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 序一：无权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

◆ 序二：存在的意义和道德的政治

◆ 第二口气

◆ 给胡萨克的公开信

◆ 说出真实总是有意义

◆ 宪法第202条

◆ 无权者的权力（上）

◆ 无权者的权力（中）

◆ 无权者的权力（下）

◆ 论“七七”宪章的意义

◆ 狱中书简

◆ 政治与良心

◆ 故事与极权主义

◆ 回忆弗朗蒂塞克·克瑞杰

◆ 1990年新年献词

◆ 政治、道德和教养

◆ 我相信什么

◆ 知识分子的责任

◆ 在堪培拉国际出版俱乐部的讲演

◆ 谒见(独幕剧)

◆ 误会(独幕剧)

◆ 对沉默的解剖

◆ 给奥尔嘉的信

◆ 后共产主义的奇特纪元

◆ 我们变化着的时代与人的新尺度

◆ 全球化之祸福

◆ 人权高於国家主权

◆ 全球文明、多元文化、大众传播与人类前途

◆ 论国家及其未来地位

◆ 向政治告别

◆ 捷克总统哈维尔告别演说

序一：无权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

——后极权主义时代的人生哲学

捷克现任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是我们时代杰出的思想家。他首先以戏剧家著名，后来又成为突出的异议人士、哲学家，最后因为一九八九年底柏林墙被推倒以后捷克斯洛伐克与一系列中东欧国家发生革命而被推为总统，到现在已经九年了。

虽然他拥有极其耀眼的头衔，但是历史将永远记得他是一位促成了后极权主义结束的思想家与实践家。他最大的功绩就在于教导人们如何在后极权主义社会尊严地生活，做一个真正的人。　　哈维尔出生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五日，不到两年半，希特勒的铁骑就占领了他的祖国。他十二岁的时候，也就是一九四八年，发生了二月革命。因此，哈维尔一生迄今为止六十二年的时间绝大部分都是在右的和左的极权主义之下度过的。虽然他几乎没有过过比较正常的生活，但是由于良知，由于他相信“潜藏于人民心底的人道的与民主的传统”，他还是能够对极权社会作出深刻的反思与批判，为争取真实的生活而奋斗。他坚持不懈地这样做了，终于成功了。

哈维尔成年之后大部分时间所生活的社会是他所谓的“后极权社会”。哈维尔所用的“后”是西方文字中的POST，即后工业化社会与前工业化社会之“后”，相当于“在……之后”的“后”。但是，我认为这个“后”在西方文字中应是与EARLIER 相对的LATER，相当于前汉与后汉之“后”。因为哈维尔所说的极权主义社会与后极权主义社会，在道统上与法统上并无改变，在性质上也没有本质的区别，而且如果把他所描述的社会认为是极权主义之后的社会，那末捷克在一九八九年底革命成功，他出任总统以后的社会，如果不算做极权主义之后的社会又是什么社会呢？

还有一点，我对捷克的历史近乎无知。我不知道那里的后极权主义应当从什么时候算起。哈维尔的文章里有一处把一九五六年人民起义被镇压以后的匈牙利称做后极权社会。如果那样，那么在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给被处死的捷共原总书记斯兰斯基平反以后的捷克就也可以算作后极权主义社会了。但是捷克情况的复杂之处在于它在一九六八年曾有一个被称为“布拉格之春”的杜布切克执政时期，后者很快又因为苏军的镇压与占领而归于消失，哈维尔的论文绝大部分都是在那以后写的。在哈维尔的心目中，是不是一九六八年以后的捷克才算进入了后极权主义的时代呢？

除了在用辞上我不能不提出异议和在时代划分的界限上有一点不明白而外，我完全同意哈维尔对后极权主义社会所作的描述与分析。

什么是后极权主义？后极权主义就是极权主义的原始动力已经衰竭的时期。用二十多年前因车祸去世的苏联作家阿尔马里克的话来说，就是革命的“总发条已经松了”的时期。权力者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前辈所拥有的原创力与严酷性。但是制度还是大体上照原样运转，靠惯性或曰惰性运转。权力者不能不比过去多讲一点法制（注意：绝不是法治），消费主义日趋盛行，腐败也愈益严重。不过社会仍然是同过去一样的冷漠，一样的非人性，“权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这个社会的最高原则是“稳定”。而为了维持稳定，它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仍然是：恐惧和慌言。弥漫的，无所不在的恐惧造成了弥漫的，无所不在的谎言。

哈维尔屡次以下面的一个案例来开始他的分析：

某一个蔬菜店的经理在他的橱窗里贴了一个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这样做的目的何在，他究竟要向人们传达什么信息？他是否对全世界无产者的大联合真的十分热衷？他当真觉得他的热情强烈到非得让公众都了解他的理想不可？他是否真的想过，这个大联合该怎么实现，实现了又怎么样？

哈维尔断言：大多数商店经理对于橱窗上的标语的意义是从来不会过问的。

标语是上面批发葱头和胡萝卜时一起发下来的，经理只有照贴不误，否则便会有麻烦。他这样做不过是表示“我，某某经理，懂得自己该作什么，是个安分守己的良民，所以应该过上平安日子。”如果这个经理奉命贴上另外一条标语：“我胆小怕事，最守本分。”虽然意思是真的，但是经理倒不会无动于衷，因为这样做就表示了他是一个怯懦的人，而这有辱他做人的尊严。因此这个经理贴“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标语，可以掩盖他唯命是从的可鄙的心态，同样也掩盖了权力的可鄙的基础。“它用某种高等的东西掩盖基本的现实。这个高等的东西就是意识形态”。

为什么一个蔬菜店的经理会被编织进意识形态的网中？因为恐惧。每个人都有东西可以失去，因此每个人都有理由恐惧：“因为恐惧失去自己的工作。中学老师讲授他自己并不相信的东西，因为恐惧自己的前途不稳；学生跟在老师后面重复他的话，因为恐惧自己不被允许继续自己的学业；青年人加入共青团参加不论是否必要的活动。在这种畸形的制度下，因为恐惧自己的儿子或女儿是否取得必要的入学总分，使得父亲采用所有责任和‘自愿’的方式去做每一件被要求的事。恐惧拒绝的后果，导致人们参加选举，给推荐出来的候选人投票，并且假装他们认为这种形同虚设的走过场是真正的选举。出于对生计、地位或者前程的恐惧，他们投票赞成每一项决议，或者至少保持沉默。……”

怎样才能打破这种出于恐惧而凭借谎言生活的现实？

哈维尔的答案十分简单：“在真实中生活”，或曰“在真理中生活”，西方文字是LIVING IN TRUTH！

这话看起来太理想，太虚无飘渺，但是我倒也不想建议译者改变译文，因为如果用大白话来说，无非就是“过说真话的日子”或者是“生活在真话中”，“做一个说真话的人”而已。

不要把这样简单的话的涵义看得太简单了。

在哈维尔看来，“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话中生活必然是对它最根本的威胁。正因为如此，这种罪行受到的惩罚比任何其他罪行更严厉。”说真话，按照人的本性或良心说话行事，这对极权主义是极其可怕的事。“真理的细胞逐渐浸透到充斥着谎言的生活的躯体之中，最终导致其土崩瓦解。”说真话的威力被哈维尔比喻做安徒生的童话《国王的新衣》里那个首先冲着国王叫“他光着身子呢”的小孩子一样，能得到所有的人道义上的支持，因此是威力无比的。

正因为如此，哈维尔说：“时机一旦成熟，一个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解除一个整师的武装。这股力量并不直接参与权力斗争，而是对人的存在这个难于揣测的领域发生影响（难以预料的是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和多大程度上这种影响得以产生）。一场突然爆发的社会动乱，表面上铁板一块的政权内部的剧烈冲突或者社会和文化界气候发生无法压制的转变。因为所有的问题的关键被谎言厚厚的外壳掩盖着。我们无法弄清楚什么时间那最后一刻会来，那最后的打击会来。”

哈维尔相信一定会来而又无法预言的最后打击终于在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到来了。

哈维尔的主张实际上是“人人说真话，人人做实事”。除此之外，他还加上了第一次大战后捷克斯洛伐克第一任总统马萨里克的号召：“从小处着手这是人人可以做到的，或者可以争取做到的。这就是哈维尔所说的“无权者的权力”。

哈维尔很少研究和分析前期极权主义社会的结构和运作情况。在那个时期，生活的逻辑是“我思想，所以我存在；我开腔，我一定灭亡。”例子多到不胜枚举，布哈林、季诺维也夫还有哈维尔本国的斯兰斯基都是的。哈维尔应该能够认识到，从那个时代转变到人们多少可以争取“说真话”，“从小处着手”，桥下流过的水（不，是血）已经很多了。既然历史已经走到后期极权主义社会，那么也就可以套用中国人十分熟悉的雪莱的诗句：“如果冬天已经到来，春天还会远吗

人们说真话，动因是什么？哈维尔回答说：“良心”。

他认为政治不应仅仅被理解为对权力的欲望和追逐，或任何控制人的权术和伎俩。也许阴谋可以使得某个人登上某个宝座，但这也就是他成功的顶峰了，因为不可能以阴谋改进和推动社会。在哈维尔看来，“政治是求得有意义的生活的一种途径，是保护人和服务人的一种途径”。“我们必须相信我们良心的声音，甚于所有抽象推论的声音，不去捏造任何企图超越于良心的呼声上的责任”。换言之，人们有权拒绝为适应政治需要而压抑自己内心深处感到的道德要求。

在这里，哈维尔有两层意思：一层是针对后极权社会的。因为那是一个荒诞的道德沦丧的社会，要摆脱那样一个社会，“必须回到政治的原点——有个性的个人，必须唤醒个人的良知”。另外一层是针对历史翻转以后的社会的。他的观点是：“最好的法律和所能想像的最好的民主机构，如果不是由人性的和社会的价值所支持，也将不能在自身之内保证其合法性。”“没有共同拥有的和普遍树立起来的道德价值和责任，也就没有法律和民主政治，甚至市场经济也不能恰当地运转。”

自从马基雅维利以来，西方政治学一直把政治定义为权力的游戏，而哈维尔却提出要以道德，以良心作为政治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正因为如此，他把这样的政治叫做“反政治的政治”。

“反政治的政治”初见于一九七七年的“七七宪章”。哈维尔是宪章的发起人之一，大概这个词儿就出自他笔下，至少反映了他的思想。

几十年间，哈维尔就是凭借无权者的权力取得了行使反政治的政治的权力。人们现在期待他倡导的反政治的政治能取得进一步的成功。

哈维尔最初以荒诞剧作家成名，我对他的剧作没有看过一个字，因此也不能赞一字。但是我知道他所以要写荒诞剧就是要在这个荒诞的世界上寻求意义。他的一生是追求意义的一生。

为了这种执着的追求，哈维尔曾多次被捕，几度入狱，甚至在他当总统那一年的上半年也基本上是在牢里度过的。他说：“监狱生活是我人生道路上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一个阶段”。也许，他在一九七九年底到一九八三年初最长的一段铁窗生涯期间给他的妻子奥尔加写的几百封信是他的哲学思维和生命体验的最集中的呈现。如他自己所说：“这些信使我有机会用一种新的方式审视自己，并且检验我对人生根本问题的态度。”

因为，在哈维尔看来，他所处的后极权主义的世界是一个荒诞的世界。它是无姓名的，无面目的，没有个性化的人，没有“我”的。“人民”代表了一切，顶多再加上“祖国”、“阶级”这么几个词儿。因此，哈维尔直探本源，追求存在的意义。他说：“只有我们从存在中分化出来，进入异化的世界，我们才能认识到存在的根源”。从存在分离出来的“我”，“只能通过他自己在这个现实世界的存在，接近他所追求的那种存在（即存在的完整性）”。这些话也许有些拗口，但是其实同中国古代哲学所说的“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不已”即是“分分不已”的命题相去并不很远。世界各种哲学的初始命题和终极命题，大致都应该是差不多的。

哈维尔并不讳言他对存在有一种神秘的信仰。他说：“追求存在，作为一种精神状态，也可以理解为一种信仰。一个追求存在的人在本质上就是对生活、世界、道德、事物的意义，对他自己持有一种信心。希望、惊奇、博爱、对存在的神秘性的本能的尊重，这一切揭示了他与生活的关系。”他还相信有“一个无所不在，绝对存在的地平线，……它存在于任何事物的背后，又居于任何事物之上”。对此，人们永远应当谦卑。

我们中国人几十年来饱受唯物主义的思想训练，也许会不习惯于哈维尔很少提到但是决不讳言的对神的信仰。其实，中国哲学中本来有“敬畏天命”的传统。这是一切深思的人都不能回避的问题，只是，也许是受了“无法无天”的思想的影响，近年来有人以“与自然交朋友”来对“天人合一”作极其庸俗的解释，使我们对中国哲学中最深刻的神秘性越来越生疏了。

哈维尔在存在与人的关系中看到了良心（即良知），这是我们中国人不难理解的。“天地良心”，“人心通于天心”，“良心即天理”这样的话现在还存在于人们的口上笔下，可悲的只是，这样说，这样想的人越来越少了。哈维尔的特异之处是他从人的同一性（IDENTITY ，我译“自性”）中看到了人的责任，每一个人对万事万物的责任。良心和责任构成了他的哲学的核心。他自己也知道他的话“非常笼统、模糊和不现实”，但是他保证“所有这些看上去朴素的字句来源于非常具体的对世界的经验”。“实事求是”不也仅仅是两千年前一个汉朝的皇子说过的相当模糊笼统的话吗？但是在经历过二十年极左路线之后，又有多少中国人不懂得它在生活中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比良心和责任更具体一些的是，哈维尔特别强调公民和公民意识，这未免使我感到一丝悲哀。我在二十多岁时曾当过一阵公民教员。在去年有次讨论政治改革的会议上，我说，如果一个人还能有下一辈子，那么我的最高愿望是当一辈子公民教员。因为我知道在我们这个国家，要养成十来亿人民的公民意识，即使现在马上着手，也至少得要五十年到一百年才能赶上先进国家。

哈维尔深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因此行文晦涩冗杂，但是即使如此，读他的著作也不能不感到一种震撼人心的道德力量。就在他出任总统时的就职演说——《人民，你们的政府还给你们了》——中，他在历数国家面临的问题之后说：

这些都还不是症结所在。当前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生活在道德沦丧的环境中，我们都是道德上的病人。口不应心对我们来说已习以为常。我们已学会不相信任何东西，不再关心别人而只顾自己……（我这样说时）我针对的是我们所有的人，因为我们全都已经习惯了，适应了这个极权制度，接受了这个制度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从而成全了它的运行。换言之，我们大家都多多少少对这部极权机器之得以运行负有责任。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仅仅是这部机器的受害者。要知道它之所以能运行，我们每个人都曾出了一份力。

这些话同我们二十多年前还想要“解放全人类”的横霸之气和现在侈谈中国哲学“可以拯救全世界”的虚骄之气相比，反差何其鲜明！

他在肯定民主自由已经在胜利中之后，又说：“但是人间天堂还没有得胜，它将来也不会得胜。只有那些相信自己了解一切，相信在自己之上再没有更高的主宰，相信自己可以操纵历史的人才会安于得胜的观念。人间天堂还没有得胜。我们前面还有许多困难的时刻，得胜的只是一个真正的希望。”

对最高的存在的谦卑永远是哈维尔哲学的一部分，也应当是每个人的哲学的一部分。哈维尔的反政治的政治当初甚至反对组织政党，反对提出政纲，他唯一的主张就是人人凭自己的良心说真话，做实事，不过他始终强调要“干”。他说：每件事情坚持或失败就在于“干”……。事情在“干”，原则上总比“不干”要强。他在给妻子的有一封信里说：“我可以以我认为合适的方式行动。我深信每个人都应该这样，即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有人会反对说这没有用处。我的回答十分简单：有用。”

这段话也许是哈维尔对现在在中国红极一时的捷克流亡作家米兰·昆德拉的又一次答复。昆德拉曾经认为哈维尔他们所干的不仅徒劳无益，而且只是为了表现自己，也就是出风头。但是历史在仅仅几年之后证实了哈维尔的行动的价值：“有用”。

中国现在正处在后极权时期，哈维尔的思想和实践对我们中国人有什么借鉴和启发呢？

（李慎之）

序二：存在的意义和道德的政治

——理解哈维尔

哈姆莱特是莎士比亚最著名的剧作中的最著名的角色，瓦茨拉夫·哈维尔是当代捷克剧作家、思想家。我在阅读哈维尔的作品时，常常由他想到了哈姆莱特。一个是经典剧作中的虚构人物，一个是现代荒诞派剧作家；一个是为报杀父霸母之仇的王子，一个是在世纪性巨变浪潮中成为国家领导人的公众人物，二者有何关系？我看到的共通之处是：对存在的意义的不断追索，对人间苦难悲天悯人的情怀，对流俗之见的质疑和挑战，对当下经验的超越。

在人们的印象中，哈姆莱特是延宕不决的典型，他遇事不能决断，永远沉浸于对自己的提问：“活，还是不活，这是一个问题。”其实，哈姆莱特并不缺乏行动的大智大勇，他要在行动中探求人生或存在的根本意义，他眼神迷茫，实际是力图从周遭的纷扰中求索善恶的本质，他视自己面临的血海深仇为小恶，断定整个世界不过是一座大监狱。

哈维尔也是如此，他从社会生活的表面稳定和物质性追求与满足中洞察全民族道德和精神的堕落与衰朽，他鄙弃经世不变的格言：“政治即权力的艺术”，他在斗争中坚守良心的维度，在行动中体现存在的意义。

当然，哈维尔并不全然等同于哈姆莱特，他并不时时耽溺于内心的思索与独白，而总是体察社会生活的脉动，他长于自省，但行动上并不犹豫反复，他是有血有肉的剧本人物——他的剧本，莎士比亚的剧本——即典型的理想人物，他的生活曾与舞台相关，然后从舞台走向世界。

- 存在与责任

和哈姆莱特一样，哈维尔始终摆脱不了“活，还是不活”这种问题的纠缠，他认为，人与动物——它们仅仅受生存本能的支配——的根本区别是用下面这个简单的问题即对生存本能质疑：是否真应该活着，如果是，那又是为什么？他知道，人们会找出各种理由，有物质方面的、有精神性的、有鄙俗的、也有理想的、说明生命值得留恋。哈维尔不满意这样的回答，因为上述种种生活的内容既可以赋予生命以意义，也可以使这种意义丧失，既可以成为活的理由，也可成为不活的理由，他不要从生活里各种具体的价值和理想中找理由，而要人作为这些价值和理想主体即人类存在中找理由。

生活不时会给人极大的乐趣，使人自发地感觉到生命是有意义的，但这些事情不过是漂浮的虚无海洋上的“意义的岛屿”，其间的间隔会对意义构成威胁。另外，对生活中的乐趣也可以追问：“这又怎么样呢哈维尔感兴趣的不是这些隔绝的岛屿，而是它们的底层，他想知道它们实际上是不是连绵的海底山脉的可见峰顶。

哈维尔的思考过程极其艰苦、曲折，他的结论具有形而上学的抽象性，晦涩性甚至神秘性，但思路还是清晰的。他认为，虽然人具有独特性，即只有人才是自己向自己发问的存在物，但他同时认为人在意义问题上并无特权，“归于生命的每一种，‘存在性’意义在本质上都意味着与‘意义的总体’的神秘性，即存在的意义相关……”人应该与宇宙达成新的、深刻的、充分的统一。并不仅仅是我们渴望与存在的意义相关，存在的意义本身也趋赴我们。

在哈维尔的抽象思辩中，人生的意义和存在本身的意义是相通的，另一方面，人又是这样一种奇特的存在物，被抛向存在的根源处和被抛向现实世界不是独自分离的两回事，而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一回事。“如果我们不是起源于存在，我们就不能得到被抛入现实世界的经验，而如果我们不是存在于现实世界，我们便不能得知源于存在的经验，”这就是人与存在的异化：不能停留于原地，要通过与现实世界的遭遇来规定自己，实现自己。

由此产生了哈维尔长久思考，总是对于他视野中心的另一概念：责任。在他看来，责任是人的身份（IDENTITY ，又叫“认同”，即人之所以为人，人区别于其他存在物的特性生成、持续和消亡的基本点，它是基石、根本、重力的中心。什么是责任？说到底这是人与现实的二元关系：负责任的人和他对之负责任的人与事。

责任从何而来？宗教信徒将其理解为他与上帝的关系，其他人将其归结为人与社会的关系：它来自教育、文化、传统，等等。这些回答都不错，但哈维尔并不满意，他认为这是把责任（此处有缺漏）我曾说过，“人的身份不是一经选定就终生不变的道路，相反，它要不断地重新确立。事实上，人永远是‘无牵无挂的’，我说这话时想到的是，信念是一种精神状态，不能具体化为完满的，一旦得到就再也不变，不再成问题的东西，如果是这样的东西，它就只要求人们为此奉献，而不要不断地返回到出发点。“如果是这样，就不是信念，而是狂热的盲信，它对思想懒惰、性格懦弱的人有极大的诱惑力。还有这样的人，”虽然可能本来确实不愿意背离存在，但十分缺乏知识和道德的勇气（包括不随大众特立独行的勇气），没有这种勇气是不能真正面向存在的。抗拒不了自我欺骗的吸引力的人以特别极端的方式面向存在，在此假象之下却掩盖着对现实世界的屈服。这种人所做的是‘紧随观念’，盲目地为之服务……一个人越是狂热盲信，他的‘信念’就越容易转向另外的目标：可以在一夜之间变成信奉上帝，反之亦然，但献身的激情却是不变的。”

狂热盲信使生活简单，因为对意识形态、教义和宗派的热爱代替了对真理、自由和正义的热爱，对一个目标的热爱代替了对人民的热爱，但代价是对信念的毁灭，悲剧发生了，本来是要承担和解救世界的苦难，结果则是增加了苦难，狂热和盲信者参与了镇压民主和大屠杀，只有在这时人们才发觉事情不对，但为时已晚。

对于哈维尔来说，他的信念出自自身的力量，出自对生命意义的理解，而不是出自传统的乐观主义，即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廉价的乐观主义者可以被一个外在的偶然事情推入悲观的深渊，他们总是在热情澎湃与虚无主义之间循环。哈维尔认为，他比大多数人更少幻想，因为他有信念，他不是对胜利抱有信心，而是相信生活。他不在乎世界上发生了多少事，只对事情是否有意义和有什么意义感兴趣，他认为，沉默地、始终不渝地支持自己的立场，比高声喧哗又很快放弃要好得多。

- 荒谬感

哈维尔被人们认为是荒诞派戏剧家，当有人问到他的荒谬感和戏剧创作的关系时，他回答说，这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他强调意义与荒谬的互补性：荒谬即缺乏意义，这种感受愈深，对意义的追求就会愈积极；没有同荒谬的经验作殊死搏斗，就没有要追求的东西；没有对于意义的内心深处的渴求，就会被无意义所伤害。

哈维尔曾经深入地谈起自己对于荒谬的体验：“人们可能以多种方式体验到荒谬：通过个人的自省，或通过交谈；它可能是一阵强烈而短暂的情绪，也可能是人一生中深刻的、主导性的情感。虽然不能说荒谬感是我最强烈、最深刻和最基本的感情，但我觉得自己一直有看到世界荒谬一面的强化倾向，因此我可能比别人对这种情绪更为敏感。”“在我的理解中，荒谬感决不是对生命的意义失去信念的表现，恰恰相反，只有那些渴求意义的人，那些把意义当作自己存在的不可分割的部分的人，才能体验到缺乏意义是痛苦的，更准确地说，只有他们才能领悟到这一点，在令人痛苦的意义缺失状态，它反而比在其理所当然、无可置疑存在时更真切地呈现出来，就像病人比健康人更懂得什么是身体好一样。我认为，真正的无意义和真正的无信念表现得不大一样，后者表现为冷漠、无情、自暴自弃，把存在降低到植物水平。换句话说，体验荒谬与体验意义密不可分，只有荒谬是意义的另外一面，就像意义是荒谬的另外一面一样。”

由此看来，对于荒谬，哈维尔这位荒诞派戏剧家和某些中国小说家的理解大不相同，对他而言，荒谬是令人痛苦、焦虑、理不当此的事，对某些中国作家而言，荒谬是世界的常态，是免去人的责任、令人宽慰的事，对哈维尔而言，荒谬和意义之间是一种既分又合、相离相依的辩证关系，而在某些中国小说家笔下，二者的关系不过是有你无我、相互否定。

哈维尔下面的话更能证明上面对他的理解：“荒谬是这样的体验，某种东西有意义、应该有意义或本来能够有意义，即它本质上是人性的，但它却全然没有意义，或丧失了意义。因此，荒谬是体验到与存在脱离接触，体验到赋予意义的力量的瓦解，体验到一种人性，它发现它欺骗了自己，‘迷失了方向’——正因为如此，它回归自己正确的道路：意识到意义的缺失，渴望意义自己再次出现……荒谬是体验到面对存在之‘我’与屈服于现世存在之‘我’的对照，是体验到孤独之人与他自身的对照……在荒谬中，世界的异化并不是必需的，我们并没有被‘先在地’抛入荒谬中，相反，荒谬是这样的东西，它并不已然存在，而我们将自己抛入其中。难道这不正是真正的荒谬开始之处

因为持有上述见解，哈维尔主张，不能把荒谬当成先天消极，甚至应当严加斥责的东西，在某些地方，荒谬的体验可以推动事物前进。在许多情况下，正是这种对于世界的疏离和异化的感觉，这种抛弃了旧有的俗套体验的感觉，打开了新鲜、锐利而有洞察力的眼界，这独具一格的眼界使我们直面真理，并通过它的怀疑能力衡量出意义的真实份量。

- 生活在谎言还是真实中

哈维尔并不生活在精神世界和内心生活中，他关注现实，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与一般政治家或政治活动家不同，他从精神层面看待政治，以道德的标准评判社会和政治生活，他斗争的目的是人性的回归。

1968年，以苏军为首的华沙条约国部队突然袭击，侵占了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被扼杀，推行改革的总书记杜布切克被掳掠，然后靠边。靠坦克维持的苏式政权大搞清洗和逮捕，然后推行“正常化”。表面安定的局面有了，人们噤若寒蝉，但这死水一潭的局面对整个民族意味着什么呢？

1975年4 月，哈维尔写下了致总统胡萨克的公开信，揭示安定掩盖下的危机和全民族付出的道德代价。哈维尔在信中说，如果只看日常生活的表面，只从统计数字和官方报告来衡量，国家成功地获得了安定，但如果从社会的道德与精神复兴，人性和自由的扩展，人的尊严的提高这种角度看，社会并不是安定的，而是处于空前的危机之中。因为人民对政府的服从、社会表面的团结，根源只是人们的恐惧。他们重复自己并不相信的话，做自己并不情愿的事，是因为在这个国家几乎每个人都有生存的压力，在本质上都很脆弱，容易受到损害，都有可失去的东西，因此每个人都有理由感到担忧和恐惧。

与恐惧相联系的是善恶观的沦丧和言不由衷。“在这些情况下，政府工作人员上上下下都在搞腐败，他们随时随地敢于公开收受贿赂，寡廉鲜耻地为一己之私利和贪欲行事，这种情况在最近10年达到了空前的程度。现在真正相信官方宣传和尽心支持当局的比任何时候都少，但虚伪之徒的人数却在稳步上升，以至于每个公民都不得不变得口是心非。……无望导致冷漠，冷漠导致顺从，顺从导致把一切都变成例行公事——有人把这当成‘群众投入政治’的例证，现代的‘正常’行为的概念就是由这一切构成的。这个概念实质上是极可悲的。”

哈维尔指出，人们愈是彻底放弃全面改革的希望，不再对超越个人的目标和价值感兴趣，放弃“向外”发挥影响的机会，他们就愈加把精力转向阻力最小的方面，大练“内功”，把心思用在家庭、居室方面。他们装修住宅、购别墅、买小车，他们满意地享受着选购这种牌子或那种牌子的洗衣机、电冰箱的自由，而没有分享经济决策、参与政治生活和发挥才智的自由。人们把真实生活的无可奈何的替代方式当成人性的生活。当权者对待这些只能自保的生物采用的手段是有效的，他们选择了最不费力的路，但完全忽视了他们必须付出的代价——对人格的粗暴践踏和对尊严的无情阉割。

哈维尔尖锐地指出，秩序建立了，但代价是精神的麻木、心灵的寂灭，表面的安定取得了，但代价是社会的精神和道德危机。人们匆匆放弃昨天还拒绝放弃的立场，社会良知昨天还认为不好的事，今天便被理解，明天就被视为理所当然，后天就成了楷模。在最近几年，对于什么是“自然的”和“正常的”，人们的评价不同了，社会的道德态度变了，这种变化比想像的更为严重，因为人们日趋麻木，对麻木的自知力也在下降。“诚然，国家有安定的局面。但难道你不会说，它安定得像停尸房或墓地

在《无权势者的权力》一文中，哈维尔用“后极权主义”来指称他所在的制度，“后极权”并不表示不极权，而是说它与古典的极权方式有所不同。其特点之一是，这个制度起源于一个社会运动，它宣称对于历史发展和社会矛盾有“正确认识”。简言之，后极权主义十分依靠意识形态，它的原则是将权力中心等于真理的中心。“在这个制度下，生活中渗透了虚伪和谎言；官僚统治的政府叫做人民政府；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名义下被奴役；把彻底使人渺小说成人的完全解放；剥夺人的知情权叫做政令公开；弄权操纵叫做群众参政：无法无天叫做遵法守纪；压制文化叫做百花齐放；帝国影响的扩张说成是支援被压迫人民；没有言论自由成了自由的最高形式；闹剧式的选举成了民主的最高形式；扼杀独立思考成了最科学的世界观；军事占领成了兄弟般的援助。因为政权成了自己谎言的俘虏，所以它必须对一切作伪。它伪造过去，它伪造现在，它伪造将来。它伪造统计数据。它假装没有无处不在、不受制约的警察机构。它假装尊重人权，假装不迫害任何人，它假装什么也不怕，假装从不做假。”哈维尔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指出，后极权制度的出现和存在，并非历史的错误，而在于现代人性中，明显地有使得这个制度产生，至少是容忍这个制度的倾向。“人们被迫生活在谎言之中，但他们能被迫这么做，只是因为事实上他们可以这样活下去。因此，不仅是这制度使人性疏离，同时，是疏离的人性支持了这制度……这成了人性堕落的写照。人们作为人失败了的见证。”

哈维尔主张反抗谎言，应付人性和道德危机的方式，就要鼓起勇气真实地生活。这是要重新承担责任，从自身条件出发，不放过每一个自由表达生命的机会，不指望今天的牺牲能带来明日的收获，人们只能管耕耘，而不能问收获。

- 道德与政治

苏联入侵以及随之而来的高压，毒化了社会生活的空气，使人精神退化、心灵萎缩。哈维尔认为，社会和民族面临的不仅是政治危机，也是道德危机。随后爆发的“七七宪章运动”——哈维尔是其主要的领导者——目的不是要为危机求得政治解决，而是要表明一种道德立场。他强调，运动不是出自理智的计算，而是受良心驱使。这是公民对道德堕落真心实意的反应，坚持要凭自己的良心行事，反抗压力，冲破个人利益和恐惧的约束，重新像一个人那样挺起腰来。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者，那些剥夺了言论和行动自由的人，正在抬起头来、拒绝谎言、勇敢地行动，力图行使做一个负责任的人的权利，恢复人的尊严和身份。

为什么这场运动的目标不是政权？哈维尔回答说，权力从来不会独自存在，它支配人也来源于这些人。他说，我们这个社会的权力运作，并不简单地是一些人以赤裸裸的权力支配另一些人，每个人都被迫成为权力机器上的一个部件，因此常常很难指出谁要为政权的所作所为负责。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他一方面是奴仆，畏上司，另一方面又是奴隶主，想践踏下属。专制制度就是以这种方式把整个社会纳入它的系统，使人不仅是它的受害者，又是创建者；人们既是囚徒，又是狱吏。当然，在参与和协助的同时，人们也有反叛之心。

在哈维尔看来，“七七宪章”运动的特色是公民意识的再生，是公民良知和自觉的苏醒。没有公民就没有政治，政治不能刷新公民操守，相反，公民操守是政治的前提。这就像建房不能从屋顶开始，只能从地基造起一样，宪章运动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自由和权利是不可分割的：一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受到侵害，这意味着全体人的自由和权利受到威胁，如果一个社会人们因冷漠而孤立，对身边发生的剥夺与迫害漠不关心，那么任何人都休想从压制中解放出来。

哈维尔申明，他所参与和领导的运动是要影响社会，而不是权力结构，它要向社会隐蔽的领域发出呼吁，指出人和社会的出路是生活在真实中。他把自己所欲达到的深刻变革称为“存在的革命”，它应为社会和道德重建提供希望，这意味着要完全更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成一种任何政治秩序都无法代替的“人性秩序”。

在这个制度之下，各种组织结构将由新的精神即人性因素发展起来，而非出于形成特定的政治关系和保证，问题是要复兴诸如信任、开放、责任、团结、爱等价值。他表示，他只相信那些目的不是在技术方面行使权力，而是追求行使权力的意义结构，它们结合在一起是因为对于某些共同体的重要性具有的感情，而不是对向外扩张具有共同的野心。这些结构是开放、动态、小型的，完成目的之后就会自行消失，不应该建基于悠久而空洞的传统，不是为形成组织所作的战略性结盟。只有以共同体中每一个成员的充分存在为基础，才能保证极权主义不会在不知不觉中蔓延。这些结构应该作为真正的社会自控组织的产物从下面自然地发展出来，它们应该同产生了自己的真实需要不断对话，以获得生命力，一旦这些需要不再存在，这些结构也要消亡。

当哈维尔发表上述见解时，他是被体制排斥的知识分子。若干年后，他还能不能坚持以前的道德理想呢？他是在竭力做到这一点，在一篇为《政治、道德与教养》的文章中，他说：“我有责任再三强调所有政治的道德根源，重申道德价值与标准在所有社会生活领域，包括经济活动中的意义。”他批驳只用暴力革命和政权转移来解释历史的观点，说前政权是被生命、思想和人类尊严推翻的，“有人仍然宣称，政治主要是操纵权力和舆论，道德在其中无容身之地，这样说的人根本不对。政治阴谋其实不是政治……一个人也许参与搞阴谋轻易当上总理，但他的成功也就是到此为止；人要使世界变得更好，不能靠搞阴谋……真正的政治——配得上政治这名称，我唯一愿意投身的政治——就是服务于周围的人，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后代，政治最深的根基是道德……”

他在谈到自己从政后的体验时说：“尽管我每天都面对政治烦恼，但我仍然深信政治从根本上说并不是不光彩的事。要说不光彩的话，那也是不光彩的人弄的。我得承认，比起人类活动的其他领域，政治更能诱使人做出不光彩的事，因此它对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要说政治家必须撒谎或搞阴谋诡计，那是完全不对的，有人散布这种说法是想打消别人参与公共事务的兴趣。”

哈维尔坚信，“如果我们不建设一个人性的、道德的、尊重智慧、精神和文化的国家，我们决不能建立于一个基于法治的民主国家。如果不以某种人性的和社会的价值为基础，最好的法律和设想得最好的民主机制也不能在自身之内保障法治、自由和人权……没有共同拥有和广泛确立的道德价值和责任，就没有法律、民主政府，甚至市场经济也不能正常运行。”

- 社会转型和市场经济

政治的巨大变化把哈维尔推上了重要位置，他执政期间，捷克的经济体制缓慢地、相对于其他国家较为稳妥地由计划和中央集权型转变为以市场为主的多元经济。最令人注目的地方是，这个国家的体制转轨在社会公正方面引起的问题是最小的。这当然是全体人民和经济专家共同努力的结果。而哈维尔的有关思想和言论，也是这个较平稳地发生根本变化的过程的一面镜子。

在发表于1991年的“我相信什么”中，哈维尔从原则上阐明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和旧体制的弊病。他说，虽然他一直有社会主义倾向，但他知道唯一行得通的经济制度是市场经济。这是唯一自然的、可以导致繁荣的经济，因为只有它反映了生活自身的性质，生活的本质具有无限的、不可捉摸的多样性，因此它不能被任何集中性质的智力所包容和计划。企图把所有经济实体联合起来，置于国家这个唯一的超级所有者的权威之下，使全部经济生活听命于中央（它自以为比生活本身还要高明）的声音，这是企图反对生活本身，这是现代人僭妄的极端表现，他以为自己对世界有透彻的了解，处于创造的顶峰，因此能够支配全世界，他不知道自然、宇宙和存在和秩序是无限复杂的结构，他自己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部分，旧体制之下的经济产生于一种狂妄自大的、乌托邦的理性，它使自己凌驾于一切事物之上，当这种乌托邦理性付诸实施时，它肃清一切与之不合的东西。与这种崩溃的中央经济历史现象相伴生的，是言论审查、恐怖和集中营。

哈维尔说，虽然市场经济对人像空气一样自然和不言而喻，但他担忧并认为危险的，是某些人的思想方式，他们把改革的某些方面变成意识形态，变成偏狭的教条和狂热。有些人疯狂相信市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把市场和道德看成互相排斥的东西，有些人从左倾意识形态狂热一下子变为右倾意识形态狂热，有人像当年拥护革命口号“一切权力归共产主义者”那样，利用现在的权位化公为私。

哈维尔也清楚地看到，社会转型期产生的错综复杂的问题，有许多是旧体制遗留下来的，有不少人仍想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因为在前几十年的建设过程中，自然的市场经济机制被人为地中断，因此，现在发育中的市场经济的问题，不能纯然靠它自身求得解决。政府在发展经济方面还应当起到巨大的作用，简单说来，它的主要责任有以下三方面：一、制定游戏规则的框架；二、作出宏观决定；三、制定具体的日常经济政策。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成熟，国家的经济领域的作用会越来越小。

（徐友渔 ）

第二口气

当一个作家20岁的时候，我们称之为他最初的对于世界的经验通常已经在他内部成熟，成为他后来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从中汲取的源泉。在经过了若干最初的摸索之后，差不多在这个年龄上，他达到了对于自身的一种比较严肃的理解，开始用他自己的眼光看这个世界，找到他自己的方式来承担这个世界和自身。然后，他差不多再花10年的时间去调查研究，把事情弄清楚，从各个角度上释放这种对于世界的最初的经验。这是一个重要的10年：一个获得进展、英雄般自信和相对勇敢及乐观主义的时期。

我不属于这样幸运的作家的行列，他们不断地写，写得又好又快又轻松，其想象永不衰竭，并不受怀疑论或种种禁忌干扰，天性仿佛即朝向世界开放。当然，我不属于这样的同行这件事令我烦扰不安，我空怀壮志，对自己十分不满：我没有多少灵感，感到写作是如此地艰难，对自己缺乏信心，几乎在每件事情上都感到自身的不足。

但是我也得承认，在我的写作中，也存在某个类似最初的“英雄”时期——我直接地表达我自己对于世界的最初经验。不过，当时我并没有看出这一点，现在我才意识到，只是相对来说容易些。即使这样，说到底我也曾经将每个东西重写过无数遍，我是在黑暗中探索并几近绝望。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现在看来，那时的进展似乎顺当些，我最初的那些剧本——在它们自身的水平上——许多方面比我后来写的要出色得多。

这个相对自信的开始阶段，受到好几件十分偶然的事件的影响，直到今天我才真正意识到。因为出身于一个资产阶级家庭而又成长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有可能从一开始，就从下面（“from below”）了解这个世界，即如同它真正所是的那样。这帮助我避免了某种最终的幻觉和惑人的东西。我也并不认为，如果我有这样的背景而成长于一个别的国家，我就会成为一个资本家；甚至是在这个国家拥有另外不同的背景，我就会成为一名党的工作者。实际上在任何情况下，我仍将有可能成为一名作家。但是我十分清楚地意识到，在这两种假设的情况下，虽然都可能使得外部生活优裕些或好些，内心生活却远为糟糕，当然也不能获得“从下面”看世界的最初的经验，它给了我比我当时所能想到的多得多的东西。如果我展示了——如他们经常说我的那样——某种关于世界的荒诞感，那么这不仅来自我的气质，也是出于我的经验：如我们所知道的，从下面最能看到这个世界荒诞和喜剧的方面。

1956年我20岁。那是一个著名的解密的时刻，人们的幻觉第一次普遍崩溃的时刻，也是第一次或多或少以“修正”的方式重建幻觉的时刻。历史地来说，那是一个充满魅力的时期：在世界上的我们这个地区，走马灯式的希望和失望，十分牵强的补救和清算，重建的理想和背叛，第一次浮现出来。那些漂亮的真理与谎言的辩证说辞，在社会中和人们的头脑里开始滑落，今天为我们如此熟悉的被掩盖的真相和被篡改的希望，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它们以一种独到的方式，向我们深刻地展示了现代艺术的基本主题：有关人类个性的危机和存在论意义上的精神分裂。

因此，我不知道，比如在1950年我已经20岁，我将可能怎样去写；我只是感到自己作为起步的严肃追求恰恰和特殊的历史时刻相吻合，对我而言这很幸运。因为已经如此熟悉和掌握了“从下面”看问题的眼光、卡夫卡的经验、法国荒诞派戏剧以及在某种程度上有些迷恋从精确地推算开始却导致荒谬的结论，我在这些非同一般的社会情境中（它们是前所未有的和未曾描述过的）找到了我自己写作的最好起点。我并不是说自己最初的剧本中除了这些就没有别的东西，也不意味着我的注意力仅仅在于描绘在这些伪改革和制度不可避免的衰落（当然有人试图令其重振）背后的空洞和僵硬，但是如果不存在由这个特殊背景提供的灵感，则难以想像我会去描写它们。

解释为什么我在尝试写诗好几年之后，于50年代末期转向戏剧创作，有好几个必然的和偶然的原因。然而更重要的是，比起诗歌和散文来，一个剧本更不宜在抽屉里长期搁置。剧院是一门如此社会化的艺术，这一点远非其他艺术形式所能比拟，它取决于拥有一个社会气氛，明显受着文化环境的影响（然而你可以想像今后电影对于观众的冲击力，剧院也可能从此不复存在）。

我个人的“生命文学”时期和历史时刻相吻合，这种幸运还给我带来另一个巨大的优越条件。作为一个剧作家我开始于60年代，这是一个辉煌的和相对有利的时代，我的剧本——尽管它们在当时显得多么与众不同——能够真正地搬上舞台，某些情况在这之前和在这之后都是不可能的。涉及这一点并不仅仅在谈论我自己的写作，这里，除了我的剧本能够演出这个看得见的事实外，还存在某些更为深刻和基本的东西：社会能够接受它们，这些剧本能与普遍的精神状态发生共振，当时的知识界和社会气氛，都欢迎新的自我认识（self-knowledge）和渴求这种东西。因此可以说，我的剧本不仅得到了容忍，而且实际上是人们需要它们。并且社会的自我意识（social self-awareness）每次这样的行动，即一部新作品得到深刻的赞同和认可，被结合到这个时代整体的精神现实中去——都突然和不可避免地打开了通往甚至是更为激烈的行动的途径。由于每部新作品的存在，被压抑的制度中许多潜能便得到唤醒：我们越有可能性，我们所做的便越多；我们所做的越多，便拥有更多的可能性。这就是存在于艺术和时代之间的互相促进的一种状态，对于社会和对于艺术来说，都同样是充满激发力量和感召性的（当然，我的许多在其他领域中的同代人也受惠于与时代共鸣的同样的幸运：如捷克电影的“新浪潮”。

这种非同寻常的环境对我最初创作产生的另一个积极结果是，60年代我能够在布拉格巴鲁斯特拉德剧院参与工作，这是一个有着特殊的艺术品味的剧院，它的报负不是变成国家文化工业的一部分，不是帮助将这个世界的表面滑溜溜地维持下去，而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一个社会的自我意识得以产生的变幻莫测的过程。换句话说，这正是我所信任的和激发我灵感的地方。在这里，我不仅是间或为其提供一个新剧本的作者，而且我以各种形式参加剧院的日常运转：我帮助塑造它的形象，还有——最后的但并非不重要的——成为扬·格罗斯曼（Jan Grossman）的剧本助理。在巴鲁斯特拉德剧院和整个60年代为我的写作创造了一个异常有利的环境：我知道了自己为什么写作和为谁写作。

然而很快，一个作家（或至少像我这种类型的）发现自己正来到一个十字路口：他已经耗尽了自己对于世界最初的经验和表达方式，他必须决定如何进一步继续下去。当然，他可以为他已经说过的东西找到更出色的表达途径；也就是说，他可以基本上重复自己。或者，他也可以停留在他最初的喷发所取得的地位上，想方设法保住这个位置，以便确保自己在文坛上的一席之地。

但是他还有第三种选择，他可以放弃已经取得的一切，超越他到目前为止太熟悉的，最初的世界经验，从他自身小小的传统、公众期待以及已经建立的自身地位中解放出来，去尝试一种新的和更为成熟的自我界定（self-definition），与他现在的并且是更为确凿的世界经验相一致，简言之，他可能去发现他的“第二口气”（second wind）。任何人选择了这条道路——如果他想继续写作的话，这是真正有意义的——他的日子将不会轻松。在他人生的舞台上，他不再是一张白纸，而是要努力告别某些东西。他起先的热忱、自信和直率已经离去，而真正的成熟尚未到来；事实上他必须重新开始，这次是在更为艰难的条件下。

60年代后期，我发现自己正处于这么一个十字路口，我在寻找我的“第二口气”并为此而担扰。处于我的情况下，这个过程更为不容易，这不仅是因为我本身，而且也因为那些过去对我十分有利的因素现在转而反对我。

当我到达这个关口时，首先，我的生存环境颇为恶化了。我不仅失去在巴鲁斯特拉德剧院的工作，而且没有在捷克任何剧院做事的可能性，作为一个作家，我是那些被严厉禁止的人之一。当然，他们不可能禁止我的作品在国外出版，但这对我没有多大用处；我已经变得十分习惯为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特定的剧院、特定的观众而写作；换句话说，我已经非常习惯于时代和我的写作之间这种特定的联系和相互作用。我也知道一部戏剧作品之所以能够走向世界，是因为它的本国人民能够给这部作品注入特定含义，而非单方面地想像于空气中扔出某件东西它便能够在某处着陆。因此，如果说我过去的作品在这么多的国家得到上演，不是因为我想让它们成为“世界公民”，而是它们在于其中生长的环境里所携带的能量也能在别的地方释放。因此对我来说，在很长时间内寻找我的“第二口气”，意味着试图克服一种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情。

然而更严重的是，在一个深刻地改变了的周围世界上，我还处于一个内心的十字路口。1968年8月不仅仅意味着以一个更保守的政权取代了一个更自由的政权；不仅仅是一度解冻之后的通常又出现的冷冻，它还是另外一些东西，它是一个时代的终结；是一种精神和社会气氛的瓦解；一种深刻的精神断层。导致这场转变的那些严重事件以及随之而来的深刻经验似乎彻底改变了我们的前景。这不仅是1968年那种类似狂欢节的兴高采烈的东西走到了尽头，而且是整个世界的完全改观，它变成与我们的经验完全断绝的东西：其中人们学到的全部不过是如何生活得舒适惬意，无风无浪，有点小喜剧及带有一点脱节，完全是因袭庸常的。有时候，社会的神经仍然像绷紧的钢琴琴弦那样发出某个声响，但那种张力不复存在了，在一个旧世界的废墟上，生长出一个新的不幸的世界，这是一个本质上完全不同的、冷漠冷酷，晦暗沉闷、铁石心肠的世界，开心的日子已经过去，事情开始变得棘手和难以对付。

我早期的作品中关于解放者（liberators）和清查者（liquidators ）彼此之间的消长起伏说了许多，乃至有人或许会认为面对目前这种转变，我可能有思想准备，但事情不是这样。每件事情突然间变得太面目全非，太严重，太眼花缭乱和富有悲剧性，作为一个参与者我得以用我自己的方式——讽刺、扮鬼脸或来上一段冷峻的分析——经历了这一切。突然我作为持异议者，“从下面”看问题的幽默的观察者的身份似乎变得不再适宜，它颇像一件过去的遗物，甚至有些让人难以捉摸。我们所踏入的新世界，开始以其自身的生存尺度触及我们每个人，它远非我们以前习惯的那种。

毕竟，我们曾经达到一个沉浸在人类奋斗的激情之中的时期，像扬·帕勒克（Jan Palach）这样自焚的行为也曾立即为全社会所理解。不，现在与60年代没有一点共同之处。当然，以前人们的脊梁骨也不是没有弯曲过，撒谎、欺骗和背叛也曾经是很普遍的，人类个性和存在论意义上的精神分裂的主题同样是随处可见，——但是现在，一切似乎发生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水平上；口头上耍花招的时代已经过去，变得日益明显的是人类生存本身处于危机之中。人们突然感到想要大喊大叫而不是大笑。

1976年12月

注：这是哈维尔为多伦多“六八”出版社1977年出版的《1970－1976年剧本集》所写的“跋”。

（崔卫平 译）

给胡萨克的公开信

亲爱的胡萨克博士：

在我们的办公室和工厂，工作照样进行，纪律正在奏效。我们公民们的努力正在产生可见的效果，生活水平缓慢地增长：人们造房子，买汽车，生孩子，给自己消遣，过着他们的生活。

当然，所有这些，作为衡量您政策的成功或失败的尺度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在每一个社会动荡之后，人们最后总是回到他们的日常劳作，同样的原因他们要活着，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他们自己，说到底，并不是为了这个或那个政治领导人的小集团。

不仅是上班、开店、过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做得比这些还多：他们投身于巨大的生产定额，完成或超额完成它们；他们像一个人那样投票，一致地选举某个推荐给他们的候选人；他们在各种政治组织中活动，参加会议和游行；他们宣称支持他们应该支持的每一件事情。没有地方可以看到对于政府所做的任何事情持异议者的迹象。

当然，这些事实不是无足轻重的。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必须认真地询问，是否所有这些进一步巩固了您的成功，完成了您的小集团所制定的任务，——它们赢得了社会的支持和稳定了这个国家的形势？其回答必须建立在我们对稳定所做的解释上面。

在单靠由各种各样统计申报数字、官方声明和有关社会政治牵连的治安报道等所衡量的范围来看，我们几乎不感到任何怀疑——稳定获得了成功。但是，如果我们着眼于稳定的进一步含义，社会中一种真正的精神状态？假定我们开始询问更持久、也许更敏感和更无可估量然而是有意义的事实，譬如以真正的个人及人类经验的方式来看，什么是隐藏在所有数字背后的东西？假设我们询问——例如为了社会道德和精神的复苏，为了生活的真正人性尺度的扩展，为了高水平的人的尊严的提升，为了人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自由和意愿——迄今所做的？因此当我们将注意力从仅仅是从外部现象转到它们内在的原因和结果，它们的联系和意义，一句话，转到那些现实的更不明显的层面上。在那里这些现象或许正获得一种普遍的人类理解时，我们能发现什么？难道我们还能认为我们的社会是“稳定”的？

我不妨如此冒昧地回答：不断言如此因为所有这些外部看似有说服力的现象和我们社会的心灵深处，远不是一个稳定的存在，它甚至正在陷入一种危机，在某些方面，危机比在我们的近代史中所能回忆的任何时候还要严重。我将试图证明这种看法。

人们必须询问的根本问题是：实际上人们为什么以这种方式去做？为什么他们做所有这些事情？——它们加起来形成一种深刻的印象，一个全都联合起来的社会给予其政府以全部支持。对任何不带偏见的观察者来说，我想其回答是不言而喻的：他们被恐惧所驱赶。

因为恐惧失去自己的工作，中学老师讲授他并不相信的东西；因为恐惧自己的前途，学生跟在老师后面重复他；因为恐惧不被允许继续自己的学业，青年人入团和参加不管是否必要的活动；在这种畸形的政治信誉的制度下，因为恐惧他的儿子或女儿是否取得了必要的入学总分，使得父亲采用所有义务的和“自愿”的方式去做每一次被要求的事。因为恐惧拒绝的结果，导致人们参加选举，给被推荐的候选人投票，并假装他们认为这种形同虚设的走过场是真正的选举；出于对生计、地位或前程的恐惧，他们不得不投票赞成每一项决议，或至少保持沉默；是恐惧使得他们经历自我批评、赎罪、不光彩地填写一大串丢脸问题的令人羞辱的行为。恐惧或许有人会告发他们，将他们驱逐出现存社会，他们通常在私下里表达他们真实的想法。在大多数情况下，使得劳动者以他们名义的所谓“工作义务”，是那种恐惧忍受经济倒退、努力想改善自身和为了讨好权势者。实际上，同样的动机也隐藏在建立“社会主义劳动突击队”的背后，存在于这种清醒地意识到它们的主要功能是在给上级的合适的报告中被提及。恐惧导致人们出席各种官方的庆祝会、示威和游行。因为恐惧被从正在进行的工作中驱赶出来，许多科学家和艺术家效忠于他们事实上并不接受的观念，写他们不同意的或明知是虚假的东西，参加官方的组织和参与他们认为是几无价值的工作，要不歪曲和删改他们自己的作品。在保存自己的努力中，许多人甚至报告恰恰是他们自己对被报告人做的那种事情。

当然，我所说的恐惧，并不是通常心理学意义的一种确切的情感。我们在周围看到的大多数人并不像颤动的树叶那样发抖：他们的脸上呈现着坚定、自我满足的公民的表情。我们涉及的恐惧是在更深的意义上，如果你愿意，可以说它是在伦理学的意义上，即对于一种持久的、普遍存在的、危机的集体意识或多或少的分享，忧虑什么是或可能是受威胁的，并逐渐变得习惯于这种威胁，将其认作实用的方法，我们追随各种外部适应的形式作为仅有的自我保护的有效手段。

自然，恐惧并不是当前社会结构中仅有的建筑材料。然而，它是主要的、基本的材料，没有它甚至没有表面的统一、纪律和一致，断言我们国家可以获得稳定局面的官方文件即基于此。

当然问题来了：什么是人们事实上害怕的？审判？拷打？失去财产？流放？死刑？当然不是。幸运的是，大多数由当权者对待人们施加压力的残酷行径如今已经成为历史——至少在我们的环境中。今天，压制采取了更微妙和精致的形式。并且即使政治审判在今天也没有发生——每个人知道当权者如何操纵他们——它们仅仅扮演着一种极度的威胁，而主要的压力则转向生存压力的领域。当然，问题的核心并没有改变。

众所周知的是，一种威胁的相对价值比绝对价值更有效。它并不是某人客观上失去的，而是对他来说，在他的生活水平上，用其自己的天平所衡量的主观价值。因此，如果今天一个人害怕在他的领域里失去工作的机会，就像在其他历史时期内，他害怕其财产被没收一样，其反应同样强烈。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生存压力的技巧是更为普遍的。在一个更广泛的意义上，我们国家的任何人在本质上都是十分脆弱的。每个人都有东西要失去，因此每个人都有理由担忧。一个人可能失去的东西的范围是广泛的，包括处于统治地位的人享有的各种各样的特权，所有提供给有权有势者的特殊机会，享受诸如宁静的工作、提升和执掌权力，在自己的领域里工作的能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以及对其他公民来说都享有的仅仅是基本生活的有限水平，而不是处于某个特殊的阶层之中——对这些人来说，适用于其他人的规则并不适用于他们，即成为捷克斯洛伐克政治隔离的牺牲品。是的，每个人都有东西要失去。最恭顺的劳动者的同事可能因为在一个会上或酒吧里说出他头脑中所想的而遭到残酷的惩罚。

当然，这种生存压力制度（它笼罩整个社会，每个人都处于其中，要么作为每天威胁的一个特殊情节，要么作为一种普遍发生的意外事件），如果不是得到这种权力结构腹地的支持，即全面地、并且是粗暴地为其效劳的力量——无处不在的，至高无上的国家警察——便不能有效地工作。准确地说，这非常像它的前身，更残酷的压力形式。

这是那种可怕的蜘蛛，它的看不见的网直接覆盖整个社会；是那种所有恐惧的道路最后消失的尽头；是没有人可能向这个国家的权力挑战的最后的和无可辩驳的证据。虽然对于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间内，都不能用自己的眼睛看到这张网，不能触到它的细丝，但甚至头脑最简单的公民都清楚地意识到它的存在，承受它每时每刻沉默的在场，并采取相应的行为——这些行为是为了在那些看不见的眼睛和耳朵之内的表现自己。他非常知道为什么他必须这样做。因为那种“蜘蛛”可以没有任何必然性而干涉某人的生活，将人置于他的控制之下。实际上根本没有必要被审讯、指控、投入监狱和判刑，因为一个人的上级也被陷害在同一张网里；在每一个级别上的人，其命运都是被决定的，这里有和国家警察合作者也有被迫合作的人。因此，十分突出的事实是，国家警察可以在任何时候干涉一个人的生活，没有他反抗的任何机会，可以充分地剥夺一个人的生活中本来的和可靠的方面，将其转变为一种没完没了的伪饰。

如果在人们维护他们已有东西的防御性尝试背后是恐惧，那么变得日益明显的是，为赢得他们目前还没有占有的东西的侵略性努力的主要推动力是自私和野心勃勃。在近代很少有像这样一个社会制度如此公开和厚脸皮地给这些人提供领域：一旦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时便支持任何事情的人；在追逐权力和个人目的中准备做任何事情的没有原则的和没有脊梁骨的人；乐于任何羞辱，随时打算为了一个巴结当权者的机会而牺牲他们的邻居和他们自己的忠诚的钻营的走狗。

从这个观点看来，这就不足为奇了。我们社会中有公众影响的位置从未有过地被那些臭名昭著的野心家、机会主义者、骗子、有可疑记录的人，——总之，由典型的合伙勾结者所把持，这些人有一种特殊的才能经常说服自己，他们肮脏的工作是挽救某些事情的一种方式，或者至少，是防止更坏的人接替他们位置的一种方式。这也不足为怪，在这些环境中，腐败存在于所有形式的公务员之中，他们公开地愿意为任何事情接受贿赂，并且允许自己寡廉鲜耻地为考虑他们私人利益和受贪欲支配而摇摆不定，这些东西比近十年来所能想起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蔓延开来。

那些忠诚地相信官方广播所说的一切和无私地支持政府权威的人比以前更少。但是伪善者却逐步上升：归结到一点，事实上，每个公民都被迫成为一个伪善者。

当然，这种令人沮丧的情形有客观存在的逻辑原因。在近代很少有这样一种制度如此不在乎外表看起来忠诚的公民们的实际态度，不在乎他们言词的诚意。这是足以观察到的，在所有那些自我批评和赎罪行为中，没有人真的在乎人们所说的东西是否意味着什么，或许他们仅仅考虑自己的好处。事实上，人们可以肯定地说，第二种考虑或多或少是无意识地产生的，没有任何不道德的东西在内。实际上，个人好处的展望常常被用作获得这样的供述的主要根据。通常没有人试图相信忏悔者的罪过和其行为的谬误，很简单他必须悔悟。同时，他着眼要得到的利益被渲染了，而痛苦的体验，在赎罪的行为之后将保留下来，被缩减成一种幻觉。竟然有些古怪的忏悔者有着全部的忠诚并显示它，通过例如坚持原则、拒绝相应的回报，一般来说这个制度对其持怀疑态度。

在某一点上，我们都公开地被贿赂。如果你在工作中接受这样或那样官方的位置——当然，不是作为为同胞服务的一种方式，而是为领导服务——你将得到这样那样的好处。如果你入团，你将被授予某种权力和接近这样那样的招待会。作为一个创造的艺术家，如果你参加官方机构，你将得到这样那样的创作机会的回报。想想你在私下的情况，而一旦你和别人取得一致，克制住不要去制造麻烦，压抑你对真实的兴趣，使你的良心保持沉默，大门就会为你敞开。如果外部适应原则成了在社会上取得成功的要旨，你可以想见，什么样的人性素质被激发出来，什么样的人将出现在眼前？

在出于恐惧的自我保护的态度和为了自己的利益急切地征服世界之间，存在着一个往往被错误地忽略的情感领域，它们在组成今天“团结的社会”的道德氛围中也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冷漠的情感和它们所伴随着的每一件事情。

好像在现代历史动荡之后，在这个国家最终建立了这个制度之后，人们便失去了对前途、对建立公共事务权利的可能性、对为真理和正义而斗争的意义等全部信任。他们对超出其每天以外的任何事情漠然置之，对自己的日常生活例行公事，他们寻找解脱的途径；他们屈服于冷漠，屈服于对超个人的价值及对他们同胞的漠不关心，屈服于精神上的被动和压抑。并且每一个仍然试图抵抗的人，例如拒绝采取将掩饰的原则作为拯救的钥匙，怀疑以自我异化的代价购得自我满足——这样一个人出现在他的冷漠无情的邻居面前，像一个古怪的人，一个大傻瓜，一个堂吉诃德，最终不可避免地受到某种厌恶的对待，像每一个行为方式不同于其他的人一样，更有甚者，他威胁性地在他们面前举起批评的镜子。或者，这些冷漠的邻居将这样一个人从他们中间驱逐出去，按照所要求的那样回避他，同时为了装点门面，暗中以个人的方式同情他，希望通过暗中认可某个其行为方式是他们应该做的而做不到的人来保持他们的良心。

自相矛盾的是，这种冷漠成了一种积极的社会力量，这不是简单的冷漠，它比恐惧更有力量，它将许多人带到投票站，去开会，成为官方机构的会员。这个制度所享有的政治支持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一种例行公事，一种习惯，一种无意识，一种懒惰，在其背后除了放弃什么都没有。参加谁也不相信的政治仪式是乏味的，在交易中一个人不会得到任何东西，但是也许会失去那种平静的生活。

大多数人厌恶将他们的时间花在和当权者没完没了的争论上，尤其是这仅仅以被隔离的个人的失败而告终。所以你为什么不去做要求你做的？它不让你花费什么，并且你正好不必为此烦神。这不值得考虑片刻。绝望导致冷漠，冷漠导致顺从，顺从例行公事的表演——它可以作为“群众性政治参与”的引证。所有这些制造“正常”行为的当代概念是一个本质上深深悲观厌世的概念。

一个人越是彻底放弃任何全面转变的希望，放弃任何超越个人的目标和价值，或任何对一种“外在”方面发挥影响的机会，他的能量就转向阻力最小的方面，即“内在”。今天的人们一心一意想着他们的家庭和房子，他们在那儿们找到安息，忘掉世界的愚蠢和自由地体验他们的创造性才华。他们在自己的房子里布满各种用具和可爱的东西，他们试图改善他们的食宿，他们想为了使自己生活变得愉快，修建小别墅，照料自己的小汽车，将更多的兴趣放在食物、穿着和家庭舒适上。简言之，他们将兴趣转向他们私人生活的物质方面。

显然，这种社会倾向产生可观的经济效果。它激发了被忽视的消费品生产和公共服务领域的改善。它帮助提高普遍的生活水平。从经济的眼光来看，它是一种富有意义的推动力的源泉，至少部分地可以发展社会的物质财富，而这是僵硬的、官僚化的、非生产性的国家经济成分几乎不能指望完成的（只要比较一下国家和私人房子结构的质量和数量便已足够）。

当权者欢迎和支持这种转向私人领域的能量的溢出。但这为什么？因为它刺激了经济的发展？当然，这是一个原因。另一方面，目前政治宣传的全部精神，都在平静而有系统地欢呼这种“内在化”倾向，将此当做世间人性满足最深刻最本质的东西。这非常清楚地表明为什么当权者真的欢迎这种能量的转换。他们在其中看到心理学的意义：从社会领域的一种逃脱。为了正确地将这种剩余能量分流——如果导向“外界”将或早或迟转为反对他们，反对他们顽固依恋的权力的特殊形式——他们毫不犹豫地将实际上是绝望的生活代用品描述成一种人类生活。为了平稳地操纵社会，社会的注意力被故意转向自身，即脱离对社会的关怀。通过将每一个人的注意力集中在他仅仅是消费品的兴趣上，是希望使他没有能力意识到在他精神上、政治上、道德上日益增长的被侵犯的程度。将他缩减成一个初级消费品社会的各种观念的简单容器，是打算将他变成复杂操纵的顺从的材料。他或许抱有一个愿望，希望实现某些作为一个人类成员所拥有的巨大的和前所未有的潜能，这种危险通过将其禁闭在他作为一个消费品发挥作用的可怜领域，臣服于一个中央调控的市场限制而被掐死在污泥中。

所有这些迹象表明，当权者正在运用一种十分适合的方法对付那些其目标是自我保护的人。出于寻找最小的阻力，他们完全忘记了必须付出的代价——对于完善人性的粗暴威胁和对于人的本性的残酷阉割。

但是，同样是这些当权者，固执地用他们革命的意识形态为自己辩护，其中，人的全部自由的思想有一个中心的地方！但什么是人的个性，它的多种侧面，协调和真正的成长呢？什么是人从一种异化的社会机器的控制中解放出来，从虚构的价值等级，形式上的自由，从财产的专制及对金钱拜物教和强权中解放出来呢？什么是人们必须充分享有社会和法律的公正，在经济和政治权力中有一个创造性的空间，提高人的尊严及真正成为他们自己呢？取代经济决定的自由空间，政治生活中的自由参与，和精神上自由发展的，是所有人民实际上被提供了一种自由地选择他们要买的那一种洗衣机和电冰箱的自由。

因此，在某个前景中，站立着那个崇高的人类理想欺骗人的外观，而在其背后，蹲伏着一个谦恭的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家庭。一方面，是那些言过其实的标语口号，关于前所未有的各种形式的自由增长和无可比拟的生活结构上的多样化，另一方面，是生活被缩减成前所未有的追逐消费品的单调乏味和卑劣。

通过这种压力的等级制度，人们被设法变成一种消费品群中的一个顺从成员。在这种制度的顶部，像我已经指出的，存在着一个封闭的、全能的力量：国家警察。这决不是巧合，这个机构如此恰当地说明将意识形态外观从日常现实中分离的鸿沟，任何曾经不幸作为个人经历过这个机构的“工作作风”的人，必将觉得官方对其目的的解释大为有趣。难道真的有人相信这个由上千个卑劣的告密者、专业的侦探、变态心理者、偷偷摸摸、妒忌的和恶意的小资产阶级及官僚组成的卑鄙的一伙？谁相信由这个背叛、逃避、欺骗、流言蜚语和阴谋诡计的恶臭团伙来“体现劳动人民的特征，保卫人民政府和它的革命成果，反对它的敌人的阴谋”？还有谁会比他们这些小资产阶级对一个真正的劳动者的政府——如果每件事不是是非颠倒的话——更有敌意？他们总是准备讨好、巴结和固守虚无，通过告发他的同胞来安慰他的病态的自尊，在秘密警察常规程序的背后，这种人作为他们“工作作风”真正精神上的合作者可以清楚地看得出来。

要想解释这种理论和实践之间全部荒唐的对比是困难的，除非将其作为今天国家警察的真正使命的自然结果，它不是保护人的自由发展免遭任何攻击，而是保护攻击者免受人类自由发展任何尝试的威胁。

在革命的关于新人的道德教育和将生活作为消费者狂喜的以次充好的概念对比中，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当权者实际上如此固执地迷恋他们的意识形态。显然，只有因为他们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仪式化的交流合法系统，才能保证他们的合法性，连续性和坚固性的表面，并作为他们实用主义实践的威信的一块屏幕而起作用。

当然，这种实践的实际目的，在每一点上都离开了官方意识形态的轨道。从这个意识形态修辞学的内部——通过这种修辞学，当权者无休止地试图控制人们的头脑，并且其作为交流价值等于零——对大多数人来说，几乎难以觉察地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和有意义的信息，一种现实的劝告：“如果你有可能离开政治，让它远离我们！做我们告诉你们的那种事情，不要试图有深刻的思想，不要把你们的鼻子放在不关乎你的事情上！闭上你的眼，做你自己的工作，关照你自己——这样你将是正确的

这个劝告被留意到了。归根到底，人们需要活着，这是他们如此容易地和政府保持一致的关键之处。为什么不好好地利用它？特别是当你没有任何其它的选择时。

我在这里试图描述的整个情形最终将导向何方？换句话来说，一种建立在恐惧和冷漠的基础上的制度，一种将每个人都驱进纯粹物质存在的单人掩体和给予他们伪善作为与社会交流的主要形式，将会对人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将社会缩减成为一种策略，在那里仅仅是为了表面上的秩序和普遍的服从，而无视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以什么样的代价，这是什么样水平的社会？

无需什么想像力就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情景仅仅导致了所有道德水平的逐渐腐蚀，所有正派标准的坍塌，对诸如真理、坚持原则、忠诚、利他主义、尊严和荣誉等价值意义的普遍毁灭。在一种深度的道德腐败中——它起源于失去希望和失去生活有一种意义的信念，生活必然陷入一种生物学的、蔬菜的水平。它无非使我们再次面临以绝对意识衰落为标志的现代技术文明中人的状况的那些悲剧方面，我提议称之为“人类个性的危机”。因为怎么可能由这样严厉地要求一个人成为另外的某种东西而不是他自己的制度来减缓人的个性的毁灭？

秩序已经建立起来，其代价是精神上的麻痹、心灵的麻木、生活的荒芜。表面的“稳定”已经获得了成功。其代价是社会精神和道德危机。

不幸的是，这种危机最坏的方面正在得到深化。我们只要稍微看看我们有限的日常视野，便惊骇地意识到我们多么仓促地放弃了那些仅仅是昨天在社会良心看来还是不合适的事情，今天已很少需要为之辩解，明天将最终视为正常，后天将被视为行为的表率。那些昨天我们还在宣布为不可能的事情，或断言我们永远不会习惯的事情，今天我们没有什么惊讶地接受了，作为生活的事实。同时相反，那些我们一会儿之前还理所当然地认可的东西现在我们将其视作例外；而很快——天知道——我们将认为我们是无法实现的妄想。

我们对“自然”的和“正常”的估价的改变，我们社会中道德立场的转变，在不多的几年中比粗粗看一眼要大得多。因为我们的迟钝在增长——自然地我们觉察得出这种迟钝的能力在衰落。歪风已经蔓延，从头至踵遍及全身。由现在这种状况所发展出来的未来前景，是最值得令人忧虑的。

社会精神的发展、丰富、成熟的主要途径是不断地在更深更广、更敏感的意义实现自我了解。社会自我了解的主要手段是它的文化：文化作为人类活动的一个特殊领域，影响一般人的头脑——尽管是非直接的——同时不断地受制于它自身的影响。

在全面控制社会、压制不同精神发展的地方，通常首先要压制的事情是它的文化：不仅仅出于“无意识”的，因为文化是一种固有的对抗“精神”操纵的现象，而且作为一种深思熟虑的“方案”，它产生不无道理的忧虑：社会通过给予它自己自我意识的文化，对屈服的程度处于警戒状态。是文化使得社会扩展了它的自由和发现真实。——而对当权者来说，他们仅仅认同一种真理：他们在某个既定的时刻所需要的那种。并且他们仅仅认同一种自由：宣传这种“真理”。

一个世界，“真理”在其中的繁荣不是在一种真诚的求知的气氛中，而是在一种权力的利害关系的气氛中，它是一个精神不育的、原则僵化的、其刻板不变的信条必然导致无信条的专制主义的世界。

这是一个禁止、限制和秩序的世界，是一个文化政策首先意味着文化警察力量操作的世界。我们今天的文化所达到特殊的偏离程度，许多事情已经被谈论和写到了：关于成百上千的被禁止的书籍和作家，成批的被肃清的期刊；关于删掉的出版计划和剧场节目及切断所有知识分子团体联络；关于对展览厅的掠夺；关于在这个领域中实行迫害和歧视的荒诞不经的做法；关于解散所有原先的联盟和无数的学术机构及它们被一些傀儡所替代，而这些傀儡由放肆的狂热者、声名狼籍的野心家、不可救药的懦夫们，在普遍的空虚感中急切地抓住机会的不够格的暴发户所操纵。与其再一遍描述所有这些事情，我宁愿思考与我的这封信的主题更密切的事态更深刻的方面。

首先，不管目前的情况有多糟，并不意味着文化已经全部不存在。戏剧正在上演，电视节目每日播放，甚至书籍在出版。但是，这种公开和合法的文化活动，总的来说，展示了一个基本的特征：作为人的因而也是社会的自我意识的手段总体被阉割，在很大程度上它疏远了其正当的本质，而成为一种彻头彻尾的表面化。并且当某种无可争辩的优秀作品出现，如一种杰出的戏剧表演出现在艺术领域中，毋宁说它是因其精致和精练，从官方的观点看来，仅仅作为对社会自我意识的贡献相对无关痛痒而被宽容的现象。而一旦这种贡献被敏锐地看出来，当权者本能地开始保卫他们自己：有许多这样的例子，一个好的演员被禁止，主要地是因其太好了。

但是这一点还不是我所关心的，令我感兴趣的是，这种表面化的作品是怎样的情况，——在本来是可以更明晰地描绘这个世界人类经验的领域，本来是可以促进社会自我意识的功能更清晰地实现的领域。

例如，设想一部文学作品，也许是一部戏剧，无疑也有技巧，能引起联想，精巧和有思想，它出版了（这是经常发生的）。不管这部作品其他方面如何，有一件事情我们是可以肯定的：它是否能通过审查制度或自我审查，因为那位作家的性格或他的自我欺骗，作为屈从或算计的结果，将不会使人离开平庸、惯例和禁忌一步，因而提供和接受的主要是欺骗的社会意识，它作为真正的经验仅仅是其表面——一种光滑的、陈腐的、表面琐细的经验的组合；它只是苍白地反映了早就被采用和驯化了的那方面的经验。事实上，尽管总是有人发现这样一部有趣的、令人兴奋的和有意思的作品，即使它并不闪光，并不提供真正的知识，没有透露出某些尚未被了解的事情，表达未曾被说过的那些事情，或为一种目前为止仅仅是猜测的东西提供某些新的、有效的证据。简单地说，由于模仿真实的世界，这样一部作品事实上失去了真实的世界。至于这种表面性的东西所采取的形式，由于其被证实的无害性，得到我们国家当权者最热烈的赞同，不管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我所涉及的是这样一种美学——平庸的，安全地居住在小资产阶级道德的四堵墙内，对于琐屑无聊的东西感伤的哲学，乡巴佬的粗陋，建立在普遍的善的信仰之上的对于世界的偏狭概念。我所涉及到的是这种美学教条，其关键是对于平庸的正确思想的崇拜，根植于久远的民族的自我满足，并且受这种原则的指导——每一件事情必须平滑，平凡，简化，乃至达到一种虚假的乐观主义，它建立在这种格言最低级的转述上：“真理将要流行。”

至于被要求用来文学地反映出政治意识形态的作品，在今天，——如您所看到的，存在着一种极度的萧条，只有很少的一些，用专业的水平来看，显然非常糟。这不仅因为没有人去写它们，我相信也是因为——悖论恰好出现——它们将特别不受欢迎。因为，从务实的当代观点来看（商品社会的观点），即使这样的作品是实用的，专业上是说得过去的，吸引了部分人的兴趣，它们也将过多地转移“外在的”注意力，给太多的老伤口撒盐，——通过它们普遍的激进的政治特点——唤起太多的普遍的和激进的政治反感，因而搅动了太多的尽可能停滞不动而被遗忘的小水坑。今天对当权者真正的兴趣最适合的是我称之为平庸的美学，它十分难以察觉地、可以被接受地和花言巧语地错过了真实（因为它对于惯性的头脑来说太可以消化），并且非常适合在商品哲学中文化所扮演的角色：不是用真实激发他们，而是用谎言令其放心。

当然，这种美学的产量，总是突出的。而是在我们国家，也总是存在着一些裂缝，至少通过它们，艺术作品可以真正地被说成将一种更真诚的人类自我意识传给社会。这种作品的途径当然是特别不平坦。它们不仅遇到来自当权者的抵制，而且也来自轻松舒适的立场的抵制。但是，直到现在它们总是以某种隐蔽的方式进行，通过迂回的途径和几乎没有耽搁，到达个人和社会，因而完成作为社会自我意识代理人的文化的角色。

这是全部真实的事情。这是我视为真正重要的。它所取得的成就，可以说是自我们民族独立以来无可比拟的，这也正是现在的政府令其消声匿迹的原因。官僚主义的文化控制是如此彻底，对每一个较重要的作品得以问世的裂缝的监视是如此完备，那些掌管着每一个门的钥匙，害怕艺术的一小撮人是如此了不起。

当然，您将明白我此时正在谈论的不是那种索引，不是列举出屈服于整体或部分禁令的所有有创造力的艺术家的名字，然而是一个更坏的目录——是“空白的索引”，其中理所当然地包括每一件有着最细微的原创性的思想火花、有远见的洞察、更深的诚挚、非同寻常的观念，或者富有启发性的形式；我说的是对于任何精神公开的拘捕，因此，在“文化”最深的意义上，我正在说的是由你的政府发布的对于文化的拘捕令。

再次回到我开始提出的问题上来。所有这些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它将导向何方？它将对社会做什么？我再次提出一个特殊的例子。大多数原先的文化期刊，如我们所知，在我们国家已不再出版。如果有谁幸存的话，它们已经如此弄成符合官方的文化政策，几乎不值得认真对待。这件事的影响如何？乍一看上去，几乎没有什么影响；甚至没有这些文学的、艺术的、戏剧的、哲学的、历史的和其他杂志，社会的车轮将继续运行；而这些期刊，当它们存在时，也从来没有满足社会潜在的需要，然而它们存在并起着它们的作用。今天还有多少人仍然怀念这些出版物？仅仅很少的几万人订阅它们——社会中很少一部分。但是，这种消失比看上去所涉及的人数有着更深，更广的寓意。当然，它的真实含义又一次被隐藏，几乎不可能被准确地估价。

这样一种杂志强迫性的取消——譬如说，一个有关剧场的理论性评论刊物——并不仅仅是它的特定的读者的衰竭。甚至不仅仅是对戏剧文化的严厉打击，它同时并从根本上，是对于一个特殊器官的取消，——通过它，社会能够意识到它自身，因此在由多种营养（这种营养将生活维持在今天社会多层次有机体的水平之上）的循环、交换和转换的复杂转化中，这是一种难以准确地描述的干涉。这是对有机体内部进行的动力过程的一种打击，对所有它的许多功能平衡地相互作用的一种干扰。正像长期缺少一种维生素（在数量上仅仅是人类食物中可以忽视的一小部分）可能使一个人生病，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失去这个刊物对社会有机体影响远甚于粗粗的一瞥。而如果失去不只是一本期刊，而是全部？

在一个文明的社会有层次的世界中，很容易说明知识、思想、创造的真正重要性并不限于它们为一个特殊的小圈子的人们所拥有，这些人首先地、直接地、几乎是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不管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总是有一个小圈子，尤其是在科学领域。但是正在被谈论的这种知识，通过不论多少中介和转换，最终可以深刻地影响社会，正像政治包括核威胁，直接地涉及到我们每一个人一样，尽管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对导致原子弹制造的理论物理学没有任何思考的经验。同样的情况也在非专业的知识内，它们出现在许多历史场合，一种贯穿社会的前所未有的文化的、政治的、道德的发展，作为实现社会自我意识的一次行动，其最初的凝结和酝酿实际上仅仅由一个很小的和独立的圈子直接地和清晰地观察到。甚至接下来，这种行动继续存在于一般说来社会的知觉之外，但它仍然是高涨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因为我们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一些难以察觉的知识火花从少数人的脑细胞中擦出，这些人的头脑仿佛特别适合那个有机体的自我意识，这闪光将突然照亮整个社会的道路，社会甚至没有意识到它是怎样到来的。但是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因为甚至那些其他的无数知识的闪光，它们从来没有在社会前头照亮其道路，从整体上看也有其深刻的社会重要性，仅仅通过它们发生这个事实，它们或许已经投射光芒，在它们特殊的闪现中。它们实现了社会潜能的一个特定的领域——不仅是它的创造力量，或简单地说就是它的自由；它们也帮助和维护了一种文明的气氛。没有这种气氛，便没有更亮的闪光的东西出现。简单地说，精神的自我意识在其中运行的空间是不可分割的，对每一根线的切断必然伤害这整个网的一致性，这张网自身显示了我所说的这个社会有机体内所有这些细微过程特殊的相互依存，显示了它们其中每一个卓越的重要性，因此它的分裂便会造成超常的毁灭。我并不想把每一件事减缩成这个单个的和相对来说是较小的方面。然而不正是已经有的和将要有的对“文化的拘捕令”进一步证实了对社会普遍的精神和道德所产生的深深的有害的影响？而尽管它的突然冲击仅仅对一些有限的头脑产生影响？

如果没有一本新的捷克小说，没有一本可以肯定地说扩展了我们对世界经验的小说出现在最近几年的书店里，这将肯定不会有明显的社会影响。读者不会去上街游行，并且最终你总是可以找到什么来阅读。但是，谁敢估价这个事实对捷克社会的真正的意义？谁知道在以后的几年内，这种中断将怎样影响精神和道德的氛围？它将怎样削弱我们了解自身的能力？对其自我了解仅仅从今天或明天开始的人们来说，这样一种文化的自我了解的缺席将会产生多深的烙印？有多少晦涩玄惑的东西，在一般文化的意义上慢慢地形成的，将要怎样加以清理？一个人将要回头走多远？因为曾经存在过这样彻底的浪费，不只是浪费原料，而且是可以这样做的那种感情，谁能说何人将仍然有力量发现点燃真理的新的火花？什么时候？如何存在？从什么样的来源之中？

然而，这样一些小说仍然存在：它们以手稿的方式流传。从这个方向看，情况并不那么悲观：根据我在上面说的推论，这样一本小说，若干年后，仍然不为人所知，而只有20个人知道它，它存在的事实仍然是重要的。它意味着这儿有这样一本书，意味着它最终能被写出来，意味着它至少在一个很小的文化意识范围内存在。但是，那些除了通过所谓合法渠道便不能运作的领域呢？压制在舞台上和电影院的每一种有意思的发展，它们作为社会刺激因素的作用是这样特殊，谁能估价已经做的和正在做的这种危险？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理论和实践方面长时间真空的影响会有多大？谁敢测量对本体论、伦理学和编年史中自我了解的长过程的粗暴干涉其结果怎样？而不是相信它们，将它们当做实现信息、观点、发现、价值和可见的社会倾向正常循环的途径？

因此，总的问题是：在今天这种文化阉割之后，明天这个民族将忍受多么深刻的智力上的和道德上的软弱无能？我担心这种由特殊利益造成的对于社会的有害影响将延续好多年，因此，从历史的眼光来看，那些出于他们眼前的权力利益牺牲这个国家精神上前途的人更加有罪。

正像熵的不断增长是宇宙的基本规律一样，建立更高的结构和与熵进行斗争是生活的基本规律。生活反抗所有整齐划一与平均标准；它的目标不是弄成一模一样，而是多样化，永不满足的超越，对于新奇的冒险和反抗现状。提高生活质量的基本条件是使其隐蔽的秘密不断明朗化。

而另一方面，权威的本质（它的目标被减缩成通过强迫性的强加和无休止赞同的整齐划一来保护自己的永久性）主要表现为对所有多样化、独特性和超越的不信任；存在于一种对所有未知的、摸不着的和通常是含糊的事物的厌恶；存在于对千人一面、一致性和惰性的癖好；存在于对现状深深的眷恋，在其中，呆板的精神胜过生命。它所力求的秩序不是真诚地追求社会自我组织的最高形式，以及与发展中的复杂结构相适应，而是与其相反，是一种朝向代表熵的顶峰的“最大可能性状态”的衰退。追随熵的方向，它走向反对生活的方向。

在个人的生活中，如我们知道的那种，总有这样的时刻，复杂的结构突然开始下倾，而他的道路转向熵的方向。这时他也屈服于宇宙的普遍规律：死亡的瞬间。在每一个选择通往熵的道路的政治权威（并且总是喜欢将个人视作可以输入任何程序并确信他将要去完成的电脑）的底部，存在着这种隐蔽的死亡原则。甚至在“秩序”这个概念中便存在着一种死亡的气味，这样一种权威将每一种真正的生活现象，每一个意外的行动、个人的表达、思想、每个不同寻常的概念和希望，都视作打上了混乱、嘈杂和无政府状态标志的红灯。

这种现存制度的全部政治实践，像我在这里逐步描绘的，进一步证实了对它的纲领来说总是关键性的概念——秩序、安定、稳固，“带领民族走出危机”，“停止分裂”，“缓和激烈的情绪”等等——最终得到每一个提交给熵的制度所具有的同样致命的意义。足够真实的是，秩序正在实施：一种官僚主义秩序，它机械的准确性压抑每一个有独特性的事物，它发霉的惯性排斥超常的、出类拔萃的东西。正在实施的是没有生命的秩序。足够真实的是，这个国家是安定的。你不想说安定得像一所陈尸所或一座坟墓？

在一个真正有活力的社会中，总是有某些事情发生。当前的活动和事件、公开的和隐蔽的运动之间的互相作用，产生出一种独特局面自身的不断进展，它激发出更多的和更新的运动。那些持续的和变化中的、有规则和没有规则的、能预见到和出乎意料的生命取向其神秘而富有活力，在时间的领域产生影响并在事件之流中得到证明。一个社会的生活越具有结构，她的时间领域也越具有结构，在时间之流中那些独一无二的、不可重复的因素也越突出。这就很容易显出其连续不断的特点，将其作为一种不可更换的情状、无可逆转的潮流加以描述，因此，在回顾中，也能更好地理解社会由通常规律支配的那些内容。社会生活越丰富，也越能够更好地观察社会时间领域、历史的领域。

换句话说，在存在社会活动空间的地方，也同时为一种社会记忆提供了空间。任何一个活着的社会是一个有历史的社会。如果持续的和偶然的因素与有着不可重复和不可预见因素的历史紧紧地联系着，我们或许更能够询问，真实的历史——那“混乱”的不可遏止的根源、骚动不安的源泉和给予规律、秩序一记耳光的东西——怎么可能存在于“熵“的制度所统治的世界上？

回答是显而易见的：不可能。在表面上，在任何地方，它实际上都不可能存在。在这样一种制度下，对本来意义上的生活加以排斥带来了社会时间的止步，因此历史从这个视野中消失了。

在我们自己的国家人们有这样的印象，有时这儿不存在历史。缓慢地但是确实地，我们失去了时间的感觉。我们开始忘掉了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什么在前什么在后，并感到这没有什么关系。当独一无二性从事件之流中消失，延续性也随之消失，所有的事情合并成一个灰色的印象和同样的循环，我们说：“这儿没有事情发生”。这儿，始终被强加了死亡般的秩序：所有的活动完全被组织起来因此彻底失去光泽。在社会领域中同样如此。由于不再倚助社会历史和个人在其中生活的历史，个人生活倾斜到一个前历史的水平，在那里，时间仅仅从诸如出生、结婚和死亡中取得它的节奏。

失去时间的感觉像是以每一种方式将社会抛回到原始状态，在那几千年内，衡量人性的发展不超出没完没了重复的四季及与它们联系在一起的宗教仪式这样一些宇宙和气候的式样。在历史领域中造成的焦虑不安自然地被填补了。因此真正历史的非秩序化被有条不紊的伪历史所取代，它的作者不是社会生活，而是一个官方的设计者。取代事件的是，我们被弄得没有事件；我们生活在从周年纪念到周年纪念、从庆祝到庆祝、从游行到游行、从全体一致同意到全体一致选举及再来一遍；从一个无聊的节日到另一个无聊的节日之中。这不是偶然的，由于这种对历史的取代，我们可以通过对日历的简单一瞥来回顾在社会领域中发生的每一件事，包括过去的和未来的。并且周期性的仪式声名狼藉的相似特点制造了这样一种虚假的信息，仿佛我们正好出现在这些事件本身之中。

因此，我们拥有了一个完备的秩序，但是付出了回到前历史的代价。即使这样，我们必须引进一个说明：对我们的祖先来说，重复的仪式总有一个深层的含义，而对我们，我们仅仅是为我们自身利益所表演的一套例行公事。政府保留它们是为了保持历史还在运行的印象。公众通过这些活动避开麻烦。

一种“熵”的制度在其自身影响的范围之内拥有一种增长熵的总量的手段，即通过抓紧它自已的中心控制，令自已更加坚如磐石，将社会禁锢在一件只有一种尺度控制的紧身衣中。伴随着在这个方向上采取的每一个步骤，它不可避免地也使自已的熵增殖。

在使世界僵止不动的努力中，它也令自己僵止不动，暗中瓦解了自己对任何新生事物妥善处理或阻挡自然的生活之流的能力。因此，这种“熵”的制度注定地变成它自己的致命原则的牺牲品而且是最脆弱的牺牲品，由于在它自身结构之内缺乏任何动力，将转向自己的反面。与此相反，生活以她压抑不了的渴望反对熵，她越来越有能力成功地和富有创造性地抵制被强暴，即强暴的权威将更快地受制于其自身。

因此，由于试图使生活瘫痪，当权者也令自己瘫痪，从长远的眼光来看，这将使得他们丧失令生活瘫痪的能力。换句话说，生活可能臣服于一个长时间的彻底的被强暴、令其衰弱和麻痹的过程。但是，她不可能永远地止步不前。尽管或多或少地隐蔽地和缓慢地，然而她在继续。尽管她一千次被疏远自身，但她总是能以某种方式使自身复原；不管怎样被粗暴地蹂躏，她最终要比蹂躏她的力量活得更长久。这不可能是别的什么，而是由于每一个“熵”的权威，其深刻的自相矛盾，它仅仅在有生活的情况下才能压抑生活，因此，说到底，为了它自己存在它要依赖生活，而生活不以任何方式依赖它。在这个星球上能真正毁坏生活的唯一力量是那种不知道妥协的力量：第二热力学定律的普遍效应。

如果生活不可能永久地被毁灭，那么，历史也不可能全部进入一种止步不前、秘密的小溪涓涓流淌于惯性和伪事件沉重的覆盖之下，渐渐地并难以觉察地从底部呈现出来。这或许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有一天它必然发生：这种覆盖将不再有约束并将要揭开。

它是这种时刻，是可以看得见的某些事情开始发生，他们是真正新的和独一无二的，从未列入官方“发生”的日历上，并使得我们不再对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无动于衷，它们是真正历史的，在历史要求再次被听到的意义上。

但是，在我们特殊的环境中，“要求被听到”的历史能到来吗，这样一个前景真正的含义是什么？我既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预言家，但是，这儿有一些触及这些没有人可以阻止其发生的“时刻”的结构的观察。

在某种意义上，在那些存在公开的权力竞争，将其作为社会控制权力操作的唯一和真正的保证的地方，说到底，存在言论自由保证的地方，政治权威不管其愿意不愿意，必须以某些方式参与和社会生活长期的和公开的对话。他们被迫持续和所有由生活提交给他们的问题搏斗。在那些没有这种竞争和没有言论自由的地方，迟早必然存在压抑——像在每一个“熵”制度中发生的那样——当权者，不是使自己和生活一致，而是试图令生活和自己一致。不是公开地和持续地处理真正的冲突、要求和争端，而是简单地用一个面纱将它们掩盖起来。但是，在这层掩盖之下的某些地方，这些冲突和要求在继续生长和增多，反而造成这种掩盖不再发生作用时刻的到来。它意味着这样的时刻，死亡的惯性压迫遭到崩溃和历史重又迅速地进入这个地区。

在这种情况之后发生什么？当权者当然仍有足够的力量阻止这些致命冲突以公开讨论或公开的权力竞争的形式出现。但他们不再有力量全部抵制这种压力。因此生活在可能的地方给出一条裂隙——在权力的秘密走廊中，那儿可能有着秘密讨论和最终是秘密竞争。当然，当权者对此是没有准备的：任何与生活实质性的对话都超出他们的能力之外。因此他们恐慌。生活以个人的争吵、阴谋、陷阱及对抗的方式散布混乱于他们的会议室中。它甚至还传染给他们自己的代理人：那些无个性的死人般的面具——他们的官员用来确认其坚如磐石的权力的身份——突然滑落，透露出大活人以最“人性”的方式进行的权力之争和以自我保存的形式发生的一个人反对另一个人的斗争。

对宫廷革命和叛变来说，对高级领导职务突然地和外在的神秘改变及其关键性的套语改变来说，这是声名狼藉的时刻，是真实的或虚构的阴谋和秘密核心被泄露的时刻，是真实的或想像的罪行大白于天下和古老的罪恶被发掘的时刻，是一起被政府开除、一起被贬黜、也许甚而被抓起来送进监狱的时刻。不管在这之前当权者中的每一个人他们说着同一种语言，用同样的陈词滥调，为同样的目标成功实现而欢呼，现在，看似坚如磐石的权力突然崩溃成可以辨认得出的个人，仍然说着那种同样的语言，但是把它用作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攻击。并且我们惊讶地得知，那些在秘密的权力斗争中失势的一些人，从来就没有严肃地对待他们的目标和从来没有成功地实现它们；而其他人，那些获胜者，却真正明白他们说什么和唯独他们能实现成功的目标。

