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见证最后的美丽

—— 一个目击者的广场日记

□ 谭作人

心、就是给予

伴随着一滴眼泪，一支歌曲。

——泰戈尔《园丁集》

（上）

坦克进场的时候，大学生们正围坐在广场中央——广场民主大学的开学典礼已经开始。

十一时许，首都的夜空依然明亮，远处不时响起枪声。人们席地而坐，平静，安静。广场民主大学首任校长严家其先生在演讲，民主的历史，民主的现状，民主与法制，民主在中国……晚风吹送，严先生娓娓而谈。民主就是多数原则，并尊重少数人的权利。民主是人民制约政府，而不是政府主宰人民。民主要依靠法治，反对人治。民主是中国人民努力奋斗了整整70年，不懈追求的好东西。

嗡嗡之声突然降临，像来自天际，有人站起来，抬头张望。你坐着，感到大地开始颤栗，紧接着，听到了你永远忘不了的声音，那是坦克的轰鸣声和高速奔驰的履带轧轧声。

“路障！”有人大喊一声。路障路障路障！人们一跃而起，一声声地呼喊着，向广场西侧那辆急驰的坦克车冲过去，仿佛路障，就是自己。

这是1989年6月3日，十一时十分，在人民的大会堂面前。

和平的最高原则，就是牺牲

民主与坦克不期而遇，超出了许多人的期许。大学生们都熟悉广场的历史，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76年四·五运动，广场就是公众意见的表达场地。70年来，人们追寻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足迹，一次又一次地奔走呼号于此。他们见过棍棒刀枪高压水龙，也见过致命武器，偏偏没有起码的军事常识：坦克可以对付人群，也可以开到你家里。也许正是这不够充足的精神准备，激发了恐惧和激烈的反应。

路障！路障！路障！大学生们喊着冲到广场西路和长安街上，追着那辆坦克——其实是辆轻型装甲运兵车，扔出了手里的汽水瓶、砖头瓦块，甚至，钢笔和书本。装甲车楞了片刻，突然掉头，沿着来路，向前门西大街方向，夺路而去。

不用动员，没人指挥，一直没有设防的广场在恐惧之中做出了本能反应。隔离墩、铁栏杆、垃圾桶、乃至各种垃圾杂物，全被搬到路上，做成障碍物的样子。你和大家一起搬运着隔离墩，心里想，七点钟，广场宣誓的时候，你能想到的结局是头破血流遍体鳞伤和秦城监狱。你愿意。坚守广场15天，愿意等待这个结局，这是因为，三十多年的革命教育刻划了你，侵蚀了你，使你以为自己是牛虻、罗亭、格瓦拉、阿莱科斯，或是保尔·柯察金，是一块注定要毁坏、中断并且奉献到祭坛上去的肉体。也许那时，你并不真正了解自己。

不了解自己，并不等于不了解社会，不了解历史，不了解国家和民族。四十年前，有人在这里大声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然而，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并不知道自己究竟“站”在哪里，却知道“站“起来后，人更矮了。1989年，中国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空前规模地聚集起来，终于大声说出了自己的愿望和意志，令世界大吃一惊！

4月15日以来，超过3000名大学生，为了自己的同胞和祖国真正站起来，为了反腐败，争民主，坚持了7天7夜的绝食斗争。他们的壮举感动了全世界，却感动不了，自己国家的领导人。一些人越过全国人大，宣布戒严北京，用军队来对付学生，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可敬的首都人民，选择了见义勇为。他们自发地走上街头路口，劝说并拦截着不明真相的军队，他们多次以百万人的大游行表达着民意民心：政府有错，学生无罪！令人失望的是，具有“饲养员思维传统”的政府官员从不认错，从不“罪己”。有时,他们更像一个聋哑人，不说也不听，只会挥舞着武器，蛮干,横行，以严厉的打击来对付善意的批评。这一次，极少数人滥用国家暴力，并激发了社会暴力，致使大学生们倡导的非暴作力的和平改革遭到破坏，难以控制，对话不成，对抗不断升级，大学生和士兵们的年轻生命，正在成为政府错误的牺牲品。

坦克进场，预示着最后时刻的来临。大学生们围坐在纪念碑上，静静等候，他们反对暴力，也随时准备牺牲。一个半小时前，绝食团广播站一个沉静柔美的声音，已经说出了大家的共同意志。同学们，同学们，我们和平请愿的最后时刻已经来临。我们一定要保持理智，保持冷静，维护和平请愿的初衷，不要用暴力去对付暴力。二个月来，我们坚持的是非暴力的和平斗争，和平的最高原则，就是牺牲。

广场上的人熟悉这个声音，是柴玲——当时，在某种意义上，她是广场上另一个民主女神。

再见了，同志们！

广场重新平静下来的时候，周围的枪声再次响起。先是远处，象除夕夜的爆竹声，一阵紧似一阵。接着，博物馆，大会堂，曳光弹平射而来，点射夹着连发，烟花似地划空而过。

你在广场西北角，工自联广播车前面，数着从博物馆和大会堂黝黑的窗口里发出来的枪声——闪光过后，枪声必至。脑海中闪着观察火力点的念头，似乎你就是黄继光董存瑞随时准备去消灭火力点。不多时，就数不胜数——枪声太密，“火力点”太多了。

广播车放送着“民兵训练课本”，教导人们怎么打坦克：蒙眼，掏耳，剖腹，砍腿……来得还真够快的。正想着，坦克就来了。

十二时三十分，金水桥东侧，传来坦克的轰鸣，一阵紧似一阵，广场上的人们向那里奔跑。与此同时，从惊慌奔跑的人群中，你听到坦克压死了女大学生的消息，有人说，是北师大的。

