各地方黨部的負責人積極招募新進黨員。飽羅廷在國民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下設置各部，其功能在於徽募農村與城市地區黨員，以及有關青年、婦女、軍事等政策。專責人員也開始蒐集社會民情相關資料。同時，國民黨特別強化工會的力量，而黨內的共產黨員開始積極向農村的農民進行宣傳活動。

除此之外，同樣重要的是蘇聯決定強化國民黨的軍事武裝力量，使國民黨成為中國政治上的活躍力量。離廣州十哩之遙的黃埔島被選作設立軍校的校址，蔣介石被任命為黃埔軍校的首任校長，前不久，蔣介石才被遴選為國民黨的特別代表之一，遠赴莫斯科停留數月，研習俄國的軍事組織。另外，鮑羅廷藉由指派甫從法國返華的共產黨員周恩來擔任該校政治部主任，巧妙地平衡國共兩黨在黃埔軍校的力量。首批軍校的學生主要來自廣東、湖南兩地的中產階級青年（入學資格須有中等學校畢業證明，這項條件自然就把所有工人與農民排除在外）；他們使用現代化裝備，並接受像蘇聯顧問瓦西理?布魯徹(Vasily BIyukher)將軍＊＊這類身經百戰的軍人的嚴格軍事訓練。

黃埔軍校的學生也必須接受民族主義的國家目瞟與孫逸仙的三民主義的灌輸教化。雖然部分軍校學生是共產黨員或已被吸收加入共產黨，像是一九二五年畢業的湖北青年林彪；但大多數的學生並不認同共產黨，而是效忠於蔣介石個人。這群忠誠剽悍的青年軍官即將在接下來的權力鬥爭中展現出驚人的影響力。一九二四年十月十五日，他們首次向世人證明了實力。在那一天，黃埔軍校第一期的八百名學生在蔣介石的指揮下，協同地方警衛軍以及其餘小型軍事學校的學生，包圍廣州商團的武裝力量，因為他們之前曾對國民黨示威群眾開槍，並企圖扣押一船被沒收的武器。

鎮壓廣州商團一事嚴重破壞孫逸仙在此地的名聲，而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孫逸仙接受北方軍閥的邀請，參加在北京召開的「善後會議」。孫逸仙此行由妻子宋慶齡以及汪精衛、飽羅廷陪同，首站抵達上海，並對當地的擁護者發表演說。孫逸仙取道日本，但因病而結束行程，火速前往北京。一九二五年一月，群醫會診後進行手術，發現孫已是肝癌末期。三月十二日，孫逸仙於北京溘然長逝，享年五十九歲，身後留下一份簡潔、充滿愛國熱誠且親蘇的遺囑以及致蘇俄遺書。一般咸信，這份遺囑是由汪精衛代筆起草的，但汪精衛是否能承繼其領導地位仍是未定之數。不只是汪精衛，黨內的其他同志也沒有人有把握能繼承孫逸仙的領導權，因為孫在黨內的崇高地位是來自他在清末及流亡日本期間，長期從事建黨工作。

＊譯註一：Marie-Joseph La Fayette，法國政治家。在北美獨立戰爭期間擔任美國陸軍上將。孫用這位法國政治家參加北美獨立戰爭的功績來形容鮑羅廷對中國革命的作用。

＊＊譯註二：在中國，布魯徹將軍使用「加倫」的化名。

就在十四個月前，孫逸仙才親自寫祭文悼念列寧，不久後卻旋即踵繼列寧的步伐歿故，但孫逸仙的溘逝並未稽延國民黨原定策略的進展。即使一九二五年二月孫逸仙病危之際，在布魯徹將軍的建議以及新進獲自蘇聯的來福槍、機搶、大砲的補給下，蔣介石率領黃埔軍校師生向陳炯明部隊主力所在地汕頭挺進，並贏得數場勝戰，三月，陳炯明部隊全面潰敗。三個月後，蔣介石的部隊擊垮企圖攻佔廣州的兩名軍閥：擄獲一萬七千名戰俘和一萬六千支步愴，又是一大勝利。經過這幾場戰役的洗禮，這支部隊已向世人展現他們具有逐鹿中原的實力，誠如布魯徹將軍所說，只要給他三到四支精銳部隊，他便能橫掃中國，看來並非誇大之辭。

一九二五年五月上海爆發事件後，一股新的愛國主義精神再度瀰漫中國。這場危機是由一群因參與罷工而遭到日商棉紗廠解雇的工人所引爆的。盛怒的工人強行進入棉紗廠搗毀機器設備。日本警衛對工人開槍，射殺了其中一名工人。就像其他類似事件的模式一樣，死亡之後緊隨著一連串的群眾暴動、學生示威、罷工，以及逮捕行動。五月三十日當天，在上海的「公共租界」，數以萬計的工人和學生聚集在鬧區的警察局外面。示威群眾要求釋放被英國人逮捕的六名中國學生，並抗議軍國主義與外國帝國主義的欺凌。情勢似乎一觸即發。最初，儘管示威隊伍群情激憤，鼓譟不已，但並不具攻擊性。不過後來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聚集警察局外，他們不時高喊著某些目擊者看來其實無傷害的口號——「殺死外國人！」而英國的巡官帶領一支由中國人和錫克教徒組成的巡捕隊伍，大聲喝令示威群眾解散。數秒鐘過後，在群眾還來不及聽命散去之前，這位英國巡官即下令部屬向群眾開膾。於是巡捕遵從命令，共開了四十四槍，有十一位群眾被射身亡，二十幾位受重傷。

對這場屠殺的憤怒立即傳遍全中國。至少有二十八個城市在「五卅慘案」之後發動示威遊行，其中多數還發生攻擊英國人與日本人的事件。上海地區發動總罷工，外國人不得不迅速召集船艦軍隊往來租界巡邏。嗣後，五卅慘案隨之復又牽引出廣州爆發的罷工抗議，此一事件導因於共產黨和其他勞工領袖發動香港地區的總罷工，抗議英國人在上海屠殺中國人。六月二十三日，由港澳各界，包括大專學生、軍人、工人、農民、小學生、童子軍、黃埔軍校學生所組成的遊行隊伍行經臨近沙面島的外國租界區時，即刻遭到英國軍隊的開槍射擊。沙基慘案中英軍共射殺五十二名中國人，傷者逾百人。中國人開槍還擊，射殺了一名外國人。

各地的憤怒情緒漸次升高，而持續十六個月的香港罷工也不斷加溫，最後演變成全面抵制英國貨。五卅慘案呼應五四運動，也昇華為愛國的象徵以及重振士氣的怒吼，然而一九二五年的中國局勢已與一九一九年之際大不相同。不管是國民黨、共產黨，抑或是兩黨的合作，正準備將中國人心中的憤概與挫折納入自己的黨組織中。中國人固有的民族主義正召喚著俄國的組織專才策動有意義的政治行動。或許這才是孫逸仙的真正遺產。

發動北伐

一九二四年，國民黨與共產黨在廣州的合作已經出現初步成果，而北京的政局也邁入新階段。崛起於一九一三至一九一九年間、控制滿洲的大軍閥張作霖與北方其他幾位軍閥纏鬥數年。張作霖治軍嚴明、足智多謀，為了鞏固地盤，他周旋於日、俄兩國之問，充分展現出權術謀略。一九二四年十月北京一戰，張作霖削弱了勁敵吳佩孚的權力基礎，經由山東揮兵南下。雖然張作霖未必能如多爾袞和清軍一般，以滿洲到北京地帶作為他逐鹿中原的根據地，但是經由津浦鐵路，張作霖將兵力迅速推向長江流域。張作霖逐步鞏固他在北京的權力根基，加上軍事成功佈署，讓以民族主義為統一號召的國民黨備感壓力。一九二六年，張作霖透過與昔日敵人吳佩孚的聯盟強化對華北的控制，並開始採取強烈的反蘇立場，使得國民黨的急迫感更是高升。另一方面，吳佩孚也掌握了冀南及湖北等華中地區。

當時，許多知識分子對於撥亂反正的可能性已感絕望。作家魯迅善於譏諷社會病態，而非政治行動家，他同樣對紊亂的時局充滿無力感。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魯迅刻在北京教書，當時他有數名學生在一場抗議政客面對日本要求東北地區經濟特權時卑躬屈膝的示威遊行中遭槍殺身亡。當天，四十七位中國青年被殺，魯迅深感憤慨，之後，攜同年輕的妻子先到廈門，後至廣州，尋找安全的庇護之所。在一篇文章中魯迅寫到：「我向來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然而我還不料，也不信竟會下劣兇殘到這地步。」然後悲哀地補上幾句，「至於此外的深的意義，我覺得很寥寥，因為這實在不過是徒手的請願。人類的血戰的前行歷史，正如煤的形成，當時用大量的木材，結果卻只是一小塊，但請願是不在其中的，更何況是徒手。」（註六）梁啟超年輕時即是清末民族主義的代言人，共和肇建之初梁繼續為中國的富強奔走，現在這位五十一歲的老人悲慟地目睹這類事件一幕又一幕地在家鄉天津上演。他給赴美讀書的兩個兒子的信中形容，「北京正是滿地火藥，待時而發」。（註七）

如何採取有效行動來統一中國，這樣的問題在國民黨、共產黨，以及共產國際的顧問團之間廣泛討論。如發動軍事鬥爭，勢必面臨諸如後勤補給、人員徵募、軍備設施，以及掩護側翼與保護後衛等根本問題。然而，北伐同時也是一場政治鬥爭，意識形態與宣傳機制等問題都必須等量考慮。在政治立場上，國民黨無法太向左翼靠矓，否則將會失去主要支持力量，因為國民黨的擁護者大都來自地主或實業家，並不認同為求降低農民賦悅或提高城市工人薪資的目的而發動罷工。

廖仲愷的案例就凸顯了這個教訓，廖是孫逸仙的摯友，一九二五年中即擔任支援軍隊的軍需總監，歷任財政部長、廣東省長、黃埔軍校的黨代表，以及國民黨工人部部長。廖仲愷在遇害之前主要工作在組織群眾發動示威遊行、抵制英貨，以及抗議英國在同年夏天於廣州、香港兩地的暴行。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當廖仲愷抵達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會場時，遭到五至六名暴徒亂槍打死。當時人們忖度，兇嫌應是國民黨內反左勢力所僱用的，或許是反左派勢力與英國人共謀，也可能是胡漢民的友人僱請的，因為胡正苦於國民黨黨內不願在孫逸仙逝世後承認他的領導地位。不過自始至終，刺廖案仍是一樁懸案。

雖然廖仲愷被暗殺，但在廣州，鮑羅廷與左派勢力卻似乎一躍而凌駕於國民黨之上。的確，隨著一連串排外的遊行示威，以及無數武裝工人糾察隊巡行街頭與工廠，廣州被許多觀察家戲稱為［赤城」(Red City )。一九二六年一月，國民黨舉行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二百七十八名代表中有一百六十八名屬於國民黨內左派或共產黨，只有六十五位是中間派，四十五位隸屬於國民黨內右派。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三十六位委員中有七位是共產黨員，十四位是左派分子，鮑羅廷信心滿滿，訂立了遊戲規則，限定共產黨員在國民黨的任何委員會中所佔的席次不得超過三分之一，藉此安撫國民黨內的中問派。

然而左派分子操控國民黨權力機制的現象只不過是虛有其表，究其實，至少有四項重要癥候足以顯示悖於上述論斷的發展趨勢。

第一，黃埔軍校的學生發起成立名為「孫文士義學會」的組織。此一中立性的組織名稱其實掩蓋了他們雖然高舉民族主義和反帝國主義的旗幟，但是同樣強烈反對共產黨的事實。他們對強大的、統一的中國的觀點並非得自蘇聯模式，一旦他們取得新職，便立刻在幹部之間散播反共情緒。

第二，一九二五年中期之後，廣州市氾濫的紅潮已經逼使許多商人及國民黨原來的支持者紛紛離開，前往上海或北京兩地重建據點。

第三，黃埔軍校師生在廣東省北方及東部成功的軍事行動，使得新近歸附的軍閥被納編進國民黨的「國民革命軍」隊伍，自一九二五年以降，「國民革命軍」即是國民黨武裝力量的稱號。這些軍隊大都無法立即擺脫過去的軍閥作風，他們缺乏訓練與教育，甚至欠缺作戰的勇氣。一旦被指派危險的任務，他們往往棄甲逃亡，有些人甚至有鴨片之癮。雖然這些軍閥的加入使得國民黨的軍力上看似壯大，但是無形之中卻破壞了布魯徹將軍企圖建立一支思想忠誠、訓練有素的精銳部隊的夢想。歷史上，這類收編敵軍的作法，效果是相當難料的。以往，這類作法既強化、也削弱了一六四○年代的清軍、一八五○年代的太平軍，以及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二年的同盟會軍力。

最後，一九二五年底國民黨內一群不滿的元老開始組織小團體，試圖扭轉黨已向左偏離的軌道。因為他們首次會議在西山召開，故史稱「西山會議派」，他們誓言將共產黨員逐出國民黨，絕斷鮑羅廷與國民黨的關係，並將黨中央從廣州移至上海。在國民黨當時的領導群中，西山派傾向支持政治立場正逐漸轉向右翼的胡漢民。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廣州爆發另一樁意外事件顯示共產黨員地位不堪一擊以及國共合作所衍生的危險。共產黨員轄下的中山號軍艦，突然在破曉之前駛進黃埔，沒有人知道是誰下的命令，但是蔣介石與其支持者將此解釋為共產黨企圖綁架蔣介石的先聲。蔣介石立刻派兵接收中山艦，逮捕其艦長，下令廣州衛戍司令部宣佈戒嚴，派遣忠於蔣氏的軍校生與警力駐紮在各重要據點警戒，收繳省港罷工委員會的槍械，以及逮捕當時仍停留在廣州、逾三十名的俄國顧問。黃埔軍校政治部中多位資深的共產黨員被迫進行「再教育」，親共產黨的報紙被禁。之後幾天雖然蔣介石逐漸鬆弛對共產黨的壓力，並在四月初宣稱他仍然信任與蘇聯的合作關係：但是沒有人知道應該如何解讀這番陳述。

鮑羅廷早在二月即離開廣州，此刻正在北京與俄國的同志舉行一連串事關共產國際戰略的秘密會議。四月底，鮑羅廷返回廣州，隨後數日間與蔣達成「妥協」：未來共產黨員不得擔任國民黨內要職與中央政府首長；不得詆毀三民主義；凡國民黨員不得加入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及第三國際對於國民黨內共產黨員一切訓令，亦應交付國民黨會議；共產黨應將國民黨內之共產黨員全部名冊交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保管。飽羅廷之所以接受蔣氏所提的種種條件，主要原因是當時史達林正在莫斯科進行關鍵的權力鬥爭，共產黨員與蘇聯顧問團若是全面撤離廣州，可能會損及史達林的威望。

通過政治手腕掌握大權之後，蔣介石和國民黨內的其他領導人開始籌劃軍事行動統一中國。北伐的戰略需要三方面軍事部署的相互配合：經由粵漢鐵路或湘江向湖南重鎮長沙市挺進；沿贛江進入江西；以及沿著東部海岸北上福建。如果一切順利的話，北伐軍隊可就兩項戰略方案擇一：即揮師直抵長江沿岸並鞏固武漢；或是朝東沿著鐵路或河道進入南京及工業重鎮上海。沿途展開與各軍閥結盟，伺機將其軍隊納編進國民革命軍的行列。

國民黨與共產黨員會先於國民革命軍，組織各地方農民或工人以消解北伐沿線的敵對勢力。然而這項工作有時會分化國民黨的潛在支持者，像是廣州東方沿海海豐縣的共產黨組織者彭湃的作為就是一例。一九二三年以來，彭湃即在海豐縣成立數個農民協會的組織，提供農民諸如醫療、教育、耕種知識等各種社會服務，並推動減租運動——額度甚至高達百分之二十五。彭湃同時幫助農民組織自衛隊，以保護他們的田地免受軍閥阻擾。然而這類政策激起地方軍閥的反彈，對於大部分的國民黨支持者而言，這類行動過於嚴苛激進。

國民黨和共產黨必須動員許多運輸工人，以運送軍備物資到達既沒有鐵路運輸、也沒有足夠道路的偏遠地區。他們大都是來自廣州的罷工工人，部分則是募集自北伐沿途，為良好待遇與優渥的日薪參與工作的農民，這這些誘因是敵方軍閥所無法提供的。鐵路工人也被組織起來，干擾敵方軍閥所控制的鐵路運輸網，破壞火車以阻止敵軍移動，如有可能則破壞鐵軌，切斷敵軍的退路。

財政與兵力是北伐計畫成功與否的兩大關鍵。首先，財政問題因宋子文(T. V. Soong )的靈活手婉而得以解決：宋子文是孫逸仙的妻舅，哈佛大學畢業後曾在紐約「國際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Banking Corporation )任職三年，一九二四年擔任廣州中央銀行總裁。一九二五年，升任廣州國民政府的財政部長，憑恃著純熟的管理技巧使政府財政盈餘激增，也使國民黨轄區的財政收入成長四倍。他開徵運輸稅、煤油稅，一九二五年底這類稅收每月高達三百六十萬元。此外，也藉由發行公債增加政府財政收入。

至於兵力方面，黃埔軍校的畢業生共計七千七百九十五名，大都出身富農家庭，接受了後勤學與兵學訓練，一九二六年中已是畜勢待發。一九二六年初，蔣介石在一次致國民黨的特別報告中估計，備戰中且忠於國民黨的軍力共有八萬五千人之多。包括來自廣東、雲南及湖南的軍隊，雖已納編為國民革命軍，大部分仍由帶領他們到廣州的將官領軍。隨即廣西又有三萬名部隊加入國民革命軍，以及六千名進人各式軍事學校的學生。

一九二六年六月，蔣介石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負責領導這支混合部隊，並於七月一日頒佈北伐動員令。據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此次北伐的目的如下：

本黨從來主張用和平方法，建設統一政府，蓋一則中華民國之政府，應由中華人民自起而建設；一則凋敝之民生，不堪再經內亂之禍，故總理北上時，即諄諄以開國民會議，解決時局，號召全國。孰知段賊於國民會議，陽諾而陰拒；而帝國主義者復煽動軍閥，益肆兇焰。迄於今日，不特本黨召集國民會議以謀和平統一之主張未能實現，而且賣國軍閥吳佩孚得英帝國主義之助，意欲效袁賊世凱之故智，大舉外債，用以摧殘國民獨立自由之運動。（註八）

我們可以合理推斷，在此未點名張作霖，無非是希望這位足智多謀的將軍能在國民黨軍隊北上時揮師南下，攻擊昔日夙敵。陳獨秀領導的共產黨認為革命的北伐時機尚未成熟，陳獨秀主張，當前首要任務應是「鞏固革命根據地廣州」並防止吳佩孚南伐的「防禦戰」。（註九）然而陳獨秀無法緩和蔣介石的冒進，而在共產國際的約束下，共產黨只得保持緘默，並積極參與北伐。

鑑於陳獨秀所提及的防禦理由，國民革命軍在湖南邊境部署兵力，然而因為控制湖南地區四位軍閥的內訌致使國民黨坐收漁翁之利，國民革命軍因而趁勢攻擊。蔣介石的部隊橫渡湖南軍閥作為防禦工事的兩條河流，逕向長沙挺進。長沙棄守，國民革命軍於七月十一日佔領該城。國民革命軍不顧河流湍急、霍亂疫瘴、交通運輸重重險阻，於八月向北推進，直到追上沿著注入洞庭湖東側之汨羅江河流域退卻的湖南軍隊。

蔣介石和布魯徹將軍受到桂系加入國民革命軍行列的鼓舞，決定在吳佩孚集結重兵南下增援他的湖南盟軍之前大膽渡河前進。蔣介石對將領發表談話，這場戰役將關係到「中國國家與民族之能否恢復其自由獨立」。（註十）就在八月十七日至八月二十二日之間，國民黨放手一搏。國民革命軍直接渡過汨羅江，切斷岳州駐軍與武漢之問的鐵路通衢，並包圍武漢三鎮。岳州的軍隊部分倉皇乘船潰退，餘則被國民革命軍擄獲，全部輜重悉數落入國民革命軍手中。

歷經了八月最後一週的慘烈激戰後，國民革命軍佔領了拱衛武漢並有著刺網與機愴構成嚴密防禦工事的橋頭堡（譯按，汀泗橋、賀勝橋）。吳佩孚重施故技，使用三年半前鎮壓鐵路工人罷工的手法，他當著大軍斬下八位將領的首級。然而這招並未奏效。九月初，被吳佩孚視為固若金湯的武漢三鎮先後為國民黨軍隊所攻陷。漢陽及其兵工廠因為駐守將領背叛，加入國民黨而先告淪陷。商業昌盛，擁有廣大外國租界地的漢口繼之。（蔣介石不顧反帝國主義的立場，聲明擔保居住在該城市外僑的人身安全。）

正當武昌的駐軍仗著城高牆厚負隅頑抗之際，國民革命軍突然遭受江西軍閥的威脅。這位軍閥治下的精良部隊不僅戰績卓著，甚至逮捕知名的激進分子斬首示眾，高懸其首級於鄱陽湖畔的九江和南昌兩市，以震懾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支持者。然而這類恐怖行動卻意外造成反效果。為了被視為「激進」，大批男女學生把頭髮剪成所謂的「俄式」短髮。武昌城內在到處充斥著飢民的狀況下，守城司令終於在十月十日下令開啟城門；國民革命軍一部留駐武昌，其餘則向江西回擊。就在距武漢首次起義十五年之後的同一天，武漢三鎮擺脫了封建軍閥，再度迎接未知的革命力量。

上海之春

一九二六年底，國民黨和共產黨開始鞏固對武漢的控制，而蔣介石則將關注焦點轉移至江西的戰場上。江西的戰況十分慘烈，幾座具戰略價值的城市幾度失而復得。迄於十一月中旬，國民革命軍在傷亡近一萬五千人之後，終於攻克長江沿岸的九江，以及連接鄱陽湖西岸的鐵、公路交通要衝南昌市。蔣介石在南昌成立新的根據地，幾位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委員隨之遷駐該城。其他資深的國民黨領導人，特別是共產黨員和左派的同情者大都前往武漢，武漢當地風起雲湧的排外風潮以及興盛的勞工運動似乎象徵著社會革命即將成功降臨。

在國民黨北伐計畫的戰略構想中，國民革命軍兵分三路，沿海岸北上的最後一路亦成功推進，部分原因在於透過縝密周詳的談判，誘使敵軍一個個倒向國民軍，另外也取決於軍事行動。同時，也因為倒戈軍隊增強了海軍的實力，切斷了敵軍的退路，而讓國民革命軍得以順利攻克沿海地區。燼管戰況激烈，國民革命軍還是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中句進駐福建省會福州。至此，國民黨控制了七省：最初根據地廣東；武力奪取的四省；湖南、湖北、江西及福建；得之於談判的廣西與貴州，七省共計人口約一億七千萬。英國外交部開始考慮擴大對國民黨政權的外交承認，另一方面英國駐華公使也於十二月中旬拜訪武漢，並與國民政府的外交部長（譯按，陳友仁）舉行會談，意味著世界各國觀察中國局勢發展的視野正在劇烈變化。不過當時，英國政府還是堅定支持吳佩孚。

幾次大捷引發國民黨黨內下一階段戰略的辯論。蔣介石此刻正在南昌根據地，他決定兵分兩路先取上海：一是順長江東下，另一路則是向東北移動，穿越浙江，合力奪取中國工、商、農業的心臟地帶。武漢方面的國民黨領導人接受已於此地安頓下來的飽羅廷的觀點，國民革命軍應沿著平漢鐵路揮軍北上。屆時，國民黨的部隊可與認同國民黨的北方軍閥結盟，協力進軍北京，再一舉擊潰張作霖和吳佩孚。這兩派分別以武漢的「臨時聯席會議」和南昌的「臨時中央政治委員會」為代表，然而雙方在一月爆發爭執。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一日，蔣介石前往武漢試圖陳述其政策立場時，不僅其主張斷然被拒，更受到鮑羅廷和其他左翼分子的公開抨擊，最後悻悻然地返回南昌。

一九二七年春天決定了上海的命運，不過最後還須取決於幾個互為因果的重要因素：北方各個軍閥對於華南局勢的反應；地方勞工運動發展的強度；城市裡反勞工運動力量的性質；租界區外僑社群與駐守部隊的態度與行動；在武漢的國民黨領導人的心態；史達林與其傀儡共產國際對中共長程行動的規畫。

國民黨勢力由廣州向北推進長江流域的速度令多位北方軍閥裹足不前。迄今為止，他們在西部的甘肅，中經陝西、河北，東至山東、南滿廣大區域進行合縱連橫，卻未能建構一套共同的策略，對於劃分勢力範圍也沒有共識，不過他們一致認定，國民黨是激進的、甚至是革命的力量，他們也必須對國民黨即將北進做出回應。結果，他們仍然意見分歧。三位北方大軍閥之一的馮玉祥在訪問莫斯科之後，決定加入國民黨，並奉行其基本信念。馮玉祥從根據地陝西出發，逐步向河南進逼。吳佩孚正因為武漢的陷落及喪失其鐵路王國的南方終站據點而痛心，他雖試圖在鐵路要衝鄭州建立新據點，但是大勢已去。

當時控制北京的東北軍閥張作霖開始表現出浮誇的一面，他在行經的道路上撒滿黃土——象徵皇帝的尊榮，舉行祭孔儀式，但他的北京政府卻是顢頇駑鈍。在張作霖的授意下，北京政府在各類儀式慶典事務上揮霍無度，而張本人更是沉溺於打麻將。更有甚者，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底，張作霖動員十五萬部隊南下至長江流域，企圖阻擋國民黨軍隊北伐，但是最後又突然徹回部隊。

蔣介石此時極可能已經與張作霖和日本方面達成秘密協議，希望他們在蔣進攻上海時嚴守中立，以確保國民革命軍側翼的安全。武漢的共產黨人對蔣的這種「罪行」痛加撻伐，而張作霖本人無疑是一位狂熱的反左派分子：張在北京的司令部，懸掛著「堅決消滅共產主義」的口號。（註十一）一九二七年四月初，張作森突然下令部隊搜捕北京的俄國大使館，逮捕所有在此尋求政治庇護的中國人。其中包括了前自由派分子、中國共產黨創黨人之一李大釗。張作霖將李大釗連同一起被抓的十九名同志處以絞刑。

儘管勞工運動在北方失利，不過從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以及成立「總工會」臨調全國各地工人採取行動以後，勞運仍在華中與華南地區如火如荼地展開。到了一九二六年底，僅武漢地區登記的各式工會組織就高達七十三個，工會成員共計八萬二千人，而在上海雖有軍閥的敵視、仍有成千上萬的工人被組織起來。一九二七年二月，在得到來自「總工會」所屬組織的援助下，上海的勞工領袖號召進行總罷工，以支持甫克復杭州的國民革命軍。罷工者癱瘓了整個上海市，碼頭、公共服務、棉紗廠、公眾運輸，和商業中心紛紛停頓。罷工最後因為軍閥勢力的介入而中挫，軍閥將二十位罷工者斬首，逮捕三百位帶頭罷工的領袖，解散所有的工人集會。

工人的士氣和政治關懷卻依舊十分高昂，這得歸因於一九二五年五卅慘案的持續效應，以及以上海為基地的中共領導人如周恩來、李立三等人策動的結果。「總工會」繼續籌劃第二波大罷工，組織了五千名工人糾察隊，其中有上百名的糾察隊配有武裝。上海是一座動見觀瞻的國際大都市，當地工人的組織行動常有示範和鼓舞作用，他們甚至有可能建立革命的工人政府，而「城市蘇維埃」可能像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一樣，引起各地群起效尤。

不過城市裡也有不少人士亟思掃蕩勞工運動的危害。廠方與金融家組成了鬆散聯盟，他們因上海發展為工業中心與國際港埠而蒙利，一波又一波的罷工風潮只會造成他們的鉅額損失。若干金融巨頭與秘密幫會組織如「青幫」彼此掛鉤，而這類幫會組織是靠著經營妓院、職業睹場、貿賣鴉片而致富。只要出價，青幫的頭目便能召集幫眾解散工會和勞工會議，甚至殺掉頑冥不化的工人。許多青幫的堂主都是廁身上流社會的實業家，其中不乏與國民黨私交甚篤者，甚至早在蔣介石混跡上海的那段歲月便與蔣氏熟稔。

一九二六年底，「上海總商會」會長（譯按，虞洽卿）至南昌司令部拜會蔣介石，並允諾工商界將慷慨解囊給予蔣經濟上的援助。在幾次秘密會議中，蔣的親信（譯按，黃邪、俞飛鵬等）成功與上海「中國銀行」( Bank of China )的高階主管（譯按，包括副總經理張嘉璈）達成協議。他們也與法租界的巡捕頭領——與青幫關係密切的黑社會魁首（譯按，黃金榮）——舉行商談，內容應與日後鎮壓工人動亂的事宜有關。

在上海雅致的外國租界區裡，許多殷實的中國實業家住花園豪宅，與外國人往來，甚至共享商業利益。此地部分外僑能講中文，也關心此間生活細節，然而多數人並不瞭解當地中國朋友的政治網絡或與秘密會社的往來情形。他們關切的無非就是確保他們經營的工廠碼頭有足夠的勞動力，或是其豪奢俱樂部中的繁文縟節，再者就是賽馬能不受干擾。他們還希望能保障他們在華的投資利益——據當時估計總值約為十億馬克，避免讓財產受到中國極端民族主義的浸犯，或甚至被沒收充公。

然而到了一九二七年初，卜居中國的外國人開始緊張。一月，在共產黨和鮑羅廷煽風點火之下，群眾衝破防柵，進入漢口的外國租界區，洗劫外僑，租界區內婦孺全數撤出，順著長江南下上海；男人則是聚在岸邊的房子裡，準備伺機逃離。同一個月，九江也爆發類似的動亂，其中以一九二七年三月，國民革命軍從北方軍閥手中奪取南京時情勢最為危急，革命軍劫掠了英、日、美各國領事館，並殺害這三國及法、義的數名外僑。數艘美國驅逐襤和一艘英國巡洋艦向美孚煤油公司總部周圍區域砲轟還擊，以幫助疏散外僑，因而炸死幾名中國人。在一九二五年的五卅慘案事件中，英國人已證明他們會向具潛在威脅的群眾開搶；現在，英美則聯手證明了他們還可能砲轟中國城市。但法國人或特別是日本人，會如何因應國民黨的武裝力量，態勢並不明朗。當時，上海地區駐紮了大約二萬二千名外國部隊和警力，停泊了四十二艘軍艦，在中國其他海域還有一百二十九艘各式戰艦作為後盾。

武漢的國民黨領導人此刻正意圖強化他們的政經實力。他們所掌控的正規軍少於蔣介石，兵力的相對弱勢使他們無法與蔣分道揚鑣，公開採取敵對態勢。他們僅能集中精神在武漢地區的激進社會改革，然後試圖與馮玉祥聯合在北推進，同時公然抨擊蔣介石對江西勞工組織的攻擊，因為當時蔣介石已開始有系統地鎮壓「總工會」派駐各地的分支機關。

對史達林而言，中國內部衝突所涉及的利害關係十分廣泛。主要的原因不只在於衝突事件本身，而是這些衝突事件關聯到蘇聯政局，因為一九二七年初，史達林正身陷和托洛斯基( Leon Trotsky )的權力鬥爭中。雙方爭執於意識形態和官僚體系而非武裝對峙，其中有關中國革命的解讀以及未來走向向更是兩人論戰焦點。史達林堅稱，蔣介石和其部隊是中國革命處於「資產階級民主」(bourgeois-democratic )階段的關鍵。於是，中國共產黨就必須「留在國民黨內織續聯合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城市小資產階級四個階級」，以打倒封建軍閥和外國帝國主義勢力。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史達林在共產國際第七次擴大執行委員會中發表演說（譯按，題為〈論中圈革命的前途〉)，重申中國革命運動的反帝國主義本質，並彊調中共應克制農民運動，在攻下上海之前避免與國民黨的將領爆發衝突。然而史達林又抨擊托洛斯基懷疑國民黨的屬性和既存的農民協會組織，同時批評托洛斯基主張在中國迅速成立城市蘇維埃，而不顧此舉已經「跳躍過革命運動的革命民主(revolutionary-democratic )階段」，並忽略了革命運動中最重要且具決定性的因素——農民。（註十二）這意味著，在中國的共產黨領導人必須繼續與蔣介石和國民黨進行合作。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上海「總工會」在中共指示下發動大罷工及武裝暴動以反抗軍閥，支援前進中的國民黨部隊。約有六十萬工人投身這場運動，上海市再度癱瘓。激戰後，電力與電話被切斷，警察局遭襲擊，火車站被佔領。不過罷工團體下令，參加起事的人必須嚴格遵守紀律，不得傷害外僑。翌日，國民革命軍第一師進入上海市，「總工會」的組織此時已不需暗中行事，三月二十七日，該組織於前湖州會館設立新的總部，並舉行成立典禮，當天與會者總計一千名工人代表，分別代表三百個工會分部出席參加這場典禮。根據公佈的數字，當時上海市共有四百九十九個工會團體，代表八十二萬一千二百八十二名工人。此外，上海還有二千七百名工人所組成的工人糾察隊，所配備的彈藥及軍需品悉數搶自警察局和軍隊。

蔣介石本人於三月底抵達上海。他再三保證外國僑民的安全，同時盛讚工會組織的建設成就。共產黨忙於安撫工會成員，要求他們保持緘默，並促使他們解除武裝，以及撒回要求各國歸還租界的聲明，此時蔣介石卻與上海的富商巨賈、國民黨中央派要員如汪精衛和前任北大校長蔡元培，以及青幫和秘密社會的領袖舉行會議。由幾位青幫領袖（譯按，如杜月笙）發起成立的所謂「共進會」，總部就設在法租界區內探長的家中。這是一個擁有大約一千名武裝力量的前沿組織。就在同一時刻，蔣亦安排與上海的銀行家會面商談鉅額借款，並將此地同情工人的部隊調離上海。

四月十二日凌晨四點，「共進會」的武裝成員，穿著藍衫，一身平民的裝扮，臂膀上繫著白布，向城內的所有大型工會組織發動攻擊。這些反工會的團體是在租界當局知情下（有時甚至還獲得支援）而運作的，而激戰過後往往能得到國民黨軍隊的掩護全身而退。許多工會成員被殺害，上百名工人遭逮捕，工人糾察隊則是被迫繳械。隔天，當上海的市民、工人、學生合力策動示威抗議時，遭到國民黨部隊的機傖掃射，大約有一百名民眾被殺。接連數週，逮捕和處決不斷，「總工會」被宣佈為非法組織，上海的所有罷上活動均被明令禁止。上海的春天消逝無綜。

武漢的溽夏，廣州的嚴冬

一九二七年四月的上海事件引起武漢的憤怒與自省。飽羅廷與陳獨秀二人的棘手工作在於，他們必須提出一套說得通的意識形態架構來解釋中國工人被殺的事件。他們只有求助於史達林在四月底對中國局勢的分析。這位俄國的領導人在〈中國革命問題〉一文指出，自從一九二六年三月以來，他的目標就是要阻止蔣介石將共產黨趕出國民黨，同時，他也已經聞始著手要「把國民黨右派驅逐出國民黨」。在上海，蔣已經顯露出他的本性：成為「民族資產階級」(national bourgeoisie )的代言人，並且在南京成立自己的政府（一九二七年的四月十八日），而藐視國民黨。因此，史達林總結，一九二七年的事件「證明這條路線是完全正確的〕。（註十三）

根據史達林的分析，這意味著中國共產黨必須與國民黨在武漢的派系密切合作，史達林和顧問群稱此派系為「左派的」或「革命的」國民黨，是中國革命的真正織承者。史達林寄望這些國民黨人能領導「農民群眾」打倒軍閥、士紳和「封建地主」。於今觀之，史達林的希望似乎悖於常理，但當時在武漢，許多非共產黨籍國民黨員的政治立場的確相當激進，顯然比蔣介石或胡漢民更算得上是左派分子，這些人當中以汪精衛最具影響力。汪在晚清便以青年辯論家和革命烈士超拔於世，嗣後在日本和廣州兩地追隨於孫逸仙左右。孫逸仙病危時，汪精衛隨侍在側，孫逸仙逝世時，汪精衛接受了這位領導人的最後教誨和訓示。在廣州，汪精衛身為政府的主席，往往支持共產黨人的意見，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蔣發動「中山艦事件」後，汪即攜眷避居法國。一九二七年四月，汪精衛返國，並與陳獨秀共同發表聯合宣言，重新肯定共產黨與國民黨的合作關係。

與汪精衛留在武漢的國民黨人還有孫科，孫科是孫逸仙與元配所生的兒子（孫與宋慶齡再婚之後並未育有子女）。孫科有政治野心，且具備政府管理長才。他畢業於加州大學，後來靠著國民黨的拔擢，擔任廣州市長及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等職務。陳友仁( Eugene Chen )是武漢另一位重要的領導人，陳出生於千里達(Trinidad )，他的父親因受到太平天國的株連而逃往西印度群島( West Indies )。陳友仁是孫逸仙的心腹知己，擔任廣州政府的外交部長，之後負責與英國交涉，成功收回漢口和九江的租界。孫逸仙的遺孀宋慶齡，戲劇般地從南昌飛往漢口，表現她對武漢政權的政治忠誠，宋慶齡不僅因為她與孫逸仙的關係備受敬重，而且天資聰慧，英語流利，社會道德良知崇高，這一切特質使她在國民黨內討論議題時別具影響力。

對武漢的國民黨領導人而言，首要目標是繼續鞏固政權的政治和經濟基礎。他們並非武漢地區的唯一霸權，更遑論湖北與湖南兩地，因此武漢政權仍須與當地的軍閥強權——國民黨名義上的同盟者——以及實業家、大地主周旋。為了贏得群眾支持，武漢的國民黨政權還試圖收回日本位於漢口的租界。然而這項行動卻被機槍的火力以及為保護外僑財產停泊在長江的戰艦逐退。武漢地區的動盪不安使大多數外人經營的商店與工廠歇業，造成幾千名工人失業。據估計，武漢地區每月約需要一千五百萬元維持政府機構與正在華北激戰的七萬名部隊的開銷，但武漢政府卻僅能籌措到部分財源，並逕以之發行紙幣，最後卻遭到銀行拒絕接受。

如有免費助力，共產黨應該已經可以在農村地區發動真正的革命了。一九二六年底和一九二七年初，農村已有農民暴動的明顯癥兆。在某些地區，農民自己佔地，成立「貧農協會」來管理日常事務，並且把他們所僧恨的地主抓來遊行示眾、羞辱、甚至殺害。彭湃在廣州近郊成立了激進的農民臨會，相當成功，後來被地主勢力反撲而瓦解。毛澤東在廣州時擔任國民黨「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一九二五年和一九二六年曾數度在湖南、特別是長沙地區宣揚共產黨理念。一九二七年二月，北伐的國民革命軍穿越該地區，毛藉機到湖南對農民運動進行考察，並向共產黨的地方期刊投遞一份令人激奮的調查報告（譯按，〈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貧農及其政治意識的力量尤其令毛澤東印象深刻，他寫到「他們（農民）舉起他們那粗黑的手，加在紳士們頭上了，他們和土豪劣紳是死對頭，他們毫不遲疑地向土豪劣紳營壘進攻。」那麼究竟要「站在他們的前頭領導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後頭指手劃腳地批評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對面反對他們呢？每個中國人對於這三項都有選擇的自由。」毛指出共產黨應該主動支持這群堅定的農民跟隨者。但是在這篇報告裡，毛只是暗示不應輕忽農民的巨大潛力。根據毛的觀察，假若論功行賞，將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民主革命」的功績以十分計，那麼「市民及軍事的功績只佔三分，農民在鄉村革命的功績要佔七分。」（註十四）

然而在武漢當時的政治氛圍下，毛澤東的報告並不實際，也與共產國際的指導方針，即繼續與小資產階級合作的訓令互相牴觸。共產國際指示中國共產黨，應設法約束農民的革命熱情，以維持與國民黨及其多數出身地主階級的重要支持勢力合作。在武漢，共產黨與國民黨曾針對農民問題有過冗長繁複的爭論，他們試圖以理論為基礎，決定應該沒收地主多少比例的土地。在正式的討論中，毛澤東並未如他在二月湖南報告中所表態，要捍衛貧農的權利。不過毛澤東建議，至少在湖南應該改變政策，把對土地「政治性」充公的策略——即將目標指向武漢政權的敵人，轉變成「經濟性」的沒收，亦指國家應徵收所有無人耕種的土地，重新分配給沒有土地的人。

以武漢為根據地的「中央土地委員會」於一九二七年三月初所公佈的最後決議，正是汪精衛、飽羅廷、陳獨秀、毛澤東等領導人協商的結果。決議文中主張，在地方上成立鄉村自治政府處理土地重分配的事宜；確保親國民黨有地軍官的土地不被沒收；對於無土地者，則承諾於革命戰勝後可領得土地。持有土地面積以良田五十畝或者瘠田一百畝為上限。除非是革命軍人，否則超出基準數面積的上地一律沒收充公。

類似的觀點於數日後在武漢召開的中共五全大會上被提出討論，鮑羅廷、維丁斯基（維氏甫由上海四月大屠殺中驚險逃脫），羅易( M. N. Roy，新近被選入共產國際主席團、並由史達林指派來華的印度籍年輕共產黨員）與陳獨秀之間試圖決定農民革命的層級規模。然而鮑羅廷與羅易對其應走多遠、走多快並未取得共識，而史達林則是堅持不宜沒收親國民黨軍官的土地，以防止這些軍官陣前倒戈，阻斷革命風潮。其實這項爭論背後潛隱著莫斯科政局的緊張關係。「漢口武漢領導集團並不是一個革命政府」，是月，托洛斯基曾以此攻訐共產國際的領導人。「製造和散播任何錯誤就意味著宣告革命的消亡。只有無產階級、農民、小資產階級，和軍人的蘇維埃才是革命政府的基石。」托洛斯基不滿莫斯科對中國革命的操縱，又附言：「中國革命不能被裝入瓶內、打上封印封死。」（註十五）但史達林斷然拒絕即刻組織工農蘇維埃的主張，「在中國成立蘇維埃，同時就是成立「兩重政權的統治制度」，推翻武漢政府，成立新的革命政權。」（註十六）

最後是地方軍人解決了左派分子之間僵持不下的論爭。一九二七年五月十八日，控制長沙至武漢鐵路沿線的國民黨盟軍（譯按，駐守宜昌的獨立第十四師師長夏斗寅）叛變向武漢進攻，沿途見農民協會就毀。雖然在激戰後被共產黨和國民黨部隊擊退，但卻已激發其他軍人群起效尤。五月二十一日，駐守長沙的將軍（譯按，三十五軍第三十三團團長許克祥）圍捕當地的左派組織，搜查檔案資料，並逮捕、殺害近百名的學生和農民領袖。傳聞農民協會將動員武裝力量攻擊長沙，於是許克詳命令部隊開入農村，將農民集合一起後進行大屠殺。成千上萬的農民橫死，因為那些前不久才遭受羞辱或目睹親人受到殺戮的地主加入軍隊或投靠地方的秘密會社，伺機報復強徵他們土地的農民。

國民黨在武漢領導階層的回應是指責共產黨太「過火」。汪精衛聲稱、這次的軍事叛變「只是因為反感而引起的反動行為」。孫科則表示，這全是共產黨「誇大和胡謅」農忖群眾運動的錯誤所致。（註十七）當武裝的農民力量開始集結，準備反擊長沙的黷武軍人，來自武漢共產黨的命令卻要求他們自我克制，「耐心等候解決長沙事件的委員們，避免爆發進一步的摩擦。」（註十八）然而「政府的委員們」卻遲遲未見綜影，最後這些農民部隊不是被解散，就是遭屠戮。

武漢的國民黨領導階層似乎默從這場屠殺，轉而將心力集中在強化與其他軍閥的勾連上。史達林仍然必須面對托洛斯基的詰責，托洛斯基抨擊史達林企圖加強國共合作，而不願共產黨退出國民黨，將新的生命力注入中國的農民運動，因此導致農民運動遭到軍事鎮壓。史達林發給共產國際的代表羅易和鮑羅廷一則簡短的訓令，明確指示共產黨必須扭轉國民黨內左翼的方向，並佯裝堅定支持他們。

史達林「沒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勝利」的訓示於六月一日傳抵武漢。「我們堅決主張從下面實際奪取土地」。因為多數國民黨的領導人「正在動搖和妥協」，因此必須從低層吸收更多新的工農頜袖列國民黨內部去：而「這些新的工農領袖的大瞻呼聲會使老頭們堅定起來」。倘若仍有不足，共產黨仍可動員兩萬名左右的共產黨員，加上約五萬名的「革命工農」，用軍官學校的學生來充當指揮人員，組織一支「可靠的軍隊」。（註十九）

羅易顯然相信這封電報會令國民黨認真評估共產黨的實力，也或許出自羅易欲搶先飽羅廷一步，於是他出示這封電報，告知汪精衛、陳友仁、宋慶齡。汪精衛大為震驚，更堅定他遏止地方革命氣勢以及約束共產黨權力的決心，他開始策動一連串的交涉，試圖與蔣介石和解。在與華北軍閥強人馮玉祥商談時，汪精衛同意壓制共產黨勢力以換取馮對汪的援助。是月月底，馮玉祥也與蔣介石達成協議。儘管共產黨發佈一則聲明，承諾將進一步限制工、農的行動，但此刻共產國際的代表依稀嗅出危機迫在眉睫，於是羅易和鮑羅廷兩人開始長途跋涉，乘車穿越戈壁沙漠歸返蘇聯。「革命力量已經前進至長江流域」，鮑羅廷在離華前接受外國記者訪問時；「潛入混濁水流中的人會因為懷抱著曾經破碎過的希望而再度浮起。」（註二○）

史達林再次以因應四月上海事件的態度來面對眼前的挫敗：他宣稱共產國際路線的正確性又一次受到驗證，但是此刻「左翼國民黨」已經暴露出其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本質，現在正是共產黨聯合國民黨內真正革命分子深化農村革命的時機。陳獨秀被指責採取「投降的機會主義政策」（註二一）而遭解除中共中央總書記一職。一九二○年代初遠赴莫斯科學習俄語、現年二十八歲的學生瞿秋白接替陳獨秀的職位。現在中國共產黨已經岌岌可危，即使在武漢地區，中共都不得不在漢口法租界召開中央委員會，而瞿秋白與其餘領導人則住在日本租界內。

儘管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並未引起矚目，同時也遵從共產國際的指示、確保軍人的土地不被強徵，但他仍奉派到農村點燃革命火苗。身為忠誠黨員，毛盡力喚醒慘遭家破人亡之痛的農民之革命意識。九月初，毛澤東在農村徵召了近兩千名兵力，對長沙附近城鎮發動數波攻勢。毛的部隊是由農民以及不滿的失業礦工、國民黨的逃兵所混編而成，是毛原先預想號召十萬農民武裝部隊發動這場「秋收暴動」的微弱回應，然而很快就遭到地方勢力的強力鎮壓，傷亡慘重。

比起［秋收暴動」，在蔣介石原江西根據地南昌所爆發的叛亂聲企圖更大，剛開始也較為成功。八月初，共產黨的軍官率領二萬人之眾佔領南昌，並高懸左翼國民黨的旗幟，大肆劫奪銀行。但他們被鄰近地區的將軍擊敗，而這位將軍才甫被共產黨延攬，加入他們組建的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潰敗的軍隊旋即向南退卻，短暫佔據汕頭，這座繁榮的沿海城市一度是陳炯明與孫逸仙作戰的基地。這支潰不成軍的部隊被趕出汕頭，共產黨殘餘勢力向海豐地區突圍，在那裡仍有彭湃所領導的激進農民蘇維埃運動，刻正抵禦當地地主及其廣州支援勢力的反撲。

令共產黨深感抑鬱的挫敗接二連三，延續到十二月。是月，俄共在莫斯科召開十五全大會，史達林希望在中國獲得明確的勝利，以證明他的路線更勝托洛斯基的主張一籌，長久以來，史達林便處心積慮要給予托洛斯基致命的一擊。共產國際給中共新領導人瞿秋白的訓令，指示他進行武裝暴動。瞿秋白為了貫徹共產國際的路線方針，下令共產黨人在革命溫床廣州策劃暴動，當廣州的權力核心是由曾經鎮壓南昌暴動的將軍（譯按，李濟琛），以及從武漢返回廣州的汪精衛二人共同把持。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拂曉時分，共產黨部隊與廣州工人佔領警察局、軍營、郵局、電報局，並宣佈該市的權力歸屬於「蘇維埃工農兵代表會議」(Soviet of Workers', Soldiers' and Peasants' Deputies)，而這正是史達林和瞿秋白心中所企盼的革命組織。

但「廣州公社」的組建者在人數上不敵新集結的反共部隊，很快就被反共軍隊擊敗繳械。公社運動僅持續兩天便告結束。數名俄國領事館人員因讓領事館充當暴動的根據地，而與加入「蘇維埃」的工、農行列一同被搶決。許多工人因為在獲取勝利之初太快繫上圍巾而被認定是激進分子。反共部隊發覺被浪費在處決犯人身上的彈藥過於昂貴，於是下令把叛變者十人或十二人為一捆地綁起來，載上船，然後投入廣州附近的河流中。

史達林和共產國際最初傾向認定廣州暴動是一場勝利，不過局勢的演變讓他們不得不承認這場暴動無疑是一大災難，但他們仍然指控中共必須為這場災難負責。共產國際斥責中共：以強迫的不當方法舉行罷工，過分依賴非共產黨的工人群眾，攸關農民群眾的工作執行不力，不重視顛覆敵軍的行動。共產國際警告中共必須審慎評估策略。對於中共本身而言，「他的幹部，他的地方，他的中央」必須全部加強。中共被共產國際申斥道：「不做工農的群眾運動，而去玩弄暴動，這是輸掉革命的『正確方法』」。（註二二）

註釋

註一：尤金(Xenia Eudin )與諾思，《蘇聯與東方，一九二至一九二七年：文獻的考察》(Soviet Russia and the East, 1920-1927: A Documentary Survey., Stanford, Calif, 1957)，頁一四一。

註二：費波(Lee Feigon )，陳獨秀：中國共產黨的紛造者》(Chen Duxiu: Found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3)，頁一六九。

註三：邁斯納，《李大釗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頁一九一，二二二。

註四：韋慕庭(C. Martin Wilbur)，〈孫逸仙：受挫的愛國者〉(Sun Yat-sen: Frustrated Patriot.,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頁一七八。

註五：雅克布斯（Dan Jacobs),〈飽羅廷：史達林派在中國的人》(Borodin: Stalin's Man in China.,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頁一三二。

註六：史景遷，《天安門》，頁一九七。

註七：前引書，頁二○七。

註八：喬丹(Donald Jordan)，《北伐：一九二六至一九二八年中國的國民革命》(The Northern Expedition:China's National Revolution of 1926-1928.,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76)，頁六四（略經修改）。

註九：前引書，頁六三。

註十：前引書，頁七六。

註十一：馬可考麥克(Gavan McCormack)，《張作霖在中國東北，一九一一至一九二八年：中國、日本輿滿洲人的觀念》(Chang Tso-lin in Northeast China, 1911-1928: China, Japan and the Manchurian Idea .,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頁二一。

註＋二：尤金與諾思，頁二九二至二九四。

註十三：諾思，入莫斯科與中國共產黨人》，頁九八（略經修正）。

註十四：施拉姆，《毛澤東的政治思想》，頁二五至二五四。

註十五：托洛斯基(Leon Trotsky)，《中國革命的問題》(Problem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7)，頁九四至九五

註十六：尤金與諾思，頁三六九。

註十七：霍夫海因茲(Roy Hofheinz)，《怒潮：中國共產主義農民運動，一九二二至一九二八年》(The Broken Wav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easant Movement, 1922-1928.,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頁四七

註十八：伊羅生(Harold Isaacs)，〈中國革命的悲劇〉(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頁二三六。

註十九：諾思，頁一五至一六。

註二：史景遷，《改變中國》(To Change China., Boston. 1969)，頁二四。

註二一：諾思，頁一九，一一二。

註二二：前引書，頁一二。

15 政府的試驗

蔣介石的權力基礎

在清剿共產黨方面的成功當然並不意味著國民黨已經解決了自身碰到的問題。國家統一的目標仍未實現，而蔣介石貴為北伐軍統帥，財政卻是捉襟見肘。上海的中國銀行家和實業家如果聽到史達林說蔣介石已經藉由與民族資產階級聯盟暴露出他的本性時，一定會大吃一驚。因為在蔣一九二七年四月的行動後一個月，就採取恐怖手段對付城裡的大戶人家。起初，蔣相信這是籌措每月所需軍餉、並維持北伐行動財政支出的唯一辦法。蔣在強迫「上海總商會」會長（譯按，傳宗耀）提供一千萬元的貸款而被拒後，便沒收他的財產，逼使他避走他鄉。上海資本家被迫購買政府發行的短期公債三千萬元，其中較大商號的指定額度通常至少為五十萬元。富商子女因「反革命分子」或「共產主義分子」的罪名入獄，只有在他們的父親「捐輸」鉅款給國民黨之後始獲釋放；一名棉紡廠主就在這種情況下，被勸索了六十七萬元，另一名富有的布商則是捐了二十萬元。

一九二七年六月，為了因應日軍入侵山東所帶來的新壓力，蔣介石發起「對日經濟絕交大同盟」的組織，並開始逮捕和處罰違反禁令的商人。各有一名布商與糖商就被罰十五萬元。青幫人士控制一大群乞丐協助盯悄，使青幫能自由進出中國城市與外國租界，而讓這些逮捕行動和勒索行為順利進行。青幫領袖組織「勞工聯盟」，交由心腹管理，以取代共產黨員控制的工會。藉著國民黨新近成立的「禁煙局」，幫會的敲詐者和國民黨員能從販毒的利潤和上癮者所繳交的「登記費」瓜分利益。同時，特別是抵制日貨運動達到高潮時以及反對外人向外國租界的屬家徵收不動產說時，國民黨也以政治團禮的身分積極運作，籌組富民族主義色彩、且通常是與商會對立的商人組織。

然而，光是開闢財源還是不夠，北伐也勢必會受到武漢與蔣所屬南京政權之間的齟齬所阻擾。七月，在一場爭奪戰略鐵路要衝徐州的戰役中，蔣的軍隊受到軍閥的重創，加上武漢領導人不斷攻訐，或許蔣亦感筋疲力竭，於是在八月宣佈下野。諷刺的是，蔣介石雷厲風行抵制日貨，卻在卸任後遠赴東瀛，雖然此行為的是婚姻大事，非關政治。宋查理的遺孀就住在日本，在經過與蔣冗長的懇談之後，終於應允他迎娶么女宋美齡。宋美齡一九一七年畢業於韋思禮學院( Wellesley College )，也是「基督教女青年會」( YWCA )的活躍成員，以及「上海工部局」轄下童工委員會的委員。宋美齡的兩個姊姊分別為孫逸仙的遺孀以及財政部長孔祥熙的妻子，至此，蔣介石已為自己贏得重要的新關係。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蔣介石與末美齡假上海舉行婚禮，輿論為之譁然。蔣介石與元配仍有婚姻關係，他們的長子此刻正在莫斯科求學。宋美齡出生在一個基督教家庭，顯然因為蔣介石承諾「研讀基督教義」，宋家才答應這樁重婚的婚事。在上海，他們舉行了兩種結婚儀式。一是在宋家舉行基督教儀式，典禮由余日章( David Yui )主持，余是畢業於哈佛大學的教育家，在擔任「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總幹事之前，曾出任副總統黎元洪的秘書。中式婚禮是在「大華飯店」( Majestic Hotel)的交誼廳盛大舉行，由蔡元培擔任主婚人，蔡過去是反清的激進學者、前北京大學校長，現在擔任國民政府的教育部長。

蔣介石於日本短暫盤桓時，國民黨其他領導人發現沒有蔣作為後盾，他們籌不到足夠的財源。當時孫科已經離開武漢抵達南京，並擔任國民政府的財政部長，他無法說服上海的資本家進一步提供鉅額貸款，只能勉強徽集杯水車薪。此時，「上海總商會」的運作再度趨於獨立自主，孫科不能再強迫資本家認購公債，過去的稅收幾近乎斷絕，一向預備向租界區居民徽收月租金的計畫亦告失敗。另一方面，因為政府拖欠軍隊薪餉，駐紮上海的軍隊拒絕北上討伐張作霖。

一九二八年一月，蔣介石再度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並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九位常務委員之一。蔣介石復職後便指派他的新妻舅宋子文擔任財政部長，掌管財政。宋子文以高壓手段及財政手腕，得以在缺乏正式政府預算的情況下籌足資金，讓北伐行動起死回生：每五天一百六十萬元。

現在蔣介石開始著手與兩位最具練勢、且認同蔣再整合目標的北方軍閥進行聯盟：一位是曾受蘇聯支持、在一九二七年談判中扮演樞軸角色的馮玉祥將軍，他在河南擊敗吳佩孚之後，便以該地為根據地；另一位是走獨立路線的山西軍閥閣錫山。一開始就支持北伐行動的幾位挂系將領曾在克復和整肅上海的行動中扮演重要角色，至此則轉戰於湖南，不願意投入北伐。

以北京為基地的奉系軍閥張作霖成為北伐的最終目標，雙方的激戰始於一九二八年三月底。一九二八年四月三十日，蔣的部隊進入山東濟南，眼看著最後的勝利就要到手，卻在關鍵時刻出現新的橫逆。大約有二千名住在濟南的日本人對於昔日國民革命軍如何攻擊漢口和南京的日本租界區記憶猶新，於是，日本內閣決定派遣五千名常備部隊進駐山東，直到戰事結束。國民革命軍進入濟南城時，日軍的五百名先遣部隊已在當地部署完畢。蔣介石抵達濟南後，即要求日本政府撇軍，日軍似乎也已準備撤離。但就在五月三日，戰端開啟，零星的小衝突最後蔓延成全面衝突，雙方均不乏令人髮指的暴行，譬如將戰俘去勢或挖去雙眼。日本隨後增派援軍，五月十一日國民革命軍撤離濟南。蔣介石一方面訴神謂「國際聯盟」( League of Nations )調查濟南事件，同時為了避免擴大事端，下令他的軍隊繞過濟南，向西渡過黃河，集結於北岸。濟南事件爆發之後，中、日之間濃烈的敵意久久不散。

蔣介石與馮玉祥計畫立即聯手攻擊天津，以切斷張作霖駐紮北京的奉軍出山海關的鐵路要道。然而天津有五個主要的外國租界，外國的投資也在此地，列強不願見到天津滋生戰事。於是日本率先向張作霖擔保，只要他棄守北京，和平撇回東北，日本將會阻止南方的國民革命軍跨過長城或穿越山海關追擊奉軍。張作霖在苦思替代方案不得，只好讓步，並於六月二日帶著隨扈乘坐豪華專車離開北京。

六月四日凌晨，張的專車在瀋陽附近被炸，列車全毀，張作霖傷重不治。這場暗殺行動是由駐紮東北、不滿日本政府謹慎政策的關東軍軍官所策動，目的在於引爆危機、擴大事端，藉以擴張日本在中國東北的勢力。但是山西將軍閻錫山按國民黨的原定計畫接收北京，閻的另一位大將（譯按，傳作義）則進駐天津，過程十分平和。國民黨向繼承父親統治東北的張學良施壓，和他們達成協議。張學良屈從日本的要求，維持東北的「獨立自主」，但他也接受了於十月十日在南京成立的國民政府的任命，擔任國民政府委員。一九二八年底，張學良宣誓效忠南京國民政府，升起了國旗。孫逸仙的夢想似乎已經實現，從廣州至瀋陽，國民黨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迎風飄揚。

國民黨的當務之急是締造能穩固北伐成果的政治與經濟結構。孫逸仙已經定下了軍事行動統一全國之後將過渡到訓政階段的指導方針，蔣介石因而不必再費心去裝飾民主政治的門面。一九二八年十月，蔣介石被授與「國民政府主席」的職銜，而國民政府委員會的十六位成員則構成政府的最高領導集團。政府的工作依功能被區分為行政、立法、監察、司法、考試五院，由國民政府委員會成員中的五位委員分別出任五院院長。這樣的體制架構大致體現了孫逸仙所宣揚的「五權憲法」精神，不過南京政府的五院制度在倉促間成立，未經選舉取得人民支持，而有違孫逸仙五權憲法體系的某些基本價值理念。

五院中以行政院最為重要，其功能涵蓋統籌中央各部會、制度經濟計畫、統帥軍隊、監督中央與地方關係、指派地方政府官員。譚延閻擔任行政院首任院長，直到一九三○年過世為止。行政院在他領導下，確實擁有了威望。譚延闓崛起於清末執掌湖南省諮議局，是一位優秀的行政人才。不過國民政府成立之後，譚延闓仍須聽從國民政府委員會的指示。

立法院因負責法統而影響亦深；立法院大約八十名委員的主要工作是討論和表決新法案。同時得以表決行政院的議案，特別是預算和外交政策相關事務。首任立法院院長是胡漢民，他同樣為立法院嬴得聲譽、不過立法委員職權不清、出席率不定，逐漸削弱了立法院的權力。其他三院的職掌近似於前清的刑部以及負責科考的官署，職掌任用或彈劾文官、監督司法方面的決議。

蔣介石的權力基礎在南京，南京當時已取代北京，經官方明令為中國的首都。定都南京是孫逸仙在一九一二年的原初構想，目的在於牽制袁世凱和北方軍閥的勢力。蔣介石在南京成立了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與其他幹部訓練學校，其成員就如同黃埔軍校學生一般，都堅定效忠蔣介石個人。蔣介石將型塑學生意識形態的工作委付陳氏昆仲（譯按，陳果夫、陳立夫）負責，陳氏兄弟即陳其美之姪，一九一一年陳其美曾經在上海扶植過蔣介石。（一九一六年陳其美遭暗殺身亡，顯然這項行動是由袁世凱授意進行的，因為陳反對袁世凱稱帝。）這些訓練課程的基調是結合反共產主義、反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並注入了重新詮釋的、強調秩序、和諧、紀律、階級節制美德的儒家思想。陳氏兄弟一人控制「監察院」，另一人主掌所謂的「中央統計調查局」（負責反共的反間諜任務），握有大權。

蔣介石不斯提醒眾人他和孫逸仙的個人關係與政治淵源有多麼深。在南京建造中山陵是絕佳的宣傳機會。孫在北平去世之後，遺體暫厝北平城外西山的一處寺廟。孫身著西服，孫逸仙當年慷慨激昂的演講錄音在一旁播放著，還有影片來陳述孫一生幾次具有時代意義的片刻。蔣介石在一九二七年到了南京，就選定城外一整座山陵，作為孫逸仙的安眠之所，還計劃建造一條從南京直通陵墓的道路。一九二八年，蔣親自前往孫在北平西山的暫厝地，臨柩涕泣。表露心中難以平復的哀思。一九二九年，南京中山陵竣工，氣宇雄偉，蔣派遣專車前往北平迎靈，將孫的遺體換上中式長抱。一九二六年六月，蔣在南京親自主持奉厝大典，巧妙地不讓他的政敵出席這個中國歷史上充滿高度政治意涵的時刻。

雖然國民政府以如此華麗的排場來向國民黨的創建者致敬，但是國民政府一如袁世凱時代，同樣面臨財政困窘的壓力。蔣介石半以橫徵暴斂的手段向上海實業家榨取北伐後期軍餉，但這終究不是長久之計，宋子文於是力圖說服眾人，建立起一套中央預算制度，要求成立一個具實權且獨立運作的預算委員會，以分配各部門的財政資金。不過因為預算的最終決議權仍掌握在國民政府委員會手中，所以權限問題與特殊干預終究無法根除。

宋子文初步估計，扣除負債後，政府歲入約為三億元。但是當時軍費支出驟增為每年三億六千萬元，因此軍事組織的縮編與改組就勢在必行。此外，也必須進一步釐清中央與地方的財政收入，這項工作因為國民政府在一九二八年時實際只控制江蘇、浙江、安徽、江西四省而益形複雜。宋子文同時入主一九二八年底新成立的中央銀行，擔任總裁一職，當時中央銀行據有資本額二千萬元。央行成立之初衷在推動金融改革並贖回武漢、廣州，及南京政府各自發行的垃圾債券。一九二八年，國民政府即與列強談判，放棄內陸過境稅以及自孫逸仙主政廣州政府以降所開徵的特別附加說，以換回關稅自主。結果，關說的歲入遽增，從每年的一億二千萬元增加至一九二九年的二億四千四百萬元、一九三一年的三億八千五百萬元，遠遠超過宋子文的預期。

儘管勵精圖治進行種種改革，但如左圖顯示，國民黨政府因為徵稅上有困難，依然無法擺脫財政赤字的陰影，政府直到一九三六年都無法課徵所得悅（北京政府曾於一九二一年試圖開徵全國性所得說，但僅徵收到一萬零三百一十一元）。全國性土地稅的徵收亦然，因為土地稅的所得盡流入國民黨無從控制的地方政府手中。另一方面，國民政府亦無法向外國企業課徵超過一定比重的稅賦，因此工業稅的負擔就落在本國企業身上。這就造成相當諷刺的結果，像商家所屬南洋兄弟菸草公司一度活躍於一九二○年代，能與強勁的對手英美菸草公司相抗衡，最後卻因不斷上升的稅率而瀕臨破產。

更麻煩的是，國民政府過度依賴上海的稅收。上海的法治不彰，但在金融、文化上極為活躍，此時的人口已逼近三百萬大關。上海劃分為好幾個區域，其中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自條約口岸時代就已存在，享有治外法權的保護，外圈人大部分居住在此，事業也在此。有數千名中國人也是如此。另外就是非租界的市區，此時已發展為龐大的都會，高度工業化。城西是龍蛇雜處之地，大小幫派在此爭奪控制權。

上海的確融合了各種面貌，新工業急速發展，國際商港吞吐量大，於是鴉片買賣、色情行業和組織犯罪都相當倡獗。法國人入境隨俗，居然任命幫會頭子為租界的探長，他的工作就是把和青幫沒有淵源的各方勢力逐出租界。這些人和孫逸仙及其支持者也有往來，蔣介石就是其中之一，他與杜月笙關係密切。杜月笙靠買賣鴉片成了最重要的幫會首領。蔣介石在一九二八年即與青幫往來從密，有些青幫中人已經開始從事正當的生意，但仍不改其本性。

為了締造穩固的政治結構，國民政府面臨的迫切課題是重建有效的地方行政管理機制。清末的統治者和袁世凱對此力有未逮，而事實證明，國民黨亦復如此。國民政府意圖建構的是體現在〈縣組織法〉條文中既定的縣級制度，縣由縣長管理，每一縣內設置數區，每一區有十至十五個鄉鎮。區以下的行政單位是「村」或「里」，在這行政體系的最底層是類似前清的「保甲制」。區以下的行政組織首長及委員會理應由選舉產生；不過在實際上，這些官員都是由縣長指派。除了由縣長領導的各「單位」之外，還另外設置了直接由省政府管轄的單位，以制約縣長對資源的掌控。

這種行政組織未能解決許多地方上的根本問題，許多農村的生活形貌實與清朝並無二致，地方行政長官往往專制腐化，較支持地主，勝於生活困苦的農民。即使遭遇天災肆虐，地方官員也照樣向農民課稅或收取佃租，並以警力或軍隊來遂行私利。農民仍靠雙手播種收割，再背負著沉重的農產品到市集兜售，農村地區嬰兒的死亡率相當高，預期壽命十分短。許多女孩還是纏著小腳，傳統媒妁之言的婚姻形態依然盛行，偏狹的地域派系猶存，教育少之又少，或根本付之闕如。

然而中國的城鄉卻有著鮮明的對比。城市裡，醫療較為發達，也有新式醫院，校園內設置有運動場和實驗室。負載著卡車和汽車的碎石子路綿延伸展，開啟了社會互動、商業交流的新紀元。電廠的設置供應了城市的用電需求；內陸河道和沿海的航運四通八達，降低了貿易往來的成本；火車往來急馳於新鋪設的鐵道，航空運輸得以發展某些國內航線。電影院是城市生活不可或缺的一環；收音機和留聲機已經出現在富裕家庭中，中國男人開始穿著西式三件式套套裝，頭戴禮帽，年輕女孩身著短裙，足蹬高跟鞋。抽菸已成了全國的流行。有錢人的日常生活其實十分愜意，外國人發現，生活在中國的愉悅比起住在世界其他地方不遑多讓。一位美國作家在回憶錄中便稱他這段中國生活為「豐富歲月」。（註二）

不過對農民而言，這可不是什麼豐富的時節。一九二○年代末期，世界經濟大蕭條嚴重打擊那些倚賴某類經濟作物為生的農民，生絲、棉花、大豆、菸草這類經濟作物的市場價格崩落，成千上萬農民的生活頓時無以為繼。在農村，迫切需要推動強而有力的政治創新。農村需要規劃農作物的多樣化，耕地的公平分配，農產品價格的合理化等方面的革新，以及建構地方的信貸組織、教育制度、代議政府等機制。

國民黨的領導人知道這些農忖的需要，偶爾也會提到。不過政府財政總是捉襟見肘，而外患與內亂也經常佔去政府的心力，以致於共產黨仍能在鄉村得到相當的支持，形成若干鄉村革命政府或是「蘇維埃」。蔣介石花了許多錢，也投下許多政治資源，試圖剷除這些組織，但始終是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即使是在蔣介石自認為受其掌控的地區，他的領導也不時發生動搖，而他的支持者也曾數度成立政權：一九二九年的廣西將領、一九三○年的馮玉祥、閻錫山、一九三二年的胡漢民、一九三三年福建軍人與人民的結盟。這也難怪一些溫和的土地改革運動是由具奉獻精神的個人如晏陽初、梁漱溟所推動。

一次世界大戰中，晏陽初在法國基督教青年會任職，投身華工服務，第一次在改革與教育方面受到挑戰。一九二一年返華後，晏陽初在河北定縣繼續從事平民教育的工作。他在定縣成立了「模範村」進一步拓展工作範圍，在基本的識字課程之外，教導村民衛生常識與農耕技術。到了一九二九年，晏陽初在國際機構的贊助下，於定縣已經建設六十幾個村和市集，並推動教育、公共衛生、輕工業和農業經濟成長，以及自治政府等四項重建計畫。

梁漱溟是著名的儒士，他的父親（譯按，梁濟）深感於中國的苦難而於一九一八年自盡。梁漱溟在五四運動期間獲聘擔任北大哲學教授，在南方歷經鄉村重建的實驗工作之後，領導「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試圖將鄒平、荷澤兩縣建設成模範社區。在鄒平與荷澤兩地的實驗區裡，梁漱溟為了避免採取階級鬥爭手段，並引導整個社區發展為一種自我管理的組織體，把心力放在精英與平民共同參與的經濟互助與教育計畫上。

然而這種漸進、片段式的努力並不足以為中國帶來和平與繁榮。只要共產黨仍然繼續宣揚另一種激進的、革命式的社會改造途徑，大聲疾呼要求農民掌握自己的命運，那麼這種鄉村建設的實驗就顯得緩不濟急。

毛澤東與農村蘇維埃

因為秋收暴動的失利以及攻佔長沙計畫的中斷，毛澤東受到中共中央委員會的申誡。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毛澤東被解除中央委員會委員一職，連湖南省委員會委員的資格也不保。過了幾個月，毛本人或許還不知道中共中央這項懲戒令，因為毛此刻正帶領秋收暴動的殘餘部隊，總數約有一千人左右，流竄至長沙以南，在一九二七年十月抵達湘、贛交界、地處偏遠的井岡山。就如同清朝及一九二○年代一般，安全的庇護所通常是那些不同行政區域交疊的邊區，因為在這些三不管地帶，國家統合協調打擊力量的能力有所不殆。雖然當時的「國家」仍處在分裂的狀態，而毛澤東的敵人則是一群各自與國民黨勢力維持不同結盟關係的各路軍閥，以及國民黨本身。

毛澤東在這段期間所採取的行動經常是出自現實因素而非理論考量。秋收暴動前夕，毛曾告訴中共中央委員會，他傾向贊成立即組織強大的農民蘇維埃，而且是在以沒收和重新分配土地而團結在革命的凝聚力之下的農民蘇維埃；另外毛也希望能拋開忠於國民黨旗幟的虛假面具。這種政治立場受到當時中央委員會悍然拒斥，但是隨著史達林政策的轉向，到了一九二七年底，中央委員會認可毛的這三項主張，同時增加黨應該支持持續發動農村暴動的立場。農村暴動的目的不僅在於建立穩固的根據地，同時還要維繫群眾高漲的革命意識，並將其徹底貫徹到參與暴動的武裝力量中。

儘管中央委員會做出上述決定，然而，毛澤東在井岡山的實踐經驗肇使他根本上違背了這些決定。雖然毛澤東在他轄下兩百五十公里範圍內的五個村莊成立黨組織，並意圖建立蘇維埃機制的運作架構，不過毛還是遭受來自富農以及那些控制著窮困鄰里的家族勢力的頑強抵制。面對這種種頡頑的力量，毛並未企圖依據個人的工作能力來重分配所有土地。毛反而藉由與當地兩位土匪頭子（譯按，即袁文才、王佐）合流來壯大自己的聲勢，而這兩位匪酋都是與「三合會」結盟的匪幫分子，其下六百人的加入，使毛此刻帶領的是一支來自社會被剝削者「遊民無產階級」分子的部隊。早在此之前，毛澤東就曾以他一貫的生動筆調描述這類人：

分為兵、匪、盜、丐、娼妓。這五種人名目不同，社會看待他們也貴賤各別，然他們之之為一個「人」，他們之有五官四肢則一。他們謀生的方法兵為「打」，匪為「搶」，盜為「倫」，丐為「討」，娼妓為「媚」，各不相同，然謀生弄飯吃則一。他們乃人類中生活最不安定者。（註三）

無論如何，毛接著說道，「這一批人很能勇敢奮鬥，引導得法可以變為一種革命力量。

雖然井岡山的力量因為一九二七年在華南受到打擊的共產黨流竄者抵達此地而增強，但是井岡山這塊紅色根據地還是不斷遭受國民黨軍隊的攻擊，另一方面，他們仍必須不時派遣精銳部隊支援共產黨在各地發動的戰事。這是中共「六大」所通過的政策，而有鑑於當時中國情勢的危殆，於是在一九二八年夏天假莫斯科召開六大會議。在這次大會中，中共回應史達林的訓示，決定當前即便尚未出現革命的高潮現象，他們必須隨時準備武裝暴動並在無產階級領導下建立蘇維埃政權機關。像這類命令基本上是毫無意義的，因為現在全國各地仍然忠於共產黨的工會成員大約三萬兩千人，而根據周恩來的估算，中共黨內無產階級人數僅佔百分之十。到了一九二九年，則下降為百分之三。

一九二八年底，國民黨持續攻擊火力，迫使毛澤東放棄井岡山根據地。逃亡者逐漸向東轉進，越過江西抵達福建西部，最後在另一個邊界——閩、贛交會的崎嶇山區落腳。在此，中共以瑞金作為新的根據地和新政權——江西蘇維埃的中心，而江西蘇維埃一直維持到一九三四年。

然而我們不應就此認定，毛已經憑藉超凡的機巧在他的兩個根據地成功建立了農民蘇維埃政權；也不能妄下斷言，毛已在整個農村中國沸沸揚揚地激起農民對地主的怨很。整個一九二○年以及一九三○年代初，中國確實爆發無數意外，憤怒或絕望的農民——三三兩兩或成群結黨——起而以暴力反抗地方權威。但是農民攻擊的對象主要是國家的代表：官員與軍官；他們強納苛捐雜悅、橫徵暴斂，逼迫農民義務勞動，假公共計畫之名徵收農民的土地，或強制農民種植或拔除他們用來生產鴉片的罌栗，藉以操控地方和全國的販毒網絡。儘管曾有農民衝著地主而暴動，但相對而言，卻是少之又少。因為就某種程度上而言，多數地主的佃租收入取決於佃農的財產多寡，所以這類反抗行動的對象通常指向那些在天災發生時，還向農民課徵重稅的外地地主或官員。像毛澤東這類共產黨人的組織技巧，就在於能將人民對於稅賦的不滿轉化成階級的鬥爭，因而在共產黨領導下能有效地推動革命性的社會改造。

現在毛所採行的政策日益複雜。井岡山的經驗顯示極端激進的土地政策只會造成富農的疏離，而富農才是農村社會力量之所繫，如此一來，共產黨僅能獲得來自目不識丁的貧農或是身無寸土的雇工等階層的支持。所以毛澤東在瑞金，起初似乎（細節並不明朗）採取了避免令富農家庭與共產黨疏離的謹慎策略。但諸如此類的政策在執行過程中還是遭到相當程度的阻礙，一九二九年四月給李立三——一九二七年活躍於上海工人運動的前留法學生，現在則取代瞿秋白，擔任中共的總書記職務——的一封信中，毛在強烈表達對農民的信心之餘，也不忘試著保證謹遵黨的正統親點：

所以，拋棄城市鬥爭是錯誤的：但是畏懼農民勢力的發展，以為將超過工人的勢力而不利於革命，如果黨員中有這種意見，我們以為也是錯誤的。因為半殖民地中國的革命 只有農民鬥爭得不到工人的領導而失敗，沒有農民鬥爭的發展超過工人的勢力而不利於革命本身的。（註四）

一九三○年晚春，通過對尋烏縣的調查研究，毛澤東加強了他對江西農村面貌的認識。我們從這段調查經驗所做的報告可以瞭解，毛在一九二七年二月發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或是一九二九年給李立三那封措詞閃爍的信之後，對於農村社會的分析深入到什麼程度。一九三○年在尋烏縣時，毛澤東深人調查村民日常生活的細節，並研究如何在複維的農村工作及土地所有權情況下，正確劃分階級。現在，毛鉅細靡遺地調查市集中不同類型的商業活動及其所得，以取代過去對「無產階級」和「剝削」等籠統概念化的作法。毛澤東研究尋烏城內的鹽商、雜貨商、油行、大豆商、屠坊、釀酒商人、販賣藥材、香菸、雨傘、爆竹等店家、木工、豆腐小販、伙店，打鐵匠、錶匠、娼妓。毛觀察地方市場運作的律動，個別家族組織勢力的相對實力，佛寺、道觀與其他廟宇及宗教團體的分佈與財富，以及一些改信基督教的活躍分子(共十三人，其中十人是新教徒，三人為天主教)。

毛同時也嘗試盱衡尋烏縣的剝削程度，以便精確分析當地的階級衝突。他計算尋烏城裡的妓女人數，發現在總人口二千六百八十四人的小城市中，大約有娼妓三十餘人。另外，毛也發現貧農被迫賣子還債的現象，以及小孩的價錢和被賣時的歲數。賣價從一百元到兩百元不等，被賣時年紀大約在三歲到十四歲之問。（毛並未發現賣妻鬻女的例子。這或許是因為尋烏人優先考慮的是勞動力，而不是做家事或性服務。），而一有貧農鬻子償債，其他債主便蜂擁而至。「聽見人家賣了兒子了，債主就急急地到他家裡去討帳。『賣了奶子（當地客籍人家管兒子叫［奶子」）還不還埃（我）嗎！』」（註五）毛還考察土地佔有與地租的實際情況，將結果歸納在一個非單純以個人土地面積、而是基於地租收人及謀生之道作為合理劃分標準的分類表中。（見下表）

昔日，廟宇與家族組織以及其他團體佔尋烏縣百分之四十的土地，百分之三十歸地主所有，農民只佔剩餘的百分之三十。報告中顯示毛對於土地重新分配的權衡判準極為敏銳。毛一方面察覺在革命環境中，大部分土地只是大致依據人口分配，一方面也認識到某些主張按勞動力分配土地的論述。毛認可婦女在分田時的特殊需求，因為她們在耕作上盡的責任要比男子多（也更能吃苦）；還俗僧尼、道士、傳教士，以及其他貧民階層的問題；以及分配房屋、山林、池塘的困難度。

在軍事謀劃方面，毛澤東也日益成熟機敏。毛在軍事方面的修為主要拜朱德所賜。朱德是來自四川的富有軍人，早年沉溺於鴉片煙，後來戒除，一九二○年代初，朱德赴德國留學，返華後負責指揮國民黨的一個「教導團」。朱德與共產黨暗通款曲直到一九二七年八月南昌暴動，朱潰敗逃亡，最後投身毛的井岡山根據地。由毛澤東、朱德所建立的「紅軍」至此發展成一支機動性的游擊力量，英勇抵抗國民黨軍隊的攻擊。截至一九二九年初，紅軍僅剩下約二千人，毛與朱強烈反對李立三企圖將紅軍切割成小單位，分散部署在各農村以加速地方暴動的軍事方針。毛、朱得意地向李立三說道：

我們三年來從鬥爭中所得的戰街，真是古今中外的戰術都不同。用我們的戰街，群眾鬥爭的發動是一天比一天廣大的，任何強大的敵人是奈何我們不得的。我們的戰街就是游擊戰銜。大要說來是：

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應付敵人。

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

因定區域的割據，用波浪式的推進政策。強敵跟追，用盤旋式的打圈子政策。

很短的時間，很好的方法，發動很大的群眾。（註七）

然而諷刺的是，紅軍在瑞金的成功整編和擴展竟肇致中央委員會過於樂觀，判定他們已經強大到可以跨出蘇區而投入傳統的陣戰。所以就在一九三○年，即毛完成尋烏調查不久之後，毛澤東和朱德接獲中央直接下達攻擊南昌的命令，這個命令是毛、朱無法接受的。此一攻擊命令是李立三意圖將共產主義鬥爭推向革命高潮的野心之一；同一時刻，李立三也作出攻擊武漢、長沙的計畫。儘管國民黨再度奪回長沙之前，共產黨曾佔領長沙十天，然而這三項冒進計畫終歸失敗。南昌一役失利後，毛和朱受命支援長沙的共產黨部隊，再次發動攻勢奪取長沙，他們勉強同意；但是面對自己悉心培養之部隊毀於一役，他們在未經同意下就徹離戰場返回瑞金。

在江西期間，毛不僅關切經濟和軍事的演變，同樣注意社會改革諸如女權方面的議題。自從一九一九年毛澤東發表論趙小姐自殺的文章之後，他就逐漸意識到經濟與家庭的壓力阻礙了中國兩性關係的平等。在一九二七年〈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文末，毛再度表達相同的情緒，他寫道，中國男子普遍受到三種權威形式的支配：政權、族權、神權。而女子還需忍受第四種權力，即夫權的束縛。毛感覺夫權在貧農中比較弱化，「因為經濟上貧農婦女不能不較富有階級的女子多參加勞動，所以她們取得對於家事的發言權以致決定權的是比較多些。」像這類婦女，「性的方面也比較有自由」。毛熱切歡迎湖南各地組織［鄉村女界聯合會」，促使婦女「抬頭」的機會降臨。

我們不難想像毛在蘇區所公佈的重要法案之一就是〈婚姻法〉，新的婚姻法明令禁止媒妁之言的婚姻形態，鼓勵自由選擇配偶，以及廢除一切「封建的包辦、強迫與買賣的婚姻制度」。儘管新的婚姻法在措辭方面仍然模稜兩可：「現時離婚問題，應偏於保護女子，而把因離婚而起的義務和責任，多交給男子負擔」（註八），但是它對於離婚要件的規定相當簡單，只要兩造有一方訴請即可。唯一例外是紅軍的妻子不得於丈夫在外征戰時，片面提出離婚。

根據共產黨幹部在江西蘇區兩個縣的調查顯示，在三個半月內，就有四千二百七十四人登記離婚，其中百分之八十是由單方提出離婚申請：而同一時期有三千七百八十三人登記結婚。其中有九例是在一天同時完成離婚和結婚手續。毛澤東的立場或許有助於新婚姻法的催生，因為毛本人已離開他在五四運動期間熱烈追求的妻子楊開慧與兩個小孩子，公開和第二任妻子賀子珍同居，賀子珍在井岡山加入毛的行列，之後就跟隨毛到江西蘇區。

但是毛同樣對他的紅軍弟兄有所承諾，當時紅軍大都非常窮，所以期望共產黨政府能幫他們討一房在媒妁之言的婚姻制度下所養不起的媳婦。因而在江西蘇區的婦女就經常被迫「成親」，或是同時與數人發生肉體關係。在這方面，男性幹部濫權的現象時有所聞。據說許多寡婦在丈夫死後數日就被迫再嫁。但毛澤東堅持男性最低的結婚年齡是二十歲，女性是十八歲。「洗衣女隊」被派至某些單位服務、招徠新兵，說明中共也毫不避諱她們從事賣淫。

及至一九三○年，國民黨及其同盟在城市裡對共產黨的攻擊行動日漸猛烈，同時也取得重大斬獲。工會組織因國民黨特務的滲透而騷動不安，另一方面，實業家也常僱用幫派分子，以暴力破壞工會組織發起的示威抗議。至此，李立三在城市鼓動大規模暴動的意圖最後還是一敗塗地。莫斯科指派一些新領導人來挽救頹勢，結果於事無補。莫斯科派來的人大都年紀輕，缺乏實務經驗，只知死守馬列主義教條，他們在中國被戲稱為「留蘇派」。一九三一年，一連串的逮捕行動和叛變導致許多資深的共產黨幹部全面撒離上海，抵達毛的根據地瑞金。幾位重量級的「留蘇派」領導人在一九三三年也來到瑞金，並指責毛的富農路線太過右傾，致使毛澤東一度失勢。根據一些資料顯示，一九三四年間毛確實因為他的錯誤政策而遭到軟禁。（在一九三○年三月共產國際的主要刊物上曾經出現一則毛的訃聞，顯示某些老幹部欲去之而後快。）

儘管江西蘇維埃因毛澤東個人而受到密切關注，但當時毛的江西蘇區並不是共產黨在農村的唯一紅色根據地。全中國至少還有十二個農村有這類組織，各自反抗國民黨政府與軍閥勢力，並嘗試推行各種土地政策和社會改革。在江西就至少還有兩個蘇維埃組織：一是在瑞金東北方，閩、浙、贛三省交會區；另一是在瑞金西北面，湘、鄂、贛邊界。其中以張國燾所領導者勢力最大。張國燾和毛澤東先前都是李大釗「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成員，一九二一年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創黨黨員。張國燾的蘇維埃政權活躍於豫、鄂、皖三省交界，後來遭受國民黨軍隊錳烈攻擊，才率領殘餘部隊流竄至川北。

共產黨一位軍官（譯按，賀龍）控制著湘、鄂西交會地帶；北方的蘇區位於陝西的保安，由高崗軍隊控制著這一偏僻的山區，其範圍從陝西綿延至甘肅。高崗曾在自法返國的鄧小平所任職的「西安中山軍事學校」受訓。鄧小平離開西安之後，便前往位於廣西百色的蘇區，此地大致與雲南、越南等距離。根據日後鄧小平接受訪問的說法，此地的中國人曾與越南人合作發動越南的「工農」反抗法國人。由於中國人提供越南人藏身的庇護所，於是招來法國軍機轟炸廣西蘇區的報復。一九三○年底，鄧小平或許是奉李立三之命，率部隊向東北前進以支援長沙、武漢、南昌等地的攻擊計畫。沿途受到嚴重打擊，還沒到目的地行動便告失敗，最後他的殘餘部隊被納編到毛、朱江西蘇區的軍隊中。

面對國民黨優勢的武裝力量，共產黨成功發展出一套求生之道，要點在於暫時放棄以城市為根據地和對無產階級的依賴，深入農村地區。現在他們仰賴貧農的支持，並與貧農打成一片、生活在一起，因此中共領導人不得不調整既有的思維模式。蔣介石同樣必須反省他的作戰方針以及兵力部署的優先順序。蔣介石統治的國民黨已經佔領各大城市，並擊敗北方各大軍閥強人，或與之結盟。然而要奪取農村就必須進行大規模動員，並集中軍事、政治、經濟的打擊面。隨著蔣逐步邁向目標，各個列強的處境也至關重要。英國在華的經濟勢力依然龐大穩固，但不若過去那麼活躍，同時英國也開始重新思索歷經一次世界大戰的國力重創，大英帝國已是虛有其表。法國亦復如此。俄國本身正陷於國內政經危機的泥淖而不可自拔，因此暫時不具威脅性。另一方面，美國、日本、德國各自以其方式對中國未來的發展產生劇烈的衝擊。蔣介石對內政策因而勢必要受到國際舞臺重大事件的牽絆。

中國與美國

國民黨面對世界權力的現實，必須把許多心力放在國際外交的競技場上。日本代表了最嚴重的威脅，在我們討論日本之前，先來看看美國，因為它在國民黨的衡量裡也佔了相當的地位。

一次大戰後國際體系混亂失序的十年間，美國對華外交政策出現重大的轉折。隨著凡爾賽和約協商的開展，日本居然取代了中國，成為支配東亞國際體系的主要角色。諷刺的是，美國的威爾遜總統( President Wilson )在協商中極盡所能地籠絡日本，因為他希望建構一全球性的國家聯盟以維護國際的永久和平。但是在一九一九年，以及一九二○年，國會兩度否決美國加入國際聯盟的提案，粉碎了威爾遜總統的夢想。日本強權地位的確立以及海軍軍備競賽升高所引發的焦慮不安，促使美國決定推動新的國際協議來確保美國在東亞及太平洋的國際地位，阻斷日本在國際間的斬獲，並遏止「英日同盟」在亞洲的擴張。英國也渴望保護自己在一次戰後搖搖欲墜的全球帝國版圖，因而樂於加入國際協商。日本希望自己的國際強權地位能進一步被認可，也十分瞭解高達總預算百分之四十九的軍費支出是沉重的財政壓力，所以欣然表示願意參加談判。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英、美、日三國代表與法國等六國代表齊聚華盛頓，會議持續至翌年二月。四彊在會中同意，美、日、英、法在危機時刻應該彼此磋商，以取代過去英日軍事同盟，美國至此終於達成壓制英日擴張主義的目標，四強也同意將所屬太平洋島嶼「非軍事化」(nonfortification )，會後簽訂了「九國公約」（除上述四強外，還包括中國、義大利、葡萄牙、比利時、荷蘭），譴責各國在華劃定勢力範圍，締約國並同聲尊重「中國的主標獨立以及領土和行政權的完整」。

在華盛頓會議所簽訂的第三個條約（即五國海軍條約）中，規定三個主要簽約國家的主力艦噸位比例固定為五比五比三。美、英兩國各為五，日本則為三。日本原初設想的比例是十比十比七，但也欣然接受新的計算法。乍看之下，日本似乎被劃入二等國家之列，然而美、英艦隊實際上均集中部署在大西洋（英國更要顧及地中海和印度洋的防禦），也同意不在太平洋的島嶼上構築重要軍事基地，所以這一條約似乎已確立了日本海軍在東亞的優勢。而英國也因為此條約既未影響到她在新加坡、澳大利亞、紐西蘭的基地，更提昇了既有的艦砲優勢，因此也深感滿意。美國則自認締造了世界新秩序，並為亞洲國際關係的和平帶來一線曙光。

北京政府派出陣容堅強的代表團抵達華盛頓，由前駐英全權公使、時任駐美公使施肇基(Alfred Szc)為首。施肇基的人生歷練豐富，提醒著中國人在世界舞臺也可以有各種不同以往的經驗。施肇基的父親是江蘇人，十分富有，曾中舉人，也是成功的絲綢商人，可謂兼顧了儒家傳統與商業世界。施肇基生於一八七七年，九歲入當時新創辦的「北京同文館」求學＊，之後便轉到上海一所西式學校，即「聖約翰書院」( Si. John's Academy )就讀。施曾擔任中國赴聖彼得堡(St. Petersburg)和華盛頓大使團翻譯，也曾就讀康乃爾大學，一九○一年自康大畢業，並入選「優良畢業生學會」(Phi Beta Kappa )的會員。施筆基在清未隨從五大臣赴歐美各國考察憲政制度，爾後施肇基服務於「度支部」( Ministry of Finance )負責鐵路管理＊＊，一九一九年以資深代表的身分參與凡爾賽和平會議。

＊譯註一：根據《施肇基早年回憶錄》一書，施肇基早歲曾於設在南京妙香庵之江寧府立同文館學習英語、法語。

＊＊譯註二：根據前揭書，施肇基曾擔任「京漢鐵路局總辦」，然清季時期，鐵道業務實歸「郵傳部」掌管。

施肇基在華盛頓擬定一份「十點原則」提案，意欲界定中國領土範圍；重申各國應尊重中國主權獨立以及行政權的完整；取消治外法權，並恢復中國的關稅自主。最後兩項提議是由列強在別的會場討論，會議結果嚴重損及中國人的尊嚴，不過或許也不能全然怪罪列強質疑施肇基所代表的「北京政府」能為全體中國人發言。孫逸仙被視為合法政府的發言人，他下令國民黨拒絕接受華盛頓會議的任何決議，而由於俄、德非華盛頓會議的簽約國，所以有關中國治外法權與關稅自主權的條約仍另由俄國和德國簽署始能生效。

日本在會議中表現出驚人的彈性，知悉在南滿特殊權益並未受侵犯後，同意撤出蘇聯海域和庫頁島等地，以對抗蘇聯軍隊；另一方面也表示尊重中國領土與主權的完整，允諾歸還一九一五年「二十一條款」中規定之膠濟鐵路管理權及一九一四年奪自德國的「膠州租借地」給中國政府。

一九二○年代中葉之後，美國對華政策仍然低調。共產國際在華的進展最初受到美國政府的嚴密關切，美國政府也普遍贊同蔣介石壓制日益膨脹的共產勢力。不過，美國人對於中國的極端民族主義深感憂心，一如一九二七年間漢口和南京兩地所爆發的排外事件。面對國民革命軍逐步逼近上海，雖然上海工部局董事會的美籍會長費森登( Stirling Fessenden )強烈訴請美國政府派兵保護上海，並成立地方武裝力量，不過美國務卿凱洛格(Frank Kellogg )表示無意介入，同時美國的輿論界也普遍反對採取干預行動。費森登顧慮到「革命利益」可能會鼓動「群眾暴力」破壞上海租界，於是逕讓蔣介石的部隊自由進出租界，使蔣氏得以夥同青幫和其他組織發動「四月清共」(April coup )。

一九二八年夏天，宋子文與美國駐華公使在北京會晤，雙方簽訂條約（譯按，〈整理中美兩國關稅關係之條約〉)，美國同意中國恢復關稅自主。嗣後，全面修訂關悅細則，關稅稅率提高至百分之七點五到百分之二十七不等，為國民政府帶來救急的財源。就華盛頓看來，這一條約不啻在事實上和在法理上承認國民政府的合法性；一九二九年二月參議院批准該條約後，國民政府正式獲得美國官方的承認。不久之後，美國亦開始與中國談判在華的治外法權。

宋美齡擁有麻州韋思禮學院的學位，加強了她的家庭與美國的關係，美國人一般樂於見到蔣宋連姻。宋美齡的兩個弟弟時正歸國襄贊宋子文，兩個姊姊更經常是公眾焦點，因此宋氏家族就成為國民政府爭取美國支持最有力的遊說團。一九三○年十月，蔣介石在上海正式受洗成為基督徒，宋氏家族在美國的公共形象更受肯定。然後，蔣與其年輕妻子複誦婚姻誓約，並聲言恪守基督教義，終身不渝。

美國對中國的好感反映在他們對華投資的穩定成長，儘管投資步伐和規模仍然遜於英、日兩國。若是只看在華製造業的投資，相對於整體貿易、金融、公用實業、不動產的投資，這個差異就更明顯。美國在華投資的收益其實不下於英國和日本。

許多美國的在華活動是早期基督教會事業的延續，一九二○年代末和一九三○年初集中在教育訓練和醫療照顧等方面，進一步擴展了基督教青年會、基督教女青年會等社會導向計畫。隨著一九○五年廢除傳統科考制度，一九二二年有三萬四千八百八十人進入到三十七所國立大學、省立院校、私立教會學校就讀，中國逐漸接受大專教育的價值。（相對而言，十九世紀每年約有一千四百人中舉人，不到一百人中進士第。）雖然教會學校所招收的學生少於國立和省立院校，但是根據下表，前者所錄取的女生比例遠勝於后者。

許多教會學校都是由美國教會團體興辦的，他們盡量壓低入學人數，課程設計偏向傳達基督教知識和教義。但隨著中國民族主義的高漲，這些特色不免造成學校的沉重壓力，釀成學生騷亂、暴動，最後退學。北京的燕京大學是由美以美教會、公理教會(Congregational)、長老教會等團體所贊助的四所學院合併而成，在新聞學和社會學方面聲譽卓著。好幾代中國學生在此或習商，或學管理，或參與鄉村重建計畫，學習去分析、造福社會。

＊單位：百萬美元：括弧內為百分比。

非教會的天津南開大學是中國人興辦的，創辦人(譯按，張伯苓)曾於清末赴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研習，後來南開大學接受來自美國的私人贊助與「洛克斐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 )的支持，逐漸發展成為經濟和社會研究的重鎮。清華大學的前身即清朝為赴美留學學生預作訓練的清華學堂，在一九○九至一九二九年間共有一千二百六十八位學生，留學獎金則得自近乎一千二百萬美元的庚子賠款。國民政府北伐後把清華學堂改制成國立清華大學，並在原本已富盛名的文、理、法三個學院之外增設工學院。一九二四年美國國會進一步投票通過止付庚子賠款未付款一千二百五十萬美元，而指定十個中國人、五個美國人組成委員會共同管理，用以贊助發展中國的文化和教育事業。

當時中國的醫療設備也有長足進步，這得歸功於若干私人慈善團體的大力贊助，特別是洛克斐助基金會於一九一五年在中國贊助成立一所醫學院。「北京協和醫學院」受益於洛克斐勒基金會的這項決議，成為全國最大的醫療研究和教育訓練中心。雖然該院傳授的是西醫，摒棄傳統中醫的把脈問診、草藥、針灸治療等方法，且以英語教學，但他們所處理的仍是中國特有的或是中國特別流行的疾病。在這所擁有精良設備醫院的醫學院裡，教學過程嚴謹而從容不迫，同時所費不貲：一九二四至一九三年間，醫學院的教職員共計一百二十三位外國人、二十三位中國人，管理六十四位習醫的中國學生。洛克斐勒基金會在一九二八年又捐助一千兩百萬美元，使得北京協和醫學院確保它在中國醫療研究的領先地位。唯一可與北京協和醫學院媲美的是日本在滿洲所成立的醫學院，不過該院只招收日本學生。

湖南長沙「湘雅醫學院」的設立雖然也是來自美國贊助者哈克勒斯(Edward Harkness)的私人贊助，但卻有全然不同的發展經驗。一批來自耶魯大學醫學院的教職員與湖南地方政府、士紳合作成立了這所醫學院，中國人在教職員中的表現十分突出，至一九二五年，已實際主導了醫學院的行政管理工作。這所醫學院裡的中美醫學團隊在天花和霍亂疾病的診治方面有重大的貢獻，同時他們也合作滅鼠，以根絕即將瀕臨大流行的肺炎型鼠疫，除此之外，他們亦從事染上鴉片毒癮患者之治療工作。長沙當局並保證供應足夠的電力，使湘雅醫學院新進的X光機器設備能全天候發揮功能。

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六年問，湘雅醫學院僅有四十三位中國學生畢業從醫，人數少於北京協和醫學院。一九二六年，湘雅醫學院也有過一段光榮的歷史，時值蔣介石抵達長沙與軍官團召開軍事會議，籌劃對武漢和江西的最後一波攻勢，湘雅醫學院曾派出兩名醫生（我們可以想像這兩名醫生是如何戰戰兢兢）幫蔣拔除疼痛難耐的智齒。一些專門招收女生、大都隸屬教會的著名醫學院也開始在此時成立。而湘雅醫學院也曾與燕京大學合作發展護士訓練計畫。

「基督教青年會」與「基督教女青年會」等組織的蓬勃發展是美國影響力的另一種表徽。這類組織在軍閥時代的成功更是彌足珍貴：一九二二年前後，基督教青年會在全國三十六座城市中擁有五萬四千名會員，雇用了四百五十九位秘書，其中有三百七十八位是中國人。服務項目十分廣泛，包括公共醫療計畫、反吸食鴉片煙、休閒娛樂活動、組織教育和社會議題方面的宣導人員，也經營青年旅舍。雖然青年會的中國會員中擁有像孔祥熙、余日章這類幹才，不過他們仍然無法抑止一九二五年的排外怒潮。五月三十日上海大屠殺後，激進的學生指控基督教青年會經常假借體育、教育群眾之名遂行傳道之實，斲傷了青年人的政治思想。同一時期，基督教青年會在城市勞工之問推動的一些計畫亦被攻詰為「欺瞞工人使他們安於現狀，誤認資本家是其恩主」。（註十二）然而隨著一九二七年清共，以及基督教青年會全國總幹事余日章於一九二七年底攜帶中國教徒的訊息親赴夏威夷解釋這場革命，又於一九三一年前往華盛頓抗議日本侵害中國在東北的主權，對基督教青年會的攻訐聲浪才趨於平息。一九三○年代初，國民黨的領導人開始公開讚揚基督教青年會及該會所推動的各項工作，甚至在青年會的會議上發表演說。

蔣介石與在華傳教士的私人情誼也助長了美國的對華影響力。雖然一九二○年代，中國約有五千名天主教神職人員，多為歐洲人或華僑，然而居住在此的六千六百三十六位清教徒中，卻有超過半數是美國人，他們的教會規模較小並分散各地。等到蔣介石決心摧毀江西蘇區，教會的影響力便與時俱增，因為蔣介石與宋美齡決定在清風和煦、向來是外國人避暑之所的牯嶺（近九江）尋覓行館。蔣氏夫婦選中的宅邸（譯按，即美廬）原屬於南昌美以美教會，日後蔣夫人與地主詹森(William Johnson )建立深厚友誼；詹森來自伊利諾州美以美教會，一九一○年起就住在中國，對於中國的鄉村重建特別感興趣。雖然蔣介石最信賴的外國顧問是澳洲人端納(W. H. Donald，亦曾擔任袁世凱的特別顧問）, 不過蔣經常與美國教會的傳教士促膝長談。後來蔣聘請幾位傳教士擔任顧問，特別是隸屬公理教會的史派德(George Shepherd )，人稱是蔣介石「圈內」「值得信賴的美國人」。

中美兩國關係友好的另一項重要因素是華人移民美國的問題已獲改善。清末美國通過排華禁令，海內外華人後來於一九○五年發起抵制美貨運動，使兩國關係降至冰點。到了一九二○年底，除了美國新的法令規定：即禁止美國公民的中國妻子進入美國；以及夫妻若非定居美國，即使擁有美國公民權，其子亦不能赴美等規定之外，中美之間的關係還是維持現狀，並未進一步惡化。一九二○年代，鑑於美國通過排華法案造成在美華人人口驟降而開始趨於和緩，同時，隨著新生代華人在美出生，昔日華人男女比例失衡的現象亦獲改善。

雖然華人在美國主要還是以經營餐館、洗衣店為生，不過已有華人開始經觸，從事零售業、裂造業，他們踏出西岸舊唐人街的華人社區向其他地方移民。廣州人在美優勢逐漸消褪，一九二九年來自江蘇、浙江、江西的移民紛紛成立互助會，彼此相互扶持。一九三一年，美國社會目睹了在美各省幫派之間的鬥毆，留下的負面印象久久揮之不去。

在這個時候，美國國內開始認識到中國的農村生活。美國小說家賽珍珠(Pearl Buck )的小說《大地》( The Good Earth )於一九三一年出版，美國人從她的小說一窺中國農民的生活境況。賽珍珠以細膩的觀察，描繪出一個中國農民家庭不斷與大地搏鬥，力抗大飢荒，加入南京共產黨的宣傳隊伍，最終返回到故鄉的一段歷程。賽珍珠生長在中國，雙親是長老教會傳教士，曾在長江沿岸的鎮江佈道。她在上海讀高中，一九一○年赴美就讀大學，一九一四年返回中國並與卜凱(John Lossing Buck）結婚；卜凱是一位農經專家，曾指導過有關中國農民經濟和社會環境的研究調查。賽珍珠夫婦一九二七年三月為了躲避上海的排外運動，曾在皖北生活多年，後來又移居南京。這段經驗令她既緊張又激動，加上寫作欲望的驅使，於是在一九二八年初，花了不到三個月就完成了這部小說。

從一九二○年代末期到一九三○年代，西方人開始出現一股中國熱。這股新浪潮不再只是延續十八世紀中葉以來西方世界對中國及其文化的好奇。這時期關於中國的作品有類似施嘉倫( Victor Segalen )那種以象徵性、幻想式的手法勾勒滿清沒落的小說《雷內?雷》( Rene Leys)，或者如卡夫卡( Franz Kafka )在近篇《萬里長城》( The Great Watt of China )中對帝國官僚的描繪。有些作品充滿了政治激情，例如馬爾侯( Andre Malraux )兩本描述蔣介石清共時期的廣州和上海的小說（譯按，即《人的命運》〔 Man's Fate〕、《西方的誘惑》〔The Temptation of the West 〕）。有些故事十分詼諧，如布萊哈瑪( Ernest Brahma )的小說《凱倫》( Kai Lung )敘述一個喋喋不休的說書人。還有一些作品則是游移於種族主義與幻想之問，例如羅荷瑪(Sax Rohmer)筆下的傅滿洲( Fu Manchu )就是一位陰險狡猾又自詡為世界征服者的人物。又如，在「探長陳查理」(Charlie Chan )的通俗故事和電影裡，中國人的形象機智且開朗。不過這些作品當中，要屬賽珍珠筆下克勤克儉、艱苦卓絕，性格踏實，而又不斷與無情大地搏鬥的中國農民性格最深植美國人心。

賽珍珠的作品在美國向來暢銷，僅《大地》一書就賣出一百五十萬冊，更曾贏得「普立玆獎」( Pulitzer Prize )殊榮，被迻譯成三十種語言。一九三三年，《大地》登上百老匯舞臺，四年後又搬上大銀幕，估計美國有二百三十萬人欣賞過這部電影。即使美國人喜歡從娛樂中認識中國，但美國人並不需要一個充滿異國風情或是令人心往神馳的中國。也許，在大蕭條的困境之中，中國惡劣不堪的形勢甚至是一種慰藉。

中國與日本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的對華政策就歷經轉折擺盪。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五年間，日本佔據德國位於山東的租界並提出二十一條款，可見態度之強硬。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在華盛頓會議上，日本停止對華的索求無度，而將山東的租界與鐵路歸還給中國。但至一九二七至一九二八年，強硬路線又佔了上風，這有一部分也反映了日本認為國共合作終將把中國導向新的排外主義時代，日人更以為任由這種局勢發展，將嚴重損害他們在華中的貿易特權及其在南滿的軍事優勢。對日本而言，國民革命軍於一九二八年五月在濟南與日軍爆發的流血衝突，以及同年六月張作霖將軍遭暗殺後的政局演變，正是中國新一波排外心態的明證。

日軍與中國不同政府之間的緊張關係，其實也反映了日本國內政局問題層出不窮。自十九世紀末以來延續至二十世紀初，日本經濟的快速成長在這個時候已經呈現波動和萎縮。日本男子在一九二五年取得投票備，接著年輕且有學者氣質的祐仁天皇(emperor Hirohito)於一九一六年登基，似乎在向世人昭示日本活力的源源不絕，不過日本君主立憲政體事實上已開始走向衰敗。一般咸認為，日本政府作為靠山的各大財閥此刻已勢力龐大到開始腐化，也隳壞了民選政治人物與官僚體系的廉潔。另一方面，裝備精良且訓練有素的日本陸、海軍隊，因政府所簽訂的國際條約與外交政策似乎抹煞了他們的重要性而深感挫折。

日本國內也瀰漫著一股顛覆政府的疑懼，即使共產黨在日本根本起不了什麼作用，日本政府仍在一九二○年代末通過了「治安維持法」(peace-preservation laws )，賦予警察逮捕煽動分子的權力。從明治維新以降，日本總人口數已經成長了一倍，一九二八年已達六千五百萬人，這使日本開始面臨城市人口失業與農業蕭條的困境。另一方面，美國股市的重挫連帶影響日本絲綢對美國的出口市場，造成日本成千上萬工人失業，而農民的成本負擔也相對增加，這使日本原本嚴峻的經濟情勢更是雪上加霜。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年，生絲的價格跌了四分之三，日本出口至美國的總量滑落了百分之四十。日本向美國輸出的珍珠、罐頭食品、瓷器復因美國在一九三○年通過的「史穆特―霍雷關稅法案」(the Smoot-Hawley Tariff)而受到嚴重波及，根據這項法案，美國的進口關悅平均提高百分之二十三。同時期日本向中國的出口也下滑了百分之五十。

日本許多學者及政治人物對中國的態度十分複雜，在推崇中國昔日璀璨文化的同時，也交織著對中國現時困境的奚落和蔑視。日本知名的東洋史專家、出版界聞人內藤湖南(Naito Konan，譯按，又名內籐虎次郎）正是典型的代表人物。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的頭一天，二十九歲的青年內藤湖南便寫下：日本承擔的新「使命」就是要「把日本的文明與生活之道散播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因為中國是亞洲的大國，自然「應成為日本踐履使命的首要目標」。對內藤湖南而言，這一使命蘊含了特殊意義，因為日本在必然的變遷過程中，已經繼中國之後，成為成熟文明的擁有者與發揚者。

內藤湖南認為，晚明中國文化的重鎮在江蘇、浙江，後來在清初由廣東進一步發揚光大，然而江、浙、粵三省在遠古就是非漢人居住的蠻夷之邦。內滕指出，到了一九二○年代，「東方文化的中心已經移轉至日本」。內藤湖南的用語不時流露出粗鄙與輕蔑，他在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時曾寫道：「吾人勿須探究中國何時即將傾毀。」但他更常使用進步與變遷的比喻來說明日本的中國夢：

倘欲開墾大片稻田，就要先疏通灌溉溝渠。因此，你必須使用鐵鎚甚至炸藥粉碎巨石。假使有人反對你的最終目的，或批評你破壞土地，你該當如何？（註十四）

內藤湖南思維中的中國經濟地位，正符合南滿鐵道株式會社、日本實業家、軍人長久以來的想法與作法：「首先須把中國改造成生產重要工業原料的國家。」（註十五）此類觀點綜合成「大東亞共榮圈」的構想，強調在日本強大軍事力量領導下，中國和日本會在世上佔有一席之地；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即使必須發動戰爭，逼使中國步上正軌也在所不惜。

那些希冀一九二八年張作霖的暗殺事件會擴大華北戰事的日本軍人，心裡很失望。事後東京政府態度趨於謹慎，未全面動員軍隊。而且，張作霖之子張學良也成功地繼承了父親的軍事領導地位。張學良於一八九八年出生，在父親的東北軍中原是一名不起眼的普通軍官，嗜吸鴉片，被張作霖的股肱老臣視為紈袴子弟。最初張學良也確實不讓日本人感覺有所威脅，因而被他們戲稱為「少帥」。不過在一九二八年的春、秋兩季，張學良展現驚人的決心，將父親勢力範圍的黑龍江、吉林、遼寧等東北三省歸併於國民黨的南京政權，在名義上促成統一。南京政府則允諾劃熱河為東北第四個行省，歸張學良「東北政務委員會」管轄，就在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張學良不顧日本反對，誓言效忠南京政府。

此後，張學良的自主性令日本人不得不提高警覺。日本政府意圖通過奉系兩位軍政、民政的領導人（譯按，場宇霆、常蔭槐），也是張作霖的心腹知交去影響、甚至控制張學良。張學良獲悉後，於一九二九年一月宴請這兩位重臣，藉口例行注射嗎啡而離開現場，然後命人將之擊斃。張學良一如乃父在一九二七年突然搜捕蘇聯駐北京大使館，他在一九二九年春末也驅逐蘇聯駐哈爾濱總領事及中東鐵路管理局的蘇方官員，強行接管中東鐵路。然而史達林隨即下令俄國精兵反擊，張學良只能撒回接管行動。但一九三○年秋天，當蔣介石面臨北方馮玉祥、閻錫山、汪精衛在軍事、政治上聯合起來的強力挑戰，張學良下令部隊開進山海關，佔領冀北，使其得以支配平漢鐵路、津浦鐵路的華北沿線，並控制天津豐厚的海關說收。

蔣介石全力反擊敵人，也接受張學良擴張根據地的事實，並確認張學良對擁有近四十萬軍隊之「東北邊防軍」的管轄。張、蔣二人逐步對日本政府施壓，拒絕商討新的鐵路協定，積極謀思收復日本既有的特權，要求終止日本的治外法權，重新開始建設南滿港口，以與日人治下的旅順港抗衡。在朝鮮爆發嚴重排華事件之後，國民黨政府亦相應發起大規模的抵制日貨運動。這時候日本國內的憤怒與挫折也開始升高，除了上述種種挫敗，另外也因為在一九三○年春天的倫敦海軍會議上，日本政府接受了比低於預期的海軍船艦和潛水艇的比例，令一些軍人感到震驚。一九三○年十一月，日本首相（譯按，濱口雄三）在東京火車站遭到一名自稱愛國者的日本青年暗殺身亡。