多年无事件的官方日历建造得越合理，真正的历史突然侵入的影响便显得越不合理。所有长时间遭到压抑的因素，那些不可重复的独一无二的、非日历化的事件，所有长时间遭到否定的神秘性，迅速冲决出来。在许多年我们始终不去论及的那些最细微也最普遍的令人惊讶的地方，现在生活变成一个巨大的惊奇——它非常值得这样。整个混乱无序的历史，在人工的秩序下封闭了多少年，突然爆发出来。

对所有这一切我们多么熟悉！在世界的这个地方我们经常目睹过它！多年来为了表面上的完善、无懈可击、不出一个故障而运转的机器，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这种看起来非常像不可动摇的、永世长存的君主统治制度，在其所有那些一致的投票和选举中不存在任何怀凝的表示，没有任何迹象便分崩离析。并且，令我们惊讶的是，我们发现没有一条道路是我们曾经想过的那条。

当然，这样一种飓风穿过僵化的权力大厦的时刻，远远不是我们这些处于权力堡垒之外的人感到有趣的一个来源。对我们来说，尽管是非直接的，也总是卷入的。除了生活长期而平静的压力，持续的抵抗之外，同时最终也是整个社会的不可抵抗的要求和利益，它们的冲突和张力，时时地瓦解了这权力基础。在这种时刻社会继续在觉醒，投身于其中，带着巨大的热情，并从中受到激发，寻找挖掘自身潜力的道路！几乎每次在这种情况下，这种震颤都唤起了这样那样的希望、恐惧和创造——或看上去像是创造——刺激了将生活各种各样的动力和野心现实化的领域，以及加速所有社会自身之内的运动。但是，在每次这种情况下，这也是同样真实的：产生于权力改组导致的根本上是不自然的结构与生活的遭遇，伴随着许多难以计数的危机的到来。

我将试图进一步描述这种危机。

如果某人每天沉默地执行来自一个不够格的上司的命令，如果他每天严肃地扮演他私下里发现其滑稽可笑的仪式中的角色，如果他没有犹豫地给予提问者和他真正的意见相反的回答，并随时准备在公开场合否认自己，如果他对那些仅仅感到冷漠和厌恶的东西装作同情，甚至抱有很大的热情而并不觉得十分为难，这仍然不意味着他已经完全失去对基本的人类感觉之一的行使，即尊严的感觉。

相反，即使他们从来没有说起，他们也有着对于为外在的安宁和平静所付出的代价非常敏锐的评估：对他们人类尊严的长期羞辱。他们越少直接地对此反抗——将它们从头脑中赶出去借此安慰自己，和采取将它们当作不予考虑的想法来欺骗自己，或干脆咬紧牙关，这种情感就会铭记在他们感情的记忆中越深。一个人如果能够反抗羞辱，他也可以尽快地将它忘却；而一个人能长时间地忍受，也必将长时间地记住。事实上没有什么东西被遗忘，一个人曾经忍受的恐惧，他被迫进入的掩饰状态，所有那些痛苦的和低下的插科打诨，也许，最坏的还是展示一个人怯懦的情感，所有这些将在我们社会意识深层的某个地方安家和积累，它们正在平静地发酵。

显然，这不是健康的情况。将其置之脑后，而脓肿仍在化脓，其浓液不可能不侵入身体，这种疼痛遍布了整个有机体。自然的人类情感不能被赋予客观化的形式，反而长时间关闭在情感的记忆里，逐渐变形为一种有病的夹钳，变成一种有毒的物质，无异于不完全燃烧引起的一氧化碳。

那么无疑地，当这种结痂破裂和生活的遗留物被大声说出，这时出现的不只是考虑周详的纠正过去错误的尝试，不只是寻求真理和谋求满足生活需要的改革，也有着旺盛的暴躁的仇恨、报复性的惯怒，和一种对于所有忍受的屈辱直接弥补的狂热的要求。（这种要求的冲击波和经常反复无常的形式也许大部分来源于一种含糊的印象，即整个爆发来得太迟了，已经到了失去它的意义，不再有任何直接的动因和并不带来直接的危险这一时刻，实际上它仅仅是在另外一个十分不同的上下文中发生的某种东西的代用品。）

无疑地，那些掌权的人们，多年来习惯于绝对听从，习惯于一致的和无保留的支持，习惯于整个是虚伪的统一整体，当他们感到曝光于这样一种前所未闻的威胁中时，对于被压抑的情感的暴涨感到震惊。并且在这种心情下（设想他们自己是拯救世界的唯一保证人）察觉到这样一种对这个世界的其余的人们也是空前未有的威胁时，他们毫不犹豫地召集了上百万外国士兵来挽救他们自己和这个世界。

我们不久前经历过这样一次爆发，那些多年来使人羞辱和侮辱人的人对于受害者试图喊出自己的声音感到如此震惊，他们给这场插曲称之为“激情的爆发”。请问，这是什么样的激情？那些在爆发之前知道什么东西被延误，知道彻头彻尾的羞辱，并懂得随后而来必然爆发的社会心理机制的人们，反而对爆发所采取的平静、客观、实际上是忠诚的形式更感到惊奇。然而，正如每个人所了解的，我们为这个真实的时刻付出了残酷的代价。

今天执政当权的人和那些在这次爆发之前统治的前任有深刻的不同。这不仅在于前任们，如通常所说“有创见性”，而他们继任者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模仿，“有创见性”已经失去了它的神秘性；而且是另有原因。因为这个早期形式建立在一种真正的、不可谓不是社会的基础之上，它受到真正自愿的支持，尽管用降低了的标准看，是一部分公众；并且建立在它最初允诺的真正的和相当可观的社会利益的吸引力（它也逐步消失削弱）之上，而今天的制度仅仅建立在少数统治者自我保存的本能和被统治的大多数人的恐惧之上。

在这种情况下，预见任何一个关于未来的“真实的时刻”的可行性方案都是不容易的：去预见整个社会这样一种复杂的没有掩饰的堕落在某一天怎样要求修复，并且去估计在这种时刻对我们两个民族可能的和必然的打击其悲剧结果的范围和结果，也是十分不可能的。

在这个上下文中，一个吹嘘自己是有史以来最科学的政府不可能抓住自身运作的基本规则和向自己的过去学习，这是令人惊愕的。

我说得很清楚，我并不担心捷克斯洛伐克的生活会停止，或者历史会永远中止在当今领导人其权力所达到的地步。历史上的每一种情况或每一个时代都会被一个新的情况和时代所取代，并且或好或坏地，那新产生的总是大大超出先前的组织者和统治者的期待。

我担心的是另外一些事情，事实上，整个这封信所涉及的和我真正担心的是，现在这种暴力的滥用对我们民族所产生的刺耳空洞及长时间影响的结果。我担心我们全体将要为此付出的代价——为极度的历史的压抑，为残酷的和不必要的对生活的流放，令其进入地下状态和人类灵魂的深处，为生活在任何一种自然方式的社会中的每一个机会强迫性的延期。稍微回顾一下我刚写下的东西，将清楚地发现，我所担心的不仅仅是为每天所经受的社会劫掠和人性的堕落通常所要付出的，或者为社会长时间的精神和道德倾斜必须付出的税款。我所涉及的包括生活和历史要求它们应得权益到来的下一个时刻，施予我们的几乎不可计算的超额负担。

一个政治领导人为他国家的状况所承担的责任的程度总是不同的，并且显然不可能是绝对的。他从来不是单独统治，因而一部分责任在于他周围的那些人。没有一个国家存在于真空之中。因此，它的政策以某些方式受其他国家的影响。显然地，先前的统治者总是要承担很多，因为他们的政策在先而且决定了今天的状况。公众，也有很多责任。包括个人，每个有责任的人的每天的决定，造成了这个国家的现状，或者概括地说，人们作为一种社会历史整体，它受制于环境，同时也影响和限制这些环境。

尽管存在这些限定条件，在我们当前的状况中发生的如同在任何其他状况中一样，作为一个政治领导人，您的责任仍然是巨大的。您帮助决定了我们所有人不得不生活在其中的氛围，因此直接影响了我们的社会将要为今天的稳定所付出的帐单最终的规格。

捷克和斯洛伐克，像任何其他民族一样，将自己同时潜藏在根本不同的潜能之中。我们曾经有过，现在仍然有并将来继续有我们的英雄，同样，有我们的告密者和卖国贼。我们有能力释放我们的想像力和创造力，有能力将精神和道德水平提高到无法预料的高度，有能力为真理而斗争和为别人牺牲自己。

但是，这同样也有赖于如果我们自己屈从整个儿冷漠，除了对我们的胃感兴趣以外对其他事情不感兴趣，以及把时间花在互相挑剔上面。尽管人类灵魂远远不是一个任何东西都能往里面倒的容器（注意在官方的议论中，这样可怕的短语如此经常地夸张使用，当“我们”即“政府”抱怨这样那样的思想正在灌输到人们的头脑之中时），然而，它也非常取决于某个领导人，是他可能将社会中沉睡着的那些相反的倾向中哪一种调动出来，将何种潜能给予实现的机会和将何种压抑下去。

到目前为止，在我们中间最坏的是——自我中心、伪善、冷漠、懦弱、恐惧、屈从，从个人责任中逃脱出来并无视其普遍的结果——这样一些东西正在系统地发挥作用和得到蔓延。但是，即使是今天的民族的领导人也有机会通过其政策影响社会，以唤起人们身上更好的东西，而不是更坏的东西。

到目前为止，您和您的政府所选择的是对你们自己来说便当的方式，而对社会来说是最危险的道路：为了外在的表象使内在衰败的途径；为了不断加深的统一令生活死亡的途径；微不足道的保护你们自己权力而加深我们社会精神和道德的危机和无休止地损害人类尊严的途径。

但是，甚至在这样给定的限制之内，您仍然有机会为使形势朝向至少是相对改善的方向做出很多。这将是一种更多紧张而较少满足的道路，它的好处不是马上就能看见，并会在这儿或那儿遇到抵制。但是，依照我们社会真实的利益和前景，这种方法将是有着莫大意义的一种。

作为这个国家的一名公民，我特此坦率地和公开地要求，您和现存制度的领导人认真地考虑我试图引起您注意的这些问题，要求您根据您的历史责任作出估价，并依此而行动。

1975年4月

（崔卫平 译）

“说出真实总是有意义”

吉瑞·莱德尔采访哈维尔

◆什么原因使得你决定写这封公开信给胡萨克？

主要的原因由这封信本身的一些内容已经得到说明。我感到如果我公开地说出我所想的，我也许将会在我信中所说的社会自我意识的过程中尽一份力。我直率地写出它是相信这或许有一种“促进健康”的意义。一般地说，我相信说出真实总是有意义，在所有的环境中。

第二个原因完全是个人的，一种以某种方法摆脱我自己的困境的需要。现在有时候，我背负着一种情感，我被强加于一种预定的、不变的状态，有人在某个地方已经描述过我，给我分类，我仅仅是被动地接受它和不需要发挥我自己的想像力而扮演所交给我的角色。我厌倦了在这种情形下总是徘徊该怎样生活，我感到需要激发一下，使其他人面对一个转变，迫使他们对付由我所造成的一种局面。

◆你最后一次发表公开声明是在什么时候？

是在1969年秋天我在一份称作“十条”的请愿书上签名。从那以后，我没有在公开场合表达过自己，除非将我的剧本偶然在国外出版也算在内。顺便地说，1970年秋天我正准备上法庭，和其他签名者一道，为了那份请愿，但是在审判的前一天，诉讼暂停，直到今天还没有恢复。因此指控仍然保留。

◆当你完成这封信时，你期待什么？你想到了什么？你感觉如何？

我主要对这封信是否写得好感兴趣，即它是否有意义，是否太抽象和枯燥，是否具有一定的告诫和促进作用，或许我应该把它写成一篇论文，而不是一封信。我担心它是否恰当地概括出对每一个人来说是熟悉的、臭名昭著的事情，是否以某种方式歪曲了现实。简言之，我担心我是否太鲁莽，说大话而没有意义。

我所担心的另外一件事是事务性的。很长时间我在考虑什么时候将它发出，怎样发出和寄给谁。我是不是应该先把它寄给收件人，然后再寄给新闻媒介，或者两者同时去做？我主要担忧的是如何不使秘密警察发现并以某种方式挫败我寄出它的企图。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直到这封信写完和誊抄完的一段日子之后，我才真正想要寄出它。在那些天内，我是这样紧张，为安全作了许多复杂隐蔽的考虑。那段时间内，一件格外有趣的事发生在我正要寄出它的那个晚上。我偶而撞见一个秘密警察的高级官员，他经常审问我，并在餐馆里说了许多俏皮话，关于他们是否在跟踪我，我是否打算作某事而这正在他们的能力之内也许要失败，等等。第二天早晨我没有任何障碍地将信送入邮局，我大大松了一口气。

◆你期待跟着而来的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尽管当时看上去不可能——并仍然不可能，我准备被抓起来，因为一个人必须准备任何事情。这使得我更加关心我的信的价值和它的冲击力。如果我知道我的信有意义，我没有白白地写它和将它公开，它将给某些人以希望——哪怕是很少的人，我将不在乎惩罚。而如果我为某种不值得的事情付出，它没有意义，我只是成功地将自己弄得看起来滑稽可笑而已。

◆你说你准备任何事情发生，甚至坐牢。你是说精神上的准备，还是某些具体的事情？

我想我准备了任何一种情况。显然，只有当我到了那儿以后，我才知道我是否真正地准备好。当然，我希望我准备的最后考验不会到来。

◆你做了什么特殊准备吗？

我将一些我称之为“应急包”的东西放在一起，包括雪茄，一把牙刷，牙膏，肥皂，一些书，一件Ｔ恤，一些泻药和其它一些小东西——我不可能记住每一件东西。我整天带着这个包，或者更准确地说，当我离开屋子时我都带着它。

◆在你给胡萨克的信中，你写了不少关于恐惧。你有没有经历过那种支配你整个人和所有心理功能的压倒性恐惧？

我还不能回忆出经历过这种“普遍的”恐惧。当然，我知道不同形式的恐惧。作为一个驾车者我害怕警察，特别是我喝了酒之后。我容易紧张，这意味着我害怕是否能够通过那种整个落到我头上的情况，例如，在不同的公共场合出现、考试，等等。我有一种对于电话的非理性恐惧——事实上，我厌恶电话。我偶而受一种“邮寄的神经不安”的折磨，即恐惧邮件，并不是真正知道这个邮件带来的任何具体的不幸。我自然经历过几乎每个人所经历的——一种关于生活的偶或的、普遍的焦虑，和担心我能否承受我的生活，是否能做得更好。有一种恐惧我没有——并且我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是政治的恐惧，或者说政治－生存的恐惧，或者说恐惧政治警察：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恐惧，我很高兴我省却了这种恐惧。……从我寄出信差不多三个星期过去了。

◆有谁给你写过信吗？

通过各种渠道我听到一些关于那封信的传说，但是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人们不直接写信给我，事实上，我要求我的朋友们不要写信给我。我不得不假定现在我的邮件可能是公开的，给安全人员这样一种方便的消息途径没有意义。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个人给我写信——普罗卡普·德提那博士——前司法部长。这也是一封很好的信，我非常珍视它。当然，我收到了来自收信人的一封信，更准确地说是总统办公室塞得拉奇科娃小姐的一封信，她在回信中解释我这样做对有敌意的新闻机构有用，并由此透露了我对于我的国家的敌意。我并不将这种姿态看得很重要，因为我知道胡萨克先生是否读过我的信取决于许多事情，而肯定不是塞得拉奇科娃小姐是否给我回过信。

◆赫拉得切克当地的人们怎么样？邻居和朋友们如何？他们知道那封信吗？他们对你说什么？

他们很快知道了它。外国广播电台播送了这个消息，有人收听并传播开来。至于他们的反应，我不能说我遇到过一个愤怒的或是反对的表达。但是，这也许因为我没有遇到料想中不同意它的那种人。……

◆究竟什么原因使得你搬到这个离布拉格150公里的地方？你想念布拉格吗？

起初我们买这座房子是为了消遣，像别人买小别墅以便在假期和周末有一个去处。然而逐渐地，我们发现自己越来越多地呆在这儿，而越来越少地呆在布拉格。直到有一天我们意识到，出乎我们自己的意料，我们事实上已经住在这儿。这仿佛是自动发生的，没有什么安排。当然，回过头来想，我意识到这次搬迁有许多不同的原因。首先，最终离开布拉格是我意识到我在那儿已经无事可做，我不能在我的岗位上工作，我不再能从事我所胜任的工作。另一个事实或许是政治上的被隔离。你在布拉格的每一步将撞见这个：你总是不得不担心谁将因为访问了他而招致麻烦，你可以邀请他们来而他们不来，如果不来的话是因为他们害怕。你总是在担心类似你知道谁接纳你谁不能，哪儿你可以去哪儿你不能去，因为不至给别人造成紧张或引起他们和警察之间的不愉快。这些担心不得不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给你产生影响。

在这儿，所有这些都不存在。我的朋友来看我，我不需要因为将他们暴露在危险之中而感到愧疚。任何人走了这么远的路他有足够的时间去考虑他去哪儿和这对他是否值得。在这乡村，远离他人的房屋——我感到比在城市远为正常，在城市生活中总是令我陷入窘境，这不可避免地对我的神经有影响。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里更为安静；生活便宜得多；我们有很多房间；被大自然所环绕——简言之，我们生活得更好。我们并不想念布拉格，如果我们想的话，在我们愿意的任何时候我们可以去，并且知道这一点已经足够。

◆我知道你曾经在特普纳夫的啤酒厂工作过一段时间。为什么？你需要钱吗？你在那儿做什么？

我作为临时工在那儿工作。我的原因是经济上的——我们几乎没有钱。现在我们有了一些钱，所以我不再去那儿。我去那儿肯定不是“观察生活”，或向世界和我自己证明，我不在乎在啤酒厂的院子里滚啤酒桶或早上４点钟起床。我不相信装扮成一个工人，我总认为作家在工厂的“创造性自愿劳动”是荒谬可笑的。我在啤酒厂工作不到一年，得到差不多一个月七百克郎的收入。当然，钱并不是我从工作中得一到的唯一的东西，远远不是。但是，如果说作为一个作家所给予我的，自然不是熟悉和了解一个新环境——为此，对啤酒厂的一次访问便已足够——而是我经历了其他啤酒工人所身处的那种待遇；我说的是作为一个人，他在啤酒厂工作因为他必须这样，而不是他要“了解生活”的那种情况。

◆工人们待你什样？当你开车去上班人们反应如何？

我必须说他们非常友好地对待我。你知道，在我的生活中我做过很多事情，我甚至多年从事体力劳动，但是我总是并始终忍受出现在工人阶级面前时一种叫做困窘或害羞的东西。也许这正是我的性格，也许是有负疚感的知识分子在面对劳动者时模糊的情感，或许是作为一个“庄园主的儿子”从我的先辈经验中的一种遗传，即一个资产阶级家庭的孩子自然具备的。但他不是将此看作优越感，而是一种障碍。当我开始在啤酒厂工作时，可以理解我带着这种困窘和恐惧的情感，我越来越高兴地发现其他工人喜欢我，并没有丝毫疑虑地接受我。甚至当我不是真正需要他们时，他们也给我提供帮助。我想我有一对很好的朋友在那儿，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唯一对我显出反感的是那个总管。至于汽车，我的工人伙伴对它感到惊奇，主要是作为一种机器。一旦它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他们总是乐于替我修理。

◆你在啤酒厂有什么值得讲的故事吗？

有啊！我们称之为“水门事件”。一天，一个业余的窃听器在我工作的啤酒厂酒窖里被发现。调剂师自己安装的，电线一直通到他的房间。这个人试图一石双鸟：他想知道工人们说他什么，同时，也想通过监视我讨好他的上级。但是整个事情被发现——幸好以一种不能再掩盖的方式——调剂师不得不可耻地离开。当然，这件事一旦变成一个丑闻，国家警察便试图与它脱离干系，宣称安装这个窃听器他们不知道。但是，调剂师不能这样宣称，结果剩下来的事情是工人阶级被一个没有人敢保护的主事者所冒犯。后来，每一个人——地方官僚，国家警察，啤酒厂的领导和那调剂师他们都害怕。你知道他们怕谁？我！他们担心我会向国外公开这个故事，我会将这个故事带出这个地区之外，并因为如此一种业余水平的行事方事而招惹他们上司的愤怒。当然，我经历了许多这种荒谬的情形。当我刚开始工作时，啤酒厂的领导便接到地区党的领导人的指令——甚至以书面的形式——对我进行监视，因为存在着我或许向“国外新闻媒介告密”的危险——如他们所写——关于任何可能发生的侵犯他人的权利的行为。我是这个省的临时工，同时是“这个国家的敌人”，这就是许多喜剧情形产生的来源。……

◆你好几次提到国家警察。现在你在这儿，在和布拉格相隔一定距离的地方，在这个海滨是不是更为安静一点？

在我的生活中我若干次地被审讯。它早在1968年就开始了，但是我不得不承认——尽管这听上去违反常情——我总是发现审讯是一件逗乐的事。这是一种奇怪和有趣的经历。关于这个问题我有许多思想，如果有时间我或许写一篇“审讯的哲学”的文章。在不同的场合我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我接受的最长的一次审讯在1969年。一个特殊的审讯组来到我家中，并花了三个星期和我在一起。在这期间，我采纳了“解释的策略”，比起我完全拒绝说任何事情，这似乎更有效。现在我越来越倾向于压根拒绝说任何事情这种战术。

◆现在你不在啤酒厂工作，你整天干什么？

我应该做的是努力去写我已经开始的一个剧本。但是事实上我并没有努力去做，并且我更乐于找借口不去写，诸如在我的房子周围做些既必须又古怪的工作。对于我的自我约束状况，我并不感到愉快。而且啤洒厂并没有产生多少帮助，尽管那时候我想这会对我的工作具有积极的影响，因为那告诉我要更节约我的时间。

我有两种途径解释我的缺乏约束。首先，这些年来我没有任何委托或者最后期限的压力，没有任何人急切地等着我完成一个剧本，这或许比我能意识到的更使我意念消沉。我习惯于为一个具体的剧院写作，在那儿我像一个剧作家那样工作，因此我知道最后期限的重要性。我为具体的观众写作，处于当时具体的精神和社会的压力之下，我知道为什么去写是意识到我或许会整个失去这个时刻。在我面前，有着搬上舞台的前景；我期待着和导演一道工作，并且我有一种兴趣在于，当我的剧本被演出时，我不仅作为写剧本的，而且也作为一个剧院成员而参与。所有这些自然地迫使我坐下来写作。但是好几年我没有过那样；我抽象地写作，在某种意义上——为历史，或为我不认得的外国观众。这对我不利。如果你知道今天还是一年之后完成一个剧本是无关紧要的，并且你无论如何不知道谁正等着要它，这将变得不容易写。为什么我试图逃避写作的第二个原因，也许是我此刻正写作的剧本有着特殊的复杂性。我已经工作了很长时间，但进展缓慢，并仍然停留在开头。也许我给了自己一个力不胜任的任务，因此我乐于从中摆脱出来的任何机会。我有一个朋友告诉我，他几乎怀疑我写信给胡萨克主要是我想逃避写作。……

◆你是理智型的。我从表演艺术学院的老师那儿听说，你写毕业剧本时，显然加上了一段你自己以某种方式分析此剧的评论，这迷住了部分教师和令其它人感到震惊。

这可能是确实的，我是理性型的并有着理论的倾向。我有时有写理论性文章的冲动，而且去做了。但是一个剧本是一个剧本；它自身开口说话，我没有一相情愿地写上一段评论。如果我这样做的话，总是因为剧本的某些客观因素将我带到这上面去了。在提交表演艺术学院作为我获得学位资格的“文学”部分《思想越来越难以集中》中，我写了一段评论是因为需要它。

至于剧本本身，无论其美学特点或风格怎样——我的理性总是体现在它们的美学特点和风格中——我肯定不会为了图解一种理论而去写它们，它们的灵感源泉决不会是抽象的思想。像大多数其它剧本一样，它们来自具体的和世俗的经验或观念。我注入一种特殊的意义于素材之中，这仅仅是略加改动，——或者更毋宁说，我并不是有意识地这么去做；这种意义是它们自身自动显现出来的，因为这简直不可能以其它方式出现。我认为这样是正常的。我相信有些人如贝克特，他的剧本有突出丰富的被称之为哲学的意义，写起来也没有什么不同。如果他的《幸福的日子》起始于一个真实的妇女在海滩上用沙子将自己埋起来，我不会感到奇怪。作者看到如此，在一瞬间他理解了它的光芒，这种世俗的幻象在自身中包含了它的寓言的可能性及丰富的潜在诗意，这样，他开始工作，写出了他最漂亮和最深刻的剧本。

◆关于你自己的剧本你想说什么？

到目前为止，我的剧本主要是关于一个简单的主题：人类个性的危机。我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形式回到这个题目上去，在结局时——不管我愿意不愿意，这个主题总是以某种方式出现在我写的东西之中。

◆你可以详细谈谈人类个性这个观念吗？

我相信随着上帝的消逝，人们也失去了和绝对及宇宙秩序相协调的人的一种方式，在其中他总是可以说明任何东西，主要是他自己。他的世界和个性逐渐开始崩溃或相对来说是分散的、支离破碎的片断。而当这个情况发生时，人类开始失去了他的内在身份，即和他自身相一致。当然，伴随于此，他也失去了其它的东西，包括他自己连续性的感觉，一种经验和价值的等级制度，等等。好像我们为一些不同的小队而上场，尽管——并且这是主要的——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最终属于谁，其中哪个小队真正是我们自己的。

◆如果一个作家的著作不能在国内市场上出现，这将会对他产生什么样的心理影响？

这显然，作家和作家不一样。一些人更容易适应而另外一些人比较难。对一些人来说，这使得写作更为困难；而另外一些人或许发现这从内部解放了他们。如果你知道没有人在任何地方出版你的作品，你不必再担心出版者和检查官的趣味，等等。坦白地说，我较少关心那些已经出版过作品和有名气的人，而更关心没有出版过任何东西、至今仍然不能出版任何东西的人，不是因为他们上了黑名单——他们也许不可能上，他们至今没有为自己建立名声——而是因为他们所写的不适合今天可能有的和可能出版的狭窄的框架。真正有建树的作家今天被禁止，但是社会继续认为他们是作家并且对他们的作品感兴趣。让我们面对这种情况，这样一些作家更自由，至少他们发现自己在国外更容易得到出版，也更容易进入非官方的国内市场——我是说，以手稿的形式。问问某人他是否需要一个新的霍拉巴尔（Hrabal ），他会说当然，因为每个人知道霍拉巴尔是谁，会对他的新作感兴趣。而如果试问某人，他是否需要一个新的伏别契克！他将瞪你一眼，因为他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问的是个人化的问题。这将对你的心理产生什么影响？

自从我和巴鲁斯特拉德剧院合作，我的剧本就在那儿上演。我已经习惯和剧院联系在一起，习惯作者与观众之间的“新陈代谢”或交替作用。当然我失去了这些，但被禁止对我的影响并没有我的同事那么多。一个原因是，我已经说过，我不超出每两年拿出一个新的剧本。而我的有些同事，如路德维克·瓦苏利克，习惯于平稳的工作，通过他们为此写作的报纸不停地和读者保持联系。另外一个重要的事实是，不出版实际上对我并非新鲜事。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写了多少年“抽屉文学”，因为出版我的作品是不可能的。当我开始写剧本，我真的没有想到它们居然能被演出。后来，当这开始发生，我也无法阻止产生这完全是一种侥幸的感情。所以当我回过头看，我意识到我在巴鲁斯特拉德的期间，我的作品被禁演和得到认可，甚至被写进教科书和剧院历史，事实上是与在这之前和之后期间的一个简短的对比。如果我出名了，实际上是因为那五年，而写“抽屉文学”对我是更自然和经常的。而另外一些作家，从他们的学生时代就习惯在官方发表东西的人，处境比我更糟。实话告诉你吧，我更受来自自身障碍的折磨，为此必须去试图发现我的“第二口气（Secondwind）”。

◆在战后30年中，许多捷克斯洛伐克作家都成为党员。而你从来不是。为什么？

我把自己看作一个社会主义者。我甚至认为我从马克思主义中学到了一些东西。但是我从来没有认同共产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换句话说，我从来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因此，自然地，我从来没有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我从来没有接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甚至改革的意识形态，这也许是因为这个世界对我来说，显得比对共产主义者来说复杂和神秘一千倍。他们关于已经完全了解了这个世界的情感——除了一些他们马上要掌握的——对我来说是陌生、异在的。他们也许正确地认识了一些事情，但是他们又十分夸大了这种认识。更有甚者，他们在实践中令这种认识走了样，因此，变成从他们自身异化。在任何情况下任何可以真正辩证地看这个问题的人，将会立刻看到这种异化是不可避免的，这不仅是一个悲剧错误或疏忽，像一些改革的共产主义者所认为的。

◆不属于党，你感到不便吗？

我不能说我感到。如果我想当一个啤酒厂的头或交通部长，或作家协会的一个书记，或许这是一个障碍。但是我从未有过这样的野心，尽管有许多人猜测我有这样的野心和猜测我实际上在追逐权力。我能最大限度地实现我野心的范围完全在归属于党之外，当然，不在复杂性之外。

◆你的政治态度是怎样形成的？对你影响最大的传统是什么？

我是在马萨里克1的人道主义精神下成长的。我从家庭图书馆最早发现和阅读的书是来自这个传统，起先我必然是受其影响，以至后来这个影响转变成——几乎总是这样——一种青春期的夸张和对于它的反抗。后来我平静下来，逐渐形成了我自己对于世界的看法。我总是对政治非常感兴趣，但是从来没有想过成为一名政治家。我不是性格内向的人，而更像一个“政治动物”，但是我并不是想参加政治活动。我想成为一名作家，我想在剧院工作。有朝一日我希望实现我的一个古老的梦想——拍摄一部影片。我想我所卷入的政治仅仅符合一个作家的身份，即作为一个人去评论而不是实际从事它。或者更精确地说，作为一个人通过评论而从事它。

◆因为我们在谈论政治，我想问你，在你看来捷克政治的特色是什么？

（略）

◆再回到文学上来，在你所属的捷克文学和政治的官方世界（后者划分了将要出版和不能出版的作家）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裂隙。你不想作出让步弥补这个裂隙？什么样的让步是可能的？

我偶尔被问及这个问题，但我从来不知道怎么说。问题是，我没有想出这么一条线索来。或者什么样的让步是我必须采取的。很自然，我不打算写我不相信的东西，不管是在我的剧本中还是在我的文章中：简直没有什么可说的。其它还有什么我可能提供的让步？难道我必须将我的剧本交给由我极不信任的人统治的剧院？这有些像荒诞的选择，因为我们知道，这种意愿永远不可能达成。但是如果它达成，便很难假设地谈论它，因为每一件事情将取决于作为一个整体的形势。一般说来，我充分做好这种让步的准备，但我知道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由剧作家最乐意的人来统治剧院。而在任何情况下我是否做这样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例如，我很难想像，我会在大多数我的同事被禁止的情况下，同意上演我的剧本。这对我来说不道德。无论如何，如果这些禁止逐渐解除的话，我将可能是其中最后一名。……

◆你有没有想过出国是摆脱你目前的状况的一种途径？

我喜欢旅行。我乐于在美国这个我发现非常迷人的国家住上一段时间。但是我从来不想成为一名移民，我从来不去认真想这种可能性。

◆你怀念1968年吗？

告诉你实话吧，如果我还怀念什么，那么这差不多是整个60 年代。这是一段辉煌的、有意思的、丰富的和灵感激发的时期，不仅仅在这儿，而且是整个世界的文化。从个人来说，这也是相对来说幸福的日子：1968年，对我来说，正好是这整个时期的一个自然顶峰。……

◆什么东西给你最真实的满足？在过去的几年中，你经历过可以称之为幸福的一些事情吗？

我有着许多小小的每天的愉快。在天气好的时候，在我们的玫瑰花没有被霜冻伤的时候，在我给胡萨克博士写信言及人们的精神的时候，在我从阿尔费莱德·兰道克接到一封漂亮的信时，当我的朋友来看我，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聚会时，当我做一顿每个人都喜欢的饭菜时，当木匠为我们制作了一件漂亮的家具，并且比我想像的要便宜时，等等，我感到快乐，但是，我得到的最大快乐——不幸地将变得越来越少——是当我完成了某个正在写的东西和感到它完成和实现了我计划中要做的时候。

◆你指望看到你的某个剧本在布拉格再次首演吗？

这取决于我能活多长时间。如果我明天死去，或明年，我不会看到。但如果我到六十岁还在这儿，可以说，那么我自然会活着见到它。

1975年4月

宪法第202条

一个星期天的午夜，我和两个朋友在布拉格想找个地方喝上一杯。有点奇怪地，我们发现有一家店不仅开门，而且营业到凌晨一点钟。门是锁着的，这有点异常，于是我们按了铃，没人回应。过了一小会，我们又按，仍然没有回应。隔了稍长一段时间，我们礼貌地敲了门。还是什么声响也没有，正当我们想离开时，门突然开了，当然不是为了我们，而是领班和他的一位朋友出来了。抓住这个机会，我们客气地问他，里面是不是有空地方能让我们进去。也许是怕烦不想告诉我们已经客满，或者他根本不想有更多的顾客，或者他仅仅让他的朋友进去，结果是，他没有回答一句或摇一下头或者那怕看一眼，领班在我们面前把门“砰”地关上。

至此，这个故事中并没有什么奇异的地方，这种事情每晚发生在布拉格为数不多的酒馆吧的门外，供普通市民受用。

事情的不同寻常之处在后头：我发火了。之所以说它是不同寻常的，是因为我本人并不是容易发火的人，我极少发那种昏天黑地的脾气，即使感到世界在我眼前坍塌，我也有能力去做通常我不去做的事情。万一有这种大发脾气的事情发生，那么也只是七、八年有一次。而且它们从来不是因为什么重要的事情引起的，类似被拘捕、遭受侮辱或我的公寓被没收都不会；造成我发火的原因总是十分细小的事情（在部队里曾经有一次，二等兵乌尔维开玩笑绊了我一下，我突然情不自禁地猛揍起他来）。在这个意义上，我在酒吧门前发脾气和我个人的习惯做法倒是一致的。

我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即小事情如此容易激怒我，是因为那些大事反而似乎不易令我心烦意乱，因而前者成了某种代用品。也许是我沉默的灵魂深处，有着一个神秘的慢慢充电的蓄电池，当它秘密积累的恼怒到达一定的程度，最先触发的小事情便会突然导致完全是难以解释的全面释放。乌尔维不过是不幸的喜欢恶作剧的人，却因为我自己不得不花两年时间造浮桥然后再把它们拆掉这件事而受到残酷惩罚。

于是我大发脾气，开始用脚猛烈地踢酒吧的门（奇怪的是，竟没有造成任何损害，这门显然是用厚玻璃做的）。当然我的行为是荒谬的和应受谴责的；我的表现像一个混蛋。我理性地意识到这一点，但在那个瞬间我无法控制。

酒吧的门也许扮演着二等兵乌尔维曾经担当过的同样角色。我为我曾经遭受的所有这一切而猛踢：轻蔑、丢脸、羞辱、粗暴、缺乏尊敬，即每个无名的人在他的日常生活中或多或少地遇上的这些。同样还有：在政府办公室里所花费的等待、站在商店门口长长的队伍里排队、从来不给哪怕是礼貌回信的机构、始终像一个官员向他的差役那样说话的街头警察，以及所有那些告密者奇怪的阴谋，和将布拉格单纯快乐的夜生活驱逐出去的黑手。另外还有那些踢拉迪斯拉夫·黑依达莱克 ①的家伙、那些将托米的孩子反绑在乌尔斯所居住的大楼楼梯间的家伙。我愤怒的对象包括所有那些在生活的一切方面遭受侵犯、在所有事情上不得不降格以求的形形色色的人们。简言之，这是一个无助的人在处于围绕着他生活全部巨大的和复杂的侮辱之内身受较小的侮辱时的总爆发。

当然，这并不是要原谅我自己粗暴的行为。相反，这是某种无能的表现，对整个状况的无能为力，我仅仅屈服于这种无力。但人毕竟不是超人，他们偶然地失控也并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尤其是总是有事情令他们紧张。

接下来的事情就完全不足为奇了：那个领班（长得塔般的男人）冲到大街上，抓住我的衣领，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把我拽进了酒吧，继而他们开始动手打我，用最粗鲁的词句对着我大吼，并扬言要叫警察，他们会敲掉我的门牙。因为我的愤怒先前已经得到释放，于是现在我表现得很现实，像一个懦夫。我的现实主义态度是由于考虑到他们很快就揍累了，然后便会把我扔到大街上，我不会因此受到太严重的伤害。我为抗议一个微小的羞辱（那位领班无视我们的要求）而表现出来的鲁莽，不具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因为我沉默地忍受着一个更大的羞辱，即随之而来的我的挨揍。

但是，假如我像一个男人那样行动去保卫我自己，事情会怎样？

一、首先，为这种男子气通常所付出的代价是我将会失去一只耳朵和几颗牙齿，我的鼻子会被打破，两眼乌紫和外套上沾满血迹。

二、然而一个更严重的后果是，因为踢门，根据宪法第202 条，我将指控为扰乱治安罪，也就是说，我可能会接受第二条附加的判决（即使我没有因为这两项加起来的罪名被送往监狱，但对他们来说，又多了一个有利条件，即这回我不是一个“政治犯”）。

三、《布拉格晚报》上将会出现一篇文章，一个著名的人权活动分子卷入了一个酒吧门前发生的事件。

四、许多一向规规矩矩的人们会说，像这样表现得像一个混蛋是我自己的过错。

当然这一切没有发生。但是我意识到第 202 项条款已经潜伏在所有地方，并且它以自己的策略进入我们的内部。我也意识到在一个有恶意的人群中，这项条款将可能使一个冲动的人陷入纠缠不清的境地。

请看这样的情况：

一、遍及社会的广泛的羞辱创造了一个情境，于其中，人们总有一天失去耐心和制造一个小小的“捣乱”。二、一旦这种情况发生，他便可能受到那些已经羞辱他的人的一个新的、更大的羞辱；而如果他不能以“现实”的态度来对待，像我所做的那样，他就能捍卫自己。然而假如他这样做，他将犯下一个更严重的“扰乱治安”罪，甚至是“妨碍公务”罪。三、不管他受到何种惩罚，羞辱又一次胜利了，这是全部事情中最糟糕的。如果一个冲动的人真的被卷进去，他将发现自己置身更大的麻烦之中，其结果难以设想。

所有这一切通往哪里？这里存在着一个恶性的循环的幽灵，它劝人们“放现实点”，包括交出一个人的自尊和荣誉，接受相当于一种法定道德戒律：“不要引火上身”（我的一个朋友被判扰乱治安罪是因为掴了侮辱他女朋友的一个人的耳光）。

每个人都知道不管什么时候当他们感到要掴人耳光时但不能这么做。这就是我在第202 项条款中发现的可疑之点。不久前，我曾经和一名律师谈及此事，他告诉我这是“从东方输入的”。在这个国家，以前没有这种法律上的先例。这并不是一项政治法律，然而是一种统治方法的产儿。

在任何意义上，它有与政治法律有某些共同之处。一、它是有弹性的：这主要是因为如果有人声称他受到了冒犯，那么任何事情都可能被称之为扰乱治安——一个告密者的天堂。二、这项条款的使用取决于社会政治和精神的氛围。如果是在1963年，伊凡·希罗斯 ②（Ivan Jirows）再行为出轨（当时他首次演出吉瑞·拉塞温的作品），也不会以扰乱治安罪将他逮捕，但事情发生在1977年（他演出了吉瑞·拉塞温的最新作品），于是他们那样做了。三、它或许很容易和经常地用于政治压迫。你需要将某些不落俗套的乐队尽快抓起来吗？去指控他们犯了扰乱治安罪好了。你想要制止一群年轻人在某个人家聚会吗？以扰乱治安为名将主人拘留起来好了；你总是能找到某些证据，很容易地发现“违法”的证明。你想要某人因为在《七七宪章》上的一个签名令其生活陷入不幸，那么好吧，等到你稍微喝多了点并倒在空荡荡的电车上——这便是你的扰乱治安了。如果这种法律也被运用于他们自身，那么在我们现今政治机构中会有多少“扰乱治安”的行为？四、指控与否完全根据权威们的兴致所至。例如，如果是布拉格一个重要工厂的某位头头在威塞拉斯广场狂呼乱叫，我感到十分义愤，想要指控他，但检察官可能对此一笑了之，或者更可能把我的诉讼直接送至马丁诺夫斯基③那里，他会将其归至清算我的一系列文件之中。如果是相反的情况，我是那个狂呼乱叫的人，而工厂的头头去报告，我也许便会认为犯了扰乱治安罪。五、这很容易并经常用来进行个人报复。如果拥有一个不错位置的Ａ先生，他有一个仇人Ｂ先生，据称，他不得不采取的行动是因为遭到Ｂ先生的伤害，那么Ｂ先生便被加诸了第 202 项条款，而他实际的所做的不过是抱怨一下头头或“形势”，或者用了一个脏字，或穿着与众不同，或有着不同的脾性，或在楼房天井里唱歌，甚至有一只叫得太响的狗。

每件事情都表明，宪法第202 项条款是由集中制的权威——最初是沙皇式的，现在显然是我们捷克人自己的——将人们置于持续控制之下的无数手段之一。人们并不是十分了解这项条款，但他们感到它存在于周围空气之中却无能为力。这项法律是这样一种权力忠实的镜子：人们不要过多地有什么社交往来（除非权威们组织的和在他们的控制之下），不要过于经常地外出，而一旦出门，也要表现得十分安静、不引人注目和怀着恰当的谦卑。它使得人们的互相监督和互相恐惧变得很方便。这样一种权力视社会为恭顺的羔羊，其责任则在于为其已有的东西表达感激。

我很想知道目前到底有多少人因为第202 项条款而获罪，以及他们到底做了什么。他们当中不会有人被看作政治犯，关于他们的实际情况人们毫无所知。运用这项条款的具体事例，也许比那些公开运用政治法律的广为人知的事例，更能告诉我们这个国家的形势和权力的本质。我们知道多少关于这种公民怨愤小小的表达很快和很容易遭此项法律的报复？有多少个人的恩怨，在这种奴隶般驯服的面具下得到了结？有多少无权无助的人他们的生活毁在做某些愚蠢的事情上，而有权的人则可以经常地做他想做的事情却不受惩罚？那些被关在牢里的人究竟有多少是运用此项专横的权力的牺牲品？此外还有：如何判断法律在促使生活变得平均一致、麻木乏味方面起到的作用？它是如何鼓励告密、发展自私的顺从、导致冷漠、普遍的胆怯，以及怎样将生活贬低为本能的享乐？以及它怎样成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总体氛围的一部分？

我再次声明：一个人不应该去踢酒吧的门，每个社会都有权制止滋事和野蛮破坏的行动。这是一回事。但是这种无所不能的并富有弹性的第202 项条款，它可以在任何时候运用到任何人身上——尤其是掌握在（他们）手中——这是另外一回事。

政治审判是一系列复杂的程序，容易造成风波。实际上人们也不相信其结果。第202 项条款则更为可行：说到底，谁想去为某些粗暴的滋事之徒辩护？同时，其可能性是无边的：也许有一天，一阵难以察觉的嘲笑、一声几乎听不见的喊叫、一个猜疑的幻想的瞬间、一条不同颜色的领带，就构成触犯某项条款。

它肯定是伴随着一种未来的一项法律。你可以称之为未来的法律。这是“一九八四”的法律。在1977年底，我踢了酒吧的门，还能够勉强逃脱，虽然付出了令人沮丧的代价。然而到了“1984”年我是否还能侥幸走掉？

1978年1月

注：①拉迪斯拉夫·黑依达莱克(Ladislav Hajd anek,1927——)哲学家、随笔作家，两度成为《七七宪章》的发言人之一。

②伊凡·希罗斯(Ivan Jirous，1944——)艺术批评家、诗人、“宇宙塑料人”摇滚乐队的艺术指导。《七七宪章》的缘起与伊凡·希罗斯和他的朋友被捕有关。

③马丁诺夫斯基(Martinovsky)专门管哈维尔案子的秘密警察官员。

无权者的权力——纪念扬·巴托契卡（上）

一

一个幽灵，一个西方称之为“反叛”的幽灵，正在东欧大地徘徊。这个幽灵并非从天而降，它所困扰的制度，正进入了一个历史阶段，它乃是这个历史阶段不可抗拒的自然产物。千万条理由都注定了现制度依赖纯粹和残暴无理的权力来扼杀一切异端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反叛的幽灵应运而生。现制度在政治上已成一具僵尸，因此在体制内的任何异动、背离都是无法进行的。

这些所谓的“不同政见者”们是何许人也?他们的观点来自何方，有何意义?他们合力推动的“独立首创运动”意义何在，又有几分成功的把握?能否视“不同政见者”为反对党?若是反对党，他们在现政权体制内的实质究竟是什么?他们做些什么?在社会上扮演何种角色?他们的希望是什么?基础是什么?这些位于权力中心之外的次等公民们，这些“不同政见者”们，他们靠自己的力量能对社会和社会制度产生什么影响呢?他们真的能改变现实吗?我想要检讨这些关于“无权者”们的潜力的问题，首先要研究一下无权者们生存环境中的权力的本质。

二

我们这个社会制度通常称之为专制制度，更确切来讲是一个操纵了社会经济、政治命脉的官僚制度。恐怕“专制”这个名词，不管在其他场合有什么含义，往往不是澄清，而是混淆了我们社会制度的本质。通常，专制是指一小撮用武力攫取政权的人，他们的权力是公然的，直截了当的，专制者们随心所欲地使用手中的权力，他们与大多数被统治者之间的分野泾渭分明。传统或古典的“专制”概念，一个基本特点是暂时性、短促性，缺乏历史基础，其寿命由统治者们的生命长短来决定。这种专制通常有区域性局限，无论它所标榜的正统意识形态如何，其权力最终来自军队和警察。对它的最大威胁，就是敌手的武装实力可能超过它，进而取而代之。

仅就以上简浅分析论，我们这个社会与传统的专制相似极微。首先，现社会制度不受小范围的区域地理局限，反之，它在一个超级大国的操纵下囊括了一大块政治版图。当然，不同地区、国家之间有地方上或历史上的差异，然而这些差异最终由一个单一、统一的权力构架所制约。专制不仅在各国有相同的政治原则和结构(由占统治地位的超级大国操纵演变)，而且超级大国的中心控制网络渗透到每个国家，它们对超级大国的利益唯命是从。当然，在当前核均势僵持不下的世界格局内，我们的社会制度较之传统的专制有前所未有的外在稳定性。许多区域性危机如果发生在孤立的国家，可能会引起政权的蜕变，但在东欧则由其他成员国的武力干涉来解决问题。

再者，传统专制的一个特点是缺乏历史基础，常常表现为历史上的反复，群众性暴力的非理性行为所异致的非理性结果，但我们的社会制度则不那么简单。虽然我们的专制制度与当年造就这一制度的社会运动早已异化了，但这些社会运动的真实性(我指的是19世纪以来的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仍然赋于现制度不可抹杀的历史意义。这些历史渊源为现制度的建立提供过坚固的基础。直到现制度演变为今天的新的社会政治现实，这个现实成了当代世界格局的一个不可分的组成部分。这些历史的根源有一个特点，就是对当时的社会矛盾和冲突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因而导致了社会革命运动。正确的理解的核心，就孕育着运动发展过程中的异化倾向。这个问题在这儿并不重要。这个问题当然是当时的气候造成的，有机成长发展的，也有同样历史根源的。

现社会制度的第三个特征，就是当年的“正确的理解”的遗产。这是区分现制度与其他专制的特征。现制度的意识形态十分精确、合乎逻辑、易于理解，其精髓又很灵活应变。就其完整性而论，这个意识形态几乎是一个世俗化的宗教。它能够解答一切问题。人们很难部分接受它。全盘接受，则对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当今世界，一切形而上的，存在的确定观念都处于危机中。人们失去了根基，互相异化，丧失了理解世界的能力。但我们制度的意识形态则拥有催眠的法术。它为四处游荡的人类提供了家园：一旦接受它，一切就会一目了然，生命又有了新的意义，一切神秘莫测的疑难，一切忧虑和孤独感，都烟消云散了。毫无疑问，要住进这间廉价公寓，代价极高：人们必须放弃个人的理性，良知与责任感。因为这个意识形态的根本特点就是把理性与良知交到更高的权威手里。这儿的原则是：权力的中心，就是真理的中心(在我们这儿，与拜占庭的教廷有惊人的相似：最高的世俗权威即是最高的精神权威)。当然，意识形态现在已经不再能掌握群众了，起码在东欧国家之内(俄国也有可能是个例外，那儿的农奴心态，那种对统治者盲目和宿命的崇拜，对命令的无条件服从，仍占着上风，而且与超级强权的爱国主义结合，将王朝利益高置于人类利益之上)。但这无关紧要，因为意识形态在我们社会里的工作仍是卓有成效的(后面我还要详谈)，这正是归结于意识形态的本质。

第四，传统专制的权力运用必包含某种程度的随机性。权力结构大部分都不稳固，常常导致偶然性、非常规的权力运作。反对派的言论在社会上、心理上和实际环境中都有存在的条件。简言之，权力表层有许多漏洞和空子可钻，这样政权的稳固就难以实现。但我们的制度在苏联已发展了六十多年，在东欧也有三十余载。其中很多结构上的特点，是从沙皇的专制主义演变而成的。在权力的外在机制方面，造就了复杂缜密的、直接和间接控制全体国民的系统。这种系统作为权力的基础，代表了一种全新的权力结构。我们同时不应忘记，这个体制的效率通过国有化经济、中央指令性生产方式而得到极大强化。因此，权力结构具有前所未有、难以驾驭的自我投资能力(譬如在官僚体制和警察系统方面)。作为唯一的雇主，权力结构更易于把公民的日常生活消费牢牢掌握住。

最后，倘若革命风潮、英雄主义、献身精神和狂烈的暴力是传统专制的特征的话，那么这样的特征在苏联集团国家里已消失殆尽了。东欧集团多年以来已不复是一个孤立于国际发达社会之上的封闭世界，不受国际社会发展的影响。正相反，苏联集团已成为大世界不可分的一部分，同世界共享和共创未来。具体来讲，西方发达国家的价值观实质上已在我们的社会出现，与西方的长期和平共处加速了这一同化的进程。也即是说，我们的社会也演变成为一个消费和工业化社会，带有该社会形态的一切社会、思想以及心理方面的问题。不考虑这些因素，则无法理解我们制度内的权力的本质。

在权力结构上，我们现制度与传统专制的深刻差异(希望我上述肤浅的比较已经说清了这个差异)使我寻找某种适当的概念来在本文目的范围内描述我们的社会制度。我下面将要用“后极权制度”来形容我们的制度。虽然我知道我的概念并不是最精确的，在还没找到更贴切的用词时，我们姑妄用之。我不是说名词前缀“后”是指我们的制度已不复专制独裁了。正相反，我是指现在的独裁形式与我们所理解的传统的极权和传统专制有根本的区别。

我上面提到的环境，只构成了后极权社会权力构成的一部分条件因素和某种现象上的框架，我下面将分别加以阐述。

三

某个水果店经理在洋葱、胡萝卜陈列橱窗上贴了一幅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这样做目的何在?究竟向人们传送什么信息?他是否对全世界无产者的大联合真的十分热衷?他当真觉得他的热情促使他非得让公众都来了解他的理想不可?他是否真的想过，这个大联合该怎么实现，实现了又怎么样?我敢断言，大多数商店经理们对于橱窗上标语的意义从来是不会过问的。他们也不会用那样的标语来表达自己真实的意见。标语是上面批发洋葱和胡萝卜的同时发下来的。水果店经理拿过来往橱窗上一贴就完事了，因为这是习以为常，司空习惯的事情。但要是不贴，就会有麻烦。上面会指责他不按规定布置橱窗，有人甚至会控告他反党反社会主义。为了过得下去，他非照章办事不可。这样的小事千千万万，做了才能有过上“与社会谐调一致”的生活保障。

水果商对于标语的内涵是不闻不问、无动于衷的。他不会有什么个人愿望来让公众了解标语表达的理想。这当然不是说水果商的举动毫无意义的，或者说标语什么都没告诉大家。标语确实是一个符号，包含了一个说不出口来但却十分明确的信息。口头上说起来，可以这样表达：“我，水果商某某，是懂得我该作什么，是守本分的。我是个靠得住的人，无可挑剔。我很听话，所以该过上平安日子。”这个符号当然有一个接受者，那就是水果商的上级领导；符号同时也是一个挡箭牌，用来防范那些揭发举报者。标语的真实意义因此深扎在水果商的生存之中，反映了他的根本利益。那么，什么是他的根本利益呢?

请注意：假如水果商奉命贴上这么条标语：“我胆小怕事，因此最安分守己。”虽然意思是真的，水果商对其内涵反倒不会无动于衷了。在橱窗上张贴这样直接了当地表明他的怯懦的标语，水果商是感到非常羞辱的。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他是一个人，有着做人的尊严。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水果商就得采纳这样的符号来表示忠诚，起码在字面上看起来具有不涉及个人利益的信念。它必须让水果商能够说：“全世界无产者的联合有什么问题没有?”这样符号可以帮助他遮掩一下他惟命是从的可鄙境界。同样掩盖了权势的可鄙基础。它用某种高等的东西掩盖基本的现实，而这个高等的东西就是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解释世界的方式。它赋予人类以认同、尊严和道德的幻象，而使人们与实质轻易地脱离。作为一种“超个人”的与客观的武器库，意识形态让人们欺骗自己的良知，掩盖他们的真实境况和不光彩的动机，自欺欺人。意识形态很讲求实用，但有时则冠冕堂皇地为上上下下正名与开脱。它既面对芸芸众生也面对在天之神。它是一层面纱，用来掩饰自己的失落的境遇，卑琐和安于现状的心态。它是人人都能用的藉口。水果商用对全世界无产者大联合的热情来掩饰他对失业的恐惧；官僚们用为工人阶级服务的词藻来掩饰对权力的贪欲。意识形态开脱和障眼术的根本功效是向后极权社会内的支柱和受害者们提供假象，让人们相信制度是与人类和宇宙的法则谐调一致的。

假若专制的国家较小，在现代化过程的分化程度较弱的，独裁者的意志就发挥得更加直接了当。换言之，独裁者可以诉诸赤裸裸的法令，避免意识形态所包含的复杂的解释世界和自圆其说的程序。但如果权力的机制越复杂，社会分化程度越高，权力建立的历史越久，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越多，意识形态的作用就越重要。意识形态在人民与政权间起了桥梁作用，使二者相互沟通。由此可明白意识形态在后极权社会里的重要性：专制制度的生存是依靠各种复杂的官僚体制、等级制度的传送带、种种间接的控制手段来保证其天衣无缝的整体运转的。如果没有意识形态来为一切开脱，为每一部分找寻借口，那简直是难以想像的。

四

在后极权制度的目标和人类生存的目的之间有一个巨大的鸿沟：生存的本质是倾向于多元、多样和独立、自治，转向人类自由和完善的。而后极权制度要求服从、统一和纪律。生存在不断地寻求创造新的、无或然性的生命，而后极权制度则强迫将生命纳入其可能性和规臬。这个制度显示出内倾性这个基本特征。这个制度不断地、无保留地向着自我运转，而影响圆周则不断地扩展延伸。它为人民提供的只是使人民为之效力的最起码生存条件。除此之外，一切能让人们超越他们指挥的角色的举动，都被视作大逆不道，是对制度本身的攻击。的确如此，任何一点越规之举，都是唾弃现制度的表示。因此我们可以说，后极权制度的内在目标不仅仅是表面上权贵们死抱权力不放而已。这种自我保护的社会现象是受一种更高的、盲目的自动性制约。整个制度都受这种自动性驱使。在权力金字塔中，个人不论职位高低，在整个制度里他们自身是无足轻重的，只不过是这个自动的大机器的部件和能源罢了。因此，个人的权力欲只有在与整个制度自动性的方向一致时，才能够允许实现。

意识形态在社会和个人之间建立了一座桥梁来开脱和提供借口，跨越社会制度与生存的目的之间的鸿沟。它假设制度的需要是产生于生存需要的，是一个用来代替真实世界的表象世界。后极权制度触及到个人生活的每个角落，不过在这样作的时候披着意识形态的面纱。因此，虚伪与谎言充斥着社会：官僚政府叫作人民政府；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名义之下被奴役；个人地位的彻底丧失说成是人的最终的解放；剥夺人民的新闻渠道被称为保障人民的新闻渠道；用权势驾驭人民说成是人民掌握权力；滥用职权、专横跋扈便是实行法治；压制文化就是发展文化，扩张帝国主义势力，成为被压迫民族的支援；毫无言论自由就是最高的言论自由；选举闹剧是最高的民主；禁止独立思考是最科学的世界观；军事占领变成了兄弟援助。因为当权者作了自己的谎言的俘虏，就不得不把一切都颠倒黑白。它篡改历史，歪曲现实，虚构未来；它捏造统计数据；它假装不存在一个无孔不入和无法无天的警察机器；它装作尊重人权，从不迫害任何人；它假装什么都不怕；它假装从不弄虚作假。

人们毋须相信这一切神话。但他们不得不装成笃信不疑的样子，至少对一切都默许、忍受，随波逐流。这样，每个人都只能在谎言中求生。人们不必去接受谎言，他们承受在谎言中和与谎言为伍的生活，这就够了。就是这样，人们确认了这个制度，完善这个制度，制造了这个制度，(变成了)这个制度。

五

我们看到水果店标语的真实意义和字面意义不相干。即使如此，大家对其真实意义都心中有数，因为谁都明白规则：水果商对上司献忠诚(除此之外他别无选择)的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接受规定的仪式，把幻象当作现实，服从游戏规则。因此，水果商也就变成了游戏中的一员，使得游戏得以开锣，得以延续。

如果意识形态起先不过是制度与独立个人之间的桥梁，那么一旦个人踏上桥头，这座桥沟通的就是制度和属于制度的个人了。也就是说一开始，意识形态由外部用心理的借口和名义了促成了权力的形成，一旦人们接受了那个借口，权力就由内部产生，人们也就变为权力的活跃的一部分。意识形态开始成为权力制度内部的仪式交流的主要工具。

假若没有某种“形而上”的秩序来维系权力结构中的各个部分(我们已讨论过它的外部陈述)，那么整个权力结构就无法生存。这个“形而上”的秩序使各部门顺理成章，各司其职，有统一的规章可循，提供各种规章、指令、法令的游戏规则。在整个权力结构中，这一形而上的秩序是根本的、标准的，综合结构中的各个交流媒介，在内部传递各种信息和指令。它好似交通讯号、路标的汇编，给整个过程定形定量。这个形而上的秩序是极权制度内部聚合性的保障。它又是粘合剂，是约束性的法则，是实施极权戒令的工具。如果没有这个粘合剂，极权制度的结构就会完蛋，就会四分五裂，各部分自行其事，乱成一团糟。极权制金字塔一旦失去了粘合剂，自己便会像一枚引爆的炸弹，分崩离析。

作为权力结构对现实的解释，意识形态最终听命于权势的利益。因此，意识形态具有自然的背离现实的倾向，制造假象，变成祭祀的仪式。在权力竞争公开化的社会中，公众控制权力，自然也掌握了意识形态为权力辩解和开脱的手段。在这样的社会里，总会有办法来纠正意识形态用假象代替现实的倾向。但极权社会没有这种纠偏的办法，无法阻止意识形态脱离现实的趋势。这样就逐渐导致了后极权社会里的现状：一个充满假象的世界，只有祭祀的典仪，只存在一种形式主义的、与现实脱节的语言，一种祭祀的、假装和伪造现实的语言。

然而我们看到意识形态正日益成为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权力的核心支柱，为权力的存在制造借口，提供内在凝聚力。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加强了，越来越远离现实，但却具有了特异而实在的力量。它变成了现实本身。当然，这是个完全自我封闭的现实，在权力内部，这个伪现实在某种程度上比真正的现实还有份量。祭祀仪式的重要性越来越超过藏匿在后面的现实。现象的重要性不再产生于现象自身，而在于它在意识形态概念世界里所据的座标。不是现实决定理论，而是理论决定现实。因此，权力离意识形态更近，离现实更远了。权力从理论中汲取力量，成为理论的附庸。这样难免就导致了一种悖乎常情的结果：不是理论和意识形态为权力服务，而是权力为意识形态服务。就好象意识形态在权力中凌驾权力之上，自己变成了独裁者。最后，看起来是理论、意识形态和仪式来做出影响人民生存的决定，而不是相反。

如果意识形态是权力内在同一性的根本保障，它同时也成为权力连续性的重要保证。在传统专制社会里，权力继承是个复杂的问题(篡位者无法为篡权正名，因而总是诉诸武力)。在后极权社会里，权力从个人到个人、派别到派别、老一代到新一代的交替则基本上有章可循。遴选僭位者时有一位“王位选定人”出来主持：这是仪式的合法性，依靠仪式，完成仪式的要求，利用仪式，从而僭越仪式之上。当然，后极权社会内也存在着权力斗争，而且往往比开放的社会要剧烈得多。这是因为斗争是不公开的，隐秘的，不受民主程序制约和公众监督的(很难找出一个执政的共产党第一书记换马时各种军事与保安力量不处在戒备状态的例子)。然而这种权力斗争就像传统专制一样，从来不会对政权的本质和延续造成威胁。最多只能动摇一下权力结构，但很快就会恢复正常。这是因为维系这个制度的意识形态未受到破坏。不论谁代替谁，权力继承都只能在仪式的范围和背景之下实现，而绝不可能在否定仪式的情况下实现。

由于专制是仪式性的，权力则取消了个性，个性几乎在仪式中消解。个人任凭仪式主宰命运，经常看起来是仪式把个人一举从默默无闻中抬上了权力的宝座。个人在权力金字塔的各个阶层，常常被一群没有面孔的人和木偶、执行仪式和常规的穿制服的阿谀小人们推来推去，这样的情形在后极权社会里难道不是司空见惯的吗?权力结构的自动性取消了人性，个性的消亡变成了一个基本原则。看上去正是这个自动性的专制特征决定了那些毫无个性的人为权力结构服务，正是充满空洞词藻的专制召集了那批善长空洞词令的人，来保证后极权制度自动性的连贯和延续。

西方的苏联学专家们常常对后极权社会内的个人作用夸大其词，而忽视统治者们尽管拥有中央集权制度的极权力量，却常常是这个制度的内在法律的盲目执行者这个事实。统治者们从来不会，也不可能对这个内在法律进行反思的。经验一再告诉我们，这个制度的自动性远比个人意志强大。如果一个人有更为独立的意志，则不得不把他的意志掩藏在毫无个性的面具之后，非此不得进入权力的门坎。一旦入了门，这个人若企图实现他的个人意志，必将迟早被有着巨大惰性的自动性作为异体排除出去，或者被迫逐渐放弃他的个人意志，从而重新融汇于自动性中，为之效劳。这样一来，这个人与他的前任后任们就又难以区别了(让我们回忆一下胡萨克和齐穆卡的命运吧)。不断掩藏在幕后和诉诸仪式的必要性，使得权力中那较开明的人士也常常为意识形态所困扰。他们无法直接面对现实的底层，而总是设法混淆黑白，根本上就是利用意识形态的虚假现实(依我所见，杜布切克集团在1968年失去对局面的控制，原因之一就是在极端情势下和最后问题面前，权贵们根本无法从假象世界里彻底脱身)。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意识形态作为保障权力的聚合性的内部联络工具，在后极权社会内已超越于实际权力的实施之上，而具有相当的支配力量，趋向于保证权力的连贯。它是这个社会处在稳定的支柱之一。

但这个支柱的基础却是很不稳固的。这个基础建立在谎言之上，只有当人们愿意在谎言中生存的时候，才能奏效。

六

为什么我们那位水果商要把他的忠诚在橱窗里张贴呢?他难道在各种内部和公开的场合表示得还不够吗?在工会投票时他总得循规蹈矩，总是参加各种竞赛活动。选举时他是个守法公民。他甚至在反对宪章运动的文件上签了名。那么除此之外他为什么还要公开表白他的忠诚呢?无论如何，行人在橱窗前是不会止步来看他的标语，认为水果商想让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事实上，行人根本不会注意这条标语，他们也许根本没看见。如果你问一位在橱窗前停步张望的妇女看到了什么，她一定会告诉你里面有没有西红柿，而不会注意到标语，更不会看清标语的内容。

看起来，让水果商公开表白他的忠诚是毫无意义的。但是这个意义却非常清楚。人们不会看他的标语，因为四下里贴满了同样的标语：橱窗里、路灯杆上、广告栏上、公寓窗户上、建筑物上，到处都是。这些标语构成了生活总体的一部分。人们忽略细节，但对总体的存在却了如指掌。水果商的标语无非是日常生活那巨大背景上的一部分而已。

水果商不得不把标语贴在橱窗里，这并不是因为他想让人家来看它、相信它，而是同千千万万同样的标语一样，来构成这个人人皆知的生活全景。这个全景当然还有一个含蓄的意思：它提醒大家注意生活的环境和对每个人的期望。它告诉大家每个人都做的事情，让他们跟着做，假如他们不想被排除在社会之外，不想受孤立，与社会离异，破坏规矩，冒失去和平、安宁和平稳之险的话。

那位对水果商的标语视而不见的妇女也许一小时以前在她办公楼的走廊里张贴过一张一模一样的标语。她贴的时候想也不想，就跟水果商一样。她这样做是按照社会全景的要求。她对此很明白，在这个全景里当然包括了水果店的橱窗。水果商去访问她的办公室时，同样也不会看见她的标语。然而，他们的标语互相依存，互相了解共同的大背景，我们可以说在那个大背景的控制之中。他们共同帮助建设了那个大全景，造就了专制的机器。水果商和办事员按照环境的要求来生活，同时也帮助造就了生活环境。他们做了已经做的，该做的和将要做的，同时他们的所作所为确认了一切都非做不可这个事实。他们俯首于特定的指令，由此维系了这个指令的永恒性。抽象意义上，水果商不贴他的标语，则办事员就不会贴他的标语，反之亦然。他们互相向对方建议来重复某种行为，也互相接受对方的建议。他们对彼此标语内容的视而不见，只不过是一种幻象。在现实中，他们张贴标语，敦促对方接受规矩俯首于权势。首先命令他们张贴标语的就是权势。这两者均为控制系统里的客体，同时也是主体。他们都是权力系统的受害者，也是权力系统手里的工具。

假若某个市区到处充斥着谁都不看的标语，这在一方面是区党委书记向上级党委的一个交代，同时还有更进一步的意义：这是社会自我完善原则的一个小小的范例。后极权社会本质的一个方面就是把所有的人都圈入它的权力范围之内，不让人们实现他们的人性，而是让人们放弃自我和人性，服膺于整个系统，变成系统的自动性的代理人和其自订目标的仆人。这样一来，人们就会像浮士德受制于梅菲斯特一样，加入到体制的普遍义务中，被体制攫取和奴役。

更进一步来讲，人们的普遍参与制造了一个常规，迫使其他公民俯首贴耳。再者，人们学会了心甘情愿地参与，以为那是理所当然的。最后他们毋须任何外部压力，就会视那些不参与者为异端或傲慢不逊的人，是对大家的侮辱和对社会的背叛。后极权社会就是这样，通过把一切人拽入权力的网络，使一切人变成社会自动整体的工具。

每个人都参与了，被奴役了，无论是水果商还是国家总理。在权力结构中地位的不同，不过表示参与程度的不同而已：水果商参与的程度较小，他手里的权力也很少。国家总理当然权力较大，但他的参与程度也更深。两者都无自由，只是形式不同不已。整个参予的同谋不仅仅是另一个人，而是体制自身。权力结构中地位决定了一个人的责任和罪责，但这不是无限制的，也不能为某个个人彻底开脱罪过。所以生活的目的与体制的目的之间的冲突不是两个定义明确和分离的社会集团之间的冲突；只有非常空泛的观念才会把社会划分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这个特征是后极权制度与传统的专制的根本区别之一。在传统专制政体内，社会冲突仍可按阶级来划分。

在后极权社会，社会冲突事实在每个人身上发生，因为每一个人在不同形式上都是社会制度的受害者和支持者。我们所理解的社会制度不是一群人强加在另一群人头上的，而是无处不在的和造就了社会的因素。仅仅从原则上几乎无法把握住和下一个定义，然而它却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特征时刻表现出来。

人们每时每刻都在创造这个自我定向的制度，通过这个制度剥夺他们自身的最深刻的本质。这并不是因为对历史的某种不可思议的误解，也不是历史误入歧途。这更不是冥冥中某种高超的神明不知何故来让人类的一部分如此受折磨。这种情形之所以得以发生，就是因为显然在现代人类之中有某种与之相呼应的东西，人们思考和容纳这个东西，使人性中美好部分的任何反叛的意图都被瓦解。人类被迫在谎言中生活。他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实际上具有这样的情形下生活的能力。因此，现制度不仅使人类异化，异化了的人类同时支持这个制度，以此为他们必然的纲领，成为他们蜕变人性的现象，为人类的自身失败的纪录。

生活的根本的目标存在于每个人身上。每个人都希求人性正当的尊严，道德的完善，人性的自由表现和对现世存在的超越感。然而每个人多少都具有在谎言中生存的能力。每个人都会屈从于世俗的降低人格的企图和功利主义。每个人都有与芸芸众生溶为一体，在虚伪的生活中同流合污的意愿。这不仅是两种不同本质的简单对立。这是对人类本体自身的挑战。

简单来说，后极权制度是建立在专制政体与消费社会历史性聚合的基础之上的。与谎言同流合污的极大调和性，社会自动总体的随意的蔓延，难道不是和人们消费型心态里不愿为了精神与道德尊严而放弃物质实惠的特点相连吗?难道不是由于人们在现代文明降低人格的种种诱惑之下宁愿放弃更高的价值观吗?难道不是因为人们易于与大众的麻木不仁认同吗?说到底，后极权社会生活的苍白与空虚难道不是现代人类生活境况夸张了的一幅漫画?我们的情形难道不是对西方社会的一种警告(虽然表面上看来我们的文化远远落在西方之后)，揭露西方隐藏着的一种趋势?

七

让我们设想一下，某一天我们的水果商忽生变故，为了自娱，停止四处张贴标语。他不再去投票，明白那不过是一场闹剧。在政治会议上他开始讲心里话，他同时找到了自己的力量，来表达他对那些他的良心所支持的人的认同。水果商的反叛让他从谎言中脱身。他拒绝了仪式，也破坏了游戏的规章。他再度发现了自己被压制的人性和尊严。他赋于他的自由一个实在的意义，他的反叛是为了在真实中生活。他的代价很快就来了。水果店的经理职位被解除，他被派到仓库去。他的工资降低了。他在保加利亚渡假的希望成了泡影；他的子女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受到了威胁。他的上司会来骚扰他，同事们会对他大惑不解。周围的人这样对待他并非发自内心。他们不过是受到环境的压力，那个环境曾迫使过水果商四处张贴标语。他们迫害水果商，不是因为他们非做不可，就是因为他们得设法向上司效忠，或者仅仅是社会大环境的一部分。在这个大环境之下，人们明白如何处理这样的事，该作什么不该作什么，特别要小心不要让自己沾上任何嫌疑。命令执行者因此与大家无本质上的区别，只有程度上的差异：他们是后极权社会的组成部分，都是其自动性的代理人，都是社会自我运转的工具。

权力结构就是这样通过命令的执行者们，这些体制的毫无个性的零部件，来清除水果商。权力体制用在人民中的异化的力量来惩治水果商的反叛。体制的自动机制和自卫功能驱使它这样做。水果商的罪行不是一件简单、孤立的特殊个案，而是十分严重的。破坏游戏规则，就意味着破坏了游戏自身，揭开了游戏的庐山真面目。他动摇了假象世界这个社会的支柱。他打碎了将这个社会支撑起来的事物，破坏了权力的结构。他告诉大家，在谎言中生活就是在谎言中生活。他打碎了社会种种受敬畏的偶象，让权力的基础脱然于世。他指出皇帝没穿衣服。因为事实上皇帝光着身子，就出现了极为危险的情形：水果商的行为宣告大家，让人们看见了幕后的真相。

他向大家昭示在真实中生活的可能性。只有大家都愿意在谎言中生活，才能产生这个社会制度。其原则必须让所有的人接受，渗透一切事物。它绝不允许有人在真实中生活。因为任何越轨行为都是对原则的背判，对整个体制造成了威胁。

这是可能理解的：只要表象不与真实相碰头，就难辨真伪，在谎言中生活的人只要不遇到真实中生活的人，就不存在揭露谎言的视角。只要一有不同的选择，表象和在谎言中生活就受到了威胁，在本质上和无所不包的特征上都是如此。同时这个不同选择的地盘究竟有多大是无足轻重的，因为这个不同选择的力量不在其物理的特性，而在其揭露社会支柱和不稳定基础所投射的光。水果商对社会构成的威胁不来自他个人所拥有的实际力量，而来自于他的行为超过了自身意义这个事实。他的行为启发了周围，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因此，在真实中生活，对于后极权社会不但具有存在方面的意义(让人性复归)或认识上的意义(揭示真相)和道德上的意义(为别人树立榜样)。它还有一个十分确定的政治意义。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实中生活必然是对其最根本的威胁。这就是这种行为受到比任何罪行更严厉的惩罚之故。

在后极权社会，真相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有特别的重要性，这在其他环境下是闻所未闻的。真相在这个社会，作为权力的一个因素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或者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真相的力量如何运作?作为权力的因素如何运作?它的权力是如何实现的?

八

个人的自我异化是因为存在着产生异化的事物。在这个范围内的侵害对象就是人们的真实存在。在真实中生活与在谎言中生活在这里互相直接交织在一起。在谎言中生活是一个被迫的选择，是对真实的目标的一个不真实的反应。只有在这个背景之下，在谎言中生存才具有意义，只是由于这个背景才存在。这种向壁虚构和自圆其说的人类秩序的基础，乃是人类对于真理的倾向的一个反应。所以在谎言世界井井有条的表面之下，隐藏着生活的真正目的，和生活隐藏的对真理的开放性。

在真实中生活的不可估量的巨大力量来自这样的事实：在真实中公开地生活，有一个虽然看不见但却无所不在的同盟即隐藏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在真实中生活的目标得以发展，得以公开发表它的言论并得到理解。在这里存在着互相沟通、交流的潜力。这个领域是隐秘的，对于权势来说也是十分危险的。其中孕育的风暴一直在暗处发展，一旦冲破黑暗，从各方面对社会制度产生震撼的时候，再按常规来遮遮掩掩，已为时晚矣。这样造成的局面，就使当局惊恐万状，狼狈不堪，被迫作出极不明智的反应。

看起来，在真实中生活就是后极权社会最广义上的反对派的温床。反对派与政权间的冲突的形式，显然与公开化的社会和传统专制社会不同。一开始，这一冲突就不在真正制度化、量化，依不同工具的权力层次上展开的，而产生于完全不同的层次：它产生于存在的层次，即人类意识和良知的层次。这一层次里的力量是不能用信徒、选民和士兵的数量来估量的，因为它伸沿到社会意识的第五阶层，在生活的隐藏的目标中，在人类受压抑的、对尊严和基本人权的追求与向往中，在人类真实的社会和政治利益中。这个力量不在于政治和社会集团的确定的势力，而在于隐藏在整个社会中，包括政权结构之中的潜在力量。这股力量不依赖自己的军队而依赖对手的军队，也就是每个甘心在谎言中生活的人。这些人理论上是能够领悟真理的力量的(还有一批人出于保护他们手中权力的本能，也可能与真理力量相协调)。这是一种细菌的武器。时机一旦成熟，一个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用来解除一个整师的武装。这股力量并不直接参予权力斗争，而是对人的存在这个难于揣测的领域发生影响。这股力量所推动的是隐秘的运动，是可以产生看得见的影响的(难以预料的则是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形之下和多大程度上这种影响得以产生)：一场真正的政治事件和社会运动，一场突然爆发的社会动乱，表面上铁板一块的政权内部的剧烈冲突，或社会和文化界气候的无法压制的转变。因为所有的关键问题和矛盾都被谎言厚厚的外壳掩遮着，我们无法弄清楚什么时间那最后一刻会到来，最后打击的性质又是什么。这也是当局对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在真实中生活的企图进行几乎是防卫性的镇压的原因。

索尔仁尼琴为什么被驱逐出他的祖国?当然不是因为他拥有实力，或者说当局觉得他会向当权者们夺权。索尔仁尼琴的被逐，有其他的缘故：他力图发掘真理的令人可畏的根源。真理可以转变整个社会意识，而这个转变终将给社会带来无可估量的影响。因此，后极权制度作出了十分典型的反应：为了捍卫它自己，就得捍卫假象世界的完整。谎言世界的外壳是由奇怪的物质构成的，只要它把整个社会封闭起来，它就会看上去坚如磐石。但是一旦有人打破了一个小小的缺口，有人喊出“皇帝光着身子”，打破游戏规则，揭露游戏本质，这时，一切事物都原形毕露，整个外壳就会无可拯救地四分五裂。

我们说在真实中生活，自然不仅仅指思维的产物而已，如一群知识分子写信提出抗议等等。它可以是个人或群体反抗奴役的任何形式：知识分子的抗议信，工人的罢工，摇滚音乐会或学会示威，拒绝参加选举闹剧，在官方会议上发表声明，或者绝食，等等。假如压制目的的过程是很复杂的，是对生活的一切言论和舆论的不同方面的操纵，那么，生活中每一个自由的言论和表述都在政治上构成了对后极权制度的间接威胁。这些言论包括了那些在其他社会制度内绝不会产生任何潜在的政治意义，更不用说具有爆炸性力量的言行。

人们通常认为布拉格之春是在真正的权力层面上两个集团的对抗：一派要维持这个政权。但人们常常忘了这个对抗不过是一幕长剧的不可避免的结局。这幕剧的剧场，则主要是社会的精神和良心的领域。在这幕剧的开端，有一群人在最黑暗的时刻里表达了在真实中生活的愿望。这群人手中无权，也不对权力抱有妄想。他们想在真实中生活，其实，算不上什么政治观点。他们也许就是一批诗人、画家、音乐家，或者是保持着个人尊严的普通公民。现在自然很难确定何时、通过何种地下和曲折的途径，他们的言行对环境产生了影响。我们也难以追寻真理的细胞是如何逐渐浸透到充斥着谎言的生活的躯体之中，最终导致其土崩瓦解。现在清楚的是：政治改革的企图并不是社会觉醒的原因，而是社会觉醒的最终结局。

我想，我们当前的局势也能由此经验而得到更好的理解。千余人的宪章分子与后极权制度对抗，政治上看来是毫无希望的。如果我们透过开放社会的传统角度来观察，这个结论一定是正确的。在开放社会里，政治力量的强弱主要根据其实际掌握的权力。从这个角度来看，像宪章派这样的小党派一定不会有赢的机会。但我们一旦把这个对抗放在后极权制度的背景里来观察，则会得出根本不同的结论。目前还难以确定捷克斯洛伐克是怎么看《七七年宪章》运动的存在和地下活动，以及宪章运动唤起民众的企图。这种投资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能够产生政治改变方面的利润，就更难预测了。但是宪章运动的一切，当然是在真实中生活的一部分。作为在存在的意义上的一个构想，它把个人重新带回到他们的自我和个性的坚固的土壤；作为政治行动，它把个人抛入一场机会的游戏，人们在这场游戏中不是一无所获，就是得到一切。因此，投身到这场运动中的人都是那些相信为了得到一切不惜冒一无所有之险的人，或者是相信在捷克斯洛伐克，目前无任何其他从事政治活动的真正选择。

这其实是一回事：这个结论只有那些不愿为了政治而牺牲他或她的人格的人才能得出，抑或是那些不相信政治必须牺牲人格的人才能得出。

后极权制度对在真正权力层面上的对手和任何独立于其法律自制性之外的政治力量的挫伤越彻底，任何政治威胁的中心就越为转向存在的和政治之前的层面，一般毋须任何有意识的努力，在真实中生活就会自然地变成一切反抗体制是自制性活动的出发点。即使这种活动终于超越了在真实中生活的范围，转化为各种平行的结构、运动和团体，开始成为政治性活动，开始对官方体制产生压力并且事实上对真正的权力产生了某种影响，它们始终都保持着它们这一起源的标志。因此我以为，只有不断地思考这个特殊的背景，才能正确理解我们所称的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意义。

（吴小洲、张娅曾、刘康译）

无权者的权力——纪念扬·巴托契卡（中）

九

在谎言中生活造成人类自我认同的深刻危机，这种危机转而制造了在谎言中生活的条件。它当然有道德上的意义。首先它表现为社会的深刻的道德危机。个人一旦被消费价值观诱惑，其自我在大众文明杂七杂八的熔炉中消失，在存在的秩序中失去了根本，对任何比自己的个人生存更高的事物失去责任感，他就变成了非道德的人。后极权制度依靠这个非道德化，加强这个非道德化，而且事实上就是非道德化的社会中的化身。

与此相反，在真实中生活作为人类对强加的境遇的一种反抗，企图重新掌握自己的责任感。换言之，它显然是一个道德的举动，不仅因为个人必须为之付出高昂代价，而且主要因为它不是利己的：冒风险可能的报酬是情况的全面改善，也可能一无所获。在此方面，如前所述，它是一场全赢或全输的赌博。很难想像一个有头脑的人投身这个事业仅仅是为了让今天的牺牲得到明天的报答，哪怕是普普通通的感谢(补充一句，权势的代表们毫无二致地不断把各种功利主义的动机加在那些在真实中生活的人头上，说他们贪欲权力和财富，想至少也把他们纳入那个非道德化的世界)。

如果在后极权制度里在真实中生活成为独立和反对政治理念的温床，那么，一切对于这些理念的本质和前景的思索必得把这个道德意义视为政治现象(如果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视道德为“上层建筑”的信条妨碍了我们的朋友们全面认识这个问题的意义，用某种方式把这个问题包含在他们的世界观内，这只能伤害他们自己：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耿耿忠心阻止了他们对自己的政治影响机制的正确理解，从而使他们自己变成“虚幻意识”的牺牲品——这正是他们作为马克思主义一向怀疑别人如此的情形)。后极权制度中道德的特殊政治意义在现代政治史上至少是一个奇怪的现象，我在下面想说明的它可能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十

不可否认，在胡萨克领导集团1969年出现之后，捷克斯洛伐克的最重要政治事件是《七七宪章》的诞生。但是它出现前后的精神和思想气候不是任何直接的政治事件的结果。产生这个气候，是一场对与“宇宙塑料人”滚石乐队有关的青年音乐家们的审判。这场审判不是两种不同政治势力或观点的冲突，而是两种不同的生活观念的冲突。冲突的一方面是后极权制度严峻的清教主义，另一方面是默默无闻的、想在真实中生活的一群青年，他们不过想演奏自己喜欢的音乐，唱和他们的生活有关的歌，想在尊严和合作中自由地生活。这些人过去没有从事过政治。他们既非野心勃勃充满活力的政治反动派，亦非从权力结构中被清除的过时政客。他们完全可能适应现状，接受在谎言中生活的准则，过不受当局骚扰的平安日子。但他们决定走一条不同的道路。尽管如此，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案子对每个没有放弃希望的人发生了非常特殊的影响。不仅如此，在审判的时候，一种新情绪在多年等待观望、对抵抗行动的麻木不仁和怀疑彷徨之后，终于出现了。人们“对厌倦情绪感到了厌倦”，他们对于消极、无所事事和仅仅盼望着事情终将会变好起来的态度忍无可忍。在某种意义上，这次审判是最后的一击。许多在此之前一直彼此孤立，不愿合作，或采取难以实行合作的行动的倾向各异的小组，突然意识到自由是不可分割的。每个人都明白，攻击捷克地下音乐会是攻击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东西，一个实际上每个人联在一起的东西：这是对“在真实中生活”这个观念的攻击，是对生活真正目的的攻击。人们把演奏摇滚的自由视作人类的一种自由，其本质上同进行哲学和政治的思考、写作、表达和捍卫社会中各种政治意见的自由是一回事。

人们受到启迪，真正觉得他们与青年音乐家们站在一条阵线。他们渐渐认识到，无论他们的创作方式和人生观相去多远，如果不挺身而出捍卫他人的自由，便是放弃自身的自由(没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没有自由；没有自由，就没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七七宪章》赋于这个古老的命题一个崭新的、典型的意义，它对于现代捷克史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斯雷别谢克在其《六八年》一书的精辟分析里所阐述的“排他性原则”，乃是我们今天一切道德与政治痛苦的根源。这个原则产生于二次世界大战之末，是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奇特联盟的产物，随后不断深入发展，直至“苦难的终结”。《七七宪章》几十年来首次打破这个原则；宪章派的成员们第一次平等地携手共事。《七七宪章》不仅仅是共产党人和非共人士的同盟——这种同盟在历史上屡见不鲜，道德和政治上也不具革命性意义——而是一个以向全民开放为前提的组织，其前提是任何人都不会置于低下的地位。这就是《七七宪章》诞生之时的气候。谁能预料，一两个无名小辈的摇滚乐队受审案会产生如此深远的结果?

我认为，《七七宪章》的起源很好阐明了我前述的观点：后极权社会内那些日后逐渐演变为政治运动的活动背景，通常并不是由公开的政治事件和公开的政治观点与力量的冲突所组成的。这些运动大部分是来自其他政治之前的更广泛的领域，在谎言中生活与在真实中生活，在那儿发生冲突，也就是说后极权制度的规定与生活的真正目的发生了冲突。生活的真正目的当然有各种形式。有的时候，表现为某一个人或某一集团的基本物质利益或社会利益；别的时候，可能表现为某些思想和精神的利益；再有些时候，可能是最根本的生存需要，如人们渴望在尊严之中生活。这种冲突之所以带上政治色彩，并非因为这些目标的根本政治内容力图显示自己，而是因为在后极权制度赖以生存的那个复杂的管理体制面前，每一个人类的自由言行，每一个在真实中生活的企图，都必然对其造成威胁，因此就成了最具有典型的政治行为。这种由政治之前的边远地带发展起来的运动，它的任何最终的政治宣言都是衍生的。它的发展和成熟是随后与体制冲突的结果，并不是一开始就以政治方略、政治规划和政治冲动和面貌出现的。

1968年的事件再次证明了这点。想对体制进行改革的党内政治家们推出他们的方案，并非由于突然受到神启，而是受到持续不断的压力。这些压力产生于生活中与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毫不相干的领域。实际上，他们试图用政治手段来解决社会冲突(实质上是制度的目标与生活的目标之间的冲突)，这些冲突每天都在社会的每个角落发生。他们多年来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而且越来越公开化。学者和艺术家们受到整个社会的响亮的呼声鼓舞，用各种手段来揭露问题，而学生们则要求解决问题的方案。

《七七宪章》的创建也说明了我指出过的问题的道德层面所具有的特殊政治意义。如果没有各不相同的团体之间的强烈共识，没有那种忍无可忍的，那种无论会遇到何种制裁，不顾前景和结局如何难以预料，也非得团结起来大声疾呼的急迫意识，《七七宪章》运动是不可想像的。扬·巴托契卡死前不久写道：“有些事情，是值得为之受难的。”我想宪章分子们不仅仅把这句话看成巴托契卡留下的遗产，而且作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最好的解说。

从外面看，尤其是从社会制度及其权力结构的角度来看，《七七宪章》的出现乃是料想不到的晴天霹雳。当然它不是什么晴天霹雳。但这种感觉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孕育风暴的地方在暗处，在那个忽明忽暗的地域，事情是难以梳理清晰的。预测宪章运动出现的可能性正像现在要预测它何去何从一样机会渺小。这又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震撼，常常产生在隐藏在暗处的事物猛然冲破在谎言中生活的假象的时刻。一个人在假象世界里陷得越深，这种事件发生时就越感到震惊。

十一

在后极权制度统治的社会，所有传统意义上的政治生活都被取消了。人们没有机会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更不用说建立政治组织。由此产生的空白，则由意识形态的仪式来填补。在这样的情形下，人们自然丧失了对政治的兴趣，大多数人将那些还可能存在的独立政治观点看成不现实的、牵强附会的、自我陶醉的游戏而已，与他们的日常生活相去太远。人们还会觉得这些独立观点也许值得推崇，但却不着边际，因为一方面纯属空想，一方面又极端危险。众所周知，当局对任何这样的举动的迫害，都是残酷无比的。

但即使在这种社会，仍会有坚持从事政治活动的个人或团体，他们以各种方式，努力独立思考，表达自己的观点，甚至建立政治组织，作为他们在真实中生活的一种努力。这些人的存在和他们的工作本身就是极其重要和有价值的。在最艰难的岁月，他们维护了政治思想的连贯。如果从中产生了某些真正的政治冲动，出现在政治之前的冲突中而且较早地正确表达了自己，从而增加了成功的机会，常常应该归功于这些单枪匹马、“没有士兵的将军们”。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时刻保持了政治思想的连贯，因此在正确的时机能够用他们自己的政治思考的成果来丰富这些新的政治冲动力。这个过程在捷克斯洛伐克可找到充分的证据。几乎所有70年代初期的政治犯当年在一个完全麻木不仁和道德沦丧的社会，由于从事堂·吉诃德式的政治活动而无辜受难，现在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为最积极的宪章分子。在《七七宪章》中，人们十分珍惜他们早年所牺牲的这份遗产，他们用亲身体验和政治思考丰富了这个运动。

但是在我看来，这些从未放弃直接的政治活动，而且随时准备承担直接政治责任的人，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常犯一个一再犯的错误：就是他们对后极权制度作为一个社会政治现实的历史特点缺乏足够认识。他们不了解这个制度拥有的权力的特殊本质，因此过分强调了传统意义上的直接的政治活动的重要性。更有甚者，他们不懂那些“政治之前”的事件和过程的政治涵义，而这些事件为真正的政治变动提供了富有活力的有机土壤。作为政治角色，或者说作为有政治抱负的人，他们不断企图接着完成一般政治生活留下的问题。他们保持的行为模式在正常的政治环境下可能合适。在新的、完全不同的环境，他们无意识地照搬过时的思想方式，旧的习惯、观念和原则，对于新环境里出现的问题的意义和实质不首先加以考虑，不顾它们现在的政治意义，何种事物能产生政治影响和潜力，采用何种方式。因为这批人已被权力结构排除在外，他们无法再对权力结构施加直接影响。还因为他们一直相信建立在多少民主制或传统专制制度上的政治观念，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常常与现实脱节。他们这样讲：既然我们的建议一项也不会被采纳，为什么还要与现实妥协呢?因此，他们只是在一个真正的乌托邦世界里思想。

如我要指出的，在后极权社会里影响深远的政治事件的起源和方式是与民主制社会不同的。如果公众大部分对新政治模式及规划和反对党的建立无动于衷，甚至有所怀疑，这不仅仅是因为对公共事务的普遍麻木不仁和“更高责任感”的丧失。换言之，不只是普遍的非道德化的结果。在这种态度里，还有一些健康的社会本能在起作用。似乎人们本能地感觉到，如俗话的“一切都同看上去的不同了”，因此，从现在起一切都得用完全不同的方法来做。如果近年来苏联集团国家中最重要的政治冲击力一开始(在真正的权力层次产生影响之前)来自数学家、哲学家、物理学家、作家、历史学家和普通的工人等等，而不是来自政治家，如果各种“不同政见者运动”后面的推动力来自从事“非政治性职业”的广大群众，这不是因为这些群众比那些以政治家为己任的人更聪明，这是由于不是政治家的那些人没有让传统的政治思维和政治习惯所束缚，因此反而对真正的政治现实有更多的认识，对在这种情形下该如何行事有更多的敏感。

此外别无选择：不管一个新的政治模式多么美好，它都不再能够与“隐藏的层面”对话，不再激励人民和社会，唤起真正的政治风暴。后极权制度的潜在政治的真正天地在别处：在制度的复杂指令与生活目标的不断和残酷对峙中。生活的目标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求，起码能和谐地活着，以可以忍受的方式活下去，不受官员和上司的侮辱，不受警察的日夜监视，自由地表达自己，为创造力寻找发挥的途径，享受法律保障的安全，等等。跟这个有关的一切具体事件，跟这个基本的、无处不在的对抗相关的一切，都必然引起人民的关注。关于理想的政治经济秩序的抽象计划不能使他们感兴趣。这不仅是因为人们知道它们成功的可能甚微，也因为人民觉得政治色彩较淡些的政策出于具体、此时此地的考虑。如果他们把眼光盯住抽象的未来，就更容易陷入新的奴役人性的罗网。在后极权制度下生活的人们，实在是太清楚对他们来说不能像人一样地活着远远比哪个党派掌权和如何标榜自己的问题更重要。

抛弃传统政治原则和习惯的负担，向人类存在的世界无保留地开放自己，只有在分析了局势后才下结论，这样不但在政治上更为实际，同时就事物的理想状态而言，也更有政治上的希望。就像我还要在别处讲座讨论的，事物真正持续、深刻的好转不可能产生于任何传统政治观念的胜利(如果这种胜利是可能的)。这种传统观念只能是外在的，即结构和制度上的概念。事物的变化与过去的任何时候都不同，将来自人类的存在，来自人类从根本上重建他们在世界上的地位，重新确立人类相互之间与宇宙的关系。一个更好的经济政治模式的诞生，很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不同，一定来自社会的存在和道德的变化。这种变化不是像设计和推广新型汽车那样，它要是不再是过去的堕落的新形式，它一定是生活改变自己的面貌的过程的表现。一个好的制度不会当然地保证一种好的生活。正相反，只有创造更好的生活，才能发展出更好的制度。

我要再次声明我无意贬低政治思想和观念上的政治工作。相反，我认为真正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工作正是我们没有做到的。我说的“真正的”，是指摆脱了所有传统政治模式的思想和观念上的工作。传统模式由一个永远消失了的环境输入我们的现实(那个环境即便能回转，也无法给最重要的问题提供永久的解决方案)。

第二和第四国际同许多其他的政治力量和组织一样，可以为我们的各种努力提供强大的政治支援，但它们谁也不能替我们解决问题。他们在不同的世界里运作，也是不同环境的产物。他们的理论观念对我们也许有意义，并有指导作用，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仅仅与这些组织认同，是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的。在民主国家里辩论有重要的作用，在我国就有些人想把我们的事业放在辩论的背景之内，这往往是十分愚蠢的。譬如说我们能不能认真地议一议我们该不该去改变制度或去改革制度?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这根本算不上是个问题，因为目前根本就无法实现其中的任何一个目标。我们甚至弄不清改革何时结束，变更何时开始。很多严峻的经历告诉我们，不论是改革还是变革，本身什么都不能保障。我们知道，原则上看不管现制度是否“改良”了或是“变革”了，结果都是一回事。我们所关心的，乃是能否在这种社会里尊严地生活下去，这个社会是否为人民服务还是人民为它服务。我们正在为这个目标奋斗，使用的是现有的、有成效的手段。深陷于无聊政治把戏中的西方新闻记者们或许会给我们的方法贴上过分拘泥了法律，太冒进，修正主义，反革命，资产阶级，极右和极左种种标签。但是我们对此不感兴趣。

十二

反对派这个概念经常引起混淆，主要是因为这个概念是从完全不同的环境里输入到我们的社会的。后极权社会里的反对派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传统议会制政府的民主国家里，反对派是在实际权力层次上的一股政治势力(常常是一个党派或几个党派的联盟)。这股势力独立于政府之外。它提出一个不同的政治纲领，以政权为诉求，并且作为国家政治生活里的正常一部分得到现任政府的承认与尊重。它利用政治手段来施展影响，在一致赞同的法律基础上竞争政权。

除了这种形式的反对派之外，还有一种“议会外反对派”现象，这种反对派大致上也是实际权力层次上的组织，但是它们在制度制造的法规之外运作，所用的手段通常亦有别于体制内的策略。传统专制社会里的反对派是指提出不同政纲的政治力量，它们采用合法和不合法的手段，但无论如何，它们都无法在一致赞同的法律范围内竞争权力。反对派或者是指打算以武力与当局对抗的力量，或是像游击组织和解放运动那样，已经觉得处于与当局武力对抗的状态。

反极权制度里的反对派同上述任何一种情形都不一样。那么在何种意义上我们可以用反对派这个名词呢?