身旁的喇叭响起了刺耳的噪音，突然，“民兵训练课本”变成了高亢的《国际歌》声，紧接着，这辆由公共汽车临时改装的广播车，轰地一声发动了。看着这辆公交车转弯，掉头，拖着地上的高音喇叭，你明白了它的意思——拦截坦克，同归于尽！你追着它跑，终于抓住了车门，车门却轰然一声关闭，从驾驶室传来了诀别的喊声：“再见了，同志们！”

后来，你在电视画面中多次见到这辆公交车时，前面离它仅几十米的坦克不见了。而公交车，已不在长安街上，并被人改变了使命，成为攻击建筑物而不是拦截坦克的一个“罪证”。

奇怪吗？不奇怪。伟大与荒谬是亲戚。正如美丽，在另一些人眼里总是丑的。

选择留在广场上，等待最后的结局，最重要的原因是，广场是大学生有组织的控制区，也是大学生集体意志的表达区。这个集体意志是坚持和平请愿。非暴力，不服从，不流血，不投降。你赞成这个理念，尽管你也知道在当时它“不合时宜”，但比起高对抗性同时具有高破坏性的街垒战来，这条失败之路可能通向另一种胜利，而不会导致从无序走向更加无序。

暴力，来自于恐惧；过度的暴力，来自于过度的恐惧。然而在当时，明白这点的人不多。即使明白也控制不了局面改变不了局势，因而无济于事。首先，当局用戒严来对付请愿，用军队来占领城市，用暴力来镇压人民，相当于把老虎丢进人群，这是一个错误的开始。至少这一次，军队服从的不是国家利益，而是代表少数人利益的政党政治，“枪”被“党”指挥着，甚至撇开党的总书记，执行着强行占领广场的死命令。这时候，政党、政府、国家、人民，都不见了，只有那几个人，在按照个人经验和权威作决定。在全社会的高度参与下，大学生早已控制不了北京街头，他们只能竭力维护广场斗争的纯粹和干净。街头政治，则是一个无组织或自组织的竞技场，各种动机，各种主张，各种力量，各种机会，在混乱中交织，把天使变成魔鬼或把魔鬼变成天使。街头就是丛林，而丛林法则的唯一公理，是强者和王者的胜利。这唯一的强者，不是人，是人发明和使用的杀人武器。混乱的王者，是暴力-----是超越法定程序的国家暴力，而不是正义冲动或其它抗暴形式的社会暴力。

不许打人！

上帝要人疯狂，就叫他去革命。

十八年后，你终于明白：反抗暴政，不等于睚眦相报；公民有反抗暴政的自由，也有不服从的权力。而公民不服从，更重要的是守住你自己。而在当时，你并不真正懂得这些道理。中国盛产革命文化和党文化，多年来，无论电影、电视、戏剧、文艺，还是报纸、杂志、文学、书籍，无不承载着一个政党的宣传诉求，充斥着革命暴力和奴化教育。革命暴力，只能孕育暴政，以及反抗暴政的暴民。正所谓，仁政出仁民，出良民，出顺民；暴政下，只有刁民，暴民，还有大量的愚民。

当国家的发展被一个特权集团的需求所控制，当民族的文化被一个政党的宣传所置换，当社会的价值只剩下革命思想和暴力思维，当政党的舌头和牙齿代替了人民的喉咙和心声，当全人类的普世价值遭到少数人拼命的封杀抵制，你就成为，这种文化的一件作品。如果顺服并且接受这种安排，你要么怯弱，要么白痴。多年的革命教育，你只学会了模仿革命英雄的行为模式，没有学会别的。所以当时，你追着广播车跑，手拿一根三尺长的竹竿，要去跟坦克拼命，不怯弱，很白痴。

广播车冲到长安街上，距那辆装甲车几十米，停了。因为装甲车已经被堆积起来的垃圾桶阻停，徒然轰鸣着，然后熄火了。霎时，003号装甲车成为人们围攻和宣泄的一件物品。砖头瓦块，棍棍棒棒敲打着这个铁乌龟，点燃的衣物、棉被，马上堆满了“龟背”。人们愤怒着，兴奋着，拥挤着，像围着一只巨大的烤红薯，只等着分而食之。

提着竹竿，你摸到了铁乌龟发烫的后门，竹竿还没有敲下去，车门“嘭”地一声弹开，滚滚浓烟里冲出来二个当兵的。当兵的被车里的高温和浓烟薰得迷迷糊糊，完全失去了自卫能力，所以立刻被狂怒的人群打倒在地。人群里只听到夯土似的沉闷声音，没有求饶声和呼救声。

你拼命挤了进去，想打人，或许还想杀人。或者你什么都没想也用不着想，大家怎么做，跟着做就行。没有料到的是，你做了相反的事。十八年来，每每回想起那一刻，你都要犯迷惑，失去思维。后来你越来越相信，那一刻，出现了神迹，拯救了你。

你挤进装甲车左边的一个圈子，那当兵的伏在地上，已不动弹。有人在踢他的头，有人跳起来踩他的身，像演武打电影。他毫无反应。你听见自己在喊：不能打了不能打了人不行了！接着你拉起他的左手，甩上肩，弓身发力背起了他，向救护站挪动。

殴打没有停止。有人开始打你，一个踉跄差点倒地。没等你跪下去，右边一双手伸过来扶住你，接着，那双手架起士兵的右臂，使你挺直了身躯。“不许打人”！有人在喊。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人们开始喊起来，越来越响亮，越来越整齐。在这有节奏并富有当时的广场特色的呼喊声中，在十多双手臂的围拥保护下，你们奔跑着，把士兵送到了几百米外的博物馆急救站。