東京軍部、外務省的軍官和閣員面對接二連三針對政治人物、實業家的暴力行為，以及經濟的衰頹，開始緩和日軍在滿洲的武裝行動。一九三一年九月初，一名高級將領銜命前往旅順，要求在滿洲的日軍能夠稟持「謹慎和耐心」來處理問題；這項命令一旦正式公佈後，日本軍隊便無法任意採取軍事行動。瀋陽的日本關東軍經由一則發自東京參謀本部少壯軍官的祕密電報，獲悉這位將軍此行的目的，於是毅然決定在接獲這道命令之前，即刻採取軍事行動。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晚，日本關東軍炸毀瀋陽郊外一段鐵路，因為此地接近中國東北軍駐瀋陽的北大營。隨後在一片紊亂中，日本軍隊與中國守軍爆發了零星的衝突。關東軍的一名高級參謀接著下令全面攻擊北大營，繼而攻陷高城厚牆拱衛的瀋陽城。日本駐瀋陽領事一再勸阻停止軍事行動，卻在其中一位軍官拔刀恫嚇之下噤若寒蟬。正當日本內閣多數官員力勸自我約束，中國與美國也訴請國際聯盟出面斡旋要求停戰之際，日本參謀本部發給東北日本駐軍的則是曖昧不明的訊息。日本駐朝鮮指揮官於是自作主張，下令部隊越過邊界南下滿洲，瀋陽關東軍隊則是依當時的防衛行動綱領，藉口掃蕩盜匪以擴大軍事規模。蔣介石因軟禁胡漢民而面臨政治的危機，無力再發動另一場大規模的軍事行動。於是蔣介石命令張學良將部隊調至長城以南，避免與日軍正面對抗。一九三一年年底，東北淪陷，完全被日本控制。

誰將領導這個締造中的新「國家」？這個問題很快就有了答案。滿清廢帝溥儀自從一九二五年以來，一直住在天津日租界內。一九三一年七月，溥儀的弟弟赴日訪問，會見了日本政要：「九一八事變」爆發之後的第十二天，滿州國日軍司令部代表旋即前往天津與溥儀會商。十月雙方繼續商談滿州國的未來，日本代表向二十五歲的溥儀保證，日本軍事行動只是針對張學良個人及其軍隊，日本其實希望幫助滿洲人建立獨立的國家，但至於新國家採取君主政體或者共和體制，日本則未明確表態。顯然日本人這番話打動了溥儀，也或許再次喚起他復興清室的夢想；十一月，他便在日本汽船運送下，悄悄離開天津，至塘沽轉乘日本貨船前往旅順。一九三二年三月，溥儀與日本軍部代表經過冗長的協商，仍無法如願復辟為「大清帝國」的「皇帝」，於是退而求其次，接受了滿州國「執政」的頭銜，而所謂「滿州國」意指「滿人的土地」。一班前清王公貴族和守舊的漢人遺老紛紛趕來，跟隨溥儀締造的新政權。

國際聯盟回應日軍侵華的行動雖然遲緩，但並未任由局勢發展，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國際聯盟決定派遣英人李頓(Lord Lytton )率領的調查團赴束北戡察局勢。美國雖然不願冒險介入，不過仍意圖左右其他列強採取堅定的立場。美胡佛( Herbert Hoover )總統的國務卿史汀生( Henry Stimson )在一九二二年一月宣佈：美國不願承認滿州國任何蔑視國際和平規範的「立場、條約及協定」。但英國以「目前中國局勢混沌未明，無法預測中國未來的發展」為由，尚不願意正式為爾後所謂的「不承認主義」主張背書（註十六）。

中國的情勢或許是混沌未明，不過九一八事件已經喚醒中國人的反日排外情結。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上海抵制外貨運動，事態竟嚴重到導致上海工部局宣佈當地進入緊急狀態，並部署軍隊保護由數個外國租界區組成的公共租界，避免一九二七年四月的攻擊外人事件重演。當天晚上，日本海軍登陸上海保衛日本租界，並與國民黨十九路軍在貧民區閘北發生激戰。日本海軍將領聲稱這場衝突對日本帝國是一種「侮蔑」，於是在一月二十九日下令轟炸閘北。

日本的狂轟濫炸傷及大批無辜市民，引起舉世譁然。隨後日軍更全面攻擊上海中國守軍，總共投入三個師的兵力，但中國守軍仍頑強抵抗。中國守軍在槍林彈雨中的英勇行徑，令人聯想到遠在北方黑龍江另一支軍隊（譯按，馬占山）堅決抵抗日軍的表現，重新燃起外國人對中國作戰能力的敬意。日軍發動浸略時，其國內社會日漸脫序：日本的大藏大臣在二月大選期間遭狙擊身亡，同月，三井商社社長在東京鬧區被暗殺，五月，首相則是在官邸遭槍殺；因此日本聲稱要在分裂的中國重建秩序的說法，實則似是而非。

一九三二年五月，日本宣佈上海停戰，並片面將上海周邊地域劃歸為中立區，然後強迫中國接受。因為蔣介石並不信任十九路軍指揮官，於是便將這支曾英勇抗敵的軍隊調離上海，南下福建。稍後日本再次挑釁：八月，日本政府宣佈給予溥儀滿州國正式的外交承認，並表示「股切期盼同文同種的三個獨立國家日本、滿州、中國，攜手並進，共創遠東和平繁榮的時刻指日可待。」（註十七），一九三三年一月日本政府獲悉李頓調查團的報告雖有調停之意，仍不願默認中國已喪失東北主權，於是下令日軍前進熱河，以「熱河事件正是滿州國的內政問題」（註十八）為侵略的藉口。到了四月，日軍已攻陷熱河省，並拿下長城東端的山海關戰略要衝來護衛其佔領地。

一九三三年二月，正當熱河戰役酣熱之際，國際聯盟集會表決李頓調查報告。日本代表團的首席代表強烈表示國聯必須瞭解日本「殷切期盼以己力幫助中國。這亦是吾國應負之責。」（註十九）他更進一步警告，假若無法認清日本立場的道理，必定會招致「赤色中國」與蘇聯的結盟。國際聯盟的會員國除了暹羅棄權之外，一致通過了李頓的報告書，亦即否認滿州國為一獨立國家。表決後，日本代表憤而離席，嗣後宣告退出國際聯盟。

日本在中國東北建立根據地這齣戲碼的最後一幕於一九三三年五月上演。日軍眼見除非能掃蕩長城以南的中國軍隊，否則便無法鞏固在長城以北的勢力範圍，於是日本關東軍就在該月長驅直下，進入河北。日軍以武力、詐騙、心理戰，攻擊河北守軍。經過一連串正規軍事激戰之後，日軍把河北守軍逼退至白河沿岸。日軍透過天津的特務機構，收買了當地軍官和昔日軍閥，誘使他們叛離或成立敵對組織。日軍鼓動地方鉍密會社與非正規軍群起反抗。他們設立電台攔截中國的軍用頻道，下達假命令給中國戰地指揮官，擾亂其作戰計畫。另外，日軍也派遣戰機低空飛掠北平市＊，令市民驚慌無助。

軍隊潰敗、士氣渙散、派系之間彼此撻伐，逼使中國軍隊不得不在一九三三年五月停戰求和。就在日本戰艦、驅逐艦的砲口下，中國代表在沿海的塘沽簽訂一紙屈辱的停戰協定。<塘沽協定>規定河北省東北部，即白河的東北沿線劃歸為非軍事區，只能由「不對日本抱持敵意」的警察機關負責該地區的治安。而日本除了維持通往北平的道路順暢所需的軍力外，一如先前庚子拳亂議定書所規定的，其他軍隊撤退至長城一線，日本同時保有空中監視權，以確保沒有任何中國軍隊在此運動，而破壞協定。

就在塘沽停戰協定簽訂後一週內，滿州國政府組織形式的相關問題再度浮上檯面，由搏儀顧問群及日本軍方、內閣等代表齊聚東京展開討論。會中日本關東軍指揮官告訴溥儀，日方大致同意維持帝制，溥儀聞訊立刻安排自北平將清末最後一位成年皇帝光緒的龍袍以船運送給他。

溥儀在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次慶典中，身著借來的龍袍宣佈將在新首都長春東郊「天壇」登極。接下來的登基典禮，他則身著戎裝。溥儀改年號為「康德」，「康」取自效法康熙皇帝的權力與威望，康熙皇帝在兩百五十年前一統大清，抵禦俄人捍衛北境。幾位滿漢朝臣與日本官員圍繞虛位皇帝溥儀身旁，或許他們真心相信盛清的光輝歲月將再度躍上舞臺。

＊原註：北京於一九二七年改稱北平。

中國與德國

凡爾賽和約承認日本繼承德國在華權益的條款，令中國人民義憤填膺。但是對德國而言，凡爾賽和約是一紙懲罰，禍患無窮。德國把大片土地割讓給法國、波蘭、丹麥，並且被迫放棄所有德屬殖民地。流經德國的萊因河( Rhine River )區被劃歸為非軍事區，藏量豐富的薩爾(Saar )煤礦則歸法國。德國陸軍總數被裁減成十萬人。海軍亦大幅縮編，停止建造軍用飛機，嚴格限制軍需品的製造。連商用船隊也被縮減為先前總數的十分之一。由於德國被指控必須為發動戰爭的罪行負責，協約國向戰敗國家索求一千三百二十億金馬克(gold mark )的鉅額賠款。結果，一九一八年德皇退位出走，軟弱的聯合政府在一連串填補德皇政治真空的努力中釀成政治、經濟、社會的紊亂失序。一九二二年，一百六十馬克約可兌換一美元，一九二三年七月，嚴重貶值到十六萬馬克兌換一美元；一九二三年十月，迅速跌落到四十億馬克兌換一美元，幾無價值可言。

然而，德國此時仍為中國人心目中的文化、科學中心。大批中國學生赴德留學，其中不乏修習人文科學、特別是歷史和哲學者，也有人從事冶金學、彈道學、地質學的研究。留德學生最初十分團結，嗣後國、共鬥爭也反映在不同學生團體間，有時還升高至公開程度的衝突。在柏林就有兩個對立團體爭相舉行孫逸仙逝世十週年紀念大會。幾名共產黨員意圖在當地的中國勞工群眾中，例如漢堡( Hamburg )的海員、柏林貧民區的小販中積極運動，結果引起德國警察密切注意，中國人在政治集會上發表演說，也必須冒著驅逐出境的危險。中、德兩國頻繁的學術交流起於一九二○年代末，由玆維格( Arnold Zweig )、布萊希特( Bertolt recht)、葛羅比爾斯( Walter Gropius )和克羅維玆( Kathe Kollwitz)等德國人致電孫逸仙遺孀宋慶齡所提的建議，宋慶齡則曾兩度長期旅居柏林。

一九二○年代初，孫逸仙曾數次遣派密使至德國，為廣州政府尋覓科技與軍事顧問。但是孫意欲起用的人不是非堪大任就是志不在此，另一方面，德國外交部也謹慎處理與孫的關係，顯然德國政府並不為孫那段「借德國人才學問，以最速時間，致中國於富強，此步達到，則以中國全國之力，助德國脫離〈華塞條約〉（譯按，即〈凡爾賽條約〉）之束縛」（註二○）的陳述所動。因此孫逸仙轉而寄望共產國際與蘇聯軍事顧問的外援；最後，當三位飛行教官、七位步兵顧問以及幾位後勤補給專家、警官等在內的德國人終於抵達中國時，蘇聯影響力已經相當大了。

就在國民革命軍北伐以及蔣介石剿共期間，德國工業開始復甦，大型軍事工廠亦已重建。德國因無力償還賠款而於一九二三年歸法國所有的魯爾區( Ruhr )，在一九二五年法軍徹出後重新回到德國治下。德國也加入國際聯盟成為會員國。興登堡(Hindenburg )元帥擔任總統後隨即整頓政治秩序，穩定幣值。對於強烈敵視共產黨的西山會議派成員而言，德國似乎是中國尋找技術援助的最佳選擇，一九二六年底，西山會議派成員與德國積極交涉後，確定由飽爾( Max Bauer)來華擔任經濟和軍事顧問。

一次世界大戰之前，鮑爾就曾任職德軍參謀本部轄下的「作戰及戰略動員處」(Operations and Strategic Mobilization )至戰爭期間。戰後至一九二六年返德之前，曾於蘇聯、阿根廷擔任軍事顧問。歐戰期間，鮑爾專精於整合軍需品與工業產品，與軍事工業及重工業部門均維持密切關係，這樣的背景使鮑爾成為中國軍事、經濟顧問的不二人選。一九二七年底，鮑爾抵達廣州，因為之前即曾與「容克爾斯飛機公司」(Junkers Aircraft)和「歐力肯」(Oerlikon )軍火集團等幾家公司接觸，日後自然成為它們的在華代表。鮑爾在廣州也目睹了共產黨十二月暴動的始末。

鮑爾不僅能幹，他的華麗言辭充滿想像力，展現出桀傲不馴，顯然引起蔣介石的共嗚。飽爾在第一個備忘錄中告訴蔣：「世界即將邁入新的時代，一個互助合作、博愛利他對抗帝國主義、唯物主義的時代，是顯而易見的。」他讓蔣介石鼓勵「健康的民族意識」，也發自內心地讚美中華民族，他寫道中國人有權「拒絕『白色的統治種族』的剝削，因為白種人正蒙受唯物主義論的、縱欲的、膽怯性格的影響而逐漸墮落！」（註二一）

不過鮑爾向蔣介石提及的工業、軍備、軍事設施等相關計畫卻是具體合理的。一九二八年蔣介石派遣鮑爾返回德國，在中國駐柏林公使館的掩護下，鮑爾於德國設置了「商務專員處」(Commerce Department )，主要幫助南京政府大量購買軍需品與軍用設備，以節省昂貴的仲介費用，避免購買非制式或過時的武器，以及鼓勵德國人生產符合中國特殊需要的軍備。一九二九年正當蔣力戰桂系軍閥時，鮑爾死於天花；此刻除了先前布魯徹將軍的教導之外，蔣又從飽爾那裡認識到現代化的戰爭形態。鮑爾不僅幫蔣延聘數名有才幹的軍事顧問，也為蔣招攬農耕技術、城市行政管理、礦業資源、工業工程等領域的專家。顧問團中有些人仍任職於德國政府部門，不過德國軍方採取彈性作法，在一九二九年夏天讓兩名無線電通訊專家到中國服務。

一九三○年代初，中、德之間的蜜月期逐漸結束。中國擔心德國銀行的破產、高達六百萬人的失業人口，以及希特勒(Adolf Hitler)在一九三二年的總統大選中異軍突起。德國則對於在柏林的商務專員處缺乏信心，也懷疑蔣介石政權的權力是否穩固。在中國，鮑爾的繼任者無法獲得蔣的信任，他們甚至大量縮減工作範圍，堅持以軍事訓練為優先，而反對飽爾所關注的經濟和工業領域。同時，蔣的政治處境正處於低潮。九一八事變後，蔣氏下野，辭去國民政府主席一職，把國家交由已在廣州另立政權的汪精衛、孫科統理。

一九三二年一月蔣再度復職（一如一九二七年底，蔣再次證明他是不可或缺的領袖人物），他開始獨攬大權。蔣介石膺任總司令和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統帥陸、海、空三軍。在一九三一和一九三二年的兩次圍剿中，蔣介石均無法把共產黨逐出江西蘇區，反而被紅軍擊敗；因此為了進一步勦滅農村蘇區的共產黨，蔣介石在軍事委員會底下成立了「剿匪司令部」，自任總司令。因為總司令得以在共產黨活動的區域中獨攬民政、軍事、黨務大權，因此國民政府的五院根本無法制衡蔣，當然也無法阻止他將大量資源投注在軍事部門。誠如下表政府支出項目所顯示的，扣除直接軍事費用支出以及政府貸款的利息支出（往往是因應軍事的需要而舉債借款）之後，餘額即為「政府部門」的實際支出總數，而在一九三四、三五年之前，「政府部門」實際支出的數額均不超過總支出的百分之二十。同時，這些數值並不包括省級政府分配用來作為軍事防衛與安全的支出。

蔣介石於一九三二年七至八月間親自坐鎮南昌，指揮第三次圍剿，此次行動較為成功，蔣的部隊不僅重創華中賀龍蘇區，並深入追擊至江西蘇區。蔣和幕僚群通過所謂「三比七」，亦即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基本作戰原則，開始重視戰爭的心理層面。他們在政治作戰的方針下開始整飭吏治，廢苛捐、懲土豪，辦理生產、消費合作社，改善農耕機具，暢通地方貨物。蔣的部隊亦試圖用道德價值和愛國情操來教化地方農民。

另一方面，當國民黨開始野心勃勃地計畫徵調民工，課徵額外重稅，修築戰地機場和公路網時，同時也在江西蘇區周圍構築由堅石或磚塊堆砌的碉堡，作為經濟封鎖之用，同時也是防衛據點，並兼具儲藏庫、臨時野戰醫院，以及前進基地的作用。在此，蔣介石刻意地採取七十年前曾國藩鎮壓捻亂的戰略。為了支援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的第四、五次圍剿，國民黨總共構築一千五百哩的新路以及一萬四千座碉堡。

雖然有許多德國軍官以顧問身分參與剿匪，蔣介石仍覺得有必要另聘像鮑爾一樣真正讓他信賴的資深顧問，必須有過人的歷練與智慧，得以洞察中國的軍事結構。蔣介石最後挑選了一戰期間的傑出指揮官塞克特( Hans von Sccckt)將軍：塞氏於一九二○至一九二六年間負責整頓德軍軍紀，作風強悍，把德軍改造成訓練有素、精神抖擻、裝備精良的勁旅。

塞克特於一九三三年五月抵達蔣介石位於南昌附近的枯嶺別館，與蔣晤談數日。雖然塞克特並未接受蔣介石所接供的德國顧問團高級顧問的職位，但表示願意研究中國軍隊現代化的問題。塞克特在他向蔣所提供的建議書中強調，國民黨亟需一支素質優良，並由兼具犧牲精神和專業能力之軍官團所領導的軍隊，方能成為中央政府「統治權威的基石」。塞克特認為蔣的軍隊太多。他建議應以不超過十個師為要。塞克特主張，應先成立教導旅，增進軍官的指揮作戰能力。為了達成這一目標以及隨之的合理化改革，蔣介石必須增加德國軍事顧問的數量，並提高其工作效率，同時要由德國顧問來掌管教導團的發展。（註二三）另一方而，塞克特也建議，由德國顧問團參與中國軍火工業的建設，而中國軍火工業的生產應德國顧問加以管理，然後再交還給德國培訓的中國人管理。在塞克特所提及的構想中，還包括以中國生產的原料與德國交換中國所需的軍需品和其他物資。

在塞克特的建議下，中、德雙方於一九三四年一月邁開合作的第一步，德國財政部及軍方同意成立一家私人公司＊來處理交易。一九三四年夏天，塞克特二次抵華﹒蔣介石給他月薪相當於美金二千元的優渥待遇，這名德國人在致其姊的信中頗為得意：「在這裡我被視為是軍事方面的孔夫子。（註二四）嗣後，中、德雙方在一九三四年八月簽訂一項「極嘰密」的協定（譯按，〈中國礦物及農產品同德國工業品及其他產品的易貨協定〉)。中、德雙方進行一項總值一億馬克的計畫，中方自德國取得軍工原料、探勘礦產的機械設備、現代化的兵工廠。塞克特早就指明，中國所生產的軍需產品有「百分之七十五到九十不適用於」現代化軍隊。

＊譯註：這家公司的名稱即為「Hapro 」，在中國則取其諧音稱之為「合步樓」。

德國則是自中國獲得「高質量」的礦產。在雙方的協議中並未載明礦產種類，不過德國需要的主要是銻和鎢，這兩種礦產都是現代化戰爭不可或缺的重要原料。銻可被作成合金，用於軍火工業的生產，特別是砲彈彈殼與雷管的製造，鎢（提煉自鎢錳鐵礦中）與其他鐵礦高溫熔合後可用來製成裝甲、能穿透裝甲的砲彈、飛機、燈泡的燈絲、電話的零件等。德國並不生產銻、鎢，但中國的湘北、湘南，銻的生產佔全世界產量的百分之六十，湘、贛兩地生產的鎢則佔全世界總產量的百分之五十。

因為中、德的互援是如此重要，所以德國軍方公開掌控前述之貿易公司。一九三五年五月，駐上海的德國總領事逕行向希特勒拍發了一封長電，籲請希特勒支持與南京政府的貿易往來，切莫受其他中國團體（譯按，指廣東的陳濟棠）的利誘。中國方面，國民政府成立「資源委員會」支援政府內不同部門各自統理的經濟發展組織。其重要性在於歸隸蔣介石直接統御之「軍事委員會」。同時，該委員會財務上的收支皆由中央銀行成立特別機構（譯按，中央信託局）管理。一九三六年初，南京政府設置專司機構管理銻、鎢兩種礦產，同年政府亦宣佈一項關於重工業發展的「三年計畫」，而其原料主要取自德國。

此外，另一位造訪南京的資深軍官建議，德國或許應該幫助中國「對抗日本霸權」；同時開始進行幾項重要計畫，例如，南京政府很快便與德國「沃爾夫公司」(Otto Wolff)簽訂兩條鐵路工程的協議；德國「克魯伯」公司提供中國政府大量的鐵路工程貸款「賓士公司」( Daimler-Benz )設置生產組裝柴油卡車的零件工廠，包括輪胎、玻璃、皮革；容克爾斯飛機公司在抗州生產單引擎轟炸機和雙引擎飛機；「西門子公司」( Siemens )與南京政府簽訂船塢建造的契約；「法爾本公司」( I. G. Farben）則有化學工廠的合約。此外尚包括了煉銅廠、鋅礦廠、油田的探勘、氮氣廠，以及生產真空管、電話、收音機、電線等產品的工廠興建計畫。全部歸資源委員會統轄。南京政府希冀通過這些計畫將川、湘、贛三省建設成中國的「新經濟中心」，以抵抗日軍侵略；這類思維模式其實是十九世紀末自強運動的延續。

就國民黨計畫而言，不幸的是把夢想建築在國際政治的現實基石上。德國內部各個部門如商業團體、外交部、軍方、財政部、職業外交官、在華的顧問之間總是對這些計畫存在各式各樣的歧見。一九三六年，在希特勒個人強力運作下，德國與日本簽訂一項針對蘇聯且極具爭議性的〈德日反共產國際協定〉( Anti-Comintern Pact)，並鼓勵德國與滿州國貿易往來。一九三七年日本展開全面侵華的軍事行動時，蔣夫人的姊夫、繼宋子文擔任財政部長的孔祥熙，正在為維持中、德雙方以物易物的協議作最後的努力，他在一封致希特勁的私人信函中，盛讚這位德國的領袖是「我們的模範」，也是一位「為正義、民族自由，和榮譽而奮戰的偉大鬥士」。孔進一步說道，中國在儒家傳統的引領之下並不會倒向共產主義，反之，日本國內則有可能會爆發赤色革命。孔肯定不管是從文化、政治或是軍事層面的觀點來看，蔣介石「與閣下對於彼此將會有深刻的瞭解」。（註二五）然而，孔祥熙並沒有收到希特勒的回覆。

註釋

註一：楊格(Arthur N. Young)，《中國國家建設的努力，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財政與經濟紀錄》(China's Nation-Building Effort, 1927-1937: The Financial and Economic Record.,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71 )，頁三八之表15-1。

註二：凱茲（Qeorge Kates)，《豐盛的年代：舊中國的尾聲》(Tne Years That Were Fat: The Last of Old China.,Cambridge: MIT Press, 1967 reprint)。

註三：施拉姆，《毛澤東的政治思想》。頁二四五至二四六。

註四：毛澤東，《毛澤東選集。五卷》（北京，一九七五至一九七七年），卷一，頁一二三。

註五：湯普森編譯，《毛澤東：來自尋烏的報告》(Mao Zedong: Report from Xunwu.,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1990])。

註六：前揭書，尋烏縣的統計表，頁一一六。

註七：毛澤東，前褐書，頁一二四。

註八：毛澤東，前揭書，頁四五至四六。另參見施拉姆，頁二五八。三三七。

註九：侯纏明(Hou Chi-ming )，《外國的投資與中國的經濟發展，一八四至一九三七年》(Foreig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1840-1937.,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頁十七之表4。

註十：前褐書，頁八一之表18

註十一：魯茲(Jesse Lutz)，《中國與教會學校，一八五○至一九五○年》(China and the Christian Colleges, 1850-1950.,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1 )，頁一三七。孫任以都(E-tu Zen Sun),〈學術團體的成長，一九一二至一九四九年〉（(The Growth of Academic Community, 1912-1949)，見（劍橋中國史，第十三卷，第二部〉(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3. pt. 2 )，頁三七八至三七九，表3。

註十二：嘉瑞特（Shlrley Garrett），〈城市中國的社會改革：中國基督教青年會，一八九五至一九二六年》(Social Reform in Urban China: The Chinese YMCA, 1895-1926.,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頁一七九。

註十三：童威廉(William L. Tung)，《在美國的華人，一八二○至一九七三年》(The Chinese in America, 1820-1973., Dobbs Ferry, N.Y., 1974 )，頁十八至三一。

註十四：岡本純平(Okamoto Shumpei)，〈日本對中國民族主義的回應：一九二年代內籐湖南的中國圖象〉(Japanese Response to Chinese Nationalism: Naito Konan's Image of China in the 1920s)，見陳一絹霖(F. Gilbert Chan )皿一埃佐爾德(Thomas Etzold )著，八一九二年代的中國：民族主義與革命》(China in 1920s: 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 New York, 1976)，頁一六四，一六七。另見譚業新（音）,<一位知識分子對西方干預的回應：內一勝湖南的中華民國觀〉("An Intellectual's Response to Western Intrusion: Naito Konan's view of Republican China" )，收鋒在入江昭(Akira Iriye)編，《中國人與日本人：關於政治與文化互動的論文集》(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Essays in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頁一七二，一七五。

註十五：譚業新，前揭文，頁一七八。

註十六：克羅利(James Crowley ),〈尋求自主性的日本：國家安全與外交政策，一九三至一九三八年〉(Japan's Quest for Autonomy: National Security and Foreign Policy, 1930-1938.,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 ，頁一五五至一五六。

註十七：前褐書，頁一八二至一八三。

註十八：莫力(James Morley)編，《中國的泥淳：日本在亞洲大陸的擴張，一九三三至一九四一年》(Tne China Quagmire: Japan's Expansion on the Asian Continent, 1933-194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頁十九。

註十九：莫力，前褐書，頁一八五至一八六。

註二：柯偉林(William Kirby)，《德國與中華民國》(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 Stanford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頁三四至三五。

註二一：前褐書，頁四九，梁熹惠（音）, 《中德之間的連結：介於中國與德國之問的法肯豪森。一九州至一九四一年》(The Sino-German Connection: 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 between China and Germany, 1900-1941..Amsterdam. 1978)，頁八三。

註1111：田弘茂(Tien Hung-mao )，《國民黨中國的政府與政治，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Kuomintang China, 1927-1937.,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頁八三。

註二三：柯偉林，前褐書，頁一一一至一一九。

註二四：前褐書，頁一一七。

註二五：前褐書，頁二三八。九月三日的信。

16 開啟戰端

長征

一九三四年年中，蔣介石協同公路系統與軍事碉堡，對江西蘇區進行經濟封鎖與軍事包圍，這使共產黨的處境極為艱困。同年八月，江西蘇區的四位主要軍事領導人——紅軍總司令朱德、留蘇派的博古（譯按，秦邦憲）、周恩來，以及共產國際的代表布勞恩(Otto Braun，譯按，中文名字為李德）——達成棄守蘇區的共識，儘管這四人對於撤退的時間、多少軍隊斷後、共軍最後目的地等問題並沒有一致的結論。

要突破國民黨的全面封鎖，只有出其不意，因此計畫進行得極為機密，大部分地方將領只知道個大概。而且，因為上海的國民黨警察破獲共產黨原本用來與莫斯科聯絡的通訊設備，中共中央因而無從與莫斯科或共產國際的領導人協調最後計畫。中共獲悉蔣介石意欲於秋末發動新一波攻勢，而粵北則有一位國民黨將領或許願意與共產黨秘密臨商之後，加速了徹退的步伐。

共產黨部隊探知國民黨的軍事封鎖線的西南角，也就是江西贛州與會昌兩市之間最為薄弱，雖然蔣介石的部隊在這裡佈置四道綿延一百五十哩的防線，但駐守此處的廣東、廣西部隊，作戰能力不及蔣的精銳部隊；更何況，與其在江西蘇區北方與國民黨軍隊正面對決，不如向西南地區逃逸較有勝算。於是，共產黨備妥且分配糧食、輜重、衣服、醫療用品，打包或銷毀文件，決定長征隊伍及留守人員之後，九月間，共產黨部隊伺機向西南突圍。

徹退的戰略是由周恩來擬定的。以資深紅軍所組成的「紅一軍團」和「紅三軍團」擔任先遣部隊。這些部隊是分別由曾在北伐和江西蘇區聲名大噪的兩位優秀將領擔任指揮：紅一軍團是由出身黃埔軍校、時年二十七歲的林彪率隊；紅三軍團則由三十七歲的彭德懷領軍。林彪的部隊約有一萬五千名兵力，彭德懷麾下則有一萬三千人，不過這兩股兵力面對國民黨封鎖，顯得軍備不足。每一部隊僅配有九千枝來福槍（每一技來福槍不到一百發子彈）、兩門野戰砲、三十門自製的迫擊砲，及三百挺機槍。每一挺機槍至多配給五百發或六百發子彈，在激戰時高速擊發的狀態下約莫僅能維持十分鐘。另外，大部分戰士配備一兩枚手榴彈。

緊接在這兩支部隊之後的是江西蘇區的龐大人員。「軍委縱隊」是由中央委員會委員、情報人員、幹部，以及少數防空單位所組成；之後則是「中央縱隊」，包括其餘的黨政人員、野戰醫療單位，他們還帶著儲備的金條銀元、製造簡易軍備的機器，以及油印設備與政治宣傳品。這兩支縱隊有數百名新近徽召來的挑夫，行進速度十分緩慢，一萬四千人的隊伍中只有四千名是戰鬥部隊。加上三支殿後護衛側翼的小規模部隊，使突圍隊伍總人數達八萬人，每一人攜帶兩星期份的米和食鹽。

在這兩支縱隊中約有三十五名女子，其中包括毛澤東懷有身孕的第二任妻子賀子珍，以及朱德來自農村、年輕的第四任妻子（譯按，康克清）。（朱德的前三任妻子，一位死於生產，一位被軍閥殺害，一位則是遭國民黨處決。毛澤東的第一任妻子陽開慧在一九三○年亦遭國民黨逮捕被處決。）但大部分的婦孺——包括揭櫫婚姻自由理念的新婚姻法通過後的紅軍戰戰士子女——只有留置江西蘇區，在國民黨軍隊佔領後備受迫害。

留守的還有約二萬八千名部隊，其中二萬名是無法隨部隊移動的傷兵，為了進行游擊戰以便奪回江西蘇區失地而留下，並從事地下工作，以待有朝一日共產黨部隊返回。留守人員常中包括毛澤東的弟弟毛澤覃以及在一九二七年第二波紅色暴動之後下台的領導人瞿秋白，瞿此時因染上肺結核而無法長途跋涉。毛澤覃後來被國民黨部隊槍決，而瞿秋白在寫下一份詭異的、譏諷的「臨終遺言和聲明」（譯按，瞿稱此文為〈多什的話〉)，表明他對教條馬克思主義的幻滅覺醒，並強調他所追求的是一個更平和、更浪漫的世界之後，同樣遭國民黨部隊槍決。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共產黨在夜色掩護下，秘密從江西突圍，開啟了中共「長征」的序曲，它是中共黨史上眾多英雄詩篇中最輝煌的一頁。中共節節敗退，在歷時三百七十天、步行六千哩之後，最後卻獲得戰略上的成功，在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日抵達陝西。

長征的最初階段幾乎都按計畫行事。兩支先遣部隊向西南突圍，安全橫渡桃江，軍委縱隊和中央縱隊緊隨在後，沿著湘、贛邊境進入到廣東省北面的第二道封鎖線。雖然林彪的紅一軍團在南方山區傷亡慘重，不過彭德懷率領的紅三軍團很快就突破第二道封鎖線。長征隊伍面對地方軍力和國民黨軍隊的窮追不捨，採取四小時前進、四小時休息循環交替的全天候作戰策略，穿越過國民黨在粵漢鐵路沿線設置的第三道封鎖線。長征隊伍受累於笨重行李，挑伕紛紛脫逃，又苦於地圖老舊，加上湘、桂之交路況惡劣，有時根本無路可行，在十二月中旬沿著湘江準備突破最後一道封鎖線時險些被誘捕。雖然國民黨及其盟軍阻絕了江西主力部隊與湖南地區的其餘共軍會合，但是卻無法阻止共軍沿著湘、桂邊境進入貴州。

接下來數週，長征部隊佔領貴州境內的數個市集，他們扔掉一些包括大砲、已無彈藥可用的重裝備，並補充必需品，然後重組隊伍。隨著敵軍的分散，以及紅一軍團、紅三軍團在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利用竹筏橫渡烏江，突破貴州守軍之後，共軍的前鋒部隊早在遵義城內富商巨賈和國民黨官員還來不及潛逃之前，就已進入這座熱鬧的城市。雖然城內軍需物資極度欠缺，他們還是補充了許多迫切需要的糧食和衣物。

當共軍駐紮在遵義後，共黨領導人開始在此地推動激進的變革。他們召開群眾會議、討論土地改革問題、強制重分配物資、組織革命委員會，再度激起昔日運動的熱潮。共產黨也在遵義召開了一次緊湊而關鍵的共產黨高層會議。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至十八日的遵義會議，有十八位重要的共產黨領導人參加，政治局統治集團的六位成員、政治局的四位候補委員、七位資深軍隊領導，以及共產國際代表布勞恩。在四天的討論過程中，與會領導人反覆檢討黨在江西蘇區挫敗的原因，並分析當前所面臨的政治抉擇。根據會後所公佈的「總結決議」，江西蘇區的領導人被批評採取「單純防禦路線」而非「運動戰」，導致一九三四年初在蘇區盲目而拚命與敵人作戰，造成共產黨軍隊疲憊不堪，而使中共的突圍像是「一種驚慌失措的逃跑以及搬家式的行動。」（註一）這份總結報告，內容大體反映了毛澤東的觀點，所以可視為毛澤東邁向黨內權力之路的象微。會後毛澤東晉升為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並佐助周恩來謀劃戰略。留蘇派的博古失卻他「一個人包辦黨內一切工作」的那種領導地位；其實自從博古接任黨的領導人以來，有關軍事決策權早就大權旁落，而為布勞恩所壟斷。

長征隊伍為了避免重蹈桂王和吳三桂過去受困於偏遠山區的命運，故於五月初決意北上，進入四川、西康。長征隊伍花了八天的時間，以輕舟橫渡金沙江，進入蠻荒的嶙峋山區。穿越橫亙在大渡河之上的瀘定橋堪稱長征途中最驚險的一幕。在水流湍急的大渡河上，唯一通道即是由鐵鍊懸吊著的木板吊僑。敵軍拆除大部分的木板，並對準瀘定橋架設機搶，嚴陣以待。二十名紅軍攜帶手榴彈攀緣橋索，匍匐爬行一百碼去襲擊對岸陣地。這次行動使共產黨餘部得以在一九三五年五月底安全橫越大渡河。

接著是翻越大雪山的嚴酷行程，途中毛澤東染上瘧疾，必須靠擔架扛著走，林彪則因高山空氣稀薄時而昏厥，許多戰士受凍瘡之害而必須截肢。長征隊伍一路飽受西藏部隊的攻擊以及國民黨飛機的零星轟炸，又必須攀爬一萬六千呎的險峻高山，最後終於在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二日，抵達川北懋功，但隊伍已經折損泰半，只剩下約四萬人。

長征隊伍抵達川北，與張國燾部隊匯合，張適才棄守川東的蘇維埃區，帶著五萬名部隊建立新的根據地。依常理而論，共產黨軍隊應該對這次會師感到高興，因為張與毛過去在北大時就已熟稔，同時在各自成立根據地政府之前，二人皆是一九二一年共產黨創黨大會的與會代表。然而歷經數星期的開會討論之後，雙方歧見也越顯尖銳，毛堅持部隊北上，繼續向東北的陝西或寧夏前進，張則是意圖深入川、康邊界，成立地處偏僻而易守難攻的蘇維埃政權。毛澤東同時表明，一到達新的根據地便成立「統一民族國防政府」（註二）號召聯合全體中國人抵禦日軍的侵略。這一立場正巧與共產國際在莫斯科的新近決議相呼應，儘管我們不知道毛是否曾經與共產國際接觸，或者僅只是思路相近所致。張國燾向來就希望共產黨能擺脫共產國際的支配，故不樂於支持毛的主張。即使毛以共產黨軍、政領導人的身分參與辯論，同樣無法說服張國燾。在一項或許是朱德奔走協調所促成的妥協中，雙方的軍隊先行混編，後重組。毛澤東指揮「右路軍」，麾下包括林彪、彭德懷紅一軍團和紅三軍團的殘眾以及張國燾的兩個軍（四軍、三十軍）；張國燾除了率領自己原先的部隊之外，復又取得毛先前的第五軍和第九軍，另有紅軍總司令朱德加入張國燾的「左路軍」陣營。

現在中共的軍力再度分裂。八月底、九月初，正當張國燾準備率部隊進入西南地區補充糧食和禦寒的冬衣時，毛所率筋疲力竭的部隊在青海、甘肅交界的荒涼沼澤地帶奮力前進，滂沱的大雨、冰雹，沼澤泥潭，糧食闕如，以及除了站立無法入睡的濕地，導致無數的長征戰士飢寒交迫、癘病叢生，折損無數。循著前方斥候設下的細草繩作為指引，長征隊伍在黑暗中摸索前進。離開沼澤地帶後，毛澤東的部隊在橫渡黃河西彎處和翻越六盤山時遭逢甘肅、陝西部隊的襲擊。十月二十日，毛澤東的部隊抵達陝北近寧夏邊界的吳起鎮，與此處一支共產黨游擊隊（劉志丹的紅十五軍）會師。當初離開江西時跟隨毛的八萬名部隊，現在僅剩八千至九千人。隨後數年間，張國燾和朱德二人轄下「左路軍」的殘餘部隊慢慢又分別竄入陝北。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毛澤東總結長征的經驗說道：「長征是歷史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它向全世界宣告，紅軍是英雄好漢，帝國主義者和他們的走狗蔣介石等輩則是完全無用的。」（註三）但毛澤東的豪言壯語並不能掩飾共產黨己經喪失在華南和華東、城市和鄉村所有根據地的事實。十五年的努力庶幾付之東流，要在一片廢墟中重建黨組織更是難上加難。

民族情感與國民黨的意識形態

且不論長征在軍事上有什麼結果，長征作為向全國傳播共產主義的宣言、宣傳及播種機，已是一項成功。毛澤東講的正是蔣介石最不願意聽的。這位國民黨領導人很清楚，在爭取中國人民心向背的這場戰役上，鹿死何黨還未可知，此時中國成千上萬的知識分子、農民和工人的政治立場還未定，對於未來的歸向並無成見。

五四運動的狂飆激情在一九二○年代未期的種種衝擊下灰飛煙滅，五四那一代打倒偶像的人物有五種選擇：成為中共的領導人，作為國民黨反共產主義秩序的代言人，中間路線的自由主義捍衛者，嚴守學院方法論的學者，或成為倡言自由心靈和享樂生活的典型人物。這五類人靠著過去的學科訓練，或參與晚清改革，或加入推翻滿清的戲碼，或浸淫在一種或數種外國文化氛圍之中，均足以令他們立們有社會地位。那些在五四運動時才十幾、二十來歲的人眼前的選擇同樣寬廣，但是通往目標的道路卻隱晦許多。這些年輕人心中無所依從的感受比老一輩人來得強烈，好打的仗已經打勝了，接下來這些年輕人究竟該如何處置看來是留給他們的遺產呢？

對這些問題的探索，代價之高，議題之嚴肅，可以從兩位年輕的探索者身上一窺端倪：即作家丁玲及其夫婿胡也頻。一九○四年，丁玲出生於湖南士紳家庭，受教於長沙現代化學堂，與母親都深受植根在五四運動中的新中國理想所感召。她們和一群一九一九年負岌法國的留學生成為好友，包括幾名在法國加入共產黨的人。一九二二年，丁玲離開家鄉的母親和友人，前往南京、上海，最後抵達北京。在北京一群作家、藝術家之中，丁玲與胸懷抱負的詩人胡也頻同居，過著「解放」的生活。丁玲顯然體現了成功掙脫家庭伽鎖的「娜拉」典型。

然而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出版的那本令她蜚聲文壇的《莎菲女士的日記》，丁玲並未歌詠新生和自由的喜悅。丁玲透過小說人物莎菲女士之眼，反而呈現了孤寂和挫敗的低調。莎菲是如此浮躁不安，到了精神失常的地步：她的易怒連最好的朋友都無法容忍而紛紛走避；她故意奔放的情慾到頭來只是目取其辱。這篇故事充滿張力，又令人低迴，在結尾，莎菲女士思索著她的未來：

我是給自己糟蹋了，凡一個人的仇敵統是自己，我的天，這有什麼法子去報復而償還一切的韻失？好在在這宇宙間，我的生命只是自己的玩品，我已浪費得盡夠了，那麼因這一番經歷而使我更陷到極深的悲境裡去，似乎也不成一個重大的事件。但是我不願留在北京，西山更不願意去了，我決計搭車南下，在無人認識的地方，浪費我生命的剩餘；因此我的心從傷痛中又興奮起來，我狂笑地憐惜自己：

「悄悄地活下來，悄悄地死去。啊！我可憐妳，莎菲！」（註四）

丁玲繼《莎菲女士的日記》後，在一九二八年又發表一力作《夢珂》，講一個天真爛漫而動人的鄉下女孩夢珂，前往上海這個充滿飽經世故的有錢人、生活極度洋化的附庸風雅者，以及思想僵化的激進分子的婆娑世界。夢珂最後成了電影明星，但她靠的是運氣，而不是正確的判斷，然而功成名就的夢珂失卻了人性，淪為男性世界裡滿足欲望的玩偶。

丁玲聲名鵲起，胡也頻也從事詩歌、短篇故事的創作，並在丁玲的資助下出版作品。丁、胡二人選擇左傾的政治立場以回應時局的動盪。一九三○年，胡也頻率先加入共產黨，並寫下一本關於一九二五年五卅慘案、煽情而誇張的小說，實際上胡也頻當時人在北京，並未目睹事件始未。一九三○年底，胡也頻決意前往江西蘇區加入農民行列，從事文化和文學運動的相關工作。一九三一年一月，丁玲剛產下頭胎，胡也頻在上海英租界的共產黨秘密會議上遭英國警察逮捕，並交付國民黨處置。證據顯示，胡也頻及其友人是被共產黨內的敵對派系給出賣了。胡也頻與二十二位同志在草率的審訊後，於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在國民黨近上海的守備隊司令部一起遭到槍決。之後，丁玲返回湖南老家，將小孩子留給母親撫養，然後重返上海，加入共產黨。

青年人或許是為了實現社會正義而加入共產黨，不過一旦成為共產黨員，卻又發現失去文化創作的自由。自從一九三○年以降，整個中國左派創作活動就被「左翼作家聯盟」傳遞的蘇聯式政治審美觀所宰制。左聯的中國領導人緊緊追隨史達林在蘇聯訂下的文化路線，限定作者的世界觀以及政治立場。史達林主義的前提是「不容置疑」的，任何對社會實情的描述必須如實反映角色與角色之問的階級關係以及清楚的社會主義革命目標。在此路線的指導下，最重要的作品或許應屬茅盾在一九三○年著手寫作、一九三二年出版的《子夜》，主要描述上海資本主義社會的剝削世界。丁玲在加入共產黨之後也依「左聯」的原則著述，然而她及友人所寫有關工人和農民的故事大都矯揉做作，也欠缺說服力。

最受青年人敬重的五四老作家魯迅在一九三○年加人「左聯」，儘管魯迅與前共產黨領導人瞿秋白往來密切，甚至也常幫瞿及其家人逃避警察追捕，不過魯迅還是深感「左聯」及其方針綁手綁腳。魯迅曾有詩句嘲諷蘇聯那一套觀念：

啊，汽笛！

啊，列寧！（註五）

同時，魯迅也觀察到「左聯」的成員一邊盲從俄國人的創作原則，一邊又熱中於彼此攻訐。雖然共產黨不斷慫恿魯迅加入，但魯迅均不為所動。反之，魯迅直到一九三六年死於肺結核之前，都一再鼓勵年輕作家緊守中國文化的重要議題，保有敏銳的社會意識，同時不要失卻嘲諷的能力。誠如他在一九三四年底給友人的一封信中說道：「叭兒之類是不足懼的，最可怕的卻是口是心非的所謂『戰友』。」在給另一位朋友的信中，提及「左聯」時，則表示：「一到裡面去，即醬在無聊的糾紛中，無聲無息。以我自己而論，總覺得縛了一條鐵索，有一個工頭在背後用鞭子打我。」（註六）而這些話卻是出自一位二十年前殷切盼望要將中國人從鐵屋的沉睡中喚醒的人。

當蔣介石和國民黨在一九三○年代開始鞏固權力之際，另一種覺醒是來自各大學的紊亂失序。五四運動的激情隨風消逝後，學生逐漸瞭解，除部分學者仍保有高風亮節之外，多數教授在政治上顯得瞻怯，在學術上則是無知，只知追逐名利。這些教師吹噓他們具備外國科技的深厚知識，甚至誇大外國社會的進步。像這額令人汗顏的教師根本無法博得學生的尊敬。錢鍾書在小說《圍城》中生動地捕捉到當時學術界這種晦暗、愚昧的一面。錢鍾書在赴歐洲牛津和巴黎研究比較文學之前，就是在這種黑暗的學術氣氛中求學。錢所呈現出的荒涼景致猶如吳敬梓眼中業已墮落的儒士世界：早在兩百年前的乾隆時代，吳敬梓就以其章回小說《儒林外史》，維妙維肖地描繪出儒士的各種醜態。

然而多數受過教育的中國青年並末喪失赤誠和希望。除了要在國共鬥爭中做出抉擇之外，他們還試圖去探尋個人、社會和學術自由的可能空問，以及恢復民族尊嚴之道。尤其是他們熱中於有關日本的相關問題。當時，抗日運動已經成為學生的民族主義核心，無形之中造成國民黨教育當局極大的壓力；因為國民黨一方面暫時姑息日本的侵略，另一方面，又要在積蓄能量俾以抵抗日軍的同時，維持國民黨透過教育部以及高壓手段試圖加強控制教育體系，設置各種必修科目和考試制度，讓學生窮於應付功課而無法參加示威遊行。他們在某些大學裡，以恐怖統治的手段如突擊搜查、逮捕，來清除激進的學生和教師。雖然此類行動缺乏官方數據佐證，但是在一九三二年的春、夏兩季，亦即遊行示威抗議日軍侵略上海之後，二十二名學生在北京被殺害，一百一十三人遭各大學開除，四百七十一人被捕入獄。一九三四年間，據一位大學教授估計，超過三百名師生遭逮捕，一九三四年底至一九三五年三月，亦即共產黨長征期間，另有二百三十名師生鋃鐺入獄。政府當局同樣嚴格控制報紙、期刊、書籍的出版，並成立箝制大衆媒體如電影的審查制度。有些導演則運用諷喻的手法表達其政治議論，一般觀眾都樂於見到笨拙的檢查人員因看不出寓意而放行。

當時興起一種黑白的圖畫藝術，有水墨畫和木刻兩種，它之所以流行主要是畫中經常反映了政治生活的真實面貌，另外也是因為製作方便，又能立即產生效果；豐子愷正是箇中翹楚。豐子愷精通中、西藝術，曾旅居日本，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他的藝術裡即使經常蘊含豐富的社會意義，也往往流露出溫暖的意象。豐子愷是魯迅的好友，並為魯迅在《阿Q正傳》裡作了清新而直接的插畫。魯迅本人也是這種社會寫實主義木刻畫的熱烈擁護者，他曾經編輯、出版一本歐洲繪畫大師的畫冊，目的在於凸顯中國藝術技巧實可與西方並駕齊驅。也整理出版過一本收錄中國人畫作的集子，其中畫作的上題大都圍繞在頌揚學生掙脫警察壓制的勇氣，反抗文學檢查制度，強調城市和農村裡的殘酷、貧窮。

很明顯，對蔣介石及其顧問群而言，假若學生、知識分子、特別是城市的工人能夠信服國民黨所致力於國家統一、經濟重建的使命，那麼國民黨將會發現比壓抑學術自由、不斷打擊共產黨、姑息日本侵略中國等更能實踐歷史使命的方法。一九三四年初，蔣介石開始建構新的、單一的意識形態架構，部分取自孫逸仙的思想，另外帶有外國傳教士的改良主義社會政策，以及蔣本人對傳統儒家思想核心的詮釋，特別是儒家思想中關於忠誠與道德的型塑。蔣介石稱這套信仰模式為「新生活運動」，他期望著「新生活運動」能在中國引起鉅大的迥響。蔣宣稱，通過「禮、義、廉、恥」美德的恢復，建構「一種新的民族意識與群眾的心理」，以達成「中國的社會新生」。

蔣介石為了闡釋這些觀念，回過頭乞靈於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理論，他寫道：「唯有能夠適應於新環境的人，一天接著一天，才能過著正當的生活。當人民的生活經歷過這樣的適應過程，矯正自己的缺點，去除無益的天性。至此我們才能稱它為新生活。」（註七）一九三四年蔣介石在南昌與其德國顧問團策畫對江西蘇區進行第五次「圍剿」時，便著手推行「新生活運動」。「新生活運動」透過國民黨的組織網絡，從南昌向其他省份、青年團體、公眾組織推展開來。許多公共媒介被動員來傳播有關一新生活運動」的指示，包括文學、圖畫、小冊子、戲劇、電影等。蔣介石期望通過這次運動，有助於解決人民衣、食、住、行「四大需求」。

一九三四年二月，正當蔣介石意圖透過塞克特將軍與德國建立密切關係之際，他曾發表演說強調外國人同樣可作為中國人典範，因為他們生活「統統合乎現代國民的要求，表現愛國家和忠於民族的精神」。相反的，中國「混亂，陰暗，毫無生氣〕。蔣介石的新意識形態融合了法西斯主義的要素，反映出民族存亡的危急。蔣以「新生活運動」，明確表達他所企求的目標在於「使全國國民的生活能夠徹底的軍事化！能夠養成勇敢迅速，刻苦耐勞，尤其共同一致的習性和本能，能隨時為國犧牲。」（註八）

蔣介石希望透過這種集體運動的形式消弭不合時宜或粗鄙的行為，如隨地吐痰、便溺、抽菸、男女之問的私通以及過於暴露的穿著打扮，而將國家逐漸整合起來面對重大的社會和經濟議題。然而儘管廣泛地透過學校體系以及童子軍、基督教青年會一類組織來推展，但是焦點卻往往侷限在細微末節之上。結果只是徒增個人的困擾，或干預個人私生活。特別是一些不滿清朝結束以來、婦女行為之轉變的人士經常以女人為攻擊對象，只要女性衣著稍有暴露或是行為輕佻，往往就會受其批判甚至攻擊。例如，一位國民黨發言人便以社會禮儀為由，批評江蘇的年輕女學生，因為在西方社會裡，除非有已婚女子作陪，否則未婚女子不能參加公共聚會。男人與女人只能在客廳會面，而不能一起進入臥房。（註九）

中國女性被要求恪守「德、言、容、功」四德，並被教導切勿盲目跟從女性主義觀念而受之蒙蔽。前述江蘇那位國民黨發言人同樣訓誡，今日社會中的女性運動並不是真正的女性運動，它只不過是一種模仿男人的運動。他堅定認為，中國女性主要就是從事女紅、炊事、灑掃、佈置庭園等家務。（註十）在江西，政府更進一步公佈若干細節，例如衣擺應至膝蓋以下（四吋），中國傳統式樣衣服的開叉應至膝蓋（三吋），衣衫必須超過臀線以下（三吋）等等。縱使新生活運動的原初意圖是嚴肅的民族復興，終究還是流於繁瑣與形式化。

同樣在一九三○年初，由早期黃埔軍校畢業生發起成立一嚴密的組織，以在未來的長期鬥爭中鞏固政治和軍事的領導權。他們嚴格遵守禁欲的生活準則，不睹博、不嫖妓、不暴飲暴食，由於多數人身著組棉布的藍衫，因此別名「監衣社」。雖然他們的工作和志向經常是牴觸現有的官僚和軍事系統，不過隨著成員的增加和組織化的結構，藍衣社的活動還是備受蔣介石的鼓舞。蔣介石最擅長的政治技巧之一就是暗中助長彼此對立的團體，因其存在得以強化蔣的中間人角色。

藍衣社的一位理論家公開表示，藍衣社必須像是一把利刃，一把可在戰爭中用來殺敵的刀，也可以是一把無害的切菜工具。一旦這把刀經過適當的焠煉之後，可能就必須考慮採取正確的行動；否則在這之前，是無法完成任何任務的。同一位理論家主張未來中國應仿效以下三種社會模式：史達林的蘇聯，希特勒的德國，以及墨索里尼( Benito Mussolini)的義大利。他宣稱，這三種模式，在民族或國家社會主義口號背後潛藏的目標，與孫逸仙的三民主義並行不悖。他認為民主體制是偽善的，可能傷害類似中國這種貧窮、處處是文盲的國家，就如同給一個纏腳的鄉下女孩一雙高跟鞋，然後叫她去跳舞一樣。（註十一)

一九三四年左右，有好幾位中國作家公開讚賞法西斯主義，特別是墨索里尼。早在清末，梁啟超就曾在著作中頌揚由馬志尼(Giuseppe Mazzini)、加里波底(Giuseppe Garibaldi)領導的義大利民族統一運動，到了一九三年代初，墨索里尼政權幫助中國發展空軍軍力、訓練飛行員，甚至建造工廠，於是義大利再度贏得中國人的尊敬。在一九三四年，有一位作家便將這位獨裁者崛起的環境與中國和蔣介石相提並論，他指出：歐戰結束後兩年，義大利就如同我國目前的處境，受到內亂與外患的雙重煎熬。但是義大利出了一位墨索里尼，經過他數年的領導，艱苦的奮鬥，致力於建設一有效的統治，終於使義大利從淪亡的邊緣獲救。這位作者高聲問道，中國能否得到像墨索里尼這樣的領導人？有的，事實上：我們自己有勤奮的、功勳彪炳的、傑出的革命領袖蔣委員長。（註十二）

藍衣社成員效忠領袖蔣介石，並在行政、軍事，以及黨部裡植根，成員更被賦予反共鬥爭的特殊角色，所以藍衣社的細胞組織便逐漸發展成為一種訓練有素的軍事和秘密警察機器，藉以偵防國內外可能的顛覆力量。藍衣社的戴笠是浙江籍的黃埔軍校畢業生，他操控蔣介石所屬的「特務處」，「特務處」後來更名為較委婉的「調查統計局」。最初，戴笠領導的「調查統計局」只有一百四十五人，一九三五年賽脹為一千七百人。一般咸信，戴笠為了清除蔣的異議分子而策劃無數樁的政治暗殺行動，包括一九三三年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主席（譯按，楊杏佛），以及一九三四年上海著名報紙編輯（譯按，《中報》的編輯史量才）。

然而儘管他們可以暗殺異議人士，讓抗議的教師、學生保持緘默不語，滲透進工會組織，或是從難以駕馭的鄉村地區蒐集情報，不過他們終究無法滌除人們心中的不平。我們可以從小說家茅盾在一九三六年的觀察來評斷國民黨在思想馴化方面的徹底失敗。茅盾和同伴取自俄國作家高爾基(Maxim Gorky )的構想，他們四處散發傳單，要各地百姓寫下茅盾他們隨機選定的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一日這一天所發生的事情。結果獲得三千餘封回函，幾乎囊括每一省份，涵蓋所有職業、社會階層，但這三千多封信異口同聲，嚴厲譴責蔣的新政策和意識形態。這些回函嘲笑新生活運動的虛偽，痛斥國民黨強制徵收土地、強迫義務勞動等在農村生活中所造成的腐敗現象。他們抨擊與日本人合作的漢奸，以及主張避免與日軍衝突的、似是而非的言論。其中有一封信寫到，中國的政、軍要員趕忙從華北、特別是冀東安然脫身，好似這裡到處是人的糞便。在所有覆函中，有一封信的內容雖充滿了黠慧的巧思，但卻也積澱著幾許悲哀，撰述者用不同地方的方言讓北方的中國人誤解南方人所表達的情緒。他曾在一條街上看見一幅激勵精神的標語，其意為：

物華天寶

人傑地靈

但是如果我們改以粵語發音來讀，那麼意思就會變得十分消沉：

物瓦天爆

人絕地冷（註十三）

作者明白表示，中國人應該比較相信第二段的口號而不是第一段。

西安的危機

老舍是三年代中國十分受歡迎的作家之一，他是滿洲人，一九三○年返回中國之前曾在英國居住、工作六年。老舍十分推崇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勞倫斯( D. H. Lawrence )、康拉德(Joseph Conrad )等人的文采，因而寫作時深受影響，他的作品往往語帶譏諷，但卻能以現實為本，敏銳觀察社會，並輕易點出東、西文化的差異。一九三一年左右，老舍在山東濟南教書，迷上一九二八年五月北伐後期、濟南城內流傳的一些地方回憶錄，當時中、日之間的嚴重衝突迫使蔣介石更改北伐的路線。老舍寫了一部關於「濟南慘案」的長篇小說（譯按，《大明湖》）並交由上海知名的「商務印書館」出版。

可惜的是，上海商務印書館在一九三二年一月「一二八事變」期間，毀於日軍砲火，連帶使老舍那本小說的手稿付之一炬。老舍並未重寫燒毀的故事，而是另闢蹊徑寫了一部全新的小說《貓城記》，並連載於一九三二年底至一九三三年期間。雖然老舍自認《貓城記》的技巧拙劣，但再也沒有其他一本三○年代的作品如此真實、近乎殘酷地刻劃出當時這場內戰的荒謬和悲慘，國、共雙方無休止的纏鬥幾乎耗盡了國家所有的能量，而讓日軍為日後的侵略奠基。

《貓城記》是一部不折不扣的政治寓言，故事描述一位太空旅遊者飛行至火星，發現「貓國」（暗喻中國）正遭受矮兵(即日本)侵略。敘述者「我」細述貓人因社會和政治的嚴重分歧，而無法團結抵禦外侮，並悲嘆這對貓人的意義，因為其中有些貓人是他所尊敬、甚至喜愛的。「革命，革命，每次革命要戰爭，」老舍小說中敘述者所言其實同樣適用於國民黨和共產黨，「而後誰得勝誰沒有辦法，因為只額革命而沒有建設的知識與熱誠，於是革命一次增多一些軍隊，增多一些害民的官吏：在這種情形下，人民工作也是餓著，不工作也是餓著。」然面臨這樣的危機，我們必須時而反省個人與國家之間的關係，因為「亡國不是悲劇的舒解苦悶，亡國不是詩人的正義之擬喻，它是事實，是鐵的事實。」（註十四）在老舍這部令人寒戰的小說中，最後殘餘貓族人就在矮兵眾目睽睽下殘殺至死。

愛國的中國學生則起而回應老舍的批判。他們在一九三○年代策劃數起反日遊行示威，一九三二年在江西蘇區根據地的共產黨主張對日宣戰，順利贏得中國人心歸向。共產黨歷經長征之後抵達陝北，重申中國必須形成「統一戰線」以抵抗日本侵略。毛澤東依據長征時期在四川時所提的論點，對「關門主義者」——亦即指中共黨內譴責所有民族資產階級皆是「全部永世反革命」的黨員——進行抨擊。毛主張採取彈性策略，聯合反日勢力，而不論階級屬性是否為富有的城市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富農、政府官員、國民黨控制的工會組織，抑或是軍閥。換言之，毛的策略其實呼應了當時共產國際刻正努力尋求合作的力量，對抗歐洲興起的法西斯主義的共產國際觀點。

東北「少帥」張學良是贊同此一觀點的強人之一。一九二八年，張學良的父親被日軍作死，在一九三一年率部隊撒離東三省。張學良在西醫的護理下，於上海戒除嗎啡毒癮，然後到歐洲遊歷，對義大利和德國的軍事力量留下深刻印象。一九三四年，張學良返華擔任蔣介石的「豫鄂皖剿匪總司令部」副司令一職，順利達成肅清豫鄂皖三省交界的共產黨蘇區的任務。然而令張學良懊惱的是，日軍利用他掃蕩共產黨的時機，發動了新一波的軍事行動。日本接著又計劃在內蒙古扶持獨立政權，並意圖擴大一九三三年所簽訂的〈塘沽協定〉範圍，把河北省納入非軍事區內。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日軍扶植一名中國將軍（譯按，殷汝耕）在河北省東部成立所謂的「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欲將勢力伸入當地。

成千上萬的學生不顧國民黨對示威運動的壓制，於十二月九日齊聚北平，抗議日本侵略。警察駐守城門，並在寒風中向人群噴灑水柱，毆打或逮捕遊行的學生，藉以威嚇抗議隊伍。然而這場很快就被命名為「十二?九」的示威遊行已經觸動了民族情緒：一星期之後，超過三萬人、聲勢浩大的隊伍再度於北平遊行示威，還有成千上萬的群眾在國民政府所在地南京，以及武漢、上海、杭州、廣州等城市發起抗議運動。共產黨積極介入、協調這些示威抗議，並進一步爭取婦女、農民，甚至以愛國口號號召警察支持，以擴大「十二?九」運動的群眾基礎。

此刻，少帥張學良正前往西安清剿陝西蘇區，在那裡還幫助不少遭警察逮捕的示威者獲釋。即使張學良遵從蔣介石命令繼續執行「剿匪」任務，不過他顯然也深受共產黨一致抗日訴求所動。當共軍折損了張學良部分精銳之師，造成慘重的傷亡，張學良不禁向親信吐露，似乎已到了和平解決共產黨問題的時刻。一九三六年一月，共產黨逕向張學良所部那些離鄉背井的軍隊提出呼籲，號召他們加入工人民主政府的行列與紅軍共同抵抗日軍浸略。（註十五）二月，張學良與共產黨舉行至少一次的會商，最後，張成功地促成這群陝西的共產黨釋放他們所俘虜的、並已被灌輸統一戰線、一致抗日觀念的東北軍。

一九三六年春天在張學良認可和默許下，共產黨的代表即以張學良的軍官組成一個抗日團體。接著在四月底、五月初，張學良抵達共產黨位於陝北山區的根據地，與周恩來舉行會談，並協議可能的抗日行動。周恩來幼年曾經住過東北，展現了靈活的手腕；而被共產黨人抗日真誠感動的張學良也為周恩來傾倒。

一九三六年夏天，來自西南、正式與蔣介石結盟的粵系（譯按，陳濟棠）、桂系（譯按，李宗仁、白崇禧）將軍揮師北上進入湖南、江西，要求應允開赴華北前線抵抗日軍，抗日救亡運動因而進一步開展。另一方面，張學良派遣密使與一九一七年以來即控制山西、也是蔣介石反共盟友的大軍閥閻錫山密商。而閻由於備感日軍對山西邊境的強大壓力，以及憂心中國未來的命運，也逐漸承認剿共並非當務之急。

儘管蔣介石十分明瞭舉國上下的反日情緒，然而他還是執意先剷除陝西共軍、後抗日的「先安內、後攘外」戰略。蔣介石於一九三六年十月藉機前往西安，十月底，在包括閻錫山、張學良等人在內的將官為他舉行的五十歲壽宴上，蔣介石當場斥責那些不贊同「共產黨才是最大敵人」觀點的人。然而這群聽眾已不再信服蔣那套陳腔濫調，問題懸而未決，蔣則返回南京。

一九三六年十月底、十一月，滿州國的傀儡軍隊和蒙古軍隊在日軍戰鬥機和裝甲車的支援下，全面進攻綏遠北部。當地駐軍（譯按，傳作義部）的英勇抵抗令全國上下震驚。而在其他地方，日本人所屬工廠裡的中國工人為了抗議日軍的侵華，紛紛舉行罷工示威，而所謂「救國會」的領導人也在上海發動數起示威活動。在國際局勢方面，德國和日本在十一月底簽訂了〈德日反共產國際協定〉，由於蔣介石一向倚重德國軍事顧問，因此某些人士擔心此協定可能促使蔣倒向日本。等到日本海軍登陸了原德國在華租界青島，逮捕該市的罷工工人與反日人士，並佔領青島市的公共建築物後，則更加深世人對蔣介石親日傾向的疑慮。

十二月初，蔣介石不顧親信的警告決意冒險前往西安。蔣介石在西安接連單獨召見少帥張學良摩下將領，以測試他們的忠誠度，並斷然決定發動最後一波的剿共戰爭。蔣下令將嫡系部隊調至西安，並派遣空軍進駐該市，堅持「八年的剿匪……可望在兩星期、至多一個月內完成」。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九日，成千上萬的西安學生群聚市內舉行「十二?九」一週年紀念活動，蔣介石則是置若罔聞、不為所動，仍然堅持既定政策。學生隊伍意圖遊行至蔣的指揮所，但中途遭警察攔阻，甚至開槍射擊，而傷及兩名學生。至此，張學良決意迫使蔣介石採取抗日行動，他在十二月十一日與東北軍高級將領召開最後一次會議，十二月十二日凌晨，張的軍隊襲擊蔣在西安郊外（譯按，臨潼華清池）的指揮所，殺了蔣介石的侍衛，最後在一塊巨岩下的山縫裡抓到著睡衣倉皇爬過院牆、渾身顫抖、因翻牆而受傷的蔣委員長。

稍後在當天清晨，張學良及其在西安的支持者向全國，包括中央和各省當局、新聞媒體、各個社團組織發佈通電。電文中公佈他們向蔣介石提的八點諍諫：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派共同負責「救國」；停止一切內戰；釋放在上海被俘的愛國領袖；繹放全國一切政治犯；鼓勵民眾愛國運動；保障人民集會結社的政治自由；奉行總理遺囑；以及召開「救國會議」。同時，張學良致力於鞏固其軍事地位，不過最後並未取得護衛西安的戰略要地潼關（黃河與渭水匯流處）和洛陽，而只是取得位於西北方的甘肅首府蘭州。

爾後兩週，則展開了中國近代史上最複雜而微妙的一次斡旋行動。南京政府出現兩種不同聲音，一派主張採取嚴城的軍事報復手段，另一派則是希望通過懷柔協商的方式營救蔣介石，最後國民政府決定雙軌並行。一方面動員洛陽軍隊和空軍對西安進行了為期三天的攻擊，另一方面派遣蔣的澳洲籍顧問端納（原為張學良顫問）飛抵西安，同行者包括蔣夫人、蔣夫人的胞兄宋子文、藍衣社的領導人戴笠。蔣介石的軍閥同盟大都採取觀望的態度，靜待事件發展：不過有一群為數兩百七十五員、皆為黃埔軍校畢業的青年軍官，宣稱代表七萬名其他軍事院校的學生致電張學良，措辭強烈地警告張學良，領袖若有不測，「吾等誓與汝有不共戴天之仇。」（註十六）

在共產黨的陝西根據地，蔣介石遭劫持的消息令共產黨人既振奮又困擾。共產黨內部一如南京政府，也是意見分歧。部分人認為這是處決蔣的絕佳機會；也有人力主藉此實現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提昇中國共產黨的地位。關於如何處置蔣介石，中共告訴張學良，必須請示共產國際的意見，而正當共產黨人議論紛紛並等待莫斯科的覆電時，一封咸信是由史達林親擬的長電傳抵毛澤東、周恩來等共產黨領導人手中。史達林表示支持組成民族統一戰線，但不認為張學良有權力或才能勝任領袖。史達林論稱，撇開一九二七年以來的是是非非，蔣依然是有能力承擔此重責大任的唯一人選。史達林同時敦促共產黨人確保蔣獲釋放。史達林在這份出人意表的電文裡，再一次顯露出他恣意扭曲事實的作法，他認為，整個西安事變可能是日本在幕後操縱的，目的在於激化內戰來造成中國的四分五裂。

十二月十六日，中共代表周恩來登上少帥派來的專機飛抵西安，與張學良進行數次私人會談。周傾向主張由蔣介石來領導民族統一戰線的政府，而不是張學良的西北軍隊。十二月十九日，中共發表公開聲明，國民黨與張學良雙方軍隊暫以潼關為界，由南京政府即刻召開包括中共代表在內各黨、各派、各界參加的和平會議，討論「蔣先生的處置問題」，並建議以南京作為開會地點。

協商一直持續至一九三六年的耶誕節，蔣介石自遭挾持以來就拒簽任何書面文件，然而耶誕節當天，他終於「口頭允諾」張學良及西安的其他領導人，將會重新評估局勢。經過進一步的協議後，與張學良聯盟的其他將領同意在當天午後釋放蔣，讓他飛離西安。張學良為了證明自己動機純良以及叛徒的指控，同時也是為了讓蔣介石信守承諾，自願與蔣一同搭機返回南京。蔣一行人大約在下午兩點飛離西安，飛機在途中數度落地加油，終於在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午飛抵南京，蔣受到近四十萬人夾道歡迎。西安事變以及蔣介石在事件中表現出來的堅毅氣節，無疑已使蔣介石成為眾望所歸的領袖。

不過後續發展卻急轉直下。張學良在南京被以違紀抗命的罪名遭軍法審判，判處十年有期徒刑，旋即特予赦免，委由軍事委員會嚴加管束。對蔣介石抱持敵意的西安軍隊，在意圖政變之後被調至其他地區，由忠於蔣的部隊取而代之。中共承諾，一俟實現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共產黨的紅軍即刻歸國民黨領導；然而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召開的擴大會議（譯按，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上，國民黨重申反共的必要性，斷然拒絕落實統一戰線。

然而，局勢到底已經不同了。此刻陝西根據地一時的喧騰已經冷卻下來，共產黨逐漸在群山環抱的延安城內鞏固勢力。蔣夫人、少帥、端納、宋子文和全中國一同見證，蔣介石悄悄兌現了他的口頭承諾，改變了原先的政策方向。突然問，終於有了機會，讓老舍心中可怖的疑慮不至於成空，「貓族人」在自相殘殺之前似乎已經達成共識，一致抵抗外侮。

中國的貧民

然而，這些大瞻、徹底的政策到底要保護誰？根據南京政府統計，一九三六年當時中國總計有四億七千九百零八萬四千六百五十一人，分屬八千五百八十二萬七千三百四十五個家庭。他們是否已做好抗日準備，渴望革命到來？

雖然中國的社會科學在一九三○年代蓬勃發展，研究機構紛紛成立，同時也進行過許多研究調查以及統計資料的蒐集，易言之，相較過去，有更多關於中國城市與農村人口普查的統計數字可資利用，不過這依然是個難以回答的問題。當然可以肯定的是，儘管東北已經淪陷於日本人手中；城市工業仍不斷成長；而新的農業技術和品種也改善了攫食生產的品質；鐵、公路交通網的擴展和商業流通渠道的暢通，在在有助於提昇成千上萬人民的生活條件。但另一方面，仍有數以百萬計的百姓，或者更確切地說，有上千萬的中國人民，處在悲慘、難堪的貧窮狀態，終日勞碌但求生存，從不敢奢望有什麼未來，也沒有餘力思索國家的命運。

工作屬於高階工業部門的工人，例如造船廠、鐵路機械廠、織紗廠、熱水瓶塞製造廠、銅板廠，每月大約有一百元，甚至更多的工資。但是其他工業部門多數的工資遠低於此，在一些製造業領域，例如石灰、染料、霓虹燈、水泥、硝酸、澱粉、酒、廢棉布、電池、火柴等工廠工人的薪資就只有二十元，共至更低。女工與男、女童工的工資還要更低，一天大概只有三十分（如棉紡紗廠的童工），或者二十四分（如火柴廠的女工）。對於這類工人，即使一週工作六天，每個月也賺不到七或八元（大約美金二到三元間）＊。雖然一九二○年代工人運動頻繁，中國工人的工時仍然很長，上海地區工人平均每天工作九?五小時，北京和武漢則是十小時，其餘各省工業城市每天工時甚至高達十一、十二或十三小時。其他工作條件更惡劣：工人一般都是住在工廠的宿舍裡，領取公司代鈔，僅能在公司自營的商店裡換取伙食和生活必需品，女工甚至要用肉體作為保住飯碗的交換條件。

然而並非人人都可以找到工作。誠如前頁圖示，即使是一項不包括所有省份和城市的非全面性調查，一九三五年部分工業地區的失業總人口數即已超過五百萬人。

同一年，儘管政府採取強力政策壓制工人抗議行動，依然有總數二百七十五件的工業爭端，其中有一百三十五件導致工人全面罷工。這種種工業抗爭總共跨越五十三個不同地區，當中抗爭發生的產業部門以及其議題可見下表。根據這些數字顯示，每一次罷上行動平均有二千六百名工人參加，每一次罷工平均約八天。當時工會組織的力量較顯薄弱，因自一九三四年起，蔣介石就在五個省份（河南、湖北、安徽、江西，以及福建）以防止工會剝削為由，明令禁止組織工會，在上海則是向加入工會的會員收取會費，即使勉強苟存的工會也往往受到地痞流氓的控制。在同一年間，就有一千五百零六位工人死於工作意外，四千一百二十三人遭受職業傷害。

＊原註：一九三五年，呼籲全國團結抵抗日本的「十二?九」運動期間，中國「元」與美元之間的官方匯率「固定」在三點三三元兌換一美元。

上海是全中國勞動人口最多的都市，許多研究在此進行，而且成果豐碩。住宅委員會曾依據平均收入、工作技術等級，針對上海三百九十個家庭在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問的消費行為進行調查。上海技術工人剩餘支出佔總收入的比例甚至不亞於一九三○年代美國的工人家庭。他們平均每個月大約有十元的剩餘支出，一般都花費在休閒娛樂、宗教奉獻、大眾交通運輸、閱讀、醫療、菸酒，以及婚喪喜慶。對半技術工人而言，扣除每月基本開銷之後的「剩餘」大約是三點五五元，因此在滿足基本需求之後，幾無餘力從事別的休閒活動。至於無技術工人，基本需求的支出已經超過每月平均收入的百分之十一點六五，因此不足的差額必須仰賴舉債或是其他家庭成員打零工——如果有機會的話——才能平衡。

上海這三百九十個家庭當中，沒有一家的住房超過一間房間。這份研究調查詳細描繪了一戶總面積為一百一十八平方呎的住宅。儘管內容看來千篇一律、索然無味，不過卻如實呈現出多數都市貧民的生活面貌：

它的中庭加蓋。地面樓層的房間被隔成兩房，旁邊有走廊通往閣樓。前面那一間約有十呎見方，房東和他的家人共五人就住在這一間房，依法他必須支付整棟房子的租金給地主，他把其餘房間出租給房客。後面那一間房約為十呎寬八呎長，住有三人。廚房又隔出一間九呎地方的房間，住有三人。樓上，最大一間房被隔成兩間。前面那一問與整棟樓的寬度同寬，通風好、光線佳，是整棟樓最好的房間，住了兩人。後面那一間因為留有通道的緣故，所以面積較前面那一間小，但住了三人。廚房上面那一間房的優點是比較獨立，這裡也住了二人。原本這是一棟兩層樓的房子，但是外有傾背屋頂的閣樓同樣被隔成兩間。前面那一間的前側高度只有五呎，後側至屋頂高七呎六吋，深八呎，這一間成為二人的棲身之所。後面那一間約十平方吸，正好在屋頂斜背下方，後側只有三呎高，僅住一人。廢棄不用的棚架也被圈圍起來，禮面住有兩人以上，面積大約九平方呎。（註二一）

這份報告附帶說明，這絕非他們所見最槽的環境。為了體驗其中滋味，可以試想一座有五千零九十四間由稻草、竹子、茅草蓋成的小屋的城市，住有二萬五千三百四十五人，其中大部分是工人，平均每月每「房」的租金是四十分到三元不等。

除了城市之外，研究人員也對農村的環境展開研究。像費孝通這類新一代、受過良好訓練的中國社會學家，從事農村田野調查研究時，往往是冒著生命危險：費孝通在前往廣西的首次田野調查途中，曾誤入住民捕抓老虎所設的陷阱，他的妻子則在援救他時不幸溺斃。費孝通大難不死，仍完成了一系列田野調查，他主要是依據貧民與國家之間經濟均衡態勢的瓦解這一觀點來分析中國農村的困境。費相信，在帝國士義以及世界市場的擴展進一步對農村地區造成經濟壓力之前，這種均衡之勢確實存在，不過後來帝國主義與世界市場摧毀了農民賴以擺脫貧窮的手工業及其他副業。（誠如前述，在清朝早期皇帝順治以及康熙在位期間，不同屬性的農民之間、農民與地主之間的社會緊張關係業已浮現。）一九三○年代初，英國學者托尼( R. H. Tawney )在中國農業的調查中總結指出，中國農業主要是受困於兩種相互糾結的危機：一是土壤養分的流失、濫伐森林、洪災，以及相對於資源稀少的龐大人口壓力等生態環境的危機，另一則是由剝削性的佃租體制、嚴苛的借貸制度、落後的交通網絡、原始的農業技術等因素造成的社會經濟危機。

另一位有影響力的研究者是美國的傳教士卜凱(John Lossing Back)，他主要是靠自學的方式修習農業經濟學。（卜凱與小說家賽珍珠的婚姻一直維持到一九三三年。）卜凱在獲聘為金陵大學教授之後，利用學生放假返鄉時所蒐集到的資料寫了一系列的田野研究。後來卜凱僱請了一批專業助理，並於一九三七年出版有關「中國土地利用」的研究報告。在卜凱的出版報告中包括一冊本文及兩冊的圖表、統計數據，詳載了二十二個省份的一百六十八個地區、涵蓋近乎一萬七千個鄉村的資料。卜凱的數據資料不僅包括土地、農作物、家畜等類別，同時還旁及農耕設備、家具，甚至農家的衣著。雖然他發現不少富有的農家，只不過是有少量土地、糧食、工具、衣服而仍處在窮困邊緣的農戶。雖然卜凱的發現有的難以解讀或有爭議，不過他的研究報告對其他研究者仍是豐富的寶藏。

經驗知識的狂熱已蔚為主流，這使得共產黨人的開拓工作相形見絀。天津南開大學的經濟研究所是由洛克斐勒基金會贊助設立的，它曾經發表過許多有關一九三○年代中國經濟的一流研究報告，其中一位中國學者在一九三五年業已注意到，過去十五年來有一百零二篇專論、二百五十一篇期刊論文是以土地問題作為研究主題。在這類期刊中有百分之八十是在一九三三年之後出版的。這些研究顯示出中國農村環境的分殊形貌，因此也就很難獲得一致的結論或提出共同適用的解決方法。在部分地區，強大的宗族組織支配著整個社群，同時彼此形成複雜的互助模式；有些農業社會則相當分化，這使佃農容易受到住在外地地主階級的剝削。這些地主背後往往有國民黨政權的警察勢力撐腰，一九三四年蔣介石重建保甲制的控制機器之後，這種相互監視的制度便取代警察成為地主的最大後台。在其他區域，特別是華北地區，最成功的農民典型是所謂的「經營農場主」( managerial farmer )，他們擁有二十至四十英畝的耕地，自己親自墾殖部分耕地，部分則是雇工耕種。

許多研究報告對農村景況、甚至社會緊張關係的描述都近似於晚明時代，這顯示中國新的經濟發展成果並未平均嘉惠於黎民百姓。根據蒐集到的資料顯示，各地仍有龐大的農村人口處在赤貧中。許多人在蕭條期間從事拉車、搬運的工作，或者是在農忙時節充當農工，他們的工作所得都僅能勉強餬口。他們得於凌晨四點或更早便成群結隊，帶著工具，急切地等待工作上門。這群人當中只有少數人有能力成親，其餘多數人均是卑微地度過短暫而坎坷的一生。他們有些人或「逃進」工廠裡，或成為人力車伕，拉著雙輪的黃包車穿梭在擁擠的城市街道。這些黃包車車伕不時受地痞流氓的欺凌勒索，下工之後各自拖著疲憊的身軀回到陰暗的住所，於狹窄的空間裡窩在其他車伕外出工作而空下的位置，與人背靠著背擠在一起睡覺。老舍在小說《駱駝祥子》中就曾翔實勾勁出這類車伕的生活百態，這部小說繼《貓城記》之後，於一九三七年出版。

有好幾百萬人（即在毛澤東和其他共產黨人分析中的貧農）的耕地面積太小不足養家活口，他們迫於情勢不得不「壓榨」自己家人的勞動力，因此，即便是家裡更需要勞力，有些人仍必須利用農忙季節打工賺取外快。也有許多貧困的農民被迫鬻子或眼睜睜看著小孩子餓死。儘管有機械和燃料，只要仍有剩餘勞動力可利用，富農就不會把資金花費在農業機械化上面。他們也不會把錢用在馱獸身上，因為雇用一個人的每日工資大約等於一頭驢子每天所需的飼料成本。工人可以因為失去利用價值而解雇，但驢子就需要有人長期加以照料。

貧窮的婦女同樣會逃離農村到工廠或是大城市的紡紗廠做工。雖然工作條件惡劣，還會遭受地域和性別的歧視，不過在城市的生活相對比農村要好得多，因為在農村裡她們受到媒妁之言的婚姻、辛勞的農事、養育子女等事務的束縛，在閒暇時邇得從事乎工業或植桑養蠶貼補家用。雖然婦女的工資十分微薄，勞力嚴重受到剝削，但是她們卻能團結互助，分享彼此僅有的資源，改善生活，在沉淪的男性世界裡相互照應。

對貧民而言，單調的伙食是生存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東西吃才是重點，而不是菜色多寡。位於河北省、天津西北方農村的一位農民回憶他平常的伙食說：

春天，早上吃粥，中午小米乾飯，晚飯粥和蔬菜；夏天，早飯吃小米水飯，中午小米乾飯和豆麵湯，晚飯小米燒飯和蔬菜；秋天，早飯粥，中午小米乾飯和豆麵湯，晚飯小米水飯。（註二二）

而在山東的農民，他們的主食是甘薯而非小米：

在貧民之間，一整年每天每餐都吃甘薯。從收割到來年的春天，他們吃的是新鮮的甘薯；過了這段時間，他們就吃儲藏起來的乾薯片。這些乾薯片經過煮熟，或者和著麵粉搗碎製成麵包或細條。除了甘薯外還有一些配菜，首先，是一種由麵粉和花生粉做成的稀粥；其次，是用剁碎的蘿蔔與大豆汁一起炒的菜；最後，是一或二種的醃菜。偶爾，還有一些麵餅。（註二三）

日軍侵略華北也有意想不到的結果，亦即日本研究人員在當地進行了大規模的實證調查，雖然他們是基於政治和軍事目的，不過時至今日這些資料仍十分有價值。其中第一組調查隊是由日本軍事情報局的人員、「南滿鐵道株式會社」調查人員，以及在中國留學的日本學生等於一九三五年所組合而成，在華北二十五個村莊從事調查工作。一九三七年初，另一組日本研究人員（沒有日本情報單位人員參加）又選擇四個村進行深入訪談研究＊。

日本人所蒐集到有關中國農村生活的資料可以用來補充七年前毛澤東在江西蘇區所做的調查，也有助於我們判斷毛澤東在尋烏縣所做的經濟和階級分析的正確性。日本人在一九二七年所蒐集到的河北省米廠村數據資料大體與毛在江西所做的調查近似。

不過這些調查所蒐集到的統計數據少有是在同一地區橫跨數代時間的紀錄。因此，很難根據這些資料，就斷定中國的貧農和雇農的生活是否比十年前更差、不改變，或者略有進步。我們同樣也很難拿這些數據來與清朝中葉、或晚明的農民逐一比較。那些力持中國農民境遇每況愈下、終至爆發革命危機的主張，主要立論於兩種解釋：第一，地主的冷酷結合了外國帝國主義加諸中國的壓力，加深了對農民的剝削。這兩者的發展迫使曾經擁有土地的農民淪為佃農或雇農，並備嘗變化莫測的世界市場機制的苦果。第二種解釋主張人口的成長、技術的落後、土質的流失，才是造成中國農村日趨貧窮的原因。階級結構之惡並非主因。不過這兩種解釋似乎都無法獲得有力的證據支持，於是又出現第三種學派，認為伴隨農產品的商業化，以及因為使用卡車、火車、蒸汽機所帶來的市場機制和運輸模式的變革，使得農民在一九二○年代要比在一九○○年的生活條件更好。

＊譯註：這份田野調查紀錄即所謂的〈滿鐵調查資料〉，係由南滿鐵道株式社會調查機關組織編撰，詳細內容可參見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磁叫與社會變遷》第二章

不過可以肯定的是，中國農民在一九三○年代初，承受了新一波的危機，使他們的生活陷入困頓。一九三一年長江洪撈肆虐造成約一千四百萬人流離失所，氾濫成災的面積約當等於紐約州大小。日本佔領東北則打破成千上萬工人隨季節流動的習性，日軍攻擊上海後，在此人口密集的區域造成重新分配。由經濟蕭條所引發的世界經濟變局，遽然重創中國經濟作物的出口，挫傷了中國的地方手工業。國民黨歷次的軍事鬥爭以及重建管理制度和工業體系各種措施的構想，無形之中又加重了農民的負擔。在缺乏正確數據的情形下，我們僅能肯定農民的苦難是無止盡的，貧窮的農家正在困頓的環境中逐漸滅絕，失去土地的農民可能群起為生存而抗爭。然而我們並無法論斷，這些貧農比起城市人更瞭解、關切共產黨的政策或是戰雲密佈的局勢。只是在貧農內心深處越來越清楚，他們再沒有理由繼續過著如此悲慘的生活了。

註釋

註一: 班傑明?楊(Benjamin Yang)，〈遵義會議作為毛邇向櫂力的第一步：中國共產黨歷史研究的蠡測〉( The Zunyi Conference as One Step in Mao's Rise to Power: A Survey of Historical Studie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中國季刊》，一九八六年，第一六期，頁二六三至二六四。

註二：范力沛(Lyman van Siyke)，〈敵人輿朋友：中國共產黨史上的統一戰線》(Enemies and Friends: The United Front in Chinese Communist Hist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頁四三至四一九。

註三：毛澤東，《毛澤東選集?五卷》（北京：1975-1977），卷一，頁一六。

註四：伊羅生，《草鞋：中國短篇故事，一九一八至一九三三年》(Straw Sandals: Chinese Short Stories, 1918-1933., Cambridge: MIT Press, 1974)，頁一六九。

註五：史景遷，《天安門》，頁二一五。

註六：夏濟安(Tsi-an Hsia )，《黑暗之門：中國左翼文學運動研究》(Gate of Darkness: Studies on the Leftist Literary Movement in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8)，頁一一三至一一四。

註七：而田茲(Michael Lestz)，<中國的法西斯主義，一九二五至一九三八年，文獻研究〉(Fascism in China. 1925-1938: A Documentary Study ，未出版），頁三一一至三一四C

註八：前褐書，頁三二八、三三一、三三四至三三五。

註九：前褐書，頁三六八。

註十：前褐書，頁三七二至三七三。

註十一：前褐書，頁二四。

註十二：前褐書，頁二四三、二四六。

註十三：高家龍等編譯，《中國的一日，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一日》(One Day in China, May 21, 1936.,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3 )，頁二一○至二一一、二四五。

註十四：老舍，《貓城記》(Car Country)，(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0)，頁二六八至二六九、二八至二八一

註十五：吳天威(Wu Tien-wei), 《西安事變：近代中國史上的轉捩點》( The Sian Incident: A Pivotal Point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Michigan. 1976)，頁二五至二六。

註十六：前褐書，頁九二。

註十七：張長基，〈共產主義中國前的工業發展〉，頁一三，表二八。

註十八：修訂自《中國年鑑，一九三六年》(Cn/na /eareoc＊, 7936., Shanghai, 1936)，頁三二二。

註十九：《中國年鑑，一九三六年》，頁三二一（合併表格）。

註二十：轉引自華格納(Augusta Wagner)，《中國的勞動法》(Labor Legislation in China ., Peking: Yenching University, 1938)，頁四七，甘博(Sidney D. Gamble)，《中國家庭如何在北平生活：二八三個中國家庭的所得和支出的研究》(How Chinese Families Live in Peiping: A Study of the Income and Expenditure of 283 Chinese Families., New York and London, 1933)，第九章。

註二一：華格納。頁五。引自這一報告的頁九九。

註二二：黃宗智，《華北小農經濟與社書變遷》，頁一八九。

註二三：楊懋春(Martin Yang)，《中國的一個晨村：山東省臺頭村》(A Chinese Village: Taitou, Shantung Provi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5; 1968 reprint),頁三二。

註二四：引自黃宗智，頁一八六的表＋一之一與頁一八八的表十一之二中編號第一、五、八、十號家庭的資料。

第四部 戰爭與革命

一九三七年夏天，全面對日抗戰，蔣介石再無機會建立一強大且中央集權的國家。日軍在一年內席捲整個華東，佔領了昔日國民黨治下的工業重鎮與豐饒土地，切斷了國民革的對外聯擊。位於長江上游的戰時陪都重慶雖然成為抗日的象徵，但並不適宜發動任何反攻。而共產萬的勢力同樣亦孤立在陝西延安根據地內，堪稱中國最貧窮的地區之一，甚至連重慶的農業資源都付之闕如，更欠缺發展工業的能力。我們甚至很難說共產黨人可以在延安存活下去，更遑論它會成為傳播革命思想的聖域。

在戰爭的頭幾年，國家統一的夢想因國、共兩黨在統一戰線原則下所形成有名無實的同盟關係而存在。當日軍一指由扶持漢奸的魄儡政權來統治華東時，重慶與延安雙方似乎均有意尋求更有利的群眾基礎。共產黨人緩步推行土地改革，緩和昔日尖銳的政治辭彙；國民黨則為求國家長治久安而進行經濟、行政改革。然而到了一九四一年初，國、共兩黨再度兵戎相向，看起來，內戰似乎較抗日的燃眉之急更有可能發生。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軍偷襲珍珠港之後，美國對日宣戰，改變了此均衛態勢。中國至少在書面上被視為同盟國的「四強」之一，開始取得軍事協助和鉅額貸款，而軍事物資及然料等後勤補給都是經由印度飛越崇山峻嶺而來。這些援助大都流入當時被視為中國唯一合法政權的重慶國民政府手中。延安的共產一黨僅能依靠自製的粗劣武器，或是襲擊日軍而獲的用品苟延殘喘。共產黨迫於環境，援引江西蘇區所發展出的群眾運動技巧，精鍊游擊戰術，並在日軍封鎖線的後方成立無數的根據地。嗣後，共產黨人開始實行較激進的土地徵收與再分配，以贏得農村地區的廣大民心。

一九四五年戰爭結東，國民黨曆經長期戰亂之後顯得士氣低落，人事傾軋，通貨膨脹嚴重，使政府積弱不振。國民黨迅速接管日軍的佔領區域，由於缺乏訓練有素的幹部以填補日軍撤退後遺留下的權力真空，枯竭的財政更使其無力重建戰後的殘局，在淪陷區樹立統治權威。共產黨同樣在缺乏資源的清形下，迅速接管日軍佔領區，並在華北建立穩固的據點。共產黨尤其覬覦東北，希圖以其作為秣馬厲兵、予蔣介石最後一擊的根據地。事復證明，他們的戰略選擇相當正確。到了一九四八年，蔣在東北的部隊己潰不成軍，而他的權力基礎又因新一波的惡性通貨膨脹而嚴重受損，大多數知識分子、學生、專業人士、城市工人也逐漸對蔣的統治心生不滿。一九四九年，蔣的部隊終於瓦解，是年年底，他率領效忠於他的殘部徹退台灣，毛澤東則在北京宣佈締造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新秩序的重構不單是軍事統一，還涉及全面重建官僚組織與政府結構，並將共產黨整合於其中，消彌通貨膨脹的壓力，實行根本的土地改革，革絕反對勢力。這種種工作因韓戰的爆發而益形艱難，中國在一九五○至一九五三年韓戰期間，投注了龐大的人力物力而損傷慘重。但韓戰的正面結果在於幫助中共認清軍事重組與軍隊現代化的迫切需要。就國內政治而言，韓戰成為中共調查、攻繫、驅逐外國人的藉口，促使中共發動一連串群眾運動，打擊可能私下認同國民黨、外國強權，或先前與之有密切關係的人。另一場群眾運動的範圍牽連更廣，暴力威嚇的手段無所不用其極，打擊的目標直指官僚體系內的因循苟且與貪污腐化，各宗教派門與其他秘密會社、黑社會組織，以及生性冷酷與自私的城市資產階級。

俟韓戰與群眾運動結束後，中國領導人也初步完成其經濟成長策略。他們刻意模仿蘇聯早期經輪，制定了全面性的「五年計畫」。其中的工業成長主要是靠榨取農業的剩餘才得以完成。為了進一步提高農業生產以及避免舊社會形能心的復甦，中共實行第二波、更激進的土地改革。過去土地重分配政策並未根絕私有產權的觀念，如今新政策則將所有農業耕地集中在一個個約二百至三百個家庭合併而成的大型合作社中。載至一九五六年底為止，幾乎所有農民均被編入合作社內，而毛澤東心目中嶄新的社會王義中國似乎已經向前跨越一大步。

外交政策的調整與軍事組織的變革隨著激進土地政策而來。一九五○年代中葉，中國在外交政策和軍事組織方面揉取了高度實用王義傾向的專業化立場，似乎有意壓抑革命意識形態。學生與知識分子在毛澤東的誘發下，紛紛抒發隱匿心中對黨國的怨懟。一九五七年中期，接連數星期的大嗚大放震撼了黨。一如所料，黨並未正面回應種種批評，而是採取反擊，將批評者貼上右派標籤，成千上萬人因而受到懲戒。

毛澤東以及黨內資深領導人於是陷入進退維谷的困境。中共的控制能力漸行穩固。經濟也緩慢成長，但農村並未出現預期中令人振奮的成長動能。對毛而言，徹底釋放人類意志的力量，而不是中央計畫官僚的謹慎實用主義路線，才是通往經濟突飛猛進之道。在一場疾風暴雨式的運動中，新成立的合作社又進一步被組建成更大規模的人民公社，中共破除傳統性別、年齡、技術、職業的社會區別，發動「大躍進運動」以達致激奮生活動力和促進經濟發展的目標。然而它卻是一場不切實際的奇想，在激情之後，接踵而至的是讓數百萬百姓身陷飢荒的大災難。

大躍進搖撼了中共政權的根基，中共於一九六○年初試圖自我重建，重新採取集中控制，並讓經濟回歸到可預測的軌道上。不過這一切都必須仰賴中國自身的資源，因為中蘇之間的齟齡於一九五○年代末爆發，一九六○年進而導致全面衝突，於是蘇聯召回所有的顧問團與技術專家。一如「一五計畫」時期，全面性計畫經濟當道，特別是重工業再次因襲傳統的快速成長道路。然而這種中央計畫的刻板和官僚本質，加上黨對老一代多數來自農村的革命幹部的攻擊，促使毛澤東進行更瘋狂、更激進的大逆轉。毛在人民解放軍和極力吹捧他為政治天才的國防部長林彪支持下，開始挑戰他一手所建構的黨內官僚體系。毛澤東首先在又化領域發難，一九六六年繼之將矛頭擴及政治、社會、教育、經濟等範鑄。毛及其跟隨者激發紅小兵反抗師長的火力，發動了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這是一場讓中國陷入多年浩劫、社會嚴重脫序的大規模鬥爭。黨的官僚體系受到空前的挑戰，而那些留在權力圈內的幹部則是重組「革命委員會」，宣稱在每一間間工廠、公社、學校，或是工作單位內灌輸激進主義新情神。

文革的混亂相對助長了人民解放軍新的權力，人民解枚軍如令所扮扮演的多重角色令久眩惑，不過就在毛澤東開始懷疑林彪有個人野心同時，林彪則是日益憂慮自己的命運。在詭異而曲折的故事情節裡，林彪據說意圖暗殺毛澤東，結果死的卻是林彪；而當陰謀論四處流傳時，毛澤東的神聖地位也開始受到質疑。中國人如今該相信什磨？他們的革命遺產所剩為何？中國該往何處去？如今或許唯有結束多年來的孤立，重啟大門接納日本和西方的先進技術，才能在經濟體制注入新的動力。然而朝向此一目標的同時，勢必又將引起人們對毛主義( Maoism)基本教義的質疑。中共面臨了兩難的抉擇。

17 第二次世界大戰

華東的淪陷

一九三七年春天，中國正處於風暴前的寧靜。正當國共兩黨在共擁統一戰線、互爭宣傳主導權之際，日本正在一旁虎視耽耽。一九三七年初，日本內閣及軍隊之間的衝突導致日本政府改組；新內閣首相是作風強勢的前陸相林銑十郎( Hayashi Senjure)將軍，他在東京召開的首次記者會上宣稱：「本人對於輕起戰端的外交政策並無信心。」而林銑十郎新任命的外相也公開表示，不願與中國發生衝突，「日本應直接採取公開的外交途徑。」（註一）

林銑內閣幾番討論後，要求日軍暫緩進軍「獨立」的華北地區，並制止滿州國軍隊西入內蒙古，林銑十郎遣使前往天津、旅順告誡當地日軍將領，重申維持現狀政策。六月，日軍參謀本部遵從內閣政策，警告麾下軍官勿生事端。然而，日本軍方也不願輕易放棄在河北、東北的既得經濟權益，反而認為當地的資源正是他們全面進攻蘇聯的基礎，甚至有日本人還認為，為免背後受敵，與南京政府的最後決戰在所難免。（註二）諷刺的是，中國軍隊在這寧靜之中益發自信而浮躁。一九三七年五月，美國駐南京大使擔憂反日情緒最終會演變成「中國種族意識的一部分」，而美國大使的北平參事也認為，在河北所爆發的衝突可能源自中國軍隊「自信心逐漸增強」。（註三）

一連串大小事件匯聚一起，最後終至步上致命的不歸路。林銑內閣經濟政策遭到議會否決而解散，由深具影響力但卻優柔寡斷的近衛文曆繼之組閣。日軍的華北指揮官死於心臟病，由一名資淺的下級軍官代之。駐防於盧溝橋( Marco Polo Bridge)四周的中國守軍加強永定河沿線的軍防。盧溝橋位於北京西郊約十哩處，以風景秀麗著稱於世；乾隆皇帝曾在破曉時分觀之，賦詩盛讚盧溝曉月。如今，有一條具戰略價值的鐵路行經盧溝橋附近，在宛平縣與南下鐵路接軌。因此，只要軍隊能拿下宛平縣，就能控制通往天津、張家口、太原的交通要衝，所以，華北的日軍基於戰略的理由，經常在此進行軍事演習，一如他們在一九○一年拳亂期間被授與的權利。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當地日軍與北平駐軍的一個營選擇盧溝橋作為軍事演習的基地。演訓部隊獲得授權，對空擊發空包彈來模擬戰況。晚间十點三十分，中國守軍曾向日軍集結地區開火，但未造成傷亡。但是，一名士兵點名未到，日軍指揮官懷疑他被中國軍隊俘虜，於是下令攻打宛平縣。日軍這項攻擊行動立即引起中國守軍還擊，可說揭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序幕。

翌日，接近宛平縣鐵路交會點的中國駐軍向日軍陣地發動攻擊，卻遭逐退。接下來數日，雖然戰火已經平息，不過片面的協商、聲明，與反聲明在中、日北平當局、中日的地方指揮官，以及南京、東京政府之間往來穿梭。雙方的情緒逐漸高升。日本軍部要求動員日本國內五個師的兵力前往中國，支應可能在華北、華中爆發的意外，蔣介石則下令四個師進駐冀南的保定。日相近衛在記者會上堅持這場意外「完全出於支那方面有計畫的武力抗日行為」，近衛還要求中國當局要為其非法的武力抗日行為向日本政府道歉。蔣介石則在牯嶺避暑別館聲言，先前與日本所達戍的協議應尊重現狀，蔣表示，「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註四）

七月二十七日，當地軍事指揮官即將達成撒軍協議，不料雙方再度於盧溝橋一帶爆發更猛烈的戰鬥。日軍佔領盧溝橋，並在永定河左岸挖掘工事，到了月底已完全控制整個平津地區。近衛首相得悉中國反擊，要求「徹底解決中日關係」。蔣回應以：「惟有發動整個計畫，領導全國一致奮鬥，為捍衛國家而犧牲到底，此後絕無局部問題解決之可能。」（註五）

蔣介石在這場軍事與戰略的豪賭中，決意對上海日本駐軍發動攻勢，藉以牽引華北戰場的日軍。蔣在上海的精銳部隊由德國顧問團所訓練，在共產黨被逐出江西蘇區步上「長征」後，就進入備戰狀態。蔣的軍隊在數量上遠勝在上海的日軍，約為十比一。蔣也是在德籍顧問的建議下，於京滬鐵路的無錫一帶構築堅固的防禦工事，以備撒退之需。華北日軍多年來處心積慮計劃意外事件，居然疏於防衛上海的陸、海軍軍事設施。於是，八月初，日本對當地多起事件姑息以待，一直到中國軍隊進入上海的「非軍事區」（這是自一九三二年軍事衝突後被迫劃定的）之後，日本海軍指揮官才開始有所警覺。

八月十四日，蔣介石下令空軍轟炸停泊上海的日本戰艦。倘若蔣期望這次轟炸可以報復一八九五年日本海軍重創清廷的威海衛駐軍，那麼恐怕他要失望了。因為日軍攔截並破譯一份密電，讓中國空軍錯失突襲先機，加上空中投彈不準，不僅未中日艦，反而誤炸上海市區，傷及數百名無辜市民。雖然國軍的行動荒腔走板，日本的艦隊司令官依然宣稱「皇軍已忍無可忍，被迫採取必要且有效的反擊手段」。近衛首相宣佈，日本政府至此「不得不斷然訴諸行動，讓南京政府有所醒覺」。（註六）

日本政府在尚未正式「宣戰一的狀況下，繼續增派十五個師進駐華北、華中。蔣介石通令部隊，不惜一切代價攻克上海，但還是無法突破日軍防線。自八月底以至九、十兩個月，日軍戰艦以重砲轟擊、航空母艦及其子機（部分包括來自日本殖民地臺灣）的轟炸，以及重裝兩棲部隊的強烈攻勢，國軍雖然處於守勢，但是鬥志依然高昂。中國人為響應蔣介石的全面抗日，付出了慘痛代價，死傷人數約二十五萬，其中百分之六十是蔣的精銳部隊，而日軍約僅折損四萬人。

日本兩棲部隊終於從上海南側的抗州灣成功登陸，突破中國防線，從背後威脅中國。十一月十一日，中國守軍開始向西徹退，由於紀律不佳，以致未能守住於無錫預作的防禦工事，而直接撇退至首都南京。有些日軍將領倡議給予南京致命一擊，徹底征服中國，其他軍官則力持先行鞏固上海周邊地區，此時，東京政府正透過德國駐華大使向蔣提出條件以「解決支那事件」。蔣最初因為相信國際社會終究會站在他那一方而避之不談：然而至十二月初，「國際聯盟」仍未採取任何行動，與蘇聯所簽訂的〈中蘇互不侵把協定〉( Soviet-Chinese nonaggression pact)則證實無法遏制日本的侵華野心，蔣才開始表現出解決衝突的意願。然而為時已晚，日本軍、政要員渴望在華北同樣有所斬獲，於是，九月底保定淪陷，十月石家莊、十一月太原陸續被攻克。

幾個世紀以來，南京飽經戰火煙硝以及繼之而來的政治宣傳：一六四五年滿清入主、一八五三年太平天國之亂、一八六四年地方團練、一九一二年的革命。此刻，一九三七年，誓守南京的蔣介石卻將守城重責交付給向來就對蔣心存異念的國民黨員、前軍閥唐生智。唐生智特別篤信一位高僧，長久以來便以其信念教導軍隊忠貞之道，也指點唐的個人生涯。當時，這位高僧建議他接受衛戍南京的任務，於是唐在上海全面撤退之後受命。日軍轟炸南京，並以空投傳單承諾善待留在城內的市民，從淞滬之戰撒退至南京的中國軍隊心生疑懼，為得到平民裝束以便易裝逃跑，於是殺害、搶奪老百姓。十二月十一日，唐生智倉促間棄守南京城；由於他之前誓言與南京共存亡，所以並無任何徹退計畫，他的叛逃使得局勢更形混亂。

接著就是現代戰爭史上最令人髮指的南京大屠殺。日軍在十二月十三日進入南京城，接連七週，以少見的殘暴對付中國降軍與南京城內百姓。根據外國人觀察估計，遭受日軍強暴的受害婦女約有兩萬人，其中多數遭輪姦後再殺害，遭處決的戰俘約有三萬人之上譜，另有一萬二千名市民被殺。燒殺擄掠讓南京幾成廢城，這場恐怖屠殺沒有什麼道理可以解釋，或許也根本找不到理由。原本期待一舉征服中國的日軍，卻在中國戰場上苦戰數月，而且付出超乎意料的慘痛傷亡代價。他們開始煩躁憤怒、士氣低落、身心俱疲。中國婦女手無寸鐵，男性同胞又無力保護她們，或者根本就不在身邊。這場戰而未宣的戰役並沒有明確的目標或目的。或許所有的中國人，無分性別、年齡，都是這場戰爭的受難者。

暴行籠罩南京之際，國民軍殘部沿著長江向西撤退至，意圖鞏固武漢。武漢曾是民國的新生地，也是日後共產黨人的希望所在。一九三八年上半年，中、日戰事擴及華中地區。日軍勢如破竹，只有在魯南的鐵路要衝徐州附近的臺兄莊等役受挫而已。四月，蔣麾下最優秀軍事將領之一李宗仁在臺兒莊設陷阱誘敵深入，殲滅日軍三萬餘人，向世人證明，只要有正確的領導和精良的武器，中國人也能立於不敗之地。不過李宗仁的戰果未能持久。五月，徐州落入日軍之手。

日軍欲向西挺進，攻佔古都開封，務以控制通往武漢的鐵路要道，於是蔣介石下令工程人員炸毀黃河河堤。潰堤的河水困住日軍長達三個月之久，但也沖毀了華北逾四千個村莊，導致無數農民喪生。黃河決堤使得一八五○年代以來即從山東半島北岸入海的黃河改道，轉向南流，由蘇北流入黃海。

一九三八年夏末，日軍集結大批戰機、坦克、大砲準備對武漢三鎮進行總攻擊。雙方在武漢的北方、東側發生激戰，戰事持續約五個月。日本從北部以鐵路增派援軍至武漢戰場，並派遣戰艦巡弋長江，清剿國民政府的防衛陣地。一俟日軍集結海軍艦隊，足以掃蕩國民政府亦十分在意的鄱陽湖時，武漢已陷入腹背受敵的險境。

要不是史達林派到中國的俄國飛行員採取英勇的行動，武漢三鎮恐怕早已淪陷，史達林之所以再次關心國民政府政權是否能維繫，可以追溯到德、日的反共國際結盟。俄國飛行員的基地位於甘肅蘭州，補給品則是由駱駝、卡車通過古絲路運送；他們在幾次正面對決以及零星的策略運用，重創了日本空軍。

不過到了一九三八年十月底，武漢三鎮已是滿目瘡痍。蔣介石早已另覓新根據地，這次是位於長江上游、扼制長江咽喉的四川重慶，而當武漢的國軍部隊可以撇退時，蔣介石已經安全飛抵達重慶。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五日，日軍佔領武漢這塊飽受兵焚之禍的地區，日軍傷亡人數（根據中國的估計）約二十萬人，損失一百架戰機。而四天前，日本陸海兩棲部隊攻佔了廣州。至此，蔣介石實際上已經喪失了北起山海關、南抵亞熱帶良港的整個華東區域，包括了當地最富庶的商業、工業重鎮、全國最肥沃的可耕地，以及中華古文明的心臟地帶。

中國的分裂

到了一九三八年，過去大清帝國治下的廣袤江山已經分裂成十個主要單位：滿州國、內蒙古、長城以南的華北地區、華東、臺灣等地受日本人不同程度的操縱，以及重慶的國民黨政權、陝西的共產黨根據地。再加山西省大半、特別是太原四周，仍屬軍閥閻錫山的勢力範圍。日軍佔領廣州之後，又另外形成一個權力中心，一如遠在西部邊陲地帶的新疆。新疆地區的回民是由自治的「邊防督辦」盛世才統治，他曾先後向蘇聯、國民黨乞援。而西藏也在尋求獨立。

中國自一九一一年以來就不斷經歷政治的分裂與內戰，不過這種各自分立的狀態有如十九世紀末外國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威脅，中國很可能就此分裂，讓中國回到秦始皇一統天下之前的戰國時代，或有可能重現公元三世紀至六世紀魏晉南北朝、十世紀至十三世紀五代十國那種治亂循環的歷史演變模式。

一九三八年底武漢陷落，標誌日軍首次大舉進兵中國的結束，因為日本軍部之前計畫最多可在中國戰場投入二十五萬戰鬥部隊，然而事後證明不可行，而且有越陷越深之虞。日軍侵華的目的在於掠奪中國的天然資源，以支應日本國內軍事、民生工業，並在日本文化的引領下建構亞洲「新秩序」、這是日本四十年來所企求的夢想。日本無意讓兵力被牽制在擴及全中國的戰場上，而是計劃以滿州國的模式，在中國扶植數個傀儡政權，形成一個互通聲息的網絡，賦予日本在華經濟特權，堅持反共立場，並以日本的名義提供軍隊、巡護各政權領土。日本更陰謀進一步瓦解中國經濟，特別是破壞國民政府自一九三五年以來頗具成效的法幣改革，那麼日本就能動搖中國僅剩的穩定財政。無此財政基礎，重慶政府必垮無疑。

日本扶持的第一個傀儡政權滿州國成立於一九三二至一九三四年間，已迅速擴張軍備與工業的發展。第二個傀儡政權成立於內蒙古，滿州國派出先頭部隊與蒙古軍、日軍會師，但遭到中國軍隊頑強的抵抗而進退維谷。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變、一九三七年的淞滬之役後，日本對逐漸高漲的蒙古民族主義情緒採取姑息政策。蔣介石則一向拒絕姑息，深懼如此一來，蒙古將完全脫離中國。日本更扶持蒙古親王成立了「聯合自治政府」，並由日本「高級顧問」從旁加以輔佐。

這個新政府統轄綏遠、察哈爾兩省，以及大同附近、原在軍閥閻錫山治下的晉北地區。新政府定都張家口，以張家口經大同至包頭的鐵路線為經濟命脈，用來運載此地生產的鐵、煤，同時也發展電力生產。日本藉著把史料追溯至成吉思汗時期等手法，鼓動蒙古民族主義。不過將晉北的人口劃歸「蒙古聯合自治政府」治理範圍內，意味著數量較少的蒙古人會淹沒在漢民族之中。「蒙古聯合自治政府」總人口數約為五百二十五萬人，其中漢人逾五百萬人，佔總人口數的百分之九十五；蒙古人僅有十五萬四千人，其餘則是來自新疆的回人、朝鮮人、日本人。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旬，南京屠城時，華北的日軍把長城以南的各個「委員會」和「自治政府」整合成第三個傀儡政權，命名為「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日軍指派曾任少帥張學良財政顧問的前清舉人、外交官、銀行家王克敏擔任新政府執行委員會的委員長。這一傀儡政府位於北平，並與新成立的「華北開發公司」( North China Development Company)密切合作，進一步有系統地開發先前由一些日本知名會社諸如「三井」、「三菱」( Mitsubishi)、「大東電力」( Taido Electric)、「朝日玻璃」( Asahi Glass)等所經營的各項工業。「華北開發公司」總計資本額三億五千一万日圓，旗下公司包括「華北交通公司」( North China Transportation)、「華北電話電信公司」( Telephone, and Telegraph Companies)，並接收了當地煤、鐵開採、設置鋼鐵廠，以及港口設備的所有權。

另一方面，日本在華北新成立「中央銀行」，意圖打擊南京政府的「法幣」貨幣政策。由於法幣仍受此間中國人的歡迎，這家銀行一味發行新鈔票，結果反而損及自身信用。儘管日本頒佈命令處罰使用法幣者，並企圖禁止市場流通，不過法幣仍然通行，是國民政府代表中國的象徵。

日本政府此時不願與西方強權起衝突，所以採取漸進的步驟，慢慢對天津租界施壓。日本政府強迫外國人停止法幣流通，最後也取得進入各個租界搜捕可能反日的「恐怖分子」―不論是國民黨或共產黨——的權利。另一方面，日本政府亦積隧阻礙外國人在華的貿易活動，並將「海關總稅務司」的稅收納入日本銀行手中。儘管如此，日本對華北的宰制並非滴水不漏。迄至一九三八年秋天，在華的日本軍隊大多部署在由華北地區向東北往滿州國，以及通往西北、南下徐州的鐵路沿線上。至於地方控制的細節問題則交由臨時政府的傀儡軍隊負責，所以國民黨與共產黨的游擊勢力依然能在這些地區滲透、移動。

俟南京淪陷之後，日本又如法炮製，在華中成立第四個傀儡政府，不過卻很難覓得願意擔任領導的中國人，尤其是這代表必須與受人厭憎、被視為南京大屠殺慕後元凶的日本官員合作。最後是由一位前清舉人梁鴻志擔任南京「維新政府」的行政院長一職，梁早歲曾定居日本長崎，爾復曾任親日的段祺瑞內閣的閣員。

這個傀儡政府和北京政府一樣，主要是由三個院及其轄下各部所組成。南京傀儡政府一直迫於財政短絀，而不得不與控制上海的黑社會合作，它雖然在日本的支持下，逐漸對海關總稅務司施加壓一力，迫使海關讓渡稅收，卻並未嚴格查禁法幣的流通。英國的稅務官曾經堅持過一陣子，卻從未停止關稅的儲蓄，後來因為對重慶的國民政府大感失望，終於將新徵的關稅存在日本的銀行中。但數額遠比日軍佔領上海時少得多，因為當時日軍繞過海關逕行在特定的港口卸貨，而對外貿易的額度也從原本的每月三千一百萬美元下降至八百萬美元，這主要是因為日本政府以戰爭為由，嚴禁外國船隻往返於長江流域進行貿易。