1有些时候，主要是些西方记者，用“反对派”来指体制内部的人士和团体，这批人发现他们正与最高领导层处在隐蔽的对立状态。这种对立也许是由某种差别(当然不会是极端的差别)引起，这是一种观念上的差别。但更多的是权力欲，或大权在握的人之间的个人恩怨所导致。

2“反对派”也可以理解为任何一种前面指出过的产生间接政治效应的行为，也就是让后极权制度感到受到威胁的行为，实际上的确让它受到了威胁。在这个意义上，反对派就是每一个在真实中生活的企求，包括水果商拒绝在橱窗上张贴标语和一首自由创作的诗。换言之，反对派就是任何一个以生活的目标超越制度的目标限制的行为。

3然而更多的情形是那些公开表达他们的不合作态度和批评意见的人，那些从不隐瞒自己的独立思想，多多少少自认为有政治力量的人，被称作反对派(主要又是那批西方记者的手笔)。这个意义上的“反对派”和“不同政见”的意思差不多，虽然接受这个标签和反对它的程度是有很大差异的。这不仅取决于这批人对他们的政治力量的认识，对参政的抱负，也取决于他们各自是如何理解“反对派”这个概念的。

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个例子：《七七宪章》在其最初的宣言里强调，它不是一个反对派，因为它并无意推出一套政治纲领。因为它没推出这种纲领，因而觉得它的使命不同。实际上，如果以具有不同纲领为后极权国家内反对派的定义，则七七宪章不能算是反对派。然而从一开始，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就把《七七宪章》视为公然的反对派团体，并以此采取对策。这即是说政府自然而然地按照我上述第二条意义来理解“反对派”的，大致不差，也就是说任何一种摆脱全盘控制，否认制度有主宰个人命运绝对权威的行动。

倘若我们接受这个反对派的定义，那么我们必须同政府一样把《七七宪章》看作是真正的反对派，因为它代表了对建立“在谎言中生活”基本上的后极权权力的完整的严重挑战。在考虑每一个别的宪章签名者对于反对派的自觉程度时，则是另外一码事。我觉得他们多数对反对派的理解是很传统的在民主社会(或传统专制)建立的定义。因此，他们认为“反对派”甚至在捷克斯洛伐也是一股政治力量，虽然无法在权力层面运作，更难以在政府承诺的法令范围内活动，但仍然不会放弃参政的努力，因为它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不同的政治纲领，它的创建者们准备接受直接的政治责任。鉴于此，很多宪章分子——绝大多数——不把自己看成是反对派。少数人是这样看的，即使他们完全尊重在《七七宪章》内部无法进行这种意义上的“反对派”活动这项事实。但是同时，每个宪章分子可能都非常了解后极权制度的特殊条件，明白不仅仅争取人权的斗争有着独特的政治力量，而且更加“清白单纯”的活动亦是如此，这样一来，他们是代表了反对派的一个方面。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一个宪章分子都无法否认是反对派的一员。

另外，还有一种情形使问题更复杂化了。数十年来，苏联集团国家的当权派们用“反对派”作为最严重的罪名，与“阶级敌人”为同义词。给某人扣上“反对派成员”的帽子，便是指这个人企图推翻政府，颠覆社会主义(当然，他一定是拿了帝国主义分子的酬金)。过去的岁月里，这顶帽子曾把人直接送上了断头台，这样一来人们当然不情愿自己给自己戴上这顶帽子。再说这毕竟是一个名词，事情是怎样做的远远比怎样称呼的更重要。许多人拒绝这个名词的最后一个原因，是因为“反对派”这个概念的负面意义。将自己定义为“反对派”的，是以与前导的“主流派”的关系来定位的。换言之，他们把自己特别与统治者联系起来，根据政府当局的位置来确定自己的位置，对于那些仅仅决定在真实中生活的人，那些大声说出他们的心里话，表达与人民大众携手一致，按自己的愿望创作，和谐地与他们的“自我”相处的人，自然很不情愿将他们自己的、独创的和积极的位置下一个负面的定义，取一个不相干的意义，把自己看成为一群与某种事物作对的人而不是简单地把他们就看成他们自己。

显而易见，唯一避免误解的办法就是在使用这个名词之前，先把“反对派”和“反对派成员“的意义和在我们的社会是如何被理解的问题，说得清清楚楚。

十三

如果说“反对派”一词是由民主国家输入到后极权国家的，虽然环境大变，但人们却对其意义没有一致看法，则“不同政见”这个词正相反，是西方记者选用的。现在被普遍接受为描述后极权制度里一种特殊现象的专用标签，那种现象在民主制国家内几乎从未发生过。

这些“不同政见者”们何许人也?这个名词似乎主要用来形容苏联集团国家里的、决心在真实中生活的人们，这些人并且符合下列的条件：

1他们公开地、系统地表达他们不合作的立场，他们这样做是在极端受限制的条件之下，故受到西方瞩目。

2尽管他们无法在国内出版，尽管他们受到政府无所不用其极的迫害，由于他们的态度，他们赢得了公众和他们的政府的某种尊重。因此，他们在自己的环境中事实上拥有一种非常有限、非常奇特的、间接的实际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至于受到最糟糕的迫害，或者一旦他们受到迫害，起码给政府造成某种政治麻烦。

3他们的批判视野和追求的事业超越了他们直接环境的狭隘范围，涵盖了具有普遍性的事业。因此他们的工作就是政治性的了，虽然他们把自己视为直接政治力量的自觉程度有很大的差异。

4他们是一群倾向于追求知识思想的人，是一群“文人”，文字是他们的主要——常常是唯一的——政治媒介，这尤其能使得他们吸引海外的注意。他们在真实中生活的其他方式，不是由于扑朔迷离的地方环境让外国观察家们未曾加以注意，就是看上去仅仅是比他们的写作较难察觉的补充材料而已，哪怕他们的这些行为超越了地方环境的范畴。

5这批人不论他们的实际职业如何，西方人常常把他们作为积极活动的公民来谈论，与其说是谈他们在自己的领域内作的“真正”的工作，毋宁说是议论他们的批判的、政治的方面。根据我的亲身经历，我明白有这样一条看不见的线，你们不想也不知不觉地逾越——一旦逾越了，他们就不再把你当作一个作家，同时也是一个关心国事的公民，而把你开始当成一个“不同政见者”来对待，这个人几乎是偶然地(也许在业余时间里)同时也在写一两个剧本。

毫无疑问，满足上面全部条件的人是有的。值得争议的是我们是否可以用一个特定的名词来形容这样的团体，按照这样根本上偶然性的方式；更具体的是我们究竟应该不应该把他们称为“不同政见者”。人们就这样称呼他们，我们对此无能为力。有时候为了便于沟通，我们自己甚至也这样称呼自己，虽然心里不以为然，总是带点自嘲，总是把这个名词加上引号。

也许现在应该列举一下“不同政见者”们对这种称谓大为不满的原因。首先，从词源上讲这个称谓就大有问题。我们传媒界告诉我们，“不同政见者”就跟“叛徒”或“堕落分子”差不多。但不同政见者们并不觉得他们是什么叛徒，原因很简单：他们并没有否定和背叛什么。相反，他们努力弘扬人性。要是他们真的否定了什么，那不过是生活中的虚伪和异化因素，“在谎言中生活”的层面而已。

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不同政见者”一词常常暗指一种特殊的职业，好像同正常的职业一样，有那么一种特殊的怨天忧人的职业。事实上一个“不见政见者”不过是一个物理学家，一个社会学家，一个工人，一个诗人；他们是一群做他们觉得该做的事的人，正因为这样，他们不得不处在与当局公开冲突的境况。这个冲突并不是他们有意引起的，而是他们的思想、言行和工作的内在逻辑所导致的(这个逻辑常常与外在环境对抗，往往超出他们的控制之外)。换言之，他们并没有着意作一个职业性的不满分子；他们不过想作个裁缝或铁匠罢了。

实际上他们直到做不同政见者做了好久之后都不会意识到他们已成了“不同政见者”。“不同政见”的动作与对名利的欲求大相径庭。简言之，他们没有决心作“不同政见者”。哪怕他们一天24小时为之工作，也不是当成职业，而是作为一种存在的态度。再说这种态度根本不是得到“不同政见者”之名的人的专利，即便是这批人偶然符合前面说过的外在条件。有成百上千默默无闻的人想在真实中生活并为之努力，更有千千万万的人想这样做，但无法做到。而做不到这点的原因很可能是他们非得在他们的生活环境里拿出比那些迈出第一步的人多出十倍的勇气才能做到。如果从这么多人中间任意挑选几打，把他们置于特别的范畴，这便会完全歪曲整个情形。这种歪曲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它假设“不同政见者”乃是一批名流，受特殊保护的类型，能获准做其他人做不得的事，政府可以用他们来标榜自己的宽宏大量。另一面，这可以用来支持一种假象似乎一小撮不满分子无所事事，其他所有的人则都很满足现状，要不然他们也就成了“不同政见者”了。

但还不止这些。这个范畴有意无意地支持这样一种印象，这批“不同政见者”们主要关心的是他们这个小团体的狭隘私利，他们与政府的全部争论也就看上去不过是两个团体之间玄秘莫测的冲突而已，完全与社会脱节。然而这种印象与“不同政见”的真实态度完全背道而驰。不同政见的态度是与大家的利益共生共死，关心的是全社会的疾苦，或者说是代表着所有没站出来说话的人的利益。如果“不同政见者”有什么权威的话，如果他们还没有像奇形怪状、无所事事的昆虫们早就消声匿迹的话，那并非是政府对这个特殊团体及其特殊想法有什么特别的敬畏，而是因为“不同政见者”们完全了解根植在隐藏领域里的“在真实中生活”的潜在政治力量，了解不同政见产生发展的世界和他们面对的人类日常生活的世界，了解充满着生活的目的与制度的目标之间日益冲突的世界。(《七七宪章》一出，政府就发动运动，迫使全国百姓来谴责《七七宪章》；还会有比这更有力的例证了吗?成千上万的宪章上签下的名字都证明了以上范畴的谬误。)政权与警察机构向“不同政见者”发起如此强大的攻势，好像政府害怕另一个权力帮派一样害怕他们——不是因为他们这些不同政见者真是什么权力帮派，而是因为他们不过是一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关心一些普普通通的事，他们与别人不同之处，仅仅是他们公开大声说出别人不能说或不敢说的话罢了。我前面已提到索尔仁尼琴的政治影响：它并不在他个人拥有的特殊的政治权力，而在于千千万万个古拉格的受害者们的经历之中，索尔仁尼琴不过是把这经历放大了，让千千万万个有良知的人们知道罢了。

将一群著名“不同政见者”们的精英团体模式化，实际上意味着抹煞了他们的活动的最本质的道德层面。我们已经看到，“不同政见者运动”产生于平等原则，建立在人权和自由不可分割的信念基础之上。说到底，“著名的不同政见者”们难道不是联合起来，共同捍卫无名的工人的利益么?“著名不同政见者”们在《七七宪章》的联合不是因为保卫那些无名音乐家们，才走到一起来的么?他们在《七七宪章》中不正是同音乐家联合在一道，从而成为“著名不同政者”的么?越多的公民挺身而出捍卫其他的公民，他们就越被贴上一个实质上把他们从其他公民们隔离开来的标签，这真是一残酷的似是而非的的悖论。

我的这番解释，希望有助于澄清我在本文中通篇为“不同政见”一词加上引号的意义。

十四

在捷克与斯洛伐克的疆土隶属于奥匈帝国的时代，捷克和斯洛伐克人在帝国范畴之外寻求自我认同的历史、政治、心理和社会条件均不存在。那时T·G·马萨里克就已基於“从小处着手(”small-scale work“)”的见解制订了一个捷克斯洛伐克民族的纲领。对这个见解的解释，在各个极不相同的生活领域里——但必须限于现存的社会秩序之内——诚实而尽责地工作，来促进民族的创造性和民族自信心。自然马萨里克极为强调智慧的文化教育背景和修养，并且重视生活中的道德与仁爱的层面。他认为，一个较有尊严的民族命运唯一可能的起点，便是人性本身。人性的当务之急是为更为人道的生活创造条件。按马萨里克的观点，人的改变是民族形象改革任务的开端。

“为民族利益工作”的观念已在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扎根，在多方面颇有成效，而且至今依然充满活力。有些人用这个观念作为他们与当局合作的巧妙的借口。但除了这批人之外，还有许多人至今仍然始终不渝地坚持着这个理想，在某些领域里，起码可以指出他们的无可置疑的成就。很多人勤勤恳恳、尽心竭力、奋斗不息。为了社会的真正需要作出最大贡献，他们付出了不可避免的”在谎言(王守云)中生活”的最低代价。假使没有他们的努力，我们就难以想像局面会糟到何种地步。他们正确地认为，每件出色的工作都是对政治恶行的一次间接的抨击。他们也觉得在某些情况下，这种作法是颇为可取的，即便这意味着他们放弃了进行直接批评的理所当然的权利。

但是，即使与60年代的情形相比，现在这种态度显然有一些局限。试图实行“从小处着手”原则的那些人频频与后极权制度发生矛盾，并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之中：不是从原来的立场上后退，丧失良心、责任心和坚忍性的基础，干脆随波逐流(此为大多数人所持的态度)，就是沿着老路继续走下去，从而不可避免地与当局发生冲突(此为少数人所持的态度)。

如果说，过去人们从未把“从小处着手”的观念看成为人们在现存社会和政治结构中“不惜一切代价维持生存的必要条件”(在这种情形下，让自己被结构排斥在外的人，看上去一定是放弃了“为民族利益工作”)，那么，在今天这种观念就更无意义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行为准则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我们手头没有简明扼要，而且行之有效的办法，来决定“从小处着手”何时不再“为民族利益服务”而“有害于民族”。然而我们很清楚地看到，这种逆转的危险与日俱增。“从小处着手”频频受到限制，而超过这个限制之外的避免冲突，就意味着放弃了“从小处着手”的实质。

1974年，我曾在一家啤酒厂工作。我的顶头上司是某位S君，一位酿啤酒的高手。他对自己的职业引以为荣，想让厂里酿出好酒来。他把几乎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工作上，不断想方设法改进工作。由于他错以为我们也跟他一样热爱酿酒工作，他常常让我们感到窘促难堪。在一群社会主义造就的消极怠工者中，很难想像有更有创造性的工人。

管理啤酒厂的领导既不精通业务，也不热爱本职工作，可是他们在政治上却更有权势，他们导致了工厂的倒闭。他们不但拒绝接受S君的建议，反而对他的成见越来越深，并且千方百计地阻挠他把本职工作做好。最后，情况变得糟得不可收合，S君不得不给他的经理的上级写了封长信。他在信里分析了厂里的重重困难，解释了该厂为何在本地区名次倒数第一的缘由，并指出了谁应该负任。

S君的呼声是有可能被上级听到的。那位经理在政治上有权有势，但却对啤酒一窍不通。他憎恨工人，专搞阴谋诡计。这样的人本该被撤换，啤酒厂的条件本该按照S君的建议得到改善。假如这种情形真的发生了，即可成为“从小处着手”产生作用的范例，令人遗憾的是，与此恰恰相反的情形发生了。该厂经理乃是本地区党委委员之一，在上层机关里也有朋友，于是他促成了事情朝有利于他的方向解决。S君的分析报告被打成“诽谤的证据”，他本人则被诬陷为“政治颠覆犯”。从啤酒厂被开除后，他被贬到另外一个不需任何技能的工作岗位上。在此“从小处着手”的观念便在后极权制度面前碰了壁。S君因为说了真话，越出了雷池，犯了法规，被逐了出来，结果成了一名次等公民，并被诬陷为阶级敌人。现在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发表意见，但是从原则上说，他的话再也没有人听了。他已成了东波希米亚啤酒厂的一位“不同政见者”。

我认为，从另一方面着眼，这件事是一个阐明我在前面的观点的模式：一个人之所以成为一名“不同政见者”，并非仅仅因为他某一天这人忽然决心投入到这个非凡的事业中。他自己的责任感，以及各种复杂的外在因素，驱使他加入这一事业。他被现制度抛弃，而且置身于与之相冲突的地位，事情以努力做好工作的良好愿望开始，以被打成社会的敌人告终。这就是我们现今的情形无法与奥匈帝国时期相比的原因。巴赫绝对专制统治是黑暗的时期只有一名真正的“不同政见者”——卡雷·哈佛里谢克，他身陷囹圄，被囚禁在布里欣。但现在我们要是不浮媚的话，就得承认“不同政见者”比比皆是。

对“不同政见者”放弃“从小处着手”一事说三道四是荒谬可笑的。“不同政见”并非马萨里克原则的替身，而常常是其唯一可能的结果。我说“常常”，是强调这并非一贯如此，我不相信只有正人君子和有责任心的人才会与现社会及其政治制度产生抵触。酿酒专 家S 君毕竟有获胜的可能，对那些坚持自己立场的横加指责，因为他们坚持自己的立场而未成为“不同政见者”，就像把他们标榜为“不同政见者”一样荒唐可笑。总之，如果不根据事实本身，不根据事情的好坏与否，而根据试图在真理中生活而产生的个人环境来判断人类行为的话，那么这是同整个“不同政见”态度格格不入的，而“不同政见”乃是在真理中生活的努力。

十五

上面提过的那位水果商在真理中生活的努力也许仅限于拒绝作某些事情。一旦他意识到在窗外挂旗的唯一动机是为了避免被公寓管理员打小报告，他就决心不挂任何旗子。他不去参加他认为是虚伪的选举；他不再对上级隐瞒自己的观点。换言之，他所能做到的，不过是拒绝服从现制度强加于他的一些要求而已(当然这并非没有意义)。然而这种行为可能会有所发展。水果商也许会开始做些具体的事，作些超出为了抗拒控制和自卫范围之外的事，也做些表明自己新发现的高度责任感的事。譬如他可以把他的同事们组织起来共同捍卫他们的利益，他可以上书不同的机构，提醒他们注意在他四周发生的种种不正常和非正义的现象。他也可以收集非官方出版物，影印之后向朋友们散发。

如果我所称的在真实中生活是“独立的公民首创性”“不同政见者”或“反对派”运动的存在意义上的起点，那么这并不是说每个在真实中生活的企求都自然而然地属于这个范畴。正相反，按最初和最广泛的意义，在真实中生活涵盖面很广，且含糊而难以界定。其中充满了人类意志的温和言论，大部分都是不具名的，其政治影响可能永远也不会被察觉，最多不过被看成社会气候和环境的一个部分而已。这些言论多半停留在反抗控制的初级阶段：你不过是挺直了一下腰杆，更为尊严地活下去罢了。

由于某些人的特性、见解和职业，也由于某些偶然的情形(如当地环境特征、朋友等等)，在这片广漠、荒芜的旷野上，或许会出现较为连贯和清晰的首创精神。这种精神超出了纯粹个人的反叛行为，转化成更有意识、有组织、有目的的工作。在真实中生活不复是对在谎言中生活的否定，而由特殊方式变得积极敢言，这时就会产生出可称为“社会的独立精神生活与社会、政治生活”。这种独立生活与其他的生活(“依赖性生活”)之间并无极为严格的界线，在同一人身上常常是二者兼存。但是，独立生活最重要的中心是高度的内在的解放。这样独立生活犹如一叶小舟，在任人宰割的生活的汪洋中，虽然中风浪中颠簸飘摇，但总能不断浮起，在为在真实生活看得见的使者，为受压制的生活目标仗义直言。

何为社会的独立生活?它的言论和行为的范围自然是极广泛的。它囊括了自我教育、对世界的思考、自由创造活动、人际的交流、各种自由的民间观念，也包括了独立的社会自我组织。总之，社会的独立生活就是在真实中生活得以充分体现和实行的领域。

因此，下文所称的公民的“首创精神”、“不同政见者运动”甚而“反对派活动”，就像一座冰山浮在水面的十分之一部分一样，出现在这个领域，这个社会的独立生活之中。换言之，正如社会的独立生活是从最广义的“在真实中生活”发展而来，是这个生活的清楚而具体的表现，“不同政见”也是逐渐从“社会的独立生活”中产生。不过这儿有一个明显的差异：如果我们能够至少在外表上把社会的独立生活看成在真实中生活的较高形式，我们却很难肯定“不同政见者运动”必须是社会独立的较高形式。这种运动不过是生活的一个方面，它也许是生活中最引人瞩目和一眼看上去阐明最充分、最有政治色彩的表现，很难说它必定是最成熟或最重要的，无论在普遍的社会意义上或在直接的政治影响上，都是如此。

无论如何，得到一个特殊的名字之后，“不同政见”就被人为地驱逐出它的出生地，然而，实际上想把“不同政见”及其全部背景分离开来是作不到的，因为不同政见是由其背景衍生而来，并且是背景的有机组成部分，从大背景中获得生命力。总之，综述以上对后极权制度特征的分析，我们结论是，在特定时期内，表面上最有政治色彩的力量，不见得就是真正的政治力量。它是否是真正的政治力量的问题完全取决于政治之前的背景。

从上述情形中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结论只能是：只有先以不同方式参加社会的独立生活、但又并非都是“不同政见”的人的工作，才能谈“不同政见者”们的实际工作及其效果。他们可能就是些作家，按自己的愿望写作而置官方的审查和要求于不顾，当官方出版社不予以发行时，他们则由地下方式(SAMIZDAT)发表他们的作品，他们也可能就是哲学家、史学家、社会学家，或进行任何独立学术研究的人，如果不能通过官方渠道，他们则通过地下方式散发他们的著作，或者组织秘密的讨论会、讲演和专题研讨班；他们也可 能就是 老师，秘密地把官方学校不允许的知识传授给青年；他们可能是牧师，无论是否任神职或被褫夺了传教的权利，也努力坚持自由的宗教生活；他们可能是画家、音乐家或歌唱家，不顾官方机构对他们的看法，尽管去作自己的工作；他们可能是分享和帮助传播这个独立文化的任何人，可能是用一切手段来代表和捍卫工人利益的人，致力使工会工作有真的意义或组织独立的工会；他们可能是大胆向官方呼吁，要他们注意不公正的事情，力争绳之以法的人，他们也可能是各种青年团体，竭力摆脱控制并按照自己的价值观而过独立的生活。这些人的名单还可以列下去。

极少有人会把这些人叫作“不同政见者”。那么，那些著名的“不同政见者”跟这些人又有何区别?事实上“不同政见者”的行为与这些人又有何两样?难道他们不撰写学术论著并以地下方式发表吗?难道他们不在创作剧本、小说和诗歌吗?难道他们不在给地下“大学”的学生讲课吗?难道他们不在与形形色色的非正义行为作斗争，努力确定和表达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真正利益吗?在说明不同政见者的态度的由来，内在结构及其他方面之后，显然我已经把我的观察由外部转移到分析探讨“不同政见者”的实际行动、表达首创精神的方式和他们的取向。

那么我们的第一个结论就是：开始时预先决定一切活动的最重要活动范围，就是企图创造和支持“社会独立生活”来作为“在真实中生活”的公开舆论。换言之，即持续、有目标和光明正大地为真理服务并作好组织工作。这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在真实中生活是反抗现制度异化压力的起点。是所有独立的政治行为的唯一有意义的基础，最后也是“不同政见”立场的最根本的存在源泉，那么就很难想像除了为真理、为真正的生活服务，为真正的生活目标创造空间之外，还会有什么其他的基础存在。

十六

后极权主义制度正在向人类发动一场全面进攻；人类惨遭遗弃，孤独无援，只有孤军奋战。因此一切“不同政见者运动”自然都明显是保卫性的，它们反对后极权制度的目标，捍卫人类及其真正的生活目标。

波兰的团体KOR现在就叫社会自我防卫委员会。“防卫”一词也出现在波兰其他类似的团体名称里，甚至连苏联的赫尔辛基条约监控小组和我国的《七七宪章》，也显然有防卫的性质。

就传统的政治而言，防卫性的纲领可能显得调子低，临时的和最终负面的，这毕竟是可理解的。由于无新概念、新模式和新意识形态，它就不符合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定义，因为政治总有一个“正面”的纲领，并且不把自己限制在保卫某人、反对某事上面。

我以为这个观点表现了传统政治观察法的局限。后极权制度毕竟不是某特殊政府遵循的某个特殊政治路线的表现形式。它是一种截然不同的制度。它对社会的侵害，或对社会的自我侵害，是长期、复杂而极其沉重的。仅仅靠先确立一条不同的政治路线，再力图更换政府，这不但不现实，而且完全不够，因为这样根本不能接近事物的根本。长期以来，这个问题已不再是路线或纲领的问题了，而是一个生活本身的问题。

有时候，就像为了在白天观察星辰，我们必须下到井底一样，为了了解真理，我们就必须沉降到痛苦的底层。我认为在某种特殊意义上(不仅仅就我们的生活环境而言)，这个”低调的“、“临时的“和“负面的“纲领，这个仅仅捍卫人民的纲领乃是现在最理想、最积极的纲领，因为它迫使政治回归到唯一本原的起点；要想避免所有过去的错误，政治就必须回到其起点本身——个体的个人。在民主社会，对人的侵犯并不显得那么明目张胆、残暴无情；基本的政治革命有待发生，情况也许非得变得更糟才能在政治上反映出革命的急需。在我们的社会，正由于我们的痛苦，政治似乎已经过了那个转变：政治思想主要关心的不再是抽象地臆造一个“积极的“、自我赎救的模式(当然还有政治投机这个负面的因素)，而是迄今为止一直被这种模式和投机束缚的人们。

诚然，每个社会都要求有某种程度的组织。如果这个组织是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了什么别的目的，则人民应得到解放，空间应得到扩展，使得人民按有意义的方式，自己组织起来。［依靠深明“人民所需“的人］用各种手段把人民组织起来，从而使人民可能获得所谓解放，对这种腐恶昭彰的作法，我们早有切肤之痛的了解。

总而言之，大部分深受传统政治思考方式束缚的人，把“不同政见者运动“的防御性特征看成是弱点。我的看法正相反：这个特征乃是其最强大的力量所在。我认为，正是依靠这一力量，这些运动才取代了那种视不同政见者运动纲领为不当的政治观。

（吴小洲、张娅曾、刘康译）

无权者的权力——纪念扬·巴托契卡（下）

十七

在东欧的“不同政见者运动“中，保卫人类通常采用捍卫人权和民权的形式。各种不同的官方文件，诸如《联合国人权宣言》、《国际人权协约》、《赫尔辛基国际会议最后决议》以及各国的宪法均以捍卫人权和民权有明文规定。这些运动的旨趣在于保护所有因为按这些权利精神行动而受到迫害者；他们转而按同样的精神继续他们的工作，不断坚持要求当局承认并尊重人权与民权，提醒大家注意人权受到践踏的情形。

因此，这些人的工作是建立在法律原则基础之上的：他们公开地工作，毫不掩饰；他们不但坚持他们的行为与法律一致性，并且坚持尊重法律是他们的一项主要目标。这个法律的原则为他们的活动提供了构架及出发点。这一现象在东欧所有“不同政见“组织中颇为普遍，虽然各组织对此不曾达成共识。这个情形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权力被广泛地滥用的情形下，人们还会普遍而自然而然地接受法律原则呢?首先，强调法制是后极权制度的特定条件下的一种自然表现，亦是初步了解其特征的必然结果。倘若事实上仅有两条为自由社会而斗争的道路——一条是通过合法手段，另一条是通过暴力手段(武装或非武装)——那么，在后极权制度下采取第二条道路显然是极不恰当的。只有当各种条件都处于公开和明显的动荡状态，比如战争时期，或社会和政治冲突达到危机状态的情况下，才适合起义。起义同样适合于刚刚建立的、或处于崩溃边缘的旧式专制制度。

换言之，只有在实力相当的两股社会力量(比如侵略者的政权和为自由而战的民族)为争夺实际权力而互相冲突的情形下，或在篡权者与被征服的大众之间产生明显裂痕的情形下，或当社会处于公开危机状态时，才适合起义。除了匈牙利1956年起义那种爆发性情形之外，后极权制度下发生的情况都与上述情况相反。这儿情形是静止而稳定的，社会危机多半只是潜伏存在而已(虽然这些危机会有所加深)。

就实际的政治权力而言，社会并不是两极分化的。然而正如我们所见，每个人身上都经历着各种根本的冲突，在这种情形下，任何起义的企图都无法在其他社会阶层得到丝毫反响，因为社会正处于“酣睡“状态，沉浸在消费者的狂热竞赛之中，并且完全卷入进后极权社会(即加入该制度的行列并充当其“自动作用“的代理者)，从而无法接受任何暴动。社会把暴动看成是对社会本身的攻击，不但不支持暴动，反而极可能加深对社会制度的偏爱，因为它觉得制度起码能够保障某种半法制性。

此外，另一个事实是后极权制度手中掌握一个直接或间接监控的复杂机器，这架机器史无前例。显然，暴动的企图不但在政治上死路一条，在技术上也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暴动的意图还没来得及付诸实施之前，就会被扼杀。即便暴动是有可能的，那也不过是几个散兵游勇的孤立行为，不但面临国家(和超国家)政权机构强大的反对，而且会受到他们以其名义来造反的社会本身的反对。而且会受到他们以其名义来造反的社会本身的反对(随便提一下，这就是当局及其宣传机构一直把“恐怖分子“的罪名强加在“不同政见运动“头上，谴责这些运动采取非法谋反手段的另一个原因)。

然而，所有这一切都不是“不同政见运动“主张法制的主因。这个原因深藏于“不同政见“观点的内部结构中。这种观点势必与暴力变革的观点水火不相容，反对把信念寄托于暴力(一般说来，“不同政见“的观点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才把暴力作为必需的罪恶加以接受，那时唯有以暴抗暴，而消极地不抵抗则实际上意味着对暴力认可，让我们回忆一下第二次大战的一个起因，就是欧洲国家盲目的不抵抗主义)。如上所述，对于相信只有通过任何手段来改变制度和政府才能实现深刻社会变革的政治思想，并认为为了这些根本“的变革应牺牲“不重要“的东西，即人的生命观点，“不同政见者“们是颇不以为然的。那样的话，尊重理念就超过了尊重生命，这乃是又一次奴役人性的一大威胁。

如我所述，“不同政见运动“的观点与此正好相反。他们认为制度的改变是表面的、次要的，并不能保障任何东西。因此，他们不再作关于未来的抽象政治构思，而转向实实在在的人生，找寻行之有效的捏卫人类的方法；这种态度自然与一切打着“为美好未来“的旗号的暴力格格不入。他们深信，用暴力制造的未来只会比现制度更加邪恶。换言之，暴力换得的未来只会让暴力打上致命的烙印。同时我们不应该把这种观点误解为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和温和主义。“不同政见运动“并非因为暴力的改朝换代方式过于激进才回避它。正相反，回避的原因是它显得很不够激进，在他们看来，问题已经积重难返，单凭制度上的变化(政府的或技术上的)是无法解决的。有些人死抱着19世纪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不放，把我们的制度看成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极的强权统治，并由此推论剥削者永远不会自动放弃手中的权力。他们看到的唯一出路就是以革命来将剥削者扫地出门，自然他们认为争取人权是机会主义的，法律上太过拘泥，很不现实，而且会误入歧途，因为其前提就十分令人生疑：你能在虚假的法制基础上与剥削者进行诚实的谈判。问题的症结是：他们无法找到意志坚定的人来从事这种革命，结果他们变得怨天尤人，消极彷徨，最后冷漠木然——也就是说，变成了现制度想要他们变成的人。这就是在后极权社会环境中机械搬用另一世界、另一时代的意识形态模式而使自己误入歧途、不可自拔的一个例证。

当然，当法律——尤其是关于人权的基本法律——不过是一扇假象世界的橱窗，是受到暗中完全操纵的一出把戏的时候，人们诘问诉诸法律的真实意义，也不必非去鼓吹暴力革命不可。“他们可能批准任何法律，因为他们仍然会置法律于不顾而为所欲为“。我们常常听到这样一种观点。坚持“信他们(政府)的话“，强调连小孩子都明白不过是政府可任意玩弄的法律，难道到头来不是一种自欺欺人的伪善，一种阻挠之举，最后则变成玩把戏的另一种花招，另一种形式的自我欺骗吗?换言之，诉诸法制的方式真的能与“在真实中生活“的原则兼容并蓄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先得看一看后极权社会内法律作用的广泛内涵。旧式专制制度较之于后极权制度，其统治者的意志是以更无约束和直接了当的方式贯彻执行的。专制毋庸隐瞒它的基础和权力动作的真相，因而不必设立法典来羁绊自己。而后极权制度却完全摆脱不了把一切都约束在大一统秩序之内的必要。在这种情形中，生活中充满了规定、公告、指示、准则、命令和条例的网络(称之为官僚网络不是没有道理)作为固有的、以复杂手段主宰人们生活的直接工具，这些准则和规定在后极权社会里发挥作用。个人变成了这架庞大机器上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齿轮和螺丝钉，他的意义仅限于他在这架机器里的作用。总之，个人的工作、住房、活动、社会和文化的言行和一切的一切，都被牢牢地箝制。事事受到预先决定，受到限制和控制。每一个越出规矩的行为都被看作放纵、违章、违法之举。没有官僚机构难得颁发的许可，餐馆厨师就不能为顾客烹饪特别的菜肴，歌唱家就不能在音乐会上演唱新歌。从厨师到歌唱家，每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被一张官僚规章文牍的罗网笼罩，这张罗网就是后极权制度不可避免的产物。这张罗网自己的目标束缚一切生活的目标，而它的目标就是它自身平稳、自动运转的既得利益。

狭义上来说，法典也以直接方式为后极权制度服务，或者说法典也是那个法规禁令森严的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同时它也以间接的方式为制度服务，使法典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拉得很近(根据法典卷入的程度)，在某些场合，变成了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

1与意识形态一样，法典是一种藉口，把权力行使的卑劣过程掩饰在法律的尊严的袈裟里，给人一种愉快的幻觉：正义得到伸张，社会受到保护，权力运作有客观的规章制度可循，这一切都是为了掩盖后极权制度法律实践的实质：对社会实行全面控制操纵。如果让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生活一无所知的外国观察家来研究我们的法律的话，就根本无法理解我们在抱怨什么。下面的一切，都会对这位外国观察家隐瞒起来：对法院和检查官的政治操纵，律师为客户辩护受到的限制，实际上的秘密审判，公安部队的蛮横无理和凌驾于司法部门之上的权势，对法律条文中几条故意写得模棱两可的条款任意扩大适用范围，国家对法律中正面条款(关于公民的章节)的完全不顾，等等。这位观察者的唯一印象也许是我们的法典并不比其他文明国家逊色，除了某些奇怪章节，譬如宪法中规定永久性的一党专制，对超级大国邻居的热爱等等，这部法典与其他国家别无二致。不仅如此，如果观察者有机会研究警察与司法程序的形式方面和文字记载，就会发现大部分情形刑法的普遍规则得到了遵守；被捕者在规定期限内受到起诉，拘留者亦是如此，起诉程序循规蹈矩，被告亦有律师，等等。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理由：他们都依法行事。可是事实上他们却残暴无端地毁灭了一位青年的生命，也许仅仅因为他或她秘密影印了被取缔的作家写的小说，也许因为警方蓄意捏造证据(对此从法官到被告，人人皆知)。可是这一切都隐藏在幕后。从审判记录上看，伪证不见得就一目了然，而且有关的章节并不正式排除对影印禁书进行起诉的适用性。换言之，起码在某些方面，法律条文不过是假象世界的一扇橱窗而已。那么它存在的理由何在?跟意识形态存在的理由一模一样：为现制度和个人之间搭起一座寻找借口的桥梁，使个人更容易进入权力结构，为权力的任意要求服务。这种借口把个人引入骗局，让他们错误地认为他们只不过是在维护法治，不让罪犯侵扰社会(如果没有这种借口，招聘新一代法官、检查官和审判员的工作必将困难重重)。然而，作为表象世界的一侧面，法典不仅欺骗了检查官的良心、欺骗了公众、欺骗了外国观察者，也欺骗了历史本身。

2法典跟意识形态一样，是权力结构之外仪式交流的关键工具。正是法典本身为权力的实施提供了形式、框架和法则，正是法典本身让现制度的各部门互相交流，充分说明和建立合法性。它为整个游戏提供了“规则“，为它的工程师提供技术。若没有这个普遍仪式的成全，充当维系权力结构各部门的共同语言，后极权制度内的权力实施是根本无法想像的。压迫工具在权力结构中的地位越重要，就更有必要遵循某种正式的规章。否则，假如没有法官、检查官、审判员、没有辩护律师、法庭速记员和厚厚的卷宗，假如没有某种严格的法令把一切集中为一个整体，特别是看起来毫无害处的关于煽动罪的第一百条，那么，怎么会那么轻而易举地、难以觉察地把影印了几本禁书的人关进监狱呢?当然没有法律和辅助工具，这一切也能办得到，但只能在某个由乌干达匪帮控制的短命独裁社会里实行，而不可能在包括了文明人类一大部分的、代表现代世界中的一个完整、稳定和受尊敬的部分的制度内实行。没有法典，不仅无法想像，在技术上也是完全不可能的。要没有法律作为仪式上的聚合力量，后极权制度就根本无法存在。仪式、假面和借口的整个角色看上去最精采的部分当然不是法律禁止性的、规定公民不允许做的和法律制裁的理由的章节，而是阐明公民权利及义务的章节。这些章节除了空洞的词藻之外别无他物，但即便是这些章节对制度来说都极为重要，因为制度就靠着它们在本国公民、学童、国际公众和历史的面前建立起它的合法性，对此制度不能不闻不问，因为它不能怀疑对它的生存至关重要的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我们已经看到权力结构如何被自身的意识形态及其声誉束缚)。怀疑它就等于否定自身要表现的一切，并会损害制度的一大支柱：表象世界的完整。

如果权力的实施就像血液在血管中循环一样，在整个权力结构中流动，法律就是强化血管壁的药。如果没有这个强化剂，权力的血液就不能有规律地循环，社会躯体就会四处大出血，秩序就会崩溃。

人们坚持不懈、始终不渝地诉诸法律——不仅仅是有关人权的法律而是全部法律——并不意味着他们相信法律在现社会不过是一纸空文的幻像，他们深知法律扮演的角色。但正因为他们明白现制度对法律，即对法律“崇高“言词的极端依赖，他们也知道诉诸法律的手段是何等重要。因为现制度不能没有法律，非得装作遵守法制不可，也就不得不对诉诸法制的呼声作出某种反应。要求依法行事因而就是在真实中生活的一项行动，威胁了整个虚伪的法律制度里最虚伪的环节。这样的诉求一次又一次让公众和掌握政权的人看清了法律纯粹仪式上的实质，让大家注意它的实际物质本色，从而间接地迫使躲在法网之后的人，认可并守信于本来是制造借口的机构、交流工具和社会血管的强化剂。没有这种血管，他们的意志便无法在社会里循环。为了自己的良心，为了给外人留个好印象。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这是制度的自我保护机制和连贯性原则的一部分)，或者干脆就是怕别人指责他们执行仪式时的表现太拙劣，他们不得不这样作。此外他们别无选择：由于无法抛开自己的游戏规则，对这些规则只能更加小心翼翼。对挑战不理不睬，意味着自毁借口，并会失去对自家相互交流的系统控制。认为法律只是装潢门面，毫无约束力，诉诸法律只是无的放矢，这种想法就是加强了法律装潢门面和制造仪式的作用。这等于肯定法律为假象世界的一个方面，为那些滥用权势的人舒舒服服地用最廉价(也是最虚伪的)手段制造借口大开方便之门，我经常看到，警察、检查官和法官和经验丰富的宪章分子及敢作敢为的律师打交道时，如果他们受到公众注意(大家知道了这些执法者的名字，他们没办法再受到机器的匿名性的保护)，他们就会匆匆忙忙、十分急迫地变得特别谨慎，小心不让仪式出现纰漏。这当然并不改变专制政权隐藏在仪式之后的事实，然而官员们的紧张和不安就必然对专制的动作有所制约、限制和削弱。

这些当然是不够的。但“不同政见“观点的一个基本要素，就是它来自人类现实生活的“此时此地“。尽管它不够完善，只能减轻个别平民百性的痛苦，但它重视反复和持之以恒的具体工作，基于对不确定未来的抽象的“最终方案“的关注。总之它看起来就像马萨里克式的另一种“从小处着手“，乍看上去与“不同政见“观点南辕北辙。

现在我得强调一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策略有哪些内在的局限，否则问题就不会讲得很全面。关键是：哪怕在最理想的情形之下，法律不过是保护生活好的一面、避免坏的一面的一种手段而已，而且是很不完善的，基本上是外在的。法律本身并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些。它的目的是提供服务，其意义亦不在法律本身。让大家都尊重法律，也保证不了大家都过上好日子。创造美好生活是人们的工作而不是法律机构的职能。可以设想整个社会法治健全，人人遵纪守法，但人们却无法生活下去。反之，也可以设想某个社会法治极不健全，执法、守法都不完善，但人们的日子还算过得去。关键问题是生活质量如何，法律有助于生活的提高还是压制生活，而不是法律是否得到遵守(严厉的施行法治，往往对人类的尊严带来灾难性影响)。博爱、尊严、美满、幸福的生活，关键不在宪法和刑法。法律只是对何事能做，何事不能做制订尺度，因此可以让生活过得更好，也可以让生活过得更糟。法律或限制、或允许、或惩罚、或宽容保护，但却不能给予生活以实质或意义，为法治而奋斗，就必需把法治放在现实生活之中来观察。如果对生活的光明面和苦难的真正状况毫无认识，如果生活与道德毫不相干，这场斗争迟早将会败在某种学究气的自圆其说的理论手里，哪怕不情愿如此，这样做的话，就越来越像外国观察者，单凭审判记录来结论，满足于一切规章都受到遵循。

十八

假如“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基本任务是为真理服务，即为真正的生活目标服务，如果这个任务必然发展为捍卫个人及其享受自由、真实生活的权利(即捍卫人权，并为维护法律尊严而斗争)，那么下一阶段的任务，也许是迄今为止最成熟的阶段，便是瓦克雷夫·本达所称的平行结构的发展阶段。

决定在真理中生活的人们无法直接影响现存的社会结构，更不用说参加到这个结构之内，他们就开始创造我所说的“社会独立生活“，而这个社会独立生活就开始以某种方式自行产生自己的结构。有些时候，我们只看得见这些结构过程的早期的迹象；而另一些时候这些结构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它们的产生和发展与“不同政见“现象是密不可分的，即使他们的活动范围远远超出了通常所指的、随意性定义的“不同政见“。

那么，这些结构是什么呢?伊凡·吉鲁斯乃是捷克斯洛伐克创造了“第二文化“这一概念，并付诸实践的第一人。虽然起初他想到的主要是反潮流的摇滚乐和某些感性与摇滚乐家们相近的文艺作品和演出，但“第二文化“一词却很快就用来指整个受压制的独立文化，即不仅包括艺术及其各种流派，并且也包括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哲学思维。这种“第二文化“很自然地创造了自己的基本组织形式，如地下出版的书籍和杂志，秘密演出，地下音乐会，地下讨论会和展览会等(所有的这些形式在波兰均得到极大的发展；波兰有不少独立的出版社和更多的期刊杂志，甚至还有政治期刊；除了复写纸之外，他们还有别的印刷工具。在苏联，地下出版有着更悠久的历史，但显然其形式有所不同)。因此，在文化领域内，我们可以看到“平行结构“最高度发展的形式。本达当然也曾经思索过这一结构在其他领域里潜在的雏形。从平行的信息网到平行的教育形式(私立大学)、平行的工会、平行的对外交往，以及平行的经济的假想，他都考虑过。据此“平行结构“，本达发展了“平行政体“或平行国家的概念。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从这些结构中看到了这种平行政体的基本要素。

在发展的一定阶段，社会的独立生活和“不同政见者运动“无法避免一定数量的组织和机构。这是一种自然的发展过程，除非社会的独立生活由于某种原因遭到严厉镇压和取缔，否则这种倾向就会发展。与此相呼应，平行的政治生活也必然发展，某种程度上，已存在于捷克斯洛伐克。各种各样带着政治色彩的团体将会继续作出政治上的自我界定，并且互相作用和冲突。这些平行机构，可以说代表了“在真实中生活“的最清晰明了的言行。“不同政见“赋于自己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支持和发展这些结构。它再度证实了一个事实：即社会反抗极权制度的一切努力，归根起源于政治之前的范围。这些平行机构，正是可以实现不同的生活，与自己的目标协调一致，并能够让结构自身与生活目标协调一致的领域。这些社会自我组织的早期活动，正是让社会的某些部分在真实中生活，让社会摆脱后极权主义自我维持的因素，从而让社会自身从后极权制度里脱身而出。这些人民的非暴力活动，正是为了从自己开始彻底否定后极权制度，并且在自我人格的新基础上建立他们的生活。这些倾向，正是对于向活生生的人性复归的原则的再度肯定。平行机构毕竟不能先验地产生于体制改变的理论观念中，而来自生活的目标和人们活生生的、真实的需要(没有政治派别要卷入进去)。实际上，制度的最终变化(我们现在能观察到的仅仅是其基本形态而已)，均是由下而上的。这是生活的压力使然，而并不是先于生活、指导生活，把变化强加于生活。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个人生活的任何一个有意义的出发点都具有某种普遍性，它并非某种带有片面性的东西，只适合于有限的团体，对其他人不适用。恰恰相反，这个出发点必须能够适合于任何人，必须能够预示某种全面性的解决方案。因此，它不仅表达了个人对他们自己、为他们自己的内倾的、自我满足的责任感，而且对全世界、为全世界的责任感。因此，如果把平行机构或平行政体理解为倒退行为、孤立的行为，只顾自己小团体利益，对大众的利益漠不关心的话，就是大错而特错了。

总之，认为平行机构只是局部利益的方案，与大局无关乃是一种错误的观念。这种观点一开始就会把它的出发点从“在真实中生活“、即关心他人的原则那儿异化，最终不过变成“在谎言中生活“的另一种复杂的形式而已。这样一来，就当然不再是个人与团体的真正出发点，并会让人想到对“不同政见者“的误解：他们不过是一群利益特殊的特殊集团，与权势进行特殊的对话。总之，至少是在后极权制度内，平行结构中最发达的生活方式和最成熟的平行政体，只有在个人通过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在“第一位“的官方结构中生活这个条件下，才有存在的可能。这些联系也许不过是在国营商店里购物，用官方的货币遵守官方法令而已。我们当然可以想像在平行政体中相当兴旺的生活“底下“的部分，但是这种生活如果是蓄意当成一种固定程序来过的话，这岂不成了每个人必须过的、精神分裂的“在谎言中生活“的翻版吗?如果某个出发点不是“榜样性“的，对别人不适用，对个人自身也同样是无意义的，对此我们又有了进一步的证实。巴托契卡曾经说过，责任感最重要的特征，即是我们随时随地都负有责任。也就是说，责任是我们的，我们必须此时此地——在上帝赐与我们的时间和空间里接受、承担责任；我们无法转移别处——不管是印度教寺院还是平行政体——而逃避责任。如果说西方青年常常认识到隐退入印度教寺院并不是解决个人和团体困惑的方法，显然这充分而必要的说明了遁入教门并无普遍意义，因为并非每个人都能遁入教门。基督教则提供了一个相反的出路：这是我们此时此地的出发点，这是由于每个人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走这条路。

换言之，平行政体超越了自身，只有作为加强人们对整体的责任感的一种行动，作为发现责任感的方法，而不是作为对责任的逃避，才有意义。

十九

我已经谈过了在“真实中生活“的政治潜力，以及对在“真实中生活“的某一言行如何导致变化而进行预测的局限性。我也指出了，在这个问题上预测究竟该冒多大风险，是徒劳无益的，因为独立的、积极主动的行动的基本特征是，它们总是(起码在起初阶段)一种满盘皆赢或皆输的赌博。

然而，我们起码也要大致地考虑一下“不同政见运动“能实际改变社会的一些不同途径，否则我们对这种运动的概述就不完整。也就是想一想对整体和整体的责任感可能(并非一定如此)付诸实践的不同途径。

首先必须强调，包括社会的独立生活、“不同政见运动“的整个范围，当然不是能够影响后极权国家历史的唯一潜在因素。在后极权制度内，潜伏的社会危机可能在任何时候不受这些运动的影响，而引起一系列深远的政治变更。这种危机可以将权力结构肢解，导致和加速各种隐藏的冲突，从而造成一连串人事、观念、或者至少是“气候“的变化。它可能会极大地影响整个生活气氛，引起意想不到的社会动乱和不满情绪的爆发。在苏联集团国家中心发生的权力转变，可能会以不同方式对不同的国家产生影响。当然，就像世界文明的总趋势具有重大影响力一样，经济因素也有重要影响力。国际政治，另一超级大国和其他国家的政策，国际利害关系不断变化的结构，东欧各国的立场等等，是一个极端重要的领域，它可能成为巨大变化和政治动乱的根源。甚至那些身居最高职位的人，也不是没有影响力的，虽然我已经强调过不应过高估计后极权社会高层领导人物的重要性。诸如此类的影响及其种种综合因素十分繁芜，并且只有在这种广泛的背景和特定的环境下，才能想像“不同政见运动“的最终政治影响。这只是影响政治发展的众多因素之一(而且远非最重要的因素)。它与其他因素的区别，恐怕在于它根本上是从保卫人类的角度来考虑政治发展的。并且要把思想直接付诸于行动。

我们看到，这些运动外部走向的主要目的，是要对社会产生影响，而不是影响权力结构，起码不是直接和立竿见影的影响。独立的主动性涉及隐藏的领域，表明“在真实中生活“是人类和社会的另一种生活的抉择，并努力为这个生活创造更多空间，帮助(虽然只是间接地帮助)提高公民的信心，打碎假象世界，揭开权力的庐山真面目。“不同政见者“不扮演救世主的角色，他们不是社会的前卫和精英，先知先觉者，其使命是“提高未觉悟大众的思想觉悟“(这种傲慢不逊的自我投射，属于一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自以为对某种“理想的规划“拥有专利，有权将其强加在社会头上)。“不同政见者“们却不想作任何人的领袖。他们以每一个人根据自己的经历和工作来作出抉择(如果捷克斯洛伐克的官方宣传把宪章分子描绘成“自我封官论职的人“的话，那并不是强调他们想当前卫的野心，而是那个政权思维逻辑的自然流露。这个政权一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在那个攻击性的宣传后面可以看到打着“以人民的名义“的旗号发号施令，把权势者从高位上拉下马来取而代之的俗套。这套把戏，当权者们已经耍了很多年了)。

因此，作为社会整体一部分的“不同政见运动“，总是以间接方式来影响权力结构，因为它主要关切的是社会那隐藏的领域，因为问题并不在于在实际权力的层面与政权直接冲突。我已经阐述了一种途径，即了解法律，恪守法制的责任感就得到间接地加强。当然，这是更广泛影响的一个具体例子，是在“真实中生活“的一种间接的压力。这个压力可由自由思想、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言行举止“产生。而权力结构不管是否愿意，非得不断对这种压力作出某种反应，但这种反应总是局限在压制和适应这两个范围之内。有时候一方占上风，有时候另一方占上风。例如：波兰的“飞行大学“现在受到更多迫害，“飞行教师“们被警方拘捕。但同时，官办大学里的教授们却采纳了一直被视为禁脔的课题，丰富了他们的课程，这便是“飞行大学“的间接压力造成的结果。适应的动机可以不同，从“理想的“(隐藏的领域得到了信息，良知和求真的愿望被唤醒了)，到纯实用性：当权者的生存本能迫使他们对风云诡谲的思潮，心理与社会气候加以重视，作出灵活反应。这些动机在特定的运动中究竟哪些在起主导作用，对于最终的结果并无大影响。适应是政权的反应的正面因素，通常可以有多种形式和不同阶段。有些人可以试图把“平行世界“的价值或成员纳入官方的结构，利用他们，让两者之间多少有些相像，从而调整显而易见和难以相持的不平衡状态。在60年代，开明的共产党员开始“发现“某些未受到认可的文化价值和现象。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一步；可是这一步也不是没有危险的，因为被“溶合“和“利益“的价值已经丧失了一些独立性和创造性，披上了官方和合法性的外衣，它们的信誉也因此减弱了。在下一个阶段，这种适应可能引导官方按其最终目标和现行结构进行种种改革尝试。这种改革通常只是些不彻底的措施，企图结合和协调为生活服务和为后极权制度“自制性“服务的目标。但是改革只有到此为止。它们混淆在真实中生活与在谎言中生活原本一清二楚的界限，施放烟幕、迷惑社会、把水搅混，让人们迷失方向。当然，这并没有改变改革从根本上说来是件好事这个事实，因为改革开辟了新的空间。但改革的确使得划分“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妥协的界线更加困难了。

另外一种更高的适应阶段，是官方结构内部分化的过程。因为生活真实的需要，官方结构向多多少少制度化了的多元化形式开放(一个例子：不用改变集中化和制度化的文化生活基础，新的出版社、社团刊物、艺术团体、平行研究机构与工作室就会在由下而上的压力下涌现出来。例二：作为后极权制度典型的“传送带“官办的单一、独家的青年组织在生活真正需要的压力下，瓦解成若干多少有些独立成分的组织，如“大学学生会“，“高中生学生会“、“劳动青年团“等等)。这种分化鼓励了自下而上的主动性，新的结构出现了，两者之间有了直接的关系。新结构有的已经形成了平行组织或独立的组织，同时受到官方的尊重，或者至少在不同程度上得到认可，这些新组织不是适应生活的真正需求的、自由化的官方结构，同时也直接地表明了生活的需求，并在现今环境中要求占有一席之地。换言之，它们真正表现了社会自我组织的大趋势(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这种组织最出名的是KAN，非共产党员积极分子俱乐部，K231——一个前政治犯的组织等)。

作为后极权制度代理人的官方组织机构是按照自动性原则产生并为之服务的。在分化的终极阶段，官方组织开始萎缩衰亡，最终被新的组织取而代之。新组织由下而上发展而来，组成的方式也是截然不同于官方机构的。

当然我们还可以想像许多不同的途径，来取得普遍的组织方面的政治变革，全面削弱现政权对社会的严密控制。在此，我只提到了普遍的组织方面的变革实际上的途径，正如我们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所亲身经历的那样。还有一点我们必须补充一下：所有的具体例证都是特定历史进程的一个部分，我们不应将其视为唯一的选择和一定能够重演的示范(尤其对于其他国家)。这个事实当然丝毫减弱不了其作为人们迄今仍在寻求教训的重要性。

论及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问题，有必要指出当时运动发展的一些特点。所有的变化起初只是一种气氛，后来在概念和结构上发展，但并未受到今天那种平行结构的压力。这种平行结构和官方结构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当时根本不存在，也没有什么现在所说的“不同政见者“。那时的变化是局部的人。人们自发地试图争取更自由的思想方式、独立的创作和政治发言权。通过长期自发的、不引人注目的努力，社会的独立生活渗透到现在的结构之中。这种努力通常是从官方结构的边缘和周围开始，悄悄地建立了独立生活的机构。也就是说，社会觉醒的过程是逐步的，在隐藏的领域逐渐开放的“缓慢“过程(官方宣传中谈到所谓捷克斯洛伐克的“步步为营的反革命活动“，多少真实地描述了生活目标前进的过程)。在社会觉醒后面的推动力量并不见得仅仅来源于社会的独立生活，这种独立生活构成了可确定的社会环境。当然动力的确源于独立生活，不过人们还没有普遍认识到这点。还有一个来源，就是在官方结构中供职的那些人，多多少少与官方意识形态认同。当他们与现实本身发生了接触，潜在的社会危机和他们在官方权力机构中的痛苦亲身经历便使他们逐步认识了现实(我说的是许多支持“反教条主义“改革的共产党人，长期以来已渐渐形成了一种体制内的力量)。当时像现在“不同政见运动“这样的完全站在体制外、丝毫得到不了官方认可的情形和理由并不存在，特别对于当年有限的、“自我组合“的独立运动是这样的。当时，捷克斯洛伐克后权级制度尚未像今天这样僵化和固步自封、停滞不前、死气沉沉，人民不得不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来建立组织。由于历史与社会的原因，1968年的政权较为开放。政权已被斯大林专制主义折腾得疲惫不堪，而不得不在绝望中摸索不痛不痒的改革道路。但它已经无可挽回地从内部开始腐烂，再也不能拿出明智的手段，反击社会情绪的变化，反击青年一代的世界观，和反击千千万万的、在政治以前的范围内捍卫生活的言行举止，这些言行举止如雨后春笋，在官方与非官方之间的广阔的政治原野上脱颖而出。

从更广的角度着眼，另一种典型的情况也显得很重要：就实际的结构上的变化而言，1968年的那场社会风暴，从来没有超越过对现结构改革、分化和替换的范围，而这些不过只具有第二位的意义而已。那场风暴没有动摇后极权制度的本质，即政治模式和社会组织的根本原则。就连经济活动完全由政治体制控制的经济模式，也未受影响。政权的直接工具(军队、警察、法庭等)也没有发生任何根本上的结构变化。这一层次上的变化不过是变动一下气氛，人事安排，政治路线，归根结底是行政上的变化。其他一切有待讨论、计划。在这个方面，最深入、得到官方批准的两项方案，是“捷共1968年4月行动纲领“和“关于经济改革的方案“。前者免不了矛盾百出，都是些半途而废的措施，不动权力实际层面的毫毛。经济改革方案相当大刀阔斧。接受了许多生活对经济活动真正需要，如经济利益和动机的多元性、灵活多样的经济刺激，限制指令性经济体制的权限等等，但却丝毫没有触及经济经权益的基本支柱——国家经营的原则，而不是生产方式的真正社会所有制。因此，也许除了短暂的匈牙利起义之外，后极权制度中还没有任何社会运动能够成功地填平这两者之间的鸿沟。将来会出现什么其他的发展形式呢?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只能作一番纯粹的推测。我们暂时可以这样说：现行制度里潜伏的危机总是会(有理由认为如此)导致种种政治与社会的动乱(1953年在德国，1956年在匈牙利、苏联和波兰，1968年在捷克和波兰，1970年和1976年在波兰均发生过动乱)。这些动乱的背景、发展过程以及最终结果不尽相同，造成动乱的种种因素错综复杂，因此，我们无法预料各种偶发事件要积累到何种程度才会掀起隐藏领域里的风暴，冲破黑暗，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即“一触即发“的临界点问题)。由于存在着两种互相对立的倾向，我们也无法猜测将来会发生什么：第一种倾向是东欧集团不断加强整合，扩充实力；而另一种倾向是在非俄罗斯区域的民族意识不断觉醒的压力之下，产生了苏联统治逐步瓦解的希望(在这个问题上，苏联无法永远不受全世界的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的影响)。综上所述，我们必须明白长期性的预测的企图是徒劳无益的。

总之，既然“不同政见“毕竟不产生于纯粹的猜测，我相信，这种纯粹推测不会对这些运动有什么直接的意义。因此，把运动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就意味着把自己从自己的本原异化。

就“不同政见运动“本身的前景而言，未来的发展似乎完全排除了官方政体和平行政体两者长期和平共处的可能，因为这两者互相隔绝，老死不相往来。在“真实中生活“的言行只要一如既往，则一定会对现制度构成威胁。难以想像这种言行会继续与在“谎言中生活“的言并行不悖，相安无事，只要社会的独立生活坚持对整体、为整体承担责任的立场，只要后极权制度维持现状，那么这两者的关系不是处于潜伏的冲突状态，便是处于公开的冲突状态。

在这种情形下，只有两种可能：其一，后极权制度继续得以发展(或者有发展的能力)，这样就难免会演变成乔治·奥威尔笔下的那种可怕的世界，一切都受到绝对控制和操纵，任何在“真实中生活“的言行都被完全取缔；其二，社会的独立生活(平行政体)——包括“不同政见者运动“在内——肯定会逐渐变成一种日趋重要的社会现象，人们将以越来越明确的姿态真正加入到社会生活之中，并对整个局势施加影响。当然，这始终将是影响整个局势的众多因素之一，主要在背景上产生作用，并以与背景作用相适应的方式与其他诸因素协调合作。关于是否应该把工作重心放在改革官方体制、鼓励体制内分化或以新的机构取而代之的问题，关于是否应该“改良“现制度，或者摧毁现制度的问题，诸如此类的问题，只要确实是言之有物的问题，都可以由“不同政见运动“提出，但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在运动面临着具体任务的时候才能提出。换言之，只有根据真实的、生活的具体需要才能够提出这些问题。我认为，抽象地回答这些问题、根据某种假想的未来而形成政治纲领，意味着重返传统政治的精神和方法的窠臼，就会限制和异化“不同政见“的工作，而这种工作乃是“不同政见“的本质所在，亦是未来寄托了真正希望之所在。我已经反复强调过，“不同政见运动“的出发点并不是发明什么体制变更，而是脚踏实地，为美好生活坚持不懈地进行真正的斗争。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生活为自己发现、找到的政治组织系统一直是不完善的，有限的，并会受到削弱破坏手段的干扰。这没有什么别的选择，我们必须对此有所准备，不要丧失信心，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为自由、真实、尊严的生活而坚持不懈、不图报偿、永不停止地奋斗，永不自设限制、决不三心二意、首尾不一，决不陷入政治伎俩的圈套，不臆测自己行动的成果，也不幻想未来。当这场斗争与后极权制度发生真正冲突的时候，保持斗争的纯洁性，就是取得胜利的最佳保证。

二十

虽然后极权社会条件的特征是没有一个正常的政治生活，无法预测任何意义深远的政治变化，但它却有其积极的一面：它迫使我们根据其内在的一致性来检讨我们自己的情形，根据全球性、长远的世界发展趋势来考虑我们的未来。人类与现制度之间最内在、最根本的冲突比传统政治层面上的冲突要深刻不知多少倍。这个事实同时也决定了我们思考未来的走向。

因此，我们就得自然而然地注意到最根本的问题：整个当代技术社会的危机。海德格把这种危机描绘为：面对全球性的技术强权，人类无能为力、束手无策。技术——现代科学之子(现代科学乃是现代形而上思维的果实)——摆脱了人类的控制不再为人类服务，它奴役人类，迫使人类准备自己的毁灭。人类别无出路：我们既无理想，又无信仰，更无政治构思来帮助我们重掌对物的控制。我们亲手制造的那台冷漠无情、轰隆作响的机器不可避免地将我们吞噬，把我们从自然环境中强硬分离(譬如将我们从广义的、包括生物圈的栖息环境中分离)，把我们从“自在“的经验世界抛入“存在“的世界，而我们只有束手无策地坐以待毙。对这种情形人们已从不同的角度描述过，而且许多个人和社会团体都曾费尽心机，企图另辟蹊径(譬如通过东方思想或成立各种公社等等)。生态平衡的运动是唯一改变现状的社会或政治的尝试，包括某种普遍性的必要成分(对人类和为人类整体负责)。这是一个绝望的、由于世界的动荡局势而日见式微的呼声，而且它局限在以技术反抗技术专制的框框之内。

“现在只有一个上帝才能拯救我们“，海德格说。他还强调“另一种思维方式“的必要性，即是脱离千百年以来哲学的局限，从根本上改变人类认识自我、世界、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方式。海德格知道我们别无选择，他能向我们建议的唯有“准备期望“而已。许多不同的思想家和思潮认为不妨把这个尚未可知的出路泛称为“存在的革命“，我也这样认为。同时我还觉得，仅靠一些技术性的手段，即外在的变革动议，或者是纯哲学、纯社会、纯技术甚至纯政治意义上的革命，我们是找不到解决的方案的。

在这些范围内，人们能够觉察，也应该觉察到“存在的革命“的后果；然而，只有最广义的人类存在，才是最本质的中心点。只有在此基础上，它才能成为普遍伦理的、最终也是政治意义上的社会重建。我们所称“消费型和工业化“(或后工业化)的社会，以及奥特迦·伊·加塞特所理解的“大众的反叛“，和当前世界知识上、道德上和政治上的痛苦——这一切也许只是深刻的危机的一个方面而已。人类在危机中被全球性技术文明的自动机拽入泥淖，也在危机中找到了自我。

后极权制度是现代人类无法掌握自身命运的普遍境遇的一个特殊层面，由于它的极端性，把问题的起源就暴露得更清晰了。后极权制度的自动性不过是全球性技术文明自动机的一个极端特例，它所反映的人类的失败，不过是现代人类普遍的失败的一种变体而已。

这种对人类地球上位置的宇宙性的挑战当然也同样在西方国家发生，区别仅在于不同的社会和政治形式。海德格一针见血地称之为民主的危机。我们拿不出什么真实证据来表明西方的传统议会或民主可以提出更为深刻的解决方法。我们甚至可以说，在西方民主之中生活真正目标的活动空间越大(与我们国家相比)，危机就隐蔽得更巧妙，人们卷入的程度就越深。

看来，传统的议会式民主并不能对技术文明的自动性和工业化消费社会进行有效的反抗，因为这些民主制度也无可奈何地被后者拖入了泥淖。民主制度控制人的手段比后极权社会的残暴手段要复杂高明千万倍。然而这个僵化的政党综合体，思想纲领杂乱无章，政治纲领实用至上，掌握在一班职业化的政客手中，它卸除了每个公民一切形式的具体、个人的职责。资本积累的复杂网眼从事于秘密的操纵和扩张。

消费、生产、广告、商业、消费者文化，以及洪水般的信息的专制统治无所不在。以上一切，人们都不断加以分析、描述，但却很难把它们想像为人类自我重新发现的起源。1978年6月在哈佛，索尔尔仁尼琴谈到了没有以个人职责为基础的自己的虚幻本质，因此，传统的民主制度周而复始地面对暴力和极权无所作为。我们对于民主社会里人们享受的许多个人自由及保障闻所未闻，但自由和保障最终并没给人们带来益处。因为他们最后也是同样的自动化的牺牲品，不能保卫他们对自我本质的关切，避免自己流于肤浅，也不能超越对个人生存的关心而变成社会的自豪而充满责任感的成员，并为改变、创造自己的命运作出真正的贡献。

因为我们所有的大变化的前景都是非常非常遥远的，我们有义务关切这个传统民主的深刻危机。假如能够在一些东欧国家中创造民主的条件(虽然这种可能变得越来越小)，这可能会是一种适当的过渡性解决方案，可以帮助我们恢复饱受摧残的公民意识，恢复民主的讨论，并容许基本形式的政治多元化作为生活目标的一个根本表现得以落实。但依我之见，死抱着传统议会式民主政治理想不放，一味迷信，觉得唯有这种“久经考验“的民主才能保障人类永久的尊严及人类在社会中的独立地位，至少是鼠目寸光、毫无远见的。

我以为政治重新重视实实在在的人，这远比回到西方(或资产阶级)民主的常规有更深远的意义。1968年，我觉得只要成立一个与共产党公开竞争权力的反对党，就能解决问题，然而我长期来逐步认识到问题远非如此简单，正如单凭新的选举法本身那样，单凭反对党本身，是无法保障社会免除新的暴力形式的。没有一个“干巴巴“的组织手段本身能提供那样的保障，而且我们在这些手段里将不得不得出这个结论：上帝便可独自拯救我们。

二十一

那么，现在该问我这个问题了：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很怀疑不同的政治模式和体制改革或改造能够拯救我们。当然，我并非怀疑所有的政治思想。我强调应该重视活生生的人生，这也并不是说我就对结构上变化的可能性漠不关心。相反，第一项已经说到了，第二项也应该论及。但我只想谈几点非常一般性的看法。

归根结底，任何存在的革命都应该给人类的道德重建带来希望，也就是彻底更新我所说的“人类秩序“，即人类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是任何政治的秩序所无法替代的。一种新存在的体验，一种在世上重新再生的根基，一种崭新的、高度的责任感，一种新发现的人与人、个人与集体的内部关系——这些因素清楚地告诉我们应该追寻的方向。

政治上的结果又如何呢?它们会在新的机构中得到体现。新的机构将来源于“新的精神“、人的因素，而不是来自政治关系与保证的特殊构成。也就是说，问题的关键是价值重建：信任感、坦率、责任感、团结与友爱等。我相信这样的机构：它们的目标不是权力行使的“技术“方面，而是权力运作在这些机构中的意义。这些机构由对社会团体重要意义的共识维系着，而不是被向外扩张野心的共识所操纵，必须有开放的、生气勃勃的小型机构，因为个人的信任和责任感这种人际关系超过某种界线就不起作用了。原则上一定有对新机构的产生不加限制的机构，任何权力的积累(自动化的特点之一)对新机构是格格不入的。这些机构像社团，，而不是官方机构的组织制度。它们的权威当然不能依赖冗长空洞的传统，如群众性政治党派的传统，而是取决于它们具体处理问题的态度和方法。各种组织最好在需要的时候出现，对特定的目的充满热情。目的一旦达到，组织随之解散。这样比把各种各样早已成形的组织进行战略整合的办法要高明。领袖的权威应产生于他们的人格，并且在特殊环境中接受考验，而不能产生于被赋予的职位。他们应该获得高度的信任，靠这种信任也应该有高度的立法权力。这似乎是摆脱传统民主组织典型的软弱无能的唯一途经。传统组织常常看起来依靠的不是相互信任而是怀疑，不是责任感而是集体性的不负责任。唯有依靠每个成员最充分的存在意义上的支持，社会才能建立起抵抗“蔓生的极权主义“的坚强堡垒。作为社会“自我组织“结果，这些机构自然是由下而上产生的，它们的力量来自与生活的真正需要的不断对话、交流。一旦生活的这些真正需要已经不存在了，这些机构也就随之消失了。它们的内部组织原则应该是多种多样的，并且只有最少的外部规章。“自我组建“的根本标准，是这样一些组织的真正意义，而不是一种抽象的规则。这些不断出现、不断消失的生机勃勃的组织进行形式多样的和全面的合作，就是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基础，对于社会的经济生活，我相信自我管理的原则。这个原则也许是实现一切社会主义理论家们梦寐以求的理想的唯一途经：工人阶级真正(非形式的)参予经济决策，从而产生对于他们的集体劳动的真正责任感。控制和约束的原则应该摈弃，而由自我控制和自我约束的原则取而代之。

从上面如此简略和一般性的概述中，我们也许可以看清，“存在的革命“带来的制度上的变化远远超过了传统议会式民主的范畴。为了便于讨论，我提出了“后极权主义“一词。也许现在应该把刚才所描述的暂时称为“后民主主义“制度的前景。

无可置疑，这个概念不可以进一步发展。但我觉得这种发挥乃是愚蠢之举，因为这样一来，这个概念就慢慢地与其自身异化和脱节。无论如何，“后民主“制度的本质是：它的发展必须通过生活事实，是从生活直接产生的一种过程，来自新的环境，新的“精神“(政治思想在其中当然也起了作用，它的角色不是导演，而是一个向导)。如果新精神尚未存在，我们也不清楚它的真实面貌，就对其组织、结构上的表现加以臆测，未免流于主观武断。

二十二

要不是因为我有一种不断的感觉让我这样做，我也许略去前面整节更适合于个人反省的文字。我的感觉可能会显得相当武断，因此，我想把它作为问题来提出：“后民主“结构的想法，是不是让我们回想起某个“不同政见“的小组和某些个人的观点，而这些观点我们通过周围的环境已经是很熟悉的了。这些各种小团体，受着共同的磨难而走到一起来了。它们是不是导向我们所谈论的有特别的“人性内容“的政治关系和纽带呢?这些团体(是团体而不是大的组织机关)的活动动机主要是对它们的使命的深远意义有一致的看法，因为它们没有直接的、外部的成功机会。

官方机构中司空见惯的公式化、仪式化的纽带，由团结和友爱的真情实意而取而代之。这些团体不就是在这种环境里团结在一起的吗?“后民主“的人际关系是人与人互相的、直接的信任，以及由其而产生的个人的、非正式的权益。这种人际关系的背景，不正是大家共同体验到的困难吗?这些团体的出现、发展和消失，摆脱了空洞的传统的负担，而来自生活具体、真实的需要，这难道不是事实吗?难道在冷漠、麻木不仁的社会中，努力创造“在真实中生活“的明确形式，努力重建高度的责任感，不正是某种初步的首先重建的征兆吗?换言之，这些由信息灵通、无官僚气、生机勃勃、开放的团体构成的“平行政体“难道不是后民主政体更有意义的体系的一种初步的雏形，一种有象征意义的模型吗?而后民主体系是可能成为美好的社会的基石的。

我从无数的个人经历中明白，在《七七宪章》上签字这个简单的事实，就足以在过去是陌生的人们中间直接创造了一个更深、更公开的关系，并且激发了突然、强烈、真诚的团体感。在麻木不仁的官方机构中长期共事的人们中间，这样的事情极少发生，人们似乎要了解、接受某种共同任务，共享某种经验，就能够转变自身与周围环境。人们的社会公益工作似乎更有人性内容，而这一点在别的地方是难以找到的。

也许这一切只不过是受到一种共同的威胁的结果，也许一旦这个威胁消除或停止了，它所帮助创造的气氛就会随之消逝(然而威胁者的目的正好与此相反。威胁者们以各种卑鄙的手段来破坏受威胁团体中人与人的关系，他们这样作所花的精力简直叫人吃惊)。

然而，尽管如此，这丝毫也改变不了我所提出的问题的内容。我们不知道摆脱世界衰败的途径。如果我们把自己所作的那一点点看成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案，把我们自己、我们的团体和我们解决自下而上问题的办法看成世上唯一值得做的事，那将是不可饶恕的狂妄。

即使如此，如果我们对极权社会的思考是正确的，人类在不断捍卫他们的自我，发展了内部的组织，那么我所提出的问题还是恰如其分的。我的问题别无它意，目的只是引起人们对我们自己的体验作具体的反思，想一想我们经验中的某些成分能否有更深刻的诉求(也许我们对此并无自觉)，超越它们明显的局限；想想在我们的周围，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很多挑战还没有得到解释，还在静候着被诠释，被掌握的时机。

而真正的问题是：“光明的未来“难道真的一直是那么遥远吗?如果事实正好相反，这个未来已经早来到了，只是因为我们的盲目、我们的软弱，让我们看不到这个在我们身旁、在我们中间的未来，使我们无法进一步开创这一未来，我们该怎么办呢?

注：①扬·巴托契卡(Jan patocka 1907-1977)：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学生，哲学家，现象学家，《七七宪章》理论的创始人。

论《七·七宪章》的意义

从《七·七宪章》兴起到现在，有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答，那就是：它的冒险活动到底有没有实际的社会效果。换句话说，它的存在到底有没有意义。

在《七·七宪章》诞生十周年之际，自然我们要重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即便是旧话重提，产生不了新义，这种反思也是有益的。我们不能忽视这个问题，因为它牵涉到“宪章”的性质。“宪章”本身也一直在反省这个问题，并就此不断地进行着严肃的探索。

华沙条约国的联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那些曾被公开斥为非人性的东西，那些人们发誓决不让它们卷土重来的东西又很快死灰复燃了，并不受任何阻碍，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大雅之堂。人们居然那么快地容忍了一切，不久便对一切熟视无睹了。这次社会的突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后果，使捷克斯洛伐克整个社会陷入了深深的麻木状态之中。面对重新确立的极权体制，大多数人放弃了自己的努力，不再关心国家大事，逃避现实，钻入自我的圈子。人们不再相信公民的意见或公开的对抗有什么作用。为了证明这一点，法庭对那些持不同政见、提出异议的人进行严厉的制裁。社会涣散成一盘散沙。自由的思想和创作陷入了自我的圈子，从中寻找隐蔽所。公民的自由组合、交流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现在却被禁止了。全国上下笼罩着一种死气沉沉的气氛。一切向钱看的生活充斥着整个社会。人们觉得在政治上受了欺骗，被玩弄了，因此对政治避而远之。对一切政治思想都感到厌倦。他们每天都能亲身体验到在冠冕堂皇的词句下掩盖着多么苍白的事实。不久前还是强大的团结力量崩溃了。人们变得自私起来，到处都笼罩着恐惧。人们被迫对生活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表面上顺从，内心里却什么也不相信。

这不仅仅是政治危机，这是一种道德危机。

人们对“宪章”的作用提出质疑，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宪章”要求与当权者对话，却遭到拒绝。当局对“宪章”提出的要求不予理会，将它的建议束之高阁，而且把“宪章”定性为“颓废”派团伙，并移交警察机关处置。不仅如此，社会也没有弄清它是怎么回事，因此它的成员没有增加。没有任何有影响的社会力量站在“宪章”一边，舆论界也没有谁对它表示同情或支持。相反，人们设法与“宪章”保持距离，害怕与它发生牵连；有些人甚至对它根本不表示什么兴趣。这样看来“宪章”还有什么成绩可言呢？它所做的一切起到改良现状的作用了吗？上述事实难道不意味着它的失败吗？我认为，如果不首先弄清楚“宪章”产生的时代背景、“宪章”的性质，也就是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它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它希望把什么输入到社会中去等等这些问题，是很难回答“宪章”是否具有真实的社会效果这一问题的。正如我们衡量事物，没有尺度或选用的标准不正确，那么是得不出答案，或得不出正确答案的。我们不能用“千克”去衡量长度，也不能用“米”来表示重量。同样，不搞清有关“宪章”的一些基本问题，就去评价它的作用，也是得不出正确答案的。

强调自身行为道德水平是有些犯忌讳的。人们会将你想像为一个盲目自大的人，认为你不知天高地厚。然而遗憾的是，事实要求我们，为追求真理，必须搞清楚“宪章”活动的道德基础。否则我们就不能确定“宪章”究竟在什么范围内产生影响。因此，我别无选择，只好冒天下之大不韪了。

“宪章”不是因为它是制定一种纲领去反对另外一种纲领或意识形态而产生的。它无意成为一支与执政党竞争、抗衡的政治力量。它也并不标榜自己比执政者更高明。它的签署者中虽然有些前政治家，其中一些人至今仍从事政治活动，某些人也许会利用“宪章”活动提供的这样那样的机会去争取扮演政治角色。然而这些丝毫也改变不了“宪章”的宗旨，即它不试图从政治方面着手解决社会危机。在民主的国家，或在政治或多或少有些开明的社会里，以政治手段解决危机不失为良策。然而，对于“宪章”来说，采取这种方法，只能说明它脱离实际，自不量力。

对于处在道德危机社会中的公民来说，唯一的、合乎逻辑的、有效的出路，就是从道德方面着手，寻求解决危机的办法。

我不是第一个将“宪章”的宗旨解释为“在道德方面寻找出路”的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在“宪章”活动的早期，扬·巴托契卡就已经指出了这一点。其他很多人后来发表的观点，以及“宪章”本身的观点与此相同或根据他的观点得出同样看法。

在《七·七宪章》产生的环境中去认识它，我们会对它了解得更深刻些。在70年代中期，社会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觉醒的迹象，当然，是在所说的少数人内部。很多人开始从历史的震荡中苏醒过来；很多人抛弃幻想，开始真正自由地思考问题了；很多人已“厌倦了自己的惰性”，开始意识到不能老等待别人（上面的？外来的力量？）来改变现状；很多人已不能忍受总是被动地充当历史的客体，重新感到有必要在一定的范围内成为历史的主体；很多人感到社会避难所里的沉闷空气令人窒息，从而感到为改变共同命运所应承担的共同责任。青年一代业已成长起来，他们没有经历过被苏军占领的那段历史，因而在精神上没有留下后遗症。各种不同的社会团体，过去一直局限在自己的圈子里，现在人们渴望冲出樊篱，走向社会。人们也感觉到应该团结起来，互相支持；意识到了自由的整体性，懂得了对某个人自由的侵犯也就是对所有人自由的践踏。假如在某人受迫害时大家都袖手旁观，那么最后谁也不能逃脱受压迫的厄运。

1976年，摇滚乐队“宇宙塑料人”的成员及他们的合作者全被抓进了监狱。这次与七十年代初当局把他们当做政敌批判不同。这一次，当局直接干预了生活，即他们自由地、自然地表达自己的愿望。从“宇宙塑料人”的成员及其合作者被捕这件事中，我们马上看到了对大家共同的威胁，于是发起了一场声援运动。这场声援运动就是一面镜子，它反映了我上面提到的变化。这场声援运动也是各种公民活动冲破自我局限，更深刻地意识到自由整体性的实证。这次“极少数人”的奋起，既不是无缘无故的，也不是偶然的，而是不断觉醒的社会意识对这次滥用国家权力的必然反应。同时，声援支持了被迫害者，也加速了社会意识的进一步觉醒，隔阂消除了，很快形成了一种广泛团结的气氛。

在这样的背景下：《七·七宪章》应运而生。它将各种不同的群体、个人团结在一起，努力在它们中间培养团结、互助的精神以及对整个社会的责任感，并竭力把这种精神和责任感贯彻到社会实践中去。

《七·七宪章》是胡萨克统治时期第一次比较重要的活动。它把各阶层的成员都聚集在一起。参加这次活动的有作家、赋闲的政治家；有共产党员，也有非共产党员；有天主教徒，也有清教徒；有知识分子，也有工人；有大学教师，也有不愿墨守成规的青年。与其说他们是由于政治观点一致而聚集在一起，倒不如说他们是因为人的本性而走到一起来的。在这里，人性超越了政治，促使他们团结在一起的动机首先是道德方面的。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也是很必然的，决不是在政治上的见风使舵，投机取巧。道德观念不是分析、权衡出来的，产生道德的根源是良心而不是理智。“宪章”的产生不是建立在人们对形势的逻辑推断基础上的。它的产生根源于事物内在的逻辑性，即形势的发展和人们对它的必然反应这一逻辑。它的产生是出于每个公民对道德沦丧的反应。人们开始反抗伪道德的压迫，不愿继续唯心地阳奉阴违；渴望超越自我，克服个人恐惧，冲出自我的牢笼，关心国家大事；不愿再昧心地赞美皇帝的新装，而是要说真话。总之，人们希望自己的行为与良心保持一致，挺起胸膛做一个“大写的人”。由于这些目的和愿望，人们组织了《七·七宪章》这一活动。这是一种尝试。通过它的活动，人们希望抬起头来，摆脱屈辱；奋起呐喊，打破沉寂；摒弃谎言，弘扬真理；砸破枷锁，享受自由。通过“宪章”的活动，人们希望享受自己应得的权力和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希望重新找回人的诚实和本色，从而恢复作为人的尊严。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宪章”同仁们在宣言上签上自己名字时的那种快慰的感觉，找回自我的那种自豪感和获得解放后的兴奋。卸下久负在身的包袱，浑身为之一轻；受歧视、戴假面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这些感觉并非一些微不足道的偶然心理现象，它证明“宪章”对我们这些人到底意味着什么一一表明了“宪章”所要体现的道德观。

当我们谈及某事的道德本质或道德根源时，我们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原则上，我们指的是，我们的行为不受“功利”的动机驱使。我们干事情，不是因为确信在很短的时间内能够直接看到成功的可能，而仅仅因为这是件好事，所以我们就应去做。道德上的动机要求我们，只要我们认为是好事，就应付之于行动。我们的行为不依赖“功利”的动机，而是出于另外一种信念。我们深信，做好事是一定有它的积极意义的。我们也希望，迟早有那么一天，这种积极的意义会通过特殊的方式体现出来，并得到肯定。同时，对于这种希望落空的可能性，我们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这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念。我们坚信做好事的积极意义，即便为此冒险也是值得的。换句话说，道德方面的动机促使我们在干某件事时，不去考虑是否有成功的可能，什么时候会获得成功，也就是不要去考虑什么保障或报偿。

“宪章”的同仁们并不幼稚地认为，由于我们的活动，政府马上就会同我们对话，社会也会站在我们这一边。社会状况也由于我们的活动而得到很快的、显著的改善。而是恰恰相反，我们充分估计到我们将会受到的惩罚。

然而我们仍然迈出了这一步。因为我们认为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我们相信，做好事永远是有积极意义的。现在，做好事只给我们带来心灵上的快慰，然而总会有那么一天，这种美好的感觉就会得到社会的承认。也许这种承认是间接的而不是特别明显的。现摘录巴托契卡的名言：“世界上有些事是值得我们去做的，即便为此忍受苦难也在所不惜”。如果研究“七·七宪章”的观察家们想用一种适当的方法去考察“宪章”的意义，也就是说在弄清楚宪章目的的这一前提下进行研究，他们就应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宪章”运动真是为了恢复道德的尊严吗？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才能够去探寻它的社会意义，而且必须在能发现它的唯一领域——即道德观念对政治产生影响的范围内去寻找。这个领域比政治观察家们通常寻找政治活动产生影响的地方更为微妙。我们就试着按这个思路进行分析吧。

“七·七宪章”的活动真的是为了恢复道德的尊严吗？我们只要研究一下“宪章”的具体活动，即研究一下它颁布的一些文献，我们马上就可以从中弄清“宪章”的最本质的特征，那就是：它将“人”这一词解释为自由、平等、受法律保护、富有责任感的公民。可以说，“宪章”的活动显示出公民意识、良心和觉悟的觉醒。通过它的活动，公民要求获得在形式上被肯定、实践中却被压制了的权利；要求进一步发挥自己的民主权利。公民们已经意识到享受自由的权利，不愿继续做奴隶。

看上去还很不够。如果“宪章”直接提出自己的政治纲领，有些人就更容易理解它了。任何人随时随地都有制定政治纲领的权利。“宪章”不会阻止他，反而会支持他享受这样做的权利。然而“宪章”有自己的目标。表面上看，这个目标不够远大，然而从某些方面来说，它的目标更深远。

政治纲领的制定、实施、废除，得到支持或招致反对；以及是否影响局势，这一切都必须在“宪章”所形成的，恢复了的公民意识这块土壤上才可能实现。我们不可能指望一群奴隶能制订、宣传、执行政治纲领。只有自由的、受法律保护的公民才能胜此重任。没有公民，毫无政治可言。建房子是从打基础开始的，而不是从架房顶开始的。恢复公民意识不是政治的副产品，而是它的前提。

不仅如此，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然而公民意识作为实现任何政治的前提，是不变的。它要求大家像名符其实的公民那样，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因此要求每个人都要有勇气，怀有追求真理的愿望，要有良知、思想自由以及具有顾全大局的精神，那么什么时候我们才能说，我们已经完全具备所有这些素质了呢？可以用拉迪斯拉夫·黑依达莱克的话来回答：政治目标是有限的，而“宪章”的目标是无限的。

“宪章”的目标是无限的，因为这些目标是道德方面的。公民尊严的恢复难道不就是道德恢复尊严的表现和结果吗？能够想像一个真正的公民会没有道德尊严吗？做一个“宪章”认为的名符其实的公民，就意味着去承担更大的责任，而不是获得更多的报偿。我认为，“宪章”每天为尽快恢复公民性所做的众所周知的极大努力，本身就足以说明。我认为，“宪章”所关心的，确实是它所从事的公共事务的道德本质。

“宪章”的计划没有颠覆政府，破坏现存的社会制度这一项目，所以它也无意攻击现存的法律秩序。相反，为了恢复公民意识，它要求法律得到维护和充分实施，提醒当局注意随意干扰法律的现象，希望不要让法律成为一纸空文，而是要有法必依。即便“宪章”认为某项法律条文不合适，它也只是希望通过法律的程序加以修正。这也就决定了它与各机关之间的关系以及它的行为方式。尽管当局对它的上书表面上不予理踩，不予研究，它仍不断地向国家机关投书进谏。

也许马上就会有人对此提出质疑：上书10年，却杳无回音，那么写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处呢？难道这不是毫无目的、毫无意义的行为吗？一无所获的结果岂不反而助长了无视公民舆论的当权者的威风，使他们更加刚愎自用吗？岂不带有极端专制的情况下玩弄民主的把戏的意味吗？这样一来，我们岂不是自欺欺人地认为，“他们”正在、并十分愿意改进自己的工作，对我们的意见很重视，尽管我们十分清楚地知道他们为所欲为，除了权力外一切对他们毫无效果。

毫无疑问，从政治，或者说从实用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些质疑是有道理的。然而，从理解道德行为对政治产生的影响这一角度出发，就不是这么回事了。从短期产生的效果来看，上书之举似乎巩固了执政者的法权，然而从历史发展的观点，以及永恒的原则性来看，上书之举强调了公民意识。在社会历史的发展中，政权更迭，法律秩序变换，甚至社会制度也会发生变化。然而，有一条原则是永恒不变，并永远具有现实意义的，那就是：公民应该承担他们对整体命运的责任，并以此指导自己的行为。再次强调：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当然要根据未定的环境），都要弘扬真理；将真理与权利结合起来；要求当权者尊重真理，从而或多或少地为公开的民主讨论开辟一席之地；建立、巩固公民参政的制度，提醒公民维护自己参政的权利。