后来听说，那天广场上没有死一个当兵的，包括这个一米八几的大个子士兵，流了血，没有牺牲。这是大家的幸运。

他们都是孩子！

快到救护站了，有人把你换下来。坐在地上，喘气。手上粘粘的，一摸糟了，肩上胸前，满身血迹，头发也粘成了血饼子。这是那个大个子士兵留下的纪念品。以后的几天里，你穿着这件可能被控为“凶手”的血衣，在这座戒严的城市里漫游，有人问，你就得解释。

凌晨一时三十分，枪声密集响起，预示着有事发生。果然，广场西路的人群潮水般地向南退去，其间不断有人倒地。当时无法判定，这是中枪还是摔倒。你迎着溃散的人群向北走，直到看到西长安街，密密麻麻，都是军人的身影。这些黑影中，至少有五、六支枪口在吐火，射击。这是文革武斗以来，你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看人开枪，没有向着天空，而是向着大地和人群，打得广场地砖火星直迸。

多年来，你面对危险或是危机的处理经验，就是正视。缓慢地，镇定地，迎上去，看清楚，正视。无论小时候被群狗追逐，还是后来多次面临群殴场面，镇静，是你的唯一武器。所以你缓慢地，迎着正在喷吐的枪火，走上去。广场西路已空无一人，在西长安街火光的映照下，你看到了那个令你终身难忘的场景：一个短发白衣的女人，一个人站在西长安街口的拐角处，前仰后合地比划着，你听她喊：“别开枪！别开枪！他们都是孩子！”

你迎着她走上前去，边走边想，开枪的，不也是孩子吗？

西长安街，全是军队组成的步兵方阵，望不到头，看不见尾。方阵上空响着口号，十分整齐。“动乱不平，决不收兵！”“如若阻拦，坚决还击！”“打倒动乱，严惩暴徒！”等等。突然一声哨音，部队就地坐下，现出一片整齐的钢管森林。这是建筑工地常用的2米钢管，现在靠在士兵的肩头上，伸向广场的夜空，展示着比步兵武器更直接的一种暴力。你想，国庆游行，如果把士兵手里的步枪，换成大刀长矛或者钢管铁棍，可能更威风，更有震摄力。暴力，来自原始；越直接越原始，越能摧毁文明。在这接近原始暴力的步兵方阵中，在钢管树阵之间，突然响起了“钢铁的部队，钢铁的英雄”一类的军营歌声。这是各个连队之间在拉歌，鼓舞士气，作战斗前的精神准备。

那个女人已经到了军队的散兵线前面，连比带划地诉说着。你情知不妙，趋身上前，还没走拢，就见她被几个士兵挥起枪托，打倒在地。你把她扶起来，才看清楚，这是一位年约40岁的中年妇女，胖胖的圆脸上满是血迹。他们打我。我看见了。别理他们，我们走。

广场方向，有照相机的闪光闪过。接着，跑来几个大学生，还没跑到散兵警戒线，就被冲过来的士兵打倒了，至少有两个照相机被当场砸碎。几个大学生被士兵扭着胳膊架走。其中一个学生，匆忙往你手里塞了一把东西——一张名片和一个红布条。名片上是香港大学学生会主席×××，后来丢失了。红布条，你至今留着。

（中）

跟丫的死磕！

15天前。你冲着那个越过全国人大的违反宪法的《戒严令》，来到北京，准备在这里抛洒你的一腔热血。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确实让人以为，为了国家民族的进步，为了民主自由的文明社会早日到来，任何牺牲，都值。在当时，这是最后一批传统型知识分子的最高境界和最后选择。所以你来了，带着眼睛，手捧着心。

5月21日，初到北京，你在广场上游荡了一天。傍晚，在一个叫“京前餐馆”的小店吃了第一顿饭。餐馆老板20多岁，一口京片子。他见你一边喝着啤酒，一边记着笔记，便上前问，是记者吧？接着滔滔不绝地讲起了动而不乱的北京，和令他敬佩万分的大学生。正是在他嘴里，你第一次听到北京“小偷罢工”的消息。

邻座五个大汉正在吃饭，老板说是“雷子”，却没有压低声音的意思。接着，他拎出两瓶啤酒，要请客。见你谢绝，他说，请老师写几个字，写“北京市民死磕队”。说着拿出半截白床单铺开。不懂北京方言，不知道“死磕”的意思，急得老板连比带划，才搞清楚，死磕，就是“拼了”。你想，“拼命队”，大概就是敢死队的意思吧。

没有毛笔，就手抓抹布蘸着墨写，一气呵成。未了，老板要加上一句：跟丫的死磕，写上去。“跟丫的”是什么意思，更难解释了。你想，管它呢，喝了人家的酒就得办事。再次手抓抹布，蘸墨，写了。半截床单变成了一面“旗帜”，上面写着：北京市民死磕队——跟丫的死磕！人民必胜！旗帜展开，包括那五个大汉，齐声叫好，小店里响起一片掌声。

后来，在广场上，在帐篷村，你多次见到这面高高飘扬的“旗帜”。“旗帜”下面，是一辆免费送饭的平板车；“旗帜”旁边，是这位年青老板——当时叫个体户——的幸福的笑脸。

自此15天后，6月5日，你见到了另外一条白布标语。标语下面，是一位15岁的北京女孩的脑浆和鲜血，血泊中泡着一只白色女鞋。离地1.5米的墙上和报亭，密集分布着38个弹孔，背对着复外大街。人们说，当兵的追进胡同，从里面往外面打，女孩躲在报亭后面的死角里，被削去半个脑袋。这是一条居民小巷的巷口，复外大街22#楼西侧，巷口悬挂的白布横幅写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这是挣脱了樊笼的国家暴力的利爪，给古城北京抓出来的伤痕之一。这个案例表明,在崇尚暴力的铁血政策下，人民处于弱势。