日本又循華北的前例，成立了所謂的「華中開發公司」( Central China Development Company), 監督所屬企業幫助日本工業的發展。「華中開發公司」的資本額約為一億日圈（不到「華北開發公司」資本額的二分之一），其主要的工作是修護因激戰而受砲火毀損的上海、長江流域的鐵路運輸網絡。在戰爭期間，多數鐵道與橋樑均受到重創，只剩下約百分之七的火車車廂可堪使用。另外，這家公司及其所屬子公司還必須負責修護電力廠、自來水廠、大眾交通運輸系統，以及航行於內陸地區的船舶。上海公共租界也發生了暗殺漢奸、資本家，攻擊日本軍人及特務的事件，於是日本一仍天津地區慣例，逼使外國社區允許日軍進入。

臺灣作為日本的第五個殖民政權，其與日本本土經濟與政治生活整合的程度遠比其他四個傀儡政權來得密切，因為自從一八九五年馬關條約簽訂以來，臺灣就成為日本的殖民地，供應日本工業的生產原料，從紙漿、化學原料到銅礦、食品原料皆有之。臺灣此時已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機場網絡，而且還在進一步擴充之中，以及像基隆、高雄這類港口也有完善的鐵路交通運輸系統。在臺灣的漢人子弟接受的是移植自日本生活習俗價值的皇民化教育，學習的是日文而非漢語。日本反對由臺灣人自己選出代表來組織議會，甚至嚴禁臺灣人獨立經營報社，臺灣囯完全仰賴日本而繁榮。

在北京與南京政權統治下的中國人假使對當時的臺灣稍有知悉，或許把臺灣人的殖民生活當成他們未來的命運。希冀擁有自由的人，無論如何危險，都必須在已各自成立新臨時根據地的兩個政權——四川重慶的國民黨與陝西延安的共產黨之間作一抉擇。來自重慶和延安內部，呼籲團結一致抵抗日軍侵略的聲音響徹雲霄，基於民族情感，已經不容國共雙方迴避人民的要求。成千上萬的中國人不懼旅程險阻，跋山涉水前往四川或陝西的新根據地。工人馱負著工廠重要機械設備長途跋涉。來自北京、天津等大學的各級學生，帶著書籍和行囊翻山越巔，以蹣跚的步伐前往剛在雲南昆明成立的「西南聯合大學」（主要係由北大、清華、南開三所高等學府聯合而成），在此他們或許可以不必再擔心日軍的轟炸。工人和知識分子這種投身未知的偉大行跡，堪稱另一種「長征」。城裡人、自由派知識分子以及年輕人來到貧瘠的農村，忍受匱乏的生活，或進入山裡的非漢人族群區，他們對這些少數民族一無所知，更不用說他們的風俗習慣和外貌了。

但在大多數在華北、華東的人卻選擇留下，他們沒有力氣，也沒有本錢和意願離鄉背井。他們在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政策與政治運作中看不到前景，於是寧可在日本統治下面對不可知的未來。對於工廠的工人，或是南方、北方的農民來說，實情確是如此。如果他們放棄工作或離開家園，除非入伍從軍，否則無法保證可以找到工作。這類知識分子看過太多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深沈恨意，雖然當時這種恨意在統一戰線的口號下被掩蓋起來。

魯迅的兄長＊即是一例。周作人是傑出的文學評論家、翻譯家、散文作家，年輕時曾與魯迅一同赴日求學，爾後娶日本女子為妻，十分推崇日本傳統和現代文學。一九二七年時，軍閥張作霖大肆搜捕激進分子，他因日本駐北京公使館武官的保護而逃過一劫。一九三七年後，他選擇卜居北平，並先後擔任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臨時政府的「教育總署督辦」等職。

一九三七年之後，許多作家與學者也住在上海，在此繼續組織文學社團、出版作品，以及從事教學工作。上海公共租界於是成為許多中國人的避難天堂，其中有人寫下批判漢奸和反日的作品，不過因為日本不斷對上海外國工部局施壓，要求全面鎮壓反日言論，因此，上海工部局並不樂見這類作品的流傳。但是，在北平和上海，不管日本人如何利誘，都無法說服中國作家、電影製作人、劇作家創作出「親軸心國」的作品。即使有，內容也都是矯揉做作而虛偽浮誇，而作者甚至會遭受到淪陷區內別人的嚴厲譴責；誠如一位上海作家所言，他們是「蜘蛛與蜈蚣交配的雜種。」（註七）對於全體中國人而言，無論政治信仰為何，無論廁身哪一經濟階層，真正的問題依然懸而未決：到底哪一個政權才有能力整合全國勢力、領導國家統一的使命？

＊原註：即周作人。「鲁迅 」是筆名，他的本名為周樹人。

重慶與延安，一九三八至四一年

日軍憑恃各地的傀儡政府來鞏固華北和華東，延安的共產黨與重慶的國民黨都面臨了相同的問題：如何護衛統治區避免遭到日軍的攻擊，如何講築有效率的政府組織，以及如何強化大後方人民的忠誠。在這些迫在眉睫的問題之外，還有另一長遠目標：亦即透過游擊力量等手段，在日軍佔領的敵後地區爭取民心，以期擴充勢力範圍。

或許對重慶的國民黨而言，這些工作更顯艱鉅,因為國民黨比共產黨損傷更大。重慶仍是一座缺乏現代工業及行政管理經驗的傳統城市，之前國民黨在此亦無支持基礎，因此當時面臨的是可怕的孤立形勢。假若我們把鐵路交通網視為經濟發展與整合程度的指標，那麼從重慶在一九三七年與各主要鐵路運輸網的距離，可看出國民政府當時完全與鐵路運輸的發展模式絕緣。

國民黨為了追擊長征的流竄隊伍，在一九三五年把勢力伸到四川，當時國民政府在四川實行一連串的改革政策，意圖壓制地方軍閥，把四川納入全國的政治框架之中。這些措施包括成立省級政府、集中地方稅收的權力，並派任新的行政長官到四川，監督地方行政管理工作的執行。國民政府將地方軍隊的數量裁減五分之二，把政府的冗員送進位於成都新設立的職業訓練學校。另外，蔣介石還指定特派官員到四川追剿當地的共產黨殘部。國民政府以地方鹽稅的收入作為檐保，償還四川過去曾發行的七千萬元公債，同時中央銀行的重慶分行也發行三千萬元的法幣，以收回仍在市場上流通的各式貨幣。國民政府簡化稅種，籌劃鐵路建設，同時為了在一九三九年完成全面禁植罌粟的目標，雷試風行推動反鴉片運動。當時僅重慶一地的鴉片煙館就超過一千三百間，所以這些改革來得一點都不嫌早。

但是，這些改革的成效有限。一來地方軍閥群起抵制，二來一九三六年四川大旱，造成年冬糧食嚴重欠收。婦孺不時閃躲巡行的警察，只為以市內觀賞用的樹皮果腹。一九三七年初，在火葬場完成之前，警察甚至必須親自埋埋葬四千名餓殍。四川各大城市爆發糧食暴動，盜匪自然四起。蔣介石飛離武漢經桂林，而於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八日抵達重慶，此地似乎仍在風雨飄搖之中。

蔣的當務之急就是設法使鄰省雲南與其四川根據地緊密合作。自從一九二七年以來，雲南在彝族軍閥龍雲的獨裁統治下，形同獨立王國。龍雲雖然染上芙蓉癮，仍不忘開發礦產、發展工業以增強雲南的經濟力量。雲南省的面積差不多是法國的三分之二，省會昆明戰前的總人口僅有十四萬七千人左右；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間，約有六萬名難民湧入，徹底改變了該城的原貌。此時，蔣介石認可龍雲作為雲南省主席，兩人在戰爭期間合作，但是貌合神離。龍雲拒絕配合國民黨實行嚴格的出版檢查法令，結果昆明成為戰時中國的學術重鎮，設立此地的「西南聯大」成為華北流亡教授、學生蜂擁而至的棲息之所。起自緬甸臘戍( Lashio)的公路穿越崇山峻嶺，預計以昆明為終點，一旦長江河道遭到日軍封鎖，而法國等國船隻在日本壓力下，無法從河內經由鐵路運載軍備物資北上時，昆明的地位就更形重要。

此時，滇緬公路是華南唯一的對外補給線，總長七百一十五哩（其中六百哩在中國境內，一百一十五哩在緬甸），載運著蔣介石抗日所需的戰略物資。滇緬公路在華東戰事升高之際開工，引起舉世矚目。西方世界對中國人勤奮、有耐力的傳統印象，再一次於常時的文字與圖像報導中獲得力證：成千上萬的中國築路工人，不分男女老幼，在千山萬壑之間徒手做工，用竹籃子運土石，以簡易的竹管裝填火藥炸開巨岩石壘。數千名築路工人死於意外傷害和瘧疾，而悻活者則普遍營養不良，因為這些勞工都是徵召而來的，最多僅能獲得食物。滇緬公路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日通車，不過通車後仍遺留許多問題尚待克服：山崩、單線通行、橋樑載重量不足、雨季裡泥濘濕滑的危險路段，以及通訊和加油設施的闕如。不過當首批物資於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從仰光( Rangoon)運抵昆明時，仍是一項傲人成就。

國民政府以四川為基地，雲南為對外聯繫管道，得以進一步控制在日本佔領區與國民政府統治區之間的其餘各省。這些緩衝地區包括：除日軍佔領之南寧至沿海地區之外的整個廣西省；廣州四周之珠江三角洲以外的廣東省；大半個湖南省；江西南部；湖北西部與河南省大多數地區；陝西南部。浙江和福建兩省大部分地區同樣仍未淪陷，不過由於相隔遙遠，國民政府鞭長莫及，無力控制。從一九三九到一九四○年，日軍佔領的國民黨統治區大都溯長江上行至湖北的糧食集散地宜昌。日軍佔領宜昌之後，切斷了由湘、鄂兩省上溯至重慶的糧食運輸河道，而導致重慶的糧食供應更形吃緊。

國民政府在重慶所構築的政府架構是以「國防最高會議」為最高決策機關，由蔣介石出任主席。不過實際權力是掌握在「軍事委員會」的手中，「軍事委員會」仍然由蔣介石膺任委員長，蔣介石因而得以統一號令中國的陸、空軍，並被賦予法定權力「領導全國民眾」。（註八）一九三八年，蔣介石被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尊為黨的「總戴」，先前僅孫逸仙有過煩似尊銜（譯按，孫逸仙曾任「總理」）。自一九三二年即擔任國民政府士席的謙和和政治人物（譯按，林森）於一九四三年過世後，蔣介石即接任該職。

政府權力雖然高度集中，國民政府的軍隊雖然號稱數量龐大，但都不能掩蓋下列事實：蔣介石其實所扮演的只不過是一種鬆散軍事同盟首要協調者。國民政府成立了一個由兩百人所組成的準議會團體——「國民參政會」——作為決策諮詢機關，以及人民參與政治的渠道。「國民參政會」的兩百個席次當中，國民黨籍代表佔八十席；獨立的社會賢達及各界領袖佔七十席，其餘五十席則為共產黨及各黨派代表。但是此類組織並無法改善國民政府令出多門的現象，弱化的官僚體系也不足以協調各地官員徵集農村稅賦或聯繫各地游擊勢力等工作。政府財政短缺，軍費支出激增，開始把重慶政權推向通貨膨脹的無底深淵。同時，龐大的傷亡數字也嚴重打擊了軍隊的士氣。

國民黨意圖鞏固華南、華中之時，延安根據地的共產黨人亦積極經略華北。日軍進攻上海之後，重慶與延安在一九三七年底達成協議，將紅軍改編為「第八路軍」，歸軍事委員會統一節制。是年九月，雙方宣稱在四項關鍵議題上信守「合作」的承諾，每一項議題都象徵共產黨對國民黨的讓步：致力於實踐孫逸仙的「三民主義」理想；放棄武裝暴動，取消蘇維埃組織形式，撒銷強行徵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撒除陝西蘇區現行自治政府的組織結構；取消紅軍番號，將先前大約三萬名紅軍置於國民政府的指揮之下。此時中共雖然仍須奉行共產國際對世界各國共產黨所下達的命令，不過蔣還是嚴正宣稱，這是「民族情感超過其他各種考慮的表現」。（註十）

一九三九年八月，蘇聯與德國希特勒簽訂〈德蘇互不侵犯臨定〉。這則突如其來的聲明並未動搖中共統一戰線的基本方針。毛澤東樂見希特勒與史達林簽訂互不侵犯協定，並視之為具有挫敗英、法「國際反動資產階級」陰謀與打擊中國「投降派」（註十二）的積極作用。雖然國民黨曾與蘇聯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不過蘇聯與德國簽署這項條約並不意味著德國即將恢復一九三○年代與中國合作的工業、軍事計畫。當時德國忙於歐洲戰事，無暇支持日本的東亞政策。

中共不但沒有在其控制地區組織新的蘇維埃，反而在國民黨同意之下，宣佈成立兩個邊區政府。一是「陝甘寧」，取北方陝西、甘肅、寧夏三省的第一個字；第二個是「晉察冀」，意指山西、察哈爾、河北的邊區。日本在晉察冀的軍力遠較在陝甘寧為強大；不過既然日軍、華北臨時政府或是內蒙古，都無能徹底控制這一區域，所以共產黨人在此地有很大的活動空間來籌謀政策，進行敵後破壞行動，甚至補充「八路軍」兵源。此外，長征時期滯留華中進行游擊作戰的共產黨殘餘勢力現在也重新整編為「新四軍」。新四軍擁有一萬二千人戰鬥部隊，名義上歸國民黨號令，不過實際上卻完全接受共產黨老幹部（譯按，葉挺、項英）的指揮。

中共在延安的頭幾年積極強化黨、政、軍的組織，一如國民黨所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在這個時期人數陡增，從一九三七年的四萬人左右到一九四○年的八十萬人，部分原因來自中共不斷增補新黨員、尋覓人才，另一方面也要歸功於中共統一戰線政策受到多數人民的擁護。中共暫時停止強制徵收土地之後，實行一套有系統的減租減息政策，這套分級稅制允許先前處於不利經濟地位的地主保留大部分的土地，同時也讓為數眾多的貧農增加耕地面積。因此，這些村莊因不願見到分裂鬥爭，而群起效忠共產黨和抗日行動。

至於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則面臨雙重挑戰，一是來自長征時期的競爭對手張國燾，另一位是一九三一年自蘇聯返華、在以共產國際馬首是瞻的所謂「留蘇派」中最具影響力的王明。「留蘇派」的勢力隨著「陝甘寧」及其餘邊區之地方機構的設置，以及諸如宣傳、教育、群眾運動、婦女工作、出版、青年團等事務功能的組織分化而大肆擴張。延安的「抗日大學」成為培訓共產黨員以及純化黨員思想的搖籃。儘管共產黨所控制的區域民生凋蔽，但卻士氣高昂；此刻延安似乎已變成許多中國人心中的一盞明燈。

延安的政府包括中央的邊區政府及其所屬之行政機構，以及在理論上（事實上在某些地區確是如此）能直達縣級機關的各級代表大會。統一戰線政策的共識在中共實行的所謂「三三制」( three-thirds system)中彰顯出來：根據統一戰線的原則，共產黨員在政府機構中所佔的比例不超過三分之一，其餘的，用毛澤東的話來說，「非黨的左派進步分子佔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間派佔三分之一。」從毛的著作看來，他相信這樣的制度可以確保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地位，因為只要有三分之一政府機構的職位由共產黨的人擔任，「就可以保證黨的領導權，不必有更多的人數。」（註十三）下表說明了幾個縣級代表大會成員的社會成分以及共產黨員所佔的比重。

共產黨的軍隊不僅包括八路軍、新四軍——以長征時期的老幹部朱德任總司令、彭德懷為副總司令——還有眾多來自當地、全職的地方軍、民兵。這些地方軍力的骨幹是由年齡十六到四十五歲、仍然擔負農事工作或在城鎮裡有正當職業的男女所組成，他們的武器裝備落後，不過其角色卻有助於情報蒐集、後勤補給以及掩護正規野戰部隊的行綜。中共十分重視軍紀，嚴禁打家劫舍，買糧食和各類補給品都必須付款，並禁止侵犯民女。中共也小心爭取華北地區若干已軍事化的地方秘密會社如「哥老會」、「紅槍會」的奧援，以奠定中共在其心目中的抗日地位。如此一來，中共逐步擴展群眾基礎。

統一戰線政策的形成必然會與許多激進分子先前所抱持的意識形態目標和理想抱負相左：減租減息與限制土地重分配範圍等政策取代了過去江西和其他蘇區所實行的沒收富有地主土地的作法。漸進的教育和思想訓練途徑有別於以往激烈的罷工行動，而溫和的農村信貸計畫以及發展地方工業則有助於避免富農或邊區鎮民離心離德。從一份由共產黨領導人給地方幹部、以問答形式編成的訓練手冊可以看出，這類政策已經引起共產黨人的非議：

問：我認為統一戰線以及國共合作是一項重大的政策轉變。我們應該做的是打擊農村裡的頭頭和重新分配土地。假如我們的行動更加快速，那麼革命不就指日可待，不是嗎？

答：這種講法是不正確的，因為今天若是採取這種策略勢必引爆內戰。如果我們彼此殺伐，那就沒有能力抵抗日本，反而會被日本消滅。如果國家滅亡並淪陷在日本人手中，就很難實現共產主義的理想了。共產主義的實現必須以國家獨立為前提。（註十五）

當社會革命的力量在邊區偃旗息鼓，共產黨在一九四○年對日軍在華北的堅固據點及公路、鐵路發動一連串的攻擊。這場中共黨史上所謂的「百團大戰」是由彭德懷元帥指揮，事實上，中共軍方總計投入了一百零四個團。起初，中共內部對於攻擊訓畫（據稱毛澤東事先對此並不知情）以及攻擊目的有不同意見：是否與日本正規部隊決一死戰，團結全國力量一致抗日，抑或轉移國民黨對共產黨新四軍在華中擴張勢力的注意力。

縱使中共軍隊英勇殺敵，但這些預設的目標卻無一達成。日軍確實受到重創，但日本正規部隊加上傀儡政府部隊的增援，旋即對共產黨腹地進行殘酷的大掃蕩，日軍往往將整個村莊夷為平地，人畜、建物無一倖免。結果，共產黨根據地的人口從四千四百萬驟降為二千五百萬，而八路軍傷亡、逸逃者總計十萬人。而全國抗日的力量也不見強化。一九四○年三月，孫逸仙昔日副手、一度曾為蔣介石之下第二號人物的汪精衛，踐輕其社會聲望轉而接受日本扶持之南京傀儡政府的高官厚祿。日本政府為了掠奪華中地區的經濟資源，更進一步給予汪偽政權外交承認。

華北的戰事顯然也並未轉移華中國民黨將領對新四軍的注意力。國民黨將領十分瞭解，新四軍為共產黨在長江三角洲地區佔據了有利的戰略位置，因為這塊被日軍控制的地區向來是中國的魚米之鄉及重工業中心。然而這裡並沒有崇山峻嶺作為天然屏障以隱匿游擊力量，同時又是國民黨正規部隊、地方團練、散兵游勇、青幫及其他幫會組織勢力等交相滲透之區。其中由藍衣社領導人戴笠將軍統合的勢力尤其憎惡共產黨人擠進其勢力範圍內的寧滬鐵路沿線一帶。國民黨後侮在統一戰線政策中允許部分共產黨軍隊重整長江以南軍備，駐守在這些地區的國民黨將領（譯按，何應欽、白崇禧等）飭令新四軍北上。共產黨人堅不從令，國共雙方爆發數起零星摩擦以及一場正面衝突，國民政府軍隊試圖強制執行命令卻遭到嚴重挫敗。一九四○年十二月初，蔣介石終於下達最後通牒：長江以南的八路軍務必於十二月三十一日前渡江徹至江北；同時，新四軍必須行進至長江以北，並在一九四一年一月三十一日前徹至黃河以北。

新四軍希圖延宕，並藉故向國民政府索求，對於撒退路線、行軍安全保障、換發裝備，以及支付開拔費用進行協議。新四軍獲悉國民黨部隊正在集結伺機發動攻勢，召開會議聲明，雖有部分隊伍不從，仍盤據江南，但他們確有意願接受命令。從一九四一年一月七日至十三日的六日激戰中，新四軍的南翼部隊在山區誤陷國民黨軍隊的埋伏，約有三千名共軍遭屠戮，其中大部分是在被俘虜或被移送戰俘營之後遭到槍決。

人員的傷亡對共產黨是一大打擊，不過對共產黨而言，「皖南事件」卻極富官一傳價值。他們指控這次伏擊乃是蔣的冷血陰謀，蔣所謂中共應受罰於「不服從」的說法是無法令外國人和中國人信服的。嗣後，中共又在江北的六個區域分別重整新四軍，並且旋即在太湖西岸重建一處游擊根據地。這場日後所謂的「新四軍事件」並未瓦解統一戰線，不過確實凸顯了統一戰線政策的內在矛盾。自一九四一年以降，儘管國、共仍維持抗日的合作關係，但雙方的齟齬嫌隙則更甚於往昔。

擴大戰爭時期的重慶和延安

一九三九年夏天，二次大戰歐洲戰場的爆發有助於日軍侵略中國。如同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戰，如今法、英、德各國心力都放在本身戰事，沒有餘力關注東亞的國際局勢。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一方面戒慎尊重英、法兩國在東亞的利益，一方面僭取德國在華的領地和租界；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日本顯然已有能力將英、法逐出這一區域的強權地位。曾經劇烈衝擊中國歷史的「歐洲帝國主義」勢力，霎時煙消雲散。

前文已述及日本政府如何逼迫海關總稅務司就範，並對天津、上海曾是不容侵犯的外國租界施加壓力；也說到日本如何封鎖長江流域，禁止外國船隻通航，因而造成一些英國貿易公司的鉅額損失；以及日本如何強迫法國關閉越南的鐵路運輸線，藉以切斷昆明、重慶兩地中國人所獲得的軍事援助。就在一九四○年七月，英國正試圓從「敦克爾克大徹退」的危機中逐漸復甦，並為即將到來的英倫空戰集結兵力，首相邱吉爾( Winston Churchill)在下議院宣佈他將應允日本政府的要求，禁止滇緬公路運送軍備、物資、汽油三個月。在這段期間的後期，隨著英國對德戰事的逆轉，邱吉爾始下令重新開放滇緬公路，但蔣介石仍十分憤怒，他指出在如此艱困時期封閉滇緬公路，無疑會永久破壞英國人在中國的聲譽。（註十六）

一位美國財政顧問就此觀察：「中國如今最令人擔憂的是士氣，因為中國似乎是孤軍奮戰，美國必須在中國的士氣瓦解之前，趕快採取行動。」（註十七）但是美國政府此刻正專注於日本的勢力擴張——日本軍隊在一九四○年入浸法國殖民地越南，所以在一九三八至一九四年間，美援僅止於美財政部購買了中國的白銀，並給予國民政府二千五百萬美元至五千萬美元不等的貸款。不過這些貸款的用途只能用於非軍事支出，或用來穩定幣值，或基於國防安全的考量來遏止錫、鎢等礦產的出口。然而，如上表所示，中國仍面臨嚴重的通貨膨脹問題。

重慶政府所面臨的最棘手問題之一是國民政府幾無任何空軍戰力。前美國空軍飛行員陳納德( Claire Lec Chennault)自一九三七年即獲聘為蔣介石的顧問，武漢淪陷之後，他曾試圖說服中國向美國飛機製造廠訂購現代戰機。中國可用賣給美國財政部的白銀所得來支付貨款；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間，中國共計出售三億一千二百萬盎司的白銀，得款一億三千八百萬美元。不過中國政府內部對於契約的簽約人、價格、交貨日期等細節爭論不休，使購買案不了了之。

俄國受到歐洲戰事的牽絆，對中國空軍的援助腳步開始放慢，並且調回「志願」參戰的俄國飛行員。在華最後一批德國籍顧問團於一九三八年返德，蔣介石的義大利籍空軍顧問團亦隨後離華。由義籍顧問協助建造的幾座飛機製造工廠很快就被日本空軍夷平，使得重慶幾無防衛力量，自一九三九年五月之後，日軍更是有計畫地轟作這座戰時陪都。直列國民政府在重慶完成地下的防空坑道，以及在日軍防衛線後方成立預警系統，在日軍轟炸機起飛時發出警告，日軍空襲所造成的嚴重傷亡才告減少。

一九四○年，蔣介石委派陳納德至華府尋求援助，這時中國只有三十七架飛機可堪使用，另有三十一架沒有夜航裝置的舊式俄國轟炸機。日本則有九百六十八架飛機駐防中國，其中更有許多速度快、命中率高的新型「零式」戰鬥機，另外有一百二十架飛機進駐越南。而美國因為英國戰場的龐大需求，沒有多餘的戰機可賣給中國。於是蔣介石又派宋子文為私人特使，以及昔日五四健將、時任中國駐美國大使胡適，抵達華盛頓進行遊說。羅斯福( Franklin D. Roosevelt)政府同意運送一百架P-40戰鬥機給中國。另外，為了避免違背對日本所採取的中立外交政策，美國以非正式協議的方式同意陳納德招募美國空軍飛行員，以「志願」的方式投入中國戰場，一方面擔任飛行戰鬥任務，另一方面訓練中國新生代飛行員。陳納德率領的美國飛行員戰績卓著，「飛虎隊」( Flying Tiger)的聲譽名聞遐邇。一九四一年，飛虎隊幾次重創日軍，而他們只要擊落一架日本軍機便可獲得五百美元的獎金。從某個角度來看，飛虎隊彪炳的功勳可與八十年前的「常勝軍」相媲美。

飛虎隊的行動僅侷限在重慶範圍，所以延安的共產黨人連這點激勵士氣的外援也沒有。新四軍事件重創共產黨在長江以南的勢力，而隨後的百團大戰引發日軍在華北地區進行大規模的軍事掃蕩。彭德懷將軍企圖以正規作戰的方式攻擊日軍，但還是不敵日軍在兵力和軍備補給方面的優勢。一九四一年蘇聯與日本簽訂中立協定，承認滿州國的「領土完整」之後，中共已無法取得蘇聯的援助。這時中共也只能以豪語以對之：「我們必須收復中國的失土。我們必須獨自打到鴨綠江，並將日本帝國主義趕出中國。」（註十九）不過局勢的發展並無法讓中共採取這類行動。一九四一年六月德國人侵蘇聯，使得中共在歐戰結束之前，斷難再倚靠俄援為後盾。

新四軍事件之後，蔣介石決意進一步孤立延安，他下令對陝西邊區政府寶施經濟封鎖，禁運食鹽，並終止在統一戰線政策共識下對八路軍的補貼。物資短缺在延安引發嚴重的通貨膨脹。不過亟需而軍事援助的中共仍採取一套回饋制度。鼓勵百姓於每次戰役結束，就到戰場上去找武器。農民每繳一挺機槍給共產黨，就可以換取五十元報酬，而每一支來福搶的價格是五至十元不等，手槍則是五元。然而誠如幹部手冊所指出的，現代化武器並非是「絕對需要」的：「舊式的槍砲、矛、大刀、斧、鋤頭、石頭通通可以用來殺敵。」（註二。）

共產黨寄望組織農村社群來抵抗日軍，卻遭遇日軍簡稱「三光」的殘酷計畫，日軍在若干特定地區下令執行「殺光、燒光、搶光」的掃蕩策略。農民若是躲在地下交錯的坑道躲避日軍，日軍就包圍村莊並將毒氣灌入地下坑道內。資料指出，八百名中國人因而死亡。在另一則案例中，冀東一村莊則總計有一千二百八十名村民被日軍處決，整座村莊更被夷為平地。一九四一年的八至十月間，日軍在華北地區進行所謂的「掃蕩運動」、造成四千五百名村民死亡，十五萬間房屋燒毀，並有一萬七千名中國人被遣至滿洲國充當勞役。日軍的這類暴行主要是殺雞儆猴，要中國人別與共產黨的游擊勢力合作。日軍的行動有時收到效果，不過還是有無數的例證顯示，共產黨更能巧妙地加深中國人對日軍的仇恨。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軍轟炸珍珠港，導致美國全面加入對日作戰，重慶政府因而稍有喘息的餘地。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件」以來，日本與美國便處於衝突一觸即發的狀態，日本政府更是將美國太平洋艦隊視為其戰爭目標的主要威脅。因為只要美國艦隊能隨意調動，日本不僅無法全面封鎖中國沿海，也無能力鞏固其在越南和緬甸的戰果。日軍偷襲珍珠港卻為中國帶來新的援助，此刻美國已將中國戰場視為美國戰事的一部分。在一項〈租借法案〉簽中，美國政府最初允諾六億三千萬美元的援助，國會隨即批准了宋子文所要求的五億美元貸款；然而美國方面沒有一個人瞭解這筆款項的用途，且蔣介石也斷然拒絕給予美國任何保證或接受其他附帶條件。

羅斯福總統指派資深的史迪威( Joseph Stilwell)將軍擔任他與蔣介石的聯絡人，以及美軍在中印緬戰場的指揮官，並監督美援的運用。陳納德的飛虎隊正式納編為美國空軍的第十四航空隊，陳並被擢升為將軍。此時，政府軍成功阻擋了日軍全面攻擊湖南長沙，軍民士氣大振，也適時凸顯了中國是不容忽視的盟邦。雖然英國持保留態度，但中國仍被羅斯福總統納入包括蘇聯、英國在內的同盟國四強之一。

中國軍隊在同盟國的作戰中的確扮演相當關鍵的角色，因為在日本所有可用兵力當中，約有五分之二身陷中國戰場而動彈不得。而隨著英軍轉眼間在東亞地區全面潰敗，中國抗日的潛在重要性就顯得益發鮮明。香港的淪陷並不令人意外，因為香港其實並無任何防禦能力，但一般認為新加坡是一座固若金湯的防禦要寒，日軍絕不敢輕啟戰端，結果新加坡在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被攻陷，不到一天的工夫，當地十三萬守軍遭俘虜，英國原本在中國人心目中已經不彰的聲譽更是一落千丈。誠如周恩來在一九四二年四月與美國官員的談話中所指出，「現在英國已被日本人打敗了」，中國人「瞧不起英國的地位」。（註二一）

在中國人看來，英國無力守住緬甸，並防禦自一九四○年底重新開啟的公路補給線，這比起新加坡的淪陷還嚴重。英軍不願依據中國軍隊的運動或史迪威將軍的建議來調整戰略，結果慘遭敗北。一九四二年四月底，士氣低落的中國軍隊協同英軍作戰，結果在與日軍激戰五小時之後，緬甸的重要城市臘戍就被日軍攻下，再度切斷了補給重慶的滇緬公路。緬甸戰役讓蔣介石損失慘重，第五、六軍受過德式訓練，也是蔣個人權力基礎的核心，數量約為其戰略後備兵力的三分之一，而第五、六軍的重裝備幾乎不保。自此之後，重慶與延安一樣陷入孤立無援的險境，重慶的對外通道就僅剩下飛越喜瑪拉雅山( Himalayas)這座「駝峰」抵達印度的危險航道。

重慶政府內部在這個節骨眼出現軍事戰略方面的爭執：空中作戰與傳統地面作戰何者較能有效遏制、進而擊垮日軍？陳納德與史迪威對此針鋒相對。陳納德將軍建議發展空軍戰力，他曾經向蔣解釋這一戰略耗費較省，因為空軍從印度起飛不是難事，將飛機的零件、汽油、彈藥裝備越過喜瑪拉雅山脈運抵中國。史迪威反對陳納德的意見，他認為空軍需要堅實基地的防禦，而國民政府的部隊統帥無方，裝備落後，訓練不足。史迪威認為，中國首先應發展小型的精銳部隊，分別在印度和中國西部接受訓練，再從緬甸北部到雷多( Ledo)另外開闢一條內陸補給線，將大型裝備運抵重慶。

＊原註：一九四一年美國國會通過租借法案來軍援同盟國，規定只要援助對象是與美國對抗共同的敵人就可以不必償還美援。

最後，陳納德將軍的建議獲得採納，相較於外號「酸醋喬」( Vinegar Joe)的史迪威，陳納德將軍既富謀略又較有耐性，他的服行員也打了幾場漂亮的勝仗。史迪威通曉中文，對中國的一般士兵相當友善，不過他十分蔑視蔣介石（他給蔣取了個渾號「花生」）以及他那班懼戰又欺上瞞下的將領。因此，雖然史迪威提出若干訓練計畫，但多數資源還是投入重慶政府統治區域的東緣至湘南衡陽之間、以及甘肅的蘭州一帶，從事機場建造。

蔣介石為了補給名義上仍由他指揮數量龐大的軍隊，以及支付空軍兵力擴張的費用，於是強制實施一套嚴苛的稅制。隨著幣值大幅貶值，這套稅制規定可依戰前稅率等值的穀物來抵稅，因此農民就用米麥，有時候用大豆、玉米、粟，甚至棉花來繳納稅賦。有時政府的需求超過所徵收的稅，便「強借」糧食以供應軍隊和政府的需要。這些額外的糧食據稱將來會以約與市價等值的標準來支付。但是政府延遲付款或貪贓柱法的現象在所難免，即使付款也總是以低於市價的價格或以貶值的貨幣支付。而政府所支付的金額也不敷農民運送所有糧食到達國民政府糧食徵集站的成本。

在延安周圍的邊區政府，共產黨同樣面臨財政短絀、社會控制，以及士氣低落的嚴重問題。在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三年之間，共產黨的應對方法是透過群眾動員，讓共產黨人更深入滲透到農村社會的底層。也有證據顯示，共產黨鼓勵農民恢復種殖罌粟，並將鴉片銷往日軍佔領區與國民黨控制的地區，以緩和財政危機。不過，鴉片是以「特殊物件」或「肥皂」的名義來掩人耳目。僅管共產黨也以相當高的稅率向貧農徽稅，不過減租減息政策仍有助於幾無能力繳稅的貧農。現在共產黨人不再拘泥於統一戰線政策或地方政府，內部三三制的實施。幹部直接下鄉，鼓勵農民合作生產糧食。幹部說服農民組織互助隊一起參加勞動，共同使用耕具、馱獸，以及發起效法「勞動英雄」的群眾運動來鼓舞農民生產。在人民堅定擁護共產黨的華東和華中若干地區，共產黨人也開始發動類似的群眾運動。共產黨在這些地區再次強調社會鬥爭，並以剝削的地主階級、放高利貸者、營私舞弊的地方官員作為群眾批判、羞辱、懲罰的目標。

知識分子，特別是延安地區的知識分子，透過「下鄉」向農民學習的特殊運動去認識農村的基本生活。從毛澤東早期的文章可以窺見他輕蔑中國傳統的精英階層，正是因為精英階層全然不知農村疾苦，也不切實際。延安一如重慶，已經成為成千上萬難民的落腳處，中共於一九四二年在其治下邊區對人民發動激烈的「整風運動」，藉以喚醒人民對社會主義革命至高無上的熱情。一些被指控的對象在群眾大會上遭受鬥爭，或被迫做出自我批判，或從要職調到農村，轉而從事卑賤的上作。許多人遭受肉體的凌虐或因而自殺。在這些受害者當中，有些人追隨與毛爭奪黨內領導權的王明；王明自蘇聯返回中國之後，就想辦法鞏固他個人的權力基礎。發動整風運動有助於確保毛在黨內的領導地位，也可讓中共的意識形態獨立於蘇聯操控之外。

作家丁玲是眾多紆尊降貴、下放到農村進行勞動改造的幹部之一，她發表於一九二八年的《莎菲女士的日記》翔實記錄了那個年代中國青年的徬徨惆悵。丁玲的丈夫在一九三一年被處決，之後丁玲便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在南京遭國民黨的軟禁，一九三六年脫逃抵達延安。在延安，丁玲再度透過小說創作犀利地譏諷中共幹部對女性勞工的漠視，以及中共如何以意識形態的框架來箝制個人創作與抒發意見的自由。她同時表示，中共的領導人正利用全國團結一致抗日和黨的團結等口號，來壓制婦女才艱苦取得的檬利。

毛澤東以整風運動來批判像丁玲這類的知識分子，藉以懲一儆百，毛力持中國共產黨在界定知識分子表達意見與批評的範圍所應扮演的角色。為了強化黨這個角色，將毛澤東、史達林等人的作品指定為黨員和知識分子研讀和討論的教材。毛在一九四二年五月所發表的幾次演講（譯按，〈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之中，論及藝術與文學的社會目的；在延安的這群文藝工作者必須瞭解他們應該為群眾所擔負的責任，必須認清「人民生活本來存在著文學藝術原料的礦藏」，而這此礦藏是「一切文學藝術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唯一泉源」。毛表示中國古代的文藝傳統，以及五四運動那一代的知識分子、甚至魯迅所服膺的外國藝術雖不必完全排斥，但必須使之居於次要地位；而且借濫吸收之道是有「文野之分……。但是繼承和借鑑決不可以變成替代自己的創造。因此，知識分子的使命就是要投身如火如荼的戰鬥中，而在駭人的複雜中將其完全吸收：

中國的革命的文學藝術家，有出息的文學家藝術家，必須到群眾中去，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到火熱的鬥爭中去。（註二三）

飢餓與剝削的現象到處存在，毛說，「人們也看得很平淡。」然而真正的文藝工作者就是要改變這種態度，而能「使人民群眾驚醒起來，感奮起來，推動人民群眾走向團結和鬥爭。實行改造自己的環境」。毛澤東認為，即使是在抗日的兵馬倥傯裡，中國的知識分子還是必須以人民長期變遷的需求為念。

戰爭的結束

日軍的佔領區跨越太平洋，從吉爾伯特群島( Gilbert Islands)經東南亞地區西至印度邊緣悉數被日軍佔領，不過在一九四三、一九四四年之間，日軍承受的龐大軍事壓力來自美國，而非中國。中國對於戰事最大的貢獻，主要來自中國在戰場上牽制住大批日本正規軍，因為日本從未達到以傀儡政府軍隊來鞏固淪陷區的既定目標。美軍在中途島一役（一九四二年）贏得漂亮的勝戰之後，轉戰至南太平洋跳島進攻，陷入緩慢而血腥的戰鬥中。此刻，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 Joint Chiefs of Staff)開始籌謀對日本本島進行戰略轟炸，另一方面，也預計在陳納德將軍所建造的機場部署威力強大的新型強大的新型B-29轟炸機，並設法讓中國繼續留在美、蘇、英等陣營之中。

一九四三年的局勢進展顯示日軍的軍事勝利以及中國的頑強抵抗已經改變了一世紀以來西方強權對中國的剝削形態。這種局勢變遷的重要徵兆之一，就是同盟國之間經過冗長的討論，終於同意廢除施加在中國人身上治外法權的桎梏。歷經了一整個世紀的屈辱，現今在華的所有外國人（享有外交豁免權的外國人除外）都必須接受中國法律的約束與規範。＊一九四三年八月，在日本人的運作下，汪精衛的南京偽政權收回上海的法國租界。一九四三年十二月，蔣介石與羅斯福、邱占爾出席開羅會議，會議中三位領抽同意戰後滿洲國與臺灣應當歸還中國。

另外，從日本人在戰時所刻意寶施的政策也可以看出西方人地位的轉變。珍珠港事變之後，儘管日本政府允許西方人留在北平與上海少數地區繼續就學和從商（通常是有限制的），但是取消了租界與公共租界地境內的其餘特權。到了一九四三年三月，日軍將北平地區的外國人（德國人和日本的其他盟邦除外）集合起來，讓這群背負著行李、高爾夫球桿、毛皮大衣的西方人步履蹣跚、零零落落地前往火車站。在街上，日本人召集了一群中國人默默注視著這些即將離去的西方人。一位美國人回憶道：「我們所呈現的正是日本人所希望看到的滑稽景象。」（註二四）這群來自北平的外國人被日軍移往位於山東濰縣的收容所。在濰縣一處形同廢墟的傳教士宅邸裡，一千名西方人和五百名小孩被剝奪了過去的特權，失去了服侍他們的僕人，必須在糧食供應闕如、幾無醫療設備的情形下共同求生存，現在僅剩下他們所能自給的社會禮儀、教育，以及些許的娛樂罷了。

原先住在上海、現被遷移至華中地區其他收容所的美國人、歐洲人亦受到同等對待，不過其中具有猶太人血統的外國人所蒙受的待遇卻不盡相同。五月中旬，上海一萬六千名來自歐洲的猶太難民大部分被日軍移往虹口特設的猶太人社區＊＊。這群猶太人在倉促間被告知之後，被迫以極低廉的價格變賣辛苦賺來的家產、事業，而組織成彼此監督、相互保護的「保甲」組織。社區裡的猶太人必須看自詡為「猶太王」的日本官員陰晴不定的臉色。無論他們是要出外營生，參加喪禮，或者有其他緊急事故，這位日本官員有權決定放行與否。（註二五）

許多猶太人淪為當地中國人的「苦力」，或是在地方慈善團體所興辦的公共食堂吃飯，因此幾乎所有人都營養不良。有人不得不行乞為生，而有些人最終又得再度淪落到早先所過的悲慘生活。不過日本政府無意仿效納粹的恐怖手段，因此上海的猶太人並未遭逢歐洲猶太人被集體處決的殘酷命運。

＊原註：從一九四三年的六月至戰爭結束，在華服務的美國官員一直僅接受美國法律的管轄。

＊＊譯註：原註：這項強制遷徙命今並不包括出生於Ashkenazic的猶太人，他們大都來自俄國，早在一九三七年之前就已經定居中國。

西方人在中國所受到的屈辱發生在戰況慘烈之中國戰場上稍緩之時，中國戰場上軍事對峙的僵持狀態突然於一九四四年發生變化。史迪威、英軍以及他們所共同訓練的中國軍隊正與日軍在緬甸北部進行激戰，並開始從雷多建造一條能夠接通舊滇緬公路的新路，而陳納德和成千上萬的中國工人也逐漸擴建和改善位於重慶東部的幾座機場。一九四四年六月初，進駐中國新機場的B-52轟炸機群在一次訓練行動中猛烈轟炸秦國曼谷的鐵路調車廠。六月十五日，這群B-52轟炸機某至遠抵日本南方的九州( Kyushu)，在當地的在當地的「八轎製鐵所」( Yawata steel plant)投下兩百二十一噸作彈。美轟炸機在轟炸九州的工業重鎮之後，又空襲滿州國鞍山鋼鐵廠、蘇門答臘的煉油廠，以及臺灣的幾座機場。

不過誠如史迪威將軍所提出的警告，日軍隨即大舉反攻。一九四四年夏天，日軍在代號為「一號作戰」( Ichigo)的攻勢行動中，迅雷不及掩耳地進入河南，肅清平漢鐵路沿線的日本佔領區，並循湘江南下，直逼長沙。一九四一年，中國軍隊曾在長沙英勇抵抗日軍，但這次日軍很快就攻下長沙。在這次攻擊行動中，日軍僅在衡陽四周及其機場遭到中國軍隊的頑強抵抗，不過在八月，衡陽也告失守。嗣後，日軍繼續向廣西推進，十一月，佔領挂林和柳州的空軍基地。兩股日本軍向西向西挺進，直逼貴陽，嚴重威脅重慶。顯然此次作戰的主要目標是要摧毀用來轟炸日本本島的空軍基地，然而日軍的攻勢卻到此停頓。就在日軍大啖勝利的果實之際，戰局逆轉。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底，B-52轟炸機群對東京狂轟濫炸，它們並非來自陳納德將軍長久以來所企盼的華東機場，而是美軍新近佔領的馬里亞納群島( Mariana Islands)的空軍基地。

日軍「一號作戰」的攻勢重創了蔣介石的部隊，使得蔣的數個統治區蒙受巨大損失。無論如何，日軍的勝利重挫了中國軍隊原已低迷的士氣，連帶使美國對中國的作戰能力失去信心。戰時的重慶儼然是散播流言輩語的中心，社會貧富差距懸殊，投機炒作、哄抬價格司空見慣，黑市商品以及叛國的傳言隨處可見。一位中國詩人以西式不押韻詩歌的變體形式於一九四四年發表了一首詩，詩裡融合了電影廣告、新聞標題，以及國民黨官方出版品等素材，生動地捕捉到當時社會的矛盾景象。將這首詩題名為〈標題音樂〉( Headline Music)：

吃緊，吃緊，吃緊

看漲，看漲，看漲

四十萬萬元在金期裡打滾

變，不變，莫談國事

支支宏壯悠揚

場場歌舞美妙

為慰勞從軍同學而歌

為救濟後方難胞而舞

長約數十里之行列，餐風露宿

奶油人造冰上絕技，廣寒春色

語皆血淚，感激至於涕零

扶老攜幼，余等深為感動

國產時裝，悲劇巨片

情節哀感，纏綿緊張

奉勸太太小姐多帶手帕

天窗，天窗，天窗……(註二六)

就在這個時候有消息傳來，曾是國民黨控制區的農民殺害、搶奪了從日軍「一號作戰」撒退的軍隊，因為這批軍隊在一年前的飢荒中還來向他們收稅。若干美國記者離開重慶抵達河南災區去探查當地的飢荒，親眼目睹了令人悚懼的畫面。「他們淚痕滿面，蓬頭垢臉，在蕭瑟的寒風中瀕臨絕望的臉龐，令我們無地自容」，白修德( Theodore White)如此記敘：

中國孩子健康時是美麗的，健康時他們的頭髮散發出自然的光澤，他們的杏眼閃閃發光。但是這些衣衫襤褸、瑟縮顫抖的小孩，眼眶四周卻是凹陷的窟窿；營養不良使他們的頭髮乾澀；飢餓不堪令他們的肚子鼓賬；刺骨的寒風造成皮膚的皸裂。他們盧弱的聲音盡是一聲聲乞食的哀啼。（註二七）

這些新聞記者因國民黨新聞檢查員管制他們這類慘劇的報導而深感憤怒、不齒，但也就此不再控訴重慶政權的人道或軍事悲劇。

其他的美國人，包括史迪威將軍在內，都被國民黨軍隊所實施的徵兵制度，以及被綁在一起送往前線那些光著腳丫、衣衫不整的士兵震駭不已；這些士兵因為患有腳氣病或是營養不良而瀕臨死亡。即使處決了徵兵官員（有時還是由蔣介石所下令），也依然有濫徵情事。根據估計，一九四三年所徵召的一百六十七萬人當中，有近百分之四十四的人在前往部隊途中逃亡或死去。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的八年抗戰中，在赴戰場之前就已經死亡的新兵總數約計一百四十萬人，換言之，每十名新兵就有一人。

面對重慶政府這種慘況，難怪美國官員要轉而寄望於共產黨的延安邊區政府。羅斯福總統及其「參謀首長聯席會議」開始討論武裝共產黨部隊，使之具備對日作戰能力的可行性。縱使美國的援助並無法擴及共產黨的個別部隊，不過美國軍方仍試圖把共產黨政權納入租借法案的援助範圍內。美國軍方不顧蔣介石的慍怒，於一九四四年七月派遣由包瑞德( Colonel David Barrett)率領的觀察小組（又名為「迪克西考察團」〔C Dixie Mission〕）抵達延安。這一小組的正式任務是蒐集日軍部隊移動的情報、日軍後勤裝備的資料，以及協助被擊落的飛行員穿越日軍防線返回自己的部隊。美國軍方明令禁止這一觀察小組與共產黨進行「政治對話」，不過小組的成員不免會與共產黨的軍隊有所接觸，而看重共產黨的作戰能力。

美國觀察小組出現在延安地區主要是副總統華萊士( Henry Wallace)在一九四四年六月造訪重慶之後一手促成的。美國進一步與中共的敦睦則是由羅斯福總統的特使赫爾利( Patrick Hurley)他大力推動，赫氏在十一月飛往延安訪問。就在華萊士與赫爾利分別出訪的期間，羅斯福總統對照了第二次緬甸戰役——在此戰役中由史迪威和訓練有素的中國軍隊表現卓越——以及一號作戰的慘敗，開始堅持由史迪威將軍指揮中國境內的所有中國軍隊。這項決定難以見容於蔣介石及其資深顧問團，雙方爭執不下，史迪威終於在一九四四年十月被召回美國，由魏德邁將軍( General Albert Wedemeyer)代替。

魏德邁將軍在日軍發動「一號作戰」攻勢之後，於一九四四年十二月首度向蔣介石提出國共合作計畫，提議重組延安的三個步兵團，共計五千人的兵力，並且由「美國物資供應局」( American Services of Supply)提供共軍所需的軍備，而這些軍隊則由十名聯絡官襄助的美國指揮官指揮作戰。這些軍隊的活動戰場位於國民黨的統治區內，亦即陝西南部或中國西南地區。蔣介石以地方百姓對共產黨抱持敵意、此一計畫終究會失敗為由，否決了魏德邁的計畫。

第二個計畫是由魏德邁的參謀長向宋子文提議的。該計畫預計派遣美國空軍的轟炸大隊，約莫四千至五千人，進人共產黨的佔領區去破壞日軍的戰備設施。宋子文對此計畫不義可否。除此之外，更富野心的第三個計畫是由「戰略情報局」（0SS，即美國的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擅長游擊作戰）的官員提出，並曾向共產黨探詢合作的可能性，計畫的要旨是由美國「戰略情報局」的部隊與共產黨的游擊部隊聯合作戰，摧毀日軍通訊設施、機場、碉堡，並騷擾敵軍的大後方。美軍的「戰略情報局」屆時將會訓練共產黨人有關敵後破壞的行動任務，與如何架設雷達情報通訊網，並武裝二萬五千名共產黨游擊隊，以及提供十萬名親共產黨民團「否爾沃玆」( Woolworth)單發點放手槍。（註二八）到了一九四五年一月，面對國民黨的悻悻然以及內戰將一觸即發的謠言，已轉任美國駐華大使的赫爾利和魏德邁將軍最後決定將這些計畫束諸高閣，這兩位先生素有反共情結，勢必樂於宣稱美國將繼續「支持國民政府」，而絕不會在「未徵得美軍在中國戰區最高指揮官的授意之一前，給予中國其他政黨、活動分子、個人任何援助，或者與之進行協商、合作。」（註二九）

對於美國的變卦，中國共產黨雖然深覺失望，但並不感意外。共產黨向來就是獨力作戰。共產黨人一方面向外界傳達他們呼籲組織聯合政府、團結全體中國人的主張，並在延安根據地歡迎絡繹不絕的外國訪客和新聞記者，另一方面他們亦決心有系統地耕耘農村群眾對共產黨的向心力。儘管中共在其統治區內對於如何界定階級關係仍具彈性，不過這段期間，他們的政策一度偏向激進。地主階級遭到群眾的嚴厲攻訐，農民再次被依其產業而劃分成不同階級。

根據延安方面的定義，「富農」是指農民家庭的收入有超過半數係得自雇用工人，不過共產黨也承認，他們也有可能也是佃農而受剝削。因此，生活水準以及擁有家畜、生產工具的多寡也成為共產黨人社會分析與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據之一。「中農」和「貧農」是以謀生的方式與擁有土地的面積作為劃分階級的標準：就技術上來說，所謂「貧農」是指無論擁有或租佃土地與否，都無法養家餬口者，所以他們必須出賣勞動力以謀生，「中農」是指他們雇用其他人的勞動力或單靠自己家庭成員的勞動力就可以維持自給自足的農戶。但在地方人士的眼裡，誰理應享有幸福的生活呢？如果根據地方的標準，是貧農而不是中農的話，地方可能就會採取彈性的作法將原本個人所屬的階級調換過來。一位扶養五歲小孩的農村寡婦就是這種彈性作法的最好例子。這位寡婦擁有三點五英畝的土地、三幢房舍及一條豬，就所擁有土地面積與生產工具看來，這位寡婦無疑應被劃列為「地主」階級。不過地方因同情這位寡婦必須養兒育女，而將她列為「中農」階級。

在整個華北地區，無論是日本佔領區或日本傀儡政權統治區，甚至包括國民黨軍隊仍在作困獸之鬥的孤立區域，共產黨人一直在從事這種階級的劃分、再劃分，分析農村社會基本條件以及通過群眾運動和自我批評來鼓動農民去打破傳統權威模式等複雜的社會過程。外國記者、美國軍事觀察團，甚至國民黨的情報單位顯然並不瞭解共產黨刻在進行的這類活動。

在許多地區，共產黨幹部實施傳統相互監視的「保甲」制度。據此，以五人為一互保的小組，小組的每一成員必須擔保其他成員不會作奸犯科。這種制度與共產黨所標榜的階級概念並沒有必然的關連性，不過保甲制卻能讓共產黨將他們所劃定的那些「社會不良分子」逐出社群，以利於共產黨人形塑地方社會的團結意識。被歸類為社會不良分子包括偷盜糧食者、妓女、與土匪或走私鴉片者勾結的不法之徒、經常出入日軍佔領區者、秘密會社的幫眾，或是曾在傀儡政府任職者。不過共產黨人的標準偶爾也是含而糊之，顯示他們對鄰里村民不信任到什麼程度。共產黨在進行社會調查的過程中同時也會向那些無法清楚交代過去的人、通姦者、脾氣暴躁的人、不願參加政治會議者、吸食鴉片者，以及坐擁妻妾者提出警告。（註三一）共產黨招募新黨員的對象，乃是訓練有素、能犧牲個人欲望來追求政治新秩序的人。

共產黨員人數至此成長為一百二十萬人，八路軍與新四軍麾下共有軍隊九十萬人，毛澤東對華北共產黨勢力迅速坐大頗為滿意，便於一九四五年四月在延安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共自一九二八年於莫斯科召開六大以來到一九四五年止，都未曾召開過這類代表大會）。幾個毛的昔日政敵都曾分別公開做過自我批判，現在毛澤東的權威已經無人挑戰。在新的黨章中，毛澤東的「思想」被尊奉為黨一切分析和行動的指南，並成為日後毛澤東個人「崇拜」的堅實基礎。在題為〈論聯合政府〉的大會報告中，毛澤東一方面向國民黨表態示好，但另一方面又宣稱共產黨的邊區政府才是正確的形式，才是孫逸仙三民主義的真正體現。共產黨現在所控制的「解放區」人口總數約為九千五百萬人，面對此情此景，毛澤東的確有資格沾沾自喜。新的黨章令黨的權力更為集中，毛澤東膺任新設立之中央委員會主席的職位。新修訂的黨章還有其他的特色，包括強化農村地區的代表功能，從黨章中剔除仿照蘇聯及世界共產主義革命運動所使用的術語與觀點。中共七大黨章的精神大體反映了中共的獨立自主路線。

中共選擇在這個時候舉行「七大」，顯然有意與重慶方面召開的國民黨「六大」互別苗頭。國民黨在「六大」會議期間並無法進一步提昇蔣介石的地位，反之，來自國民黨內青年黨員和敵對派系對蔣介石的批判聲浪此起彼落。有關國民黨內部貪污腐化、士氣低落的耳語四處散播。甚至，蔣介石是否能繼續保有過去擁護者對他的效忠還是未定之數。

不僅在國內，國民黨在海外的影響力也逐漸在消褪。一直對中國不抱任何信心的邱吉爾曾說道，繼續讓中國維持四強之一的國際地位「簡直是一場鬧劇」，並指出在「一號作戰］中，中國是如何「荒誕可笑」。一九四五年二月的雅爾達( Yalta)會議，羅斯福、史達林、邱吉爾三人無意讓中國對他們所做出的重大決策有任何置喙餘地：蘇聯應在德國投降後三個月內出兵亞洲對日作戰；蘇聯收回帝俄時代割讓給日本的所有土地，包括庫頁島和千島群島( Kuril Islands)；蘇聯得租用旅順港作為海軍基地，並享有大連商港「國際化」的優越權益，以及中東鐵路與南滿鐵路的特殊權利。最後這三項決議帶給戰後中國無窮的後患。

隨著戰況的膠著，中國的唯一希望繫於美國織續提供大量戰備物資的援助，以及魏德邁將軍和他的參謀幕僚裝備三十九個師的中國部隊以加強其作戰能力，並且寄望魏德邁將軍謹言慎行，不再談論武裝或訓練共產黨部隊的建議。儘管美國空軍密集轟炸日本本島，盟軍在緬甸的地面作戰也大有斬獲，再度暢通了滇緬公路，不過美軍卻為贏得太平洋諸島而付出慘痛的代價。魏德邁和中國一樣，並未獲悉雅爾達密約的協議內容，以及原子彈這項極機密的研究計畫，於是暗忖戰事應會延宕數年。他在蔣介石的同意下，草擬一項長程的臨時計畫，預計在一九四五年底或一九四六年初逐步推進至華東沿海地區或克復廣州，隨後北進上海。這項作戰計畫勢必讓蔣介石回憶起他十九年前的北伐行動。就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初，蔣介石的部隊揭開了令人鼓舞的序曲，克復桂林，並開始揮師南下海南島。

一九四五年五月德國投降，令中國人雀躍不已，不過並未改變他們的既有步調。八月八日，俄軍依據雅爾達會議的協定出兵東北、攻擊日軍。然而就在兩天前，美軍在日本的廣島( Hiroshima)投下一枚原子彈。九日，美軍又以一枚原子彈轟炸日本長崎。五天後日本政府宣佈投降。突如其來的結果讓中國措手不及，而整個亞洲政治的權力結構亦隨之丕變。

註釋

註一：克羅利，《日本尋求自主：一九三○至一九三八年的國家安全與外交政策》，頁三一六至三一七。

註二：前揭書，頁三二一。

註三：前揭書，頁三一九。

註四：前揭書，頁三三一、三三五。

註五：前褐書，頁三三八至三三九。

註六：秦郁彥( Hata Ikuhiko)，《盧溝橋事變》(The Marco Polo Bridge Incident)，見莫力騙，《中國的泥漳：日本在亞洲大陸的擴張，一九三三至一九四一年》，頁四五四；另詳克羅利，頁三四二至三四三。

註七：岡恩（Edward Gunn），《不受歡迎的繆司：上海與北京的中國文學，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Unwelcome Muse: Chinese Literature in Shanghai and Peking, 1937-1945.,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頁五三。

註八：易勞逸(Lloyd Eastman),《中日戰爭期間的國民政府中國，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Nationalist China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5)，見〈劍橋中國史?第十三卷第二部》，頁五五九。

註九：劉馥( F. F. Liu)，《近代中國軍事史：一九二四至一九四九年》(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1924-1949.,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6)，頁一三三。

註十：范力沛，《敵人與朋友：中國共產黨史上的統一戰線》，頁九二至九三。

註十一：轉引自劉馥，頁一四五。

註十二：諾思，《莫斯科與中國共產黨人》，頁一八五至一八七。

註十三：范力沛，頁一四一至一四四

註十四：資料轉引自范力沛，頁一四八。

註十五：前揭書，頁一一三。

註十六：楊格( Arthur Young)，《中國與援手，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 China and Helping Hand. 1937-1945.,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頁一一四至一一五。

註十七：前揭書，頁一一四。

註十八：前揭書，頁四三五至四三七。

註十九：里爾登―安德森(James Reardon-Anderson )，《延安與國際強權：中國共產黨外交政策的根源，一九四四至一九四六年》(Yenan and the Great Powers: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Policy, 1944-194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頁十二。

註二：詹鵝(Chalmers Johnson )，《農民民族主義與共產黨的力量：革命中國的崛起，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37-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頁八六。

註二一：楊格，頁二二九。

註二二：劉馥，頁二九。

註二三：杜博妮(Bonnie McDougall)，《毛澤東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一九四三年本譯評》(Mao Zedong's "alks at the Yan'an Conference on Literature and Art" : A Translation of the 1943 Text with Commentar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0)，頁六九至七。

註二四：吉爾凱(Langdon Gilkey),（山東宿舍區〉(Shantung Compound., New York, 1966, 1975)，頁四

註二五：克蘭茲勒(David Kranzler)，《日本人，納粹與猶大人：上海的猶大難民社區?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五年》(Japanese, Nazis and Jews: The Jewish Refugee Community of Shanghai, 1938-1945., New York: Yeshiva University Press, 1976)，頁四八九至五二。

註二六：許芥昱(Hsu Kai-yu)編輯、翻譯，《二十世紀的中國詩：名詩選集》(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Poetry: An Antholog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0)，頁四○三。（這首詩的作者是袁水拍）。

註二七：白修德(Theodore White)與賈安娜(Annalee Jacoby)，《中國的驚雷》(Thunder out of China., New York, 1946. 1961 ),頁一六九。

註二八：羅曼紐斯(Charles Romanus)與森德蘭(Riley Sunderland)，《在CBI流逝的歲月》(Time Runs Out in CBI., Washington, D.C., 1959)，頁二五一至二五二。

註二九：前揭書，二五三。

註三○：轉引自陳永發，《製造革命：華東m一華中的共產主義運動 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Making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 1937-1945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頁一三三。

註三一：前揭書，頁一三至一○四。

18 國民黨的崩解

日本投降與馬歇爾使華

一九四五年八月一日，魏德邁將軍在發給「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一封關於電慶戰局的冗長電報中提及，「假使和平遽然降臨，可以想見全面衝突與動盪將接踵而至。中國人並未擬定復員、流行病預防、公共設施重建、均衡經濟，以及安頓數百萬難民的相關計畫。」至於日本投降後，魏德邁應扮演何種角色，華盛頓方面的任務指示矛盾且有重疊，命其在不介入國共內戰的前提下，應竭盡全力幫助國民政府，並「協助中央政府盡速將部隊運送至中國各大地區。」（註一）

魏德邁與蔣介石達成共識，俟日本投降，美軍即可盡速依序佔領五個重要港口：上海、釜山（位於韓國）、大沽、廣州、青島。日本投降不到幾週工夫，美國已佔據了上述要港與其他港埠，同時派遺龐大的海軍往赴北平、天津兩市。但他們同時又依據「參謀首長聯席會議」指示，盡可能協助空運蔣介石在重慶的部隊前往華北、華東，讓國民政府能親自接受日本的投降。裕仁天皇發佈投降詔書後不到兩個月，美軍第十航空隊( U.S. Tenth Air Force )所屬運輸機群即空運了蔣的美式裝備部隊逾十一萬人前往各大城市。日軍將領被告知不得向共產黨投降，且有證據顯示，若干日軍仍繼續與共產黨軍隊纏鬥，直列國民黨的官員抵達。不過，另一方面，紅軍總司令朱德指示共產黨員逼迫日本官員必須就地投降，且承擔維護地方法律秩序的工作。

接收任務浩繁沉重，須耗時數月。當時有將近一百二十五萬的日本部隊駐留中國本土，另有九十萬部隊部署在東北，這還不包括傀儡政權的軍隊，以及逾一百七十五萬武裝或半武裝的日本文官。國民政府的部隊儘管傷亡慘重，仍有二百九十個師，總計二百七十萬的軍力。共產黨的八路軍與新四軍的兵力加起來也有近百萬。在若干地區，受降典禮既正式又隆重，譬如在南京，日本在中國戰區的最高指揮官（譯按，岡村寧次）於蔣介石本人特別籌辦的典禮中向中國投降：受降典禮的地點即位於培養黃埔幹部的「中央軍校」。但多數地區的接收過程練是充斥著衝突與暴力。在山西，頑強的軍閥閻錫山甚至利用日軍擊退共產黨來拱衛他在太原的權力。

蘇聯軍隊在東北逮捕滿州國皇帝溥儀，迫其遜位。日本投降之後，蘇軍便將大批武器裝備移交給中國共產黨。蔣介石還來不及投入足夠的兵力遏阻，由林彪指揮的中共軍隊業已快速移師至東北。

魏德邁在八月憂心復員欠缺臨調，結果確實對國民黨造成嚴峻衝擊。國民黨自日本人手中收復一個又一個城市，在他們的主導下，中國的重新統一似乎指日可期，但他們的漫不經心、效率低落，尤其是貪污腐化的行為，日益腐蝕了國民黨的群眾基礎。過去在戰爭期間公開與日本唱和的傀儡政權的軍隊與政客獲允留置原職，以堵絕共產黨勢力範圍進一步擴張，更是令百姓憤怒。懲治漢奸的辦法最後於九月底公佈，但內容卻是疏漏百出，且對於在傀儡政府任職期間略有愛國表現的官員過度寬容。若干曾任職滿州國、內蒙或北平等傀儡政權的軍官受到擢升，懲治漢奸條例更是形同具文。不過國民黨為了遂行特定目的，以漢奸罪名來指控那些未能逃離日本佔領區的人士，也是毫不手軟，並依叛國的罪名論處。

在凍結日本人或漢奸於佔領期間所掠奪的財產，並將之歸還原主的過程中，爆發了無數的醜聞弊案。部分疊床架屋、鬆散的監督機構負責調查企業的廠房與機器設備，編列財產清單。許多案例顯示，原本只要停工數日進行移交的工廠或倉庫，往往歷經數週的調查，之後仍然無法開始營運。已被查封的財產遭劫奪的案件時有所聞，而臂膀上佩帶代表政府機構臂章的人員可以任意出入私人住宅，徵用民間的私人交通工具，以及從事其他苟且徇私的不法行為。高階官員也侵佔公家財產，甚至連上海閘北警察局局長也涉及不法，因此這類案件通常很難破獲。有一群湖南官員自日本人手中接收了三千四百三十八輛車子，然後悉數拆解，再把零件非法賣給地方商人，這只是其中一例而已。

國民黨在穩定幣值方面也窮於應付。國民政府試圖把戰時於重慶流通的「法幣」以及各傀儡政府過去發行的通貨之間的兌換率予以固定。但國民黨卻未能斷然採取行動，因而造成各個城市之間兌換率不一的紊亂局面；譬如，在武漢，法幣與偽幣之間的兌換比率是一比四十，在上海是一比一百五十，在南京則是一比二百。法幣與美元的匯率同樣波動劇烈，在天津，法幣與美元的匯率一度是七百比一；而在上海，法幣與美元的匯率則是在一千五百元至二千元之間震盪。投資客自然會往來穿梭這兩大城市間，他們在天津購買美元，然後再至上海拋售。糧食價格亦開始失控，無法固定在合理的水準。

美國即使身處跌宕起伏的局勢之中，仍然努力不懈，促成國民黨與共產黨的敦睦修好，以遏止中國爆發內戰，並維持最低限度的民主體制。一九四五年八月，赫爾利大使親自陪同毛澤東從延安飛抵重慶，與蔣介石進行談判。協商一直進行到十月十日，兩造在會談期間曾為華東與華中的控制權而爭吵不休，不過最後還是簽訂了幾項似乎有助於未來雙方合作的共識原則（譯按，〈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毛與蔣宣稱同意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以及所有黨派合法平等的必要性。為此，雙方均認為應迅速召開「國民大會」或「人民會議」，共商國是，以終結孫逸仙所主張民主政治之前必須經歷的「訓政階段」。雙方均認為，政府應保障人民享有「人身、信仰、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並取消「特務機關」，而將法律執行留給警察或法院。雖然選舉的範圍或時機均未達成共識，雙方仍同意舉辦地方自治選舉的原則。

雙方在有關地方武裝力量與共產黨控制下的邊區政府等議題上更難達成令人滿意的協議。共產黨已佔據北方主要鐵路交通樞紐張家口，同意將軍隊徹出華南地區。反之，蔣介石堅決伸張他對全中國的控制權，於是在十一月下令攻擊共產黨，經山海關運送精銳部隊至東北。蔣至此仍未能徹底掌控南方局勢，然而對統一假象的渴望卻使蔣忽略了必須採取行動，進一步鞏固更寶質的權力基礎。隨著戰況的激烈開展，仍駐留在重慶擔任協調人的周恩來飛返延安。赫爾利大使則是意外於十一月底去職。

赫爾利遞呈給杜魯門( Harry Truman )總統的辭職信措辭尖銳，指陳中國的美式民主政體理想，正遭逢共產主義與帝國主義兩股力量的威脅。赫爾利更嚴厲抨擊在華的美國外交官，譴責他們全面倒向延安，結果削弱了美國為防止國民政府崩潰所做的種種努力，這些美國外交官甚至警告共產黨不應置軍隊於國民政府的指揮之下。

杜魯門總統顯然深信調停依然可行，所以又在十二月指派備受推崇的前「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馬歇爾(George Marshall)將軍為特使抵華。隨著抗戰結束，以及在戰爭行將結束時始獲得美方承諾願意提供訓練裝備，蔣介石麾下三十九個師已進入訓練的最後階段，美國是否願意進一步涉入中國內部事務的態勢並不明朗。但是，美國在幫助蔣介石收復眾多淪陷城市，提供及時貸款給蔣，並以議價的方式應允總值六億元軍事裝備的援助之後，顯然已無法再義正辭嚴，宣稱自己站在中立的立場。但是馬歇爾仍取得雙方的同意，於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前停止武裝衝突，並說服蔣介石召開他早在秋天即與毛澤東提及的會議。

於是，三十八位代表於一月十一日齊聚南京，召開所謂的政治協商會議。在出席的三十八名代表之中，八位來自國民黨，共產黨代表有七席，五位是甫成立的「青年黨」（該黨係高聲呼籲和平統一中國、有力而敢言的團體）代表，有二席係出身於為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發言的「民主同盟」。其餘代表分屬各個小型政治團體與社會賢達。十天會期受到媒體大幅報導，中國的未來又燃起希望，各出席代表似乎對諸如立憲政府、統一軍權、國民大會等若干關鍵議題已達成共識。二月底，由會議全體代表提名選出的委員會公佈了整編雙方軍隊的細節。

然而，種種良法美意最後還是付諸東流，原因或許在於陳義過高、不切實際。國共之間的武裝衝突於各地爆發，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擅改會議的重要共識。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限制共產黨人與民主同盟在已規劃的「國民政府委員會」中的否決權，重新肯定蔣介石的權力，而非依新憲法確立真正的內閣制度，並取消原先所賦予省級政府的自治權。共產黨人與民主同盟聲言，除非廢止這些片面決議，否則拒絕進一步合作，於是國民黨在一九四六年底召開國民大會並起草一部憲法，這都沒有民主參與的程序。此情此景不禁令人憶起一九一四、一九一五年間，袁世凱對憲法與國會的操弄。

重建民主政體的大目標煙消雲散，對左派與自由派分子的騷擾、甚至暗殺行動又死灰復燃。聞一多是這段期間最著名的受害者，一九四六年的夏天，這位長期以來不斷批判國民黨的傑出詩人於昆明遭槍殺身亡。一九四六年六月，馬歇爾再度出面斡旋，敦促雙方停止在東北的武裝衝突，恢復受到戰火波及且攸關中國經濟發展的鐵路運輸線。（共產黨切斷部分戰後仍正常運作的鐵路運輪線，因為國民政府利用這些交通網絡運載部隊攻擊共產黨。）理論上，停戰臨定已經產生效力，不過國民政府仍集結大批部隊，準備於七月對東北地區發動第二波攻勢。此時，共產黨拒絕放棄華北根據地，且將其武裝力量重新整編為「人民解放軍」，另一方面也把土地改革的政策重心從減租與土地重分配，轉移到全面沒收上地與暴力懲治階級敵人的方向上。

在國共對抗中唯一一次合作例外是雙方均努力試圖導引黃河自蔣介石的工程師在一九三八年炸毀處重新流入北方河道。這次任務是由「聯合國賑災復興總署」( 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 )的官員所指揮，並於一九四七年完成艱鉅的工程。但在這段期間，中國的左翼分子對美國金援國民黨以及介入中國政治的批判聲浪日益尖銳，因而掀起一波波的示威活動。數名美國軍人遭到共產黨的綁架，一九四六年七月，一隊運輸卡車與四十名護衛的海軍陸戰隊於天津至北平途中的安平鎮遭到伏擊。

這次衝突的性質凸顯中國的反美情緒已邁入新的階段，同時多少也呼應了近五十年前，拳民在同一段路途攻擊洋人。美國陸戰隊的機動車輛受阻於置放在路上的石塊而放慢速度，接著察覺去路已被農耕車堵住。他們還來不及徹退，火球便如雨落下，攻擊後列部隊，而困住其餘部隊。當時共產黨的部隊幾乎整天埋伏於路邊的莊稼物中。三名美國陸戰隊的士兵被殺，一名傷重不治，十多名受傷。根據空中偵察隊的初步觀察顯示，共產黨員死亡的人數途十五人，傷者十二人。最後援軍抵達現場，美軍旋即前進至共產黨人的據點，發現他們已帶著傷亡者逃逸。詢問附近村民時，他們異口同聲表示雖聽到聲響，但並未看見任何人跡。這類事件凸顯美國立場的進退失據，特別是美國政府並無意再捲入另一場亞洲的戰爭中。

杜魯門總統在派遣特使抵華時，即明確指示馬歇爾坦白告知蔣介石，「一個不統一、被內戰所分裂的中國，事實上不能被視為可獲得美國援助的適當地區。」（註二）換句話說，除非蔣介石進行政治改革，否則美國將停止援助。杜魯門總統於一九四六年八月十日致函蔣介石時再次強調其立場，說道「美國雖未因近來的事件而喪失對中國人民追求和平與民主之渴望的信心，但卻受到動搖。」倘若蔣再執拗不知變通，杜魯門補上一句，「我有必要向美國人民重新界定與解釋美國政府的立場。」數週後，蔣介石在覆信中淡淡說道，「企求和平必須是雙方面的」，並指陳共產黨人種種違反停戰協定的行為。（註三）

在一九四六年年底之前，零星的信件往返於周恩來、蔣介石、馬歇爾、杜魯門之間，均催促他人做出合理的行動。一九四六年十月十日，蔣介石利用武昌起義三十五週年紀念大會的場合發表重要演說。他以強烈的措辭要求中共「放棄割據土地、武力分裂國家的陰謀」。中共則回應，甫召開的「國民大會」是一種「分化國家」的技倆。（註四）

就算美國有可能成功緩和中國的緊張局勢，也是時不我予，現在中國人必須靠自己來解決自己的問題。馬歇爾在一九四七年一月初所發表的離華聲明中，黯然宣佈任務失敗。是月月底，美國國務院發出一則十行的簡短新聞稿，宣佈美國為調解國民黨與共產黨而成立的聯絡小組（譯按，軍事調處執行部）解散。

土地改革與東北根據地

日本投降的隔年，共產黨人便積極在勢力較大的根據地實施土地改革政策。成員約四千人、致力於從事土地改革政策的「中國農業協會」，在一次一九四六年在上海召開的會議中，一位共產黨代表平靜而自信地闡述共產黨的改革計畫。這位共產黨代表從過去在統一戰線下謹慎進行的減租政策再向前跨越一步，承諾取消地租，並將土地歸還給耕種的農民。他宣稱這些被「重分配」的土地，原為前清時期的滿人、戰爭期間的「漢奸」所有，也可能是一些為規避稅賦而未登記的田產，或是因農民無法償還貸款而被奪走的土地。國民黨發言人在會中否定了激進變革的需要，而聲稱農村的生活是和諧的，呼籲唯有提高農村教育水準與改善農業生產技術才能符合時代需要。

共產黨在蘇北、河北與山東兩省，以及陝西邊區根據地的行動特別活躍，由於這些地區的佃農比例比其他區域來得低，所以土地改革的成效卓著。例如，河北與山東兩省的佃農比率僅佔農戶總數的百分之十二，西南地區的佃農比率則高達百分之五十六。共產黨的說辭在北方特別有效，部分原因是黃河氾濫區一帶又遇上日軍的「三光」運動以及其他天災肆虐；加上此地冬季嚴寒，使得環境條件更形惡劣，而造成更多社會慘劇。但是，共產黨在這些地區的成功也有其歷史根源。一度仰賴領導人血緣、宗教，以及個人財產與地方福祉休戚與共的這類傳統社會秩序已逐漸解體。起初由國民黨率先推動、嗣後日本人繼之的地方行政機制，卻未曾賦予農村社區堅實的制度，農民的經濟與社會生活十分脆弱，他們的命運更是掌握在新形態、握有權勢、被農民視為「地方惡霸」的農村掮客手上。

共產黨人漸次滲透進這類脆弱的社區裡。日本人與其他學術研究工作者在一九三○年代首度仔細分析貧農與佃農的生活狀態，共產黨了解到這些人是最大的盟友，在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七年間不斷鼓吹一項土地改革計畫，誠如前述發言者所許諾的，該項土地計畫將取消地租，並平均分配村內的土地與財產。

一如往常在界定土豪劣紳、個別敵人和地主身分的實踐經驗，暴力是整個土改過程之中不可分割的內在要素。根據一項粗略的數據調查，在共產黨控制下的山東地區，於一九四五年時總共清查出一萬九千零七個「鬥爭對象」，在鬥爭過程中導致無數地主自殺。農村改革報告顯示，社區如何透過群眾大會攻擊有錢人，殺死大家憎恨的對象，重新分配被充公的財產，沒收得來的糧食立即被窮人興高采烈地享用，而不是儲存起來以備荒年之需。山西一處農村甫成立的「農民協會」，其領導描述了一九四六年一月審訊當地地主沈金河(音)的過程，數百名村民和佃農向共產黨的地方幹部控訴這位地主對他們的不人道待遇：

最後金河在鬥爭開始時面對了數百人的指控。過去不敢在公開場合講話的老婦人站起來譴責他。李毛(音)的太太——一位不敢正眼瞧著別人的可憐婦人，也提著拳頭指著金河的鼻子大叫，「有一次我去檢拾拌落在你的田裡的麥子。你卻咒罵我，把我趕走。為什麼你要罵我、打我？為什磨你要搶我檢到的麥子？」雖然提出一百八十個以上的責問，但金河都沒有回答。他低著頭站在那裡。我們問他這些指控是真是假，他回答這全都是真的。我們協會的委員開會計算他負的債，總共是四百袋碾磨好、光滑的穀子。

當天傍晚，所有的村民都到金河家的院子幫忙沒收他的財產。那天晚上天氣十分冷，所以我們升起火，熊熊火焰映照著星光，十分漂亮。

村民不滿意搜到的穀子總量，一再毆打沈金河，並用一根烙鐵拷打他。他在飽受驚嚇後，終於坦白交代埋錢的地點。農民協會的領導這麼總結：

那晚我們從金河那禮找到五百元。當太陽從東方的天空升起，所有人都已疲憊不堪、飢腸轆轆，特別是一些軍人，他們召集村民開會，看守金河的居子，毆打他，挖出他的錢。 所以我們決定吃光金河用來準備過新年的食物，那是一整籠用豬肉、胡椒以及其他配并作餡的餃子。 他甚至還有小蝦子。

人人都說，「從前我們沒有好年可過，因為那時他總是催討租金 、利息，搜括我們的家當。現在我們可以吃到和想吃的東西。」每個人吃得心滿意足，甚至不覺寒冷。 （註五）

然而，華中、東北地區的土地改革政策又是另一種殘酷的矯正手段。被剝奪財產、逃過一死的地主——或是已被打死地主的親人——可能期待有朝一日得以取回被沒收的財產。共產黨從事地方活動時，一直籠罩在這類歸還財產的威脅中。例如，一九四六年夏天，國民黨集結了十五萬大軍，多數配有先進美式或日式武器、裝備、運輸車輛，前進到江蘇省共產黨控制的二十九個縣，並以武裝力量悉數奪回這些縣市。共產黨在冀魯豫邊區，一九四六年時仍控制六十四個縣，此時已有四十九個縣被國民黨收復。曾經與共產黨站在同一條線的人，被冠以「自首懺侮政策」這一委婉名稱加以制裁。除非他們能提供贖金，否則將被囚禁在牢中，最後多半遭到處決。

在這段復權期間，地主隨同軍人的護衛，挨家挨戶索討欠繳的地租。有些政府軍槍殺每個曾經參與土改的農民；有的則把曾是農民的領導及其親戚活活燒死。這類復仇劇碼比比皆是。一九四七年，國民黨的軍隊重新佔領共產黨長期抵抗的根據地延安——這是一次令蔣介石珍視的象徵性勝利，農民也遭到同樣的報復手段。雖然這種暴力手段強化了階級之間彼此的恨意與對立，也促使農民痛恨早已任其自生自滅的國民黨政權。

由於華中、華北飽受國民黨反擊的威脅，東北地區成為共產黨希望之所繫。東北地區雖然硝煙漫漫，但資源富饒，人口總計逾四千五百萬，有大型工業城市與豐富的農業資源。茂密的山林是游擊作戰的天然屏障。東北地區的社會動盪由來已久，可以追溯至一九○六年，中國人與俄國在哈爾濱或鐵路工作的工人串連發起的罷工行動。日軍佔領初期，此地一個活躍的共產黨組織就曾在幾處孤立地區推動土地改革，並進行游擊戰，破壞日本人的軍用設施。根據日本當局所保留之逮捕記錄，顯示這是一場青年人的運動，參與者的年齡有百分之二十九在二十一至二十五歲之間，二十六至三十歲之間者佔百分之二十九點五。在東北地區，共產黨員的職業與社會階層背景分佈亦廣：農民、工廠與鐵路工人、商人、教師、學生、軍人、警察都有。

日本人在對華作戰期間，透過滿州國搜捕共產黨人的技巧愈發嫻熟，他們主要得力於「集體村莊」這項殘酷政策：日本人將孤立地區的逾五百萬農民組織成一萬個「集體村莊」，而讓農民在重重警力的監視之下生活。農民原有的家庭被摧毀殆盡，所以也就無法庇護敵人。日本人以共產黨人（或是疑似共產黨人）進行活體實驗，更加深了農民心中的恐懼。日本人在犯人身上注射病菌，進行活體解剖，或用來「研究」極冷、極熱對人體的影響。

隨著日本的戰敗以及蘇聯軍隊進入東北地區，此間共產黨殘餘組織死灰復燃。一九四五年，林彪率領的十萬名「八路軍」或循陸路從延安穿越綏遠，或在山東北岸乘舢舨走海路分別抵達東北，於是此地的游擊力量開始復甦。之前從農村地區徵募的游擊部隊已經組或了一支總數十五萬人的「人民自衛軍」。其中有不少是朝鮮人，他們是在日本人佔據家鄉時流亡滿州，一九四五年後，當朝鮮半島沿著北緯三十八度線分成南北兩半、分屬美國與蘇聯陣營時，這些朝鮮籍士兵即定居東北。此外，轉戰華北地區的還有少帥昔日麾下的二萬五千名老東北軍，這支部隊是由少帥的弟弟（譯按，張學思）領軍，在戰爭期間轉而投附共產黨。

林彪的軍隊大多數是東北人，他們在一九四五年的秋天抵達東北，即展現攻佔重要城市的決心。這麼一來便超越了過去在貧瘠的延安地區面對國民黨與日本人攻擊時，因無能奪取重要城市而發展出來的農村戰略。林彪軍隊抵達東北後，發現蘇聯軍隊早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就己佔據各主要工業城、鐵路、礦區。蘇聯軍隊把接收自日本人的武器、裝備、兵工廠轉交給共產黨人，並阻撓蔣介石的部隊前進東北。蘇聯軍隊控制了穀倉與機械廠，一方面留作自用，一方面用來補充與德國作戰時的龐大耗損。根據美國調查小組的報告，俄國人把電力設備、變壓器、電動機、實驗室、醫院，以及最先進精良的機械工具拆得一乾二淨。他們奪取了總值三百萬美元的黃金，以及大批短期銀行債券，最後，還從東北幾個大型礦場拆卸了發電設備與抽水機，致使礦場在洪水氾濫時蒙受嚴重損害。

一九四五年夏天，日本人對東北的投資據估計已有一百一十億日圓，當蘇聯軍隊於一九四六年撒出東北時，這些投資大部分落入國民黨手中，例如規模龐大的鞍山鋼鐵廠、遼陽棉紗廠、撫順煤礦廠，以及許多水力發電廠。國民黨的接收大員一如在上海和其他地區，一抵達即在接收工廠的過程中大肆搜刮。中飽私囊的現象司空見慣，也經常為了私利而出租公家的財產。

當時蔣介石為了削弱東北人的地域意識，已將東三省劃分為九省，而他指派非滿人出任此間重要職位，則使得這些問題更形惡化。走馬上任的新科官員往往濫用權力，在轄區坐享其成，而讓共產黨在農村恣意流竄。這些國民黨官員未能掌握其他社會群體的效忠，而傾向與當地昔日漢奸、地主階級結盟。蔣介石為了避免通貨膨脹連帶影響法幣的幣值，決定在東北地區單獨發行另一種貨幣，結果導致當地經濟動搖。而國民黨居高不下的軍費支出以及大量冗員的薪資，就只能透過每月發行數十億元的銀行債券來支應。

因為蔣介石把在押的少帥張學良送到更安全的臺灣軟禁，與眾多少帥舊部期待他獲釋的想法有出入，以致激化了地方不滿情緒。一家報社的特派員於一九四六年底發自瀋陽的評論寫道：「對於普通百姓而言，他們感到一方面天底下的一切盡屬於南方來的人，另一方面他們今日的生活甚至不如滿州國時代。」（註六）

此刻共產黨的力量仍然十分薄弱，無法與數環龐大、作戰力強且裝備精良的國民黨軍隊相抗衡，奪下南滿城市，因此以松花江北岸的哈爾濱為根據地。這座人口近八十萬的工業與商業城市，成為共產黨人革命的神經中樞。指揮擴展革命行動的人員在當地的特定機構中接受老幹部的訓練，而所有現代化的傳播管道，如報紙、影片、雜誌、收音機，均被用來向市民傳遞共產主義的訊息。共產黨的領導人為了便於管理龐大的人口，將這座城市規劃為六大行政區，然後進一步再劃分為五十八個街道政府，每一街道政府的人口約一萬四千人。為了應付城內眾多流動人口——勞工、攤販、挑夫、俄式馬車東伕，共產黨採取登記制度，集合盜匪與破壞分子（俄國的秘密警察已經用船把眾多流亡的白俄人運回蘇聯）——一萬七千名市民組織成「巡夜自衛隊」。倘若仍無法遏止犯罪，每一巷弄街道再組織自己的巡邏隊：如傳統保甲制度的互保系統，目擊犯罪而未能上報者將視同犯罪。旅行則受到嚴格管制。

另外，控制鼠疫蔓延成為哈爾濱的中共領導一項市政管理上的考驗。這場鼠疫起因於日軍飼養來進行細菌戰研究、長滿跳蚤的老鼠。一九四五年八月戰爭結束時，日本人並未撲滅跚道些老鼠，反而將它們放生：在一九四六年的一段潛伏期之後，一九四七年發病者逾三萬人。在蘇聯防疫專家的協助下，共產黨採取有效的隔離政策以及接種疫苗等方法，並嚴格管制所有鐵公路交通以免疫情擴散。（註七）

共產黨亦運用市政權力，動員城市工人支援人民解放軍運物、駕車，在戰場上抬擔架。中共採取營業稅的分級辦法，嚴格管制城市的經濟活動，壓低糧食、燃料、食用油的稅賦，但對香菸則課徵百分之四十的營業稅，奢侈品、消費品的營業稅更高達百分之七十。其餘商業活動同樣須依法課稅，而哈爾濱的所有居民也都必須「自動捐輸」，援助共產黨人作戰。一九四七年間，共產黨人在哈爾濱透過召開大會、張貼海報、懸掛旗幟、發行報紙，甚至威脅恐嚇，至少籌集了二億元。中共在此習得各種管理技術，這對於他們有朝一日跨出東北，結合散佈華北農村的游擊力量，治理中國各大城市將會派上用場。這就像一六二○年代與一六三○年代，努爾哈赤與皇太極在滿洲習得控制南方廣大社會所需的行政管理與政治技巧一樣。

共產黨從東北中部的根據地哈爾濱派出一隊隊幹部前往農村，承諾更激進的土地改革政策以號召農民。共產黨人主張沒收所有日本人與親日分子的土地——從日本人佔領區的全面性看來，被充公的土地面積必然十分驚人。當地有許多大地主，所以林彪總計派出一萬二千名土改幹部，但他們很少對土地面積低於七十五英畝的地主採取行動——長城以南，擁有這麼多土地的人似乎已經算得上是大地主了。若干東北的土地佔有制度具備「邊境社會」的特徵，因此頗耗費土地改革者的心思。其中之一即是所謂的「依附制度」( system of dependents )，依附於地主的農工既非佃農又非雇工，他們長年與地主家庭同住，在地主家吃飯、工作，收成時按一定比例獲償。另一種稱為「轉讓制度」(assignment system)，在這種制度下，工人得到地主授予而擁有自己的土地、農具、住房，不必繳租，但須每年為原地主無償勞動一段日子。

當城市與農村的改革在共產黨控制區裡持續開展，林彪則致力於將人民解放軍整建成一支正規軍而非游擊隊。這個任務並不輕鬆。共產黨歷經一九四五年與一九四六年來自國民黨的猛烈攻擊，被迫北移，橫渡松花江，國民政府沿著山海關北岸掃蕩出一條寬闊的走廊地帶，打開了錦州至瀋陽與長春的交通要道。但林彪的軍隊固守哈爾濱，且於一九四六年十一月突然渡過冰封的松花江，襲擊國民政府諸將領的冬季駐防地區，又於一九四七年初趁勝追擊，數度渡江攻擊，不讓國軍有喘息餘地，最後，指揮四十萬大軍於五月重創鐵路要衝四平市。國民政府集結部隊在空軍掩護下展開反擊，林彪部隊雖然傷亡慘重，但他還是能重組殘部，切斷鐵路供輪線，藉以孤立國民政府治下各大城市。國民政府守軍的士氣開始渙散，同時也凸顯出蔣介石嚴重誤判形勢，權力還不夠穩固，便貿然派兵前往東北。國民政府的部隊在戰鬥中丟棄了數最龐大的武器裝備，包括庫房、運輸補給火車，悉數落入共產黨手中。國民政府的軍隊轉而採取守勢，開始挖掘固定的掩體，而非一味追擊林彪的軍隊。

美國駐瀋陽領事館的武官於一九四七年五月底致電國務院，扼要地總結了國共內戰。這封電文歸納出國民黨所面臨的窘境：

有充分的證據顯示，彌漫在國民政府各階層中的冷漠、怨恨與失敗主義氛圍，導致投降與敗逃。（歸因於大量就地增補兵源，加上地下黨員與朝鮮部隊援助）, 國民政府的士兵對於前途不抱希望，而共產黨士兵團結且戰鬥力旺盛，國民政府軍備亡慘重、耗盡兵力，日益對官員的富裕和士兵的微薄薪薪餉、艱困的生活之間的嚴重落差感到憤憤不平，他們無意離鄉背井在人生地不熱的異域作戰。(而大都是本地人的共產黨士兵則是在為自己的土地而戰。)（註八）

諸如此類的觀察家越來越相信，蔣介石控制東北的企圖注定是要落空了。

通貨膨脹與潰敗

表面上，國民黨眼前最迫切危機是北方逐漸落入共產黨之手，而軍隊士氣也隨之渙散。但通貨膨脹的問題也同樣重要，通膨破壞了蔣介石及其顧問群力圖重新建立有效中央統治的種種努力。

誠如前述，中國政府於一九四五年秋天所遭逢的經濟危機源出多端：把日本人與其傀儡企業歸還給原所有權人，過程雜亂無章，貪污舞弊叢生；隨著國防工業的關閉與士兵復員，失業人口大量湧現：收回傀儡政府的貨幣，問題千端萬緒；幣值因地而異，造成了投機行為；蔣介石在東北發行新貨幣也衍生別的問題。國民黨回應財源短絀的一貫手段就是印製更多的鈔票，但這只會讓通貨膨脹更加惡化。以一九四五年九月為基準，從下表可看出，上海地區的躉售物價於一九四六年二月飆升爲五，同年五月為十一倍，一九四七年二月為三十倍。

價格飆漲，受害最深的就是所得固定的受薪階級。工廠工人的抗議聲浪尤其激烈。國民黨於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嚴密監控所有工會的活動，何況國民黨倡議的「中國勞動協會」正是由上海的青幫分子（譯按，朱學範）以及國民黨的盟友杜月笙共同控制，但戰爭結束後，成千上萬的工人開始掀起一波又一波的罷工潮。一九四六年，上海一千七百一十六名罷工者與不滿的勞工，違反在進行罷工前必須把勞資糾紛交付官方仲裁的規定，逕行策動罷工。共產黨人已成功滲透到許多工會，雖然當時仍是秘密行事，但共產黨日後透露，共產黨在戰爭最後一年，開始發展影響工會的模式。共產黨員秘密滲透到［上海中紡十二廠」( Number 12 National Shanghai Textile Mill )、「上海海關署」( Shanghai Customs Collection Agency )、「大隆機器廠」( Dalong Machine Factory )、「法商電車電燈自來水公司」( French Tram, Power, and Water Company )、「申新九廠」( Number 9 Cotton Mill )、「上海電力公司」( Shanghai Power Company )，以及上海一些大型百貨公司。類似的地下黨組建模式也出現如天津、武漢、廣州等工業重鎮。

在戰後這一波風潮中，第一次重要的罷工是在上海電力公司。有一批工人代表遭到公司解雇，於是工人於一九四六年一月底發動罷上。抗議的群眾封鎖發電廠，並阻止其他電力公司運作，造成電力中斷，談判於稀微的燭光中展開。二月初，有四十個地方上的工會組織加入抗議示威行列，隨後又有七十個企業、商業的工會組織代表展現團結一致的決心。電力公司最後終於屈服了。

政府處理這些罷工事件的手段有別於往常，以較溫和的態度來回應，意圖收買工人。雖然通貨嚴重膨脹，政府還是保證工人的每月工資將以一九三六年的工資為基數，乘以當時的「生活費用指數」。另一方面，國民黨為了加強控制勞工運動，解散了幾個工會組織，然後加以分割、重組成更小的團體，以便監控與操縱。一九四六年底，失業率持續高升，上海的失業率約佔上海總人口的百分之八，廣州為百分之二十，首都南京則高達百分之三十。

然而以節節攀升的價格指數來穩定工資，既無法安撫工人，也激起雇主不滿，他們認為工人薪資過高，已喪失與其他工業國家競爭的優勢。於是政府在一九四七年二月實行另一項政策，訂定產品價格與工資的上限，將工資被凍結在一九四七年一月生活費用指數的水準，並在所有大城市中管制米、麵粉、綿紗、綿布、燃料、鹽、搪、食用油等商品的價格。這套嚴密的系統——至少在紙上作業方面——監控著每個工人所能獲取的民生必需品以及烹飪、保暖所需之煤球數量。一九四七年三月間，管制措施有了正面成效，這得歸功於警力的密集監視；不過由於配給沒有效率，到處囤積居奇，加上若干商品產量下降，舊的通貨膨脹問題很快就復發了。到了一九四七年四月，米價幾乎是二月時的兩倍，食用油則是二點五倍。到了五月，示威遊行不斷，敗象已露，政府便放棄了這項凍結物價的措施。

一九四七年夏天，蔣介石的東北戰爭也開始陷入窘境。魏德邁將軍在杜魯門總統的要求下返回中國，評佔中國的政治與經濟情況，國民黨再次承認了財政危機的事實。這次政府試圖透過中央銀行研擬計畫，藉由人為干預壓低價格的手段來控制食物與食用油的配給。這項計畫的受益者是政府公務人員、學者教師、工廠工人，以及部分文化工作者。然而這項很有企圖心的計畫僅在幾個重點城市實施，並未能遏止通貨膨脹的燎原之勢；但是它確實使上海的生活費用指數低於躉售物價指數，顯示這項政策多少有助於人民度過難關。在按比例分配工廠的原料、煤與進口的油給私人企業與公用事業上頭也發揮某些功效。但整個一九四七年底到一九四八年這段期間，各項價格以驚人的比例持續攀升。到了一八四八年春天，政府開始發行糧食卡分配食物給住在大城鎮的居民，這項措施雖然一時得到部分支持，但仍然無法抑制物價上揚。

從下表可以看到指數的震盪十分劇劇烈，而通貨膨脹意味著使用現金簡直像一場災難。即使是發行大面額的鈔票，店員一天數次更換價目表，還是無法處理日常的現金交易。一袋米（重約一百七十一磅）於一九四八年六月初的售價是六百七十萬元，到了同年八月漲至六千三百萬元。同一時期，一包四十九磅的麵粉，價格從一百九十五萬元漲至二千一百八十萬元；一桶二十二加侖的食用油從一千八百五十萬元漲至一億九千萬元。（一九三七年夏天，這三項商品的價格分別為十二、四十二、二十二元。）

一九四八年七月，蔣介石與宋子文等顧問會商，討論出一項扼制財政失控的大膽方案。國民政府決定放棄舊的法幣，改發行新的金圓券，匯率定為三百萬法幣兌換一金圓。多位國民黨顧問警告，政府若是無法大幅縮減因蔣的龐大軍費支出所造成的財政赤字，發行金圓券並無法控制惡化的經濟形勢。（一九四八年的財政赤字佔總支出的百分之六十六。）這些顧問也認為，除非美國政府同意給中國鉅額的貸款，以穩定幣值，否則金圓券也無法奏效。事實上，美國拒絕了此項提議。

蔣介石動用總統的緊急處分權，於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公佈一系列「財政經濟緊急處分」。國民黨官員坦承這幾乎是力挽狂瀾的最後一搏了，因此下了改革的猛藥。為了避免引起驚慌，銀行暫停營業，然後銀行將舊法幣悉數回收，匯率則被固定在三百萬法幣兌換一金圓。同時為建立人民對金圓券的信心，政府允諾金圓券的總發行量限定為二十億元。嚴禁罷工與示威，同時凍結工資，禁止哄抬物價。中國公民私人擁有的金、銀和外匯，均須至銀行兌換成金圓券，以增加政府所持有的「貨幣準備金」（spccie rcscrve）與外匯存底。此外，為充實國庫，大幅調高商品的營業稅。不過在海外——例如香港、美國、瑞士——擁有銀行帳戶的中國人並不需要將存款兌換成金圓券，而一般認為海外置產是富人常使用的手段。海外資產超過三千美元者，僅需向政府做資產登記，但政府並沒有有效的機制查核他們是否進行登記。

財政緊急處分唯一有一絲成功希望的，只有上海一地。蔣介石的長子蔣經國於一九三七年自俄返國後，在江西擔任行政專員數年，他啣命全權負責這項財政經濟緊急處分政策。蔣經國以鐵腕作風與無比的熱情投入這項工作，這正是他之前建設江西時所展現出的個人風格。在上海，蔣經國動員一切力量掃蕩囤積居奇與投機炒作，下令逮捕、立即處決違法亂紀者，突擊批發商的倉庫或嫌疑犯的住家，致力使人民恪守改革政策。蔣經國本人運用地方上的青年組織，配合甫成立、以反共為宗旨的「戡亂建國大隊」來推動這項任務。街頭放了「密告箱」，便於民眾投訴投機者或違反哄抬價格禁令的商家。載著擴音器的卡車沿街播放，提醒民眾新的法律措施。為了殺鵝做猴，蔣經國不惜打擊權貴，其中之一是指控涉入黑市股票買賣的青幫頭目杜月笙的兒子，有的大財閥則因操縱匯市而鋃鐺下獄。

在某找方面，蔣經國在上海打擊財閥的手段也呼應了蔣介石於一九二七年夏天粉碎上海工會組織之後的鐵腕措施。蔣經國和父親蔣介石都看清了洋貨與洋風的腐敗影響。蔣經國在大力推動緊急措施時，於日記中提及上海的資產階級：

他們的財富、洋房是建築在老百姓的屁骨之土。他們的行為舉止和持梭的土匪有何兩樣。……有錢階級的汽車、冰箱、香水、尼龍絲襪就像有毒的病菌，是靠寄生貧窮國家而繁衍滋長的。因為使用外匯渴足了上層社會的窮奢極慾，但對國家無疑是一種自殺的政策。(註十一)

縱使有這種道德家式的犧牲奉獻與雷喊風行的貫徹精神，但金圓券政策終歸失敗了。上海畢竟不是孤立於中國之外，蔣經國在上海越成功，上海商人將商品售往其他地區的壓力就越大，而別的地方的物價也是持續飆漲。農民若能在其他地區賣得好價錢，也沒有道理要求他們以比較低的價格在上海地區出售產品。所以，上海的食物與製造品開始嚴重短缺，政府的政策也窒礙難行了。當某些消費性商品（譬如香菸）依新的稅制課徵重稅時，商家便歇業，直到取得允諾可以在新稅制下提高售價。趕印金圓券的消息傳出，不久就超過了政府所允諾的二十億元上限。到了一九四八年十月，商家已無物可賣，餐館倒閉，醫療藥品無法取得，財政經濟緊急處分改革方案顯然已告失敗。

九、十月期間，上海惡化的經濟情勢一度獲得舒緩，再度燃起經濟復甦的希望。不過接下來的發展可以從上表窺見。金圓券開始步入舊法幣的後塵。囿於現實，中華民國開始了以物易物的經濟活動。

國民黨的軍事挫敗

共產黨正是在國民黨經濟與政治政策挫敗、喪失民心的氛圍之下，才贏得關鍵性的軍事勝利。一九四七年春天，國民政府靠著武裝力量維持了華北四條戰略走廊的暢通：一是北平以北，經山海關要道直抵東北的瀋陽與長春；一是自北平往西南至閻錫山軍隊駐防的太原；一是自北平沿張家口的鐵路往西北的包頭，最後是位於山東省境內連接濟南與港市青島的戰略要道。國民政府同時扼守了聯絡徐州與開封、洛陽與西安的鐵路要衝。

不過共產黨人此時已控制華北的農村地帶。農民游擊隊經常切斷蔣介石的補給線，令蔣用來包圍中共的武裝力量移動遲滯，且經常暴露在危境之中。瀋陽與長春兩市遭到共軍的圍困，只能仰賴國民政府空軍的空投獲取補給物資。國民政府用來戍守瀋陽的二十萬大軍，即使訓練精良，且配備大砲、裝甲車等裝備，一旦飛機場遭到破壞，這支精銳之師就只能坐困愁城、束手待斃。美軍軍事顧問建議將這支軍隊調回關內，以強化華北的防衛力量，但蔣介石照例予以拒絕，他為了自己岌岌可危的威望，在這場戰役中投下過多賭注，以至於無法撒手。洛陽在拉鋸戰中三度易手，最後在一九四八年的四月被共軍攻陷，斷絕了西安的東向交通。共產黨在山東境內的致命一擊切斷了濟南至青島的戰略走廊。這關鍵性的一役將國民政府的十萬守軍孤立在濟南，無法經由青島取得海上補給，而當時青島仍有美國海軍特遣部隊的三千名陸戰隊及五十架飛機駐守。共軍在彭德懷的統率之下，於三月攻克延安，彭德懷的信心大振，遂大膽南下四川，不過激戰之後，彭的部隊最後還是被擊退了。

毛澤東歷經幾次知名大捷，錘煉出了信心，又接收了數量龐大的車輛、武器、軍火之後，於一九四八年宣佈共軍將由原先主要的游擊戰形式，過渡到大兵團對決的正規作戰。昔日共產黨人在東北已實行過此類戰略，此次的目標則是奪取開封。開封臨黃河，是拱衛通往武漢、西安鐵路交通樞紐鄭州市的重要據點。國民政府於開封駐守了二十五萬正規部隊，並有五萬名「和平維護團」的奧援。為了對抗國民政府的武裝力量，共產黨總計投下二十萬勁旅。共

產黨於六月底控制開封一週之後，又遭國民黨軍隊的反擊、空軍的轟作而失守。但是國民政府的勝利只不過是虛有其表，這次戰役國軍共折損了九萬人，而共軍守紀律、不擾民的表現卻贏得一場漂亮的宣傳戰。所以共產黨人的撒退並無法令國民黨人稍感釋懷，因為國民黨的高級軍官曾做過國、共雙方軍力的比較調查，發現共產黨人的武裝力量已獲致驚人的成長，誠如上表所示。

這項殘酷的評估完成於動盪的政治局勢之中。一九四八年春天，蔣介石獲得壓倒性的勝利而被新近成立的國民大會——中共與民主同盟宣稱不具合法性的代表組織——選舉為總統，並被授予大權， 以規避甫通過之一九四七年新憲法的制約，俾使「避免緊急危難，採取緊急措施以維護國家安全。」（註十四）但蔣介石的權力正日漸減弱，他的支持度早已低迷不振，更因一九四八年七月政府軍屠戮手無寸鐵的學生而蒙受嚴重的傷害。

這齣悲劇可以追溯到充斥著難民的華北各大城市經常發生抗爭，其中又以學生最常發聲，他們因共產黨的軍事勝利而遠離校園，被國民黨安頓在特設的地區。學生領微薄的生活費用，到處遊蕩，露宿於公園或廟宇，看起來就像乞丐，有時還作奸犯科。政府為了宣傳，安排五千名東北學生南下北平，這些學生於一九四八年七月發動示威遊行，隊伍前進至「北平市政委員會」董事的宅邸。當局不僅不願傾聽他們的不平心聲，反而用裝甲車輛封鎖遊行隊伍的去路，以機搶向示威者開火。十四名學生罹難，百餘人受傷，這一事件不免令人想起一九二五年反英的五卅事件，一九二六年軍閥殘殺北平學生，或者一九三五年「十二?九」的抗議行動。到了一九四八年九月，栖栖惶惶的流亡學生的數目急遽升高，僅北平一地就有二萬至三萬人，南京則有二萬人，武漢有一萬人。

在北平殺戮事件與金圓券改革失敗之後不久，重兵防守的濟南城旋因士兵叛逃而陷落；至此，蔣介石丟失了山東省的最後據點。九、十月問，林彪以卓越的戰略，在東北發動了一連串戰役，瀋陽與長春相繼淪陷，蔣介石的四十萬精兵或敗、或降、或逃，僅有二萬名國府部隊經由東北南方循海路徹退。

蔣介石指出，東北的失陷儘管「令人沮喪」，但「就軍事防衛而言，緩和了政府的沉重負擔」，他仍然試圖在華北與華中重組軍隊、部署防線。共軍總司令朱德決定投入六十萬兵力奪佔鐵路交通運輸要衝徐州，對抗勢均力敵但擁有空中優勢的國民政府軍隊。歷經一九四八年底六十五天的激戰，共軍展現出嫻熟的砲戰技巧，且在戰略方面遠勝於蔣的麾下將軍而大獲全勝。國民政府軍隊指揮官困於蔣介石個人矛盾而不切實際的命令，以及部隊的大量逸逃。鄧小平在這次複雜而耗時的戰役中，指揮共產黨人以無比的毅力，動員四省逾二百萬農民提供後勤支援。鄧小平曾是留法勤工儉學中最年輕的學生，現在已是四十五歲的老幹部了。

第三次戰役則與前兩次大捷＊時間重疊，林彪於一九四九年一月攻克天津，隨後夾帶壓倒性的戰略優勢轉向西行，成功勸服了國民政有北平衛戌司令（譯按，傳作義）投降，於是共產黨的部隊不費一兵一卒就在一月三十一日進人昔日京城。蔣介右確定華北失守已無可挽回，即於十天前宣佈下野，辭去總統一職。不過蔣氏仍維持國民黨總裁之位，日後證明這種角色的分割只會混淆並挫傷抵禦能力。

攻佔了華北各大城市之後，共產黨即刻面臨前所未有的行政與經濟課題。毛澤東於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所提報告坦承：

從一九二七年到現在，我們的工作重點是在鄉村，在鄉村聚集力量，用鄉村包圍城市，然後取得城市。採取這樣一種工作方式的時期現在已經完結。從現在起，開始了由城市到鄉村並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移到了城市。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軍將先佔城市，後佔鄉村。（註十五）

就實踐層面而言，毛澤東的這段話意味著中共必須根據哈爾濱的經驗，竭盡全力避免國民黨在一九四五年底接管華東日佔區所犯下的嚴重行政與財政錯誤。中共三令五申，要求人民解放軍在佔領城市中嚴守軍紀，不騷擾平民的商業活動，不重分配城市富人的財產給窮人。工廠派有哨兵巡邏，機器皆有守衛以防遭洗劫。新的「人民幣」發行後，金圓券必須在很短的期間內兌換新幣。自此之後，明令禁止金、銀、外幣之間的匯兌。

中共幹部將國民黨的官員與軍人安置回原籍，或者經過一段期間的政治教育之後，收編入人民解放軍。共產黨透過仲裁來防止勞工組織進行罷工活動，並說服勞工在過渡階段暫時接受資產階級的「合理剝削」。流民皆能獲得餵養，且盡可能送他們回家鄉。學生重返學校。政府控制糧食、油的儲備，藉以在物資短缺時期穩定物價。為了鼓勵城市居民儲蓄，中共開辦了「折實儲蓄」方案，這是一種用來平抑通貨膨脹的聰明設計。存款戶取得承諾，他們的儲蓄將依一般的糧食與燃料價格來計算，在儲蓄解約時得調整以等值的糧食與燃料來支付，再加上原來本金的所有孳息。這些措施並非都能立竿見影，但共產黨人在實施這些政策時所表現出的真誠，贏得各種政治立場之中外觀察家的一致讚賞。

＊譯註：這三次大捷即中共史上所謂的遼瀋戰役、淮海戰役、平津戰役。

另一方面，蔣介石大致與三百五十年前滿人佔據北京侵吞華北平原時南明朝廷所面臨的選擇一樣，只能試圖在華中或華南——也許是南京——成立一個政權，依恃長江天險的屏障與共產黨分庭抗禮；或者在西南組織一個政權，或在福建的廈門地區或廣州建立沿海根據地；抑或同國姓爺一般退守臺灣。

雖然蔣介石最初堅稱將死守南京、上海，但長江北岸共軍聲勢浩大，使長江防線難以防守。此時如果西南地區的統治將領——即繼承抗戰期間軍閥龍雲在此的主導地位者表現出合作意願，那麼西南地區可能可以作為蔣的根據地。但是即使蔣介石親自造訪昆明，還是遭到斷然拒絕。而國民黨在東南沿海區域缺乏穩固基礎，況且也難以固守。據此，蔣介石只能退而求其次，選擇在臺灣集結戰力以作為最後要塞。

自一八九五年以來即為日本人統治且具特殊經濟地位的殖民地臺灣島，於一九四五年底為國民政府光復。國民黨在重新伸張中央政樣的過程中，其行為舉止所流露出的「政客」(cartpet bagging )品行一如在上海、東北的表現。他們顢頇無能、腐敗，故無法獲得人民的擁戴，同時也腐蝕了日本人經濟建設中較令人滿意的成果。前浙江省軍事領導人、福建省政府主席陳儀，被蔣介石委派擔任「臺灣省行政長官」一職，因其部屬的不當行為引爆了臺灣人民的強烈反彈。憤懣的臺灣人民於一九四七年二月掀起反政府的騷動，國民政府的軍隊向人群開火，槍殺許多示威者。隨後數週，在一連串可與媲美一九二七年蔣介石上海策略的殘酷行動中，陳儀下令逮捕、處決數千名傑出的知識分子與地方領袖，企圖瓦解臺灣人的精神。

在臺灣人的反抗運動爆發後，蔣介石召回陳儀，改派另一位作風穩健的文官（譯按，魏道明），就在這位新任省主席主政之下，漸漸把臺灣建設成未來可容納大批外省籍人士的基地。就在北平淪陷的數月前，幾千箱清朝檔案文件連同前清宮典藏之藝術珍品運往臺灣，為國民政府以中華民族文化遺產保護人自居的姿態作了一次有力宣傳。一支忠於蔣介石的三十萬部隊，在二十六艘砲艦與飛機的掩護下，於一九四九年初登陸臺灣。此情此景正式宣告蔣介石應已作了徹守臺灣的抉擇。

一九四九年春天是中國休養生息的階段，當時共產黨人正在重新整編、安頓長江北岸的部隊，組織華北各省人民政府。蔣介石於一九四九年一月正式下野之後，即由廣西軍閥李宗仁繼任總統。自從李宗仁在南京就職以來，便試圖勸服毛澤東對共產黨所提之國民黨投降八點條件做出讓步，但是徒勞而無功。毛澤東堅持下列八項和平條件是不容妥協：一、懲辦所有戰犯；二、廢除不合法的一九四七年憲法；三、廢除國民黨的法統；四、改編國民政府部隊；五、沒收官僚資本；六、改革土地租佃制度；七、廢止所有賣國條約；八、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以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李宗仁還在考慮這些條件時，共軍嚴正聲明他們不能容忍外國帝國主義利益介入中國內戰。而共產黨為了表達立場，做出和日本人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因美國砲艦「班乃島號」(Panay )試圖徹出南京危城內美國使館人員，而以重砲、械槍將之擊沉一樣的反應。一九四九年四月，英國派遣驅逐艦「紫水晶號」(Amethyst )航行至南京提供使館人員補給品，同時準備視情勢需要撤出英國公民。當「紫水晶號」溯長江而行時，遭到北岸共軍排砲的猛烈轟擊，英軍十七人死亡、二十人受傷。前往援救的英國海軍船艦亦遭擊退。雖然英國最後還是把船救了出來，但英軍無力招架正是反帝國主義的一次傑出表現。

歷經了冗長的討價興巡價，共產黨人終於在一九四九年四月向李宗仁代總統下了最後通牒，要求他必須在五天內接受投降八點條件。在李宗仁拒絕後，共產黨重啟戰端。四月二十三日，南京不戰而下，嗣後杭州、武漢旋踵相繼陷落。上海在僅作象徵性的抵抗之後亦於五月底被共軍克復。隨後數月間，共軍以驚人的速度鞏固戰果，只有一六四五、一六四六年滿人與其漢人附庸問鼎中原可堪匹敵。彭德懷的部隊西行佔領西安，後雖遭到一位來自甘肅的回人將軍頑強抵抗，最後還是於一九四九年八月將蘭州納入共產黨版圖內。是月，林彪的軍隊佔領長沙，並在彭部朝西北進入新疆之際，飛馳南下廣州。九月，國民政府位於新疆的軍隊隨同綏遠、寧夏的軍隊向共產黨乞降。而一度受阻於東南沿海的林彪部隊，於十月中旬進佔廣州，以及廈門——這是護衛臺灣的最後一道門戶，因此設有重兵固守。共產黨其他軍隊轉向西南，十一月中拿下貴州；月底則克復蔣介石的抗戰根據地重慶。

毛澤東已預期到最後勝利，於九月底在北平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表面上看來這一會議服膺其所宣佈的「民主之聯合政府」原則，但實際上卻由中國共產黨一手主導，而該會議所包含的其餘十八個黨派代表，大都隸屬於一些小型政黨。他們選出中央政府的成員（毛澤東膺選為主席，朱德則為副主席）；選定北京為中國國都以取代南京市；新國旗則是紅底，上飾一顆五角金星，輔以四顆小金星＊；並改以西方通用的格里高里曆法(Gregorian Calendar)紀年＊＊。毛澤東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的開國大典上，佇立在天安門——曾經是明、清皇宮大門——之上俯瞰著歡聲雷動的人群，正式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