“宪章”的任务不是评价执政者，而是竖起一面社会关系的镜子，从而强调最基本的，人人都应有的公民权利。

我在此重申，上书这届政府到底有没有用，表面上看来是个暂时性的政治问题，而实质上它是有关一个永恒的道德原则，即我们共同的事情应该名符其实地成为我们自己共同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要像真正自由的公民那样，意识到自己表明观点和看法的权利和义务。这一点意义深远，至关重要。什么时候，或者说能不能够将这一行为准则贯彻到实践中去成为公共行为的准则，对这一点我们不要过分计较。

10年来，“宪章”颁布了几百份各式各样的文献，这些文献的涉及面很广。我不可能在此对它们的内容逐一进行评价，也没有这个专业能力。但我知道，尽管“宪章”不可能很好地抓住每件事的实质（不犯错误，这是违反自然规律的），但有一点是无可争议的：即在它颁布的所有文件中，都体现出反映事物真实面目的良好愿望。

即便是最高明的政治家，有时也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尽管是很小的、违心的，以便使自己对社会现象的看法适应符合权力利益的权力考虑。“宪章”却相反，由于它的目标不是政治权利方面的，它便能自由地致力于寻求真正的、毫无倾向性的真理。这种真理不管是对谁有利，对谁无益的。

众所周知，谁也不可能获得完美无缺的真理。如果“宪章”仍然决定走上这条不切实际、不合策略的道路，去寻找无倾向性的真理，那么它仍然只是它的道德方向，以及这一方向所确定的永无止境的奋斗目标。如果寻找真理是完全正确的、完全有意义的行为，那么从原则上讲，就不能因时局而对此加以任何限制。

这一点也同样引起了争议。有人认为，如果在这样那样的情况下，对某种权力或某个当局更忠心一些，我们的活动在政治上就更有效一些。这也许是可能的，然而须知这种“忠心”会使“宪章”自己背叛自己。不可能在表明某一立场的同时，拒绝接受它必然带来的后果。

我已谈过，对自由的整体性和法律的整体性的认识，导致“宪章”的产生。自由的整体性和法律的整体性当然也是恢复公民意识的前提、组成部分和结果。一旦我们中的一员成为公民（至少是民主、自由、受法律保护的公民），他就不能阻止其他人也成为公民。他在享受公民权利的同时，意味着必然尊重他人的公民权利。只要某一公民的被剥夺，那么其他人的权利也都遭到侵犯。这意味着：公民之所以成为公民，因为他们在法律面前、社会地位以及权利面前，原则上是一律平等的；任何人不因其信仰、出身、性别、社会地位不同而比其他人享受特权或承担额外的义务。如何遵循或违背这一原则，也就是说，如何对待这一平等的机会，完全取决于个人。

在平等的原则基础上，“宪章”将遵循多元化的原则作为自己内部的原则和普遍理想（准确地说，内部原则作为普遍理想的反映）。如果也许在某段时间内比其他人有更大的决策权，那也只是因为他的工作性质所决定的。绝不是因为他属于某一宗派或政治团体。他们的权威也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是大家授予的。

“宪章”不是联盟。它不等同于战后“民族阵线”这一类组织。“民族阵线”只不过是一个附合某一政党政策的权力联盟。“宪章”不是封闭的，它向所有人都敞开大门。无论是谁，只要他承认“宪章”的宗旨，愿意在它的宣言上签名，如何按“宪章”的原则做人，那就是他自己的事情了。

这种极端的开放性和平等性源于宽恕；反过来，它们又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宽容。这一现象在捷克历史上是无前例的。在短期内还不可能对此做出彻底的评价。然而这并不削弱它的道德——即潜在的政治意义。即使这种意义和影响为现实所限制，那么它至少提出了一种普遍的理想，并致力于将此输入到社会意识中去，开创先例，填补空白。“宪章”活动树立了一个榜样，发出了号召，积累了经验。现在我们还不能估价出它的意义，然而历史也不会做出什么答案的。因为它毕竟在我国现阶段这样的条件下，第一次显示出（尽管是小规模的）彻底民主合作的可能性。即使“宪章”明天停止活动，这一切也不能从人们脑子里抹掉。

当然，“宪章”的这一贡献也不是能用一般的政治尺度衡量出的，但这也绝不意味着它的贡献不存在。政治家极力向公民们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争取人心，鼓动、说服公民，向他们作出这样那样的承诺，夹带着指导和号召，有时甚至是命令和威胁；把他们召集在一起进行组织、管理，要求他们投赞成票，表示支持、信任和忠心。

“宪章”不采取上述任何手段，甚至不再发展新的签署者。虽然任何人随时随地都可以签名参加。然而“宪章”没有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网罗追随者。“宪章”不强迫别人干什么，不鼓动、号召大家，不试图对任何人进行说教，不代表任何人，也从不抱怨那些不支持它的人们。

即使它发出号召，这种号召也是间接的。“宪章”按自己的原则行动，自己承担风险，用自己的行动去验证哪些事情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从而告诉大家，即使在最艰苦的条件下，我们也能象真正的公民那样，要求自己的权利，要求享受、运用自己的权利，即使在谎言成为理所当然的地方，公民也同样能够坚持真理。每个公民都能够承担对整体命运的责任。这种行为是自觉的，而不管上面是否有指示。简而言之，我们应该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

实事求是地说，显示一下自己有众多的追随者，将他们召集起来，持众逞强，然后把他们“领向美好的明天”，这些都不是“宪章”所追求的荣耀。国外的一些记者常对我说：参加“宪章”的人数这么少，它如何能产生广泛的社会意义呢？这使我想起了斯大林的一句很有名的话：教皇有几个师？我并不是将“宪章”与梵蒂冈相提并论，只是指出，“宪章”如同苏联阵营其它类似的活动一样，它的力量不是单用数量能体现出来的。“宪章”的理想在于按自己的良心和信仰行事，并以此告诉其他人，他们同样也能做到这一点，从而唤醒大家做人的尊严，提醒他们真理是什么。

“宪章”并不认为它的活动方式是唯一的、最好的，也并不希望大家都去仿效它。如何响应“宪章”的号召；一旦响应后，在各自的条件下如何参照它，如何利用它，从中汲取灵感，这就是个人的事了。无论是谁，他们为社会所做的好事，也都是对“宪章”有益的。因为“宪章”的所作所为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大家的共同利益。“宪章”的事也就是大家的事。所以，仅用它的处境和“地位”作为标准来评价它，是不正确的。关键是要看“宪章”本身所努力遵循的原则在社会上占有什么样的“位置”。

因此可以明显看出，在什么范围内才有可能找到“宪章”10年活动所产生的意义：在那些很难确定的社会良心和潜意识范围内；在那些被繁忙的日常生活所掩盖，不通过强烈的对比我们便意识不到的普遍意识和普遍道德觉悟范围内；当然还有那些不可见运动的可见足迹中。

专制将这整个领域蒙上一层特别的阴影。正由于这种特殊性，我们更应研究它。

无论哪种权力，都是有针对性的。即便是极端专制的，它也不是极端孤立的、漂浮于世外的东西，而在某种程度上，总是它所统治的一切造就的。权力和社会之间进行着无数次的组合，它们之间有着无数的秘密契约；相互压制，相互妥协，力量对比不断发生着戏剧性的演变，极为复杂。在我们生活的这种专制体制下，这一切都有它的特征和突出意义：也就是说，这种体制并不是仅仅或者主要建立在权力机器上的；虽然这种体制并非法力无边，也看不出这种体制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统治。恰恰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讲，所有人都被迫维持专制体制的运转。正因如此，专制才能将其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每个人，一方面是害怕上司、被剥夺自由的奴隶；同时，在另一方面，对位于他手下的人来说，又是可怕的压迫者。专制于是将社会推入一种呈螺旋状上升的运动中去。这样，整个社会不仅是权力的牺牲品，同时也是它的创造者；表面上，每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维持专制机器的运转，同时在某种程度上都在心里反对它。每个人既是当权者，又是无权者；既是囚犯，又是看守。

这种情形犹如双刃刀，对于专制本身来说也是很危险的。一方面，它进一步渗透各个方面，同时——很矛盾地——使权力试图压制的一切，如富有个性的生活，对真理和自由的渴望等等，也无所不在。这些向往虽然被掩盖，受压抑，遭到审查，但他们已认识了自己，意识到自己没有任何权利，于是开始威胁着权力。由于权力无限地延伸，无权也随之推展到各个层次。纯粹的奴隶消失了，于是纯粹的统治者也不复存在了。被统治者为权力所溶合，统治者被无权所吞没；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在形式上的区别消失了。具体地说：每个人在做着自己必须做的事情的同时，想的却是另外一码事。很多手里握着大权的人也有这样的精神分裂症。

对真实生活的渴望的追求，尽管遭到各种各样的限制，却仍在权力结构内部无声息地生长，无所不在，暗暗在施加压力，并逐步认识权力的真面目。权力在社会面前开始妥协，因为与之联系广泛、密切的社会迫使权力向它作出妥协。社会将会从权力当局手中夺过一部分权力，但这个过程是缓慢的、结果也是不确定的。这些足以说明，社会在冷酷外表下掩盖的一切是极为重要的。

不仅仅如此，人和社会追求个性的潜力没有得到充分的满足，蕴藏着不满。在这种情况下，这种不满不仅仅积聚在底层。在底层，偶尔的爆发是很容易被镇压下去的。现在这种不满已无所不在，充斥社会大厦的各个层次。这种不满什么时候以什么形式爆发出来是不确定的，而这种因素仍在增长。

显然，如果低估社会的内在运动；低估道德现象和活动，或者说生存现象和运动（即“政治前”的现象），在特殊环境下（即政治真正被废除的情况下）具有特殊政治意义，那将是大错特错。

让我们回到《七·七宪章》这个题目上来吧。我坚信，大家的和我个人的大大小小的无数次经验证实，《七·七宪章》进入社会意识这一事实本身的意义远比多少人在它的宣言上签了名，多少人同他们站在一起游行示威等这些事情的意义要大的多。首先，尽管当局三番五次地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妄图埋葬“宪章”，然而它生存下来了，生存得很顽强。以至到今天，埋葬“宪章”的计划雷声大，雨点小。换句话说，当局必须习惯它的存在。这样一来，社会也就更能习惯它的存在了。于是，所谓的“颓废集团”付出了巨大代价，克服了重重障碍，获得了自己的生存权利。今天，“宪章”已成为我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固定组成部分。没有它的存在，是不可想像的，尽管由于它的特殊地位而被专制当局宣布为国家的敌人。如果没有社会的默认和尊重，国外的公开支持，而且在此基础上（仅仅是在此基础上）的国家权力机构极力掩盖的默认，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没有其内容和个性，即便“宪章”能存在，那么这种存在也是没有意义的。

我认为，“宪章”之所以成为“宪章”，是因为人们认为它广泛的社会意识中奠定了以下两点而决定的。

一、“宪章”说实话。姑且不谈这有何意义，但它现在在我国确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居民们知道这一点，国外、当局也知道这一点。当局还知道，国际社会和国内公民相信“宪章”所说的是实话。这一点迫使当局时常作出些行动的姿态。公民们主要是通过外电的广播了解到“宪章”的一些文献，这在今天已经足够了。它的收听率如此之高，足可以将“宪章”的要旨公之于众了。

二、今天，在当局给“宪章”定性后，它便成为一条不现实的出路，难以令人接受和效仿。然而正因为如此，尽管它没有计划、有意识地努力争取，却也形成了一个道德水准，衡量事物，起制约作用。它形成了一个四面八方都可与之相通，却又不必与之相连的渠道。这样它就恢复了那么一种平行的体制，制定出衡量标准，提供固定的参照物，以便衡量各种势力。我常遇到这样的情况，那些或多或少对权力作出迁就的人们常说，如果没有“宪章”的存在，他们会在迁就这条路上走得更远。人们有这样的感觉，“宪章”，就在他们周围。特别是对很多人来说，当他们与当局发生冲突而无法调解时，他们知道“宪章”能作为他们的归宿，假使没有“宪章”的存在，就会产生一种蒙昧的感觉，毫无公民价值可言。

“宪章”的活动当然也已有了些实际的结果：当局不时地尝试着解决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似乎是巧合，恰恰是“宪章”以前提出过的；“宪章”倡导的并用自己的身躯捍卫的独立文化空前发展起来；现存社会中已出现社会解放的各种迹象，以及当局已害怕“宪章”公布的那些非法行为引起国际舆论的批评（作为一种监督当局的机器，“宪章”在这方面还是起了作用的）。并非我夸大成绩，我只是把这些当做神秘、敏感的时代脉搏中“不可见”运动的可见痕迹，即重点。

很难弄清楚，通过自己的催化作用宪章到底导致、加速哪些过程，这一切又将导致什么。然而我们并不必因此不确切而烦恼，至少有一点是显然的，它的作用不仅仅在于它的能看到的成绩，如果“宪章”必须依赖它的这种成就而生存，那么它早就不存在了。

70年代上半期，整个社会处在麻木不仁之中，毫无生气，人们感到沉重的失落感，对于这个国家的一切，人们都感到无所谓了。那是一个无所作为的时代，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每天都是一样的无聊，岁月在流逝，然而社会历史却停滞不前。一切活动都是预先计划安排好了的，——这只是运动的仿制品。

我们之所以产生这样历史停顿的感觉，是因为相对独立的主体不能参与国家决策。多元体制消失了，这样各种势力之间的复杂微妙的关系也就不存在了。也就是说，集权当局自封为一切决策的主体。在这种情况下，运动、变化、发展便失去了前提。

《七·七宪章》是近年来除当局以外的第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体。它一走上社会，社会关系便揭开了新的序幕。各种社会关系——国家与“宪章”、社会与“宪章”、国家与社会便都活跃起来。看上去似乎已僵死的躯体，转眼间又出现了复活的迹象。

历史又回到我们中间。未来又成为不可预测的。也许有人会重新使用暴力，迫使人们认为未来是可知的；也许已显示出希望又会被窒息，历史会重抛弃我们的国家；也许《七·七宪章》的努力对一切都无济于事；也许就连已发生的一些微不足道的事也会消失；也许“宪章”失去的进程也会减速；也许若干年后。我们“宪章”的同仁们仍会成为某些人眼里的历史奇观研究；也许人们会将一切忘得干干净净。

我不十分相信这样的结局，但我不能排除它的可能性。最奇怪的是：即使没有什么好结果，可当我们有一天离开这个恐怖世界时，我们都不会认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是毫无用处的。

1986年7月

狱中书简

我不时听到某个人灾难性的消息，告诫说在我们的圈子里每个人都在同他人吵架，没有人在做有用的事情，他们喝得太多；移居国外（当他们在国外时，只是制造更大的丑闻），仅仅关心他们自己，去弄不属于他们的钱，而更广为人知的是仅仅猎取名声而无视其他人，等等，诸如此类。我知道从两三个表面的偶然事件中得出普遍的结论是多么容易，特别是当我们关注的现象在整体上是如此复杂多变，如此弥漫混乱和无法理解。我现在不想写这些是因为我对这些或类似的消息还没有把握——它们是否令我担心——我还没有从中得出任何结论。等我出狱后我将自己来看，或许事情并不那么坏；或许它们甚至更坏。而现在，我只是担心其他事情。

……

当一个人选择采取一定的立场之后，当他在自己的生命中注入了某种意义，这将给他洞察力、希望和目标。当他到达一种真理并决定“生活于其中”，这是他的行为和他的独一无二性；这是一种存在的，道德的并最终是形而上的行为，是从他自己的心灵深处生长出来并以此充实他自己的存在。从一定的立场出发，这是一种自足的行为，尤其是独立于环境中的变化和趋势，独立于被称作普遍的状况，而不管它在某个时刻将如何出现。如果这样一种立场是正确的和深刻的，那么任何外在的状况和环境都将不可能在更深刻的基础上改变他的选择（至多，仅仅可以改变他的行为方式）。

一个不能从自身汲取力量和不能在自身内部发现其生命意义的人，将依赖于他周围的环境，将在自身之外的某处为自己寻找方位——在某种意识形态，团体组织或社会中去寻找，这样，尽管看上去他在行动，但事实上他仅仅在等待、在依赖。他等着看其他人将要做什么，或者他们将指派给他什么角色，他依赖他们，如果这些人什么也不做或把事情弄糟，他则屈从于幻灭，他将像一只戳破了的皮球一样，自身崩溃。

这本质上是一种狂热盲从的态度。由于不能独立地面对世界的异化，狂热者将自己的命运交给他所崇拜的制度，盲目地与之结为一体。但是，一旦出现某种迹象，不能满足他关于必须是什么的幻想，他开始恐慌。他感到他的世界崩坍了，他的生活失去了意义，很快，他变得意欲去做多年来他曾经猛烈（从根本上，他是一个狂热者）抨击的那些：他开始关心他自己，移居国外并适应一切。

这样一种人是不幸的：他总是慷慨激昂，而同时又始终失望，他只是廉价的乐观主义者，甚至一个外在的偶然事件者就足以将他推入悲观主义的深渊，他可以非常轻易、非常快、非常热烈和没有一点内在保留地献身于一项事业（同时激烈地抱怨那些没有投入这项事业的每个人），但是当事情变糟的瞬间，他同样有能力对这项事业感到厌恶，屈服于什么事情都没有意义的悲观主义，直到他重新发现——毋宁说是直到另外有人发现——某种新的他可以与之认同的东西，可以将自己的所有理性、他的道德心和责任再一次推诿给它。

真正的坚定不移仅仅表现在某人能够依靠他自身而不是他人，他有力量保持清醒严肃的精神，保持他自己的理性，健康的自制和对于世界独特的而不是调停的观点。当然反过来也一样：只有能够保持这样一种持久的总体看法的人才能真正地信仰——这种信仰是作为一种灵魂的状态，作为一种“面对存在”而不是对来自外部某种东西盲目认同。

换句话说，甚至每个人都出国，每个人都放弃，每个人都屈于“在世界中的在”，这也不是一个人做同样的事情的最微小的理由：一个人不是出于做其他人所做事情的需要而采取某个立场，因此，他也不可能因为其他人已经放弃了的那种可怜的理由而放弃。

当每件事开展得挺顺利，我们周围的每个人为了他的理想都很坚定、勇敢、不知疲倦，人人都始终宽容、互相热爱，我们当然很高兴；而一旦反过来，我们便意气消沉。然而，不管怎样，这种高兴和沮丧，都不能被允许触及事情的核心，即那道路是我们为自己选择的，我们已经选择了它。

于是回到我们开始所说的事来：对我来说，这些灾难性的报道，至少其中的部分更多地暴露了承受这些消息的头脑状态，而不是其所揭示的客观状态，它们暴露了这种人无力依赖于他们自身，暴露了他寻求同盟者的需要，这种需要导致了对于同盟者的不幸依赖，其中包括他仅仅寻求拯救的人，到他整个献身的人。而伴随着这些人的崩坍，他也必然自动崩坍。同时，依我看来，我怀疑这种内在的精神状态——如果它定要出现——将微妙地出现在所有外在状态的报道之前，并对外在状态产生一种影响，直至最终决定其立场、事实的选择和怎样评估的东西，仅仅是缺乏自我依靠、力量、坚定、独立，缺乏一种令人振奋的长远观点及一种善意的理解，结果，不可避免地导致放弃。使得一个人看到处处道德衰败并不是如此普遍的道德衰败本身，而毋宁说是一个人失去了自身确定性和生活的意义。引证我自己说过的：世界的迷失仅仅在我自身迷失的范围之内。

这听上去也许奇怪，但是每当我听说我们某项事业处于危机之中时，我对此欣然接受，并将其做为这项事业仍然存在的证明：如果它不存在，就不会处于危机之中。你看到，我比大多数人更少幻想，因为我更不需要它们，因为我信仰。信仰什么？很难说。信仰生活，也许。

1983年2月5日

一年总有两三次，一些灾难性的消息传到我耳中来，其中部分是不可避免的报怨：“什么也没有发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你也许猜想我对这样的消息特别脆弱，因此感到不安和压抑。或在绝望中大声抱怨：为什么我呆在这里？如果什么也不发生会引起什么样的感觉？我不想把事情简单化，但是我必须承认，有时我对这种消息的反应是与你的想像完全相反的方式：我经常生气地反问：想要发生什么？为什么非得要有什么事情发生？为什么总要有什么事情“被做”？什么是那些必须要做的？当然，我的生气不是对这样一些个别消息的反应，而是对于这种抓住事物的反常方式所作的反应。不管怎样，它们总引起我的关注。这是一种建立在虚幻之上对于事物的了解：每件事情坚持或失败在于“做”，做是这样的一些东西，从根本上说，当事情在“做”，原则上总比“不做”要好，换句话来说，这是一种为行动而行动、为做而做的崇拜，唯一重要的是让某件事发生；而发生了什么行动，谁在做及为什么做，它的意义是什么，将会有怎样的反响，引起的结果如何，则是不重要和整个没有意义的。事件开始或结束的意义仅仅在于它曾经发生的事实，如果什么事情是不重要的，那么尽可能多并尽可能经常发生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们的数目和次数成了生活的尺度。

这样的必然结果是一种空洞的信仰，“如果没有什么发生，那么就什么也没有发生”。因此，生活事实上成为一种持续的死亡，被一些事件在这儿或那儿打断的事实。事件越多，我们似乎越存在，而事件越少，看起来则越不可避免地死亡。我不认为是否有多少事情发生是根本重要的，也不认为事件的数量本身会告诉我们任何本质的东西。对我来说，唯一重要的是所发生的事情有没有意义。那种认为“如果没有什么发生，那就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感情，是一种表面化的、依附性的偏见，是空洞的精神，是始终屈服于时代，仅仅通过不断编织伪事件的数量来证明自身的优秀，像一只蜜蜂那样，走向自己的结局。沉默往往比最雄辩的言词来得更雄辩。一个精心选择、安置恰当的词往往比一百页处心积虑的空谈更有效地净化空气。

显然，存在过一个非常混乱和闹哄哄行为的英雄时期。每个人做每一件事，人人友好地对待他人，愉快地分担事情，互相帮助而无人拒绝，每一个团体都有过这么一个年轻时期。显然人们偶然地会对此怀念，而借助这个背景，现在确实好像“什么也没有再发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得不警惕，并回想起那种从激情澎湃到虚无主义熟悉而危险的循环。在那个时代，它曾经席卷了我们同胞中的大批人，他们并不比我们年长多少。想到这一点确实悲哀，因为那些人曾经这样坚决地反对盲从主义和幻想，他们似乎能够摆除这种立场，结果却以这种方式告终。

换句话来说，我并不在乎发生事情的多少。我仅仅对所发生的——或没有发生的——是否有意义和有什么意义感兴趣。我喜欢这样的事情：确实可靠的，有根基的、独创性的，有活力的、均衡的，有味道的、富有交流性、挑战性的，对时代是中肯的——简言之，带来意义的事件。一桩这样的事件甚至半年一次，或一年一次，要比所有那些单调乏味，尽管其动机也许是高尚的，而其仅有的理由是无事可做而来得有价值得多。这种没有意义的行为通常仅仅使所采取的立场贬值，劳民伤神，结果落得个无补于事的印象……

沉默和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人的立场，比将它大声喊出和接着很快放弃它有意思得多。一个沉默的伙伴，尽管你敢肯定当他开口时将像敲钟一样清晰，但却从来不能预言他什么时候开口和他将要说什么，他将比每个事先断定的人远远有能力搅动这个世界。

1983年1月22日

（崔卫平 译）

政治与良心

一

我年幼时曾经在乡村住过一段时间。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年的一种经验：我沿着穿过田野的小路到附近的学校上学，一路上瞥见出现在远方地平线上的巨大烟囱，从那里释放的滚滚浓烟播散于天空，那十有八九是为生产军需而仓促建成的工厂。此时，我便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感到有什么地方十分不对头，感到人们在污染天空。我不知道当时是否有生态学这样一种科学，即使有，我对此也毫不知情。但对于“污染天空”这种事情令我本能反感。在我看来，人们这样做是对某些东西犯罪，他们破坏了某些重要的东西，任意地搅乱自然秩序，这样的举动不能不受到惩罚。当然，我的厌恶主要是审美意义上的；当时我并不知道这种有害的释放终有一天会破坏森林、灭绝野生动物和危及人们的健康。

假如一个中世纪的人外出狩猎，他突然发现地平线上有像大烟囱般的东西。他或许以为这是魔鬼所为，或许会跪下来祈祷，请求上帝保佑他和他的家族平安无事。

究竟什么是中世纪的农夫的世界和小男孩的世界之间共同点呢？我想是一些根本的东西。小男孩和农夫比大多数现代成年人都更为热切地植根于哲学家们所说的“本来的世界”（The natural world）或“生活的世界”（lebenswelt）。他们还没有从其真实的个人经验中异化出来，这样一个世界有它的早晨和夜晚，有它的下方（大地）和上方（天空）；太阳每天从东方升起，穿行于天空，然后在西边落山；在那里这样一些概念诸如“在家中”与“在他乡”、善与恶、美与丑、近与远、责任与权利，仍然有着活生生的和一望即知的含义。小男孩和农夫们仍然植根于这样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知道区分什么是为我们熟悉亲近，并合情合理地作为关注对象的东西，而另外一些东西在它们之外，因其神秘性而使得我们应该对此谦卑地弯下腰来。我们的“我”从一开始就信任这个世界，视之理所当然；这是我们生动活泼的经验的世界，一个还没有变成冷漠的世界，所有我们的爱、恨、尊敬、轻蔑、传统、利益和使得文化得以产生的未经反省的丰富的含义等，都与之密切相关。这是使得我们的欢乐和痛苦不可取代、不可出让、不可涂抹的领域，于其中、并通过它和为了它，我们因而得以发问，产生个人的责任感。

在这个世界中，诸如正义、诚实、叛逆、友谊、背信、勇气或同情这样一些概念，有着和实际的人们及实际生活的重要性相联系的全部切实的内容。在这个世界的底部所蕴含的价值，甚至在我们的去谈论、关照和探索它们之前，便早已存在并一如既往地存在着。这样一个世界将它的内在统一性归因于某种“前思辩”的假设，假设世间万事万物之所以得以运行，是因为存在着超出人们视野的地平线之外的东西，存在超出或凌驾于我们的理解和把握之上的东西，同时也正是这个东西，它赋予这个世界以坚实的基础，带来了秩序和尺度，并成为世间所有法则的习俗、戒规、禁令、标准的隐秘来源。

“本来的世界”，出于其自身的存在，内在地拥有某种绝对的前提——这个绝对安置、界定、激励和引导万事万物的，没有它便是难以想像的，对此我们也只能默默地加以尊敬，任何试图摒弃绝对、试图控制它、用别的东西去取代它，在“本来的世界”这个框架中，都显得狂妄自大，为这种狂妄自大的人类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像唐璜和浮士德一样。

就我个人而言，污染天空的烟囱并非仅仅是不去顾及“生态因素”的一种令人遗憾的景观，如果是那样，人们可以通过加装合适的过滤器便可纠正过来。对我来说比这更进一步的是，它象征着一个时代，这个时代试图越过“本来的世界”的界限及某种规定，将其弄成仅仅私人的兴趣，主观爱好，仅仅是个别人的幻想偏见及异想天开。它象征着一个纪元，这个纪元将个人陷入失去联系的隔绝状态，包括与神秘的东西及绝对之间的联系，取消作为这个世界之尺度的个人经验到的绝对，而代之以一种新的、人造的、既不神秘也缺少主观“奇想”的非个人、非人类的东西，它被称之为客观的绝对，即对于世界的科学模式的客观和理性的认同。

现代科学，以其所建立的关于世界普遍有效的形象，冲垮了“本来的世界”的种种界限，将这个世界仅仅视为偏见的牢狱，而我们则必定要冲破这个牢笼去追求客观的经过证实的真理之光，对它来说“本来的世界”无异于我们落后的祖先遗留下来的不幸残余，是他们幼稚、不成熟的幻想。用这种眼光来看，它视我们“本来的世界”中甚至是最内在的基石仅仅为虚构而加以抹杀，它杀死了上帝放上一个真空的王位，从此将科学作为唯一合法的监护人和仲裁人，把存在的秩序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说到底，只有科学能凌驾于所有个人的主观真理之上，并代之以一种居于高位的、超主观、超个人的真理，它完全是客观和普遍的。

尽管现代理性主义和现代科学这样的东西，像所有人类作品一样，也在我们的“本来的世界”中发展出来，但现在它们却系统地背弃了这个本来的世界，否定它，诽谤它——当然，同时仍在开掘它。一个现代人，其“本来的世界”已被科学和技术彻底征服，只是在当呛人的气味弥漫于他的房间，才会对烟囱冒烟发出抗议。而即使这样，他也不会发出形而上的抗议，因为他知道拥有该烟囱的工厂生产着他所需要的东西。作为一个技术时代的人，他可以考虑仅仅在技术的限度之内作些补救，比如说在烟囱上安一个净化装置。

请勿误会，我并不是提倡人们取消烟囱，禁止科学或笼统地返回中世纪。何况，绝非偶然的，现代科学某些最深奥的发现表明，客观性的神话有着极大的争议性，经过一个奇怪迂回之路，重新将我们带回到人类主体和他的世界。我无非是希望在最一般和最普通地被接受的轮廓之内，考虑现代文明的精神框架和它今日危机的根源。并且尽管反省将首先从政治开始而不是生态方面的，但也许我更宁愿以一个生态方面的例子来阐明我的出发点。

许多世纪以来，欧洲农业的基本组成是家庭农场。在捷克文中，用来表达它是一个更古老的词——“grunt”，这个词具有其词源学上的意义。它来自德文“grund”，实际意味着土地或基础，而在捷克文中，具有了一个特殊的语义学上的色彩。作为“基础”一词的口语同义词，它指出了土地的“根基性”，它的不容置疑的、传统的和“前思辩”的那种既有的确凿和可信。当然，家庭农场也是各种各样的难以平息的社会冲突的根源，即使这样，我们仍然不可否认：家庭农场适得其所，受到世代农民的检验，并为他们的工作成果所体认。同时，在家庭农场所属的全部事物数量上和种类上都达到了最佳平衡：田野、牧草、边界、森林、牲口、家畜、水、路等等。许多世纪以来，没有农民把它当做系统研究的课题，然而，它却构成了一个通常说来令人满意的经济的生态系统，于其中每件事物都和其他事物有着千丝万缕的有意义的联系，以此保证了农场的稳定性和农民收成的稳定。不同于今天的“大型农场”，传统的家庭农场是生机勃勃和自给自足的。尽管它也受制于常见的自然灾害，但这不是它的过错——恶劣的天气、牲畜瘟疫、战争和其他巨大灾难是在农民的力所能及之外。

当然，现代化和社会科学拥有改善农业、提高产量、减少劳动强度、消灭最恶劣的社会不平等的上千种途径，但是，要实现这些，包括现代化，要在一种相当的谦卑引导之下才有可能，得知道尊重自然秩序的神秘性和从中产生的适度性，这种适度内在于个人经验和责任中的“本来的世界”。现代化不应该由服务于“科学世界观”的新型农学家或官僚所代表和推行。那种非个人的客观科学，实际上是一种妄自尊大、骄横、不可一世的粗暴侵犯。

然而，这正是发生在我们国家的情况：我们称之为“集体化”。30年前，它像一阵旋风一样席卷了捷克斯洛伐克，遍及每一个角落。作为其后果，一方面，是成千上万的生命在监狱里遭受蹂躏，他们被奉献于更加光明的明天所提供的科学乌托邦的祭坛上。另一方面，是社会冲突和劳动强度的减少减轻，农业产量大幅度提高。这还不是我要提及它的原因。我的理由在于，当旋风把家庭农场从地球表面扫荡殆尽之后的30年，科学家惊讶地发现即使是一个识字不多的农民也早已知道的事情：人类每一次激进地、一劳永逸地和毫不留情地企图取消曾经谦卑地尊敬的“本来的世界”的界限，取消谨慎的个人知识，都将付出沉重的代价。他们还将会为试图征服自然、支配自然、嘲弄其神秘性付出代价；同样也为取消上帝和以上帝自居而付出代价。事实上这些已经发生了。随着村篱和森林被砍伐，野鸟绝迹，农作物便失去了抵抗害虫的天然屏障。大量统一管理的农田每天无可避免地流失数百万立方米的表层土壤，而它们是经历了数世纪才积聚而成；化肥和农药已经灾难性地污染了所有的蔬菜产品、土地及水。重型机器经年不息地压在土壤上面，令其空气不能流通导致贫瘠；巨型乳牛场的母牛因患神经机能症不能产奶，同时农业甚至更多地从工业那里吮吸机器制造、人工肥料，在一个地区分工专业化时代增加运输费用等等。简言之，情况可怕而没有人知道未来数十年内将会有着怎样令人震惊的变化。

这是一个悖论：在科学技术的年代人们相信自己可能改变生活，因为他们能够掌握和探索自然的复杂性及其运作规律。但到最后，这些规律显然悲剧性地揭示了人们的失误，并使人们受挫。人们认为他们能解释和征服自然；但结果却摧毁了它，剥夺了自己继承自然的权利。“脱离自然”是一种怎样的前景呢？归根结底，科学最近的研究成果表明，人类身体不过是数百万有机微体繁忙的互相工作和影响，它们一道构成了覆盖于我们地球的那个巨大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生物圈”。

这不是科学本身的错，而是科学时代人们狂妄自大的错，明明不是上帝的人偏要去扮演上帝的角色而导致残酷后果。人们取消了他们所拥有的所有联系的绝对地平线，否定了他生活着的世界中他个人的“前客观”的经验，同时把个人经验和良心放逐到浴室，仿佛那纯粹是个人私事。人们视他的责任为一种“主观幻觉”，而代之以现在已证明是所有的幻觉中最危险的那种：剥夺了所有具体人类生活内容的有关客观性的杜撰，一种所谓的对于宇宙的理性的理解，一种假设的“历史必然性”的抽象图式。所有这些幻想的极致是，人们可以构想一个可以精确地计算出来并在技术上可以实现的“普遍的福利社会”，仅仅需要试验机构和工业及官僚主义的工厂便可以将其转变为现实。数以百万的人们被奉献于这个幻觉之前，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除非他偶然置身于这个铁栏之外，并被猛然扔回他的“本来的世界”。归根结底，这种想像中的移情现象，应该归结于被取消的个人所产生的偏见，这样的个人不得不从属于科学、客观性、历史必然性、技术、制度和政党组织，以及所有这些非个人的东西，它们当然不会出错。它们是抽象的、无人身的、功利主义的，因而甚至是天生“无辜”的。

至于未来，如果说永恒的前景还没有彻底被驱逐到童话世界，但却被锁进浴室，那么，还有谁作为个人去关心它，甚至为它担忧？如果一个当代的科学家虑及两百年后将要发生的情况时，基本上是以一个冷漠的旁观者，他不可能去关心当下他所研究的有关跳蚤的问题新陈代谢、脉冲的放射信号或地球的天然气储存将来会怎样。而一个现代政治家呢？他绝对没有理由要关心这些，尤其是这会影响到他在竞争中的机会，只要他生活在一个有竞选的国家。

二

捷克哲学家瓦茨拉夫·别洛赫拉德斯基曾令人信服的发展出这样的思想：建立在抽象理性和非个人的客观性假设上的现代科学理性主义精神，不仅有其自然科学方面的奠基人伽利略，而且有着其政治学方面的奠基人——马基雅维里，他首次把政治理论表述为有关权力的技术理论（尽管带些恶意讽刺的口吻）。虽然有着全部历史错综复杂性，我们仍然可以说，现代国家和现代政治权力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这里，一旦人类理性从人类个体、他的个人经验、个人责任感中分离出来，他也就背弃了“本来的世界”的框架，背弃了与之相联的具体的责任感，背弃了他的绝对地平线。正像现代科学爱将作为生活在经验世界中的个体——实际的人类个体抛置于脑后一样，现代国家和现代政治更是如此。

可以肯定，权力变成匿名的和非个人化的过程，减缩至仅仅是一种操纵技术的过程，有着1000种面具、变种和表现形式。有时它是隐蔽的、难以察觉的；有时它是完全公开的；有时它是微妙曲折的；有时却又是残忍而直接。然而，总的来说，这是一种普遍趋势。它是所有现代文明基本特征，产生于现代文明的精神结构，并盘根错节地扎根于这个精神结构，包括其技术本质、大众品格和消费趋向。

统治者和领袖，在他们拥有的权力中曾经有过个人面貌和个人品质，在某种程度上也曾为其自身的善或恶的行为负起责任，不管他们是建立在世袭传统、还是人民的意志或战争胜利及阴谋诡计的基础之上。但是现在，他们被经理、官僚、党政干部（专业的统治者、操纵者）和种种擅长管理、操纵和惑人技巧的专家所取代，他们被安置于各种功能性的非个人化交叉点上，作为国家机器的一枚螺丝扮演着被指派的角色。这个专业的统治者是“无辜”的匿名权力的“无辜”工具，其合法性来自科学、控制论、意识形态、法律、抽象性和客观性，总之，来自对于作为个人和邻人的责任以外的东西。

一个现代政治家没有任何东西可保留，在他明智的面具和审慎的词令背后，那种植根于“本来的世界”之内一个人的爱、激情、兴趣、个人看法、恨、勇气和愤怒等，一点痕迹都没有，他也将所有的这些东西锁进他的私人浴室。如果我们还在这张面具后面瞥见了什么，那只能是一个胜任或不胜任的权力技术员。制度、意识形态和党政机构剥夺了人们的良心、常识和自然的谈话及实际的人性内容，这对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是一样的。国家甚至越来越像一部机器，人民被转化成统计学意义上的投票人、生产者、消费者、病人、旅游者和士兵。

在政治里，“本来的世界”中好与坏的概念因而变成了已逝年代的古老残余，失去了全部绝对的意义；政治上唯一的方法是可以量化的成绩。权力成了“先验的”和“无辜”的，因为它并不从一个“有罪”和“无辜”仍然有其意义的世界中生长出来。

这种非个人化的权力在极权主义制度中获得了最彻底的表达。像别洛赫拉德斯基指出的，非个人化的权力及其对人类良心、人类语言的成功征服与一种欧洲之外传统即有关帝国的“宇宙性”概念联系在一起（认同帝国，将其当作世界的唯一中心，而人类不过是其财产）。但是正如极权主义制度清楚表明的，这并非意味着现代非个人化的权力是一件欧洲以外的事情。事实刚好相反：恰恰欧洲和西欧，提供了和强加于这个世界的已经变成这种权力基础的这样一些东西：自然科学、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工业革命和类似于这种革命的那种幻想的抽象性，通过将“本来的世界”赶到浴室而代之以对消费、原子弹、一些主义的崇拜。也正是欧洲——民主的西欧，今日正面对着这种矛盾的输出而感到困惑。对它从前输出现在又回溯的扩张主义是抵制还是认可，这种当代的两难处境说明了这一点。由来自欧洲的精神和技术潜能所制造的相似的和更好的火箭正瞄准着欧洲，那么欧洲是否付出以被迫参与这样完全不道德游戏的代价，来表明其要捍卫已失去的价值的决心？抑或欧洲应该退让，从而显示出对于地球命运的责任感，并通过这种责任感的神奇力量，来影响这个世界其余部分？就西欧和极权主义的关系而言，我想，最大的失误莫过于误解了到底什么是极权主义——它是全部现代文明的凸透镜，是需要对这种文明应当如何理解自己的全球性的一声尖锐的、也许是最后的呼唤。

如果我们加以忽视，欧洲文明将不会致力于任何实质性的改变。在欧洲自身的理性主义传统中，它很可能视极权主义制度为一种地域性的试图建立普遍福利社会的奇特做法，视其为某种邪恶的人拥有的扩张主义的倾向。或者，在同样的理性主义传统中，这回是在马基雅维里将政治视作权力技术的概念中，人们可能视极权主义制度纯粹是来自扩张主义邻国的一种外部威胁，可以通过适当的示威，便可以将其赶至可以接受的界限之内，毋需作其他深思。

持第一种看法的人是能和浓烟滚滚的烟囱和解的人，因为尽管那儿又脏又难闻，但它最终服务于一个美好的目的，是为了生产大量的必需物质。持第二种看法的人是那种认为这不过是一个工艺方面的缺陷，只需在工艺学的范围便可以消除，如装上一个过滤器之类的净化装置。然而现实情形呢，我相信将不幸地更加严重。污染天空的烟囱不仅仅是可以修补的技术上的失误，或为更加美好的消费主义明天所付出的代价，而是一种文明的象征，这种文明抛弃了绝对，无视“本来的世界”，蔑视其命令。并且，极权主义所提出的警告远比西方理性主义愿意接受的要严重得多。

最重要的，它们是理性主义不可避免的后果的凸透镜，是理性主义自身深层趋向得到奇特夸张之后的意象，是理性主义自身膨胀的不祥产物。它们是对理性主义自身危机的深刻而富有启示的反映。极权主义制度并不仅仅是危险的邻国，也不是某种世界进步的先驱；恰恰相反，它们是这个文明全球性危机的“先驱”，这种危机先是欧洲的，然后是欧美的，最后是全球的。它们是西方世界的未来科学研究一个可能的话题，这并不是说有朝一日这些东西将要侵袭和征服全世界，比这更为深刻人意义在于——它们鲜明地勾勒出的别洛赫拉德斯基“非个人化的末世学”的后果。

这是一种膨胀了的、匿名性的官僚主义的权力的全面统治，不仅是不负责任的并且早已在全部良心之外运行，建立在一种因为与真实相脱节所以能使任何东西合理化的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虚构上面。这种权力作为操纵、压迫、制造恐惧的全面垄断而存在，它垄断性地制定思想道德、个人生活，进而将它们非人性化；这种权力很久以来只是和少数专横的统治者相关，而毋宁说攫取和吞噬了每一个人，因而将所有的人都结合到其中去，至少通过他的沉默。没有人真正拥有这种权力，因为这种权力拥有每个人，它是一头怪兽。不但不受人们的指引，而是拖曳着每个人，沿着其“客观的”自身势头——所谓“客观”意味着它脱离了全部人类尺度、包括人类理性，因而成为彻底的非理性——奔向一个可怕的、未知的将来。

我想重申：极权主义是对当代文明的一个巨大的提醒。也许某些地方一些身居要位的人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将这种制度从地球表面铲除，然后便万事大吉。但这无异于一个相貌丑陋的女子通过打碎镜子来摆脱她的窘境一样。这样一种“最终解决”是非个人化的理性最典型的梦想之一，正像“最终解决”这个词鲜明地提醒我们的那样，它可能将梦想转变为现实，也因此把现实转变为噩梦。它不仅解决不了当今世界的危机，只要最终还有人活着，便只能反过来加深这种危机。它只能给这个已是沉重负担的文明进一步增添数百万人的死亡，却不能阻止走向极权主义的基本趋势，反而加速了它的步伐。它将是一场代价昂贵的胜利，因为其胜利者来自于这样一个矛盾：他们不可避免地要模仿其战败的敌手，其程度超出了今天的人们所愿意接受和能够想像的。

这只是一个小例子：想像在国家、民主、进步和军事纪律的名义下，西方世界要建造一座多么巨大的古拉格群岛，才能将所有的那些拒绝参加这种行动的人拘禁起来，而不管这样做是出于无心、原则、恐惧还是邪念！没有一种邪恶可以通过掩盖它的表面得以消除。我们需要进入原因本身进行探讨。

三

我常有机会和访问我们国家的西方知识分子谈话，他们的日程表上包括访问一个持不同政见者，有人这样做是出于真正的关怀，或希望理解和表达支持，也有人纯粹出于好奇。在哥特式和巴罗克式的纪念馆之外，持有不同政见者显然是这个沉闷单调的环境中唯一令人感兴趣的事情。这些谈话通常是颇有启发的，我从中学习和理解了不少东西。问题通常是这样一些：你们人数这么少？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你觉得真可以改变事情吗：你是反对社会主义呢还是仅仅想改进它？你是否谴责在西欧部署潘兴Ⅱ导弹和巡航弹？我们能为你们做什么？你目前所做的全部只能为你带来迫害和牢狱之灾，又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那么驱使你这样做的动力是什么？你想要在你们国家看到资本主义复辟吗？提出这些问题有着良好的动机，出于渴望理解的愿望显示了发问者本人关心这个世界的现在和将来。

但我仍要说，再三向我提出的这些或类似的问题表明了西方知识分子如何完全不理解——从某些方面来说，是不可能理解——这儿所发生的事情，究竟我们这些被称之为“持不同政见者”是受什么驱动？并且最重要的，我们的所做所为最终说明了什么？例如这样的问题：“我们能为你们做些什么当然，可以是很多。这个世界上有自由思想的人们越多地支持、关心我们，和我们团结一致，那么我们被抓起来的危险越小，我们的声音不至成为荒野中的呼叫的希望就越大。但是，在这个问题的深处存在着内在的误解。说到底，这不是一个帮助我们这些少数“持有不同政见者”至少暂时不致入狱的问题。甚至也不是帮助捷克斯洛伐克民族，让人们生活得好一些，更加自由一些。

这儿的人首先而且最需要的是自己帮助自己。我们曾经太多地等待别人的帮助，太多地依赖这种帮助，同时也导致更多的灾难：不是在最后一刻撤走答应的援助，就是转向人们期待的对立面。在最深刻的意义上，还有某些东西更为生死攸关——救助我们全体，不管是我本人还是来访的我的对话者。难道事情不是和我们所有的人都相关？难道我们的黯淡前景，我的希望，反过来说不也是他们的黯淡前景和希望？而我的被捕不正是对于他们的一击？他们所受的蒙蔽不也是对我的一击？对布拉格人的镇压不也是对全体人类成员的一个镇压行为？如果对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无动于衷甚至抱有幻想，那么不也是替其他的地方发生悲惨的事情作准备？他们的受难不正是我们受难的先决条件？关键并非是某些捷克持不同政见者需要帮助，而是作为这个地区的人需要帮助。

我可以最好地帮助自己摆脱烦扰，只要不再做一名“持不同政见者”。关键是持不同政见者徒劳的努力和他的命运告诉了人们什么，关于环境、命运、机遇和这个世界的问题，他们的行动证实了什么？他们拥有哪些方面或者也可能成为其他人思想养料的东西？他们以何种方式解释自己的命运并且使之成为与我们共享命运？究竟是以什么样的形式，他们成为前来访问的人们的一个警告、挑战、危险和教训？

还有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问题！我得承认这个问题给我一种上个世纪深处的感觉。对我来说，这些完全是意识形态和在语义上含混不清的概念，早已变味了。问题完全不在于此，它更为深刻并和我们每个人有关：我们是否不管以何种途径恢复“本来的世界”以此作为真正的政治的领域？是否重建人类成员的个体经验，当作评判事物的首要尺度？是否将道德置于政治之上、将责任置于欲望之上、使得人类的社会富有意义及人类的语言重新获得内容？是否将自发的、完整的、有尊严的人类个体“我”，重新放回到所有社会活动关注的焦点？是否要对我自己负责，因为我们存在和某种更高的东西相联系？是否为生命给出一个意义，能够牺牲某些东西，在极端的情况牺牲一切，个人平庸的或富裕的生活，即扬·巴托契卡所说的“日常规则”？

在这场反对非个人化的权力扩张的朴素但却是全球性的严峻斗争中，是面对一个西方的经理还是一个东方的官僚，只是偶然的地点上的区别，它肯定不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可以保卫自己的人性，也许还存在一线希望——我们也许将找到某些更有意义的途径，在我们的自然要求和分享参与经济决策之间，以及有尊严的社会形象之间造成一种平衡，并赋予全部行之有效的推动力，在真正的市场交易中实现富有人性的冒险精神。然而，一旦我们不能捍卫我们的人性，任何旨在改善经济运作的技术或组织化的策略都不能拯救我们，就像在工厂烟囱上安装净化装置不能阻止普遍的非人性化的趋势一样。

归根结底，一种制度朝着什么目标运作，比它如何运作要来得重要。而那种服务于全面毁灭的运作不也可以是甚为顺畅的吗？我这样说是因为，从命运分配给我的眼光来看世界，我不可能避免这样的印象：不少西方世界的人们对我们时代真正面临的真正危机知之甚少。

例如，我们只要瞥一眼当今西方知识分子摇摆于其间的两种基本不同的政治，显而易见，它们不过是玩弄同一种游戏的两种不同的方式，即由匿名的权力所操纵。因此，它们不过是朝着同样的全球化极权主义迈进的两条道路而已。

玩弄匿名理性游戏的一种形式是继续戏弄事物的神秘性——“扮演上帝”——进一步发明和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当然，所有这些开始都被说成意在“保卫民主”，而实际上民主却被贬为“不切实际幻想”，这在我们所处的欧洲的这块土地上，早已经变得如此。而这种匿名游戏的另一种形式谓之曰“为和平而斗争”，这股诱人的旋风将许多善良忠实的人们卷入其中。当然，它并不总是需要如此。我经常有这样的印象，这股旋风是同一个制造表面的、无孔不入的非个性化权力设计和调度的，它作为一种更为诗意的手段征服人类良心。

请注意，我头脑中的非个人化的权力是作为一种原则，一种全球化的现象，并非仅仅指莫斯科——说实话，莫斯科还没有组织如此广泛的当代和平运动这样的能力。然而，在这个极权主义和意识形态的世界里，要使得一个诚实的、有自由思想的人（威胁所有匿名权力的主要对手）变得无用，还有比给他提供尽可能简单的主题、伴随着全部拥有表面上的崇高目标更好的办法吗？你能想像有什么事情比“一场反对战争的斗争”更能有效使人头脑发热吗？——先是受其迷惑，然后加以占领、最终丧失所有的批判力量。还有什么比这更聪明的欺骗人的办法，让他们相信这样的幻觉即如果他们干预部署武器（它们总得在什么地方部署）他们就能阻止战争？很难令人想像人类精神通往极权主义的更为简单的途径。如果武器总要部署这一点越来越显而易见的话，那么，头脑中完全认同阻止这种部署的人就会变得激进，越狂热，最终从其本来目标中异化出来。

因此，被最高贵的动机所驱使的人发现，在其旅途的终点，完全匿名化的权力需要他这么做：在极权主义思想的巢穴中，他不再是他自身，为了另外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他放弃了他的理性和良心。只要服务于这样的目标，我们将这幻想称之为“人类幸福”、“社会主义”或“和平”都无关紧要。

当然，从防御的立场和西方世界的利益来看，有人宣称“赤化总比死要好”的确不是太妙，但是，从全球化的、非个人化权力的眼光，即从它君临一切和代表了一种真正的恶魔般诱惑的眼光来看，没有比这样更好的了。这口号毫无疑问地表明说这番话的人已经放弃了他的人性。因为他已经放弃了某种能力，放弃了以个人的方式承担某种超越他本人之上的东西，甚至为这种给生命提供意义的东西献出自己生命。

巴托契卡曾经写道，一个人若不愿献身于令他的生命具有意义的东西，那么他便不值得活着。正是在如此放弃意义和如此一种“和平”的世界上，在“日常规则”之下，战争最容易发生。在这样的世界里，不存在由最高的牺牲勇气来保障的道德屏障来进行抵制。那种非理性地“保卫我们的利益”的大门充分敞开着。知道自己为什么去死的英雄的缺席，是通向人像牲畜一样被屠杀的堆积如山的尸体的第一步。“赤化比死要好”这个口号作为向苏联投降的表达并没有十分激怒我，但是作为西方人放弃任何有意义的生活的要求和接受非个人化权力的表达却十分令我震惊。这句口号实际说的是没有任何东西值得一个人为之献出生命。然而，若不存在最高牺牲的水平线，所有的牺牲就变得没有意义，因此没有任何东西有任何价值，没有任何东西有任何意义，结果是一种彻头彻尾否定我们人性的哲学。对苏联极权主义制度而言，这种哲学只是提供稍许政治上的帮助，而对西方极权主义而言，这种哲学直接和原发性地构成了其本身。

简言之，我不能克服这样的印象。西方文化对它自身的威胁，远远超过SS-20 导弹。当一个法国极左派学生带着恳切的目光对我说，古拉格群岛是为社会主义理想所纳的税以及索尔仁尼琴不过是一个心怀怨恨的人时，他将我投入深深的忧虑之中。欧洲真的不能从自己的历史中学到什么吗？那个热切的年青人是否能够明白——即使是最诱人的“普遍幸福”的计划要求一个人非自愿地去死，即不是为了获得生命的意义自觉地去死，便证明了它是反人性的？是否只有到了发现自己也被禁闭在靠近图卢兹的某个苏式监狱里，他才明白点什么？我们世界的新语言是否如此渗透到本来的人类语言之中，及至如此基本的经验也使得人们之间无法沟通？

四

在提出了全部这些尖锐的批评之后，我想人们希望我谈谈在当代世界的政治难题面前，我认为什么是西方人富有意义的选择。正如我一直表明的，对我来说我们所有的人，东方和西方的，都面临着一个基本的使命，与它相比，其余都是从属性质的。这项使命是抵制匿名的、非个人化的、非人性的权力，抵制这种非理性的趋势，它以种种意识形态的、制度的、党政机关的、官僚主义的、伪饰的语言及政治口号的方式出现。这项使命需要我们保持高度警惕、深思熟虑并全神贯注，在每个步骤和每个地方都全身心地投入。我们必须抵制它的复杂性和全面异化的压力，不管它采取消费、广告、镇压、技术，还是陈词滥调的形式，所有这些东西都是狂热主义的亲兄弟，是极权主义思想的温床。我们必须从我们“本来的世界”汲取尺度，重新确认它的被否认的真实性，而不怕被嘲笑。我们必须以智慧的谦卑之心，尊重“本来的世界”界限，尊重其背后的神秘性，承认显然有超出我们能力之外的存在的秩序中的某种东西。我们必须和我们存在的绝对地平线保持联系，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将会不断地去发现和体验这种联系。我们的所有行动、所有个人的和未经意识形态审查的生活经验，都要以价值和责任为出发点。我们必须相信我们良心的声音更甚于所有抽象的推论，不去发明良心的呼唤之外的其他责任。我们不必为我们能去爱、拥有友谊、团结、同情心和宽恕而感到羞耻，恰恰相反，我们必须将我们人性中的基本尺度从被放逐的“私人性”中解放出来，将以此作为有意义的人类社会唯一真正的起点。我们必须受我们自身理性的引导，在任何条件下将为真理服务作为我们自己的基本经验。

我知道所有这些听起来非常笼统、模糊和不现实，但是我向你们保证，所有这些看上去朴素的字句来源于非常具体难得的与世界的经验，请允许我说，我知道自己正在说什么。非个人化的权力的先锋队拽着世界在它的非理性的道路上向前，沿途尽是被蹂躏的自然和火箭发射台，它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极权主义政权。无论是忽视、原谅、屈服和接受它们的游戏方式，从而将我们变为它们，都是不应该的。我确信我们可以最好地面对它们，可以不带偏见地去研究它们，与之彻底划清界限，并以不同于以往的方式和这种邪恶作持续的斗争，这种邪恶除了表现为大量的显而易见的方面，还居留于所有地方甚至我们内部。构成对这种邪恶最大的威胁不是把火箭对准这个或那个国家，而是在当代人的心灵结构中否认和铲除它的存在：人回到自身并承担起对世界的责任，重新理解人的权利；坚持不懈地抵制宣称其超越善恶之外的非个人化权力每种形态，不管它如何伪装狡诈，甚至顶着反对极权主义制度的名义。

最好的抵制极权主义的做法是将它从我们自己灵魂中、我们周围的环境中、我们的大地上彻底地驱逐出去，从当代人性中彻底地驱逐出去。对全部极权主义制度下受害者最好的帮助是正视之所以构成极权主义制度的那种邪恶，极权主义正是从中汲取力量，它的“先锋队”正是由此培育，如果没有这种先锋队，没有由此发展出来的最狂热的萌芽，极权主义制度便失去了基础。重新强调人的责任是对付一切不负责任的最天然的屏障。假如发达国家的智慧和技术潜力能真正负责任地得到传播，而不仅仅是在一种纯利润的自私利益的压力下进行，我们便能阻止不负责任地将其转化为杀伤性武器。着眼于事情的原因肯定比仅仅是在对结果做出唯一可能的反应要有意义得多。否则，其结果将是用同样不道德的手段作出唯一可能的反应。而遵循这条路线，意味着在这个世界上继续散布不负责的邪恶，因此正好是产生滋生极权主义毒素。

我赞同“反政治的政治”这种提法，也就是说，政治不再是权力的伎俩和操纵，不再是高于人们的控制或互相利用的艺术，而是一个人寻找和获得有意义的生活的道路，是保护人们和服务于人们的途径。我赞同政治作为对人类同胞真正富有人性的关怀。我能想像得到，这样一条道路在这个世界上是十分难以实现的，运用于正常生活也极为困难。但是，我看不到别的选择。

五

当受审和服刑时，我直接感受到国际援助的重要和有益的力量。我永远会感激那些声援。然而，我不认为我们这些在自身的环境中寻求和表明真理的人，只能处于呼吁和接受帮助的不平衡的位置上，而不能向来自援助的方向上送去帮助。

我相信在“苏联阵营”中称之为“持有不同政见者”是一种特殊的现代经验，是一种在非人性的权力堡垒下的生活经验。正因为如此，“持有不同政见者”有机会甚至有责任去反省这种经验，做它的见证并将其传达给有幸没有这种经历的人们。因此我们有机会以某些方式去帮助那些帮助过我们的人，在我们深刻的共同利益和人类利益的意义去帮助它们。

这些基本经验之一为：我称之为“反政治的政治”是可能的，并且可以是有效的，尽管本质上它无法事先计算出其效果，肯定和西方考虑政治成效完全不同。它是隐蔽的、间接的、长期的和难以测量的；经常仅存于看不见的社会良心、社会意识和下意识的领域，因而几乎不可能去估算其价值将在何种程度上，对推动社会发展有何贡献。但显然我以为这是一种基本的和有普遍意义的经验，一个孤独的似乎无权无势的人敢于发出真理的声音，在这种行为背后，由他全部的人格和生活支撑着，他准备付出昂贵的代价，他有着令人震惊的更大的力量，尽管表面上被剥夺了公民权，但却有着数以千计的无名的支持者。在今天的世界上，包括是在狂风呼啸的前沿哨所，都有可能以个人经验和“本来的世界”来反抗非个人的权力，去揭示它的罪行，像《古拉格群岛》的作者所做的那样。

今天已变得越来越明显的是，真理和道德可以为政治提供一个新的起点，拥有一种不可否认的政治力量。一个勇敢的科学家尽管被围困在偏僻的乡间，经受着被唆使的周围世界的恐吓，但他发出的警告的声音仍然能够穿洋越海，并更能清晰地对这个世界大多数人的良心发言，远甚于全部成群结队的受雇的宣传机器。同样变得越来越明显的是：像善与恶这样纯属个人的概念，仍然有其不可混淆的确定内容，在某些情况下足以动摇看起来是不可动摇的权力及其军队、警察和官僚。还有变得越来越明显的是，政治决不仅仅是专家的事情，一个工程师，只要他心术端正，懂得尊敬超越于他之上的东西，并摆脱恐惧，便能够影响其民族的历史。

是的，“反政治的政治”是有可能的。政治“来自下面”。政治是人的政治，而不是机构的政治。政治来自人的内心，而不是来自一个命题。并非偶然的，这种充满希望的政治非得建立在这种严酷的斗争的基础之上，处于“日常规则”之中，我们必须得先沉到井底，然后才可能看见星星。

当扬·巴托契卡写《七七宪章》时，他用了一个概念：“无权者的团结”这个词语。他想到的是那些运用唯一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东西——自己的人性——来反抗和面对非个人化的权力。这种“无权者的团结”将超越国界、政治制度、政治集团的樊篱，超出传统政治的高级游戏，不去追求头衔和职位，从被权术家嘲笑的对象——人类良心——中创造一种真正的政治力量，一种有关未来的更美好的前景不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吗？

1984年2月

（崔卫平 译）

故事与极权主义

我有一个患严重气喘病的朋友因为政治上的原因被判刑，在监狱里过了好几年。在那里，他受害弥深。因为他的狱友吸烟而他几乎不能呼吸。他换一个无吸烟者牢房的要求都没有人理睬。他的健康，甚而他的生命，受到很大威胁。一个美国妇女知道了这件事并想帮助他。她打电话给一个熟人，一家重要的美国日报的编辑，问他是否可以写点什么。“那人死时给我打个电话”，那位编辑回答。

这是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但在某些方面是可以理解的。报纸需要一个故事。气喘病不是一个故事。死亡可以使它变成一个故事。

在布拉格，只有一家长期委派的西方通讯站。在黎巴嫩，一个远比捷克斯洛伐克小的国家，有几百个以上。也许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正如他们所言，“这儿什么事也没有”。比较起来，黎巴嫩充满了故事。它是一个谋杀、战争、死亡之地。像人类所能记忆的那样长久，死亡从来就是每一个真正的故事的凝聚的焦点。

我们的情况像我的朋友：我们不值得注意因为我们没有故事，也没有死亡。我们仅仅有气喘病。为什么必须有人对我们的咳嗽声感兴趣？

人们也不可能永远写呼吸是多么困难这件事。

我并不为这样的事情烦恼——在这里恐怖分子是不是逍遥法外，或者在上层有没有重大的有关腐败的丑闻，或有没有暴力示威或罢工。

令我感到烦恼的是另外一些事情：这种有新闻价值的故事令人奇怪的缺席并不是社会和谐的一种表达，而是一个危险的和极端的过程的外在结果：所有故事的消灭。几乎每天我都为这种社会沉寂其意义暧昧不清而感到震惊，这是在极权主义制度与生活本身之间看不见的战争的可见的表达。

认为捷克已经从战争和谋杀中摆脱出来这不是实情。战争和杀戮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它们从光天化日下无所遁形的公开事件转变成朦胧不可见的内部的毁灭。人们在故事中读到的那种纯粹的“典型”的死亡（尽管它所包含的恐怖，却仍能不可思议地透露出人类生活的意义［此处有语病］），在这里已经由另一种死亡取代：慢性的，遮遮掩掩的、不流血的，不再是纯粹的，然而是没有行动，没有故事，没有时间的死亡，集体的死亡，或者更确切地说，麻木不仁的，社会和历史虚无化的过程。这种虚无化如此取消了灭亡，同样如此取消了生命：个人的生命变成一个大机器中功能单调、整齐划一的组成部分，他的死亡仅仅是意味着卸除了他的使命。

所有这些迹象表明，这种情况是发达的、稳固的极权主义制度的内在表达，直接从其本质中生长出来。

来自西方的参观者经常惊讶地发现，对捷克人来说，切尔诺贝利核辐射和艾滋病并不是一种恐怖的来源，而更像是一个笑话的主题。

我必须承认这并不令我惊奇。因为极权主义的虚无化完全是无形的，比起艾滋病病毒和切尔诺贝利核辐射它更看不见，然而更为当下的，更危险，换句话说，它比艾滋病或核辐射更内在，更紧迫地触及我们每个人，因为我们每天都以个人经验去了解它而不是从报纸和电视上了解。因此，那些比较起来不那么具有恐怖意味，不那么阴险、不那么内在的威胁就被驱逐到背景中去并遭到忽视，是不足为奇的。

这种无形的胜利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故事的消失意味着人类认识和自我认识一个基本手段的消失，极权主义的虚无化否定人们从外面观察和理解其过程的可能性。这里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你直接经验它，要么你对其一无所知。某种恐吓不允许对其作公开查询。

外国旅游者可能会形成这种合情合理的印象：捷克斯洛伐克比瑞士更穷、更枯燥，报界对在这里关掉他们的办事处有一个合情合理的理由：他们怎么能指望没有事情可报道。

我试图揭示我们气喘病的起因和作一些本质的观察。

我试图揭示从世界的这个角落，故事的消失本身就是一个故事。

５０年代捷克斯洛伐克有装满好几万无辜人们的巨大集中营。与此同时，建设工地充满着好几万青年积极分子，他们具有新的信仰，唱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歌。那时有拷打，枪决，穿越边境戏剧性的追逐，密谋，与此同时，颂词正在写给首席独裁者。共和国的总统为他的亲朋友好签署死亡许可证，但是你仍然可以有时在街上看到他。

理想主义和狂热者的歌，极为激愤的政治犯，英雄受难——所有这些都是历史的组成部分。５０年代在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坏的时期，但是，在人类历史中，这样的时期有许多次。它与历史上发生过的有某些共同之处，或者说至少具有与其他那些时期的对比，它仍然像历史。没有人会说什么也没发生，或者这时代没有自己的故事。

１９６８年苏联入侵之后，捷克斯洛伐克政治权力的行动计划是称作“来自危机年的教训”的一份文献，这是一个适当的标题；当权者真的从“布拉格之春”学到了一课。他们发现当大多数人的意见和利益之门打开之后事情会走得多远：极权主义者自己本身受到危害。通过上了这堂课，政治强权给自己树立了一个目标：自我保存。这个目标本身有其必然性的过程，一种无意识的动力，所有直接或间接操纵生活的机器扩展及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形式，从此，没有什么留下来可以供选择。

过去的２０年，捷克斯洛伐克几乎可以作为图解一种发达的、后期的极权主义制度作用的一本教科书。革命的精神和恐怖已经由沉闷的惰性，受托词支配的小心谨慎，官僚主义的不负责任，和无意识的、照章行事的行为方式所取代，所有这些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将社会逐渐变成现在的模样。

狂热者的歌声和受拷打者的呼叫声不再被听到，无法无天已经装出温文尔雅的样子，并且从拷打室搬到没有个性的官僚们装潢一新的办公室。如果共和国总理终于在街上被看到，那么他是躲藏在呼啸着开往机场的轿车防弹玻璃背后，去会见卡扎菲上校。

发达的极权主义赖以建立的操纵手段如此精致，如此复杂和有力，以致它不再需要谋杀凶手和牺牲品。甚至不需要因为有着一个更好前途的梦想而散布不满的火热的乌托邦建设者。“现实的社会主义”这个名词，是这个时代自己杜撰出来的，它强调了这样一点：在这里梦想者已无容身之地。

每一个故事都始于一个事件。这个事件——被理解为从一种世界的逻辑进入另一个世界的逻辑——开始于每一个故事从中产生和由此孕育的那些：状态、关系、矛盾。故事当然有它自己的逻辑，但是它是一种不同的真理、态度、思想、传统、爱好、人民、高层权力、社会运动等等之间的对话、冲突和互相作用的逻辑，有着许多自发的、分散的力量，它们预先不能互相限制，每一个故事都设想有多种真理、逻辑、采纳决定的代理人及行为方式。故事的逻辑与游戏的逻辑相似，一种在已知和未知之间、规则和变化之间、不可避免和难以预料之间的张力。我们从来不能真正知道在这种对抗中将会产生什么，什么因素将加入进来，结果将会怎样；从来也不清楚在一个主人公身上，什么样的潜在素质将会被唤醒，通过他的对手的行动，他将被导向怎样的行为。

仅仅因为这个原因，神秘是每一个故事的尺度。通过故事所告诉我们的不是真理的一个特定的代理人，故事显示给我们的是人类社会这样一个令人兴奋的竞技场，在那里，许多这样的代理人互相接触。

当前极权主义的支柱是存在着一个所有真理和权力的中心，一种制度化了的“历史理性”，它十分自然地成为所有社会活动的唯一代理人。公众生活不再是不同的、或多或少是自发的代理人摆开阵势的竞技场，而仅仅变成这个唯一的代理人宣告并执行其意志和真理的地方。一个由这种原则统治的地方，不再有神秘的空间；完全的真理掌握意味着每一件事情都事先知道。在每一件事情都事先知道的地方，故事将无从生长。

显然，极权主义制度在本质上（和其原则上）是敌视故事的。

当故事遭到毁灭时，有关历史性的感情也同样消失。我记得７０年代早期捷克斯洛伐克像是发生了一个“历史休止”的时期；公众生活似乎失去了它的结构，它的冲击力，它的方向，它的张力，它的节奏和神秘，我不能记得当时发生了什么，或者这一年同那一年有什么区别，而且我觉得这已无关紧要，因为当难以预料的事情消失时，意义的感觉也随之消失。

历史被伪历史所取代，被依次发生的周年纪念、代表大会、庆祝活动、群众性体育活动所取代，被某种人为的活动所取代——并不是一些不同的角色互相遭遇、有着一个开放性结局的戏剧，而是一个真理和权力的核心代理人其单向度的、明白的、可预见的自我谕示（和自我庆祝）。

因为人类的时间只能通过故事和历史来体验，所以，对于时间本身的体验也开始消失：时间像停止不动或者原地循环，好象崩溃成可以互相替换的碎片。不知从何而来又往何处去的事件的进展失去了其故事的特征，因此也就失去了更深的意义，当历史的地平线丧失时，生活变得毫无意义。

极权主义强权用官僚主义秩序来代替历史的生气勃勃和纷乱繁复，这样有效地窒息了它。

在某种意义上，这个政府将时间国有化了。因此时间遭遇到与其他许多国有化实体相同的命运：它开始枯萎。

如我已经说的，革命的精神气质在捷克斯洛伐克早已不复存在。我们不再受幻想、革命或意识形态的狂热所统治。这个国家由千人一面的官僚们所支配，这些人声称坚持革命的意识形态，但却仅仅想着他们自己，他们已经不再相信任何东西，原来的意识形态已经变成形式化了的仪式，它给他们提供一种其内部联系的语言。

十分奇怪的是，也只是在目前，这种意识形态才开始结出其重要的果实，显示其深刻的结果。

我们怎样来解释它？

很简单：通过这个时代和这个制度深深的保守本质（在保存的意义上）。它越是从原先的意识形态的热情中得到好处，便越是奴隶般地信守所有它的基本原则，这些看上去像是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唯一确定的。结果是，通过其无意识的机械的运动，这些原则渐渐演变为畸形的现实。极权主义结构不断地巩固和完善早已变成仅仅服务于赤裸裸的权力的自我保存，但这是最好的保证，那些最初意识形态中的遗传密码将处于活跃状态而不受干扰。那些为了“更高的目标”而有着前所未有的热情因而可能威胁这个自动过程的幻想家已被恪受教条的官僚主义者所取代，他们的确缺乏思想使其成为后期极权主义空洞继续的理想保护人。

极权主义虚无化的现象是种子早已埋下的一种意识形态的后期果实之一。

极权主义制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时已经完全成熟，也不是某个疯子将原来设计切除恶性生长的手术刀用来杀害那些健康的人们。

我们仅仅需要穿透各种刚萌发的理论枝芽的织体，便可以看到虚无化的胚芽已经蛰伏在这个意识形态赖以生存的心脏中：这个信仰认为它已充分了解这个世界并已显示其真谛。如果这个信仰的主要领域是历史，对于其虚无化倾向的能量从它对待历史的态度中最强烈地释放出来，还有什么奇怪的？

它开始对历史从某一个方面去解释，然后将这一方面绝对化，最终将所有历史缩减成这某一个方面。历史的令人激动的多样化由于一种有规律的、容易理解的“历史法则”、“社会集团”、“生产关系”间的互相作用而被废弃，而这如此取悦于那位科学家的眼睛。然而这样渐渐地从历史中放逐了那些给予人类生活、时间和历史自身结构的最主要的事情：故事。故事进入一个非意义的王国，它有两个基本的组成部分：独一无二和模棱两可。由于一个故事的神秘是人类可以讲述出来的神秘，失去故事意味着历史开始失去它的人类内容。人类生命的独一无二变成仅仅是历史法则的装饰，真实事件中的张力和激动被排除而视为偶然，因此对学者来说，它们就没有被值得注意的价值。历史变得令人厌倦。

对于过去的虚无化同样也将未来虚无化了：当“历史法则”被投射至未来时，将要怎样和必须怎样突然变得一目了然。这种必然性的眩目的照射焚毁了未来的本质：它的开放性。规划建立世间天堂是历史的最后结局，为了摆脱社会矛盾、人类的不良品质甚至贫穷，于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破坏。社会僵化成永久和谐的谎言，人被弄成纪念碑，象征着幸福的永久持有者——这些是无声地完成的对历史精神的杀害。

但是通过将它自己作为历史最终回归到自身的手段，意识形态不知不觉地地承认了它自己的毁灭。其主张是通过意识形态，历史最终理解了自身，理解了它将要去的地方和怎样进行，这些都是在意识形态的引导之下。意识形态展示了必将发生的历史必然性，从而也证实了意识形态自身的历史必然性，它的使命便在于实现这种必然性。换句话来说，历史终于发现了它的最终意义。然而，问题是，发现了自己意义的历史是否还有什么别的意义？甚至是否还是历史？

意识形态，声称自己的权威建立在历史之上，变成了历史最大的敌人。

这种敌意是双重的：如果意识形态通过彻底解释历史而毁灭了它，那么历史也以一种无可预见的方式呈现从而毁灭了意识形态。

当然，意识形态毁灭历史仅仅是意识形态式的，建立在这种意识形态之上的权力却以现实的方式压抑历史。事实上，这是别无选择的，如果历史以其不可预见的方式呈现，来显示这种意识形态是错误，这将令权力丧失其合法性。

通过否定历史，权力不仅为其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辩护，并且为其作为极权主义政权身份辩护。这个身份也有一个坚强的意识形态的庇护所：如果最初不是从一种意识形态中吸取力量——这种意识形态如此自满以致轻视除它以外的任何其他观点，如此自大地宣布自己的历史使命，以及这种使命所带有的所有特权——这种只存在一种真理和权力的核心代理人将很难存在，更遑论发展和壮大。归根结底，极权主义权力因此而得以出生、断奶以及直至今天浸透着这种偏狭的意识形态，它视多元化仅仅是一种被迫的邪恶，或一种形式上的俗套。这种核心原则无非是最初的意识形态的始终贯彻和其空虚的完美肉身化。作为合法的产物，这种原则利用意识形态的虚无化的能量，因而将这种意识形态理论成功地付诸实践。

目前我们社会深受其害的气喘病是这场战争的自然继续——这种精神上的狂妄自大曾经向故事宣战，向历史宣战，因而也向生活本身宣战。

厌倦已经从历史教科书中跳出来而进入真实的生活。

任何羽翼未丰的极权主义首先试图限制和完全排除其他的权力源泉。开始是排除政治上的多元化。但与此同时或稍后，精神上和经济上的多元化也随之消失，因为任何尊重这些多元化的权力将不是统一的权力。

这样，首先故事从公众生活中被赶了出去。

由于它自身特殊的重力——它的极权主义的重力——这个权力深化自己的极权性质和扩展其范围。它一旦宣称核心权力置于法律和道德之上，权力的行使便脱离公众的控制，政治上的多元化和公民权利制度上的保证将变成嘲弄，或者干脆取消，那就没有理由尊重其他任何限制。中心权力的扩张并没有在公众（生活）和私人（生活）的边境停留下来，而是任意推进这条界线直至毫无廉耻地干涉曾经属于个人的领域。例如，一个鸽子爱好者俱乐部是享有自治的一种形式，现在发现他们处于核心权力的监视之下。这个权力通过在我的住房里安装窃听器，将我的呼吸（这纯粹是我个人的私事）从我说的话中识别开来，这个国家对我所说的话不能漠然置之。

当反对党被禁止和审查制度被引进，对故事因而也是对生活本身的侵害不是完结，而恰恰是开始。

因为它们更巧妙隐蔽，不直接的干涉有时更加危险，通常公众生活不是同私人生活截然分开的，现代文明中无以计数的现象将这两个领域捆绑在一起，因此它们变成一种两副面孔、两极和两维的单一的和不可分割的生活。尽管有时候以复杂的和隐蔽的方式发生，每一件在公众领域中发生的事件最终影响和塑造了私人领域，当公众生活虚无化了，私人生活也被扭曲和彻底虚无化。每一种彻底控制前者的措施对后者也产生致命的影响。

对多元化，对故事，对公众领域的侵害不仅是侵害生活的某一个方面，而是全部生活。

直接的和非直接的操纵之网像一件紧身衣，它捆绑生活因而必然限制生活自身呈现和结构的方式。所以生活从此萎缩、衰弱、耗尽，它变得廉价和平板，它变成伪生活。

当我在监狱里的时候我一次又一次地意识到，和外面的生活相比，现在故事是如此之多。几乎每一个囚徒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令人震撼或激动的生活故事，当我在听这些不同的故事时，我突然发现自己像是处于一个极权主义之前的世界，或是一个文学的世界。不管我怎样认为我的狱友们丰富多彩的叙述，它们反正不是极权主义虚无化的文献。相反，它们证明了这种叛逆，独特的人性用叛逆来抵抗它自身的虚无化；并且用自身具有的顽强精神来无视这种消极性的压力。不管在任何所讲述的故事中是否是有罪或是不幸占了上风，这个世界中人们的面孔是特殊的和个人的。当我从监狱中回来，我在某处写过在一个２４个人的牢房中你可能遭遇到比几千人往的多层高楼更多的真实故事。人们真实地受着气喘病的折磨，极权主义国家的那些苍白的、奴隶般的、服从的、整齐划一的、牧群般的公民，在监狱中并不会发现很多。相反，监狱变成一个将这样一些人集合起来的地方，这是些在这方面或那方面突出的人，他们看起来是莫可名状地与这个社会不协调，是执著之极的真正的人，是不可能使其顺从的人。

大概监狱总是那些以某种方式突出的人们较大的集中地。不过，我相信我自己在那儿所看到的也是在极权主义情况之下我亲身蒙受的。许多故事的性质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

总的来说，其逻辑是：这种制度所控制的工具的范围越广泛，清除个人化、限制生活抓得越有力，便越彻底地将所有的独特事物推向正常生活的边缘，并最终越出了这个界限，进入了监狱。将人送入监狱的镇压机关是一个有机部分，并且实际上是极权主义施加于生活的普遍压力的顶点：没有这个极端的威胁，许多其他的威胁将失去它们的可靠性。这肯定不是偶然的，从比例来看，捷克斯洛伐克坐牢的人高出美国若干倍。犯罪——我指的是真正的犯罪一一在捷克不可能有这么多。

更多地要求单调划一其结果是对差异与多样化的犯罪。

如果进入一个故事的角色们只有当故事展开时才可以充分显示它们的个性，换句话说，如果个性要求一个故事将它变成它所是的，那么，由于同样的原因，一个故事承纳和要求个性。没有独一无二的，互相间可以区别的个人，故事永远不可能进行顺利。因此，个性和故事像如胶似漆的双胞胎那样不能分离。

它们也具有一个共同的住所：多元化。个性，像故事那样，没有多元化就不可能存在，因为个性仅仅是与出现在其侧的另外的个性相比较和对照的一种可能。如果没有许多个性，根本就不存在任何个性。

因此对于多元化的攻击是对于故事和个性的双重攻击，说实在的，个性的衰弱在发达的极权主义世界中是非常显著的；一种含糊的、呆板的、无差别的面纱附着于每件事情上，使其全部罩上灰色。自相矛盾的是，这种面纱也附着于它的来源之中：因为在自己的世界中排除了所有其他可作比较的个别角色，核心代理人也剥夺了它自己的个性，因此有了权力的奇怪的不露面、半透明性和躲躲闪闪，其语言的枯燥乏味，其决策的匿名性质。因此也有了其无责任感。因为当它的个性被弄得如此模糊不清，更有甚者，当它如此隔绝，没有什么人留下来尽责，怎么可能使一个代理人具有名副其实的责任感？

对于个性的厌恶并不是统治者某个人策划的事情，而是后期极权主义内的表达。它的中央集权制不可能与个性共存。如果我们将所有的颜色混淆，我们就得到一种肮脏的褐色。极权主义的意图就是将每一件事情完全变得一样。其结果是，整齐划一，强制性地纳入同一轨道。牧群的心态，标准化的生活产生了没有自己欲求的标准化公民，它导致了无差别的故事和无差别的人们。这是一种平庸的大量产品。

如果有谁过多地反抗，或过多地失望，或过于坚持逾出常规的他自己的东西，或试图逃脱这种标准化的虚无——不是内在地就是跑到国外——换句话说，任何人使自己偏离就已经踏上一个他将永远不再破坏社会生活指定形式的地方：去监狱。

曾经是罪恶受到惩罚的地方，现在监狱成了一种“教养院”：特殊的人们和他们的稀奇古怪的故事的一个废纸篓。

每当我发现自己来到一个新的牢房，我总被问及从哪儿来，当我回答：“布拉格”，跟着的问题总是：“布拉格的什么地方

当我说我从第吉瓦尔茨来，这样的问题从来没有出现过。因此这最初令我惊讶，但是很快我明白了：在这样的有着个性化故事的老式世界中，一个有特色的故事像城市的一个街区一样发挥作用。显然，仍然有这样的人，对他们来说，第吉瓦尔茨，荷力松瓦尔茨，或莱肯不仅仅是一个地址而是一个真正的家，人们并没有屈服于现代住宅区标准化和虚无化的压力（那里你永远不能说出你居住在什么城市），仍然着迷于他们的街道，在街道角落的小酒店，马路对过再前面的杂货店——以及和那些当地居民联系着的故事，其神秘隐蔽的意义。

最自然的问题是——哪儿是你的家？这是我在监狱中最经常地被问及的问题。

我所生活在其中的制度其历史有说服力地证明：没有经济上独立自主、人们参与其中的多元化，没有竞争，没有市场，和它的制度上的保证，一种经济将要萧条和衰退。

那么为什么这个制度如此顽固地反对恢复这些被证明是经济生活中的手段？为什么所有这些努力不是被弄得半生不熟就是遭到镇压：

最深的原因不在于领导层的恐惧，即这将导致意识形态的争端，也不在于他们个人的保守主义，甚至这样的担心：如果中央放弃它的经济权力，也将放弃其政治权力。

依我看，真正的原因——这又是建立在极权主义自身的本质之上——在于它压倒一切的惯性之中。它不可能放弃对经济和像经济这样生活中要害部分的控制。如果它意识到经济上的多元化在制度上的保证并承担和尊重它们，这将认可在它所宣称的总体权力之外的某种东西的合法性。这将否认它自身的极权主义本质和终结它自己。至目前，压倒一切的惯性总是避免令其制度从本体上自我崩溃。（一股更强大的力量或许在某天出现反对这种惯性并迫使这个制度真正地放弃它的本质，但是它至今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发生。）

当人们不再参与经济生活中相对是自发性的活动，他将失去其社会和人类个性的一部分，失去其创造自己的人性故事的希望和一部分。

我目前提及此，是因为政治上和精神上的集权化所产生的标准化虚无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与此类似的经济上的集权化——作为普遍的控制生活的非直接手段之一——远远不是那么明显。并且这是造成更大危险的东西。

一个地方如果没有经济上独立自主的和自然的多元化，竞争的生产者和他们的中介人的观念也将消失，随之消失的还有供求关系的互相作用，劳动和商品市场，自愿的雇主和雇员的关系。甚至还有对创造的刺激及其衍生的危机，经济上成功和失败的戏剧。作为一个生产者人们不再是经济故事中的参与者和创造者，而变成一个工具。每个人都是国家的雇员，国家是经济真理和权力的唯一拥有者。每一个人都埋葬在集体经济上的“无故事”的匿名性当中。

当经济上的多元化消失，消费品市场竞争的动力也随之消失。中央权力嘴上说说“满足不同的需要”，但是非多元化经济的压力迫使它恰好做相反的事：使产品一体化，使商品标准化和缩小人们的选择范围，在这种人为的经济世界中，差异仅仅是一种麻烦。

不仅是消费者不得不几乎依赖（像所有生活在现代工业社会中那样）并不是他们自己生产的日用品，并且他们也没有不同的日用品之间的选择，不可能甚至以这种有限的方式表现他们的个性。他们全部拥有的是垄断的生产者所配给的：配给每个人同样的东西。

一套组合家具的设计者也许不是极权主义制度最典型的代表，但是却是无意识地意识到其虚无化要求的人。他所具有的影响比五个政府的部长加起来还要大。成千上万的人没有选择，而将他们的生活围困在他的家具之内。

请允许我把话说得过火一点。如果仅仅是同一种类型的预制板的生产，那么，一种中央指挥的生产制度或许是最大的进步，从其中同一种类型的住宅将被建造出来，这些楼依次配有同一种式样的门，门的把手，窗户，盥洗室，脸盆等等，所有这些加起来将创造根据同一个标准化的城市发展规划而建立起来的唯一一种住房类型，毫无变化的风景和令人遗憾的高低不平的地面。（当然，在每一套公寓中，同样型号的电视机上演着同样的节目。）

难以觉察但是不可抵抗，并非故意然而不可避免地，每一件事情开始与其他每一件事情相类似；楼房，衣服，工作场所，公共装潢，公共运输，娱乐形式，人们在公共场所和在他们自己家中的行为方式。

公共和私人空间的标准化对生活及生活的节奏产生整齐一律的影响，将人们愿望与厌恶、感觉经验和趣味的范围弄窄。它使世界和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失去光泽。

在这样一种不幸中，故事变成可以替换的。

当一个有抱负的记者宁愿冒着生命危险呆在黎巴嫩，这有什么奇怪的？

如果我们国家的一个公民想去国外旅游，找一份新的工作，换一换他的住宅或温室，组织一次业余活动，他通常不得不从事一个长时间的，令人精疲力竭的进军，到各种官方机构为了那些必要的允许，执照，介绍，他必须经常降低身份或保持沉默。这是一项累人的、枯燥和令人虚脱的事情。许多人处于厌恶，或担心这将把他们拖垮，很快放弃了他们大多数的个人计划。

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放弃了他们自己潜在的故事。这或许是不重要的，但是这个放弃自我的过程却开始于微不足道的理由。

因此显然，存在于人们生活中每天发生的细节中的官僚主义规章制度是其虚无化的另一个非直接的工具。在这里公共事务以一种十分“日常”但又是十分固执的方式渗透到私人生话中去。我们每天所屈服的大量微小的压力比乍看起来要重要得多，因为它关闭了我们被判为在其中呼吸的空间。

在这种空间中几乎透不过气来。但是这还不足以令我们窒息而死，那样就可以创造一个故事。

这些例子并没有穷尽极权主义制度直接或间接地否认生活的方式。

肃清政治上的多元化剥夺了社会自我建构的一种手段，因为它阻碍了多种利益、观点和传统的存在。对精神上多元化严厉的剥夺使得一个人选择其与存在、世界和他自身的道路变得十分困难，来自中央的文化和信息方面的控制将人们借此成熟的眼界弄得狭窄，无条件忠诚的要求迫使人们变成其空洞仪式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扮演者，人们不再是自发地和自信地参加集体的生活，而变成核心人物自我实现所利用的工具。随时惩罚任何有创见的表达迫使人谨慎地越过那些潜在的危险，一个空洞的、令人疲劳不堪的过程。极权主义控制之罗网影响了每一件事，从个人上学到职业的选择到旅游的可能性，能否进行创造的限制，完全是个人拥有的范围和方式。所有这些削减了人们不得不在其中行动的空间。中央权力的绝对要求——仅仅在某个既定时刻为了实用的目的欺骗自身时才尊重这些范围——创造了一种普遍的紧张不安的状态：甚至没有人能够确信他所站立的土地，或者他可以冒险去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如果他做什么将发生什么。这种权力的控制超越了立法机关和法院系统行政上的权威，和事实上全能的警察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人们的不安全。管理机构的狂妄虚荣，它的匿名性质，在这个不露面的伪责任的制度中个人责任的消灭（任何人可以为任何事提供任何借口，或为任何事受罚，因为中心化的权力其意志不认可任何与个人争端时的仲裁人）创造了一种无助的感觉和削弱了人们过自己的生活的意志。

所有这些——还有那些更微妙的——居住在我们气喘病的背后。

从事情的表面看来，每一件事情正像在任何地方发生的那样：人们工作、说笑话、做爱、死亡。在这个表面之下一种毁灭性的疾病正在蔓延消耗。

“当那人死时打电话给我。”

在这种情况下病人不会死。然而，隐瞒他的病等于促使它的传播。

近几年，由捷克斯洛伐克出品的几部很好的喜剧在国内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其中有两部甚至还获得奥斯卡提名。

然而不管我如何欣赏这些影片，我不可能受这种感情的震动，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头。美国观众，他们没有受害于这儿流行的每日的气喘病，因此看不出来其中的问题。

这些电影共同的地方在哪里？

我想，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他们所讲的故事缺乏历史背景，不管这些影片运用怎样表面上的和装饰性的技巧暗示某个特殊的地点和瞬间，它们看起来像是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之外。它们所讲的故事可以发生在任何地方。

极权主义压制取消历史真实性有两种方法：直接的——通过审查制度和自我审查，两者都发展出一种对可能获得生活的历史尺度的任何事情的老于世故的敏感；非直接的——通过生活本身中历史真实性的毁灭。当然，每一种全球性的对历史的概念的抨击正在发生，要抓住其一瞬间的历史品质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意味着试图讲述失去故事的故事，气喘病的故事。

这双重压力将一个有创造力的人的注意力转向私人生活。但是，如我已经讲过的——在今天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特别是在极权主义之下）是不可分割的，它们像两个连接起来的容器，如果一个遭到否定时，另一个不可能真正地代表。没有一种历史尺度的私人生活是一种表象和一个谎言。

实际上，被人为地削减为纯粹私人范围的生活图景（或者提供公共范围表面上的暗示，而每一件事基本上围绕私人生活范围）不可避免地变成一种奇怪的轶闻，一幅风俗画，一种似曾相识的陈词滥调，一种虚构的谎言，一种从成千上万个活生生的个性中编造出来的杜撰。在这样的描述中，连最私人的生活也古怪地遭到歪曲，有时候达到这样的地步：一种对于逼真的麻痹了的要求变成难以置信的离奇古怪和自相矛盾。这种要求之所以这么强烈：潜意识中要求对其对立面——真实——的缺席进行补偿。在这种情况下生活好像被剥去了它的内在张力，它的悲剧性和伟大，它的问题。所有表面的特征漫画化得越精彩，这部作品便越失去其要害。通过模仿生活而歪曲了它。个人的笔迹代替了素描。

在我说的这些影片中，我未曾看见的不是这样或那样具体的政治细节的缺乏。来自政治现实的某些细节仍然有，有时候对作品很有效。我没有看见的是另外一些东西：将生活作为一个整体的自由的想象。这不是一个主题的问题：我完全可以想象一部分仅仅关于爱情和嫉妒的电影，但在那儿这种自由不一定缺少。

在纳粹占领期间，捷克斯洛伐克出品了几部流行的喜剧电影。它们在无历史性和由此带来的不真实上是很显著的。这里再次不是主题哪儿出了问题：我发现缺少的不是来自集中营的景象。我未看到的是一种内在自由，并且让人感到它们的幽默只是将必须做的事情弄得像是出于好心的一种圆滑的方式。

你最后总是知道它是怎么回事。

今天捷克喜剧电影在国内的成功有疑问的一面。人们在其中发现一种古怪的安慰：他们的幻觉得到进一步的确证，气喘病并不真正存在，但在这个意义上它恰恰是存在的，他们可以和它生活在一起；并且这也并不重要；并且他们的生活并不像他们在某个坏的瞬间看起来那样遭到破坏。这是抚慰。

这些电影讲的是罕见的故事。但是它们并没有展示，在虚无化压力的背景之下，这些故事被带进生活。人们激动地发现故事仍然存在。他们欢欣鼓舞，结果是自己骗自己：他们忘记了这故事仅仅在银幕上，那并不是他们的故事。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躲避这种艾滋病病毒。

然而对于我来说，已经没有逃脱的地方，没有余地，没有人可以免受虚无化病毒的侵害。

在某个地方，一个外国人比处于其中受其害的人更有可能观察到我们气喘病的症状。它就是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可以看到的面孔。我们已经长时间习惯于这张面孔，但是一个外来的访问者将更受其震动。

登上布拉格地铁的自动电梯，观察从对面走过来的人群的面孔。这趟旅行是平常激烈的竞争生活的一个停顿，是生活的突然中断，是一个比我们所知道的更多地展示我们自身的一个凝固的时刻。也许这是那些“真理的瞬间”之一，一个人突然超脱于所有联系之中。他在公众当中，又和他自己在一起。走过去的流动的面孔是空洞的，紧张的，几乎是呆板的，没有希望，没有期盼。那上面的眼睛是毫无生气的。