坚守，还是撤离？

像一缕游魂，你在黑暗的广场上飘来荡去，哪里有枪声去哪里，可是子弹抛弃了你。丧钟没有为你而鸣。

躺在广场地砖上面，你摆出一个“大”字，双目紧闭，休息。广场北面传来骚动和响声，站立了五天的民主女神轰然倒地，预示着,一个结束正在开始。

那天黄昏的晚霞特别壮观，你满心感激着这最后一天的美丽，于是给广播站送去纸条，要求播放《让世界充满爱》。不久，广播里传出寻找歌曲磁带的呼声。你想象，歌声响起的时候血肉横飞的场景，以及，嬉皮士给警察的枪口上插满鲜花的那种美丽。歌声终于没有在这个注定进入历史的广场之夜响起，此刻，只好躺在这里，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唱：啊，一年又一年！啊，我们拥有明天！啊，一年又一年！啊，我们拥有明天！

“明天”到来的方式很奇特：熄灯。

凌晨四时，在再次广播了《紧急通告》后，广场上的灯光全部熄灭。恐惧随着黑暗降临。纪念碑东侧，有人点燃了垃圾。像战士牺牲前，总要先砸烂武器，有人把收集起来的棍棍棒棒扔进火堆，烧了。围坐着3000~4000名大学生的纪念碑底座上静得可怕，大家在等，等那最后时刻的来临。《国际歌》声响起，“这是最后的斗争．．．．．”

大会堂前，聚光灯开亮，照着门前的步兵方阵。方阵闪开之处，一只小分队，弓着腰，端着枪，直插纪念碑而来。瞬间，散兵线包围了纪念碑。有人喊话：市民都出去，离开这里！枪声同时响起。士兵们开始动手，把不象学生的人从队伍里拉出来，推出去。不一会，就有人拎着衣领，把你推到了包围圈外面。被拉出来的市民并不走开，他们站在包围圈外面，声声高喊：学生无罪！学生无罪！

有人对着纪念碑碑体射击，打得火星直迸。很快，大喇叭被打哑了。然而坐在底座台阶上的大学生们，一阵骚动之后，仍然坐着，沉默不语。你佩服这些孩子们，他们已经战胜了恐惧。这时有人茌纪念碑上喊话，建议以喊声大小来表决，决定留守，还是撤离。

其实这类的广场表决，早在“戒严”第一天就预演过了。5月22日，“广场将遭到空降袭击”的传言不胫而走，动摇着大学生们坚守广场的决心。这时，绝食团广播站在广播里举行了公开辩论。正在“坚守派”和“撤离派”难分胜负之际，广场西南角悄悄出现了一支队伍，打着横幅，挽起袖子，在深夜的寒风中默默地站立。人们走近一看，好家伙，全是新闻媒体的国家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北京日报社……掌声响起！大学生们热泪飞迸！北京市民组成的摩托队，插着旗，编着队，绕场巡行，给大学生壮胆打气。那时起你开始相信，中国的光明未来，要靠知识分子。

那时的知识分子，确实可以感天动地，就是不能感动政府。当时，你的母校华西医大，老师们上街游行，举着的标语是：“课，我们可以补！”在你的右派父亲工作的四川大学，老师们更直接喊出：“我们就是一小撮！”应该相信,无论将来社会怎样发展,这样的知识分子，都是民族挻直的脊梁，是可以信赖的社会良知。

你没料到的是，知识分子也可以被集体收买并集体作弊，成为组织起来的少数人和高度组织的极少数人，欺负没有组织的多数人的帮凶和工具。短短十多年，中国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就摆脱了千年传统，完成了一次“伟大”的转型：从此没有善恶是非对错，只有贫富强弱输赢，以发财致富为最高理想，以最大利益为终极价值。首先坏起来,才能富起来,不能富起来,也要坏起来。这是悲？还是喜？你认为，知识分子如果放弃理想和价值的坚守，无异于犯罪。广场的坚守意义，就在于精神的守持。这一代大学生作出了正确的选择：坚守，守住的不是广场，而是人的尊严和价值。这是当今发展中的中国,最为欠缺的东西。

没有敌人和仇恨

大学生“留下”坚守的选择刺激了“清场”的士兵，黑暗中，他们开始对纪念碑体密集的点射，来增加压力。你仿佛看见，纪念碑浮雕上的五·四青年，正圆睁着困惑的双眼。因此你穿过散兵警戒线，又一次回到了纪念碑——要死，要和大家一起死。

记得13岁时，文革变成了武斗，你躲在家里看书。《巴黎公社史》、《一八七一年公社史》、《法国大革命》、《世界通史》，在世界革命的宏大叙事中完成了你的启蒙教育。那时，中国整个是革命大熔炉，50多年的党文化熔化了个人，铸成了集体——镰刀与斧头，或者剑与犁，不是齿轮，也是螺丝钉——总之都是铁做的。那时不少人羡慕“老一辈革命家”赶上了好时光，“给我们创造了幸福生活”，却夺走了我们牺牲的机会。因此，文革中的红卫兵，赶着趟的争相赴死视死如归。当时，个人的最高价值，只是奉献生命，而不是丰满美丽人生。