＊原註一：這顆最大的星星象徵共產黨，其餘四顆小星分別代表建立政權的四大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工人、農民。

＊＊原註二：國民黨同樣採用西曆紀年，但以一九一一年革命的翌年為元年，所以一九四八年即為民國三十七年。

即使國民黨的垮台並未重演明朝覆亡時種種犧牲小我的英雄事蹟，但其意象還是類似的。的確，國共之間數度戰況慘烈，蔣介石的幾位幕僚和效忠他的一些人選擇自裁明志。不過極少人能媲美十七世紀的儒士，以死證道，以生命在各地傳續烈火。只有在閻錫山這位長壽軍閥治下的山西曾出現犧牲的動人行徑。此人並非國民黨的正規軍人，而是投身「愛國犧牲同盟」的領袖梁化之。梁化之如同閻錫山的其他部將，經年累月與山西共產黨人奮戰，最後受困於防禦工事堅實的太原城。太原一役戰況慘烈，因數千名日軍受閻錫山之邀，組成先遣部隊抵抗共軍，因而一度取得優勢（閻錫山雖立下決一死戰的誓言，但最後還是遺棄了部屬）。當共軍最後於一九四九年四月攻入太原，梁化之縱火焚燒囚禁共產黨人的監獄，並在熊熊火光直入雲霄時自裁身亡。

但這類行動畢竟只是少數，全國上下此刻戒慎恐懼者多，以死明志者少。這是一場持久、血跡斑斑、錯綜複雜、令人困惑的內戰；洋溢著英雄主義，也充斥著殘酷無情；有崇高的社會理想，也暗藏惡習弊端。我們可以透過西方偉大的攝影家之一、一九四九年底身處中國的卡地亞―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 )的作品去揣想當年的時代氛圍。布列松所拍攝的黑白照片，精準捕捉到中國人心中的徬徨無依。街頭的乞婦、飢餓的孩童、痀僂的苦力、肩上披掛著口糧、疲憊不堪的解放軍戰士，同樣疲倦的國民黨官員在碼頭看護著行李、流離失所的農民群眾、蜂擁至銀行兌換遽然貶值的紙幣的市井小民、倉促間豎立佈告牌以迎接新征服者的學生，這些人早已成為革命洪潮中的一部分，如今更必須思考如何邁向嶄新但不確定的未來。

註釋

註一：羅曼紐斯與森德蘭，《在CBI流逝的歲月》，頁三九與三九四。

註二：美國國務院(U.S. Department of State)編，《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特別有關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九年時期的關係》(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Washington, D.C.,194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頁六○六。

註三：前褐書，頁六五三。

註四：前褐書，頁六七一。六八三至六八五。

註五：韓丁(William Hinton)，《翻身：一個中國農村的革命紀實》(Fanshen: A Documentary of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 New York, 1966)，頁一三七至一三八。（引文略作修改）

註六：胡素珊（Suzanne Pepper)，《中國的內戰：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的政治鬥爭》(Civil War in China: The Political Struggle, 1945-194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頁一七七。

註七；本段有關滿洲各事件的概述，全部取村自列維安（Steven Levlne），《勝利的鐵砧：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八年滿洲的共產主義革命》(Anvil of Victory: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Manchuria, 1945-1948.,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鼠疫的資料見本書頁一四八至一五○。處理早期滿洲黑死病危機之類似議題的著作，有納森（Carl Nathan），《一九一○至一九三一年滿洲的黑死病防治也一政治》(Plague Prevention and Politics In Manchuria, 1910-1931.,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註八：美國國務院，頁三一六。

註九：易勞逸(Lloyd Eastman )，《毀減的種子：處於戰爭與革命中的國民政府中國，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九年》(Seeds of Destruction: 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1937-194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頁一七四。

註十：張嘉璈(Chang Kia-ngau )，《惡性通貨膨賬：中國在一九三九至一九五 年的經驗》(The Inflationary Spiral: The Experience in China, 1939-1950., Cambridge: MIT Press, 1958)，頁三五六。

註十一：易勞逸，頁一八二。

註十二：張嘉璈，頁三五九。

註十三：恰森(Lionel Chassin )，《共產黨征服中國：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的內戰史》(The Communist Conquest of China: A History of Civil War, 1945-1949.,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頁一七七。

註十四：包華德(Howard Boorman)編，《中華民國傳記辭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1971 )，第一卷，頁三三五。

註十五：薛爾頓( Mark Selden )，《中華人民共和國： 革命變遷的文件史》(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Revolutionary Change., New York, 1979)，頁一八○。

19 人民共和國的締造

鄉村與城市，一九四九至五○年

一九四九年中葉，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簡述其貫徹新中國政府政策的觀點。毛寫道，中國人民迄今為止從革命實踐過程中得到兩項寶貴經驗。首先是喚醒全國民眾，建立「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的國內的統一戰線」。這個統一戰線包括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並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建立了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第二項涵括革命的國際層面，包括中國與蘇聯、共產集團的國家以及各國無產階級的結盟關係。這項革命經驗教導中國人應採取「一邊倒」的政策方針，亦即中國人不是倒向帝國主義就是社會主義，絕無第三條路可走。中國革命的勝利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完成的，所以毛澤東說，中國共產黨「已經不是小孩子，也不是十幾歲的年輕小伙子，而是一個大人了」。（註一）

接著，毛繼續闡釋他的觀點。新政府願意與世界上任何尊重中國國際地位平等和領土完整的國家建立關係。中國深信，欲繁榮就必須爭取外援。中國在實行人民民主專政的過程中將會「剝奪反動派的發言權，只讓人民有發言權。」毛澤東以揶揄的語氣揣想批判者或許會指責他「獨裁」，對此，毛的回答是：「可愛的先生們，你們講對了，我們正是這樣。」共產黨將會向「帝國主義的走狗，即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幫凶們實行專政，實行獨裁」。但是對於其他的人民，則賦予充分自由，並透過「農業社會化」及與之配套發展的「國有企業為主體的強大工業」兩大經濟政策來建設新中國。（註二）

使上述轉變成真的憲政結構來自《共同綱領》，而《共同綱領》是由毛澤東在一九四九年九月遴選代表組成「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所草擬完成的。一九四六年也曾召開過「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但是那次會議命運多舛。如今，「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出席代表也是出身不同政治利益和政黨團體。《共同綱領》把蔣介石的昔日政黨界定為「封建買辦法西斯專政的國民黨」，而將新的《共同綱領》與舊的相對照，新條文中呼應了毛澤東的主張，其中第五條規定，除了「反動分子」以外，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享有「思想、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通訊、人身、居住、遷徙、宗教信仰，及遊行示威的自由權。」《共同綱領》也賦予婦女各項平等權利，並翦除她們生活中的「束縛」。《共同綱領》還勾勒了一項遠大的經濟計畫，希冀通過減租減息和土地重分配來進行農村改革，並發展中國的重工業。由是觀之，參與草擬《共同綱領》條文的諸位委員均以蘇聯發展模式為藍本。政協委員敦促「應以有計畫、有步驟地恢復和發展重工業為重點」，而條文所列舉的重點工業包括礦業、鋼鐵業、電力工業、機器製造，和化學工業等。另外，《共同綱領》也敦促大學教育協助達成上述發展目標。（註三）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的頭幾個月，施政重點在於抑制通貨膨脹、促進農業生產、恢復在戰火中受創的重工業，以及維護法律與秩序等實務。此外，為了重塑人民的意識形態，必須大量訓練黨的幹部。所以，中共的首要之務在說服受過教育的科技與管理精英為新政府服務，而不論其政治信仰或偏好。同樣的，儘管中共政權一再以言辭表達反帝國主義的主張，但新政府還是積極鼓勵境內的外國科技人員和外商企業留下為新中國工作。

鄉村與城市各自有其社會律動與政治考量。新政府為了鞏固農村的革命成果，勢必藉由各種不同的土地改革，擴大農村之中的群眾基礎。政權肇建，百廢待興，新政府仍無法承擔富農與新政府疏離的後果，因其農業生產關係到全國農村的日常生活所需。結果，縱使一九五○年中葉以後土地改革在全國各地逐次開展，但沒收土地的對象僅限於少數。雖然他們確實徵收並重新分配地主的土地，許多富農的土地還是未受影響。毛澤東在一九五○年六月初給黨的一份報告中，為這項土改政策辯護，他指稱這是重新發展經濟的必然階段。他附帶說道，現在富農不再像人民解放軍公然與國民黨作戰的時候那樣危險了。

當時，土地改革工作依循共產黨在華北與東北地區的實踐經驗。首先，縣級政府派出由三至三十人不等所組成的「工作隊」到各地統合執行土改政策。工作隊有老幹部，也有青年學生，他們在土地改革的執行程序方面都僅接受過初步訓練。為了帶動土改的熱潮，工作隊會在與他們工作有關的地區挑選一些「重點村」，並成立「農民協會」，有利於工作隊界定地主階級，進而孤立他們，並打破地主權力所賴以維繫的尊卑傳統。如此一來，工作隊很快就能洞悉地主家庭在農村的種種虛偽、詐欺伎倆，包括刻意降低生活水準裝窮，購買便宜牲畜，讓即將被徵收的土地荒蕪，或者不再繼續從事可能被貼上地主階級標籤的善行義舉。

許多婦女也受惠於土地改革政策，因為一九五○年所頒佈的〈新婚姻法〉明文規定，未婚、離婚，或者寡婦皆有權以自己的名義擁有土地。此外，被納入享有重分配權利者還包括小販、和尚、尼姑、卸甲返鄉或受傷的戰士，以及已經離開農村、但在城市找不到工作而想要回家鄉的出外人。全中國重新分配土地的實際面積難以估算，不過隨著工作隊在各地的鼓吹，據估計華中、華南地區約從地主的手中徵收了百分之四十的可耕地，進行重新分配，而約莫有百分之六十的人口成為受益者。其中平均每人取得六分之一至二分之一英畝不等的耕地，所以一個五口人的家庭總計可獲得一至二英畝不等的耕地。這樣的耕地面積當然不足以讓家庭衣食無虞，但對於昔日不得溫飽的人而言，這項政策起碼帶來一線生機。

土地改革有效抑制了農村地區裡傳統地主精英階級的權力根基。為了確保過程能夠鞏固階級對共產革命的向心力，中共的地方領導人鼓勵佃農、貧農、無土地的雇工，與地主階級暴力相向。他們遂行改革政策的暴力程度的確可與對抗日軍和國民黨時相比。粗略估計，六個地主家庭中就有一名成員在這類暴力對峙中喪生；因此，根據中國當時可能被歸類為地主階級的人口百分比來推算，至少有一百萬人在此一革命時期死於非命。當時許多中國作家熱烈讚揚土地改革的實踐過程，他們將暴力的手段視為階級鬥爭的要素。作家丁玲藉由小說《太陽照在桑乾河上》（一九四八年）對內戰期間土地改革的正面評價，彌補她在延安犯下的錯誤判斷。這本小說榮獲一九五一年史達林文學獎，顯示它符合中共當時對土地改革政策的詮釋標準。一些志願加入工作隊的城市青年幹部都是在隨隊到農村之後，才初次體驗農村生活，從他們的日記裡可以看出，這群新生代的革命學生對於改革的純真感動。

反之，共產黨政府在城市的主要工作是避免社會爆發暴力衝突，鼓勵工廠重新開工，工人堅守工作崗位。政府推動工會組織的成立，不過一方面也提高警覺，因為與上海、天津等地傳統犯罪網絡掛勾的秘密會社分子或地痞流氓，經常運用彼此的聯繫在工會裡擴張勢力。除非新政府能完全根除這類分子，否則難以取得人民的信任。至此，一九四八年底和一九四九年的實踐經驗再次派上用場，不過中共欠缺具有城市生活背景的幹部，只能依賴出身農村家庭、僅有少許或是全然沒有城市生活經驗的幹部來推動城市的工作。中共的政策是讓約百分之九十五的城市官員繼續從事現職，只要他們和教師，甚至警察加入改革小組、參加討論會、研討毛澤東的著作，就能獲得工作保障。

中共透過報紙、戲劇、電影、廣播和小組會議等宣傳手法，希冀贏得城市群眾的支持，發起一連串運動，打擊金融投機客，以穩定新政府的「人民幣」。各委員會在大城市建立網絡以處理政治、軍事、文藝、教育等問題。下至區級的所有市政工作已由市政府各機構和黨的代表接管。市民在各自工作的地點被組織成各個「學習小組」，研讀新的共產主義詞彙，認識其意義。共產黨延續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所發起的整風運動，為了各學習小組成員由「專」改造成「紅」，鼓勵坦白交代內心的想法。

中共逐步控制城市之後，領導階層開始設置「街道居民委員會」的組織網絡。由街坊鄰居的住戶組合而成，主要的工作是掃街、供水、接種疫苗、經營兒童書店、成立夜校。城市街道居民委員會還負責部分的公安工作，例如犯罪的偵防、執行宵禁、甚至值班巡邏。

在城市街道居民委員會的支援下，城市裡發起一波波的反娼、反鴉片煙運動。在住戶登記、監視男訪客及其離開時間的系統下遏止了娼妓業；另一方面，中共實行「冷火鵝法」＊的戒毒法，並由上癮者的家人負責繼續觀察戒煙過程。群眾合力反煙、根除罌粟田、處決販賣者，確保禁煙成效。城市街道居民委員會同時對穿著時髦、打扮挑逗者施加壓力。如今的規定遠比一九三○年代更嚴格，結果，昔日蔣介石新生活運動的某些要素被納入這個新生共產國家之中。

這種審查的習慣實不足為奇，因為許多農民出身的幹部，以及長期居留延安或游擊隊的人，他們的特質與城市的頹廢、安逸顯得扞格不入。像是一九四九年曾任「上海市政委員會」主席以及當地政府資源領導的饒漱石指稱，舊上海完全仰仗帝國主義經濟活動的發展而生。一九四九年八月，一家報紙呼應其批評。說上海是一座非生產性的城市。它是寄生的城市。它是罪惡的城市。它是難民的城市。它是冒險家的樂園。（註四）饒漱石甚至大膽提議，把上海的人口隨學校與工廠的復員遷徒至內地，讓他們致力於生產國內消費所需的工業產品。饒漱石的建議並未被採納，不過從共產黨對其建黨地點的想法可以看出，對城市愛憎交織的矛盾情結正是中國共產主義的一項特質。

另一方面，南方的游擊勢力與來自北方的幹部之問也有同樣不易化解的緊張關係，南方幹部常在日軍防線後方冒險犯難或與國民黨搏鬥，如今卻覺得被來自北方的幹部排擠。他們被告知，假若想重獲權位和影響力，最好停止說家鄉話而學習北方「官方」的口音。許多地方幹部也發現，中共所謂有效率的城市政府的計畫，就意味著他們必須臣服於那應該驅逐的資產階級手下。許多人在這革命新階段的矛盾，反映在此時流傳於南方的一段俏皮話裡：「老革命不如新革命，新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註五）

＊譯註：「冷火雞法」即是「自然戒斷法」。就是在戒煙毒時，不使用藥物，只供應必要的飲食，強迫戒斷。因吸毒者在戒斷時會全身發冷，起雞皮疙瘩，皮膚狀似拔了毛的火雞，故稱為冷火雞法。

新政府的結構

為中國建立有效率的政府是毛澤東的第一優先。這點若能成功，就能支持共產黨自稱代表新秩序力量的說法，也證明他們有能力成就孫中山、袁世凱、蔣介石，與日本及其傀儡政府所無法達成的重新統合國家。在形式制度上，新政府的體制是以黨、政、軍三大中央體系的權力分工為設計骨幹。我們可以合理推斷，這一組織架構是來自延安與內戰時期的實踐經驗。

在這一結構中，共產黨組織負責監控意識形態以及統合協調政軍工作。一九四九年十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宣佈成立時，中國共產黨總計有黨員四百四十四萬八千零八十人。隨著國家管理的需要，黨員的人數急遽增加，一九五○年底黨員人數達到五百八十二萬一千六百零四人，遍佈各級政府機構、群眾組織、司法體系、教育機關、軍隊之中。黨的地方分支是由上層中央委員會統合指揮，一九四九年共計有四十四名中央委員會委員；其中十四名中央委員組成政治局，再由五名常務委員實際負責日常的運作。

一九四九年，這五名政治局的常務委員包括共產黨黨主席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等五人。毛澤東、周恩來與朱德在公眾群中所象徵的最高領導人地位並不意味另外兩人就不重要；我們僅能說劉、陳二人長久以來致力黨務，使他們遠離了鎂光燈的焦點。時年五十歲的劉少奇曾於一九二○年代求學於蘇聯，一九二○年代至一九三○年代初，以擅長組織工會活動而崛起；一九四○年代初，劉負責於日本佔領的「白區」組織共產黨小組。他所著的一本小冊子《論共產黨員的修養》(How to Be a Good Communist)，原本是延安馬克思列寧學院的演講內容，後來在一九四○年代和一九五○年代成為中共幹部的主要教材。此書引人入勝，融合了儒家道統和正統馬列主義學說，並以濃烈的革命語言呈現出來。誠如劉少奇寫道：

無論是參加革命不久的共產黨員，或者是參加革命很久的共產黨員，要變成為很好的政治上成熟的革命家，都必須經過長期革命鬥爭的鍛鍊，必須在廣大群眾的革命鬥爭中 ，在各種艱難困苦的境遇中，去鍛鍊自己，總結實錢的經驗，加緊自已的修養，提高自己的思想能力 ，不要使自己失去對於新事物的知覺，這樣才能使自己變成品質優良、政治堅強的革命家。

孔子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 不逾矩。」這個封建思想家在這裡所說的是他自己修養的過程，他並不承認自己是天生的「聖人」。（註六）

劉少奇此一著作作為教材，主要係針對不斷為早已勝利成功的革命尋求深層解釋的新生世代而發。劉以革命觀點的「純潔美麗」對照於資本主義世界的「醜陋污穢」，強調大公無私的奉獻是目標，也是理想。為了使上層知識階級安心，劉少奇論及黨員階級的混合出身背景。劉指出，其實只有少數黨員屬於工人階級行列的「城市無產階級」，但是任何人都能通過自我檢視以及不斷研讀馬列主義的過程而超越出身背景。

政治局權力核心的第五位成員是陳雲，陳生於一九○○年，一九二四年加入共產黨，入黨前曾在上海當過印刷廠學徒，之後成為著名的工會組織者。陳雲和劉少奇一樣，都被視為政黨理論家，他的著作在一九四二年整風運動期間被指定為共產黨員的必讀教材。到了一九四九年，陳雲已經是中共黨內制定經濟計畫的領導幹部，並負責振興經濟的工作。

政府權力結構最頂端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毛澤東獲選為主席：委員會總計有五十六名委員，其中包括延安時代以來共產黨內知名的領導幹部，或一九二○年代之後黨內因「犯錯」而遭整肅、如今已獲平反的領導幹部，或業已脫雕國民黨的軍事將領，例如令蔣介石揣揣不安的二次大戰盟友——前雲南軍閥龍雲。在毛澤東主席之下設有六位副主席；其中三位備受敬重：孫中山的遺孀宋慶齡，以及兩位長期以來就是反國民黨的積極分子——「民主同盟」的主席（譯按，張瀾）及組織「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反對蔣介石戰後政策的分離主義者（譯按，李濟琛）。

其他三位就不是因聲望而榮膺副主席的了，而是共產黨二十年來最富權力、最具影響力的領導人；其中兩位是兼任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的朱德與劉少奇。第三位是高崗，他出生於一九○二年，在一九三○年代初就是陝甘邊界蘇區的創立者之一，對於一九三五年從江西蘇區徹退的毛澤東和長征隊伍而言，高崗的陝北蘇區是比較安全的根據地。高崗曾任「陝甘寧邊區參議會議長」，東北國共內戰期間於吉林、黑龍江地區擔任「東北民主聯軍副政委兼北滿軍區副司令」。當林彪部隊擊敗國民黨軍隊、揮師入關後，高崗留守東北擔任「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委」，其司令部就駐紮在瀋陽。人民共和國宣佈成立之前，高崗曾經率代表團赴莫斯科，臨商貿易談判以利東北工業再起飛。

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的領導團隊是一群身具豐富軍事及行政經驗的幹部，他們的工作與另一中央政府機構「政務院」（State Council，譯按，一九五四年後更名為「國務院」）相互配合。政務院在總理周恩來領導下成立了二十四個新部會，均以國家發展的各個重要課題為名：農業部、交通部、文化部（部長為小說家茅盾）、教育部、財政部、食品工業部、外交部（由周恩來兼任部長）、林墾部、燃料工業部、重工業部、內務部、司法部、勞動部、法制委員會、輕工業部、民族事務委員會、華僑事務委員會、郵電部、衛生部、公安部、鐵道部、紡織工業部、貿易部、水利部。在二十四個部會當中，司法部、衛生部的首長由女性擔任。

政府的體制經常與共產黨的黨組織結構重疊交錯，而政府與黨部透過群眾組織將全國各地區有著相同業務或共同利益的許多人民團體結合起來，以擴展政府和黨的影響作用：一九四九和一九五○兩年間，成立的群眾組織有：「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中蘇友好協會」、「中華全國民主青年聯合會〕、「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等。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是由蔡暢任主席，蔡是來自長沙的青年激進分子，一九一九年她參加勤工儉學計畫前往法國留學。蔡暢尤擅長組織工廠的女工，曾赴江西蘇區任職（江西省委組織部部長、婦女部部長）。隨紅軍參加長征，在被拔擢擔任婦聯會這一重要新職之前，是延安時期著名的政治人物。

全中國有六大行政區，每一區各自擁有軍事指揮系統，而人民解放軍（PLA）的權力就透過這套系統伸展到社會中。這些大行政區是以「軍政委員會」＊為統治機構，大行政區的黨部領導兼具軍事與政治權力，地位凌駕省長之上，故其權力模式類似清朝時代兼管數省的「總督」。這種大行政區的制度是源自共產黨在內戰時期邊區政府的經驗，中共將幾個地緣和經濟單位整合為大行政區，而一些分析亦認為這種行政劃分符合自然地理區位。這些行政區包括：

一、東北局：黑龍江、吉林、熱河、遼寧。

二、西北局：甘肅、寧夏、陝西、新疆、青海。

三、華北局：察哈爾、河北、山西、綏遠。

四、華東局：安徽、福建、江蘇、山東、浙江。

五、中南局：河南、湖南、湖北、江西、廣西、廣東。

六、西南局：貴州、西康、四川、雲南。

＊譯註：有些地區不稱軍政委員會而稱人民政府，東北局就設東北人民政府。

依據中央政府結構黨、政、軍三大系統的性質，中共在每一行政區內設置四大職位：軍政委員會主席、黨的第一書記、軍隊司令員和軍隊政委。所以理論上，大行政區的權力應由二十四位領導幹部分享，不過因為許多幹部都是身兼二職、甚至數職，是故，實際上所有權力僅僅集中在十三個人手中。

在大行政區政府內有五位領導人別具權力。第一位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的副主席高崗，他在東北地區權傾一時，同時身兼東北局四大重要職位。高崗與蘇聯軍、政要員均有密切往來，而俄國對東北鐵路和豐富礦藏的覬覦也讓他備顯重要。第二位是彭德懷，這位常常在攻擊敵人時故作武勇的軍隊司令官（例如，一九四○年的百團大戰，一九四八年進攻四川未果），如今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書記及西北軍政委員會主席。因為該地區與蘇聯接壤，境內少數民族雜處，所以中蘇關係顯得格外重要。第三位是饒漱石，他是新四軍的資深領導幹部，在華束地區權力顯赫，在這裡則同時位居三項重要職位：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華東軍區政委書記、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此外，饒漱石還被指派擔任上海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一職。最後是林彪和鄧小平。同樣的，林、鄧各自有其主要的區域權力基礎：林彪在中南局的四大權力職位中身兼三項（中南軍區司令、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中南軍政委員會主席），鄧小平則是在西南局四大權力職位中同時擁有兩職（西南局第一晝記、西南軍區政委書記）。

這五位領導人日後都分別曾與毛澤東發生衝突而遭到整肅。於今觀之，中共政府結構的重建固然令人印象深刻，但中國國內仍有許多懸而未決的老問題。地方與中央、平行的官僚機構之間，個人野心及其權力基礎之間的緊張關係，自晚明以來就不斷以各種形式困擾著中國，而且無法輕易根絕。

韓戰

即使在國民黨軍隊尚未遭徹底掃蕩之前，毛澤東便實現他「一邊倒」的主張，前往蘇聯與史達林會面。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毛澤東抵達莫斯科，適逢史達林七十歲壽辰的前夕。這趟莫斯科之旅是毛首度跨出國界遠行。對於這個深刻影響他那一世代中國人的國度，毛澤東始終未能親臨一窺堂奧。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正式成立了，毛澤東必須走上國際政治的外交舞臺，而許多國家（不只是共產集團的國家）給予新政權外交承認，這顯示國際社會的部分成員已經迅速倒向毛澤東這一邊。

毛澤東這趙蘇聯行可謂滿佈荊棘且百味雜陳。幾天下來，史達林不曾對毛造訪莫斯科流露出歡迎之意。這位蘇聯的領導人先前就明白表示，不喜歡毛在中國的擁立者援引毛的觀點鋪陳理論，並禁止一位美國社會主義者所撰寫美化毛澤東的傳記在蘇聯境內流傳。經過中、蘇雙方八星期的討價還價，毛澤東得到一份軍事安全條約，目的在防範日本再次侵略中國；蘇聯給予中國一筆三億美元的貸款，分五年攤還；承諾在一九五二年自旅順、大連撒兵，將主權歸還中國。然而中國並非沒有付出代價，毛澤東被迫承認地處新疆北方的「蒙古人民共和國」獨立，蒙古人民共和國因而勢將無法脫離蘇聯的控制。過去毛曾數度對外宣稱，有朝一日定讓蒙古重歸中國版圖；現在他則不得不放棄收復西疆、恢復盛清版圖的希望。

不過在一九五○年春天，外交政策畢竟並非中共領導人的第一要務。他們主要關切的課題還是在於如何建立有效運作的行政架搆、遏制嚴重的通貨膨脹，以及重建國內的工業體系。在林彪軍隊於四月順利攻克海南島之後，中共軍方把焦點轉向統一中國最後的兩大障礙：收復西藏和臺灣。雖然出兵西藏在理論上十分複雜，不過對於身經百戰的人民解放軍已不成問題，特別是印度在一九四七年獨立之後，英國就已經失卻了讓西藏成為緩衝國的利益動機。中國共產黨的軍隊於一九五○年入藏，「解放」受到「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度。儘管藏人激烈反抗，「從誰手中解放？自什麼狀態下解放？我們原是擁有解決問題效能政府的快樂國度。」（註八）然而聯合國並沒有採取任何行動，印度和英國同樣也未站在藏人的利益介入。一年內，中國人就已經佔領了西藏各個重要據點。

比起西藏，臺灣問題更事關緊要。國民黨歷經一九四七年臺灣居民的暴動與陳儀的屠殺後，局勢已經穩定。一九四九年一月，下野六個月的蔣介石撒退到臺灣。一八九五至一九四五年間，臺灣在日本政府的殖民統治下經濟繁榮，蔣介石到臺灣之後，很快就在島上居民、流亡的國民黨，以及本來就已經駐守在臺灣和一九四九年中共佔據大陸後撇退至此地總計約一百萬的軍隊之間重獲領導地位。解放軍的指揮官並未妄想輕易拿下臺灣。一九四九年十月，解放軍已經在臺灣的前哨站金門初嚐敗績。

一九五○年二月，駐守在福建、浙江「三野」的司令官原本計劃渡海攻臺，而今也不得不坦承：

首先必須指出的，東南沿海諸島嶼的解放，尤其是臺灣，是個極大的問題，且將會是近代中國戰爭史上最大的一役……佔領（全灣）需要有充分的運輸工具，適當的軍備，以及足夠的後勤補給。更何況蔣介石為數不少的陸海空兵力，連同一小撮自中國大陸脫逃的頑固反動分子都集結在那裡。他們構築堅實的防禦工事，還仗著四周大海的保護。（註九）

基於種種困難，毛澤東和政府其他領導人對軍事行動的下一步驟意見分歧。一九五○年夏天，華南的軍事掃蕩大抵完成，一支實力強大的解放軍向福建沿海地區移動，不過並未接獲進攻臺灣的命令。對於解放軍突然停止前進，實非關後勤補給和海上運輸的戰略因素，有一種解釋認為這是因為中共領導人寄望於臺灣人自己策劃暴動，反抗國民黨。另一種可能的說法則是那年夏天解放軍因流行病肆虐，無力興兵動武。

中共一方面擔心軍費支出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又謹記國民黨在抗戰勝利後，一下子解除太多軍隊武裝所面臨的問題；中央委員會因而決議在政府密切監控下，先讓部分軍隊卸甲歸田。就中央委員會的話來說：

在保隙有足夠力量用於解放憂灣、西藏，鞏固國防和鎮壓反革命的條件之下，人民解放軍應在一九五○年復員一部分，保存主力。必須謹慎地進行此項復員工作，使復員軍人回到家鄉安心生產。行政體系的整編工作是必要的，必須適當處理編餘人員，使他們獲得工作和學習的機會。（註十）

當時，雖然憤怒的美國共和黨人強烈要求通過援助法案，以支持蔣介石反攻大陸，但並沒有跡象顯示美國政府會進一步介入中國人的衝突。一九四九年夏天，在杜魯門總統的要求下，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 )蒐集了所有關於中國抗戰時期與內戰過程的經驗以及美國涉入的相關文件，然後在一封電文中提及：「國民政府的軍隊不一定會被擊敗：他們是自我瓦解的。歷史在在證明沒有信仰的政權，沒有士氣的軍隊，是經不起戰場的考驗。」（註十一）艾奇遜的結論是，美國未來的援助或介入將會如過去一樣徒勞無功。五四運動前赴康乃爾大學求學期間曾一度信仰基督教的前中國駐美大使胡適，即在艾奇遜電文副本的邊緣處簡略記下〈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第二十四節的內容。（彼拉多見說也無濟於事，反要生亂，就拿水在眾人面前洗手，說：「流這義人的血，罪不在我，你們承擔罷。」）（註十二）

杜魯門總統堅信，對美國而言，不干涉中國的內部衝突才是上策。他在與「國家安全會議」(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的幕僚群會商之後，於一九五○年一月五日發表聲明，清楚表達對此一立場。聲明中杜魯門以葡萄牙人使用的「福爾摩沙」(Formosa)一詞來稱呼這島嶼，這一稱謂至今仍為許多外國人延用，杜魯門說道：

美國政府無意佔領福爾摩沙或中國任何其他土地。美國政府現在無意在福爾摩沙謀取特權或建立軍事基地。美國政府也無意使用武力來干預目前的局勢。美國政府不打算採取可能捲入中國人內部衝突的政策。

同樣的，美國政府將不會向在福爾摩沙的中國軍隊提供軍事援助或意見。就美國政府的觀點，福爾摩沙島上的資源足夠讓他們取得他們認為防衛該島所需的事項。（註十三）

同時，國務院的幕僚群也已先行起草一份官方聲明，以便臺灣淪陷於共產黨人手中之後，得以即刻發表。

佔領日本的盟軍統部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將軍和艾奇遜二人公開宣佈，把美國在太平洋地區新的「防衛周邊」( defensive perimeter )界定在阿留申群島(the Aleutians )、日本、沖繩(Okinawa)、琉球群島(the Ryukyus )、菲律賓群島(the Philippines )這條島嶼鍊上。中國人可能已經注意到這種對美國戰略利益的定義並不包括臺灣在內，也未涵蓋南韓；自一九四五年以來，南韓在美國的保護傘下已經是一獨立的國家，與蘇聯卵翼下的北韓隔著北緯三十八度線分立對峙。一旦臺灣失守，中華人民共和國就可望取代其聯合國席次，事實上，中共已開始為此積極進行遊說。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大批北韓軍隊突然越過三十八度線入侵南韓，打破了美國與中國雙方表面上的和諧。

就在幾週內，北韓的部隊便迅速席捲了朝鮮半島，攻下漢城，並將南韓的軍隊逼退到釜山( Pusan )一隅，情勢岌岌可危。巧的是，這時候蘇聯正因為聯合國安理會(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否決讓中共取代臺灣席次，而以拒絕出席表示抗議，沒有蘇聯投票反對的後顧之憂，其他安理會成員國迅速通過對北韓侵略行為的譴責案，並敦促會員國提供必要援助。為了回應聯合國的呼籲，杜魯門總統派遣美國在日本的駐軍援助南韓。同時，其他十五個會員國的軍隊也加入美軍的行列，這十五個國家包括英、法、澳、紐、泰、菲、加、希臘、土耳其。顧慮到此刻中共可能趁機進攻臺灣，杜魯門總統下令美國第七艦隊巡防臺灣海峽，俾使臺灣海峽「中立化」。就算中共確實已準備犯臺，此刻也已無力執行了。

中國的態度在之後幾個月顯得十分曖昧。中共的報紙最初慷慨激昂，指責南韓是侵略者，之後就並未特別強調這場戰爭。中共並未進一步承諾提供任何援助，即使北韓軍隊初次擊退美軍，也未見中共採取任何行動。美軍在燃燒彈的攻擊下前進釜山並未引起中共的注意。中共最關切的是臺灣海峽的局勢，美軍第七艦隊巡防臺灣海峽的舉措引發中共對美國的嚴厲抨擊。身兼外交部長的周恩來發表公開聲明：美國第七艦隊的巡防是「對中國領土的武裝侵略」。（註十四）中共領導人在認清美國第七艦隊部署於臺灣海峽己使得渡海攻臺計畫無望之後，旋即下令刻正在福建沿海受訓的三萬名「三野」部隊移防至瀋陽地區。其他軍隊也同樣北調至山東半島。

八月，聯合國內部開始進行一連串的縝密協商，包括以通過中共取得安理會席次作為條件，交換中共調停朝鮮半島的軍事衝突。不過就在此時，在朝鮮半島負責指揮聯合國部隊的麥克阿瑟將軍與蔣介石展開對話，重申支持蔣氏政權，宣稱臺灣刻為美國空軍「島鍊」基地不可或缺的一環。（不過麥克阿瑟並未接受蔣氏所主張派遣國民政府軍隊加入朝鮮半島戰局的提議。）直到八月底，聯合國部隊已經開始取得南朝鮮戰局的主導權，而展開對北韓補給線的狂轟猛炸，並在坦克、大砲、飛機的掩護之下取得優勢。接著，中共逐漸拉高抨擊美國的音量，舉國上下猛烈譴責美國及其盟友在這場戰爭中的角色。「美國帝國主義的行徑以及入侵朝鮮的侵略行為，」八月底中國公開聲明批評，「不僅破壞亞洲與世界的和平，同時也嚴重威脅中國的安全。」這份聲明進一步譴責：「北朝鮮的朋友就是我們的朋友。北朝鮮的敵人就是我們的敵人。北朝鮮的防禦就是我們的防禦。」（註十五）

到了九月，局勢的迅速進展已經逼使中國必須全面介入這場戰爭。蘇俄致力在聯合國所推動的和平方案最後終告失敗。美國空軍戰爭學院( U.S. Air War College )的院長在美軍進攻前曾提及直搗蘇聯的「A型炸彈巢穴」，後因這一短評而被停職處分。在一次出色的水陸兩棲作戰中，麥克阿瑟的軍隊成功登陸了接近北韓防線的仁川(Inchon )，使得北韓軍隊的後方退路有被切斷之虞。當北韓的軍隊開始突圍並向後方徹退時，周恩來告知中國對外傳遞訊息的管道（亦即印度駐北京大使），如果美國的軍隊膽敢入侵北韓，中國就不得不出面介入。十月七日，美軍越過三十八度線，十月十九日佔領北韓首都平壤，並逐步向中、韓邊界的鴨綠江挺進。

一九五○年十月間，中國軍隊躲過美國情報人員的偵測，秘密進入北韓，開始援助北韓的共產黨。經過數週的相互叫陣之後，十一月底中國部隊開始盡全力抵擋南韓與聯合國部隊的進攻。起初聯合國部隊方面並不瞭解中共介入韓戰的程度，後來他們獲悉中共把二十五萬名部隊投入戰場，爾後更提高到七十多萬人。

中共軍隊的指揮官彭德懷日後回憶，當他被告知中國的軍隊將進入朝鮮半島之際，他曾數夜難眠，甚至必須服用安眠藥。然而由於彭德懷指揮若定，調度軍隊得宜，終於在歷經十二月一整月的激戰之後，將聯合國部隊驅出三十八度線。一九五一年一月，聯合國部隊向南節節敗退，中共志願軍和北韓部隊再度佔領烽火漫天的漢城。嗣後聯合國部隊重新整編，再度佔領漢城，最後雙方就隔著三十八度線偏北的連綿丘陵僵持對峙。為了奪取優勢地理位置的激戰繼續不斷，雙方傷亡慘重。在這場戰役中，我們首次目睹了人類戰爭史上噴射戰鬥機在空中纏鬥的景況，以及使用美國直昇機快速運送部隊趕赴戰場。一九五一年四月，杜魯門總統解除了麥克阿瑟將軍的兵權，這一舉動意味著聯合國部隊不再追擊逃入中國境內的敵軍。這場慘烈的戰爭持續了兩年，終於在一九五三年七月以停戰協定收場。朝鮮半島的停戰部分得歸功於艾森豪(Dwighi Eisenhower)將軍的努力，他在一九五二年的總統大選中承諾抵達韓國視察，不過一旦他當選總統，艾森豪就威脅使用原子彈作為外交籌碼，而逼使中共與北韓坐上談判桌，達成最後的協議。

至此，美國的傷亡人數已高達十六萬人（其中死者五萬四千人，傷者十萬零三千人，有五千人失綜），南韓死傷四十萬人，北韓六十萬人，中共則在七十萬至九十萬人之間。中共方面從未公佈正確的傷亡統計數字，因為中共辯稱赴朝鮮半島的部隊都是「自願」參戰者，並不隸屬正規部隊。在中共近乎一百萬人的驚人傷亡數字中，許多人都是在戰爭的最後一年遭受聯合國部隊的優勢火力攻擊而陣亡的，這使中共的領導人決定停戰。彭德懷尤其體會到，假如中國欲在傳統戰中與西方世界相抗衡，就必須發展出像蘇聯般現代化、裝備精良的部隊。毛澤東與前妻楊開慧所生的長子也死於朝鮮戰場。毛岸英出生於一九二二年，當時毛澤東在甫成立的中國共產黨授意下，正於湖南組織工人進行早期的幾次大罷工，毛岸英曾遠赴蘇聯求學，延安時期則當過農場工人，死後就地埋在朝鮮。（毛僅存的另一個兒子毛岸青，長期患有精神病疾，一生幾乎都在療養機構裡度過。）

這場戰爭對中國內部的衝擊是十分深遠的。首先，成千上萬的中國士兵在戰場上飽受煎熬，衣不足以禦寒，糧不足以果腹，以簡陋裝備在寒冬中作戰，相對的，敵人則握有飛機和火砲武器方面的絕對優勢。中國軍人勇敢而不計代價地進攻敵營，令親眼目睹的外國部隊大為震懾。這種勇氣昇華為中國人堅忍與英雄主義魅力的新神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大量湧現的戰爭英雄文學、電影、戲劇、小說之中不斷被歌頌；這種英雄典範無非在強化犧牲與革命的價值。韓戰也促使中共進一步向蘇聯靠攏，另一方面，蘇聯則以支援中共的龐大軍備物資來回報中共對共產集團的效忠，縱使這些援助並非無償的援助。此外，這場戰爭加深了中國對西方帝國主義邪惡特質的印象，特別是中共把美國視為頭號敵人。美國介入韓戰證明了美國對東亞的野心及其長久以來對中國及中國人民的濃烈敵意。這類題材反覆體現在韓戰小說與報導文學之中。

這種敵意在中國激起了另一種戰爭效應：中共決定驅逐境內大部分西方人，不論他們是基於商業或者宗教的理由住在中國。大批外國人遭中共逮捕，被控以美國帝國主義間諜的罪名，其中還包括幾名傳教士。中國政府發動群眾運動，將戰爭熱情擴充成察查本國間諜以及或真或假的敵人特務之風潮。這股群眾運動也牽連到長期以來與國民黨過從甚密，或曾在外國公司、大學、教會組織工作過的人。政府最後不得不承認已經無法達成統一使命。國民黨政權已經穩住陣腳，臺灣未來有可能作為空襲或滲透破壞中國的前哨基地，並且在美國堂而皇之的援助下，成為所有敵視中共的國家注目的焦點。

戰爭的影響在美國也非常大，深深損及兩國對彼此的觀感。中國的「人海戰術」喚醒了美國記憶中亞洲人賤輕生命的刻板印象，這種認知又與美國認定中共唯蘇聯是從，無法採取獨立政策的感覺相結合。對中國人的反感與恐懼又因得知中國意圖對美國和南韓戰俘「洗腦」而進一步強化。事實上，有將近兩年的時間，由於中共堅持所有的中國戰俘都必須遣返中國，而讓韓戰的和平談判陷入僵局。當時有逾一萬四千名的中國俘虜不願被遣送回中國大陸，這亦凸顯了中共乃是一專制政權。最後中共在此議題上讓步，這一萬四千名中國戰俘被移送至其他地區——主要前往臺灣。

中國共產黨在戰場上所表現出的韌性也令美國重新省思一九三○年代和一九四○年代的經驗，美國對此經驗的總結，大體記載在艾奇遜寫給杜魯門總統那份連篇累牘的報告中，這份報告公佈一九四九年，總計一千零五十四頁，充斥了說明圖表與附件。對於那些不管是出自黨派立場或是內心信念而傾向敵視共產主義的人而言，過去同情延安政權的美國人之行徑無疑是觸犯了叛國罪行。赫爾利大使於一九四五年底去職時就曾表達過類似的觀點，如今更有許多美國人都靠向他那一邊。然而美國總統與其參謀首長聯席會議在一九四四年均曾一度認真思考武裝中國共產黨，以協同美軍作戰，這一事實似乎已被淡忘。

美國國內極端反共產主義時期，影響了移民法案、勞工立法、好萊塢的電影工作者以及一般大眾媒體，更因麥卡錫(Joseph McCarthy )參議員對他人模糊卻具殺傷力的顛覆國家的指控達到高潮，導致往後十多年間美國與中共關係無法正常化。雖然在規模上，麥卡錫參議員與其黨羽荒謬的反共運動無法與同時期中共緝捕其國內敵人的行動相提並論，但同樣對許多美國人造成無可彌補的傷害。國務院內頂尖中國問題專家＊對國家的忠誠度一再遭受質疑、調查，甚至被迫去職或被逐出世界政治舞臺的中心。一個世代的美國學者、學生、新聞記者無法取得護照前往中國而被剝奪了與其接觸的機會。

當時流行一種美國「丟失中國」的說法——不管是刻意的背叛，或是表達不當，抑或是錯及軍事和財政援助。由於這種觀點大行其道，美國很難不干涉受到共產主義顛覆威脅的國家，即使這些國家的政府被公認為腐敗、不受人民歡迎，或在經濟上對人民極盡剝創之能事。

中國共產黨或許從韓戰中得到小利，因為美國若是於一九五○年十月戰勝，便能扶持一個統一而有活力的非共產韓國政權，屆時人民共和國位於東北的工業重鎮將會面臨敵對的強鄰。但誠如前述，中共也為此戰役付出極為慘痛的代價，更長遠的悲劇則是，中國完全失卻了蘊涵於一九四九年間政治修辭及政策對「新民主」政體的渴望。假如蘇聯是一九五○年六月朝鮮半島尋釁的幕後黑手（這似乎有幾分可能），假如中共以為韓戰可收聲東擊西之效，能輕取臺灣而願意助一臂之力（這點比較不確定），那他們真是大錯特錯了。無論如何，相對於滿清政府在一八九四年的表現，中華人民共和國確實是較順利地走出韓戰的困局。

＊譯註：如柯樂傳( O.E. Clubb)、戴維斯( J.P. Davies )、謝偉思( J.S. Service )等人。

群眾政黨，群眾運動

在延安時代與內戰期間，共產黨的勢力便在逐步擴展。一九四五年初，共產黨黨員已逾一百萬人，一九四七年攀升至兩百萬人，一九四八年三百萬人，一九四九年四百萬人，一九五○年已高達五百萬黨員。不過在人民共和國建立的頭幾年，中共並不那麼期待黨員人數的暴增，反而是致力於提高新進黨員的政治意識與培養他們的專業知識，並淘汰將入黨時未經嚴格篩選的不適任或貪污者，同時擴大黨員的階級與職業基礎。至此，多數共產黨黨員出身農村，這是因為延安時期的邊區政府以及抗日游擊戰略特質所衍生出而來的必然現象。而今，中共逐步邁向城市的行政管理，因而期盼吸收城市出身、受過良好教育的幹部。吸收這類有潛力的幹部的方法之一就是在城市裡發動群眾運動，從而尋獲具備犧牲奉獻精神的社會主義者以及天生的領袖人物。

在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風運動期間，中共體認到如何教黨員自我檢查，引導黨員自我批評，以及運用群體的壓力和威嚇達到表面上的共識。一九五○年初，這些經驗在涉及動員群眾的四次主要運動中再一次被運用。首先就是前述提及的「抗美援朝運動」，運動的目標是中國境內的外國人。黨下令公安搜查被指控為特務的人，沒收他們的收音機和槍械，並調查一些包括外國人在內或曾經與外國人有過接觸的文化、商業、衛生保健、宗教性的公共團體。這類調查嚇壞了一些曾經與外國人有過來往的中國人。一九五○年十二月，外商的資產被凍結，外國企業雖不至於被沒收，卻常常被迫以低價讓渡出售。為了償付中國政府的苛捐雜稅，有些人只好放棄資產。外商工廠和企業的工人就在群眾大會上抱怨雇主，有時工人集合起來控訴外國人的殘酷行徑。

一九五一年初，在一場令人回憶起士紳禁教運動或十九世紀末義和團的激烈衝突中，五位管理廣州一家孤兒院的修女遭指控殺害受託照顧的二千名嬰兒。雖然這些修女並未被處決，但是群情激憤的鄉民依然聚眾抗議「傳言」中所謂的殘酷行為。此外，有許多外國人入獄後因不堪洗腦的精神壓迫而承認間諜罪行。到了一九五○年底，幾乎所有外國人都已被迫離開。中國的基督徒大部分仍然留在中國境內，但被要求重新登記，組織起來推行所謂「三自運動」＊，亦即中國教會從此擺脫外國資助、外國影響，以天主教的情形，就是要脫離梵蒂岡教廷的束縛。

韓戰讓中國人同仇敵愾，於是中共在第二波的群眾運動中將整肅的目標轉向反革命分子。中共奪取政權之初，就下令百萬名曾經是國民黨黨員或其青年組織的成員以及曾在國民黨軍隊服務的軍人留在家鄉不准遷徙。當時並未仔細清查這批人，其中當然不乏親蔣介石的人士。也有少數人暗中支助遠從臺灣遣派來中國大陸陰謀顛覆的特務。一九五一年夏天，中共領導人在各大城市糾集群眾公開發動反對國內的破壞分子，為他們烙上「反革命分子」之名。隨著這場運動如火如荼地展開，群眾運動也益發野蠻、恐怖。在運動期間，約莫有一百萬的中國人受到暴力攻擊或是在大庭廣眾之前遭到羞辱，這意味著無論他們過去的歷史為何，此後他們都無法在共產黨政權下安然過活。

我們很難正確估算在這場運動中有多少中國人受害，不過仍然可以從某些地區所公佈的明確數據看出端倪。例如，在上海，群眾運動進行期間成立了兩千多個委員會，左鄰右舍無不被動員搜捕反革命分子，上海當局公佈有四萬人被證明是反革命分子而遭清算鬥爭。廣東省宣佈，從一九五○年十月至一九五一年八月，總共逮捕了五萬二千六百二十名「匪徒」，其他類型的「罪犯」八萬九千七百零一人，解決了涉及反革命分子的案件共計一千五百七十一件。在同一時期，廣東省有二萬八千三百三十二人被處決，二百三十九名共產黨的公安及執法人員喪命，超過五千人被捕下獄。

＊譯註：一九五○年七月，中國大陸境內吳耀索等四十位各教派的負責人聯合發表了「中國基督教在新中國建設中努力的途徑」的「三自宣言」，聲稱中國基督教徒從此擺脫帝國主義勢力的控制，而實現中國教會的「自治、自養、自傳」。

天津在一九五○年春天期間，共處死四百九十二人，其中不乏在大庭廣眾之下行刑示眾者。天津地區所發起的鎮壓反革命運動，目標不僅針對昔日的國民黨黨員，同時也處決了欺壓工廠工人和苦力的秘密會社頭子。天津當局亦以群眾運動的恐怖手段，對付仍在當地苟延殘喘的宗教團體，如主張折衷、調和的一貫道。在群眾大會和控訴運動中，約有四千名一貫道領袖受到攻擊，信眾紛紛被迫放棄信仰。一九五一年四月，運動進行到高峰時刻，約有一萬五千人、其中泰半是婦女，在一天之內即宣告退出一貫道。到了一九五一年底，運動的熱潮逐漸消褪之後，共計有二十八萬人退出一貫道組織。

中共政權也利用這次反革命運動來解除地方上市井百姓的武裝力量，他們所擁有的武器都是在軍閥混戰、游擊作戰或各傀儡政府統治時期所取得的。例如，在廣東，被搜獲的來福槍總計逾五十萬支。即使違反了一九四九年頒佈之《共同綱領》所賦予人民遷徙自由的權利，同樣基於公共安全的理由，超過十五歲的人民都必須從公安機關取得官方的戶口證明，如欲遷移至他處也須經由公安機關核可。

嗣後，中共領導人一直在準備第三次的群眾運動，目標則針對黨內的貪污腐化現象。鎮壓反革命運動甫結束，中共就動員群眾發起所謂的「三反運動」，亦即打擊三類職業集團中積存已久的三種惡習：貪污、浪費、官僚主義作風；而三種目標團體是指共產黨黨員本身，官僚幹部（其中多數並非共產黨黨員，少部分曾經服務於國民黨）、工廠裡的廠長和其他幹部。

三反運動在東北領導人高崗的推動下於東北地區率先發起，起初或許是屬於試驗性質。迄至一九五一年底，三反運動才在中國各地風起雲湧地展開，這場運動並不像前述「鎮壓反革命運動」那樣野蠻暴力，不過同樣導致中共展開了對官僚機構和工廠組織的全面清查，許多資深幹部或管理人員遭到羞辱或被開除黨籍、革職，然而並非所有受難者盡是無辜而被羅織罪名，其中有不少確實依恃特權以營利謀私者。政府也透過三反運動來強化對勞動力的控制。在幾個仍由勞動契約和兇悍雇主控制工人的城市裡，共產黨利用三反運動期間所召開的群眾大會，教育工人認清雇主的歧視和剝削模式。激憤的工人被動員起來批判雇主，繼而紛紛加入國家領導的勞工組織，黨並保證這類組織能根絕數十年來地方上所有瀆職、行賄的現象。

三反運動自同時進行的「五反運動」中獲得許多能量。五反運動的目的是要全面整肅中國的資產階級，而這種類似階級鬥爭的行動在範圍上、激烈程度上、效果上，無非是昔日農村反地主運動的翻版。五反運動的清除目標特別指向共產黨接收後仍留在中國境內的實業家和商人，以及資產階級的「代言人」，後者的定義含糊，幾乎能含攝國家對任何人的指控。在五反運動中，中共所欲根除的五種惡行是：「賄賂、偷稅漏稅、欺騙國家財產、偷工減料、盜竊國家經濟情報。」

一九五二年一月，五反運動開始展開，當時朝鮮戰場的戰局正陷入膠著。這場群眾運動則在中國各地進行，不過上海市的五反運動可作為研究這場群眾運動的參考個案，因為上海市的規模和商業集團的富裕，幾乎涵蓋了所有新聞與廣播報導的範圍。追溯五反運動發展的進程，我們確實可以清楚看到源自延安、東北，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群眾運動中群眾動員和自我批評的要素和技術已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

上海的中共幹部於一九五一年就已仔細訓練工人組織調查雇主的商業活動，並尋找其逃稅或其他犯罪事實證據，以預備這場群眾運動。不過這一策略卻有堂皇的理由，亦即增加國家稅收以及遏制通貨膨脹，同時也動員了二萬名幹部和六千名特別訓練的商家雇員。為了點燃群眾參與的熱情，中共特別組建宣傳機制，其中包括特別訓練的宣傳專家，通過電台廣播或是新聞報紙以及小組討論的方式，鼓動群眾配合政府的政策。截至一九五一年底，上海一地就有一萬五千名受過訓練的宣傳專家，由勢力逐漸壯大的「共產主義青年團」整合協調來推展工作。這群幹部及宣傳人員的功能之一就是要粉碎雇主——尤其是小型企業束縛在工人身上的人情、情感、家庭等羈絆。即使工人的工資很低，但這種人情臍帶經常會超越階級界線，況且許多雇主與工人之間不必然存在著嚴重的貧富懸殊。這樣的境況亦出現在農村地區，還是有許多農民不願公開抨擊他們所相識、共事的人。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底，中共為即將到來的五反運動成立了一個領導運動的組織；這一組織是由四十九位成員所組成的運動先鋒：「上海增產和實驗經濟委員會」。委員會包括了資深的共產黨組織工作者，他們有不少人在抗戰和內戰期間於上海從事地下工作：但在這個組織中還有一些「愛國商人」，以及知名的學者。在這一組織的敦促和指導下，依規定所有私營企業主都必須加入成為會員的「工商業聯合會」組織機構，於一九五二年一月正式在上海市的各分支機構發起五反運動。

在這一整個月裡，商業界的領袖被迫在群眾大會上遭受批判，並承認昔日所犯下的經濟罪行。雖然大多數人都是寫下溫和的自白以規避重要問題，不過還是有許多商業界人士為他們確實犯下的不法勾當俯首認罪。另一方面，為了削弱商業領袖的集體意識，共產黨亦鼓動他們相互抨擊。同時，為了召開群眾大會，對特定的商業人士進行公開辱罵而組織全市商家的店員，成立委員會，這加深了這場運動中的階級鬥爭要素。中國商業界的領袖曾於一九二七年遭列國民黨政權的粗暴對待。如今，他們又再度得承受國家的威嚇脅迫。

一九五二年二月初，上海一地共舉行了三千場大會，估計有十六萬名工人參加過一場以上的群眾大會。鑼鼓喧天、旗海飄揚的遊行，積極分子挨家挨戶地拜訪，以及透過廣播或在上海市各主要街頭放置擴音器，以動員整個社區，不斷在心理上給予個別的商業領袖施加壓力。除此之外，中共更是在鄰里街坊組織讀報小組，幹部藉此向民眾解釋運動的打擊重點，以及這場群眾運動的意義。二月的第一週，上海當局宣稱收到一萬八千封投訴信件：是月二十日，工會的總部宣佈接獲了二十一萬封的申訴信件。（許多信件是由同一人寄出的，一位年輕的工人就曾驕傲地宣稱他寫了八十封信。）

到了三月，中共決定加快五反的步伐。現在，有一萬兩千名經過特別訓練的幹部投身這場運動。或許是模仿農村土地改革時期所使用過的「重點村」方法，中共也在上海地區選定若干工作場所作為「實驗重點」，試行如何徵收罰款、蒐集罪證與指控罪名，嗣後並依工作類型、所屬企業性質，將上海的工人組織成「五反工作小隊」。五反工作小隊的人數不超過二十人，每一工作小隊都必須宣誓效忠共產黨。他們的主要工作是到各個工廠，糾集工人參加鬥爭大會，並充當最後確認雇主罪狀的先鋒。四月，成千上萬的雇主被迫參加批鬥大會，並遭受眾人的唾罵，最後不得不公開坦承所有「罪愆」。

基於「試驗重點」的概念，初期的打擊對象僅侷限於小型的商家和企業。在四月，上海地區總計有七萬名商人遭受調查和批評。面對中共的鬥爭伎倆還能安然生存的大型企業主個個噤若寒蟬，所以之後平均一天約有一千名企業主「自願」認罪。現在，少部分不肯妥協的商業界領袖被孤立起來，他們在特別召開的群眾大會上遭到攻擊和批判；他們的家人與親友也被迫加入眾人的攻擊行列。「大華銅礦公司」( Dahua copper company )的企業主正是這波遭到整肅的知名工商鉅子的典型例證。起初他為了免於受到進一步的批評，坦承非法獲利五千萬元人民幣，但是他的員工卻逼迫他承認更大的罪狀。在家裡，他的岳母及女兒以近來許多知名的資本家都在鬥爭大會上侮悟為例，不斷勸說他認罪。他最後積憂成疾，終於「招供」，承認他所收受的賄款總計超過二十億元。

一九五二年四月三十日，中共宣稱五反運動已經取得「初步的勝利」，並且開始在五月初對被揭發的小型和中型企業進行調查。（見下表）其他城市的五反運動最後都是以更粗暴的手段來調查當地的商業團體：在天津地區，以相同的動員群眾、調查罪行、坦承犯罪、定罪等程序模式來推動五反運動，不過僅有百分之十的企業主被劃歸為「守法戶」，百分之六十四點二為「基本守法戶」，百分之二十一為「半守法半違法戶」，以及百分之五點三是「嚴重違法戶」。（註十六）

三反和五反運動已在全國各地造成巨大的衝擊。共產黨不再保護私營企業，不再容忍自一九四九年以來即持續存在於中國的各類遊走法律邊緣的企業活動。就如同一年前的外國資本家所遭受的待遇，現在本地資本家飽受相同的威脅，中共當局往往憑藉著未經查證的指控，向本土企業主徵收鉅額的罰款。另一方面，韓戰的爆發亦產生推波助瀾的作用，擴大了群眾運動的打擊層面，因為這場戰爭為華北的企業創造新的商機和獲利的機會（所以天津地區的調查要比山東省更為嚴苛），不過卻使政府蒙受鉅額的財政損失。有時政府甚至會貸款給資本家以利其償還罰款，導致了企業主對政府卑躬屈膝，以及兩者之間複雜的借貸關係。

政府鼓動這類群眾運動的主要目的，是要重申對工人組織的控制能力，瓦解資本家和官僚體系獨立的運作模式。相對於鎮壓反革命運動，死於三反、五反運動的人明顯較少，受害者大都受到脅迫或羞辱，或兩者兼有，他們不僅須繳交罰款，更須悉數追繳在運動中承認的賄款或逃漏稅金額；有些人甚至在財產沒收充公之後，還被下放到勞改營。

三反和五反運動中所使用的「小組壓力」技巧並未隨著運動在四月結束而束諸高閣。反之，工人、雇主大會已經成為大多數企業的一部分，來自工人和黨幹部的壓力經常令企業主無法獨立經營產業。各地階級劃分極為精細，結果如同尋烏縣調查或日後的土地改革中的農村工人，城市居民也被仔細地界定階級。當時新劃分的六十種階級範疇中，包括企業工人、手工業工人、三輪車工人、遊手好閒者、城市貧民、小販、小店主、公家雇員等等。除此之外，這些群眾運動中新近崛起的積極分子團體已受國家認可。僅上海一地，就有四萬名在五反鬥爭大會中證明能發揮作用的工人加入新的宣傳大隊，以因應所需，隨時準備為國效力、奉獻，在其他城市也成立了類似的龐大宣傳隊伍。到了一九五二年底，中共領導人已有信心將黨員人數膨脹到六百萬。即使不曾加入游擊作戰或經歷過農村生活的黨員，至少也嘗過革命的滋味了。

註釋

註一：毛澤東，《毛澤東選集，五卷》（北京：1977），卷五，頁四四一。

註二：同前註，頁四一七與四一九。

註三：薛爾頓，《中華人民共和國：革命變遷的文件史》，頁一八七至一九三。

註四：高頓(Richard Gaulton),〈上海的政治動員，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一年〉(“Political Mobilization in Shanghai，1949-1951”），參見克里斯多福?豪(Christopher Howe)主編，《上海：一座亞洲大城市的革命與發展》(Shanghai: R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in an Asian Metropolis., Cambridge, 1981 )，頁四六。

註五；傳高義(Ezra Vogel)，《共產黨統治下的廣州：省．的網領與政略，一九四九至一九六八年》(.Canton under Communism: Programs and Politics In a Provincial Capital, 1949-1968.,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頁五三。

註六：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How to Be a Good Communist)（北京：19日），頁八。註七：引自恰森，《共產黨征服中國：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的內戰史〉，頁二四三。

註八：澤彭(Shakabpa Tsepon)，《西藏：政治史》(Tibet, a Political Hist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67）。頁二九九至三○五。

註九：惠廷(Allen Whiting)，《中國跨過偶綠江：加入韓戰的決策》(China Crosses the Yalu: The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New York: Macmillan, 1960)，頁二一（略經修正）。

註十：同前註，頁十八。

註十一：美國國務院(U.S. Department of State)，《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特別有關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九年時期的關係》(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 Washington, D.C., 194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頁xiv。

註十二：包華德編，《中華民國傳記辭典》。第二卷。頁一七三。

註十三：史巴奈(John Spanier)，《杜魯門、麥克阿瑟的爭辯與韓戰》(The Truman-MacArthur Controversy and the Korean War., New York, 1965)，頁五五。

註十四：惠廷，頁五八。

註十五：同前註。頁八四至八五。

註十六：參見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天津的革命與傳統?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二年》(Revolution and Tradition In Tientsin, 1949-195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一書中對天津運動的詳細資料。其中企業的分類，見該書，頁一六八表八。

註十七：有關這部分的資料轉引自加德勒(John Gardner)，〈上海的五反運動：對父固城市控制的研究〉("The Wu-fan Campaign in Shanghai: A Study in the Consolidation of Urban Control")，見鮑大可(A. Doak Barnett)編，〈中國共產黨行動中的政略〉(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in Actio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9)，頁四七七至五三九。表內的資料見頁五二二（百分比方面略作調整）。

20 籌謀新社會

第一個五年計劃

隨著土地改革的初步階段完成，資產階級的經濟基礎崩解，加上韓戰結束，中共在一九五三年得以有餘力建構整合性的、以蘇聯為師的國家經濟發展藍圖。蘇聯一系列五年計畫控制下的工業生產被認為是蘇聯能在一九三○年代躍升為世界強權、且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抵抗、逐退德軍的原因。雖有美國掣肘，但軍事勝利讓蘇聯在大戰結束後，得以擴大在歐洲的影響力。

中國為何會選擇他們對其實際運作所知不多的蘇聯模式？這是一個難以回答的重要問題。或許在國民黨的西方改革路線失敗後，蘇聯模式就成為中共唯一的合理選擇，同時，在韓戰以及一波波排外群眾運動之後，中國就孤立在西方強權之外。採取蘇聯模式有助於昭示新中國反資本主義、反帝國主義的本質。再者，中共在歷經激烈的革命對抗之後奪取政權，更必須依恃某種權力運作模式使其能在貧窮困頓的國家實踐社會主義。

中國領導人為準備經濟重建，設定了徵募新官僚幹部甄拔和薪資給付的標準，引進一般行政管理程序，並根據人民所屬工作單位來組織群眾，以增強社會控制和社會教化的效用。一九五四年，經過中共中央高層領導人的反覆討論，廢除了一九四九年以來所實施的六大行政區制度，重組政府結構。現在，軍隊被置於隸屬國務院的新單位國防部之下。為了貫徹黨的決策，中國走向一種高度集中化的機制，各省的黨委書記靠著地方次級黨務組織的嚴密連繫，確保中央委員會的命令能確實傳遞。中國現在的行政架構包括二十一個行省＊，五個自治區（新疆、西藏、內蒙古、寧夏與廣西），二大直轄市——北京與上海＊＊。在這些行政層級之下，有大約二千二百個縣級政府，而縣級政府之下約莫有一百萬個中國共產黨的分支機構散佈在鄉、村、軍事單位、工廠、礦區、學校之中。

然而與此種種基本變革相繫的是自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的第一波政治大整肅。這波整肅發生在一九五三年底至一九五四年初，受害最深的是分別擔任東北和上海地區的政委高崗與饒漱石，他們同時也是重要機構「國家計畫委員會」的成員（譯按，高崗是該委員會主任），負責規劃國家未來的發展方向。雖然他們均曾是中國最有權勢的政治人物之一，但他們垮臺時被指控的理由卻極不明確，不脫意圖成立「獨立王國」或實行「錯誤的經濟政策」等含糊說詞。高、饒二人似乎一度企圖奪取周恩來、劉少奇手中的權力，成為毛澤東之下的第二號、第三號人物。他們強烈質疑劉、周主導的經濟戰略，批判劉、周過分保守，公然煽動那些深感自己的革命工作未獲合理報償的資深老幹部。不過高、饒二人的圖謀似乎走得過頭，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在高崗與會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指稱現在「北京有兩個司令部，一個是以我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陽風，燒陽火；一個是以別人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陰風，燒陰火。一股地下水。」（註一）毛澤東在含而糊之的抨擊之後，突然消失了三個月，據聞是「度假」去了，他放手讓劉少奇在黨內審訊高、饒，嗣後開除二人黨籍。鄧小平日後以中共總書記身分宣佈高崗犯下「陰謀詭計」而自殺。對於饒漱石的命運卻隻字未提。

儘管黨內權力結構核心爆發種種危機，不過「一五計畫」實施的結果還是大幅提高了各種工業生產。（見下表）一五計畫的時問範圍涵蓋一九五三到一九五七年，不過計畫細節因為內部對程序的爭執不斷而延宕至一九五五年才公佈。大部分的生產指標在一九五六年底就已經提早達成。雖然對日抗戰、內戰，以及中共第一階段的重整，工業長期凋敝，使一九五二年的產值偏低，但一五計畫仍被視為空前的成就。

這一時期也是中、蘇兩國處於密切合作的階段。大批蘇聯技術顧問抵達中國，協助組建工廠設備、訂定工業計畫、發展水力發電、拓展鐵路運輸網絡，甚至都市的建築物的興建；然而這些龐大的建築物實與中國的都市景觀格格不入。蘇聯的快速工業成長技術可以歸納為五大要素：強調計畫期間高成長的必要，以重工業作為經濟成長的指標，採取高額的儲蓄與投資利率以確保高成長，改造農業體制，以及偏向資本密集的手段。中國就在這五大面向上緊跟著蘇聯導師。另外又增加一項苛刻的「原始積累」(primitive accumulation )政策，以極低的價格強迫收購超過農民總生產量四分之一的糧食。這項政策讓農民僅能維持溫飽，而使政府有餘力保證城市地區的糧食供應不虞匱乏，並壓低城市的工資水準。

＊原註一：臺灣仍被劃則為第二十二個行省。

＊＊原註二：隨後天津也升格為直轄市。

為了達成五年計畫，政府必須控制通貨膨脹，雖然韓戰帶來軍事生產的壓力，不過中共還是在一九五二年達成平抑通貨膨脹壓力的目標。在中國境內，政府發行新的通貨「人民幣」，一九五一年三月，中共在回收東北流通貨幣後，正式完成了幣制改革。中央政府為了平衡財政預算，嚴格控制政府的支出，重建財政制度，提高城市居民的稅收。其中最明顯的是大幅縮減政府行政費用的預算百分比，以及軍事費用的支出。（見上表）相對於行政與國防預算的縮減，如下表所示，在工業快速成長的階段，政府對公共衛生與社會福利的投資亦隨之緊縮。即使政府用於公共衛生與社會福利的預算分配減少，不過隨著長期破壞中國的戰爭的結束，以及實施根本的衛生和防治方法控制傳染疾病的流行——這都是採取自願性的手段和群眾運動的方式，中國的人口急遽增加，除廣西之外，各省的人口均有大幅成長。我們之所以能瞭解中國的人口成長概況，主要歸因於中國在一九五三年首度採行比較現代化的方法實施人口普查＊。數據顯示，自晚清以來中國的人口成長已逾一億，而今總人口數已達五億八千二百六十萬；迄至一九五七年，中國總人口數增長為六億四千六百五十萬人。

當年國民政府發行新鈔票，或向國外大量舉債以解決困窘的財政問題，中共則採取發行公債，同時鼓勵愛國「捐獻」的作法。因為消費物資購買不易，鼓勵人民儲蓄。「中國銀行」( Bank of China )更大幅調降存款利率，以強化人民的經濟信心。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當時中國國內銀行的存款年利率在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八十之間，一九五○年調降為百分之十八，一九五一年為百分之三。為了進一步提高人民信心，所有的工資都支付給工人，人民的儲蓄被轉存進國家銀行，不過工資與利息給付都是以折實的原則支付「商品籃」——亦即一般以等值的主食、布、煤炭、食用油等四種基本商品償付。這一商品籃的價值每隔七至十天在各大城市公佈，提領存款時以與人民幣等價的商品籃支付本金和利息。一九五二至一九五七年問，零售價格的漲幅已被控制在每年一點五個百分點至二個百分點之間。

不過中國此一階段的發展並非那麼平順。龐大的城市勞動人口大都屬於文盲，不足應付工廠裡的工作，這種情形與一九二○年代外資大力推動工業成長時所遭遇到的困難雷同。昂貴的外國機械設備常因操作不當、組裝錯誤，或是過程中忘了上油而報廢。因強調高額產量而不顧產品的品質或是產品的市場訴求，逕以產量為優先考量的特性，結果是忽略了產品生產的多元化和創新。這種品管問題在一九五五年，中國一家報紙做了如實的報導。報導指出，一位資深廠長命令李姓稽查員讓產品通過檢查標準，使工廠的產品能達列國家規定的生產額度。李姓稽查員憤而不從，廠長則將李姓稽查員晉升為助理廠長。於是新任的李助理廠長轉而威脅他的昔日稽查員同事讓產品通過檢查，因為現在輪到他必須負責達成生產額度。

中共國家計畫官僚往往輕忽基本程序，計畫過程常因各種錯誤、生產瓶頸，以及北京工業部門與地方生產者之間的齟齬而受阻。再者，為了化解一定期限內必須生產定額產品的壓力，許多廠長經常私下囤積生產物料。更有甚者，各種產業之間極少合作，反而彼此爭奪緊急資源和修護服務。然而，隨著國家逐漸介入私營企業的運作，國家與私營企業的緊張關係也慢慢消除。國家對私人企業的干預一直持續到五反運動和一五計畫時期，到了一九五五年底，在私人企業正式轉為國有之後，純粹的私人企業不復存在，全中國僅存兩種工業組織形態：國營企業與公私合營企業。

由政府集中統籌全國所有的生產、供給、分配等事務，其複雜程度可由自一九四九年以來不斷增設的新部委看出。例如，一九五五年，中共新設立了四個「部」來處理食品工業、煤炭工業、電力，和石油工業的行政管理工作。這些新的部門、特別是水利電力和石油方面的科技專家大多在蘇聯受過專業訓練，日後也將各自在政府和黨機器內發揮可觀的影響力。一九五六年，中共又新成立九個部，分別主管水產、建築材料工業、化學工業、冶金工業、電機製造工業、農墾、森林工業、城市建設、城市服務等業務。

＊原註：二有些人口統計學者認為，一九五三年的人口數在各地大約低估了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五，因而日後的人口成長其實並未如此劇烈。

對於城市工人而言，生產力的提高帶來物質利益，工作也獲得保障，不過這卻以犧牲人事流動的可能性為代價。如今，工人很難改變國家指派的工作，同時國家亦嚴格控制農村人口流向城市。相較於國民黨時代，此時中共政府通過工作單位與黨的組織機器，更能有效控制工人。仔細比較上海一般家庭每年糧食消費水準變動的情形可以得知，一九五六年上海的生活水準要比一九三○年代該市的居民更高（見下表）。不過儘管如此，上海人的日常生活還稱不上舒適。

依中國的經濟特質，一五計畫中的工業部門是與農業發展緊密結合一起。事實上，大部分工業發展所需的原料都是榨取自農業部門；工業投資的資本少數來自稅收和儲蓄，多數則是政府人為壓低價格收購農業部門的產品。通過土地改革政策瓦解地主階級的傳統勢力之後，國家開始有組織地將農民組成合作勞動的形式。第一階段是鼓勵農民加入「互助組」，建立在土地改革所形成的社會意識基礎上，藉由組織勞動力、生產工具、馱獸以提高農業生產。這類組織一般是由六或七個家庭集合而成；不過富農、甚至中農則因為政治態度不明與潛在的危險性而被剔除在互助組之外。而為了進一步強調這類觀點，農村地區沿用了城市裡的那套繁瑣的階級劃分辦法。毛澤東論述中國社會階級特質的文章被廣泛流傳，因為鄉村社會裡大部分農民每每忽略有關階級概念的關鍵性詞彙，同時中共也有意讓農民特別注意毛所述及的「半封建」階級關係。另外，中共也不忘借鏡江西蘇區、延安時期、內戰時代的土地改革經驗。地主階級又進一步被細分為各種等第，包括「隱性的」、「破產的」、「開明的」、「海外華人」、「專制的」；中農階級底下又有「新的」、「舊的」、「小康的」等不同的階級區隔。起初，互助組的運作形態在農忙季節過後便解散，然而隨著集體化政策討論的深入，互助組被固定成一種全年性的組織。

在一九五二和一九五三年，政府嘗試將互助組的農工進一步集合成以三十至五十家為一單位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在合作社裡，土地與勞動力皆為共享，縱使每一戶農家在名義上仍保有原先的自留地。這種合作化的形式摒棄傳統耕地過分切割的作法，因而使得耕地面積增加，同時，合作化的形式也免除了穿梭各耕地間的麻煩，再加上農業機械化的實施，大大提昇了勞動生產力。在每一年的年終，扣除政府計畫中收購農產品的定額以及部分投資於合作社的資本之後，剩餘再依「土地分成」(land share)原則——每個家庭對合作社所貢獻出的土地面積，以及「勞動分成」(labor share )原則——每個家庭每天的工作量，按比例分配。這種模式只是一種半社會主義式的組織形態，因為富農貢獻出較多的土地，所得也較其他人多，有鑑於此，這種形式的合作社又被稱之為「初級社」。

從互助組逐漸過渡到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組織形態，其實是一連串複雜的決策過程，因為它不僅關係到階級地位和工作方式，同時還涉及合作社的理想範圍，農業機械化的程度或可行性，以及合作社內部權力運作等問題。農村運動的韻律必須被整合進城市地區的群眾動能之中，所以對全國而言，農業的集體化並非一蹴可幾。然而，到了一九五五年底，歷經長期的宣傳運動以及政府在試驗區的謹慎實驗之後，國家開始削減土地分成的比例，相對增加勞動分成的百分比。為了勸服富農或中農上述作法有利於他們，政府繼續貸款給這些人或是給予其他便利措施，使富農和中農感受到過渡至「高級社」階段是有經濟利益可圖的。這種高級社的範圍較大，通常是由二百至三百個家庭組織而成。因此，高級社其實已經超過大部分傳統農村的範圍，所以需要聘僱更多的全職行政人員和黨的代表。一九五六年，這種過渡在中國全面展開，初級社紛紛被合併成為高級社（見前頁表）。同一時期，政府不再強調互助組的組織形態，至此，互助組的運作模式已在中國的農村生活中徹底銷聲匿跡了。

然而，農民在名義上仍保有他們提供給公社的土地，農民亦被應允保有部分自留地供其使用，在某種意義上，這種自留地被視為個人產權，而且農民在自留地的範圍內，可以發揮經營才能。這類自留地不超過高級社所屬土地的百分之五，但卻廣受農民的歡迎，因為農民可以在農村市場上出售產自自留地的農產品，以便在公社的勞動所得外增加額外收入。農民一般都在自留地上種菜，因為蔬菜在市場上的價格比糧食作物高出數倍。一九五六年，在農民全部耕種所得之中自留地的收入約佔百分之二十至三十，除此之外，豬隻也因為自留地所帶來的額外收入可以用來購買飼料或用剩菜餵食，而有了百分之八十三的驚人成長。同樣的飼料來源也可以用來餵養家禽。牲畜的排泄物反過來又成為富利用價值的天然肥料，可用來促進蔬菜、水果的生長。

然而私營農業的果實卻令毛澤東和其他政府領導人感到怵惕萬分，他們唯恐傳統農村社會的兩大或三大階級的結構模式會再度復甦，新一代富農將會犧牲掉其他農民的利益。在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七年這段期間內，農民吃得比一九五○年代初要好，平均每一農民的糧食消耗量也高於城市工人。從今觀之，自留地的收益連帶造成豬隻與家禽的大幅成長，鵝、鴨、蛋、豬肉不虞匱乏，讓工人的「消費籃」豐富起來。其形成過程不無矛盾，而中央政府如何回應自留地的生產成就將是人民共和國歷史下一階段的重要關鍵所在。

外交政策與少數民族

清朝初年與中葉時期，中國亟望塑造一幅永恆的形象，亦即位於北京的王朝是鄰近各邦、南海諸國朝拜的文化中心，中國的文德斐然，令鄰邦滋生孺慕之情。中國皇一帝的權力廣披四海，體現在人文文化如儒家經典、天文曆法、文字系統的影響力之中。一些心悅誠服的鄰國諸邦不時前來「朝貢」，證明了中國的世界中心地位，而中國皇帝有時也會派遣使節出使藩屬國，賜封爵位或給予貿易機會以加強這種地位，縱使這類使節只是短期性的，而且多數非朝中重臣。然而，西境與北彊之游牧民族與回民的桀敖不馴卻令這種四海臣服的自許無法成真，隨後更在歐洲強權短暫順從之後的侵略行為下徹底破滅。

一九五○年代，中國領導人的首要目標之一是重建中國自袁世凱統治、軍閥割據，以及後期國民黨統治以降業已衰頹的國際聲望。誠如邱吉爾的警示，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角色與同盟國所稱之強權地位並不相稱。韓戰令美國與中國陷入敵對，從而確保臺灣不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控制，中共無法進入聯合國，這使中國的國際處境益發複雜艱辛。

縱使如此，在一九五○年代、亦即第一個五年計畫啟動的年代，中國的國際地位的確迅速竄升。對中國人而言，這是一個樂觀的時代，同時藉由中國當時新進而可靠的國際成員姿態，中國領導人也得以修正國家政策所滋生的極端主義意識。新中國外交政策的主要擘劃者是周恩來。周身兼國務院總理與外交部長兩職，更位居政治局五位常務委員之一。處於權力頂端，使他能協調領導高層的所有決策。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周恩來已是歷練極豐，更是共產黨內負責與重慶政府周旋的能手；而周恩來靈活的外交手腕部分得自其家世背景，此外，青年時期在法國的留學歲月以及通權達變以達其目標的手腕，皆有助於培養他的外交長才。中共建政之初，周恩來首先致力於與鄰國印度敦睦邦誼，並本著相互尊重的原則，與印度獨立之後的首任領導人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 )建立私交。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一年間，周恩來說服印度政府承認中國佔領西藏，而當韓戰的停戰談判陷入困境時，印度官員更是居中充當中國與美國的調停人。

一九五三年三月，史達林去世，蘇聯隨之修正好戰態度，同時也打破了韓戰協議的僵局，並緩和了艾森豪可能斷然動用核子武力來終結韓戰的威脅。或許是慮及未曾有蘇聯高層領導赴北京做過禮貌性訪問，毛澤東決定不前往弔唁，而由周恩來出席史達林的葬禮。周恩來抵達莫斯科之後受到蘇方禮遇，破例與蘇聯新的領導人赫魯雪夫( Nikita Khrushchev )、馬林可夫( Georgi Malenkov )、貝利亞（Lavrenti Beria）並列，而不是被安排在外國官員之林，且與此三位蘇聯領導人立於運載靈柩的砲架車之後。周恩來與蘇聯領導人的這次會晤有助於推動赫魯雪夫在一九五四年年底親訪北京參加中共建國五週年慶祝大會一事。

在周恩來訪問莫斯科前後，一直持續加強與鄰境主要共產國家的修好，遵循蘇聯既定的政策路線團結共產陣營。一九五二年底，周恩來和蒙古人民共和國簽訂了一份經濟與文化交流的協定＊，並正式與金日成簽訂協議，協助北韓重建殘破的經濟。除此之外，中國也與越南的叛亂分子建立密切關係，在廣西境內修築公路及鐵路交通運輸系統，藉以運送物資援助胡志明(Ho Chi Minh )，此刻胡志明正為了爭取越南的獨立，與法國作最後的殊死戰。中共的援助大抵與法國得自美國的物資數量相仿，這有助於胡志明的勢力在猛烈攻擊之下，依然得以生存並拖延戰事。當蘇聯表現出身為中立國家的彈性空間時，周恩來則加強與印度的友好關係，並與緬甸的總理宇努(U Nu )舉行親善會談，這一切外交動作都是在中共新近提出的「和平共處」口號之下進行的。

＊原註：這份協議事實上已經承認外蒙古——即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獨立地位 從而喪失這部分一度歸屬清朝或至少為清期控制之領土。

一九五四年四月，周恩來前往瑞士的日內瓦參加商討法、越戰爭善後的一項國際會議，這是中共在國際能見度方面的重大轉折。周恩來穿梭在蘇聯、法國、美國、北越等國縱橫裨闔之中居問協調，其耐性與機敏有助於化解強權之間的歧見，順利達成共識。在協議中，共產主義的越盟爭取到北越國家獨立，與會各造並保證日後（不得超過兩年）舉行大選進而組成一個統治越南全境的聯合政府。儘管擔心在中國的壓力下讓渡太多權益，不過越盟還是應允停止在南越的顛覆活動，並同意從寮國、高棉撒軍，促使寮國與高棉成立自主的政權，以作為對前述協議的交換條件。

在日內瓦稍早的一項會議中，周恩來發現他自己正與艾森豪總統的國務卿、也是堅決的反共者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共處一室。此次會面很快就人盡皆知，周恩來欲趨前伸手向杜勒斯致意，不料杜勒斯冷不防地轉身走出該室，口中還喃喃地說：「我不能。」對於杜勒斯的無禮，周恩來卻只是聳聳肩膀向旁人微笑示意，成功地化解了尷尬的一刻。他也以同樣的泰然自若面對杜勒斯堅決反對中國代表擔任日內瓦會議主席一事。周恩來在日內瓦期間還曾與卓別林(Charlie Chaplin )共進午餐，卓別林因激進政治立場被美國政府列入黑名單而離開美國，當時正卜居瑞士，餐敘中周恩來的優雅與從容無不令在座者印象深刻。

在一連串外交出擊中，最富政治意義的是周恩來在一九五五年印尼「萬隆會議」( Bandung con-ference )上的卓越表現。這場會議的背後隱藏著錯綜複雜的國際關係。越盟靠著火力與有效的暴動策略而贏得奠邊府( Dien Bien Phu )戰役，粉碎了周恩來和平共處的聲明，並促使幾個反共國家結成聯盟。這一所謂「東南亞公約組織」(Southeast Asia Treaty Organization ~ SEATO )

協定，是由美、英、法、澳大利亞、紐西蘭，以及菲律賓、巴基斯坦、泰國等諸國，於一九五四年九月在馬尼拉所簽訂的。「東南亞公約組織」的宗旨就是要建立一個國際性聯盟來壓制共產主義革命的火苗進一步向東南亞諸國延燒。諸會員國特別關注寮國與高棉的局勢發展，燼管他們也擔心共產主義的威脅逐漸在南越與菲律賓境內坐大。「東南亞公約組織」並沒有屬於自己的常設軍備，但保證會員國的傳統武力彼此相互支援；他們在泰國曼谷成立了「東南亞公約組織」的總部，在總部底下設置各個機構，分管公共關係、區域安全、文化事務與區域經濟合作等各項業務。

周恩來憤而疾呼，當中國致力於「世界和平與人類進步」，美國卻聯合在臺灣的國民政府以及亟欲重整軍備的日本共同形成「侵略的聯盟」。一九五四年秋天，中共持續砲擊位於福建省沿岸、仍有國民政府駐軍的島嶼，並派遺偵察機飛越臺北。面對中共的砲轟，臺灣則以先進的美國戰鬥轟炸機襲擊中國大陸。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就在局勢緊張之際，美國與臺灣簽訂了共同防禦條約。

為了回應區域緊張關係的漸次升高，所謂的「可倫坡強權」(Colombo Powers )——即印度、緬甸、印尼、巴基斯坦（也是東南亞公約組織的會員國）與錫蘭等五個國家，共同邀請中國參加一九五五年春天在印尼萬隆召開的會議，而「萬隆會議」共有二十九個亞、非國家的代表蒞會參加。中國代表團團長周恩來以其靈活的外交手腕維持會議的中立立場，如此凸顯出美國才是破壞該區域穩定的最大威脅。在尼赫魯、納塞(Gamal Abdel Nasser )、蘇卡諾( Sukarno )及其他代表的支持下，發表了一份有關宣揚區域和平、銷毀核子武器、維護聯合國普遍代表原則，以及裁減軍備的強烈聲明。會中周恩來特別提醒與會代表，「亞洲人民永遠不會忘記第一顆原子彈是在亞洲土地上爆炸的」。

萬隆之行還有另一項重要議題，亦即眾多華僑在東南亞國家生活所遭遇的問題。東南亞地區的華僑寄回家鄉的錢是中共外匯的重要來源，中國此行所能做的就是盡可能緩和這些海外僑民對祖國的向心力。在這些國家，例如印尼（居住印尼的華人超過三百萬）、馬來亞(Malaya )、越南、菲律賓等國，大量的華人社群及其對當地零售業與其他商業的控制被各個當地政府視為是國家安全的潛在威脅。

對馬來亞而言，這種威脅特別嚴重。自一九四八年以來，「馬共」就一直採取恐怖主義的手段攻擊農場主、警察及其同路人，並且如同中國人在抗日期間的所作所為一般，對農村地帶的「解放區」進行大掃蕩，意圖推翻英國殖民政府。但是，因為馬共之中逾百分之九十是中國人，很容易令人聯想到北京政府在幕後操縱，因而忽略了馬來亞與新加坡華僑多數拒絕加入或支助共產黨這個事實。在其他存在著龐大華人社群的國家，地方上的共產黨勢力雖然分散但卻很強大，例如菲律賓或印尼，中國人在共產黨中不僅只佔少數，而且還經常受到這類叛亂運動中狂熱民族主義者的歧視。

在東南亞國家一片恐懼中國共產黨顛覆聲中卻出現了一特例，即一九四九年遭中共擊潰的國民黨部隊中，一支數萬名軍人的部隊朝西和南撒退，進入到泰、緬北部的揮邦（Shan）。一九四八年緬甸脫離英國獨立時，國民黨的李彌將軍率領「反共救國軍」在撣邦自立山頭，並由美國提供部分經費及顧問人員，但經濟來源主要來自生產和販賣鴉片。一九五三年，逾七千名部隊被遣送回臺灣；但萬隆會議召開當時，這七千名軍人仍盤據在緬甸、寮國邊界，另有一些軍隊則停留在泰北境內。

中國向來視海外華人為其公民，他們最終必須忠於中國——如今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但鑑於這些東南亞國家的疑慮，在中國駐印尼大使與這些國家進行過冗長的協商後，一九五五年中國政府首度簽訂了一份雙重國籍的相關條約，規定中國人在未來兩年內有權選擇中國或在地國的國籍。事實上，此一條約直到一九五七年才正式生效，另一方面，一九五九年，印尼政府下令關閉多間華人企業和學校，並赦免鼓動排華動亂的暴徒，雙方的和平承諾剎時煙消雲散。

然而橫亙在未來的種種險阻並未損及周恩來在萬隆會議上靈活與開放的談判者形象。周恩來對於臺灣和福建沿海島嶼危機同樣表現出靈活巧思。局勢的發展逐漸明朗，如果臺灣棄守福建沿海那幾座可能成為火藥庫的島嶼，美國、或許甚至英國將會保證臺灣的獨立存在，於是周恩來說服中國政府把與之對峙的軍隊撒出，讓蔣介石繼續佔有金門和馬祖。一九五五年五月，周恩來發表正式聲明，宣稱中華人民共和國未來將「盡可能地採取和平手段解放臺灣」。

雖然少數民族問題非屬周恩來的權限，不過中共對少數民族問題的處理可與前述海外華人相對照。根據中共的估算，中國大陸境內至少有五十四個少數民族，總人口數約為三千萬。這些少數族群分居重要的戰略邊陲，清朝時代這些地區其實被視為是漢民族與其他地區居民之間的緩衝地帶。中共積極從少數民族中甄拔官僚幹部，而毛澤東的二弟（譯按，即毛澤民）就是在從事回民工作時於新疆遭到殺害。一九四九年前，中共黨內較顯著的少數民族黨員包括蒙古、白族（位居西南地區）、滿洲的朝鮮人、偏遠西疆諼的維吾爾人( Uighurs )和回人，也有部分西藏人加入長征隊伍並定居在延安。（註七）

因為共產黨在非漢民族地區的地方黨員明顯不足，無法有效運作，於是中共遴選漢族幹部到這些地方工作，而對他們而言，這些地區猶如異邦。前往少數民族地區的工作隊會先找出當地較順從的首領，最好是能說漢語者；接著著手地方上的迫切計畫，譬如整治沼澤以控制瘧疾疫情，或是建構小型的灌溉溝渠。白天，工作隊的隊員大都從事枯燥的尋常農務，例如汲水或撿拾生火木柴。傍晚時分，他們就以簡單的戲劇表演來解釋階級剝削的觀念，直接將必為革命力量推翻的漢人官吏描述為惡棍。俟工作隊洞察當地民情之後，幹部就將焦點轉移至真正受剝削的階級，例如，在西藏種姓制度下備受輕視而無法在人民議會取得適當比例代表權的鐵匠。

但少數民族對工作隊極度不信任。如某地諺語所云：「石頭做不成枕頭，漢人做不了朋友。」一九五七年，一名西南彝族的蓄奴者竟還是當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人民代表。而游牧民族很可能在深夜悄悄離去，讓幹部在黎明時分驚覺遭人棄置沙漠。某些與漢人合作修築道路的藏人則會被村人殺害或剁去手足。一九五○年代甘肅回民的問題遙遙呼應一八七○年該地區的叛亂。當時回人被禁止進入某些漢人的城市，只能到某些地方團練的營地，有時甚至還會遭到當地漢人的攻擊。

縱使存在著緊張、紛擾不安、甚至公開決裂的現象，中共依然按部就班地拔擢地方幹部、訓練黨員。一九五六年夏天，中共大肆宣揚第一批新進西藏幹部（不同於長征時代入黨的藏人）加入黨的行列。一九五七年，《民族團結》雜誌披露，黨預計從所有民族自治區中吸收四十萬名共產黨員（當時全國共有一千二百七十二萬名黨員）以及六十萬名「共青團」團員。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人而言，在整合長期以來多事邊疆方面的進展是他們成功與鄰國建立緊密聯繫的一項鼓勵。

軍事改革

雖然人民解放軍在韓戰中表現英勇，但也損失慘重。據估計，中國死傷人數大約在七十萬至八十萬之問。醫療闕如、糧食不足，甚至缺乏得以抵擋朝鮮嚴冬的衣物。在激烈的嚴冬作戰中，約百分之九十的中國軍隊受凍瘡之苦。使用的武器則是美製、日製、俄製、德製等大雜燴，常常在一聯隊中同時混用這四種系統的武器，而大部分的步兵最多就只發給八十發彈藥。稍後，直到一九五一年，待俄製的米格戰機研發成功，中國人才獲得相同類型的戰機。不過仍欠缺足以克制美國強大海軍的海戰能力。

早在一九五三年朝鮮戰事停歇，中國軍隊返鄉之前，中國就開始龐大的軍事組織重建，企圖建立專業化的軍隊，以便在現代技術世界中與其他國家相抗衡。彭德懷是中國的韓戰指揮官，嗣後擔任中國國防部部長；他相信重建人民解放軍的最佳途逕是遵循蘇聯領導，發展裝備精良的傳統武力，而不是走回一九三○年代和一九四○年代讓毛澤東如魚得水的游擊戰略。即使蘇聯在韓戰初期的表現極為吝嗇，中國其他領導人還是接受了彭的建議，毛更是於一九五三年呼籲「在全國推動學習蘇聯的新浪潮」。而由人民解放軍訓練手冊中的語彙更是透露出，中共基於現實考量，修正了先前毛輕蔑擁有原子彈的美國帝國主義是一隻「紙老虎」的觀點。

美軍在政治上是反動帝國主義的軍事組織，根本上是一隻「紙老虎」。但它是一支具有現代化裝備和戰門力的軍隊。美軍的訓練和裝備與反動的國民黨軍隊不同。為了徹底摧毀這類敵軍，必須建立一支強大的現代化國防軍隊，同時負責的軍官應該讓解放軍的每一位戰士全面地、正確地認識美國軍隊。（註八）

起初，黨的領導人做出一項重要決策，亦即裁減軍隊人數，進而集中力量建立起一支軍備上質量兼具的精兵。這也是當年蔣介石身旁多位美軍顧問曾提出的建議，不過蔣的部隊從未達到此目標。即使在韓戰方酣，解放軍就已開始著手裁減國內軍員，同時為復員的戰士在城市或農村的家鄉尋找就業機會。一九五三年，人民解放軍的員額從一九五○年五百萬人的高峰降為三百五十萬人，大約有三百萬人辦理退伍，一百五十萬新兵加入軍隊行列。到了一九五六年，解放軍有二百七十五萬人，一九五七年有二百五十萬人。縱使軍中有這麼多員額欲辦理退伍，中國軍隊的預算卻是意外維持不變，俟國家預算在一五計畫中大幅激增之後，軍隊預算的百分比才開始急遽下降。

一九五四年饒漱石與高崗遭整肅，意味著多數中共領導人認為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初，六大行政區行政架構中各局的權力過大。一九五四年，中共廢除了六大行政區的行政架構，接著在解放軍總部指揮下，劃分為十三大軍區＊，解放軍總部對甫成立的「軍事委員會」(Military Affairs Commission，毛澤東任主席）和彭德懷領導的國防部負責。雖然重組後的軍區涵蓋範圍依然十分廣，基本上一軍區包含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省，不過新的組織卻使中央能更有效控制軍隊。此時，一支專業化軍隊的圖象開始浮現，特別是技術性兵種的發展，如工程隊、鐵道和通信隊，以及「ABC」隊——一即以「反原子彈」(anti-atomic )、「反生物戰」(anti-biological)、「反化學戰」(anti-chemical)三者縮寫命名的部隊。中國咸信，一旦美國全面攻擊中國，美軍可能使用原子彈、生物戰、化學戰的作戰方式。在各大軍區內另外還有公安兵力，而公安系統是委由紅軍老幹部、日後擔任解放軍總參謀長的將領指揮（譯按，羅瑞卿）。

中共把軍隊的需求與一五計畫優先發展項目的工業整合在一起，使得軍隊能獲得包括步槍、機槍、迫擊砲、火箭筒、中程火砲等現代化步兵武器的補給。然而基於財源短絀，解放軍還是無法獲得足夠的自走砲、軍用運輸車、重工程機械與坦克等武器裝備。隨著北京、南京，與大連等軍事學校開始教授現代化戰爭的戰術，解放軍軍官的素質始獲得改善。除此之外，大批解放軍軍官奉派前往蘇聯位於基輔（Kiev）的軍事參謀院校進修。

＊譯註：一九五四年解放軍其實總共把中國大陸劃分為十二個軍區，一九五六年因臺海局勢緊張才增設福州軍區。

經過兩年的試行之後，一九五五年中共官方公佈〈徵兵法〉，徵募新血加入軍中行列。規定除了犯罪以及被剝奪政治權利者之外，凡年齡十八歲至二十歲之間、體魄健全的男子均須登記列冊。地方政府根據國家規定每年需徵募八十萬名定額，再從這些登記者之中篩檢出適當人選。具高等學校或大專院校學生身分的獨子不在徵募對象之列；但中選者多數都樂於入伍從軍，尤其是來自貧窮農村的子弟，因為軍旅生涯提供他們力爭上游的大好機會，而且更可自此習得一技之長。眾多落選者必須至服務性單位服務，為期三年。解放軍不斷宣傳入伍報國的光榮使命，並以生動活潑的方式向人民解釋，與國民黨時代相較，現在入伍所獲得的待遇和未來前途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不過，軍中的生活仍是困頓的，而各種艱苦、不公的抱怨聲也時有所聞。

由於習得新科技技術曠日費時，所以徵召入空軍者需服役四年，在海軍則要五年。經歷韓戰的洗禮之後，被中共視為對國防極具重要性的海、空軍建軍基礎卻十分薄弱，這是因為抗日戰爭之後留下來的多數軍品均落入國民黨的手中。解放軍中負責空軍訓練部門的將領恰好是前國民黨的空軍飛行員，他在一九四六年駕駛美製新型B-24轟炸機從成都叛逃延安。其他領導軍官也都曾於一九四五年在蘇聯軍隊掩護下參與接收東北日軍戰機的任務。經過初步審慎的評估，蘇聯於一九五一年開始為中國製造大批的米格十五(Mig-15 )噴射戰鬥機，以及少量輕型的噴射轟炸機。自一九五四年以降，中共就集中全力於鄰近臺灣的沿海地區構築飛機場，顯然中共主要著眼於加快犯臺步伐。不過當時中共並不以空軍戰力支援對金門、馬祖兩離島的攻擊，儼然知道如此一來將會招致美軍反擊。

自一九五五年開始，蘇聯授權中共在東北兵工廠生產更先進的米格十七噴射戰鬥機。中共一向因為欠缺研發人才與設計能力，從未企圖自行研發新型飛機。不過此一落後的窘境，就在同年夏天，火箭研究專家錢學森(H. S. Tsien )獲准離開美國迎刃而解；在美國，錢學森因懸而未決的訴訟而遭移民局扣留五年。在錢學森的指導下，中國開始召集研究人員發展火箭與彈道飛彈計畫。同時，另有一批中國物理學家前往莫斯科附近的「仕伯拿」(Dubna )原子研究所，一半獨立研發，一半仰賴與蘇聯科學家合作，以提昇中國本身的原子彈製造能力，同時蘇聯的領導人也允諾不久將提供一枚原子彈模型給中共。

晚清自強運動的有識之士已經認識到，成立現代化海軍是中國賴以抵禦外侮、推動成功革新的重要關鍵；不過在中共而言，這已不再具優先性。中共將其少量海軍軍力集中在取得並部署艦艇以巡防沿海地區，用意在於防範臺灣突擊隊的騷擾，因為臺灣的兵力仍然在中國東部沿海地區積極活動；此外，中共海軍另有禁止非法走私以及嚴防叛逃者逃亡的任務。蘇聯還提供中共海軍二次世界大戰前的老式潛水艇。一九五五年，蘇聯終於實現承諾，把軍隊徹離旅順，蘇聯徹軍時曾移交部分艦艇給中共，包括兩艘驅逐艦和五艘新式潛水艇，而在這五艘潛水艇當中有兩艘具備遠洋續航的能力。不過，總體而論，中共海軍軍力一時還無法臻至強國之林。

人民解放軍所屬各單位的專業化傾向，劇烈衝擊著中國社會和中國共產黨本身。精英主義傾向再度出現的問題特別棘手。在農村與城鎮長期且殘暴的反地主、反資產階級的群眾運動之中，高舉著平等與合作勞動的價值。但是在軍中，以前在打游擊的時候，是經過小組討論之後才做出行動決策，而且意識形態的動員亦是軍事策略重要的一環，一九五○年代中葉，解放軍的發展似乎逐漸與昔日傳統相背離。一九五五年，中共實施十四級的幹部等第制度，並以勳章和制服作為職位高低的識別，老同志革命階段那種圓桌武士般的革命情誼蕩然無存。隨著職位高低而來的薪資給付之間也有極大的差距，尉級軍官的薪資超過一般平民的十倍，而校級軍官大約是尉級軍官的三倍。受過高等教育或有科學研發能力者，很快就能夠進入參謀學校進修或者獲得升遷的機會。

除此之外，更嚴重的問題是，崇高的社會地位再加上離鄉背井的心態作祟，經常導致軍人濫用職權，日累月積，使得游擊戰時代紅軍賴以維生的那種地方凝聚力不復存在。如今解放軍部隊的行為模式就如同國民黨軍隊或是清朝的八旗。一九五五年夏天，解放軍的政治部主任以戒慎的口吻提及，某些軍官認為「不需要軍民一體、支持政府、愛護百姓的傳統」。（註十）這句話意思就是，人民解放軍現在會要求分配土地，生活奢華糜爛，駕駛軍車時橫衝直撞、忽視道路安全，未經許可強佔民宅（根據估計，約有七萬二千四百幢民宅遭軍隊霸佔）。軍官利用軍車接送小孩上下學，以特權為自己或家人取得戲票或電影票。由於軍人的薪資所得相對較高，於是有越來越多的依附者——配偶、子女、姻親投靠軍官，與之共同生活。一九五六年，根據統計，約莫有三十三萬名這類依附者寄生在解放軍的各級單位中；截至一九五七年，人數更進一步攀升為七十八萬人，這相對使住房、就學、糧食，與醫療需求的供應更為吃緊。在地方上，軍人利用職權搶奪民女的耳語時有所聞，我們可以藉由一位資深且功勳彪炳的紅軍軍官對這類敗行劣跡的調查報告中一窺端倪。一九五七年，這位軍官憂心仲仲地說道：

某些單位的軍官在駐地上廣納妻妾，已經導致人民的怨聲載道。有鑑於此，建議軍官在娶妻時必須遵循下列三點原則：第一，不應在學校尋找對象。第二，不應以金錢或其他物質誘因作為娶妻的手段。第三，嚴禁干涉其他百姓的婚姻。（註十一）

面對這種種假公濟私的弊端，解放軍藉由這些軍官本身及所屬單位在農村地區推行日常的生產與勞動生活以導正其偏差行為；特別是中共意圖從初級社過渡到高級社的階段，中共期待解放軍軍官能貢獻體力與技術專長。一九五六年二月，解放軍政治部詳擬二十項行為導正守則，並公佈在所屬各級單位。我們不難想像，一些希冀憑藉入伍從軍成為社會精英或出人頭地的軍官，他們會如何被要求來配合軍隊的革新，包括所有依附軍官生活者被勸說參加合作社的勞動。地方黨委會整合軍官和民眾組織工作隊，協助農事，此外，每位軍官在一年之中必須為地方建設奉獻出五至七天的勞動。假日期間，解放軍也必須與地方上的農民一同獵捕所謂的「四害」：即老鼠、麻雀、蒼蠅、蚊子。所有解放軍軍人的排泄物被匯集起來，作為地方農村合作社施肥的肥料。每五十名解放軍負責養一頭豬。所有軍人都必須學講北京話，並協助地方上的初級學校、夜間學校。軍隊中的工程站必須幫助地方上的農民修護農具，軍中的通訊單位應出借各項設備以利地方聯絡溝通。

在許多地方，軍隊這種行事謹慎的表現確實能提昇群眾對人民解放軍的支持，並且緩和先前的不滿情緒。不過在軍隊中，這類管理和管教方式卻令軍人十分反感，甚至削弱了軍人對黨的服從性。在毛澤東的著作中，有一句常為人津津樂道、在西方世界裡風行一時，往往被用來證明毛澤東思維中的好勇鬥狠，即所謂「槍桿子裡面出政權」。這句話似乎凸顯了毛澤東與軍閥、國民黨將領的思維模式相仿，都是為了逐鹿中原而以萬物為芻狗。不過，毛澤東的上下文其實是：「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搶，而絕不允許槍指揮黨。」（註十二）隨著軍中的軍官、甚至正規部隊開始熟識新的科技技術，而共產黨的幹部對此卻仍一無所悉，如此一來軍隊與黨機器之間的緊張關係是可想而知的。然而該由誰來主導未來的發展方向，形勢似乎尚未明朗。

百花齊放

人民共和國建政的頭幾年裡，中國的知識分子就致力於為自己在新政權中尋找令人滿意的定位。傳統學習的本質和方法受到五四運動世代中社會批判聲浪的全盤攻擊，但是接踵而至的知識氛圍卻益形複雜，因為現代西方學術訓練與概念的接納者只不過是依托於傳統思維理路之上，並非徹底取而代之。接受教育同樣是一種耗費時間、所費不貲的過程，多數知識分子都是來自擁有祖產或事業的富裕家庭。在政府官僚體系謀得一官半職，以及從事教職、從事法律工作者，都免不了會與昔日國民黨政權有所關聯，或曾受雇於國民黨政府。在大學裡執教或具備醫療和科學專長者通常都在海外取得學位，或曾在中國受教於西方人。

具這類背景者如今都被烙印上「封建的」、「反動的」、「買辦的」或「資本家的」標籤，據此，知識分子有義務向中國共產黨輸誠。大部分知識分子早已有感於舊中國的積弱不振，更對國民黨政權能否承擔責任、撥亂反正失卻信心，而準備獻身新政權。中國共產黨承諾，縱使是國民黨的官員還是可以留在原職位。中共奪取政樣之後，不僅多數學術精英並未逃離中國，前往臺灣或西方國家，反之，一九四九年底有大批定居海外的知名人士返回中國，並在一九五○年臨助中共政權重建新秩序。這批回歸學人有許多是科學家、經濟學家，以及國民黨時代的駐外大使和領事等外交人員。即使是在國、共兩黨之中都看出弊病的人，也在愛國心及尋找新機會的心理驅策下返回中國。《駱駝祥子》、《貓城記》的作者老舍，自一九四六年就卜居紐約，並在美國享有盛名，《駱駝祥子》一書在當地極為暢銷＊，老舍不顧友人返國之後謀生恐怕不易的警告，毅然決然地於一九五○年回歸故鄉。

一九五○至一九五一年期間，成千上萬的中國知識分子，不分老少，一律被送往「革命學院」，以特定城市既有的學校為上課地點，接受為期六到八個月的課程，而內容主要在於導引知識分子認清其階級背景，以及反省迄今為止他們那種象牙塔生活的本質。由資深共產黨幹部講授革命性質方面的課程，導論毛澤東思想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等人的基本著作。參與的知識分子一同出席學習小組和自我批判大會，同時，還必須準備一份「自傳」，坦白交代他們及父母的錯誤。最後一項要求為終身服膺儒家孝道傳統的學者帶來深遠影響，而整個學習過程也讓知識分子承受巨大的精神壓力。在學習過程中，他們起初興奮地分享小團體的向心力，隨後歷經一段恐懼與惶惶不安的隔離和認錯時期，到了最後的「行為改變」階段，則坦承並感謝共產黨改造他們的生活。

一份長達十一頁、來自曾就讀哈佛大學的知名哲學教授筆下的自白．可視為中共試圖改造知識分子思想的最佳例證。這位教授首先批判過去自己那種「官僚地主家庭」安逸享樂的生活，接著繼續分析禁錮他自己心靈的「自私外表」，他進而責備自己沉溺於頹廢的資產階級哲學，並意圖讓哲學超脫於政治範疇之外，最後感謝共產黨與人民解放軍所賜予的「奇蹟」讓他重拾生活的真諦。（註十三）在思想改造的過程中，最特出的學員要屬前清廢帝、滿州國的統治者溥儀。一九四五年，溥儀遭蘇聯當局逮捕，嗣後被遣送回中國。一九五二年，溥儀在哈爾濱接受「改造」，並開始撰寫他的第一份自白書＊＊。我們很難辨識溥儀的自白書是否發自內心，不過共產黨顯然認為不夠坦率，仍有所保留，因而拒絕接受這份自白。

＊原註一：英譯者在未取得老舍的同意下，擅自賦予《駱駝祥子》這本暢銷書一個樂觀的、浪漫的結局。而原書則結束在悲觀面對未來的筆調中。

＊＊原註二：基於溥儀背景的複雜性，他一直到一九五九年才被共產黨釋放。一九六○年，溥儀被指派到北京植物園內一處機絨修護站工作，一九六七年死於癌症。

知識分子，就如同社會的其他階層成員，都參與了三反、五反等相互攻訐的群眾運動；竭盡所能證明對新政權的效忠，自願加入土地改革的工作隊，宣傳黨的政策。期刊、政府宣傳部門、學校、電影工業等諸多領域都能讓知識分子一展所長。當他們透過黨的機器探測官方「正確」的政治風向，以及推舉昔日小說家茅盾為文化部部長時，無不戒慎恐懼。茅盾曾憑藉著敏銳的洞察力在小說創作中揭示了一九三○年代的社會陰沉面，一九四九年他自香港返回中國。一九五一年中共官方發動群眾運動批評一部廣受好評的、描寫晚清武訓行乞興學的電影，明確表達出中共官方認為知識分子思想必須導正的迫切。武訓自幼家境一貧如洗，靠乞討為生，終至成為一名地主；接著運用他的財力和影響力興辦學校，讓窮人家的孩子接受教育，日後方能為國服務。但共產黨的理論家卻群起攻之，認為像武訓這類改良主義行動無疑會腐蝕革命傳統的精神。於是中共通令全國各地的學習小組起來抨擊這部電影，並且逼使《武訓傳》這部電影的編導（譯按，孫瑜）公開扭轉原來的論調。

對中國的知識分子而言，為了加官進爵或甚至苟延殘喘，就必須亦步亦趨地遵循毛澤東在一九四二年整風運動期間為黨內藝術創作所樹立的總體路線；此一路線如今依然是知識分子必須恪遵的基本方針。然而像作家丁玲，她在先前的過錯被寬恕後，在文藝界任要職，但她依然敦促作家不要盲從黨的號令，因為「作家不似繈褓中的嬰兒無法離開母親，他必須獨立自主」。事實上，中共亦認同丁玲此一觀點，這可以從一九五三年一份官方期刊將她描寫為「寸步不離黨之方向」的女人之評語中窺見一斑。（註十四）

一五計畫初期階段，毛澤東開始體察到，中國若要增進生產力，包括作家、科學家、工程師在內的所有知識分子都必須擁有堅定的政治信念。這些創作工作者不應受到類似批判武訓電影的那種群眾運動或其他這個國家曾經歷過的恐怖手段。幹部被告誡，「以掌握馬列主義的能力作為評斷的唯一判準」是不正確的。「能夠誠實工作、並認清他們的工作」的知識分子應受到鼓勵。（註十五）

然而當作家依循上述的思維遲輯而走得太遠時，即刻遭到黨猙獰的反擊。作家兼編輯胡風本身即是共產黨員，他同時在作家協會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機構擔任行政工作。胡風著述立說，直指黨在文化領域過度箝制人民的思想觀念，肇致人民無法獨立思考。黨以馬克思主義來判斷文藝作品的政策是一門「粗糙的社會學」，是一種「罔顧現實」的作法。「這種武器之所以震懾人心，是因為它窒息了創作與藝術的真正感情。」（註十六）

一九五五年，胡風淪為全國批判運動的箭靶，作家協會和其他職位一併遭解除。隨著各地掀起的鬥爭，胡風所受到的指控也越趨嚴厲尖銳，他起初被抨擊脫離中共意識形態路線，接著被指控為反革命分子與帝國主義者，最後則被冠上國民黨特務、反共地下組織指揮官等罪名。縱使對胡風的種種指控粗糙不堪，但還是成為各地為深化政治意識而召開的無數會議的焦點；這段時間，正值一九五五和一九五六年間，農村改革運動從初級農業合作社迅速推向高級社的階段。因此，各地搜尋「胡風主義」成為偵測人民是否反對黨犧牲個人優先權以加速土地改革的一種方法。胡風寫下三篇長篇累牘的自白書，仍被黨認為不夠充分。經過秘密審判後，胡風被控以從事反革命活動而入獄；除曾短暫獲得自由外，一直遭長期監禁到一九七九年。

當時在一種微妙的境況下，中國高層領導對於如何處置道德淪喪的知識分子，出現兩種不同意見；在此事件的立場光譜上，可以看見兩極觀點明顯對立。一派主張繼續維持黨與知識分子的統一戰線聯盟，主張如欲達成一五計畫預定目標，順利過渡到集體化農業階段，就需要知識分子的專業技術配合，即使知識分子確曾批評黨，不過不應就此質疑他們對黨的忠誠。另一派認為！黨的團結極其重要；而且是黨領導革命的，外界的批評不可能不對黨的效能與士氣造成嚴重打擊。

一九五六年，赫魯雪夫批判史達林的獨裁作風，在蘇聯引發一連串融雪般的政治變局。上述與知識分子合作的主張因而進一步強化，部分折衷派甚至希望以中共善待昔日資產階級為誘因，鼓勵臺灣的蔣介石政權尋求某種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和平統一。不過強調團結至上的觀點最後還是因為恐懼反史達林風潮將嚴重破壞人民對黨的忠誠以及黨紀而坐大。中共政治局上層領導中的毛澤東、周恩來、經濟計畫領導人陳雲、甫任黨總書記的鄧小平，以及林彪將軍等人均傾向贊成放鬆對知識分子的控制，即使因而引來知識分子對黨的攻訐亦在所不惜。主張加強黨紀，不需與殘存資產階級聯合的領導幹部則包括政治局兩位資深常務委員，即劉少奇與兼任人民解放軍總司令的朱德，以及彭德懷將軍和擔任北京市市長此一要職的老幹部彭真。

一段曲折的、所謂的「百花齊放」運動便是從上述領導階層的歧見中一步步展開。發動這場運動部分是因為共領導階層認為赫魯雪夫在一九五六年一月到二月間，於朱德、鄧小平亦出席的蘇共二十大會議上對史達林身後名聲的秘密攻意義非常。這段時間中國大勢看好，這可以從衣著限制的逐漸放寬之上看出，花襯衫與窄裙曾一度流行過，甚至可以欣賞到官方禁止的服裝表演。赫魯雪夫認為兩大強權之間的戰爭並非不可避免的談話再度強化了周恩來在萬隆會議上發表的和平共處原則。