或者去观察在商店里、在办公室、在电车上人们怎样互相对待的方式。他们倾向于阴郁、自私、粗暴和不通融；对收款员来说，顾客常常是一个过分的要求；他们一边提供服务一边互相交谈。当被问及一个问题时，他们厌恶地回答（如果他们还知道一个答案）。司机们互相咆哮，人们用胳膊肘推着往前走并互相厉声地说话，官僚们从来不在乎多少人等着要见他们，这些人等了多长时间。他们经常说好一个约会又不遵守。从帮助别人中他们得不到乐趣，而不能帮助也不遗憾。他们能对一个恳求者的脸“砰”地把门关上，半途打断他的谈话，如果这些官员不是这样经常地永远延误，将不会这样压抑。

或者看看走在街上的人们：他们大多数行色匆匆，脸上布满忧虑，对周围的事情漫不经心。安宁的、欣喜的和出于自然的感觉已经从街上消失。傍晚或者夜晚街上空空荡荡，如果你碰巧看到一小群松弛、高兴的人们，他们多是外国人。

温暖、敞开、善良、谦虚的友谊，从日常的公共交往中消失。每个人的头脑中仿佛只有一件事：去什么地方发现他正在寻找的东西。冷漠和粗鲁四处蔓延，甚至在餐馆里人们好像也缄默不语。为了留心他们自己的行为方式．他们低声说话，检查证实有没有其他人在听。最普通的餐馆是自然的友谊最后的绿洲，它们如今更情愿在郊区而不是城里，这些是一个人在牢里回忆的地方。但是即使在这样的地方，越来越多的人到那里去纯粹是为了喝醉。

在所有这些事的底部潜伏着一个不是明朗的但却是问题的关键：人们不是神经过敏，忧虑，恼怒，就是冷漠。他们看上去好像在等待从一个意外地方来的打击，镇静和坚定被侵犯行为所替代。

这就是生活在一种连续的威胁之下的人们的问题所在。

这就是生活在一座被围困的城市中人们的问题所在。

是一个不被允许生活在历史之内的社会的问题所在。被裸露在极权主义核放射之下人们的问题所在。

当然，生活在继续。它以许多方式抵制操纵，改写它或者寻找对付它的途径。为了能够发展，缝隙总被发现。在可能的地方生话的质量在提高，甚至在这种令人窒息的环境中，生活总有将自己进入故事的道路。由于某种原因，我们总是以我们的行动书写我们的故事。

我并不是在描述类似人类末日的东西，而是试图对生活反对虚无每天展开的难以觉察和无法预料的战争引起注意。

我试图想说故事和历史抵制虚无化的斗争正是它自身之内的一个故事，并且属于历史。

但是我们还不知道如何去讲述它，因为传统的讲故事的形式在这里对我们不适用。我们也不知道支配我们的变形故事的法则。我们甚至不知道谁或什么东西是故事的主要反面人物（这肯定不是那权力中心之内的少数人：他们也是某种更大的东西的牺牲品，就像我们）。

这是显然的，我们必须讲述我们气喘病的故事，不仅是人们正在从中死去的事实，而且是他们还没有死去的事实。

剩下来的一个小小的细节是：我们必须学会怎样去做。

（崔卫平 译）

回忆弗朗蒂塞克·克瑞杰

我花了一整天时间与弗朗蒂塞克·克瑞杰相伴，仔细筛选所有关于他的资料，阅读他的个人笔记，他的讲话和他的书信，与此同时，我一直在重新体验我们的单独会面，沉思这个人。

当我这样做的时候，一个奇怪的问题钻入我的思想：这个人难道不是一个悲剧人物，是我们当代历史的一个悲剧角色吗？

如今，我们好像是被赋予了双重的生活方式。像过去一样，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熟悉的、日常世界中真实的人。然而同时，我们又是这样一个世界的组成材料，我将其描述为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胡言乱语的世界（对有些人来说，这太厉害了）。在这个世界上，每件事都在“人人”和“为人人”的名义下去做，这个“人人”是“首要的原则”和“最重要的目标”，是唯一真正关心的。因此好像我们以两种分离的姿态在生活：作为一个具体的人类成员生活在这个星球上，和作为某种理论和报告的抽象般的东西而活着。然而，当人们越是夸张这种“我们”的利益，——不管是出于真正的着迷，还是虚伪、例行公事或麻木不仁，我们作为真实的人便越加受害弥深。

弗朗蒂塞克·克瑞杰是坚定地站在真实的人们一边的人。他熟悉个别的人们并终日为他们服务——作为医生在医院里和战场上，作为日常生活中的邻居或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念念不忘他们，如果需要的话，他根据他们的道德标准行事，从而拒绝让自己被政治所异化（这就是他何以在1968年8月的捷克斯洛伐克政治中为自己赢得了声誉）。

这是肯定的，他为人们做了无数的事情，如此之多没有人完全知道，因为他不愿同人谈起它们。这也是肯定的，他还有那些没有去做的事。例如，他从来没有成为一个职业政治家——尽管有压力让他这么做，他有意识地拒绝接受在他的位置上可以得到的特权。他不希望自己和真实世界中的人们隔绝开来，他从来没有将这个世界中的人们和抽象的人混淆起来，后者是如此容易乞灵于那些对真实的人们的兴趣永远不超出对他们自身兴趣的人。

克瑞杰是一个不摆架子、有胆识和宽宏大量的人，他深深根植于这样一个世界，于其中善恶与否、正派和卑鄙与否、忠诚与背叛与否的意识还没有被意识形态的花招、实用主义政治的算计或马基雅维里的学说所败坏，马氏的学者总是有说服力地显示为了更高的利益而不择手段。决定克瑞杰的生活道路的——作为一个公民、医生或政治家——是对于真实的人们含蓄的爱，和对于自身人类良知的忠诚。

我相信他这种对待生活的基本态度不可能仅仅被解释为心理学意义上的性格。它必定来源于一个更深刻的考虑（尽管是无意识的，对此，一个唯物主义者是不承认的），即对于隐藏在现象世界的表面之下的秩序的沉思，和对于转瞬即逝的东西一种持久性的解释。我涉及到的是超越所有个人“头脑”的东西，换句话来说，是真正的人类责任感唯一的理性根据和解释：这种责任感不需要现象世界任何人的认可。这么一个1968年8月为我们民族整体挺身而出的唯一的政治家，后来在大街上对一名牺牲在外国入侵者手下的受害人表示赞美——他相信没有人看见，这不是偶然的。

我提到的每件事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类成员，但并不必然是一个悲剧人物。我将试图解释为什么我感到在克瑞杰的伟大之中，存在着悲剧的一面。

显然将一个人的生活转变为帮助具体的人们的善举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甚至有这样的情况，对另外一些人来说，他们也有着敏锐的头脑和不可能被愚弄的良知，却把帮助别人的努力当做逃避和自我欺骗的手段。仅仅去扶助个人的不幸很可能成为不去承担更深入和更重要的责任的借口，以此不去寻找他们生活的根基和理解更广泛的复杂性。

当一个人有受穷的经验，有受不公平的待遇及民族仇恨的经验，而又作为一个试图去寻找在个人关心之外的更普遍的原因的受过教育的人，克瑞杰在他早年生活中便意识到他不可能仅仅作为一个好邻居、好医生而面对人类苦难，如果他对自己的良心忠直，他便不得不试图去理解苦难的社会背景和发现解决它的社会途径。换句话说，他不得不进入政治。

当他到了成年，他发现自己正在面对一个迷人的前景：有一个政治运动既提供了关于这个世界中的矛盾的贯穿的一致的解释，也提供了解决它们的完整纲领。更进一步，被大声说出的这个纲领的“科学”基础，它要求现代理性精神，而同时，又自相矛盾地提供一种人们自古以来总是需要和寻找的信仰的变种（对持有这种观念的人来说它是可以接受的）。

弗朗蒂塞克·克瑞杰变成一个共产主义者，并且这贯穿了他的一生。作为一名共产主义者，他在西班牙和中国与法西斯作斗争；作为一名共产主义者，他活跃于战后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之中，并参加了1948年2月共产党的权力接管；作为一名共产主义者，他在本国和古巴组织了公众健康服务；作为一名共产主义者，他作为国会议员而工作，尔后成了共产党的上层官员。

克瑞杰这种性格的人，如此深深依恋真实的世界和偏爱其中真实的人们，对日常世界真实的生活着的人们，其前意识形态的道德标准有深刻的领会，怎么可能忍受意识形态的信仰及其政治手段和要求？怎么可能忍受将想像的世界提升为超出通常的人类情感和感受之上的更高利益和普遍观念（其成功部分是因为这个秘密），然后迅速地加以操纵？这样一个人怎么可能接受一旦需要的话，这种运动可以无视这种通常的情感和感受，将其当作十足的迷信和自我欺骗？对于真实的人们毕生的重视怎么可能与一种建立在关于人的抽象观念上的意识形态共存？在弗朗蒂塞克·克瑞杰这里没有机会主义、马基雅维里或玩世不恭的实用主义。我不能想像在他的良心和意识形态及党的要求之间他会作出哪怕是一个冷血的、自私自利的妥协。如果他能那样做，他将既不是一个伟大的、也不是一个悲剧性人物，而仅仅是一个可怜可鄙和平庸的人。

导致他命运的悲剧方面的东西，不仅在于他真正的良知、可靠和忠诚，也在于他的信仰。这就是说，所有他不得不在两种互相冲突的力量之间作出的妥协，总是内在的、真诚的和发自内心的——如果可能的话。其中部分无疑是对我们国家有益的，至少相对来说：五十年代他勇敢的立场、六十年代他改革的努力、1968年他的英雄主义、他始终反对胡萨克的极权制度和赞同《七七宪章》，另一方面，许多他的妥协无疑是有危害性和遗憾的，如在哥德瓦尔特领导下的厉行垄断中所扮的角色。但是，不管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使得克瑞杰成为一个悲剧的角色，准确地说是这样的事实，即所有这些妥协不是源自阴险的自身谋利益，而是在所有问题的处理上都是真诚的和始终对自己是真实的。

让我们设身处地地想一想。这儿有一个正直高尚的人，他永远不能忍受不公平和非正义，但是他也是一个共产党员，因此必须忠实于一个对如此众多的不公平和非正义负有责任的一个党。他怎样坚持他的信仰并阻止罪恶？这是一个意欲在此时此地以具体的方式帮助人们的人，而同时，却要与一种意识形态保持一致，这种意识形态能够通过指出明天的某个地方存在着一个光辉灿烂的乌托邦为任何时时刻刻的罪行辩护。

这是一个相信所有人在心灵上和灵魂上都平等的人，但却是声称其成员高于所有其他人的一个党的成员。做这么一个人是很不容易的，不管在他的良心上还是在党内。实际上，和其他忠诚的党员一样，他发现这是一个始终不断的困难。在西班牙，党贬斥他的无畏斗争，在50年代，他受到迫害，1969年他被开除，并冷酷无情地把他推到死亡的边缘，最终能够显示其全部没有道德的，是没有为他安排一个尊贵的葬礼。

但是，尽管有这每一件事，他从来没有放弃他的社会主义信念。他面对在他的信念和自己的人类天性之间悲剧性的裂隙，是通过多年来坚持不懈地赋予共产主义制度以人性，令其可能最终与民主社会主义的概念相符合。但是，甚至是这种妥协也保留其悲剧性的矛盾：说到底，真正的民主怎么可能和只有一种意识形态的领导作用及权力始终掌握在一个政党手中的原则相调和？或者相反，在真正的权力民主竞争的情况下，怎么可能担保经济一劳永逸地以一种唯一的、事先规定的方式来组织？

当我阅读克瑞杰多年以前在国民议会上的发言时，我感到自己被一种悲哀所压倒，它们包含了多少善良的意愿——所有这些都无可救药地包裹在一种政治偏见之中，充满着当时的流行术语，和令人难以置信地建立在相信能够进行某种制度方面的改革，而这些东西其内在的目标是排除这种改良的可能性。

所有这些广泛的探索，并非引人注目的活动，包含这样的危机并从未具体地实现的东西，都不可能是机会主义和个人野心的行为。

多年以来，弗朗蒂塞克从内心真正地相信，将更为人性的东西注入一种非人性的制度是完全可能的。当然最终，严峻的历史教训和无数深深的失望有力地转变和弄窄了他的政治信念释放的范围。逐渐地，他不得不放弃他的信仰中许多陈腐的教条和意识到他原以为极神圣的东西中阴暗的方面。借助他的正义感和灵魂的正直，他一度追寻的那种意识形态体系其粗野和令人反感的性质逐渐地对他显露出来。

这是怎样一个悲剧性的过程！一个人曾经以如此热情坚持了这样长的时间并付出这样多的牺牲，却必须与之断交，这是多么残酷的事情！据我所知，克瑞杰从来没有表露过他的烦恼、失望、疑虑和绝望。他将痛苦咽在肚里，像一个男人。在他的同伴中，他总是激励的来源，并且从来不要求任何安慰以作为回报。他对此足以自豪。这也许使得他内心所发生的更加难以忍受。

当然，他从来没有完全放弃他的信仰：他将全部生命都献身于社会主义，至死都相信它。他比任何人都知道在实践中社会主义的概念变成什么样，至少在它的列宁主义变种中，它无可避免地变成了什么东西：通过国家作为所有劳动人民的雇主和剥削者所实行的全面统治，对生活所有方面的中心控制，和最拙劣的资本家所能想到的那些。一种从起初就宣称它将逐渐废除国家的意识形态，结果是造成了自古以来最强有力的国家：极权主义国家。“被解放了的”劳动人民最终只能是对其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享有权力的同伴投去嫉妒的一瞥。

这个意识到他的信仰的全部内容的人，在他使命的晚年，哪种社会主义适合于他？在所有这些惨痛的经验之后，这个词能对他产生什么想像？一种由绝大多数人经济自主的统一体？由其雇员所拥有的企业？经济上的自治？市场调节？合作的和小范围的私人企业？他肯定意识到如果没有不受到限制的政治上多元化，要想实现经济上真正的多元主义是不可能的。但是，在他的眼中，这样一个概念怎样与社会主义一致起来？说到底，就共产主义所关心的而言，“社会主义”仅仅是服务于权力垄断的一个符号（对他来说，任何威胁过去是，现在也仍然被说成“借助反社会主义势力摧毁社会主义”）。他是否赞同其他的概念如社会主义民主，而放弃传统的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概念。

我不知道，我只是盼望能就所有这些问题和他进行一次坦率深入的谈话。甚至我在鲁兹纳监狱（某日天亮不久他们叫醒我把我带到我父亲的葬礼上）我仍然打算，一旦我出去，我就要邀请他和他的妻子诺娃，进行一次长时间的讨论。但这没有实现：在我们上诉审理的一个间隙，我的被告同伴奥特卡·别德纳诺娃低声告诉我，他已在最近去世。

现在我所能知道的全部只能是推测。我有这种感觉，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弗朗蒂塞克·克瑞杰像我和那些因为语义上的含混早已放弃“社会主义”这个概念的许多人一样，具有组织起社会最好途径的那种概念。尽管他从前没有放弃过这个词。为什么？我感到惊讶。在他生命的终点，难道又重新回到他的起点——作为一种理想的社会主义——然而是以某种方式重新设想过的？或者“社会主义”这个词，像其他的词如“同志”一样，是富有魔力的象征，是他发现不能与之分离的一种东西？他依恋它是作为他生活中道德上贯穿一致的一种象征？如此说来，或许是他先前的理想和激情，他早年的斗争，他历史的证明的一个纪念品？它是他用来和西方他的欧州共产主义者朋友之间的一个联结，这些幸运的无辜者没有这种经验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对建设社会主义感到失望，但是对他们来说这仍然是有关未来的一个温馨芬芳的词？或者对他来说恰恰正好是一个更好的世界的名称？我感到在克瑞杰的个性、成就和命运中存在悲剧矛盾不只是他个人独有的、甚至不仅仅是共产主义者才有的。它们浓缩和象征着许多更深的矛盾，也许是现代社会基本的矛盾。

我将借助指出这样一些问题间接地涉及到它们。在今天这个复杂的世界上，受其自身良知或日常世界的基本道德概念指引的人，有可能在政治中扮演一个活跃的角色吗？还是他们总是必须，哪怕是在心中的一部分，也要从属于那个意识形态的、教条主义的、政治宗教的世界？也要同样接受各种教条和胡言乱语？对他们来说，相信生活、相信善、相信自身的理性便已足够？还是也必须相信某些不再是纯粹和单纯的东西，诸如他们自己的政党？在这样一个局部利益的、非理性激情的、“政治上的现实”、追逐权力的意识形态以及盲目反抗的——简言之——现代文明的喧嚣的世界上，那些内心纯粹的人们，有独立精神的人们能否达到权力的顶峰？在这些领域中这样的人能成功吗？还是他们别无选择，只有卷入——不管是出于现实的妥协，还是理想主义的信仰——某种东西，某种他们发现更能接受的东西，某种暂时看来符合他们的良心而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可能转而反对他们的东西？

今天捷克斯洛伐克的青年人完全知道在这个国家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政治家——甚至是共产主义的政治家——他们是正直的、忠诚的和不屈不挠的人们，尽管其命运经常是悲剧性的。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很难想像这种事情，因为他们所知道的国家领导人是缺乏面孔的官僚主义者，说着僵尸般的语言，他们坐在开得飞快的轿车里驶过大街，或者偶尔在电视里念那种绝少承担真实生活的冗长乏味的陈词滥调。值得为弗朗蒂塞克·克瑞杰写一本真实、令人信服的书，不仅是对现在的年轻人有好处，也不仅是保留一个杰出人物的记忆，也是为了让年轻一代对于他们所生活的这个复杂的世界有更好的了解，对他们的前辈为什么这么做有更好的了解，知道更多关于他们的问题、理想、想像、成就和失败。这或许也能帮助他们意识到，并且最终，可以使他们意识到政治和政治家并不必然是嘲笑的对象，也可以是令人尊敬的对象。

1988年1月

注：弗朗蒂塞克·克瑞杰，医生，1968年杜布切克的主席团中唯一拒绝在莫斯科协议书上签字的人。1979年去世。

（崔卫平 译）

1990年新年献辞

亲爱的同胞们：

40年来每逢今天，你们都从我的前任那里听到同一个主题的不同变化：有关我们的国家多么繁荣，我们生产了多少百万吨的钢，我们现在是多么幸福，我们如何信任我们的政府，以及我们面临的前途多么辉煌灿烂。

我相信你们让我担当此职，并不是要我将这样的谎言向你们重复。我们的国家并不繁荣。我们民族巨大的创造力和精神潜能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整个工业部门生产着人们不感兴趣的东西，而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却十分匮乏。一个自称属于劳动人民的国家，却贬损和剥削劳动者。我们陈腐的经济制度正在浪费我们可能有的一点能源。一个曾经以其公民的教育水准高而自豪的国家现在却因教育投资过少而降到了世界的第72位。我们污染了祖先馈赠给我们的土地、河流、森林，其破坏的程度在欧洲是最为严重的。我们国家成年人的死亡比大多数别的欧洲国家都来得更早。

请允许我提供一点个人的观察。最近我去布拉迪斯拉发，在飞机上我抽点时间从窗口往外看。我看见斯洛伐那夫化工联合企业和紧挨着它的巨大的柏特索加住宅区。这幅情景足以令我明白，数十年内我们国家的领导人从来没有也不打算从他们乘坐的飞机窗口往外看一眼。缘此，甚至并不需要统计数据，我也能更快更深地明白我们已经陷入一个怎样的境地。但是所有这些还不是主要的问题。最糟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道德上被污染的环境之中。我们都是道德上的病人，因为我们习惯于口是心非。我们学会了不去相信任何东西，学会了互相否定及仅仅关注自己。这样一些概念如爱、友谊、怜悯、谦卑或宽恕失去了它们的深度和尺度，对许多人来说，它们仅仅代表了心理学意义上的怪癖，或相当于来自古代的早已过时的祝辞，在电脑和太空时代显得非常滑稽。我们当中很少有人大声喊出，有权者并不是无所不能的；并且那些生产没有污染和高质量食品的特殊农场，应将其产品送到学校、有孩子的家庭和医院，如果我们的农业不能向所有的人提供这些东西的话。我们的前政权，以其狂妄自大和偏狭的意识形态，将人缩减成一种生产力和相当于一个生产工具。这样做极大地伤害了他们的本来面貌和他们的互相关系。它将那些有才华和有自主性的人们，在自己的土地上熟练地工作的人们，驱逐至某些巨大畸型、嘈杂、有刺鼻臭味的机器旁边，沦为其齿轮和螺丝钉。这无非是慢慢地但却无情地磨损这个政权本身和其全部齿轮和螺丝钉。

当我谈及我们被污染的道德氛围时，我并不仅仅涉及那些吃不受污染的蔬菜和不从窗户外看一眼的人士。我说的是我们全体。我们都变得习惯于极权主义制度，将其作为一个不可更改的事实来加以接受，因而帮助了它，令其永存。换句话来说，我们所有的人——当然是在不同程度上——得为这个极权主义机器的运行承担责任；我们当中没有人仅仅是牺牲品，我们也都是它的共谋者。

我为什么说这些？如果把前40年留下来的不幸遗产理解为与我们自己毫不相干的某件东西，那是非常不明智的，相反，我们必须承认这项遗产是我们对自己所犯下的一桩罪过。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解释，那么我们就能明白该由我们每一个人来为此做点什么。我们不能将每件事都归咎于前统治者，不仅是因为这样做不真实，而且也会削弱今天我们每个人所要面对的责任，即主动地、自由地、理性地、迅速地采取行动。让我们不要受此蒙蔽：即使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国会和总统，都不可能单靠他们的力量获得成功。同样不能指望仅仅是这些人能挽救天下。自由和民主包含参与，因而是所有人的责任。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一点，那么，所有由新的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所继承的可怕事物便显得不那么可怕。因此，希望也会回到我们的心里。

我们已经作出了可观的调整，具备了一定的基础。最近一个时期——尤其是过去６周的和平革命——已经表明，在我们迫于环境不得不带上的冷漠面具背后，存在着巨大的、富有人性和道德力量的精神潜能和公民水准。每当有人武断地声称我们将会这样或那样时，我总是提出社会是一个十分微妙的存在，仅仅相信出现在你面前的东西是远远不够的。我很高兴我这话并没有说错。的确，这些逆来顺受的、饱受羞辱的、怀疑主义的和近乎犬马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公民找到了那种巨大的力量，在数周之内，以文明和平的方式，摆脱了自己身上的极权主义枷锁，令世人瞩目和称奇。我们也不妨反问自己：从来没有在另外一种制度下生活过的青年人，是从什么地方开始对真实的追求、对自由思想的热爱、拥有政治上的理想和公民的勇气及眼光呢？他们的父母——被认为是迷失的一代——是如何和他们的孩子走到一起的呢？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在不需要任何建议或指示的情况下，立刻领略到去做什么呢？

我想我们目前的处境中富有希望的这一面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人决不仅仅是这个实际世界的产物，而是能够将自身与某种更高的东西联系起来，尽管这个实际世界试图一步步扼杀人们的这种能力；第二，我们民族的人道主义和民主的传统（人们常常空洞地谈论它们），仍然沉睡在人们意识深处；难以察觉地从上一代传至下一代，这使得我们每个人能及时地发现它们并将之转变为行动。

然而，我们也不得不为今天的自由付出代价。许多人于50年代死于狱中，不少人遭枪决；上千上百的人们的生活遭到破坏，大量有才华的人被迫离开了这个国家。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献身于民族荣誉的人，那些反抗极权主义的统治惨遭迫害的人，那些仅仅想保持自己本来面貌和自由地思想却蒙受不幸的人们，我们应当记取它们，记取它们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为今天的自由所付出的代价。自主的法庭应当不受干扰地审查对种种迫害负有责任的人，使我们的过去真相大白。

我们也应牢记，其他的民族为其目前的自由付出的甚至是更昂贵的代价，其实也是间接地为我们所付出的。在匈牙利、波兰、东德曾血流成河，不久前在罗马尼亚又发生了这种可怕的情况。同样，苏联境内的各民族也曾抛洒热血，这些都不能忘记。首先每一个人类成员的受苦和其他人类成员相关联；更重要的是，这些巨大的牺牲构成了今天的自由的悲剧背景，也带来了苏联阵营内部各民族的逐步解放。它们也构成了我们自己新建立的自由的背景：没有苏联、波兰、匈牙利和东德的变化，我们国家的情况也不会像这样。抑或即使改变，也不会拥有如此一个和平的进程。

我们享有有利的国际环境，这是事实，但并不是说在最近几周之内有人直接给我们提供援助。几百年来，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始终依靠自己，而不是依赖强国和强权的援助。在我看来，这构成了我们目前巨大的宝贵财富。其中包括了这样的希望，今后我们可以免于因受人恩惠带来的麻烦。现在依靠我们自身这个希望能否实现，我们公民的、民族的、政治上的自信能否以一个新的历史姿态复苏，全看我们的努力了。

自信并不是自负。恰恰相反，只有真正自信的人或民族，才能倾听别人，平等地接受他人，宽恕其敌人和为自己的罪过感到悔恨。让我们把这种自信带进我们的共同的社会生活之中，带到我们的国际舞台上的行为方式之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恢复自尊，恢复对于他人的尊敬和对其他民族的尊敬。

我们的国家将永远不再成为一个附属国或与其他国家关系恶化。的确，我们必须从别国那里接受和学习许多东西，但这必须是平等互助的那种关系。我们第一任总统写道：“要耶稣，不要凯撒。”这是继承了我们的哲学家赫尔斯基（Chelcicky）和科明纽斯（Comenius）的传统。我说我们现在正有一个机会将这个思想发扬光大，并将其作为一个新的因素引进至欧洲和全球政治之中。如果这是我们所需要的话，我们国家正可以持久地令仁爱、理解、精神及理想力量得以焕发。这正是我们对国际政治所能作出的特殊的贡献。

马萨里克将政治建立道德的基础之上。让我们努力在一个崭新的时代和以一种崭新的方式重新恢复这个政治概念。让我们教导自己和教导别人，政治是人们表达为社会谋福利的要求，而不是对社会的欺骗或劫掠。让我们教导自己和教导别人，政治不仅仅是一门模棱两可的艺术，它更可能是一门坚持原则的艺术，一门改进世界和我们自身的艺术。

我们是一个小国家，但曾经是欧洲精神文化重镇。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再恢复到从前？如果我们还需要别人的帮助，这难道不是最好的回报吗？那些从前危害我们的人——不往飞机的窗户外张望一眼和吃特殊供应的人们——也许仍在周围并制造污染，但他们不再是我们的主要敌人。那些国际上的危害力量也不是我们的主要敌人。今天我们的主要敌人是我们自已的恶习：漠视公德、空虚、个人野心、自私和互相倾轧。主要的斗争将不得不在这个领域中进行。我们将举行自由选举和自由竞选活动。让我们不要使得这项活动给我们和平革命的洁净面貌抹黑。不要因为我们变得纠缠于权力纷争而马上失去刚刚赢得的国际社会的同情。不要再在服务于社会的虚假名义下行个人私利之实。其实，现在是哪个党派、团体赢得选举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将我们当中在道德、公民意识、政治专业方面最优秀的人推举出来，而不论他们的政治背景。我们国家未来的政策和威望取决于我们选出什么样的人来和稍候选择的代议机构。……

总之，我希望自己是一名少空谈多做实事的人。不仅要从我乘坐的飞机窗户上朝外看，而且首先并且更重要的是经常出现在你们当中并耐心地倾听你们的声音。

人们也许会询问我所梦想的共和国到底是什么面貌。请允许我回答：我梦想的是一个独立、自信、民主、拥有繁荣的经济和社会公正的共和国，简言之，是服务于个人并因此希望个人也来为其服务的富有人性的共和国。在这个共和国内，人们都受过完整的、良好的教育。要想解决人为的、经济的、环境的或政治方面的任何问题，一定要有具有优秀素质的人。

我的最杰出的前任马萨里克以伟大的捷克教育家科明纽斯的一句话来作为他第一次讲演的开头。请允许我借用这句话并辅之以我自己的语言来结束我的第一次演讲：人民，你们的政府还给你们了！

1990年1月

（崔卫平 译）

政治、道德和教养

这些日子以来，我们周围存在着某些听上去是荒谬的和充满幻想的说法，其中有件事与我有关，即我有责任再三去强调所有真正的政治的道德根源，重申道德价值和标准在所有社会生活领域中的意义，包括经济活动，并且去阐明如果我们不在自身之内尝试去做、去发现或重新发现并培育我称之为“更高的责任”，我们国家的事情真的会变得很糟。

当自由回到一个道德混乱的社会，产生了一些必然会产生的东西。其中某些是我们预料的，但另外一些比任何人所能预料的远为严重：各种令人难以想像的人类恶习巨大地、令人眩目地总爆发了。许多成问题的，至少是在道德上含混不清的人类积习，多年来暗中受到鼓励，同时也在压力之下微妙地服务于极权主义制度的日常运作，忽然从它们所受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得到随心所欲的发挥。独裁政权曾给这些恶习建立了某种秩序——如果这样表达是正确的话（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为使它们合法化），现在这个秩序崩溃了，但是去限制这些恶习并自愿向全体社会负责的新秩序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当然也不可能这么快地建立起来，这样一个秩序需要若干年的发展和培养。

于是，我们便目睹了一个怪现象：确实，社会解放了自己，但某些方面比原来在枷锁之下表现得更糟。犯罪在骤增；当历史翻转时，人们所熟悉的那些污水，总是从集体心理的隐蔽领域中滋生，眼下已经侵蚀到大众传媒，尤其是在低级趣味的报纸中。然而，还有其他更严重、更危险的症状：民族之间的仇恨、猜疑、种族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的迹象；纯粹为了某种利益进行的拉选票、毫无节制的和轻率的斗争，十足的野心，各种想得出来的狂热，新的、前所未有而五花八门的劫掠，不同的秘密犯罪组织的出现，以及普遍的缺乏容忍、理解、趣味、节制和理性。还有，不只是一种意识形态有了新的吸引力，好像马克思主义留下了一个巨大的、令人不安的空白，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地将其填补起来。

只要环顾我们的政治场景便已足够（其中缺乏教养仅仅是更为广泛的教养危机的一个反映）。离1992年6月的选举只差几个月了，几乎所有的政治活动，包括议会中极为重要的立法辩论，都在竞选之前的阴影下发生，一些人肆无忌惮地追求权力，为博得迷惑的选民的好感而提出许多五颜六色、漂亮但毫无意义的东西。政治对手们之间互相指责、恐吓和诽谤无边无际。一个政客仅仅因为对方属于不同的党派就去暗中瓦解他的工作。党派考虑显然比实事求是地找到理性和切实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更为重要。报纸上的分析文章已被张扬丑闻所取代。出于好意支持政府简直是可耻；出于恶意踢他一脚反而值得称赞。嘲笑那些宣称支持另一党派的政治家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任何人都可以找借口指责别人从事阴谋、没有能力、有不光彩的过去或存有不良企图。

蛊惑人心的活动盛行，甚至是一个人向往自主权这样自然的要求，也被纳入权力的游戏，并向公众说谎的竞争比赛。许多所谓的“中央管理干部”的会员们直到最近，还在假装关心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却几乎在一夜之间摘下了他们的面具，公然变为投机者和窃贼。许多曾经令人畏惧的共产主义者现在变成了肆无忌惮的资本家，公然无耻地当面嘲笑那些他们一度答应要维护其利益工人们。公民们越来越厌恶所有这一切。可以理解，他们的厌恶针对他们自己选出的民主政府，一些道德上可疑的人利用这个局面，为讨好公众，抛出诸如将整个政府扔到伏尔塔河的主意。

然而我一次又一次地相信，在我们的社会中，仍然有着巨大的沉睡的善意。只是它们处于某种松散的、受压制的、混淆的、破碎和困惑的状态，仿佛不知道它们依靠什么，从何处开始，在何处或怎样发现有意义的出口。

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家有责任去唤醒这种沉睡的潜力，给它提供方向，打开通道，鼓励它和为它提供空间，或赋予其希望。人们说什么样的民族拥有什么样的政治家。在某些意义上，这是正确的；政治家的确是他们社会的一面镜子，它的潜力的一种具体表现。非常矛盾的是，这句话反过来也同样成立，即社会是其政治家的一面镜子。一般来说，是由政治家来选择释放哪些社会力量和抑制什么，由他们来选择依靠每个公民的善还是他们的恶。（我们的）前政权有系统地动员了人类最坏的品质，例如自私、嫉妒和仇恨。这样的政权和我们应得的东西相去太远了，这也正是我们面临新的状况所提出的责任。因此，那些身处政治中的人们对于社会道德状况担负着更高的责任，他们有责任发掘社会中最好的东西，发展和加强它们。

顺便地说，甚至那些以其短见和怨恨经常令我生气的政治人物，其中大多数并非就是恶毒的。更毋宁说，他们缺乏经验，容易受一时一地机遇的影响，受潜在倾向和流行习惯的摆布，他们并非自觉地卷入了坏的政治漩涡，发现自己已不可能摆脱，因为他们害怕自己将承担的风险。

有人说我是一个天真的梦想家，总是试图在将两种不可能结合的东西结合到一起：政治和道德。我听了很多这样的话，我一生中都在听这种东西。80年代，一位居住在加利福尼亚的捷克哲学家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来批评《七七宪章》中的“反政治的政治”，尤其是我的文章中对这一条的解释。困陷在他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谬见中，他相信作为一个学者，他已科学地解释了整个世界历史。他视其为一部暴力革命和恶势力斗争的历史。而如果不靠武力，不靠对权力的欲望及政治阴谋，凭借真理的力量、真实的力量、自由精神、良心、责任感的力量来改变历史的状况，便大大超出了他所能理解的范围。当然，如果有人将正派仅仅理解为生产力的“上层建筑”，他将永远不能以正派的意义来理解政治。

因为他的教条告诉他，资产阶级绝不会自动交出他们的主导地位，因此必须以武装革命为来把他们扔进历史的垃圾箱中。这位哲学家假定同样没有其他途径可以除去我们的前政府。但结果证明是可能的。尤其是事实证明这是唯一有意义的途径，因为我们知道，暴力孕育更多暴力。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革命堕落为吞食自己子女的独裁统治，造就了一批酝酿新的暴力的革命家，而不知道他们是在自掘坟墓，促使社会回到致命的“革命——反革命”走马灯式的循环。

我们从前的政权是被生命、被思想、被人类的尊严推翻的。我们最近的历史已经证实那位加州的捷克教授错了。同样地，那些仍然宣称政治主要是操纵舆论、道德在其中无法容身的人真正是大错特错了。政治阴谋不是真正的政治，尽管在一段时间内也许在表面上说得过去，但不可能带来最终成功的希望。通过阴谋，一个人也许能变成总理，但这也就是他成功的顶峰了，因为他不大可能以阴谋改进社会。

我很高兴自己远离同他人的政治阴谋，我将不与这些人竞争，当然也不去使用他们的武器。真正的政治——配得上政治这个名称、也是我愿意致力的唯一的政治——就是为你周围的人们服务，为社会服务，为未来的人们服务。根植于政治最深的是道德，因为它是一种责任，对全体人民和为了全体人民通过行动来体现的责任，这是一个可称之为“更高的”责任的东西，它拥有一个形而上学的出发点：它产生于意识或无意识之中的一个信念，即我们的死亡并不意味着结束，因为每一件事情都在别的某处被永远地记录了下来，永远地给予评价，这是“高于我们”（above us）的某处，我将之称为“神的记忆”——这是宇宙、自然和生命的奥秘秩序中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信徒们将之称为上帝，一切事情都要接受其裁判。

说到底，真正的良心和责任感，只有被解释为一种沉默的假设，假设上面（from above）有人在观看我们，每一件事情都不会遗漏，没有东西被遗忘，因此尘世岁月并不能抹去人间失败招致的尖锐痛苦：我们的灵魂知道并非只有自己意识到这些失败。

作为总统，我所做的，难道不是仍然保持对这种政治理念的信仰，并且至少部分地将它实现（归根结底，没有后者，前者不是可想像的。不去将部分我的理想付诸实践只能有两个结果：或者我被从总统府扫地出门，或者我变成一个心怀叵测的家伙，面对漫不经心的听众胡吹海夸——这不只是有损体面，也是更为不诚实，因为这意味着另外一种辞职的形式，对于我自己和我的理念的背叛）。

像在别的每件事情中那样，我必须从我自己开始做起：即在任何情况下，争取做到正派、正直、宽容和理解，同时力争反对腐败和欺骗。换句话说，我必须尽最大可能和我的良心保持一致。实际上，我经常听到一些忠告，说我应该更加“策略”一些，不要对每件事马上表态，要学会巧妙地掩饰自己，不要害怕去乞求某人，哪怕这违反我的内心，以及要和反对我的人保持距离。在为巩固我自身的利益中，我多次被劝告要认同某人追逐权力的野心，要去讨好某人因为这会使他高兴，或者不顾事实地去排斥某人，因为别人不喜欢他。

我还听到另外一种劝告，我必须变得更强硬、更果断、更权威一些。出于良好的动机，我不必害怕偶然地拍桌子，对人大喊大叫，以及激起别人稍微的恐惧和颤栗。但是，如果我想保持对我自己和对于我的政治概念的忠诚，我必须去听这样一些忠告：不仅是出于对我个人精神健康的考虑（它可能完全被看作一个私人的、自私的考虑），更主要的是根据我最关心的对象考虑：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坦率不可能通过不坦率而建立起来，真实不可能通过谎言而建立起来，或者民主的精神不可能通过权威命令而建立起来。当然，我并不能肯定坦直、真实和民主的精神是否取得成功，但我知道怎样不会取得成功，即采取和预料的结果相抵触的途径。正如我们从历史中知道的那样，这是将我们从一开始就寻求的结局排除在外的最好方法。

换句话来说，如果存在最起码的成功的机会，唯一的途径就是追求正派、理性、负责、诚恳、有教养地和宽容地去做。我意识到在日常政治中，这并非被认为是最有效的办法。但是我有一个优越条件：在我许多坏品质中，我恰如缺少一种，即对于权力强烈的欲望和爱好。由于不受此束缚，比起那些牢牢抓住他们的权力和位置不放的人，我从根本上要自由得多，并且这使得我沉迷于不使用手腕的奢侈之中。

从那古老的熟悉的训诫：“生活在真实中”，我看到前进的唯一的道路。但是，当一个人成为总统，将如何去做，如何付诸实践？我看到３种基本的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我必须一次又一次大声重申某些事情。我不想重复我自己，但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避免的。在我的许多公开言论中，我感到我必须重复分析和解释所有社会生活中的道德尺度。并且这也是事实，在我的工作中，当我遇到一个问题并试图作深入分析时，我总是发现存在某些道德方面的问题，如冷漠、意识不到个人的错误和愧疚、不愿放弃个人的某些地位和好处、嫉妒、无节制地自大等等。

我感到人们中沉睡的善意需要被激发。人们需要听到行为正派、帮助别人和置共同利益于个人利益之上、尊重人们和平共处的基本原则是有意义的。他们希望被大声地告知这一点。他们想要知道“最高层”的人们站在他们一边的，他们需要感到自己是得到支持和确认的，是有希望的。善意渴望被认可和被培育。善意的发展壮大取决于它必须听到整个世界都没有对它加以嘲弄。收听我对全国广播讲话节目的普通听众，经常要求听到关于可以称之为“哲学的”和“伦理学”的思考见解。因为怕过多地重复自己，我偶尔省去这些内容，但是人们总是再三要求听见它们。我从未试图给出有关如何对付他们身边恶行的具体建议，即使我想要那样做也不可能，但是人们想要知道正派和勇气不是无谓的，在与肮脏的诡计作斗争时有时必须冒风险。他们想要知道自己不是孤立的、不是被遗忘和被勾销的。

第二种可能性：在被称之为高级政治的世界，我可能试图在我周围创造一种积极的气氛，一种慷慨、容忍、开明、宽宏大量的气氛，创造一种根本性的友谊和互相信任。在这个领域，我远非是那种决定性因素，但我可以拥有一种心理上的影响。

第三种可能性：作为总统处于我的位置上，我拥有直接的政治影响。我必须作出某些政治决定。于其中，我可以而且必须带进我的政治理念，注入我的政治理想，那些有关正义、正派、克制以及我称之为“道德国家”的近期目标。当然，我的成功与否是由别人来评价的，结果也总是参差不齐，因为像任何别人一样，我也是个难免有错误的人类成员。

记者们尤其是外国记者，经常问我“生活在真实中”、“反政治的政治”是什么意思，或者政治从属于良心如何可能，如何将其付诸实践。他们很想知道，当我身处高位时，我是否必须大大修改以前我作为一个前“持不同政见者”对政治的期望，换言之，他们的意思是说，我从“持不同政见者经验”中提出的标准，现在是否仍然适用。

可能有人不会相信，在我担任总统两年来，这片国土上充满了那些稳定的国家的总统做梦也没想到的各种问题。我完全可以说，我从未被迫撤消我从前写下的任何东西，或改变任何看法。这似乎是难以置信的，但确实是这样：不仅我没有改变我的想法，而且它们还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尽管有着我每天必须面对的政治烦恼，我仍然深信政治并非本质上即不光彩的事情；就其不光彩的一面来说，只有不光彩的人们令政治不光彩。我得承认，比起人类其他活动领域来，政治更能诱惑人做出不光彩的事情，因此它对人的要求更高。但是，如果说一个政治家必须撒谎或搞阴谋，那是不切实际的，那简直是荒谬的说法。出于某些原因，总是有人散布这种说法，借此打击别人对公共事务产生兴趣。

当然，在政治生活中，像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样，不可能对任何人把任何事情说尽，并且那样也毫无意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必须说谎。你所需要的全部是得体，是适合的直觉和良好的趣味。“高级政治”中的一种令我惊异的经验是：这主要是一个形式问题：知道话说多长，什么时候开始和结束；如何有礼貌地表达你的对手可能不愿意听的话，永远知道在某一既定时刻说出最重要的东西，而不说不重要的或无关紧要的东西；知道如何坚持自己的立场而不伤害别人；如何去创造一种友好的气氛来使复杂的谈判变得轻松；如何将谈话继续下去而不要刺探对方或表现冷淡；如何以更轻松、更缓和的话题来平衡严肃的政治问题；如何审慎地安排你的官方旅行，知道什么时候不去某地更为合适，以及什么时候应该坦率，什么时候沉默不语，以及它们到达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并且还不止于此，这就是说对于时间、时代气氛、人们的情绪，他们担忧的实质和思想状况要有恰当的直觉，这也许比社会学的调查还要有用。受过政治学、法学、经济学、历史学和文化等教育是任何政治家的宝贵财富，但是我越来越倾向于相信，这些并不是最重要的财富。这样一些素质如同情心、与他人谈话的能力、洞察力、不仅能迅速抓住问题而且也能敏锐地体察人性，会与人交往以及一种适度感，所有这些在政治中十分重要。我并不是说自己拥有这些素质，老天宽恕我，决无此事。这仅仅是我的观察。

总之，如果你心术正，有良好的趣味，那么你不仅有资格从事政治，而且命中注定要从事政治，绝对属于这一领域。一个政治家不在于有说谎的能力，而是需要敏感，知道什么时候、对什么人、怎样去说必须说的话。认为一个有原则的人不属于政治是不符合实情的；如果在原则之上，再加上耐心、谨慎、分寸感和理解别人的能力，那么便已足够。认为只有冷酷的犬儒、虚荣、无礼、粗鄙的人才可能在政治上取得成功也是不对的，虽然这样的人容易被政治所吸引，但实际上，正派和良好的趣味总是占上风。我的经验和观察证明了政治作为道德实践是可能的。然而，我并不否认踏上这条道路并非容易，而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是一件容易的事。

从我的政治理想出发，我将强调文化作为我的政治实践中每一条可能的道路，这是显然不过的。在“文化”这个词可能拥有的最广泛的意义上，她应包括被称为来自“日常生活”文化的每一个方面，或曰“教养”——相对于我们所说的高级文化诸如艺术和科学。

我并不是说国家应更多地补贴作为一项特殊的人类实践的文化活动，也不是说我同意许多艺术家拥有的某种愤慨和恐惧，认为我们正在走向一个摧毁文化并最终要毁灭文化的阶段。我们大多数艺术家不知不觉地习惯于社会主义国家没完没了的慷慨。它资助了一大批文化机构和部门，对一部电影要耗资100万还是1000万克朗毫不关心，甚至不去在意到底有没有人看它。它也不去管到底有多少无所事事的演员在其工资名单上；主要的是每个人都在上面，从中拿钱。这样的国家比那位捷克－加利福利亚哲学教授更知道在知识界和精神领域隐伏着巨大危机，它知道通过荒谬的慷慨来首先安慰谁。国家的这种做法越来越失灵是另外一回事，——尽管扔下了大把的贿赂、奖金和头衔，艺术家们还是首先起来造反。

喜欢记住从前的社会保障的艺术家们恋旧的抱怨并不能使我动摇。文化必须——至少部分地——知道如何自己寻找出路。其中许多必须通过免税、基金会、发展资金等诸如此类的途径获得经费，也就是说，寻找适合她自身的多元化和自由的途径。艺术和科学的资金来源越多样化，这些领域中便越有竞争性并面貌纷呈。国家将以某种适度的、经过公开调查和深思熟虑的方式，支持某些文化方面的事情，如真正具有民族个性和代表这片土地上文明传统的东西，它们不可能通过市场途径来保存。我想到的是那些遗址（不可能通过将其变成一个旅馆来保证每一个城堡的维修，也不可能指望旧贵族们为维护家族荣耀而回来维修它们）、图书馆、博物馆、公共档案馆等这些机构，实际上它们今天已处于令人吃惊的失修状态（况且前“遗忘的政权”故意毁坏这些有关我们过去的重要见证）。此外，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难以想象大教堂或一般的教堂将有办法恢复所有小礼拜堂、修道院和其他教会建筑，在过去40年内，它们已遭到破坏，它们是整个国家文化保护的一部分，而不只是大教堂的顶端。

我提到所有这些只是开个头，而我主要的论点并不在此。我视之为十分重要的我们和文化的关系不仅指它作为许多人类活动当中的一种，而且包括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每一件事情的文化”方面，即人们行为方式的普遍水准。我主要是把它看作人民之间的联系方式，即存在于强者和弱者之间、健康的人和病弱的人之间、年轻的和年长的之间、成年人和孩子之间、商人和消费者之间、男人和女人之间、老师和学生之间、官员和士兵之间、警察和公民之间等的联系方式。

除此之外，我还想到了这样一些联系的本质：人们与自然、与动物、与空气、与风景、与乡镇、与花园、与他们的家——房屋和建筑的文化，公共娱乐设施，大企业和小商店的文化，工作和广告的文化以及时尚、举止、消遣的文化等等。

更进一步，所有这一切如果没有一个法律方面的、政治的和管理的文化，没有国家和公民之间联系的文化，便是难以想像的。战争爆发之前，我们这个地区已经达到了当时西方民主繁荣的同等水平，如果不说是更高的话。我知道普遍文化水准、公民习惯举止水平的灾难性衰退，是和我们经济上的衰退联系在一起，在一个更大范围内，甚至可以说是经济衰退的一个结果。然而，它比经济衰退所能引起的更使我震惊。它更显而易见，比物质上的东西更能对一个人产生冲击。作为一个公民，我完全可以想像，如果我去一个小酒店里面，顾客们互相吵闹而侍者冲我举止粗鲁，这比我不能支付每天去那里费用更使我烦恼。同时，到处寻不见漂亮的房子引起的恼怒，也不亚于一个人不能支付一个家庭房费的困扰。

也许我想说的事情其实一目了然：不管恢复经济对我们有多么重要，但远远不是我们所面临的唯一任务。为了提高日常生活中普遍的文化水准而做的每一件事完全同样重要。它必须与经济发展同步地在任何地方展开。我们必须为提高普遍的文化水准制定规模广泛的纲领。我们不能等到富起来了，才做这件事，我们可以立即着手，甚至口袋里没有一分钱。我从来不相信只有付更高的报酬，一个护士才会对病人更加周到，不相信只有一套昂贵的住房才可能是令人愉快的，不相信只有一个富有的商人会才对他的顾客更加殷勤和在室外弄出一个漂亮的招牌，以及只有一个富裕的农民才可能好好对待他的牲畜。我将把话说得更远一点，在许多方面，诸如供求文化、贸易和企业文化，它们完全与价值和生活方式的文化有关。

我愿意做我可能做的每一件事，致力于旨在提高普遍的教养水平的事业，或者至少尽力表达我在这方面的个人兴趣，这样去做不论身为总统还是其他。我感到这是我的政治理念——作为道德实践和更高责任的组成部分和逻辑结果。归根结底，对于公民和身为公民的政治家来说，还有什么比力图使生活更愉快、更有趣、更加多样化和更具有承受能力值得关注？虽然我在这里谈论我的政治——或更确切地说，我的文明——纲领，有关我希望为之斗争的政治、价值观念和理想，这并不是说，我想在一天之内实现它们，要弄出一个地上的天堂，人们之间相亲相爱，每一个人努力工作，举止良好，有善心，这片土地上果实累累，每一件事情都是美妙和光明的，一切如令上帝称心如意的那样和谐地运行，——根本不是这回事。恰恰相反，邪恶仍然存在，没有人能够消除人类苦难，政治竞争场也只是吸引那些不负责任的野心家，投机分子和骗子。总有人不停地去破坏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我不抱任何幻想。

不管是我还是任何人，都不会一劳永逸地赢得这场战争。更有可能的是，我们只能赢一两个战役。但是我仍然认为持续地进行这场战争是有意义的。它已经进行了数个世纪，并且还将进行下去。我们必须持之以恒地这样做，因为它是适合去做的那种事情。或者，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说上帝需要我们这样做。这是一场永久、没有终结的斗争，不只是好人（我把自己或多或少算在内）反对坏人，它实际上发生于每个人的内部。它使得一个人成为一个人，使得生活成为生活。

因此，任何宣称我是一个梦想家、指望把地狱变成天堂的人都是不正确的。我很少有幻想。但是我感到有一种责任，为我所认为好的和正确的工作。我不知道我能否改善某些事情还是不能。这两种结果都有可能。但有一件事情我不相信：为一个好的事业努力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正在建设新的国家。命运将我安排在一个位置上，比起其他我的同胞，某种程度上我更能影响这个进程。因此，请允许我谈论这个国家未来的形象，说出它引导我的前景，或者说，从我理解的政治中自然得出的前景。

也许我们都同意我们想要一个建立在法治之上的国家，一个民主的（政治上多元化的）、和平的、有着繁荣的市场经济的国家。有人坚持这个国家仍应是社会公正的。另外有人从社会主义的残余的角度来理解它因而加以反对。他们反对“社会公正”这个概念，说它含糊不清，因而等于什么也没说，并且一种运作中的市场经济永远不可能保证任何真正的社会公正，他们指出人们的勤劳、才能程度不一，甚至还有运气不等（这是最后的但并非是最不重要的）。因此显而易见，社会平均意义上的社会公正是市场经济本质上不可能提供的东西。进一步说，强迫市场这样去做也是非常不道德的（我们从前的经验足以告诉我们为什么不能这样做）。

然而，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个有着立法机构、可以制定预算的民主国家，却不可能去追求某种社会公平，诸如通过抚恤、养老政策、税务政策、以及资助失业者，补贴公共事务方面的雇员、帮助年老的独居者和健康有问题的人以及因为各种原因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每一个文明的国家都试图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成功标准提出那个地区合理可行的政策，甚至连那些热情的市场经济的支持者也不可能在原则上加以反对。说到底，这是一个术语上的而不是信念上的冲突。

出于整体的考虑，我再三重复这些基本的、自明的、毋宁说是普遍事实的东西。但是我更想说的是另外一些方面，那些在某种程度尚未明了东西，因而也更少被说起的东西，但这并不是说它们更不重要——因为它们给予被认为是自明的每件事情以合法性和可能性。

我相信如果不同时建设一个人性的、道德的、智慧的、精神上的和文化的国家（姑且不在乎这样说，在一个政治科学家听起来是多么地不科学），那么我们也将不可能建立一个基于法治的民主国家。最好的法律和所能想像的最好的民主机构如果不是由某种人性的和社会价值所支持，也将不能在自身之内保证其合法性和自由及人权。例如，如果一项法律没有人去尊敬它、捍卫它和试图负有责任地执行它，它有何益处可言？仅仅是一张空文罢了。如果投票人只能在更大的和更小的恶棍之间做出选择，这种选举还有什么用？如果的确有一个广泛的政治上的多党制，但其中没有一个政党从根本上拥有普遍的社会影响，它又有什么意义？没有一种国家（即一种宪法的、法律的政治制度）是超出历史的时间和社会空间之外的东西。这不是某些聪明专家的技术发明，像计算机和电话机那样。相反，每个国家，都生长于特殊的精神和文化传统，这些东西给国家注入实质和给出其意义。

现在让我们返回到相同的一点上来：没有共同拥有和普遍树立起来的道德价值和责任，也就没有法律、民主政府，甚至市场经济也不能恰当地运转。它们全部是人类精神的产品，所有机构应假定和承担人类精神需要它们为其服务，这些机构应尊重人类精神的产品，所有机构应假定和承担人类精神，信任和保护她，理解她的意义和愿望，必要的话，可以为之斗争和为之牺牲。

我将再次运用法律作为例子。法律无疑是正义的一个工具，但是如果没有人负责任地使用它，它也就变得完全没有意义。从我们自己的近期经验中，我们太了解即使是一条正当的法律，如果落在一个肆无忌惮的人手中可能发生什么样的情景，以及肆无忌惮的人如何轻易地运用民主制度而引进专制和暴力。法律和其他民主制度，如果不是掌握在有勇气的正派人手中来反对某些人的滥用，将变得自身难保。显然这些机构可能帮助我们变得更加富有人性，这就是为什么它们被创造出来而我们现在仍在建设它们的理由。但如果想要它们保护我们的话，首先我们必须保护它们。

在某种意义上，那些围绕着有关国家建设技术性方面的混乱临时的活动，对于让我们偶而记起国家的含义也许不无裨益，即国家必须保持真正的人性，换句话说，国家必须是有精神、有灵魂和有道德的。

我们并不存在一套简单的命令或指示。仅仅通过一种政体或者法律及指令是不能建成一个有道德、有精神的国家的，这只有通过包含教育和自我教育在内的长期复杂、永无终结的工作来进行。所需要的是富有生气地和有责任感地考虑每个政治步骤及每个决定，是持久地强调道德立场和道德判断；是继续自我检查和自我分析；是一再地重新考虑我们应优先考虑的东西。这不是我们可以简单地宣称和表白的某种东西，而是需要我们切实地去做，要求我们将道德和精神的动机引进每一件事当中，寻找所有事物当中的人性尺度。科学、技术、各种专业知识、专家主义并不是全部。某些东西是更必需的。简单地说，可以称之为精神，或情感，或良心。

1991年

（崔卫平 译）

我相信什么

在我整个成年生涯中，我都被官方打上了这样的烙印：一个想要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右派典型”。而现在——我上了年纪以后——我又被怀疑具有某些左派倾向，如果还算不上十足的社会主义者的话。

那么，什么是我真正的立场？首先，我不采纳任何意识形态或教条教义，不管是左派的还是右派的，以及其他任何对于这个世界封闭的、事先准备好了的推论体系。与此相反，我总是试图独立地去思考，运用我自己的理性权力，并且极力抵制种种将自己束之高阁的诱惑。我感到自己随时准备接受有意思的和有说服力的每件事情，随时准备吸收新的观念和将它们纳入自己的世界图景。

我也并非总是正确的。但是我的错误更多地来自个人的缺陷——比如缺少洞察、关注和教育——但不是意识形态的迷误或狂热。

我拒绝将我自己定义为左派或右派。我站在这两种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前沿之间，独立于它们。我的某些观点看上去似乎是右派的，无疑地，另外一些却像是左派的。我甚至可以想像同一个观点对有些人来说是左派的，对别的人却像是右派的。老实说，我对此从不介意。而我最讨厌的还是将自己看作一个处于中心的人物，将自己置身于某个地形学上的位置是荒诞的，这更多地因为虚构的中心位置完全依赖于所采取的某个角度。

这样一种态度眼下并不流行。在数十年人为的整齐划一之后，我们的社会需要知道如何再次在政治上定义自己，知道如何在政治上重建自身，这将导致人们试图在“地形学”上给自己寻找位置。每天的报纸都在谈论一个具体的政治或政党如何视自己为左派还是右派，是偏左还是偏右，或者是右派中的左派或左派中的右派，或是右派中的偏左派。但是，即使在今天，我也并不感到有以这种方式定义自己的需要。这样做会构成对我的自由的一个事先的限制，预先地将我和某件事或某些人捆绑在一起却没有透出任何我的主要观点。

我曾经说过我自认为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认同什么特殊的经济理论或概念（尤其是一切都属于国家和由国家来计划这样的概念）；我仅仅想暗示我的心，如人们所说，长得稍微偏左了一点。与其说我在表达任何特殊的信念，毋宁说我试图描绘一种性情，一种不落俗套的精神状态，一种反对定势的倾向，以及对于庸俗市侩的反感和对于悲惨蒙羞的人们的关注。

很长时间以来我不再说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这并不是因为我的心换了地方，而是因为这个词——尤其在我们语义的上下文中——其含义十分混乱。尽管只有在今天它才开始精确地意味着某些东西，但它仍然没有提供我称之为有意义的起点。

出于同样的理由我也避免“资本主义”这个词。我从来没有说过或写过我向往资本主义或我想在我们国家引进资本主义。像“社会主义”一样，“资本主义”也是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加以推广和庸俗化的一个概念，我看不出为什么我必须接受它，尤其是对这个概念不费力气地加以运用，是一种喜欢通过接受类似的意识形态标签而使生活简单化心理的典型，并且还和许多具有危险的文明现象联系在一起，它们并不在我的框架之内。

尽管我的心偏左了些，我也知道唯一行得通的经济制度是市场经济。其中，所有东西都属于个人，这意味着将有人对每件事情负责，这是一种于法律的框架之内，使得经济实体完全独立和多样化的制度，它的运转主要是受市场规律的引导。这是唯一自然的、有意义的、可能导向繁荣的经济，因为唯有它体现了生活自身的性质。就其丰富和易变性而言，生活本质上拥有着无限的和神秘的多样性，它不能被控制和计划。

企图将所有的经济实体联合起来置于唯一的畸形的拥有者——国家之下，将所有经济生活屈于一个理性的中央声音，这种声音相信它自己远比生活更聪明，这种做法是反对生活本身。这是现代人妄狂自大的一种极端表达，他相信自己已经彻底了解了这个世界，他便处于创造的顶点并拥有足够的能力和整个世界竞赛；他宣称自己的头脑是有机体的最高形式，而不去注意到存在着一个无限的和远为复杂的结构，即自然宇宙存在的秩序，他自己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共产主义经济出自一种夸张的、乌托邦和理论，它把自身抬到一切事物之上。待到付诸实践时，这种乌托邦的推理开始肃清与它不符的每一项东西，清除在它的计划之外或干扰这些计划的东西。审查制度、恐怖和集中营是同一种生产崩溃的中央集权经济的结果。事实上，从一开始，意识形态幻觉的谬误同时表现为这种伪科学的乌托邦，完全失去了对生活暧昧不清一面的感觉，缺少对于神秘的存在秩序的谦卑精神，偏离了“来自上方”（from above）的道德尺度以及脱离了人类良心。

有时人们也许听到这样的说法，我们的革命和导致选举成功的力量，向公众隐瞒的一个秘密是：有人想要复辟资本主义。

的确，我们没有使用过“资本主义”这个词，如同我已解释的。至今我也没有用这个词。但是我们始终在强调——不只是在革命期间和选举之前，而且很久之前（至少，是我们中的许多人）——我们想要一种规范的市场经济制度。显然，如果不去打碎极权主义制度的基本柱石，破除这种权力的根源及导致物质匮乏的原因即中央集权经济，便不可能推翻这个制度和重建民主。

因此，我是问心无愧的。我像右派中的极右人士那样意识到，只有最快地重建市场经济，才能振兴这个国家的经济，能使它逐步恢复，和最终实现真正的经济发展。我们已经踏上了这条道路，我们宁愿称之为“经济改革”（没有更精确的称呼）。改革的宗旨在由议会批准的政府方案中得到了表述。这项逐步来完成的前所未有的使命的方案，是由许多经济学家长时间讨论的结果，不只是许多人想当然地以为，这仅仅是财政部长瓦茨拉夫·克劳斯的产物——当然，因为他的不妥协的立场，他在方案的最后形成中发挥了最积极的影响。这是经过普遍认可的东西。普遍认为需要这样做。对这个国家来说，这是唯一有意义的选择。

数十年来，人们受金钱的贿赂（在正常经济环境中，这些钱应被用来投资新的技术、研究和发展，以及用于能量贮存规划，和作为提高产品的产量、质量和竞争力的手段），所付的是一个有节制的社会安全的代价，如同经常被提到的那样，我们靠提前支出未来而生活。现在所有这些帐单摆在我们面前，是亏本交易。它们以非常可观的数目等着我们。它们相当于全部我们从未来银行里支付的贷款。借贷的规模完全相当于在对于未来的开采利用中人们缄默的深度。加快这项根本性的改革，是我们共同的利益。对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越三心二意，时间就会拖得更长，牺牲将会更大，更迟地实现这些计划，同时不可避免的但却是无谓的牺牲将会堆积如山。

我们不妨回到最初的起点。改革的奠基是私有化，而我们大部分公司和企业仍是国有的。小范围内的私有化——诸如小商店、小酒店、旅馆、服务行业、小企业等，现在已或多或少地完成了。大型国有企业的大范围内的私有化，正在开始并且也许将需要好几年。

我曾经以为改革的进程也许会更快一些。例如，我曾简单地认为在我们第一次自由选举时（1990年6月），街上会布满了私人的小商店、酒吧和小餐馆。事实上，这个情形最近才开始出现。我并不知道和私有化相联系的问题有多大，不知道国有企业对此将会有多么强大的抵制，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批发商、食品加工业、许多制造行业等，其轮子都陷在泥里。我也没有预见到许多行业如何戏剧性地受市场危机的影响（当然，这不全部是我们的过错，也是许多年来在苏联阵营内部建立的人为的市场的崩溃）。因此，我肯定不喜欢“减少力度”或“放慢改革”。相反，我更倾向于认为这个过程是不是太慢了些。实际上，我真正感到担忧并认为有危险的唯一事情，是将改革的形式变成一种意识形态，变成偏狭的教条，甚至是十足的狂热。

对我来说，市场经济是像空气一样自然和理所当然的东西。毕竟，这样一种人类经济活动的制度是经过数世纪（甚至上千年）的摸索而建立起来的。这是和人类天性最相协调的制度。但是尽管这是如此行之有效，它也并不可能建立一种世界观，不可能成为一种哲学或一种意识形态，也更不可能作为一种生活的意义。对许多人来说（尤其悖论的，是对那些多年来从未对计划经济发表一点不同看法的人），经济忽然变成一种崇拜、一堆教条，必须不容妥协地为之辩护和弄得比这种经济制度服务的对象即生活本身还要重要，事情就变得不仅滑稽而且危险。

政治的党派及其旨趣对于他们认为重要的经济和社会现象总是意见不一（并还将意见不一），对于如何理解和解释它们，如何寻找最好的道路去组织经济生活也总是各抒己见（并仍将如此）。这绝对没什么错。但是事情有点走得太远。

右派教条主义，带着其愠怒的偏狭和对于总体方案的狂热信仰，和那些左派的偏见、幻觉及乌托邦，一样令我烦扰。今天，我们经常不幸地发现，对于具体问题的切实分析和对于它们深思熟虑、不带偏见的思考，已经被另外一种东西驱逐出公众争论的领域，即也许可以称之为“市场疯子”的那种东西。对市场经济的崇拜，可能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一样危险，因为它们出自同样的头脑：即相信来自理论的东西肯定比来自生活的东西更聪明时髦，而每一件违反理论教条、不可能令其适应这些教条或超出教条之外的东西，都只配被拒之门外。实际上，比某种一般性规则更可靠和值得信赖的，是我们与复杂的生活打交道得来的那种引导，是来自常识、无偏见的判断、从教条中的解放、有分寸和适度感的那些东西，还有最后的但并非不重要的，来自我们作为个体人类生命的理解和由这种理解所产生的道德和社会的敏感。

一种化学意义的纯粹的理论是不适用的和难以付诸实践的。生活远比仅仅是科学了解的东西更为丰富（并继续这样）。这时并不存在诸如“纯粹的制度”这样一种东西，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社会生活并不是为我们知道的任何一套计划而设置的机器，这就是为什么总是不停地形成新的理论的原因。总是给我们带来惊奇的川流不息的生活，是追求新的成就的人类精神面临的唯一持久的挑战。

顺便地说，将市场和道德看作互相排斥的东西也是一个巨大的错误。确切地说，其相反的说法才是正确的，只有在拥有其自身道德的情况下市场才可能运转——遵守法、惯例、传统、经验、习惯、遵守游戏规则，并加以贯彻。没有规则便谈不上任何游戏（这不是巧合：许多古代宗教书都由道德箴言和一套类似商业法规的某种东西组成）。

当然，不可能避免将科学知识投射到具体的决定上来，包括经济和政治多样化的决定。但是要记住两条：首先，科学知识可以服务于生活，但生活肯定不仅仅证明某人的科学发现并因而服务于科学。第二，也许科学是人类精神的出色的产物和工具，但它自己并不能保证一个富有人性的结果。一个熟悉的例子是：科学可能引导人们发现核武器，但并不能保证它们将不会互相发射到对方那里去。

显然，每件事情想要取得成功，就必须有非科学的力量。诸如健康的共识和人类良心的参与。经济改革也不例外。

请允许我用一个故事来阐述我的思想。1990年，我出席了我们３个政府的一个会议（捷克、斯洛伐克和联邦），来决定一个关于小范围私有化法律的基本轮廓。我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被拍卖行业中的雇员应享有一定的优惠，不管是以拥有优先购买权还是以低贷款的形式。我的理由建立在这样一种担心之上：也许有吸引力的行业将被那些财富来历不明的人买走（前共产主义者“中央管理干部”成员、黑市商人等），而不那么具有吸引力的行业则卖不出去，成为国家的一个负担。我曾经急切地希望小规模私有化会尽可能快地完成，以此避免窃贼的经济（也是政治）权力增强——因为对大家来说，经济改革完全是初次经验——以及避免使它和40年代共产主义者完成商业企业民族化相比，显得是一种社会的不公正。如果小范围内私有化的结果主要是用非法获得的钱（主要是偷来的）来开始合法经营，那不仅是不道德的，并且在政治上也是十分危险的，因为它可能将公众的看法转变为反对改革。

讨论中许多人支持我的这种看法，包括认为在改革初期，在这个完全是转型的时期，眼下远没有市场机制的运作，当国有制度被革命的途径打碎之后，我们很难担负起一个“纯粹市场”解决的奢侈。另外有许多人支持一种法律的看法，即所有有兴趣的团体一律平等，正如他们的钱也一律平等，任何人都不应享有任何优惠，即使在一个具体的行业中工作多年（我要说反对我们的观点中有一点是比较有说服力的，在某种程度上它被后来的发展所证实：许多雇员，在共产主义时期，便擅于通过损害消费者而使自己富裕起来，部分地即来自于他们与供应网上人们之间的黑幕联系。因此，再给予他们更多的优惠是可笑的）。

争论的双方都各有道理，但另一方面实际上这都是一种有涵养的猜测。具体事实并不在我们的决定中扮演关键角色，因为并没有统计数据，哪怕是近似的数据。我们并不知道这些行业有多大利益，哪些人可能参加拍卖，感兴趣的人们手上有多少钱，他们准备拿出多少来投资。同时也完全无法预知这种小型私有化可能的进程，和它在经济、社会、政治方面的结果。因此，没有人能运用事实来说服其他的人，结果成了感情之间、观点之间和推测之间的互相争斗。投标的结果产生了，我支持的立场因得到少数人的支持而失败。

目前，仍然难以肯定这种选择是最好的。当然我希望这是最好的。拍卖进行得很成功，并没有出现较大的阻力来反对我们的新经济制度建立之初潜在的不公正和不道德。许多行业由其雇员所购买。

另一方面，我经常听到这样的抱怨，“一切权力归共产主义者”。这是说前共产党高级阶层的各种关系运用第一线的人将一切都买了下来。拍卖被说成在1948年共产主义者和其继承人手中创造了一种新的“资本积累”。我不知道事情是否真的如这些忧郁的人们说得那样糟；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我怀疑这种说法。

但说到底为什么我要提到这个故事？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当时我支持的提案显然并非是“纯粹的制度”（正如在第一轮中阻止外国人参加拍卖不“纯粹”一样）。结果是它在纯度上受到批评，而与此相反的观点因其体制的纯粹性受到赞扬。

这是一个典型的情形。一个可能结论的所有方面和其复杂的结果都不得不被掂量一番。简单地运用教科书中的教条来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仅仅是“制度上的纯粹”不能保证任何东西。日复一日地，政府不得不接受“制度上的不纯粹”但却是正确的决定。因为这是在眼下环境中唯一可能的决定。这便是生活！顺便地说，甚至大范围内的私有化——我们通往市场经济的主要桥梁——如果没有制度的非常不纯粹的某些因素（通过投资担保人政策使得国有企业可以免费提供给人们而不考虑其市场价值），也将不可能获得成功。但是如果我们想见到大型企业真正的私有化，我们便不得不运用这类方法。

一旦人们的直觉和不带偏见的考虑（在没有统计资料的情况下）告诉我们，一种纯粹的解决办法是可行的话，显然选择它是合适的。但是，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这个方法才将是可行的——或者它不再继续有效？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时候一种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政策也许被证明是自杀性的？在何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将建立在经济理论之上的意见和建立在实际的经济政策上的意见加以比较和评估？我们如何最好地去审核所有这些科学的、政治的、社会的和道德方面的观点？说到底，人们总是借助他们个人的责任感、自己的思想、个人对于处境的估价、他们的深谋远虑，来作出决定。他们越是不理睬将理论转变为教条的意识形态，便越好。

仅仅会区分“制度上的纯粹”或“不纯粹”，可以使一个人在大学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但在实际生活中，在采取政治决定时，如果没有另外一些东西是完全不能获得成功的。简言之，当我感到周围从某个方向来的教条主义或狂热时，我变得越来越警惕，哪怕来自市场经济这个题目及其抱有的“制度上的纯粹”。

这里的制度应服务于人们，此外别无他途。这是意识形态总要忘记的一点，这是致命的错误。共产主义最鲜明地向我们显示了这种遗忘将导向哪里。保守的市场经济的支持者一听到“国家”、“社会”这样的词就反感。令他们生气的还有诸如“概念”、“工业战略”、“计划”这些字眼。他们愤慨的原因是可以理解的：担心这些词创造了那种叫社会主义的东西，刚刚好不容易才把它请出去，它却又从后门悄悄溜了进来，并带着那种自满的表情，确信国家可以而且必须组织工业生产、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的未来。

在我们的环境中，仍然有着这么多从共产主义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习惯和陈规，有着许多能言善辩的说客，以各种借口，想保留若干年来令他们过得很舒服的社会结构和实践，因此，某种警惕是必须的。尽管这样——包括我每天都在被劝说——我仍然认为市场经济存在的问题不能由它自己来解决。尤其是在我们的国家，数十年间自然的市场经济发展被人为地中断，其间许多事情是头足倒置的，从能源生产到工业结构的农业组织，因此，我们不可能仅仅依赖羽毛未丰的市场机制来为政府解决每一个问题。如果能解决，政府将没有多少事可做。不幸的是，情况不是这样，依赖一个如此简单的结论将会有着致命的后果。

一个人不需要成为一个专家才能理解单靠市场不可能决定捷克斯洛伐克能源生产的方向。同样，在今天也没有某个人而只能是国家才能决定诸如戈巴苏可夫·丹或泰米力核电站这些狂妄自大的共产主义的巨型产物的前途。未来的能源仍然是一个问题。我们怎样才能保证能源的生产而不去毁坏我们的环境？如何保证它将是高效率的？以及如何能够拥有多种分散的能源，不至于将我们从经济上和政治上与任何人捆绑在一起？我们没有自己的原油，我们将去什么地方购买，并如何确知我们不再变得像从前那样依赖于某些来源？就我们现有的地理布局而言，大型的水坝不再会是一个解决的办法。面对濒临崩溃的从前的小型水电站网，我们如何重新起用和扩展它们？如果我们将要支持这种发展，那是在何种程度上？运用什么样的途径和设备？还有我们如何限制和最终完全停止褐煤的开采，它差不多毁掉了整个北波西米亚？我们怎样才能不从燃烧褐煤和污染空气的发电站中获得电源？我们应在多大程度上依靠核能？显然我们不可能继续建造像泰米力那样的巨型反应堆。我们必须开始建造小型的、绝对安全的核电站吗？还是我们完全不应去利用核能？对我来说这很显然，我们必须有一个展望未来几十年的能源战略（事实上经济部已经开始做这件事）。即使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在那里，一切都是自然运转和没有强力干涉，也提出了适合自己情况的能源政策。如果说今天的法国从核电站（并有着很好的安全记载）中获得70％的能量，基本上解决了它的能源问题，那么这肯定不是市场自然运作的结果（怎么可能在短期内从核能中获益），而是二战后所作出决定的一个结果。

显然，国家在引导经济发展——决定在哪里和由谁来做，怎么做和必须生产多少能量及以什么样的价格卖给谁等方面起着一个逐渐减少的作用。这个作用表现为提出适当的法规和经济政策，来鼓励亟需发展的方面，向着能源分散化、多样化、高效率、生态合理以及外国供应商的多项经营发展。然而在政府采取必要的法规步骤和作出种种协调的经济决定之前，它首先必须知道它所想得到的是什么东西，哪条道路才是正确的。简言之，这就必须有一个自己的战略，考虑到自然条件、预期的消耗结构及其他许多事情。法规的建立和采取何种经济手段将遵循这项战略。这个战略的角度将保证法规和过程两者都不仅是来自经济理论，而是始终用于某种具体情况的理论。

我们现在的工业结构是50年代共产主义工业政策的一个结果。当时，主要的重点是重工业，许多成功的生产日常用品的轻工业和工厂都被关闭。一切都在中央集权垄断控制下，后来逐步发展为从属于苏联下达的指令，服务于苏联的需要，后来是听从经互会的指令。在许多部门，至今还在“产品也许并不好，但至少是我们自己的”口号下，尝试创造一种奇怪的自足形式。

现在，我们的工业将经历一次根本的重构。有些部分将被压缩，另外一些会发展；有些企业将破产，另外新的被创造出来；有许多将改变他们生产的项目；被忽视的第三产业——服务行业——也会得到发展。所有这些结果将是巨大的社会运动，甚至是剧变，劳动力的巨大变迁以及失业。在这种情形下，首位的权威将是市场的规律，它最有能力来决定哪些是可行的，哪些不行。然而如果这一切发生如此之快并伴随着某些灾难，这种重构将要求国家也要有它的立场和观点，要从我国的潜力、需要、位置出发的复杂的总体看法中，认定应优先发展的那些项目。当然，这不会通过政令来强加，而是把它们运用到经济政策中去。以具体的尽管是间接的方式，国家支持那些有前途的企业，并以严厉的方式对待那些仅仅想靠惯性和损害社会谋求幸存的行业。

我相信为高层公寓生产预制板将被一个从事小型的砖房建筑的系统所取代。我听到一个建议（现在我不能说这是否现实），将那些逐渐停止生产的褐煤矿工调到砖房建筑上来，这样便为那些遭解雇的矿工提供新的工作机会。这样一种提议的可行性建立在我们的能源计划和建筑业的情况这两者上面。几乎不可能指望在它们自己内部完全是通过聪明的企业家的意志来完成。

国家将会支持这种计划，为此创造积极的经济条件。但是，国家必须知道它想要什么，拥有一个战略计划，然后付诸实践。另外一个例子，现在也经常被提起，即军工的转产。显然国家不可能为个别厂家发明新的生产项目，也不可能要求外国提供新的工艺和为未来的产品寻找市场。出于若干很好的理由，已经决定限制我国重武器（进攻性的）的工业和停止其出口，尤其不能落到世界上的不稳定地区和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我们必须——作为一个国家——寻找途径来从经济上赞助这些企业，帮助其转换到其他产品。

还有一件事情是：许多外国专家提醒我们不要允许市场力量在我们的城市掀起盲目的大兴土木的狂欢。许多西方大城市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至今仍在后悔当初不曾小心翼翼地监督其城市发展。这样的责任是地方管理的权利义务，即在城市规划委员会，而不是联邦政府。这是另外一个不能盲目相信市场的领域，而必须缜密地加以规划。如果仅凭市场提供的“制度上的纯粹”自由那样去做，可以想像一座10层的旅馆突然出现在布拉格坎帕岛上或多瑙河畔的布拉迪斯拉发，这将会完全遮住那里城堡的风景。眼下我们还不致因为我们的无能而终止与外国投资者的交易，不存在由于所有权和财产权不确定引起的严重困扰，和在决定这样一些问题时由于能力不足而造成的混乱，以及面对仍然没有消肿的官僚主义带来的巨大危险。但是当这些问题冒出来的时刻将发生什么？现在是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了。因为我们的前政权集中了全部农业土地，现政府和国会则花了大量时间就归还财产权、国营农场的私有化、农业合作社的转型做出计划和制定法规。但是在这个转折阶段，我们太缺乏对于具体的农业政策的关注。现在的问题来了：农民们竭力反对并要求一个联合的耕地政策，因为我们没有制定出这些合理的政策，使得国家突然花了四百万克郎去购买剩余的农产品。如果政府事先有个深思熟虑的农业战略，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像这样的例子我还可以列出许多。我谈这些试图说明什么？

就经济方面而言，国家——毋宁说政府——有着三个主要责任：第一，它必须为新的经济制度提出法规，在法规的基础上，决定将要运作和建立的“游戏规则”的框架。第二，它必须将经济作为一个整体，作出某些宏观决定，如税率、预算支出、债权方针、利率、兑换率等。第三，它必须建立具体的“日常”经济政策，来决定诸如选择哪些公司来接受政府的企业或将要接受政府的援助、利息贷款、贷款保证，以及何时在重要的外国合同上签约、减税的考虑等等。换句话说，即政府应为这个国家每天的经济发展作出反应。

如果政府不能有力地把握这个国家的需要和潜能，对必需的长期目标没有战略上的总体上的考虑，那么，依我看，政府便不能恰当地完成这三项使命中的任何一项，在我们这个特殊的历史情境中同样如此。能源和农业政策、更好的工业结构、经济目标、对外政策等，所有这些，必须以协调的方式制定出来。必须有我称之为具体的捷克斯洛伐克经济繁荣的展望，有超越仅仅是对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了解之外的东西，以及将它们带进人们生活的兴趣。我相信国家（或政府）将要获得成功的每件事情都只能来自于这样一个广泛的、总的目标。只有在这个背景下所提出的法规、政令、微观或宏观的经济决策才拥有一个普遍的、合乎逻辑的、具有连贯性的和有意义的内在结构。不幸地，我不得不运用那个可恶的词“计划”。这不仅是想要建立一个市场经济，对我们在捷克洛伐克想要做的我们必须知道得更多。

我用“计划”、“战略”、“总体的和具体的展望”来表达的某种东西的重要性，在未来的几年内，将不可避免地衰微。国家将越来越看不见。它将逐渐地——在经济领域中——变为仅仅是一个征税者，将税收发放给（至少是资助）那些眼下不能指望它能够养活自己但在未来将数倍地回收的那些领域，如教育或研究和开发。并且发放给那些从来不能替自己支付但必须存在的领域，如保证国家安全的军队，以及一个现代的富有人文精神和文化的国家颇具特色的方面及社会服务（健康事业、养老金、环境保护、风景区、历史遗迹和文化等。）

换句话说，列车已经上路，偶然去检查它是否行走在正确的方向上便已足够。没有必要不停地寻找那个方向，在经济战略部门重新确定它。在日常经济事务中越少指望政府开口便越好。

然而今天，我们处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上。我们正在寻找我们未来的方向。并且寻求真正的包容性的思想。我们必须清楚地了解我们在什么地方，在我们所选择的轨道上，有什么样的危险在等着我们。这样去考虑问题便使得我成为一个潜在的社会主义者？我想不是的，我和不同的西方国家领导人谈过话，他们表达了我们仿佛刚刚丢弃的东西，即作为政府，对这个国家的经济形象有着决定性影响。

我并不这样认为，但我有一个印象：我们总是忙于追赶，在许多事情上反应总是慢半拍，并且这不仅是因为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复杂时期以及与一个复杂的遗产打交道。我们还会犯这样的错误：我们总是将对自己工作的注意力转移到我们之间微小的分歧中去，转向我们自身的争吵，我们缺乏互相之间的信任，缺少自信（表现为政治上的虚张声势），缺乏宽宏大量而互相恐惧；换句话说，我们不能承担我们刚刚赢得的自由的责任。

再重申一遍：不是建立在责任感之上的专家意见并不能拯救我们。

1991年

（崔卫平 译）

知识分子的责任

不久前一位很有学问的老人到布拉格探访我，我怀着钦佩之情倾听他的谈话。不久，我就听说他逝世了，他的名字叫做卡尔·波珀（Karl Popper）。他是一位环游世界的旅行者，曾经在新西兰这个国家目睹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战争——由纳粹狂暴的部族意识形态引发的战争。他在这里思虑世界的状态，并在这时写下他最重要的几本书。他显然受到新西兰群岛不同文化的人民和睦相处的影响，并自问，为什么开放社会这一理念如此难以战胜源源不绝的部族主义，由此他开始探究开放社会所有敌人的精神背景和他们的思想形态。

一

波珀那些受到丰富证据支持的基本批评的中的一个目标，是一种他称为“全面社会工程”的现象，他用这个术语来描述这样一些企图，即：要在某种预先设想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完全彻底地在全球范围使世界变得更美好。这种意识形态自称弄通了历史发展的所有规律，并概括地、综合地、全面地描绘了一种最终可以实现所有这些规律的事态。波珀明确地指出，这种人类思考形态和行为只能导致极权主义。

基于我个人的经验，我可以证实波珀爵士的看法是正确的；我可以向你们提供数以千计的证据，证明生命的所有天然的现象如何遭到扼杀，而扼杀者却是以一种宣称世界会更美好的抽象、空谈的理论的名义来进行这种扼杀的。这不仅仅像我们所称的侵犯人权那么简单。这种强制执行的观点导致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政治和经济的毁灭。

波珀不赞成这种全面工程，他提出另一种渐进式的方法，旨在逐步改善人类共处的各种制度、机制和技术，以及在维持不断的和经验保持联系及不断丰富经验的情况下来改善这些制度、机制和技术。必须按照任何被证明的良好的、实际的、有必要的和有意义的东西来进行改善，不可妄自假设我们已经弄通世界上的所有事物，并自以为可以因此弄通所有有待弄通的事物以及懂得如何去改善它们。

在我国，对过去悲惨经历的一种可理解的反应是我们有时会碰到的这种意见，即如果可能，人都应该避免试图改变或改良这个世界，避免提出长远观念、战略计划或看法。这一切都被视为全面社会工程军械库的一部分。这种意见显然是大错特错的。矛盾的是，这种意见与波珀在那些自信已掌握历史规律并自认运用这种历史规律的人身上看到的宿命论有很多共通之处。这种宿命论以一种奇特理念的形式出现，这种理念认为，社会无非是一种机器，只要使它适当地启动，它就可永远自行运转。

我反对全面社会工程；然而，我拒绝给婴儿灌满洗澡水，并且我绝不认为人们都应该放弃不断寻找改善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途径。这是必须做的，即使他们仅能达到某一方面的改善，即使他们总要停下来看看到底是否适合作出这种改善，即使他们必须随时准备一旦经生活证明是错的，就应该予以修正。

最近我向一位哲学家朋友表达了这一观点。他先是有点疑惑，接着便试图说服我相信一种我从未否认的观点，即世界在其本质上一种全面的实体，其中一切都是互相关连的，我们在这一个地方做任何事都会在另一个地方发生预想不到的影响，尽管我们可能看不到全部，就连新近的后现代科学也为此提供了丰富的证据。

这位朋友这席话迫使我补充我所说的话甚至波珀所写的书。确实，社会、世界、宇宙自身是一种无限神秘的现象，由数以亿计的神秘内在联系维系着。明白这一切并谦虚地加以接受是一回事，但自以为是地相信人类或人类精神或理性可以完整地掌握和描述世界并从这种描述中得出改善的看法——这却是另一回事了。意识到所有活动都有其内在的联系是一回事，相信我们已完全弄通它却绝对是另一回事。

换句话说，像波珀那样，我相信政治家或科学家或企业家或任何人都不应陷入这种徒劳的信仰，认为他们以一次行动就能够全面地掌握世界。在寻求改善世界时，人们必须万分谨慎和理智，要一步一步来，要时时注意每项改变实际上会产生的后果。然而，同时我也相信——这与波珀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有点不一样——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也应该意识到他们所能知道的所有全球性的互相联系，同时心中牢记这点，即在他们的知识之外，还有一种无限广阔的互相联系。我在所谓的高层政治领域的短暂逗留使我一再相信有必要采取这种态度。如果我们能够由头到尾，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更清楚地审视自己，看清楚超越于我们暂时性的或集团性的利益之上那种更广阔的内在联系，现在威胁世界的大部分危险以及它所面临的很多问题，都可以相对有效地得到解决。当然，这种意识绝不可变成自以为是的乌托邦信念，以为只有我们才拥有了解这些内在联系的整个真理。相反，这种意识应源自对这些内在联系及其神秘秩序的深刻而谦虚的尊敬。

二

我国当前正在进行一场有关知识分子角色的辩论：有关他们如何重要或如何危险，有关他们的独立性的程度，有关他们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介入政治。在某些时刻，这场辩论变得混乱，部分是因为“知识分子”这个词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这场辩论与我刚谈到的问题有密切关系。

容我用几分钟时间尝试给知识分子下定义。在我看来，一个知识分子是这样一个人：他或她一生概括地说都致力于思索这个世界的事物和事物更广泛的背景。当然，知识分子并非唯一做这种事的人，但他们是以专业态度——我可否用这个词——来做的。就是说，他们的主要职责是研究、阅读、教授、写作、出版、向公众发表演说。通常——尽管并非永远——这使他们更能够接受较为普遍的问题；通常——尽管并非永远——这导致他们对世界事态和世界前途抱有更广阔的责任感。

如果我们接受对知识分子的这种定义，那么我们就不会惊奇于很多知识分子做下了很多伤害世界的事。对整个世界怀有一种兴趣并对它怀有一种日益强烈的责任感，知识分子经常受到诱惑，企图掌握整个世界，想全面地解释世界，并对世界的各种问题提供普遍的解决办法。没有耐心和出现精神短路是知识分子倾向于提出全面意识形态和屈服于极具诱惑性的全面社会工程威力的一般理由。难道大批独裁者甚至一些恐怖分子最初不都是知识分子吗？更不用说很多尽管并不制造或引进独裁，但由于比别人更容易幻想有一把消除人类苦难的放诸四海而皆准的钥匙而一再无法站起来反对独裁的知识分子了。“知识分子的出卖”这句说正是用来形容这种现象的。我国发生的很多反知识分子现象永远是针对这类知识分子的。这就是他们这种想法的来源，即认为知识分子是人类中很危险的物种。那些持这种看法的人所犯的错误与那些从截然反对社会主义计划走向反对观念性思考的人所犯的错误是相同的。

如果以为所有知识分子都服从于乌托邦主义或全面工程，那将是愚不可及的。过去和现在都有大批知识分子做了我认为应该做的事：他们意识到那更广阔的背景，以更富全球性的角度来看事物，承认全球性的神秘本质，并谦逊地听从于它。这些知识分子对世界所怀的日益强烈的责任感并没有使他们认同于某个意识形态，而是使他认同于人类、人类的尊严和人类前景。这些知识分子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他们服膺宽容，与邪恶和暴力作斗争，推广人权，提倡他们的不可分割性。一句话，他们代表着“社会良心”。当地球彼端一个不知名的国家的人民遭到灭绝，或当儿童挨饿，他们不会坐视不理；他们也不会对全球暖化或眼看着下一代将过着难以忍受的生活而漠不关心。他们关心远方的原始森林的命运，关心人类是否会在不久的将来摧毁所有无法再造的资源，或广告、消费主义和电视上的血腥暴力故事这种全球性的独裁最终是否会导致人类走向彻底的白痴状态。

那么，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又如何？这里也有很多误解。我的看法很简单：看到乌托邦主义的知识分子，我们应抵制他们的迷人呼叫。如果他们进入政坛，我们要更少地相信他们。另一种知识分子——那些更留心与世界所有事物关系的人，那些以人性看待世界并且怀有日益强烈的责任感的人，那些为所有美好事物而奋斗的人——对这类知识分子我们应屏息聆听，无论他们是作为独立的批评家拿着一面很有必要的镜子审视政治和权力，还是直接介入政治。

这两种角色彼此很不一样。我的朋友蒂莫思·加尔顿·阿什在这方面的见解是很对的，我曾与他就这个问题讨论了好几年。但是，尽管这种看法是很清楚的，我们却不能因此以为这类知识分子只可在大学或媒体立足而禁止他们涉足政治领域。相反，我深信越多这种人直接介入政治，我们的世界就会越美好。就其本质而言，政治诱使那些置身其中的人把注意力集中在与下次选举有直接关系的短期问题上，而不是数百年后要发生的事情。它迫使他们追求集团利益而不是作为整体的人类社会的利益，讲一些人们喜欢听而不是人们不大愿意听的话，甚至小心翼翼地对待真理本身。但这不是拒绝知识分子在政治中占一席之地的理由。这反而是一项挑战，即要尽可能多地把他们吸引到政治上来。毕竟，在决定全球性互相联系的文明的命运时，有谁比那些最强烈地意识到这种互相联系的人，那些最关心这种互相联系的人、那些对整个世界怀着最负责态度的人更有资格呢？

1995年

（黄灿然 译）

在堪培拉国际出版俱乐部的讲演

女士们、先生们：

请允许我从一个简短的个人表白开始：除了80年代后期的一个短暂阶段，我这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事实上都被禁止离开自己的国家。随着数十年的时光流逝，我已习惯这种荒诞的处境，我确信我永远不会去往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更不必说访问像澳大利亚这样遥远的大陆了。在我的头脑中，澳大利亚是那些传说中的、无从抵达的世界之一，是一个不能进入的世界，如同一个人不能登上一个遥不可及的星球，或步入另一个世纪。

几年前一切都变了。世界向我们所有的人打开，而我作为国家首脑开始环球旅行。我从这个彻底的改变中学到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的星球实际是多么小，而人们的聚居之地靠得是多么近，比我从前认为的要近得多。因而，生活在如此之小的星球上却不能和睦相处，还要进行无休止的战争和数不清的冲突，所有这些就更令我感到震惊。有时飞越人们争夺了好几个世纪的版图只需花几分钟。尽管我在公务旅行中乘坐的是普通飞机而不是宇宙飞船，却仍然能够理解宇航员的经验：当他们从外层空间看我们这颗行星时，全部地球上的冲突无异于一些莫明其妙、微不足道、荒谬不堪的鸡毛蒜皮的小事。

我已经说过，我愿意——用我带捷克口音的英语，我担心它与一个澳大利亚人所说的大不相同——和你们共同分享我头脑中形成的某些想法。我奇怪人们怎么会把事情弄得这么糟，而到哪里寻找他们将来会做得好一些的希望？

人们曾以完全自发的共同体方式在地球上不同的地方生活、演进了数千年。曾经出现和业已消失的文化和整个文明，以及剩余的文化——这里的“文化”是出自现代的眼光——大都被局限它们自身的版图内，互相隔绝。如果它们毕竟彼此还有所知晓，其接触也是最低限度的。在那些时代，几乎没有什么人类社会的事件能够在作为整体的世界上产生实质性的和重大的影响。