选择重新回到包围圈里，主动去承担危险，说不上有什么英勇，但很有意义。当时，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都毫不犹豫地跳进大火，净化了自己的灵魂，把自己还原为人。6月2日，当广场的坚守已十分困难，而当局的镇压意图已十分明显的时候，专门从美国赶回来的文学博士刘晓波，与侯德建，周舵、高忻发起了新一轮的绝食抗议。“广场四君子”的《绝食宣言》说：“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充满了以暴易暴和相互仇恨。为此，我们绝食，呼吁中国人从现在起逐渐废弃和消除敌人意识和仇恨心理，彻底放弃阶级斗争式的政治文化，因为仇恨只能产生暴力和专制！我们必须以一种民主式的宽容精神和协作意识来开始中国的民主建设。民主政治是没有敌人和仇恨的政治。”八九年那一代知识分子，不仅急公好义，具有舍身饲虎的勇气，而且思想深刻，目光远大，完全能够担当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使命。事实上，任何史家都无法回避的是，中国六·四运动，以石头翻身引起的雪崩效应，关闭了冷战之门，开启了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它的历史意义，并不逊于那倒塌的柏林墙。

就一般的意义而言，人民可以选择政府，而政府不能选择人民。就法律的意义而言，主权在民，人民拥有政府，拥有国家；而不是政府拥有国家，拥有人民。因此，人民可以做不被禁止的事，而政府不能做不被授权的事。这是“人民共和国”的基本常识。“共和”的意义就在于，人民应该选择一个拥有政府的国家，而不是接受一个拥有国家的政府。不幸的是，当时的中国人民，面对的是一个“拥有国家“的情绪化的威权政府，它象一个封建家长，信心不足而威严有余。因而它常常把功劳归于自己，把过错推给人民，推给人民中间永远消灭不完的“一小撮”。因此，1989年，仅凭着那几双干枯的手，就又一次关闭了中国人民通向未来的幸福之门。这是1949年甚至是1919年以来，最大的历史悲剧。

射向纪念碑体的跳弹，不时制造着新的伤员。不一会，四个人抬着一个脖子上喷血的学生，从纪念碑顶层跑下来。出于医生的本能，你跑到前面开路，带着他们去博物馆急救站。到了那里，你傻眼了：长期停在那里的几辆救护车，不见了！救护车！救护车！救护车！你们拼命呼喊着，寻找着。

那天晚上，广场上最忙碌的地方，就是博物馆前面的临时救护中心。一整夜，警铃声声，车轮滚滚，不停地转送着广场伤员和来自周边路口的伤员。而现在，它们竟然悄悄消失了。你向广场北面望去，没有看到救护车，却看到了坦克车和装甲车。在初现的天光辉映中，一字排开着大约四十辆装甲车，像一群蹲伏着的怪兽。

突然，怪兽们一声嘶吼，发动机喷吐的浓烟，顿时遮暗了初现鱼肚白的天空。

九个太阳

你紧盯着200米外的装甲车，下意识地数着，刚数到第28辆的时候，它们轰鸣着，隆隆向前开进了。这时你想到了帐篷村，和熟睡的孩子们。

广场熄灯前，你又一次走进帐篷村。因为你知道，外地高校的学生，有很大一部分没有坐在纪念碑底座上，而是呆在帐篷里休息。狭窄的过道里，你听到从帐篷里传来的鼾声，还有轻轻的谈话声。你来到一所天津高校的帐篷前，听到传来交谈声：你什么时候回去？天亮就走。回家吗？回学校。

几天前，这个帐篷里传出来的是早期的摇滚乐声。当时六个大学生拍打着脸盆、背包，唱着《九个太阳》，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尾声：哦……哦，九个太阳！哦……哦，九个太阳！八十年代，祖国开始青春，美丽动人。你依窗望着这些年青人，想到了不祥的结局，不由热泪盈眶。

现在你没有眼泪。十个小时你没有流过一滴泪水。你只是纳闷。

你没有看到有谁在检查帐篷。当你还在想“帐篷里还没有人”的时候，装甲车已经到了面前，并且快速越过你，推进到纪念碑正面的旗杆前面，随着加大马力的轰鸣声，把碗口粗的铁旗杆推到了。中间几辆车，把帐篷顶起来，蒙在头上前进。这时纪念碑上，还有超过2000名大学生，周围，还有不少学生和市民并没离去。而你，站在广场东路，博物馆前面，眼见装甲车队越过你，一直前进。车队开过，车队后面的帐篷村，矮了一半。此时纪念碑上，再次响起密集的枪声。

现在想来，争论这个细节已不重要。因为重要的是杀没杀人，而不是杀多少人、怎样杀人和在哪里杀人。真正重要的，是为什么杀人，过失杀人还是故意杀人。更加重要的，是杀人过程中双方乃至多方应检讨的过失和责任，包括良心和道义的责任。没有这种检讨，所有牺牲的人——包括大学生、士兵和市民，永远不会闭上眼睛。

杀死李鹏！

有秩序的广场撤离开始了。说有秩序，是在坦克的大炮直指鼻子，重兵重重围困，东南角留下唯一通道的情况下，你唯一的生路，是走人。所以最后一刻，的确和平，有序。

士兵们采取了紧逼战术。大学生退出一层，士兵们占领一层，不多时，纪念碑上已全是士兵。为了搞清状况，你甚至爬上了一辆装甲车，看到大学生撤退的头队，已到了前门大街，扫尾的刚出了包围圈。人数估计有1000多人。时间是6月4日凌晨，五时十分。

你跳下装甲车，去追队伍。早起的市民向广场拥来，他们表情沉重，却鼓着掌，夹道欢送——不，是悲送你们。你追上队伍问，后面还有人吗？有同学答，还有人在纪念碑上，他们坚决不走！这时，一个胖胖的戴眼镜的女生冲出队伍，蹲在地上嚎啕大哭，两三个女生去拉她，她却抱住道旁的小树，死不起身！两个男生又过来劝，也拉不起来。几个人蹲在地上，地上一片哭声！