一九五六年春天，毛澤東曾針對知識分子的議題發表過兩次重要演講＊。四月，毛論及必須以避免人民之間矛盾為目標，緩和黨與非黨員，特別是曾與國民黨對立的各民主組織成員——之問的關係。他還敦促共產黨黨員關注黨外人士的「合理」觀點，注意少數派的需求，甚至多研究西方世界、學習外國語言。五月二日，毛澤東在一場黨內領導人的內部會議上演講，呼籲讓文化領域「百花齊放」，科學界「百家爭鳴」。（註十七）

毛澤東一九五六年春天的幾次談話並未公諸報端，繼之而來的是一段寧靜，黨內領導人個個陷於長思。一九五六年夏天，六十二歲的毛澤東三度暢游長江，證明身體無恙，嗣後並填詞以示勝利＊＊，由此可知他正為其一系列政策的成功雀躍欣喜。然而到了秋天，強迫集體化農業政策造成混亂與損耗，加上管理不當與命令前後矛盾，情勢開始惡化。一五計畫期間那種飛躍式的經濟成長已不再，中共領導人眼前是一片殘破困局。一九五六年九月，中共召開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這也是自九年前驅逐國民黨以來首度召開的全國代表大會。會議上，毛澤東在農業方面快速成長的戲劇性計畫被束諸高閣，代之以強勢的計畫控制。同時在新起草的黨章中，所有強調毛澤東思想重要性的說法一併去除，這或許是蘇共在攻擊史達林式個人崇拜之後不可避免的。

劉少奇解釋這項決定：「只是一味重複某些觀點而讓人民習以為常，這不符合我們的目的。」毛澤東提出他本人欲「退居二線」的宣稱，意味著毛將試圖和平讓渡領導權，這樣的推論似乎因黨章中有意新增列中央委員會名譽主席一職而獲得證實。「八大」會議的基調是反對統一戰線，強調確實貫徹黨的教條和監督工作。中共領導人同時也關切六月發生在波蘭的暴動，他們的擔憂又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匈牙利爆發反蘇動亂而增強。就在同時，西藏也發生遊行示威，抗議中共軍隊進駐西藏。

＊譯註一：即指四月二十五日的〈論十大關係〉與五月二日的〈百花齊放，百家爭嗚〉。

＊＊譯註二：詞題名為〈游泳〉：

才飲長江水，又食武昌魚，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閑庭信步，今日得寬余。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風檣動，龜蛇靜，起宏圖。一橋飛架南北，天塹變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斷巫山雲雨，高峽出平湖，神女應無恙，當驚世界殊。

學術領域與政治領域中的相互叫陣一直延續到一九五七年。包括北京市長彭真在內的強硬路線控制了北京的各主要官方報紙和期刊，結果毛澤東驚覺難以發揚自己的觀點。因此，毛澤東時常以上海作為發聲基地，不時宣傳或出版其立場、觀點。一九五七年一月，毛澤東首度同意將詩作集結出版，目的就在於呈現不同的詩作形式以維護百花齊放的運動原則於不墜。同年二月，毛澤東發表一篇極為謹慎的演講——＜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內容整整醞釀了一年。毛澤東試圖藉由赫魯雪夫的批判史達林，以及匈牙利革命，特別是應當如何評斷事件肇因，究竟是黨控制太過鬆懈，或是黨的過度鎮壓等事件啟發，分析中國當前的處境。

縱使問題叢生，他的演講仍十分樂觀：「我們的國家現在是空前的統一的，我們可以看到更加光明的未來。人民厭惡的國家分裂和混亂已經一去不復返了。」（註十八）這篇演講是在受邀在最高國務院會議一千八百名共產黨員和非黨員代表面前發表的，內容令非共產黨員的知識分子滋萌新希望。但是這篇演講辭並未公開，劉少奇亦未與會。中國各地知識分子看著北京當局暗地出招，心裡雖有困惑，但在明確的徵兆浮現之現，都不敢大聲發言。

毛澤東傾個人的影響力，繼續推動百花齊放運動。「我不是鼓勵群眾製造暴動；我不是要召開製造動亂的會議。」毛在杭州如此告訴擁護者，顯然早已耳聞黨內強硬路線者的抱怨聲音。一九五七年四月底，就在幾個月來向北京的彭真以及各地方黨書記施加壓力之後，報刊和其他宣傳機器才開始全面動員起來支持這場運動。知識分子以整風運動的語彙，鼓勵站出來批評黨內弊端。這場批判運動的首要目標是共產黨本身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作風，而這樣的批判聲音有意呼應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整風運動。不過無論如何，相較於整風運動，中共保證以溫和的手段來對待幹部。誠如毛澤東所言：

一次既嚴肅認真又和風細雨的思想教育運動，應該是一個恰如其分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運動。開會應該只限於人數不多的座談會和小組會，應該多採用同志間談心的方式，即個別地交談，而不要開批評大會，或者鬥爭大會。（註十九）

中國知識分子現在都相信官方已允許他們公開表達對共產黨的不滿，爾後自一九五七年的五月一日迄至六月七日這五週內，中國各地的知識分子風起雲湧，呼應中共的號召。在共產黨代表出席的內部討論會上、官方傳播媒體上、在雜誌期刊、校園內的佈告欄，以及人群的街頭巷議中，人們開始吐露心中鬱積的怨懟。毛澤東等高層領導人試圖引領批判的浪潮集中在讓幹部參與體力勞動藉以與群眾結合，或是在經濟政策制定之前先適度公諸於世等相關議題上。不過公眾的批判聲浪馬上就超出他們預設的對話範圍。他們抗議黨箝制知識分子、昔日群眾運動如對付反革命分子太過粗率殘酷、奴從蘇聯模式、生活水準太差，禁止閱讀外國文學、官僚幹部貪污腐化，以及黨員享有太多特權，成為脫離群眾的一群。漢口一位會計學教授即認為早期的群眾運動「嚴重違反人權」。他還說，「這是暴政！這是惡毒的！」保護黨候選人的投票制度是一齣鬧劇。「今天，我們甚至不清楚我們選出來的人高矮胖瘦，更不消說他的品格和能力。我們變成了投票機器。」（註二○）

陝西一位教授描述在共產黨治下的日常生活時說道，「有一種無形的壓力逼迫人民住口。」一位瀋陽的教師則說，「認為所有的農民都是有意識地希望參加農業合作社是不正確的，事實上，多數農民都是被迫加入。」另一位東北的教授寫道，他任教學校的行政體系「到處充斥著封建的王公貴族與聲名狼藉的江湖術士。」一名魯迅的朋友提到，作家在蔣介石治下的重慶所能享有的言論自由更甚於今日的北京。幾位河南昔日地主指出，「共產黨已經智盡技窮，我們的解放時期已經來了。」（註二一）

北京大學的學生在校園內豎立了所謂的「民主牆」，貼滿了批判共產黨的大字報。一位來自外校、支持胡風的青年女學生於五月底在北大舉辦的會議上發表演說，強烈抨擊延安整風運動扼殺了文學和詩歌的創作，她黽勉學生採取行動配合已經在西北地區、南京、武漢等地展開的示威活動。事實上，中國各地所爆發的示威遊行並不侷限在上述幾處，從成都到青島，各地頻傳激憤學生團體四處騷亂，毆打幹部，洗劫檔案資料，呼籲其他院校或高中學生一同加入抗議行列，籲請制定新的教育政策等等事件的報導。自從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展開以來，中國不曾有過像這類完全針對文化和政治領域大聲疾呼的示威運動。

幾位曾在中國享有盛名的知識分子以前所未有的坦白口吻發表文章。曾以農村中國和傳統士紳制度的相關論文、專書，在一九三○年代和一九四○年代期間蜚聲於世的社會學先驅費孝通正是當中的代表人物。一九五七年六月，費孝通發表一篇記述他重返早年從事田野調查工作的江蘇偏遠地區「開弦弓村」的文章（譯按，即〈重訪江村〉）。他指出，這一地區的許多問題到今天仍未獲解決，其中包括紊亂的經濟計畫，怠忽地方工業發展，不懂飼養適和當地環境的牲畜，完全漠視兒童教育。費孝通的文章暗示，開弦弓村在一九五○年代中葉的許多生活層面並未超越一九三○年代中期。他也委婉流露了他對現行毛主義的焦慮不安：

懷疑合作化的優越性是不正確的，承認合作化的優越性以為什麼問題都解決了的，我想，也是不對的。這樣不對，那樣也不對，我們腦筋助搞得簡單了當然更會對不上頭。請原諒我說起話來不能不囉唆一些：更希望讀者不要桃出一兩句話來，說我又在吹風了。（註二 二）

至少有九個省的黨委書記並不支持這次的整風運動，其他黨委書記即使贊成也都謹慎為之。一貫反對整風運動的部分北京領導人支持上述地方幹部的作法，不過他們暫時受控於毛澤東的個人權威。毛在瞭解到批判的浪潮已經直指他本人之後，即轉向黨內強硬路線的那一方。他修改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一文，使內容看來像是毛對知識分子所承諾的自由權利只侷限在深化社會主義有貢獻者這樣的範圍內，這一修正觀點接著被廣為傳播。現在這篇演講已經成為知識分子身上的金箍咒，而不再是毛澤東期盼、鼓勵知識分子公開批判的原始初衷。七月，反擊那些攻訐黨的宣傳在全國各主要報刊上喧囂鼎沸，共產黨宣佈開始進行「反右運動」。八月初，彭真指控那些批評共產黨的行徑，猶如一九二七年間「蔣介石、汪精衛等反共、反革命的『英雄』」：在一九五七年，彭又引述另一段歷史來作比附，共產黨難道應該同當時黨的領導人陳獨秀在上海、武漢大屠殺的暗無天日時期一樣，「寬宏大量地包容蔣介石、汪精衛等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罪行一樣……容忍資產階級右派的猖狂進攻嗎？」彭的答案可想而知，「絕對不能。」（註二三）

截至年底，逾三十萬名知識分子被打上「右派分子」的標籤，徹徹底底地葬送了前途。許多知識分子被送到勞改營或鋃鐺下獄；有些則被下放到農村，並非只是從事農村勞動，而是遭懲罰性地流放以了卻其殘生。在這些人當中有作家丁玲，她的史達林文學獎、她重申對共產黨忠誠的聲明言猶在耳，但現已被一筆抹煞、拋諸腦後，丁玲被放逐到黑龍江省邊界的一處農場。黨內一整世代的青年活躍分子同樣受到極大的創傷，在這些人當中有中國最優秀的社會科學家、科學家、經濟學家，例如天文物理學者方勵之與記者劉賓雁。在這些下放的人當中，許多人早年受到鄧小平心腹之一胡耀邦的鼓吹而加入革命時代的共青團。至此，全都心灰意冷了。

費孝通本人則是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公開認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形式上還定期召開大會以維持某種全國性之民主參與的象微。費孝通自我否定了他那篇關於開弦弓村的報告，並坦承曾經「懷疑和反對社會主義的目標」、「煽動破壞了黨與農民之間的關係」、「甚至計畫利用這些材料撰寫為外國人宣傳的文章」。（註二四）費孝通的眾多榮譽職銜一一被剝奪，貼上「右派分子」的標籤，並禁止教授、發表，或指導研究有關中國社會議題的課程或論文。然而比起那些在公開的鬥爭大會上不斷承受巨大壓力而被迫自殺的教授和學生，費孝通的境遇還算幸運。漢陽第一中學的三名學生領袖因推動反校內共產黨幹部的激烈示威抗議，在審訊之後旋即遭到槍決；根據「新華社」的報導，中共早在新學年之初就開始執行處決，其中約有一萬名受害者，據推測，他們當中有許多人都是學生。百花齊放之後，卻以復仇之勢告終，且將中國留下等待新的、尖銳的革命鬥爭年代。

註釋

註一：泰偉斯(Frederick Teiwes), 《中國的政治與整肅：整風與黨規範的衰落，一九五○至一九六五年》(Politics and Purges In China: Rectific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Party Norms, 1950-1965., White Plains, N. Y, 1979),詳見第五章論整肅高、饒的部分。泰偉斯所引述毛的評論見頁一七二至一七三。

註二：羅斯基(Thomas Rawski)，《中國向工業主義過渡；二十世紀的生產財與經濟發展》(.China's Transition to Industrialism: Producer Good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0.)，頁三十九表。

註三：艾克斯坦(Alexander Eckstein)，《中國的經濟革命》(China's Economic Revolu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頁一八六表。

註四：前引書，頁一八七表。

註五：雷諾茲(Bruce Reynolds)，〈上海工業部門工人生活水準的演變，一九三○至一九七三年〉("Changes in the Standard of Uving of Shanghai Industrial Workers, 1930-1973")，參見克里斯多一暢，豪主編，〈上海：一座亞洲大城市的革命與發展》，頁二二三表。

註六：艾克斯坦，頁七一表。

註七：這些有關少數民族的討論，轉引自德雷耶(June Dreyer),〈傳統少數民族，精英與致力於少數民族工作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精英〉("Traditional Minorities, Elites and the CPR Elite Engaged in Minority Nationalities Work")，參見施樂伯(Robert Scalapino),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精英》(Elit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2)。

註八：吉廷斯(John Gittings)《中國軍隊的角色》(The Role of the Chinese Arm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頁一二六。

註九：前引書，頁三○九表。

註十：前引書，頁一八九。

註十一：前引書，頁一九○。

註十二：約菲(Ellis Joffe)，《黨與軍隊：中國軍官的專業主義與政治控制，一九四九至一九六四年》(Party and Army: Professionalism and Political Control In the Chinese Officer Corps, 1949-196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5)，頁五七。

註十三：李夫頓(Robert Litton)，《思想改造與全能主義的心理學》(Thought Reform and the Psychology of Totallsm ) (New York. 1961 )，頁四七三至四八四。

註十四：谷梅(Merle Goldman)，《共產主義中國的文藝異議》(Literary Dissent in Communist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頁一必四。

註十五：前引書，頁一○九。

註十六：前引書，頁一三一。一四五。

註十七：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人民內部的矛盾，一九五六至一九五七年〉(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1: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1956-195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頁四八至五二，與頁三三七註八九論劉少奇的部分。這一演講稿的譯文見馬若德、奇克(Timothy Cheek)與吳文津(Eugene Wu)等編，《從百花齊放至大躍進期間毛主席的祕密講話》(The Secret Speeches of Chairman Mao from the Hundred Flowers to the Great Leap Forwar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頁一三一至一八九。

註十八：馬若德，第一卷，頁一八五。

註十九：前引書，頁二一二。

註二○：馬若德編，《百花齊放》(The Hundred Flowers., London, 1960)，頁九二，九四。

註二一：前引書，頁九八，一○五，一○九，一七七，二三八。

註二二：麥高夫(James McGough)，《費孝通：一位中國知識分子的困境》(Fei Hsiao-tung: The Dilemma o Chinese Intellectual., White Plains. N. Y. 1979)，頁六二。

註二三：馬若德，《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頁二八九至二九○。

註二四：麥高夫，頁八一。

21 深化革命

大躍進

百花齊放運動並非如日後某些批判者所指控的，是毛意欲揭發隱藏在國內右派分子的一項陰謀；雖然他自己在演講〈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時似乎也曾這樣表示過。它其實是肇因於中共黨內領導人彼此對立、抗衡的一場混亂而沒有定論的運動。其重點在爭論中國適用於何種發展的速度和模式，也是對於一五計畫的本質及其對未來經濟成長的許諾的論辯。這場論辯加上隨之而來的政治角力，引爆了大躍進運動。

除了如政府預期般進入到高級合作社的階段之外，一九五七年的農業生產數據令中共十分失望。一年來的糧食生產僅提高百分之一，但總人口數卻成長了百分之二。由於棉花生產短缺，棉製衣服的總量呈現下降的趨勢。事實上，雖然一五計畫已達成預期目標，不過也暴露出中國經濟體系的嚴重失衡。在一五計畫期間，中國的工業產值每年約成長百分之十八點七，但農業產值卻只有百分之三點八的成長率。平均每人糧食消耗量的成長率更低，平均每年低於百分之三。隨著農村市場的蓬勃景氣，當地消費者買走了大部分食物、食用油、棉花，減少了提供給國家或城市人口購買的物資。依據當時的農業生產能力，似乎很難再從農民身上榨取更多的農作物以供應這種蘇聯式的重工業成長，除非中共仿效蘇聯在一九三○年代初期，不計後果實施日後引發大飢荒的農業收購政策。但這對中國而言並不可行，因為一九五○年代時期中國每人平均糧食產量遠低於一九三○年代的蘇聯。而且中國共產黨黨員中約有百分之七十在農村（蘇聯共產黨黨員百分之七十是在城市），所以他們並不熱中於此一政策，以免農村陷於慘境。

然而為了維持中國重工業的成長速度，中國勢必增加農業部門的產量。包括陳雲、周恩來等中共中央領導人一致認為，唯有提供農民足夠的物質誘因，增加他們購買消費品的機會，再讓他們使用更進步的農業機械設備和更多的化學肥料，才能提高生產量。如果這類消費財和資本財的生產使得基本鋼鐵工業的發展減緩，而且長期如此，那麼這類消費財和資本財的發展也會隨之放慢。在起草第二次五年計畫時，陳雲和其同僚計畫將自一九五八迄一九六二年間糧食生產的年成長率定為百分之五點五，從目前的生產量一億八千五百萬公噸目標提高為二億四千萬公噸。

對於合作農場令人氣餒的農業生產結果，毛澤東的對策是讓地方幹部透過道德教化與群眾動員的精神領導以提高農業產量。毛澤東這種令人回憶起延安時代的方法獲得了當時黨總書記鄧小平以及毛的接班人劉少奇的支持。透過經濟決策權力的下放，這樣的發展策略擴大了共產黨在農村地區的權力，並相對削弱了經濟計畫官僚的影響作用。屆時經濟弊端會因為全國自發性動能的出現而獲得解決。

一九五七至一九五八年間，中共內部展開關於經濟成長策略的爭辯時，中蘇關係混沌曖昧。蘇聯要求中國償還他們協助中國發展工業的鉅額貸款，此一負債因而成為中國急於提高農業生產剩餘的理由之一。蘇聯科技不但已臻至生產原子彈、氫彈的水準，更在一九五八年八月成功試射了洲際飛彈，六個星期之後又發射了「史潑尼克」(Sputnik )人造衛星。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初，當毛為了經濟與政治方面的協議二度（也是最後一次）遠赴蘇聯時，蘇聯再次發射了第二顆衛星，並將一隻活的小狗帶上太空。

在蘇聯展現其科技成就的前幾個月，毛澤東和平統一臺灣的希望就已經破滅了。臺灣內部幾次的反美暴動遭到蔣介石的嚴厲鎮壓，蔣並為這些反美暴動公開向美國道歉。隨後在美國的應允下，蔣氏政權在臺灣部署了「鬥牛士」(Matador)地對地飛彈，這式飛彈可以換裝核子彈頭，發射到幾百哩以外的中國大陸各地區。當時，毛澤東在莫斯科告訴此間中國學生，盱衡國際政治競賽的態勢，是「社會主義的力量對於帝國主義的力量佔了壓倒的優勢」，是「東風〔中國和蘇聯〕壓倒西風」。這樣的結論導致毛澤東認為在核子戰爭中，中國必將大勝。「極而言之，〔全人類〕死掉一半，還有一半人，帝國主義打平了，全世界社會主義化了。」（註一）

無論如何，毛澤東開始擔憂一旦中國革命無可選擇地走向小心謹慎的長程計畫階段，將從此喪失革命的活力。毛的激進思想一向建立在人類意志與群眾力量自發的、英雄式的實踐之上；早在四十年前的著作中，毛就曾盛讚這種實踐精神。那時他目睹摯友紛紛加入結合知識培養與體力勞動的勤工儉學計畫，他本人日後也投身於組織基層勞工的工作，教導目不識丁的工人識字讀書，並引領他們在資產階級的剝削之下掌握自己的未來。在這些經驗之後，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年，毛澤東又在醉心於當時崛起之農民協會組織合作；毛再次證明，單純、不識字的農民似乎有能力掌握複雜的策略和政治問題，並應用到他們艱困的環境中。

面對中國一九五七年時的氛圍，毛澤東失望地告訴群集在青島的中共幹部，農民和農村幹部已經淪入「個人主義、本位主義、絕對平均主義，或自由主義」的行為模式。這其實是對於農民只關心如何在農業集體化之後增加糧產過好日子，以及幹部隱藏產量數據、誇大糧食短缺以便從國家多要一些補助的簡潔用語，換言之，在毛澤東看來，農民與農村幹部妒恨城市工人和城市幹部較高的生活水準。

毛澤東以攻擊奴從蘇聯價值來平衡他對農民短視心態的死灰復燃以及他早在百花齊放時期就曾整肅過的那些更固執、短視的黨員的強烈批評。毛自蘇聯返國之後於四川成都召開的會議上，對黨員的坦率講話中透露出這種感慨。他善用家常隱喻和淺顯的例子，使其對蘇聯教條主義與中國人盲從心理的批評別有風味：

害得我三年不能吃雞蛋，不能吃雞湯，因蘇聯有篇文章說不能吃雞蛋和雞湯，後來又說能吃。不管文章正確不正確，中國人都聽了，都奉行了。總之，是蘇聯第一。（註二）

毛並以路線有異，但方向一致的思想邏輯揭示了「不斷革命」( continuing revolution )的觀點。在蘇聯，「不斷」革命的理論被視為托洛斯基主義者的異端邪說簽，因其否定了正確的革命階段以及黨的領導角色。毛澤東大膽地以不同的名稱來表達相似的概念，試圖賦予不斷革命論新的地位，以作為中國人對革命理論和實踐的貢獻。這一概念把中國迄今為止所有的革命經驗都囊括在內，並可用來動員至今尚未被喚醒的群眾。據此，我們有必要引述在一九五八年一、二月時期流傳於資深幹部之間的一份毛澤東所寫的內部文件！〈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當中的論點為例：

不斷革命。我們的革命是一個接著一個的。從一九四九年在全國範圍內奪取政權開始，接著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開始農業合作化，接著又是私營工商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現在要來一個技街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點的時間內趕上和超過英國。……十五年後，糧食多了，鋼鐵多了，我們的主動權就更多了。我們的革命和打仗一樣，在打了一個勝仗之後，馬上就要提出新任務。這樣就可以使幹部和群眾經常保持飽滿的革命熱情，減少驕傲情緒，想驕傲也沒有驕傲的時間。新任務壓來了，大家的心思都用在如何完成新任務的問題上面去了。（註三）

＊譯註：托洛斯基的「不斷革命論」具有三層意義：一、革命的歷程從一個階段過渡到另一階段的必然性，如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的方向發展；二、個別國家革命與國際革命之間有一必然的聯繫關係；三、在完成革命之前，要使社會不斷處於變動之中。準此，毛澤束雖然在一九三七年自稱是「革命轉變論者」，不是托洛斯基主義者，但事實上是與托洛斯基的第三層意義近似的。至文化大革命末期，毛澤東復又提出「與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而從「不斷革命」變為「繼續革命」更有其深邃的意涵。「不斷革命」與「繼續革命」的區別，主要在於前者是闡述革命歷程本身的必然特質；後者則是強調為了確保革命進程的不輟，革命者必須採取積極的行動，而突出人類意志的行動力量。詳參John Bryan Starr，《繼續革命》( Continuing the Revoluti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最後一章。

毛澤東在苦心推敲不斷革命的昂揚觀念時，也強調全體中國百姓必須「又紅又專」，兼融社會主義者的使命與其技術於一爐。此外，毛澤東誇耀中國六億人口「一窮二白」的特點是一樁好事，因為「窮則思變，要幹，要革命。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好寫最新最美麗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麗的圖畫。」（註四）毛的遠大抱負中卻也將我們拉回馬克思《德意志意識形態》( The German Ideology )一書中最富烏托邦色彩、最鞭辟入裡、也是在一九五八年左右最廣為中國人所引述的一段話。馬克思在其中勾勒出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歡愉景象：

任何人都沒有特定的活動範圍，每個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門內發展，社會調節著整個生產 ，因而使我們有可能隨我自己的心願今天幹這事，明天幹那事，上午打臘，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 ，晚飯復從事批判，但並不因此就使我成爲一個臘人、漁夫、牧人，或評論家。（註五）

一九五七年底，中共領導人開始實驗新的社會組織規模，動員農民從事疏通河渠和灌溉耕田的新任務，以證明人類意志與力量可以克服所有自然和技術方面的挑戰。直至一九五八年一月，據聞通過興建這種水利溝渠，一億農民已經開墾了七千八百萬公頃的土地。倘若中國人民可以如此動員，他們同樣也可以增加農業產量，唯一有待解決的是，如何發現正確的組織形式來維繫群眾的動力。但是這種幾近強迫性勞役的灌溉計畫使得男人必須離開他所屬的合作社遠走異地，也造成不少新的社會問題。解決方法之一就是說服農村女人擔負更多田裡的耕作。因為這其實是讓女人走出家務，所以有必要集中看顧兒童以及統一處理包括炊事工作在內的家務。而當黨領導人為了全國工業增產，下令某些工業移往農村時，這種家事的集中管理就顯得十分急迫。這不但有助於農民學習新的技術，也讓他們可以在農閒時刻由此生產性勞動中獲利。

因此，將高級社集合為更大的組織單位這種作法轉變成中國革命思維中的一部分，勢必要增加農村的生產力以帶動中國的工業成長，同時釋放人類新的潛能與活力。一九五七年秋天，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下令城市地區的幹部「下鄉」，考察農村的基本生活條件，並在「多、快、好、省」的運動口號下鼓舞農民增加生產。直到一九五八年七月，「人民公社」一詞才正式出現在黨內的期刊上，但早在四月份，河南地區的二十七個合作社就已經放棄私有化的方式，合併成為擁有九千三百六十九個家庭的大公社。

到了一九五八年夏天，大豐收升高了每一個人的期望，於是結束私有化並將整個農村中國重新組合成人民公社的運動於焉展開；不言而喻，推行成果亦十分成功。中共中央並未下令實施人民公社政策，不過就在毛澤東的稱許之下，地方上激進的農村領導幹部競相推行而加速落實人民公社政策，於是一九五八年八月，中共中央委員會在天津附近海濱的避暑勝地北戴河所召開的會議中，不得不承認「人民公社是形勢發展的必然趨勢」。人民公社發展的主要基礎是「我國農業生產全面的不斷的躍進和五億農民越來越高的政治覺悟」。面對在人民公社管理制度下農業生產提高兩倍、增加十倍，或數十倍這種教人目瞪口呆的宣稱時，中共中央委員會終於公佈了令人心醉神迷的大躍進綱領：

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成為群眾性的行動，進一步提高了五億農民的共產主義覺悟；公共食堂、 幼兒園、托兒所、縫衣組、理髮室、公共浴堂、幸福院、農業中學、紅專學校等等，把農民引向了更幸福的集體生活，進一步培養和鍛鍊著農民群眾的集體主義理想。……在目前形勢下，建立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工農商學兵互相結合的人民公社，是指導農民加速社會主義建設、提前建成社會主義並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所必須採取的基本方針。（註六）

接下來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的武漢會議上，中央委員會指出人民公社這種新的社會組織，如「旭日初升，照耀東亞」，正蓄勢待發。全中國各地，七十四萬個合作社被合併成二萬六千個人民公社；這些公社總計包括一億二千萬個農村家庭，亦即百分之九十九的農民人口。中央委員會還說，公社生產的勝利意味著今後中國不再需要憂慮過剩的人口。對中國而言，即將到來的問題會是「人力的短缺，而不是人口的過剩」。（註七）

這樣的口吻完全是自我陶醉的囈語，並完全為毛澤東依恃動員群眾的意志與能量，尤其當群眾自過分拘謹的計畫和故步自封的官僚體系解放出後便得以維持生產的論調背書。幾個月以來，這種欣喜持續不斷；地方幹部將驚人的生產數據傳送給地方領導，最後再轉達至北京中央。用字遣詞千篇一律投其所好；這從一篇對一九五八年秋江西的觀察報告中，可以窺知一二：

空中飄揚的小紅旗顯示這班農民、鋼鐵工人分屬不同企業和小隊，他們如軍隊般被組織起來。地方戲曲高昂的旋律通過高處擴音器傾洩而出，迴盪在天際，其間夾雜著吹彈者的哼唱聲，汽油引擎的轉動聲，負載沉重的貨車喇叭聲，以及牛隻拖曳著礦石、煤炭的喘息聲。（註八）

這真是中國自上一世紀太平天國洪秀全佔領南京以來最豐富的陳述了；說它與實情不符也無損其意象。報告中糧食生產數據顯示糧食生產過剩。不過一九五八年所宣佈的三億七千五百萬噸糧食總產量必須向下修正為二億五千萬噸（西方經濟學家後來估算出真正產量應約為二億一千五百萬噸）。不只地方幹部怕被貼上「右派」或「失敗主義」的標籤，沒有勇氣據實報告糧食徵收數額的下滑；來自中央官僚體系中的許多優秀統計專家，因為歷經一九五七年反右鬥爭運動的打擊（包括最好的人口統計學者），也不再敢發佈謹慎的統計數據。不僅如此，許多資源紛紛被轉送到各地方興建的小高爐生產鋼鐵，當時中國各地這類後院興建的小高爐約有一百萬座，但往往無以回收，因為這種小高爐並無法精煉出高品質的鋼鐵。

大躍進運動確實改變了中國部分的原始面貌。即使較富自主性的核心家庭仍是流行的社會組織形態，然而共擔家務、聯合托兒所、公共食堂等等已經對中國的家庭結構造成莫大衝擊。龐大的農村和城市工人群為了興建巨型的灌溉設施，開墾梯田，以及建設計畫，改變了中國大地的景觀，也為過去的貧瘠地區帶來繁榮。數千名農民經過簡單的訓練，授予簡便的工具，就被送往內陸的偏遠地區去開採鈾礦、石油。目的則在證明中國能以自力更生的方式來發展原子彈，以解決長期以來惡性循環的能源短缺問題。在某些地方，農民的開採確實有意想不到的重大發現。中國大陸的城市景觀也隨之發生變化，不過這種蛻變有時是以犧牲美學視覺為代價，例如，北京的城牆被拆下來鋪設街道，城市地底下更有星羅棋佈的防空設施，以防美國的原子彈攻擊。大躍進期間組建的龐大民兵隊伍估計約有二億二千人，其中三千萬配有現代化或簡易的武器裝備，這樣龐大的人員組織為地方帶來新的力量，也成了人民解放軍的競爭對象。而昔日視詩歌創作為知識精英專利的無數民眾，不分男女，都被動員起來，在詩作方面也要有大躍進，同時鼓勵田野工作者努力採擷民間故事和民謠歌曲。或許大躍進運動的這個面向接近於體現馬克思心目中那種能全然釋放人類潛能的社會。

事實上，早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武漢召開的中央委員會議之前，毛澤東的批判以及限制人民公社政策的發展、回歸中央計畫與集中分配模式的意圖早已浮現了。儘管充斥著誇張不實的辭彙，不過並未讓黨內大部分領導人否認政策走得太遠太過了，他們知道長期而言，大躍進運動的成效極微。這些人並不似毛澤東那般，堅信人民公社制度為中國由社會主義階段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的一種表徵。迄至一九五九年初，某些人民公社已經恢復過去合作社的組織形態，人民公社的次級單位生產隊現在也被承認是新的核算單位。許多地區，個別家庭再度可以分配到小塊私有地。在武漢會議期間，毛澤東從領導中央退居二線，一九五九年劉少奇被提名接替毛的國家主席權位。其實毛之前亦宣稱將要退居二線，儘管他仍保有黨主席和軍事委員會主席兩項強而有力的實權地位，不過在這個敏感時刻辭去國家主席的職銜，似乎顯示時勢迫人。

雖然大躍進運動造成中國的空前混亂，然而在中共領導階層之中唯有一人試圖批評毛澤東計畫中的極端性格。這一批評來自彭德懷元帥於一九五九年七月中共領導高層（陳雲和鄧小平因其他事務纏身，並未出席）在江西廬山所召開的會議上的發言。在廬山的非正式討論會上，彭德懷點出大躍進運動的若干缺失，並指稱毛的湖南老家村落所接受的國家補貼遠比毛本人所知的要多得多。彭德懷還質疑一九五八年報告中鉅額糧食收成量數據（三億七千五百萬噸）的可信度，彭在廬山給毛的一封私人信函中對於謊報農村經濟條件的病象以及因此而造成國家巨大的衝擊深表憂心。

毛澤東並未把這封信視為是出自值得信賴的同僚的剴切意見，反而在與會的資深幹部之間散發這封信，並發動對彭個人的攻訐。毛指控彭是在搞「右傾機會主義集團」和「無原則的派別活動」（註九），而且點明他相信甫從蘇聯訪問回國的彭德懷已經將人民公社的負面資料暴露給赫魯雪夫知悉。

這位蘇聯的領導人就是援引彭的訊息而在演講中大加嘲弄人民公社。毛澤東攻擊之深，令與會幹部震驚，更造成中共黨史上一次重大轉折。現在，毛認定黨內批評大躍進政策的資深幹部均是企圖挑戰其個人領導權威與前瞻能力。彭德懷被徹除國防部長一職，其餘高層領導個個默從毛對事件的詮釋說法。

在廬山對其同僚發表的演講中，毛澤東對於大躍進政策與人民公社制度流露出高昂鬥志與自我辯解的姿態。他說，孔子、列寧、馬克思都曾犯過錯，為何要驚訝他也犯錯？假若人人都強調他失誤的那一面，那他就走，「到農村去，率領農民推翻政府。你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找紅軍去。我看解放軍會跟我走！」至於人民公社，毛繼續說道，「現在沒有一個垮台。準備垮一半。垮七分，還有三分，要垮就垮。」最後毛極盡挖苦地對與會那些口口聲聲為民請命，彷彿只有他們來自群眾而其他人都在閉門造車的幹部們說道，「這個亂子就鬧大了，自己負責。同志們，自己的責任都要分析一下，有屎拉出來，有屁放出來，肚子就舒服了。」（註十）

這種「糞便學式」的比喻意在威嚇在場的聽眾，然而或許笑聲還真有助於化解當時的緊張氣氛。但農村的危機似乎遠比毛澤東所瞭解的還要嚴酷。就在這時候，毛一直收到有關地方的調查報告，距北京五十哩處的農村，境況就如同中國大陸其他地區，農民個個飢腸轆轆。一位在百花齊放期間被貼上右傾主義標籤的黨內積極分子日後追憶她到山裡撿拾從樹上掉下來的杏核，用來炸油或煮粥飯的情景歷歷在目。村民所能擁有的其他食物就只是米糠或壓碎的玉米穗，他們把杏樹的葉子曬乾後放入這所謂的「麵粉」中，再混合磨成粉的樟樹樹皮，做成另類的「麥片粥」。因為公社豬圈裡的豬隻與人一樣吃不飽，所以村民任由豬隻在公社的公廁附近閒逛。因飢荒所造成的營養不良和便秘使得公社裡的農民人人肚子鼓脹。一旦他們到公廁如廁，附近的豬隻便會一擁而上，用鼻子碰觸正在如廁的農民，以便在排泄物落地之前就先吃到它。（註十一）

毛澤東成功地在廬山上整肅了彭德懷之後，對自己的革命觀再度恢復信心，他執意重申人民公社制度、官僚權力下放的政策，以及群眾的動員。現在，人民公社的制度被進一步擴展至城市地區，俾以鼓舞工廠工人提高新的產量。毛並未擔心嚴重災區糧食短缺的問題，他反而不顧一切地壓榨農民僅有的剩餘。許多幹部對誇大不實的農業生產數據依然深信不疑，他們甚至下令耕地休耕，建造儲藏設施，準備用來儲存「預期」豐收的糧食，以防止災荒對公社的衝擊。

一九五九年，中國對工業投資的比例竟高達全國總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三點四，當時為了進一步獲得重工業機械，中共還向蘇聯輸出糧食。中國農村平均每人每年的糧食攝取量，在一九五七年是二百零五公斤，一九五八年是二百零一公斤，到了一九五九年陡降為一百八十三公斤，一九六○年情形更加惡化，僅達一百五十六公斤。到了一九六一年，再度下降為一百五十四公斤。結果在全國各地釀成嚴重飢荒，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二年間，據聞死於飢荒的人數至少有二千萬人之眾。其他倖免於難者，特別是小孩子和因糧食不足而營養不良的人終究難逃大躍進運動的衝擊。大躍進運動發起之前，中國大陸在一九五七年時死亡人口年齡的中間值是十七點六歲：到了一九六三年，下降為九點七歲。換言之，在一九六三年時，死亡人口總數當中約有一半未滿十歲。大躍進運動是以激發人民潛能為號召，其結果卻反過來以吞噬年輕的生命而告終。

中蘇衝突

大躍進運動的謀劃與實施，以及隨後中共黨內對於運動失敗理由的論辯，皆發生在中、蘇兩國關係低迷的時刻。就某些重要層面觀察，大躍進運動與中蘇關係兩者之間其實是息息相關的。因為大躍進運動是失意的毛主義意圖突破經濟的框限，重申革命社會變遷之重要性的表現，而這種想法是與蘇聯當時謹慎的經濟發展策略、溫和的群眾動員相對抗的。

一九五○年代中蘇之間的齟齬，背後其實匿藏著雙方長期以來一段友誼與猜忌交織糾纏的歷史。自從一九二○年代末以來，無論是在湖南、江西蘇區、延安時代，或者是在內戰期間行將結束的時刻，毛澤東早有一套有別於史達林主義、以群眾為基礎的農村革命理論。在同一時期，毛澤東和史達林揉合了修辭與信念，而將資本主義社會視為中國和蘇聯發展社會主義的頑強敵人，力主在與資本主義世界來往時必須戒慎小心。

中共建政之初，人民共和國的工業、交通運輸、電力事業完全仰仗蘇聯的技術援助。此外，在諸如建築、城市規劃、高等教育、文學藝術等領域，都留有蘇聯影響力的深刻痕跡。即使在一九五三年史達林病逝後，蘇聯對中國的影響似乎仍持續不衰，尤其是中國在朝鮮戰場上傷亡慘重，亟需蘇聯幫助中共整建陸、海、空三軍的戰力。時任國防部長、曾經在二次大戰期間對日發動百團大戰、並在韓戰期間擔任中國志願軍司令員的彭德懷元帥，十分重視與蘇聯技術交流的價值，並希望進一步強化雙方技術交流的層面。中國人接受了蘇聯是唯一能保護中國、免於遭受美國原子彈攻擊的國家這個事實，特別是在一九五七年當美國宣佈將在臺灣部署「鬥牛士」飛彈的緊張時刻。同一時期，毛澤東亦急於增強中國在製造原子彈方面的技術能力，以避免過分依賴蘇聯所可能衍生的危險。

赫魯雪夫原是史達林亡故之後蘇共眾多權力角逐者之一，他最後終於成為史達林的繼承人，一九五四年赫魯雪夫造訪中國拜會毛澤東，有部分分析揣測，毛曾發揮個人的影響力而在赫魯雪夫與馬林科夫爭奪史達林權柄時支持赫魯雪夫。果真如此，毛澤東真要為赫魯雪夫在一九五六年初蘇共二十大會議上，當眾發表演說，攻擊史達林身後名而大吃一驚。赫魯雪夫在正式鞭笞史達林之前，並未事先將意圖透露給毛知悉，共產陣營裡過去極力推崇史達林的各國領導人，著實因赫魯雪夫突如其來的舉動而不知所措。自延安時期以來就是毛倚重的軍事領導人朱德，當時正以中國代表團團長的身分前往莫斯科出席蘇共的二十大，並在同一會議上發表讚揚史達林功績的演講。隨行的中國新聞媒體在其所能控制的範圍內，刻意忽略赫魯雪夫對史達林的抨擊。

那年春天，中共高層領導開會討論赫魯雪夫說法所可能引發的效應，中共領導人尤其關切俄國在歐洲地區引爆的「去史達林化」(de-Stalinization )運動，是否會造成全面對共產黨領導權威、或者特別針對毛澤東個人的攻擊。在針對此事件所公佈的聲明中，諸位中共領導人宣稱「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存在著個人和集團的矛盾現象，並不是一件什麼奇怪的事」，因為隨著社會的發展與變遷，矛盾總是會存在的：「否認矛盾的存在，就是否認辯證法」。（註十二）蘇共的機關報《真理報》(Pravda)均未刊載中共這類暗批赫魯雪夫的演說。

一九五六年六月，赫魯雪夫邀請南斯拉夫知名的前反納粹游擊隊領導人、時任共產黨領袖狄托(Tito)元帥訪問莫斯科，並提出重建共產集團諸國關係的新途徑。中國斷難接受將挂冠授予曾經在戰後史達林統治期間背離俄國的「修正主義者」的這種作法。中共領導人雖然感到沮喪，但並不表意外，特別是當匈牙利在那年秋天為了追求國家的自由與自主而爆發反抗蘇聯的暴動。經歷一星期血腥的街頭激戰，匈牙利事件就在蘇聯坦克的鐵蹄之下被敉平了。

即使一九五七年夏天，毛澤東發表了有關矛盾理論（譯按，即〈關矜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的修正觀點，中共與蘇聯之間並未爆發全面性的衝突。在這一篇講詞中毛澤東力陳，即使是處於社會主義國家之中，「非對抗性的矛盾」(nonantagonistic contradictions )的存在亦是無可避免，所以必須承認這種「非對抗性的矛盾」的存在並妥善處理它，毛的講法可被解讀為對蘇聯讓匈牙利局勢惡化到不可收拾局面的一種斥責。但赫魯雪夫還是在一九五七年十月邀請毛訪問莫斯科，參加布爾什維克革命四十週年的慶祝活動。這是毛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的出國訪問：第一次是在一九四九年訪蘇。十月十五日兩國締結了一項有關「國防新技術」的協定，毛後來宣稱，在這項協定中，蘇聯曾允諾提供中國「一顆原子彈的模型和製造原子彈的相關技術資料」。彭德懷元帥曾陪同毛澤東遠赴莫斯科，稍後許多中共資深的軍事將領和科學家也與蘇聯的同行會晤，嗣後雙方進一步簽訂了科技合作的議定書，兩年後蘇聯幫助中國在湖南、江西兩地探勘、開採鈾礦，在甘肅蘭州附近建造一座氣體擴散廠，在新疆羅布泊沙漠建造一處核試驗基地。另一方面，中共本身也組建了自己的研究隊伍，加速核子武器和導彈計畫的推展。

毛澤東深信，現在共產集團陣營正準備給西方資本主義世界迎頭痛擊，不過赫魯雪夫並不願徹回他在一九五六年蘇共二十大會議表明的立場，當時他宣佈「與其他不同社會體制國家和平共處的列寧主義原則，是吾國外交政策的一貫立場」，並重申他對印度與中國於一九五五年在萬隆會議上所揭櫫之基本原則的信心。赫魯雪夫承認，「誠如馬列主義的告誡，只要帝國主義存在，戰爭就不可免」，然而物換星移，這一原則已經過時了。隨著無數社會主義國家的締建，以及工人力量與和平運動在資本主義內部的崛起，赫魯雪夫總結認為「戰爭不再是命定無法避免的。」除此之外，赫魯雪夫也論及，資本主義社會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同樣應被視為是一種可行的途徑，所以「並非所有的過渡都會隨之爆發內戰」。假若有無產階級的支持，「贏得議會的穩定多數」也有可能促使國家機器去維護「根本性的社會改造」。（註十三）赫魯雪夫這番話的真正精神，已經體現在他不願對美國海軍登陸黎巴嫩事件採取強硬的回應態度上，以及在共軍砲擊蔣介石部隊駐防的金門島之初，拒絕表態支持中共的行徑。赫魯雪夫甚至明白表示，將不會提供中共核子武器技術的相關協助。

赫魯雪夫的謹縝小心觸怒了面對困局而忐忑不安的中共領導人。他們無法穩定對國家經濟的控制；他們必須面對裝備美國新式武器的臺灣軍隊；他們與懷有敵意的美國政府相抗衡，他們深信美國政府隨時都有可能以核子武器攻擊中國。美國與中共雙方採行的政策共同造成了中國自外於世界市場、自絕於西方的科學技術，而使中國過分依賴蘇聯些微的好處和核子報復力量。中共渴望蘇聯援助他們的大躍進發展戰略，不過他們發現赫魯雪夫為了提昇俄國的生活水準而吝於施捨剩餘的資源。一九五九年，中共領導人開始從先前大躍進期間飛速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的主張中退下來；中共領導人雖未公開評論，但已經注意到赫魯雪夫向美國政界人物指稱人民公社基本上是一種「反動」的制度，既無法提供足夠的經濟誘因，又妄想提高生產量。

同樣在一九五九年，當中共中央逐漸恢復領導權威，足堪處理國際問題時，一連串的國際事件接踵而至。在寮國，一個即將掌權的民選共產主義政府受阻於可能是美國政府鼓動的右翼團體。在西藏，抗議中國佔領西藏的示威遊行於三月引爆了一場軍事叛變。激戰中，許多西藏人遭中國軍隊槍殺，無數巍峨聳立的喇嘛廟毀於戰火。西藏人的精神領袖達賴喇嘛逃往印度，印度不顧中共循外交途徑的抗議，給予達賴喇嘛政治庇護。中國軍隊在西藏的獲勝顯然無法遏制西藏的騷亂，部分原因是美國「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的積極介入，他們在位於科羅拉多州的營區訓練西藏叛軍，結訓之後再送回西藏。

除了寮國和西藏之外，另有一危機來自印尼。中國與印尼政府協議華人貿易和居留權的談判破裂之後，印尼各地出現排華暴動，數千名華人遭殺害或受傷，倖存者被迫拋棄家業遠避他鄉。隨著赫魯雪夫飛往雅加達，提供印尼二億五千萬美元的貸款，使雙方關係更加惡化。最後，因為中共在崑崙山脈南麗一條接通新疆、西藏的戰略公路之數條支線明顯已經侵犯了印度宣稱的主權範圍，導致中國與印度瀕臨開戰邊緣。接著又引發了中、印在不丹（Bhutan）地帶接壤的另一處領土紛爭。一九五九年，敵對的雙方終於開火。就在大戰似乎一觸即發之際，蘇聯表示將增加對印度政府的優惠貸款，明顯傳達了赫魯雪夫對中、印衝突所抱持的立場，他拒絕承認中國領土主權的主張，並指稱這場邊界衝突是「可悲的」、「愚蠢的」。

在廬山會議的會期間，赫魯雪夫為了履行其「和平共處」的主張而前往美國，並與美國總統艾森豪在「大衛營」(Camp David )舉行會談。九月，赫魯雪夫在訪美行程結束即將返回莫斯科之際，突然改變原訂計畫而飛往北京，在中國重申「我們這方面應該盡力排除以戰爭作為解決爭端的手段」。（註十四）雖然毛澤東曾在北京機場與赫魯雪夫會面，不過並未公開評論這位蘇聯領導人的美國之行、蘇聯取消援助中國原子彈計畫的舉動，或赫魯雪夫的和平共處原則。但無論如何，中共中央還是通過黨的喉舌《紅旗》雜誌發表評論，批評有些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人（暗指赫魯雪夫）誤以為美國人將會「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清楚傳達了中共官方的政策立場。赫魯雪夫在十一月返回莫斯科之後，把毛澤東的好戰成性與托洛斯基在一九一八年的態度相比附以作為回應。（註十五）

一九六○年一整年，社會主義陣營兩大強國之間的關係持續惡化。在國際共產主義會議上，這兩國彼此叫囂指責、反唇相譏的情景屢見不鮮。不旋踵，阿爾巴尼亞和南斯拉夫就成為風暴的中心。中共支持阿爾巴尼亞擺脫莫斯科的約制，追求國家獨立自主；蘇聯則以前所未有的強烈口吻喝斥阿爾巴尼亞的企圖，不過據觀察家看來，蘇聯是意有所指地暗批中共。中共以譴責南斯拉夫來回應莫斯科，其選擇的攻擊議題和立場顯然是針對蘇聯而來。正當蘇聯集團的國家發表聲明，藉以關切核子戰爭的恐怖以及全世界國家的滅亡，中共媒體呼應毛在一九五七年的陳述，宣稱中國絕不受恐嚇。《紅旗》雜誌評論，核子大戰一結束，「勝利的人民，他們在帝國主義死亡的廢墟上，將會以極迅速的步伐創造出比資本主義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創造自己真正美好的將來。］（註十六）

一九六○年夏天，蘇聯照會中共，將召回他在中國工作的所有一千三百九十名專家和顧問，九月即全數徹離。中共指出，蘇聯專家帶走了由他們設計或指導設計的所有藍圖，撕毀了三百四十三紙合同和二百五十七個其他科技合作項目。在這批離去的蘇聯科學家當中有兩位是核子武器專家，他們堅決不再提供中國任何有關製造原子彈的資料，中國人還奚落這兩位蘇聯科學家是「啞巴和尚會讀不會說」。（註十七）這兩位蘇聯科學家在離去時銷毀了部分無法補帶回國的文件資料。於是中國人煞費苦心，在這些斷簡殘篇中重建原始文件，最後終於在這批重建後的文件中發現原子分裂的關鍵性資料。一九六○年十一月，蘇聯發起八十一國共產黨會議，毛澤東拒絕參加。不過毛仍派遣黨總書記鄧小平以及在大躍進期間接任國家主席的劉少奇出席大會。會後公佈了一份冗長但充滿妥協色彩的文件，陳述了蘇聯對戰爭與革命的原則態度，但也勉強承認中國的國際地位，特別是中國在可能爆發區域性衝突之國際事件中的重要性。

在整個一九六一年，中共繼續批評赫魯雪夫的修正主義立場，且展現出前所未有的企圖心，意欲在歐洲政治舞臺上扮演更積極的角色。中共同意給予阿爾巴尼亞技術援助，以及涉及二十五間化學、冶金、電力工廠的機器設備，藉此證明蘇聯專家的撤出未能傷害中國。同時，中共貸款給阿爾巴尼亞一億一千二百五十萬盧布，這一數字恰好讓他們自一九五六年援助阿國以來，在總數上超過同一時期蘇聯的援助總額。

然而誠如中國在一九六○年十一月會議之後一項聲明中所言，「帝國主義永遠以無望的陰謀來分裂中國共產黨、蘇聯共產黨，以及中、蘇兩國的團結」（註十八），流露出恢復合作關係的躊躇猶豫。不過無論如何，當蘇聯邀請中共參加一九六一年十月在莫斯科召開的蘇共黨代表大會（二十二大）時，中共不僅同意與會，還派遣毛的親密戰友周恩來總理代表參加。但在這次大會上，赫魯雪夫又再次激烈抨擊阿爾巴尼亞和史達林。雙方關係如履薄冰。周恩來退出莫斯科會議會場，隨即返回北京。

政治調查與社會主義教育

一九五九年，隨著彭德懷遭整肅以及中、蘇關係緊張之後數個月的紛擾，中共領導階層出現權力競逐的新局勢，然而，黎民百姓卻掙扎在生存邊緣。到了一九六○年底，大躍進的發展策略已經遭到多數人的質疑；誠如毛澤東原先設想的，這次毛果真從第一線退下來，其餘中共領導人為了恢復國民生計，提振民心士氣，而重新省思大躍進的發展模式。

他們所採取的策略之一是遵循毛澤東一九二七、一九二九年分別在湖南和江西兩省對地方民情鉅細靡遺的蹲點調查方法，隨後這些領導人分別下鄉調查農村的民生條件。在這類農村蹲點調查中，以陳雲在一九六一年初夏的經驗較為重要。陳雲是最受推崇、最富經驗的中共領導人之一，當時位居要津，是權力核心政治局五位常務委員之一。他在一九二○年代曾經當過印刷廠的學徒和工會的組織分子，是一位不折不扣、根正苗紅的無產階級老戰士；不但參與過長征，日後更遠赴蘇聯學習，是一九四二至一九四四年延安整風運動期間的傑出領導幹部。自從一九四九年以來，陳雲已經是中共經濟發展領域方面最具分量的發言人。一九六一年六月底，陳雲至上海近郊青浦縣的一處人民公社（譯按，小蒸公社）進行調查；陳之所以選擇該地，部分原因是他出生於青浦縣，一九二一年，身為黨內青年積極分子的陳雲還曾在青浦縣組織過農民運動。在與當地農民進行為期兩週的密集討論中，陳雲詳細探詢農民養殖豬隻的經驗、稻穀生長情形、私有地的運用、勞動工資的數額，以及地方上的商業活動與手工業的進展。陳亦問及國家統購統收的份額、共產黨地方幹部的品行舉止，以及地方上的犯罪問題。

陳雲一再肯定，農民確實記得他過去的事跡，因此「敢於說真話」。這使得他們揭露出的內幕更令人憂慮。即使此處因鄰近上海的龐大市場而理應十分繁榮，然而公社裡的農民還是吃不飽。因為缺乏熱誠，公社的集體耕地管理鬆散，農民只關心自己的私有地以及可用來供應市場的農副產品產量。農民確信，公社裡的中共幹部只是一味瞎指揮，又不願自我反省批判。幹部專橫地對農民訂出高標準的生產額度，並強制收購同等數量的農產品之後，便「不再參加日常的工作而過著特權的生活」。（註十九）

陳雲觀察到，地方上的農民似乎十分瞭解農村生活的細節，這些細節卻往往被只知要求農民順從國家規範、遵循集體化發展的所謂「合理」計畫的官僚幹部所忽略。他指出，當地農民知道如何讓虛弱的小豬貼上母豬的第三顆乳頭避免餓死，因為母豬的第三顆乳頭能供應豐富的乳水。除此之外，農民也知道在夏天用水草給母豬做床，以防止牠中暑。農民知道種雙季稻的產量不如種蠶豆和單季稻來得多；知道如果為了空出土地、增加穀物的產量而砍去竹林，那他們不僅會燃料不足，還會只能用簡便的耙具來除草。

陳雲總結觀察，提出五點基本建議。由於農業復甦需要花費好幾年的時間，而城市的經濟條件同樣每下愈況，於是他提議，應遣送自一九五七年湧入城市的三千萬名農民回農村，城市裡的失業青年也應下鄉工作；解散大躍進期間上千家經營不善的工廠；除了仍然維持集體制為經濟主體之外，應將百分之六的農村土地分配給農民作為自留地；重新開放農村集市；恢復以個別家庭作為訂定糧產額度的標準。經過一九六二年初「七千人大會」的熱烈討論，陳雲把他對的悲觀評估及其建言，透過黨內最有權力的三位領導人——國家主席劉少奇、國務院總理周恩來、黨的總書記鄧小平呈送給毛澤東。儘管毛認為中國的經濟正在復甦，亦強烈反對任何牴觸集體制的政策，不過還是同意讓陳雲的觀點在黨內傳佈。

一九六二和一九六三兩年間，隨著中共採取經濟緊縮的政策，有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農村的士氣日漸低落，而幹部的徇私濫權更是時有所聞。這是因為大躍進時期的大飢荒導致的腐敗現象。農村幹部被賦予更多自主權以滿足國家不切實際的糧食收購數額，他們在大飢荒時期不顧一切保護自己和自己人，而讓繳交糧食的重擔壓在弱勢者以及他們討厭的人身上。一俟飢荒災情舒緩，幹部又開始欺壓農民。許多報告指稱，一些聚賭、從事非法交易活動的地方幹部貪贓枉法，或強行安排「交易式的婚姻」。十四歲的少女被以人民幣七百五十元的價格出售，有一女孩甚至「結婚」十三次。面對這種不公的社會環境，農民只有遁入受禁止的「神靈和巫術」之中，或者把勞動力留在自己的自留地上。

問題已經嚴重到讓包括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在內的中共領導階層深感必要籌謀一個新的全面計畫，重新打造中國的社會主義基本價值。於是，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號召下，中共再次高懸階級鬥爭的旗幟，於全國各地展開「四清」運動——即指清帳、清庫、清工、清財。無數幹部被下放到農村去，藉由體力勞動向農民學習，並澄清農民對「群眾路線」的認識。中共中央再次強調，集體優先於個人，公有應被置於私有之上。黨內的理論家援引中共慣用的數字公式，提出「三三」原則：首先提振集體主義、愛國主義、社會主義三種主義；其次反對資產階級、封建、浮誇三種惡劣的工作態度；最後貫徹「三個必須」，亦即以建設社會主義、愛護集體、以民主和儉樸的方式實行人民公社。（註二○)

這些綱領性的指導原則體現在一九六三年五月中央委員會中央工作會議上所提出的十點解決方針（譯按，即〈關於當前農村工作若干問題的草案〉，簡稱〈前十條〉)，將這次運動歸諸於毛澤東的「思想」，宣稱毛澤東同志對社會主義中階級、矛盾的分析和論述「豐富和發展了馬列主義。如果離開了這種正確的分析和論斷，就會使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工作迷失方向」。這十點方針中的第三點以幽暗的語氣指出，地主和富農「總是企圖復辟，打擊貧下中農，拉攏腐蝕幹部，篡奪領導權」。地主富農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利用宗敦和反動社會道門「欺騙群眾，進行罪惡活動」。第五點承認，農村地區的對立關係相當尖銳，因此為了避免革命的挫敗，更應該依賴貧農和中下農。第十點主張，要深化馬克思主義知識在農村地區的傳播，各級黨委應當大大提倡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使之群眾化，為廣大幹部和人民群眾所掌握，讓哲學從哲學家的課堂上和書本裡解放出來，變為群眾手裡的利器。」（註二一）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推展讓中共高層眾多領導幹部紛紛下鄉，例如劉少奇及妻子王光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王光美抵達河北省的桃園大隊，在此停留至一九六四年四月。她身著一般村婦的日常工作服，以假名隱藏真實身分，以面紗遮住臉龐（當地村婦用面紗來遮擋沙塵和細菌），參加當地的群眾大會，並逐步蒐集有關地方上的可靠訊息。王光美甚至未向黨的地方幹部表明身分，她費盡心思蒐羅地方幹部貪污腐化及資本主義傾向的相關資料，她嚴詞總結，認為「四不清現象仍然普遍存在於幹部之間。所有幹部，不管職位大小，都有問題，不能信任。」在農民之中，王光美也發現了百分之六十六的初期資本主義的傾向，範圍從賣鸛到成立獨立的家庭事業都有。當王光美將這份報告呈送夫婿劉少奇時，劉指示她公開發動懲奸除惡的鬥爭大會。後來，桃園大隊的四十七名幹部中，有四十名遭到公開的批鬥或被解職。一九六四年夏天，這一次劉少奇偕同妻子至華中、華南（他們曾在湖北、湖南、廣東、河南四省停留），向幹部宣達黨反腐敗的警訊，並力誡黨員堅定正確路線。在這些地方，尤其是廣東省，劉、王二人發現諸多「模範幹部」貪瀆賄賂的驚人案例。

王光美對黨內幹部的嚴厲打擊，可以被解讀為是對於早期在毛澤東農村革命裡登上權力階梯、隨後又在一五計畫和大躍進期間確立勢力的老幹部的攻擊。這群幹部之中，應屬山西貧窮山區昔陽縣大寨公社生產大隊的支部書記陳永貴最富盛名。據說，在陳永貴的領導下，大寨人民辛勤工作，這片原本荒涼貧瘠的地區霎時蛻變成欣欣向榮，農業生產暴增五倍，並見證了毛澤東視農村自力更生與革命熱情為中國前途之所繫的真理。陳永貴因其成就獲選為昔陽縣人民代表大會的候補委員，一九六四年當選山西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委員到北京出席會議。緊接著，令人眼花撩亂的盛譽不斷湧向陳永貴：他入選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主席團，受到周恩來的公開讚揚，蒙毛澤東召見，並且在大會代表面前發表自選主題為「自力更生是實現毛主席政策的魔術棒」的演講。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下旬，陳永貴與毛澤東合影的照片出現在《人民日報》的頭版上。同年稍早，毛澤東發出的「農業學大寨」呼籲已躍上了《人民日報》標題。

不過在這些公開動作中特別重要的是，就在一九六四年底，類似王光美調查隊組織與作用的調查工作隊已經來到大寨視察陳永貴的領導方式；工作隊總結調查結果指出，陳永貴種種戲劇性成果都是根據謊報的生產數據、隱瞞可耕地的面積、誇大糧食銷售數額而來，因此完全不可信，事實上，大寨人民根本連溫飽都有問題。「大寨紅旗旗桿上有蛀蟲，一天無法消滅，大寨紅旗就無法升起。」（註二二）在正常的狀態下，陳永貴應該會像桃園大隊或其他被調查的公社幹部那樣遭到懲戒或革職，但是因為有毛澤東的信心聲援，陳永貴安然返回大寨，反倒是調查工作隊挫敗解散。

一九六三年底，毛澤東號召中國工業應當「學大慶」的口號又是另一種曖昧。龐大的「大慶油田」位於黑龍江省，最初在大躍進期間，幾組技術專家帶領農民進行探勘，嗣後很快就成為中國最重要的經濟資產之一。大慶油田依循中共「自力更生」路線，工人以原始機具，經常於氣溫零度以下的環境中，為空洞的目的辛勤工作，已經成為中國人勇敢無畏、吃苦耐勞的象徵了。但是為了迎合毛澤東的意識形態偏好，大慶油田的資深幹部不斷誇大未受過訓練的地方百姓對油田發展的貢獻，完全湮滅了油田管理者必須仰賴外國技術，其中包括向國際市場購買探勘和精鍊設備。到了一九六三年，大慶生產四百四十萬公噸的石油，超過中國總產量的三分之二，毛澤東見獵心喜，便將大慶油田和石油工業部的官員調進他的經濟計畫班底。一九六四年這批人員被完善地組合在一起，為毛建構出他那班裹小腳計畫官員所做不到的宏偉發展計畫。（註二三）

毛澤東在調查工作隊方面與劉少奇的較量微妙而重要。劉少奇始終相信，糾正共產黨幹部的擅權弄私是黨內事務，應由黨員自己處理，以維持群眾威信。隨著許多幹部在大躍進期間因貪贓枉法而威信全失，這種黨內批判的途徑顯然益發重要。毛澤東同樣察覺到黨已經露出疲態，但他認為這更應該透過公開的辯論和批判，讓人民參與，從而整頓共產黨。是故，毛澤東深深以為，他所號召的社會主義運動將會促使無產階級群起而反抗資產階級，但劉少奇一幫人卻把毛心目中的優先重點擱置一旁，全力推展「四清」運動，或者轉向其他細微的經濟問題。在毛澤東看來，劉少奇讓工作隊如此專斷地進行調查工作，使為數龐大的共產黨員信譽受損，所以他無疑是反社會主義的。誠如毛所說的，「雖然你天天重複必須民主，卻沒有民主；雖然你要求別人要民主，但你自己卻不民主。」（註二四）

毛在一九六五年一月說道，黨總書記鄧小平也有同樣的毛病。不宣佈工作隊的來意，不讓地方上的人民大眾參與調查的過程，行事「平穩」；就此而論，毛澤東意指鄧小平對人民的判斷力沒有信心，畏懼真正的群眾運動。群眾運動的過程當然難以逆料，不過毛認為這才是革命的真諦。後來毛對一位資深的老幹部、也是劉少奇的摯友說道：「你去發展，去搞群眾運動，去領導群眾鬥爭，在鬥爭中群眾要怎麼辦，就怎麼辦，然後在鬥爭中造出自己的領袖來。」有黨的其他領導幹部指出，黨員在這種狀況尤需「降溫」以避免躁進，毛則嚴厲駁斥，「必須對群眾鬆手」。（註二五）

這種在「抗爭」中學習的觀念，植根於毛青年狂飄時代對一九一九年趙小姐自殺悲劇的激憤；當上海工人、湖南農民高漲的革命情緒被遏制時，我們看到有一人堅決反對冷卻革命熱情；在延安時代與大躍進之初，群眾的內在熱誠同樣受到高度讚揚。但對於欲扭轉國家發展趨勢的中國經濟計畫官僚而言，這類口號無疑是沉悶空洞的。就經濟計畫官僚看來，一九六二至一九六五年問的經濟成就可謂一目瞭然。陳雲初步的經濟整頓計畫已經付諸實行，國家關閉了逾二萬五千家經營不善的企業，以省下支付百萬名無產能工人的工資。雖然這些改革政策相對造成煤、水泥、鐵產量的下滑，不過在財政上，從一九六○年的人民幣八十億元赤字，搖身一變，到了一九六二年已有十億元的財政盈餘。農民的生產足堪應付大躍進時代國家龐大的糧食收購量，現在由二十至三十個家庭所組建的小型人民公社中，生產隊的農民被賦予生產的經濟誘因，他們各自在自留地上耕種用來供應市場所需的農產品。迄於一九六五年，農業生產已經恢復至一九五七年大躍進運動之前的水平，輕工業的產出每年提高百分之二十七，重工業則有百分之十七的成長。另外，在黑龍江省的大慶油田發現了豐富的石油蘊藏，所以自一九五七年之後中國國內的石油產量成長了十倍，這使中國得以擺脫長期以來對蘇聯進口石油的依賴；另一方面，中國的天然氣產量同樣提高了四十倍。倘若中國經濟能像這樣持續的穩定成長，中國就能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有機會邁向史無前例的繁榮時代。由是觀之，是黨內的技術專家與計畫官僚，而非毛澤東或群眾，才有能力指引中國未來的發展之道。

毛澤東崇拜與批判

人民共和國領導階層對於百花齊放運動、大躍進模式、中蘇衝突、與美國的持續敵對等問題的相左意見已經浮出檯面，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進行步伐與關注課題都令毛澤東深感威脅。劉少奇、鄧小平、陳雲、周恩來等所有老革命的想法，似乎與毛意欲透過不斷鬥爭來激發群眾革命潛能的觀點漸行漸遠；事實上，他們已經不需要毛澤東的現身或啟發。現在唯有林彪能讓他重拾自尊。林彪出生於一九○七年，曾入黃埔軍校第一教導團受訓，自延安時代和內戰時期以來，一直擔任中共黨內資深軍事領導幹部。雖然健康問題讓他數度避開一九五○年代的重大政治風暴，但他始終都是一名堅貞的共產黨員。彭德懷元帥遭罷黜之後，毛澤東拔擢林彪接任國防部長，成為人民解放軍的最高領導。

一九六○年代初，經濟計畫官僚正於大躍進危機過後重新整頓中國經濟，林彪則開始在軍中建立毛澤東的偉大領導人物地位。林彪廣泛蒐羅毛過去三十年來發表過的文章或演講詞，編撰成格言式書冊。截至一九六三年，這本《毛主席語錄》已經成為人民解放軍研讀和討論的必備教材。其內容極力宣揚自我犧牲、自力更生，以及維繫革命動力不墜和不斷鬥爭的勇氣，不過中共多數領導人卻未察此書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重大意義。成千上萬軍人開始學習、背誦毛澤東的格言，將毛的地位推向新的高峰。毛澤東著作的特殊角色作用在一九六二年不斷被強化，相對的，國家主席劉少奇與經濟計畫者陳雲的文集卻束之高閣，遲遲未能付梓出版。

林彪迅速在軍中擴增共產黨員的數量。林彪也更動了中共自一九四九年奪權以來構築的部分組織結構，包括由大軍區的負責將領出任大躍進之後組成的六個中央局中的五個書記職位，以確保自己在中南局的角色地位。此外，各層級的黨書記亦由人民解放軍的政治委員代表指派，藉以強化黨和軍隊的緊密關係。此外，毛要求成立龐大的民兵組織，讓民兵與解放軍一起深入農村基層，推進國防縱深。

一九六三年初，林彪在軍中發起群眾運動，強調為黨犧牲服務的基本價值，進一步推展軍中意識形態的教化工作。這場運動以一位名叫雷鋒的青年戰士的生活為運動主軸，因為雷鋒為了國家而奉獻出寶貴的生命。人們在他身後發現了一本《雷鋒日記》，內容記載雷鋒呼籲軍人應為革命、國家、同志拋頭顱、灑熱血，毫無保留地效忠毛主席。事實上，《雷鋒日記》是虛構的，是人民解放軍那些寫作班子捏造出來的，不過，我們不應該據此而輕忽它具有攻擊人民共和國內部欠缺革命熱情之知識分子與作家這層根本意義。

特別是在大躍進運動過後，這些作家開始反思革命經驗的某種曖昧矛盾，農民如何克服經濟窘境，或者工人和教師處在新社會中如何面對他們工作的問題。然而在雷鋒短暫的生命歷程之中從未顯露絲毫的猶疑躊躇，他大公無私、恪守紀律。儘管他的家人曾在日本侵略者、右翼國民黨人、貪婪地主的欺壓下飽嚐苦楚，不過雷鋒一生的真誠率直使他一直堅持信念。雷鋒本來是軍用卡車的駕駛員，他渴望見到中國農村的機械化，不過他的模範形象卻讓他無法鮮明地要求新科技。雷鋒的死既無私又平凡，他是在援助同志時被一輛倒車的卡車輾斃。於是，研讀《雷鋒日記》的運動成為正規教育體制中的一部分，一九六三年底，毛澤東為這本日記落款題名更加強了它的影響力。毛澤東呼籲全國百姓「向人民解放軍學習」，因而削弱了這個國家曾經應該向黨學習的基本原則。

一九七四年，自力更生與犧牲奉獻的精神再次當道，當時越戰引發的危機意識瀰漫了整個中國，毛澤東下令加速建設西南地區的工業系統與交通運輸網絡，確保中國人民一旦遭到美國入侵，就能再度快速撒至內陸地區，如同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面對日本侵略時的戰略。但無論如何，這次不能再步蔣介石政權的後塵，現在中國必須為長期抗戰預作準備。起初，毛澤東個人似乎屬意由遭整肅的彭德懷將軍指揮這次內陸地區的建設工作，或許是出自林彪的攔阻，這項人事命令並未付諸實現。如今已經沒有任何力量可以制衡林彪的權勢，解放軍於一九六二年中、印邊界戰爭中可圈可點的表現更助長其勢力；另一方面，一群科學家在解放軍的領導之下，於青海、寧夏秘密基地所進行的核試爆計畫也取得了豐盛的成果。一九六四年中國第一顆原子彈試爆成功（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代號是「五六九」，反諷赫魯雪夫在一九五九年六月照會中國，蘇聯將不會提供中共原子彈的模型），當時適逢赫魯雪夫從蘇聯的權力雲端跌落下來兩天後，試爆成功凸顯中國新的科技發展能力。

此外，林彪通過與公安系統和文化系統的連繫以及把解放軍的政工組織深植學校、工廠之中，而向軍隊系統以外的組織部門擴展權力基礎。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時代，公安與文化之間的緊密程度不下於清朝和民國時期。反對政府政策的異議分子往往通過繪畫或文藝作品來抒發內心潛藏的批判聲音，或藉古諷今，或以詩歌暗喻來傳達不敢公開言明的異議或諷刺。林彪試圖以毛主義的意識形態來馴化解放軍，另一方面則以更龐大的組織基礎創造個人無上力量，壓抑潛在的反彈。

毛澤東的第三任妻子江青是林彪的當然盟友，她在文化革命期間才閉始活躍於政治的舞臺。江青出生於一九一四年，一九三○年代初在山東和上海期間，江青曾經是舞台劇、電影演員，演出過易卜生《傀儡家庭》一劇主人翁娜拉一角，她在山東農村進行表演以傳播社會主義革命的理念。一九三七年到了延安之後，很快便成為毛澤東的枕邊人，一九三八年更進一步被視為毛的第三任妻子。（毛的第二任妻子賀子珍在長征時期產下一子，後來因精神疾病赴蘇聯療養。）江青為毛產下一雙女兒＊，迄一九六○年代初為止，江青一直被摒除在政壇之外，不准過問政事。江青後來追述，當時她為大部分的當代中國藝術，包括她於一九六○年代初在上海觀賞的戲劇，處處充斥著傳統主義或封建遺緒的內容而憂心仲仲，所以希冀能夠改善這些弊端。第三位要角是康生，他與江青有著共同的意識形態目標。康生的權力網絡係屬於中國的國家安全系統，他是毛澤東在詮釋蘇聯意識形態政策、宣示等問題方面的得力助手。一九三○年代，康生曾在莫斯科的「內務人民委員部」(NKVD)接受特務課程的訓練，並在後來延安整風運動期間成為一位知名的領導幹部。迄於一九六○年代，康生同樣認為，中國文化正遭受一股批判共產黨、甚至批判毛主席的病態精神所腐蝕。康生敦促中國的文藝創作者回歸純潔的革命精神，從工、農階級獲得靈感，康生進一步鼓勵工人從事文學和藝術的創造，讓中國的文化世界能擺脫佔主導地位的傳統知識分子宰制。林彪便以雷鋒一生為例，激盪人民群眾朝向康生所指引的路徑邁進。

沒有比歷史學家，也是作家的吳晗更適合作為這種種激進意識形態刀下的祭品。吳晗是一位研究明史的專家，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正值盛年的吳晗就曾指桑罵槐、借古諷今，大瞻取明史的例子來批評蔣介石與國民黨政權。在大躍進運動中期，毛澤東曾經鼓勵吳晗撰寫頌揚海瑞的文章；海瑞是明代的清官，曾為了百姓的經濟權益而反抗短視近利且保守的惡勢力。吳晗第一篇文章中的焦點環繞在海瑞雖然忠於皇帝，但還是批評當道者搜刮民膏民脂而把三餐不繼的老百姓逼上梁山的主題上。一九五九年九月，吳晗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有關海瑞的另一篇文章；這次，明顯影射八月才去職的彭德懷。海瑞為官「清廉正直」，因此能得到百姓的愛戴，為人民所歌頌，但他服侍的那位皇帝（即嘉靖皇帝），卻是「一意修道，只想長生不老」，並且「自以為是，拒絕批評」。與海瑞同列的其他朝臣，因君道不正而「臣職不明」。（註二六）

＊譯註：其實江青只為毛產下一女，即李訥。在此作者似乎將其與賀子珍與毛所生的女兒嬌嬌混淆，李訥後來被毛改名為李敏，典出《論語》：「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而毛給女兒取名時用「李」姓，原因係江青本姓「李」（名「進」，人女子學堂時更名為李雲鶴）。

當時這兩篇文章並未被公開批判，其實在一九六0年代早期，吳晗也只是諸多在北京報紙上發表短文，藉史事或其他時事以抨擊共產黨政府政策，批評毛澤東自外於公共意見的知識分子之一罷了。幾位知識分子（譯按，即吳晗、鄧拓、廖沫沙）聯合以「三家村」的筆名發表一系列的雜文，「三家村」係取自宋朝一位官吏辭官歸隱鄉梓所在的村名。作者之一的鄧拓特別讚賞晚明「東林黨人」在廟堂之上所展現的剛正不阿、直言敢諫。鄧拓曾賦詩一首，稱頌東林黨人這種大無畏的勇氣：

莫謂書生空議論，

頭顱擲處血斑班，

力抗權奸志不移，

東林一代好男兒。（註二七）

吳晗還把海瑞罵皇帝的主題演繹成劇本《海瑞罷官》，一九六一年二月在北京公演，並在是年夏天出版。海瑞以生動的語彙訴說時代的危機：

你說百姓是虎狼，

可知鄉官把民傷？

魚肉鄉官滿朝嚷，

可知百姓吃糟糠？

民為邦本口頭講，

袒官虐民好人裝，

為虎作倀欺皇上，

畫行愧影夜愧床。（註二八）

三家村的雜文與吳晗的劇本只不過是眾多諷刺、批判當朝政治人物作品中的一小部分。不過領導幹部並不清楚該如何在他們所控制的新聞報刊上禁止這類作品發表。一九六五年九月，毛澤東就曾要求發起一波攻擊「反動資產階級思想」的浪潮。毛澤東顯然並不滿意中共中央的軟弱無力，而他心目中的理念觀點根本無法在那些被其政敵把持的雜誌期刊上出現而蔚為風潮，於是毛澤東在十一月雕開北京，消失在眾人目光之前。後來得知，毛澤東南下上海，聚集一批持強硬路線的知識分子，並決意把他所認定的社會主義秩序和紀律，帶回這個國家的知性生活之中。

一九六五年，林彪不僅再度宣揚毛澤東的思想，他以極端平均主義的手段取消了軍中的軍銜制度，來重新塑造人民解放軍。自此之後，人民解放軍的軍官和士兵已經無法從外表的軍服加以識別，官、兵一起從事日常任務。同時，林彪還大規模進行人民解放軍的人事調動，以確保人民解放軍對公安部門的控制。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就在毛澤東暫時從政治舞臺上消失之際，江青的親密戰友、並與一群自詡為純潔的「無產階級作家」沆瀣一氣的姚文元，在上海發表強烈批判《海瑞罷官》劇本的文章（譯按，即〈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在這篇文章中，姚文元聲稱，吳晗背離了毛澤東思想的核心前提，亦即人民群眾才是推動歷史發展的主動力。反之，吳晗卻暗指個人的道德良知能超越他們所處時代的經濟與政治現實。

此外，姚文元也質問，在「我國農村已經實現了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建立了偉大的人民公社」的關鍵時刻，如何在農村「平冤獄」？姚文元更誇張地追問，吳晗和其同路人難道意圖以「地主與資產階級的國家學說取代馬列主義的國家學說？」（註二九）北京報界在沉寂了二十天之後，才開始轉載姚文元在上海發表的這篇文章，延宕刊載的動作證明中央對這篇文章的意涵並無定論。這一國家有權的政治人物個個即將表態，公開選擇一邊。他們支持或者反對吳晗呢？就某種意義而言，意味著他們支持或反對彭德懷？當然，這同時也暗示，他們支持抑或反對毛澤東與林彪？

發動文化革命

一九六六年之初，兩組不同團體各自會商討論吳晗《海瑞罷官》劇本及其相關問題。其中一組人馬是由彭真領導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參與五人小組的成員其實遠超過此名稱，彭真當時是擔任北京市長一職的資深領導幹部，政治局的常務委員。這一小組是由一群資深的老幹部組合而成，成員大抵出身於出版界、黨的研究機構，以及文化部的官員，因此可歸類為黨的專業官僚和知識分子，而且大都支持劉少奇、鄧小平，或是與劉、鄧交往密切。

第二組人是在江青指導下於上海會商，形成一個論壇，專事探討文學和表演藝術背後所蘊涵的政治目的。若粗略界定，這群人可以名之為激進的或「非建制性的」(nonestablishment)知識分子；他們意圖推動藝術的社會主義淨化，在藝術形式上，傾向與所謂的封建或者西化的五四運動精英價值觀決裂，而追尋新的戲劇形式。這批成員贊同毛澤東對於北京文化部依然浸淫在傳統的昔日光輝之中的諷刺，認為文化部應更名為「帝王將相部」、「才子佳人部」或是「外國木乃伊部」。（註三○）一九六五年二月，當林彪正式邀請江青指導解放軍的文化政策時，上海這批人了解他們宣揚激進觀點的時機已經水到渠成了。

彭真領導的「五人小組」採取溫和路線，他們將圍繞在吳晗《海瑞罷官》的所有爭議界定為學術性討論，而不涉及嚴重的階級鬥爭成分。彭真提交一份措辭謹慎的報告（譯按，即〈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簡稱〈二月提綱〉)，從學術批判的角度來審視吳晗的問題，並未將此一問題無限上綱地與對中共文化系統的攻擊株連一起。儘管在報告中承認《海瑞罷官》問題意識的嚴重性，然而彭真也不忘提醒，「我們要有領導地、認真地、積極地，和謹縝地搞好這場鬥爭」，特別是因為「學術爭論的問題是很複雜的，有些事，短時間不容易完全弄清楚。」這種輕描淡寫的方法，更因為這一小組所用的詞彙語出中共土改時期較和風細雨式的基調，要求成立學術工作者的「互助組」和「合作社」而格外明顯。他們指出，「即使堅定的左派（從長期表現來看），也難免因為舊思想沒有徹底清理，或者因為對問題認識不清，在某些時候說過一些錯話，在某些問題上犯過大大小小的錯誤。」（註三一），或許這正是毛澤東和江青出其不意進行攻擊的關鍵所在。可想而知，毛澤東本人並不喜歡這份報告的論調，不過中共中央委員會還是在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通過這份報告，視為一份政策討論的文件而於黨內流傳。

同樣是在二月，江青和一批來自解放軍的文藝工作者齊聚上海，觀賞多部已經完成的電影和正在拍攝中的作品，參與三部戲劇表演，其中包括了對傳統京劇嶄新、激進的詮釋觀點，並且組成毛澤東作品研讀小組。他們總結毛澤東個人有關文化的論述，「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世界觀和文藝理論的繼承和發展。」他們進一步指稱，儘管毛澤東的思想豐富了馬列主義的文化觀，不過中國依然「被一條與毛主席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這條黑線就是資產階級的文藝思想、現代修正主義的文藝思想和所謂的三十年代文藝的結合。」他們將吳晗的作品打上這種政治錯誤的印記，並提出警告，在中國的文化園地裡，「反社會主義的毒草」正在叢生蔓延。不過近來京劇的激進化顯示，即使是「京劇這個最頑固的堡壘」也是「可以攻破的、可以革命的」。在這條文化戰線上，人民解放軍是中國百姓與世界革命人民的唯一依靠以及希望之所繫，人民解放軍在文化領域將會扮演重要的角色，並且「要破除對中外古典文學的迷信」。林彪在給中央軍委會常委的信中呼應上述觀點，熱切地附和道：「文藝這個陣地，無產階級不去佔領，資產階級就必然去佔領。」（註三二）

在兩軍對壘情勢無可轉圜的情形下，中國歷史終於走進毛澤東及其支持群眾名之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動盪時代。這一運動挑戰社會的簡單劃分，因為暗藏在這種劃分之中的是曾經彼此滋養或抗衡的動力。毛澤東以為，由於共產黨內守舊派的故步自封，加上龐大官僚體系的因循苟且，中國已經失卻了往昔的革命能量，權力圈層的決策也已喪失決斷力或創造力。毛澤東宣稱，黨內許多幹部即使高喊社會主義的口號，但骨子裡卻是在「走資產階級道路」。同時，毛澤東也意識到他年歲已高，深恐同僚幹部將他拱上神主牌位，架空他的權力。江青、上海的激進派文人，以及北京文化官僚體系中試圖鞏固自身權力基礎的官僚幹部，兩者之間的派系鬥爭自然有其導火線，但包括劉少奇、鄧小平、陳雲、彭真在內的那群處於共產黨政權結構雲端的領導人，在變革的步調和方向上都與毛截然不同，彼此存在著政治角力。此外，當然也有如林彪，以及贊成他把軍隊的權力觸角滲透進政治領域之中，而使解放軍變為捍衛文化大革命先鋒的那批朋黨，他們的動機只不過反映了個人政治野心與權力欲望的作祟。

派系鬥爭的火苗復因一批與政治絕緣的失意學生之憤怒而進一步激化：他們因父母曾與國民黨、舊政權的地主或資本家等剝削者扯上關係，而被中共烙上壞分子的標籤。除此之外，還有幾百萬城市青年曾經在黨發起群眾運動之初，或者是配合陳雲和黨內其他領導人為縮減供應城市人口糧食以緩和國家壓力所提出的紓困政策，而紛紛下放到農村，他們如今也感到不滿。在大城市裡，不少莘莘學子被摒棄在為數不多的精英學校之外，事實上，這類學校已經淪為少數高幹子弟的「補習學校」。（在中國，大專院校極少，加上繁瑣入學考試制度設下層層門檻，唯有在這些少數好學校求學者才有機會進一步接受高等教育。）最後，這些人還認為黨機器內的高官厚爵已經完全被那批早年與毛打游擊、未曾受過教育的農村幹部所壟斷把持，這批農村幹部不該再戀棧權力，而應讓受過良好教育的新人來接棒。

一九六六年晚春，在一片錯愕聲中，事件發展急轉直下，達到新的高潮。五月，「五人小組」呼籲謹慎進行文化改革的報告遭到中共中央委員會的否決，而中央委員會之所以做此決定，一般咸信係出自毛澤東的大力遊說，嗣後便開始整肅文化官僚體系。彭真黠然下台，文化部的其他重要領導幹部紛遭解職，「三家村」的作者群以及吳晗、吳的家人受到嚴厲的攻擊＊。北大激進派的哲學系講師聶元梓貼出一張抨擊北大行政官僚的「大字報」之後，諸如此類的批判和抗議聲浪如排山倒海之勢淹沒各大學。鄧小平、劉少奇試圖派出「工作隊」進駐大學校園，藉以平息如潮水般湧現的激進教師、學生轉向攻擊黨員所造成的混亂局面。然而騷亂之勢很快就蔓延至北京地區各中等學校，許多文化革命的激進派學生在臂膀上繫上布帶，自稱是「紅衛兵」——意指新時代革命巨變的先鋒。

毛澤東為了強調自己依然活力充沛、身體硬朗，七月在武漢附近的長江游泳，此地正是一九一一年國民革命爆發的地點。黨內報刊大肆報導毛澤東橫渡長江的訊息，此舉成為中國的一件大事。返回北京後，毛澤東甚至稱許聶元梓的大字報不啻是「二十世紀六○年代的中國巴黎公社的宣言書；意義超過巴黎公社」，藉以激化群眾的革命熱情。馬克思曾激情盛讚、在一八七一年成立的巴黎公社長久以來就被視為是西方歷史上自發性社會主義運動與組織建構的巔峰之舉。如今毛澤東更宣稱，中國將會超越這項成就。當然，毛澤東也注意到，一如巴黎公社在法國的命運，中國的文化革命勢必遭逢敵對力量的阻礙。「誰反對文化大革命？美帝、蘇修、日本反動派。」但是中國將會「依靠群眾，相信群眾，鬥到底。」（註三三）

一九六六年八月初，中共中央委員會通過關於文化大革命運動的十六點指導方針（即〈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中共簡稱〈十六條〉)，呼籲提高警覺，防止敵人意圖從內部顛覆革命的力量。不過，這份文件仍然透露出深謀遠慮的領導幹部＊＊意欲緩和、冷卻文革派躁進的用心：「要用文鬥，不武鬥」、「在辯論中，必須採取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而且要「特別照顧」科學家和科技人員。然而隨著八月的到來，毛澤東從北京紫禁城入口處的天安門城樓上，俯瞰著手上揮舞《毛主席語錄》小紅書，反覆高呼革命口號的龐大紅衛兵隊伍，浩浩蕩蕩從他面前遊行走過。最初，紅衛兵的組成學生大都出身於各精英學校，隨後又加入為數眾多的叛逆、失意學生，以及受到革命激情的鼓動、推崇毛為革命之父的各省青年，紅衛兵的隊伍因而迅速膨脹茁壯。八月十八日，林彪告訴一群紅衛兵，「毛主席是當代無產階級最傑出的領袖，是當代最偉大的天才。」毛澤東的作為就是一種「改造我們靈魂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到了八月底，林彪發明了一套公式化的溢美之詞，讚頌毛是「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從此之後，這「四個偉大」就成為在中國稱呼毛澤東的標準用語。

＊原註：吳晗在幾經虐待之後，病逝於一九六九年。

＊＊譯註：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論「文革」的專章中，何漢理( Harry Harding)指出這應是周恩來和陶鑄二人設法運動的。

一九六六年秋、冬兩季，鬥爭逐漸激化，而且恐怖猙擰，生活的失序、生命的殞逝越來越慘烈。隨後所有的學校、大專院校都因成為革命鬥爭的舞臺而被迫關閉，成千上萬的革命青年受到文革派領導人的鼓舞，破壞他們居住鄉鎮的傳統建築物、廟宇、藝術作品，攻擊老師、學校行政人員、黨的幹部，以及自己的父母。就在一小撮毛的心腹，與毛的妻子江青、其他上海的激進文人共同導演下，黨內被整肅的領導幹部逐級升高，最後劉少奇、鄧小平各自下台並與其家人當眾遭受批判和唾棄。

文化革命的領導人號召全面清算積澱在中國社會之中的「四舊」——舊習慣、舊風俗、舊文化、舊思想，不過這些名詞用語是由地方上的紅衛兵率先提出的。在實際執行上，一經選定目標人選之後，紅衛兵便打擊那些阻擋他們革命行動的人，或是接受西方教育者，與西方商業人士、傳教士有所往來者，或是被指控為具有「封建」、「反動」思想模式的知識分子，以證明他們對革命的忠誠。紅衛兵所使用的公開污衊儀式日趨複雜、殘忍，一些遭點名的批鬥對象頭戴圓錐形紙帽或在頸上掛著認罪的標語遊街示眾，在嘲訕奚落的人群面前公開自我批判，最後則以所謂的「坐飛機」姿勢彎腰張臂痛苦地罰站數小時。

隨著暢快、恐懼、興奮、緊張的氣氛籠罩整個國家，暴力亦四處延燒。為數眾多的知識分子或社會人士被毆致死或死於重傷。包括《貓城記》的作者老舍在內，有無數不堪蹂躪的人自戕而亡，其實老舍早在一九三二年就以扣人心弦的筆觸，斷言中國人將彼此暴力相向。這些自戕者中，有許多人事先銷毀藏書或收藏品，但仍無以避免紅衛兵騷擾才選擇自殺。許多人下獄後被單獨囚禁達數年之久。數百萬人被下放到農村勞改，試圖以勞動來淨化他們。

文革期間暴力失控的程度、青年紅衛兵反抗長者的狂熱，顯示出挫折悒鬱的情緒一直潛藏在中國的社會底層。這些青年人稍待毛澤東煽風點火，便群起反抗父母、老師、黨幹部以及長輩，並且報之以不計其數的計畫式虐待。幾年下來，青年人被要求過著為革命犧牲、禁欲、絕對效忠國家，以及長期受監督指導的生活。他們壓抑、憤怒難耐，但卻又意識到自己的軟弱無力。他們渴望有權破除所有禁忌，所以造成他們生活痛苦的人自然成為他們的標靶。對他們而言，毛澤東超脫這種世俗約制，是一位全知全能的智者。大躍進運動所帶來的災難真相並未被公諸於世，中共想盡辦法將其歸咎於官僚的無能以及蘇聯與美國對中國的敵意。毛澤東不斷號召追求新希望與自由，而且沒有任何可信的反證的情況下，加諸毛澤東種種不切實際的語彙仍然被視同真理。

對於文革期間血雨腥風的另一種解釋，則來自對過去十七年來中國政治生活與人事操控的本質。中國人全都陷入一種被貼上階級標籤的狀況，讓他們完全聽命於「主子」，而習慣了群眾運動的暴力、恫嚇。這種機制同時孕育了恐懼與奴從。

這種狂熱的行動主義所蘊涵的正是一種寓意深遠的政治工程，或許我們可以將之視為是毛澤東生動地呼籲中國回應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那種「純化的平均主義」( purist egalitarianism)價值。這種價值觀的體現不僅涉及廢除私有財產，更進一步要求企業全面國有、國家銀行取消利息給付、將地主掃地出門、根除所有自留地，並重新強化公社制度、杜絕私有化市場經濟的全部餘孽——甚至貧農在農村一角，推著車叫賣自己種植的蔬菜亦在禁止之列。

一九六七年一月，這種瘋狂的激進計畫被推向高峰，即所謂「一月奪權」。在北京「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下，散落在中國四處的各式紅衛兵團體紛紛驅逐地方上黨的領導幹部並接管地方黨部。這場運動是由一篇元旦的社論（譯按，即《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刊載的<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所引發的，文中號召工農群眾「鬥垮工礦企業和農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並敦促工農團體在鬥爭中與「革命知識分子」結盟。文章中亦正告紅衛兵小將，應將文化大革命視為一階級推翻另一階級的鬥爭；為了避免重蹈一九四九年的覆轍，中共必須謹慎運用權力，以防中間分子和自由派人士離心離德，然而到了一九六七年，「任何與社會主義制度、無產階級專政相背離的事物均應被攻擊」。（註三四）

不過一月奪權的結果卻造成各地混亂不堪，由於未獲中央領導的指揮協調，不同激進團體不但整肅各地黨內領導幹部，同時各激進派系之間彼此亦水火難容。省級行政層級上所點燃的戰火更能凸出一月奪權運動的荒唐絕倫。在東北北部的黑龍江省，一位曾反對大躍進運動的激進分子出來領導群眾奪權，並意圖藉此行動展現其革命熱誠，以證明效忠毛主席。在山西，加入紅衛兵陣營的副省長驅逐黨內的其餘領導幹部。在山東，天津市政委員會的第二書記與山東黨委員會的若干委員聯合成立了「省革命委員會」。在貴州，省的副政委與紅衛兵結盟。

僅就諸如此類的例子，我們難以判斷這些幹部是真的在進行鬥爭，或者只不過是虛應了事、敷衍一番——亦即「群眾」真的是奪得實權呢，或者只不過是黨的領導人佯裝交出權力，但實際上在紅衛兵鬆散的監控下，幹部仍然繼續執行原來的行政功能？廣東省的例子顯然是後者，當時廣東省委第一書記趙紫陽把權力交付「紅旗派」手中，而「紅旗派」是一群由鐵路工人、復員的軍人、教師、大專院校與中等學校學生，以及電影廣播工作者所組成的鬆散聯盟。正惟如此的表態，趙紫陽與其同僚才能繼續治理廣東省。

迄至此刻，「激進」一詞的意涵出現裂變。例如在上海，當地奪權行動被視為是成功的典型，大約有五十萬名強悍工人所組成的工會組織——「赤衛隊」，強烈要求改善工資待遇、工作條件，以及有權在保留工資的情形下，離開工作崗位參加「革命實踐」。中國各地的其他工人，從三輪車車伕到廚子，從街頭的小販到鐵路工程人員，也都發出同樣的要求。短期合同工人和臨時工的呼聲特別響亮，他們經常要求固定的工作，並賠償他們過去多年來的損失。然而像這類的行動，乍看之下似乎是相當激進的，不過旋即被文化革命的領導人詰責是一種［經濟主義」(economism )的作法。「赤衛隊」這種立場立刻被諸如「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譯按，簡稱「上總司」，該組織係由四人幫之一的王洪文帶頭成立的）的其他團體扣上「保守派」的帽子，「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宣稱自己才是真正激進的革命派。就在一九六六年最後一個月，工人與學生紅衛兵隊伍之間的惡鬥，事實上已經癱瘓了整個上海的行政運作：卸下的船貨停放在碼頭上乏人聞問；鐵路運輸紊亂不堪，甚至有些鐵路路段完全停駛；成千上萬從農付返回或逃回上海的紅衛兵不斷湧入這座城市；由於食物嚴重短絀，商店的營業時間不斷縮短。在這種背景下，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海激進的「奪權」行動，不啻連帶制約了工人所能取得的自主權。

＊譯註：彭真領導的小組被撤除之後，新小組的成員包括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等人。

一九六七年一月，江青的親密戰友之一張春橋初抵上海，上海的奪權鬥爭於是展開。俟控制具影響力的宣傳機器並下令工人返回工作崗位之後，張春橋召開了一連串的群眾大會，糾集群眾公開譴責、羞辱上海的領導幹部，因為他們屈從工人提高待遇的要求而被冠上「經濟主義」的罪名。在姚文元加入後，張春橋便動用解放軍維持上海的社會秩序，並提出「抓革命、促生產」的新口號。當解放軍進駐各個機場、銀行、運輸站、碼頭護衛警戒時，學生紅衛兵繼工人之後拒絕返回學校。

無論如何，此刻的張春橋、姚文元仍須和意欲與工人結合的學生紅衛兵隊伍周旋。一月底，大批學生團體聯合舉行一場鬥爭大會，批鬥張春橋和姚文元二人，並「逮捕」了姚手下得力的一干宣傳寫作班子。二月初，在大批軍隊的支持下，張春橋再度控制了上海的局勢。二月五日，張春橋宣佈成立「上海人民公社」，這一舉措無疑將上海帶向弔詭的局勢。在表面上看來革命氣息十足的稱號底下，昔日全面整黨的那批人卻處心積慮地要讓自己成為中國的新領導人，反過來強迫這群追求自由新時代的學生嚴格遵守紀律。

整黨與林彪之死

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之初受到北京方面的熱烈歡迎。但毛澤東很快就改變心意，不再視這類公社組織為全國發展模式，二月中旬，毛下達一份謹慎的指導方針。因為新政策的內涵與激進的一月奪權行動顯得扞格不入，所以革命派便將之稱為「二月逆流」。毛甚至直接反對妻子江青認為「領導的頭銜應該被砸碎」的觀點。毛則明白回答，「事實上，領導是必須要的」。所以問題的關鍵在於，「一方面需要重新主張幹部本身具備的領導地位，另一方面毛澤東個人的角色同樣是不可或缺的」。（註三五）嗣後，毛澤東宣佈，除非黨領導幹部同意，否則「奪權」不再被視為合法的行動。

二月底，毛告訴張春橋將上海公社更名為「上海革命委員會」。這類委員會組織，不管是在大城市內、農村公社裡，或是大學、學校、報社等機關之中，一律採取「三結合」(three-way alliance )的組織運作形態，其中成員包括群眾代表、解放軍，以及態度、行為正確的官僚幹部。實際上，這種組織設計大幅縮減工人代表在地方領導上的重要性。例如，二月初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張春橋便控制了一個領導小組，其中成員包括五名工人代表、二名農民、二名解放軍、一名紅衛兵，以及一名「革命」幹部。二月底新成立的革命委員會的領導小組，其組織成員則有五名「革命」幹部、六名解放軍，而僅有一名工人代表。這名工人代表是上海一家棉紡織廠的青年幹部王洪文，曾幫助張春橋駕馭先前行動激進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

順著「二月逆流」的發展，奪權行動經常受到中共中央領導人的節制，這明顯表現在周恩來總理發揮個人影響力，控制住造反派對中央政府官僚體系各個部門的攻擊。周恩來試圖縮小紅衛兵暴力奪權的打擊面，他告訴學生「可以改造階級成分實踐革命」，並要求軍隊人事部門將軍事訓練的對象擴展至大專院校和初級學校，而幹部應被允許「改造自己，並藉由做出貢獻來彌補自己所犯的過錯」。最後有一段時間，儘管局面仍極混亂，然而已經有效遏止極端激進的暴力手段。

人民解放軍是「三結合」權力模式的重要組成分子，當時解放軍通過這種「三結合」的運作模式，把勢力滲透到政府結構之中。解放軍不僅在所有新成立的革命委員會中佔有一席之地，甚至鎮壓意圖破壞或整肅解放軍組織的造反派。整個文化大革命期間，林彪和解放軍不斷涉足錯綜複雜的權力鬥爭。在某種意義上，「造反派」的領導人是《毛主席語錄》的擁護者，他們渴望推翻所有封建、資產階級、西化的要素，追求組織和程序的絕對平等，然而解放軍是一支捍衛國土、防止爆發內戰的職業軍隊。據此，縱使解放軍支持紅小將的激進武裝奪權，也絕對不容許紅衛兵干擾軍事設施，破壞秘密檔案以及工廠生產。解放軍同時保護大慶油田的技術設備，阻止紅衛兵接管，甚至阻撓包括毛澤東侄子領導的紅衛兵，進入機密性的、有許多卓越物理學家正在研發氫彈的工廠。

當江青指責解放軍宣傳部的領導「讓軍隊淪為資產階級的軍隊」，紅衛兵隊伍就充當先鋒到這位領導家裡抄家。時值一九六七年一月底，周恩來正與九百位資深的軍事領導開會，當他接獲紅衛兵行動的消息之後，立即發表聲明公開譴責紅衛兵的行為無疑是「打擊軍隊的威望」。二月初，軍方的領導遵從毛澤東指示，前線軍區不應受到文化革命的衝擊，而即時豁免了各軍區受波及，同時亦嚴禁騷擾海軍艦隊以及海、空軍軍事訓練學校。

一九六七年一月底，解放軍被賦予驅散所有「反革命組織」的任務。解放軍逕自將之解釋為粉碎與解放軍（或是解放軍的政治同盟）組織利益尖銳對立的所有武裝革命團體。在湖南、廣東、安徽三省，解放軍迅速擊垮自稱為「造反司令」與「革命造反工人司令部」的組織。在四川，遭遇激進團體奮力抵抗時，解放軍開火還擊，上千名四川民眾被殺或受傷。在福建，當激進派衝入解放軍位於一福州的軍事指揮司令部時，解放軍宣佈這類的舉措無疑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攻勢。」事後，解放軍逮捕了福建當地眾多的紅衛兵中堅分子。在這些衝突事件中被殺害的總人數並不清楚，不過卻有人親眼目睹，無數的浮屍阻塞了河道，甚至有許多屍體漂到香港的岸邊。北京文化革命的後臺主子對於解放軍竟然攻擊那些經常呼應黨中央整肅官僚隊伍的造反派感到十分沮喪。告誡如雪片，紛紛湧向解放軍，敦促他們要自我克制、並深入瞭解文化大革命的真締。

軍隊與造反派之間最嚴重的一次衝突發生在一九六七年夏天的武漢。早在一九六七年的春天，解放軍就已經逮捕了五百名自稱代表四十萬戰士的激進紅衛兵和工人團體的領導人。隨後武漢地區又爆發另一次流血衝突，這主要肇因於龐大的失業工人聚眾抗議，最後終至演變成武裝衝突，在暴動中約莫有一千名抗議群眾遭解放軍殺害。七月，中央文革派的兩名要員（譯按，即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和公安部長謝富治）從北京飛抵武漢，並譴責解放軍的惡行，王力更被解放軍的支持隊伍從賓館裡綁架，但當地軍隊並未採取任何營救行動。最後在北京當局下令空降部隊、一艘海軍艦艇，以及其他增援部隊進駐該市維持秩序後，他才獲得釋放。

武漢事件升高了解放軍與激進造反團體之間的暴力和衝突強度，整個夏天，中國各地均籠罩在解放軍與造反派暴力相向的陰影中。工人與學生派系之間對峙的態勢從未止歇，導致他們彼此攻訐，而在暴動中雙方均使用搶自解放軍部隊的武器彈藥，衝突往往以流血傷亡告終。北京和廣州兩地的流血暴力如火如荼地展開。這兩地的衝突最後都被升高至政府體系內的高層。一九六七年八月，當造反派佔據外交部，阻擾了外交部的日常運作，並開始「派任」激進的外交官員到世界各地的中國駐外使館，所謂的「奪權」行動才告真正發生。或許是為了證明這類行動是基於「反帝國主義」的理念，激進派對英國大使館發動攻擊，並放火燒毀英國大使館。

迄一九六七年九月止，局面的失控讓毛澤東、周恩來、林彪、江青等大部分的中央領導人似乎均感受到事態的嚴重性已經到了無法容忍的地步。一直亟欲把革命鬥爭推往極至的激進派女性代言人江青，卻改口宣稱這種暴力衝突是一種「極左的傾向」，並稱讚解放軍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擁戴者。當各學生派系的相互纏鬥持續不輟之際，中共的領導階層轉而通過工人團體遏止學生的過當行為，並將學生驅趕回學校。全國各地的解放軍宣傳部門現在閉始呼籲加強研讀毛澤東的著作，而不是全面攻擊「走資派」。在某幾省，其境內敵對派系通過錯綜複雜的協商之後達成共識，結束了彼此之間的敵對，不料先前的鬥爭動力卻又被導向競逐革命委員會代表權的新衝突點上。伴隨著一九六七年初上海所成立的委員會運作模式，這些委員會各自建構了隸屬於本身之解放軍、群眾、「正確路線」幹部的「三結合」。在這些委員會中的委員，有權決定在公社、學校、工廠，以及省級政府、北京中央各部委等機構之中誰才是決策者。在制度尚未變動之前，競逐獲勝的一方將在中國取得政治的優勢。雖然如此，一九六八年夏天，仍有上百人死於武裝暴動中，其中包括五名工人（毛澤東指派這五名工人前往維護秩序）是在北京的清華大學校園內遭學生擊斃，事件結束後中共才得以逐漸重建社會秩序。

這種紛擾對抗的事件粉碎了中國的教育體系，對軍隊傷害極大，同時也嚴重弱化了中國共產黨的效能和士氣。因此為了維護黨和政治生活的秩序，從一九六七年底至一九六九年這段期間，中共中央發起另一場新的群眾運動。這場被稱作「清潔階級隊伍」的運動，是由毛澤東、江青和她的支持者——解放軍，以及忠於或掌控地方三結合委員會的幹部結盟所指導的。這次運動的針對目標，指向過去曾與資產階級有過關聯，或者曾是「叛徒和特務」（例如曾與國民黨或西方人有過關係的人）、地主、不知侮改的右派分子因而被懷疑具有「壞成分」的眾多幹部。這群受到懷疑的幹部遭到甫從「革命群眾」中遴選出來而組成的「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聯合解放軍，及相關革命委員會的全面清查。

每一位受到檢查的幹部都在學習毛澤東思想、批判劉少奇的小組研討會上承受沉重的心理壓力，劉少奇現在被視為黨內頭號的敵人。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書曾是啟迪革命世代思想的著作，如今則被貶抑或駁斥為修正主義和資產階級的言論著作。（劉少奇本人在獄中經常接受審訊，精神受到嚴重的摧殘，也得不到妥善的醫療照顧，最後病卒於一九六九年。）承認犯錯被認為是起碼的補救之道；若是保持沉默或執拗堅稱無辜，就會引來更嚴厲的處罰以及持續性的小組壓力。誠如一份文件簡要地表明，「坦白比不坦白好；早坦白比晚坦白好；完全坦白比有保留的坦白好。如果一個人誠實坦白他的所有犯罪事實，並且謙卑地向人民承認他的過錯，他就會被寬大的對待並平和的處置，他的案子就不會影響到他的家庭。」（註三六）這後一句話顯示，發動這場新運動的主要目的，是要阻止這群背負著「壞成分」階級背景的人滲透到黨內。因為激進紅衛兵團體紅小將們的出身大抵屬於這類階級背景，他們還企圖通過文化大革命運動來證明他們的「自來紅」屬性，所以這場運動將焦點集中在家庭的階級歷史，意味著這些激進派分子可能再度被摒棄在權力結構之外。

因此，這些調查還是留有很大的操控空間，而如何在一個人的家庭背景、昔日表現，以及今日行為三者之間謹慎求得平衡，就取決於審問隊。審訊的過程雖然既冷酷又緊張，他們還是公佈了裁決的結果。有人可能從這些學習小組「畢業」，然後安然返回工作崗位；或者被強迫再進一步學習，這意味著不久之後他們將獲得釋放；或者被趕出學習班，那麼他可能就會受到黨的整肅。

對成千上萬的幹部和知識分子而言，這類調查過程和學習小組可能不在他們的家鄉而是在特別成立的「五七幹校」召開舉行，「五七幹校」是根據文化大革命之初，毛曾於五月七日這天做出重要指導而命名的＊。這所學校裡將辛苦的農業勞動、自我批評，和學習毛澤東的著作結合一起，據言通過勞動與學習的結合，可以將社會主義革命的真蘊灌輸到「學生」的腦海之中。不過這些學生猶如監禁在學校的囚徒，失卻了所有的自由，或者僅能擁有少許屬於自己的時間。他們的家庭被拆散，生活條件十分苛刻，學生只求起碼的溫飽，也必須擠在一起睡大通鋪。他們的工作大都無法取得工分，因為幹部和知識分子的耕種能力根本無法與學校附近的當地農民相提並論。雖然通過下放，這些學生見識到農村的荒涼蕭瑟景象，不過很少有人會改變他們的想法。知名小說家、學者錢鍾書（默存）與六十歲、北京大學外文所教授的妻子楊絳一起被下放到幹校，時問長達兩年。她記述了他們夫妻遷離豫南五七幹校時的情形：

過了年，清明那天，學部的幹校遷往明港。動身前，我們菜園班全伙都回到舊菜園來，拆除所有的建築。可拔的拔了，可拆的拆了。拖拉機又來耕地一遍。臨走我和默存偷空同往菜園看一眼告別。衹見窩棚沒了，井台沒了，灌水渠沒了，菜畦沒了，連那個扁扁的土饅頭也不知去向，祇剩了滿佈坷拉的一片白地。（註三七）

在文化革命期間，這種結合思想訓育與體力勞動的作法，同樣可見於全國農村地區。一項對地處廣東小村莊的田野調查正可以清楚說明當時的概況。與其他地方一樣，陳村的政治波瀾與社會動盪發生在兩個交疊的層面。一是兩位農民之問的權力鬥爭，這兩位農民都是地方上的聞人，依據誰才是真正忠於毛澤東思想和地方社區而捍衛社會主義的標準，他們二人交替主導陳村的政治舞臺。（農村裡往往沒有人願意接下領導位置，有時情況頗嚴重，例如清朝時，村民通常逃避而不願承擔保甲長的責任和風險。）另一權力鬥爭是發生在下放到陳村生活、工作的城市知青與在地村民之間。一般都是由下鄉的知青帶頭領導村民進行政治討論，因為他們都曾受過教育（陳村村民大部分是文盲），能夠使用擴音器——一九六六年陳村電氣化之後才開始使用，來維持熱烈的政治批評和群眾激昂的學習情緒。隱含在這兩個鬥爭層面底下的，還有無數的其他小衝突，村民清查「四舊」的代表，學生整肅「右派分子」，而這些受害者均被隔離，關進名為「牛棚」這種特設的小屋子，每隔一段時問就被拉出來鬥爭。

＊譯註：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毛曾就解放軍總後勤部〈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報告〉給林彪寫了一封信。信中的意見即為所謂「五?七指示」的內容來源。

儘管處於政治風暴之中，面對牆上的革命口號、數不清的毛澤東肖像、擴音器震耳欲聾的聲音、「學習大寨」的標語不斷縈繞耳邊、耳提面命，但無論如何，陳村的農事與家庭生活律動所帶來的喜怒哀樂一如往昔。遵從上級的路線指示，村民摒除「私心」或私有產品，回歸到大躍進時期中國的一般社會思潮，服膺公有制，將果樹、竹林、魚網，甚至他們飼養的母豬統統收歸公社所有。曾有一段時期，由相互熟識的村民所組成的生產隊，他們被剝奪了會計、分配工分和土地的權力，而將之移轉到生產大隊的手中。即使地方上憂心這種制度性的變革，不過在一九六八年，陳村裡最優秀農工的個人所得仍高於前四年的任何一段時期。新的資源使集體勞動者的生產多樣化，村民得以預見到未來的榮景。幾年時間的光景，陳村各蓋了一座磚廠、碾米廠、炸花生油廠、糖廠、酒廠，和一座將木薯磨成粉的工廠。

在每一頓飯前，陳村各家都會向毛主席像鞠躬，朗讀一段毛主席的語錄，合唱紅衛兵的聖歌「東方紅」，並齊聲祝禱：

我們衷心祝福最紅的紅太陽，最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並祝林彪副主席身體健康，永達健康。我們因土改翻了身，矢志不忘共產黨，我們將永遠追隨毛主席革命！（註三八）

此處論及林彪並非純屬形式上的意義。自從一九六九年毛澤東宣佈林彪將繼承黨主席權柄之後，林彪就升至前所未有的地位。是年，人民解放軍因邊界的糾紛與蘇聯的軍隊爆發幾場嚴重的軍事衝突。蘇聯在新疆邊境以及東北的烏蘇里江沿岸部署大批部隊，中蘇之間的緊張態勢遽然升高。雖然軍事衝突並未導致全面開戰，但大約有一百名俄國人被殺或受傷，而中國則有八百人傷亡。不過對中國而言，軍事衝突的影響主要還是在國內的政局。戰爭的消息很快就傳開，人民熱烈讚揚解放軍的英雄主義行徑，並激化了人民反蘇的情緒，這使林彪的軍隊被人民視同弔民伐罪的王師。林彪的聲望在陳村，就和其他地區一樣臻至高峰。是故，一九七一年底，陳村領導幹部匆匆趕往公社總部後返回，他們已獲知令人震驚的消息，最初並被要求保守秘密，亦即林彪已背叛毛主席並在空難中喪命。

陳村村民並不知道，毛澤東已經開始防備林彪，以及解放軍正在大肆整肅和審訊黨內的老幹部。毛澤東認為黨業已逐漸恢復革命動力，於是決意強化黨的角色功能；此外，毛本人和其餘領導人亦開始覺察軍隊在逮捕和審訊幹部時，態度漫不經心、且倨傲自大。一九七○年三月，毛澤東提議從憲法中廢除自劉少奇下獄之後就一直懸缺的國家主席職位，這意味著林彪不僅無法繼任國家主席，而且身為總理的周恩來權位依然凌駕林彪之上。

一九七○年八月，毛澤東開始重新著手黨的重建工作，刻意降低自一九六○年代初林彪和解放軍大力提倡的革命熱誠與淨化意識形態的標準。整個一九七一年，毛都在進行他自己後來所稱之的「甩石頭、摻沙子、挖牆角」（註三九）三項策略。這個「石頭」被毛直接甩向林彪所控制的那批資深軍事幹部，這些人個個被迫公開自我批判。其次，毛也在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內摻「沙子」，大力調動委員會內原本的人事佈局，拔除一批林彪的支持者。最後，北京軍區內還留有支持林彪的「牆角」，毛如法炮製，更動重要人事。隨後毛澤東繼續小心翼翼地在解放軍內部發動反「錯誤的工作態度」的批判運動，而毛本人則前往南京和廣州視察，並接見當地的軍事指揮員，想必毛欲藉機測試部隊指揮官對他的忠誠度。

根據中共後來公佈的文件顯示，林彪基於無法遂行其政治野心，尋求一干密友支持，意圖暗殺毛澤東；而後在事跡敗露後，偕同妻兒（譯按，葉群、林立果）倉皇間搭乘三叉戟噴射機逃離中國。這份文件進一步指出，飛機的目的地是蘇聯，但油料存量不足以完成這趟行程；加上機上沒有領航員和無線電操作員，於是在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墜毀在蒙古，機上人員全部罹難。不過中共的說法基本上還是啟人疑竇，因為當局事後所公佈的照片真實性可疑，而林彪的確切計畫和其他陰謀者等細節也曖昧不明。不過可以肯定的是，林彪的政治生命，當然還有他的肉身，在當時一併消殞無綜。

當林彪處於權力雲端之際，曾於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九大」大會上，向與會黨代表說道，中國先前的國家主席劉少奇早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就「叛變投敵，充當內奸、工賊。」如今，一九七二年，周恩來宣佈林彪「叛國投敵」。可想而知，陳村每一位村民必定對中共中央的說詞困惑不解。在日後的訪問中，陳村一名年輕農民回憶當年說道，「我一向忠於毛主席，但是林彪事件影響了我的想法。」或者誠如下放到陳村的一名城市知青所說：