如今事情则完全不一样。在一个相当短的时间内——短得如同人类历史的一个片断——一种全球性的文明开始出现并传播到整个地球，它把各个不同的部分结为一体，同化着很长时间内作为自发共同体发展的文化或文明领域，并迫使它们作出调整。在我看来，当今世界上的众多冲突都可归因于这样一个新的现实。这些冲突可以被解释为不同文化特质的斗争——不是与全球文明的斗争，而是发生在其内部的斗争，目的在于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求得生存和发展——为它们看上去正归于消逝而斗争。有人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所有地域都想独立的时代。有时看起来的确如此。这种独立的要求相对于我们的文明所致力的溶合和一体化目标是一种可以理解的反弹。几千年形成的历史文化统一体之所以抵制这一目标，是因为担心用不了多少年，它们就会被某种中性的全球文化所溶解。如果我们混合所有的颜色，我们将得到一种灰色。不同色彩的文化显然要对付这种在单一文明的坩锅里变成灰色的危险。

我们怎样克服这种矛盾？为了希望我们将转向何方？

当然，答案无从盲目地建立在本质上是无神论的当今技术文明的信念基础上。我们不能依靠这样一种想当然的假设，即认为这种文明比以往所有多元的文化和文明更进步，更有价值，或认为在此名义下压抑和消灭各种传统情有可原，因为据信它们落后于历史胜利的步伐。人类也是人类自己的过去，与过去搏斗意味着向人类自己宣战。另一方面，反对现在的文明，抛弃它所带来的种种好处而试图回到早已过时的某种部落生活，同样不是办法。

唯一明智的方针是最需要的方针：我们必须开始系统地把我们的文明转变成一种真正多元的文明，这种文明将允诺每一种文明作为自身存在，而又不拒绝它所提供的机会；它将竭力追求不同文化特质的宽容并存，将清晰地表达那些把我们团结在一起的因素，并足以发展出一套共享的价值和准则，以使我们共赴创造性的生活成为可能。我很高兴在这里，澳大利亚——一个在可行的多元民主方面堪为列国典范，并正尝试据此为人类提供一条能走出自我迷失的危险境地的道路的国家——重申这一意义深远的信念。

主要的问题在于：我们将在何处寻找一种共享的最低资源，这种资源可以为单一文明内部不同文化宽容并存提供一个框架。采取产生于欧美社会的一套规则、原则和法则，机械地宣称它对所有人的约束力是不够的。如果有谁接受这些原则，与它们保持一致并遵从它们，那必定是因为这些原则之于他或她看上去是从前一直存在的某种东西，是他或她的某种内在资质。不同的文化或文明只会共享那些在它们看来是真正共有的话题，而不会是那些直接提供，甚至是强加于人的东西。在地球上共存的人类法则能够起作用仅仅是因为它们出自每一个人，而不只是某些人的至深经验。它们必须如其所是地以与每个人——作为人类的一分子，而不是某个特殊利益集团的一分子——所一直在学习、经验、承担的东西相一致的方式被制定出来。

只要不是心怀偏见，每个人都知道该到哪里去寻找。审视一下那些最古老的道德准则，那些规定人类行为的戒律和人类共存的法则，我们会发现它们之间存在许多基本相似的地方。看到这些产生于大多是彼此独立的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道德准则，实质上却如此一致，这往往令人惊讶不已。另一件重要的事情是，不同的文明或文化所赖以建立的道德基础总是有着超越的或形而上的根源。几乎没有一种文化不是源自这样一种信念，即在我们不可及之处，还存在着一种更高的、神秘的世界秩序，一种万事万物源出其中的更高的意图，一种记录着所有事件的更高的记忆，一个我们大家全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负有责任的更高的权威。这种秩序拥有千百副面孔。人类历史熟知诸神和神性、宗教和信仰、礼拜和圣餐仪式的庞大阵容。然而，自古以来有关种族、自然、宇宙存在的阐释总是以超人类的、高居人类之上的信念为依据的，关于人类需要负什么责任的阐释也是如此。如果想世界幸存下去，人类就必须尊重这一信念。直到今天，尽管现代文明所带来的价值明显疏远了这些价值，这一出发点仍然存在于我们的原型概念和我们失传已久的知识之中。而恰恰在我们对世界神秘性的尊重日趋减少时，我们会一次次亲眼看到这种尊重的缺少导致毁灭。所有这些都在提醒我们，应该在一种超越的意识中寻找把我们联合起来的因素。

至于如何恢复这种曾经为全人类共有的意识，如何将其从失落的深处拯救出来，或者如何找到一种既适合这一时代，同时又能为所有时代普遍接纳的方法，我并无什么具体的思考方向。然而，一旦虑及于此，不论是在何处或在什么样的上下文中，我总是——并没有事先打算——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我们应当开始研究在这个星球上共存的意义，探讨从文明导致的种种生存危机中救助人类的方法，这是至为明白的所在。我们应当寻找一些新的途径，以恢复人类的超越情感，既赋予周围的世界，也赋予人类生活自身以意义。

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如果没有上帝，一切都将是被允许的。在我看来，这句话可以直接理解为：由于丧失了世界拥有一颗灵魂的意识，我们现在的文明相信一切都是被允许的。我们唯一认可的灵魂是我们自己的灵魂。

尽管不同的文明带来不同的道路，我们还是能在贯穿历史的大多数宗教和文化中发现相同的基本信息：人们应当把上帝当作一种超越他们的现象来加以敬畏；他们应当彼此敬畏；他们不应当伤害他们的同胞。

对我来说，思考这一信息是走出当今世界寻找自身的危机的唯一道路。当然，这种思考必须摆脱偏见，它必须是批判性的，而不管是谁出来充当这种批判的靶子。

女士们，先生们：

请允许我就这个一般的想法作一番具体的阐明。

现代欧美社会已经发展出一套相当坚实的有关人类共存的价值系统，这一系统现在也被用来作为国际共存的基础。这些价值包括由尊重人类个体存在，及他或她的尊严所生长出来的人权和自由概念，包括建立在立法、行政、司法权分离，以及政治多元化、自由选举基础上的民主，还包括尊重私人财产所有和市场经济规律。我无保留地认同这一价值系统，并在捷克共和国予以实施。

然而，我们也听到了来自世界上不同地区的——包括太平洋地区——认为这些价值有问题的声音。这些声音争论说它们是某个单一文化的创造，不能被简单地移用于其他文化。自然，为了强调他们的观点，即这些价值是有缺陷的或不完备的，这些声音指出了在西方发现的所有毛病。一个典型的争议是：西方式的民主标志着一种深刻的权威危机；而如果没有对意味着法律和秩序担保的权威的尊重，社会将会分崩离析。

奇怪的是，那些这样说的人既是正确的，同时又是错误的。

在指出西方社会正受困于某种权威危机方面他们当然是正确的。作为是一个相当晚才置身高层政治界的人，一个突然从内部对其进行观察的人，我有时间经历并一再经历了被这样一种奇怪的事实：公众、其他政治家，还有大众媒介，他们对一个政治家的权威投以怀疑的兴趣，要远甚于他们对这个政治家（他或她）是否应当首先称心如意地行使权威的兴趣。这不是我在个人意义上想到的事情——举例来说，没有人会像我这样，对自己有那么多的疑问。我是将其作为一种政治现实而关注这一现象的。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家们根本没有权威，那么这个国家及其组成部分也不会有任何权威。顺理成章地，这会对社会造成有害的影响。

但这种权威的危机是一种民主的产物吗？如果是这样，随之而来的是不是一种独裁统治呢？难道一种专政或极权的制度相对于民主终究是更可取的吗？

情况当然不是这样。当前的权威危机只不过是当今世界普遍的精神危机造成的千百种后果之一。由于业已失去对更高的、超越的权威的尊重，人类势必也失去对世俗权威的尊重。随之，人们同样失去了对同胞，甚至对自己的尊重。这种超越视角——它维系着地球上的所有事物——的丧失又不可避免地导致世俗价值系统的坍塌。人类已经失去了我曾私下描述为绝对尺度的东西；作为一种结果，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变成相对的了。所有的责任感，包括对人类共同体和权威的责任感都一溃到底。这是一个哲学而非政治的问题。然而，即便是一个正在衰退和削弱的民主权威，也比通过暴力和洗脑而强加的、彻头彻尾由人工制造出来的独裁者权威好一千倍。

民主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因而是一种改进的能力。在其他因素中，自由规定了责任的空间。如果这一空间没有得到充分运用，其过失与民主毫无干系，而恰恰是对民主的挑战。专制不提供责任的空间，因而也不能产生名副其实的权威。相反，在所有有效的空间内都充斥着某一独裁者假冒的权威。

潜在的独裁者们十分清楚民主的权威危机。当今的无神论者越是无视民主向他提出的挑战，他在占据民主经由履行真正的、无可争议的责任而提供的空间方面就越少胜算，一个装扮成整体责任承担者的独裁者就越会加速占领、直至最终完全占领这一空间。希特勒是这方面的一些典型的例子。由于用完全虚假的权威占据了所有的有效空间，他们就窒息、扼杀了这一空间，并最终扼杀了民主本身。其结局我们全都明白：大屠杀、严刑拷打或蒙羞受辱。总而言之，当民主为创造真正的权威铺平道路时，一个独裁政权也作为一道可怕的栅栏，一种权威的滑稽模仿，成了这条路上的拦路虎。

如同我在隐喻性地描述一种更深刻的人类责任意识时所说过的，就一场成功的生存革命而言，在自由和民主条件下进行要比在专制条件下进行好得多，后者为一个希望履行责任的人所提供唯一空间是一个牢笼。

西方世界不必为民主的非难承担过失。尽管民主的确可以采用不同的形式，然而今天，它是向我们所有人敞开的唯一道路。西方为此所能承担的过失是正当地理解并捍卫这一巨大成就方面存在的缺陷。由于某种普遍的道德危机导致的瘫痪无力，它一直未能利用民主这一伟大发明提供的所有机遇，并赋予业已为其打开的空间以某种意味深长的内涵。正是由于这些缺陷，发疯的人们一直在反复设法破坏民主，并释放某种全球性的恐惧。

从中我们应该得出什么结论呢？没有任何理由害怕民主，或将其视为一种消灭权威和遇事乱扯一气的制度。那些希望避免这种毁灭的人还有另一种有效的选择：他们可以把民主当成一个挑战，以证实和引进责任，或宁可回复到民主最初出现时所曾具有的精神实质。这是一个超人类的要求；然而，在民主这种开放的体系中，这一要求可以臻于达成。

在民主扎根尚浅，或还远远谈不上已经扎根，或自由的个性除了意味着领袖万能外，实际上一无所谓的那些文化中，首脑们每每在他们的领地内求助于那些过往世纪的权威传统，并寻求通过主张继承这些传统而赋予他们的极权统治以合法性。

他们再一次既对又错。他们错就错在，被他们当作古代传统的延续而出示的，事实上是他们的否定。首脑们在召回自然的权威时可以支配他们文化体制，用一个非自然的权威取而代之。他们所建立的乃是彻头彻尾世俗化的鞭子的权威，而不是那种来自超凡魅力的权威，那种如同被秘密接受和广泛认可的天职的权威，那种由与他们自封的使命格格不入的高度责任感所标志的权威。

因而，——简明扼要地说——如果东方能借鉴西方的民主及其内在价值，将其视为一个重新觉醒的超越感受可以重建权威的空间；如果西方能向东方学习什么是真正的权威，权威缘何产生，以及它如何引导自身，那么，业已创造出来的人类自由圈就能扩展到全球。在这一上下文中我想到了孔子，他曾经恰当地描述过行使真正的权威意味着什么。他的标准和今天那些鸣鞭者的想法毫无共同之处。在他看来，权威——在家庭中的父亲或国家统治者那里存在的权威——是一个受命于天的杰出人物，其力量源自他或她不断增强的责任，而不是他或她可以行使的权力手段的威力。此外，一旦某人背叛了责任，其超凡的魅力就丧失殆尽。

尽管在许多方面看上去互相对立，但东西方在意识上都被同样的问题所羁绊：它们都背离了自身最深的精神根源。如果它们能回首既往并更多地汲取各自生活赋予的活力源泉，那么不仅每一方都可以改善自己，而且双方可以立即开始较之现在更好的相互理解。

这个有关东西方能够互相给予什么的小小范例或许可以表明，探讨一种共同原则和目标，对每一个人都是大有裨益的；而谁都不会在这一过程中失去自己的个性。它还表明，如果不联系我们文化中本原的、被长久遗忘的超越根源，这种探讨将是不可想像的。在古希腊和犹太教、基督教的道德世界（没有这些西方就几乎无从达成现代民主）中，我们可以发现与儒家传统更多的共同点——不仅比我们所认为的要多，也比那些信奉儒家传统并以此谴责西方民主的人所发现的要多。

亲爱的朋友们：

尽管我有捷克口音，并且采取了一种缩略的方式，试图用几句话表达我对当今世界的某种想法，我希望你们已经理解我所说的是什么意思。我在当代文明对其多元化品格的清晰意识中，在其内在精神的根本增进以及寻找所有文化共享的精神根源的努力中，看到了它独一无二的可能性，因为这些是把所有人凝聚在一起的因素。在此基础上，我们将重新把某种标准和实践结合起来，以使我们能和平地生活在一起，而又无需放弃我们各自的特质。我们现在有机会开始一个彼此激励的全新时期，其前提是名副其实的开放、彼此理解，以及打破习惯和偏见的阈限前行的能力。

我最真诚地邀请诸位访问捷克共和国，一个位于欧洲中心的小国。我由衷地希望你们途中无需被迫穿越某一战场，而你们将感到我每当旅行时就会感到的，即：我们的行星很小，是一块相当适合生活的地方。如果命中注定要在这颗行星上生活在一起的人们忘记了这一点，无视对人类同胞的爱乃是所有正处于竞争中的文化的核心戒律这一事实，那么，它就会成为所有行星中最荒诞的一颗。

谢谢诸位。

1995年3月29日

（唐晓渡、崔卫平 译）

谒见（独幕剧）

人物：

车间主任

瓦涅克

（车间主任的办公室。门左边的墙上，挂着一幅镶在镜框中的毕业文凭。门的右边，有一个衣柜和一个塞得满满的公文柜，公文柜顶上有几只空啤酒瓶。后面的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业余水平的绘画，并有一个标题：“一醉能解千古愁”。在舞台的中央，有一张办公桌和三把椅子，桌上有一些报纸和更多的空啤酒瓶；还有几只杯子。桌子旁边有一只装啤酒的板条箱。

沿着墙壁，尤其是房间的角落里，撒落着许多五颜六色的工具，一个老式收音机，一个破衣帽架，和一堆旧报纸、胶鞋等等。启幕后，车间主任将头支在交叉的胳臂上，他坐在桌面上大声打着呼噜。隔了一会有人敲门。车间主任突然醒来。）

车间主任：进来……

（瓦涅克进来，穿着褪了色的工作服和胶鞋。）

瓦涅克：早上好。

车间主任：噢，是你，瓦涅克先生。请进，请进。请坐。

（瓦涅克坐下，看上去局促不安。）

要一杯啤酒吗？

瓦涅克：不，十分谢谢。

车间主任：怎么不喝？你没事吧……

（他从板条箱中抽出一瓶啤酒，打开并倒了两杯，将一杯放在瓦涅克面前，立即开始喝自己的那杯。）

瓦涅克：谢谢。

（车间主任又给自己倒了一杯。其间有片刻沉默。）

车间主任：好吧，跟我说说，怎么样了？

瓦涅克：谢谢，很好……

车间主任：他们来了，是吧？

瓦涅克：来了……

（沉默。）

车间主任：今天你做什么？滚啤酒桶？

瓦涅克：帮助滚……

车间主任：这比滚要好一些，不是吗？

瓦涅克：是的，是这样……

（沉默。）

车间主任：那么今天谁滚？

瓦涅克：塞克兹（塞克兹（Serkezy）：始终没有在舞台上出现，在丹斯比尔（Diensbier）的剧本《招待会》（Reception）中也曾提到他，于其中他涉嫌是狱中毒品和纹身的行家。）

……

车间主任：他来上班了？

瓦涅克：刚来……

车间主任：他喝醉了？

瓦涅克：是的，有点儿……

（沉默。）

车间主任：来吧，瓦涅克先生，你没喝。你怎么不喝？

瓦涅克：谢谢，但我不怎么喝啤酒……

车间主任：（还有这种事？别怕，我们肯定会教你喝。在这儿你很快会习惯的。这儿人人都喝，这是一种……传统……）

瓦涅克：是的，我知道。

（沉默。）

车间主任：你别紧张。

瓦涅克：我不紧张。

（沉默。）

车间主任：好吧，怎么样了？

瓦涅克：什么怎么样了？你指的什么？

车间主任：事情嘛，你知道……一般来说……

瓦涅克：噢。谢谢，还行吧……

（沉默。）

车间主任：你喜欢这儿吗？

瓦涅克：我喜欢……

车间主任：还不是太糟，嗯？

瓦涅克：噢，是的，当然……

（车间主任又打开一瓶酒给自己倒上一杯。）

车间主任：必须习惯生活中的每件事。对吧？

瓦涅克：是的，你说得对……

车间主任：来吧，干杯。

（瓦涅克喝完杯中的酒，车间主任又给他倒满。）

瓦涅克：我不能喝了，谢谢。

车间主任：噢，胡说八道……你一杯还没喝……

（沉默。）

别的人怎么样？你同他们合得来吗？

瓦涅克：当然，谢谢，我同他们还合得来。

车间主任：好吧，你得听从我的忠告，别和任何人相处密切。我不相信任何人，这是真理。人们十有八九是真正的杂种，这没错。真正的杂种。做你自己的事和保持距离。过分亲密没好处……尤其是处在你目前的情况下。

瓦涅克：这我懂。

（沉默。）

车间主任：如果不介意我问的话，你一般写什么？

瓦涅克：剧本。舞台剧。

车间主任：有这回事？戏剧剧本。瞧瞧，你为什么不写一个关于我们啤酒厂的？你可以为布瑞斯写一出戏。你认识他吗？

瓦涅克：是的，我认识。

车间主任：他是一个十足的笨蛋，他这号人。

瓦涅克：是的，我猜也是这样。

（沉默。）

车间主任：你别紧张。

瓦涅克：我不紧张。

（沉默。）

车间主任：我敢打赌你从没想过事情会是这样。

瓦涅克：什么事情？

车间主任：喏，你会在一个啤酒厂滚啤酒桶这件事。

瓦涅克：是的，我不能说，我这样想过。

车间主任：笑话，真没想过？

瓦涅克：没想过，我猜也许你想到了这一点。

车间主任：你才会想到。你肯定想到了。

（沉默。）

你说你今天要帮助滚啤酒桶？

瓦涅克：是这样。

车间主任：但你昨天滚来着。我看见你滚来着。

瓦涅克：那是因为塞克兹昨天没来……

车间主任：是这样，嗯？听上去有点道理，别那个什么的……

（沉默。）

跟你说吧，瓦涅克先生，这儿从来没来过作家，这倒是真的。来过各种各样的稀奇古怪的家伙，但作家没来过。拿布瑞斯来说吧……知道他来这之前做什么的吧？他是一个掘墓人，掘墓人。这就是他为什么晓得把酒一口闷掉的原因，后来他来了这儿。现在他可以给你讲一些故事，他会讲，这没错。

瓦涅克：我知道……

车间主任：你写这些剧本究竟有什么用？

瓦涅克：主要是关于官僚主义什么的……

车间主任：官僚主义，嗯？你没蒙我吧……所以他们就……

（沉默。）

你吃午点了吗？

瓦涅克：还没有……

车间主任：好吧，呆会儿去吃点。对大门口说，你一直呆在我这儿。

瓦涅克：谢谢……

车间主任：你从头到尾谢我什么？

（沉默。）

你知道某些事情，我向你脱帽致敬。

瓦涅克：为什么？你这是什么意思？

车间主任：对你来说肯定特别不容易……我的意思是说，你从前一直都坐在家里，优雅、舒适、温暖……天亮才睡觉……而现在！我不妨告诉你，我向你脱帽致敬。

（沉默。）

我很报歉。

（车间主任站起身来走出去。瓦涅克很快将自己杯子里的酒倒在他的杯子里。车间主任回来，把他裤子的钮扣扣好，重新坐了下来。）

你为剧院写作，肯定认识所有的女演员。

瓦涅克：是的，认识她们中的大多数。

车间主任：像鲍赫达洛娃（吉瑞娜·鲍赫达洛娃（Jirina Bohdalov）：是捷克斯洛代克通俗戏剧和电视演员。），你也认识吧？

瓦涅克：是的……

车间主任：真的认识？你的意思是，能说上话？

瓦涅克：可以这么说吧。

车间主任：跟你说吧，你为什么不找个日子请她来这儿喝上一杯……我们让布瑞斯也来……乐上一乐，怎么样？

瓦涅克：好吧……

（沉默。）

车间主任：你别紧张。

瓦涅克：我不紧张。

（车间主任又开了一瓶啤酒并给自己倒上一杯。简短的沉默。）

车间主任：那个开脱粒机的小伙子怎么样？你知道我说的是谁？

瓦涅克：马那瑞克？

车间主任：是他。唔，你在他面前说话可得小心点。

（沉默。）

高特（卡莱尔·高特（Karel Gott）：一位颇为成功的流行歌手。）怎么样？你也认识他？

（沉默。）

很遗憾四、五年前你不在这儿。那会儿有一些精彩的人。他们也的确不容易，这倒也是。四、五年前那是一段快乐的时光，我们经常在酒店里碰面……我，查理·马里约克——不久前他走了——还有琼尼·彼特卡，加上装瓶车间的那些女孩……多少次我们天亮才回家。工作照样完成。你去问问琼尼·彼特卡，看他怎么说……

瓦涅克：我知道，他告诉过我……

（沉默。）

车间主任：你的那些剧本，赚很多钱？

瓦涅克：不一定，要看情况……

车间主任：你一年至少赚5000？起码5000？

瓦涅克：这要看演多少场。有时你能赚一点，有时你什么也赚不着。

车间主任：什么？一个月一个子儿也不挣？

瓦涅克：噢，有时候是好几个月……

车间主任：你吓着我了。那么也没有葡萄酒和玫瑰花？别的什么也没有？

瓦涅克：什么也没有……

车间主任：真是笑话。你不认为这是一个笑话吗？

瓦涅克：我想也是。

车间主任：就是笑话。

（沉默。）

你看，你没喝。

瓦涅克：是的……

（车间主任又开了一瓶并给两人倒上。简短的沉默。）

车间主任：听着……让我告诉你吧……别声张，嗯？如果是别人坐在我这个位置上，你便不会在这儿工作，我替你担保……

瓦涅克：那么你有什么麻烦吗？

车间主任：当然！不信拿你的高统胶鞋打赌……

瓦涅克：我十分感激……

车间主任：我不想自夸，这不是我的风格，你明白……但是能帮助的时候我为什么不去帮助人？这是我的方针……哪怕在今天。人们需要互相帮助，这是我的哲学。我帮助你走出困难，你也帮助我走出困境，不是吗？

瓦涅克：没错。

（沉默。）

车间主任：你还没有吃午点吧？

瓦涅克：还没有……

车间主任：（好吧，一会你去……对门口说，你一直在我这儿。）

瓦涅克：谢谢……

车间主任：别这么从头到尾老谢我。

（沉默。）

我跟你说吧，现在没人想替别人受罪，肯定是。

瓦涅克：我知道。

（沉默。）

车间主任：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抱成一团……

瓦涅克：是的，我同意……

车间主任：我不知道你怎么想，但是我总是说，再怎么的也抵不上一个合得来的圈子……

瓦涅克：是的……

车间主任：为什么你不喝？我猜想葡萄酒也许更适合你的口味。

瓦涅克：也许吧……

车间主任：你会很快适应这里……我们都喝，你知道……这是一种传统……

瓦涅克：是的，我知道……

（沉默。）

车间主任：高特近来怎么样？他不错吧？

瓦涅克：我想是吧……

（沉默。）

车间主任：你结婚了？

瓦涅克：我结婚了。

车间主任：有孩子吗。

瓦涅克：不，我们没有孩子。

（沉默。）

车间主任：我还是要向你脱帽致敬。

瓦涅克：噢，真的别那样……

车间主任：记着我的话。否则事情将很糟……

（沉默。）

我很报歉……

（车间主任站起身，走出去。瓦涅克很快将自己杯子里剩余的酒倒在车间主任的杯子里。车间主任回来，把他的裤子的纽扣扣好，重又坐下来。）

她多大岁数了？

瓦涅克：谁？

车间主任：我是说鲍赫达洛娃……

瓦涅克：噢，差不多43岁，我猜想……

车间主任：不是吧……她看不去不像……

（沉默。）

每件事最终总会弄明白，你能看得到……如果我们都抱成团，互相帮助，像我经常说的那样，再怎么的也抵不上一个合得来的圈子。（他打开另一瓶酒并给自己倒上一杯。）可惜你５年前不在这儿。那是一段快乐时光。但是现在？如今不要去相信任何人……（沉默。）

科霍特是谁？

瓦涅克：科霍特？哪一个科霍特？

车间主任：我听说一个叫科霍特的家伙来看你……

瓦涅克：他是我的一个同事……

车间主任：另外一个作家？

瓦涅克：是的。怎么啦？

车间主任：噢，问问而已……

（沉默。）

听着，瓦涅克，我也有自己的问题……

瓦涅克：噢？

车间主任：你说我为什么钉在了这个鬼地方？也许你对此并不感兴趣？

瓦涅克：噢，这个问题……

车间主任：你知道我想做什么？

瓦涅克：想做什么？

车间主任：我想在帕丢巴斯的一个大啤酒厂当车间主任。

瓦涅克：是吗？

车间主任：这儿你看——倒像是我进坟墓的地方。笑话，不是吗？

瓦涅克：为什么你没有得到那份工作？

车间主任：还是忘掉它吧……

（沉默。）

你结婚了？

瓦涅克：是的……

车间主任：有孩子吗？

瓦涅克：没有……

（沉默。）

车间主任：瞧，这事也可以说与我无关，但是你必须和你们的赫鲁伯说，别再来看你……

瓦涅克：你先头说的是我的同事科霍特……

车间主任：我又怎么说来着？

瓦涅克：赫鲁伯……

车间主任：瞧，这也许不关我事……我不认识从亚当姆来的人……对他一无所知……但我跟你说是为你好……

瓦涅克：当然，我……

车间主任：看在上帝的份上，你把这杯啤酒像喝白兰地一样喝掉！

瓦涅克：我跟你说过，我不太习惯啤酒……

车间主任：噢，喝了吧……

瓦涅克：不行，真的不行……

车间主任：也许你不把我看成自己人，不是能跟你喝酒的那种人……

瓦涅克：没这回事……

车间主任：当然喽，我不是高特，不是……我只是普通的、平凡的啤酒厂的车间主任……

瓦涅克：你像高特一样是位专家，只是专业不同。告诉我，你为什么没有去帕丢巴斯？

车间主任：别提了……

（他又打开一瓶啤酒给自己倒上一杯。简短的沉默。）

事情会好起来的，瓦涅克，别害怕，我不会让你走。你是一个安分的、努力工作的人，你按时上班，不像其他的人那样呻吟和埋怨。还有，你也没有老想提升……从来不习惯劳动……这不容易……

瓦涅克：我十分感谢你……

车间主任：你是个彬彬有礼的家伙。我知道，我见谁都这样说。就是见到一个骗子我也能这样说。那个马那瑞克，开脱粒机的年轻人，你知道我说的是谁？

瓦涅克：是的，我知道……

车间主任：他要是现在在这儿，我就弄他一顿。他十足卑鄙……跟他一起要多加小心……

（沉默。）

瓦涅克：你为什么没有去帕丢巴斯？

车间主任：别提了……

（沉默。）

我跟你说吧，瓦涅克，你可以信任我……明白我说的意思吗？你不想害我。我知道你是可信的……

瓦涅克：在工作中我将尽力而为……

车间主任：不管怎么说，我没有必要告诉你，是不是？想想看，我不是非告诉你不可。任何其他人处在我的位置上……

瓦涅克：对不起，你不想告诉我什么呢？

车间主任：关于这个赫鲁伯（米洛斯拉夫·赫鲁伯（Miroslav Holub，1923-1998），当代捷克著名诗人，也是一位杰出的免疫学家。将科霍特（Kohout）和赫鲁伯（Holub）混淆起来，存在一个难以翻译的捷克语言上的幽默。车间主任不仅是混淆了两位作家的名字，而且也混淆了两种鸟的名字。在捷克语中，Kohout 意即公鸡，Holub意为鸽子。），当然……

瓦涅克：科霍特……

车间主任：瞧瞧，我不知道他是哪种人，我也不关心……不想对他做什么……他可以来，晃一晃就走……你才是我真正关心的……在这儿你有一个轻松舒适的工作……帮助滚滚空啤酒桶……没有人忽视你。这个科霍特不能给你工作吧？如果我不要你了，他能替你找到工作吗？

瓦涅克：很难……

车间主任：这就对了。那为什么你不放实际点……

（沉默。）

瓦涅克：对不起……

车间主任：是嘛，你说什么？

瓦涅克：但是我可以……

车间主任：你可以什么？

瓦涅克：别太在乎这个，但我的确可以选择我自己朋友……

车间主任：选择你自己的朋友？我也这样想呢！和你那些该死的朋友在一起。这是你不可剥夺的权利。没有人想跟你说该干什么。别强调什么你是一个人而不是一只耗子。这是个原则问题。

瓦涅克：我以为你会理解的。

车间主任：他应该理解，这个科霍特他不懂吗？你得好好想一想谁是你的朋友。

（车间主任又开了一瓶啤酒并给自己倒上一杯。简短的沉默。）

瓦涅克：对不起……

车间主任：你说什么？

瓦涅克：我得走了……

车间主任：有什么要事？

瓦涅克：他们会找我下地窖……

车间主任：去他妈的地窖……少了你他们也能行……再说塞克兹在下面。老老实实地坐着吧，喝你的啤酒。

（沉默。）

我不能去帕丢巴斯，对这件事你还没有一个态度，是吧？

瓦涅克：我想首先了解……

车间主任：你想知道？

瓦涅克：我想知道。为什么你不能去帕丢巴斯？

车间主任：你知道他们做了什么？他们说我和一个酒店老板平分了5000升剩余的出口啤酒，你觉得怎么样？我懒得说，根本没那回事，都是因为那个杂种……那个开脱粒机的马那瑞克……你知道我说的是谁？

瓦涅克：是的，我知道……

车间主任：我只想跟你说，如今的人都变成了什么样子。我不相信任何人，这是真理。人们都是些真正的杂种，请相信我。做你自己的事情，别和任何人有过多的来往，这是我的忠告……尤其是处在你的情况下。

瓦涅克：是的，我明白。

（沉默。）

车间主任：你吃午点了吗？

瓦涅克：不，还没有……

车间主任：一会儿你去，跟门口的人说，你一直在我这儿……

瓦涅克：谢谢。

车间主任：别老这么谢我！

（沉默。）

对不起。

（车间主任起身走了出去。瓦涅克迅速把自己杯子里剩下的酒倒进了对方的杯子里。车间主任又回来了，扣好他的裤扣，坐到自己的桌子上。）

你什么时候把她带来？

瓦涅克：什么？

车间主任：当然，鲍赫达洛娃？

瓦涅克：噢……过几天我请她来吧……

车间主任：星期六请她来怎么样？

瓦涅克：这个星期六？

车间主任：好啊，为什么不？

瓦涅克：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有时间……

车间主任：噢，来吧，她会给你留出时间的，不是吗？

瓦涅克：演员是非常忙的人，你知道……他们的日程表总是事先计划好的……插进一个新的安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车间主任：当然，如果你觉得不合适，那就别请她来。

瓦涅克：噢，是的，完全不能这样做……

车间主任：别让我跟你费太多口舌……我想我们在一起开开心……

瓦涅克：是的，我明白……

（沉默。）

车间主任：你别紧张。

瓦涅克：我不紧张。

（沉默。）

车间主任：听着，斐迪南……你是斐迪南，不是吗？

瓦涅克：是，正是……

车间主任：听着，斐迪南，我的意思是跟你随便聊聊……

瓦涅克：是的，我知道……

（沉默。）

车间主任：为什么你不喝？

瓦涅克：我说过，我对啤酒无所谓……

车间主任：这儿的每个人都喝……

瓦涅克：我知道……

（沉默。）

车间主任：听着，斐迪南……你不在乎我叫你斐迪南吧？

瓦涅克：不在乎。

车间主任：你想做一个仓库保管员吗？眼下这对你来说是一件不坏的工作？说到底，你是一个有头脑的家伙……最诚实的人，为什么不可以？你没打算将你的余生花费在和那些人滚啤酒桶上吧？你最好呆在一个暖和的地方，中午你就关门，说你正在清仓……然后你可以为你的剧本编造更多的笑话，没有干扰。你还可以打个盹，如果你感到需要的话。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吗，嗯？

瓦涅克：你是说我可以……？

车间主任：为什么不？

瓦涅克：处在我这个位置上当然没有什么挑剔和选择的余地，但如果这样的机会出现，我当然欢迎。我相信我肯定是整洁和有条有理的人，我可以打字……我懂一两门外语……想想看，地窖中的确有点冷，如果你并不太习惯的话……

车间主任：你说得对，那么……你会记帐吗？

瓦涅克：我相信我可以学……我从前学过一点经济学的课程……

车间主任：真的？懂一点记帐？

瓦涅克：我相信我可以学……

车间主任：你该呆在一个暖和的地方……吃完午饭就关门……你不会想一辈子跟那些家伙滚啤酒桶的……。

瓦涅克：好吧，如果可能的话……

（沉默。）

车间主任：你是一个诚实的人，就是见到一个骗子我也这样说，瓦涅克，我也是这种人，为什么我们不抱成一团，你觉得怎么样？

瓦涅克：是的，当然……

车间主任：这么说你同意了……

瓦涅克：当然……

车间主任：如果不同意的话，你尽管直说。也许你不乐意和我这样的人做朋友……也许你没怎么考虑过我这人，嗯？或许你有别的打算？

瓦涅克：没有，没那么回事……你为我做了这么多，我最大限度地表示感激……尤其是最大限度地做好我的工作……

车间主任：那我们接着喝？

瓦涅克：好吧……

（他俩喝酒。）

车间主任：干了吧！

（瓦涅克费了一点劲，把酒喝完。车间主任飞快地又给他倒上一杯。简短的沉默。）

你别紧张。

瓦涅克：我不紧张。

（沉默。）

车间主任：瞧瞧，斐迪南……

瓦涅克：是啊……

车间主任：我们是好朋友，对吧？

瓦涅克：是的，我们是好朋友……

车间主任：你刚才没这么说吧？

瓦涅克：好像没……

车间主任：那么你相信我了？

瓦涅克：当然，我相信你。

车间主任：好吧，跟你说一些事……但要保密，明白吗？

瓦涅克：我明白……

车间主任：你保证？

瓦涅克：我保证。

车间主任：对啦，事情是……（他放低嗓门）他们来这儿打听你…

瓦涅克：谁呀？

车间主任：还有谁？你说的“谁”是指谁？他们，当然。

瓦涅克：真的？

车间主任：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

瓦涅克：你认为我在啤酒厂的这份工作有危险吗？

（沉默。）

他们强调我必须被开除吗？

（沉默。）

你因为担待我而有麻烦吗？

（沉默。）

车间主任：好吧，我告诉你……，但是只有你知我知，明白吗？）

瓦涅克：我明白……

车间主任：你保证。

瓦涅克：我保证。

车间主任：好吧，任何人处在我这个位置上，你都不会在这儿工作，我替你担保了。是这样吗？斐迪南？

瓦涅克：是的，我明白……我非常感谢你……

车间主任：我不想说了，省得你又要谢谢我……

瓦涅克：我知道你不会的……

车间主任：我就想让你了解事情是怎么回事……

瓦涅克：谢谢……

（沉默。）

车间主任：我很报歉……

（车间主任有点困难地站起来并走出去。瓦涅克迅速地把自己杯子里剩下的酒倒给了他。车间主任回来，把他的裤子的纽扣扣好，重又坐下。）

你没和她有一手吧？

瓦涅克：和谁？

车间主任：鲍赫达洛娃？

瓦涅克：我？当然没有。

车间主任：说实话？

瓦涅克：当然……

车间主任：我想你是一个十足的大傻瓜。

（沉默。）

瓦涅克：对不起……

车间主任：你说什么？

瓦涅克：我得走了……

车间主任：有什么要事？

瓦涅克：他们找我下地窖……

车间主任：去他妈的地窖……少了你他们也能行……再说塞克兹在下面。老老实实坐着吧，喝你的啤酒。

（沉默。）

听着，斐迪南……你是斐迪南，不是吗？

瓦涅克：是的，正是……

车间主任：听着，斐迪南……你不在乎我叫你斐迪南吧？是吗？

瓦涅克：我不在乎……

车间主任：听着听着，如果你在乎我倒宁愿你说出来……我没冒犯你吧？

瓦涅克：为什么说我被冒犯了呢？

车间主任：跟你这样的人在一起永远不知道事情真相……你守口如瓶……鬼知道你想什么……你始终在说“是的”、“当然”和“谢谢”……

瓦涅克：我习惯了这种方式……

车间主任：那么我只是一个没有教养的啤酒厂的乡巴佬。你是不是这个意思？不要告诉我你不是这个意思……

瓦涅克：我完全没有这个意思……

车间主任：没有，来吧，最老实的人……让我们把各自的牌摊出来吧……

瓦涅克：说实在的，我对你没有一点想法……恰恰相反……

车间主任：那么我们是好朋友？

瓦涅克：是的……

车间主任：你信任我？

瓦涅克：我信任你。

车间主任：那好吧，听着……我知道他们有一个人来打听你……我的一个中学同学……我的好朋友。他的名字叫托达·马塞克，一个正派的人，至少对我不错……

瓦涅克：你的运气不错嘛，啊？

车间主任：听着，你不必以为他是个闲着无事的人，他对我有那么一点用，在如今这种情况下，我没准哪天还用得着他……无论如何，我刚才说了，他是一个好人。所以你能理解不能放着他不管。我能那么做吗？你明白，是吧？

瓦涅克：是的，我明白……

（沉默。）

车间主任：你干嘛盯着我看？

瓦涅克：我没盯着你看。

车间主任：为什么你不告诉我你在想什么……？来吧，告诉我……

瓦涅克：我什么也没想……

车间主任：说正经的，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有所不知的是，如果我不答应做这件事。他们就会找到别的人，那肯定更坏，因为他不可能像我这样正派。我是一个没有偏见的家伙，公正无私。这是我的哲学，哪怕在今天。这就是你的幸运之处，如果你想知道的话。因为人们都是十足的杂种，他们就是。你不能想像别人也有这么愚蠢，告诉你所有这些，是吧，你什么时候出生的，你想你会在什么地方生活呢？

瓦涅克：我很欣赏你的坦率……

车间主任：我为你如此担风险，你以为如何？如果你出卖我，事情将会怎样？

瓦涅克：我没打算跟任何人说……

车间主任：于是你将把它们写下来。放进你的某一个剧本之中……他们把剧本没收了，我也完了……

瓦涅克：别担心，我把它们闷在自己的肚子里……

车间主任：说话算数？

瓦涅克：说话算数……

（车间主任又给自己打开一瓶啤酒并给自己倒了一杯。简短的沉默。）

我说……

车间主任：什么？

瓦涅克：那件事能成吗？我是说仓库的那份工作……那位老索瑟尔先生怎么办呢？

车间主任：唔？他怎么啦？

（沉默。）

想想看……笑话，不是吗？

瓦涅克：我想也是……

车间主任：那不就得了……

（沉默。）

瓦涅克：我说……

车间主任：什么？

瓦涅克：关于仓库那件工作……你真的以为他们会让我做？无论如何，他们肯定知道我最好呆在一个暖和的地方……

车间主任：他们知道可爱的范妮·亚当姆斯……

（沉默。）

你结婚了？

瓦涅克：是的……

车间主任：有孩子吗？

瓦涅克：没有……

车间主任：我有３个孩子，我有……

（沉默。）

瓦涅克：你也许跟他们说了，我跟一般人没什么往来……

车间主任：听着，斐迪南……

瓦涅克：这不是他们所要的东西吗？……我的确跟一般人没什么来往……

车间主任：听着，斐迪南……

瓦涅克：这会是一个令人信服的论据，不是吗？

车间主任：听着，斐迪南……

瓦涅克：听着……呢？

车间主任：你玩扑克牌吗？

瓦涅克：不，我不玩……

车间主任：我玩……我们每星期四来一次，这不坏……你知道什么？为了洛佳·拉娃塞克我不得不放弃……

瓦涅克：噢？

车间主任：别人以为我就这样过一份轻松惬意的日子，而且……

（沉默。）

听着。斐迪南……

瓦涅克：听着……呢？

车间主任：你见过我过去的女人吧？

瓦涅克：没，没见过……

（沉默。）

车间主任：跟你说些事，斐迪南……

瓦涅克：听着……呢？

车间主任：这整个儿乱套了……

瓦涅克：我知道。

车间主任：扯淡！你知道什么……你养尊处优。写你的那些剧本……滚啤酒桶……就能把世界给忘了！你有什么可抱怨的？你知道什么——他们怕你，就这么回事。

瓦涅克：噢，得了，我可没这么想过……

车间主任：这千真万确。但是我呢？谁关心我怎么样？没人。有谁写关于我的报告？他们可以尽情地对我大喊大叫。要不置之不理。他们不能这么做吗？而你，你养尊处优。

（沉默。）

听着，斐迪南……

瓦涅克：听着……呢？

车间主任：你没想把鲍赫达洛娃这件事忘掉吧？你会带她来吗？你答应你要带她来的……

瓦涅克：别担心……我今天就给她打电话安排一切……

车间主任：你以为她会来吗？

瓦涅克：我将尽力去做……

车间主任：你和她是朋友，不是吗？

瓦涅克：是的，我们是……

车间主任：等一等，你说过你们曾经是朋友……

瓦涅克：是的，正是这样……

车间主任：不，等等，你们到底是不是朋友……

瓦涅克：可以这么说吧，是朋友……

车间主任：那问题在哪？

（沉默。）

统统地该死，她可以选择她自己的朋友。

瓦涅克：当然，她可以……

车间主任：这是她不可剥夺的权利，的确。

瓦涅克：当然是的。

车间主任：原则问题，就是的。

（沉默。）

再说，有谁知道是你带她来这儿的。她可以将此当作和工人阶级团结一致的途径，不可以吗？这保准没错。

（沉默。）

车间主任：听着，斐迪南……

瓦涅克：听着……呢？

车间主任：你不想说些我也听得来的东西……

瓦涅克：我知道……

车间主任：你知道个鸟！我让你对你自己说：十足的傻瓜，让他说去吧……

瓦涅克：不，我没这个意思……

车间主任：为什么你不喝？

瓦涅克：我有点……

车间主任：你吃午点了吗？

瓦涅克：不，还没有……

车间主任：让你的午点见鬼去吧……忘掉它……

瓦涅克：实际上我也不饿……

车间主任：我也许是个大傻瓜，但我是公正无私的……

瓦涅克：是这样，你正是。

车间主任：我想跟你说一句话……

瓦涅克：我知道……

车间主任：人们是十足的杂种，他们的确如此。为什么你不喝？

瓦涅克：我有点……

车间主任：你吃午点了吗？

瓦涅克：不，还没有……

车间主任：噢，你，你养尊处优……

瓦涅克：我对你十分感激……

车间主任：这整个儿乱套了……

（他又开了一瓶酒，给自己倒了一杯。简短的沉默。）

听着……

瓦涅克：什么？

车间主任：你不在意我叫你斐迪南吧？

瓦涅克：不在意……

车间主任：如果你在意就直接告诉我……

瓦涅克：不，我真的无所谓……

车间主任：好吧，我很高兴你不在乎……

瓦涅克：正好相反，我喜欢这个名字。我对我们之间的距离拉近感到很愉快。

车间主任：“我对我们之间距离拉近感到很愉快”，“我欣赏你的坦率”，为什么你总是像这样说话？……像……像一本……

瓦涅克：像一本书？

车间主任：正是……

瓦涅克：这没让你生气吧……？

车间主任：这没让我生气……“我对我们之间的距离拉近感到很愉快”……见鬼！

瓦涅克：你可以原谅我吗？

车间主任：见鬼，我说。

（沉默。）

瓦涅克：对不起……

车间主任：什么事？

瓦涅克：我不得不走了……

车间主任：有什么要事？

瓦涅克：地窖里的人会找我……

车间主任：去他妈的地窖……没有你他们也能行……无论如何，塞克兹在下面。老老实实的坐着，喝吧。

瓦涅克：不，不开玩笑……他们要生气的。

车间主任：噢，我明白了……我让你厌烦了，就这么回事……我知道……高特和鲍赫达洛娃，他们才是你更好的伙伴，对吧？

瓦涅克：不，我喜欢和你说话，我也不想有什么麻烦……这不值……尤其是我可能得到仓库的那份工作……

车间主任：你当真说……你喜欢和我说话……？

瓦涅克：当真。

车间主任：你刚才没这么说吧？

瓦涅克：没说……

（车间主任又打开一瓶啤酒并给自己倒上一杯，简短的沉默。）

车间主任：斐迪南……

瓦涅克：什么事？

车间主任：你知道最坏的情况是什么？

瓦涅克：不知道，是什么？

车间主任：要是我知道我每个星期该给他们说些什么我就不是人。我怎么他妈的知道你的那些事……你跟我说过？什么也没有，对吧？我难得见到你这个人，日复一日……凡我听到的有关你的每一件琐碎的事情……你趁休息的时候一人悄悄溜走……有人看见你两次和装瓶车间的玛吉走在镇上……从马忒涅斯来的帮你修暖气的年轻人——我问你，就这些了？我就是我每个星期向他们汇报的？

瓦涅克：对不起，我无法想像我可以在这件事上帮助你。

车间主任：但是仅仅——你可以帮助。如果你想帮助……

瓦涅克：帮助你？我怎么可能？

车间主任：你是个明白人，是吧？你知道所有政治的和那些其他的事情。你也写作，不是吗？关于他们想要知道的那些还有谁比你更了解？你说说吧。

瓦涅克：噢，当然，你不认为我……

车间主任：听着。斐迪南，在仓库里你将有很多空闲时间——如果你一周给我铺一张纸写下来有什么坏处呢？……这不是我应该得的回报吗？我看不出来这对你有什么不好，在那儿你将暖和、舒适……甚至还可以学会享受啤酒……愿意干什么干什么。写作对你来说成为理所当然的，这只是一出孩子的游戏。那个托达·马塞克是个正派人……我们打小就认识……他真的需要这个，我们能在他危难的时候袖手旁观吗？我们刚才不是说了要抱成一团吗？我们不是要做好朋友吗？我们喝酒不正为了这个？来吧，跟我说说。我们是不是老交情？

瓦涅克：是的，我知道，但是……

车间主任：现在完全取决于你，斐迪南。如果你尽你的努力，那么每件事结果都会赢。你帮助我，我帮助他，他对我好，我也对你好……我们都从中获益。全部该死的，难道我们要一个一个地为对方的生活制造麻烦，能这么做吗？

（沉默。）

干嘛你老盯着我？

瓦涅克：我没老盯着你。

（沉默。）

车间主任：这么说吧，你可以直接决定让他们知道你的什么……你必须承认，这并不坏……

瓦涅克：是的，我知道……

（沉默。）

车间主任：你不是想在仓库工作吗？舒适、惬意、暖和，有许多空闲时间……

瓦涅克：这当然很好……

（沉默。）

车间主任：那么好，问题在哪里？

（沉默。）

瓦涅克：我最真诚地感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我之所以特别赞赏是因为在今天，这样一种态度特别难得……这么说吧，你使我幸免于难，我真的不知道如果没有你的帮助我将能做什么……仓库的那份工作对我来说，比你所能意识到的更有用……但是我……请别误解我的意思，但是我不能……我不能告发我自己……

车间主任：告发……告发？谁说告发来着？

瓦涅克：我并不是担心我自己……这对我也没什么了不得的害处……但是这涉及到一种原则，怎么能指望我参与……

车间主任：参与什么？说吧，全说出来！什么是不能参与的……

瓦涅克：某种我向来讨厌的事情……

（一阵局短的、紧张的沉默。）

车间主任：我懂，因此你不能做，嗯？你不能。我喜欢这样。现在你终于亮出了你的底牌，你不能。最终表明你是一位多好的朋友！

（他站起身在房间里激动不安的踱步。）

那么我怎么办？想让我彻底完蛋吗？我这叫自作自受。我是彻底的废物，这没关系。别管我，我是可以在烂泥中打滚的，我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啤酒厂的乡巴佬——而一个像你这样的君子是不能参与的。我可以尽量玷污自己的人格，只要这位君子保持干净。这位君子有原则。其他的一切都可以不管。这样他便维持了自己纯洁的灵魂。在人面前讲原则，你倒是分得很清楚……

瓦涅克：你说谁呢？谁分得很清楚……？

车间主任：我说谁？你们这些该死的知识分子，还有谁？保养得很好的君子，说那些动听的话。你当然担当得起，因为你最终属于上面。你又有趣，总是知道该如何从中逃脱。你即使处在下面时还是属于上面。而像我这样一个普通的啤酒厂的家伙怎么办？只有干到老死，没有什么轮上你，谁都能把你踩下去，把你解雇，让你滚蛋，过着一种倒霉透顶的日子。而一个像你这样的人来了，却说他没有原则。你不是想要从我这里得到一份温暖舒适的仓库的工作吗？但是这的确带点脏，你不干了。你是一个聪明的家伙，你这个人非常聪明，是的，你什么都知道，你可以好好照料你自己。原则！我不怀疑你那些该死的原则，它们迟早有用，你知道如何用它们来创造财富，它们养活了你——但是我呢？没有人助我一臂之力，没有人在乎我，没有写我的什么，稍微留意我在做什么，我只是够当培育你的原则铲来的粪便，足够找出这么个暖和惬意的破地方让你来当英雄，我从中得到了什么——什么也没有，一通嘲笑罢了。某个好日子上你将要回到你的女演员中去，你将夸夸其谈你在这儿滚啤酒桶的日子，炫耀卖弄你如何是一个响当当的男子汉——但是我呢？我怎么办？我没有去过任何可以回来的地方，对吧？我可以去哪儿？谁会注意到我？谁在意我做什么？生活给了我什么？我的前途会怎样？

（他颓然倒在他的桌子上，把他的头放在瓦涅克的肩上，并开始抽泣。过了一会儿他平静下来，仰着头看着瓦涅克，轻轻地说）

斐迪南……

瓦涅克：唔……

车间主任：你是一个好人。

瓦涅克：是的，我是。

车间主任：去把她带来，你行吗——现在……带她来这儿，求你了……

（沉默。）

我将让你得到那份仓库保管员的工作。我保证——你也不必写你的报告——仅仅为我做这一件事……

（沉默。）

你会为我做的，对吧？我知道你会做。就一个晚上……然后一切将会好起来的，一切将会有所不同，我至少知道自己没有白活，这个他妈的生活没有彻底浪费掉……你会去把她带来的吧，不是吗？

（沉默。接着车间主任抓住瓦涅克的衣领，开始冲着瓦涅克的脸大叫。）

如果你不……你不把她带来……我就不知道……不知道我该干什么……我……我……我想……

（车间主任将近衰竭，小声哭起来，并再次把头放在瓦涅克肩上。沉默；一会儿车间主任的哭声平息，他开始大声打鼾。瓦涅克等了一会儿，轻轻地把车间主任的头从自己的肩上移到桌面上，站起身走出门。他又转过身，犹豫了一会儿，然后对熟睡了的车间主任说：）

瓦涅克：别紧张……

（瓦涅克走了出去。一会儿有人敲门。车间主任突然醒来，因为小睡了一会儿，他已经完全清醒。他的行为和此剧开头时一模一样。他显然忘掉了刚才发生的一切。）

车间主任：进来……

（瓦涅克进来，把他的裤子的纽扣扣好。）

噢，是你，瓦涅克先生。请进，请进。坐，坐。

（瓦涅克坐下来。）

需要一杯啤酒吗？

（瓦涅克点点头；车间主任从板条箱里拿出一瓶，打开并倒了两杯，将其中一杯放在了瓦涅克面前。瓦涅克拿起来就喝。）

好吧，跟我说说，怎么样了？

瓦涅克：这整个儿乱套了。

1975年

（崔卫平 译）

误会（独幕剧）

剧中人：

锡伯埃：新来的囚犯。

王：牢头儿。

囚犯Ⅰ。

囚犯Ⅱ。

囚犯Ⅲ。

（幕启，我们看见舞台左侧有一扇门。囚犯Ⅰ、Ⅱ、Ⅲ拥在门口，王在前面。４个人都被剃了光头，身上和胳膊上锈着各种各样的纹身，王最多。他们都穿着囚服。他们正瞪视着锡伯埃。舞台右侧是一张３层铁架子床。锡伯埃坐在顶层。他也穿着囚服，剃了光头，但没有纹身。锡伯埃是个新来的囚徒。他略显警觉地看着门口的那群人。长时间的、紧张的静场。）

王：（对锡伯埃）我听说你一出被窝儿就冒了一泡儿（指抽烟——译注）……

（短暂的停顿。）

囚犯Ⅰ：（对王）没错儿。我瞅着了。

王：（对囚犯Ⅱ）有这事吗？

囚犯Ⅱ：是的，没错儿。

王：（对锡伯埃）你不知道我们开早饭的时间吗？

（短暂的停顿。）

囚犯Ⅰ：（对王）当然，他知道……出被窝儿十分钟之后。

王：（对囚犯Ⅱ）他知道吗？

囚犯Ⅱ：他肯定知道！他们告诉所有新来的孩子，不是吗？……

王：（对锡伯埃）那好，听着，哥们儿。我们在出被窝和早饭之间有10分钟的时间。在这10分钟内，我们都得穿好衣服，想洗的就洗，想撒尿的就撒尿，谁也管不着。你知道，每个人都有充分的权利做这些，只要愿意，你甚至可以开始整理床铺，免得大家一起整理碍手碍脚。而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窗子放臭气。这是本号子的习惯，是规矩，从来如此。然后，我们全体拿上帽子和饭盒等着集合的命令。当他们喊“集合”的时候，我们必须马上应声见人，到外面排好队。如果我们出去得不够快，他们就让我们回号子，我们就得等下一轮儿。所以，我们不想这时有谁还夹着个屁乱转，满处找东西，或净顾着冒泡儿什么的，而其余的人跟着倒血霉。懂吗？我们可不想因为一个人老牛破车，就全体回来傻等。我希望我已经说清楚了。如果有谁不清楚的话，我们会很快让他清楚的。

囚犯Ⅰ：（对王）很清楚了，我们都照您刚才说的那样去做。

囚犯Ⅱ：（对锡伯埃）对——如果有哪个傻瓜想耍我们，那就叫他一次玩儿完。

王：（对锡伯埃）那好，就像我说的，在出被窝儿和吃早饭之间有很多事要做，没空夹着屁乱转悠，更甭说抽烟了，这是咱这儿的规矩。至于早饭（过后）单说。那时你可以冒泡儿，如果你有泡儿可冒的话。就这样。那时才得空，也没有谁去管这种鸟事儿。但是早饭前不行。本号子从来如此，并将继续如此。没有谁会给我说，他为了一枝烟不能等20分钟。这种要求不能算过份，是不是？（对囚犯Ⅱ）我说得对吗？

囚犯Ⅱ：当然对。

囚犯Ⅰ：我们能等。

王：（对锡伯埃）那好，从现在起记住——早饭前不能抽烟。

囚犯Ⅰ：特别是我们给这鬼地方换气的时候。……

王：（对锡伯埃）对，说得对。有些人受不了早上一起来就闻烟味儿。他们不喜欢。他们的肺不喜欢。他们受不了。那是他们的权利。明白吗？

（锡伯埃不作声，困窘地耸耸肩膀。）

囚犯Ⅱ：（冲锡伯埃大叫）你没听到他在说甚么吗？

（锡伯埃不作声，困窘地耸耸肩膀。）

谁要是一出被窝就抽烟让我们逮着了，就揍他，明白吗？

王：（对锡伯埃）其他的号子爱干嘛干嘛，那是他们的事。但是咱这儿没人出了被窝就抽烟。这规矩谁都一样，尤其是像你这种新来乍到的主儿。这就是我要说的，哥们儿。不但是为了我，也是为了大家。（对囚犯Ⅱ）对吗？

囚犯Ⅱ：对！

囚犯Ⅰ：（对王）您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对……

王：（对锡伯埃）大家都看到了你刚起来就抽烟，他们全都在瞎嗡嗡说这事儿。但是我给他们说：“这孩子新来乍到，还摸不着这儿的锅灶”，他们就统统打住了。今天就放你一马。但是下回记住，我们不会容忍耍小聪明，自以为是。一辈子都甭想来这一套……

囚犯Ⅰ：（对王）只要有我在这儿，就没谁敢在早饭前抽烟，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

王：（对锡伯埃）好吧。我已经说了，这回就便宜你一下。但下不为例，明白吗？

（锡伯埃困窘地耸耸肩膀。）

囚犯Ⅱ：（对锡伯埃吼着）傻看什么呢，你这傻瓜？王问你话呢！

（静场。）

王：（对锡伯埃）我们这是想善待你，明白吗？所以这次才放过你——但既然你明白了，就请小心着点你的鼻子。

（更长时间的静场。）

噢，顺便交待一句……从明天起，你要照所有其他人的样子整理床铺。如果别人能做到，你也能做到。我们可不能因为某个傻蛋不会铺床叠被而被每天扣一分，是不是？我们可不想因为某个讨厌的生瓜不会铺床被而大伙儿起一遭殃。所以你最好快点儿学。如果你的床明天还和别人不一样，我们就罚你练一通宵。

囚犯Ⅱ：（对锡伯埃）我们会罚你每次练10遍，走着瞧。

王：（对锡伯埃）毯子两侧必须各留两，床单翻上来折整齐，等等等等……伙计们将会教给你怎么做。

囚犯Ⅰ：（对王）我会教他……

王：（对锡伯埃）明白了吗？

（静场。）

这里的人早晚都得会这一套，所以你没有理由不这么着，懂吗？

（静场。）

囚犯Ⅱ：（对锡伯埃）他妈的！你的舌头让狗吃了是怎么的？你这混蛋！

王问你什么你得回话。

囚犯Ⅰ：（对王）他这是怎么回事儿？这蠢材、傻蛋！

王：（对锡伯埃）你擦脸盆了吗？

（静场。）

这周轮到你值日，所以你最好放利索点。如果你指望像这样浮皮潦草抓痒痒似地拖地板，那你他妈就大错特错了。你得跪下来擦床下面的那块儿，特别是靠墙根的旮旯儿——“螺丝钉”（囚犯们对监狱管理人员的称呼。）们是要用电筒到下面检查的。你得把每一处的灰尘打扫干净，把脸盆洗净擦干，要一尘不染——便池也一样。今天便池脏得一塌糊涂。所以你要感谢福星高照，“螺丝钉”们没有过来关照咱们。对他们你恐怕也领教过一二。今晚检查前我先瞅一眼。我们都是拴在一条线上的蚂蚱，没有谁享受优待，尤其是一个刚刚还在监狱门外冒泡儿的生瓜！

囚犯Ⅱ：（冲着锡伯埃大吼）那你干嘛还不从床上下来，你这傻冒，王跟你说话呢！

（锡伯埃继续坐在他的铺上，困窘地微笑着。紧张的静场。囚犯Ⅱ正要扑上去把锡伯埃拉下来，但被王制止了。）

王（对囚犯Ⅱ）等等！

（静场。）

（对锡伯埃）现在看这儿，小子！如果你以为你他妈可以在这儿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或者可以扮演一个王的角色，你得再掂量掂量。我们知道怎么对付你这路货，懂吗？

（静场。）

囚犯Ⅰ：（对王）这混蛋怎么这么拗！

囚犯Ⅱ：（对锡伯埃）你他妈给我滚下来，快点！

（静场——锡伯埃纹丝未动。）

（对锡伯埃）怎么……？

（静场——锡伯埃纹丝未动。）

王：（对锡伯埃）喂，你！我不会容忍谁把我当猴耍，你甭打这方面的主意！

囚犯Ⅰ：（对锡伯埃）你立刻滚下来向王道歉！

（静场——锡伯埃纹丝未动，仍然坐在铺上困窘地微笑。）

囚犯Ⅱ：（冲锡伯埃大吼）操你妈，你这婊子养的！

（囚犯Ⅱ扑上前去抓住锡伯埃的一条腿往下拉。锡伯埃翻身落地，囚犯Ⅱ照他踢了一脚，回到王身边。锡伯埃慢慢地爬起来，莫名其妙地看着他们。静场。）

囚犯Ⅲ：（悄悄地）听着，伙计们……

（静场。他们都凝视着锡伯埃。）

王：（没有转身，背对着囚犯Ⅲ）什么？

囚犯Ⅲ：（悄悄地）知道吗？他他妈是个外国人……

（囚犯Ⅰ、Ⅱ、Ⅲ都询问地看着王。紧张的静场。）

王：（踌蹰了片刻，悄悄地）唔，那这小子算他妈完了……

（王充满威胁地逼向锡伯埃，囚犯Ⅰ、Ⅱ、Ⅲ紧随其后。他们步步朝着他逼进）

——剧终

（唐晓渡 译 戴戎 校 ）

对沉默的解剖

一

西方的许多和平组织，似乎越来越变成非官方的民间同盟，而不是东欧的这种由政府资助的和平委员会。对那些独立于政府而关注全球事务的人们来说，在我们这个地区，他们则转向一般人们所称的持异议者。我们被邀请参加和平会议——事实上不能出席则是另外一回事。我们接受代表不同和平组织的来访者，被约请参加对话和协作。当然，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在西方和平运动内部存在着天然一致的态度。相反，更接近真实的是，当找到东欧的持异议者时，笼罩在他们心头的似乎是一片沉默和某种谨慎，如果还不是彻底的不信任和无所适从的话。

这种沉默的原因并不难想象。我们的政府不满意任何和我们接触的人，说到底是他们而不是我们更能影响世界的命运，他们需要第一手的接触。另外，对西方和平斗士来说，在欧洲东半部分的持异议者一定像是奇怪地卷入他们本地的事务，致力于拔高人权（好象人类继续存在不是更重要的！），令人可疑地对社会主义现实抱有成见（如果不是反对他们的社会主义理想的话），当然不足以批评西方民主，乃至也许还在秘密地同情西方军备。简言之，对他们来说，持异议者倾向于是雅尔塔分界线以东的西方军队的第五纵队。

当然，这种沉默是互相的。显而易见，东欧的持异议者对西方的和平运动也抱同样的态度。当我们读到涉及和平事务的西方文本时，我们通常发现其形形色色的观点也令我们陷入某种沉默。

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做到有助于更好的互相理解——对此我倾向于怀疑。但不管怎么说，我想从我们自身这方面试图描述这两种沉默的原因。

从表面上看，持异议者显得是一小块很不重要和如此奇异的飞地——非常激进，在一个铁板一块的社会中用一种完全不同的声音说话。这个意义上，他们的确是这样一种飞地：只有很少的人数，而且这个国家运用其权力尽力创造他们和社会之间的巨大断裂。的确，他们在某个方面不同于社会中的大多数人：他们公开地说出头脑中所想的东西而不计后果。然而，这种区别几乎是不重要的。问题在于他们所表达的观点是否真的不同于他们周围的大多数同胞。我不这么认为。相反，几乎每天我都接触到某些令人鼓舞的证据，表明持异议者所说的和其他大多数人私下里所想的并没有什么不同，事实上，如果我们比较持异议者在文章里所表达的和我们从周围的人们所能听到的——不管是在私下里还是喝了几杯之后——我们便能得出这样一个悖论：持异议者在人群中是不那么激进、危险和更为忠诚的。我这样说是因为，如果我们要想考量涉及和平事务时持异议者特殊的沉默，我们首先需要考量他们行为的社会语境，即共同的经验、视角、情感上的共鸣、政治性的表达、或者以他们独特的方式所体现的坚定不移。

二

也许首先要理解的是，在我们这个地方，“和平”这个词已经耗尽了其全部内涵。三十七年来，捷克斯洛伐克的每一个可能和不可能的公共场所，都张贴着这样的标语：“建设祖国，巩固和平”、“苏联是世界和平的保证”、“为我们人民和平劳动的更大成果（而奋斗）！”等等诸如此类。三十七年来，我们的报纸和其他各种媒介渗透着同样的关于和平的乏味的陈词滥调。三十七年来，我们的公民被要求扛着同样陈旧的和平标语走在规定的游行队伍中。三十七年来，有为数不多的人足够聪明地把自己弄成专业的“和平战士”，尤其是擅长重复官方口径和用国家的钱从事大量和平会议的观光旅游。换句话说，因为三十七年来，“和平斗争”变成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制度的意识形态外观的一部分。

但是，每个人从无数日常的个人经验中得知，这个官方的外观彻底隐瞒了变得越加令人失望的另一种现实：在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生活的全面荒芜、无所不能的权力中心和彻底无权的居民。“和平”这个词更像“社会主义”、“祖国”、“人民”这样一些词，完全减缩至服务于这样两种用途：一是那些摇唇鼓舌的聪明人的进身之阶，另一种是用来鞭打那些站在一旁的冷眼旁观者。这个词已经变成官方咒语的一部分，当我们的政府做它想做的（或者任何必须做的）时，念动它们至少换得少许安宁。

在这样的环境中，这个词在我们的同胞中所唤起的不信任、怀疑、滑稽和厌恶的感觉，还有什么奇怪的？这并非是厌恶和平本身，而是对包含这个词在内的堆积如山的谎言的反感。

这种厌恶的程度和作为一种触目惊心的社会现象，体现在这样的事实中：当我们的持异议者偶然试图在公共场合表达他们对和平问题的看法时，不管其观点多么不同于政府，他们都会受到人们的质疑，仅仅因为他们表现了对和平问题的真正兴趣。当人们抱有热情地从外国广播中倾听别的《七七宪章》的文件，寻找和复印它们，而《七七宪章》中涉及和平问题的文件却使人们缺少普遍的兴趣。我们的公民一听到“和平”这个词就要打哈欠。

由官方造成的“和平”这个词彻底的贬值和无聊，仅仅是这里的人们对待“为和平而斗争”及和平运动保持沉默的一个原因，这乃是如此表面化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包括持异议者在内，因为他们在生活和周围的人们并非不一样的环境中。

三

在我国由官方发起的“为和平而斗争”其矛头直指谁？当然，是西方帝国主义和它们的军备。因此这个词在我国的含义无异于和苏联阵营的政策不偏不倚地保持一致，以及和其否定西方的立场保持一致。在我们的新闻中，“西方帝国主义”这个短语并不指热衷于主宰世界的某些个人，而更多地是指或多或少由民主选举出来的西方政府，和或多或少也是民主的西方政治制度。

造成这种状况的进一步原因是：我们的媒介关于全球新闻的报道中，数十年来持续地寻求建立这样的印象，在西方唯一发生的事情是“和平斗争”——当然是这个词在这里的含义。这就是说，和平运动被用来当作西方人民向往苏联模式的共产主义的证据。

在这种情况下，你能指望一般的人们做何感想？就让那些西方的和平斗士想干嘛干嘛吧——他们会因为自己的幼稚和没有能力去了解真情而受到惩罚！

让我们来想象——一个年轻的、热心的和诚恳的西方和平斗士找到一个普通的捷克斯洛伐克公民而不是一个著名的持异议者，请求他在一份反对北约军备计划的情愿书上签名，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总的来说，我可以想象两种可能的结果。一种是这位普通的公民礼貌地把他的客人送出大门。另一种是（也许更有可能）他把这个人送到一个秘密警察的代理人那里，迅速地在那份已经准备好的纸上签名，正像他在上班时于类似的准备好了的东西上签名一样——没有任何思考，仅仅在于摆脱麻烦。（一位更为狡猾的公民，不管其对军备计划的态度如何，也许试图从整个事情中榨取一个去西方的邀请。说到底，他习惯于开发新天地：也许存在着一个他生活中的第一个去访问巴黎的机会，在欧洲于一次蘑菇云的升腾中毁灭之前。）

请允许我进一步强调这一点。想象我们的西方客人不幸碰巧撞上一位一辈子住在布拉格列塔（letna）地区的老先生，他将要和成千上百个其他人一道，很快被迫搬到布拉格郊区某些房产开发区去，失去他的老家和不得不付双倍的房租，（从哪儿出？）仅仅是因为苏军决定列塔地区是他们想要居住的地方。苏联军官——所有人中最为好战的和平斗士。在受到这位房东的冷遇之后，这位西方的热心人士将如何对他的惊讶做出辩解？

我知道西方有些人相信整个和平运动是苏联的一个诡计。另外有人将其看作幼稚的梦想者的大杂烩，这些人拥有很多热情和很少的知识，（正好）为苏联人巧妙地加以利用。

我并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当然我有个感觉是，如果一个人决定弄清楚东欧人的真实想法，他就必须承认在这里不可能比在西方有更多的支持者。

我认为互相交流这样严酷的事实而不固执己见，是任何有意义的欧洲睦邻关系的首要前提。

四

在西方和平斗士中那些更有觉悟者不仅要求他们自己国家裁军，而且要求任何其他的国家同时裁军。因此他们期待东欧人更努力与各种苏联导弹作斗争而不仅仅是潘兴导弹。这当然有意义：每个人首先得把自己家里的事情办好。

因为我眼下的题目是我们这个地区欧洲对于“和平”的沉默，我需要把注意力放在那些易于被忽视的方面：哪怕是再不一样，类似防务这样敏感的问题，若是表达与政府的政策不一样的观点，在这里要比在西方危险得不可比拟。说到底，西方的新闻界可以发表标有计划中的或已建成的火箭基地的地图，而任何关于武器的部署在我们国家都被看做国家机密。仅仅是泄露一个基地的所在地就能判若干年刑。如果我试图想象有人扛着一个反战布告牌敢于接近一个火箭基地或者——死了心吧——试图干涉它的建造，我认为那简直是异想天开。这不是象在英格兰，坐上十四天牢，并可以有来访者和包裹，而是要在瓦尔第斯（Valdice，我们捷克的新新监狱）服上十四年酷刑。我曾在一次警方的审讯中和我的审讯者提到我和某些西方和平运动成员的遭遇，他一下子说得我哑口无言：“不同的国家，不同的风俗”。

是的，不同的国家，不同的风俗。对我的同胞来说，我总是强调我们不能用谎言来冒充责任感，把每件事推诿给当下的处境和超级大国以及这个又大又糟糕的世界。对国外的读者，我宁肯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其“风俗”的确不同的国家。在这儿说出反对火箭其效果意味着成为一个持异议者。尤其是这意味着彻底改变一个人的生活，意味着将坐牢当做一个人的家常便饭加以接受，意味着一下子放弃作为一个公民在我们国家拥有的为数不多的所有机会，意味着发现自己日复一日地处在一个神经过敏的世界中，始终恐惧门铃的响声，意味着变成微不足道的“自杀性的一小撮”中的一员，被人们无言的好心所包围，同时又是无言的惊奇——这个人居然可以为这类事冒如此风险，毫无希望地寻求改变不可能改变的事情。

西方的和平运动对议会和政府的决定有着真实的影响，而不需要冒牢狱之灾。这儿这种风险是存在的，至少对政府做出决定的影响等于零。

我并不是说这儿所有的行为都是没有意义的。我只是想要解释为什么很少有人选择行动。作为一个民族，我不相信我们真的更为怯懦。如果同样的情况出现在西方，我怀疑是否有更多的人采取行动。

我觉得，以上这些是一目了然的。也就是说，需要再三重复的是，认为唯一的危险是示威者的营地所包围的武器，这种在欧洲逐渐增长的观点是错误的。

五

我并不敢断言整个苏联阵营的情况。但是我相信，至少我可以谈论我们捷克斯洛伐克人，长期处于“他们”的无所不能和他的无能为力之间的紧张关系之中。

这个普通的公民知道，“他们”可以做他们想要的任何事情——拿走他的护照，把他开除，命令他搬家，派他收集反对潘兴导弹的集体签名，剥夺他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没收他的驾驶执照，在他的窗户底下建造一座散发盐酸气味的工厂，其化学元素污染他的牛奶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仅仅因为他参加了一次摇滚音乐会便把他抓起来，任意地涨价，在任何时间和没有任何原因拒绝他的渺小的请求，没有任何解释，规定他必须读的东西、必须参加的游行和签名、他的住房面积、可以会面的人和必须拒绝的人。出于对“他们”持续的恐惧，这位公民须择路而行，十分知道即使是为公众服务的一个机会，也是一种被赐予的恩惠，是他们有条件地给了你。（我的一位朋友，是某个医学领域中的专家，接到邀请让她出席民主德国的一个专业会议。她的学术机构支持她的申请，但是她的上司不同意——当然，这个人是一位官僚而不是医生，正如这位官僚简单表明的，在这个国家，向其他国家学习科学方法不是一个有关科学发展的利益和出于对病人的考虑，而是由他们这些官僚上司恩赐给医生的一桩好处。）一般的人们就生活在这样的气氛之中，普遍存在着易怒、屈从、持续防卫性的自卫、背后说坏话、神经质、乃至是一种欲言又止的状态，他清楚地知道，甚至还没有去读任何持异议者的东西，“他们”便有可能做任何事情而他则一点也不能做。（在这些“处于下面”和“处于上面”的人之间，不存在一条明确的区分，没有人真正地知道“他们”是谁，所有的人都掉进了同样的陷阱，成为“他们”的一部分，而“他们”同时也是部分的“我们”，“他们”屈从于那些依赖“他们”的人——这已是超出当下论及的另一个问题。）

现在来想象一下吧，我亲爱的西方和平运动者，当你拿着你愿为世界和平做些什么的问题来面对这种处于半衰竭状态的人们，他们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他们会迷惑地盯着你看，疑心这次是一个什么样的阴谋等着他。

对他来说，所面临的事情比和平与战争的问题要直接得多，或者说在我们的处境下，这类问题完全在他的能力之外。因为对于把他的家乡变成一片废墟——为了一点点煤，天晓得服务于什么样的工业——他绝对无话可说；因为他甚至不能保护自己孩子的牙齿免遭环境污染的损害，不能为了孩子的牙齿和心灵的健康成长从北波希米亚搬到南波希米亚，那么，他怎么可能去影响属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星球大战”这类事情？所有这些对他来说极为遥远，就好象头顶上的星星在他的影响之外一样。这只有当人们摆脱所有这些“日常”的事务和厌倦导致的烦躁之后才能真正去做。

撒切尔夫人为戈尔巴乔夫先生的魅力所吸引，在一个由电脑控制的完全理性化的世界上，我听说发动一场核战争，即整个文明世界（的命运）将取决于戈尔巴乔夫喝威士忌以及他打高尔夫这个事实——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得知人类还不是完全没有幸存的希望。但是这些对我们渺小的捷克人来说意味着什么？迄今为止他所知道的另外一个证据是：战争与和平是戈尔巴乔夫先生和里根先生之间的事，他又怎么能够进入他们的思想？他能够和他们共享一杯威士忌和一些高尔夫球洞吗？他甚至不能影响办护照的某些小官僚的头脑，这些人将决定是否允许他用多年攒起来的两个星期用于去南斯拉夫的旅游，如果被拒绝便没有申述的可能性。因此，当他不去考虑里根和戈尔巴乔夫之间作为“迈向和平重要一步”的某些神秘的星际条约，并且将此看作反对他的又一诡计，这有什么奇怪吗？

我试图描述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普遍的沉默——至少在我国——不是对全球问题的天然冷漠，而是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氛围的一种完全可以理解的结果。

我重申一遍，我并不是宣称我们什么也不能做。我只是说，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周围众多的人们认为自己什么也做不了。我想吁请我们的朋友——西方的和平斗士——尝试着理解这些人们的处境。试试看，为了我们共同的利益。

六

经常出现的是，这个世界上的人们似乎不再能够承受生活的眼花缭乱和神秘的丰饶。他们悲剧性地受制于虚无的恐惧和对自身存在的恐惧，在一个不安定的世界上，用创造一种秩序（“和平”），将自己全部不稳定的存在纳入这个秩序，以便一劳永逸地从自己的义愤中摆脱出来，获得内心的平衡。这些极度急躁的人们不顾一切建造和发明不同的计划，借此走向一种由理性安排的共同的目标，其最终达到的是，所有的事情将会有一个明晰的说法，世界将大踏步地朝向一个方向，并给所有令人生气的历史的不确定性一个终结。一旦他们着手这样去做——这个世界不幸给他们这样的机会——他们便遇到了麻烦。数目可观的人们更宁愿像他们现在这样生活。那些人的有关完美生活的全部计划，对这些人没有什么吸引力。他们鄙视这种计划，在它的道路上设置障碍，不管是有意的还是发自本能。那种抽象的规划、乌托邦的实践不能忍受这种东西，这种东西动摇了其核心，这种人也不能忍受从整体上把握全部存在，仅仅看到他梦想的那种现实，所以他决定把他的规划强加于这个世界。——肯定是为了其自身，这是他的出发点。于是，当种种奇怪的“共同利益的打算”付诸实践时，展示了适宜于牺牲上千人以满足百万人，或牺牲百万人来满足千万人的图景。它所形成的后果是显然易见的——整体的悲惨。

这是那种可以称之为“头脑短路”的悲剧故事。如果真理可以在一种意识形态或教条中一下子预备好，何必再去不停地并毫无希望地苦苦追索？忽然一切变得如此简单，许多如此困难的问题的答案已经事先存在了！许多如此费力的生存的责任在我们的头脑中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种短路的实质是一种致命的错误：它默许某些虚假的、普遍适用的产品——和比人的生命更重要的教条或意识形态的东西——能够卸除我们不断的、往往是唯一的和根本上是不可转让的问题的负担，将人们从一种“富有疑问的存在”（“being in question”）完全变成一种“生存的答案”（“existing answer”）。这种幻觉认为可以将与良心或与上帝之间持续的无法预料的对话替换为一本清晰的小册子；像滑轮把我们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一样，某些人类产品可以将我们从个人的责任和永久的悲伤中解放出来。

这种头脑短路的极端例子——某些十分悲哀，某些如此富有悲剧性，某些仅仅是在历史上并不陌生的畸形怪物——如马拉（Marat）、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e）、列宁（Lenin）、巴登（Baader）、波尔布特（Polpot）。（我不想把希特勒和斯大林也包括在内，如果那样做的话，将包括所有人类罪人。）然而，比起这些著名的狂热分子，我还是更加关注那种难以察觉的诱惑，表现在每个人身上的但并不是无关紧要的乌托邦萌芽。一个更好的世界图景肯定是人性中基本的方面；没有它们，没有对于“现存事物”的超越，人类生活会失去尊严和最重要的人性内容。于是这种走捷径的恶魔般的诱惑无处不在，这是自然的。它像原子似的隐藏在每一个美好的梦想之内。

于是这仅仅是一些（需要着手去做的）“不重要的事情”：及时地辨认这种致命的腐烂的开始——当一种理念不再表达人类成员超越的尺度，而堕落为一种代用品；当以一个更好的世界的名义，却不再表达人的责任和自性（identity），而开始剥夺他的责任和自性；当抽象的东西不再属于他而他却属于抽象的东西的时刻。

我相信中欧与众不同的怀疑主义是从中欧特定的历史经验中不可避免地产生的精神文化现象，包括迄今蛰伏在我们集体无意识中的那些东西。这种怀疑主义和譬如英国的怀疑主义没有一点共同之处。一般来说，它是如此奇怪，有点神秘感，有点向后看，经常是悲剧性的，有时甚至是英雄主义的，并以其鲁钝的方式、温柔的残酷、和能够将看待地区性的眼光转变为对于即将到来的全球性问题的预见，显得有点不可理解。有时它给人这样的印象，这儿的人们拥有某种内在的穿透力，能够认出一种尚未到来的危险。

我们对其格外敏感的危险之一是我一直谈论的这种乌托邦主义。更准确地说，我们对将一种活生生的理想、富有人性的表达转变为一种乌托邦、一种对生活施加暴力和加剧其痛苦的技术性指令感到异常敏感。（这种怀疑主义也许还因为这个事实得到加强：在我们这个地区，必然永远地和大量的乌托邦思想并存。比如我们这个地区的热情奔放，我们周期性地迷恋于幻觉，我们倾向于相信有时甚至屈服于从任何地方来的任何东西，我们短暂的勇气，一种突如其来的亢奋——在最初的挫折之后，必定转化为意志消沉、百无聊赖和冷漠，如此等等。）

在这个国家曾有过一次，相当数量的捷克和斯洛伐克人被一种透明的乌托邦所捕获。（历史地来看，可以理解为处于当时旧秩序的道德瓦解之中。）他们开始相信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当然还有其世界大本营的援助）将为我们保证“光辉灿烂的明天”，并且不顾其他大多数人的意愿，着手实现这种意图。（在许多悲剧性经验之后和对某些人是一个长期自我解放的过程对另外一些人来说是觉醒的过程之后，我们的确尝试一种对“不幸的修正”，一种“具有人性面貌的社会主义”。但是，天哪，它过多地染上了幸存的乌托邦的色彩，在我们许多人看来基本上是老一套，比先前拥有的个人幻觉更固执。这种努力的乌托邦方面不仅在于其相信在莫斯科的统治下可以建立民主制度，而且相信我们也许能从上面——克里姆林宫获得理解和赞同，只要我们做出全部恰当的解释。这种信任结果被证明如此不可靠。对这种请求理解的回应是出动坦克。）

我们国家为自己战后跌入乌托邦的失误付出了残酷的代价。它促使我们抛入了——上帝知道多长时间——一种被占领状态，于其中我们根本不需要寻找自己。

这个过程的结果是显然易见——对形形色色的乌托邦的怀疑导致了一种新的走得更远的乌托邦。到头来这种怀疑主义实际上变得对我们有害，因为它已经超出了对抗恶的意愿。其结果甚至是一种胆怯的、犹疑的、圆滑的对于正义的吁求——官方也如此宣称——尽管它不给任何人以压力；是保留在个人反思和良心之内的东西；是以其全部道德深处的反乌托邦却又被怀疑为乌托邦。（这是持异议者特别知道的某些东西。）

我详细论及所有这些，是因为这儿的人们对西方和平运动的沉默不仅怀疑又是一个共产主义阴谋，而且还有我们这个地区对乌托邦根本的怀疑。或对或错——但无可质疑，我们的人民自忖和平运动成员是否提供了另外的东西。沉陷于一种令人厌倦筋疲力尽的日常存在，被官僚许诺的假定的福利所压倒，捷克斯洛伐克公民们倾向于询问这次是谁提出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谁又用一些什么乌托邦再来打搅我们？以最好的意愿——什么样的灾难在等着我们？当我还不知道我的上司明天将提出什么新的倒霉的诡计，当然也是以更好的世界的名义，为什么我要为拯救世界的某些尝试而头脑发热？就好象我没事似的！为什么我要以欧洲其他自由民族的和平、裁军、民主的白日梦来制造麻烦？这种东西一下子便能把我的余生搞垮——而戈尔巴乔夫仍然在打他喜欢的高尔夫球？甚至在这样的困境中，我也试图生活得有尊严和稳重一些，所以比起搅和进柏拉图式的重组欧洲的愿望来，我不想在我的孩子面前感到羞愧，这样岂不是更好？西方和平斗士想让我搅和进某些事情中，他们想都不想，便来到汉诺威的游行示威队伍中，而我却留在这里为了我对于世界未来的关心丢掉勉强还算体面的工作，听凭最身边的秘密警察的支配，甚至我的孩子也将毁了他们的前途。（准确地说，这种不信任使用于每种乌托邦主义，不仅是各种各样的左派乌托邦，也包括强硬的反共产主义，于其中理性被妄念和梦想所包围，对此，至少在敏感的人们当中会引起同样的反映。）

完全可以理解，与怀疑所有的乌托邦相关连，产生了对形形色色意识形态性产物的怀疑。在我的一生中，我参加过许多政治争论，并已习惯如此，但我得承认，当我看见如此众多的西方人沉迷于意识形态，比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完全意识形态的制度更甚，我就不免倒抽一口凉气。关于这种或那种观点服务于或帮助了谁，它加强还是削弱了哪种政治倾向！什么样的观点能够或者不能够被人利用！某种立场、观点或某个人是极右还是极左，是偏右还是偏左，是左派中的右派还是右派中的左派，好象某种恰当的分类比观点本身还重要！我可以理解在一个政治力量自由地互相作用的世界上，某种程度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根据我们经验的背景，在意识形态完全驱逐真理的环境中，所有这些没完没了的争论显得无聊、错误百出和远离事实。

也许我的描绘夸大和简单化了。然而，对我来说，任何真正关心欧洲前途的人如果尽可能地使自己熟悉——为了他自身也为了共同的事业——中欧人对所有“光辉灿烂的明天”的怀疑态度的话，那么将会更好。如果欧洲很快变成一个独立国家的自由共同体，其中没有谁拥有军队和火箭，那么很少有人像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人那样感到幸福。让我们不要忘记几乎没有人有如此的机会直接了解为什么在某些欧洲国家出现超级大国的军队和火箭。他们的目的不是反对一个假想的敌人，而是控制被征服的版图。

七

不久前两位意大利妇女来到布拉格，带来了一份呼吁所有美好事情的声明：尊重人权、裁军、儿童教育的非军事化、对所有人类成员的尊重。她们从分成两边的欧洲征集签名。我发现她们很感人：她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和她们富有的丈夫乘游艇巡游地中海，但却在这儿奔波于游说将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我对她们感到很抱歉，因为布拉格著名的女性持异议者根本没有人想签名（可以理解地，请愿者甚至并不企图接近非持异议者。）其原因不在于布拉格女性持异议者不同意声明的内容。她们互相之间并没有通气，但作为个人，都赞同一个理由：对她们来说，作为妇女来签名，这有点滑稽。那些不需要签名的男人，以一种骑士般的殷勤和微笑来对待这种妇女运动，而在女性中，最普遍的心情是对全部事情深深的厌倦，这种厌倦更在于她们不能免除决定签还是不签，她们不能表现得宽宏大量。（顺便地说，最终有五个人签了名。）

我惊讶我的女性朋友在性别联盟的问题上，这种突然并且自发的厌倦从何而来。它令我感到吃惊。

稍后我找到了答案。我在前面提到的一种中欧传统气氛，说到底是深深的讽刺和自我讽刺，同时还有幽默和黑色幽默，以及在这个背景之上，对于将我们自身的尊严无意识地夸张到喜剧水平的强烈恐惧，对于怜悯、感伤、夸张的恐惧，米兰昆德拉称之为与世界的抒情关系的恐惧。的确，我的女性朋友突然感到了这种恐惧。当参与一种国际性的冒险时，她们也许在将自己弄得滑稽可笑。她们恐惧自己变成“达达”——从捷克艺术理论家卡莱尔塔吉（Karel Teige）那里借来的一个词，也就是说，通过强调她们无助的女性立场而寻求支持所表现出来的一本正经，会使她们变得可笑。显然，这令她们想起了捷克电视台的副台长芭拉丝女士，她在电视讲话中频频提及官方的“和平”这个题目，充满了对妇女儿童虚饰的同情。我的持异议的女性朋友当然知道许多我国妇女的不幸处境。但是仅仅是从妇女的角度来提出问题，那么其本身就会受到质疑。我并不想嘲笑女性主义，我对此一无所知并相信这远非少数歇斯底里或无所事事及怨愤的太太们的发明。但是，我不得不指出，在我们国家，尽管妇女处境比西方妇女坏得难以比较，但女性主义看上去简直就像“达达”。

准确地说，女性主义不是这儿讨论的话题。我仅仅想描述这种奇怪的、几乎是神秘的对于所有夸张、激情、抒情性和戏剧性及过于严肃的东西的恐惧，和我们的精神气氛密不可分。它和我们对于乌托邦的怀疑是同一种东西和来自同样的根源，并经常是同样深广的：激情澎湃和唯理性的乌托邦不过是同一枚钱币的两面。

我可以举另外一个例子。显然在《七七宪章》的文件中开玩笑是不合适的。然而最近在一个具体的上下文中令我考虑到，有人也许对《七七宪章》似乎把自己弄得过于严肃而感到厌倦。仅仅读到其文章而不知道其作者，人们很容易获得这样的印象，数十年来，《七七宪章》不得不再三重复同样的主题，把自己固定在自身的严肃、殉难和名声上面，而不能自我更新，和自身保持距离和拥有健康的自我意识，并因为这个缘故，它也许终结在看起来并非故意的滑稽可笑上面。我不知道这个印象是否真的存在，如果是这样的话，它是怎样扩散的，我甚至不能判断它是否有道理或对我们是否不公正。不管怎么说，这值得深思。

在我们中欧的语境中，似乎存在着一种将最认真的东西和最富于喜剧性的东西奇怪地交融在一起的途径。更准确地说这是某种距离感、自我更新和将自己看得很淡，它将我们的关注和行为直接导向一种分崩离析的严肃性。难道卡夫卡，这个国家最严肃和最富悲剧性的作家，不同时也是一位幽默家？任何人读他的小说而不发出大笑（如同卡夫卡自己在向他的朋友大声朗读的那样）便没有理解它们。捷克人哈谢克或奥地利人缪塞不正是一位悲剧性的讽刺大师或讽刺性的悲剧大师？在瓦苏里克（一个持异议者作家）的《捷克释梦》中，不正是压抑和幽默互相混合以及甜蜜和绝望融合在一起？

在捷克斯洛伐克一个持异议者的生活真的不是一件特别的乐事，在捷克斯洛伐克坐牢更不是。我们对这样的事情不停地开玩笑并不和它们的严肃性相冲突，毋宁说，是它们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也许如果我们不及时意识到事情有多荒诞和全部这些多么富于喜剧性，我们就简直根本不能承受一切。国外许多同情我们的人不能理解我们的笑话或视之为犬儒主义。（不只一次地我说起过这个，当我和外国朋友们见面时，我不能翻译出我们所说的许多东西。）我的一位持异议者朋友，当他在美国大使馆尝着异乡的美味佳肴时，用帕托切克的名言招呼我们：“为某些事情做牺牲是值得的”，我们都大笑起来。我们中没有人认为这是对帕托切克的遗产、他的悲剧性死亡和持异议者立场的整个道德基础的不尊重。

简言之，也许这是捷克文化中平民传统的一部分，但这儿我们倾向于更敏锐地意识到这个事实：任何人若是将自己弄得太严肃，很快便变得滑稽可笑，而一个人总是嘲笑自己则不能真正地滑稽可笑。

出于许多原因，西方人比我们更害怕战争。他们也显然更自由，生活得更自在，对他们来说反对军备也没有什么不能接受的严重后果。也许所有这些使得那边的和平斗士——从这边看起来——有点过于认真，也许还有点戏剧性。（也许令我们感到难以忍受地意识到的还有另外的方面——对他们来说，为和平而斗争也许比一个具体的裁军要求更重要，这是建立一个破除成规、免除腐败的社会结构的机会，是一个生活在更富有人性的共同体之中的机会，是越出消费社会的成规老套和表达对这些老套抵制的自我实现的机会。）

我们对所有夸大其辞的东西的反感和任何不能自审的东西的反感也许导致了我在这里分析的沉默。因为我们为自己对世界命运的关心付出了可观的代价，我们也许更强烈地需要不拿自己太当回事，需要去亵渎这个圣坛，像巴赫廷（Bakhtin）轻易地安放它一样。仅仅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更倾向于沉默而不是对找到我们的西方和平斗士抱以最热切的夸张反应。也许将我们的黑色幽默和战无不胜的怀疑主义强加他们，要求他们忍受我们严酷的磨难，要求他们学会以一种讽刺性的眼光看自己，像我们那样，都是荒诞的。然而，如果他们指望从我们这里得到他们自己的言过其实的说辞，也是同样荒诞的。互相理解并不意味着变得互相喜欢，仅仅是互相理解对方的个性。

八

有关我在这里所涉及的沉默，的确还有另外一些原因。例如，捷克斯洛伐克仅仅从自己的命运中便太知道一种绥靖政策将导向何处，他们仍然没有从中恢复过来。许多年来，历史学家们喜欢推测如果能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如果西方民主国家有能力及时抵制希特勒将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这个国家的现状从慕尼黑会议便开始走下坡，对任何引起往事的导向罪恶的战前妥协表现出尤其敏感，这是很正常的。我不知道这个国家在任何极端处境中还有多少真正的勇气。然而我知道：有一个想法坚定地根植于我们共同的意识：没有能力去冒险，说得极端点，生活自身会拯救给予其意义的东西，一种人类的维度不仅导向意义的丧失而且最终不可避免地失去生命本身——不只是个人的生命也是成千上百人的生命。当然处在一个核武器可以毁灭人类种族的世界上，许多事情都改变了。然而基本的教训是，人们不应该在沉默中忍受暴力，期望一切会顺其自然，按部就班。（否则则意味着一劳永逸地向非人性的技术屈服。）面对一种相信奇迹能够改变而不是促使战争的到来的态度，我不能想象有什么样的世界、什么样的人性、什么样的生活和什么样的“和平”将打开大门。的确，一种道德的律令和具体的发挥作用的政治技术是两码事。我相信存在着比盲目的模仿（即立即采取和你的对手相同的方式竞赛）更有效和更有意义的抵制暴力或暴力威胁的途径。当然，这个问题已经离题太远。