这时你听见了你喊的却不属于你的嘶吼声：杀死李鹏！杀死李鹏！杀死李鹏！大学生们跟着，喊了三声。队伍继续向前门行进。

这时你相信，此刻如果有个代表李鹏的东西站在面前，无论它是一个士兵还是一辆坦克，你都会毫不犹豫地撕碎它。如果手里出现机关枪，你会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此刻，你完成了一个知识分子向精神暴徒的转变，再跨半步，你就是街头暴徒，就是暴政制造出来的暴民了。当然，这个结果只能证明：你输了，手握权柄和武器的人，赢了。

多年后你想，其实这场“动乱”正如那个人所言，是早晚要来的。这是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大循环，近一百年来的社会大变革，以及四十年来国家发展史的必然的历史节点，是实现宪政与民主，实现中国改写历史的社会进步，以及参与世界历史前进的上升阶梯。李鹏和赵紫阳，包括邓小平和胡耀邦至多是其中的一些诱因而已。可惜这个千载难逢的国家发展大机遇，被一心为私的封建顽固势力扼杀了。中国政治体制的先天不足，导致了八十年代的艰难改革，却被自私的人们所扑灭，并把这个难题，推给了下一代人。近百年来，大大小小的群众运动和“革命战争”，真正重要的推手，是人民选择制度和人民选择政府的权利没有得到体现，更没有得到保障。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如果没有切切实实的还权于民，将来还不知道有多少士兵、大学生乃至各族人民，将会成为牺牲。

（下）

有一天，我也要拿起枪！

前门大街，一支部队正在向东奔跑，这是去“堵口子”的队伍，填补学生们退出后的广场东路。而市民们追打着他们，扔着砖头瓦块，他们毫不理会，只顾跑。一些士兵身上，血迹斑斑。还有两个掉队的士兵，抬着箱子，喘着粗气，一瘸一拐地，被人围打，逼上了街沿，躲进了居民院（这支部队，快到前门才发子弹，天亮才到达）。

回望广场，火光熊熊，浓烟滚滚。你担心着纪念碑北面，那留下来的同学们的命运，却又无力帮助他们。一种失落感痛彻心肺！

天色已经大亮，大学生的队伍正在远去。你落在后面，慢慢走着，脚步沉重，心中茫然，万念俱灰。

在石碑胡同南口，一群人截住了你。早起的市民围住你，询问浴血的广场之夜——你双手血污，满身血迹，似乎成了血战的证明。在你平静地讲述中，一位戴眼镜的中年人，不停地抹着眼泪，然后突然说：请相信，有一天我也会拿起枪的。他掏出了自己的证件：某某某，武警中校。你哭了。十个小时以来，你第一次哭出声来。你蹲在地上，哭。一位女大学生揉捏着你的肩膀，劝你。这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住在附近，半夜里才被家里人从广场上强拉回去。劝不住你，大学生也哭起来。一个警官，一个大学生，还有你——已在华西医科大学工作十年的临床医生，各自捏着自己的证件，抱拥着哭成一团！

其实你哭，不是悲痛，是感动，是人性臻于善境的满心感激。

前门方向，传来密集的枪声。不一会儿，有人扶着一位头上流血的蓝衫老太太奔过来。武警中校和女大学生招呼住一辆环卫工的平板三轮，帮助你把老太太扶了上去。

坐着平板车，扶着老太太，你来到不远处的红十字医院。医院里遍地是人，诊断室、门厅里、过道上、天井里，躺满了受伤的人。当你把伤员交给大学生志愿者，离开医院时，又有几拨伤员送来。前门方向，枪声不断。你明白了：暴力，并没有结束，而是正在开始。

北大的精神气质

按照事前约定，打散以后，到北大某楼某室会合。你拖着双腿，向北大方向走去。手里高举着，你在急救中心门厅里匆匆写就的标语：今晨7点，军队还在前门屠杀市民！！！严惩杀人凶手李鹏！讨还血债！一些路人，讶异地看着，有人在拍摄你。

此刻的你，早已没有了思想。在精神上，你已经成为一个标准的暴民。你心里反复叨念着，是金斯堡的名句：我披头红发升起，我吃人如呼吸空气。双手举着牌，一路来到宣武门。几个上班的工人拦下你，问清去哪里后，争着用自行车驮你，把你送到了学院路。北钢学院，哀乐声声，门前摆着花圈和罹难学生的照片。走不多远，一位大学生过来问：广场下来的吧，先去休息休息。一路把你领到了林业大学。宿舍里，同学们拿来了牛奶和面包，可你喉咙冒火，难以下咽。你再次讲述起“清场”经过，十多位同学和老师陪着你，抹着泪。

后来，北京林业大学这位赵同学借来自行车，把你驮到北大某楼某室，找到了全国维宪联席会议的同志。用了一个多小时，你向他（她）们完整叙述了广场的一夜，并且说出了你的初步估计：这一夜双方的死伤，至少1000人。素不相识的北大同学，外地同学，还有一位女老师，端来开水拿来饭菜，招待你并为你放哨，让你休息。

终于，你来到了仰慕已久的“革命圣地”——北大三角地。你感到欣慰的是，三角地对暴行作出的反应，一夜之间，这里贴满了公开声明：退党，退团，女的剃光头，男的留胡须……虽然第一次见面，虽然第一次来这里，你却感到，北京大学，象家一样，亲切、熟悉。也许，你们有着同一样的爱；也许，你们追求的，是同一样精神气质？

风声越来越紧。有人说，军队要来清校，所以不准收留外地人。深夜，你被转移到北大招待所，那里是外地同学的大本营，因为害怕被抓而来不及说出真相，所以你当着一大群人，对着两个录音机，又一次陈述了你所看见的事实，并坦言，对这一切言论，承担责任。来京半月余，你以真姓名真证件真面孔，真实的想法和目的，真实地生活在这座城市，感受着这座城市。你的手，没有沾血，也不是黑的，一直都不是。