當劉少奇被鬥下台時，我們全都忠心擁護。那時候，毛澤東的地位被抬得很高：他就是紅太陽。不過林彪事件給我們上了重要的一課。我們現在才明白，上面的領導人可以今天說這是圓的，明天，說那是扁的。我們已經對這個制度失去信心了。（註四○)

村民的不知所措實不難理解。對領導人的讚美之詞響徹雲霄，隨後接踵而至的就是誹謗辱罵聲不絕於耳，中國人民輕而易舉地被玩弄於股掌之間。中國社會身上最極端的桎梏，即是她那如脫韁野馬般的無政府狀態，以及她對基本組織結構肆無忌憚的破壞。大躍進運動起碼還預設了深具意義的經濟和社會烏托邦理想。然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時期，不管是毛澤東或者中國共產黨，均對如何駕馭國家、國家該前往何處感到茫然無知。

註釋

註一：施拉姆，《毛澤東的政治思想》，頁四八至四九。

註二：施拉姆，《毛主席與人民談話：講話與書信》(Chairman Mao Talks to the People: Talks and Letters, 1956-1971.. New York, 1971 )，頁九八。

註三：陳志讓(Jerome Chdn ), 《毛澤東文集：文選與文獻書目》(Mao Papers: Anthology and Bibliography., H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頁六二至六。

註四：施拉姆，《毛澤東的政治思想》，頁三五二。邁斯納，〈毛澤東的中國：人民共和國史》，頁二一三。註五：邊斯納，頁二三四。

註六：薛爾頓，《中華人民共和國：革命變遷的文件史》，頁四○二。

註七：前引書,頁四一。

註八：前引書,頁四一三。

註九：李侃如，〈大躍進與延安領導人之問的分裂〉("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d the Split in the Yenan Leadership")，見《劍橋中國史，第十四卷》(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14., Cambridge, 1987)，頁三一三和三一七。拉迪(Nicholas Lardy), 〈重壓下的中國經濟：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五年〉("The Chinese Economy under Stress, 1958-1965")，前引書，頁三七九至三八二。

註十：施拉姆，《毛主席與人民談話：講話與書信》，頁一三九，一四二，一四六。

註十一：樂黛雲（Yue Dalyun）與韋克曼（Carolyn Wakeman)，《迎向風暴：一位中國革命婦女的漂泊之旅》(To the Storm: The Odyssey of a Revolutionary Wom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頁八○和八二。

註十二：札戈利亞(Donald Zagorla)，《中蘇面突：一九五六至一九六一年》(The Sino-Sovlet Conflict, 1956-1961.,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2)，頁四三至四五。

註十三：赫德遜(G. F. Hudson)、洛溫塔黑(Richard Lowenthal)、馬若德，《中蘇爭端》(The Sino-Soviet Dispute., New York, 1961 )，頁四二至四五。

註十四：前引書,頁五八與六二。

註十五：惠廷，《中蘇分裂》("The Sino-Sovlet Split" )，見《劍橋中國史?第十四卷》，頁五一三至五一四。

註十六：結德遜等，前引書，頁九三至九四，文引自《紅旗》(Bed Flag)。

註十七：劉易士（John Wilson LewiS）與薛理奉(Xue Litai)。《中國製造原子彈》(China Builds the Bomb.,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頁一六○。

註十八：赫德遜等，前引書，頁二二四。

註十九：拉迪、李侃如合編，《陳雲的中國發展戰略：一種非毛主義的選擇》(Chen Yun's Strategy for China's Development: A Non-Maoist Alternative., Armonk, N.Y., 1983)。頁一五六。

註二○：鮑瑞嘉(Richard Baum)與蔡偉斯，《四清：一九六二至一九六六年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Ssu-Ch'ing:The Socialist Education Movement of 1962-1966.,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頁五五至五六。

註一二：前引書，頁六○至六二，六九。

註二二：鮑瑞嘉，《革命的序曲：毛澤東，黨與農民問題二一九六二至一九六六年》(Prelude to Revolution: Mao, the Party, and the Peasant Question, 1962-6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頁二七至一二一（轉引自本書，頁一一九，稍作修改）。

註二三：李侃如與奧森柏格(Michel Oksenberg )，《中國的政策制定：領導人、結構與過程》(Policy Making In China: Leaders, Structures, and Proces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頁一七五至一八三，弘調大慶油田的部分。

註二四：鮑瑞嘉，頁一二四。

註二五：前引書,頁一二六。

註二六：谷梅，〈中國知識分子：建議與異議〉(China's Intellectuals: Advise and Disse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頁三二至三四。

註二七：谷梅，〈黨與知識子，第二階段〉("The Party and the Intellectuals. Phase Two")，見《劍橋中國史，第十四卷》，頁四四六。

註二八：安斯雷(Clive Ansley)，《吳晗的異端：他的劇本〈海瑞罷官〉與其在中國文化革命中的角色》(The Heresy of Wu Han: His Play : "Hai Jui's Dismissal " and Its Role in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71 )。頁七六。

註二九：前引書,頁九○。

註三○：林彪，《關於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文件》(Important Documents on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Peking, 1970)，頁二九至三○。

註三一：《中共有關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文件，一九六六至一九六七年》(CCP Documents of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1966-1967., Hong Kong, 1968)，頁八、九、十一。

註三二：林彪，頁一九九、二○八至二一五、二二一。

註三三：陳志讓。頁二四至二五。

註三四：李鴻永(Lee Hong-yung )，《中國文化革命的政治：個案研究》( 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 Case Stud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頁一五四。

註三五：前引書,頁一六九。

註三六：前引書,頁二九二至二九三。

註三七：楊絳(Yang Jiang ), 《幹校六記》(Six Chapters from My Life "Down Under ".,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4)，頁五○（譯按，引文逕引自襬絳，《幹校六記》〔香港：廣角鏡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五月〕。頁三三。）

註三八：陳佩華(Anita Chan)、趙文詞(Richard Madsen)、安戈(Jonathan Unger)，〈陳村：毛中國一個農民社群的近史〉(Chen Village: The Recent History of a Peasant Community in Mao's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頁一七○。

註三九：布里奇漢(Philip Brldgham), <林彪的垮臺>("The Fall of Un Piao")，《中國季刊》，第五十五期，一九七三年七月至九月。頁四三五。

註四○：林彪，頁十四；布里奇漢,頁四四一；陳佩華等,頁二三一。

第五部 生活在人間

一九六○年代末，文革派領導人毅然決然地與蘇聯決裂，且和西方強權怒目相視。中國傾一己之資源，希冀建構一個嶄新、純化的社會，試圖融合馬克思主義的形式與毛澤東思想的動力。但是這種雜亂無章的途徑，並無法維繫長治久安的局面，特別是中國已經遭逢諸如海上石油開採這類新技術的挑戰。是故，縱使這種純潔化的革命修辭仍然甚囂塵上，但投石問路者已經踏出家門前往美國，隨後於一九七二年尼克森（Richard Nixon）總統造訪中國並與毛澤東會面而取得重大外交斬獲。毛澤東與尼克森針對中美關係情勢以及關於臺灣地位的立場發表聯合公報，嗣後中國與美國簽訂多項協定，同時中國亦先後與日本、英國、西德、法國簽訂有關輸入先進技術的條約。

不過，中共領導人內部還是因為對外開放政策的歧見而分裂為兩大陣營，特別是當中共領導人發覺輸入先進技術的成本十分高昂，眼見國家的收支失去均衡。即使政府漸漸承認國外技術的應用價值，但文革派的領導人仍然高懸大寨與大慶的旗幟，以作為自力更生發展策略的典範。一場新的意識形態運動正在浮現，表面上針鋒相對的目標在於「批林（彪）批孔（子）」，但這場運動亦凸顯了中共領導人對於過度西化和隳墮馬克思主義價值觀的深層憂慮。

與此同時，中國人民逐漸敢於表達批判共產黨的意見，一九七六年春天，中國掀起自中共立足北京以來首宗規模龐大且真正自發性的示威抗議運動。示威者向政府要求更廣泛的開放空間，呼籲終結專制獨裁政體，回歸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真諦。一九七八年政府下令公安部隊彈壓示威者，促使這場示威抗議進一步被昇華，孕育成新一波、規模更為龐大的追求政治自由和學術自由的運動，此即所謂的「民主牆」運動。另一方面，隨著毛澤東病故，國家總體方針轉向追求經濟發展的新躍進，但其新經濟政策仍舊亦步亦趨，依循結合自力更生模式以及工業、農業、科技、國防四個現代化政策的發展路線。

截至一九七○年代末期，中國經濟生活領域內的新興趨勢隱然成形：集體部門裡傳統的自力更生理想被一種強調地方創新與工人責任的策略所取代。在若干試驗性的計畫被證實十分有效之後，農村家庭被允許增加他們所擁有的自留地面積，並得以在市場上以非管制性的價格出售產品。在城市裡，中共亦局部鼓勵企業主經營非剝削性的事業。

一九八二年，中共實施有史以來最嚴謹的人口普查，證實了中國的人口總數已經超過十億。這一發現頓時令中國蒙上一層陰影，因為除非膨脹的人口數能有效遏制，否則即使農業與工業部門的產能大幅增長，也無法提昇國家的生活水準。人口普查的結果亦暴露出中國即將面臨的其他課題，例如，中國少數民族的高死亡率，以及隨著耕地面積逐漸消失所帶來的人口密度壓力等問題。從年齡層來分析男女性別的比例同樣顯示，中國強制執行每個家庭一胎化的政策，復又伴隨著農村地區勃興的新經濟誘因，導致許多家庭以不法手段處理女嬰，而期待下一胎能夠生個男孩。

為了駕馭中國，期使化解橫亙在眼前的危機，首先必須解決的是攸關政府結構性的課題。雖然毛澤東擁有至高無上的絕對權威，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階層從未有過真正的團結一致。隨著毛澤東溘然長逝，有關政府的結構性弊端逐一浮現：中國政府如何能在講究關係文化，重視互惠互利、討價還價過程，強調利益交換的習性中順利推展行政工作，以及中央官僚體系與省級政府的所有部門又如何能彼此協調採取具體的作為。此外，當前中國身處於新世界之中，必須去處理與外資企業錯綜複雜、長時期的互動關係，倘若處理不善，結果可能導致人民幣數十億元的損失。這種結構性轉型的問題，進一步威脅到中國的經濟成長。

縱使文化大革命的語彙與實踐被束之高閣，但新的經濟發展策略卻誘發了腐化現象的警訊，西方世界的文學、電影、藝術、音樂，使中國的知識分子與青年人從馬列主義的僵化教義中省悟過來。隨後即釀成一股新的文化熱潮，這時候政府再度祭起「清除精神污染運動」的大旗，斷然採取粗暴的回應手段。然而當知識公子受到震懾之際，政府卻又在工業部門和農業部門重申個人權利，並制定新的法律制度來安撫外國投資者和本地企業家。

這些徵兆顯示，隨著毛主義烏托邦理想的幻滅，以及販夫走卒對文革期間若干共產黨領導人的不信任，致使中共政權面臨嚴重的權威危機。自中共建政之後，儘管假公濟私的現象時有所聞，但時至一九八五年，這類貪贓枉法的腐敗行為規模之龐大是中共歷來所僅見。從經濟改革政策撈得好處的人無不渴望獲取消費品，受到誘惑而把稀有資源偷盜至黑市出售的現象難以遏止。政府似乎陷入前所未有的窘境──正當政府放眼未來之際，卻又無力擺脫傳統力量的牽絆。

迄至一九八六年底，學生、知識分子對政府的失望之情達到引爆的臨界點。在一連串的示威抗議聲浪中，學生無視政府的禁令，而要求政府賦予人民民主的權利，俾使經濟的現代化能朝向更開放的方向邁進。一如往昔，政府對此的回應是譴責學生背棄黨國，再度乞靈於聖潔的（但現今看來似乎是食古不化）革命團結、自我犧牲這類陳腔濫調的口號。黨的總書記胡耀邦因為不能及時阻止這場混亂而遭解除權柄。然當籲請民主權利的聲音鼎沸不已時，政府反倒訴諸憲法來保障新興的工業與農業企業家。

一九八○年代末期，中國的革命元老一一淡出政治舞臺（或被冷落一旁），但取代資深革命幹部的新領導人，面對困擾中國社會的諸多問題，同樣深感束手無策。暴發戶、先進技術與素樸的生活條件並轡而行，黨對開放的要求充耳不聞，猖獗的經濟腐敗現象糾結著根深柢固的徇私偏袒體制，無不令圈外人感到憤慨與挫折。一九八九年，距離中共壓制八六年抗議運動不到兩年的時間，潛隱在中國社會底層的暗流再度公開化。不過這次的衝突較上次更為猛烈，而衝突範圍之廣也是中共歷史上前所未有。五月中旬，逾一百萬學生群聚北京的天安門廣場，要求與政府領導人對有關民主以及遏止貪污等各個生活層面的腐敗現象進行對話。這場抗議運動令造訪中國、以結束長達三十三年敵對關係的蘇聯領導人黯然失色，示威學生的訴求越來越高亢，為了進一步對政府施加壓力，示威學生不惜犧牲生命，採取絕食抗議的策略。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以頒佈戒嚴令來回應示威學生的壓力，但戒嚴令的實施卻首次遭到北京市民油然而生的勇氣所掣肘，他們阻擋人民解放軍前進至北京城內的心臟地帶。最後，主張強硬路線的領導人，無論是在票數上或是在謀略上均勝過主張採取懷柔方法的同僚，並下令召集大批部隊，在坦克車的護衛下，掃蕩通往天安門道路的所有路障。接踵而來的大屠殺震驚了中國與全世界，這足以證明存在於中國內部，提倡中國人多元生活形態和自由表達意見，以及主張依循傳統黨國一體化統治機制來遂行改革政策，這兩者之間的鴻溝是多麼難以逾越。

中國未來的前景，現在隱約可識；除非國家領導人能以富建設性的方法，呼應人民理有所據的抱怨聲浪，否則中國的前途仍會混沌不明。設若暴力與威嚇仍舊是政府所能提供的唯一答案，屆時中國還是難以掙脫示威抗議與血腥鎮壓的恐怖循環。一旦眼前中國的鬱悶，把她現今的苦難與過去的記憶纏繞一起，而使文明古國內的鬥爭戲碼接二連三上演，這個曾經許諾終結壓迫、開拓未來的革命政黨本身將被視為追求國家進步的最大障礙。

22 重啟門戶

美國與尼克森的造訪

文化大革命運動發軔之初，雖然周恩來疲於奔命，設法在一片批判撻伐聲中勉力維持外交部的正常運作，並保護部內資深官員，但中國外交政策的措詞卻越來越有睥睨一切的革命氣息。林彪在一九六五年宣稱，農村革命在一九四八年和一九四九年間包圍了城市，所以貧窮的第三世界國家現在應重施故技，圍堵世界強權與其他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林彪這種觀念在文革期間成了中國外交政策的基調，許多西方觀察家也把這點解釋為中國企圖在全球動亂中扮演主導的角色，以削弱資本主義國家。

不過這類措詞並沒有任何軍事行動與之呼應，只不過是虛張聲勢而已。它反倒凸顯了中國無能以實質的方式幫助那些陷入掙扎的國家。不過，林彪的思維還是用來說明，中國何以與各個激進的反對集團聯繫，與非洲、中東地區的貧窮國家互通聲氣，或者「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這類阿拉伯民族主義團體接觸。而無視於其恐怖主義主張。中國的報章雜誌高唱中國人民與全世界受壓迫的民族乃是休戚與共的。看在一些老一輩的知識分子眼中，這類言論或許令人聯想起五四運動期間李大釗的說法，李大釗當年曾說外國帝國主義已經將中國人民「無產階級化」(proletarianized )了。

中共雖然內部混亂，但仍持續援助第三世界國家幾個重要的發展計畫。毛主席的思想在國際上被奉為革命圭臬，毛語錄被譯成各種語言，成千上萬的小紅書在世界各地流傳。而在這種歷史普遍主義 （historical universalism）之下，最生動的想法莫過於有些中國分析家甚至以為，當年率常勝軍協助曾國藩、李鴻章鎮壓太平天國之亂的英國軍官戈登，日後於一八八五年在喀土木( Khartoum )的蘇丹人叛變中遭殺害，可說是劫數難逃，因為非洲人民就是能心領神會太平天國中國受難者向戈登復仇的需要。

一九六○年代末期，中共也加強國際遊說活動，以贏回自一九四九年即為臺灣國民政府所把持的聯合國與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席次。在一些不結盟國家的聲援之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呼籲年年在聯合國大會中提出，而美國雖然對所屬同盟國施加強大的壓力，但是由美國所支持的圍堵網絡亦逐漸鬆弛。一九七一年，美國最後放棄反對立場，是年十月，中共取得聯合國中國代表席次，臺灣則被迫退出聯合國。

在聯合國席位代表權更易之前，美國就已逐步展開與中共的重新接觸。過去幾年來，美國與中共雙方關係的進展，都是透過美國駐波蘭大使與中共駐華沙外交人員之間不時往來的迂迴方式為之。肯尼迪（J.F.Kennedy）總統所主導的重新考處不再對中共妥協的種種動作，也因其於一九六三年遇刺而告停頓。到了一九六六年，才又開始推動政策的轉向，美國國務卿向中國政府建議，允許部分市中國科學家、學者前往美國進行訪問。不過美國的善意卻碰上中國爆發文化大革命，中國人把這個舉動解讀為敵對強權了無新意的宣傳伎倆，而予以悍然拒絕。

一九六九年，中蘇爆發邊境衝突，到了一九七○年，毛澤東對於蘇聯在中國邊界駐軍的行為益發感到不安，對林彪高漲的政治野心也深感芒刺在背。雖然江青和其他文革領導人高唱革命與反帝國主義的論調，但是開啟部分管道與美國接觸的觀點已悄然在中共領導階層浮現。大慶油田與「石油工業部」所屬部分技術人員，同時也積極遊說中央不要再排斥西方的先進科技。這群人當中有許多幹部係於一九六四至一九六六年間受到毛澤東的拔擢而進入經濟計畫部門，但卻在一九六○年代末期受到紅衛兵的折磨蹂躪，或是被下放到「五七幹校」。現在，油田產量持續成長，是中國經濟領域中少數成長的部門，同時毛澤東也開始防備林彪以及鼓吹自力更生政策的激進者，「石油派」( Petroleum Group )因而受到毛的寵信。石油派認為，如果要照領導人所希望的速度來提高石油產量，中國就必須在海洋的石油探勘方面取得重大進展，不過中共在這方面面臨資源、技術兩缺的局面。外國技術可彌補中國之不足，而在這方面又以美國執世界之牛耳。

一九七○年一月，在華沙會議的第一百三十五次例行會議上，中共打破針對臺灣定位議題一貫的憤怒模式，提及可能進一步召開「更高層次或通過雙方都願意接受的管道」的會談。美國官員在本次會議上亦聲明提議，美國可能「準備考慮派遣一位代表前往北京與你們的官員直接會商」。（註一）之後，中共評估美軍轟炸北越借道柬埔寨的「庇護所」(sanctuaries )所象微的意義，美軍的轟炸行動可能擴大越南的戰事，連帶使得在中、美之間居中穿針引線的巴基斯坦政府暫時停止動作。中共顯然是基於尼克森總統保證徹出大批美軍，於是在十月一日釋放出關鍵性的訊息回應尼克森總統的承諾。毛主席邀請美國新聞記者、知名的《西行漫記》(Red Star over China，一九三八年）一書作者斯諾(Edgar Snow )造訪北京，出席中共建國二十一週年的慶祝大會，並於北京天安門城樓上站在毛澤東身旁檢閱遊行隊伍。然而，當時美國政府部門卻沒有一個人解讀出這一舉措所象徵的意義，中共直到一九七○年十二月，才透過巴基斯坦政府以直接的方式向尼克森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傳達中共的意願。經過雙方檯面下的往來穿梭，中共在一九七一年四月突然邀請正在日本比賽的美國乒乓球隊訪問中國。中共的動作既直接又公開，這是不容錯過的好機會。數日之後，正式開啟了中、美雙方「乒乓外交」的新紀元。

季辛吉最先瞞住國會、國務院、甚至國務卿本人，經過多次秘密協商之後，於一九七一年七月啟程前往中國，晉見周恩來，並安排尼克森總統訪問中國的細節事宜。為配合協議內容，美國財政部和其他部門復又取消禁令，自韓戰以來首度允許匯美金至中國大陸——美國的華人現在得以匯錢給住在中國大陸的親戚，允許懸掛外國國旗的美國船隻載貨運抵中國大陸，以及允許中國貨物出口到美國。七月十五日，尼克森總統在加州透過廣播及電視，公開宣佈他將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邀請訪問中國，時間未定，但會在一九七二年五月之前成行。中共同樣在《人民日報》頭版，以方塊提及即將展開的訪問。

季辛吉後來在回憶錄中說「沒有一個政府比臺灣政府更不配稱加諸其身的待遇」。《註二）從韓戰剛爆發、杜魯門總統宣佈協防臺灣以遏止中共入侵以來，臺灣就成為美國的堅實盟友，也是美國在太平洋地區深具戰略價值的飛彈基地，而臺灣也從美國身上取得龐大的援助和貿易機會。蔣介石接受了美國的建議，同時也為了政權的存續，在一九五○、一九六○年代勵精圖治，進行改革。蔣介石實施全面的改革計畫，讓農民以低價取得耕地，並壓制地主階層，又以國家的力量選擇性地扶持臺灣企業家，使其具備國際競爭力。然而，臺灣政府仍然受到一九四八、一九四九年從大陸撒退至臺灣、支持國民黨政權的兩百萬外省人所控制；先前自一八九五至一九四五年間受日本殖民統治的臺灣人，縱使受惠於改革政策而在經濟領域表現活躍，同時也可以藉由加入國民黨而提昇地位，不過他們還是再次失去了獨立自主的政治生活。

臺灣議題在美國也很敏感，因為「中國遊說團」高聲疾呼，美國必須不顧一切代價防衛蔣介石的政權不受中國大陸的威脅，而任何人只要被指控對共產中國「寬大為懷」，就有可能再次淪為麥卡錫時代的政治祭品。或許唯有像尼克森這種素來對共產主義強烈敵視、甚至無可轉圜的共和黨籍總統，才能偷偷做出如此冒險的決策，而又不至於在國會引起政治衝突。既然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都認為「兩個中國」(two Chinas)會否定己方代表了全中國的基本權利，因而堅決反對這個解決方案，所以不可能輕易達成妥協。尼克森中國之行一經披露，對聯合國產生的作用便可預見了。十月底，聯合國大會以五十九票對五十五票，十五票棄權，否決了由美國支持讓臺灣保有聯合國席次的程序動議；中華人民共和國藉由正式的投票取得在聯合國的代表席位，意味著臺灣將被排除在聯合國之外。

尼克森總統及幕僚以為此行會受到中國人民夾道歡迎，然後這幅畫面會傳送回美國，出現在電視上，但是這個感人場面並未出現。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尼克森總統踏上北京機場的柏油路面，公開向在場迎接的周恩來握手寒暄致意——這次握手緩和了十八年前杜勒斯在日內瓦會議上的輕蔑之舉——在場只有三五中國官員，以及服裝配飾平淡無奇、但令人印象深刻的人民解放軍三軍儀仗隊。前往美國官員下榻賓館（譯按，釣魚臺賓館）的車隊行駛於空蕩蕩的街道上，途經紫禁城前的天安門廣場同樣是人跡杳然。

當天下午，尼克森前往會見毛澤東。毛向尼克森解釋，謹慎的接待場面主要是因為有一個「反動集團」反對與美國進行任何官方的接觸，毋庸置疑，毛所指的就是林彪。毛還開玩笑說，蔣介石也不贊成這次會面。在一些非正式的陳述中——這些言談可能在事先就已經備妥，毛向尼克森說：「上次選舉時，我投了你一票。」然後又繼續說，「右派」比較容易捉摸。尼克森想誇讚毛，說他的著作「推動了一個民族，改變了整個世界」時，毛回答：「我沒能改變世界，只是改變了北京郊區的幾個地方。」（註三）中共一反常態，把尼克森與毛澤東的這次會面拍成影片，並剪輯成十分鐘的短片，在中國大陸的全國電視節目中播放。中共的報紙同樣刊登了尼、毛會面的照片。

尼克森和隨扈人員還出了北京城，到長城與明陵一遊，並出席中方所安排的大宴小酌，此時中、美雙方的協商代表則正在籌思尼克森這次中國之行的外交宏旨。雙方協議的關鍵焦點主要環繞在如何妥善處理臺灣地位的問題，以及評估預定在五月召開的中、蘇高峰會議之後，中國政策的改變對蘇聯有何影響。兩國政策在協議結果中都有重大的轉向，並在尼克森於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訪問上海時簽署。這份聲明是以「聯合公報」的形式對外發表，美國與中國在其中各自表述了對於國際政治的認知，同時雙方在文件中也並未刻意調和彼此的歧見。「美國方面」再次強調美國在越戰的角色並未構成對越南內政的「外來干預」，並重申致力「個人自由」的追求。美國亦堅定表示繼續支持南韓。在「中國方面」，中共聲明「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抵抗」，並且「一切外國軍隊都應撒回本國去」，韓國應以北韓所提之朝鮮和平統一方案（即北韓於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二日所提之八點方案）來進行統一。

關於臺灣問題方面，〈上海公報〉措辭嚴謹，聲言雙方明顯的歧見根源於「中美兩國的社會制度和對外政策有著本質的區別」，因此欲達成全面共識是不可能的。誠如中共在重申立場時所說的：

臺灣問題是阻礙中美兩國關係正常化的關鍵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臺灣是中國的一個省，早已歸還祖國；解放臺灣是中國內政，別國無權干涉；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必須從全灣撤走。中國政府堅決反對任何旨在製造「一中一台」、「一個中國、兩個政府」、「兩個中國」、「臺灣獨立」和鼓吹「臺灣地位未定」的活動。

美國也在公報中陳述己方觀點：

美國認識到在臺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它重申它對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全灣問題的關心。考慮到這一前景，它確認從臺灣撤出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實施的最終目標。在此期間，它將隨著這個地區緊張局勢的緩和逐步減少它在臺灣的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註四）

公報最後還建議，在「科學、技術、文化、體育和新聞」等方面「進行人民之問的關係和交流交會是互相有利」，同意逐步發展兩國之間的貿易，「不定期」派遣「美國高級官員代表」前往北京訪問。（中共得以派代表進駐紐約，這使得中共的高級外交人員能長駐美國土地。因為當時美國在外交上仍然承認臺灣是中國的代表，臺灣政府在華盛頓仍派駐大使。）最後，中、美雙方將致力於「兩國關係正常化」，俾能對「緩和亞洲及世界緊張局勢作出貢獻」。

這是外交史上令人難忘的一刻。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之後的斷垣殘壁中、在林彪之死的打擊，以及健康狀況進一步惡化等逆勢之中、依然奮力重建中國的秩序。而尼克森的個人聲望卻在國內一片反越戰的聲浪中滑落；同時，「水門事件」的揭露使美國人民對尼克森產生深切的不信任感，令他的總統任期蒙塵而告中輟。不過，毛、尼二人所希冀之全球政治版塊重組的機會業已到來，而兩人亦決意把握住這次機會，不容它錯過。或許一六八九年的〈尼布楚條約〉、一八四二年的〈南京條約〉、一八九五年的〈馬關條約〉對中國人民的震撼更為劇烈。一九七二年的協定雖然措辭力求謹慎簡要，不過它在中國外交關係史上，仍是同樣重要的轉捩點。

批林批孔

倘若要問在文化革命領導人當中誰會在中國現今、未來的政壇上擔任要角，那麼非出身上海的政客、理論家張春橋莫屬；二月二十七日、即〈上海公報〉公佈的前夕，張春橋以「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主任的身分，主持了歡送尼克森總統及扈從官員離華的宴會。在一篇據張春橋本人宣稱是得自毛澤東教誨的演說中，上海人是「獨立自主，胼手胝足，自力更生」。（註五）張春橋的演說所彰顯的正是毛主義「自力更生」的價值觀，不過張春橋及在場聽眾或許都瞭解，美國將有助於強化中國在經濟和戰略上的地位，以與蘇聯相抗衡。

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在北京召開第十屆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三十六歲、曾是上海紡織工人的王洪文獲拔擢，進入中共的權力核心——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文革領導集團的實力進一步獲得強化。張春橋已是政治局的常務委員之一，姚文元雖與張春橋同列政治局，但姚不似張，已進入權力圈層的內核（即姚文元雖是中央政治局的委員，但非常務委員），文革領導集團與江青相互奧援，在中央政治局結成同盟。（江青對美國的敵意在尼克森總統訪華期間表露無遺。）不過伴隨著林彪的失勢，以及在所有中央委員會一百九十五個席次之中，解放軍的代表從八十九席減為四十四席，中國政局頓時陷入一片混亂。遭文革領導集團整肅的四十名幹部重返中央委員會的權力階層，昔日的領導幹部大有捲土重來之勢。鄧小平正是這批重返權力舞臺之受難者當中的一員。

而且，在中國的城市與鄉村，人民的政治期望與幾年前已經大不相同。即使劉少奇貴為國家主席、毛澤東四十年來的親密戰友，但是劉少奇在一九六六年遭到整肅時，中國大陸各地也只是淡然接受這個消息。而前述陳村農民的反應，林彪的垮台，以及傳言中林彪的叛國與意外亡故就更難以了解。林彪曾是文革的推手，毛語錄還留有林彪所寫的序言，一九六九年的黨章更欽點林彪為毛的接班人。那麼黨對林彪的詆毀如何服人，黨又如何取信於人民群眾？

對毛澤東而言，這一問題所牽涉的代價尤其高，因為林彪之死使毛喪失了人民對他的信任，林彪事件也殃及江青、姚文元、張春橋與王洪文這班於一九六六年之後步向權力巔峰的領導幹部。成千上萬在此時掌握權力的幹部，以及百萬名新進黨員也受到這次事件的波及。中共在這段期間召募新進黨員正說明了中共權力更迭的蹺蹺板模式，文革之初竄升了一批新權貴，之後被反對文革的幹部整肅，繼之又有一批新幹部崛起。意圖傳承毛澤東領導地位的文革集團，以及先前被整肅像是鄧小平這類黨員的歸隊，於是有了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三年的第二波權力交替。

我們可以從黨內反對批判林彪一事得知，中共如何來維繫黨的威望於不墜。起初，在林彪亡故的頭幾個月，雖然地方領導幹部已經接獲特別指示，變更計畫中的群眾運動，不過官方並未提及林彪的名字。但是，報章雜誌、黨的期刊和電台以不點名的方式，針對所謂的「劉少奇一類騙子」或「假馬克思主義的政治騙子」發動一連串的攻勢。這些騙子的罪狀是「意圖以無政府主義的幽靈煽動騒亂並毒害人民群眾以達到反革命的目的」，以及他們「狡猾地誘發極左的思想風尚，追求沒有集中的民主、沒有紀律的自由」。（註七）到了一九七三年初，部分文革集團的領導人必然已經明白，這類批判運動勢必引起反彈，因為所安的罪名聽起來匪夷所思，好像他們的行為也適用這項罪名。現在，中國人民受到警告，這些騙子的路線是一種修正主義的路線，而不是左派，而這些騙子「會在某些時候、某些議題上……披上極『左』的外衣以便掩飾他們右派的本質」。這些騙子其中一個用意是「一種企圖恢復已被推翻之地主與資產階級的反革命慾望」。（註八）這些罪名指的就是林彪，這在中國人人皆知，但是一直到一九七三年八月黨的「十大」會議上，周恩來才公開表達官方立場。但是對於林彪的所作所為，黨何以縱容林彪，林彪的行動是否有跡可循，周恩來並未提出合理的說法，而這聽在別人耳裡，也一定是荒誕無稽的。

就在「十大」會議進行期間，中共又發動新一波的群眾運動，這次群眾運動表面上的攻擊對象是孔子，以及孔子的人道思想和保守價值觀。中國大陸的學者針對孔子學說發表文章，但文章內容顯然涉及文革、官僚體系與勞動在社會中扮演的角色：孔子被說成沒落的奴隸社會的貴族，憎恨逐漸崛起的封建地主和支持他們的法家學派。因為在公元前五世紀的社經脈絡中，從奴隸社會過渡到封建社會乃是「進步」——而日後從封建主義過渡到資本主義也是進步，就此而論，孔子顯然是反動分子。

一九七三年底所發表的文章把對孔子的攻擊，與對公元前二二一年統一中國的秦始皇的謳歌關聯一起。雖然歷史視秦始皇為暴君，以中央集權之名令生民塗炭，但是一九七三年的學者卻依循法家擁護秦始皇的立論，要人民稱頌秦始皇的豐功偉業。這些學者辯稱，秦始皇為了鞏固「地主階級專政」，不得不焚書坑儒。在《紅旗》雜誌上，五四運動時代的知名學者胡適，與「背叛者、賣國奴」林彪一樣，都是在捍衛孔子的學說。（任何受過教育的中國人皆知，胡適後來同情國民黨而不是共產黨，並在一九四○年代初，出任蔣介石政權的駐美大使一職。）胡適甚至被視為當代中國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這是一種錯誤的理解）。（註九）

到了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運動已蔚為風潮，成為全國性的群眾運動。這讓人想起一九五○年初政權鞏固時期的「反胡風集團」運動，或是引發文革的批判吳晗運動，「批林批孔」運動也在黨的小組、大學、解放軍單位、地方公安系統，以及人民公社、工廠所召開的群眾大會和小組討論會上展開。就算這類群眾運動無聊乏味，人民也只能順從地方幹部的要求，參加小組討論，閱讀指定的相關教材。西方訪問者和學者已出現在中國，他們寫了無數的報告來敍述這場運動的本質與重要性，以及瞭解中國歷史上新發展的深層意蘊。

中國亦開始批判西方的古典音樂，特別是貝多芬( Beethoven )與舒伯特(Schubert)的作品 ，此舉宛如預示了中國已經開始全面清算西方的價值觀，其實這類意見亦受到部分西方世界演唱家、交響樂團的喝采。誠如《北京評論》在一九七四年初寫道：

某些人以熱烈的興趣談論資產階級的古典音樂，浸淫在資產階緩的古典音樂之中，對它們頂禮膜拜，暴露出他們對所有外國事物的盲從心態。就民族藝術看來，這些人簡直是虛無主義者。他們對外國事物的推崇，事實上就是推崇資產階級。如果這種極力吹捧外國事物，輕視中國事物的謬誤思想不被批判，不被拒斥，那麼無產階級的藝術與文學就無法獲得發展，毛主席關於藝術和文學領域的革命路線就無法被實踐。（註十）

這裡表面上說的是音樂，其實抨擊的卻是周恩來，因為正是周恩來力主對西方世界開放。一九七四年三月，周恩來開始遭到一些大字報的點名批判。

義大利導演安東尼奧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拍攝了一部有關中國的紀錄片，也受到中國人的猛烈譴責，因為在片中這位導演無視於「新中國」的偉大成就，反而被中國傳統耕作模式、舊式建築物、老房子所深深吸引。安東尼奧尼曾表示他雖欽慕中國，現在他卻反被中國誣指「透過影片來毀謗文化革命，誣衊人民群眾，中傷領導階層」。（註十一）抵華的外國訪問者莫不因懸掛在工廠與公社裡批判安東尼奧尼的旗幟標語感到驚駭，因為訊息再清楚也不過，除非外國人能對舉目所見的事物大加頌揚，否則他們在這塊土地上是不受歡迎的。不過，政府並不是每次都能預知別人會怎麼來運用政令宣傳。有些中國教授表示，有老師在課堂上以批孔運動之名。來講授中國古典文學。在文化大革命運動高潮期間，學習這類古典作品是落伍的象徵；然而物換星移，現在，老師故意以無知的語氣問道，如果學生不能了解孔子反動言論的微言大義，那學生又怎能徹底批判孔子思想呢？

這種文化的內在張力反映出中共領導階層內的異議（或許是江青一手主導的），而在這種張力的背後，則是重建中國教育體系的問題。文化革命初期，學校儼然殺戮戰場，校園裡的建築物紛紛關閉，學生組織紅衛兵隊伍或成群結隊被下放到農村，行政人員與教師慘遭羞辱或被解職，新的課本教材付之闕如。一九六○年代末、一九七○年代初，中共重新恢復高等中學與大專院校的體制運作，特別是中共於一九七三年恢復大學入學考試，因而引起現在必須重新學習，以應付入學考試之無數學生的強烈反彈。「張鐵生事件」是其中著名的個案。張鐵生是一名被下放到東北遼寧省五年的知青，後來晉升為生產隊隊長一職，他因參加大學入學考試時交了白卷而引起全國矚目。張鐵生在考卷上寫了一封信告訴閱卷的領導，他在公社裡每天辛苦工作十八小時，無暇準備入學考試，他「瞧不起那些書呆子，只是經年累月讀書通過考試，而沒有其他的貢獻」。張鐵生在信裡寫道，他為祖國宵旰勤勞，卻因為「幾小時的考試而無法進入大學就讀」，這是不公平的。（註十二）張鐵生的個案受到全國的重視，這顯示出有許多領導幹部試圖以文化大革命期間受到熱烈稱頌的「革命純潔性」，來作為入學的資格標準。

此時，還有兩名學生因為他們所抒發抱怨的理由而受到全國的注目。北京一位五年級的學生說道，她決定去挑戰她的老師「在班上所享有絕對權威」的權力，她說她相信，教育是一種教學相長的工作，學生應該「幫助他們的老師進步」。另外一位是南京大學哲學系的鍾（音）姓學生，他在二年級時就自動退學。鍾姓學生曾在一處公社落隊插戶，他的父親是一位長征老幹部，鍾姓學生的父親曾給南京大學入學委員會打過電話，之後鍾姓學生就獲准進入這所知名的學府就讀。鍾姓學生寫道，他現在知道像這類攀「關係」、走「後門」的行徑是不恰當的，對人民群眾是不公平的。他的退學被核准，他再度回到農村的工作崗位上，他的行囊裡載滿了尊敬他的友人所餽贈的禮物：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與毛澤東的作品集；滿袋有關批林批孔的鬥爭材料；一把鋤頭、一柄鑿刀、一副剪刀，以及一雙牢固的草鞋。（註十三）

張、鍾兩位學生對於大學入學考試所抱持的不同態度，以及他們所共有的農村公社工作經驗，正是文化大革命期間無數上山下鄉的中國青年的心聲寫照。照中共的想法，知青的下放有益於提高農村生產，並減輕城市人口的壓力。這些年來，逾一千六百萬名城市青年遷徙至農村，其中約有一百萬人來自上海。西南地區的雲南就吸納了來自各個不同城市的六十萬名青年人，總計有九十萬名中國青年遠赴東北與蘇聯接壤的黑龍江省。這項龐大的人口遷移計畫或許能緩和大城市裡諸如犯罪、人口過剩等社會問題的嚴重性，然而相對的，它也對那些不習於農村勞動的城市青年，造成生活適應方面的困擾，無形之中把新的社會和政治衝突帶進農村地區。在這些下放到貧瘠農村地區過生活的城市青年當中，只有少數個案才真正符合樂觀官員口中所斷言的：「在幅員廣大、物產豐饒的農村地區逐漸茁壯」。

界定經濟範疇，一九七四至一九七五年

到了一九七四年，中共的領導梯隊勢必有一番劇烈變動。周恩來染患癌症，雖然身為總理，仍然日理萬機，但是他常常住院接受治療；毛澤東的「羅蓋瑞症」(Lou Gehrig's Disease＊ )已無法再控制了，現在他公開露面時都必須要有護士隨侍在側，對談論哲學的興趣越來越濃，而不關注具體的行政問題，毛隨時都準備去見馬克思。朱德這位垂垂老矣的紅軍之父，當時八十有餘，長久以來就已不再從事公開活動了。

在一班虎視耽耽、蠹蠹欲動的權位覬覦者之中，應屬四位領導幹部（譯按，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所構成的文化革命集團最富野心、也最具實力，他們受到一批自一九六六年以來先後掌握權柄的省級領導或主管傳播媒體之幹部的擁戴。這樣的權力佈局意味著，大躍進運動之後所建立的公社體系將會持續運作，在公社層級節制的制度下，農民被重新組織起來，成千上萬以十二戶家庭為一單位的生產隊，進一步被組織成有兩三百戶家庭的生產大隊，這些生產大隊最後則結合成約莫二十萬個人民公社。北京的領導人督導幹部去推動公社的生產配額，分配公社的發展基金和重工業設備，並控制地方的教育、醫療照顧和民兵組織。

這種激進路線繼續高縣「農業學大寨」的大旗，大寨是山西省所屬的一個生產大隊，它的神話色彩在一九六○年初期被剝除，現在卻再度被媒體渲染成象徵無私奉獻、體現毛主義自力更生美德之地方創新的真正模式。類似把大寨吹捧成自給自足之農村發展模式的偉大典範這種縊美之詞，同樣被用在地處黑龍江省哈爾濱西北方的大慶油田身上，大慶油田已經成為重要工業成長的楷模。據說在大慶，強調的仍是自力更生、獨立自主的原則，以及如何通過不斷學習毛澤東思想的政治教育，來提昇工人的生產力。然而諷刺的是，這類自力更生的情操，卻有可能被無限上綱。根據同一時期的報導，在糧食以一九五○年的價格水準賣給城市居民的時候，國家卻是以一九五○年當時的兩倍價格向公社農民收購糧食。這種變相以糧食貼補來壓低城市工資的策略，每年耗費了國家近十億人民幣的公帑。

這種激進主義路線繼續堅持具有「優良階級成分」的中國人本身得以享有特殊權利，所謂「優良階級成分」是指他們的父親曾是貧農或工廠的工人，這類人可以不必循正式的考試管道進入大學，而進人大學之後，這群人往往炫躍他們優良的政治血統。激進主義者亦繼續強制實行城市知青上山下鄉的政策。激進主義路線的自力更生原則同樣出現在醫療體系中，他們雇用「赤腳大夫」，而不是受過西式醫學訓練、擁有昂貴醫療器材的內科或外科醫生。到了一九七四年止，全中國總計有逾百萬這類赤腳大夫。在文化領域方面，激進派依循江青在文革之初所倡提的觀點，希冀嚴格操控藝術、文學、戲劇蘊含的政治意涵，以避免因曖昧不清的內容而模糊了階級路線的焦點，或削弱了社會主義宣諭的道德力量。為了達到此一目的，在戲劇表演方面，僅有少數所謂的「樣板」戲，如《白毛女》、《紅燈記》可獲准表演，像這類曲目皆能對革命行動主義的純潔性，做出深具教育意義的「正確」詮釋。

＊譯註：這個病的正式名稱是「肌萎縮性脊髄側索硬化症」( 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簡稱 ALS)，因一九四一年美國洋基隊的名球員羅蓋瑞死於該病而得名。這是一種神經細胞的疾病，破壞運動神經元和神經細胞。經過三到五年的時間，患者便會癥瘓，甚至無法呼吸。

中共的計畫官僚逐漸不滿激進派這種自閉式的國家發展計畫，他們意欲在維持中國經濟與政治完整性的同時，又能吸收外國技術、專家以提振經濟成長的動能。這曾經是十九世紀自強運動奮鬥的目標，雖然自強運動那一世代的政治人物最後以失敗收場，但後繼的一九七○年代共產黨人卻信心滿滿。周恩來就是這一發展策略的擁護者，陳雲算是這一發展策略的核心人物，長期以來主導中共的財經政策，在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期間試圖提出實際可行的替代方案，以取代大躍進運動所標榜的快速集體化政策，以及漏洞百出的經濟計畫模式。陳雲於文革初期失勢，現在又重返權力圈層。鄧小平是此一發展途徑的另一位重量級支持者，雖然他在一九六六年遭到整肅，不過鄧小平在中共黨內依然是眾望所歸的領導幹部。此刻，鄧小平復出擔任國務院副總理一職，在一九七四年的聯合國大會上，鄧小平發表演說，勾勒出今後中共所欲追求的國家目標。鄧小平在演講中雖然凸顯文革派所宣揚的自力更生發展途徑，但他卻賦予自力更生原則新的意蘊：

自力更生絕不是「閉關自守」、拒絕外援。我們一向認爲，各國在尊重國家主權、平等互利，互通有無的條件下，開展經濟技街交流，取長補短，對於發展民族經濟是有利的和必要的。（註十四）

誠如前述所見，儘管石油派的成員大都崛起於大慶的領導梯隊，不過石油派的領導幹部同樣樂見中國對外面世界的開放。「技術轉移」自然會是中國對外開放政策的考慮因素之一，技術轉移也可能包括低利貸款、國際貿易以及雇用外國技術專家。除此之外，技術轉移的合作模式，亦可使外國的機械設備整廠輸入中國。

余秋里於一九六○年代曾經擔任大慶的黨書記，現今他膺任「國家計畫委員會」主任一職。一九七三年余秋里為周恩來與國務院草擬一份整合性的長程發展計畫，該項計畫預計輸入總值四十三億美元的外國機械設備和工廠。嗣後在進一步的計畫評估中，這一金額調高為五十一億四千萬美元。同一年，中國政府購買總值逾十億美元的機械設備。輸入的項目遍及中國各個工業部門。不過，這樣的成長率並無法長期維持，在一九七四年，中共雖然繼續推動幾項重大協定，例如中共與日本的「日本鋼鐵公司」( Nippon Steel corporation )簽訂合約，在武漢成立一家年產量預計超過三百萬公噸的鋼鐵工廠，但中共還是終止了多項計畫案。隔年，中共繼續刪除多項計畫，不過中共還是與英國的勞斯萊斯公司(Rolls-Royce )簽訂一紙價值一億英鎊的合約，計畫在中國生產噴射引擎。到了一九七六年，中共的貿易赤字逐漸擴大，而中共自外國輸入整廠設備的總量，僅達一九七三年樂觀預期時的七分之一。上列圖表清楚顯示，一九七○年代中葉以及橫跨整個文化革命時期！中共自外國輸入整廠設備總量的變化。

造成百分比的下滑，既是經濟的因素，也有政治性的作用。中共起初的設想是提高大慶油田的石油產量，增加石油和其他產品的出口，來平衡輸入大量機械設備的龐大成本。然而中共的計畫官僚並未料到全球的經濟衰退與通貨膨脹兩項不利因素接踵而至，因此到了一九七四年，中國的出口市場開始呈現萎縮，而中國進口機械設備的成本則急遽升高。結果，中共在一九七四年的貿易赤字高達七億六千萬美元，導致激進派對其「崇洋媚外」和追隨「奴才買辦哲學」的強烈譴責。

歷史經驗周而復始、反覆出現，「古為今用」的歷史分析又再一次被用來作為批判的材料。有一篇文章譴責十九世紀自強運動者李鴻章，自外國進口高科技，並委由外國人經營中國人的工廠，文章的矛頭顯然是指向總理周恩來。另一篇論文則是批評清季最後一位重要的自強運動者、湖廣總督張之洞，他所提出的「體、用」二元論深具影響力，而這篇文章不消說，是衝著鄧小平而來。一九七五年秋天，一篇批判立論相彷的文章，以「梁效」的化名，登載在中國最富盛名的歷史期刊上，「梁效」是一群捍衛文革集團激進政策的北京知識分子所使用的筆名。在這篇文章中，作者以古諷今，影射十九世紀當時中國的處境：

在政治方面，「全面西化」就是意味著主權與國家尊嚴的淪喪，完全出賣中國的獨立自主與自決……。在意試形態方面，「全面西化」就是意味著崇洋媚外，蔑現中國，宣揚民族虛無主義以瓦解中國精神中的民族意識……。在經濟方面，「全面西化」的目的，就是鼓動風潮去盲目信仰西方資本主義的物質文明，而使中國的經濟完全淪為帝國主義的附庸。（註十七）

激進派的反擊意圖，在一九七五年九、十月於山西省盛大召開的「第一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展露無遺。江青、鄧小平二人與七千名代表一同出席這次會議。在政治上，江青與鄧小平彼此是宿敵，在國家發展戰略方面，江、鄧二人的見解完全背道而馳。不過在這次會議上，攸關基本政策的總結報告是由華國鋒。而不是江青、鄧小平負責宣讀，華國鋒先前擔任毛澤東湖南故鄉的省委書記，剛被拔擢升任國務院副總理，專責中國的農業發展工作。一九二○年華國鋒出生於山西省，一九五○年代在湖南省供職。華國鋒的權力基礎來自他在一九五九年期間於湖南徹底實行毛所主張的大躍進政策。一九六四年，為了進一步投毛澤東之所好，華國鋒師法大寨模式，在湖南廣設大寨大隊，並組織紅衛兵隊伍前往毛的故居（譯按，湘潭韶山沖）朝拜；在一九六○年代末，毛出生的村子宛若眾人朝聖的殿堂。華國鋒的另一項成就是，他曾在湖南監管一家年生產量三千萬枚毛澤東徽章的工廠。嗣後，華國鋒負責調查林彪意圖謀害毛澤東的罪行，這項職務的任命更強化了他的政治實力，一九七五年一月。華國鋒升任接掌公安部長的要職。農業學大寨的會議上，華國鋒長篇大論，在內容貧乏的講辭中，華毫無愧色地曉諭大躍進時期出臺的觀念，尤其是華宣稱，大寨運動證明了中國的人民公社是一種「工、農、商、學、兵綜合的組織」。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優越性若能正確地加以發揮，必能完成毛主義所欲追求的「縮小城鄉、工農、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三大差別」的偉大目標。（註十八）

華國鋒進一步指出，大寨運動之所以成功，部分原因在於它所標榜的自力更生原則與高額生產標準的政策，另外則是仰賴機械化提昇的程度。聲稱全國有逾三百個縣現已達致與大寨相同的機械化、組織化水準之後，華國鋒又提出新的挑戰，他要求到了一九八○年，全中國三分之一的縣必須達到同等的機械化程度。而已經落後的縣或公社，則必須透過政治運動的激勵來改善落差。糧食生產仍是「綱」，但是棉花、食用油、豬、林木、漁等產業的產量全都必須跟著提高。提高農業生產不僅需要農業的機械化，同時還要兼顧所謂的農業「八字憲法」，實施科學種田，亦即在每一個區域，要積極進行良種的繁育、推廣和提純復壯工作；要改革耕作制度，改進栽培技術，提高復種指數；要多方面開闢肥源，合理施肥，做好植物保護。科學實驗的工作必須要能深入每一生產隊和家庭之中，而不是僅停留在縣級行政單位和人民公社的層次上。

適當實施這類制度之後，華國鋒自忖，大寨大隊所在地之山西省的全省糧食產量必定能比一九七四年增加一倍半，而所提供的商品糧( marketable grains )將比一九七四年增加近三倍。在這項好大喜功的計畫綱要中，華國鋒全然無視於糧食作物的類別與各地區資源的差異，總結今後國家農業發展所欲達成的總體目瞟：黃河及秦嶺以北的區域，每一畝耕地的農業生產必須達到兩百公斤；黃河與淮河之間的地區，每一畝耕地的農業生產必須達到二百五十公斤；淮河以南的地區，每一畝耕地必須達到四百公斤。

華國鋒認為，假使欲達到此一目標，唯有迅速擴張集體化經濟部門，以及縣委領導核心能堅決執行黨的路線政策並團結奮鬥。除此之外，黨還必須樹立貧下中農的階級優勢，使他們能「對資本主義活動進行堅決鬥爭」。此處所謂的資本主義，並非針對工業資本主義或外國人的經濟活動，而是指涉貪得無饜、「小康的」中農階級。質言之，中共無意對市場經濟鬆擲，沒收自留地的政策並未有所轉圜。華國鋒指出，假使通過這類方法而達成農業的現代化，就能有效帶動並確保「工業、國防、科學和技術的現代化」。（註十九）先前周恩來、鄧小平業已指出，國家的現代化工作首先應集中在這四大領域，現在華國鋒一方面宣揚毛主義有關人民公社的激昂話語，另一方面又大力支持經濟成長的實用政策，以兩面討好的妥協立場來樹立自己的權力地盤。

大寨會議在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九日落幕，幾天之後，呼應大寨會議政策基調的論文、文章、廣播節目紛至杳來，向全國各地傳遞激進路線的訊息。在各式會議、討論會上，華國鋒的觀點一再被反覆申論，而地方上的生產單位紛紛研究試行達成新目標的步驟、方法。到了年底，至少有一百萬名幹部通過生產隊和宣傳隊的途徑抵達「前線」，而被下放到他們自己所領導的公社去，成千上萬的領導人遭到整肅清洗。隨著毛澤東生平兩大「敵手」踵繼去世之後，意圖復甦毛主義革命論述和形象的主調旋律，在全中國大陸迴盪不已。其中一位是彭德懷，身為中共重要軍事領導人的彭德懷，一九五九年於廬山會議上大肆抨擊毛的大躍進政策之後，就斷送了他的權力機制；另一位是蔣介石，二十二年前，蔣與毛的農村革命纏鬥良久，之後撒退至臺灣，憑恃著成功的土地改革政策而延續了政權。在中國的簡略報導中，不見對彭、蔣二人功蹟的評價。彭德懷於一九七四年十一月過世，得年七十有二；蔣則於大寨會議召開的前幾個月與世長辭，享年八十七歲。

一九七六年：老人凋零

眼前死亡的陰影籠罩在中國革命老人的身上。周恩來與癌症搏鬥四年之後，率先屈服於病魔，在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凌晨撒手人寰，享年七十八歲。令人詫異的是，在周恩來生命歷程中的最後階段，毛澤東從未親赴探望他，毛澤東亦未曾發表隻字片語表彰周恩來的功勛和他對革命的貢獻。毛澤東並未向周恩來的遺孀（譯按，鄧穎超）弔唁致意，周的遺孀也是一位終身為黨奉獻、地位崇高的革命老幹部。隨後，毛澤東本人也未親臨「人民大會堂」參加周恩來的追悼大會。或許有人會以為毛澤東自己同樣身染重症，不過至少在周恩來過世的兩週前，毛澤東並未因為健康的理由而拒絕接見外國元首，毛甚至還在二月與前美國總統尼克森會面。在詭譎莫測的文化大革命政治漩渦裡，毛澤東已經漸漸失去對周恩來的信任，或許這才是毛澤東缺席的真正緣由。

不管毛澤東的態度如何，整個國家陷入一片哀戚。在外國通訊員的筆下，北京有如一座鬼域，周恩來在遺言中表示希望將骨灰撒在他所敬愛的祖國江河大地之上，而非在火化後長埋於紀念堂之中的消息傳開之後，中國人民莫不淒然動容。隨著周恩來的逝世，成千上萬的百姓表達對周的無盡哀思，視周恩來為在動盪時代撥亂反正、力挽狂瀾的圖騰象徵與中流砥柱。

一月十五日，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詞。在鄧的悼念文中，大部分的用語都是在呼應中共中央於周恩來過世當日所發表的官方措辭，或是拘泥於周恩來一生非凡、無私、勇於任事之政治生活的細節，不過就在文末，鄧還是表達了對周恩來人格特質的個人觀感，縱使鄧的語言是一種儀典場合的官式口吻，不過這似乎是發自鄧內心深處的真實告白：

他光明磊落，顧全大局，遵守黨的紀律，嚴於解剖自己，善於團結廣大幹部，維護黨的團結和統一。他廣泛地密切聯繫群眾，對同志、對人民極端熱忱……。我們要學習他謙虛謹慎、平易近人、以身作則、艱苦樸素的優良作風，學習他堅持無產階級的生活作風，反對資產階級的生活作風。（註二○）

如果讀者願意的話，可把鄧小平在此的簡短陳述，視為是對毛澤東及文革集團一種自我克制的尖銳性控訴，因為在這群人之中，沒有一個有資格符合「光明磊落」、「善於團結廣大幹部」的讚美之辭，或是他（她）曾展現出如周恩來般的「熱忱」、「謙虛謹慎」美德。

鄧小平的悼念演說是否會強化政敵的敵對意識，或促使他們決意再度壓制鄧小平，我們不得而知。然而就在一九七六年二月的第一個星期，亦即中央委員會提名華國鋒出任代總理一職之後，於一九七五年底即已展開的批判鄧小平群眾運動隨之加溫。一如中國近來群眾運動的慣有模式，先是由大字報和群眾集會帶頭開火，此刻被攻擊的主要目標仍是隱而未顯：一批來自北大與清大的學生，要求農村與城市的清寒子弟有權繼續取得深造的機會，他們指稱一小撮「修正主義者」和「走資派」堅持傳統精英主義的老路線，輕忽「經驗才是科學發展的基礎，而不是閉門造車地關起門來辦科研」。諸如此類的示威抗議傳遍各大學校園，蜂擁而至的抗議聲浪直指「中國的第二號赫魯雪夫」（頭號是指劉少奇），一群以「梁效」為化名的理論家發表系列文章，直言譴責鄧小平與劉少奇二人捍衛「資產階級法權」(bourgeois rights)。三月，「中國科學院」公開抨擊中國的「走資派」，而刊登在《紅旗》雜誌上的一篇文章中，其內容嚴厲撻伐的對象直指鄧小平，不過當時鄧尚未被點名批判。作者自述這篇文章是受到江青本人的啟發而做的，作者在文中亦指稱，江青對於鄧小平不願積極回應江所發起之激進人民戲劇特別感到惱怒。這篇文章寫道：

他不僅拒絕觀看革命戲劇的模範作品，同時也不欣賞得自革命戲劇模範作品經驗的優良戲劇。他去看《春苗》這部電影，但卻不高興地在中場離席，並批評這是一部極左的影片。只要是持反對革命戲劇觀點或是扭曲工人、農民、軍人形象的作品，他一眼即喜歡，並且贊助和支持這類的作品。簡言之，無產階級所支持的，他都反對；無產階級所反對的，他都支持。（註二一）

隨著批鄧群眾運動的開展，中共有史以來最不尋常的事件在這個時刻爆開來。這次事件和之後十三年中所發生的事件一樣，顯現出雖然國家試圖把革命的純潔性加諸人民身上，但群眾的自發情緒與偶發行動是如何融匯在一起，左右了大局。一九七六年四月四日，清明祭祖的前夕，成千上萬的群眾齊聚在紫禁城前天安門廣場中央的「人民英雄紀念碑」。當年（一九六六年與一九六七年），毛澤東和林彪正是在這座廣場上接受數以百萬計紅衛兵隊伍的行禮致意；現在，北京市民利用傳統祭祖的節日，以花圈、輓聯、詩歌、鮮花表達對周恩來總理的無盡追思。

四月五日凌晨，再度聚集在紀念碑的群眾驚覺數日前弔唁的花圈、輓聯、詩歌、鮮花已經悉數被公安移走。群眾抗議，最後導致肢體衝突、拳頭相向。公安的警車抵達後開始鎮壓，而逾十萬的群眾最後不得不紛紛退入廣場周圍的各個政府大樓。隨著廣場傳來北京市委書記警告群眾不要受到「進行破壞搗亂、進行反革命破壞活動的壞人的蒙蔽」（註二二）的廣播講話後，大部分的人群在傍晚六時逐漸散去。不過直到晚上十時，一群中堅分子依然佇足廣場。就在這個時刻，數以萬計的工人民兵與衛戍部隊突然衝向示威人群，並逮捕了報導中的三百八十八名抗議者，事實上，被捕的人數應不止於此。遭逮捕的示威者有人被帶到設於北京大學內的「人民審判庭」，有人則逕行被送到「勞改營」，「通過勞動來改造他們自己」。清明節因紀念周恩來而引爆的示威抗議，並非僅侷限在北京一隅。包括河南的鄭州、雲南的昆明、山西的太原、吉林的長春，以及上海、武漢、廣州，紛紛傳出類似的衝突。

最令中共領導當局憤怒的挑釁是，若干示威者和大字報宣稱，秦始皇的統治已經結束了，並要求回歸「真實的」馬列主義。顯然，示威者的批判對象指向毛澤東與激進的文革集團領導人，不論示威者的舉措是否受到鄧小平的唆使，在毛澤東本人的催促下，中央委員會決意開始反擊。四月七日，以毛澤東與中央委員會的名義，中共中央發表一則簡短聲明，解除鄧小平「黨內外」的一切職務，不過仍讓鄧保留黨員的資格。同一天內，中共中央又發表另一則同等簡要的命令，提名華國鋒擔任中共中央委員會第一副主席（權位僅次於毛澤東）與國務院總理等職位。

隨後數月內，聲討鄧小平的批鬥大會和小組討論會在全國各地舉行，而批判的力度也逐漸升高。天安門事件被視同為一九五六年匈牙利暴動的翻版，鄧小平被比喻為新納吉(Imre Nagy )而遭到公然的譴責，紀念碑上的祭文詩歌被視為林彪暗地裡用來攻擊毛澤東的反革命「邪惡言論」。隨著批鄧的群眾運動在全國各地展開，許多罪名都加到鄧小平身上，例如相信階級鬥爭的現象已經在中國消失，意圖扭曲文化革命的成就，希冀復辟資本主義的道路，主張中國必須仰賴技術專家與引入更多的先進外國技術，藉以達成大寨會議所宣示的四個現代化目標等。（註二三）鄧小平在兩年前就已直言批評這類群眾運動，他斥責毛主義的「宗派活動」，嘲訕政治清洗的惡性循環，並悲嘆這片土地上：「無論老少，人人自危。這正是我們科技落後的原因。」（註二四）

批鄧的風潮席捲全中國，華國鋒則汲汲於鞏固權力基礎，此刻毛澤東的身體顯然已經不行了。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七日，毛澤東接見巴基斯坦總理布托(Zulfikar AH Bhutto )，此時毛已扮演完國家最後所託付的官式角色。是年六月，中央委員會宣佈，毛澤東不再接見任何外賓，流言盛傳，歐洲一位著名的神經外科醫生已兼程趕赴中國照料毛澤東。不過全國目光的焦點已被轉到另一位革命元老的死亡上，朱德剛過完九十大壽不久，就於七月初病逝北京。甫上任的國務院總理華國鋒在朱德的追悼大會上宣讀悼詞，文中總結朱德身為解放軍總司令、軍事戰略家、一九三○與一九四○年代紅軍創建者不平凡的一生。

不到三週之後，即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中國大陸發生前所未見的強烈地震，震央位於河北的唐山。唐山市轉瞬之間就被夷為平地，唐山市西南六十哩處、甚至一百哩以外的北京市都受到地震的波及。唐山市毀於一旦，據事後官方的報導，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數累計為二十四萬二千人，嚴重受傷者共達十六萬四千人。（河北省革命委員會最初的估計遠超過這一數字：死亡六十五萬五千人，七十七萬九千人受傷。）無論如何，這都是一場人間慘劇。中國為了奉行自力更生的激進精神，婉拒了國際與聯合國的人道援助。中共發起全國性的救援行動，地震過後數日內，來自上海的五十六個醫療隊率先抵達災區。事實上，還有來自各省、自治區的無數醫療、救援隊伍分別趕赴唐山市。人民解放軍在災後重建工作中扮演吃重的角色，多少洗刷了軍隊因文革期間殘殺紅衛兵以及軍事領導人林彪叛國而遭玷污的負面形象。

中國災後的復原，橋樑的重建，唐山煤礦的迅速復工，唐山鋼鐵廠礦爐的重新啟用，種種表現在全國各地受到廣泛討論，且為人所津津樂道。九月一日召開的救援會議場合上，讓華國鋒能以「毛主席代表」的身分，利用唐山大地震從中獲取政治利益。華國鋒指出，緊隨在大躍進運動之後一九六○年所爆發的天然災害，被劉少奇、鄧小平用來作為擴張自留地、開放自由市場、鼓勵家庭生產和小型企業的藉口。在一九七六年，社會主義原則反而成為處理天災的重要關鍵。饒富趣味的是，華國鋒在此竟然還向毛澤東的權威乞靈，因為對傳統中國史家而言，諸如地震、洪災或是天上異象等自然劇變，通常是造成王朝更迭之政治動盪的先兆。當然，像這類民間迷信早已是歷史的灰燼，然而當毛澤東在九月九日零時十分死於宿疾所引發的併發症，許多中國人必定會將這兩個事件聯在一起。

中共宣佈，全國進入為時一個禮拜的悼念期，毛澤東的遺體將被存放在水晶棺之中，並置於「人民大會堂」內供廣大民眾瞻仰遺容。確實有三十萬名群眾前往憑弔，然而人民對於毛的與世長辭雖感到震驚，但卻又默然不語，這不似群眾對周恩來過世時的反應，內心迸發出激烈澎湃的情緒。來自世界各國的慰問與悼念紛紛傳抵北京，其中唯一例外的是蘇聯，毛澤東逝世的消息被刊登在蘇聯《消息報》(lzvestia )第三頁的下方，同時蘇聯也拒絕以「國家對國家」的層級致悼辭。不過中國方面也以「黨對黨」的方式並不恰當為由，婉拒了俄國的慰問之意。中央委員會的公開頌辭，以及華國鋒於天安門廣場毛澤東追悼大會上百萬群眾面前所發表的致詞，無不頌揚毛澤東的非凡功績，同時也不忘傳達中央的政治訊息：他們稱讀毛澤東的偉大成就之一，就是鎮壓黨內的「右派與左派機會主義者」，其中所羅列的長串名單，始於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而迄至彭德懷、劉少奇、林彪、鄧小平。

中共中央委員會幾乎是以強制的手段要求舉國上下進入悼念期。中共中央下令，在九月十八日下午三點時刻，全國人民都要放下手邊的工作，立正默哀三分鐘。儘管中國大陸由東至西綿延三千哩，不過全中國不分時區皆以北京的時間為基準。同一時刻，所有的火車、輪船、軍艦、工廠必須鳴笛三分鐘。各個政府機關、工廠、礦區、軍事單位、學校、人民公社、街坊組織的人員全員集合，聆聽現場廣播或觀看北京紀念大會的電視轉播。

由華國鋒最後致悼辭，引起人民群眾的矚目，另一方面，激進派的文革集團領導人同樣吸引了眾人的目光。王洪文出任追悼大會的主席，張春橋則是追悼大會籌備委員會的領導。江青伴隨著她與毛的小孩，以及毛與前妻所生的子女，出現在追悼大會上，顯得十分醒目。鎂光燈的焦距也捕抓到姚文元的身影。在動盪曲折的歲月裡，最後卻以突如其來的事件作為收場，在迅雷不及掩耳的情形下，華國鋒於十月六日下令逮捕文革集團這四位激進派領導人，秘密羈押他們。他們被控搞「四人幫」反黨集團，而不顧毛本人的警告陰謀篡權。

華國鋒成功粉碎政敵的主要關鍵不在於他具備敏銳的政治洞察力，而是取決於北京重要軍事領導人汪東興在背後的支撐。汪東興從離開貧窮的農村，於一九三三年加入江西蘇區以來，就對毛忠心耿耿，長征期間是毛澤東的貼身警衛員，在延安與內戰時期，亦均擔任毛的護衛工作。一九四九年之後，汪東興負責指揮「八三四一」（即中共中央警衛總團的番號）精銳部隊，它的任務是保衛中共中央重要機關及特別指定的中央要員＊；汪東興是「八三四一」部隊的司令員，兼任中共中央軍委警衛部長，權傾一時。「八三四一」部隊承擔逮捕和監禁一干文革受難幹部如彭真、劉少奇、鄧小平的任務。「八三四一」部隊同時也負責戒護黨的秘密檔案，並在一九六七年強制佔領北京地區的各大兵工廠與大學，以恢復此地的社會秩序。傳言汪東興本人曾參與粉碎林彪意圖顛覆毛澤東權力的陰謀。同時，據聞汪東興因深信華國鋒是毛澤東嫡傳繼承人的不二人選，所以汪才於十月六日趁「四人幫」一同參加黨的會議時將他們一網成擒。雖然有關汪東興一生的真實面貌仍是隱晦不明，不過從他的權力本質與權力伸展的範圍大致可以知悉，結合軍人與秘密警察身分的共謀次級集團，依然是決定中國共產黨內部權力爭奪結果的核心角色。

十月、十一月，越來越多的指控加諸在文革集團四位激進領導人的身上，「四人幫」的稱號在中國各地不脛而走。在每一本政治紀實書本內，他們幾乎被指控犯下每一條可能的罪名，包括組織宗派活動攻擊周恩來，捏造毛澤東的言論，為了安然脫罪而故意沖淡對林彪的批評力道，建構自己的軍事力量，瓦解教育體系（偽造張鐵生繳交空白試卷的故事），鼓動群眾相互攻訐，以一種似是而非的口號如「誤點的社會主義列車優於準點的修正主義列車」支持毫無效率的技術，攻擊政府的幹練之才，抨擊大寨和大慶模式，破壞工業生產，阻擾地震的救災工作，污饑華國鋒，詆毀軍事幹部，出品反動影片，批評優秀的教師，妨礙對外貿易，領導青年人反抗馬克思主義，為一己之私利用公安系統。在文革期間，這一集團的成員各個巧思羅織無數罪名來誣指中共黨內的知名領導人與知識分子，如今他們飽嚐相同的苦果。

＊譯註：這相對也是一種對中共領導要員的監視。

那些因林彪倒台而失勢的人現在可能會重新思索，然而他們並不被鼓勵去公開提出質疑。因為在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華國鋒繼毛之後獲提名為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與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職位。至此，華國鋒已經集黨、政、軍三大權力於一身，而立於中國政府三大權力結構的巔峰。

一九七六年十月底，上海與北京兩地逾一百萬的中國人齊聚慶賀華主席時代的來臨。十一月，華國鋒為矗立在天安門廣場上用以安置毛澤東遺體的紀念堂（譯按，「毛澤東紀念堂」）舉行奠基儀式。這座紀念堂正位處昔日紫禁城向外輻射的軸心點上，是舉目向南方遙望的心臟地帶，是中華帝國中心力量向城外之天下黎民百姓伸展的象徵。現在，毛澤東那塗滿藥水的屍體所散發出的耀眼光芒，卻成為一道藩籬，永遠遮蔽了這一權力中樞的形象。

註釋

註一：季辛吉(Henry Kissinger)，《白宮歲月》(White House Years., Boston, 1979)，頁六八七。

註二：前揭書，頁七三三。

註三：前揭書，頁一一六○至一○六三：尼克森(Richard Nixon)，《尼克森回憶鋒》(RN: The Memoirs of Richard Nixon., New York, 1978)，頁五六0至五六四。

註四：〈季刊文獻〉，《中國季刊》，第五十期，一九七二年四月，頁四○一一。

註五：前引文，頁三九二。

註六：李鴻永，《中國社主義國家機器轉變中的幹部體系》("The Changing Cadre System in the Socialist State of China"），頁二四六。（經作者廉允援用）

註七：〈季刊文獻〉，《中國季刊》，第五十三期，一九七三年一月，頁一九二至一九三。

註八：〈季刊文獻〉。《中國季刊》，第五十四期。一九七三年四月，頁四○八至四○九。

註九：〈季刊文獻》，《中國季刊》，第五十七期，一九七四年一月，頁二○七至二○九。

註十：〈季刊文獻》，《中國季刊》，第五十八期，一九七四年四月，頁四一二。

註十一：前引文，原文引自《北京評論》（Peking Review)，第五期，一九七四年。

註十二：〈季刊文獻》，《中國季刊》。第五十六期，一九七三年十月，頁八○九至八一○。

註十三：〈季刊文獻》，《中國季刊》，第五十八期，一九七四年四月，頁四一四至四一五。

註十四：〈季刊文獻〉，〈中國季刊》，第五十九期，一九七四年七月，頁六四四。

註十五：布朗(Shannon Brown),〈中國擭取科技的計畫〉("China's Program of Technology Acquisition")，見飽瑞嘉主編，《中國的四個現代化》(China's Four Modernizations Boulder, Col., 1980)，頁一五九。

註十六：前引文，頁一六三。

註十七：前引文，頁一六一。有關「梁效」的文章與身分，見樂黛雲與韋克曼，《迎向風基：一位中國革命婦女的漂泊之旅》，頁三六二至三七五。

註十八：〈季刊文獻〉，《中國季刊》，第六十五期，一九七六年三月，頁一七○至一七一。

註十九：前引文。頁一六八至一七三。

註二○：《季刊文獻〉，《中國季刊》，第六十六期，一九七六年六月，頁四二三。註二一：前引文，頁四三二。

註二二：〈季刊文獻〉，《中國季刊》，第六十七期，一九七六年九月，頁六○七，註二三：前引文，頁六七三。

註二四 ：畢仰高(Lucien Bianco)等編，《中國：國際工人階級運動參考書目字典》(La Chine: Dictionnaire bibll-ographlque du mouvement ouvrier international., Paris, 1985 )，頁一六九。

23 再定義革命

四個現代化

毛澤東等領導人屍骨猶未寒，中共內部的權力鬥爭又達到新的高潮。受到誹謗的鄧小平識時務，在一九七六年春天離開北京，南下廣州。鄧小平在廣州受到老資格軍事領導幹部許世友的保護，並詳細規劃他政治反擊的每一步驟。許世友是一位強悍的軍事領導幹部，在未投靠共產黨之前，曾是軍閥吳佩孚麾下的一員。自一九三七年暴動之後，許世友就一直效忠於毛澤東，但許並不為四人幫或華國鋒所接納。在政治方面，更重要的是，許世友不但是廣州軍區司令員，還是華東地區的第二號強人，因為他曾擔任南京軍區司令員達十九年（一九五四至一九七三年）之久。南京軍區統攝富庶的江蘇、安徽與浙江三省。於是，許世友在一九七七年初受到廣東省委書記的支持，開始壓迫中央委員會讓鄧小平復出，許世友取得最後的勝利。一九七七年七月，鄧小平東山再起，擔任國務院副總理，以及政治局與軍事委員會等職銜，而華國鋒名義上仍是當時中共最高領導人。

鄧小平與華國鋒兩人政治理念迥異，所以中國國內與外交政策在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年還看不出清楚的大方向，這也是不足為奇的。人民公社制度仍是農村社會的主要組織形態，農民若是過度熱中於農副業的生產還是會招致批評或懲罰，工業部門則延續過去的運作模式，依賴政府僵化的經濟計畫，不過中國在高科技方面的發展還是取得重大的成果。中華人民共和國大舉發展國內、國際空中航線，在河北省山海關（一六四四年多爾袞曾率軍由此進入中國，以向明朝「報復」）附近的港口興建一座巨型的乾塢設備，完成第一艘五萬噸級的油輪，鋪設了一條聯絡日本的海底電纜。除此之外，中共還進行一連串的氫彈和其他核子試爆，並在一九七五年開始著手衛星發射的計畫，同時進行研發中國自製的洲際彈道飛彈的發射系統（中共在一九八○年五月宣佈成功試射彈道飛彈）。雖然與美國的經濟交流成長緩慢，但中共已與日本簽署一項金額高達一百億美元的工業協定，兩國合作共同開發渤海的石油。另一方面，中共亦擴大與英、法兩國的商業往來，顯示中國逐步邁向國際舞台。

在外交方面，中、蘇之問的態勢仍舊緊棚，特別是蘇聯對越南的援助持續升高，同時，在這個業已統一的國家，蘇聯所部署的海軍軍力亦逐漸增強。另一方面，越南本地攻擊華僑的手段日趨暴戾，迫使許多越南華僑不得不拋家棄產，返回中國。不過中共積極支持高棉的波帕(Pol Pot)政權，不顧波帕政權「赤棉」( Khmer Rouge )的武裝力量是以高壓恐怖的手段控制著高棉的人民，而其殘忍頑劣的程度更令世界各國髮指。包括華國鋒、鄧小平在內，多位中共資深領導人都曾先後訪問金邊 （Phnom Penh)，藉以凸顯中國承認波帕政府是高棉的合法政權。由於水門事件後美國政局混沌未明，一九七二年〈上海公報〉簽署以來所開啟的中美關係新頁依然踟跚不前，中、美並未全面提昇兩國的外交關係。不過卡特(Jimmy Carter )總統要求中美關係全面「正常化」的呼籲，卻得到北京當局的正面回應，隨後在一九七八年，美國國務卿范錫(Cyrus Vance)與卡特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先後造訪中國大陸。

在內政方面，中國在華國鋒主席的領導下，仍然依循「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的激進政策。華國鋒聲稱，這是國家追求農業、工業、科技、國防等四個現代化目標真正的道路。一九七八年二月，華國鋒把這種含糊曖昧的口號化為一項野心勃勃的十年計畫，在這項計畫中，預期將每年的工業產值提高百分之十，農業產值提高百分之四至百分之五。此時，鄧小平策動文革受難幹部的平反取得豐碩成果，也開始進行結合吸引外國資本、技術，派遣中國學生赴海外留學深造的現代化發展策略。一九七八年三月，於北京召開的「國家科學會議」期間，華國鋒與鄧小平雙雙蒞會發表演講，進一步推動了鄧小平這項現代化發展策略。為了達成能源、電腦、雷射與太空科技、高能物理學和遺傳學等優先項目的發展目標，中共提出八十萬名科學研究人員的培訓計畫，以及整合新設立的研究發展中心。

隨後數月內，中共提出發展八十八所「重點」大學的計畫，透過嚴格的考試，篩選優秀的學生入學就讀，中共還設立許多低階的技術學院。學校在初期甄拔有天分的兒童，給予深造栽培。文革期間遭下放的科學家，現在一一召回，重返專業工作崗位。一九七八年三月通過的新憲法明文闡釋，中國的現代化必須仰賴科技專家，並給予這些科技專家發揮專長的機會。一九七八年期間，中國首度遴選四百八十名學生赴二十八個國家留學深造；一九七八年底正當中美關係正常化談判加速進行之際，中國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學術交流委員會」(Committee 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提出一長串高級科技人員訓練的請求。儘管這些請求並未悉數獲允，但從中共所提出的需求項目可知，科技訓練是後毛澤東時代國家優先發展的重點項目。

這種種新政策正式於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底中共所召開的關鍵會議「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中被提出，並獲得中央委員會的政策認可。這次重要會議的召開，適逢四項重大外交政策與三項國內重大政策施行之後。在外交方面的大事是簽訂〈中日和平友好條約〉(Sino-Japanese Treaty of Peace and Friendship )（十月二十三日）；鄧小平向外界宣稱〈蘇越友好合作條約〉(Soviet-Vietnamese Treaty of Friendship and Cooperation )對太平洋地區的和平繁榮是一種威脅（十一月八日）；中共對外宣佈，美國與中國將於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起建立全面的外交關係，並在同年三月一日，雙方互遣大使（十二月十五、十六日）：以及譴責越南支持「柬埔寨民族統一戰線」( Kampuchean national united front)意圖推翻波帕政權（同樣是在十二月十六日）。在內政方面，重要事件有北京市委宣佈，一九七六年四月因紀念周恩來逝世而發生的天安門抗議運動，完全是一種「革命的行動」（十一月十五日）；將冤錯假獄的平反，往前溯及一九五七年反右鬥爭運動期間的受害者（同樣是在十一月十五日）；北京市內公開出現一張不尋常的大字報，指稱毛澤東是四人幫的後臺，因此毛必須為「天安門事件」及鄧小平所遭受的迫害負責（大字報出現在十一月十九日）。

在三中全會上，即使是對四個現代化意涵的詮釋依舊十分簡略，不過有關四個現代化目標的呼籲聲卻已響徹雲霄。三中全會總結認為：鑑於大規模揭批林彪、四人幫的群眾運動基本上已經勝利完成，因此「全黨工作的著重點應該從一九七九年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不過三中全會的決議，對於何謂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還是閃爍其辭。

實現四個現代化，需要大幅度提高生產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改變同生產力發展不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改變一切不適應的管理方式，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場廣泛深刻的革命。（註二）

這場深邃革命所面臨的課題之一是，中國大陸境內依然存在「少數敵視和破壞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不過中共此刻已有能力妥善處理這類問題。全會進一步指出，橫在中國經濟管理體制面前的一項艱鉅挑戰是「權力過於集中」的弊端。依據全會決議的措辭可以預見到，一場重大官僚管理結構的變革即將來臨。除此之外，三中全會亦點明權力的運作「應該有領導地大膽下放」，讓生產單位的三大要素——即共產黨、地方政府以及農村企業，彼此之間有一明確的分工與相互合作，以解決以黨代政、以政代企等黨政企職權不分的現象；並加強「管理人員」的權限和責任，落實考核、獎懲、升遷等制度。

至於農業政策方面，全會亦提出重要的觀照點：

只有大力恢復和加快發展農業生產，堅決地、完整地執行農林牧副漁並舉和「以糧為綱 全面發展，因地制宜，適當集中」的方針，逐步實現農業現代化，才能保證整個國民經濟的迅速發展，才能不斷提高全國人民的生活水平。（註三）

在這段關鍵性的引言當中，重點擺在「副業」上面，因為地方在糧食、蔬果、畜牧、家禽的增長與市場化，經常被「左派」的計畫官僚和幹部抨擊為頑固農民的「資本主義傾向」，而意欲加以剷除。其他諸如社員的小塊自留地，全會也堅決宣佈，「家庭副業和集市貿易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必要補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亂加干涉」。在攸關農民切身利益的政策轉變方面，全會亦建議國務院，糧食統購價格從一九七九年夏糧上市時提高百分之二十，超購的部分在這個基礎上再加價百分之五十。像這類糧食政策的轉向，對全體中國人民的經濟生活產生巨大的影響。全會也相應建議，農業機械、化肥、農藥、農用塑膠與農用工業品的出廠價格和銷售價格，在一九七九和一九八○年降低百分之十至十五。為了保護城市工人免於受到糧食波動的衝擊，國家必須對農產品價格的提高而給予工人適當的補貼，以保障職工生活水平不致於因而下降。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所召開的三中全會還敦促致力於結合「集中主義」(centralism )與「人民民主」(people's democracy )，以確保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成功，三中全會同時也主張社會主義「法制」對維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成果的重要性。全會暗示了中共即將到來的另一項重大制度革新，因為全會宣稱，檢察機關和司法機關「要保持應有的獨立性」。它們必須同時「保證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許任何人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權。」（註四）在欠缺獨立司法審判條件的中國大陸，全會這類宣稱的真正內涵要旨為何並不明朗，然而在三中全會上，中共已經開始承認，地方的商業創新與獨立的生產活動（更不用說擴大與外國的接觸）勢必對司法裁判制度有不同的要求。滿清政府當年受困於法律糾紛，西方各國把治外法權強加在中國身上，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了避免舊事重演，必須想出新的司法防衛措施。

三中全會的結論予人有事後諸葛之嫌，因為它說三中全會上的重要諍言，都是建立在毛澤東思想「不可磨滅的」偉大功勛基礎上。三中全會也承認，毛澤東並非沒有「缺點、錯誤」，不過要求一位革命領袖沒有缺點、錯誤，從來就不是毛澤東對自我評價的斷言。對中國人民而言，基本的關鍵是要能「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並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加以發展」。（註五）

十一屆三中全會於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閉幕。就在閉會前三天，即十二月十九日，總部設於華盛頓州西雅圖市的「波音飛機製造公司」，其高級幹部向外界宣布，中國未來將訂購三架波音七四七巨型噴射客機。同樣在十九日，喬治亞州亞特蘭大市「可口可樂公司」的總裁宣布，可口可樂公司已與中共達成商業協定，將於中國大陸銷售可口可樂，並在上海設置裝瓶工廠。

此後，諸般事件各循其道而發展。大批越南部隊在耶誕節當日入侵高棉，意圖趕走波帕政權。一九七九年元日一，中美依預定計畫，宣布展開全面外交關係，而華盛頓也在此時正式終止與臺灣的官方關係。一月二十八日，就在中央委員會下令停止歧視地主與富農子弟的同一天，鄧小平飛抵華盛頓訪問。抵達華府時，鄧小平受到瘋狂的群眾與大批心急如焚的採訪記者的夾道歡迎，鄧小平訪美的影象，亦透過人造衛星適時傳送至中國大陸人民的電視螢幕中，這開了中共新聞史上的先例。在華盛頓期間，鄧小平拜會了卡特總統與國會重量級領袖，並在「甘迺迪表演藝術中心」( Kennedy Center for the Performing Arts)接受美國人民的祝賀。鄧小平還前往休斯頓的太空中心(the Space Center )參訪，瞭解美國訓練太空人的作業。接著，前往亞特蘭大與西雅圖兩地，參觀中國新的商業伙伴「可口可樂」與「波音」兩家公司。之後，鄧小平一行取道東京停留兩日，並與日本首相短暫會晤之後，於二月八日返抵中國大陸。

對此新局勢的發展，世人或許會忖思，時值此刻，中國自當傾其全力向全世界展現中國人愛好和平的性格，以鼓舞各國前往中國投資，並博取國際社會對中國的信任。但是出乎世人意料，二月十七日，人民解放軍大舉橫跨中越邊界，開拔入侵越南北境。中共對外宣稱，出兵越南旨在回應越南在中越邊界的一連串挑釁舉措，並阻止越南軍隊在高棉的軍事行動，以及越南政府過度向蘇聯靠攏。人們同樣可以見到，誇耀軍力是中共進軍越南的另一動機。隨著國內經濟成長課題被高度凸顯，中共領導人決意向世人展示，中國除了關切農業改革、科技訓練以及工業發展等在三中全會上所強調的議題之外，他們也不忘還有第四個現代化：國防。

第五個現代化

十一屆三中全會與鄧小平訪美等重大事件，皆是發生在中國大陸學術思想氛圍相對自由的環境中。逾二十年來，在中國，人人庶幾噤若寒蟬，沒人敢大肆批評國家對人民心靈的禁錮；即使是紅衛兵運動也不例外，因為在紅衛兵運動中往往是打著紅旗反紅旗，以另一個正統來攻訐既存的正統，以合理化毛澤東思想作為他們手中批判的武器。然而到了一九七八年十一、十二月期間，一方面受到天安門事件示威運動平反的鼓舞，另一方面鑑於中國逐漸向西方世界開放，成千上萬的中國人開始將思想形諸文字，並以大字報的形式把他們的看法貼在牆上，供來往行人閱讀。其中最著名者莫過於北京市內紫禁城西翼區域，這一地帶現在部分規劃為博物館與公園，部分則作為中共資深幹部的府宅。因為某些大字報的用語十分直率大膽，而且傳遞的訊息更是考驗中共對民主自由的忍受程度，所以北京這一地區遂成為中國聞名遐邇的「民主牆」。

民主牆運動的前身可以追溯至二十世紀的頭十年，一批青年知識分子如鄒容、秋瑾向清廷的權威進行挑戰，隨後胡適、陳獨秀、魯迅等人在五四運動期間不斷宣揚破除盲從迷信，極力抨擊「封建」與「軍閥宰制」等社會冥頑不化的價值體系。於一九三○年代和一九四○年代批判國民黨與共產黨思想蒼白無力、箝制人心的那批知識分子，依然延續著這一批判傳統，他們在百花齊放運動期間大嗚大放，直言敢諫，乃至最後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鬥爭中遭到無情的鎮壓。

在民主牆運動中，最初的先驅者是來自廣州的三位紅衛兵（李天正、陳一揚、王希哲）一九七四年間他們三人在廣州市内的城牆上寫下無數宣言。他們取自己真名當中的一個字，在大字報上署名「李一哲」，他們三人控訴社會主義的扭曲，肇致中國的貪污腐化，以及黨內一小撮相互聲援的官僚幹部欺壓人民群眾。他們籲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保障中國公民的社會主義民主的權利，容許中國公民保有自由寫作的權利，並停止在低廉工資、超時工作的惡劣工作環境中，還要強迫中國人民跳「醜陋的忠字舞」。最後這三人的言論觸怒了領導當局而進了監獄。

一九七八年，在國家控制的雜誌期刊上出現新形態的文章。這些文章的焦點放在文革期間中國人所承受的恐懼和悲劇性經驗，這種後來名之為「傷痕文學」的寫作風格，激發了讀者去爭辯與探索中國過去歷史和未來前景的動機。許多徵兆似乎顯示，中國新的文化寬鬆時期即將降臨，其中包括吳晗的《海瑞罷官》以及布萊希特( Bertolt Brecht)的《伽利略》( Galileo )等劇獲准在北京上演。此外，中國大陸境內（遠在雲南的昆明）也曾以「比較宗教」這一長期以來被視為學術禁區的主題，召開一場學術會議，會中發很多篇有關佛教、道教、回教、基督教的學術論文。

在這次短暫的民主運勸中，用來表達知識分子思想的主要媒介是在牆上貼大字報，而大字報的內容有文章，也有詩歌，以及一些性質範圍廣泛的地下雜誌，這類雜誌通常都是由志趣相投的好友來運作，他們利用有限的編輯人力、難以取得的紙張以油印或複印的方式來出刊。彷若五四運動時代如雨後春筍般所湧現的新刊物、這些刊物的名稱所喚起、再現的正是中國人心中鬱積已久的情倖：《中國人權》、《探索》、《啟蒙》、《四五論壇》、《秋實》、《科學》、《民主法制》、《群眾參考消息》、《今天》、《北京之春》。這些雜誌上所登載的部分詩歌，有的只是一種公開對即將躍上中國權力巔峰之新導人鄧小平所作的政治頌辭，甚至不具任何美學上的意義。

鄧小平

智佐筆帥，才繼周公＊，

談笑間，民安國靜，

嘆什麼二落三起，

征途上怎無奸佞。（註六）

＊原註：一九七三至一九七四年的批孔運動期間，「周公」一名曾被用來影射周恩來。

有的詩歌則是直言譴責毛澤東對中國所造成的災難，而將毛的統治與中國歷史的專制王朝等同視之。

皇宮遙對主席堂，

一代導師百代亡，

層層階梯堆白骨，

簷壁處處滴血漿。（註七）

但也有幾位青年詩人受到民主運動的激盪，試圖探索何以中共建政之後出版自由一直無法落實在他們自己身上、在他們所居處的世界。他們以為，這或許要歸因於對出版自由的蓄意歪曲、愛恨交集，或者長久以來背離了階級分析的視野，而無法從政治的範疇來思考出版自由的意義。這是崛起於民主運動、出類拔萃的詩人北島的詩作，詩名為〈走吧〉：

走吧

落葉吹進深谷，

歌聲卻沒有歸宿。

走吧

冰上的月光，

已從河床上溢出。

走吧

眼睛望著同一塊天空，心敲擊著暮色的鼓。

走吧

我們沒有失去記憶，

我們去尋找生命的湖。

走吧

路呵路，

飄滿紅罌粟。（註八）

這一時期所湧現的文章詩作中，以魏京生的作品最富浸染力。魏京生文章所展現的蒼勁力道，部分肇因於他所揭示觀念的衝擊性，部分則源自他於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五日貼在北京市內那張大字報所楬櫫的「第五個現代化」宗旨。對共產黨的領導階層而言，包括聲稱四個現代化目標足以構成改造中國基石的鄧小平在內，魏京生的吶喊不啻是一記當頭棒喝。魏京生堅稱，中國人民要現代化，首先就必須實行第五個現代化，否則其他四個現代化「不過是一個新的諾言」。對魏京生而言，第五個現代化就是民主，亦即「把權力交給勞動者全體來掌握」，而不是通過黨國已腐化的代理人，將新的獨裁政權強加在中國工人與農民身上。「什麼是真正的民主？」魏京生在大字報上這樣問道。那就是：「人民按他們的意願選擇為他們辦事的代理人，按照他們的意願和利益去辦事，這才談得上民主，並且他們必須有權力隨時撒換這些代理人，以避免這些代理人以他們的名義欺厭人民。」（註九）

魏京生思路清晰，勇敢果決，昂揚激憤，正是新中國的聲音。魏京生的父親是赤忱的毛派革命分子，在黨的官僚體系中擁有一份令人稱羨的職位，魏京生生於一九五○年，從小在每日晚飯前即必須熟讀毛主席的著作。文化革命期間，魏京生在就讀的一所北京學校加入紅衛兵組織，這所學校是在一九六○年中葉設立，專供高幹子弟就讀。嗣後，魏京生所屬的紅衛兵組織與忠於江青的敵對派系發生衝突。在遭拘捕並監禁四個月後，魏京生就利用父親的管道在黨的期刊上取得難見的材料，開始研讀國際政治。魏京生後來加入解放軍，在軍中服役四年，之後被分配到電工的工作。魏京生一方面關注一九七六年四月的示威活動，另一方面正與一位西藏姑娘相戀，這位西藏姑娘的父親曾遭受中共的政治迫害。魏京生於一九七八年時的著作，大體反映他對這段期間人生歷練的情緒性控訴。

從魏京生的文章可以知悉，他是一位熾熱的社會主義分子，他嚮往文化革命之初尚未退化成「獨裁暴政」的時代。因為對魏京生而言，他在文革初始階段目睹了中國人民團結一致所彰顯的力量，他也看到人民為民主而奮鬥所表現出的動能。魏京生與其他人一樣，瞭解環繞在他周遭的中國人無不陷入可怕的貧窮狀態，不過魏京生無法接受中國人命定要在貧窮的日子中掙扎的結果，因為他清楚中國人的聰明才智、技能和豐饒的資源。魏京生勇於挑戰列寧與毛澤東等人理論的基本假設。魏京生寫道：民主並不似列寧編造的說詞，僅僅只是社會發達的結果；它同時也是更高階生產力發展得以存在的條件。「沒有這個條件，社會將停滯不前，經濟的增長也將遇到難以克服的障礙。」（註十）

這張在民主牆上貼出的大字報，分兩期先後於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和一九七九年一月登載在《探索》雜誌上，嗣後魏京生更進一步推演他的思路邏輯。魏京生說道，我們只要看看中國各地的貧民區、氾濫的淫業（或者淫業的另一面向，即中共幹部的性別歧視），以及惱人的貧窮、行乞現象無所不在，就足以證明共產黨並未徹底解決中國的問題。中國以歐洲十九世紀偉大社會小說（魏京生心中所想的或許是狄更斯〔Dickens〕、巴爾札克〔Balzac 〕、左拉〔Zola 〕？）來揭示、證明西方文明的腐敗墮落，但這些小說中所描述的景象竟與中國今日的處境完全吻合；西方文明腐化的歷史正悄悄地矗立在我們眼前。世界上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無一例外，也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而社會主義國家所吹噓的集體主義卻都不攻自破，因為這些國家不容許個人主義的獨立存在。魏京生的結論是，今後，中國必須為追求過有意義生活的權利而奮鬥。他更進一步主張，自由促進了國家的現代化。「我們不應再淪為奴隸了。」（註十一）

民主運動不能僅是紙上談兵。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七日，二十八位青年人在天安門廣場示威，抗議中國西南地區惡劣的生活與工作環境。雖然抗議人群寥寥可數，然而這群示威者卻是代表五萬名曾被下放至雲南農村工作的青年人，說出他們被壓抑的心聲，他們甚至自十二月九日即進行罷工，抗議中共地方幹部「踐踏他們的人權」。（之所以選擇在十二月九日這天舉行罷工，或許是為了呼應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一群勇敢的民眾遊行進入北平市，抗議國民黨的無能。）在另一場意外事件中，即一九七九年一月八日，成千上萬被強迫下鄉的群眾蜂擁至北京示威遊行，他們高舉著「反飢餓」、「要民主，要人權」的標語。到了一月底，據估計逾三萬名下放工人及其子女進入京城，他們在火車站周圍搭營帳或是露宿街頭，在冷冽的天候中大多數人僅有單薄的衣裳蔽體，無助地向政府的領導人乞憐，渴望他們能伸出援手。至少有八人在颼颼寒風中凍死。在上海，下放至農村插隊落戶的青年，集結遊行進入該市，並包圍上海的共產黨市黨部，長達數小時之久。在杭州，牆上的大字報不斷要求「像人一樣生活的權利」，並抗議住房嚴重短缺、一屋難求的窘境，往往使得年約三十或更年長的夫妻連單人房都難以覓得，更遑論保有個人的隱私權。在廣州，抗議地下刊物瀰漫全市，牆上的大字報裡盡是要求中共當局重新審理一九七四年「李一哲」的案子。

就在鄧小平前往華府前夕，有關政府預備鎮壓民主運動的傳言即在一九七九年一月中旬逐漸浮現。人們似乎有理由相信，民主牆運動最初是受到鄧小平暗中鼓動的，因為民主牆上有關現代化的論點，與鄧小平的主張不謀而合，它們對華國鋒與其他激進毛主義分子的批判或攻訐，亦與鄧小平的立場相合。然而一旦民主牆運動走得太過頭，逾越了共產黨所能容忍的範圍，鄧小平絕不會手軟。鄧小平對民主運動的打擊，令人回憶起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所採取的行動。當時毛澤東發動反右鬥爭，藉以粉碎他一手促成之百花齊放運動中令他難以忍受的雜音。鄧小平當時是黨的總書記，曾在一九五七年輔佐毛大力整肅中國的知識分子。

一九七九年反民主鎮壓行動中的頭一個祭品，是一位名叫傅月華的年輕女子，她遭到中共拘捕，被指控煽動和組織下放知青至北京示威遊行。傅月華曾有一段悲慘的歲月，她的婚姻破碎，單位領導又曾數度意圖強暴她，最後在與領導發生齟齬之後失去工作。傅月華多方奔走，但投訴無門，或許是同病相憐之情油然而生，促使她轉而去幫助請願的民眾。傅月華因「擾亂社會秩序」的行為被監禁二年。（刑期屆滿之後傅月華並未如期獲釋，反而被中共送至勞改營。中共從未公佈傅月華的罪狀以及遭受羈押的理由。）

隨後中共進行大規模的逮捕，遭拘捕的人大多與地下刊物有牽連或是地下刊物的編輯。在政府政策急轉彎的危殆氣氛中，他們不僅被指控「破壞國家體制」，還被安上「支援外國人」的罪名，這使他們的活動幾乎處在叛國罪的邊緣。一九七九年三月底，魏京生已經寫下數篇慷慨激昂的文章，其中有一篇更是直指鄧小平無視於中國的需求，魏在其他文章中還揭露中國用來監禁高級政治犯監獄的實情，就在這個時候，魏京生遭中共逮捕並被拘留。魏京生不僅因文章內容觸怒中共，還被依從事間諜活動、洩漏中越戰爭的機密給一位外國記者而遭起訴，魏被宣判有罪。服刑十五年。魏京生以從未接觸任何機密資料為由，不服判決而向司法單位上訴，不過他的上訴被政府駁回。

以這類罪名來起訴魏京生反倒令中共十分難堪，因為中共原本預期中越戰爭是一場懲戒越南入侵高棉的局部行動，希望藉機向蘇聯和世界各國展示人民解放軍的現代化勁旅，無奈戰事的發展結果卻讓中共付出沉痛的代價。（中共軍隊的司令官正是鄧小平兩年前的保護者許世友，不過在這場戰爭中，許因指揮不力而遭降職處分。）歷經慘重的傷亡以及後勤補給的困難之後，中共於一九七九年三月五日開始撤軍，三月十六日中共軍隊悉數撒離越南戰場。這時恰好是魏京生被捕的兩週前。後續的情勢進展，鄧小平本人出面譴責民主運動逾越尺度，其餘民主刊物也一個接著一個被中共勒令停刊，四月一日，除了少數公安監視下的地區之外，中共已明令禁止張貼大字報。到了一九七九年四月五日清明節這天，人們預期一九七六年當時的大規模示威活動會再度上演，然而現在中國民主運動的響應者似乎已筋疲力竭，無力再向中共進行反擊，一九七九年的清明節就在一片靜寂聲中平淡度過。

無論如何，部分人士對於這場曇花一現的民主運動的反思相當透澈，他們警告政府，這場運動所釋放出的能量是不會被完全撲滅的。一位在一九七九年五月被捕的知識分子就曾寫道、他要為在中共政權統治下成長、並「自發地」起來挑戰中共政權那批新中國的第二代抒發心聲。他點出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批判有兩種形式：一種人相信中國共產黨確實是失敗了，因為中國共產黨並未秉持馬列主義的原則；另一種人則相信，中國共產黨已經稱得上是馬列主義者的政黨。對這第二種人而言，最可怕的正因為他是馬列主義者，才會做出荒唐可笑、錯誤百出的事情。他相信，倘若知識分子能團結一心，民主運動不致遭受如此挫敗，然而現在知識分子依舊四分五裂，他們不願冒險再從事這種有趣的「新聞報導」，深怕此舉會引起統治機器的大加撻伐。這場運動的主要成就是由那些年紀在二十至三十歲之間的人士所締造的，這群「年輕的工人們從未上過大學」，他們僅有中等學校的學歷。這位匿名的作者的結論是，這場運動已經展現了民主的潛在力量。縱使共產黨與其所屬的龐大官僚體系、軍隊武力如影隨形，「他們也會發揮智慧，以一張張報紙，一篇篇文章，一聲聲吶喊，奮鬥到底。」（註十二）

有些人則是捨棄政治分析的方式，而回歸詩歌創作。就在一九七九年四月一日，中共宣佈鎮壓民主運動之後，有目擊者指出，一名年輕人迅速穿越在民主牆附近逗留的人群，不顧中共的禁令，在一度佈滿大字報的牆上貼上一首優美的詩歌，不說一句話就匆匆離開。這首詩的作者係以「凌冰」(Icicle)的筆名發表，詩名為〈給你……〉：

我的朋友，

分別的時刻已經臨近，

再見了——民主牆，

我能對你說點什麼呢？

說春天的寒冷，

說你像臘梅一樣顯得凋零？

不，還是說歡樂吧！

說明天的歡樂，

說純淨藍色的天空，

說野外金黃的花朵，

說孩子透明的眼睛，

總之，我們要像男子漢一樣分手，

你說對嗎？（註十三）

臺灣與經濟特區

就在中國向美國敞開大門，以及民主運動積極分子挑戰共產黨的統治權威之際，臺灣也邁入新的繁榮階段，並積極重新追尋自己未來前途的定位。根據一九七九年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官方聲明，中國共產黨對外做出如下的宣稱：

眾所周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臺灣問題曾經是阻礙中美兩國實現關係正常化的關鍵問題。根據上海公報的精神，經過中美雙方的共同努力，現在這個問題在中美兩國之間得到解決，從而使中美兩國人民熱切期望的關係正常化得以實現。至於解決臺灣歸回祖國、完成國家統一的方式，這完全是中國的內政。

但是美國政府聲明的調子卻與中共迥然相異，因為在美國官方聲明中，另外提及有關臺灣與美國外交關係的結束，以及臺灣與美國共同防禦條約的終止。美國的聲明中也宣佈，在與中國簽訂條約之後，美國將自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起，之後四個月內撤出在臺灣的餘留軍事人員。有關臺灣前途的問題方面，雖然美國與中國共同宣佈，美國承認（recognized）「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在聲明的其他段落裡美國也詳細說明這對臺灣的意義：

今後，美國人民和臺灣人民將在沒有官方政府代表機構，也沒有外交關係的情況下保持商務、文化和其他關係……。

美國深信，臺灣人民將有一個和平與繁榮的未來。美國繼續關心臺灣問題的和平解決，並期望臺灣問題將由中國人自己和平地加以解決。（註十四）

唯有臺灣係屬於中國的一部分，亦即作為暫時脫離母國的一個行省，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張「解決臺灣歸回祖國」是「中國的內政」的聲明才有實質的意義。事實上，至今臺灣仍宣稱其政府代表全體中國人，而自一九四九年以降臺灣的發展進程，以一種獨樹一幟的模式，使臺灣蛻變成一個具備特殊經濟、政治結構的獨立社會。

中、美關係正常化之時，臺灣的總人口數是一千七百一十萬人，佔中華人民共和國估算之九億五千萬人口的百分之一點八。但一九七九年當時臺灣的人均國民生產毛額約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六倍，一九五二至一九七九年間，臺灣的人均國民生產毛額成長為百分之四百一十六。這樣的非凡成就並非一蹴可幾，最初，臺灣的成長受惠於美國的大力協助，尤其是通過「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而農復會在一九五○年代的主要功能是督導土地減租、土地出售等計畫的實施，以扶持臺灣的自耕農。基本上這些計畫的成功推展，裨益於臺灣控制同四○年代中國大陸一般惡化的通貨膨脹問題。把新、舊臺幣的兌換率固定為一比四萬，臺灣於一九四九年成功實施了貨幣改革政策（其結果不似一九四七年在中國大陸上金圓券改革的慘痛經驗），而貨幣改革的成功，大部分歸因於臺灣領土面積比較小，所以能輕而易舉地監督、管制黃金的交易。一九四九年約為百分之三千四百的通貨膨脹率，迄至一九五○年已降低為百分之三○六，一九五一年為百分之六十六，而自一九五二年之後，下降為平均每年百分之八點八。截至一九六一年，臺灣的通貨膨脹率已降低至百分之三。

起初，臺灣方面在控制通貨膨脹時所運用的操作技術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雷同。臺灣政府把儲蓄率固定為百分之十，並嚴格控制貨幣流通等政策，得以牢牢控制新貨幣的流量。在「耕者有其田」政策方針下，臺灣政府把國營企業的股票分配給地主，以補償其土地的損失；另一方面，佃農只要在十年內按照國家規定的定額繳交糧食，就授予佃農目前耕種土地的所有權。不過臺灣是一黨專政，權力是由追隨蔣介石主導之國民黨撤退至臺灣的二百萬大陸流亡者所壟斷，是故在推動改革政策時並不存在相應所需的民主程序。

隨著臺灣農產品產量提高到能滿足國內的需求時，政府開始致力於改變一八九五至一九四五年日據時代所建構以米、糖為主要出口產品的經濟形態，轉而以先進工業產品為出口的主要項目。政策轉向所取得的傲人成就，特別是臺灣的出口部門，可以見諸於下表的記載。一九六○年代的經濟主力大部份集中在電子產品和其他技術先進的產品，不過在紡織品與橡膠、化學、塑膠方面亦有驚人的成長。一九七三至一九七四年的世界石油危機，導致過度仰賴石油進口的臺灣經濟飽受劇烈的衝擊，然而在動盪時刻所實施的糧食價格貼補政策，再加上斷然的貨幣措施，使得這場危機不至於釀成巨禍。

若以成長率來比較，臺灣與實施五個五年計畫時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大致相當，但於後大躍進的經濟混亂時期迅速超越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嗣後於文化大革命的失序年代則遙遙領先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有關日本的數據顯示，臺灣在這段期間幾乎趕上日本的成長速率。見下表。）

臺灣政府盡量對可能損及其收支平衡的產品設下層層限制，尤其是奢侈品或直接與臺灣製造業競爭的產品。反之，國家則通過價廉的出口產品，以及對位於「加工出口區」的企業進行特殊的經濟協助，來積極拓展國外市場。第一個加工出口區在一九六○年創立於高雄港，同時，在美援的支持下，高雄港躍升成為一個貨運吞吐量龐大的港口。直至一九六九年，又增設了兩個加工出口區。在這些區域內，工業園區的行政事務是由一群有效率的官僚來進行管理，以免除政府的行政手續，此外，在園區內外國或臺灣本地的企業均能享有減免租稅，假若企業生產的產品完全以出口為導向，對於企業進口特殊機械設備，還得以享有免除關稅的優惠。

即使一九七二年〈上海公報〉的簽訂，並未對臺灣的經濟榮景造成決定性的影響，但公報宣佈之前未能事先知會蔣氏政府的作法，的確讓臺灣十分難堪。當臺灣把這樣的外交羞辱與臺灣任聯合國喪失席位聯想在一起，慍怒與遭背棄的激憤之情達到沸騰。一九七一至一九七二年期間，臺灣爆發反美的騷亂，加上對蔣氏政權的專擅、國民黨政府代表性的闕如、生活領域中對個人自由的箝制等等的抗議，使得局勢更加不安。蘊含在這種不滿情緒之中的是佔絕大多數人口的受壓迫群體——一九四五年前即遷居該島的漢人——其內心深處的無力感，以及他們對一九四九年之後自大陸撤退至臺灣的外省人霸佔權力位置的憤慨。在這兩大群體之間，從婚姻形態到教育方式，都有相當的差異，而使得嚴重的暴力衝突可能一觸即發。蔣氏政府唯恐動亂的蔓延可能進一步鼓舞尚屬襁褓狀態、卻目標鮮明的臺灣獨立運動順勢坐大，而危及國民黨的權力。國民黨以綿密的警力與嚴厲的政治控制，若是有必要，再輔之以優勢軍力，來鎮壓內部的異議分子。中華人民共和國受困於本身內部的跌宕起伏，此時並無能力從中加深臺灣島內的裂痕，以遂行其政治目的。

無論如何，一九七九年卡特與鄧小平二人達成關係正常化的協議，對臺灣而言更具威脅，至少看在美國國內那些國民黨支持者眼裡是如此。蔣介石於一九七五年溘逝，蔣介石之子蔣經國繼承臺灣總統的職權，有人擔心蔣經國欠缺統治臺灣的必要威望。美國終止與臺灣的所有官式外交關係，這意味著雙方關係只能通過一在臺北、另一在華府設立的兩個「協會」來進行，儘管這兩個協會的行政人員係由已不在其位的職業外交官充任。就臺灣的支持者而言，特別令人惶惶不安的是美國政府預計在四個月內撤回臺灣島上的所有美方軍事人員，終止美國與臺灣的共同防禦條約，並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達成協議，不再提供臺灣新式的防禦武器，逐步減少對臺灣的軍售。

局勢進展的結果導致美國國會於一九七九年四月通過〈臺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在這項法案中，親臺勢力藉由重申美國對臺灣的承諾，反映出他們內心潛藏的憂慮，特別是該法案凸顯「臺灣的前途將通過和平方式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針對臺灣所採取的任何「抵制或禁運」視同是對「西太平洋和平與安全的威脅」。再者，國會進一步強調向「臺灣提供防禦性武器」，堅決反對會「危及臺灣人民的安全或社會、經濟制度的任何訴諸武力的行為或其他強制性形式的能力。」真正令卡特總統感到欣慰的是，該法案聲言美國將同時致力於「維護並促進全體臺灣人民的人權」。（註十七）

臺灣在一九七九年失去美國的外交承認，但是經濟發展並未受到重創。反之，一九七九年是臺灣經濟發展最強勁的一年，國民生產毛額成長百分之二十點三，總值高達三百二十億美元。儘管基於實用動機的考量，臺灣降低對美貿易依賴的程度，但在同年，臺灣與一百二十個國家的外貿總量成長了百分之三十一。臺灣的外資總額亦成長迅速，從一九七八年的二億一千三百萬美元至一九七九年的三億二千九百萬美元，增加逾百分之五十。對進口石油過度依賴仍是臺灣所面臨的主要問題，臺灣每日需進口石油三十八萬桶，每年耗費逾二十億美元；不過臺灣核能發電能力的拓展，或多或少緩和了對進口石油過度依賴的問題。（一九八○年，臺灣喪失了在「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席位，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取而代之，但這對臺灣的經濟發展並無明顯的負面影響。）

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也知道臺灣經濟的繁榮，他們漸漸認清，無論他們口中所發出的「統一」語彙是何等義正辭嚴，只要雙方的經濟落差過大，那麼統一就沒有指望。下表是一九七○年代中期上海與臺北兩地工人在食物、衣著、消費性產品方面購買能力的比較。該表顯示，臺北產品價格佔工人所得的百份比，一般遠低於上海。據此，臺灣工人幾乎人人擁有充足的購買能力，但中華人民共和國卻必須補貼城市居民的糧食支出。此外，再根據上海與臺北每月家庭預算的比較，兩地在糧食支出佔全部所得百分比方面近乎相等，這意味著臺北工人的購買力優於上海工人。雖然欠缺更嚴謹的統計數據支撐，但這樣的結論亦是顯而易見的。相較之下，臺灣工人的所得支出比例大部分集中在住房與醫療照顧上。

中華人民共和國所面對的挑戰是，如何在短時間內採取適切的方法以實踐四個現代化計畫（「第五個」現代化當然不在考慮之列），而解決之道是讓中國向國際金融圈開放。似乎是來自廣東省的兩批官員率先向鄧小平提出設立「特區」的概念，藉以發展該省獨特的經濟資源。中國政治有許多層面是如此隱約晦澀，我們只能合理的推斷，鄧小平派遣這兩人前往廣東，表面上他們好像在為自己所屬的省份爭取有利的政策主張，其實卻是呼應了鄧小平本人的意圖。鄧小平於一九七九年四月召開的中央委員會工作會議上大力闡揚特區的觀念，此時中、越戰爭剛結束，國內示威抗議運動也趨於沉寂。於是，一組工作隊前往南方沿海省份廣東、福建兩省，一九七九年七月，中央委員會提案設置四個「出口特區」。翌年，「出口特區」更名為「經濟特區」，藉以進一步彰顯特區所涵蓋的廣泛經濟活動範圍，或許這還有與臺灣「加工出口區」加以區隔的用意。

經過慎重挑選的這四個地區，主要著眼點是這些地區比鄰外國資本來源，且出入便利。珠海鄰近澳門，深圳地處香港北方邊界，汕頭、廈門與臺灣相望。十九世紀英國人使用羅馬拼音方式所稱之為「Swatow」（汕頭）、「Amoy」（廈門），均是昔日大國強迫清廷開放的條約港口。揮之不去的帝國主義者幽靈容或帶來些許的困擾，不過時移勢易，今日中國領導人似乎有信心通過中國人強而有力的控制與監督，來避免外國人對這些地區的主宰。然而，這四個地區所提供給外國人和海外華人的優惠措施仍是十分可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針對外國投資者的企畫內容建造所需的廠房提供受過訓練（或許還包括服從性強以及並未從屬於任何工會組織）、薪資低廉的勞動力。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亦提供優惠的稅率和多項金融誘因，其中還包括該經濟特區交通運輸網絡的建設。