因此请允许我举另外一个例子来说明。西方和平运动从来没有任何大会或由成百上千人参加的游行来反对这样一个事实——５年前，一个重要的欧洲国家侵犯了一个中立的小邻国，控制其版图并进行种族清洗，已有报道说死了一百万人和造成了三百万难民，当一个朴素而敏感的东欧人注意到这些，你怎么指望他还有多少信任甚至欣赏西方的和平斗士？严重地说，一种和平运动，完全没有意识到今天唯一的战争是由一个欧洲国家引起的，你让我们会作何感想？至于这种理论——侵犯的牺牲品和他们的辩护人都得到了来自西方体制的同情，那么他们便不值得得到来自左派的支持——这种难以想象的意识形态机会主义可能引起的唯一反应是完全的厌恶和无边无际的破灭感。

九

显然苏联阵营内的居民们对和平事务的沉默有着多种原因：其中有些是所有这些国家都存在的，有些产生于某个地区而不同于其他。

可以理解地，这些因素不同程度地进入东欧持异议者的思考。如果我们考虑到苏联阵营内部每个国家不同的社会状况，每个民族有其自身历史的、社会的、文化传统、经验及行为方式，并且最终，当我们考虑到持异议者尽管为数不多，仍然组成了一个高度多样化的团体（显然，如果被允许存在的话，每个民族的持异议者都反映出这个民族全部政治立场的多样化，）那么西方和平运动未必能从我们方面得到一个统一而具体的和平计划。

但是这儿似乎存在着类似“公分母”的某种东西，如果我们也有机会去做的话，我们也可能会同意某些基本的想法。至少，从我见过的文本中得出这样的印象：于其中出现的某些意旨令人吃惊地反复出现。这不是巧合。显然，相似的经验导向相似的考虑、意见和确信。并且如果他们真的代表东欧人的经验和想法的一个共同的“公分母”，那么它的确值得注意。

勾勒出这个“公分母”肯定不是这篇文章的目的。我仅仅试图总结出某些对独立的中－东欧人来说，关于和平运动及其特点的某些共同之点的考虑。

一、最重要的，尽管普遍保持沉默，但这儿仍然有着对生活在成熟的消费社会的那些人将世界的命运放在仅仅是个人的考虑之上的这种道德操守的基本认同。在这儿我们不是在做同样的事情，尽管以不同的方式和在不同的情境下？在我们持异议者当中，这种自然的考虑保证了对西方和平运动的一种基本的淡薄。

二、更为直接也更容易引起争论——战争的危险不是由武器引起而毋宁说是由一个分裂的欧洲和分裂的世界政治现实引起的，这种现实造成了和直接要求武器的生产和部署，并最终导向它们的使用。真正的和平不能靠反对一个具体的武器系统而产生，因为这仅仅涉及结果而非原因。当然，反对武器等于反对所有的武器，不仅是那些适用于安营扎寨来抗议的武器，这样可能促使政府加快多种多样的裁军协商，这也许是我们最可能指望的。

三、仅仅是单方面的裁军协议不能解决当前的危机，即使它们是成功的（根据我们的经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到目前为止，任何达成协议的东西不久就加速运行，而并没有取得同意。最好的情况下，成功的协议也许创造一种对危机解决的更有利的气氛。然而，气氛是一回事，解决危机是另一回事。根本地来说，它们无助于事，只会让核威胁的现状持续下去——只不过以一种更小的核技术规模。

四、于是真正的欧洲和平唯一有意义的方式——不是简单地停战或“不要战争”，而是从根本上调整当前危机所根植的政治现实。这将要求对方从根本上放弃他们的保持现状（将欧洲分为不同阵营）的防务政策，同时也是权力或超级权力的“利益”建立起上的政策。他们必须付出完全不同的努力——奔向一个友好的自由共同体和独立的民族、民主的欧洲。在欧洲威胁和平的不是将要到来的东西而是现状本身。

五、没有自由、自尊和自治的公民，便没有自由的和独立的民族。没有内部的和平，即公民之间、公民和他们的国家之间的和平，便没有外部和平的保证。一个政府忽视其本国公民的意愿和权力，便不可能保证其尊重其他人民、民族和政府的意愿和权力。一个政府拒绝其公民参与行使权力去监督权力的运用，也将变成对于其邻国的一个威胁：内部的独裁统治将反映到专横的外部关系中来。对公众意见的压制，对权力的公共竞争和公共行使的完全取消，导致了政府对其军队任意任意支配。一个被操纵的大众可能被滥用于任何军事冒险。在某些领域的激起的事出有因的恐惧造成了对每件事情的恐惧。对自己的人民毫不犹豫地撒谎的政府也将对其他政府毫不犹豫地撒谎。所有这些得出的结论是，尊重人权是基本的条件，并且是真正和平唯一的保证。压抑公民和人民的天赋权利不能保证和平——相反，只有危及和平。一个最终的和平和裁军只能是自由的人民的事业。

我在这里试图详尽描述的这种位置在欧洲的我们这个地区许多独立作家的笔下有着无数的、高度多样化的体现。一一摘出他们的观点或重复他们已经写下的东西将是不必要的。这是苏联阵营内部各种不同的独立的公民创制和团体的一个大致的态度。

显然，对于极权国家公民艰难的日常经验的沉思总是十分合乎逻辑地导向一点：再次意识到人权、人类尊严和公民自由的重要性。这是我所强调的重点，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也是所有关于和平思考的重点。也许对和平的基本前提的这种认识——它是以很高的代价换来的和包含了一种新的热情——才是我们这个地区独立的有思想的人们为今天共识所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

对我们来说这很简单，我们不再理解怎么有人仍然相信可以绕过富于人性的存在和以受奴役为代价的裁军，对我们来说这是最愚蠢的乌托邦，即希望世界上所有的武器将自行变成废铜烂铁或者乐器。

强调在和平与人类自由之间的连续性自然倾向于说明我们这个地区所处的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和平和人类自由以多种方式，取决于特殊的情况和语境。当然，由于我们坚持将人权引进关于和平的每次讨论，指出情况的复杂性和表明不一致的态度，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我们都成了彻底无望的人，没有人听我们的，我们也得不到任何帮助。

十

我正在讨论的这些事情对我们来说已成为老生常谈，因此不得不再三解释它们几乎有点尴尬。然而，对于许多和平运动的信徒来说，他们并不明白，而我们除了再三解释而外没有别的选择。不止一次地，当我与和平活动分子对话或在某份东西上签名时，我产生这样的想法：我们的理想也许是了不起的，甚至是令人惊讶的（！），但同时它们太抽象，太“哲学化”，不是充分政治性的、不那么容易理解和一针见血，因而也难以贯彻。我有这样的印象，我的对话者十分习惯于那种口号、声明式的东西，清晰而毫不含糊的要求，这些东西适用于标语牌和印在Ｔ恤上面，但不适合严肃全面地考虑问题。我们对此无能为力。我们的理念来自实践的、真实的政治。

当问及我们关于和平这个问题基本的视角时，我们的看法显然十分明了。然而更为严肃和更为复杂的是，我们被要求解释面对真实的政治行为的世界，我们如何设想我们全球的、或“哲学性”的概念：什么是我们实际上想要的？依我们看，什么样的政治尺度、什么样的秩序是我们指望欧洲所考虑的？

这儿首先困难的在于东欧的持异议者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也有广泛的不同。

例如在波兰和匈牙利，有人相信改变欧洲现状和通往真正和平的首先的也许是最重要的步骤是在中欧陡峭的边境上建立两个阵营之间的中立国地带。对这项建议的许多反对意见认为——这是所有可能的要求中最不具有现实性的一种，实际上苏联不会放弃它的那些受庇护的国家，不会允许它们走向中立。此外，也有人说这是不道德的，因为事实上这意味着一个损害他人的结果——当我们自由时，欧洲的其他人却在付出最大努力！对此的批评还有，这种不道德在于它的毫无希望：建立在分裂的欧洲之间的一个“无人区”不会带来和平。冲突的危险将继续，如果灾难到来的话，那么中欧国家将首当其冲地成为一片废墟。（我们的记忆中的历史难道还有别的情况吗？）寻求躲在世界的混乱背后，像瑞士那样，将一夜之间变得无足轻重。

其他人建议两个军事阵营的直接解除和美国及苏联军队从其欧洲盟国的版图上撤走（这自然导致所有部署在欧洲的所有核武器的消除）。说句个人的看法，这看上去十分可爱，尽管我并不明白谁或什么力量可能劝使苏联解散它在欧洲卫星国的全部密集型军队——尤其是如何将其部队从这些国家的版图上撤走，这才迟早放弃对这些国家的政治统治。

另外一种声音，顺便地说，也是具有特别权威的一种，认为只要德国是分裂的欧洲也将是分裂的。因为这个缘故（而不是因为德国右派想要统一，）我们必须首先要求一个德国的和平条约，这不仅将保证现在欧洲的边界而且同时给两个德国提供逐渐联合的前景。如果德国的问题解决了，双方解除军备的协议才更为现实。这个视角是如此有说服力：如果柏林仍然由一堵墙分做两截和德国的问题尚未解决，怎么想象一个没有一系列协议和没有超级大国保护的——如此“保护”——欧洲？

这个提议也引起了一系列的反对：它被认为具有挑衅性的，会激怒所有死去的人和每一方的感情；许多人担心重建一个大德国，担心一个机械性的德国在欧洲统治的危险，等等。

最后，还有人相信提出所有这些大胆的提议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任何人不会据此而行动，有权势者发现它们毫无必要地让人恼怒。他们会说，遵守那些已经制定的各种条约（例如《赫尔辛基条约》）和要求它们得到落实，显得更有意义。或者支持那些不夸大其辞的姿态但却是多样化的小步骤，这将逐渐走向一种遍及欧洲的健康气氛，使得人们的头脑冷静下来和逐步裁军，以及消除紧张状态。

除了这些，还存在着大量的建议和视角。（为完整起见，尽管这并不涉及重建欧洲的立场，我也愿意提到另外一种在持异议者中造成分歧的观点——他们对于美国的态度。其中一种观点接近西方左派那样激烈地反对美国，而另一种观点则倾向于里根的国家：既然苏联是罪恶帝国，那么美国则是善的国土。至于我自己——也许没有人在乎——我对美国、美国体制、和美国的外交政策不抱太大的幻想。当然两个超级大国各自国内自由的程度和由此形成的国际政治的可信性之间的差别，对我来说如此深刻的不同，以至将它们目前的状况看成是对称的，在这个意义上，这两个庞然大物同样的危险，对我来说是一种畸形过分简单化。是的，两者都很危险，但是以不同的方式；以同样的方式肯定不危险。

在我们这个地区考虑这个问题所卷入的另一个困难，比我们正在描述的观念上的不同更为严重。它根植于一种如此模糊、很难描述但却是如此强烈的感觉，即所有这些讨论是无效的和没有意义的，这也许有点奇怪，然而，正如我将要解释的，这说到底是十分符合逻辑的，这种心情浮上心来不仅在于局限在关于和平的一般“哲学性”的思考，而且在于不得不面对的具体的政治。

一个中欧的头脑——怀疑主义的、适度的、反乌托邦的、难以言说的和被日常地面对肆无忌惮的力量弄得心力交瘁——当他们一下子被抛进欧洲未来仲裁人的角色，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达达”这样一种情感。问题在于怎样摆脱这种工作的彻底毫无希望的感觉和没有意义的感情；摆脱恐惧任何将欧洲转变为一个和平大陆的具体的及技术性的概念，是全部今天荒谬可笑的乌托邦的表现，和任何其他的乌托邦一样；以及摆脱某种个人的双重恐惧——被他审慎的邻居当作一个嘲笑的靶子，和从真实的生活跌入童话的云端之中。

疯狂的和不切实际的英雄主义，隐藏在持异议者立场最初的起点之中。持异议者基本上是一个堂吉诃德。他孤独地写他的批评分析文章，要求自由和人权，他的手中仅仅有一支笔，却面对着十分庞大的国家和其警察。他写作、喊叫、提出要求和呼吁法律，——但同时他又知道迟早他们为此要把他关起来。那么为什么还有那些顾虑呢？在不切实际的愚蠢举动中，他不是感到如鱼得水吗？我将试图解释持异议者“天然的蠢举”和当他被要求在关于重建欧洲的规划上签名而让他吓一跳的那种蠢举的之间的区别。

正如我不止一次地写到的，我相信持异议者现象产生于根本不同的政治环境中，而不是当今世界的普遍状况。也就是说，持异议者根本不在真实的权力领域中运作。他也不追逐权力。他不想进入政府也不寻求选民。他不试图向大众谄媚，他不能提供和允诺任何东西。如果可以的话，那么只有他自己的血肉——那是因为他无法用别的办法来确证他所坚持的真理。他的行为仅仅和他作为一个公民挂钩，而不计较代价。他的“政治”承担最内在的基础是道德的和存在的。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首先是为了他自己：为某种他始终在思考的东西，这种东西使得他不能继续“生活在谎言之中”。仅仅这样才产生了（并可能产生）一种“政治”动机：某种希望——模糊、不确定、和难以自我论证的——这样做同时也具有普遍意义。这是“政治之外的政治”的希望，是“在权力范围之外的政治”的希望，通过其自身所隐藏的东西和复杂的途径能够造成某种引发性的效果。这种大声说出真实、表达对人性的关注，显得有点飘忽但却有一种内在的权力，甚至是一个具有放射性的词，便能够给一个社会“隐藏的良心”留下一个痕迹。（这种视点一个固有的方面是，持异议者更象是描述和分析当下的状况而不是展示一个前途。他更是一个关注哪儿出了差错的此时此地的批评家，而不是将要到来的某种更好的东西的策划者。他视自己的使命为抵御制度的压力保护人性而不是想象一个更好的制度。至于说到前途，他更关注它所依据的道德和政治价值而不是怎么和由谁来落实。说到底，他知道未来的实质不是由他现在的愿望而是依据很难预料的、尚未到来的进程所决定的。）

这便是持异议者“天生的蠢举”的世界。它是有意义的，因为在它的限度之内，它是始终如一的。它是策略的因为它不让自己受制于策略性考虑。它是政治的因为它不玩弄政治。它是具体的、真实的和有效的——不是没有考虑到其愚蠢实际上正因为如此。的确，因为存在着某种忠实于蠢举的东西，忠实于自己的东西，它是整体性的和未被分离的。这也许是梦和理想的世界，但不是乌托邦的世界。

这个真实的世界，不管生活于其中是多么不舒服，它还是提供了某种明确的优势：发现自己处于真实的权力和传统政治实践之外的世界，即外在于功利、权术、妥协、和受半真半假的不可避免的操纵，持异议者可以保持自己的面貌，甚至可以笑话他自己，而不把自己弄得对每个人都滑稽可笑。

只有当一个持异议者超出了他本来的界限和进入真实权力的现存格局，处于众目睽睽之下，他才将自己弄得滑稽可笑。只有这样他的冒险才成为一个乌托邦。这时他接受真实权力的视角而没有任何真实的权力；他进入权术的世界却没有能力行使权术，甚至没有真实权力的许可证，也没有人要他这么做；他不再服务于真实而企图将真实走私到服务于权力的世界中去，不能也不愿对自己真实；他试图在真实的世界之外继续说出真实；站在权力的世界之外而推测权力或考虑怎样去组织权力。他将自己一个竞争者的受人尊敬的角色交换为一个自我任命的强权的顾问这么一个畸形角色。在梦想者的角色中他不失常，正如在一个权术家的角色中他不失常一样。他变得失常仅仅因为他变成一个在梦想中玩弄权术的人。一个梦想玩弄权术的人是没有一个部的部长，没有一支军队的将军，没有一个共和国的总统。从他作为历史的一个目击者的位置中异化出来，不受欢迎地成为历史的组织者，他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奇怪的真空之中——不在权力之内也不在真实之中。

提到所有这些，并不是建议苏联阵营内的持异议者不要去议论他们生活于其中的政治现实和政治可能性，不要去检视其行为不同的效果和寻求扩展它们，也不要去反思如何和在哪里他们可能或不可能实现他们的真实。历史是难以预料的，我们需要准备全部的可能性：例如记住波兰工人保护委员会的持异议者如何在一夜之间变成实际的政治家。

我只是力图解释，为什么我相信东欧的持异议者当他们被要求参加和平运动时，以他们自己鲜明的方式所表现出来的通常的谨慎。

（崔卫平 译 沈睿 校 ）

给奥尔嘉的信

（小标题为译者所加）

[译者前言]从来没有体验到哈维尔如此地绝望和感伤。这次监禁（从1979年10月开始）让他觉得非常无望。看得出来，他反复在考虑和自我怀疑：为什么他来到了这个地方？非来这里不可吗？而且似乎出路遥遥无期。把人逼到了这一步，他便不得不从另外一个非同寻常的角度，来思考自己行为的全部意义，因为种种现实的利益及其破碎的景象，已经不足以提供为什么这样去做的充分解释。他讨论了责任、信仰、人的“自身同一性”（identity）等问题，他看到了遥远的、唯有此才成为我们存在维度的“地平线”（horizon ）；将自己和一个更广大的“存在的秩序”（order of Being）联系起来，使得他最终免遭虚无的伤害，没有将自己陷入进一步的破碎和怨恨之中，保持了自己心智上、人格上的完备和完整。换句话说，他恰如其分地接受了只有在绝望中才被赋予的礼物，找到了与绝望相匹配的那种尊严。不是人人都能得到这么一份礼物的，即不是人人都善于绝望的。

(1980年2月24日)“有点反常、有点分心、有点疏忽、有点魂不守舍”

亲爱的奥尔嘉：

星期天下午就要过去了，我仍然甩不掉这种探监之后的古怪心情。一次又一次地，我回忆着你们所说的每一件事，我为所有的好消息感到欢欣，但同时，我的欢欣中又弥漫着一种飘忽不定的沮丧和紧张在内。我不能说我处于压抑之中——心情基本上是好的——只是有点反常、有点分心、有点疏忽和魂不守舍。我生活的世界完全不同于你们的，当你们突然来到这里，给我带来另外一个世界（那是你们的我曾经也生活在其中）的一些片断，这是一件非同寻常的大事件，它令人振奋、令人鼓舞，但是也令人不安和烦躁。我必须习惯于这种现象。想来有意思，这次经验如此不同于你在鲁津监狱的来访，那时我正处于待审期。在那里我也与日常世界隔绝，但与这次身陷其中的世界差别有着强烈的不同；这里更像临时住在一个“无世界”之中，一个真空。这种对比是如此尖锐。

就探访本身而言，可以理解，尽管有点局促不安和头绪混乱，我想还是成功的，我感到出人意料的高兴。我没想到一个小时内我们说了那么多的话，尤其是没想到有那么多的好消息。我注意到了你们俩说的每一件事情，现在我正把它们又细细重温。当然，我很高兴我的剧本正在上演，而且是这么好的剧院；我高兴于朋友们思念我们；看到你生气勃勃，甚至力图去换房做这样吃力不讨好的事，都令我高兴。但主要的是所有的事情都一如既往，这令人放心；总之，你，普泽克和所有的朋友还是那样，正如我对你们所了解的。忠诚和经久不变是我最看重的品格，我要说，随着岁月的流逝，我越来越看重这些。这并不是热衷现状的保守，而是尊重人的一致性和持续性。无论如何，我的剧本都围绕这种一致性和持续性的崩溃打转，这绝非偶然。

几个钟头之前我们互相见面并在一起交谈，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这是奇怪的，现在想起来几乎不可理解。这是真实的吗？我想是的。一个人总是会产生惊奇。

谢谢你们的来访——再次请代我问候每一个人。

你的瓦塞克

( 1981年1月2日 —6日)“一个人的秘密是他的责任感的秘密”

亲爱的奥尔嘉：……

新年之际，人们习惯于回顾刚刚过去的一年中他们所经历的事情；正如我现在，也在想我在过去的一年中所想过的事情……

人的“自身同一性”（identity）问题居于我所思考的人类事务的中心。我用“自身同一性”这个词，并不是我相信它能解释有关人的存在的任何秘密；当我开始写剧本时及至后来我都在用这个词，因为它帮助了我梳理最吸引我的这个主题：人类“自身同一性的危机”.所有我的剧本事实上都是这个题目的不同形式，即人与他自身关系的解体，和失去任何一种给予人的存在一种意义秩序、一种持续性和其独特框架的东西。

与此同时，正如你在我的信中已经注意到的，在我的沉思中，有关人的责任感这个概念的重要性也发展出来。越来越清晰地，它作为所有自身同一性产生的基本点而出现，经由它自身同一性而确立或消亡；它是自身同一性的基础、根源、重心所在，是它的结构原理或中轴，类似于那决定其水准和尺度的“理念”.它是将所有东西凝固在一起的水泥砂浆，当这个东西脱落，自身同一性也开始不可避免地破碎和崩溃。（这就是我为什么给你写到一个人的秘密就是他的责任感的秘密的原因。）

换句话说，有关人自身同一性的水准给我提供了一个有利的视点，人类存在的各种问题都可以从中得到测量，而责任感的问题则成为打开自性问题的一把钥匙。当然它并没有解释这个秘密，只是把这个问题带到更加“狭窄”或更加特殊的领域。

但是，究竟什么是人的责任感呢？它和什么东西相联系？归根结底，它是一种联系，因而便假设存在着这样两级：一个有责任感的人和他为之负责的某人或某事。

现代人，由于不信上帝和不把责任理解为与上帝的联系，对这个问题有着许多不同程度具体的回答。对一些人来说，责任感意味着和其他人、和社会的一种联系，他们在教育、社会秩序和文化传统、自我保存的本能、有关潜意识的推测——或者相反，在爱和牺牲等人的不同的心理潜能中寻求其根源（以不同程度的强调）。对另外一些人来说，责任感只是良心的事，是我们这种物种生理机制的一部分（某种情况像弗洛伊德的“超我”.）对其他人来说，它完全是对神灵恐惧的时代留下的妄想。

责任感当然是所有这些东西，进一步说，它们是责任感的一些特殊的表达形式，或者描述它的不同途径。但是，这是否已经足够？这些答案是否真的回答了问题？

我相信没有。至少我不满意于这些答案，我不认为它们触及了问题的核心。关于责任感，我们从中知道的和一个原子模型提供的有关物质的本质、或一个速度计告诉我们有关运动的本质并无二异。

然而，我的观点不仅仅停留在一种看法上面：它直接根源于我“对世界的体验”，即来源于我作为一个真实的人在以往若干年内形成的经验。所有像科学描绘世界（更准确地说，用科学重构世界）那样，把责任感放在一个特殊的区域，从而漠视这个神秘的事物，都直接违反那种经验的本质。对我来说，这样的尝试是自我欺骗和懒惰，无异于在人的自身同一性危机方面的“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人们通过把问题推向专家的办公室而放弃他的人性。

对我来说，各式实证主义解释致命的错误在于把人类责任感——和对待任何其他东西一样——缩减为一种与相对的、短暂的东西的联系并把它定义为另外一种相对、短暂和有限性的东西（例如，一个公民与法律条文或者潜意识“超我”的联系。）然而，这样的理解在其本质上掩盖了并且必然掩盖了最重要的东西：在我看来，它是如此显而易见：此时我们拥有的不是两个相对物之间的互相联系，而是相对物与“非相对物”之间的联系，有限与“无限”的联系，存在总体和一个具体的存在物之间的联系。责任感经常被表述为我们周围或内在于我们的的某种东西的联系，然而我们作为一种“相对物”，形成与我们之间的的联系——我们唯一的真正的对照，是使得我们经验到自己的相对性的那种东西，即相正式于一个无所不在、绝对的地平线，它作为“最终的证明”存在于每一事物的背后和在每一事物之上，给每一事物提供一个框架、维度和背景，并最终给出每一事物的相对性。这个极度抽象和极度想象性的地平线同时也是十分具体的，通过所有我们在相对世界中的部分经验，它作为一个经久不变的当下的限制性因素，并且事实上作为最不可避免地触及我们的一个维度，我们今天和每天都在经历着它。

换句话来说，作为一种能力、决心，一个人完全、绝对地在所有情况下承担自己的意识到了的义务（也就是说，作为自由的唯一真正的创造者），人的责任感，正是把人确立为一个个人面对宇宙的那种力量，作为存在的一个奇迹。只有这样，一方面，一个人才能得到确定，并把意义注入他对于世界的依赖上；另一方面，他才把自己作为一个自主的和独立的人和这个世界区分开来，用自己的双脚立于天地之间。我想说，这种责任感对于一个人就像一把刀子。我们用它来于总体存在中刻划出无与伦比自我的形象；它也是一支笔，我们用它来书写存在的历史中每一个新诞生生命的记录。

简言之，对我来说，正和没有空间便不可能有物质存在（反之亦然）一样，没有永恒的地平线的存在便不可能有短暂的人类的存在，后者正是借助于此和从中发展出来，不管他是否知道这点，这种联系是永恒的。同时，处于这个背景之上，人类存在的每个瞬间也在某个意义上成为永恒的——不止是作为一个生命的最终的想象，而且成为它实际上所是的，换言之，它自身的主体。我知道这又扯出一个全新的话题。

总之，你不能简单地从字面上来理解这些及其他类似的沉思；它们仅仅试图捕获从我的感情和内在的思想过程中浮现出来的东西；有时我用这样的形式来体现，换个时候我会用其他完全不同的形式。我不是哲学家，也不具备建构一个复杂概念体系的野心；谁要是这样理解，他将会很快发现我始终在自相矛盾，我留下了许多有待解释或每次解释都不一样的东西。

现在谈一些我的外部存在的事情：我没惹麻烦度过了这个假期，新年不是一个开心的时刻；现在我们必须回到日常生活，我很好并已在工作了。

亲吻你信中提到的每一个人喜欢我的人；特别亲亲安杜尔卡。

我想你，是你的瓦塞克

（ 1981年1月17日 ）“真正的信仰是某种远为深刻和神秘的东西，它肯定不依赖于一时一地的现实”，以及人们在其中暂时的成功或失败。

亲爱的奥尔嘉：

作为新年贺词，我给你写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不要失去信仰和希望。正如我曾经答应过的，我愿意简短地回到这个主题上来。

首先，当我说到信仰和希望的时候，我想的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乐观主义，因此而相信“一切都会好的”.我不拥有这样的信念，并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幻觉——当人们普遍这样表达时。我不知道“每一件事”将结果如何，因此我就不能不承认这种可能性：每件事——至少大多数事情——或许会变得更坏。然而信仰，并不依赖于预测可能性的结果。人们可以想象一个没有信仰的人相信一切事情会变得很好，而一个有信仰的人却认为一切将变坏。在这里，我所理解的乐观主义不是简单的积极向上和生气勃勃，而意味着它的对立面：我曾经遇见过许多热情澎湃的人，当他们觉得事情即将有起色时，他们尽头十足，而一旦遇上了反对的意见——通常还在刚开始——就突然变得十分怀疑起来。他们的怀疑主义（通常体现为灾难的景象）如同他们先前的兴高采烈一样情绪化、肤浅和主观任意，仅仅是一枚钱币的两面。简言之，需要幻想才能活下去，这并不是力量的体现，而是虚弱的表现，人们期待的只能是实际生活的结果。

真正的信仰是某种远为深刻和神秘的东西，它肯定不依赖于一个特定时刻的现实。也正是从这个立场看来，只有对信仰有着深刻理解的人才会看到现实的真相（毋宁说，朝向现实及其现象敞开），而不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扭曲它们，因为他如此去做没有个人的、情绪化的理由。显然，说这样一个人没有信仰是不确实的：他没有任何必要努力去寻找现实的底部——因为这种尝试，也许比其他人——更需要信仰，如果没有信仰更加不可思议。而没有信仰的人只是尽可能减少痛苦和舒适地活着，对其余一切事情都麻木不仁。他所宣称的现实通常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服务于他自己的生活“概念”——换句话说，仅仅适合于他本人。他不会不带偏见地朝向现实所有的维度敞开。

但是，这种真正的信仰到底是什么？它从什么地方来，什么是它所要坚持的和所导向的？当然，我没有一个详尽无遗的答案，因此仅仅试图指出两个显而易见的事情。这里指的信仰通常采取具体的形式，即“信仰某个东西”，但是“某个东西”又不是一个确凿的事实，即不是某些偶像的形式，相反，是对那种不是动摇信仰便是要求偶像的迅速更替的做法的挑战。真正的信仰是原发性的、根本性的和抽象的，它领先于它的对象（如果有的话）。换言之，信仰赋予它的对象以生命而不是相反。（自然也存在相反的、互相作用的倾向，但这总是其次的，是主导因素所引起的一种反应。）这是真正的信仰与乐观主义的热情之间的区别之一：它并不从特定的现实或假定中汲取力量，如果依赖于此，在失掉了这种依赖之后便如同刺破了的气球一样垂头丧气。真正的信仰不是由某个惑人的对象引起的迷狂状态，而是一种复杂的“精神状态”，一种深刻的“存在的维度”，一种你要么有、要么没有的内在引导——如果有的话，可以将你的整体存在提升到更高的存在的高度。与此同时，人们如何看待自己的信仰，在何种程度上是否意识到它的存在，这都不重要；唯一要紧的是它所承担的意义的深刻性，你如何渴望它，它如何蛰伏于你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和你全部行为的深处。我所说的包括个人存在的意义和“意义整体”（它作为个人存在的意义的唯一和终极的源泉），这种东西超越了时间、空间和人类的功利主义（或相对主义）的计算。（因为只有依据永恒的、绝对的“存在的记忆”，人们所做的好事才能得到真正的解释。）并且，正像这种意义超越了与此相对的现实世界，对这种意义的信仰也就超越了所有相对的功利主义，从而可以完全独立于事情结果如何的考虑：从信仰的立场看来，每件事情——甚至是结局不好的事情——都有其自身得到认可的晦暗的意义。没有这种有关意义的假定和对于它的追求，无聊的经验——意义的缺失——将是不可想象的。（这就是称之为荒诞艺术比任何其他东西都包含了信仰在内，它是一声绝望的喊叫；当艺术失掉了与信仰的联系时就变成了商业艺术。）在任何信仰的情况下，由于它是对意义的承担，总会遇到虚无的经验这个自然的对立面；它们互相联系，事实上，人类生活就是我们的灵魂在这两种力量之间摇摆的一场持续的斗争。如果虚无赢了，冲突的张力消失，人们屈服于麻木不仁，信仰和意义便作为一种背景而存在，借助于此，人们意识到他的失败。

虽然信仰采取人的心情、状态、爱或其他心理特性等不同的形式，但它显然比这些要走得更远把人带到诸如责任感面前——这两种东西总是联系在一起，带到某种即超出事物的存在之外又处于事物之中的东西面前：它是它们的“绝对的地平线”.作为原创者、意义的承担者和给予者原创者，这个地平线，远远不是一种冷冰冰的、抽象的天文学和形而上的份额，而是提升人、人性和历史的最重要的力量的源泉。也许可以这样表述：如果人是存在的普遍奇迹中一个集中和反复的体现，那么所有可见的表达其源头在于，将人和存在的奇迹最初和和唯一地拴在一起的东西，即人信仰这种奇迹的意义。可以肯定，这是一种“全权委托的信仰”，是在意义的活生生的经验和它的未知性之间无休止的张力，这种张力赋予人的全部行为之所以为人的行为真正内涵。

在上封信中，我提到了我可能尊重的圈子在某种程度上“变窄”.事后，我又感到这种概括可能引起误解；我该说的是这个圈子变得越来越清晰了，因为我有了判断这些事情的更精确的尺度。

还有一件现实的事情：1979年5月或4月的某天，他们拿走了我的驾驶执照半年之久；这时间已经够长的了，我发现有必要让他们知道我还活着，就住在劳改所，当我回去时，他们必须还我的执照（在这之前，无疑他们想让我再考一次）。如果拿不回执照又不告诉他们我在什么地方，存在的危险是他们会宣称它已经无效和作废——然后我又不得不进驾校重学！我不知道驾照此刻在楚特诺瓦还是在布拉格的交通办公室；细节我记不起来了。你最好帮我找一找。

吻你，瓦塞克

（ 1981年2月13日 ）“把自己看得太重和大声谈论自己，都不是我的习惯。”

亲爱的奥尔嘉：

你看，我有点过高地估计你的来信了：又是两个礼拜没有接到任何信件。直到昨天，我收到你的明信片，得知你已经得到了（寄去的）教科书的收据和你想要知道带哪一种维生素给我。我想哪种都行（当然必须是原装的）。还有，你不必带剃须刀了，我手头的已经足够用了。你在明信片中提到的我敲鼓的那张快照是令人怀念的，因为那是在我被捕前三个小时照的。

我甚至在表达自己时也并不很擅长。从上一封信起，我开始写我自己，但它也许会晚收到一个礼拜，和我后天才写的第68封一起收到，因为我写得并不顺。当然我会接着写下去，尽管这肯定并非愉快。如此反倒提供了一个不坏的起点：来谈谈我对此反感的起因。

首先和最重要的，把自己看得太重和大声谈论自己，都不是我的天性和习惯。这里主要的障碍也许是我天性羞怯（以后适当的机会我会谈到）。对于“当众脱衣”的反感是我终止写诗转向写剧本的一个因素，在戏剧中作者的本人的个性可以埋藏得最深，他只是通过别人的嘴巴来说话，因此他的作品尽可能达到客观化。当试图回忆起我谈论自己的（我的心思、我的问题）辰光，我能想的出来的仅仅是和可爱的女士多喝了几杯的时候（或凑在她们的耳朵旁边絮絮叨叨，总之是不为你所批准的时刻）；而且这种谈话通常带有讽刺挖苦和卖弄玄虚在内，因为我知道对方明白我的意思。但是我从监狱里写自己便没有了这种语境，也不可能拥有这种口吻，所以我必须不仅消除我的羞怯，还要破除一向反感把自身弄得小心谨慎和庄重严肃的念头，以及一向回避的那种愚蠢的说教。（我有时觉得自己像那个写惨不忍睹的专栏的莎莉。）

去写一个具体的人——尤其是写自己——并指望写下来的东西具有某种真实性，不仅需要摆脱各种各样的禁忌，还要求有特殊的技巧。问题在于，想要精确和详尽地描述一个人几乎是难以想象的。只是非常相对地，可以将一个人转换成一种缩略的或夸张的书面形式，同时付出巨大的过分简化的代价。这并不是说，在某些情况下——比如在文学中——这种过分简化不会产生一个奇迹：它能重新创造一个“比真实还要真实”的世界，即正是因其简化，通常在“未简化”时无望地掩埋在其深处的现象的“意义”领域才浮现到表面。选择适当的缩略途径，经由简化去真正地澄清而不是遮蔽某个人有意义的方面，尤其如果谈论的是作者本人，的确需要三倍的技巧。（当一个人观察自身时，怎么可能做到正好是客观的而抵制主观的自我评价？去写一个我们知之甚少的人要容易得多！）我不认为在这方面自己具有特别的天赋，如果有的话，也是在非常有限的意义上。更简单地说，心理或性格的刻划都不是我身为作家的强项。

当然，一个人可以十分容易地通过他所经历的事情和与他有关的情境来描述他自己，这样做虽然间接，但是也许更真实，然而我的情况不是这样，我必须将问题普遍化，而不取自我性格化之途。（顺便地说，最好的文学性格来自一个特殊情境中的背景和行为，充满悖论地，这产生了比生活更丰富的虚构形象，比概念描绘所能达到的远为生动。）

在我结束这番关于为什么我不情愿谈论自己之前，至少还有一件事情需要提起：我已经两次将我自己写给你（并没有都寄出），而每次我都意识到一件事：正如海森堡的研究表明，物理学中的粒子间的关系，随着它们成为观察的对象从而产生性质的改变，故而尽管我们力图做到最大程度的精确，但仅仅因为我们去描绘，让它们进入视野，它们便难以察觉但不可避免地发生转变。正如一种特性以某种特殊的方式被公之于众，便不是它原先的样子那样，一个具有某种品性的个人在这个品性被谈论之后，也不再是同一个人。这种转变的结果是多种多样的，最常见的是把自己更加合理化。当一个人描绘他自己，似乎不仅仅是在说他如何如何，而且还会将事情描述成从一开始就是如何自觉（很可能他当时宣称的事情恰好相反），显然这仅仅是他希望自己是成为的那样。当一个人向世界宣称他的观点，他事实上是想让别人同他一样接受这观点（或者反过来，是想挑起别人起来反驳。）换句话说，在描绘自己时，一个人已经以某种方式将自己合理化。意识到这个可恶的事实，当然不会调动人们去做的热情。

纸上还剩下一点地方，我还想对我的信做一点简短的说明：尽管存在许多复杂性和麻烦，我仍然不想放弃每周给你写4页纸的习惯。（我有很好的理由这样去做；有些事情是这样的：人们虽然没有必要这样去做，只是想这么做，尽管它们使生活复杂化了而不是简单化。在这种环境下，放弃这种事情总不太好，因为这很可能是无法察觉的一个崩溃的开始，它将导致比如不看报纸、一天不刷两遍牙或不去在乎扣子是不是还在衣服上，知道对任何事情都感到无所谓。）当然，也许有几周我什么也没给你写——那也许是因为我想适当地休息一下，或因为在那种时刻没有什么特别要写的。因此如果你持续收不到我的信，别担心——正和我好长时间收不到你的信不担心一样。

吻你，瓦塞克

（ 1981年2月15日 ）现在“我的各种不同的心情，初步可以概括为八种坏心情，七种好心情。”

亲爱的奥尔嘉：

前天，我写完了延迟的第67封信，那几乎都在解释为什么我不喜欢谈论自己的原因，以及这种做法背后隐藏的陷阱。有了这样的铺垫之后，我今天跃跃欲试。我现在想要写我自己，即此时此刻在监狱中呈现的我自己。如果我将坚持下去，它也许是一系列的信件。当然，我知道我也许会在任何时间，因为任何理由，放弃我的解说转向别的事情，或者把这件事干脆搁置一边。不管怎样，早晚我都要回到写自己上来的；在这个环境中，这是一个令人或远或近地要围着它打转的圆心。

我想开出一个清单，来描述我在此的各种心情，在这之前我要汇报我基本的身体状况，可以理解，它很容易对心情产生影响。……

现在谈我的心情。我列了一张清单，它大致可以覆盖我的不同的心情，初步可以概括为八种坏心情，七种好心情（这个数字也许随情况而变）。我是从坏心情还是好心情开始写？从坏的吧，这样我的清单可以向着一个积极的方向展开，并达到一个幸福的结尾。当然，这封信也不会太悒郁愁闷，我将从自己非常乐意的一种坏心情谈起。

1、这是一种忧郁的状态。它可以是外部环境造成的，或者偶然的、不期而至的。然而，通常它是由外部环境造成的——主要是一种文化的经验，尤其是由电影和电视带来的。在电影和电视中，你可以看见大自然、树木、草地、色彩、熙熙攘攘的城市、穿着普通服装的和蔼可亲的人们，美好的环境和美好的事物。简言之，“从外面”看到的生活。（它是否确切地代表了生活的基本方面是另外一回事，事实是，它包含了不同于这里的生活的所有外在标志）——你会被这些东西弄得有些又疼又痒……他微笑着受其吸引和被带走，被每一个最傻的事物所感动——然后放映厅的灯亮了我们排着队离开，突然——在一个短暂的消遣之后，一种非同寻常的力量和尖锐的强调语势将我带回到现实中来，接着又一次我理解了自己在什么地方。正是在此刻，忧郁向我袭来——混合着为美好事物而喜悦而悲哀，它们竟相距如此遥远。它包含了一点——不会更多——感伤、自我怜悯，一点（或许很多）荒谬感，一种巨大的难以扭转的失落感（尽管在这里也是一个人生活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还有一种与这种失落感的古怪的、协调的和解。这种自我怜悯的心思是一种自我中心的状态，但是它包含着一种温柔的哀婉动人的自我埋没感：对你来说美好的事物虽然不可企及，但至少别人还是可以经历它们，于是你感到高兴。这有点古怪：某些东西在某处存在着，有人经验着它们，这便是一种快乐、令人欢欣和振奋的源泉，尽管这和你没有关系。说到底，这也许是一种消极的破坏性的状态（这就是我把它归之于我的“坏心情”的原因），但是，这里也存在着某些古怪的令人愉悦的东西，某种类似万灵节上鲜花的香味。

（下次再谈其他的心情。）

问候所有的亲密朋友，他们当中，今天我特别提到奥特卡——如她那样同时即忠诚又勇敢的女性并不多见，我很高兴有机会认识她。

吻你，瓦塞克

（ 1981年2月22日 ）“我的第二种坏心情是一种紧张、恐惧和焦虑的状态。”

亲爱的奥尔嘉：……

现在继续审视我的心情：2、我的第二种坏心情是一种紧张、恐惧和焦虑的状态。更早些时候，这种心情比较常见，现在相对少了。它开始于一种不安全及朦朦胧胧的危险的感情——越模糊、心情越坏。当然，早先自由时我已经非常习惯于这种心情，但是那时我感到受威胁的是另外完全不同的东西。通常的情况是那种不安全感……令我感到不安的是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但又感觉到某个不知道的东西正悬在我头上或在我背后酝酿着。这使得我神经紧张和注意力分散；我想象出各种灾难，但无法确知任何事情，进行明智有效的思考。这种心理上的不确定逐渐发展成为对潜在的未知的威胁的恐惧，即不能对此有所准备，又不能承受，甚至不能再做一点不合适的事情让情况变得更糟。有时这种恐惧可能变成一种普遍的存在性焦虑。这种心情典型的状况是，比较起来我并不那么害怕客观上要落到我头上的东西，而是担心我不能对此作出恰如其分的反映。我更害怕不得不由我自己来做决定而不是别人。在这点上，它非常像怯场，而我一向容易怯场。在开幕之前、学校考试、和公共场合的露面，我总是感到很紧张，担心自己是否有能力满足别人的期待。但是一旦等到事情超出了我所能控制度的范围，我不再对其施加或好或坏的影响，我反而平静下来，不管等待我的是怎样一个悲惨的结局。这种心情通常由一些毫无意义的琐事和十足的妄想所引发——我不想描绘——它们可以让我沉溺其中，尽管理性的依据完全站在相反的一边。这种心情可能在它刚出现的时候便突然消失；任何表面的理由都可能将它驱逐，整个调转过来（通常伴随着欣快的释放感）。正如我说过的，相对来说现在我较少具有这种心情，部分地因为我学会了自我控制，部分地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我变得适应我的新环境了。我了解这种心情“运动”规律（至少了解一点），我学会了预测某些事情，结果它便不再是一个如此神秘莫测的来源，不像从前那样无法估量和无法确定了。然而，尽管它很少出现，这种心情仍然在我的审视范围之内，比较起来，它有着更为广阔的复杂性。我曾偶然发现，有人因为我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而感到惊讶，他们不可能从来认同这样的事实，即我的行为从来没有透露出胆怯所带来的具体后果。

3、我的另外一个坏心情是这种神经紧张的对立面——一种缄默和冷淡状态，处于这种心情中，我对任何事情无动于衷，没有什么能让我感到惊奇、不安、愤怒和激发我。一切与我无关，我把自己放到在一种冷漠的盔甲中，忽然感到自己像是 170磅 的面团，没有任何人类反应和对人类事务毫无兴趣。这种心情的萌芽阶段，毋宁说是某种健康的东西，一种自卫和自我保护的机制：如果一个人不得不以同样的强度持续地注意、经历、和参与每一件事，他将很快会发疯或者被一些偶然无谓的事情所淹没。显然这里存在一种心理装置，当人过分紧张的时刻它会自动地拉闸来保护你。更确切地说，你必须（知道）在什么时候付出充分的有责任感的关注，什么时候全部投入其中，而在另外的时刻，只要当一个留心的观察者就行了，或者相反，最好干脆置之不理。我将我的冷淡置于它的限度之内，即当你的精神因持续的努力弄得精疲力竭和需要一个简单的休息时，将它作为一种临时性的反应。然而，如果我没有时时意识到这种冷漠在我的性格中留下的烙印，事情就更严重了。我相信，冷漠和放弃是人类跌入虚无的最严重的形式，（我曾经有一封信谈过这个主题，但出于某个原因没有寄出；等某些合适的时候我会再回到这上面来）。我希望这种堕落不要威胁到我，因此我可以将自己偶然的冷漠看作无非是神经系统的一种休息方式，在某些环境中，这也许是不可忽却缺的。

像往常一样，我强烈地渴望你的探访，吻你，向所有亲密的朋友问好，今天还要给卡米拉和苏珊娜一个特别的亲人般的吻。

你的瓦塞克

（崔卫平 译 ）

后共产主义的奇特纪元

——亚当·米奇尼克访谈瓦茨拉夫·哈维尔

一、如何对待过去？作为个人，倾向于不追究，但无权宣布一个全国性的大赦

哈维尔：亚当，好像你要审讯我三个小时

米奇尼克：对了。

哈维尔：但是，我不知道什么事情可以谈上三个小时。

米奇尼克：你很有经验，因为你曾经多次接受长时间的审讯。三个小时对你这样的一个老重罪犯来说，不算什么。

天鹅绒革命已经两年，1989年也是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纪念日，共产主义在世界上我们这个地区崩溃。我记得1989年夏天在布拉格，在Hradecek访问你，对你说你要当总统。你认为共产主义永远被推翻了，还是可能卷土重来？共产主义有可能复辟吗？

哈维尔：我想全球共产主义复辟，重返勃列日涅夫或斯大林时代这不可能。这个过程不可能倒转。然而，地方性的复辟有可能。我可以想象以一种略有不同的共产主义统治的想象。在这里或者那里，比如在苏联共和国的某个地区之一，the nomenklatura 也许经由更加民族化的色彩打扮之后，运用先前党的统治集团创造出与前制度相似的东西。这种地方性的复辟是可行的，但是作为一个帝国或集团的整体是永远逝去了，历史不可能倒退。

米奇尼克：这里的一切——人民和制度——都曾经属于旧政权，你怎样看待这里正在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

哈维尔：我认为对于整个后共产主义时代来说，这是一个大问题。这里的人们在不同程度上直接创造了这个政权，那些在沉默中忍受的人们，所有我们这些无意识地使自己与之适应的人们，我们仍然在这里。我们从上一个时代继承了这些巨大的、中心化的、垄断的国家企业和一个充斥着官僚的国家管理机构。这就是后共产主义世界现在必须要对付的数不清问题和麻烦的源泉。它不是唯一的问题，而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反对与旧政权有牵连的特殊人物或其他代表这不成问题。但最重要的是，与普通公民的习惯作斗争。他们的确痛恨极权主义制度，但是同时，他们整个生活于其中，怨恨自己，他们习惯于这样做。他们习惯于这样的事实——在他之前，隐隐呈现着掌握一切大权和对所有事情负责的国家。他们认同一种家长制的态度对待这个国家，这不是一夜之间能够消失的。你不可能一下子根除所有由旧制度若干年培养起来的坏习惯。这份强有力的、麻烦的遗产是后共产主义世界不得不面对的另一个麻烦问题的来源。

米奇尼克：有两套不同的象征性表述用于对待与共产主义的人们有牵连的人们。一种是波兰提出的“粗线条政策”。TadeuszMazowiecki 在他作为总理发表首次演讲时，用了这个概念。他谈到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划出一个粗线条，同时说评价旧政府官员只有一条标准即他们的能力和对新政府效忠。对一些人来说，这提供了一个根据——谴责他运用“粗线条政策”是要保护共产主义罪犯和窃贼。第二种态度就是来自捷克和斯洛伐克共和国提出的“祛除”。这是对待这个问题的两种极端的态度，你怎样看由Mazowiecki提出的粗线条哲学和倡导祛除的原则？

哈维尔：这是另外一个主要问题。你不能不触及这个在某种程度上是腹背受敌的过程。我想这两种态度在其极端形式中都是错误的。我们的历史告诉我们，一旦我们不把自己放在与过去的联系中，我们将付出昂贵的代价，这是很重要的。这意味着我们将不得不切除脓肿而它们还要继续化脓并毒化全身。对我来说，把它们切除和看到正义的实现，这是正当和自然的。

然而同时，我们也不能打开无法无天的复仇和迫害之门，这会出现我们稍后才谈到的另外一番景象，这种态度在捷克斯洛伐克曾经出现过好几次。我记得战后不同的复仇者，其中最积极的人通常是私下里有着最不可外扬的勾当。我想这种要求是危险的——公布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和秘密警察有联系的人的名字，而不管是什么时候或为了什么。它是一枚随时可以爆炸的定时炸弹，以一种非法的、不公正的方式再次毒害整个政治气氛。

关键是找到一个适当的平衡。我们必须采取一种文化的、文明的立场而不是逃避过去。我们必须正视我们的过去，给它们命名，作出结论，和实行正义。但是我们必须诚恳地去做，有节制和得当，宽宏大量和富有想象力。如果是面对忏悔和表达悔恨，必须有宽恕的空间。

因此，我个人倾向于一种人道的立场，而不是新一轮的迫害和恐惧。人们在四十年中恐惧安全部门，他们必然不希望为自己过去做过什么事情被挖出来之后而在下个十年处于恐惧之中。说到底，许多人并不知道他们是否偶然地卷入了某些事情。这就是我为什么对我们的祛除法采取保留和公开呼吁议会修正它。

米奇尼克：让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吧。昨天我在布拉格听说，祛除过程威胁到著名哲学家KarelKosik ，在布拉格之春中他曾经受迫害和被判有罪，陷入沉默多年。他将要为发生在二十多年之前的事情而受到起诉，1968年他是捷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员。你怎样看待这件事？

哈维尔：允许我先做点解释。这项法律通常被看作祛除法，它实际上的范围要比这宽泛得多，不只是涉及祛除。“祛除”这个概念涉及到检审在内务部存档的某人是否是这个部门的合作者。同时，这项法律在五年之内禁止一个范围的人进入公共机构。这些人包括过去四十年内“人民民兵”的成员，1948年和1968年期间共产党正式委员会的成员，或者是某地区的委员会中非同一般的党的积极分子。这是一个例外：在1968年2月和1969年期间党的官员除外。我想KarelKosik 是包含在这些例外的人们当中的，尽管作为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他曾是正式委员会的成员，1948年被大学开除。

总的来说，我相信这项法令是非常严厉和不公正的。例如，某人在三十年前的某日成为“人民民兵”的成员，就足以阻止他取得某些位置。但这也适用于这样的民兵，他们在1968年（华沙条约国军队入侵期间）于Vysocany抵抗苏军入侵。我并不是说这些人占大多数，但是他们是有重大价值的少数人。从道德的观点看来，即使只有一个无辜的人成为这项法律的受害者，我也认为这是一项坏的法律。因此，准确地说，不能运用一种集体罪责的原则而只能判断每个人的具体行为。

我给联邦议会提出修正案设想某人可以将他的情况上诉法院，法院可以宣称某个人适合某个位置，因为某个针对他个人的特殊境遇。比如，假如他后来长期为人权而奋斗，法庭将有权宣布他的实际贡献而抵消了他在某个时期属于这个或者那个组织机构的罪过。有这种情况，人们被迫合作，或者是地下组织的成员被委派和政权打交道，可以想象得出五十年代有许多这样的情况。

米奇尼克：这儿还有另外一个情况。我听说斯洛伐克议会发言人Ivan Carnogursy 指控前总理Vladimir Meciar 曾经和安全部门合作，而Mecia对Carnogursy提出同样的指控。在这种争论中，唯一有能力仲裁的是了解真相的某个人，换句话说，是安全部门的某个上校：对我来说，如果要安全部门的上校开始发放道德执照，我们正在进入一个荒谬的境地。

哈维尔：是的，是这样。在我给议会的信中已经指出这一点。在一个民主国家，人们是否适合某些位置的最高和最后的标准会在安全部门的内部文件中找到，这真是疯了。

米奇尼克：Jan kavan 的情况在国外引起了不安。一个帮助捷克斯洛伐克的反对派的前流亡者，在他回到祖国之后，因为曾经和安全部门合作而受到谴责。我听说上周你卖弄般地和kavan去了一家饭店，于是所有的人都看见你们两个人在一起。

哈维尔：是的，我在一家饭店和他见面，但这并不能说明问题。我和他见面是因为我们共同的朋友PetrUhl 要求我和他谈谈，听听他那一方面的故事。我找不出理由不这么做，尤其是因为我作为持异议者和他一起工作过，当时他帮助反对派，为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他的情形十分引起争议，我甚至没有理由不见他和他谈谈这件事。但从我的角度来说，这并不是展示什么。

米奇尼克：你说我们在某种角度上正在驶向腹背受敌。你认为界限在哪里？什么是正义的终结和复仇的开始？

哈维尔：这个界限的确立可能依据某些模糊的东西，某些不能诉诸于法律的形式的东西，比如敏感、趣味、克制，谨慎和智慧，换句话说，某些人类品格。如果我们允许自己受它们引导，我们可能找到界限。这是一个致命的问题，界限难以界定，正如我们的祛除法表明的（对此我考虑一个抑止它的努力），尽管这是历经两年讨论的一个结果。这个法律显示以法律的形式来确定这个界限是多么地困难，而同时，又只能以法律地形式来界定，因为比一个可见的法律更坏的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国家，于其中每个人都可以祛除和公开地诋毁他人。

米奇尼克：在一次访谈中，你谈及你如何感到人们正在变得为过去担忧。当时我正在德国，正在和我的持异议者时代的朋友们谈话，他们所有的人都在谈论关于秘密警察。我有一个感觉，他们被这个问题牢牢占据了。对他们来说，他们认为秘密警察的活动等同于一个灵魂的奥斯威辛。他们说人们必须从受害者的角度来看待全部问题。如果某人被秘密警察所陷害，那么，他有权伸张正义，有权知道是谁陷害了他。这意味着他有权看到自己的档案，找出那个告发他的人。

另一方面，不久前我和西班牙作家Jorge Semrun 谈及此，我问他，“在西班牙你们怎么对待这个问题说到底，他们也是有过一个专制政权，有过折磨人的警察，告密者等等。他回答：“如果你想要生活在正常情况下，你必须试着去遗忘，否则所有户外的野蛇将在未来的年月里毒化公共生活。”

从他的角度，德国作家JurgenFuchs也说：“听着，我不是吸血鬼。我写诗，我不想和这个东西生活在一起。如果我不想一劳永逸地结束这个，那么它就会卷土重来，像纳粹。我们还没有消除纳粹的影响，它压了我们好多年。”

那么，作为一个捷克作家同时也是捷克总统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哈维尔：我想说我个人对待这个问题的观点不同于我身为总统所拥有的观点。作为总统，我必须考虑社会状态及其要求。

我个人的态度最好有一个例子来说明。我当总统不久，就收到一份名单，上面列举着所有曾经向当权者告发我的我同事的名字。但正是那天，我不仅把这份名单丢掉了而且也忘掉了写在上面的名字。这简单地说明了我个人倾向于让事情过去。我可以让自己和整个事情保持距离，因为我曾经掉进他们手中，我知道他们怎么毁人。关于此我曾经写过戏剧和文章，我以某种方式在我个人涉及的范围之内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我不需要因为某人没有经受过这种磨练而惩罚它。

然而，作为总统，我必须考虑社会需要一条分界线，因为人们感到革命没有完成。有些人整个生命、他们的家庭生活都被旧政权践踏了，有人整个青春都在集中营里度过，他们无法让自己与此和解。更重要的是，他们原先的迫害者比他们更想从中摆脱。人们有这样的要求：检视过去，除去那些曾经威胁过民族和明显侵犯他们本人的人，将他们从现有的位置上赶下去。正像我以前说过的，面对过去和准确地为过去命名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性，对待这件事情，我不能像对待那张写着“我的”告密者的字条一样处之漠然。

SashaVondra （哈维尔的国际事务发言人）：在这个问题上，天主教国家和新教国家之间的区分是很有意思的。一方面，是西班牙，同样还有匈牙利和波兰，另一方面是德国和捷克……

米奇尼克：我想Sasha夸大了某种哲学上的结构主义，因为在波兰，结果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关于清算的问题——谁也没有天主教的政治家喊得那么凶。只有（原先）可怕的、严厉的人如库隆或我才说，我们不能走过了头。另一方面，属于党派的政治家却用着天主教的词语，更倾向于说上帝是仁慈的。

哈维尔：事实是，在天主教内部有两个传统，创造了特殊的张力。一个是罪的传统，在这个面向上，天主教比新教来得纵容。问题的重心落在宽恕和赦免上面。天主教的第二个传统是关于调查。

MichalZantovsky （哈维尔的新闻秘书）但是罪的赦免总是和告白、和袒露自己的内疚联系在一起，而调查则是寻找出这种隐藏的罪，它总是被看作是最危险的。

米奇尼克：我想我们都命中注定遇到这种特殊的辩证法。当我在监狱里的时候，有两件事我对自己发过誓：第一，我永远不会加入一个老战士的组织，它给那些反对共产主义制度的人颁发勋章；第二，我永远不寻求报复。但是我经常对自己重复赫伯特的诗句：“永远不宽恕，因为你没有权力以那些在黎明前倒下的人的名义宽恕。”我想我们注定更要遇到这种难题，我们仅仅可以原谅加诸于我们本人的过失，而无权原谅加诸于别人身上的过失。人们有权要求正义。

哈维尔：这正是我刚刚提到的二律背反。处在我的位置上，我不能表现得如同一个私下里的个人。我不需要审判“我的”安全官员或告密者。我感到没有需要去报复。但是作为一个国家官员，我无权宣布一个建立在每一个人行为之上的普遍大赦。

二、刚刚发生的能否称作一场革命？“战争结束了”，消失了五十年的旧的乱力怪神却出现了。

米奇尼克：你刚才用了一个词，引起我的不安。你说到了一场“未完成的革命”，它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你认为什么时候才是这场革命的结束？

哈维尔：这很难说，这场革命不会在某一天结束，这里不存在一个简单的指示器，可以用来定义一切都过去了。这是一个集聚力量而又分散离析的过程，只有当新一代进入政治生活，我们才可以说这一却终于过去了。

但是现在仍然有那种革命并未真正结束的的感觉。我们必须记住，比如说，我们的纲领呼唤市场经济，但是我们仍有95%的国有企业。法律制度也一样，95％的法律可以追溯到共产主义时期。同样可以说政治制度。要有时间给新人来替换我们现在的国家官员，但是现在一切事情仍然处于变动之中。

我同意你的看法，但是很难说现在革命已经结束。（目前）还仅仅是一个象征的时刻，而将一个大型钢铁冶炼厂转变为私有制的，则不那么简单。

Zantovsky（哈维尔的新闻秘书）原谅我，我想你总在绕开我们目前正在涉及的问题。的确，人们运用“革命”这个字眼是因为报纸在用，而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并非是一场确切意义的革命。一场革命总是涉及暴力，如果有过一场革命的话，便会出现比如当下政体的中止和成立革命法庭。我们没有这么做，我想现在这么做也太晚了。

哈维尔：但是，我们从一开始就称之为一场革命……

Zantovsky：我们没有那样称呼。

哈维尔：好吧，它只是被当作了一场革命，这个词可以意味着我们想要的任何东西。比如现在有一场关于结束联盟（federation）和开始同盟（confederatin）的争论。作为作家，我们非常清楚我们不仅仅是阅读，而且也是在创造词汇，我们知道某个词逐步拥有了我们赋予它的意义。在捷克斯洛伐克所发生的被称之为一场革命，不管这样称呼是否恰当，这已经成为一个事实。

Zantovsky：我不能同意。你的朋友Tom Stoppard曾经说每一个词只有当它指示着一个特殊对象时，才有意义。否则，人们之间便无法沟通。当然，记者们可以写他们想写的，但是从“革命”定义中得出来的是，我们这里发生的并非是一场革命。

哈维尔：你的说法是学院式的，而非诗人式的。

米奇尼克：对我来说，Michal，游行示威迫使极权主义制度让步和承认，这就是一场革命。其后发生的事件——记者们称之为“天鹅绒革命”是指产生在法律的框架之内。

有人认为这正是我们的谬误所在，我们不应当遵循旧的法律规则，而应该诉诸革命手段——换句话说，无法无天——去彻底铲除共产主义。革命总是和歧视联系在一起——不管是反对你的敌人，还是反对前政府成员——而法律却主张平等原则。这不仅仅是一个学院式的问题：要不以法律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要不视法律为不存在。

我担心这仍然是可能的，某个既定团体比如前共产党人——将否定任何法律权利，如同在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对待富农和资产阶级那样。当我询问你说的“未完成的革命”是什么意思，我很清楚我所担心的事情：我担心革命将进入下一个阶段。我们有很多关于革命的历史教训，开始时是一场争取自由的斗争，到头来以专制主义而告终，从克伦威尔到拿破仑，从霍梅尼到当代的许多例证。

许多年前，Semprun为阿伦·雷乃的一部电影写过一个剧本，《战争结束了》。西班牙战争结束之后，于是不再需要任何军事装备。当你说到“未完成的革命”时，我感到处于一种犹豫之中，是否该有人站出来说：“瞧瞧，就连哈维尔，一个人道主义者，作家和哲学家，他在说我们需要继续革命。”

那么，我们需要做什么？是继续革命呢，还是说革命已经结束？共产主义者就在我们中间，但是他们和我们其他人拥有同样的生活权利。如果他们犯罪，那么他们和其他罪犯一样得到处罚；如果不是，就不能因为他们在某个时刻属于共产党而歧视他们。

哈维尔：我认为这些改变的实质——如果你们不想要称之为革命的话——是引进法律规则而不是开始新一轮的无法无天。某种社会压力正是这个无法无天的产物，那将永远没完没了，而这种压力的前方并不在于引进新的无法无天。举一个我的朋友的例子，StandaMilota 他曾经被判二十年和不能找到工作。现在，他有一千克朗的退休金——因为他不可能被提升，所以，他的工资、他的退休金的起点是很低的，而判他刑的人和阻止他正常工作的人，却有着五千克朗的退休金，有自己的房子和其他好东西。人们看到这种状态会说，尽管“上层”改变了，尽管检查令解除了，他们可以写他们喜欢写的任何东西，但是所有现实的、物质的、日常的不公正仍然持续。

真正的情况是人们并不是想要造反。不同于少数极端主义政治家，他们决不是受复仇的推动而是要求声张正义；他们要求道德和物质的满足。这不是任何一种雅各宾主义或不断革命。（目前的）问题是完成重建公共生活。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如果我看到复仇或法西斯主义迹象，我会坚决予以阻止。

米奇尼克：今天，我们看到一种特殊的令人惊讶的现象。不久前我在南斯拉夫——如果我们还能这么称呼的话。也许最好称之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这些国家的报纸、广播、电视台正在使用五十年前的词汇说话，我们以为死掉和埋葬了的冲突正在复活。比如在塞尔维亚，你听到关于Croatian Ustashe （Ustashe曾于1941年——1944年依靠德国势力建立独立的克罗地亚共和国，对非克罗地亚居民实行恐怖统治，译者注），在塞尔维亚，你听到关于Serbian Chetniks （Chetniks，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巴尔干半岛各国的游击队员，译者注。）

在别的国家，你也看到已经消失了50年的语言、象征和意识形态。在波兰，the endecja 正在回潮；在乌克兰，他们为Bandera制造了一座纪念碑；在斯洛文尼亚，有人为Tiso神父恢复名誉（Father Tiso 1887－1947，天主教神父和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洛伐克傀儡政府的总统，战后被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处决，译者注）；在罗马尼亚，一份为安东尼斯库唱赞歌的报纸“Romania Mare”有着一百万的发行量（Antonescu，二战时期的罗马尼亚政府首脑，希望通过依靠德国人反对苏联人。译者注）；同样还有在匈牙利，人们正在颂扬Horthy。这些旧神怪的复活意味着什么？

哈维尔：我也为这些旧神怪的复活感到惊讶。这表明——正如我以前写过的，共产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把历史带向一种终结，带向结束在自然水平的意义上。（人们说着）形而上学的话语，共产主义是麻醉剂之一，目前正在从他们的前存在（preexisting state）状态中恢复过来。这些社会在面对麻醉剂时突然倒退，每个人都大吃一惊。

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我也为不仅是你提到的坏的传统的复活、也有好的传统的复活感到惊讶。而尤其惊讶于年轻一代并没有在学校里接触过这些，他们没有什么途径可以学习这些。在每一个小镇和地区，人们寻觅被销毁了不只四十年的传统。地方的意识正在觉醒，还有在地方之间的那种联系的意识，等等。这不只是坏神怪也是一种精神的复兴。这是真正令人惊讶的。

米奇尼克：在捷克传统中你最担心的是哪些神怪？

哈维尔：我想，最严重的发展是反犹太人和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出现，在斯洛伐克你可以看到一种对外国人的憎恨，这在捷克地区也有不同形式的表现。

例如，我们有一份杂志叫做“Politika”，上面有很多最残酷的反犹太人的文章并有着众多读者。这是自1938年以来从未见过的低级趣味的报纸，那是在被称之为“第二共和国”期间，在慕尼黑会议和德国人占领期间，当法西斯的组织例如Vlajka成立和有组织地袭击卡莱尔·恰佩克时期。它陷入了一种特殊的复杂混合——针对每个与众不同人的沙文主义、法西斯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及仇恨。现在它采取了仇视越南人、古巴人、罗马尼亚人和吉普赛人的方式。于其中有一种“种族纯粹”的崇拜在内。这是一种倒退到捷克法西斯主义的现象，它不同于德国法西斯主义而仅仅是捷克的。

另一方面，在斯洛伐克，存在着一种教士法西斯主义。对于1939——1945年年斯洛伐克国家的记忆正在复苏，这是反犹太人的信息。所有这些，都是十分危险的。

当然，还存在另外一些寻求支撑的不合时宜的乱力怪神。与极权主义制度相比，民主秩序本来就是非结论性、不确定、松散和不十分强有力的。这些只是一些必然现象。曾经整个生活在极权主义制度下的人们摸索这条道路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个观察给那些渴望一只强有力的手的人们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人们中间存在着要求“强有力的手”来统治的那种东西。要求由某人实现和恢复秩序。他们并不在乎他采取什么方式，他是左派还是右派。我想这种危险存在于所有后共产主义国家。

三、以前未曾注意到右派也是极权主义产生的土壤

米奇尼克：所有我们在共产主义时期思考的问题是否可以归结为这个问题：共产主义从何而来？那些左派的的传统、左派的语言、修辞学、价值系统，如何造就了粗暴的专制？在这段期间，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忘记了左派专制仅仅是专制的一种面孔，而极权主义也可能从右派的修辞学和意识形态中产生出来。难道你不担心这种危险还没有被我们或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所认识？今天，没有人再匍匐于左翼极权主义的口号之下；任何左翼的东西都散发着和极权主义制度相联系的气味。难道你不认为，反共产主义虽然采取了右翼的修辞学和呼吁民族价值，却有可能导致既不是我们的社会也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危险？

哈维尔：我不得不承认我尚未意识到这些危险。我并不担心右翼修辞学的诱惑会产生新的极权主义现象。就我自己而言，我想我对于所有形式的极权主义都有免疫力，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有人怀疑我站在左派一边的原因。当然。在我们的社会中，可能存在某些右翼的、极权主义的迹象。我关注它们，但是不会让它们影响到我的行动。

米奇尼克：显然，我知道你不会轻易受专制的或极权的右翼意识形态的影响；你来自另外一些人们的榜样，这种人不会适应任何专制。你经常说，任何左派、右派的的立场都不能说明你的状况，我也如此。更甚者，你说过——这也是我可以真正认同的——这些概念并不能解释展现在你面前的世界。但是，为什么在捷克大地上，在斯洛伐克和波兰，这种危机会重新浮现？为什么会存在那些把自己看作左派或右派的人们？他们运用这些东西想说什么？

哈维尔：有时从报纸上读到说某人组织了一个右翼政党或者一个右翼党同盟，诸如此类，我就觉得有点可笑。我想这可能和要求多元化的政治光谱有关。人们知道在传统民主里，政治力量分化为左翼和右翼，于是他们试图把自己定义和置身于这种框架之中。目前，将自己定义为一个右派支持者是一种时尚，出于许多原因，这可以理解。在打上所有左派标记的共产主义崩溃之后，谁还能指望别的什么？这是完全正常的一种反应。

但是，一旦没有什么东西构成正常发展过程的障碍，政治的光谱就会变得完全稳定，这种自我定义的膨胀将大量消失。当实际的政治得以运作，给予具体政治纲领付诸实践，谁的位置在哪儿就会逐渐变得清晰，而不在需要这种发布来宣称他们的联盟。所有这些对后共产主义纪元来说都是新鲜的。说到底，这个世界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些；它是一个新阶段，与其中大量不可思议的和戏剧性的事件可能发生。我承认每天都有一些事情让我感到惊讶。这是一个充满各种危险的时期。围绕着这个时代的的政治寻求自己的道路，是一件令人精疲力竭的事情。每一个有政治头脑的人将会宁愿等上五年，直到这个离散的过程结束，再参与到政治中去。我们必须努力跨越这个阶段，不管它的悖谬和荒诞。

米奇尼克：我想问你一件令我十分迷惑的事情。为什么在斯洛伐克Tiso神父受到如此广泛的新的欢迎？也许我正在暴露自己的无知，但就我对于斯洛伐克历史的理解却提示，这并非是必须复兴的一种传统。

哈维尔：你说得很对。我完全赞同你。我想这是悲哀的和危险的。然而，我必须说，更多的斯洛伐克人并不要求复兴Tiso神父；仅仅是一小部分人对此感兴趣。

但是你问及这种现象的产生原因。它们是特别的和完全是非理性的。自从十八世纪，斯洛伐克便处在外国人的统治之下。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并不能满足他们对于自己国家要求。而当共和国摆脱了匈牙利人的统治和马札尔化的压力之后，他们并未感到他们主宰了自己的国家。

战争期间的斯洛伐克共和国，是唯一独立的斯洛伐克时期。这个国家是希特勒的傀儡；他造就它，并试图以每一种可能的方式满足自己。所有这个国家的法律是模仿德国的，甚至走在德国前面。然而，和其他被希特勒蹂躏的国家相比，斯洛伐克遵循着一条相对中庸的路线——当然了，如果你忽视对犹太人的隔离或将他们出卖给德国人这个事实。当这个国家被战争的混乱所包围时，它的内部相对比较平静。在战争中斯洛伐克没有经历过波兰人所经历的可怖。有些上了年纪的人也许记得这个时期是斯洛伐克唯一的主宰自己的时期，尽管那是一个傀儡国家。还有，斯洛伐克人不喜欢捷克人因为这个斯洛伐克国家而指责他们。他们认为这是由他们自己必须来解决的事务，捷克人无权干涉。

在具体的有关历史的意识中，存在着一些和特定人群相关的细微差别，它并非是——我重复一遍——一个广泛的现象。事实上，Tiso的被处决是一个如此值得争论的事情，在斯洛伐克，人们相信，你不可能拿走一个牧师的生命，尽管天主教——不像我本人——并不始终地反对死刑。这种情形的记忆还没有完全消失。还有，审判完全是在计划之中进行的，他们算好了比如哪一天是将这个该死的人送上绞刑架的最好日子。

尽管存在着这种细微差别，我也不只一次公开表达自己对战时斯洛伐克国家的距离，和表示民主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不可能与之打交道。

四、哈维尔补充捷克人的性格：“我们既同时是帅克和土地测量员K，而我们也都是扬·胡斯。”

米奇尼克：你谈了关于斯洛伐克复杂性的十分有趣的事情，现在我问你关于捷克的复杂性。我永远不会忘记1989年11月在Wroclaw的谈话，那是在波兰－捷克“团结之日”之后，在场的有PavelTigrid 、Karl Schwarzenberg 、JiriPelikan 和VilemPrecan 等。我宣称在捷克共产主义已经垮台，对此Tigrid回答道：“你不懂捷克人。捷克精神生活介于帅克和卡夫卡之间。捷克人不可能推翻共产主义专制，因为他们对于1938年或1968年不能保卫自己有着复杂的体验。而结果出来是，我对于捷克精神的了解比Tigrid和赞同他的人们多得多，我不必告诉你当时我是多么地高兴。

哈维尔：1989年的事件证实了我很长时间感受到的某些事情。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期间，不同的外国记者来访问我，每次他们都说，持异议者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很小的圈子，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从来不参加到他们中来，他们从来不奋起，因为他们满足于现状，或者至少与之达成妥协。我们只是一些把自己的脑袋挂到墙上的疯子，诸如此类等等。我经常对他们说，“你能够知道什么？在这个社会的灵魂中蛰伏着巨大的潜能。”

经历了这么多令人惊讶的事件之后，我认为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我经历了1968年的欣快症，它导致了全民族范围之内的对于苏军入侵的和平抵抗。我感到十分惊讶是因为冷漠已经统治这个社会若干年。对人们当中仍然保留了这些。而不出一年之后，同样是这个社会再度被冷漠症所压倒，我再一次感到目瞪口呆。这些曾经赤手空拳对抗坦克的人们又在说，无所谓啊，我们必须好好照料自己的花园。此时我意识到我们既同时是帅克和土地测量员K，而我们也都是扬·胡斯。这些性格在我们所有人身上同时存在。

五、民族主义和仇外心理被用来填补共产主义留下的真空

米奇尼克：对于白痴来说，共产主义能够以最简单的术语来解释世界的复杂性。一个人仅仅需要知道一些术语，就变得比柏拉图、海德格尔或笛卡儿更加聪明。这套简单的解释世界的途径随着共产主义的垮台而垮台。现在存在一个裂隙，你不认为这个裂隙正在由一种低劣的、原始的民族主义所填充？曾经求助于共产主义概念解释世界的人们现在求助于民族主义来解释世界。

哈维尔：物理学告诉我们，自然厌烦一个真空，它总是试图消灭负面的压力。这就是为什么这种情况得以发生。民族主义处于过分简单化的、古老的意识形态的前沿，现在涌进来填补这个真空。但是无疑它不是唯一的。

尽管如此，我认为这种真空实际上给这个世界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机遇——一个意识到意识形态时代已经结束的机遇。我正在完成一本书，其中我说至少在这个世界的某些地区，存在着结束意识形态时代和打开新的大门的机遇。我想说的是，（那将是）一个开放社会的时代，一个我们都意识到全球的联系和全球责任的时代。这是一个非教条化思想的时代，不是每件事情都早已经被安顿停当。

现代纪元的一个特色在于倾向认为一件事情不可能和另外一件事情相矛盾，我们必须拥有一个封闭的、完整的世界图景。“世界观”的概念应运而生。我发现这是一个很成问题的概念，我真的不知道它的意思是什么。难道世界真的如此简单，可以用一种立场去看待它？

我认为建立在由笛卡尔时代提供的理性结构的现代纪元之后，是一个新纪元的降临，一个哲学家Vaclav Belohradsky （Belohradsky，1944——，捷克哲学家，捷克精神生活中的重要人物，1970年起住在意大利，自80年代中期以后，对哈维尔影响很大，在《去捣捣乱》“Disturbing the Peace”一书中有提及这个人，译者注。）称之为“后现代主义的时代”，一个非教条化的多元思想的时代。简言之，我想人类会更加适应这样的想法——所有的争端，都会有不同的对待它的思考方式，而不是仅仅具有一种方式。当然，拥有不同的看待世界的立场，这就会成为冲突的根源。

回到真空的问题上来：这不仅是潜在的灾难，同时也是一个可能的大的机遇和挑战。

米奇尼克：意识形态时代真的走到尽头？这是不是人文知识分子一厢情愿的 想法？在所有后共产主义国家中，民族主义正在抬头，种族意义上的纯粹国家的乌托邦正在重建，那是一个纯净民族的乌托邦，意欲摆脱一切外国的妖魔鬼怪及其精神。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教条，不仅表现在有关民族和国家上面，而且包括仇外心理，比如仇视吉普赛人、犹太人等等。这是令人惊讶的东西。

在德国，这种民族主义发展得更为迅速。我听到的一个传闻很能说明问题。两个德国人，一个来自东德，a Ossie ，一个来自西德，a Wessie ——互相遇见了。这位东德老兄说：“欢迎，现在我们是同一个民族。”对此西德的老兄回答：“ 是的，我们也是。”难道你不认为民族主义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一种观察世界的方式？

哈维尔：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你如果去读近千年的历史，你会发现它是由没完没了的部落或王朝之间的冲突所组成，于其中主要的争端是双边关系。这告诉我们对于一般人们来说，属于一个民族比属于一个阶级的感觉更为强烈。大多数现代战争都是民族之间的战争。

民族纷争的吁求总是发现一个新的纪元，因为这是自我认同的最简单的尺度：比如你只要对别人说出一个词，就会知道你是一个捷克人，还是匈牙利人。人们总是在寻求一条自我认同的道路，寻求他们之间的共同点。最简单的事情就是一个人的民族性：作为一个捷克人，你不需要做什么；不必表现得聪明或者善良，你只需要出生在这儿。这也许是为什么民族主义的吁求总是会找到回响的主要原因，别的姑且不论。吁求马克思主义，或者现象学、存在主义都没有如此回响，因为大多数人于这些概念中并不能给自己定义。但是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民族性。这是最简单的定义也是最危险的。

共产主义有强烈的造成统一的倾向，将每一件事情缩减成同一种东西，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到柏林：同样的行政和国家机构，同样的沿街大楼、同样的家居建筑等等。这意味着——有时以一种可能的最残酷的方式——根除所有民族和民族性之间的区别。难道我们希望这种真空由民族主义之外的某个东西来填充？我想，我们创造一个公民社会来尊重每一个集合之“我”的成员，一个拥有民族价值但并不是凌驾于其他民族之上的社会，并不运用任何意识形态作为原则来组织国家的社会，这要花相当长的时间。

米奇尼克：什么叫做仇外心理？它起源于何处？为什么现在没有犹太人的捷克斯洛伐克，反犹太人思潮会突然抬头出现在这份叫做Politika的月刊上面？为什么要冒犯吉普赛人？这并不是捷克斯洛伐克特有的；在每一个后共产主义国家都可以找到。在德国，纳粹象征的重新出现达到了一个顶点，出现了此前没有出现过的某些情况。

哈维尔：在后共产主义国家出现这种仇外心理至少有两个主要原因。其一是四十年来我们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社会。如果你去伦敦、巴黎或纽约，你会碰到不同种族的人们，说着不同的语言，每一个人都习惯了这一点。天长日久也有问题——比如在德国的土耳其人、在法国的阿尔巴尼亚人——但是，总的来说，人们习惯于这个事实：他们生活在一个公平的、世界主义的世界上，人们可以自由迁徙和改变自己的居住地。而我们则生活在一种封闭的地区，在我们的社会中，遇见某些方面不同于我们的人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比如说，他们说着另外一种语言。

与此相联系的第二个原因是，人们正在寻找谴责的对象。他们正处于突然获得自由的震惊之中。他们失去安全感和他们的价值系统。这是一种我经常拿它与从监狱释放出来相对比的情况。当你在里面时，你渴望被释放的那一瞬间，但是，等到它来到了，你突然变得很无助。你不知道你想要干什么。你也许想要回到重新回到里面去，因为在那里，你知道干什么，不会像在外面头脑虚弱无所期待。一个遇到挫败的社会也是一样，它不能善待自己的自由，因此寻找一个敌人来推卸一切事情。当然，最容易的事情是将人群中明显突出的某个人当作敌人——这个人说着不同的语言、或者他的皮肤是不同的颜色。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将越南人、或吉普赛人或别的什么“他们”当作怨恨对象的原因。人们需要将这个世界的所有不幸和他们自身的遭遇归结到不同于他们的某个人头上去，归结到某种敌人身上，目的在于从他们自身生活的地狱中逃离。比起认识自身的虚弱，拿手指朝着某个他人说这是魔鬼，是再容易不过了。

Zantovsky：尽管总统这么说，但是我认为比起其他国家来，捷克社会并不是如此仇外的。在革命之后，我们没有一个反犹太人的浪潮爆发。尽管有讨论我们过去和德国的关系及其捷克斯洛伐克－德国条约的问题，但是并没有出现一个反德国人的浪潮。对吉普赛人的攻击只是涉及一个很小的年轻人的圈子，他们视自己为光头党并没有得到更加广泛的社会支持。国际舆论对于所有后共产主义的调查结果表明，捷克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开放社会。这并不是说这儿没有仇外或者极端民族主义，但是比较其他国家相对来说是一个小范围的。当然，尽管是小范围的，我们也谴责每一起这样的事件，因为它是危险的。

米奇尼克：我很高兴地在这里见到——如同在波兰——总统的同事与总统进行争论。我要说，我更倾向同意总统的思路。至于说到潜在的危险，这不是一个数量的问题而是一种动态。仇外心理通常用来朝向外国人，但是并不必然是这种情况，正像我刚才复述的那个德国人的传闻。说到底，德国人是一个民族，然而到头他们却不是。

从这个视角看过去，我不能不提到两件事情。首先，对我来说，诸如此类的东西也适合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去共产主义化。对待共产主义者的态度也是对待与众不同的人们的态度，共产党人是一些历史和经验不同的人。第二个例子是共和党。这并不是偶然的，这个党的领导人MiroslakSladek （捷克一个极右的小党——共和党的领导人，译者注）和波兰民族党的领导人JerzyGiertych ，都视Jean-Marie Le Pen为榜样。

我想说的是，我们面对的是一种萌芽状态的东西，它也许是没有意义的、荒谬可笑的和边缘的，但是生活在我们的时代，我们不应该忘记希特勒最初也是一个滑稽可笑的角色，他的支持者还不如Sladek。这似乎是不可想象的，一个不成功的奥地利画家，有可能变成保守的德意志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

哈维尔：我想这种情况我们现在也有，当我们推翻了阻挡我们的篱笆和原先的价值系统崩溃之后，像Sladek这样的人便被激发和进入由他们自己提出的、过分简单化的价值。与此同时，他提出了一种负面的自我认同，他没有提出一种建设性的纲领。Sladek意欲囊括伏尔塔瓦河（捷克和斯洛伐克西部）的整个政府，包括议会和总统。这种负面的自我认同在一些人们中引起了响应，那是因为它简单得一目了然。在他们整个生活中，人们一直习惯于咒骂共产主义者，当他们不再有什么人可以咒骂时，他们便迷失了方向。Sladek出现了并告诉他们咒骂当今管理这个国家的人。他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简易的出口。某些流行的情形给形形色色的冒犯和仇外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极端民族主义是无止境的。要求保卫“捷克民族”的纯粹性贯穿了Sladek所说的每一件事情的主题，但是，他也可能选择其他任何廉价的观点。我完全意识到这些东西的危险。希特勒的例子多次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有一次我公开把它说了出来，结果是Sladek要对我提出起诉。

这种情况在苏联某些地区可能变得尤其危险，那里的事情在许多方面比这里要糟糕得多。我相信我们社会机构将有能力对付这些病毒，说到底，在这个地区我们有过一些经验。内战时期，有好几次——从左派到右派——推翻Masaryk(（1918年捷克第一共和国总统，译者注）的尝试，但是没有一次成功，徒留一些笑柄而已。我相信今天的情况也是这样。尽管有着潜在的危险，尤其是我们年轻的民主还没有学会如何对付这些威胁。同时警察也感到迷惑，不知道该不该管。他们担心自己看起来像是共产主义警察的延续，所以他们宁愿掉过头去或者保留被动旁观者的角色。

六、如何对待宗教的复兴、如何防止宗教介入国家事务以及有关原教旨主义

米奇尼克：你经常说在一个政治文化被如此彻底摧毁的世界上，我们需要回到精神价值。你是如何看待后共产主义时代宗教所起的作用？在极权主义专制下，宗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是一个力量的源泉，不管正统的还是非正统的。宗教诉诸于自然法律，对此我们必须信仰。现在是这种情形吗？

哈维尔：我想后共产主义世界有两个尺度对待宗教虔敬，至少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是这样，我所说的将局限于我自己的国家之内。首先，宗教是有重大意义的，因为它拓展了一个人的视野；它指向存在于我们之上的某些事情，它令我们想起我们良心和责任感的根基以及强调无私和对邻人的爱。我们缺少道德的社会十分需要回忆这些传统的基督教价值。

然而，第二个尺度是（它在波兰的声音会比在这儿要强大）——宗教或教会方面打搅了公共生活。在这个非宗教的、世俗的世界上，宗教——深深根植于内在的个人和精神方面的事情——再度成为一种教条或意识形态。正如我一直在说的，这个世界现在存在着重新回到意识形态的机会。

有着原教旨主义的穆斯林国家，比起基督教国家更清楚地展示了宗教介入政治时有多么危险。在穆斯林国家，国家被设想成建立在宗教原则的基础之上，但是它们基本上是意识形态教条的原则。一个国家采纳这些原则作为它极端民族主义的基础，因为它把个人缩减为一个单向度的人，对他进行强制和操控。我想建立在宗教原则基础上的国家是危险的，如同建立在意识形态或民族主义原则之上一样危险。

米奇尼克：就你作为国家首脑的身份，我来问一个问题。教会在捷克斯洛伐克如何行事？比如有取缔流产的迫切呼声，这是否意味着要求一项条款，宣称建立在基督教价值基础上的国家要把这价值渗透到宪法中去？是否要求立法保证这样的价值在教育制度中有着头等重要的位置？当主教遇见总统时，他们是否争辩，因为捷克和斯洛伐克都是基督教民族，共和国必须是一个基督教国家？

哈维尔：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类事情，尤其是在捷克这个地方。在斯洛伐克，那里天主教更为强盛，基督教－民主运动是主要的政治力量，教会并不要求国家建立在宗教原则基础之上，或者它的角色由宪法来保证，但是有介入政治生活的迹象。

依我看，捷克大主教MiroslavVlk 是一个我们如此需要的虔敬的缩影。他的纲领是精神和道德复兴的一部分，我想是最重要的一部分。但是绝对不存在于在捷克教会的框架之内决定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基督教国家还是一个天主教国家。教会希望和国家分离，要求保障国家不再干预它的正常事务，还要求能归还一部分1948年以后被没收的修道院。但是，无论捷克还是斯洛伐克，都不会试图将教会“国有化”，以教会的领导作用来代替党的领导作用。

米奇尼克：现在我就你的作家、知识分子和公民身份来发问。你如何对待妇女人工流产的要求以及做这项手术的医生将要被判刑？

哈维尔：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我对此没有什么牢固的看法。我的直觉是人工流产不是一件好事情。我想大多数人也是这样。但是如何解决人口爆炸时代的这个这个问题，我不知道。

我们的流产法是自由的，某些天主教的议会代表想要从严对待。有人要求我支持他们，但是我不感到非如此不可。这是一个复杂的事情，关于这个问题有许多专家写的书，我感到自己没有资格说必须怎么做。我们的问题还不是法律过于严厉，而毋宁说是相反。

米奇尼克：身为公民而不是总统，你怎么看待一个牧师告诉他的教民，作为一个好基督徒应该选择某个政党？

哈维尔：我一直在说，这显然不是一件好事。到目前为止我们仅仅在斯洛伐克出现极个别这样的情况。我能理解当共产主义制度垮台时，牧师们站出来声援自由，讲波兰的团结工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公民论坛的好话。红衣主教Tomasek曾引导民众支持我们的“造反”。这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因为存在一个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的公共事务。但是如果今天牧师今天对人们说他们应该选举哪个政党，我认为这是最不幸的。我想那是一个坏牧师。

Vondra（哈维尔的国际事务发言人）:我不能想象一个牧师怎么会跟人们说他们应该选谁。

米奇尼克：但是存在着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边界状态。不久前，斯洛伐克出版了一本具有宗教挑衅意味的小说，作者是MattinKasard 。我们共同的朋友斯洛伐克总理Jan Carnogursky 随之扣押了国家出版津贴，而联邦政府的代总理要求检察官对此进行调查。这里，我不得不进行某些类比。在波兰，一些主教们发放了一封关于大众传媒问题写给教区教友的信，他们宣称哪一种媒体应该或者不应该发行。另外一个例子是拉什迪，那个被控亵渎和被判处死刑的人。当然，从扣押津贴到被判死刑还有很长的路，但是，其逻辑是一致的。就我所知，你最近在广播上就此发表了谈话。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哈维尔：我说，再也不把文学拉到法庭面前受审。文学总是或多或少激怒某些人，我知道文学会冒犯某些人或他们的宗教感情。我能想象人们被一个故事所冒犯、激怒的情况，但我不能想象把这个作家送上法庭。

米奇尼克：二十年前，当伊朗革命爆发时，我感到非常稀奇古怪和不可理解；在二十世纪末期创造一个宗教国家看起来是荒谬的。然而现在，当我看到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看到宗教地区日渐增长的影响和在以色列的犹太原教旨主义，看到伊斯兰国家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增长，看到正在增长的不同原教旨主义倾向——新教的（比如在美国）和天主教的（在后共产主义国家），我不得不问自己伊朗发生的革命是不是一种新现象的提示。我们共同的朋友Andre Glucksmann 说得对，他写道我们面临的最强大的挑战是新原教旨主义——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和宗教的。他说我们所面对的是一种替换我们共产主义图景的新现象。Glackman认为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原教旨主义的征候，而是种种原教旨主义面貌之一。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哈维尔：在我回答之前，我必须指出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原教旨主义中最为强有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可以用这样的事实加以解释，伊斯兰相对来说是一个后来者。伊斯兰教的崛起比基督教晚好几百年，现在它发现自己处于类似基督教几百年前所处的一个位置；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很像中世纪的基督教。然而，这并不能回答你的问题。

我的确相信，自共产主义崩溃之后，今天我们面临的最大危险是宗教的或民族主义的原教旨主义可能变成一种主要力量。然而，我相信，与此同时，存在一种抵消的力量——这个星球的自我保护意识，我希望也将要占据主要地位。现在我们的星球作为一个整体正在经受各种因素的威胁：富国和穷国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距离、人口增长、环境问题等等。它们加在一起，构成一种全球危险。已经有人看到这个危险和理解它们，我相信，我们也只能对付那些被个人和人类视角能够看到的问题，如果我们摆脱所有教条、意识形态和原教旨主义奴役的话。否则，我们脚下的道路无异于自取灭亡。当然，我相信，自我保护的本能也起着很大作用。

你看，当萨达姆·侯赛因侵犯科威特的时候，在联合国的允许下，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首次组成了一个国际联盟进行反对。这是一种新的情形，可以解释成这种自我保护进程的一个象征。科威特是拥有一些油井的小国家，但是关键在于这种入侵会开始这样一些先例——散布这种狂热的原教旨主义，威胁其他国家，从事一场种族灭绝的战争来反对少数民族团体，从库尔德人开始。我不倾向于认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原教旨主义的时代，而是存在着抵抗它们的力量。

七、哈维尔如此体谅斯洛伐克，预示了一年之后两兄弟终要分家

米奇尼克：捷克和斯洛伐克到底在争论什么？什么是他们之间的真正分歧？

哈维尔： 这种争论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完全可以理解和公平的。过去一千年内，斯洛伐克的经验完全不同于捷克的经验。因为他们从来也没有拥有过一个自主的国家，他们“比较涣散”；他们也有着我们所没有的经验。可以说，现在他们正在步入他们作为一个民族新生的特殊阶段。作为捷克斯洛伐克中的较小和较不为人所知的民族，斯洛伐克总是处于捷克的阴影之下，尽管捷克曾经帮助斯洛伐克走上自己的道路，但是这种帮助也可以被理解为展示捷克的某种优越感，是一种冒犯，从心理学上这是可以理解的。斯洛伐克感到自己是一个整体，他们感到自己正在创造一个共同体，他们想立足于自身，想要和老兄处于平等的位置上。事实上，这种感情得到传播，但并不是很普遍的。可以理解的是，斯洛伐克在某种程度上对捷克心存疑惧，他们留神各种迹象，看看捷克是否在搞什么新的诡计把斯洛伐克合并掉。