那一夜，老天爷忍了很久，压着呜咽，然后淅淅沥沥，开始小声哭泣。雨水，悄悄冲洗着街头的血迹和城市的伤痕。远处传来阵阵枪声。

走，咱们别理他们！

6月5日，雨过天晴。一觉醒来，人们的惊慌还没有消退。传闻，北大今天要军管。你不愿束手就擒，所以一大早就匆匆离开了。

一夜休整之后，体力基本恢复，沿着海淀路向北而行，不知不觉已到甘家口。日上三竿，又饿又渴，买了几只蕃茄，坐在路边，吃。四个人围住了你，干嘛呢？吃饭。哪儿来的。成都。干嘛来了。旅游。“站起来！”一声大喝！你慢慢站起来，干嘛？问你呢？说着就动上了手，要搜身。你拼命抗拒，双手已被扭到背后。干嘛干嘛！跑过来几个行人，和这几个人推搡起来。一个国字脸的大汉围护着你突出重围。走，咱们别理他们。“咱们”拉着你快步离开“他们”，其它行人奋力拦住了那几个便衣。

你得把衣服换了，他说。低头一看，可不，满身血迹，凶手似的，走不多远就会被抓。这位工人大哥把你带到甘家口百货商店，给你买了一件肉色的衬衣，16元。正掏钱，被你止住了。我还没谢你呢，咋能让你买。你说。后来的经历，证明这位工人大哥至少救了你两次命。上午在甘家口，把你从便衣手里救出来。下午在西单路口，如果你穿着那身血衣，定会被当场打死。

可惜，你没有记下这位救命恩人的名字。但你知道，北京工人和北京市民，是世界最好的人。89年的北京，透着圣洁，闪着人性的光辉和美丽。谢谢北京！

后来的一整天里，你巡视着曾经的战场，用目光抚摸着北京的伤痕，直到你被打负伤，送进医院为止。

在军博，你跳上6月4日下午毁损的装甲车队，焚烧的浓烟还没散去，而70余辆装甲车突然被毁损的原因，至今未明。

在木樨地，一个小小的地铁窗，密布着二十多处弹孔，靠在旁边的一辆自行车的钢管上，洞穿两处。在燕京饭店，五楼至六楼之间的墙上，六十多处弹孔历历在目。看来，以地下到天上，无处不遭射击。复外大街一路走来，所有用作路障的公共汽车都弹痕累累，且遭焚毁。正面受到攻击可以理解，然而街道两侧建筑物，都遭受过弹雨的洗礼，子弹飞进居民家里，令人费解。

“人民军队人民喂，人民军队为人民；人民叫它它不应，党叫咬谁就咬谁。”当时的广场民谣，真切地反映了没有实现军队国家化，军队的职能，己经被严重扭曲。军队，成了少数人的工具和武器。

这是一座受到了侵犯的城市。这座城市的忠诚儿女们，奋起反抗了侵犯，拒绝了屈辱，保卫了一座城市的尊严，但也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他们因为抗暴，因为保卫被侵犯的城市和受到威胁的大学生而选择了牺牲，却顶着“暴徒”的恶名。这座城市，不应该忘记他们。

“战况”的惨烈在复兴医院得到了你亲眼的证实。这是距木樨地最近的一家街道小医院，没有胸科和脑科，只有普通外科。一位护士说，当晚，至少有一百多个颅脑外伤和胸腹贯通伤伤员。在此作了简单的包扎或止血处理后，被立即转送出去。即使这样，这里当晚就停放了四十多具尸体，绝大多数送来时，已经断气。有些家属害怕受到清查，连夜就把尸体领走了。现在临时改作太平间的大教室里，并排躺着的尸体，是三十八具。这仅仅是在一个路口一夜之间发生的情况。北京，究竟有多少个这样的路口呢？

人啊“人”

从军博到木樨地，绕过复兴桥，沿着复外、复内大街。你踏着遍地瓦砾，向广场接近。这是3日夜间那支部队的进军路线。你步行，在空无一人的死寂的大街上，像穿过大战之后的废墟。

西长安街像战场，每一个路口，都堆积着焚毁的车辆。地上砖头瓦块铺了密密的一层。这时你才明白，真正的“战场”，不在广场，而是在整个北京。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不管是市民还是士兵，都在街头付出了重大的牺牲。

下午5点，在六部口，首都电影院前面，你见到一辆烧毁的大轿车横在路上，还冒着烟。你转到轿车的东面，看到了一个悲惨万分的场景：一具焦碳似的尸体，伸开两腿坐在地上，靠着轿车的车轮，远看，像一个人在休息。然而，这个曾经的人，昨天的士兵，已经难以辨认。“他”的皮肤像大火烧过的树皮，低垂的光头上盖着军帽，胸前堆着，自己体内流出来的肠子……，你受到震憾，立在那里，足足站了十多分钟。这个造型如此熟悉，使你想到了成都画家苟乐嘉的一幅名画《人》。

《人》的创作年代是文革后期，反映的是文革中，造反派头头宋立本被对立派的中学女红卫兵抓住后，练刺刀，挖膝盖，点天灯的惨景。被虐尸后的“宋立本”，靠坐在那里，尸体摆成一个“人”字型，无声地控诉着另一种“人”。

眼前这位士兵——后来知道是“共和国十烈士”之一的刘国庚，在文革整整20年后，坐在西长安街上，用自己凝固的躯体，又一次发出了声音：为什么啊，人？

为什么，人们在一夜之间变得如此仇恨，对立？为什么一夜之间，军队和市民，学生与士兵突然成了死敌？为什么，善良的人们都成了暴徒，而把人变成暴徒的那些人，却从不承担任何责任？为什么啊？！