投資者確實有所回應，但速度並不如中國人的預期，來的也不是中國人原先希冀的先進技術。中國勞動力的技術層次不符外國投資者的期望，官僚作風仍是行政運作的障礙，幹部素質普遍低落。經濟特區的確開始起飛，特別是深圳，它的發展幾乎是其比鄰高成長型之香港經濟結構中次要部門的翻版，但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計畫官僚而言，經濟特區崛起的代價所費不貲，因為計畫官僚必須在經濟特區投入遠超過他們預期的龐大建設資金，構築其他相關的配套制度。而且，深圳地區進口商品以驚人的速度成長，也令計畫官僚感到詑異。同時，一連串的社會問題開始在經濟特區浮現，例如港幣的流通，黑市的產生，官僚的腐敗，街頭犯罪與操持淫業。中國政府高層領導人——其中部分領導人或許已警覺到隱伏在鄧小平雄心萬丈計畫中的潛在問題——開始憂慮變革的速度與範圍。

早在一九七九年七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即大聲疾呼調整經濟步調，重新關注農業部門，並建議謹慎、穩健處理四個現代化中其餘三個領域的改革問題。資深的經濟計畫官僚陳雲於一九七九年進入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的常務委員會，稍後於翌年要求中國經濟進入治理整頓時期。這項決策的理由之一是中共發現，縱然經濟成長的預期榮景令人振奮，經濟特區的潛在利潤仍然可期，但一九七九至一九八○年中國的外貿逆差攀升至三十九億美元，這是中國有史以來最龐大的貿易赤字。整合進由技術先進貿易國所構成的世界體系中，顯然是一項代價昂貴的交易。

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三日，《人民日報》刊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迄今為止所揭露之最嚴重的貪污弊案，這類弊案的嚴重性程度容或有不同，但結局同樣是沸沸揚揚。一名名叫王守信的共產黨中級幹部，與一群同樣擁有黨、政職務的同事於黑龍江省內供職，在超過七年時間的一連串貪瀆案件中，至少盜用了國家財產五十三萬六千元人民幣。王守信的案子牽連甚廣，涉及了她所管理的燃料公司與其相關的分配制度。這件案子引起了劉賓雁的興趣，劉是中國當時最敏銳作家之一，曾於反右鬥爭與文化大革命運動期間因直言敢諫而遭受迫害。一九七○年代末，「調查報導」的專業素養往往被用來作為抒發不滿貪官污吏民怨的管道，而劉賓雁則是把這樣的角色發揮得淋漓盡致，縱使他身處於國家機制箝制出版事業的中國世界裡。劉賓雁前往黑龍江省訪問王守信單位裡的人，試圖爬梳這件案子的始末。題目為〈人妖之間〉、六十頁的傑出報告文學，刊載於一九七九年九月的《人民文學》雜誌上。由於這是一份「官方期刊」，中國共產黨文化當局顯然是認可劉賓雁對黨內部份不肖幹部的控訴。

在劉賓雁冷嘲熱諷的描述中，王守信是一位「感情豐富、愛憎鮮明的女人。她手裡這幾萬噸煤和九輛汽車，就是她的筆和墨，她每天書寫著的抒情詩篇。」然而王守信所譜寫的詩篇是用來為她自己的家人牟利，以及通過選擇性的操縱與賄賂去迎合各級黨員、幹部所好。劉賓雁順道提及，王守信其實並不特別，只是王的案子株連甚廣而顯得非比尋常。王守信僅是一個徵候，一個不誠實的人，她的行為經年累月地包藏著「社會風氣的敗壞，非法活動的逐漸合法化，對於道德淪喪現象逐漸習以為常」。（註二○）假若王守信的確僅是一個先兆，並非是孤立的個案，那麼中國向西方世界開放所帶來的就不只是機會，接踵而至的還有數不盡的誘惑。

「實事求是」

一九七六年毛澤東過世後的四年間，中國經濟政策的劇烈震盪，反映了中央政府內部鄧小平與華國鋒二人政策走向的深刻歧見。鑑於權力鬥爭的代價是如此高昂，而上層權力核心之中又欠缺和平轉移權力的機制，因此不管是鄧小平或華國鋒，無不處心積慮地想要擊垮對方。在這場權力賽局中，最後由鄧小平勝出。

雖然表面上華國鋒控制了中共權力結構中的職位，亦即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國務院總理以及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不過鄧小平在黨機器或是軍隊之中都擁有豐沛、堅實的人脈，又有學術界的菁英領袖以資奧援。華國鋒是以毛本人挑選的接班人自居而逐步攀爬至權力的頂峰，然而隨著四人幫的倒臺，批評毛的聲音也轉趨公開化，華國鋒猛然察覺對於他的權力鞏固，毛澤東的遺澤並不見得有幫助。而且，一九七○年代末、一九八○年代初，鄧小平就在臥薪嘗膽、默默工作，伺機刻意羞辱華國鋒。一九七六年取得權力之後，華國鋒輕率魯莽地對外宣稱：「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要擁護；凡是損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須制止」，華反覆宣傳所謂「兩個凡是」的結果，令他和他的同黨被冠上「兩個凡是」的稱號，不管他們係出自個人情感或者詡詡謝詼自得的心態，結果都在主張應純化毛主義原則的過程中顯得窒礙難行。鄧小平則是高懸毛主義的口號——「實事求是」，興致勃勃地在自己身上塗上實用主義的色彩，並進一步以簡潔有力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命題，豐富毛澤東「實事求是」口號的意涵。

鄧小平又藉著兩位輔弼之士來鞏固他挑戰華國鋒權威的成果。胡耀邦、趙紫陽這兩位鄧小平拔擢的幹才，可謂革命的中堅，而不似四人幫那般聲名狼藉。胡、趙雖然未接受革命萌芽之初的洗禮，不過他們二人的成長過程也都經歷了中國過去半世紀以來各種不同層面的權力鬥爭。胡耀邦的年紀較長，胡於一九一五年在湖南一戶貧困的農家出生。孩提時代，胡耀邦曾在命運多舛的秋收暴動中被徵召支援毛澤東。一九三三年，胡在江西蘇區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歷經長征，爾後在延安時代與內戰期間，於黨內官僚體系中漸次獲得拔擢，最後升任「共青團」第一書記的職位。文化革命時期，「共青團」被紅衛兵視為奪權的潛在競爭對手，當時「共青團」是一個擁有三千萬人的龐大組織，最後，胡耀邦在一九六六年被罷黜。一九七五年，胡耀邦復出擔任極富盛名的「科學院」的黨委書記，任職「科學院」期間，胡耀邦堅定捍衛科學研究，以及知識分子進行研究的權利，漸漸博得聲譽。胡耀邦的談話內容向來辛辣直率，中國人民在歷經毛主義所灌輸服務人群的陳腔濫調之後，胡耀邦的談話總是令人有振聾發聵的作用。「科學院就是科學院，」胡耀邦曾說，「它不是生產院。它是從事研究的地方，不是種植甘藍菜的地方。它不是一塊馬鈴薯田，它是從事科學、自然科學研究的地方。」（註二一）一九七六年，胡耀邦與鄧一同遭到整肅，一九七七年復出之後，胡步步高升，先後膺任「中央黨校」校長、「中央委員會組織部」部長的職位。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底，胡耀邦進入政治局並被提名為黨的總書記。一九八一年，華國鋒失勢後，所留下的中共中央主席的位置就由胡耀邦接任。

輔佐鄧小平鞏固權力的第二位幹部是趙紫陽。趙紫陽的出身背景與歷練途徑不同於胡耀邦，但是趙紫陽也是一位卓越的行政幹才，一位身經百戰的政治領導。一九一九年，趙紫陽出生於河南一戶地主人家，一九三二年，趙紫陽在學期間就加入了共青團的組織。十九歲正式成為共產黨員，二次大戰期間，趙紫陽擔任游擊根據地的領導幹部，在困難重重的豫冀魯邊區從事游擊活動。在一九四○年代，這塊區域一如往昔，是盜匪黑幫滋生的沃土，例如林清在一八一三年策動的「八卦教叛亂」就是以此地為根據地。共產黨奪權成功之後，趙紫陽轉往廣東供職，在廣東的官僚體系中逐漸竄升，於一九六一年當上廣東省委第一書記。趙紫陽為了迎合新的政治方向，在一九五○年代初大力推動土地改革政策；大躍進的經濟失序過後，趙積極捍衛以家庭為單位的生產制；文化大革命運動初期階段，通過廣州紅衛兵的任派而成為領導人，直到一九六七年被更激進的紅衛兵趕下臺止。到了一九七○年代中期，趙紫陽一度於內蒙古供職，之後重返廣州。此時，趙紫陽又再次展現他一貫的彈性因應作風，於一九七四年默許三位異議分子化名「李一哲」所張貼的大字報，然後再如同過去的行事般逮捕了這三位異議分子。

趙紫陽的仕途直到一九七五年轉往四川膺任省委第一書記兼成都軍區第一政委職務後，才真正算是扶搖直上。四川自古就是物產富饒之地，一九七○年代中葉人口九千七百萬，但在文革期間卻飽嚐社會失序、經濟衰退之苦。狂熱的激進幹部在該省大力推動極端主義政策，導致農、工業破產，結果素有中國「糧倉」美譽之稱的四川，竟然出現了數十年來首次糧食無法自給自足的現象。該省盤根錯節的政治網絡，縱使在林彪失勢而其散落各地的羽翼紛遭翦除之後，四川的政治仍為林彪的嫡系所把持。

趙紫陽身為黨委第一書記，必須處理這些錯綜複雜的政治局面，一九七六年底，趙開始實施一系列政策，扭轉標誌大躍進運動、文革十年浩劫刻痕的經濟激進主義。趙紫陽極力主張擴大小塊自留地的土地面積讓農民耕作，允許四川省內公社土地的百分之十五由私人耕種，同時個人亦可以非管制性的價格把自留地生產的農作物送至市場出售。另外，趙紫陽又允許個別家庭從事「副業」貼補家用。隨著個人經濟活動創新所滋萌的新自由權利，致使農產品產量獲得驚人的成長；一九七六至一九七九年間，四川省糧食作物的產量上漲了百分之二十四。

對於四川所屬全民所有制企業的運作方式，趙紫陽同樣採取彈性作法。廠長被賦予實際的財務自主權，允許他們尋找管道進入市場，以及與其他部門合資興辦企業。工廠的留成利潤可用於支付工人的獎金津貼，另一方面則嚴格管制工廠營運的開支。四川的工業生產在一九七六至一九七九的三年內，以不尋常的速度成長了百分之八十。於是盛傳一句以「找」、趙押韻的順口溜：「要吃糧，找紫陽」。鄧小平也是四川人，於一九七七年重掌權柄的時刻，提名趙紫陽為政治局的候補委員，隨後趙即受到不次拔擢：一九八○年二月，膺任政治局常務委員；一九八○年四月，晉升為中國的副總理；同年九月，取代華國鋒擔任總理一職。

於一九七八年從華國鋒手中取得「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一職的鄧小平，顯然已在一九八○年達成他心中所立下的目標：中國國家機器三大部門的關鍵性職位現已被他本人和另外兩位同黨所牢牢控制。華國鋒並未承擔任何刑責，甚至還保有身為中央委員會普通委員的地位和尊嚴。但華國鋒以毛澤東權力接班人身分自居來統治國家的機會已杳然無綜，而強調突破舊時代框架的鄧小平，正領導黨人進行再評價毛澤東遺產的微妙工作。中共不願目睹黨的樣威受到削弱，或不願屈從於已遭官方打壓之民主運動所立足的理論基礎，但這樣的考量又往往會讓評毛的工作陷入左支右拙的窘境。黨一方面陸續公佈那些因批判毛在一九六○、七○年代一連串失誤政策而造成可悲案件的人，另一方面則又堅稱審判的正確性而迫害、甚且拷問、殺害他們。當時，中央委員會所主導的評毛決議案於一九八一年夏天完成。（譯按，即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文中批評了毛澤東晚年的「左」傾錯誤，例如：毛認為資產階級仍潛伏在共產黨內，鼓動群眾革命來反擊修正主義，呼籲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中央委員會的最後評價，毛澤東是七分功、三分過，而且大部分的錯誤都是在他晚年犯下的。不過若是根據毛澤東晚年的錯誤，便試圖「否認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價值，否認毛澤東思想對我國革命和建設的指導作用」，這種態度是「完全錯誤的」，中央委員會總結認為，「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註二二）

隨著政治鬥爭逐漸達成結論，國家機器控制下的新聞媒體開始報導著重於揭示中國地方創新的例證，凸顯各式小型企業經營的活躍盛行。起初這種地方創新的經營方式十分謹慎低調，誠如一九八○年一對年老夫妻的故事，他們經營一家小型旅社已有數十載之久。這對夫妻所經營的「天義賓館」（音）小旅社，專供前往北京的農民與住不起普通旅館的貧窮百姓住宿，賓館裡一個「炕」，可睡八個人。當女性客人與店家的妻子同床時，她的丈夫就去與炕上的人一起睡。三十年下來，這對夫妻就靠著這種克難的方式照料了四萬六千名客人，在詭譎多變的政治氣候裡，這樣的故事顯然是微不足道、容易被人遺忘。這樣的經營方式並未使這對夫妻被貼上「資本家」的標籤，根據共產黨所屬媒體的評述，因為這對夫妻總是「依靠自己的勞力，而非剝削他人」。（註二三）

在另一則廣為流傳的故事裡，四川成都近郊的幾戶農家因「勤奮勞動而發財致富」。這些農戶通過「責任制」承包了一小塊公社土地來耕作。超過國家收購額度的所有農作物產品則運往地方上的市場出售。農民的副業包括養蠶織絲賣給公社，豢養豬隻出售。農戶從事副業每年所得可達七百美元，有鑑於四川省內富有公社每年人均收入是一百六十美元，而四川全省的平均所得是五十五美元，「責任制」代表了富庶繁榮的新契機。到了是年年底，像這類農村商業成功的故事已是司空見慣。在這類故事情節裡，點綴其中的是一小撮地方幹部所扮演的惡棍角色，這些人不是拘泥於食古不化的官僚流程，就是經年累月地埋首於文牘作業。

置身在這種令人心醉神馳的獨立創業氛圍裡，於文革期間曾蒙遭謗譽的黨領導人劉少奇，過去加諸在他身上的所有不白冤屈在這個時候皆得以昭雪。劉少奇本人已在一九六九年病歿，據傳他係死於肺炎；但劉的遺孀、曾於大躍進後期加入調查工作隊而讓毛澤東惱怒不已的王光美，於今仍然健在，故能親耳聆聽到恢復其先夫名譽的演說。現今年輕一代的黨員對於平反劉少奇案的觀感，必然與昔日其父母輩乍聽黨對劉少奇做出指控時的心情同感困惑。自從劉少奇蒙受不白之冤之後，中國共產黨黨員的員額已成長一倍，總人數從一九六六年的一千八百萬提高至一九八○年的三千八百萬，是故黨內有半數的黨員，其一生的黨內生活皆沉浸在劉少奇是「叛徒、內奸、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信念之中。然而一如一九七一年隨著林彪罹難經過的傳開，黨的信用再度瀕臨破產。

在一九八○年這段過渡期間，時機有利於讓四人幫一干人下獄。一九八○年期間，有關審判四人幫的傳言甚囂塵上，但一一被證實是純屬虛構，所以四人幫成員不願俯首認罪的說法不腔而走。四人幫以這種不妥協的態度，顛覆了傳統的正義觀——唯有坦承有罪的人才能被審判。不過至少在一九八○年十一月底，法院開始著手審理之前的三十五個案件。其中一例是有關費孝通的案子，他曾於一九五七年被烙上「右派分子」的罪印，但這項指控終於在一九八○年獲得昭雪。這位社會學家二十三年來都無法刊登隻字片語，他得到平反，被象徵性地挪移用來裁定毛澤東那批極端主義追隨者的罪愆。雖然基於涉及「國家機密」的理由，禁止外國記者實地採訪法庭的審訊，但審判四人幫過程的片段卻每天透過國家電視台的頻道向中國廣大人民播放。列為被告者總計有十人：四人幫、被控共同參與林彪陰謀的五名高階將官（譯按，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江騰較），以及先前毛澤東倚重的秘書、意識形態專家、曾是文革初期的激進派健將陳伯達。

對於這場審判，全國與國際矚目的焦點均集中在四人幫身上，他們被指控在文革期間讓為數約三萬四千八百人慘遭「迫害致死」，同時總計有七十二萬九千五百一十一人在四人幫掌權期間蒙受「誣陷與迫害」。正當審訊的重點集中在一九六○年代末、一九七○年代初四人幫所犯的罪孽時，檢察官突然一改對四人幫痛加批判的作法，轉而從遙遠的歷史過去中挖掘（或羅織）罪狀，以降低審判四人幫的政治色彩。例如，江青被控在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年間與國民黨合作，並把地下黨員的名單洩漏給蔣介石的警察。同樣地，張春橋被控於一九三○年代中期曾加入「藍衣社」組織，而且在一九四○年代初抵達延安之後，張春橋仍在秘密為國民黨工作。姚文元被控隱匿了他的家庭先後五代曾是浙江地主階級這個事實，他還是國民黨秘密警察高階官員的義子。四人幫當中最年輕的王洪文，並未經歷過曩昔革命時代的動盪歲月，他被控在韓戰中以欺瞞的手段調換任務，從信號員搖身一變，成為樂隊中的號手。

在審訊毛的遺孀江青期間，她目中無人，向證人咆哮，怒稱審判長是「法西斯主義者、國民黨員」，要求即刻從法庭中釋放。江青堅持她的辯白，即她在文革期間的所作所為皆是毛澤東所認可，而她只不過是恪遵毛的意志。張春橋在整個審訊過程中保持緘默，拒絕回答檢察官所提出的任何問題。其餘被告大體顯得較為馴服，這顯然是受到長年監禁的煎熬而筋疲力竭的結果。然而這場審判並未讓觀察者對中國已回歸法治的論斷產生信心。事實上，縱使中國人樂見這群先前的領導人受到應有的果報，不過這場審判對他們而言，無疑是一場令人瞠目結舌的奇景。

在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的正式宣判中，四人幫之中最頑固的江青與張春橋，被判處死刑，但緩刑兩年，俾使他們「侮改」，因而使江、張二人免遭處決。王洪文被判處終身監禁；姚文元獲判八年徒刑。陳伯達與其餘五名軍官被判六到八年不等的徒刑。

隨著審判的終結與華國鋒的倒臺，中國的極左政治年代似乎已告結束。新時代的降臨，復因劉少奇冤案獲得昭雪，甚至若干一九二○年代末、一九三○年代初黨的領導人如瞿秋白、李立三從長久以來的誣衊中獲得平反而更為彰顯。黨內領導人於今似乎已覺醒，假若他們意欲重建國家的社會主義經濟，他們就必須同時反省黨自身過去的歷史教訓。

註釋

註一：飽瑞嘉編，《中國的四個現代化》，頁一七○。

註二：〈季刊文獻〉，〈中國季刊》。第七十七期，一九七九年三月，頁一六八。

註三：前揭書，頁一七○。

註四：前揭書，頁一七二。

註五：前褐書，頁一七三。

註六：古德曼(David Goodman)編，《北京街頭之聲：中國民主運動的詩抄與政治》(Beijing Street Voices: The Poetry and Politics of China's Democracy Movement., London, 1981 )，頁七九。

註七：前揭書，頁九五。

註八：北島著，杜博妮譯，《八月夢遊人》(The August Sleepwalker., London: Anvil Press, 1988)。頁三四。

註九：司馬晉(James Seymour)，《第五個現代化：中國的人權運動，一九七八至一九七九年》(The Fifth Modernization: China's Human Rights Movement, 1978-1979., Stanfordville, N.Y., 1980)。頁五二。

註十：前揭書，頁五四。

註十一：前揭書，頁六三至六四、六九。

註十二：前揭書，頁一四二。

註十三：前揭書，頁一二二。

註十四：《中國季刊》，第七十七期，一九七九年三月，頁二一六。

註十五：熊紛(James C.Hsiung )編，《一九五○至一九八○年的臺灣經驗：當代中華民國》( The Taiwan Experience, 1950-1980: Contemporary Republic of China., New York, 1981 )，頁一三二。

註十六：同前註。

註十七：前揭書，頁四三七。

註十八：尼庫姆(James E.Nickum)、薩克(David C.Schak),〈上海與薑灣的生活水準與經濟發展〉("Living Standard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hanghai and Taiwan")，《中國季刊》，第七十七期，一九七九年，頁四○。（摘取部分比較選項）

註十九：前揭文?頁四二。

註二○：劉賓雁著，林培瑞（Perry Link）編譯，《〈人妖之問〉以及後毛中國其他故事和報告文學》("People or Monsters? " and Other Stories and Reportage from China after Mao.,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3)，頁二三、五一。

註二一：畢仰高等編，《中國：國際工人階級運動參考書目字典》，頁二四六。

註二二：黎安友(Andrew Nathan )，《中國的民主》(Chinese Democracy., New York. 1985)，頁一○三。註二三：《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一九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24 瀏權力圈層

十億人口

到了一九八一年，儘管中共領導階層對於經濟改革的適當幅度仍然有異見，但是他們卻有個共識：假使沒有一套嚴格的人口控制計畫，中國將步入一些開發中國家的後塵，陷入飢不擇食的慘境。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以來曾做過兩次人口統計調查，一九五三年的普查結果顯示，中國總人口數是五億八千二百六十萬人；一九六四年的調查為六億九千四百六十萬人。但這兩次人口統計調查並不精細，領導階層深知，為了制定完善的人口計畫，有必要知道確實的總人口數以及人口成長速度。於是，中共又訂下另一次全國人口普查的目標日期：一九八二年七月一日。

人口普查的結果證實了中國人口統計學家與計畫官僚的預估：中國的總人口數已逾十億人。雖然國外的人口統計學家曾質疑若干中共學者、官員所使用的調查方法，尤其是人口總數與預計值似乎太過於契合，但大體說來，此一數據是可信的。這次人口普查的工作是在聯合國所屬人口統計專家的建議下而展開的，並經過幾個月的詳細籌畫；人口資料是由五百萬人口調查員蒐集而來，並透過二十九部大型電腦來綜整歸類。最後取得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總人口數是十億八百一十七萬五千二百八十八人，一般認為這個數據已是盡可能求其精確了。由於在政治上，北京把臺灣當成中國的一部分，所以包括臺灣、香港、澳門三地人口在內，中國的總人口數為十億三千一百八十八萬二千五百一十一人。

一九八二年人口普查的結果凸出中國人口結構的年輕化。約有六千萬的女性屬於三十歲年齡層，而屬於二十歲年齡層則有八千萬，十至二十歲之間（即將邁入或已屆適婚年齡）的女性總計一億二千五百萬人。（見右表）除此之外，預期壽命值(life expectancy )亦大幅提高。

這個龐大的潛在生育人口迫使主張採取強硬家庭計畫政策的人更是焦急。從中共建政以來，有關家庭計畫實施與否這一問題，社會主義的樂觀派與「馬爾薩斯主義者」(Malthusian )＊之「人口飽和法則」(law of population limitation )悲觀論點之間一直相持不下，樂觀派認為社會主義將帶給人類生活最激烈的變革，而馬爾薩斯主義者則不抱此希望。一九五○年代之初，若干中國最富洞察力的經濟學家就已提出警告，如果漠視全國總人口數的成長趨勢，將使國家墜入萬劫不復的深淵。有許多徵兆支持此一結論：一九五○年新頒佈的婚姻法允許女性、男性均得與其配偶仳離而另行再婚；由於公共衛生改善，嬰兒的死亡率降低；飲食品質與老人醫療服務的改善有助於提高預期壽命值；修道院與女修道院的關閉；嚴禁賣淫使得更多女性投入「婚姻市場」；中國人以多子多孫象徵家族興盛以及香火綿延的傳統觀念。

＊原註：根據馬爾薩斯( Thomas Malthus，一七六六——一八三四年）在《人口論》(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一七九八年）一書中的雅論，當一國的人口成長連度超過可用資源的限制時，它注定要受到飢荒、疾病、戰爭或其他災禍的制約。幾乎在同時的乾隆晚期，儒者洪亮吉亦提出類似的警語，快速的人口成長可能會斲傷中國。

這些警告促成了一九五三年之生育控制與墮胎等相關法令的通過，以及一九五四年之生育控制研究小組的成立。一九五六年，周恩來敦促限制女性生育的胎數。不過宣揚此一觀點的知名經濟學家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中紛遭整肅（周恩來仍保有權位），而且在大躍進與文化大革命等政治掛帥的極端主義年代，也沒有人敢輕言分析或主張限制中國人口的成長。整個一九六○年代與一九七○年代初，許多家庭有五六個小孩。要不是中國在後大躍進時期經歷了大飢荒，而且惡劣的健康條件亦席捲了所謂的「少數民族」地區以及農村的貧窮地帶，中國的總人口數的成長恐怕還會更快。

儘管一九七四年中國的發言人在國際會議上仍然向聽眾保證，「人口爆炸」理論是「列強所兜售的謬論」（註二），不過政府已經開始著手透過大眾宣傳機器與生育控制方法的傳授來遏止人口的成長趨勢。中國婦女的受孕率已從一九七四年的百分之四點二降至一九七六年的百分之三點二，一九八○年降至百分之二點二。一九八○年九月，當時仍是政府重要政策發言人的華國鋒，在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報告時表示，除了少數民族之外，所有的家庭必須實行一胎化政策，同時把家庭計畫納入中國的長程發展策略之中。

華國鋒發表演講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公佈了修正後的婚姻法，條文中規定男性的結婚年齡不得早於二十二足歲，女性不得早於二十足歲。（一九五○年婚姻法的規定分別為二十歲與十八歲。）由於政府鼓勵晚婚，所以男、女結婚的實際年齡應比新婚姻法中的規定更為年長。這項法律條文的意義在於確立正在提倡的「晚婚晚育」政策，並防止早婚的現象。這一法律對女性初婚年齡的建議是二十四歲，頭胎（同時理想上也是最後一胎）的生育年齡是二十五歲。

為了加強華國鋒演講的效果，「國家計畫生育委員會」指出，根據一九八一年期間所做的生育研究顯示，將近六百萬的嬰兒係出生在已有一個小孩的家庭中，這個現象顯然威脅到一個家庭只生一個小孩的政策主張。結果，政府為了嚴格執行一胎化政策，強制在生產頭胎的女性身體中植入避孕器，強迫對生過第二胎的丈夫或太太進行節育。各省被強制指定進行結紮人數的額度，然後省再將這些額度分攤給各縣市去執行，而在政策的執行過程中有不少婦女被迫墮胎。其次。許多黨幹部在與農戶簽訂土地承包契約時，均會要求附帶簽訂第二個契約，強迫農戶在耕種這塊土地期間不得生育小孩。假若農戶有了小孩，他們將會被處以罰款或被剝奪耕種這塊土地的權利。根據報導，一旦節育隊進入農村，當地的夫妻便聞風逃離村子，甚至有些執行節育政策的幹部覺得生命受到威脅而要求軍隊保護。一九八一年九月至一九八二年十月期間，總計有一千六百四十萬的女性透過輸卵管結紮手術、四百萬的男性經由輸精管切除手術來進行節育。（註三）

有若干研究分析建議，另一種擺脫人口過剩困境的方法就是鼓勵不婚。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就有部分女性循此徑，她們成立類似「姊妹會」的組織一起生活，共同分享她們的勞動所得以及就業的機會，而她們獨立自主的勇氣通常是建立在對佛教的信仰之上。不過從一九八二年人口普查所發展出的另一組數據清晰顯示，婚姻的歸宿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每一位婦女內心的渴望。所以，女性的結婚率也高於男性。在清朝與民國時期，許多赤貧的男性由於經濟因素孑然一身，而朱門富室的男人卻擁有三妻四妾，貧無立錐之地者溺殺女嬰的行徑不勝枚舉，對窮苦家庭而言，適婚女性根本沒有任何價值。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之後的社會變遷改變了此類行為模式，二、三十歲年齡層的男女比例達到一○二至一○七比一○○，但仍然有一些男人縱使有意，也無法討得一房媳婦。

當中國的計畫者正在拼湊出新的人口控制方案時，還有許多其他因素須謹慎以對，其中有五大方面：整個中國的農業可耕地面積，整個中國人口壽命結構的輪廓，城鄉的均衡，勞動力的特質，以及人民的教育水準。關於這五方面，一九八二年的人口普查提供我們新的、饒富深意的細節資料。

首先，就人均農業耕作土地面積而言，中國比起世界其他國家更為不利，所以沒有多少空間可供富想像力的規劃。中國的領土面積雖大於美國（九億六千萬公頃＊比九億三千萬公頃），但耕作面積僅達美國的一半（一九七○年代末為九千九百萬公頃比一億八千六百萬公頃）。可耕種面積相對狹小，再加上中國龐大的人口，導致中國的人均耕作土地面積僅有零點二五英畝，而在美國則有二點一○英畝。而且，中國的可耕作土地在大躍進前夕達到高峰，之後便開始緩慢減少。這得歸咎於政府的許多決策，對生態環境造成破壞效應，例如森林的砍伐毫無節制，水力發電用水壩的建造欠缺通盤規劃，以及大量的工業污染；其次則是由於新的住房、工廠、公路、鐵路的興建對農業用地產生排擠效應。雖然農作物新品種的選擇、集約且有效的土地利用、化學肥料的噴灑，均有助於抵銷農業用地縮減的效應，但可耕地面積逐漸減少，而農民仍仰賴體力勞動在耕種，這確實是一種警訊。不過在可耕地面積相對狹小的既定條件下，這也意味著新的農業誘因機制的確成功地促進生產力的提高。下表數據正可以清晰說明這一發展過程的梗概。

＊原註：一公頃約干於二點四七英畝。

其次，最具危險性之傳染病、寄生蟲疾病在中國被根除或有效控制，中國人口的壽命隨之迅速提高。截至一九八二年，中國城市所有死亡人口中逾百分之六十三是死於腦部疾病（如中風）、心臟疾病、惡性腫瘤（如癌症），而在農村死於這三種疾病者佔所有死亡人數的百分之五十三。呼吸疾病是鎮（百分之八點七）與縣（百分之十一點五）第四常見的疾病殺手。這部分得歸功於疾病防治的成效，到了一九八一年，中國人的預期壽命值，城市是六十九歲，農村是六十五歲半。（一九五七年，男性是六十三歲半與五十九點二五歲，女性是六十三歲與五十九點七五歲。）

第三點是城鄉的均衡，中國的人口結搆顯然逐漸朝向城市化的方向發展。但相對於其他開發中國家，中國的過程似乎較為緩慢，這是因為中共透過戶籍登記制度，警力的嚴格監控，依據戶籍所在地進行糧食、衣服的配給，強迫成千上萬的城市青年（以及右派知識分子、遭受整肅的幹部）下鄉等政策來控制人口的流動。儘管中共官方在文革期間確實已成功地在城鄉之間築起一道難以逾越的鴻溝，但若思及中國人口的數量，那中國大陸城鄉人口組成結構的轉變不可不謂劇烈。在所有均衡項目調查中，一九八二年的普查凸顯出區域人口分佈的失衡。例如，某些貧窮地區嬰兒在四歲之前的死亡率，是具備較佳醫療條件之城市的六倍。

第四個關鍵因素是中國的勞動力，它同樣是中國必須加以正視的嚴苛挑戰。相較於日本或美國的工人，中國的勞動力存在著就業早、退休早的特質。根據一九八二年的人口調查，中國總勞動力之中有百分之十八點零九是屬於十五至十九歲的年齡層。（反之，僅有百分之三點二五的日本工人、百分之七點九四的美國工人是屬於同一範疇。）這些年輕的工人往後均沒有機會再接受更高階的教育。因為在中國總人口的年齡曲線中，僅有百分之三十八點一五的勞動力是屬於三十五歲至六十歲的年齡層，然而可以預見的，這一年齡層的工人經驗豐富，具責任感、能力佳。（相對而言，日本是百分之五十三點五七，美國是百分之五十四點四一。）一九八二年期間，中國的勞動力總計五億二千一百五十萬人，其中百分之五十六點三是男性，百分之四十三點七是女性。男性工人大體集中在體力勞動的職業如建築業（其中百分之八十一點一三是男性），或是採礦業、木材工業（其中百分之八十點六四是男性）。雖然女性也有平等受教育的機會，但中國人所謂的「政府部門、黨與群眾組織」的職位，其工作性質並非強調體力勞動，同樣被男性所壟斷，男性總計佔有這類職位的百分之七十九點五五，而在這類職業中由女性出任的職位，位階通常是屬於較低層次的。如同在基本農業勞動方面，從事餐飲業、商業、公用事業與街道鄰里服務的男女性別比例大致相等。

這次人口調查也記錄了所有勞動人口中教育程度偏低的現象，這令許多觀察者感到震驚，特別是那些相信中國人所大力宣傳文盲已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絕跡之論調的西方人士。僅有百分之零點八七的中國勞動力接受過大專教育，百分之十點五四曾進入高中就讀，百分之二十六上過初中，百分之三十四點三八在受過小學教育之後就輟學，而有百分之二十八點二是屬於分類中的「文盲或半文盲」。

根據這次人口調查所計算出的各種數據令人怵目驚心，另一方面也使各種類型的分析得以進行，中共領導階層似乎無法平靜接受這項事實：自一九四九年「解放」以來，已過了三十三個年頭，全國農民的教育水準依然無法超越小學教育的門檻。更令人難以釋懷的，在所有中國的官潦與黨的幹部之中，仍有百分之二十六點九六未能超過小學教育程度，百分之四十二點七八僅達初中教育程度。其餘只有百分之二十一點八七完成高中教育，百分之五點八五曾接受過大專教育。這樣的數據在游擊作戰的群眾動員時代，以及土地改革之初、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階段可能無關宏旨，然而處於中國野心勃勃意欲達成四個現代化目標的新環境中，這樣的數據恐怕只會挫傷中共雄心萬丈的銳氣。

一九八○年代的政府

到了一九八○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開始面對許多新的任務：控制十億人口，處理價值上兆人民幣的國外合約，全面重建經濟體制，復原被搗毀的學校、大學使學術與科學的研究能符合國際標準。但現今治理中國的政府結構卻雜亂無章，充斥著疊床架屋、相互矛盾的弊端，不足以回應中國所面臨的艱鉅挑戰。更何況，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之後，其政府曾在短時間內遭逢徹頭徹尾的撼動。大躍進與文化大革命兩階段即是最顯明的例證，同時，其他事件的爆發亦暴露出中共領導階層間對若干根本性政治、經濟或思想議題，存在著深刻的歧見：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四年高崗與饒漱石事件的危機，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鬥爭運動，一九六四年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爭論，一九七一年的林彪之死，一九七六年的整肅鄧小平與逮捕四人幫，一九七八年三中全會所象徵的政策劇烈轉折。在這些事件之中，尖銳的論辯、下臺、逮捕、死亡的情節，在在凸顯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本身即是凌駕於法律之上，不容許有公開或公正的場域來宣洩民瘼，也缺乏有效的機制使權力和平轉移的一黨專政國家。為了理解在制衡機制闕如、各種力量相互衝撞的情形下，任何領導人都難以施行特殊的改革策略或方案，值得我們先看看一九八○年代初的政府輪廓。

在中國權力金字塔頂端，是由二十五至三十人所組成的統治集團，而在這輪替更迭的權力集團中，除一人之外，其餘均係男性＊。這一統治集團不能單以形式上的權力位階加以辨識，它的組成分子不必然有相應的官職或頭銜。讀者必須熟悉中國的政治運作，才能瞭解誰在這個權力圈裡頭——這些人大都在位處北京紫禁城之西、警衛森嚴的「中南海」內生活或辦公。（註七）

這個統治集團之中又可歸納出四種類型的領導人。第一類是四到五位黨的「元老」＊＊，他們經驗豐富，威望崇高，即使他們的官職並不相稱，不過他們的意見往往十分受重視。他們與其他資深的黨、軍同志均時有往來、交情深厚，難以抹滅的革命歷史記憶魂牽夢繫，深烙於他們的腦海，基本上，這群人是重大政策的決策關鍵。第二種類型的領導人是指被公認為「最高領導人」的領袖，他們的人脈關係與歷練幾乎是全面的，他們在黨內極具威望，是故，即使他們的觀點並不總是讓人認可，但卻無法被輕忽。自從一九七八年以降，華國鋒垮台之後，鄧小平無疑是這類型的領導人。儘管鄧小平並沒有毛澤東般的歷史光環，而且本人還兩度（一九六六與一九七六年）蒙受整肅與遭到公開詆毀。但是鄧小平從早期法國勤工儉學的歷練，中經江西蘇維埃時期、長征，乃至延安時代，這段革命歷程仍然稱得上完美無瑕、光彩耀目。更何況，鄧小平長年擔任中國共產黨中央書記處的總書記，之後又是「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這樣的政治閱歷使他能積累龐大的人際關係網絡，永遠都是他的資產。

權力核心集團的第三類領導人是一群所謂的「技術官僚」，他們所受過的教育訓練有益於統治集團做出行之有效的政策決定；其中又以經濟、工程、軍事、宣傳及國內安全等專業領域方面最為重要。這類領導人的身分可能是政治局的常委、國務院的總理或副總理之一、解放軍或其他軍事部門的領導幹部，或者是重要部、委的首長。這些機關也提供了權力核心集團第四類領導人養成的處所：即所謂的「通才型」領導人，廣泛的政治歷練使他們能超越特殊利益的囿限，熟諳長程的政策規劃。到一九八○年代中期為止，最能代表這類型領導人物者要屬趙紫陽、胡耀邦，以及年紀較輕的李鵬——此人曾負責統籌中共的電力政策。

這群領導人必須處理的問題十分龐雜繁複，這意味著他們並無法憑一己之力，獨立處理這些形形色色的問題，在延安時期、內戰期間，或一九五○年代的經濟與技術草創階段，情形也是如此。因此到了一九八○年代，統治集團必須逐漸依賴由研究機構和個別技術專家所構成之知識網絡，而領導人的個人威望亦時常投射於環繞他身旁的輔佐系統所形成之盤根錯節的結叢上；此外，在國家政策的評估與制定方面，又有四個部門與領導人的互動最為密切：「國家計畫委員會」、「國家經濟委員會」、「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財政部」。這四個競相吸收優秀、具備科技訓練背景研究生的部委，它們的地位超越其他政府部門，同時領導人也殷切期待他們能跳脫本位主義，制定超越其他部門利益的政策計畫，以及政策可行性的評估。誠如前述所見，國家計畫委員會於一九七三年起草了一份總值四十三億（之後提高至五十一億）人民幣的藍圖，企圖把現代化的技術引進到中國來；這個委員會所主管的業務涵蓋了全部所謂的「第一類產品」(category 1 )，例如石油、電力、水泥、鋼材。國家經濟委員會的職掌在於執行國家計畫委員會所制定的政策議案，而為了完善執行國家計畫委員會所提的政策議案，國家經濟委員會必須相應研擬科技與管理技術的改善、原料的分配與輸出，以及能源的配置等政策。

＊原註一：屬於權力內圈或內圈邊緣成員唯一的女性是錢正英，她在一九八二年被任命為水利電力部部長。錢正英出生於一九二二年，大學時代主修工程學，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在「新四軍」供職。嗣後，她在工程部門的官僚體系中迅速竄升。

＊＊原註 ：在一九八○年代之初，這類型的領導幹部包括李先念、彭真、陳雲、葉劍英。

計畫在為統治集團領導人與其幕僚所接受、上述委員會的核可，以及財政部資金的挹注之後，便層層轉發至位於北京的三十八個常設部會進行討論和執行。在這三十八個部會之中，每一個部門均各有專業職掌、部門人員與財政預算。由於這些部會在位階上與各省等同，所以部會無法將其意志貫徹到各省去。中央各部為了推動國家政策，必須與受到政策影響之各省討價還價，或期望這些受政策影響的省份能參與政策的決定。

地方各省各有行政結構與政策優先性，不必然與北京中央的結構與政策優先性契合。而各省的政治是由三位幹部來掌控：黨的第一書記、省長，以及解放軍的將領——軍區司令部的司令員，或該省即屬於其軍區範圍的高階將領。這三位幹部各自負責省之政治生活的不同側面：黨委書記監督意識形態工作、群眾運動、農村政策與人事任命；省長綜理教育與經濟發展；解放軍幹部除指揮軍事任務之外，還負責管理與解放軍之軍事需求、戰略計畫息息相關的經濟活動（各類製造廠、礦場、通訊）。

解放軍幹部同時還兼管解放軍的文化工作隊與國內安全的業務。（註八）（這種業務劃分係基於行之多年的行政架構；在清朝，其地方行政同樣是由統理該省一般行政業務的巡撫、掌管財政稅收的布政使司，以及出身八旗或綠營的將領三者分工負責。）這三者之間的權力分佈態勢各省不同，端賴黨、政、軍領導人之關係網絡，以及與北京中央官僚體系互動關係的親疏而定。

這三位省級的主要領導人各自有其所屬的領導班子，並通過從市到縣、鄉之層層節制的指揮系統來監督該省的行政運作。在這結構的最底層，無論是在工廠、農村生產大隊、醫院、學校或政府機關，每個中國人，不分男女，一律被鑲嵌進他們工作所在地的「單位」之中。單位內黨的領導人，對其所屬之單位成員行使無上的權力，因為黨的領導人對其人事升遷、教育機會、國內外旅行、結婚生子各方面擁有最終的審批權。學生的住房與入學同樣必須向單位領導人登記。於是，每個人都被束縛在一條指揮鏈之中，無所遁逃，這條鎖鍊通過寓所、房間、公寓連結到省的行政層級結構，直抵北京中央的領導人。（這同樣是清朝皇帝或國民政府在實施保甲制度時的終極目標，但清朝和國民政府都無法如中共一般達致有效的意識形態鞏固與監察控制。）

人口要素、私人利益、長期的人際關係，以及地方上的互動往來，這些都是中央與省領導人之間權力拉鋸的重要因子。有些省的人口較多，例如，四川的領導人到了一九八○年中葉，統治了一億人口，河南與山東有七千五百萬人，江蘇與廣東則逾六千萬人；因此，這些省份本身具備了中央政府重視的關鍵條件。其次，某些省份蘊藏豐富的重要原料，而使前述三個中央級的委員會或各部所屬機構進駐到該省省會：「石油工業部」在黑龍江、遼寧、山東、河南四省設有分支機構管理當地的油井，同時又在南方成立由國家主辦的公司，來經營位於廣東與福建沿海甫開發的油田。「煤炭工業部」在山西、江蘇等地均設有下屬部門管理當地的礦場。反之，各省在首都亦派駐有官僚幹部，以利於直接向中央說項。有些北京統治集團的領導人特別偏好來自家鄉的幹部，且預料他們會同樣偏袒自己的家鄉。一位省級官員在一九八○年代初曾說道：

沒有一個單位或個人會嚴格遵照規則。相反地，你必須要有「關係」，否則就一無所有。到處都是這樣，但在南方尤其嚴重。「關係」不是指過去在學校的情誼等等。「關係」是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之上 ，只要你體貼我，我就體貼你。商品與好處的交換確保交易的進行 。這種情形司空見慣，因為在上層辦事的方式也是這樣，除非他們改變作風，否則沒有人會改變的。（註九）

我們可以透過一九八○年代初的三則例證，來闡釋這種政治規範具體而微的意義，其中每一個個案均攸關中國的經濟榮枯以及地方上所關切的潛在長期發展。在山西省，鄧小平個人曾對引進外國技術開發當地蘊藏豐富的煤礦場表示濃厚的興趣，但中央政府卻無法就整體煤礦的開採貫徹其意志。在山西省，煤礦是由三個不同的行政部門管轄，每一個部門之下又有許多分支機構，各自擁有官僚幹部、技術專家、監督人員及工人。其中七大煤礦場是由煤炭工業部所屬之派出機關「山西煤炭管理區」( Shanxi Coal Management District )營運；二百零九個小型礦場另由「山西地方煤炭管理局」( Shanxi Local Coal Management Bureau )負責管理；這些煤礦場依其管理模式的差異又區分為五大類。一類是與市或縣政府共同管理，但把所開採的煤運出山西省供境外使用。一類是由地方管理，但大部分開採的煤留歸山西省境內使用。第三類是與其業務相關的官僚部門以及「山西第二輕工業廳」( Shanxi Number Two Light Industry Department)共同管理。第四類是與「省勞改局」共同管理；換言之，這類礦場是由被下放「改造」的囚工來進行開採。第五類是與解放軍共同管理，開採的煤礦均歸軍隊使用。其他還有三千個更小型的礦場是委由地方上的鄉鎮政府經營，礦場所開採到的煤由另一單位，即「山西鄉鎮企業管理局」( Shanxi Township Enterprise Management Bureau )負責管理。

貫穿這些部門的是不同層級的中央、省、市政府機關，他們分層監管煤的運輸及分配，其業務與中國的重工業、電力部門的需求，以及家家戶戶的烹飪與取暖，都有著密切的關係。處在這種制度之中，諸如運送煤的鐵路車輛的生產與分配這類瑣事就顯得十分重要。一些小型礦場經常「劫持」鐵路車輛一、二個星期，載運它們自己生產的煤到地方或全國市場，然後再把它們歸還給理論上擁有這些車輛所有權的大型礦場。中央無法以一己的意志，對煤的分配或開發新礦區等方面做出決策，雖然鄧小平最後還是成功說服礦區採用外國進口的技術，不過這項政策卻費了幾年的時間在部門間的協商與討價還價的過程上。（註十）

中央、地方以及各省層級結構之問所隱伏的緊張關係，甚至可能癱瘓整個國家的計畫。國家計畫在傳抵地方之前，整個計畫的過程總是必須通過重重的部門渠道。宜昌上方長江上游的三峽大壩工程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計畫之一，雖然在一九五○年代中期就開始進行討論，但直到一九八○年代末仍未付諸實行。三峽建壩的目的在於解除困擾中國千年之久的長江水患，且每年發電量有六百四十九億千瓦，以提昇中國的水力發電能力。近代長江最嚴重的一次洪水肆虐是發生在一八七○年，隨後在一九三一、一九三五、一九四九年也都曾氾濫成災。但三峽工程勢必掀起有關建壩對生態環境與自然景觀所造成衝擊的論辯，而且這項工程對長江下游各城市構成潛在的威脅，所以三峽建壩的計畫一直束之高閣，無法順利推展。

到了一九八○年代，有關三峽建壩可行性、水壩的正確方位及高度、水壩水位的可能深度等議題爭論了三十年，其中更有許多部門、人員涉及這項工程計畫：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一九八五年就擁有一萬二千名職員；數個國務院的部門（涉及這項工程的部門有財政部、水利電力部、電子工業部、交通部、機械工業部）；幾位北京中央統治集團的成員，他們的幕僚，以及重要的委員會；從四川至江蘇等長江流域各省省政府，以及直轄市上海，重慶市，介於建壩可能地點與重慶市之間的所有主要鄉鎮，它們可能被江水淹沒或被挑選作為安置來自其他地區移民者的棲息之所；進行相關工程研究、設計與建設等業務的五十八個單位與工廠；十一所研究機構與大學；以及來自美、日與其他國家的許許多多諮詢顧問和企業家。

在所列舉的三個個案之中，以負責在東南海域開發中國海上石油資源的官僚機構較為單純，涉及這項業務者僅有中央政府的委員會，各重要官僚部門（尤其是「對外經濟貿易部」），「中國銀行」( Bank of China )＊，以及「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 China National Offshore Oil Corporation，成立於一九八二年，係石油工業部所屬子公司）。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在東南沿海一帶設立許多分支機構，以利於與外國企業以及從廣州市到小型戰略港口、交通中心等大大小小的中國城市進行協調工作。事實上，任何佔據這些縱橫交錯網絡節點位置者，都有可能讓他人眼中的關鍵性計畫陷入進退兩難的困局或者完全被封殺。對中國官僚而言，欲求不滿的層級越高，涉及鉅額不法的利益就越有可能發生。

清朝統治者耗費兩個世紀的光陰致力於理順官僚程序，整頓、監控各地的官員，讓各省臣服於中央的號令，以及滌除由腐化行為所造成的社會苦難。在國民黨統治下，隨著官僚體系的膨脹，以及因狡詐、無力感、顢頇昏闇而導致中央政府權力的弱化，使得這場戰役益發艱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階層曾經試圖徹底蕩平過去權力腐化的弊病，現今卻覺察到即使是先進的科技計畫層級，依然無法擺脫地方主義與人性脆弱面的頑強桎梏。

＊譯註：改革開放前夕，中國大陸的舉行制度有三大系統：中國人民銀行( People's Bank of China)、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Construction Bank of China )。中國銀行並不是獨立自主的銀行體系，它是隸屬於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行的角色功能，侷限在外匯與國際付款業務；而其國內業務往來的對象主要是國家所屬的外貿公司。有關中國大陸艱行體系的演變，評見Nicholas R. Lardy，《中國未竟的經濟革命》( China's Unfinished Economic evolution.,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8 )

繁榮的問題，一九八三至一九八四年

鄧小平是這種錯綜複雜之利益競逐網絡中的最高領導人，他面對接踵而至的反彈與攻訐，仍然試圖維繫四個現代化運動發展的動力。自一九七七年迄一九八二年初，鄧小平致力於確保中國不至於因毛主義殘餘勢力的搖撼而土崩瓦解，並蓄勢待發，準備邁入國際商業、外交、科技的領域。在一九八三與一九八四年，也是因為有了前五年的成果，鄧小平更是步步為營。有人希望加速改革的腳步，有人倡議採取穩健步調，以維繫黨的中央權威、縮小西方影響力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價值觀的腐蝕層面，如今，鄧小平必須如臨深淵，如屢薄冰，維繫兩者之間的均衡。由於黨內高層都有人支持這兩種觀點，其結果就是時而逸出常軌，繼之退卻，然後又大逆轉的循環，而非直線式地邁向一個現代化中國。

我們可以透過以下幾種經濟與社會表徵拼湊出這種政策過程的輪廓。在這些表徵之中，有三例在性質上涵蓋面向十分廣泛，且歷史背景非常典型；傳統革命模式的消蝕、對經濟成長本身作為一種基本目標的接納，以及伴隨著前述兩股潮流而來所激發出文化與藝術領域的變革，而這種變革的力量在「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中達到高峰。其餘四例與當時的議題環環相扣，包括農村責任制與工業激勵機制的並轡發展，一九八四年一月發佈之「一號文件」對農村責任制與工業激勵機制發展的推波助瀾，「經濟特區」觀念的進一步延伸，最後則是貪污腐化新模式的萌生所釀成的社會騷動，這凸顯出經濟繁榮的潛在弊端。

到了一九八二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已能容忍對毛澤東的批評。一般認為毛澤東是革命實踐過程中最偉大領導人，但是從大躍進時期以降，他的政策主張卻顯得反覆無常，且有時醞釀出毀滅性的效應。卷軼浩繁的毛澤東選集現已乏人問津，只是陳列在書店的一隅，沾惹塵埃。他在全國各地的肖像亦被從牆上、公共場所取下。在城市景點與公共廣場中，原本四處可見的毛澤東身披大衣、單手舉臂致意的雕像，一一被移去。陳永貴，大寨生產大隊的革命領導人，一九六六年曾站在毛澤東身旁，一九六九年被拔擢入中央委員會，一九七三年晉升為政治局委員。他於一九八一年失去崇榮的地位與政治局的席次，往日曾是農村生產大隊經濟計畫的圖騰象徵，卻被一九八○年《人民日報》的一篇文章抨擊為「荒唐行徑」，「大寨精神」徹徹底底被埋葬了。而人民解放軍的革命典範、自我犧牲精神的代表人物雷鋒，他的形象雖然於一九八○年代初一度復活，不過終究還是再次從舞臺上褪去。雷鋒形象所散發出的那種毫不妥協的自力更生氣息，與當前中共亟欲從西方國家取得最先進科技的目標扞格不入。

這些曾是為革命犧牲奉獻的權威符號，如今，神聖的光環已剝落，經濟成長成為最受關注的標的，所爭論的焦點只是經濟成長的速度與強度而已。在一九七九年第一波經濟樂觀主義之後，一九八○年出現鉅額貿易赤字，使得一九八一、八二年的改革步伐轉而穩健，而這正是黨內元老陳雲所贊成的方式。緊縮投資，取消多項耗費不貲的外國合約，整頓國內財政預算，透過暢旺的出口政策以彌補貿易的赤字。經由上述種種措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得以對外宣佈一九八二年的貿易盈餘為六十二億美元，一九八三年為五十二億美元。

在一九八一與一九八二年間，中國內部並未發生政策的震盪轉折，公眾的焦點已轉向地方上各式各樣發跡致富的故事，而這些故事情節大都環繞在農村家庭如何善用剛取得的權利，自由出售超過國家規定收購定額的產品，他們又把所得的利潤投資在自己的家鄉。鄉鎮地區小企業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在這些鄉鎮企業之中僅有少數是真正的工業冒險家，大部分是屬於街頭小販、小商店，或是在路上的攤販，他們販賣熱騰騰的點心，修理腳踏車或鞋子，他們係經由「民營集體」(people-run collec-tives )的方式鬆散地結合一起，共同分享利潤的孳長。不過國家對總體工業的控制依然牢不可破。

在文化與藝術領域方面，黨開始壓抑部分發軔於西方電影、西方抽象畫展覽、西方戲劇表演、部分源自「民主牆」時代以來自我批判式的探索，所迸發出的創造性與激情。其中最聞名的例子是戲劇作家白樺的事件，他精采的電影劇本《苦戀》，因為散佈所謂的「負面信息」，導致根據這個劇本拍攝而成的電影（即《太陽和人》）當時十分受歡迎，但是在一九八○年遭到中共大張撻伐。在電影中，凌晨光是一位年輕的中國革命激進分子、藝術家，為了躲避國民黨的鎮壓而於一九四六年前往美國。後來凌晨光在三藩市成為知名畫家，不過到了一九五○年，他毅然決然地偕同妻子（她生長於中國，是屬於「蠻民」的少數族群）與初生女兒投入祖國的懷抱，為革命服務。度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之初的歡樂與繁榮歲月後，由於昔日曾和外國人有過接觸，致使凌晨光與其家人在文革期間飽受凌辱。因為無注再忍受煎熬，凌晨光在冬天逃出勞改營，一路躲避他自己所虛構出的獵捕者，最後筋疲力竭而死。他們其實不是什麼獵捕者，而是負責告知凌晨光在歷經苦難之後國家終於證明他是無辜的幹部。在電影結尾。鏡頭徐徐從凌晨光的冰冷屍體移開，觀眾可以看見他那瑟縮的屍體，形成一個黑色的問號，橫陳在皚皚的雪地上。

這部電影播放後就受到強烈抨擊，特別是在解放軍的政治刊物上。鄧小平與胡耀邦最先保持沉默，後來也加入批判的行列中。他們的攻訐火力漸漸殃及像「朦朧詩」這類同一時期出現的文學作品，它們的題材往往是關於共產黨幹部與解放軍將領手下的受難者。到了一九八二年，一種新運動的輪廓漸次成形，共產黨把種種不滿稱為對所謂「精神污染」的攻訐，這一用語意指蘊藏在西方文化中的頹廢影響所造成的傷害。白樺的電影是一種對忠誠感與自我責任情懷的剖析，是對愛的真諦的鋪陳，呼應了三百年前孔尚任的《桃花扇》。而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也呼應了晚清時期保守自強運動人士的作為，他們一方面基於「實用目的」吸納西方世界的要素，另一方面又意欲維繫純粹的中國儒家「本體」。

然而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令海內外的知識分子感到沮喪，因為它更加強化了知識分子的觀感，認為中國共產黨無意鬆弛對人民生活的宰制。當時，幾千名外國人前往中國，其中更有許多人長駐中國，經商、投資、進行學術研究或教學，但是這場運動挫傷了自十八世紀法國哲學家高度讚揚儒家思想以來，西方世界對中國空前未有的狂熱。假若這類運動再一次揭櫫了潛藏在中國經驗中的弔詭，那麼踵繼清除精神污染運動而來的改革歷史新頁，最終又撼動了主宰中國經濟生活幾達三十年之久的總體經濟框架，並解構了其集體經濟的機制。

在一九八三年一月一日刊出的《人民日報》新年社論中，已為新階段的改革政策定下基調，文章裡許諾這將是中國現代化計畫中最富意義的一年。國家的優先目標在於完成各省、地區、市等行政層級的「體制改革……改善黨的工作作風」，並且把經濟成長維持在一九八一年的水平。當總理趙紫陽大聲疾呼深化經濟改革時，黨內一批理論家開始驅策黨中央，拔擢年輕幹部到權力位階，他們力陳無論是在黨或政府部門，擁有大專教育程度或專業訓練能力的幹部應被授與省級的領導職權。一如過去的經濟改革，四川省在這波人事改革中再次扮演先行者的角色；省級領導人宣稱已大幅縮減行政人員，把在職官員的平均年齡從六十點六歲降低為五十二點五歲，並將具有大專教育程度之政府官員的比例從百分之十六點八提高至百分之三十二點二。在新的行政架構中，地方行政是由「地區」（prefecture）與「縣」（county）行政層級所構成，完全取消了人民公社的機制。「市」則是作為「它鄰近區域的政治、經濟、財政、科學、文化、教育與醫療中心」，而市的最重要特徵是它所扮演的經濟領導角色。行政層級上的「鄉」（鎮）取代過去的公社，「村」則取代過去公社之下的生產大隊。根據報導，遼寧、江蘇、廣東不久亦實施類似的行政革新政策。

更令人矚目的是地方上甫出臺的「農村承包制度」( rural contract system )、亦即官方的正式稱謂「農業生產責任制」(agricultural production responsibility system )的成功事蹟。到了一九八三年，中國大陸至少有三種農村承包制。第一種是「包工制」(labor-contract system )，在此制度下由一小組農戶、個別農戶、甚至個別勞動者與村政府訂定契約，從事特別的農事工作（例如播種、移植、收割）並履行一定質、量、成本水準的工作表現。如果他們成功履行契約，就能提高「工分」(work-point)的分配，亦即可以取得更多的現金或糧食；反之，假使無法達到契約的規定，將被扣減工分。第二種是［包產制」(output-contract system )，農戶被授予一定的耕地生產定額的農作物；假如他們能繳交規定的額度，超產的剩餘就歸農戶保有，反之，倘若生產不足額，就必須補足減產的差額。第三種是「包乾制」(net-output delivery system )，這種制度的承包對象同樣是農戶，契約規定農戶在完成向國家交付定額的農副產品，以及向集體繳交各種提留與折舊金之後，農戶在生產方法以及生產工具、駝獸等數量方面擁有完全的自主權。（註十二）

這份文件之所以名為「一號文件」＊，這是因為它是中央委員會於一九八四年公佈的第一份文件，其中明確闡述新經濟政策與其原理的梗概：

延長土地承包期，鼓勵農民增加投資，培養地方，實行集約經營。土地承包期一般應在十五年以上。生產週期長的和開發性的項目，如果樹、林木、荒山、荒地等，承包期應當更長一些。在延長承包期以前，群眾有調整土地要求的，可以本著「大穩定、小調整」的原則，經過充分商量，由集體統一調整。

＊譯註：「一號文件」全稱是〈中共中央關於一九八四年農村工作的通知〉。自一九八二年起，中共每年都會在年初發出所謂的「一號文件」，以作為統一處理農村問題的依據。至一九九○年止，中間除因八七年的學運，八九、九○年實施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運動和採取治理整頓措施，「一號文件」的內容係政治性的文件外，其餘均與農業問題有關。

這段文字的重點在於對承包期十五年或更長時間的規定，而使得政府幾乎恢復了對土地使用與農產品的私有權。但似乎是有意為前述這種極端解釋作補充辯解，「一號文件」在強調集體的角色時也特別強調：「自留地、承包地均不准買賣，不准出租」，不准轉作建房用地和其他非農業用地。不過整份文件所透露出的意涵還是非常清楚。

同樣重要的是，「一號文件」還述及農業資本：

允許農民和集體的資金自由地或有組織地流動，不受地區限制。鼓勵農民向各種企業投資入股；鼓勵集體和農民本著自願互利的原則，將資金集中起來，聯合興辦各種企業，尤其要支持興辦開發性事業。國家保護投資者的合法權益。

儘管「一號文件」三令五申，雇主必須履行責任以保護雇工免受企業主的剝削，可是顯然國家已經認可了勞動者與「企業主」之間可能存在所得差距懸殊的合法性。同時，對新興農村企業主的推祟，顯示中央委員會不再顧慮昔日那種由富農與遭蒙富農剝削之無地雇工的二元結構而造成的悲慘生活經驗會死灰復燃：

農村在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 output-released contract responsibility)基礎上出現的專業戶，帶頭動勞效富，帶頭發展商品生產，帶頭改進生產技街，是農村發展中的新生事物，應小口珍惜愛護，積極支持。最為有效的支持，是向他們提供必要的社會服務，滿足他們對信息、供銷和技術進步等方面的需求。（註十三）

在工業領域方面，同樣也有重大變革。現在，企業根據每年的總收入向國家繳納百分之五十五的稅，但允許留存扣除生產成本之後所得利潤的百分之五十，利潤的另一百分之五十則上繳國庫；過去企業則必須向國家繳交所有的利潤。中共期望，這一誘因機制能如同農村激勵機制促發農戶的生產動機般，提高工業的生產。於是，部分工業開始試行承包制，並討論擴大「管理責任制」(management-responsibility system )範圍的可行性。

若干重點地區被遴選為實驗的中心，期使工廠的領導與廠長能單獨負起工廠的生產與管理責任。這類改革步驟有效切斷了往常「黨監督下的集體領導制」(collective leadership under party supervision )的觀念，而這種制度設計正是自一九五○年代中期以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業組織的核心機制。獲選為實驗中心的地區涵蓋了中國大陸核心地帶的重工業生產重鎮，包括大連、瀋陽、北京、天津、上海，這類改革政策當然亦可能推而廣之，成為普遍的標準範式。其次，國務院亦賦予廠長部分自主權力，以任命工廠的幹部，解雇不適任的工人（在中共建政之初的「鐵飯碗」制度下，解雇工廠的工人幾乎是不可能的懲處手段），以及擢升優秀的工人或提供工人獎金以資鼓勵。不過，工人的獎金所得是必須課稅的。

有兩則個案被廣為宣傳，顯示出地方的商業創新是何等蓬勃發展。有一家岌岌可危的安徽製藥公司被一位三十四歲的女性工程師與其他八名雇員接管：憑藉著開發新產品與引進更有效率的生產技術等改良方法，他們在接手後的頭一年就創造了人民幣二十萬元的利潤。其二，浙江一家業已破產的成衣製造工廠，在新任管理者的領導下不僅挽救了這家工廠，同時還引進了三項新的管理技術，而使這家工廠一躍成為該省最昌盛的企業：實施薪資與個人產能掛勾的物質誘因機制；譜了一首代表公司的歌曲，要求所有工人必須學唱，藉以提振員工的士氣；解聘怠惰的雇員。

中共中央委員會於一九八四年又做出另一項重大的決策，「經濟特區」的概念將擴及到十四個沿海城市與海南島，後者在行政層級上仍隸屬廣東省，但其位階被提昇為一發展中心與觀光勝地區域。這些城市被規劃為特殊的「高新技術開發區」( high-technology development areas )，外國投資者得以減免賦稅，並享有其他優惠措施。除此之外，設定三個「發展三角」(development triangles)加速經濟的成長：廣東的珠江三角洲、福建的閩江三角洲與長江三角洲。這三個區域被規劃為「貿易投資促進區」(trade and investment promotion zones )，這樣的用語再次呼應了昔日的自強運動者，它們被視為是一種「過濾器」，可以「消納」現代化的科學與技術，「俾使剔除糟粕並維繫本體」。（註十四）

這種種改革政策都是在中國經濟持續成長與一片樂觀聲中所公佈實施的：一九八三年，外國直接投資中國的資本額估計約九億一千萬美元，中華人民共和國進一步又向國際貸得一筆十億五千萬美元的款項。此外，還有一項令人印象深刻的統計數字，亦即自一九七九年以來，共計有九百四十七萬七千人（或旅遊、或貿易、或學術及其他方面的交流活動）造訪中國。同時，有一萬一千名中國學生取得公費赴海外五十四個國家留學，七千名學生以自費的方式列國外學校就讀。一九八四年四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實施專利法，以吸引更多外國高科技的進口，並鼓勵中國的研發工作。深圳經濟特區的經濟活動特別蓬勃；這裡的企業主與外國企業共簽訂了二千五百份各類的契約，估計帶來一百八十萬美元的投資額。取消香港與深圳之間的關稅。（基於「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理由，中共也取消了與臺灣之間的關稅；但雙方之間並不存在合法的直接貿易往來，是故這一條款形同具文，並無實質意義。）

不過上述經濟活動亦滋生不少棘手的問題，其中特別迫切者有四。第一，反對農村物質誘因機制的意見如排山倒海般而至，政府稱這些人為左派分子，其中有人甚至高呼文革時期的口號，證明他們蒙受了《紅旗》雜誌所謂「獨特精神亂象」的傷害。第二，為響應新的勞動機會而形成的工人流動潮流，使「公安部」很難確實掌握市民的行綜；故自一九八四年五月七日起，所有逾十六歲的中國人均須攜帶身分證件。第三，經濟改革計畫中對沿海城市、發展三角與海南島的強調，引發中國內陸地區的極度憂慮，特別是人口多但貧窮的西南地區，擔心在這場新的經濟擴張競賽中失去先機。

最後，新的經濟誘因導致經濟犯罪的案件節節攀升。自一九八三年十月迄一九八四年四月期間，單是國家的糧食站，據報導就有一萬四千七百件犯罪個案，涉及盜用公款現金人民幣一千五百萬元（約折合四百萬美元）以及百萬蒲式耳(bushel )穀類和食用油。這些犯罪的「穀鼠」被追捕，其中罪刑重大者遭處決。至少還有三萬件其他類型的案件，歸咎於「官僚作風與幹部瀆職」，總計浪費了人民幣八千八百萬元的公帑，有時其中甚至還牽涉外國企業。譬如，一家設於廣州工廠的主管收受了來自港商一筆二萬二千美元的賄款，而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詐騙了二百九十七萬美元。案發之後這位主管被處以死刑，賄賂的港商則判處終身監禁。

在中國人為馬克思逝世一百週年所舉行的演講與會議上，若干人士將這類弊端視為是一種警訊，但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胡耀邦仍不為所動。誠如胡耀邦前往河南、湖北視察期間於一次會報上向黨的幹部所做的簡潔陳述，「不要害怕致富。」（註十五）

重建法制

中國在實施經濟改革政策過程中所出現的改變，並未因一九八四年的大膽決定而結束。改革導致了經濟過熱現象，於是中央領導人疲於奔命，應付層出不窮的失業、通貨膨脹和死灰復燃的貿易赤字等問題，於是中共中央領導階層保守派在一九八五年要求進行第二波的緊縮措施（前一波實施經濟冷卻措施的期間是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三年）。但政策的退卻只是短暫的，迄至一九八六年，據聞在鄧小平的鼓動以及趙紫陽、胡耀邦的領導下，主張加快經改速度的幹部展開反擊：價格控制的範圍開始鬆綁，再度鼓勵勞動與激勵機制掛勾的大膽實驗，更多的農產品流入到家庭承包單位的手中，是否開放產品原料市場的議題，成為新一波政策辯論與實驗的焦點，若干國營或集體企業也出租給個別企業主或工人團體。甚至有企業透過不定期的股份發行，籌集資金，並自組領導班子，在上海亦有小型證券交易所的籌設。

不管改革的進程是放慢還是加快，都不能忽略一個事實：中國政府選擇步入了一個法律的世界，而中國政府必須研究、瞭解、執行繁瑣的法律條文與規範。要改善這素來受漠視的課題，有許多不同的解決之道。但是透過概略審視四個面向——即律師的培訓、稅法的性質、家庭法的施行、國際法的研究——當可對所作的重大調整有個概念。

中國欲發展完善的法律體系，首先要訓練自己的律師。但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人而言，這是一項特殊的挑戰，因為從一九四九年共產黨奪取政權之後，國民黨統治後期穩定成長的法律專家人數已告停頓，當時個人的法律行為被全面禁止，而法律專家、專才的運用僅限於少數政府部門以及國家控制的司法機關。百花齊放運動期間，中國有八百家「法律諮詢事務所」，其中有二千五百位全職與三百位兼差的律師。在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期間，這群具備實務經驗的律師大部分遭解聘，及至一九五九年，「司法部」連同律師公會的組織均被裁撒。儘管部分政法學院的法律系仍然繼續舉辦招生，但招收的學生人數銳減，且授課的範圍集中在政治議題，而非專業法律知識的培養。在一些重大犯罪事件方面，法律是由國家的法庭機關與國家訴訟人來操控。國家安全偵防事務係由「公安部」主掌，同時遇有犯罪的黨員，另有一套適用於黨員、屬於省級黨委會系統的檢察、懲處制度。大部分所謂的民事案件則委由地方市政機關或農村生產大隊的仲裁者來處理。迄至文革之初，碩果僅存的法律院系逐一關閉，它們所屬圖書館紛遭拆除或焚燬，教職員紛紛下放到農村地區。

這個情形一直延續到一九七九年，時間長達十年之久，政府開始採取重建法律體制的基礎步驟。法律院系重新招收學生，下鄉的教職員返回工作崗位，恢復司法部建制，確立國家法院四級制；不過當時中國的法律仍然規定「反革命分子與反社會主義分子」得以不經公開審判逕自下放勞改營，而暴露出黨對司法體系的持續控制。一九八○年正式通過「律師暫行條例」，迄至一九八二年，中國共計有五千五百位全職與一千三百位兼職的律師投入工作。

為了進一步充實法律專業人才，中共把這一設想巧妙地與目前政府試圖對人民解放軍進行人事縮編的工作結合一起。司法部於一九八二年宣佈，將有五萬七千名「優秀的軍官」轉任到文官體系之中，並在奉派到法院系統或公安部之前給予法律專業的訓練。就如同延攬更多專業醫療人士以消弭「赤腳醫生」的作法般，有二十萬名具備管理經驗的「司法工作人員」被延攬到司法機構中。

迄至一九八二年，有二十所大學與研究機構提供大學畢業生為期四年的法學訓練課程，總計錄取了二千名學生。為了取得律師的資格，這些資質優異的學生必須完成課程，以證明他們「心繫中華人民共和國，擁護社會主義制度」，並在司法單位或法學研究機構從事兩年的學徒式工作和通過律師資格考試。除此之外，尚有一百所其他大專院校和司法部本身所屬單位亦提供類似或兼職的怯律訓練課程。

根據一份司法部用來篩選申請人所設計的考試題目內容顯示，學生仍然必須謹守目前政治路線的基調。像是一九七九年所出的考題：

為了完成四個現代化必須堅持哪四項基本原則？

何者才是處理兩種不同矛盾的正確方法？

運用民主與集中的辯證關係理論來分析與批判極左民主的謬誤。

唯物主義辨證法與形上學之間的差異何在？試批判「四人幫」對形上學謬誤的散播。

在歷史部分所提出的問題組同樣顯示，有抱負的法律系學生亦需嫻熟清朝、中華民國時期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

根據鴉片戰爭前後政治與經濟條件的變遷，分析我國是如何淪落為半殖民、半封建社會的處境。選擇並描述周恩來同志在我國每一民主革命時期的重要革命活動。

列舉帝國主義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突然發動攻勢的三則例證，並解釋它們所傳達的歷史教訓。（註十七）

學生們還必須證明他們能閱讀沒有句讀的古文；標點符號是在二十世紀才廣泛使用的。這些考試並未將早期中國法律古文素材納入應考的範圍，僅只是將現代的政治文本去除標點符號。

縱使入學考試充斥著政治化的思維，不過一旦入學之後，這些學生都能獲得紮實的基礎訓練。他們的教師大部分是舊世代的耆碩，均曾在歐洲、日本、美國，或蘇俄接受法學教育，他們在各個學校開設重點課程，如中國憲法、法理學與法哲學、民法與刑法。若干學校在專長研究領域方面獨領風騷：譬如北京大學與上海的「華東政法學院」在國際法與經濟法研究領域的表現。在上海，學生同時還必須學習環境法的課程；在南京，婚姻法是必修的科目。

與強化法律學院教學的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事訴訟法〉亦隨之展開起草的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草擬始於一九七九年，迄至一九八六年，中間歷經中國法學家、政治人物無數次的討論、修正與小組研究會議。〈民事訴訟法〉也伴隨著其他新的民法條例的制定以及〈婚姻法〉（一九八○年）、〈經濟合同法〉（一九八一年）、〈商標法〉（一九八二年）、〈專利法〉（一九八四年）與〈國際法〉（一九八五年）等的全面修改而重新修訂。〈民事訴訟法〉涉及的事項包括：公民（相對於未成年人與精神疾病者）的地位與責任；法律上的合夥關係；將企業定義為「法人」地位，並在法律之下享有同等的權利對待；以及在「中外合資企業」和「外資企業」等法律條文下企業應負的責任，除非條約特別明文規定，否則中外合資企業與外資企業均須完全接受中國法律的規範；個人基於契約而向集體承包的土地特別明文受到法律的保護，只要農村承包經營戶承包土地的目的不是為了「買賣、租讓、抵押，或者其他非法轉讓的手段」。此外，老人、婦女、兒童與殘疾者的合法權益皆受法律的保護，同時也保障婚姻的自由，嚴禁「包辦與買賣」的婚姻。（註十匕）

部分法律專門領域很快就受到重視，並強化了中國人對以下觀念的認識，亦即不能單純、孤立地對待新的改革政策。其中之一是稅法，鑑於改革政策所發放的獎金與各種利潤，以及中外合資企業與外資企業的所得均須課稅，所以稅法的實施就顯得十分迫切。中華人民共和國於一九八○年出爐的第一部所得說法，規定了人民幣八百元的免稅額度，而把大部分的個人排除在課徵所得稅的適法範圍之外，當時城市工人每月的薪資所得少有高於五十元人民幣，農村地區的個人每月所得亦僅約有十五元人民幣。初期稅法的適用範圍大部分是針對在華居住的外國人，特別是美國人。因為該法的施行細則主要是依循國內稅務機關的規定。中國公民主要支付的是各種商業稅與農業稅，偶或有鹽稅、關稅、車船使用牌照稅、城市房地產悅。但隨著中國人民逐漸從自己的新企業獲致龐大的利潤後，政府開始訂定嚴格的「所得調節稅」以抽取超額的收入。

另一漸次複雜化的法律領域是婚姻法與繼承法的規定。〈民事訴訟法〉中對女性婚姻權利的規定與一九八○年通過的〈婚姻法〉相呼應，但女性這項權利卻經常蒙遭侵害。鬻女成婚，強迫孀婦再嫁，購買妻子，或者父母協議子女的婚姻以交換不同形式的「新娘價格」等現象在中國到處可見。一九八○年代初所公佈的一些個案顯示，親戚基於金錢因素干涉子女的愛情最後往往釀成悲劇。法律的爭執經常起於毀婚，以及隨之而來可動用資產份額的爭奪。「訂婚聘禮」的費用從人民幣一千至五千元不等，其中有一個案是新娘的家人向新郎要求一只價值人民幣一百二十五元的手錶，十九斤的去殼稻米、十九隻鴨子、豬肉、雞蛋，與橘子各一百零九斤，外加人民幣一千九百元的現金。（註十八）（除了拜金主義流風之外，這一例子中所採納的吉數「九」，似乎也是一種象徵吉祥之占卜觀念的遺緒。）

確實施行一九八○年通過的〈婚姻法〉是十分重要的，因為有許多個案顯示，惟有將丈夫扭送至法院才能遏制他們毆打、甚至拷打配偶。（對大部分西方國家的法院而言，若干中國人的判決仍屬不可思議的，譬如發生在江蘇的一則案件中，把丈夫強迫妻子行房的行為判處有罪。）隨著婚姻法再次聲明婦女的離婚權利，一九八三年的離婚案件陡升，佔所有結婚者的百分之五點五（一九七九年僅有百分之三）；一九八三年的離婚訴請者逾百分之七十是由女方提出。一九八○年的〈婚姻法〉亦賦予女方對夫妻共同財產平等處理的權利。（但婚前個人的財產所有權仍然懸而未解。）仳離的夫妻根據新經濟制度在離婚前共同承包的農田與果園，在不影響她們與國家的稅務責任關係時必須再進行分割。

作為一種普遍性的規律，經濟改革與人民公社的解體帶來了地方的繁榮，但相應的離婚案件必然也會涉及到龐大產權歸屬的爭議。同樣地，對謹守一胎化政策的家庭，小孩子監護權的爭奪往往成為離婚訴訟中的棘手問題。隨著離婚案件數量的激增，爭端層出不窮，處理的手段也日趨多樣化，包括訴諸正規的法院程序，聘請法律顧問或仲裁者，或單純透過家庭或工作單位施加壓力。為了處理堆積如山的離婚案件，中國政府聲言必須訓練更多的法律專業人員，在一九八六年七月召開的第一屆全國律師大會上，也表示需要二萬名的法律專業人員。政府的目標是迄至一九九○年將訓練五萬名法律專業人員。

中國另一重要的法學領域即國際法，在一九八○年代亦歷經關鍵性的轉折。儘管於一九七一年重返「聯合國」，一九七二年簽署〈上海公報〉，中國一直遲至一九七八年才積極培訓國際法的專家，俾使中國能善用新的契機，面對新的挑戰。（同樣地，一八六○年代初總理衙門在恭親王的綜理下刊印了丁韙良中譯的眾多國際法著作，而使清廷能妥善與外國人進行交涉。）

此一動力同樣發軔於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而在這次關鍵性的會議上其他領域的社會、經濟、文化政策變革亦受到廣泛討論。隨後即於一九七九年三月在北京召開法學研究規劃會議，會議中把國際法劃列為中國優先發展的研究項目之一，北京大學緊接著於九月錄取了三十名主修國際法的研究生——這是中國有史以來首度有如此廣泛的研究計畫項目。此後，學術工作亦迅速展開。一九六五至一九七八年間，在中國並未見到有關國際法論文的發表。一九七九年，有十三篇；一九八二年，有七十三篇；一九八四年，則有一百一十篇。（註十九）由二十位資深中國法學專家集體編寫的國際法教科書於一九八一年出版，這對國際法總體領域的研究發展具有指導性的作用。北京的官員亦邀請許多國外的法學專家造訪中國，協助他們剖析國際法的程序，其中具體成果表現在一九八六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法律條文中。

中國的國際法法學專家一般比較忽略理論層面的涵養而呼應鄧小平的「實事求是」原則。如今，中國的國際法法學專家少有人再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國際關係與國際法的理論典範。中國政府充分瞭解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就必須參與國際經濟活動，並成為世界性經濟組織的一員。據此，一九七八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兩年內，中華人民共和國即加入了「國際貨幣基金」與「世界銀行」等國際性組織，履行嚴格之財政、技術層面的入會資格條件，臺灣被迫退出上述兩個組織。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動出擊伸張她的新權利，積極爭取中國在「國際貨幣基金」貸款的分配額度，中共入會後已從過去臺灣的第十七位上升為第八位，取得十五億六千萬美元的額度。一九八三年，中國的配額進一步提高為二十六億三千萬美元。中國亦積極與世界銀行協商，於一九八一年取得二十億美元的貸款，作為「大學發展計畫」的資金，目的在於提昇二十六所重點大學的科學標準與增加入學的員額。一九八二年，世界銀行又貸款六億美元給中國，這筆款項特別指定用來改善華北平原的灌溉與排水設施。隨後中國又獲得其他貸款與承諾，用以擴張大慶油田的產能與開墾黑龍江省的耕地，以及發展一所電視廣播大學。

在國際組織方面，揚棄毛主義意識形態原則最富意義的標誌，或許應屬倪征噢膺任海牙(Hague )「國際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法官之職並接受這份殊榮。倪征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畢業於史丹福大學法學院，七十五歲當選國際法院法官，他接受了這份榮耀並獻身國際法院的工作，這是中國重返國際社會的象徵。在聯合國大會上，中國向來就是投票支持蘇聯與第三世界國家，縱使北京在外交辭令上一直對莫斯科懷抱敵意。

與英國達成有關香港的協定，使中國臻至前所未有的國際地位。一九八三與一九八四年間，中國政府在英國這塊殖民地的未來定位，姿態強硬、毫不妥協，而這塊於一八四○年即遭佔領的「荒蕪、人煙罕見的岩石」，是在兩年後所締結之〈南京條約〉中由清廷被迫批准割讓給英國的。一八九八年，英國政府為了支撐這塊殖民地的發展，又向清政府租借了鄰近香港島之中國大陸上的一塊土地，即所謂的「新界」地區，租借期為九十九年。一九八○年代初，英國政府將這塊殖民地的未來定位攤在陽光下，中國政府明確表示到了一九九七年屆時將不會再延展新界的租借期。慮及香港本身並沒有軍事防衛能力，甚至香港的飲用水均需仰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供應，英國政府別無他途，只能順從中共的要求，而預計在一九九七年把香港歸還給中國。

然而香港本身所散發出的放任自流與孤注一擲的經濟風格，讓我們很難理解香港將如何去適應中華人民共和國劇烈壇變中的制度架構，據此英、中雙方政府在這一問題上陷入進退維谷的僵局，而公開向在殖民政府中缺乏代表權的香港華人徵詢意見。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六日，英國代表在北京與中國政府達成一項聲明，宣稱香港主權將於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歸還給中國，但在「一國兩制」的架構下，昔日這塊殖民地將成為繼續保有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特別行政區」，而此一制度框架在香港主權歸還之日起維持五十年不變。北京政府將統理香港的外交與國防政策，但該島享有高度的經濟自主性，繼續保持自由港與世界金融中心的角色地位。香港的居民不必向中華人民共和國納稅，在這五十年間，英語仍是官方的語言。

在中英雙方的聯合聲明中有兩款條文，旨在向香港居民承諾他們的權利將會受到保障。第三款條文堅定陳述道：「現行的法律基本不變。」在第五款條文中甚至更全面性地表示：

香港的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保障人身、言論、 出版、集會、結社、根行、遷徒、通信、罷工、選擇職業和學街研究以及宗教信仰等各項權利和自由。私人財產、企業所有權、合法繼承權以及外來投資均受法律保護。（註二○）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其各階段的憲法中均曾向人民許諾過類似的權利，然而也都形同具文，無一例外。是故，我們同樣仍須拭目以待，中國政府現今是否能徹底省思這些法律條文的真蘊，願意去保障法律所賦予的基本自由，或者還是像一九四九年之後的作法，任意踐踏與中國政府目標相左的法律。

註釋

註一：《新中國的人口》(New China's Population,, New York: China Financial and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and Macmiilan Publishing Company, 1987)，頁二七，表8:14。

註二：邁克拉斯(Colin Mackerras)，《近代中國：從一八四二年迄今的歷史年表》(Modem China: A Chronology from 1842 to the Present., San Francisco. 1982)，頁五七八。（一九七四年八月二十一日）。

註三：班尼斯特(Judith Banister)，(Chlna'a Chmnglng Popul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頁二一五。

註四：《新中國的人口》，頁一三二，表9:2。

註五：前揭書，頁二一五，表12:2。

註六：前褐書，頁一二，表7:6，修正了一九八三年的農村百分比。

註七：關於這種分析中國領導階層的方法，筆者係援引自李侃如與奧森伯格，《中國政策的制定；領導人、結構與過程》，頁三五至四二。

註八：前褐書，頁三三九至三四四。

註九：前褐書，頁三三九。

註十：有關謀與海上石油的資料。詳見前褐書，第五、七章。

註十一：關於三峽的部分，見前褐，特別是頁二八三、三二○。

註十二：郭益耀(Y. Y. Kueh),〈中國「第二次土地改革」的經濟〉("The Economics of the 'Second Land Reform' in China")，《中國季刊》，第一○一期，一九八五年三月，頁一二三。

註十三：「一號文件」(Document Number One)，引自〈中國季刊》，第一○一期，一九八五年三月！頁一三三至一三四。

註十四：何漢理(Harry Harding)，《中國的第二次革命：毛後的改革》(China's Second Revolution: Reform after Mao., Washington, D.C., 1987)，頁一六七。

註十五：施拉姆，〈「經濟掛帥？」三中全會以來的意議形態與政策，一九七八至一九八四年》("Economics in Command?. Ideology and Policy since the Third Plenum, 1978-1984")，《中國季刊》，第九十九期，一九八四年九月，頁四五四。

註十六：結門（Richard Herman),〈中國律師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China's Lawyers")，《奧爾班尼法學評論》(Albany Law Review)，第四十六期，一九八二年?頁七九三至七九四。

註十七：格雷(Whitmore Gray)與曾亨利(Henry Zheng )合譯，〈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General Principles of Civil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美國比較法學雜誌》(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第三十四期，一九八六年，頁七一五至七四三。

註十八：奧柯(Jonathan Ocko),《清朝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時代的女人、產權與法律》("Women. Property, and LawlntheCh'ingandthePRC")（未發表的手稿），頁十三（經作者同意引用）。

註十九：金淳基(Samuel S. Kim),〈後毛中國之國際法的發展：變與常〉("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Post-Mao China: Change and Continuity"),〈中國法學雜誌》(Journal of Chinese Law)，第一卷第二期，一九八七年，頁一一七至一六○。

註二○：援引之原文詳見《中國季刊》，第一○○期，一九八四年十二月，頁九二○至九一一二。

25 探索界限

一九八五年浮現的危機

後毛時代所蓄積的內在張力以及所提出的未來許諾，到了一九八五年彷彿一一遽然而至。中國人生活的每一層面皆浮現出矛盾的徵兆，而讓形形色色的論點得以在現實中呈現。農業生產，一胎化政策，工業部門的物質激勵機制，以及經濟特區，學術表現的氛圍，與美、蘇兩國的關係，黨機器與軍隊的重整，公開示威行動的合法性，每一領域所萌生的事件經常是紛至杳來而非孤立出現，它往往構成國家關注的焦點和齟齬的緣由。

就許多——或許是大多數——農民而言、人民公社的解組與家庭承包制度的施行，帶來了自由的空氣，亦創造出新的利潤。但這樣的制度變革並非普遍受到農民的歡迎。對於因人民公社與生產大隊之集體結構而功成名就的農民，他們昔日所堅信之形構集體主義社會、經濟組織的政治理由原是極富說服力的；同時，對於人民公社是中國經歷長久、血腥革命後的最大福祉這樣的說法，他們亦深信不疑，現在這些人被迫放棄過去的生活形態而改採家庭承包，若無家庭者則採取個人承包的方式。不過在實施承包責任制的過程中，亦滋衍出浪費公帑的弊端。譬如，山西省生產的小麥和其他穀類作物適合大面積的耕種方式，大躍進運動後，當地人民公社曾經大筆投資，向國家購置如牽引機、收割機等農耕機械。現在，這些耕地被分割成小塊面積，致使農耕機械無用武之地，任其在廢棄的公社倉庫內閒置生鏽，或是被拆卸解體供作私人裝備。在南方，隨著農民受到經濟作物之高額利潤的驅使，成千上萬以昔日公社為基礎而興建的工業企業四處林立，但最後卻發覺競標者難覓而乏人問津。

一旦農村生產大隊不再保證供應農村社區居民最起碼的糧食時，有能力往返鄰近市集者開始前往市集，尋找就業機會賺取薪資，而將承包的糧食生產工作留給女人、小孩，或老人。華南地區有經營頭腦的農民企業家向國家承包大面積的耕地，生產高利潤的甘蔗；將甘蔗賣出後再到其他省份收購糧食上繳，他們從這兩種作物的價差中賺取利潤。在廣東有一處農村社區，他們至少花費人民幣一百萬元向河北省購買糧食繳交給國家。

十幾年前，成千上萬的城市青年下放至農村，現在他們已經可以返鄉了，而剛開始他們似乎在這場新興的農村企業競賽中被淡忘了。他們當中有的是激進的毛派分子，試圖在農村公社中尋覓生命的真諦，他們現在則屬於被家園、家人放逐的人，而由於身分地位不明，耕作技術也不如土生土長的農民，所以他們很難在當地娶妻生子。數百名在十七年前熱血沸騰、昂首闊步前往陝西農村實踐毛主義理想的中國青年，於一九八五年四月非法返回北京。他們蔑視對這種舉措的禁令，聚集在中國共產黨總部附近，並籲請鄧小平傾聽他們的心聲。他們的出現並未造成公安的嚴重困擾，不過他們返回首都的要求卻得不到明確的答覆。由於他們宣稱代表陝西省二萬名像他們這樣的「城市放逐者」（其實總計有逾四萬名青年人被下放至陝西），所以他們的訴求是政府的棘手難題，尤其是北京還有許多人排了幾年的隊，只是在等候分配小單位的住房。

在農村地區，實行一胎化政策的家庭往往滋生新的問題。因為以農戶為單位的激勵機制大大有利於以家庭為單位的勞動力，所以許多農戶開始瞭解到子女作為農耕勞動力以及養兒防老的重要性，而不去遵守國家嚴格限制家庭人口數的既定政策。而且，家庭計畫的觀念很容易在城市地區引起共鳴，但在鄉村地區卻是寸步難行。更何況，生產小隊、生產大隊、公社這種垂直整合體制的解體，導致國家更難貫徹人口控制的政令。

國家對於超過一個小孩的家庭採取各種懲戒手段。凡是遵守一胎化政策者給予特別的經濟、教育與住房優惠，而對於超生的家庭則課以罰金，取消住房配給、取消接受教育的權利等處罰。儘管婦女懷孕可以受到較好的醫療照顧，而中共亦放鬆了過去推行之強制節育的運動，但國家持續一九七○年代晚期所開始實行的手段，強迫部分農婦違反自己的意志去墮胎。還有一些令人髮指的個人惡行，包括將嬰兒販賣到外地，由別的家庭扶養。最常見的悲劇是許多一貧如洗的家庭溺殺女嬰的不法現象。國家三令五申，嚴禁這類行徑，不過若干西方學者對此一問題的批判聲浪亦是震耳欲聾，他們深信中國每年被溺殺的女嬰約在二十萬人之譜。部分父母親運用新發展的羊膜穿刺術在懷孕初期判別胎兒的性別，倘若檢查結果是女嬰就決定墮胎。而對於身染重症的女孩也往往任其自生自滅。

在工業方面，廠長獨立經營一度屬國營的企業，以及個人獨自創業的制度創新，受到人民大眾的稱頌。一九八五年夏天，中央政府把逾二百架隸屬中國空軍的運輸機賣給個人企業或省屬航空公司，使中國朝向更高層次的企業精神邁進。這幾樁買賣甚至要求進一步開放引擎、燃料、備用零件、維修設備、飛行人員，與飛機場等裝備原料與設施。在其他技術領域方面，中國開始在甘肅試驗太陽能電廠的可行性，並在浙江組建一座核能發電廠，以供應上海龐大的電力需求。由政府籌劃的這座浙江發電廠係屬於世界性計畫群組之一，目的是要幫助中國提昇核能發電能力，到公元兩千年達到一千萬千瓦。在煤炭工業方面，這曾經是一九二○年代孕育羽翼漸豐之共產黨工會組織技術的聖域，國家於一九八五年初在安徽省開闢兩處大型的煤礦區，且與地方集體、甚至個人訂定合同，以提高煤的產能與開採的效率。

眾多因素阻礙了工業部門的改革。極端官僚主義的作風與「平均主義」(egalitarianism )的觀念（此時用以指涉抗拒改革的負面意涵）依然十分盛行，誠如《人民日報》在一九八五年初指出，一項調查顯示僅有百分之十五的中國「大、中型企業」在強化經濟組織與生產效能方面取得「良好的進展」。大部分（即百分之六十五）略有進展，但仍有多數（百分之二十）處於故步自封的狀態。（註一）經濟發展的負面效應亦日益明顯。一九八五年夏天，政府宣佈自一九五○年代實施經濟國有化以來的首樁破產個案。這是發生在東北的工業重鎮瀋陽市，有三家生產農業機械的中型工廠據稱積欠六十萬零七千美元的借款，所負的債務超過總資產。在中國這種指令經濟與市場經濟混合的體制中，欲正確清算資產的價值事實上是不可能的，然而這類問題會隨著資本額不足的企業採取投機冒險的策略而層出不窮。儘管黨內老幹部認為企業破產是對社會主義體制的一種奚落，因而竭力反對，不過破產法的起草一直在持續進行，並於翌年頒佈實施。

經濟持續向西方世界開放的結果，也滋長了貪污腐化的風尚。現在地方幹部有機會控制著眼於中國龐大農民與工業人口所構成之潛在市場而進口的消費性商品。以一九八五年中葉的海南島為例，這裡爆發了中國建政三十六年以來最大宗的經濟醜聞，暴露出幹部貪贓枉法流弊的嚴重性，讓一九七○年代期間發生在黑龍江省王守信濫用煤炭分配權的案件也相形見絀。一群官員——部分是海南島本地的官員，部分來自內陸省份——圖謀開拓中國經濟成長的「企業區」(enterprise zone )。海南島官員以發展經濟為藉口，向北京的銀行貸款，卻利用這筆款項去購買海外產品，然後銷售到全中國。於一九八四年一月至一九八五年三月期間非法轉售的進口商品包括八千九百輛汽車、二百九十萬台電視機、二十五萬二千部錄放影機、十二萬二千輛機車，所涉及的金額逾十五億美元。

根據北京在事後組織的百人調查小組所發現的情形顯示，這批腐敗的海南島官員所聯絡的自願買家，遍及全中國二十九省市區當中的二十七省以及各大城市。至少有七億美元的款項流向不明，隨著調查持續進行，上百輛日本製貨車、汽車暴露在海南島海風的吹拂下任其生鏽。事實上，官方很難精準權衡這類貿易活動的合法尺度，另一方面或許亦是為了淡化這一事件，以避免四個現代化運動的「企業區」制度信用破產，首謀官員被依「嚴重犯錯」與忽略政府警告不得轉售進口商品的罪名，僅遭降級處分。（被沒收的車子當中有許多仍是完好如初，這些車輛隨後就被運往北京，然後出售給其他官員。）

這件醜聞喚醒人們對經濟特區概念可行性的憂慮。尤其是深圳因無法吸引足夠的外資，官員的生活普遍腐化，為了自保與其他上層官員勾結，以及官宦子女在此地霸佔肥缺等弊端，而遭到大肆抨擊。但是，假使香港成功地被整合進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體制架構中，假使臺灣最後回歸祖國的懷抱，那麼類似深圳經濟、社會機制的創新就應一直維持下去。同樣的，鄧小平也公開表示，十四個新近開放的沿海經濟區，當中有十個將會放慢擴張的步伐，深圳僅作為一種試行區域在任何時刻都可能面臨政策的急轉直下，中國政府針對澳門回歸的事務與葡萄牙進行協商，而澳門將會是最後一塊回歸中國大陸的殖民地。

在學術表現方面亦然，一九八五年也是在歧路徘徊的一年。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底，資深黨領導幹部在「中國作家協會」舉辦的一次會議上堅定說道，往昔緊隨在百花齊放運動之後的反右鬥爭，與文化大革命時代對學術自由箝制的歷史，將不會再重演。一九三○年代以傳世之作《家》而鵲起於中國文壇、時年八十歲的耆宿巴金，因病不克出席這次會議，不過在事先準備好、並於會議上代為宣讀的演講稿中，巴金指陳，對中國作家而言，創造足堪與唐詩和清朝《紅樓夢》媲美之新類型的「史詩般宏偉巨著」的時代已經成熟了，而這個時代將會為中國造就屬於自己的「但丁、莎士比亞、歌德，與托爾斯泰」。一個星期之後，即一九八五年一月五日，黨頒佈攸關作家創作的「憲章」，向作家承諾「民主與自由」的新權利，並宣稱「百花齊放、百家爭嗚」的時代已重新降臨。

但唯恐「齊放」的結果會造成局面失控，復又乞靈於對「資產階級自由化」(bourgeois liberalization)或「精神污染」的新一波撻伐，作家又被告知仍必須遵循「共產黨的領導以及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指引」，作家的天職就是要去「開天闢地」。不過黨的總書記胡耀邦於一九八五年一月所發表的演講內容，卻與上述論調中所暗含的威脅口吻相互牴觸。胡耀邦告訴中央黨校的畢業生，不得再接受寧可要「社會主義的野草而不要資本主義的秧苗」那種「激進左派的渾話」。（註二）

另一存在著深層結構矛盾的領域是中國的外交政策，特別是中國對美國與蘇聯所抱持的意向。中國似乎有可能轉而傾向蘇聯，而對美國持更謹慎保留的態度。不過，我們再次見到這方面出現悖論的訊息。美中關係穩定發展的徵候，表現在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前往中國大陸拜會人民解放軍的高階將領。美國進一步同意出售一批數量龐大、技術先進的武器給中國，並簽署一項協議，將給中國必要的設備，以提昇其核能發電能力。中國亦採取出乎西方強權意料之外的舉措，答應與其他核能發電國家一同開放民用核能發電廠，接受「國際原子能總署」(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的安全檢查。

但在負面效應方面，美國以中國強制婦女墮胎而拒絕捐款給「聯合國人口活動基金」( United Nations Fund for Population Activities )，中國對此作法感到憤憤不平。美國政府又因幾樁案件與中國關係不睦，在中國一家飯店的客房中，有位美籍商人一邊抽煙、一邊沉沉入睡，結果引起嚴重的火災，造成飯店十名房客的死亡，事後這位美籍商人被判處八個月的徒刑，並課以四萬六千九百美元的罰金。中國堅稱這完全是一宗刑事案，而非意外致死事件，這一衝突呼應了逾一百五十年前《休斯女士號》與《埃米利號》——特拉諾瓦這兩個案子中所凸出的法律制度迥異問題。中國為了化解這次危機，而於一九八五年感恩節當天釋放這位已服刑五個月的美籍商人。此外，又令美國感到慍怒與難堪的是，美國政府在國共內戰期間吸收了金無怠( Larry Chin )，此人於一九五二年至一九八一年任職於「中央情報局」，是一位受信賴的翻譯、分析人員，結果他在受聘期間曾將機密文件交付給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則是把鉅額的款項存入設於香港的三處秘密帳戶中。

在與蘇聯的外交關係方面，中國仍然堅持在展開更富建設性對話之前必須先解決三點爭端：蘇聯軍隊停止在中國北境修築軍事設施，蘇聯從阿富汗撤軍，蘇聯停止援助越南佔領柬埔寨。不過蘇聯新領導人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提出緩和緊張關係的要求則是在一九八五年成功獲得中共的迴響，其中包括擴大雙邊貿易與文化交流，中國購買七架俄製噴射客機，安排兩國外交部長舉行自一九六○年代初關係破裂以來的首次會面，以及在上海與列寧格勒兩地重新開設領事館。

在政府體制與軍隊改革這一極富爭議性的領域方面，雖然整個龐大官僚機構依然持續膨脹，鄧小平與一群志同道合的幕僚似乎已在一九八五年取得初步的成果。黨內至少有一百四十名老幹部據聞是心甘情願從政治局、中央委員會等要職退休。其餘任職於各個政府層級、年齡至少在六十歲以上的九十萬餘名幹部亦同時宣佈退休。接替甫退休政府領導人重要職位的六十四位官員，平均年齡為五十歲上下，其中有四分之三擁有大專畢業的教育程度。長久以來就受到期待的軍隊改革亦於一九八五年三月展開，此一過程始於四萬七千名資深軍官宣佈退役，他們幾乎全屬一九四九年前毛澤東麾下游擊隊的老將。四月，中國發佈一項更複雜的方案，把現有的四百二十萬軍隊裁減掉近四分之一的兵力。

被精簡的一百萬兵力將會被重新納入民間勞動力的運用範圍，或轉任武裝警察、安全單位而由文職官僚領導。其次，解放軍宣佈在頒授動章時將正式區分軍官與士兵階級，而抹滅了林彪意圖取消軍銜制度而施行相關措施之中的最後一道痕跡，預料這一改革將使得軍中重現專業主義的新趨向。

對於上述種種變革的必要性少有人置喙，但是中國的改革歷程一路走來總是崎嶇坎坷。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裡，一個人的社會地位與受尊崇的程度取決於他在黨、政、軍中所佔據的位置，因為職位之便可以帶來汽車的使用權利、寬敞的公寓配給、特殊的食物享用、接觸機密文件的管道，以及其他的額外津貼。任何希圖搖撼這一制度者總會引發強力的反彈。更何況，迅速拔擢一群年紀較輕的新人接替資深老幹部的職位，讓具有專業技術能力的幹部凌駕在教育水準低落、但革命資歷齊備的舊世代之上；這批舊世代的幹部已經在權力核心邊緣覬覦良久，如今他們才驀然醒覺，通往權力核心的道路將永遠被阻絕。

一九八五年的重大群眾抗議事件皆是由那些不滿四個現代化運動所孵育出新氛圍的人士發動的。其中有若干騷亂是肇始於公眾微不足道的憤怒情緒，例如中國發生有史以來第一樁的足球賽暴動，這是因為香港隊在一項國際性的挑戰賽中擊敗中國隊而在北京爆發的。有些人則是對所謂的「進步」抱持獨特但可以理解的敵意，譬如，來自新疆成千上萬的維吾爾少數民族在烏魯木齊、上海、北京示威，抗議中共不斷在新疆實驗基地羅布泊進行核子試爆。這時候也有許多中國人開始對日本不斷以經濟力量滲透中國表示關切，把此一現象諷喻為「日本的第二次入侵」。一九八五年年底，正當學生團體準備推動大規模的抗議遊行時，政府主動宣佈將發起紀念「十二?九」運動的一系列活動，政府這一動作的目的是要取得先機，扭轉反國家的敵意，避免重蹈五十年前「十二?九」運動反蔣介石政權的覆轍。不過這類的政治賭局猶如在鋼索上行走，必須小心以對。鄧小平與其他在文革期間受到整肅的老幹部所企求的，無非就是一種能與失控之群眾運動相抗衡，而又能讓共產黨的挫折與無能置身於漩渦之外的新生力量。如今他們已明白要將這股力量導向何方。

民主的合唱

縱使鄧小平對此一事件做出了正確的抉擇，而且在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九日這天中國大陸也並未出現大規模的反政府示威，但人民心中積澱的抑鬱情緒卻是久久揮之不去。數百萬的中國人——尤其是學生，以及教導他們的教師和數量不斷攀升的失業青年——越來越難以忍受改頭換面後的中國形貌，對於未來何去何從也感到茫然無依。許多人在小說、戲劇、搖滾音樂歌詞、詩歌、繪畫、漫畫與電影創作中抒發、宣洩內心的迷惘，其中雖有少數作品遭到黨幹部的禁絕，不過大致說來均能自由流傳，這一股自由風尚是自一九四九年以降所未見的。其中，像是一九八六年五月四日發表於四川成都的「非非主義宣言」，作者把當時的政治視為一場荒謬絕倫的鬧劇，而以道家和盛行於一九二○年代西方社會之「達達主義運動」( Dadaist movement)的圖象與思維邏輯來回應這種扭曲的政治現象。

非非：一個涵蓋客體、形式、內容、方法論、過程、道，以及前文化思想( Pre-cultural Thought)原理的結果的空白術語。它同時也是一種對宇宙洪荒狀態的描述。非非不是「不」。

人與客體被解構成前文化的狀態之後，宇宙之內無一不是非非。

非非不是對任何事物的否定。它只是一種自我的表達。非非認識到解放就存在於模糊之間。（註三）

另外，在紀念蔣介石遭挾持的西安事變五十週年大會上，詩人島子以〈極地〉(Endland )為題把，這塊土地描繪成一悲傷的國度：

徽章飛舞

星號成熟

腐朽的古老密藏獸欄

黑色幽靈飛逝——

末日的特寫

喚醒狼骸荒野的

淒美

萬里怨恨

迎風招展

染色體的撫慰

碼蟻反芻毛髮指甲

帶來地底的腐朽消息……（註四）

從一九八六年開始，一本精采的著作在中國大陸開始流行，書中揭露了潛藏在中國人創造性變革之中的陰暗面，並對中國人的性格痛加撻伐。這本名之為《醜陋的中國人》的小書寫於一九八四年，作者是柏楊。這本辛辣的著作能在中國大陸廣泛流傳頗令人詫異，因為這本書痛批中國人落伍、自我殘害的劣根性，這樣的筆觸令人回想起鄒容的《革命軍》，或者魯迅於一九三○年代寫作的一系列嬉笑怒罵的諷刺性文章。「中國人為什麼如此這般殘忍、懦弱？」柏楊問道。「中國人為什麼如此這般勇於內鬥？」他的答案總起來是十分刺耳的：

沒有包容性的性格，如此這般狹窄的心胸，造成中國人兩個極端，不夠平衡。一方面是絕對的自卑，一方面是絕對的自傲。自卑的時候成了奴才；自傲的時候，成了主人；獨獨的，沒有自尊。自卑的時候覺得自已是團狗屎，和權勢走得越近，臉上的笑容越多。自傲的時候覺得其他人都是狗屎，不屑一顧；變成了一種人格分裂的奇異動物。（註五）

柏楊、「非非主義宣言」作者、島子的同胞們，並非人人皆能領略蘊含在這些創作之中的濃郁惆悵。即使淒苦難堪，但中國人還是表現出逆來順受的無奈，習於生活上種種令人啼笑皆非的弔詭。這種情緒在一個例證中彰顯得淋漓盡致。有兩位中國作家或搭乘火車或靠雙腳行遍中國大陸，在旅途之中他們訪問各地人士，並將訪問後的錄音帶化為印刷的鉛字。有些受訪者要求匿名，然而等到這些故事於一九八五年初登載在小眾的文學雜誌上，嗣後更於一九八六年以書冊的形式刊行，銳利的題材與觀點立即迷炫了讀者。現在，社會各個層面的人均可瞭解他們的同胞是如何去回應周遭的生活環境。例如，重慶一家風行一時的美容沙龍的首席髮型設計師，發表了他對中國政治的獨特觀點：

我告訴你們，在政治轉變受到污染的時候，還是沒有人能夠難倒美容師的。以反胡風運動為例。所有受過教育的人都不再整理頭髮。他們就像老鼠一般，唯恐被人注意、認出、誣陷。如果你們問我，那場運動正是受教育的人走下坡的時候。每次一有運動，我們的生意就一落千丈——反右鬥爭，一九六二年的階級鬥爭、一九六四年的「四清運動」，一直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的發動。那時候女人唯一的一種髮型就是短髮。（註六）

一位過去以耕種為生的農民，一九六○年凶歲時，年僅十二歲的他必須靠沿街乞討才能苟活於世，文革期間這位農民假裝信仰每一派系的主張，所以能從他們那裡取得賑濟品而舒服地度過文革的動盪歲月，現在他以從事銷售家鄉工廠生產的乙烯聚合物模具為業。以下是他對推行中的四個現代化運動的觀感：

買賣有訣竅嗎？多的是！我並不依靠任何記事簿。因為你一丟掉它，你就完蛋了。我把所有的束西都儲存在腦子中——包括其他人從事什麼行業，他們喜歡吃什麼，他們想要什麼，我能夠從他們身上得到什麼。我每到一地，就注意當地欠缺什麼。短缺使東西有價值。難道國家的經濟與人民的生計不是這樣嗎？他們依照國家的計畫來照料國家的經濟，而我整理人民的生計——食物、衣服、消費性商品、娛樂。（註七）

還有一位十分自豪的母親回想起她在北京每天必須花費兩小時時間的單車車程往返於工作的工廠：

我們每一位騎單車的人誰也不認識誰，我們從不互相交談，我們只是各騎各的路。我想所有的單車騎士都是一樣，工人、學生與一般的幹部都是去工作或者回家。我曾經有過一種想法，有人應該把我們拍成電影，然後在二十年、三十年後放給我們的孩子和孫子們看。他們應該看看我們是如何撫養他們，像這樣騎著單車，取得許可證、配給的書、糧票，和油票。……從早到晚，為了國家和我們的家人，我們騎著單車在車陣裡鑽進鑽出來幫助中國的現代化。（註八）

然後被這樣的母親撫養長大的小孩子，以一副坦白誠實但又略帶幽默的口吻向訪問者表示，在家庭中他們承襲上一代的辛勞與愉悅，並試著將永無止盡、充滿競爭的課業生活置放在更寬廣、更開放的未來環境中。「我想要到月球或其他星球旅行，」一個九歲的男孩如此說道。「到這些地方去一定很有趣。在月球上的重力作用比較弱，所以人可以跳得很高，然後再慢慢下降。這聽起來十分有趣。」「我想要成為一名運動選手，一名賽跑選手，」第二個小孩這樣說道，她是個十三歲的小女孩。「我想要跑得很快；我想要身體康復。所以，我也想要研究醫學。我想當一名醫生。」「當我一個人在家，」第三個是十二歲的男孩，他說道，「我幻想自己能發明東西。我幻想這些東西，但實際上我並不會做這些東西。」第四個是一名十五歲的男孩，他說：「夢想任何東西。我的雄心是成為一名高官。你們可能會覺得這很可笑，但我是認真的。我希望成為一名高官……有時我夢想我與外國人談話。我想要瞭解世界上的所有事物，例如有關美國的政治。我對他們的總統選舉很感興趣。」（註九）

自我懷疑、玩世不恭、驕傲與希望——這幾個世代已經用不同的聲音表露出這些特質，而這以奇特的方式匯聚在方勵之的心靈中。方勵之生於一九三六年，十六歲就以優異的成績進入北大研究天體物理學，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中受盡屈辱並被開除黨籍，嗣後方勵之於一九七○年代晚期恢復黨籍，且成為中國最知名的教授之一。方勵之獲聘為「科技大學」（原是北京大學的分校，後委由安徽合肥當局主掌）副校長之後，以一種嶄新、開放的模式來重塑校風，而這種模式也反映了他對民主政體基本承諾的認知。對方勵之而言，為了避免濫用權力，所以權力必須被分享，決策必須是在公開的情形下做出，歧見必須被坦然面對，言論自由必須獲得保障。如此一來，大學才能對國家的生機做出貢獻，才能推展四個現代化的理想。方勵之分別在合肥、北京公開向學生陳述，「現在社會風氣不好」，根本的問題是「一些領導同志本身風不正。」方勵之繼續這個話題，告訴學生：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這些年我們關於什麼叫共產主義的宣傳存在很大問題。我覺得我們的理論體系中，宣傳中最大的毛病，就是把共產主義宣傳得太有排他性，或者說比較狹隘，實質上也是比較淺薄。我也是共產黨員，我追求的束西不是那麼狹隘的束西。我們追求更合理的社會，那應當是多樣化的，不是排他的，包容著人類一切精華的。這些年宣傳的排他性，造成我們現在文化的貧血症、精神上的貧血症。這幾年的宣傳裡頭，好像什麼東西都是自有共產主義以後，或者共產黨成立以後，或者四九年以來，才是最高、最高，以前呢？這是最可怕的一種宣傳。如果要加帽子，這才是非馬克思主義的宣傳。我們現在教育青年要有理想，說到一些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的英雄，這是可以的，但你不要把別的人給貶一下。（註十）

方勵之的這些話語撩撥了全國人民的心弦。連小孩子也會受到美國總統大選的吸引，那麼大專學生表達出同樣的興趣就更不足為奇了。鄧小平、趙紫陽等領導人以動人的辭藻呼籲進行政府改造，卻不見具體的措施開放體制，讓人民真正參與政治決策。於一九五三年制定、一九七九年修訂的選舉法中，設定了四級制的代議政府架構。這個架構的最底層是每兩年舉行一次的公社（一九八六年改制為鄉級政府）代表大會選舉。在這一層級之上的是每三年改選一次的二千七百五十七個縣級代表大會。在縣級之上才是全中國二十九個省、自治區與上海、北京、天津三個直轄市地區每五年改選一次的代表大會。這一體制架構的最頂層是在北京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黨把這一制度定義為「集中主義領導下的民主」( democracy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centralism )（註十一）確立了各級代表大會候選人均須遵循黨既定路線的原則。不過偶或有學生試著競爭公社組織或鄉級政府代表大會的席次，他們於一九八○年北京、長沙兩地的選舉活動中競爭尤其激烈。不過即使是他們當選了，學生仍無法取得席位，共產黨堅持他們屬意的候選人，而控制了一九八二年、一九八四年兩次富爭議性的選舉。

黨的領導幹部在一九八六年又想如法炮製，不過這次他們卻誤判了形勢。十二月五、九日在合肥市，逾九千三百名學生群集，大聲抗議對該市及大學選舉過程的操控。他們的宣傳標語與張貼的大字報再次呼應了以前所發生過的類似事件：「沒有民主化，就沒有現代化」；「幾乎每一天報紙、電視臺和電臺都在談民主，但民主在哪裡？」（註十二）在同一星期，武漢地區至少有逾五千名的學生走上街頭。騷動的消息迅速傳抵北京，要求民主的大字報，連同抱怨生活水準低落以及畢業後薪資所得微薄的標語，紛紛出現在校園內。校方當局連夜把這些抗議海報、標語移去，不過翌日就會有更多的海報、標語出現。有鑑於民主牆嘎然而止，中共隨即進行一九八○憲法條文的修正，嚴令禁止遊行示威、禁止張貼未經當局核准的大字報，因此所有示威抗議的學生均將面臨負面材料寫入個人檔案，毀掉個人前途機會，甚至被判下獄的威脅。

但示威抗議的學生並不為所動，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上海一地至少有三萬名學生走上街頭，遊行至「人民廣場」與「外灘」(Bund)地區；有許多黨政要員就住在往昔英國金融公司在外灘地區所興建的石造宅邸裡。有三萬至四萬名市民加入學生的抗議遊行行列之中。他們手持的旗幟標語上，寫著「自由萬歲」、「還我民主」的口號。遊行隊伍不顧警察的阻攔一路前進，但在市政府大樓靜坐的學生卻被警察強制驅離。昆明、重慶、深圳經濟特區亦分別傳出示威抗議事件。若干上海學生還準備了一份簡潔的宣言，宣言的語調與內容近似昔日五四運動者，學生就把宣言印在三乘五寸大小的傳單上散發給群眾。

敬告我們的同胞：

我們的指導原則是要在人民之間宣傳民主的觀念。我們的口號是反對官僚作風與權威主義，為民主、自由而奮鬥。把長久以來即遭壓抑的民主觀念重新喚醒的時代已經到來了。（註十三）

在上海出現的其他大字報與口號，所提出的坦率觀點已逾越了黨的容忍限度：

「何時才能由人民當家作主？」

「若要知道什麼是自由，就去問魏京生。」

「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該死。」（註十四）

政府官員阻止大眾媒體報導學生的觀點，並試圖讓其他地區漠視這些刻正發展中的事件。但學生為突破新聞封鎖，郵寄了上百封信與宣言，給散居全國各地的友人和外校學生。其餘學生則包圍車站，要求離去的旅客代為傳達訊息，或聚集在美國領事館外，高喊他們的觀點期使讓外界知悉。最後，爆發示威遊行的三天後，上海警察發佈官方禁令，禁止舉行這類集會遊行。官方發表聲明，藉由攻訐少數滋事者來打擊這場抗議運動：

一小撮人企圖破壞穩定和分裂團結，利用學生的愛國熱忱與對民主的渴望擾亂生產與社會的秩序。（註十五）

縱使政府一再禁絕和口誅筆伐，但追求民主的示威運動一波又一波地在天津與南京兩地爆發。在北京，雖然當局以下獄作為要脅，但來自至少四所大學成千上萬的學生依然在蕭瑟的寒冬以及警力的虎視耽耽中走上街頭示威遊行。

學生對「民主」訴求的意義何在，進行激辯：有些學生認為民主只不過是個空洞的口號；有人重拾合肥學生所主張的民主觀念，認為民主就是自覺地反對政府依口袋中的候選人名單來舉行選舉的作法。學生辯稱，這種選舉是完美無瑕、行之有效的政治理念的贗品。也有學生將民主視為是五四運動時代用來解除中國人束縛的中心思想即「科學與民主」當中的第二個關鍵元素。

隨著遊行示威運動的激化，若干北京的政治領導人開始譴責學生的行為，並要求強化校園紀律和政治教育。一九八七年一月初，就在北京學生再次挑戰警察的禁令而聚集在天安門廣場時，一位政治局的成員大力捍衛強硬路線者的共同立場：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有偉大的、光輝的以及政治紀律的黨，所以能夠持續保持革命的動力。共產黨的領導權不是天命授予，它是由無數的革命殉難者，一波又一波，歷經半世紀的流血與犧牲而得來的。（註十六）

於是黨內強硬路線主張者（根據人們對他們行動方針的解釋，強硬路線者可稱之為「保守派」或「激進派」），迅速壓制了正趨向於資產階級化的學生運動，他們不僅打擊學生，也大肆壓制學生的思想啟蒙老師。方勵之就是學生思想的啟迪者之一。方勵之教授被開除黨籍，取消了所有的教職與研究方面的職務，安徽省委書記更是批判了方勵之的政治理念：

方勵之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誣衊黨的領導與黨的幹部，否定黨過去幾十年來的成就，詆毀社會主義制度。他還挑撥黨與知識分子、特別是青年知識分子的關係。（註十七）

第二位知名的犧牲者是作家劉賓雁，他在〈人妖之間〉一文中揭露了黑龍江省幹部王守信貪瀆案的始末，而於一九八○年代初聲名大噪。劉賓雁在這篇報導文學之後，又在系列文章中揭露黨的無知與腐敗，指控黨的保守派阻撓改革的進程，以及無視於忠誠反對者的價值。像這類反對意見的存在，基本上有益於國家機制的完善健全，在題為〈第二種忠誠〉(A Second Kind of Loyalty )的辛辣故事中，劉賓雁作如此的論述。劉賓雁被開除黨籍的理由是他極力認同資本主義與資產階級的觀念，而「違反黨的紀律與學說」，然而這樣的理由聽起來是格外反諷。

起初，對這些公眾人物的整肅，轉移了一般對共產黨總書記胡耀邦於一九八七年一月突然不在公開政治場合露面這件事的注意力。鄧小平於一月中旬加入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全面攻伐，顯然胡耀邦本人將淪為這場動亂的替罪羔羊。胡耀邦直言加速改革的必要性，幾近公開地蔑視毛派分子的擅自妄為，這樣的風格使胡耀邦在黨內成為一位飽受非議的領導人物。一月十六日，北京宣佈胡耀邦為其「重大的政治原則的失誤」做出自我檢討之後，請求「辭去」黨中央總書記的職務。雖然胡耀邦仍保有政治局常務委員的席位，不過總書記一職已由趙紫陽兼代，直到選出繼任者為止。

幾天後，政府宣佈成立一新的機構，其功能在於控制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所有出版物與媒體，監督所有印刷品原料的供應情形，包括墨水、紙張與新聞紙。爆發示威騷動城市的一群「生事者」，分別被查獲、逮捕，並依「反革命活動」的罪名判處長期監禁。二月初，中國共產黨中央宣傳部部長（譯按，朱厚澤）遭罷黜，他是胡耀邦所提拔的幕僚，遺缺由強硬路線者且為黨的喉舌《紅旗》雜誌的副總編輯（譯按，王忍之）接替。在局勢倥傯之際，連以西服、領帶為個人標記的趙紫陽，也不免討伐西方觀念裡所蘊藏的「毒素」，並宣佈中國即將面臨的兩大主要工作：一是「提高生產與搞活經濟」，另外一個是「堅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我們從若干跡象可窺知中共對傾慕民主政體的示威者的言論主張根本就無動於衷，黨再度祭出雷鋒，作為一種供人學習的典範。一場全國運動於焉展開，它提醒了中國人民勿忘善良的解放軍戰士的自我犧牲精神。雷鋒精神的本尊，在林彪時代就曾告訴自己，「我將成為一個小螺絲釘，永不怠惰，以照亮我所處的每一個地方。」一九八七年，這類的隱喻又在中國大陸各地傳唱不已。（註十八）一九八七年三月，在警衛森嚴的中南海內組織一場廣為宣傳的「雷鋒精神論壇」，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向在座的黨內大老報告：

雷鋒精神就是共產黨的精神，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就是全心全意、熱烈地愛黨的精神，就是全心全意，熱烈地愛祖國和社會主義的精神，就是辛勞研究，艱苦奮鬥，無私忘我，助人為樂……它是年輕一代進步意識形態的代表，是我們時代偉大精神的核心構成部分。（註十九）

宣稱民主示威者不僅不是「進步」，而且還違逆了國家的真正需要，這樣的說法聽起來是再尖刻不過了。

擴展基礎

政策的劇烈起伏似乎預示鄧小平在面對瞬息萬變的結構轉型時，有意放慢政策改革的步調。不過另一個說法是，鄧小平在共產黨組織向來關切的意識形態方面，所抱持的立場依然守舊、裹足不前；但鄧小平又有意識地試圖在黨內秉持列寧主義指導原則的經濟計畫保守勢力和力主進一步深化改革的急先鋒之間扮演中介平衡的角色。為了維持黨內這兩股勢力的動態平衡，若有必要，鄧小平寧可選擇犧牲他的同志胡耀邦；若是保守勢力威脅到中國對西方世界所採取的開放政策，以及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中所孕育培植的自由企業體，鄧小平也不會聽任持強硬路線者為所欲為。顯然整個一九八七年的夏、秋兩季，鄧小平的作為走的是後面一條路。

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三屆全國代表大會（十二大會議已於一九八二年召開），成為攸關中華人民共和國政策方針之重大決策的討論場域。黨的領導人破例允許西方媒體報導這次大會的過程，這正可以作為中共決心對西方世界實施開放政策的明證。不過這種創新的作法僅是一種表象而已，因為之後拉薩爆發動亂，幾百名西藏人抗議中國對西藏所採取的態度，西方記者拍下漢人的掙擰面孔並流傳海外，中國政府旋即宣佈拉薩實施戒嚴，下令將所有西方記者驅離西藏，並徹底封鎖有關西藏地區的消息。

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五日，趙紫陽在向北京「人民大會堂」一千九百三十六名黨代表發表的演說中，力持為了挽救若干關鍵項目產品，有必要維持市場價格的機能。他進一步指陳，中國共產黨應該逐步將黨與政府行政部門，黨與企業單位區隔開來，而放手讓專業的文官與廠長去從事領導的工作。在翌日的一場新聞會議上，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的領導人宣佈，政府正在考慮賦予農民買賣他們所承包耕作土地的權利，且得由農民的子女繼承土地的權利。

僅兩天後，外國媒體記者突然在大會會場上失去綜影，所有外國記者均被禁止採訪正在進行中的會議，這項突如其來的動作暴露出伴隨著趙紫陽的演講和可能承認土地買賣權利的聲明而來的瞻前顧後的思慮。流言盛傳，現已屆八十三歲高齡的鄧小平，正在為他主張的政策夙夜匪懈，為了要實踐他的政策，鄧小平不惜辭去中央委員會的席位。發佈鄧小平與正在為改革進程而憂心仲仲的保守派陳雲、彭真等人辭去中央委員會職務消息的一號通告似乎證實了這項傳聞。四位資深的政治局常務委員亦隨同去職。隔天，趙紫陽正式被推選為中國共產黨總書記，黨員現在已達四千六百萬人，面對如此龐大的黨員人數，趙紫陽勢必要控制黨員人數的成長，並提昇黨員的教育素質。

有四名幹部新近被選入政治局常務委員會輔佐趙紫陽。比起退下的老幹部，他們象徵著共產黨年輕世代接班的態勢，他們之中僅有一人年屆七十歲，其餘均是五十或六十多歲。在這四人當中，要屬李鵬的關係網絡最為綿密＊。

李鵬是四川人，出生於一九二八年，七歲時父親即遭國民黨殺害。膝下無子的周恩來於一九三九年期間在重慶時即十分照顧這位稚齡孤兒，後來又將他安頓在延安地區。俟戰爭結束後，李鵬隨即獲選派往莫斯科動力學院學習電力工程，一九四九年末、一九五○年代初，李鵬一直留在莫斯科。一九五○年代晚期以及整個一九六○年代，李鵬跟在電力部門領導人（譯按，劉瀾波）的身旁，受到這位領導人的大力提攜，一直到一九七九年這位領導人升任電力工業部部長，並成為電力業務領導小組內的一員專家為止。（由於文革期間李鵬職司北京市供電局革委會主任，所以能在亂世之中倖免於難、全身而退。）（註二○）由是觀之，趙紫陽在一九八七年十一月提名李鵬代行國務院總理職務的作法也就無足為奇了。

鄧小平仍是中國的「最高領導人」，依然掌理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一職，而牢牢控制整個解放軍機器。另一方面鄧小平又安排八十四歲的楊尚昆出任「國家主席」。楊尚昆的關係網絡遍及黨、軍體系；他的弟弟（譯按，楊白冰）任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楊尚昆本人長年膺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一職，日後在鄧小平之下職司中央軍事委員會第一副主席。而且楊尚昆和鄧小平都是四川人，他的一生幾乎是中國革命史的體現。一九二七年在上海，楊尚昆是一名年輕的工會組織分子，爾後放洋留學莫斯科，一九三○年成為［國際派」的一員，延安與內戰期間，歷任黨的要職。

＊原註：其餘三人是姚依林、喬石，與胡啟立。

趙紫陽與李鵬擁有如此強而有力的後盾，有絕佳的機會促進中國的經濟改革。同時，有鑑於一九八八年初中國各項經濟指標的表現並非十分樂觀，所以推動經濟改革亦有其急迫性。價格節節攀升，隨著農民走進工廠就業或大量種植有利可圖的經濟作物，致使重要糧食作物的產量大幅滑落。中共再度實施為人所詬病的豬肉、糖、雞蛋等物資配額政策。

一九八八年初，初步討論迫切性的議題之後，黨的新領導人決定利用三、四月的七屆全國人大會議開會期間，進一步鞏固經濟改革的方向。長久以來全國人大即是黨決議政策的橡皮圖章；不過七屆全國人大會議卻成為政策爭辯與決定的關鍵性場域。一千九百零七名代表之中有七分之一是新代表，他們當中有許多人表達出獨立自主的觀點與政策主張。一反過去全體一致舉手表態議決政策的作風，這屆人大開始出現投反對票的現象。這股風氣是由一位以廣東省代表身分出席該屆人大會議的香港律師所啟動的，這位代表抱怨她無法從專門委員會候選人的名單中選舉委員，因為她並不瞭解這些候選人的名單是如何產生。由臺灣前往大陸、居住在北京的一名科學家也發言，力勸出席的人大代表不要投票給一位高齡八十九歲、角逐一專門委員會主任委員的候選人。「他太老了，應該多給他時間休息，」這位代表如此說道＊：現場瞬霎一片錯愕，然後從在座代表之間爆出滿堂鼓掌聲。（註二一）受到這些前例的鼓舞，有更多代表開始對其他候選人品頭論足並投出反對票，其中國家副主席候選人王震的反對票就有兩百張，而王震正是去年批判學生示威最力的強硬派之一。

作為一種新的方針，會議進行的片段透過全國電視轉播網而送到尋常百姓家中，而對這次會議產生參與感，並且也讓電視觀眾目睹了一幕幕鮮活的論辯。外國記者被允許採訪所有重要會期（不像一年前的黨代表大會，外國記者先是被允許、繼之又因故取消其採訪權），同時在會議進行期間也經常舉行記者招待會、公開討論會。

七屆人大之前最重要的爭議點是由李鵬提出的，李鵬的言論雖然經過認可，但有時卻又閃爍其詞，似乎傳達了一種強烈的保證，其中心指導原則是要加速四個現代化的進程，而反對許多黨內資深元老所期待的放慢改革步伐的策略佈局。言論中最激進的成份是決定透過憲法的保護，賦予人民買賣土地的使用權或是他們在企業中的利權。（自一九八五年以降，承包者死亡後這一權利是可以被繼承的，現在這種權利的轉讓就更富彈性了。）此外，李鵬所決議的重要政策還包括住房應被視為是一種市場商品，如農業產品在自由市場中或是新興城市企業生產的工業產品是可以自由買賣的。李鵬指出，住房就應該如同「電冰箱或單車」一樣，不過這種比喻似乎對其提案的真正涵意過於輕描淡寫。在中國大陸，條件合格的住房是十分短缺的，能否取得舒適的住房是衡量一個人權力與地位的重要指標。假若住房現在就走向市場自由化，那將會對黨的社會福利體制造成極大的壓力，並進一步惡化在城市與農村漸次浮現的經濟不平等現象。

簽譯註：此人即臺灣籍的人大代表黃順興，他反對當時已是八十九歲高齡的知名學者周谷城擔任人大常委會科教文衛委員會主任委員一職。

另外具有同等重要性的方案是由另一位政治局成員向大會提出的官僚體系重建計畫。這項計畫從趙紫陽的觀點出發，預期把整個官僚體系的人事員額裁撒百分之二十，而這項人事精簡計畫主要是通過取消政府部門對企業的最終控制權，給予企業體本身自主的管理和利潤分配權利來完成。這項政策將使數百萬中國人失去工作契約以及他們所享有的額外收入。國務院中有四個部門負責掌理中國的能源與交通運輸事業（鐵路、石油、煤，與核能發電），這類事業單位亦將遭歸併，而以具有獨立自主管理權限的公司形式來取代。根據這項計畫的預期，理順後的中國官僚體系會是真正的文官體系，人員晉用的標準將視個人專長而定，非出自黨的恩澤。

這些部門中有兩個已經展開制度改革的進程了。誠如所見，中國正在試行煤炭生產的重組，而在石油工業方面，中國的公司業已擴大與日本、英、美企業的合資計畫。但是問題極為複雜，一家獨立的民間機構如何去經營中國羽翼初豐的核能工業，尤其是世界各國的目光焦點正緊盯著車諾堡(Chernobyl)與三哩島(Three Mile Island )核能事故的後續效應？而中國自一九四九年之後即迅速擴展的龐大鐵路運輸網絡，如今企業管理的問題弊病叢生。鐵路運輸制度改革的必要性自不待言，根據七屆人人開會期間所透露出的新聞報導，在上海積弊已久的鐵路黃牛票案件中有二百九十人被捕。這些黃牛先是壟斷了所有的車票，然後再依市價的六倍賣給大失所望的乘客。

解放軍本身亦正在進行制度性的調整。為了鼓勵武器的研發，中國政府允許解放軍生產的武器外銷，且把大部分武器銷售所賺取的外匯留歸軍隊自己使用。這項政策在一九八八年初即收到立竿見影的成果，當時伊朗與伊拉克開始使用中國製之電腦導引、短程的「蠶式飛彈」( Silkworm missile )轟作對方的城市，這些飛彈均是由中國人直接出售或中介商人居間協調而取得的。一九八四至一九八七年間，中國與伊朗簽訂了總值二十五億美元的軍售協議，與伊拉克的軍售金額則有十五億美元。一九八八年夏天，中國與敘利亞(Syria )洽商出售射程達三百七十五哩的M-9飛彈＊，這款飛彈可攜帶化學彈頭。據聞利比亞(Libya )亦曾與中共接洽同一型的飛彈，為了表示購買誠意，還願意在浙江一家中國絲廠挹注鉅額的資金。中國也出售彈道飛彈給沙烏地阿拉伯。＊＊處在戰爭與商業利益糾葛的世界裡，阿根廷在福克蘭群島(Falkland Islands )一役中發射法製「飛魚飛彈」（Exocet rocket）幾乎擊垮了英國的艦隊，美國通過虛設的公司提供軍火援助「尼加拉瓜反抗軍」(Nicaraguan Contras )，此時中國人儼然已向西方世界展示他們亦已認識到國際活動、國際貿易的這一特殊層面。

一九八八年頭一季，城市地區的通貨膨脹指數超過百分之二十，而上述種種制度性的變革與改革方案是如何造成劇烈的通膨，我們並不清楚。但是等到李鵬與其他人所提之憲法、經濟與制度改革的方案一一通過之後，致力建設自主性「企業區」的一貫立場同樣受到七屆人大的核可。通過這次大會的最後一次投票，海南島脫離廣東的行政建制而成為單一行省。隨著海南島的建省，這座海島被賦予吸收外資、拓展觀光貿易事業、商品、服務自由流通等等各種廣泛的自主權。前往海南島的外國觀光客甚至可以免簽證。海南島年前才暴露走私醜聞，這項決策這不可不謂果敢，或許可以被視為學習如何管理香港的嘗試性作法，或者意欲建立行政與經濟分離架構，藉以強化中國對臺灣的吸引力的一次實驗。假使試驗成功，這樣的模式同樣可以在中國各重點城市實施。

＊譯註：中國解放軍第二砲兵部隊裝備的同型飛憚稱為東風——十五。

＊＊原註：電腦科技亦被應用在中國軍事與太空計畫以外的領域。例如，在經濟特區深圳的一所大學裡，中文系說與電腦科學系合作，研發一套詞彙查詢的軟體，可以用來搜索曹雪芹的《紅樓夢》，查詢者只要花幾秒鐘就能標示出他所選擇的字串或組群。

臺灣的蔣經國總統於一九八八年初召開國民大會前夕溘然長逝，因而扭轉了臺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關係的進程，臺灣議題逐漸受到中共的關注。蔣經國在晚年銳志實行饒富意義的民主化改革。台灣現在大體由臺灣人自己來綜理。蔣經國死後，副總統李登輝依憲法規定繼任總統。李登輝，一九二三年出生於種植稻、茶農作物維生的農村家庭，成長於日據時代，於臺北研究農業經濟學之前曾赴日本接受大學教育。隨後李登輝負岌美國取得愛荷華州立大學碩士、康乃爾大學博士的學位。

李登輝繼任總統之後，恪遵蔣經國一個中國的宣示，明白揭櫫反對臺灣獨立運動所力持之抗衡中國的政策立場。李登輝就任不到幾個月，就開放臺灣人赴中國大陸探親，人潮相當驚人，一九八八年五月，臺灣人前往大陸探親的人數就高達一萬人。通過香港代理人或分公司的媒介，臺灣與中國大陸之間行之多年的商業往來進而解凍，臺灣的企業基於經濟特區的稅賦減免政策以及價格不到臺灣十分之一的廉價勞工等誘因考量，開始前往大陸經商設廠。

然而，這些擴大交流凸顯了雙方社會的差異，也凸顯了一脈相承的文化淵源，即使是依香港模式，迅速邁向統一也似乎遙不可及。一九八八年七月，李登輝獲選為國民黨的黨主席，更加強化了他的權力基礎，以及堅定他的許諾，把在地的臺灣人與一九四九年後自中國徹守臺灣的外省人融合成一更為繁榮的實體。臺灣在一九七二、一九七九年幾乎淪為美國決策者手中的一顆棋子，現今已在國際舞臺上一躍成為獨立自主、具備國家能力的行動者。在臺灣與中國大陸進一步發展出緊密的政治關係之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必須以實際的表現，證明她是有能力造就一定程度的經濟成長與發展。

社會危機

正當打擊倡導民主或宣揚「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價值觀者的鎮壓行動在中國大陸方興未艾，另一方面，上百萬的黎民百姓卻受益於改革政策，理直氣壯地成為拜金主義者。誠如流行於中國大陸的一些嘲諷式口號，奚落早期毛派分子的癖好而一一羅列他們政治行為的類別，今日中國人所必備的條件分別是「三高」與「八大」，光是「四要」已經無法令人滿足了。所謂「四要」，是指毛主席時代人們追求的物質條件是一輛單車、一台收音機、一只手錶、一台縫紉機。在鄧小平主導的新世界裡，「四要」已經被「八大」取代了：一台彩色電視機、一台冰箱、一台音響、一台照相機、一輛機車、一套家具、一台洗衣機、一台電風扇。而所謂「三高」，是指男人娶妻的必備標準二所得高、學歷高、身高高。

一九八八年初，中國本地與外國的媒體讚揚個別企業——無論是屬於工業部門或農業領域——利用政策的彈性而成功發跡的案例，一再強調這種樂觀的取向。阜新和晉城的案例就是典型的代表。阜新是地處遼寧省的一座七十萬人城市，一九八七年甫上任的市長發現這座城市基本上已經破產了，約莫一萬三千家國營商店、企業與工廠長久以來即處於連連虧損的狀態，他的解決方法就是把企業一一拍賣給地方上的叫價者，所以到了一九八八年，該市的商業活動已開始創造利潤。阜新當地一家針織襪工廠的營運可作為中國企業的典型，該廠自一九六六年建廠以來就負債累累，一九八五、一九八六年分別虧損十萬美元。市長於是把這座工廠租給廠裡的工人陳姿卿（晉），押金為人民幣一萬二千元（合三千元美金）；假如她無法創造人民幣十萬元的利潤，這筆押金就要被沒收。倘若超過這個數目，扣除悅額後，她可以保有所有的利潤所得。新任廠長透過裁減行政人員、改善銷售技巧、重新規畫店面擺設的管理方針，於一九八七年自己經營的頭一年即創造近人民幣一百萬元的利潤。

我們亦可從李春柱（音）的身上同樣找到發跡致富的農村模式。李春柱在山西南部的晉城市從事農耕工作，他是一位曾遭整肅的地主階級，土地在土改時期被重分配給農民，後又經歷農村集體化與人民公社運動，土地也隨著被併入公社，後來人民公社解體，一九八○年代初土地又劃歸個別農戶使用。李春柱同樣在承包制度中找到機會；當其他貧農離開土地到新成立的企業單位工作，或者轉而種植經濟作物或蔬菜類農產品，李春柱堅持生產糧食作物，擴大糧食作物的種植面積，並採行機械化耕種術。一九八八年，李春柱以固定的收購把定額數量的小麥賣給國家，而他所耕種的二百零七畝田（約三十四英畝）均與國家訂有長期契約。在清朝、國民政府，或人民共和國之初，這樣的土地耕作面積是難以想像的。但李春柱運用他的子女、親戚共九人的勞動力，又從縣政府貸款購得的一台牽引機與一台收割機。李春柱估算，他的收穫比起固守小塊面積之家庭耕種的傳統模式要高出百分之八十。

「有些人就是不愛耕種，」李春柱告訴一位來訪的西方記者說道，但他本人卻是對新的技術大感興趣。「使用機械，提高農產品的生產」，正是李春柱總結經驗後的簡單公式。用頭腦，又能讀書識字，並精準掌握未來的動態，所以李春柱能夠善用新的契機。無論到哪裡，李春柱總是攜帶他那本詳細記載著產品等級、小麥價格、肥料，與殺蟲藥等資料的藍色塑膠皮筆記本。就李春柱關心的層面而言，這就是四個現代化的範疇之一，他一方面服膺政府的政策，另一方面又致力於改善他的生活水準。（註二二）

但是到了一九八八年底、一九八九年初，在經濟與官僚體系領域內的企業營運試驗已經浮現出新的緊張關係與問題。這些問題日積月累，凸顯出中國意欲繼續維繫鄧小平與其同僚改革政策的新興動力是十分困難的。政府在一九八八年底召開的中央委員全體會議與一九八九年初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討論這些問題，並對中國的媒體刻意隱瞞，其中最關鍵的問題有七：通貨膨脹，糧食作物的減產，工人的騷動不安，貪污舞弊，失控的人口流動，人口的快速成長以及文盲。

受益於四個現代化與新的經濟自由化政策，中國人民的所得大為提高，連帶導致對民生消費品、住房與資本需求也起伏不定。這種需求量的水準曾一度帶動就業機會的增長以及農民、工人自由選擇範圍的擴大；但它同時也形成通貨膨脹的壓力，一九八八年初的通貨膨脹率約百分之二十，是年年底，城市地區的通貨膨脹率則上升至百分之二十六。城市地區的生活水準急遽下降，政府下達的財政緊縮政策又紛告失靈。恐慌性的買入與囤積影響到各類產品，舉凡糧食、食用油，甚至牙膏與肥皂皆在衝擊之列。

一九八八年糧食產量的下滑肇致囤積問題的益形惡化。造成糧食減產有許多因素。為了緩和農民的騷亂，國家雖然調高向農民收購糧食的價格，不過這樣的價格依舊遠低於自由市場的價格；同時，糧食生產的利潤無法與糖、菸草（這類農作物的產量在同一時期增長迅速）等經濟作物相比。另一方面，政府礙於財政短絀，只能以借條或約定的便條形式來支付農民被強制收購的糧食；但農民不得用這些借條來交換燃料、食品，使得農民的窘境更是雪上加霜。當農民目睹他們賣給鄉政府的剩餘糧食以二倍半、甚至更高的價格出售，農民開始囤積糧食。

工人騷動的原因部分肇因於城市的通貨膨脹，部分則源自新興企業管理者施加在工人身上的惡劣工作條件。這些企業管理者大都與地方上的官僚幹部關係密切，並透過地方政治領導人取得有利可圖的合約，稀有的原料，便捷的交通運輸，以及優惠的稅率，以增加投資的利潤。隨著發放工資的延遲以及工人頻遭解雇，於是工人開始走上街頭示威抗議。儘管工人示威遊行的激烈程度遠遜於民國時期，但一九八八年爆發的部分工潮規模還是相當可觀的：例如浙江省一家紡織廠，有一千五百名工人遊行示威達兩日之久；有一家藥廠一千一百名工人的怠工期間就長達三個月。

共產黨員之間的貪污腐化也很普遍，有許多黨員與地方上的廠長掛勾。根據一九八八年透露的數據顯示，在一九八七年總計有十五萬名共產黨員因貪瀆或濫用權力的罪刑遭懲治，被調查或起訴的共產黨員更是不計其數。逾二萬五千人被開除黨籍。同年有半數以上的企業以各種名目規避稅責，其中有八成是個人企業。在農村地區，農業生產因政府販售的不合格農藥、化學肥料、種子而蒙受損失。於是政府下令，共產黨黨員每年必須接受廉潔操守與對黨忠誠度的考核。

根據報導，兼差工人以及不滿或待業之農村、城市人口的流動亦有失控的趨勢。政府粗略估計，每年至少有八百萬人流向城市地區，現在則有四億人口散居在中國三百六十五座大城市，這是自一九八二年人口調查暴露出農村人口壓力以來另一波的人口增長趨勢。據報導，每天有三萬名各式各樣的流動工人徘徊在四川的火車站；這些失業或暫時遭解雇的工人所形成的「流動人口」，據說在四川就高達一百八十萬人，在北京與廣州則有逾一百一十萬人。諸如此類龐大的人口流動本身僅是更形嚴酷問題之中的一個環節，因為農村土地使用與生產方法的變革，伴隨著政府對農產品收購與新資金挹注計畫的凍結，造成高達一億八千萬的農村剩餘勞動人口；預計在下一個十年將有二億人面臨相同的困境。

人口成長的數字同樣無法令政府的計畫官僚稍感寬慰。鑑於中國所有可能懷孕人口的數量與年齡，有關政府單位估算在下一個八年的每年出生嬰兒數將達二千萬人。依據目前城市地區出生率為千分之十四點三、農村地區出生率千分之二十九點九四的趨勢，預估公元兩千年中國的總人口數將達十三億人。事實證明一胎化的政策很難貫徹：在全部出生嬰兒數之中有百分之三十二點三三是第二胎；十四點九五是第三胎。就中國三十億美元的貿易赤字而論，中國糧食進口所佔的比重雖然十分高，但其每人每年的糧食消耗量卻呈現迅速下滑的趨勢：一九八四至一九八八年間下降了四十公斤（即從四百公斤下降為三百六十公斤）。除此之外，這些增長的人口在中國所接受的教育，在質方面可能無法與他們的前幾代相比。依據國家統計局的界定，中國大陸境內有二億三千萬的「文盲」（其中百分之九十五是住在農村地區，百分之七十是女性）；「國家教育委員會」亦注意到，許多父母與企業主為了利用廉價的童工在農地與工廠裡工作，甚至抵制基本受教權。一九八八年，逾七百萬的兒童離開中國的學校，這一數據包括中國四千萬中學生的百分之七以及中國所有小學生的百分之三點三。（註二一二）

儘管這些內在問題不至於讓政府有關中國轉型的計畫陷入不可自拔的泥沼，不過外國傳來的消息似乎也未能扭轉中國內部的頹勢。一九八八年，即使外國直接投資中國的總額高達五十二億美元，簽訂六千份各類合資契約，不過這個數字並不符合中國原先的期望。一九八八年中國的出口總額為四百七十億美元，但相對的進口總額卻高達五百四十億美元。身為世界上重要出口國家，中國排名第十六，而香港排名第十一，臺灣排名第二十。假若仔細檢證不難發現，官方所公佈的在華外資數據多屬誇大。許多受人矚目的中外合資企業，例如「美國汽車公司」( American Motors)與「北京吉普車」公司( Beijing Jeep)，也都陷入經營危機，這主要歸咎於低劣的生產水準、中方廠長的拖延與逃避（無法適應、符合美國人的不妥協態度與不切實際的期望），以及賣場員工的官僚作風。幾年前，在東南沿海探勘石油的合資企業誇下海口，但也並未如預期，發現龐大的油源。經濟特區同樣面臨管理不善與貪緘枉法的弊病。在經濟特區裡，有許多企業是屬於黨高幹子女或親戚所有，而在這令人眩惑的權力圈層之外的中國人則是公開、無奈地稱這群權貴子弟為「太子黨」。對於受過教育的中國青年而言，他們彷彿如夢初醒，認清「關係」似乎才是社會的晉升階梯。他們相對感受到新近取得選擇職業的「自由」同樣亦威脅到他們自己，因為沒有特殊的人脈，他們就不可能獲得前程似錦的工作。再者，政府持續縮減大專院校設備費的支出，而任老舊的設備殘破不堪，宿舍、餐廳腐朽荒廢，學生與教授無不抱怨在這種惡劣環境之中難以從事有效的研究工作。改造中國經濟與追求國家現代化的夢想似乎正在眾人的眼前灰飛湮滅。

斷裂點

對中國而言，一九八九年當是別具意義的一年：這一年是法國大革命二百週年紀念，五四運動七十週年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四十年，與美國重建正式外交關係也已過了十年寒暑。一些傑出的中國科學家、作家——包括已被開除黨籍的方勵之與詩人北島——分別致書鄧小平等中共領導人，籲請他們把握契機，採取必要的步驟，讓政治鬆綁，讓中國的政治更開放。魏京生從一九七八年民主牆運動之後，已坐了十年牢，他們敦促中共領導人對魏京生等政治異議分子實行大赦。他們也呼籲政府賦予人民意見表達的自由，以裨益科學發展與經濟改革所必須的學術交流，並為了國家的總體發展而挹注更多的教育經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亦闡述，倘若能把「政治、社會與文化的民主化」熔冶一爐，那「社會主義的民主」便指日可期。有些知識分子力陳回歸鄧小平一九七○年代末著名談話中所蘊含的實用主義，「不管是黑貓白貓，只要是會抓耗子的就是好貓。」別的知識分子更進一步，例如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所長蘇紹智指稱，理論與實踐的割裂是當今中國的一種「慢性病」。蘇紹智呼應了遭汙衊饑的黨總書記胡耀邦的觀點，倡言當前中國馬克思主義似乎已被冰封在「僵化教條」的牢籠之中。真誠的改革確實能讓馬克思主義浴火重生，同時又能拒斥所有的「意識形態偏狹與官僚主義」作風、所有的「文化專斷」病態。

諸如此類的心聲似乎重新肯定了一九八六年合肥學生的訴願，以及魏京生在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年的大瞻籲求：在馬克思主義精神範疇中，仍然留有創造性成長與變革的空問。鄧小平、李鵬或趙紫陽等人均不曾公開對各種振聾發嘖的聲音做出回應，而把這項任務交付下屬，無奈這些官員卻是嗤之以鼻。在他們的認知當中，像這類的請求和批判，無非是要「鼓動」公眾並對政府施加「壓力」。既然中國沒有政治犯，所以要求「釋放」魏京生和其他人也毫無意義。

在這股不安的氣氛中，胡耀邦突然於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因心肌梗塞而溘然長逝。胡耀邦是長征老幹部、「共青團」的領袖、鄧小平欽點的中國共產黨總書記，一九八六、八七年縱容學生運動氾濫的替罪羊。他在一九八七年被罷黜總書記一職，中央委員會命他公佈一份「自我批評」文件；然而這種侮辱手段以及鄧小平所採取的「寬恕」作法讓中國百姓不勝唏噓。俟胡耀邦逝世的消息傳開，北京的學生找到了一種對政府施加壓力、深化經濟與民主改革的方式。畢竟，正是鄧小平本人於一九七八年對七六年因紀念周恩來故總理而掀起的天安門示威運動進行「翻案」，而公開承認這次示威行動的合法性。學生發動支持胡耀邦的遊行示威，並要求重新評價胡耀邦個人的功過，相信一九八六至一九八七年的民主示威、或許還有一九七八至一九七九年的民主牆運動所揭櫫的觀念將會再次成為全國關注的焦點。

這個想法似乎出自北京「人民大學」黨史系的學生。黨史系的學生大多數是共產黨員或高幹子弟，他們可望在黨的官僚體系中平步青雲，或在新興企業中致富。他們懂得如何運用政治壓力，如何維持政治壓力的強度於不墜。來自北京其餘學校成千上萬的學生，包括北京大學在內，於四月十七日在天安門廣場上加入人民大學學生的行列而形成聯盟。學生聚集的目的是為了悼念胡耀邦，要求政府杜絕裙帶主義流風，整飭貪官污吏，擴大決策的民主參與，改善大學的研究環境。自一九八○年之後，共產黨即宣佈大字報為非法行為，但大字報又開始在各地湧現，公開頌揚胡耀邦以及他對自由主義和政經改革的支持態度。放學或圖書館閉館後，激昂的青年群眾便自動聚集一起，共同分享彼此的情懷；而從這類聚會之中又萌生出新的、自主性的學生團體。上海等地的學生濡染了相同的心情，也抒發同樣的心聲。四月十八日，學生群眾在座落於天安門廣場上的「人民大會堂」前靜坐；是夜，學生群眾懷抱著中共建政以來前所未有的勇氣，蜂擁至紫禁城邊側的黨部以及高幹棲居的中南海前靜坐。政府宣佈將於四月二十二日舉行胡耀邦的追悼會；政府也下令禁止集會遊行，並封閉整個天安門廣場。但學生精心籌劃、相互協調，在武警進駐之前即湧入天安門廣場，高懸旗幟，井然有序地進行和平抗爭。有些學生以一種儀式性但又無比真摯的表達姿態，跪在人民大會堂的台階上，請求李鵬出來接見學生並與學生溝通，宛若清代朝禮的再現。李鵝拒絕了學生的請願。四月二十四日，學生開始發起大規模的罷課行動，意圖以此向政府領導人施壓，期望他們能傾聽學生的心聲。

情勢發展至此，即使學生越過了七六、七八或八六年的限度，政府與學生雙方似乎仍有轉圜的空間。學生相信趙紫陽同他身旁的重要幕僚一樣，都願意接納深化改革的對話，而以趙紫陽身為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的地位，應該有能力敦促共產黨往同樣的方向前進。至於趙紫陽本人，他或許把學生發起的這場示威運動視為一種潛在的政治力量，能強化他在黨內的權力基礎、而削弱李鵬、甚至鄧小平本人的地位。（鄧小平在一九七八年就曾成功利用民主牆運動鞏固地位，打擊華國鋒。）然而到了四月底，學生群眾因《人民日報》刊出殺氣騰騰的社論，把這場運動定性為「有計畫的陰謀」而群情嘩然。這意味著中共將採取逮捕起訴的行動。在這關鍵時刻之前，趙紫陽已遠赴北韓進行官式訪問，而《人民日報》的社論顯然是代表李鵬或鄧小平本人所屬黨內強硬派集團的觀點。

學生並不因此而臨陣退縮，他們以無比憤怒與鄙夷的態度來回應中央領導人的立場。現在，學生的老師、記者，以及北京的市民亦紛紛加入集會行列。群眾集合的規模與聲勢日益壯大，要求改革與民主自由的呼聲也越來越肆無忌憚。但政府領導人對此似乎置若罔聞，因為對五四運動週年紀念採取任何形式的暴力手段都會令人馬上聯想到軍閥割據的時代。五月四日這天終究是到來了，當天北京有逾十萬人的遊行隊伍，規模之大足令一九一九年的學生運動相形失色，不過還是平和落幕。全國各大城市也都發起類似的團體與遊行活動，但只有北京一地成為世界各大媒體追逐的焦點，除了因為學生示威抗議之外，也是因為俄共總書記戈巴契夫將於五月中旬如期造訪北京，與鄧小平進行一場重要、籌劃已久的高峰會。這場高峰會象徵自赫魯雪夫發表令毛震驚的鞭撻史達林秘密演說以降，中蘇之間持續三十三年敵對關係的解凍。

戈巴契夫受到北京示威群眾的熱烈歡迎，這是因為戈巴契夫嘗試把政治與學術自由導入蘇聯，而與中國領導人的頑強抗拒形成強烈的對比。然而隨著學生示威群眾改採新的絕食策略以凸顯其改革理念時，戈巴契夫來訪的意義以及鄧小平亟欲利用這次機會來營造雙方和緩關係的作法，頓時蒙上一層陰影。近三千名絕食者躺在臨時搭設的帳棚內，身旁圍繞著數以萬計的同學、北京市民以及好奇的訪客、旁觀人士，使天安門廣場看起來宛如一座大型營地。北京學生透過一群自號「飛虎隊」的機車騎士密切注視最新情勢的發展。中國政府取消或變更為戈巴契夫籌備的典禮儀式，隨著電視機的鏡頭把天安門廣場的畫面傳送到世界各地，世人看到了救護車忙進忙出，載運身體虛弱、生命岌岌可危的絕食者。

這種局勢的發展是中國過去所未見的，雖然在文革期間曾出現過類似規模的群眾集會，但過去的群眾運動主要是由國家策動，而群眾運動的目的往往在於誓言效忠黨與人民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現在，即使趙紫陽依舊試圖緩和對峙的緊張關係，認為《人民日報》社論對學生的指控過於嚴厲，不過示威群眾還是公開要求鄧小平與李鵬下臺。示威學生和支持者時而鼓譟憤怒，時而載歌起舞，或浸淫在政治的論辯，或疲憊不堪而昏昏入睡，霎時成為政府潛在的政治威脅，以及中國其他地區與世界各地人民眼前的奇特景觀。李鵬確實曾邀請絕食抗議者的領袖會談，但結果卻是不歡而散。李鵬發覺學生的行為粗鄙無禮且條理不清，而學生則認為李鵬倨傲而冷淡。五月十七、十八日，天安門廣場裡裡外外的示威人群已超過一百萬。囿於政府的管制而沉默至今的報社與電視新聞記者、撰稿人，他們開始拋卸身上的束縛，竭盡全力地如實、廣泛報導學生的示威抗議行動。五月十九日，總書記趙紫陽前往探視絕食示威者，眼淚幾乎奪眶而出，並促他們結束絕食的行動。李鵬與示威者亦進行短暫的溝通，但沒有提出任何辯解與承諾。五月二十日，在趙紫陽未發表任何意見的情形下，總理李鵬與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宣佈實施戒嚴，下令解放軍進駐北京清理天安門廣場並恢復北京秩序。

但持續兩週解放軍都無法徹底清理天安門廣場，軍人的行動因北京市民以無比的勇氣與團結精神從中作梗而落得徒勞無功。工人起初是學生的同盟，他們現在則組織屬於自己的團體加入示威抗議的行列，並阻擾軍人的前進。他們包圍軍用運輸車，偷偷把輪胎放氣或關掉引擎，與軍隊爭論或勸告軍隊不要實施戒嚴，不要把搶悍子對準中國百姓。對軍隊而言，所接受的任務似乎令他們頗為尷尬，不管是政府或者軍隊，中央領導階層的分裂讓軍隊難以適從。鄧小平因學生的不妥協態度以及釀成街頭的失序狀態而震怒，此情此景讓他不由自主地回憶起文化大革命的歷程，於是他說服了強硬派的擁護者，下令解放軍軍區司令派遣經驗豐富的部隊進駐京畿。趙紫陽發覺無法在他的同僚之間獲得足夠的支持，無能制衡強硬派的部署。

先前幾個月在示威群眾中被推派出的學生領袖現在察覺，他們必須負責天安門廣場上蜂擁而至的人群與隨之而來的穢物、垃圾，以及隨時可能爆發的傳染疾病。到了五月底，學生領袖開始力勸支持者結束絕食抗議的行動，返回學校，並試圖繼續與政府進行對話，大多數的北京學生也都聽從他們的勸告。不過新來乍到者——大都是來自其他城市的示威群眾——又取代了他們的位置。學生領袖採納了強硬的立場，聲稱徹退即意味著背叛了他們的原則，除非展示他們龐大的動員能力與不屈不撓的韌性持續向政府施壓，政府是不可能公開與他們進行對話。一群北京中央美術學院的學生豎起一座雕像而吸引眾人的目光：這一座三十英尺高的白石膏雕像是學生眼中的民主女神，外觀是一尊昂首、雙手擎著自由火炬的年輕女性。

稍後，於六月三日的深夜，軍隊向天安門廣場方向挺進。他們並不是一支毫無作戰經驗、裝備落後的部隊，而是強悍精銳、裝備精良的「二十七軍」（指揮官是國家主席楊尚昆的親戚＊）以及堅定效忠鄧小平的部隊。在重型坦克車戒護之下，攜帶武器裝備的大軍突破了防柵，碾過立在軍隊面前或阻擋軍隊去路的人群，從東、西兩方通衢大道向天安門廣場匯集。配備自動機槍的軍隊，任意朝奔向附近建築物或走近軍隊據點的街上人群掃射。

六月四日凌晨，軍隊封鎖所有通往天安門廣場的道路，並關閉天安門廣場上的所有燈光。歷經冗長與痛苦的激辯，留下來的學生與示威群眾決定撒離天安門廣場。隨著學生與示威群眾狼狽但秩序井然地撒退，軍隊與坦克車佔領了他們的營地，並把「民主女神像」推倒、碾碎。軍隊向廣場附近和其他地區的學生、市民掃射，北京市隨即陷入一片慘絕人寰的混亂中。哀嚎聲迴盪在寂靜的夜空中，地上滿佈碎片，遭自製汽油彈擊中的軍用卡車或坦克車冒出熊熊的焰光。醫院躺滿無數的屍體與傷患，其中大都是無辜的平民百姓。解放軍亦有傷亡，其中部分軍人是被一些目睹手無寸鐵的示威者遭擊斃而憤慨的群眾以殘忍的手段殺害。蜚言蜚語四起，謠傳軍隊將火燒天安門廣場上堆積如山的屍首以湮滅他們兇殘的證據。無論傳言是否屬實——也沒有人能通過部隊的層層警戒——倒臥街頭、醫院或橫躺在傾倒單車上的屍體，正足以證明暴力兇殘的程度。在這場軍隊武裝鎮壓中，死傷者難以細數。冷酷無情的殺戮行為讓人聯想到中國早期內戰與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時代。（註二四）證據顯示，成都以及其他城市皆曾爆發武警鎮壓平民示威者的事件，但政府全面封鎖消息，使外界難以正確估算傷亡的程度。外國記者嚴禁拍照或進行訪問，衛星線路也完全切斷。

＊譯註：作者所指的將領應是遲浩田。「六四」之後，北京和海外一度盛傳遲浩田是場尚昆的女婿，事實上遲、場並無親戚關係。

幾天以來謠言甚囂塵上，傳說其他單位的解放軍有感於大屠殺的兇殘，可能興兵攻擊二十七軍而掀起內戰，或是中國工人將舉行一場聯合大罷工，或是其他城市有志一同的動亂者預備推翻政府，但這些傳言無一獲得證實。強硬派是「贏」了，不過用「贏」這個字眼事實上誠屬勉強。趙紫陽遭到罷黜，這第二位鄧小平欽點的接班人亦步上胡耀邦的後塵。李騰與鄧小平這兩位黨內最具權勢的領導人，再度身著象徵儉樸革命生活形態的傳統高領「毛裝」，公開慰勞清洗廣場的解放軍將官、士兵，褒揚他們的勇氣卓絕。追隨中央步調、識實務的上海市第一書記江澤民，面對街頭示威人群仍能維持上海的社會秩序，他接替了趙紫陽的遺缺，晉升為黨的總書記。黨透過報紙雜誌、廣播、電視，以反革命、「不良分子」的罪名對示威者大肆攻訐，並擴大追捕學生領袖及其重要支持者。許多中共「亟欲」捕獲的學生在警力嚴密追緝下躲了幾個星期，其中少數人還秘密潛逃出中國大陸，這顯示中共的追捕行動不符人心，其組織的效率與團結性出現了警訊。不過還是有成千上萬的學生遭逮捕、審訊。此外，政府亦遏制任何具自主性之工人團體的成立，對曾經參與抗爭的工人施以嚴酷的懲罰。有許多工人被逮捕，且在眾目睽睽之下遭處決。

世界各國政府因這突如其來的一幕幕屠戮場景而瞠目結舌，但卻不知該採取何種適切的行動。有許多外國政府表達強烈的憤怒，下令國人返國，實施經濟制裁，透過各種國際組織譴責中共。縱使充滿挑釁意味的部隊以自動機槍掃射外國人居住的建築物，也沒有一個與中國斷絕外交關係。美國使館給予方勵之夫婦所要求的政治庇護，此舉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視為是干涉中國內政的不當行為。

六月九日，鄧小平親自出馬，在演講中嚴厲譴責示威者，而鄧的這篇講稿日後成為全中國各地研討會議與黨內小組討論的指定教材，明顯代表官方對此一事件定性的基本論調。這篇講稿以一種獨特的方式，總結了中國曾經走過的革命歲月，同時指出希冀從過去的革命經驗來映照當前亂局的困難度。鄧小平說道，政府所鎮壓的正是「反革命暴亂」。更何況，這場暴亂是「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了的，是一定要來的，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鄧小平一方面從這種長期、近乎全視野的角度來詮釋這一事件，一方面又告訴在場聆聽的黨領導人與軍隊將官，大量的「社會渣滓」意圖顛覆黨和社會，以「建立一個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資產階級共和國」。

鄧小平並未指名道姓何人是社會的渣滓，但卻明白表示這些社會的渣滓是與「群眾」、「青年學生」、「圍觀的群眾」有所區隔。軍隊在鎮壓暴亂過程中所展現的勇氣足堪表率，鄧小平道，這顯示十八、十九歲的新兵戰士懂得如何捍衛社會主義和國家。然而鄧小平並未試圖解釋何以學生要以堅毅不拔的精神來從事示威抗爭，何以有這麼多的市民擁護他們，鄧小平堅持必須毅然決然地粉碎背離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最高指導原則的任何舉措，以及剷除引進「美國式的三權鼎立制度」的各種意圖。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將再次成為一個「關閉性的國家」，或者政府領導人會「重複回到過去那樣，把經濟搞得死死的」。鄧小平在演講結尾重新肯定加速國家經濟發展的必要性：「多搞一點電，多搞一點鐵路、公路、航運。」他黽勉幹部用十二年的時間完成國民生產總值翻一番的目標，往後五十年再以每年百分之二的增長速度於公元二○五○年達到一個「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

在對「這次事件的性質」進行評判之中，鄧小平把六月三、四日的衝突與四、五月事件的脈絡兩相對照，然後思索更為廣泛的意識形態課題。中國正面臨著嚴峻的挑戰，鄧小平說道，這是一場社會主義與「資產階級自由化和精神污染」對立的鬥爭。在這場戰陣中，中國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將為可預知的未來而奮戰。遙想江西蘇區、延安時期、建政初年那段艱苦但鬥志高昂的歲月，鄧小平期勉重拾那種勤儉的價值與標準，倡導「樸素的生活」與「艱苦奮鬥的創業精神」。唯有如此，中國才能避免「西方的許多壞的影響進來」，實現她自己的「改革開放」遠景。（註二五）

儘管鄧小平流露出自信的語調，但他對中國共產黨本身所面臨的危機必是心知肚明。鄧小平在拉下先前兩位已被神聖化的接班人胡耀邦、趙紫陽之後，突然把江澤民拱上總書記的位置，這項舉措令人憶起毛澤東鬥倒劉少奇、林彪而扶持華國鋒的這段駭人往事。在中國漫漫的歷史長河裡，一種和平、可長可久之權力轉移機制的鬨如，困擾了袁世凱逝世後的民國政局，同時也嚴重弱化了晚清政權的國力，甚至還一度讓賢明的康熙皇帝陷入絕境。

就當時所能預見，鄧小平留給中國的遺產是促成一個統一的國家，且充滿自信地邁向經濟與政治改革的道路。但是在鄧小平以及新生代政治人物再度面對滿清在十九世紀末所面對的難局，亦即中國能根據自己的認知徹底融入現代世界，但又不至於犧牲意識形態的純潔性。然而相較於一八八○年代的處境，希冀在一九八○年代恪守意識形態的純潔無疑是緣木求魚。等到一些毛澤東的觀念遭拒斥以及新興企業制度的崛起之後，中國共產黨教條已經所剩無幾，遠遜於晚清時期引領變法改革的那種過度形式化的儒家思想。黨內元老對趙紫陽及其擁護者的踐踏，儼然是慈禧太后為了斲百日維新而罷黜光緒皇帝作法的歷史翻版。

鄧小平所留下來的另一份遺產是一種前所未有的危機。鄧小平曾飭令運用武裝力量，去彈壓嚴守數星期街頭和平抗爭、以凸顯要求參與政府決策之合法性的中國學生與販夫走卒。鎮壓手段的野蠻，中國政府公然向世界說謊的犬儒心態，徒令目前留學海外成千上萬傑出的中國學生更為不恥。這群海外留學生，結合了因遭迫害而流亡海外的政治異議分子以及有感於六四屠殺的殘酷而在政治上覺醒的華人移民，共同在海外形成一股反對的力量。無論政府在國內壓制民主運動的手段是何等殘暴，無論政府是如何辯白民主觀念與中國的需求扞格不入，海外華人將會拆穿中國政府的虛偽謊言。孫逸仙曾向栖居海外、在政治上已被啟蒙的華人尋求奧援。事實上，十六歲即遠赴法國從事勤工儉學運動的鄧小平，亦是在海外華人社群中開始形塑他的激進主義意識。

即便是鄧小平試圖把這場浩劫歸咎於一小撮不良分子的行徑，但他終究還是無法隱匿中國領導階層正面臨新近浮現之潛在能量挑戰的這個事實。這是一種富有深刻歷史共嗚的能量，而這一歷史的共嗚是由矢志不渝的中國知識分子所激盪出的，他們堅持有責任去批判政府的種種陋習積弊，即使面對政府扼殺他們的批判聲浪，也不輕言放棄這種自我責任。無論是否出於自我意識，一九七六、七八、八九年走上街頭、高聲吶喊的中國人，分享了一九三○年代的反國民黨國民政府、一九二○年代的五四運動、十九世紀末的反清積極分子、甚至十八世紀「考證」學派的若干儒士、十七世紀的東林黨人和明朝遺老縈繞心中的情懷。即使中國政府不斷施以學術與政治壓迫，但我們仍有充分理由相信八九年的示威抗爭事件將會捲土重來。中國市民與工人迸發的憤怒情緒、甚至獸性，無論是如何被激化成殺害軍人的野蠻行為，但他們的行止呼應了一種獨特的傳統模式。長久以來，中國的市井小民欠缺足夠、甚至無法接受教育的涵化，加上獨特之引導式意識形態的闕如，所以無能反抗壓迫者或剝削者。對美好生活的引頸期盼，內心深處的徬徨無奈，以及極端惡劣的生活條件，這些因素均可能蛻變成反抗怠忽民瘼、因循苟且政府的驅力。手無寸鐵但又意圖殺害兵丁的人，只能憑藉著赤手空拳之力直到他們佔據敵人的軍械庫為止。明季的農民起義，追隨王倫、林清或白蓮教的教眾，捻亂，拳匪以及二十世紀湖南或上海的農民或城市工人，皆足堪證明人民對於蒙遭輕蔑的忍受度是有限的。

無論他們是否會在意此種歷史共嗚，對於許許多多被迫參與小組討論會而委身於鄧小平隻字片語和這場事件的中國人而言，必能細細咀嚼權力中央所醞釀出的種種內在衝突矛盾。領導人堅稱，劇烈的經濟成長和技術轉移可以在不觸動根本的政治變革下實現，但要求政治變革的呼聲卻以雷霆萬鈞之勢而至。四十年前挑戰既存社會、政治與經濟規範而奪取政權的政黨，現在似乎已茫然無緒，但求能豁免挑戰。設若中國通過激勵誘因機制、經濟特區、長期的個人承包制與合資企業而發展成為一現代化的國家，善用契機的這群人勢必會在政治決策方面扮演某種角色。對於八○年代的中國領導人而言，一如過去跨越四個世紀的各式歷史人物，政治抗爭以及分享政治統治權力的渴望依然是一種背叛的明證或社會動盪的先兆。紫禁城隱約閃爍的金黃瓦磚和雕欄玉砌的恢宏宮院今猶在，但橫亙在紫禁城前面偌大的開放空間卻迸射出新的挑戰。唯有人民的心聲能獲得傾聽回應，否則就沒有真正的現代中國。

註釋

註一:〈季刊文獻〉，見《中國季刊》。第一涉二期。一九八五年六月。頁三七四。

註二：《紐約時報〉。一九八五年一月六日與一九八五年二月二十一日。

註三：白杰明(Geremie Barme )與閩福德(John Minford )，《火種：中國人良知的聲音》(Seeds of Fire: Chinese Voices of Conscience., New York. 1989 )，頁四○五。

註四：前褐書，頁四一

註五：前褐書，頁一七四。

註六：張辛欣(Zhang Xining )與桑曄(Sang Ye)，〈中國人的生活：當代中國的口述歷史》(Chinese Lives: An Oral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China., New York, 1987 )，頁一七四。

註七：前揭書，頁三一三。

註八：前褐書，頁一五三。

註九：金安平(Chin Annping)，《中國之子：近年來的心聲》(Children of China: Voices from Recent Years., New York, 1988)，頁五三、一○三、二○一。

註十：謝爾(Orville Schell), 《迪斯可與民主：處在改革陣痛時期的中國》(Discos and Democracy: China In the Throes of Reform., New York, 1988 )，頁一三二。

註十一：黎安友，《中國的民主》，頁一九七。

註十二：謝爾，頁二一三至二一四。

註十三：《紐約時報》，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一日。

註十四：謝爾，頁二二四至二二五。

註十五：《紐約時報》，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一日。

註十六：前揭文，一九八七年一月三日；轉引自《人民日報》。

註十七：前褐文，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三日。

註十八：謝爾，頁一三四與二九一。

註十九：前褐書，頁二九二。

註二○：有關李鵬的個人資料，參見李侃如與奧森柏格，《中國政策的制定：領導人、結構與過程》，頁五一至五八。

註二一：《紐約時報》，一九八八年三月三十一日與一九八八年四月九日。

註二二：前引文，一九八八年二月十日、一九八八年二月十九日、一九八八年四月三日、一九八八年五月三十一日。

註二三：所有的數據皆轉引自〈季刊文獻〉, 《中國季刊》，第一一七期，一九八九年三月，頁一八○至一九五；以及第二八期，一九八九年六月，頁三九一至四○七。有關「美國汽車公司〕與「北京吉普車公司〕，見孟捷慕(Jim Mann )，《北京吉普軍》(Beijing Jeep., New York, 1989)。

註二四：有關一九八九年四、五月問北京民主運動與六月大屠殺的詳細資料尚未公佈。本文的解釋係取材自報紙、電視轉播報導、新聞性雜誌，一些尚未公佈的第一手資料，以及座談會的討論、評論已公佈的文獻引自「亞洲人權觀察」(Asia Human Rights Watch)編輯之有關示威與屠殺的卷冊；另由韓民主（音）主編的那卷，係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詳細收錄了由示威者所撰寫的聲明和製作的大字報。此外，還可參考〈季刊文獻〉，《中國季刊》，第一一九期，一九八九年九月，所附之重要相關文件。有關示威遊行與受難者引人注目的照片，可參見特內(Peter Turnley)等，《北京之春》(Beijing Spring., New York, 1989)。

註二五：《紐約時報》，一九八九年六月三十日。

26 世紀末

恢復成長

鄧小平的聲望因八九年天安門事件而受到重創，因此，鄧小平就只能採取守勢，被動以待。一九八九年的下半年，以及整個一九九○年，媒體、官僚體系傾全力圍剿民運人士與其支持者，意圖消滅民運分子的殘餘勢力。成千上萬的民運分子被逮捕、監禁，或者下放到勞改營，其中多數——主要是工人——遭處決。政府所屬研究單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學術研究機構、特別是趙紫陽一手成立的「智庫」，領導幹部紛遭整肅，且據傳趙紫陽因拒絕自我批判他在示威運動期間所表現的包容態度，被拔除所有官方職位而於北京遭到軟禁，甚至一直持續到鄧小平過世之後。（註一）

在中國領導階層內，鄧小平的批判怒聲指陳，魯莽輕率地擁抱西方世界已導致中國共產黨價值觀的腐蝕，造成中國經濟結構的傾斜，產生嚴重的通貨膨脹壓力。主掌貫徹黨內計畫的總理李鵬，力主固守每年百分之六成長率的上限，以遏止釀成八九年社會動盪之通貨膨脹危機的復燃。對許多中國共產黨領導人而言，相較於東歐共產集團的冰消瓦解、戈巴契夫的瞬間倒臺、蘇聯本身的分裂，這些彷如中國自身顛簸命運之怵目驚心的先兆，通貨膨脹危機的迫切性就顯得微不足道了。是故，對國內異議人士的剷除彈壓，對諸如西藏、新疆等以少數民族為主體的邊界地區的嚴密防範，壓縮經濟變革的範圍與速度，就成為政府優先選擇的政策方針。甚至有三十二位資深黨員還建議，應完全廢除經濟特區的制度。

就在中國各地民主運動蒙遭血腥鎮壓的那一年起，中國境外開始熱切勾勒這個國家未來各種可能場景。這些眾多預言的可能結果包括：學生或工人群起驅逐李鵬，趙紫陽重返權力中樞，軍事政變，因著地理山川的特徵而分裂成數個國家，甚至逐步走向前清傾圯後的軍閥主義世界。不過最出乎世人預料的是，在鄧小平掌舵之下，中國共產黨一方面通過選擇性壓縮國內批判空間，同時又加速國內各經濟部門成長這種巧妙的均衡手段，不僅屹立不搖而牢牢控制權力，還締造了驚人的附帶價值——即人民財富的大量增加。

鄧小平對革命長期以來的忠誠無人能質疑，加上他多年來深獲毛澤東的信任，以及在反右鬥爭、大躍進運動期間所扮演的積極角色，鄧小平能團結像陳雲這類希望強化集中性計畫機制的老幹部，以及若干意圖回歸強化意識形態訓育工作老路的頑固毛派分子。強硬派心知肚明，文化大革命的經驗，讓鄧小平對於假借革命名義的青年狂熱分子深惡痛絕。同時，鄧小平一再讚許人民解放軍在一九八九年六月的表現以及解放軍面對「暴動」仍能堅定不移的態度。鄧小平亦支持解放軍從事野心勃勃、有利可圖的國際武器銷售和國內投資的作法，這使鄧小平深獲軍方的擁戴。

但是，反對加速經濟成長的力量卻展現出驚人的頑強。深圳地區年輕工人的「淘金」態度遭到強烈批判，而一九九一年八月由蘇聯共產黨老幹部策動反戈巴契夫的政變證明，即使是最強勢的領導人，在推動經濟改革的過程中本身亦可能遭受嚴重的傷害。（註二）所以，一九九二年一月，鄧小平決意採取大瞻的步驟，以他的威望重新觸動中國經濟活力、經濟變革的中心，亦即發揮中國東南方經濟特區的經濟效用與天然條件。鄧小平曾於一九八四年抵達深圳，凸顯他對深圳特區的信心，但時值一九九二年，鄧小平這趟南方之行顯得更富機巧之意，所要面對的環境亦更為嚴峻。奇特的是，鄧小平稱他這趟九二年的旅程為「南巡」，措辭與康熙皇帝於一六八四至一七○七年間先後六次南下江南的用語如出一轍。不過康熙皇帝口中的南方，特指長江三角洲的經濟命脈揚州、南京、杭州，康熙皇帝從未更進一步深入南方地帶，遠抵位處亞熱帶的廣東。在鄧小平的南巡所到之處，包括上海與長江流域的工業重鎮武漢，但鄧主要關注的是地處更為南方的廣州、珠海，以及與香港比鄰的深圳。鄧小平意有所指，針對「黨內保守勢力」說道：「意識形態是取代不了米的。」他讚揚廣東地區是「經濟發展的領導動力」，並力促廣東迎頭趕上香港、新加坡、臺灣與南韓等「四小龍」。

中國媒體最初對這趟行程的態度冷淡，由此可窺知對鄧小平的抵制程度。不過稍後在春天，鄧小平不僅成功地在報刊雜誌上宣揚這趟旅程的意義，且突出經濟特區的重要經濟角色，還正式把它納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公開論壇上和中共中央委員會的文件之中。人民解放軍也發揮臨門一腳的作用。一九九二年春天，中國七大軍區的所有司令員，連同五十七位軍事將領，聯袂訪問深圳、珠海經濟特區，他們帶著對特區「成功經驗的信心」返回崗位，並矢志「學習特區的經驗」。鄧小平指出，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僅「只能是死路一條」。更重要的是，快速發展才是中國的根本之道：「低速度就等於停步，甚至等於後退。」

只有「左」，鄧小平亦表示，才把這些改革視為引進和發展資本主義、或者可能危及中國整體的「和平演變」。「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鄧小平承諾，歡迎所有在海外從事研究的華人返國為經濟發展貢獻智慧。為了強調這點，鄧小平對八九年那場危機的說詞顯得有些欲蓋彌彰，他表示，胡耀邦、趙紫陽二人的失勢並不是導因於他們加速經濟的成長，而是他們「都是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上栽跟斗」。（註三）

畛域與競賽

在南巡途中，鄧小平就曾感概，當年在設計經濟特區制度時就應把上海列入其中。一九九二年春天，鄧小平再次重申這一觀點，即使能讓鄧在黨內的主要對手、資深的元老級幹部陳雲（陳雲曾預言鄧小平的政策將使黨步上俄國、東歐共黨國家的後塵而分崩離析）勉強默從，鄧小平還是修正了他的觀點。鄧小平宣稱，上海是長江流域的新「龍頭」，是現今長江流域開放外國投資之五大城市中對外貿易的重鎮。＊同時，連同新疆、福建、雲南的「沿邊地區」，位處東北、西北與西南的五個城市亦將建設成所謂的「開放城市」。以活絡對外貿易與吸引外國的投資。＊＊

這種對外開放區域的逐一擴散其實是模仿自十九世紀末達到高峰的條約港口制度，儘管鄧小平表示中國絕不可能再淪落回西方強權倨傲自大、清廷打躬作揖那個充滿特權與剝削的世界。

毛澤東對於瀰漫在城市——尤其是上海——裡那種腐化風尚的疑慮始終不改初衷，雖然毛在文革初期曾以上海作為激進派的據點，鼓吹他的「繼續革命」論，但是到了一九八○年代，上海仍是一座龐然大物、其貌不揚的都會城市，驚人的人口生活在住房條件惡劣的環境，只能使用陳舊不堪的交通運輸系統、港口設施，而於因循苟且、效率不彰、行政管理體系過時的集體工廠工作。然而，上海的行政管理經驗對江澤民而言是重要的關鍵，江澤民受到鄧小平的不次拔擢，從八九年夏天原職上海市委書記扶搖直上，躍居成為領導五千二百萬黨員的黨中央總書記。鄧小平旋即善用江澤民具備的兩種能力：第一，在黨內發動反「拜金主義、享樂主義與極端個人主義」的運動，以杜絕那些批評追求高速成長政策幹部的悠悠之口。不過江澤民卻魯莽、不經意地委婉解釋道，他所指涉的是「權錢交換，暴飲暴食與非法性關係」；並以逮捕、處決的方式傾全力來遏制這類威脅。（註四）第二，藉著江澤民在黨內的地位為一九九二年鄧小平的南巡背書，並公佈鄧小平有關國家經濟建設目標的新觀點。迄至一九九三年止，江澤民因他的忠心耿耿而獲得兩項新職的酬庸：軍事委員會( Military Affairs Commission )主席＊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在江澤民之前，曾集黨、政、軍權力於一身的還有華國鋒。）

＊原註一：這五大城市是蕪湖、九江、武漢（漢口）、岳陽、重慶。

＊＊原註二：第二個五大城市包括哈爾濱、呼和浩特、烏魯木齊、昆明、南寧。

一九九二年夏天，鄧小平又提拔了另一位上海官僚朱鎔基，使朱成為但進中國經濟成長的主要推手。朱鎔基係湖南人，出生於一九二八年，一九八○年代出任上海市市長之前，主要專長是電機工程。嗣後，朱鎔基在官僚體系中迅速竄升，歷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政治局常務委員、中國人民銀行行長。(該銀行資產總值人民幣一兆一千零七十億元，每年獲利人民幣九十億元。)在他的政策陳述中，朱鎔基強調，為了促進成長，必須賦予國營企業廠長解雇工人的權力，並讓廠長承擔企業運作盈虧的責任，就如同管理者必須能不受外界的干預而做出重大決策。企業薪資的調升，必須嚴格視企業的獲利能力而定。然而，若把朱鎔基的觀點置放在人口成長的脈絡裡，一九九二年夏天出爐的報告同樣注意到，根據第四次的全國人口普查(以一九九○年七月一日午夜十二時的中國人口為基準)，中國總人口數為十一億三千萬人，其中三億一千八百萬女性正值生育年齡，可預見的，中國將無法達到「國家計畫生育委員會」預計於公元二○○○年前把總人口數控制在十三億的目標。另一數據顯示，中國目前的「流動人口」、亦即遷離他們向官方登記之永久居留地的總人口數約為七千萬人。

中國經濟開始呈現過熱的現象。中國的國內生產毛額——從一九八九年後穩健的百分之六成長率，至一九九二年上升為百分之十二——於一九九三年再次攀高，成長為百分之十四，迄至一九九四年則仍維持在百分之十二的水準。這種成長速度的後果之一便是通貨膨脹現象的降臨，一九九三年的通貨膨脹率高達百分之二十五；其餘的負面效應還包括北京、上海和其他各大城市的地產投機風潮，以及銀行囿於非專業性的薄弱理由，和基於個人良好黨政關係，大量貸款而使呆帳惡化。朱鎔基通過緊縮政府支出、節制奢侈商品的進口、遏止股票市場的投機炒作、強化稅務稽徵機制、強迫購買政府債券以鼓勵儲蓄、調高貸款利率等政策，把國內生產毛額的成長率壓低至百分之八或九，試圖控制經濟的危機。

朱鎔基試圖推行的政策，明顯與現今鄧小平對經濟成長的樂觀主義基調相左。儘管朱、鄧兩人刻意避免矛盾的公開化，但鄧小平的新口號「發展得太慢就不是社會主義」，尤其再加上已屆九十歲高齡的鄧小平於一九九四年最後一次造訪上海，這種種動作明顯不利於對經濟成長熱度的壓縮。即使是通過全國電視網讓鄧小平老態龍鍾、口齒不清的模樣一覽無遺，但只要鄧小平本人在上海露臉就足以促成再一次的經濟成長。在短期之內，大城市的通貨膨脹率攀升至百分之三十的危險臨界點，而全國的通貨膨脹率亦高達百分之二十二。同一時期，外資源源不絕流入中國大陸，合資企業的數目成長迅速，其地緣分佈的範圍也益發廣泛；像美國這類並未對中國大陸設置關稅壁壘的國家，亦開始出現龐大的貿易赤字。已公佈的一九九一年數據顯示，中國的貿易盈餘達一百二十億美元，有三萬七千二百一十五家外資企業活躍於中國大陸，單是九一年就有三千三百萬人曾經造訪過中國大陸。

＊譯註；在一九八二年制定的憲法中，中共始增設「國家中央軍事委員會」的機制，從此處的行文看來，作者並未區分「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黨）與「國家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政）。根據楊中美著《江澤民傳》（臺北：時報出版公司，一九九六年）一書，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中共召開十三屆五中全會，江澤民獲推選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繼之，在一九九○年三月中旬召開的七屆人大三次會議上，江澤民又接任國家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之職。一九九三年，於八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當選為國家主席。

歷經波瀾壯闊的示威運動和八九年天安門事件的血腥鎮壓之後，中國政府成功鎮撫了社會的動盪，這無疑強化了中國政府的自信心。儘管就能否接納多元主義、包容意識與信仰自由，或實行法律保障的意義而言，中國仍不是一個現代化的國家，不過在大城市、建築形態、自動運輸系統、商店展示櫥窗、商品廣告和服裝款式方面，處處展現出劇烈變革的風貌，而使中國大陸的外表塗上了現代感的粉彩。

中國在國際的能見度提高，與國外的交流也日益頻仍的情形下，試圖尋求以充滿戲劇性的方式，以新興強權之姿來建構新的自我認同。一九九三年中，中國領導人宣佈將爭取北京舉辦公元二○○○年奧林匹克運動大會的機會；在象徵上和字面意義上，公元二○○○年是中國邁入新的千禧年的契機。為求達到此一目標，政府卯足全力，積極遊說在遴選過程中具有舉足輕重分量的各國奧委會代表，俾使北京能在強敵環伺中脫穎而出。在多項運動競賽方面，中國培植的運動選手已是世界級的佼佼者，特別是在跳水、徑賽和田賽、體操等項目。況且，隨著於一九九二年成功舉辦亞運會之後，中國已向世人展現其建構頂級運動設施、提供足夠住房和交通運輸量的能力。到了一九九三年底，北京和中國各大城市紛紛豎立起各型看版，宣稱中國是舉辦奧林匹克運動大會的最佳選擇，配有中文字樣的奧林匹克運動大會標誌隨處可見。

當國際奧委會的外國代表團抵達中國，政府特別下令北京附近的工廠暫時歇業，以控制嚴重的空氣污染；同時禁止廉價的計程車和私人汽車奔馳於街道之上。學生被指派清洗交通號誌，商店店員接受有關儀態、待人接物的訓練課程。基於相同的考量，攤販、窮苦的流動工人、乞丐一一被驅逐出視野之外，解放軍和公安警察不辭辛勞，為即將來訪的運動員和各國代表，展現出維持高品質公共安全的能力。

為了對外營造中國新一波改革開放的總體形象，〈第五個現代化〉一文作者、自一九七九年起即遭拘禁、下放勞改營的知名異議分子魏京生，突然於十五年刑期即將屆滿的前夕、亦即一九九三年九月十四日獲得假釋。公佈釋放魏京生消息的時機，恰好選在中國代表團正向即將於九月二十三日在摩納哥（Monaco）進行投票的國際奧委會各國代表作最後遊說的時刻。隨後幾個可能雀屏中選的城市在投票過程中一一敗北：伊斯坦堡(Istanbul )、曼徹斯特(Manchester )、柏林等角逐者一個接著一個被擊敗，北京則仍在第四輪，也是最後一輪的投票競賽中進行搏鬥。北京雖然動員龐大的人情壓力，挹注鉅額資金期使求得圓滿的結果，但最終卻以兩票之差（四十五票反對、四十三票贊成、一票棄權）飲恨於澳洲雪梨手中，這樣的結局著實傷害到中國人的顏面。

魏京生立刻成為這場競賽的代罪羔羊，投票失利之後，魏京生再次被逮捕，遭秘密羈押，罪名是陰謀顛覆國家。事實上，魏京生在獲假釋之後曾與七八、八九年的異議分子會面，也曾與外國記者談話。更有甚者，儘管於國際奧委會投票前夕，魏京生在面對記者詢問他的假釋是否與奧林匹克運動會有關的問題時曾虛與委蛇，但俟投票結束後，魏京生還是寫了一篇激昂高亢的文章談論中國、美國和人權議題。這篇文章的題目是〈狼與羊〉，魏京生解釋說，中國領導階層斷難接受其他國家真心關切人權；他們亦相信柯林頓總統關注這個議題「只不過是在裝模作樣。」華盛頓當局所犯的錯誤，魏京生寫道，就在於認為「共產黨集合了一群文化落後、智窮才竭的領導階層，中國無法理解斲斷人權是邪惡的」。事實上，中國領導階層十分明瞭他們的所作所為，他們是故意「剝奪了人民的自由。」魏京生指稱，美國人的作法猶如伊索( Aesop )寓言故事中的羊：「在狼責備羊弄髒了他的飲用水之後，就駁斥道：『我不可能弄髒你的水，因為我是住在你的下游。』不過，最終狼還是把羊吃掉了。」（註五）

魏京生的文章是登載在一九九三年十一月《紐約時報》的「論牘版」(Op Ed )上，他並與柯林頓政府主管人權議題的副助理國務卿會晤。在爭取奧林匹克運動會主辦權失利的背景下，這兩樁事件導致了魏京生再次遭逮捕，並受到嚴厲的指控。歷經了長期的秘密監禁之後，魏京生復又如一九七九年般受到不公平的審判，不過這次魏的友人已無法再偷偷夾帶錄音機進入法庭。魏京生無從申辯而被判處了十四年的徒刑。黨一方面在國際舞臺上凸出民族的尊榮感，另一方面又處心積慮地不斷打擊堅定的異議分子，這兩者之間的扞格不入在魏京生的案子上表露無遺。到了一九九七年鄧小平歿故之後，魏京生才又獲釋放，並允許他定居美國。

經濟小龍

儘管政府對像魏京生這類試圖公開呼籲民主的人士採取彈性因應的手段，不過中國內部跡象顯示，激發漸進式變革的因子可能緣起於內部而非由外力形塑。譬如，工程浩大、論辯不斷的長江三峽建壩計畫，即使受到總理李鵬和黨內老幹部的大力支持，但於一九九二年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拍版定案之前，始終爭論不休，有關安全因素以及建壩所造成的環境和社會衝擊等議題受到廣泛討論。最後投票結果揭曉，雖然有高達一千七百六十七位代表投票贊成，但亦有一百七十七人公然投下反對票，六百四十四人投廢票，數人並未出席投票。在全體橡皮圖章中有近三分之一的代表反對政府所推動的重大施政計畫，這是中共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發展趨勢。隨後的歲月裡，中國內部的批判聲音，針對大壩計畫的各個側面持續公開表達反對的立場，訪問可能因建壩工程而蒙受不利影響的百姓，散播反對這項工程計畫之工程人員、官僚的負面報告。同樣地，過去習於自動接受黨規劃之候選人的村級選舉，現在已有許多案例顯示黨所提名的人選紛紛中箭落馬，取而代之的是在地方上更受村民歡迎的候選人。

然而這類場景在中國大陸境內仍然極不尋常，且往往取決於少數傑出人士的個人執著。華人社會朝民主方向轉折的重要模式，是發生於鄧小平呼籲國人要在經濟方面加以仿效之「四小龍」當中的兩條小龍：即臺灣與香港。

這兩小龍之中，又以臺灣的變化最為劇烈。促成臺灣內部變革的重要事件是，蔣介石之子、臺灣的總統蔣經國銳意讓島內的兩大議會「立法院」（其席次每三年改選一次）、「國民大會」（其中多數席位仍被一九四七年在中國大陸選出的老國民黨員佔據）進行全面的民主選舉。蔣經國又推動了全面民主化的發展：真正競爭的政黨政治，公開、公平的選舉規則和程序，黨與黨之間的合作，所有成年公民參與的公開、基礎廣泛的選舉。通過終結臺灣的戒嚴法，合法化反對黨的存在，解除出版禁令和修改煽動內亂罪條例，蔣經國於一九八七年踏出關鍵的一步。隨著蔣經國於一九八八年溘逝，過去由外省籍黨級大老把持國民黨主導政局的局面為之丕變。對臺灣而言，最關鍵性的轉變是李登輝繼承總統職權。嗣後臺灣的「大法官會議」於一九九一年作出釋憲解釋，明言國民大會內原係一九四七年在大陸地區選出的代表應在同年悉數退職，遺缺由新選出的代表接替以重組新的代議機制，臺灣的民主化進程於焉邁入新的階段。接踵而來的改革是，以臺灣公民直接選出總統、副總統的公開選舉，取代過去由國民大會代表推選總統、副總統的辦法。另一方面，為了彌補舊時代的傷痕，國民黨不僅同意全面、公開研究一九四七年二月戰後國民黨佔領勢力屠殺臺灣人的事件，同時還為這場悲劇表達誠摯的歉意。（註六）

國民黨的主要競爭對手、公開宣揚臺灣獨立理念的「民主進步黨」，於一九九一年的國民大會代表選舉中贏得百分之二十的席次，一九九二年的立法委員選舉中贏得百分之三十一的席次。一九九三年，由國民黨內分裂出來的第三大黨「新黨」，使得選舉的競賽更形激烈。一九九四年，民進黨推出的候選人，在具有政治象徵意義的臺北市長選舉中擊敗國民黨的競爭對手。而臺灣民主選舉過程的高潮，來自一九九六年首次舉行的臺灣總統大選，其中臺灣的主要政黨均推出候選人角逐總統的寶座。在這場選戰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有百分之七十六合格的臺灣選民去投票，李登輝獲得了百分之五十四選民的多數支持。在臺灣總統大選過程中，中共因意圖透過於臺灣鄰近水域進行飛彈試射和艦隊演習等手段威嚇尋求臺灣獨立的潛在支持者而大失民心，中共此舉幾乎使兩岸貿易往來趨於停滯。隨著這場選舉的展開，我們可以理有所據地說，孫逸仙所設想「訓政時期」作為過渡到民主政治的重要中介階段，至少對地處中國大陸邊陲的這個華人社會而言，業已結束了。

臺灣成就的社會模式，或許是鄧小平心目中所期待中國大陸的未來榜樣：迄至一九九○年代中期，臺灣的總人口數是二千一百萬，每人平均所得一萬零五百五十六美元，每天消耗三千卡路里的熱量，預期壽命值男性是七十一歲、女性是七十七歲，每年人口增長率低於百分之一。百分之五十七的臺灣人接受中學以上的教育程度，而臺灣的官僚和議會代表接受高等教育的比率遠超過其他社會的同一群體。在總數九百萬的勞動力之中，失業人口僅佔百分之零點九。

相較於臺灣，在「中英聯合聲明」(Sino-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 )確立了一九九七年香港主權回歸中國大陸之後的「一國兩制」架構的陰影下，香港在朝向民主的道路上就顯得既遲滯又顛簸。一九九一年夏天，英國放鬆殖民統治，首度允許香港立法局(Legislative Council)六十席代表中的十八席開放直選產生。其餘四十二席中的半數由政府遴選，半數則由醫生、律師、教師、貿易公會、商業團體之「功能組別」(constituency groups )間接選舉。至少有來自親北京、親商業團體、親民主派人士和個人等各類屬性的九十五名候選人競逐立法局議員席位。這次選舉造就了名為「香港民主同盟」( United Democrats of Hong Kong )的多數黨團體，這一團體係由思路清晰、善於說理的律師李柱銘(Martin Lee )領導，他曾公開批判中共對人權的錢踏以及對香港事務的干涉。而親中方的候選人在這次選舉中幾乎全軍覆沒。

一九九二年十月，甫獲英國任命的總督彭定康(Christopher Patten )宣佈港英政府計畫將功能組別的席次開放選舉，同時增加這類席次的數目，並降低由總督直接任命的議席。彭定康聲稱，之後將由十八歲以上（含十八歲）的香港全體居民，以全面而公開的選舉方式選出立法局議員，這項方案預計在一九九五年實施。彭定康宣稱這些革新作法並未違背一九八四年的基本原則，但中共方面質疑彭定康的政改意圖。而且政府遴選的議席（現在縮減為十席）同樣由更具廣泛基礎的選舉委員會（即由區議會民選議員組成）選舉產生。中方怒不可抑，宣稱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共產黨掌權之後，將解散這個通過公開選舉的立法局，並另起爐灶，成立諮詢機構聽取有關過渡階段事宜的意見，而這個組織的成員將由中方所提名。一九九四年九月舉行的議會選舉（即香港區議會的選舉），民主同盟贏得的席次是親中方政黨的兩倍。一九九五年所舉行最後一次、眾人期待的立法局選舉，民主同盟再次人獲全勝，親中方的政黨則近乎潰敗。不過令人沮喪的是，在這次選舉中，前往投票的選民僅佔合格選民總數的百分之三十五。中國政府反覆重申，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當香港主權回歸中國之後，將解散這屆的立法局。

由是觀之，中國政府的態度相當程度反映了鄧小平所傳達的觀念：香港、臺灣兩地華人的經濟成就是全體中國人的驕傲，而奠定其經濟成就的貿易投資策略和獨立自主的管理制度，是值得中國學習的。然而一旦這些地區的華人在達到某種繁榮程度之後，意欲進一步尋求可行的民主改革方案，那麼就該予以壓制——無論是用威脅、武嚇，或等到中國共產黨政府能控制局勢後便加以鎮壓。對中國本身而言，「訓政時期」顯然還是存在的。

下海

在鄧小平以「最高領導人」的身分統治中國的晚年裡，打擊邊陲地區的民主試驗不僅使中國予人一種盛氣凌人的態勢；中國境內整個政策和宣告所形成的氛圍，顯示抗衡西方強權、特別是美國的氣焰，已與主張和解者不分軒輊。早在一九九四年初，中國即轉換基本用語，在美國身上烙印了新「霸權主義」強權的標籤，但自一九六○年代迄於一九八○年代階段，這類譏罵式的標籤常被用來描述蘇聯及其陰謀破壞中國革命的各種企圖。有些資料顯示，鄧小平試圖阻止把昔日這種富爭議性的用語從蘇聯移植到美國身上，但並未能成功，這證明鄧小平的個人權力已出現萎縮的警訊。對美國的攻訐實與中共黨內若干元老幹部和受到波灣戰爭刺激的軍事將領持續施壓有關，他們期望人民解放軍得到更多的財政挹注，促進軍事的現代化和提昇戰力，以迎接對抗的世界局勢。「正是美國霸權主義者說三道四地干預」，誠如人民解放軍的總參謀長於一九九四年五月的陳述，給予「我們國家內部敵對因素分裂活動的公開支持，並反對、顛覆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幾位政治局的常務委員亦凸顯出這類訊息的意義，聲言美國的目標就是要「推翻中國政府，壓制中國的發展。」（註七）

美國政府縱容其官員與魏京生會面，並針對中共違反人權的議題進行晤談，意圖極為明顯；而對傷害中國尊嚴最深的，莫過於美國反對北京承辦公元二○○○年奧運。再者，隱約浮現的挫傷，還有美國國內針對取消中國「最惠國」(most-favored-naiion )貿易待遇的冗長論辯，對於流亡海外的達賴喇嘛尋求阻止中國繼續剝削西藏的目標給予道德的支持，指控中國藐視國際協定出售核武技術給伊朗、巴基斯坦。中國回應這種種不友善動作和其他霸權主義者的威脅所運用的手段，包括以核子動力潛艇追綜黃海上的美國軍艦、迫害中國的基督徒、在南沙群島(Spratly Islands；位於越南和印尼之間）附近的糾紛海域部署早期預警雷達網，而罔顧南沙群島距離中國大陸有千萬里之遙。

但事實上，儘管中國煞有介事地看待這些來自西方的威脅，不過倘若真有進行「分裂活動」、「顛覆社會主義制度」力量的存在，那這些力量必然起於中國內部，而不是受到西方世界傾全力或遮遮掩掩的支持。黨統治的本質已經轉變，越來越多的人民認清了黨過去說詞的造假不實和相互矛盾，人民所孕育出的新希望和野心勃勃的抱負如排山倒海之勢而至，迫使黨只能被動採取守勢以對。儘管對毛澤東幽靈的阿諛奉承依然故在，但現今所採取的表現形式卻是一種流行文化的崇拜，而不是根深柢固、狂熱的信仰體系。一部中國的新浪潮電影，即所謂「第五代」電影製作人製作的電影，自舊中國裡召喚出美學的靈魂，以彰顯人民中國過去所承受的苦難是何等的荒謬，以及當前黨對正義、歷史所抱持的態度是如何矛盾而虛偽。中國青年所寫誇張的小說與故事，破除陳規的中國式搖滾樂、饒舌歌，冷嘲熱諷的漫畫和才氣縱橫的畫作，在在傳達了他們蛹化蛻變的訊息。中國大陸盛傳一則極盡挖苦之能事的笑話，生動地捕捉到這種情緒：一名中國百姓在街頭高喊李鵬是「呆瓜」後旋即被捕，他獲判二十年的徒刑。這一刑期是由兩罪合併執行：表達反革命的情緒判刑五年，洩露「國家機密」判刑十五年。

此時，中國城市與農村的地景風貌也持續改觀。道路穿越城市近郊，整個村子被夷為平地，而無視於歷史記憶、地方生活形態或美學視覺。就如同臺灣與香港，但卻又缺乏完善的都市規劃和典雅的建築，高聳入雲的旅館和商業大廈四處林立——其中多數是軍方或公安所有或出資，不只是北京、上海，現在連省內城鎮的天際線景致亦劇烈變化，程度絲毫不遜於任何經濟特區。即使城市裡的失業率居高不下，但過時的集體企業依然在競爭的市場機制中苟延殘喘；農村生活形態也起了變化，數百萬農民投身城市，於震耳欲聾的建築物內和如雨後春筍般湧現的小工廠裡尋找就業機會。上海的流動勞動力膨脹至二百八十一萬，單是每天就有六萬人進入北京市內尋找打工的機會；東北吉林因有逾百分之十的農工四處流竄而發出警訊。成千上萬的研究人員和幹部發覺，單憑他們微薄的薪水勢必難以在物價飛漲、新消費形態的世界理討生活。他們紛紛謀求第二份、共至第三份職業，競相「下海」尋找機會掙錢。

時代脈動的本質也可以由其他方面的現象、亦即賦予「下海」字意新內涵的人數不斷激增而獲得辨識。新一代中國移民（大多來自福建）覺得他們在極端困頓的環境下難以一夕致富，於是用金錢買通非法的管道出國。在滿載非法中國移民而於一九九三年夏天靠岸紐約長島的「黃金冒險號」(Golden Venture )案例中顯示，成千上萬的中國人願意支付至少二萬美元，但求有機會偷渡到美國。只要有偷渡航線被美國移民局破獲，並加強海岸線的巡邏，就會開闢其他的管道：最先是通過空中穿越加勒比海，之後則是經由東南亞地區縱橫交錯的海域。偷渡運作的規模，暴露出中國人組織性犯罪的力量是無孔不入，且大都與像三合會這類歷史悠久的秘密會社有所牽連（或者至少是名義上），而像這類的秘密會社在清末時期實力是十分雄厚龐大。

唯有通過個人生活的故事，才能彰顯這類夾雜著動盪不安、顛沛流離、興奮刺激、尋找機會的情節。最近於中國農村所做的訪問，凸顯了在農村發揮作用的這些因素。這些訪問顯示，一九二○、三○年代歷經苦難的文盲農民曾親眼目睹家人在飢餓邊緣哀嚎，日本人侵略家園，共產黨人滲透進他們的村莊，他們在一九四九年後樂於和共產黨合作，之後在毛主席的話語中過活。然而在鄧小平新政之下，他們又必須面臨公社的解體，農業機制的去集中化( decentralization )、去集體化( decollcctivization)，而被拋向不可知的未來。類似的情節，城市工人同樣有話要說，即使我們已從工人在文革期間的「坦白招供」窺知梗概。來源廣泛的非官方資料亦披露，在一九九○年代，許多罷工抗爭的嚴重程度超過一般工業騷動，遠非黨所願意承認。再者，於反右鬥爭、文化大革命期間蒙遭蹂躪的高級知識分子，同樣記錄下他們的故事，這些故事無一例外，都是環繞在他們個人於一九六○、七○年代所承受的猙擰經驗，而不是訴說他們如何調整自己去適應鄧小平的時代。

對一九九○年代的青年、中年城市專業人士而言，環境的壓力其實是因人而異。這群人經常提及他們的生活起伏不定：即便在某種程度上得到父母、配偶的奧援，不過他們仍覺得猶如獨行俠般，在茫茫社會裡無依無靠。年輕夫妻往往罄其家產作為睹注，獨自單槍匹馬投入高科技、市場競爭、外貿活動的莫名世界裡，另一半則牢牢依附在社會主義機制的網絡中，心甘情願地為享有醫療、社會主義的福利、住房而從事廉價的工作。此種家庭總是聽從黨的指示，只育有一子；但諷刺的是，為了抒解年輕夫妻的工作壓力，養育子女的重擔往往又都落在祖父母的肩上，或者送至寄宿學校。這群年輕專業人士的閱讀涉獵廣泛，儘管有時也會稱許黨的偉大成就，不過他們對黨總是極盡調侃之能事。他們總以為自己仍能扮演一定的角色，以避免國家從踉蹌躓顚的情形下滑向無政府的狀態。他們親眼見識到，一九八六至一九九○年代的民主運動，對國家當前的處境幾無貢獻。於是他們開始轉而講究個人儀表、家庭假期、周遭的美學品味，不過他們之中有些是屬於比較簡約樸實、乖巧伶俐的一群。青少年時期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人，對其父母輩和自己所嚐的非人待遇記憶鮮明，不過他們總認為昔日的磨難讓他們得以堅強面對眼前的世界。

至於他們的父母輩，尤其是在一九二○、三○年代出生，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或內戰期間加入共產黨的人，經常懷念起那個年代的世界所給予他們自我選擇的機會，以及那個年代對他們所許下美好社會的承諾。對他們而言，所處時代的劇烈遞嬗，青年時期恭逢歷史盛事的那種感覺歷歷在目。不過，一九九○年代的喧囂躁動和鼠目寸光，每每讓他們深感悲哀；眼見子女的折騰掙扎，常令他們有愛莫能助的感嘆。這種世代的落差清晰可見：第一代，在國民政府時代可能是大地主或留學海外；第二代，他們加入共產黨，轉入地下工作，從事革命，一直到一九五○年代，生命安全才受到保障；第三代，捱過文化大革命，狂熱從事學術研究，然後前仆後繼地投身於就業市場（經常是身兼數職）。

舉例來說，有個人生於一九五五年，在一九六六年父母被逮捕的時候自謀生計、獨立討生活，之後在一家鐵工廠擔任教育幹部。他在國營投資公司謀得一份差事，替一家香港的企業集團蒐購地皮；後來自行創業，專營出售電視廣告時段給國內外的贊助廠商。他把所賺來的錢又投資在汽車配件的設計和專利事業上，成立一家專以有錢共產黨高幹為顧客對象的俱樂部，開設了一家按摩院，並把經營的觸角伸展到服飾、出版、網路資訊等領域。（註八）他的同儕大抵從事學術工作，生活十分充實；他們追求知識（基於對中國傳統歷史、文化博大精深的推崇），尊敬師長，焚膏繼晷地工作；驚人地掌握大量的資料和參考書目，雄心萬丈地想要在國內、國際的文壇上出人頭地。

倘若顛覆黨、國的是這類男男女女，那顛覆的力量必定發自他們充沛的活力、獨立自主的精神和誠實正直的品行，而不是源於處心積慮的陰謀或者基於邪惡的目的。這群人的目標是在可以預見、翻騰不已的中國內部，於非他們所推崇的領導人統治之下，尋找他們實現希望的契機。

鄧小平的辭世

一本引發議論的書於一九九四年底出現在中國，它給予國家情緒一種奇特的觀照點。這本書的書名是《第三隻眼看中國》，據傳作者是一位德籍學者，但很快就被拆穿，原來真正的作者是老幹部陳雲之子的好友（譯按，王山）。這本書大膽主張，鄧小平的政策導致中國受困於逆轉式的快速、不均衡的經濟成長陷阱中；結果，讓中國八億農民猶如「一座活火山」，隨時可能爆發。此一蓄勢待發的力量現已蜂擁至中國城市內。這位作者活靈活現、拒細靡遺地勾勒出，鄧小平為潛在的災難埋下種子子，而這一災難的嚴重程度，甚至可能遠超過毛所掀起之造成三千萬人死亡的大躍進運動。鄧小平的政策將導致中國的失控紊亂，其嚴重的程度足令毛澤東所造成的災難相形見絀。

對外界而言，隨著鬥爭在過去悄然無聲的領導階層之間爆發，在中國領導階層之間所演出的劇碼卻越來越撲朔迷離。正當若干惡徒（無論是否有無黨在背後撐腰）接收工廠或甚至整個農村社區（註十），中國已有兩座大型核能發電廠在運轉，外匯存底逾三百億美元，與美國的貿易盈餘近二百億美元。而人民解放軍正向已崩潰的蘇聯購置大量先進的坦克、防空飛彈系統和空中加油機。

正是在這擅替紛擾的世界裡，殘餘的少數毛派代表人物相繼從歷史舞臺上褪去，而這群人的名冊宛如革命曲折進程的歷史見證。李先念、聶榮臻於一九九二年過世，李先念享年八十三歲，聶榮臻得壽九十三歲，李先念係出生於湖北的木匠，一九二七年即加入中國共產黨，日後成為華中地區抗日游擊隊的領導人，建政之後擔任中共財政部長，一九八三至八八年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一職。聶榮臻出身於四川地主之家，一九二○年隨同包括鄧小平在內的勤工儉學團體到法國，一九二三年於法國加入中國共產黨。身為一名優秀的科學家、洞察力敏銳的軍事戰略專家，聶榮臻在長征、延安時期、內戰期間展現出卓絕的領導才幹，嗣後升任人民解放軍元帥，以及領導中國核子武器和飛彈計畫的「特別技術委員會」( Special Technology Commission )主任。湖南籍的鐵路工人王震，曾總綰人民解放軍後勤工作，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副主席之職，是中共保守勢力的中流砥柱，於一九九三年過世，享年八十五歲。

對鄧小平和其親信幕僚而言，最關鍵者莫過於高齡八十九歲的陳雲在一九九五年過世。陳雲於一九二○年代初曾做過「上海商務印書館」打字員的工作，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並成為中共首要的工運領導人。陳雲銜命發動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大罷工，一九三一年升任中共中央委員會委員，日後成為毛澤東倚重的經濟顧問，並擔負起一九四九年後建設社會主義中國的領導工作。自一九八○年代以降，陳雲即是經濟去集體化、無節制成長政策的主要批判者，且陳雲放眼所見，接踵這些政策而生的盡是中國道德和精神價值的淪喪。陳雲的過世對於中國的計畫官僚不啻失去一股強而有力的中央奧援，這批計畫官僚念玆在玆的是攸關馬列主義的基本價值，他們期望透過意識形態的馴化、財政平均主義等手段去建構中國的未來。

就大多數的政治觀察家而論，鄧小平在一九九○年中葉所扮演的真正角色，有如霧裡看花，總是令人難以參透。一九九二年南巡之後，鄧小平便不再於公開場合露臉或發表演說。一九九四年造訪上海所拍攝的矇朧照片，是鄧小平生平流傳於世的最後一組照片。在江澤民、李鵬主政之下，於鄧小平晚年對鄧個人的崇拜正如火如荼地在中國大陸展開；江、李二人讓「鄧小平文選」於大陸各地流傳、討論，推崇鄧小平是中國的「最高領導人」，而無視於此刻鄧已卸下一切政府公職。假若鄧小平真是中國的最高領導人，那這種最高領導人形象的展現是源自於私人生活層面，它的感染力幾乎凌駕在公開演講、會議時的地位之上，這種令人迷惑不解的符號象徵是通過鄧小平的家族成員、尤其是他的幾個女兒和若干資深將領的口中，點點滴滴傳出來。形塑鄧小平符號象徵的還包括少數幾位打橋牌的牌搭子，鄧小平一直對橋牌很有興趣，晚年鄧小平所保留的最後一個頭銜即是「中國橋牌協會榮譽主席」。據聞，鄧小平已不再事必親躬，綜攬政務，而樂於享受含飴弄孫的閒情逸趣。

就在這個時刻，儘管經濟的成長和變革仍如滔滔洪流莫能禦之，但國家的領導階層似乎已能按部就班地持續運行。總理李鵬的任期至一九九八年三月屆滿，於一九九五年四月發表公開演說，宣稱「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過渡已「順利」完成，而「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則已準備就緒。然隱伏在此一宣稱背後的，卻是步步為營、詭譎多變的政治角力。陳雲過世之後不久，江澤民即強迫他的主要競爭對手之一、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去職。（陳的副手、北京副市長〔譯按，王寶森〕則於轟動一時的醜聞中自裁身亡。）身為北京市黨委員的主腦，陳希同有權指揮調動首都成千上萬的安全警戒力量。拔除陳希同之後，江澤民完成一連串的防患措施，使他得以避免重蹈覆轍而步上毛澤東過世之後四人幫的後塵。江澤民指派他個人的衛士長尤克熹出任北京「中央警衛團」(Central Guards Regiment)團長，佔中將缺。中央警衛團即是聞名遐邇的「八三四一」部隊，這支部隊曾在一九七六年率先發動反四人幫的政變。（註十一）

一九九七年二月十九日，鄧小平因肺部受到感染和帕金森氏症併發症而去世，當鄧小平的死訊向全國發佈之後，舉國上下頓時陷入茫然無緒和巨大損失的詭譎氣氛之中。政府立即採取斷然措施，防止示威者假託哀悼鄧小平的藉口，升高對中共政權的政治批判，而大張旗鼓地如法炮製昔日的兩起事件：一九七六年四月，憑弔周總理；一九八九年四月，敬悼胡耀邦。第一起事件也就是一九七六年四月事件，最後演變成對毛主席和其政策的公開撻伐，而鄧小平本人則被政敵污衊在暗地裡挑起事端；俟鄧小平於一九七九年執掌權柄，他即刻為一九七六年的事件「翻案」，宣稱示威群眾批判四人幫和文化大革命的倒行逆施是符合正當性。不過鄧小平從未鬆動官方對一九八九年事件的定調，或者對當時在事件中無辜罹難的學生、市民表達愧疚之意。一九九七年，這時的警力控制有如天羅地網，以避免在追思大會上出現對鄧小平個人大肆詆毀或過分歌功頌德的場面，而損及中國現任國家主席、黨總書記江澤民的顏面。然而事實上，人民對鄧小平歿故的反應卻顯得出奇冷淡，以致於政府在告別式當天必須有限度、謹慎節制地鼓動哀傷的情緒，不過也唯有國營企業和工作單位的代表獲准蒞臨參加儀式。根據鄧小平生前的囑咐，如同一九七六年對周恩來的處理作法，儀式過後鄧的骨灰將遍灑江洋大海。

這種漠然的追悼儀式也益發凸顯出微妙敏感的政治思考，即江澤民亟思樹立他在全國人民心目中的地位：鄧小平淡出政治舞臺已有數年，權力的真正移轉正悄然、但有效地在進行之中。為了進一步彰顯權力的過渡，江澤民在他的悼念辭中表示，希望黨內碩果僅存的資深幹部——其中有多人出席這場追悼大會——現在能讓位，不要希圖終身擁抱權力。這意味著彭真（九十五歲）、薄一波（八十九歲）、楊尚昆（九十歲）等元老的影響作用將被削弱；這批元老長年追隨毛澤東，其悠久的革命歷練賦予他們一種無形的歷史共鳴，而這正是七十一歲的江澤民所無法望其項背的。江澤民本人的革命資歷僅僅限於一九四○年代末身為學生領導的經驗，爾後的生涯就一直以電機工程專家的身分，在黨和官僚體系中歷任各項職務。勸服元老幹部退職，也意味著現今掌控人民解放軍的資深軍事將領必須下臺，而進一步擴大、強化了江澤民在權力要津「中央軍事委員會」的勢力基礎。

鄧小平撒手人寰的時機，讓江澤民得以成為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七月一日之交鎂光燈匯聚的焦點，根據一九八四年與英國的先前協議，香港主權將於此刻歸還給中國。隨著英國國旗和前香港殖民政府旗幟的緩緩降下，人民共和國五星紅旗沿著豎立在香港區旗亦即「五星花蕊紫荊花紅旗」旁的旗桿冉冉上升。江澤民比鄰英國查爾斯王儲，一同坐在甫竣工、宏偉的會議中心舞臺上，這座會議中心是由一群香港人和海外華人組成的不動產開發集團，於港口邊緣、飽受爭議的填海造地地帶建造而成。

中國屬意接替行將去職的港督彭定康的首任香港特區行政首長，是能言善道、頂著平頭的實業家董建華，一直以來就用"C. H. Tung"這個英文名字的董建華，一九三七年出生於上海的富商之家，董氏家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就已建立龐大的海運事業；共產黨席捲中國之後董氏家族遷居香港，而其家族事業的發展亦在港、臺（董氏家族的事業在臺灣獲得國民黨的支持）兩地蒸蒸日上。董建華本人曾負笈英國大學就讀，在美國數家公司工作十年之後，返回香港加入父親的事業。董氏家族的事業在一九八○年代初遭逢空前的危機，董建華向北京協商貸得一億二千萬美元款項因而免於破產。董建華自承他之所以能夠攫獲新職，得歸因於他個人在香港華商領袖精英團體之中的卓越地位，而這群華商領袖又為北京政府所熟稔；再者，董建華的觀點似乎也與現今所慣稱的「新權威主義」（new authoritarianism )籠統概念亦步亦趨：易言之，董建華公開擁護法律與秩序的價值，貶抑任何過度的民主競賽，讚揚新加坡「集中主義式」的政府是值得仿效的典範，甚至公然附和中國決意取消經過民主選舉產生的立法局。不過董建華也一再向港人保證，他將確保港人的獨特生活形態，貫徹《香港基本法》的實施，維護司法審判的獨立自主。

然而對中國的諷刺作家而言，共產黨數十年來的統治並未能麻痺他們敏銳的洞察力，這群作家再次以旺盛的精力陳述他們的所見所聞。擅長以北京街頭生活故事為題材的狂放不羈、資深的作家王朔，是這類諷刺作家的箇中翹楚。誠如一個小孩子，王朔在一篇發表於香港主權移交三天前的文章中寫道，被教導「中國人全都站起來了，但香港人卻仍在為英國人做牛做馬。」當他聽到香港人沒有鞋子穿、靠魚骨頭為生時，憐憫之情在他的幼小心靈中油然而生，久久揮之不去。但現在看來，這樣的說法簡直是一種奇譚誌異。顯然，在香港人人均有鞋穿，而且還是皮鞋。更何況港人還都十分富有，而港人的富有讓他們得以用淫邪放蕩的方式，把「純潔誠實的大陸人」的「一往情深、老式姦情」轉變成出賣肉體的賤業。王朔說他有幾位頭腦不清的朋友還曾表示，香港的繁榮證明了過去中國應該可以做得更好，就讓青島託付到德國人手中，大連交給日本人治理，使青島、大連像香港一樣成為飽滿的「錢箱」。這沒什麼好損失的：「祖國依舊是偉大的祖國。」王朔說道，論及這裡他最好打注。「貧困潦倒的爹爹，還是那副死脾氣，任何芝麻綠豆大小的事都會讓孩子挨一頓打。」一如從前，現在最佳的策略還是，「像上海人一樣：勤奮工作，然後把你自己的人送到北京去接管政治局。」（註十二）

就在慶賀香港結束殖民統治的背後，臺灣的問題隱約浮現。香港主權移交前數星期，一個特製的巨型時鐘豎立在天安門曠場上倒數計分、時、日，寫著「中國熱烈歡迎香港、澳門、臺灣回歸祖國」標語的旗幟在北京迎風飄揚。歷經四個半世紀葡萄牙人或全面、或局部的統治，澳門主權預計於一九九九年回歸中國。即使香港幾個傾向台灣獨立團體的示威，都無法見容於中國當局，更遑論西藏人或新疆地區的穆斯林住民群起要求獨立的權利，以及臺灣李登輝總統的政府，欲聯合反對黨來終結長久以來即運作自如之臺灣「省政府」和臺灣中央政府二者並存的制度。這項體制架構變革的內涵就是要與內戰和五○年代初期作一決裂，當時臺灣只是作為國民政府在流亡階段暫時棲身的根據地。廢除省級代表，即意味著臺灣事實上已是一完全獨立的政治單位，不再是形式上與中國大陸相互依存的政府。據此，北京政府勃然大怒，抨擊這是一種危險的挑釁舉措。

事實總是十分反諷。假若中國現今已緩步邁向初步的現代化，一如她的子民長久以來所殷殷期盼的，那驅動中國往這一方向前進的將會是她向來反對的兩大遺緒：一是，英國帝國主義不顧共產黨一開始即聲嘶力竭橫加攔阻而在香港所建構的制度；另一是，發軔於日本殖民主義統治、復又歷經共產黨死敵國民黨政府的領導所培值出來的臺灣經濟、政治動力。

不言自明，香港和臺灣已成功轉型成為一個現代化的華人社會，具備標識現代化社會所需的種種經濟、文化潛在性和挑戰。香港、臺灣社會各自擁有的六百三十萬、二千一百六十萬人口，相較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近十三億人，顯得十分渺小。況且，中國又須立足在仍由國家來主導重點經濟部門的體制架構上，去迎向其未來。截至一九九七年中期，國營企業仍雇用了中國全體城市百分之六十七的勞動力，持續創造百分之六十的國家財政說收；在關鍵工業項目方面，由國家主控的比例依舊相當高；化學方面佔百分之七十七，冶金方面佔百分之七十九，電力和石油生產方面佔百分之九十以上。一九九七年九月，中國領導階層決定直接面對此一反常的經濟現象，宣佈未來至少出售僅存一萬三千家大、中型國營企業當中的一萬家。為了規避使用「私有化」這樣的字眼，中共領導階層宣稱，出售企業的股票讓民眾持有就是一種「全民所有制」(public ownership )的作法。這是一項大瞻的決策，因為它促使富有創意又充滿勇氣的經濟計畫官僚出售國營企業，但又不至於讓工業部門的失業現象惡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以及避免進一步造成原本即已承受水資源短缺、上壤腐蝕、可耕地銳減、空氣和酸雨污染危機之農村地區的環境失衡問題。

在公開場合裡，黨內若干強硬派仍持續宣揚他們所信仰的社會主義價值觀。誠如一位尖酸刻薄的共產黨員在其所寫的匿名文章中陳述，「一種模仿港、臺文化、崇洋媚外、嚮往資本主義世界的心理意識，也從無知的青少年中浸染到了一部分知識分子和黨政幹部中。」這位作者剝露出一個「炒股票、炒房地產，倒賣假發票、製『黃』販『黃』，製假販假，甚至走私販私」的中國世界，在這樣的社會裡，全體銀行存款總戶數之中的百分之二，現在卻佔有銀行存款金額總數的百分之八十。這位作者繼續勾勒出與「夜總會、高爾夫球場、蒸汽浴室、按摩室和賣淫業」世界共存之工業抗爭、暴力、困頓的農村、纖弱的文化風紀的圖象。在他看來，「幾乎建國前舊社會的各種醜惡現象都已死灰復燃。」（註十三）

不負責任的領導階層、貪圖奢華的精英集團，道德渙散的中產階級以及弱肉強食的農村、製造業部門，一同共處在瀕臨困阨的邊緣：這類社會場景，不僅見諸於明朝遺老椎心刺骨地目睹他們的王朝，被不期然崛起的滿人所推倒，同樣也出現在清末的中國革命洪流，以及共產黨人秣馬厲兵對抗眾所公認的頹廢共和世界的那個年代。準此而論，現今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所即將要正視的否定性力量，與曩昔悲慘年代所醞釀出的負面作用並無殊異。不過此類論述與批判似乎又太過單向化了。誠如一位甫從美國大學返國的中國留學生，在其一九九六年底出版的書中解釋，美國不僅是一個瀰漫著「歌聲、歡笑聲、宴會上散發著烤肉香味」的國家。美國同樣也是中國人自身可能擁有「不一樣生活形態，免於過去反覆政治運動和生死鬥爭」的活生生例證。中國領導人必須「控制人民」這並不是一種「自然而然的、絕對的」真理。（註十四）

一九九七年十月，江澤民主席赴美進行官式訪問，受邀蒞臨費城「獨立廳」（Independence Hall）和「紐約證券交易所」（New York Stock Exchange）時，江隱約暗示他支持更加開放

的立場。數星期之後，就在中國建築工人完成長江截流工作，俾以展開三峽建壩計畫第二階段工程不久，魏京生便自獄中獲釋，且允許他踏出國門。幾個月後，即一九九八年三月，在中國新任總理朱鎔基的演說裡，長篇大論暢言中國未來即將要面對的經濟挑戰，但對毛澤東卻隻字未提。實用主義式的發展態度加上更為開放的意識形態立場，似乎提供了一條建設性的道路以資邁入即將降臨的新世紀。或許，又再一次，中國人的靈巧和洞察力能獲得全面釋放；同樣地，昔日的遺產和教訓亦能激盪出深刻的意蘊。果若如此，也未嘗不是一種現代化、和諧、遠景可期的機會，並提供給這個世界一種何謂中國人的新視野。

註釋

註一：邁斯納，《鄧小平時代：中國社會主義命運的探索，一九七八至一九九四年》(The Deng Xiaoping Era: An Inquiry into the Fate of Chinese Socialism, 1978-1994.,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96)，頁四七四至四七五。

註二：羅舒（音）,<蛇口風暴：天安門事件前中國青年心態的轉變〉("The Shekou Storm: Changes in the Mentality of Chinese Youth Prior to Tiananmen")，入中國季刊》，第一四二期，一九九五年六月,頁五四一至五七二。

註三：《中國季刊》，第一三期，一九九二年六月，頁四五四至四五六；《中國季刊》，第一三一期，一九九二年九月。頁八六。

註四：《中國季刊》。第一三六期。一九九三年十二月，頁一四至一四一。

註五：《紐約時報》，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十八日，「論壇版」,魏京生，〈狼與羊》。

註六：《中國季刊》，第一四八期,一九九六年十二月,「臺灣專號」(Special Taiwan issue)；尤其參見馬若孟(Ramon Myers),〈新的中國文明〉（"A New Chinese Civilization")；田弘茂和朱雲漢，<臺灣民主的建構> ("Building Democracy in Taiwan" )兩篇文章。

註七：此處和餘下的段落，摘引自白禮博(Richard Bernstein)、孟懦(Ross H. Munro), 《即將到來的中美衝突》(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New York: Alfred Knopf, 1997)，頁七二至七六。

註八：有關這一個案的研究，參見史景遷、金安平,〈發自北京的信：鄧的繙承者〉("Letter from Beijing: Deng's Heirs"),《紐約客》(The New Yorker)一九九七年三月十日，頁六八至七七。其他的例子,取材自作者們未發表的訪問和印象。

註九：（紐約時報》，一九九四年十八日；飽嘉瑞，《鄧後的中國：探索實相的十套劇本》("China after Deng: Ten Scenarios in Search of Reality"),《中國季刊》，第一四五期，一九九六年三月，頁一五三至一七五。

註十：河南的王自強（音）是這類事件最鮮明的案例，參見《紐約時報》，一九九三年五月十六日。

註十一：李維（音）〈中國中央領導人的安全業務("The Security Service for Chinese Central Leaders"),人中國季刊》，第一四三期，一九九五年九月?頁八二三。

註十二：王朔，《歡迎?錢箱》("Welcome, Cash Box")，《亞洲華爾街日報》(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註十三：匿名（可能是鄧立群），〈萬言〉("Ten Thousand Character Statement")，《中國季刊》，第一四八期，一九九六年十二月，頁一四二六至一四四一。

註十四：郃培德(Patrick E. Tyler), 《北京日誌》( "Beijing Journal")，《紐約時報》，一九九七年七月一一十一日。這本書的作者是錢寧，他是中國外交部長錢其琛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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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

追尋現代中國

中文版序原文

中文版序

第一版序

第二版序

推薦序一 許伴雲（中央研究院院士）

推薦序二 陳國棟（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第一部 征服與鞏固

1 晚明

2 滿清的綏服

3 康熙政權的鞏固

4 雍正的權威

5 中國社會與乾隆政權

6 中國與十八世紀的世界

第二部 分裂與改革

7 與西方世界的初次衝突

8 內部危機

9 改革的中興之治

10 晚清的新動亂

11 清朝的傾覆

第三部 國家與社會的展望

12 共和國的肇建

13 「便成了路」

14 衝突迭起

15 政府的試驗

16 開啟戰端

第四部 戰爭與革命

17 第二次世界大戰

18 國民黨的崩解

19 人民共和國的締造

20 籌謀新社會

21 深化革命

第五部 生活在人間

22 重啟門戶

23 再定義革命

24 瀏權力圈層

25 探索界限

26 世紀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