强者的残暴只能换来残暴，而弱者的残暴，往往触目惊心。

强烈的阳光下，长安街上空无一人，你和他在对视，倾听。你噙着眼泪，向“人”鞠了一躬，心里百感交集！

两天前，就在这里，在六部口，你和大学生们站在一起抗击着暴力。6月3日凌晨，一辆载着武器的大轿车在六部口被截停。为了防止武器丢失，大学生们上了车，坚守了二十多个小时，直到一车军火被安全转移。面对汹涌而至的人浪，大学生们手挽手围在大轿车前，你也挽起了大学生的胳膊，守护着大轿车，守护着八九民运的底线：非暴力。事后查明，大轿车上，装载着机枪×挺，手枪××支，冲锋枪×××支，子弹×万发，电台×部……这些军火如果流入市民手中，不可能帮他们“打赢战争”，却很可能造成市民和士兵的更大牺牲。

暴力的逻辑是武器的批判，而不是批判的武器。当有人为了私利而轻率地释放着国家暴力，又怎能指望，它会与被激发起来的社会暴力和平共处，相安无事？

勿庸讳言，社会暴力是一种无序的社会破坏力，是有序的国家暴力压制的对象和存在的依据。然而，当国家暴力脱离了正义的目的，背离了国家利益，抛弃了法治的轨道，而沦为少数人的政治工具，它就成了比社会暴力更加可怕，更加危险万分的破坏机器——因为国家暴力破坏的，往往是国家民族的发展历史，以及文明社会的核心价值。

曾经，鲁迅先生不愿意忘却的纪念，是段麒瑞政府制造的三·一八惨案。在那47名殉难者当中，有先生敬重的青年学生。据说，当时并不在北京的段麒瑞知道自己的手下开枪打杀了大学生和市民，竟在地上长跪不起，磕头谢罪。段后来很快退出政坛，在天津当了寓公，并从此终生吃素，不沾晕腥。

知道羞耻，知道忏悔，段麒瑞在怜悯别人的同时，救赎着自已。

感谢北京

枪声再次响起。从复兴门换防回来的装甲车队，远远地已经发现了你。你缓步跨过大街，在西单路口一棵大树前面坐下，等它。当兵的没有放过你。五、六个士兵围上来，刚问两句，就枪托横劈，把你打倒在地。捣蒜式的打击落在背上，开始并不感到疼痛，甚至还有些舒服，不多久，你就喘不上气，意识也有些迷糊了。迷糊中一闪念，幸亏，换下了那件血衣……

后来在北医大人民医院，处方笺上写的是：肩、背，右下8、9肋软组织挫伤。脾破裂？气胸？处方是留观一夜，红药一瓶。医生好心劝你，能走尽量走，因为，部队每天来医院，抓走伤员，提走病历。搞过十年外科临床，你清楚外伤和内伤的关系，不想冒失，所以仍在医院躺了一夜，第二天才悄悄离去。

难忘的是，当你倒在地上，承受连续不断的打击之时，西单路口探出几颗头来，对着士兵的枪口，向你招手，要你爬过去。这时你开始感到剧痛传来，已经动不了了。士兵们刚一转身，两位市民就沿着墙根爬过来，从地上架起你一路飞跑，一辆板车早等在那里，他们七手八脚把你甩上去，大喊着“闪开，闪开”，把你送到了人民医院急诊室。

你没有来得及道谢，甚至，连救你的人们的长相，也没有看清。

这就是89年的北京，人类的丑恶和人性的美丽交织在一起，都充分表现出来，释放到了极致。15天来，你看到了太多的混乱场面，而永远感动你的，是街头救助。那奔跑着，挽扶着，呼喊着，围护着的救死扶伤的场面，成为北京街头最为壮丽的人性景观，长留在每一个目击者的心里。那些日子里，你救人，人救你，人们互助互救，活得真实，一种崇高净化着人，提升着人，使人们在街头成为兄弟。

十八年来，你无数次冲动着写作的念头，无数次提起笔来，却写不下字。因为长期以来，你只是一个用脚来写作的行动者，而不是一个写作者和讲述者。你对写作，没有自信。

但是这次，你要写要说了。这要感谢一位叫马力的香港先生，因为2007年5月15日，他用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侮辱了你的智力，践踏了你的记忆。他让你想到了恶，而不是美。你要告诉他，你想记住的，只是美。1989年，中国人民以前所未有的美丽，谱写了中国当代史的华美章节。它留给世界的，是大爱的人性光辉和大美的真理价值。

因此你说了。你说了，不为拯救灵魂，只为感谢北京！

6月10日，在回家的列车上，你拿出了笔记本。上面记着，5月21日，来到北京的第一天，你在纪念碑上抄下的一首小诗《对话》。八九民运，从对话的初衷走向对抗的结局，固然有太多太多的问题可以反思。然而《对话》的精神，却永远是那么美丽！

所以在西去的列车上，你给大家读了这首小诗，表达了对一个时代的最后美丽的深深感激。

对  话

孩子：妈妈，这些小阿姨，小叔叔为什么不吃饭

妈妈：他们想要得到一件礼物。

什么礼物

自由。

谁送给他们这件美丽的礼物

自己。

妈妈，广场上为什么那么多，那么多人

这是一个节日。

什么节日

亮灯的节日。

灯在哪儿

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妈妈妈妈，救护车里是谁

英雄。

英雄为什么要躺下呢

好让后排的孩子看见。

看见什么

七种颜色的花。

2007年5月22日  成都

作者联系： 谭作人 （028）85415735  13308030863

(黃花崗雜誌來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