第二个方面是政治的原因，这里事情发展得很糟糕。不同的政治力量乘机打民族主义的牌，因为这是动员人们最简单的方式。打这张牌的人中有的人还算文明，而有人则完全是蛊惑人心。但是他们都以为某个时代来到了：家乡将要解放，新的国家将要诞生，于是对斯洛伐克民族来说是一个站起来的时代。这种东西造成了压力而这种压力目前到了它的顶点，我们真的面临着我们的国家是否正在走向分离。我仍然相信能够它能够幸免，尽管我们所经历的不只是一种危机。你必须区分这两个方面：一是其中所折射的政治游戏，二是两个共和国的议会之间、人们之间通常存在的争论。这些要求常常和一种特殊的复杂性有关，但是最主要的，是人们出于不同的观察世界的经验和方式。

给你打一个荒谬的比方，来说明这种情况。你想象拥有一个一千二百万人口的联盟，——其中四十万波兰人和八十万德国人。这是一个国家，而德国人处于在经济上和其他许多方面更为有利的位置，更有甚者，他们比波兰人多出两倍。在这种情况下，波兰人一定会尝试像许多斯洛伐克人所做的事情。这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就像这两个兄弟之间的关系一样，年长的那一位总是伸出手来扶助年轻的那一位，哪怕是朝向一个正确的方向。

八、捷克内部的右派和左派同时变得激进，持续地互相攻击

米奇尼克：那么内部的分歧呢？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怎么对待他们自身内部的问题？波兰现在讨论的问题多种多样，包括启动市场经济，教会的作用，是否需要一个总统制的还是议会的政治制度，讨论关于农业政策、公司、各种津贴、信用贷款、价格保护、关税保护；还有关于去共产主义化，以及波兰是否采取欧洲的模式还是选择波兰特色，因为欧洲将色情业、人工流产、消费主义毒品、堕落等一视同仁。在捷克和斯洛伐克土地上，人们争论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哈维尔：有好几个。下个春季开始选举，而政党才刚刚成立，他们老是想着选举，这种东西覆盖了所有他们的宣言。在政治谱系明朗化的同时，我们正在寻求一种国家模式和写出一部新的宪法。

在捷克，一个争议的中心是关于斯洛伐克。一些政治家们想要一个可能的最强有力的国家，因此不想在斯洛伐克的压力面前让步。其潜台词是，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赢得支持这项政策的选民们的喜欢。而捷克人越来越倾向于说，斯洛伐克的问题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最好让他们自己去解决。某些政治家则进一步激起这种情绪，仅仅为了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在斯洛伐克也有类似这种情况，有主张联盟的，有主张同盟的，有鼓吹完全独立的。在斯洛伐克问题上，在捷克和斯洛伐克都存在种种分歧。

另外一个争论的问题是关于经济政策。一种强有力的右派声音在出现。这些人要求最迅速和最激烈的改革造成——简言之——一个羽毛丰满的资本主义。他们遭到了由不同的人组成的左派的反对。这两方面持续地互相攻击；右派像地下共产主义者那样热衷所有的自由，而左派变得越来越激进，进而批评所有改革过程。

人们也在为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是否独立的问题而争论，还有就是关于祛除法。后一项更多是在心理意义上的隐蔽问题，发生在从前反对共产主义的持异议者、更年轻的对此事所知无多的年轻人以及既不和共产主义合作也不和反对派合作的人们之间。今天，最后一种人学着尤金·奥尼尔的话说“长期以来我和无聊卑劣的事情作斗争，到头来我也变得无聊卑微了。”意思是说，长期反对共产主义的反对派在这个过程中已经失去光泽，他们的作用已经完结。还有，他们指出，有些持异议者原来是共产党员——在五十年代或六十年代——他们认为所有共产党员都是一样，不想区分他们是五十年代还是八十年代在党内。公共舆论倾向认为认同非持异议者的政治家，出于一个简单的理由：大多数人们自己既不是持异议者也不是nomenklatura。对大多数人来说，更为年轻的政治家更适合他们自己的处境和在精神上与之接近。

还有其他许多问题，那些范围更小的争论，它们都浸透着党派政治。

九、散沙一盘的局面似乎在呼唤魅力型个人，但拒绝铁腕的诱惑对哈维尔来说并不难

米奇尼克：前持异议者的边缘化是所有我们这些国家存在的问题。这是很有趣的——正如你经常指出的——持异议者代表着人们的良心愧疚，这些人曾经循规蹈矩而现在沉浸于非共产主义化的修辞学。

但是我仍然想问你另外一件事情。所有我们的天鹅绒革命都或多或少地诞生了魅力型领袖，你本人也是这样一位领袖。这不是偶然的，格鲁吉亚持异议者、民选总统想要以格鲁吉亚的哈维尔为世人所知。这位魅力型领袖和前持异议者很快将他的对手关进监狱。是不是可以说，我们都面临着重造权威秩序的诱惑，而说到底。民主是一个妨碍，它是没有效率的，每件事情都得慢慢来，而我们则需要迅速和关键性的行动。在格鲁吉亚，形势发展为街垒和基本上是一场内战，远远没有结束。

你是否想过后共产主义时期权威主义的威胁，当民主结构仍然脆弱时？当你听说ZviadKonstantinovch Gamsakhurdia 被称为“格鲁吉亚的哈维尔”时，你有什么感受？

哈维尔：我不认为自己存在着这样的危险，要在关押我朋友的意义上抓权。相反，我在酒吧、大街上遇到的人们都责备我太软弱了。他们对我说“你应该对他们更严厉一些”。“他们”是指每一种人：共产党员、去公有化者、斯洛伐克人和捷克人、政治家和议员。因此，我的问题正好相反，我不够有权威。

然而，总的来说，我们脆弱的、新生的民主，需要尽快拥有强有力的民主制度、机构和游戏规则，避免那种民粹派的呼吁铁腕的权威力量出现。民主必须迅速获得权威。如果做不到，就会有Sladek这样的人去做。当哈维尔必须获得权威而不是总统、政府和议会获得权威，哈维尔则不再是同一个人。我们需要创造一个框架，于其中这些机构能够互相作用。我们需要建立制度性保护来对付不断出现的政治危机。

以我们的情况，所有这些都有待完成，并伴随着一个新的宪法制度和完成一部新的宪法。我不得不说我要扩大总统权限。我不是说要一个总统制的制度，于其中由一个普选的总统领导各执行部门，而是说我主张在民主捷克斯洛伐克时期曾经拥有的部分总统的权限。例如，总统有权将立法提交给联邦议院，如果在议会中政府没有赢得信任选票，总统必须能够解散议会和组织一个选举。因此我主张扩大总统权限，不是扩大我个人的权限，而是这个国家首脑的权限。因为这是反对强力政府最有效的武器。

米奇尼克：你好几次说起，作为总统你意识到政治家个人特性的意义。关于此你能不能再多谈一点？在你看来是那种特性？在这方面，你有什么最深刻的印象？

哈维尔：我没有说起过国家首脑（所拥有的）的特性，仅仅是我的观察而已。我注意到，当我喜欢一个具体的政治家，或者反过来，当我们处于同一个波长和的确能彼此沟通，这反映出与他所代表的国家的友好关系。我相信Sasha，参加过所有国际性会议，会证明这个。

当我意识到政治领袖之间的个人联系的意义和他们给政治生活带来的影响时，的确很震惊。这是一个小小的警告并使你意识到你的责任。很容易想象一种情况——比方说吧——我早晨七点钟与人有一个会面，对方是冰岛的外交部长，但我很累，要睡觉，或者感觉不适。当然，会谈不会取消。于是我们必须在记者招待会上亮相和回答各种问题，尽管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好说。因此报纸开始说，会议是在冷淡的气氛中进行，此次访问是令人失望的，接着很快会变成一个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冰岛关系降温的一个政治事件。当然，这是我杜撰的一个故事，你会理解我说的是什么。

米奇尼克：我们的民主有一个困难重重的起步，所面临的困难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每一个地方，包括政治竞技场，都是四分五裂的。我们有着种族冲突，在我们所有问题的顶点存在一个我称之为后共产主义初期的混乱——相信一个资本主义的乌托邦。正像我们曾经相信计划经济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一样，现在许多人相信在市场经济力量的推动下，能够解决所有问题。捷克斯洛伐克在这方面的情况怎么样？

哈维尔：我个人不同意市场力量会制造解决所有问题的魔力。首先，我不认为市场提供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或给生活带来意义。这方面我不同意几个右翼报刊专栏作家和政治家的观点，我和他们有争论。

对于我来说，勿庸置疑，所有的财产权应该属于具体的某人，供需法律应该发挥作用，但是我不会将这个视为意识形态，视为生活的意义，或一个乌托邦。这是在许多国家已经得到证实的管理，并和人的自然天性相吻合。比如，当你召来一个个体户水暖工，他会比国营企业的匿名雇佣者做得更好。显然，因为个体户水暖工对于他工作的结果有兴趣，他从他服务的效果中得到报酬。

在这个意义上，我鼓励有可能的话，最迅速地恢复正常的财产关系，恢复商业之间的多元竞争。市场的作用是一目了然的，是经过考验的被证实的经济原则，但就是这些。它们不是一种宗教。

米奇尼克：近些日子，民粹主义的语言，那些空洞的允诺，正在波兰的公共生活中取得巨大成功。政治斗争走到了这一步——越来越多的民粹主义者许诺展示奇迹：如果你选我，我将给你你要的任何东西。捷克斯洛伐克在这方面的情形如何？这种东西来自何处？

十、哈维尔对自己身为总统不得不重复一些口号感到不安；他必须同时考虑对于国家的责任和个人所应保持的真实

哈维尔：我想产生于我们不成熟的政治文化。显然，一个人想要在十五年内保证自己及其纲领选举成功，他就必须止步于煽动性口号。他不得不用行动返回到他所说的和能够获得某些结果。在有一定的民主传统的国家中，仅仅是煽动性口号是不够的。然而，在民主仅仅开始形成的情形下，民粹主义有很多机会利用这种混沌无序总是提出廉价的和轻易的政治口号。

而我必须提及某些自己感到的巨大麻烦。作为一个作家，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创造性人物，这意味着我痛恨重复自己、痛恨简单化。同时，因为我现在担当的角色，我责成自己千百次的自我重复，向我的听众发出简单明了的呼吁。当我做一个演讲，我意识到我不能使用复杂的长句子，我必须尽量简洁和结束在一个能够理解的的呼吁上面。我经常发现当我提出一个有原创性的句子，但当我把它解释三遍之后，它已变得陈腐。从我的角度，我的整个生活都在反对这件事情，我批评由陈词滥调组成的生活。我曾经分析过由陈词滥调的语言，现在我发现自己正在面临职业性的重返陈词滥调的诱惑之中。

我的同事可能体验过这样的事实，我不喜欢写好了的发言稿。我不想要别人来写，因为我知道我正在重复我已经说过的和我正在接近陈词滥调。同时我也不能念他们给我准备好的稿子，因为我有自己的风格，尽管他们已经写好了，这是另外一个风格。每当他们为我写，我就感到尴尬和脸红。结果是，我试图自己写，但是我又痛恨做这件事。你不知道昨天要写一个今天的发言稿是多么的讨厌。如果我不照稿念，我有时还能蹦出一些原创性的句子，但是当我把它们写下来，那几乎是索然寡味的。

Zantovsky：我理解这个。昨天，我建议我来写那个发言稿，但是我意识到我是在彻夜痛苦地写一个你将发现痛苦地把它念出来的东西，我决定，最好的办法是我们当中只有一个人忍受痛苦。

米奇尼克：捷克斯洛伐克是唯一一个流亡者归来和派上很好用场的国家：Karl Schwarzenberg 是你总统班子的总管；PavelTigrid 是你的一位顾问，JiriGrusa 在波恩担任大使。你怎么解释这件事？显然，流亡者团体在我们的国家中曾经扮演过一个重要角色。没有他们，很难想象民主的反对派。为什么在所有其他国家流亡者只是给出许多很好的建议，而在这里他们却归来？

Zantovsky：那Tyminsk的情况怎么解释？（StanisislswTyminsk 返回波兰并与1991年和瓦文萨竞选总统，原文注）

米奇尼克：你非得要这么粗鲁地说话？

哈维尔：必须说，在捷克斯洛伐克流亡者的归来并不是一个广泛的现象。其中大多数人还是留在了他们所选择的国家；他们在那里已经付出了二十年或者四十年，他们有孩子等等，归来意味着把他们的生活连根拔起。但是他们经常回来看看。每次我走过城堡广场去Vikarka饭店，至少有一百个年长的太太抓住我的手，对我说她们从澳大利亚或者加拿大回来看看，谢谢我能够让她们这样做。他们不只是过去不能回来，现在也不能回来。但他们都是忠诚的公民，他们不能生活在这儿是很遗憾的。

像Schearzenberg和Tigrid那样的知识分子，把归来看做是一种挑战和乐于投身于民主的诞生，这样的人并不是多数。有些人归来是因为在外面生活得不愉快，或者是为了他们自己生意上的事情。

米奇尼克：请对我说说两年来发生在我们这些持异议者身上发生的事情？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都改变了。你从一个重罪犯变成总统，我还可以举出其他一些例子。你如何看待你自己？你是怎么改变的？当一个人同时是总统和作家，你肯定经常发现自己处于这两者选择之间——对于国家的责任和忠于自己的真实。你是怎么对付这种事情的？

哈维尔：这是一个要求某些反省的困难问题。首先我必须说，没有一个顶真的人——我认为自己是这种人——能够用简单的单一模式来解释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有着完全矛盾的属性和性格特点。

例如，我是一个对可笑的事情特别敏感的人，我也倾向于对每件事情感到惊奇。经常有这样的时刻，我不能相信自己做了总统，尽管我已经做了将近两年。早晨起来我站在盥洗室，仍然半睡半醒，急匆匆地刷牙，我就问自己，为什么我这么匆忙。我对自己说我不得不去总统办公室去会见一些总理或别的什么人，突然我意识到我不能相信这个，这是可笑的和不真实的。

另一方面，尽管——这是一个悖论——生活教导我不要对每件事情感到太惊奇，教导我轻快地走过甚至是最荒谬的和最难以预料的情境，它们并不是我自己创造的，而是我就这么直接地进入它并似乎有吸引力，尽管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对一个作家来说，经常有这样的情况：他们所创造的世界实际上慢慢地降临到他们身边。我们在他的书中发现，博胡米尔·赫拉巴尔创造过一个赫拉巴尔式的世界。同时他也实际地创造了它们：不仅在这里他能够创造他自己的世界，在Kocoura酒吧，而是它在纽约肯尼迪机场他也能够做到。由于他的出现，这个世界在某种程度上认同了这个变形的结构，采取了赫拉巴尔的路线。

这与我的情况类似。我是一个喜欢安静、带点舒适的人，但是在某种意义上我又将我周围的空间弄得走样，成功地造成某种未曾预料的情境。我几次入狱和我现在当总统都是一样的荒谬。我从来没有想过什么样的荒谬在未来的道路上等着我，或许我从这个办公室里搬走，或许我不能连任，或许我再次坐大牢以度余生，什么都是可能的。但是并不是我选择了我的命运或者我自找麻烦，绝对不是这种情况。我只是一个安静的小资产阶级。

于是存在矛盾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我为每件事情感到惊奇，另一方面是我知道我的生活中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命运都是这种矛盾观念的一种集合物。例如，我们突然变得对我们过去的时代有一种嫉妒，我们不能理解这个。

Zantovsky：我们不可能是这样。你真的感到嫉妒？

哈维尔：这只是一个文字上的比方。但是对我是这样。你问起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在忠诚和真实之间的冲突。这的确是一个有时候出现的问题。作为一个作家，我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倾向去寻找一种方式——我的同事也帮助我——做到对自己真实，这将避免出卖我相信的某些东西，尽可能地不去制造没有必要的政治复杂化，或者搅乱政治局面以及导致我背叛民主原则。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趣味和想象力的事情。这是一个如何掂量自己所说的话的问题。如果你说得大而化之，没有明确所指，你的听众怎么知道你说的什么意思？而如果你说得太具体，会引起不必要的纷争和带来更多混乱，你怎么办？在很大程度上，这取决于趣味、直觉和想象力；这是比任何政治科学更加重要的东西。

米奇尼克：你是否处于这种情况，作为总统，你签署了一个你知道不该那样去做，但是不能找不出别其他办法的法律？

哈维尔：不久前我刚刚经历了一个这样的情况，那之后我很快把它写了出来。在纽约的一个大学接受荣誉学位时，我谈论了这个话题。

我们的宪法制度赋予我签署法律令其生效。我只是签署而已；如果我不这样做，法律仍然生效，而我所做的只是在总统和议会之间造成张力。我刚刚遇到的这种情况和祛除法有关，我签署了这项法律同时提出修正它。议会必须接受我的挑战；但是，为了让它变成现实，这项法律必须生效。我的朋友分成不同的意见：有人说，我不能签这是避免实际效果的一种途径，有人说先签了再提出修正案更加富有建设性。最后，我采纳了后者。时间将会证明我做的是否正确。

当然，这种情况很少发生，与此同时，我立即把所有事情都写下来。我只是做在我的生活中始终在做的事情：当我面临一个困境，对我来说最简单的办法是把它们都写下来。这是我解决生活中难题的文字手段。

十一、米奇尼克询问哈维尔的阅读情况，这个问题应该放在现在总统先生卸任之后问

米奇尼克：你不仅是一个总统，同时还是一个作家、剧作家和随笔作家——和一位对于过去两年发生的事件试图提供一种综合理解的作者。我还想问你的阅读情况。尽管有这么多事情，在过去两年内，你读了什么书，有哪些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Zantovsky：你真的认为他有时间阅读？多么荒谬的一个问题！

哈维尔：事实是，我95％的时间都在官方文件和报纸。我很少有时间读文章，读小说更是异想天开。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本书是关于Jan Masaryk （此人为捷克第一共和国总统Masaryk的儿子，译者注）的传记，我们的外交部长，战后死于神秘的环境——是由他的朋友Marcia Davenport写的。

这不是一本很了不得的书，但是读这本书使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幸运。我一天到晚都在担忧，我变得愤怒，我感到失望，想要放弃周围如此多的混乱，这个国家正在崩溃等等，于是突然读到了当共产党准备接手政权时，摆在Masaryk面前可怕的道德困境。他曾经向他的父亲发誓，他不会抛弃他的父亲的继任者Benes，但是此时共产主义正在渗透到所有方面。显然，共产主义将要接管和摧毁所有对手。Benes_一个年老体衰、多病的人，肯定要被抛弃和签署摆在他面前的所有文件。Jan Masaryk 心理上深感恐惧，但是他又受制于他对父亲的誓言；同时他感到形势已经完全绝望。最极端的是，在斯大林、Molotov 、Zorin的手上他不断经受羞辱，人们喜欢哥特瓦尔德，当他去华盛顿进行一个官方访问时，结果没有人有时间会见他。不管是马歇尔还是Truman，都不见他，哪怕Masaryk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很知名。他的妈妈是一位美国人，他在美国长到十岁，他说英语很流利——不只是书面语包括不同地区的方言。现在他的朋友突然没有时间会见他，这仅仅发生在共产党二月政变的前一个月，此时欧洲的命运已经决定。还有，这件事情发生在一位有着强烈盎格鲁·撒克逊同情心的政治家身上，他在世界的这个地区曾经是很受欢迎的人物。

这个人缺乏勇气、度过最初冷战时期的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突然意识到一个人发现自己处于这么一种可怕的境地，只有跳出窗外一走了之。比起Masaryk，我想到我自己的情况的确没有那么糟糕。

米奇尼克：昨天，JiriDienstbier 刚刚指给我看Jan Masaryk 跳出的那个窗户。今天你讲述这个故事和我昨天看到这个窗户，它们之间有着一种形而上的暗合。

我们相识三十年了。现在，每次人们问及我的政治面向，我总是回答：哈维尔式的。我想为此谢谢你。今天我是和一位朋友和一个总统谈话。请允许我在结束时说，谢谢你，瓦谢克；谢谢你，总统先生。

（1991）

本文译自《自由书简》，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8年。

（崔卫平 译 ）

我们变化着的时代与人的新尺度

(一九九四年七月四日 ，捷克共和国总统维克拉夫·哈维尔 在独立大厦接受费城自由勋章。此文是他的讲演稿摘选。)

有相当好的理由表明：现代社会已经结束。许多事情暗示我们正在经历一个 转型期，在这个时期里，似乎有的正在消亡，有的又正在阵痛中出生。

看上去有的正在自我瓦解、衰退、枯竭，同时有的又正在从废墟上升起，虽 然尚不醒目。

转型期最显著的特征是各种文化的混合掺杂以及思想界和精神界的多元或并 存。

历史上曾经有这样的时期，当一切坚固的价值体系坍塌崩溃，而在时间上和 空间上相距甚遥的文化却被发现或重被发现。

在许多元素的遭遇相逢中，新的意义酝酿产生了。

今天，这种心态或人类社会的这种形态，被称之为后现代。对我而言，这种 形态的象征是一个骑在骆驼上、身著传统裹袍、裹袍下面是牛仔裤的贝督茵人， 他手持晶体管收音机，骆驼背上贴着可口可乐的广告。

我不是在讥讽后现代，也不是对摧毁异质文化的西方商业扩张溅下文人的酸 泪。

我将这一象征看作是这多元文化时代的典型表现，是文化大融合正在进行的 一个信号。我将它看作是有的东西正在产生的证明，是我们正处于一个时代衔接 另一个时代的这样一个阶段的证明，当此关头一切都有可能的一个证明。

是的，一切都有可能，因为我们的文明并无自身的精神、自身的审美。

这与作为现代世界观基础的科学的危机或转型不无关系。

令人头晕目眩的科学高速发展，挟带着科学对客观现实的无条件信仰和对普 遍而理性可知的规律的依赖，曾导致过现代文明。

这是头一个漫及全球的文明，也是头一个将所有社会联结在一起并将其置于 全球共同命运之中的文明。

然而，现代科学所孕育缔造的这一联结世界的关系，似乎已耗尽它的潜力。

这个濒危的关系正在丧失一些重要的东西。它无法触及现实最内在的本质， 无法触及人类的自然经验。它导致精神分裂：人，作为一个观察者，正在从作为 存在的自身异化出去。

经典的现代科学只描述了事物的表面，描述了现实中的一维尺度。而且科学 越顽固地以一维尺度为唯一尺度、以一维尺度为现实的本质，它就越错误。

我们对宇宙的了解比祖先对宇宙的了解多得无法比拟，可是越来越明显祖先 比我们对宇宙的了解更本质，而我们则有所遗漏。

我们对自身的了解陷入同样的困境。我们的机体与机体的功能、内部结构和 生物化学反应越被彻底地描述，我们好像就越无法把握这些东西所共同创造的、 并为我们所体验的、仅为我们所独有的这个系统的精神、目的与意义。

是的，我们享受着一切现代文明的成就，现代文明使得我们的生存在这么多 重要方面都更舒适了。

可是我们并不准确地知道我们自身的重要性，并不知道我们自身的去向。

我们正在体验的这个世界是无序的、混乱的。专家们或许能给我们解释客观 世界的任何事物，可是我们对自身的生命愈发地无知了。

我们生活在后现代，一切都有可能，但又几无任何的必然。

这一情形导致社会的和政治的后果。我们同属的地球文明给我们以全球性的 挑战。对此我们孑然无助，因为现有的文明只不过将我们生活的表层世界化了。

但是我们的内心自我仍有其自身之生命。

还有，理性知识时代对人类基本问题提供的答案越少，则人们越要去求诸他 们先民部落的古代既定，一如以往。

因此，愈益被当代文明串接在一起的各个文化其实是自治体，它们各存其异。

文化冲突愈演愈烈，其危险超过历史上任何时刻。

政治家们有理由为寻找保证这一全球多元文化文明生存下去的钥匙而烦恼： 如何建立起和平共存的共识机制？建立它们的原则根据是什么？

这些问题由于本世纪下半叶的两件最重大的政治事件而紧迫显著起来：殖民 霸权的瓦解与共产主义的倒台。几十年人为的世界秩序已经瓦解，而新的、更公 正的秩序尚未产生。

如此说来，这个世纪最后几年的中心政治任务即是创造出一个新的共存模式 ，即在一个单一的、相互包容的文明之中各种文化、民族、种族和宗教的共存模 式。

许多人相信这可以由技术手段取得——创造新的组织、政治和外交的手段。

是的，创建与多元文化时代相适的组织结构显然必要，但如果这种努力不植 根到更深的层面、不植根到被普遍接受的价值层面，那么它们是注定会失败的。

在寻求创立新世界秩序的最自然的本源时，我们通常注视那个既是当代正义 的传统基石、又是现代社会的巨大成就的领域：最先在这所大厦〔指费城独立大 厦〕里宣布的一系列价值标准。

我指的是尊重唯一的人类，尊重他或她的自由，尊重不可褫夺的人权以及一 切权力取自人民的原则。我指的是现代民主的基本思想。

即使有了这些思想还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走得更远、更深。

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与前不同的地方，面对着一个与前不同的境况，对此 颇具代表性的现代的解答无以给出令人满意的对策。

毕竟造物主赋予人类的人权不可褫夺的原则植根于颇具代表性的现代理念， 即人——作为能了解自然和世界的一个存在——是造物之极，是世界之主。

这个现代人类中心说注定那位予人以不可褫夺之人权者已开始从这个世界消 失：他如此超然于现代科学所能把握之外，即使尚未被直接推到个人之幻境，也 正在一步步地退入到类似隐私的地步——这就是说，公众责任在那里不复合用。

一个比人自身更高的权威的存在，简直是开始限制人类施展抱负了。

人权和自由的思想必须是任何有意义的世界秩序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我认 为还要不同于至今的情形，要以不同之方式建立于不同之地基之上。

真是荒谬，重行整合的启迪可能再次来自科学，一个全新的科学——后现代 ——在某种意义上说产生各种超越自身限制的观念的这样一个科学。

我想给两个例证。

“人择原理”说出了一个也许与人类自身一样古老的观念：我们绝非刚好是 一个奇迹巧合，一个在无穷深的宇宙中漂浮的纤小粒子的微观突变。

相反，我们与宇宙神秘地相联系，宇宙反映我们，一如我们也反映了整个宇 宙的演化。

一旦想到我们与整个宇宙相联，科学便达到了它力所能及的范围。

根据“人择原理”，科学跨在了科学与神话之界上。

然而，科学在转了一大圈后，又回到了人身上，予人以人所丢失了的完整性 。它的做法是将人类再次置于宇宙中。

第二个例子是“加雅假说”。这个理论论证地球表面的有机与无机部分相互 作用所结成的缜密网络形成一个统一系统，一个巨有机体吧，一个活的行星—— 堪以古代女神加雅之名来命名，加雅几乎在一切宗教中都被当作地母的原型。

按照加雅假说，我们是更大的全部中的一部分。

我们的命运不仅取决于我们为自身做什么，还取决于我们整个地为加雅做什 么。如若我们损害了她，那她会为了更高的价值利益——生命本身——回报我们。

是什么使得“人择原理”和“加雅假说”如此启迪心智？

很简单：两者都提醒我们为我们一直怀疑的东西，都提醒我们为我们一直汇 在已淡忘了的神话中的东西，都提醒我们在我们内心也许一直静静休眠着的各种 原型。

这，便是存在于地球和宇宙中的我们人类的觉醒，便是我们于此既不孤独也 非孤军奋战的意识，我们是更高的、神秘的大千世界的一部份，对其冒犯是不明 智的。

这个曾被淡忘过的意识保存在一切宗教中。所有的文化以各种形式预言它。

各种事物组成人对自身的了解、对自身所处的位置以至最终对所处其中的世 界的了解的基础，它是其中之一。

今天人们的唯一现实希望也许就是重新检讨我们根在地球亦在宇宙中的确定 性。这个意识给予我们自我超越的能力。

政治家们在国际讲坛上可能会千万遍地重述新世界秩序必须是一致地对人权 的尊重，但这个必要性如果不来自对存在奇迹的尊重，不来自对宇宙奇迹的尊重 ，不来自对自然奇迹的尊重，不来自对我们的自身存在这一奇迹的尊重，它就毫 无意义。

只有遵从宇宙秩序权威、遵从造物权威、珍惜作为宇宙与造物的一部分和其 中一员的价值的人，才能真正珍惜自己与邻居的价值从而也真正尊重了他们的权 利。

由此，今日多元文化世界中通往和平共处与创造合作的真正可靠之途必须起 自一切文化的根源，起自比政见、信条、反感与同情深得无以比拟的我们内心与 思维中：它必须植根于自我超越。

二百一十八年前在这座大厦中通过的独立宣言说人权天授。

也许人只有不忘那位授他以自由的主，他才能体验自由。

原载《新语丝》１９９５／１１增刊

（南豪 译 ）

全球化之祸福

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一个全球性的文明里。这一文明并不是简单地基于相似的服式、饮料或商业音乐所制造的持续不斯的噪音，也不是基于国际化的广告；这个全球性的文明是以某些更深层的东西为基础的：由于不断进步的现代观念及其固有的扩张主义，以及直接来自于它的迅速演变的科学，在短短的几十年内，我们的星球就被一种单一的文明所覆盖，这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还是第一次——这种文明基本上是技术性的。

这个世界现在已陷入一个电讯的网络中，这个网络包含著数以百万计的“小丝线或毛细管”，它们不仅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传递各种各样的资讯，而且还传递着一些一体化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行为模式。它们是法律准则和世界上千百亿美元借以流通的渠道，但即使是对那些直接用它们进行交易的人来说，它们仍然是看不见的。

现在人类的生活已经完全地互相联系在一起了，不仅是在资讯的意义上，而且是在一般的意义上。有趣的是，哪怕是新加坡的一个狡诈的普通银行职员，也可以在一次不法交易中令世界另一边的一家银行一夜间破产。这个文明的成就使我们知道了什么是支票、债券、汇票和股票。我们都熟悉ＣＮＮ（有线电视新闻网）和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都知道谁是“滚石”，谁是曼德拉，谁是拉什迪。不仅如此，那些把这种文明如此迅速地整合在一起的“毛细管”，还传递著某些有关人类共存模式的资讯，例如民主政治、尊重人权、法规、市场规律等。这类资讯在不同程度上流通于世界各地，根植于不同的地方。

在现代社会，这种全球文明出现在由欧洲文化，最终由欧美文化占领的土地上。从历史角度看，它是从古典、犹太以及基督教等各种传统的揉合中演变来的。至少，在理论上，它不仅赋予人们进行世界性通讯的能力，而且赋予人们一种协调性的手段去防御诸多的共同危险。它还可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使我们更容易在地球上生活，它向我们敞开了迄今尚未探知的地平线，即我们对于自已的认识和对于我们生活其中的世界的认识。

然而，有一点东西似乎不大对劲。

我想集中谈谈在这种全球文明的背景下威胁我们人类的危险因素的来源，这些危险因素又常常是直接由这种全球文明引发的。我尤其要谈谈对抗这些危险因素的途径。

按我的理解，我们今天面对的很多问题都有它们的根源，尽管这种全球文明无所不在，但恕我直言，它在人类知识的总数中却无异于沧海一粟。这种文明有时是无限地新鲜、年轻和脆弱的，而人类精神是在没有基本改变自身的情况下忙乱地欣然接受它的。人类是通过数千年的漫长历史，以各种各样的文明和文化演进的，这些文明和文化以多种多样的方式逐渐形成我们的思想习惯和我们与世界的关系、以及我们接受和承认的行为模式和价值。从本质上说，这种新鲜、单一的世界文明表皮仅仅覆盖或掩藏了众多文化、民族、宗教世界、历史传统以及在漫长历史中形成的各种态度，所有这些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被它“遮住”了。与此同时，即使世界文明这一沧海一粟扩张开来，这“底下”的人性、这被遮蔽的厚度，依然越来越明显地在要求被倾听和获得生存的权利。

因此，尽管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日益接受全球文明的各种新习惯，另一种矛盾进程也同时存在著：各种古老的传统正在复兴，不同的宗教和文化正在意识到存在的各种新方式，寻求生存的新空闲，带著日益炽烈的热情挣扎著要实现对它们来说是独特的东西和使它们有别于其他的东西。最终它们寻求赋予它们的个性一种政治表达。

人们经常说，在我们的时代，每一个山谷都在呼唤它自身的独立，甚至不惜为此而战。很多国家，或至少它们的一些部分，都在与现代文明或其主要维护者作斗争，要求取得崇拜它们古老神祗和遵循古老神圣禁令的权利。它们使用它们所反对的文明提供的武器来进行它们的斗争。它们诉诸雷达、电脑、激光、神经毒气甚或有朝一日诉诸核武器——这些产品全部来自它们反对的那个世界——来帮助保卫它们的古老传统，对抗现代文明的侵蚀。这一文明中与这些技术发明不同的另一些产品，例如民主或人权观念，在世界很多地方却不被接受，因为它们被视为对本地传统怀有敌意。

换句话说，欧美世界已经给地球的其他部分装备了这样一些器械，这些器械不仅可以有效地摧毁恰恰是这些器械和其他东西赖以发明出来的文明的价值，而且可以残害人们一起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能力。

这一切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我相信，这一事态清楚地包含一种不仅对欧美世界而且对当今整个文明的挑战。它是对这种开始把自己当成多元文化和多极文明来加以理解的文明的挑战，这种文明的意义不是要削弱不同领域的文化的个性，而是要使它们更完全地成为它们自己。要达到这点，甚至要想到这点，我们都必须接受一种相互共存的基本准则，一种我们能够分享的起码的共识，这样我们才有可能继续生活在一起。然而，如果这样的准则仅仅是紧接著将之强加在别人身上的少数人的产品，那么它就毫无站得住脚的机会。

这个准则必须是每个人的真实意愿的体现，必须是从深藏于我们共同的全球文明皮肤之下的真实精神根源中生长出来的。如果这个准则仅仅是通过这一皮肤的毛细管散发出来的，像可口可乐广告那样作为一种商品由某些人提供给其他人，那么这个准则就很难期望以任何根本或普遍的方式维持下去。

但是人类有能力承受这种事业吗？难道它不是一个毫无希望的虚幻理想吗？难道我们不是已经丧失了对我们命运的控制，以致于我们注定要在各种文化之间、在更可怕的高科技冲突中逐渐灭绝了吗——只要看看我们所面临的灾难，不管是生态灾难、社会灾难或人口灾难，或是面对由我们这样的文明所引发的各种危险时，我们表现出来的那种无力合作的致命弱点，不就很清楚了吗？

我不知道，但我没有失去希望。我没有失去希望，因为我一再获得这样的信念，认为潜伏在我们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文化的最深根源中，有著一种本质上的相似性，它是可以创造的，如果确实存在著把它创造出来的意志的话；这种相似性是一个真正的团结的起点，可以成为那种人类共存的新准则的基础，牢牢维系于人类各种传统的伟大多样性之中。

难道我们不是在大部分宗教和文化的基础中找到共同的因素，例如尊重那些超越我们的事物，不管是生命的秘密还是高高在上的道德秩序，尽管这些宗教和文化有看一千零一种不同的形式？难道我们不是有某些来自天堂，或来自大自然，或来自我们自己内心的训令吗？难道我们不是相信我们的行为将在我们死后长存吗？难道我们不是尊重我们的邻居、尊重我们的家庭、尊重某种大自然的权威吗？难道我们不是尊重人的尊严和大自然吗？难道我们不是都有一种孤独感和对好意来访的客人慷慨相待吗？

难道这种古老的共同本源或我们不同精神的人类根源，不都是人类对同一种现实的不同理解，而它可真正使具有不同文化的民族聚集在一起吗？

难道这种典型灵性的基本戒律，与哪怕是一个无宗教信仰的人也可能不知不觉地认为是适当和有意义的事物，不是相一致的吗？

当然，我不是说现代人非得要崇拜古代神祗、接受他们早已放弃了的仪式。我说的是另一回事，我们必须理解我们灵性的各种形式之间深层的关连和纽带。我们必须集合我们根源性的精神和道德实质，它是从相同的人类基本经验中生长出来的。我相信，这是达到真正恢复我们对自身和对世界的责任感的唯一途径。与此同时，这也是达到各种文化进一步互相理解的唯一途径，从而使它们能够以一种真正普遍的方式进行合作，为世界创造一种新秩序。

我们都知道，涵括现代世界和人类意识的全球文明这沧海一粟具有双重特质，给每跨出的一步、给它作为基础或它所宣传的价值带来疑问。这种文明所达到的成千上万的蔚为其观的成就，如此出色地为我们工作和丰富我们，同样也可以耗尽、缩减和摧毁我们的生活，并且经常如此。这些创造物有很多不但没有服务人们，反而奴役人们。不但没有帮助人们突出他们的身份，反而淹没他们的身份。几乎每一项发明或发现——从原子的分裂到ＤＮＡ（脱氧核糖核酸）的发现、到电视和电脑——都可以掉转过来对付我们和伤害我们。如今以一次空袭来全面摧毁一个大都市，要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容易得多了。在现今这个电视时代，像希特勒或斯大林这类狂人要糟塌整个民族也比以前轻易得多了。人类历史上可有过像我们现在这样拥有在短短数十年间改变地球气候、耗尽地球矿物资源或其丰富的动物群和植物群的能力？而现在恐怖分子手中拥有的毁灭潜力又比本世纪初大了多少？

在我们的纪元，似乎人类头脑那理性的一半，那进行所有这些在道德上中立的发现的理性的一半，现在已经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而那另一半，那原应该用来确保这些发现能够真正为人类服务而不是毁灭人类的一半，却被灾难性地抛在背后。

是的，我离开对全球现代文明的思考，而转到人类责任的主题上，后者似乎跟不上文明，无法阻止它掉过头来对抗人类。彷佛世界已变得太难以让我们应付。

我们没有回头路可走。只有做梦的人才会相信可以通过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截断文明的进程来达成解决。即将来临的年代的主要任务是有所不同的：急切恢复我们的责任感。我们的良心一定要跟上我们的理性，否则我们就会迷失。

我的基本信念是，只有一条途径可以达到这点：我们必须抛开我们自私自利的人类中心论，抛开我们把自己视为宇宙的主人、能够为所欲为的习惯。我们必须发现一种新的、对那些超越我们的事物的尊敬：对宇宙的尊敬、对地球的尊敬、对大自然的尊敬、对生命的尊敬和对现实的尊敬。我们对其他民族的尊敬、对其他国家和其他文化的尊敬，只能产生于对宇宙秩序的谦逊的尊敬，产生于意识到我们是它的一部分，意识到我们与其共生死，意识到我们所做的并没有白做，而是变成生命永恒记忆的一部分，并在那里受到裁决。

因此，人类前途的另一条更好的去路是明显地存在著的，以一种精神特质浸透著我们的文明。这不仅需要理解其多元文化的本质，并为创造基于各种文化深处的共同根源的世界新秩序寻找灵感，而且需要欧美文化领域——它创造这一文明并让人类知道其毁灭性的骄傲——回到它自身的精神根源并在探索新的人性的过程中，为世界其他地区树立榜样。

对这种形态作出总体的观察显然不难，并且一点也不新鲜或具有革命性。现代人善于描述危机和描述由我们构成并要我们承担责任的世界的苦难，但我们却较难称心地使事物井井有序。

那么应该做哪些具体的事呢？

我不相信某些普遍的方法或灵药。我并不主张卡尔·波珀所谓的“整体社会工程”，主要是因为，我大部分成人时间都不得不生活在由企图创造整体马克思主义乌托邦造成的环境里。对于这方面的努力我是知道得太多了。

然而，这并不能使我不去思考寻求创造更好的世界的责任。

显然，要唤醒人们对世界的新的责任感是不容易的，这是一种表现得好像要永远活在地球上的能力，一种有一天要就其状况作出回答的能力。谁也不知道，倒底人类要经历多少可怕的灾变后，这种责任感才会得到普遍的接受。但这并不意味著那些希望为此而努力的人不能立即著手。这是教师、教育家、知识分子、牧师、艺术家、企业家、新闻从业员、活跃于各种公共生活中的人们的伟大任务。

这尤其是政治家的任务。

即使在最民主的情况下，政治家的影响力也是巨大的，也许比他们自己意识到的更巨大。这种影响力并不一定来自他们的实际职能，因为他们的实际职能无论怎么说也是有限的。它来自于别的，来自于他们的魅力对公众产生的无意识影响。

我想，当前这一代政治家的主要任务不是透过他们所做的决定或他们在电视上的笑容来讨公众的欢心；不是继续嬴得选举和确保他们的地位。他们的角色是有所不同的，就是要履行他们对我们世界的长远前景的责任，从而以他们的一言一行在公众心目中坚立榜样。他们的责任是勇敢地进行前瞻性的思考，不怕失宠于群众，让他们的行动浸透著一种精神特质（这当然与宗教仪式那种讲究排场不是一回事），去一再向公众和他们的同行解释，政治绝不仅仅是反映个别团体或游说集团的利益。当然，政治是一种为社群服务的事业，这意味著它是实践中的道德。难道政治家们在全球（及全球受威胁的）文明中寻找自身的全球政治责任，也就是说，为人类的生存负起责任，不是比单纯服务社群和实践道德要好得多吗？

我不相信一个政治家走上这条风险的路会不可避免地危及他的政治前途。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它假设市民是傻瓜，而政治家靠玩弄这个傻瓜取得成功。事情并非如此。每个人都休眠著一种良心，休眠著某种神圣的东西。我们就是要对它寄以信任。

不言而喻，那些拥有最强大的国家和影响力的人也担负著最伟大的责任。不管喜欢与否，美国现在担负著指导我们世界要走的方向的最伟大的责任。因此，美国应对它的责任作出最深刻的反省。

美国从未还清孤立主义的债务。要是它早点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也许它就不必付出像它实际上遭受的伤亡那样的代价。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希特勒准备入侵捷克的时候，西方民主国家暴露出它们缺乏勇气，美国总统致函捷克总统，恳求他与希特勒达成某种协议。要是这位总统不哄骗自己和整个世界相信可与这个狂人达成协议，要是他反过来作出威胁的姿态，也许第二次世界大战就不会发生，千千万万的美国青年也就不必战死沙场。

同样地，就在那场战争结束之前，如果那位怎么说也是一位杰出人物的美国总统斩钉截铁地向斯大林瓜分世界的决定说一声“不”，也许花费美国千百亿美元的冷战也不会发生。我恳求你们，不要再重犯这些错误！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你们根本就没有逃避责任的余地。

现在的问题还不只是反对有人想再次把世界分成利益集团，或征服与他们不同、比他们弱小的人那么简单。现在的问题是拯救人类，也就是要把现代文明当成多元文化和多极文明来理解；要把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人类文化尤其是我们自己的文化精神根源；要从这些根源吸取力量，勇敢而高尚地创造世界新秩序。

在各民族和各种文明、文化及宗教之间共存的问题上，有一个伟大的机会是我们应当把握井把它发挥至极限的，这就是超民族或宗教社群的出现。迄今，世界上有很多这类社群，它们具有多样化的特色和不同程度的一体化。我相信这种近似性。我相信存在于民族国家与世界社会之间的机体，这些机体可作为全球沟通和合作的重要媒介。我相信，在一个我所说的每座山谷都渴望独立的世界，这种迈向一体化的趋势必须获得最有力的支持。然而，这些机体切不可成为仅仅是为一体化而一体化的体现，它们必须是使每一宗教每一民族，既可以成为自身又可以与其他宗教和民族合作的众多工具之一。也就是说，它们必须是这样一种工具:使那些在地理上、种族上、文化上和经济上相近并且有共同安全利益的国家和民族能够形成联盟，从而改善彼此之间以及与世界的沟通。与此同时，所有地区社群必须克服这种恐惧，即以为其他杜群都在针对它们。

还有另一股力量，它对普遍心态的影响与政治家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这股力量就是大众传播。

我是到了命运把我推入高层政治的王国里之后，才充分地认识到媒体的双重威力的。双重影响力并本媒体独有。它仅是我已谈及的当今文明双重属性的一个组成部分或一种体现。

多亏有了电视，全世界一夜之间发现有个叫做卢旺达的国家，那里的人民正在遭受难以置信的痛苦；多亏有了电视，它使我们有可能向那些受苦的人提供至少一点儿帮助；多亏有了电视，全世界在数秒之内就被发生于奥克拉荷马城的大爆炸所震惊，同时明白，那是对所有人的一次重大警告；多亏有了电视，全世界都知道有一个获得国际承认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国家，并知道从世界承认这个国家的那一刻开始，国际社会就在徒劳地试图按照一些从未被任何人承认为任何人的合法代表的军阀们的意愿、将这个国家分裂成一些奇形怪状的小国。

这是当今大众传播，或者说，那些采集新闻的人的神奇的一面。人类感谢那些勇敢的记者，他们甘愿冒生命危险去那些有悲剧发生的地方，以唤醒世界的良心。

然而，电视也有其不那么神奇的另一面，即它仅仅陶醉于世界的各种恐布事件中，或无可饶恕地使这些恐怖事件变成老生常谈，或迫使政治家首先变成电视明星。但是哪里有谁白纸黑字地写明，某个人在电视上表现出色，就意味著他政绩骄人？我不能不震惊于电视导演和编辑怎么摆布我，震惊于我的公众形像怎样更多地依赖于他们而不是依赖于我自已；震惊于在电视上得体地微笑或选择一条合适的领带是多么重要；震惊于电视怎样强迫我以调侃、口号或恰到好处的尖刻，来尽量贫乏地表达我的思想；震惊于我的电视形像可以多么轻易地被弄得与我的真人似乎风牛马不相及。我对此感到震惊，同时担忧它不会有什么用处。我认识一些只懂得以电视摄影机的方式来看自已的政治家。电视就是这样剥夺他们的个性，使他们变成有点像他们以前的自己所制造的电视影子。我有时候甚至怀疑他们睡觉的姿态是不是也像电视里那样象模象样。

我并非因电视或报章扭曲或忽略了我的话，或把我编辑成一头怪兽，而感到愤慨。当我明白了一名政治家的浮沉往往更多地依赖于它们而不是政治家本身时，我并不对媒体感到愤怒。引起我兴趣的是别的事情，是那些掌握大众传播媒介的人的责任。他们也要承担对世界的责任和对人类未来的贡任。就像原子的分裂能够以千百种方式无穷尽地丰富人类，同时也能够以毁灭来威胁人类一样，电视也可以有善恶两种结果。它快速、富于暗示，且能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传播理解、人性、人类团结和灵性的精神，它又可麻醉整个民族以至各大洲。就像我们对原子能的利用端赖于我们的责任感一样，恰当地利用电视的进入千家万户和每个人心灵的威力，也端赖于我们的责任感。

我们的世界是否能够避过当今所有威胁它的东西而获救，尤其端赖于我们人类能否诉诸理智，端赖于他们能否理解他们的责任的重要性以及发现一种牵涉到每一个生灵的新关系。世界就掌握在我们手中。然而有些人对它的命运的影响力要比其他人强大。一个人的影响力愈大——无论是政治家还是电视主持人——他们所要承担的责任感也就愈大，他们仅仅顾及个人利益的考虑也就应愈小。

人权高於国家主权

1999年4月29日 在加拿大国会的演说

尊敬的总理、参议长、众议长、参议员、众议员，各位来宾：

能在这里演说，我的确感到非常荣幸。我愿借此机会就国家及其可能在未来的地位说一些看法。

所有迹象表明，作为每个民族共同体的发展顶峰与人类的最高价值----事实上这是可以为其杀人或值得为它而死的唯一价值----的民族国家，已经越过了其最高顶点而开始走下坡路。

若干代追求民主人士所从事的启蒙事业，两次世界大战的可怕经历，对於制订世界人权宣言以及人类文明的全面发展，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似乎正逐渐使人类认识到，人比某一国家更为重要。

在当今世界，国家主权的偶像一定会逐渐消解。当今这个世界透过在商业、金融、财产，直到信息方面的数以百万计的整合性联系，将各国人民联为一体；这种联系还提供了各种普遍观念和文化模式。而且，在当今的世界，对一些人的危险会立即影响到其他所有人；由於许多原因，特别是由於科学技术的巨大进展，我们各自的命运已融合为一种单一的命运；无论我们喜欢与否，我们都要对发生的一切承担责任。

显然，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盲目热爱自己的国家，把爱国置於至高无上地位，仅仅因为它是自己国家而为它的任何行动寻找借口，仅仅是因为不是自己国家而反对其他国家的任何行动，这种爱国必然变成一种危险的时代颠倒，一种产生冲突的温床，最终会成为无数人类苦难的源泉。

我认为，在下一个世纪，大多数国家将开始从那种类似邪教团体的、诉诸情感的实体，转变为更为简单的、公民享有更多管理权力的单位。这种单位将拥有较小的权力，但它更富於理性，它仅仅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社会自我管理的全球组织的层次之一。这种转变，要求我们逐渐抛弃那种互不干预的观念，即那种认为其他国家发生的事，其他国家对人权尊重与否，与己无关的观念。

谁来承担现在由国家行使的多种功能呢？

首先来看国家在诉诸情感方面的功能。我认为，这些功能将被更平等地分配给组成人类同一性的多层次的领域，即人类活动於其中的多层次领域，也就是我们看作自己家园或自然界的各种领域，家庭、公司、村庄、城镇、地区、专业、教会、协会，以及我们所在的大陆和我们居住的行星----地球。所有这些组成我们的自我认同的多种环境。而且，迄今已膨胀过度的我们与自己国家间的连系如果受到削弱，这必定有利於其他领域。

至於国家的实际职责与法律制度，可以向上和向下转移。向下转移是指国家应该把其现行的许多职权，逐步转移给公民社会的各种组织和机构。向上转移是指国家把其许多职权，转移给各种地区性的、跨国的和全球性的团体和组织。这种职权转移现已开始进行。在某些地区，这种转移已走得相当远；在另一些地区则进展较小。

然而，由於许多原因，这种发展趋势必须沿著这条道路继续发展下去。如果界定现代民主国家的特徵，通常包括尊重人权和自由、公民平等、法治和公民社会，那麽作为人类未来目标的这种生存方式，或者人类为自己的生存而应该朝著它前进的生存方式，也许可以被界定为一种以世界性或全球性的尊重人权、世界性的公民平等、世界性的法治和全球性的公民社会为基础的生存方式。

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伴随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国家的地理边界，即其疆界的确定。无数的因素，包括种族的、历史的、文化的因素，地理因素，权力利益，以及整个文明状态，都在其中起著重要作用。

建立地区性或跨国性的更大共同体，有时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这种问题可能从加入共同体的民族国家那里继承而来。我们应该用一切力量来保护这一自我界定的过程不会像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那麽痛苦。

例如，加拿大和捷克现在是同一防御性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这是一个具有历史重要意义的发展过程，即北约扩展到中欧和东欧国家的结果。这一过程的重要性在於，它是为了打破铁幕、在真实上而不仅在口头上废除雅尔塔协议，所迈出的真正严肃的、历史上不可逆转的第一步。

众所周知，这一扩展过程远非容易，而且是在两极对立的世界结束十年後才成为现实。进展如此困难的原因之一，是由於俄罗斯联邦的反对。他们对此不理解而且十分担心：为何西方要向俄罗斯附近国家扩展，而不接纳俄罗斯？如果我在此刻撇开所有其他动机，俄罗斯的这种态度暴露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即俄罗斯世界或东方世界对自己的地理疆界不清楚。北约与俄罗斯结成夥伴的前提条件是：地球上存在著两个对等的强大实体，即欧洲-大西洋实体和广袤的欧洲-亚洲实体。这两个实体可以而且必须相互携手合作，这对全世界有利。但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双方都意识到自己的身份，都知道自己的范围在何处。在这个问题上，俄罗斯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就遇到某些困难，并把这些困难带到现今世界，而在现今世界，地理边界不再涉及民族国家，而是涉及文化和文明的地区和区域。的确，俄罗斯有许多与欧洲--大西洋或西方相联系的东西，但如同拉丁美洲、非洲、远东、其他地区或大陆，俄罗斯也有许多与西方不同的东西。世界的各地区存在著差别，这一事实并不意味著有些地区比另一些地区更有价值。它们是互相平等的。它们仅仅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但不相同□不意味著可耻。俄罗斯在一方面认为自己是一个实体，是一个应该受到特殊对待的全球强国；另一方面，它又因为自己被看成是一个独立实体，一个很难成为另一实体之组成部分的实体，而感到不舒服。

俄罗斯正在逐渐习惯北约的扩展，有一天它会完全习惯这种扩展。我们希望，这将不仅是恩格斯所谓的被认识到的必然性的一种表现，而且是新的更深刻的自我理解的一种表现。在这个多元文化、多极化的新环境里，正如其他国家必须学会重新界定自己，俄罗斯也必须这样作。这不仅意味著，它不能永远以自大狂或自恋来代替自然的自信心，而且意味著它必须认识到何处是自己的疆界。例如，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广袤无边的西伯利亚，属於俄罗斯；而小小的爱沙尼亚就不属於并永远不属於俄罗斯。而且，如果爱沙尼亚属於北约或欧盟所代表的世界，俄罗斯必须理解和尊重这一点，而不应把这看成是一种敌意的表现。

只要人类能经受人类为自己准备备的所有危险的考验，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将是一个以平等为基础的，人类在范围更大的、有时甚至覆盖整个大陆的跨国组织内更密切合作的世界。为了使这个世界变成现实，人类文明的各种实体、文化或领域必须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身份，了解自己与别人的差异所在，认识到这种差异性不是一种障碍，而是对人类全球财富的一种贡献。当然，那些对自己的差异性抱优越感的人也必须认识到这一点。

联合国是所有国家和跨国实体能坐在一起平等讨论、并做出决定影响整个世界的最重要组织之一。联合国如果要成功地完成廿一世纪赋予它的任务，必须做重大改革。

联合国的最重要机构安理会，不能继续维持它刚开始成立时的状况。相反，它必须公正合理地反映今日的多极化世界。我们必须思考，某一个国家是否一定有权否决其他各国的共同决定。我们必须考虑，许多重要而强大的国家在安理会内没有代表权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探索轮流性的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等制度问题。我们还必须减少整个联合国庞大机构的官僚主义，提高其工作效率。我们必须讨论如何才能使联合国机构，特别是其全体大会的决策过程具有真正的弹性。

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使地球上所有居民确实将联合国看成是自己的组织，而不只是一个由各国政府组成的俱乐部。最关键一点是，联合国应该是为地球上全体人类而不是为了个别国家谋利益。因而，联合国的财务程序，会员国申请程序和审批程序，也许应该加以改革。这并不是要剥夺国家的权力并以某种庞大的全球之国取而代之，而是不能让一切事务都一定要而且只能通过国家及其政府来处理。正是为了人类的利益，为了人权、自由以及一般意义上的生命的利益，应该存在多种渠道，使世界领袖的决策到达公民，并使公民达到世界领袖。多种渠道意味著更多的平衡和更广阔的相互监督。

显然，我不是在反对国家机构。一国的首脑在另一国的国会演讲时宣传国家应该废除，这是相当荒谬的。但我讲的是其他问题。我讲的是，事实上存在著一种高於国家的价值。这种价值就是人。众所周知，国家要为人民服务的而不是与此相反。公民服务於自己国家的唯一理由，是因为对於国家为所有公民提供良好服务而言，公民的服务非常必要。人权高於国家权利。人类自由是一种高於国家主权的价值。就国际法体系而言，保护单个人的国际法律优先於保护国家的国际法律。

在当今世界，如果我们各自的命运已融合成单一的一种命运，如果任何人都应对全人类的未来负责，那麽，任何人，任何国家，都不应拥有限制人民履行自己职责的权利。各国的外交政策应该逐渐脱离那种常见的构成其核心的东西，即自己国家的利益，自己国家外交政策的利益，因为这类利益倾向於分裂而不是团结人类。确实，人人都有某种利益，这是完全自然的，没有理由认为我们应该抛弃自己的合法权利。但有一种东西高於我们的利益，这就是我们信奉的原则。这些原则能团结我们而不是分裂我们。而且，这些原则是衡量我们的利益是否具有合法性的标尺。许多国家的教义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而坚持某原则，这种说法站不住脚。原则必须为了其自身而被尊重或坚持。就原则而言，利益应该来源於原则。例如，如果我说，为了捷克的利益才需要有公平合理的世界和平，这是不对的。我应该说，必须有公平合理的世界和平，而捷克的利益必须服从於它。

北约正在进行一场反对米洛谢维奇的种族灭绝统治的战争。这既非一场可以轻易获胜的战争，也非一场人人拥护的战争。对於北约的战略战术，人们可能存在著不同观点。但任何具有正常判断力的人都不能否认一点：这可能是人类并非为了利益、而是为了坚持某种原则和价值所进行的第一场战争。如果可以这样评价战争的话，那麽这确实是一场合乎道德的战争，一场为了道德原因而打的战争。科索伏没有可以使某些人感兴趣的油田，任何北约成员国对科索伏没有任何领土要求，米洛谢维奇也没有威胁任何北约成员国或其他国家的领土主权。尽管如此，北约却在打仗，正在打一场代表人类利益、为了拯救他人命运的战争，因为正派的人不能对国家领导下的系统性地屠杀他人坐视不管。正直的人绝不能容忍这种事，而且，绝不能在能够救援的情况下而不施援手。

这场战争将人权置於优先於国家权利的地位。北约对南斯拉夫的攻击没有获得联合国的直接授权。但北约的行动并非出於肆无忌惮、侵略性或不尊重国际法。恰恰相反，北约的行动是出於对国际法的尊重，出於对其地位高於保护国家主权的国际法的尊重，出於对人权的尊重，因为人权是我们的良心及其他国际法律所明确阐明的。

我认为，这场战争为未来立下了一个重要的先例，它已明确宣告，不允许屠杀人民，不允许将人民驱离家园，不允许虐待人民，不允许剥夺人民的财产。它还表明，人权不可分割，对一些人不公正也就是对所有人的不公正。……

过去我曾经多次思索，为何人拥有的某种权利高於其他任何权利。我得到的结论是，人权、人的自由和人的尊严深深地置根於地球世界之外。它之所以得到这种地位是因为在某些环境下，人类自觉地而不是被迫地把它看成是一种重於自己生命的价值。因而，这些观念只有以无限空间和永恒时间为背景才有意义。我坚信，我们的所有行动，无论它们是否与我们的良心相和谐，其真实价值最终将在某个超出我们视线的地方接受检验。如果我们感觉不到这一点，或者下意识地怀疑这一点，我们将一事无成。

对於国家及其在未来可能扮演的角色，我的结论是：国家是人的产物，而人是上帝的产物。

全球文明、多元文化、大众传播与人类前途

不久前的一个黄昏，我坐在一个位於水边的户外餐厅里。我的椅子和布拉格伏尔塔瓦河边那些餐厅里的椅子几乎一模一样。餐厅里正在播放大多数捷克餐厅都时常播放的相似的摇滚乐。我看到了我在老家所熟悉的广告。尤有甚者，我周围那些年轻人也穿著相似的衣服，喝著看上去相似的饮料，他们的行为与他们布拉格的同代人一样随便。只有他们的肤色和面貌是不同的——我是在新加坡。

我坐在那里一再思考这个问题——不知思考了多少次——我明白了一个几乎是平庸的真理，即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一个全球性的文明里。这一文明并不是简单地基於相似的服式、饮料或商业音乐所制造的持续不断的噪音，也不是基于国际化的广告；这个全球性的文明是以某些更深层的东西为基础的：由于不断进步的现代观念及其固有的扩张主义，以及直接来自於它的迅速演变的科学，在短短的几十年内，我们的星球就被一种单一的文明所覆盖，这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还是第一次——这种文明基本上是技术性的。

这个世界现在已陷入一个电讯的网络中，这个网络包含着数以百万计的“小丝线或毛细管”，它们不仅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传递各种各样的资讯，而且还传递着一些一体化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行为模式。它们是法律准则和世界上千百亿美元借以流通的渠道，但即便是对那些直接用它们进行交易的人来说，它们仍然是看不见的。

现在人类的生活已经完全地互相联系在一起了，不仅是在资讯的意义上，而且是在一般的意义上。有趣的是，既然我已经提到了新加坡，我不妨顺便向你们说明这点，即哪怕是新加坡的一个狡诈的普通银行职员，也可以在一次不法交易中令世界另一边的一家银行一夜间破产。这个文明的成就使我们知道了，什麽是支票、债券、汇票和股票。我们都熟悉CNN(有线电视新闻网)和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都知道谁是“滚石”，谁是曼德拉，谁是拉什迪。不仅如此，那些把这种文明如此迅速地整合在一起的“毛细管”，还传递着某些有关人类共存模式的资讯，例如民主政治、尊重人权、法规、市场规律等。这类资讯在不同程度上流通於世界各地，根植於不同的地方。

在现代社会，这种全球文明出现在由欧洲文化、最终由欧美文化占领的土地上。从历史角度看，它是从古典、犹太以及基督教等各种传统的揉合中演变来的。至少，在理论上，它不仅赋予人们进行世界性通讯的能力，而且赋予人们一种协调性的手段去防御诸多的共同危险。它还可以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使我们更容易在地球上生活，它向我们敞开了迄今尚未探知的地平线，即我们对於自己的认识和对於我们生活其中的世界的认识。

然而，有一点东西似乎不大对劲。

请允许我利用这个礼仪场合就一个问题进行片刻的沉思。这是我很费心思去探讨的问题，也是我经常在类似场合提出的问题。今天我想集中谈谈在这种全球文明的背景下威胁我们人类的危险因素的来源，这些危险因素又常常是直接由这种全球文明引发的。我尤其要谈谈对抗这些危险因素的途径。

按我的理解，我们今天面对的很多问题都有它们的根源，尽管这种全球文明无所不在，但恕我直言，它在人类知识的总数中却无异於沧海一粟。这种文明有时是无限地新鲜、年轻和脆弱的，而人类精神是在没有基本改变自身的情况下忙乱地欣然接受它的。人类是通过数千年的漫长历史，以各种各样的文明和文化演进的，这些文明和文化以多种多样的方式逐渐形成我们的思想习惯和我们与世界的关系、以及我们接受和承认的行为模式和价值。从本质上说，这种新鲜、单一的世界文明表皮仅仅覆盖或掩藏了众多文化、民族、宗教世界、历史传统以及在漫长历史中形成的各种态度，所有这些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被它“遮住”了。与此同时，即使世界文明这一沧海一粟扩张开来，这“底下”的人性、这被遮蔽的厚度，依然越来越明显地在要求被倾听和获得生存的权利。

因此，尽管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日益接受全球文明的各种新习惯，另一种矛盾进程也同时存在著：各种古老的传统正在复兴，不同的宗教和文化正在意识到存在的各种新方式，寻求生存的新空间，带著日益炽烈的热情挣扎著要实现对它们来说是独特的东西和使它们有别於其他的东西。最终它们寻求赋予它们的个性一种政治表达。

人们经常说，在我们的时代，每一个山谷都在呼唤它自身的独立，甚至不惜为此而战。很多国家，或至少它们的一些部分，都在与现代文明或其主要维护者作斗争，要求取得崇拜它们古老神祗和遵循古老神圣禁令的权利。它们使用它们所反对的文明提供的武器来进行它们的斗争。它们诉诸雷达、电脑、激光、神经毒气甚或有朝一日诉诸核武器——全部是它们挑战的世界的产品——来帮助保卫它们的古老传统，对抗现代文明的侵蚀。这一文明中与这些技术发明不同的另一些产品，例如民主或人权观念，在世界很多地方却不被接受，因为它们被视为对本地传统怀有敌意。

换句话说，欧美世界已经给地球的其他部分装备了这样一些器械，这些器械不仅可以有效地摧毁恰恰是这些器械和其他东西赖以发明出来的文明的价值，而且可以残害人们一起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能力。

这一切之后会发生什麽事？我相信，这一事态清楚地包含一种不仅对欧美世界而且对当今整个文明的挑战。它是对这种开始把自己当成多元文化和多极文明来加以理解的文明的挑战，这种文明的意义不是要削弱不同领域的文化的个性，而是要使它们更完全地成为它们自己。要达到这点，甚至要想到这点，我们都必须接受一种相互共存的基本准则，一种我们能够分享的起码的共识，这样我们才有可能继续生活在一起。然而，如果这样的准则仅仅是紧接着将之强加在别人身上的少数人的产品，那麽它就毫无站得住脚的机会。这个准则必须是每个人的真实意愿的体现，必须是从深藏於我们共同的全球文明皮肤之下的真实精神根源中生长出来的。如果这个准则仅仅是通过这一皮肤的毛细管散发出来的，像可口可乐广告那样作为一种商品由某些人提供给其他人，那麽这个准则就很难期望以任何根本或普遍的方式维持下去。

但是人类有能力承受这种事业吗？难道它不是一个毫无希望的虚幻理想吗？难道我们不是已经丧失了对我们命运的控制，以致于我们注定要在各种文化之间、在更可怕的高科技冲突中逐渐灭绝了吗——只要看看我们所面临的灾难，不管是生态灾难、社会灾难或人口灾难，或是面对由我们这样的文明所引发的各种危险时，我们表现出来的那种无力合作的致命弱点，不就很清楚了吗？

我不知道，但我没有失去希望。我没有失去希望，因为我一再获得这样的信念，认为潜伏在我们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文化的最深根源中，有著一种本质上的相似性，它是可以创造的，如果确实存在著把它创造出来的意志的话；这种相似性是一个真正的团结的起点，可以成为那种人类共存的新准则的基础，牢牢维系於人类各种传统的伟大多样性之中。

难道我们不是在大部分宗教和文化的基础中找到共同的因素，例如尊重那些超越我们的事物，不管是生命的秘密还是高高在上的道德秩序，尽管这些宗教和文化有着一千零一种不同的形式？难道我们不是有某些来自天堂，或来自大自然，或来自我们自己内心的训令吗？难道我们不是相信我们的行为将在我们死后长存吗？难道我们不是尊重我们的邻居、尊重我们的家庭、尊重某种大自然的权威吗？难道我们不是尊重人的尊严和大自然吗？难道我们不是都有一种孤独感和对好意来访的客人慷慨相待吗？

难道这种古老的共同本源或我们不同精神的人类根源，不都是人类对同一种现实的不同理解，而它可真正使具有不同文化的民族聚集在一起吗？

难道这种典型灵性的基本戒律不是与哪怕是一个无宗教信仰的人也可能不知不觉地认为是适当和有意义的事物相一致的吗？

当然，我不是说现代人非得要崇拜古代神祗和接受他们早已放弃了的仪式。我说的是另一回事，我们必须理解我们灵性的各种形式之间深层的关连和纽带。我们必须集合我们根源性的精神和道德实质，它是从相同的人类基本经验中生长出来的。我相信，这是达到真正恢复我们对自身和对世界的责任感的唯一途径。与此同时，这也是达到各种文化进一步互相理解的唯一途径，从而使它们能够以一种真正普遍的方式进行合作，为世界创造一种新秩序。

我们都知道，涵括现代世界和人类意识的全球文明这沧海一粟具有双重特质，给每跨出的一步、给它作为基础或它所宣传的价值带来疑问。这种文明所达到的成千上万如此出色地为我们工作和丰富我们的蔚为其观的成就，同样也可以耗尽、缩减和摧毁我们的生活，并且经常如此。这些创造物有很多不但没有服务人们，反而奴役他们。不但没有帮助人们突出他们的身份，反而淹没他们的身份。几乎每一项发明或发现——从原子的分裂到DNA(脱氧核糖核酸)的发现到电视和电脑——都可以掉转过来对付我们和伤害我们。如今以一次空袭来全面摧毁一个大都市要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容易得多了。在现今这个电视时代，像希特勒或斯大林这类狂人要糟塌整个民族也比以前轻易得多了。人类历史上可有过像我们现在这样拥有在短短数十年间改变地球气候、耗尽地球矿物资源或其丰富的动物群和植物群的能力？而现在恐怖分子手中拥有的毁灭潜力又比本世纪初大了多少？

在我们的纪元，似乎人类头脑那理性的一半，那进行所有这些在道德上中立的发现的理性的一半，现在已经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而那另一半，那原应该用来确保这些发现能够真正为人类服务而不是毁灭人类的一半，却被灾难性地抛在背后。

是的，我老是离开我发言开始时讲到的对全球现代文明的思考，而转到人类责任的主题上，后者似乎跟不上文明，无法阻止它掉过头来对抗人类。彷佛世界已变得太难以让我们应付似的。

我们没有回头路可走。只有做梦的人才会相信可以通过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截断文明的进程来达成解决。即将来临的年代的主要任务是有所不同的：急切恢复我们的责任感。我们的良心一定要跟上我们的理性，否则我们就会迷失。

我的基本信念是，只有一条途径可以达到这点：我们必须抛开我们自私自利的人类中心论，抛开我们把自己视为宇宙的主人、能够为所欲为的习惯。我们必须发现一种新的、对那些超越我们的事物的尊敬：对宇宙的尊敬、对地球的尊敬、对大自然的尊敬、对生命的尊敬和对现实的尊敬。我们对其他民族的尊敬、对其他国家和其他文化的尊敬只能产生於对宇宙秩序的谦逊的尊敬，产生於意识到我们是它的一部分，意识到我们与其共生死，意识到我们所做的并没有白做，而是变成生命永恒记忆的一部分，并在那里受到裁决。

因此，人类前途的另一条更好的去路是明显地存在著的，以一种精神特质浸透著我们的文明。这不仅需要理解其多元文化的本质，并为创造基於各种文化深处的共同根源的世界新秩序寻找灵感，而且需要欧美文化领域——它创造这一文明并让人类知道其毁灭性的骄傲——回到它自身的精神根源并在探索新的人性的过程中，为世界其他地区树立榜样。

对这种形态作出总体的观察显然不难，并且一点也不新鲜或具有革命性。现代人善於描述危机和描述由我们构成并要我们承担责任的世界的苦难，但我们却较难称心地使事物井井有序。

那麽应该做哪些具体的事呢？

我不相信某些普遍的方法或灵药。我并不主张卡尔·波珀所谓的“整体社会工程”，主要是因为，我大部分成人时间都不得不生活在由企图创造整体马克思主义乌托邦造成的环境里。对於这方面的努力我是知道得太多了。

然而，这并不能使我不去思考寻求创造更好的世界的责任。

显然，要唤醒人们对世界的新的责任感是不容易的，这是一种表现得好像要永远活在地球上的能力，一种有一天要就其状况作出回答的能力。谁也不知道，倒底人类要经历多少可怕的灾变后，这种责任感才会得到普遍的接受。但这并不意味著那些希望为此而努力的人不能立即著手。这是教师、教育家、知识分子、牧师、艺术家、企业家、新闻从业员、活跃於各种公共生活中的人们的伟大任务。

这尤其是政治家的任务。

即使在最民主的情况下，政治家的影响力也是巨大的，也许比他们自己意识到的更巨大。这种影响力并不一定来自他们的实际职能，因为他们的实际职能无论怎麽说也是有限的。它来自於别的，来自於他们的魅力对公众产生的无意识影响。

我想，当前这一代政治家的主要任务不是透过他们所做的决定或他们在电视上的笑容来讨公众的欢心；不是继续赢得选举和确保他们的地位，直至他们最后的日子。他们的角色是有所不同的，就是要履行他们对我们世界的长远前景的责任，从而以他们的一言一行在公众心目中竖立榜样。他们的责任是勇敢地进行前瞻性的思考，不怕失宠於群众，让他们的行动浸透著一种精神特质(这当然与宗教仪式那种讲究排场不是一回事)，去一再向公众和他们的同行解释，政治绝不仅仅是反映个别团体或游说集团的利益。当然，政治是一种为社群服务的事业，这意味著它是实践中的道德。难道政治家们在全球(及全球受威胁的)文明中寻找自身的全球政治责任，也就是说，为人类的生存负起责任，不是比单纯服务社群和实践道德要好得多吗？

我不相信一个政治家走上这条风险的路会不可避免地危及他的政治前途。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它假设市民是傻瓜，而政治家靠玩弄这个傻瓜取得成功。事情并非如此。每个人都休眠著一种良心，休眠著某种神圣的东西。我们就是要对它寄以信任。

女士们先生们，此刻我置身於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中也许是最著名的大学。请允许我就一个大国的政治说几句话。

不言而喻，那些拥有最强大的国家和影响力的人也担负著最伟大的责任。不管喜欢与否，美国现在担负著指导我们世界要走的方向的最伟大的责任。因此，美国应对它的责任作出最深刻的反省。

美国从未还清孤立主义的债务。要是它早点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也许它就不必付出像它实际上遭受的伤亡那样的代价。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希特勒准备入侵捷克以及开始这样做的时候，西方民主国家暴露出它们缺乏勇气，你们的总统致函捷克总统，恳求他与希特勒达成某种协议。要是你们的总统不哄骗自己和整个世界相信可与这个狂人达成协议，要是他反过来作出威胁的姿态，也许第二次世界大战就不会发生，千千万万的美国青年也就不必战死沙场。

同样地，就在那场战争结束之前，如果你们那位怎麽说也是一位杰出人物的总统斩钉截铁地向斯大林瓜分世界的决定说一声“不”，也许花费美国千百亿美元的冷战也不会发生。我恳求你们，不要再重犯这些错误！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你们根本就没有逃避责任的余地。

现在的问题还不只是反对有人想再次把世界分成利益集团或征服与他们不同、比他们弱小的人那麽简单。现在的问题是拯救人类。这是一个我已谈过的问题，也就是要把现代文明当成多元文化和多极文明来理解；要把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人类文化尤其是我们自己的文化精神根源；要从这些根源吸取力量，勇敢而高尚地创造世界新秩序。

不久之前我参加了一次重要的周年纪念盛宴。有五十位国家元首，也许更多，出席了这次盛宴，纪念人类历史上那场最伟大的战争的英雄和受害者。这不是一次政治会议，而是一次社交活动，主要是想向受邀请的贵宾表示殷勤和敬意。当座位安排计划公布时，我吃惊地发现我邻座那张桌的贵宾并不像其他桌子所安排的、只是某个国家的代表那麽简单；他们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七国集团”。我的感受很复杂。一方面，我觉得世界上最富裕和最强大的国家的元首能经常见面，尤其是可以在这次盛宴上非正式地谈话和增进彼此的了解，真是太美好了。另一方面，我不禁有点毛骨悚然，因为我不能不觉察到，有一张桌被挑选出来，当作特殊的和特别重要的。那是一张给大国们坐的桌子。我有点不能自己地想像，坐那张桌子品尝俄国鱼子酱的人正在把我们与他们分开，而不徵求我们的意见。也许这只是一位前戏剧家甚或一位未来戏剧家的怪念头。但我想在这里谈谈。理由只有一个:突出存在于这些大国的责任与它们的傲慢之间可怕的鸿沟。座次的设计——我想这不是列席的总统们的建议——不是由对世界的责任感，而是由强权的陈腐骄傲来决定的。

但是，正是骄傲把世界引向地狱。我提出另一种建议：谦虚地接受我们对世界的责任。

在各民族和各种文明、文化及宗教之间共存的问题上，有一个伟大的机会是我们应当把握并把它发挥至极限的，这就是超民族或宗教社群的出现。迄今，世界上有很多这类社群，它们具有多样化的特色和不同程度的一体化。我相信这种近似性。我相信存在於民族国家与世界社会之间的机体，这些机体可作为全球沟通和合作的重要媒介。我相信，在一个我所说的每座山谷都渴望独立的世界，这种迈向一体化的趋势必须获得最有力的支持。然而，这些机体切不可成为仅仅是为一体化而一体化的体现，它们必须是使每一宗教每一民族既可以成为自身又可以与其他宗教和民族合作的众多工具之一。也就是说，它们必须是这样一种工具：使那些在地理上、种族上、文化上和经济上相近并且有共同安全利益的国家和民族能够形成联盟，从而改善彼此之间以及与世界的沟通。与此同时，所有地区社群必须克服这种恐惧，即以为其他社群都在针对它们。以共同传统和共同政治文化形成的地区性集团应被视为世界范围的合作的自然组成部分。例如，北约成员国扩大了，把该地区那些觉得在文化上和政治上属於北约保护范围的国家包括进去，但是如果俄罗斯把这种举动看作是一种反俄罗斯的举动，那麽这是表示俄罗斯仍未明白这个时代的挑战。

最重要的世界组织是联合国。我想，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可当成一个反省的机会，反省如何给该组织注入新的社会精神特质、新的力量和新的意义，使该组织成为构成我们地球文明的所有文化之间良好合作的、真正的、最重要的场所。

但是，如果不理解这种崭新的精神动力，那麽不管是加强地区组织的力量还是加强联合国的力量，都难以拯救世界。我把这种崭新的精神力量视为人类继续幸福生存下去的唯一希望。

我已经就政治家应该做些什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然而，还有另一股力量，它对普遍心态的影响与政治家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

这股力量就是大众传播。

我是到了命运把我推入高层政治的王国里之后，才充分地认识到媒体的双重威力的。双重影响力并非媒体独有。它仅是我已谈及的当今文明双重属性的一个组成部分或一种体现。

多亏有了电视，全世界一夜之间发现有个叫做卢旺达的国家，那里的人民正在遭受难以置信的痛苦；多亏有了电视，它使我们有可能向那些受苦的人提供至少一点儿帮助；多亏有了电视，全世界在数秒之内就被发生于俄克拉何玛城的大爆炸所震惊，同时明白，那是对所有人的一次重大警告；多亏有了电视，全世界都知道有一个获得国际承认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国家，并知道从世界承认这个国家的那一刻开始，国际社会就在徒劳地试图按照一些从未被任何人承认为任何人的合法代表的军阀们的意愿、将这个国家分裂成一些奇形怪状的小国。

这是当今大众传播，或者说，那些采集新闻的人的神奇的一面。人类感谢那些勇敢的记者，他们甘愿冒著生命危险去那些有悲剧发生的地方，以唤醒世界的良心。

然而，电视也有其不那麽神奇的另一面，即它仅仅陶醉於世界的各种恐怖事件中，或无可饶恕地使这些恐怖事件变成老生常谈，或迫使政治家首先变成电视明星。但是哪里有谁白纸黑字地写明，某个人在电视上表现出色，就意味著他政绩骄人？我不能不震惊於电视导演和编辑怎麽摆布我，震惊于我的公众形像怎样更多地依赖于他们而不是依赖于我自己；震惊于在电视上得体地微笑或选择一条合适的领带是多麽重要；震惊于电视怎样强迫我以调侃、口号或恰到好处的尖刻，来尽量贫乏地表达我的思想；震惊于我的电视形像可以多麽轻易地被弄得与我的真人似乎风牛马不相及。我对此感到震惊，同时担忧它不会有什麽用处。我认识一些只懂得以电视摄影机的方式来看自己的政治家。电视就是这样剥夺他们的个性，使他们变成有点像他们以前的自己所制造的电视影子。我有时候甚至怀疑他们睡觉的姿态是不是也像电视里那样象模象样。

我并非因电视或报章扭曲或忽略了我的话、或把我编辑成一头怪兽，而感到愤慨。当我明白了一名政治家的浮沉往往更多地依赖于它们而不是政治家本身时，我并不对媒体感到愤怒。引起我兴趣的是别的事情，是那些掌握大众传播媒介的人的责任。他们也要承担对世界的责任和对人类未来的责任。就像原子的分裂能够以千百种方式无穷尽地丰富人类，同时也能够以毁灭来威胁人类一样，电视也可以有善恶两种结果。它快速、富於暗示，且能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传播理解、人性、人类团结和灵性的精神，它又可麻醉整个民族以至各大洲。就像我们对原子能的利用端赖于我们的责任感一样，恰当地利用电视的进入千家万户和每个人心灵的威力，也端赖于我们的责任感。

我们的世界是否能够避过当今所有威胁它的东西而获救，尤其端赖于我们人类能否诉诸理智，端赖于他们能否理解他们的责任的重要性以及发现一种牵涉到每一个生灵的新关系。世界就掌握在我们手中。然而有些人对它的命运的影响力要比另一些人强大。一个人的影响力愈大——无论是政治家还是电视主持人——他们所要承担的责任感也就愈大，他们仅仅顾及个人利益的考虑也就应愈小。

女士们先生们，在结束之前请容许我作简短的个人发言。我生於布拉格，在那里居住了数十年，但没有被赋予得到适当学习或访问其他国家的机会。然而，我的母亲从来没有放弃一种秘密的、而且是奢侈的梦，即有一天我可以在哈佛学习。命运不允许我圆她这个美梦。但却发生了另一件事，一件连我母亲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我竟然不必在哈佛学习就获得一个哈佛博士学位。

不仅如此，我得以有机会访问了新加坡和无数其他异国地方。我得以有机会明白这个世界是多麽小、以及它是怎样用无数的事情来折磨自己的，而如果人们能够在他们自己身上找到多一点勇气、多一点希望、多一点责任、多一点互相理解和爱，它原是不用如此折磨自己的。

我不知道我的母亲是不是正从天堂里俯视我，但是，如果她正在俯视我，我可以猜到她大概会想些什麽。她会想，我正在把我的鼻子探进只有那些在哈佛严格攻读政治科学的人才有权利把他们的鼻子探进去的问题里。

我希望各位不要这样想。

【原刊编者注】本文是捷克共和国总统哈维尔先生在美国哈佛大学授予他 荣誉 博士学位的典礼上的演讲。本刊获准发表此文。本文翻译为黄灿然，标题为译者所加。

原载【当代中国研究】一九九九年第一期（总第64期）

(黄灿然 译)

论国家及其未来地位

在加拿大国会的演说

借此机会，请允许我就国家及其未来地位的问题谈几点看法。

个人重于国家

种种迹象表明﹕民族国家的荣誉，作为每个民族的历史顶峰，作为世俗的最高价值──事实上唯一允许为之杀戮或值得为之捐躯的价值──已经过时了。

几代民主人士的启蒙努力，两次世界大战的可怕经历，《世界人权宣言》的议决采纳，以及我们文明的全面发展，看来正逐渐使人类认识到﹕个人比国家重要得多（A human being is more important thana State）。

对国家主权的顶礼膜拜，必将不可避免地溶于一个人人相连的世界──超越国界，通过亿万种环节融合，从贸易、金融、财产直到信息，传递多种多样的普遍观念和文化模式。而且，正是在这个世界上，危及个人即殃及全体（danger to some has an immediatebearing on all）；在这个世界上，由于许多原因，尤其因为科学技术的极大进展，我们的命运已经融为一体；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我们是否愿意，大家对每件事的发生都负有责任。

很明显，在这样一个世界上，对自己国家的盲目热爱──一种否认有任何事物高于本国的热爱，一种为本国的任何行动找借口的热爱，一种拒绝任何异于本国事物的热爱──，不可避免地变成危险的时代错误，变成酝酿冲突的温床，最终更成为难以估量的人类痛苦之源。

我相信，在即将到来的世纪，大多数国家，将由迷信般崇拜和倾注激情的客体，转变为更文明而单纯的行政单位；它们将更少强制性，尤其更通情达理，不过是多层次复合的世俗社会自治组织中的一个层级。这种变化，加上其它的变化，会逐渐地废弃那种不干涉的观念──别国所发生的一切、或衡量那里的人权状况，都与己无关。

国家职权﹕下放或上交

谁将接替现在由国家执行的各种功能呢？

先讲那些激情功能。我认为，它们将开始更均等地分配，或赋予各种形成个人身分的体系，或投入各种实现个人存在的层级。对此，我指的是那些我们理解为自己家园或自然界的各种层次──本家庭、本公司、本村镇、本地区、本专业、本教会或社团，以至本大洲和地球──我们居住的行星。所有这些都构成各种证实自我的环境，如果减弱对本国的依附，就必定会有利于这些其它环境。

至于国家的实际职责和管辖权，它们只有两种去向﹕下放或上交。

下放到公民社会的各种机构，国家将其目前执行的许多任务转放下去。上交给各种区域的、跨国的、全球的共同体或组织。这类功能转交已经开始了，在一些领域里走得很远，而在另一些领域里则差些。无论如何都很明显，出于各种原因，发展趋势必定是这条路。

如果现代民主国家通常由以下特征所定义﹕尊重人权及自由、公民平等、法治和公民社会，那么人类由此而出发的存在方式，或者人类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趋向的存在方式，将很可能基于以下特征而存在﹕对人权的全球性尊重、全球公民平等、全球法治和全球公民社会。

在多元文化和多极环境中重新定位

伴随民族国家形成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国家的地理划界，即有关国界的规定。不计其数的因素都在此起作用，包括种族、历史、文化的考量，地质的特点，强权的利益，以及总体的文明程度。

更大区域或跨国共同体的创立，将不时受到同样问题的困扰。在某种程度上，这个负担将可能正是那些民族国家的遗传，随着它们加入共同体而来。我们应该竭尽全力，确保这个自发的过程将不那么痛苦，不至于像民族国家建立时那样。

请允许我来向你们举一个例子。加拿大与捷克现在是盟国，都是同一个防卫组织──北大西洋同盟──的成员。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进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扩展到中欧和东欧国家的结果。这个进程的重要性基于一个事实，它是打破铁幕真正重大的、历史不可逆转的第一步；它是在实质上而非口头上废除被称作《雅尔塔协议》的第一步。

众所周知，北约扩展远非易事，只是在世界两极分化结束的10年后才成为事实。进步如此困难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俄罗斯联邦方面的反对；他们忧虑不解地问道﹕为什么西方扩展得更靠近俄罗斯，却又不把俄罗斯拥入怀抱。如果暂时不考虑其它动机，这种态度揭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要素﹕不确定性──被称为俄罗斯或东方的世界，何处是起点，何处是终点。当北约以伙伴关系向俄罗斯伸手致意时，它假定存在着两个对等的大实体﹕欧洲—大西洋世界和巨大的欧—亚强权。这两个实体能够而且必须彼此携手与合作──这是全世界的利益所在。不过，双方要做到这点，只有在他们清醒认识自身之时，换句话说，也就是当他们知道何处是各方的起点和终点之时。俄罗斯在其整个历史上都难以清醒，而且明显地将这一难题带入当代世界。在这里，划界的问题已不再与民族国家相关，而与文化和文明的区域或体系有关。是的，俄罗斯与欧洲—大西洋世界，即所谓“西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同样也有着千差万别，正像拉丁美洲、非洲、远东，即当代世界的其它区域或大洲。这些世界各部份彼此有差别的事实，并不意味着某些部份比其它部份更有价值。各方都是平等的，只不过有某种差别而已。可是，差别并非耻辱！另一方面，俄罗斯非常重视将它看作一个重要的实体，一个理应特殊对待的实体，即作为一个全球强权；可是，它又不安于被看作很难成为另外实体一部份的独立实体。

俄罗斯正在习惯北约的扩展，终有一天它会完全适应。让我们希望，这将不仅体现恩格斯的“认知的必要性”，而且体现一种崭新的更深入的自知之明。正如其它民族必须学会在新的多元文化和多极环境中重新定位一样，俄罗斯也同样必须学会这么做。这不仅意味着，它不能永远用自大或自恋来代替正常的自信；而且还意味着，他必须意识到何处是起点和终点。例如﹕西伯利亚虽大，且具有丰富自然资源，属于俄罗斯；爱沙尼亚虽小，却不属于俄罗斯，而且将永远不会如此。如果爱沙尼亚觉得，它属于北大西洋同盟或欧洲联盟所代表的世界，这种想法必须得到理解和尊重，而不应被看作一种敌意。

通过这个例子，我想说明以下的论点﹕如果人类要抵御自己正在准备应付的所有危险，21世纪的世界将是一个更为紧密合作的世界。这种基于平等的合作，将在更大的、多半是跨国的、甚至有时将包括整个大洲的实体间进行。为了世界能够如此存在，各个实体、文化或文明体系必须清楚地认识他们自身，理解是什么东西使自己不同于其它，还要接受这样的事实﹕“其它”并非缺陷，而是对全球人类财富的独特贡献。当然，那些相反惯于将自己的“其它”看作是自负理由的实体，也必须同样反省。

联合国不应只是各国政府俱乐部

有些最重要的组织，所有国家和主要跨国实体都平等参与讨论，并做出许多影响全世界的重大决定。其中之一就是联合国（the UnitedNations ）。

如果到下个世纪，联合国想要成功地执行它所承担的任务，就必须进行重大的改革。

安全理事会作为联合国最重要的机构，不能再维持该组织最初建立时的那些条件。相反，它必须合理地反映今天的这个多极世界。我们必须思考，是否绝对有必要，允许一个国家──即使只是在理论上──有权否决世界所有其它国家。我们必须考虑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许多强大的民族在这个机构里没有常任代表权。我们必须提出非常任理事国的轮换模式，以及大量的其它问题。

我们必须使联合国的整个巨大结构较少墨守成规而更高办事效率。

我们必须仔细考虑，如何使联合国机构尤其是联合国大会的决策达到真正的灵活性。

最重要的是，应该使地球上的所有居民确信，联合国真正是自己的组织，而并非只是各国政府的俱乐部。关键的问题是﹕联合国能够为这个星球上的人民做些什么，而不在于它能够为具体的国家做些什么。因此，有关改变很可能还要涉及﹕资助该组织的程序，使用其文件资料以及审核的程序。问题并不在于废除国家的权力，建立一个巨大的全球国家取而代之。问题在于，每件事不应总是且永远只是由国家及其政府经手。正是为了人类的利益──与人权、自由以至生命相关，需要不止一条渠道，使世界领导机构的决定流向公民，使公民的意愿传达给世界领导人。更多的渠道意味着更平衡，以及更广泛的互相监督。

人权高于国权，自由高于主权

我希望显而易见的是，我不是在这里反对国家的规范。如果是那样的话，未免太荒唐了﹕一个国家的元首，向另一个国家的代议机构呼吁，国家应该废弃。

我在谈另外的问题，谈这样的事实﹕有一个价值高于国家，这价值就是人。众所周知，国家是为人民服务的，而不是相反。如果一个人为其国家服务，此服务只能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即有必要使国家更好地为它的所有公民服务。个人权利高于国家权利（Human rights rankabove the rights of states）。个人自由所构成的价值高于国家主权（Human liberties constitute a value higher than Statesovereignty ）。就国际法而言，保护个人的条款优先于保护国家的条款。

在今天的世界上，如果我们的命运已融为一体，如果我们每个人都为所有人的未来负有责任，就不应容许任何人──哪怕是国家──，来限制人民履行这个责任。各国的外交政策应该逐渐终止某种划分，至今为此，这种划分最经常地构成外交政策的核心，也就是有关“利益”、“本民族利益”或“本国外交政策利益”的划分。“利益”划分趋向于使我们分，而不是使我们合。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有某些特殊利益，这完全是自然的，没有理由放弃我们的合法权益。但是，有些事物高于我们的利益，那就是我们拥护的原则。原则使我们合而不分，是衡量我们利益合法或非法的标准。我认为，以下说法是不成立的﹕各种各样的国家学说声称，正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而支持这样或那样的原则。原则必须得到尊重和支持，这是基于原则自身的意义──原则所以为原则之所在──，而利益则应基于原则。

假如我说﹕正是基于捷克的利益，需要一个公正的世界和平环境，那我就说错了。必须有一个公正的世界和平环境，而使捷克的利益从属于它。

北约盟军──加拿大和捷克两国现在都是其成员──正在进行反对米洛什维奇的种族灭绝政权的斗争。这场斗争既非轻而易举，也非大受欢迎。对其战略战术，人们看法不一。但是，任何有健全判断力的人都无法否认一件事﹕这大概是第一场不图利的战争，是为某种原则和价值而战。如果可以说有一场战争是道德的，或者说有一场战争基于道德理由，那么这场战争正是如此。科索沃没有或许可以吸引某些人利益的油田；没有任何北约成员国（member country）在那里有任何领土要求；米洛什维奇也没有威胁北约成员的领土完整，或任何其它完整性。然而，盟军在战斗，因关心他人的命运而战，因正派人不能坐视别国人民遭受国家系统化的屠杀而战。正派人完全不能容忍恶行，不能在力所能及时而失却援救行动。

这场战争表明，人权先于国权（human rights precedent for therights of states）。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遭到攻击，未经联合国对北约的行动直接授权。但是，北约的行动也并非出于肆无忌惮、侵略性或无视国际法。正相反，该行动出于尊重法律──某种高于保护国家主权的法律；它出于尊重人类的权利，而这些权利出自我们的良知，同样也见之于国际法的其它正式文件。

在我看来，这次行动是将来可以参照的一个重要先例。它现在已经清楚地表明，不许屠杀人，不许把人逐出家门，不许虐待人，不许剥夺人的财产。它也已经证明，人权不可分割；对一人不义，即对大家不义（if injustice is done to some,it is done to all）。

国乃人创，人乃神创

我很清楚，加拿大的政治，长期而系统地提升了个人安全的原则。你们将个人安全看得至少与国家安全同等重要。让我向你们保证，加拿大的这种伦理，在我国（my country）深受尊重。我希望，我们不仅在正规意义上作为同一防卫同盟的成员是盟友，而且在提升这个有价值的原则方面也是伙伴。

在过去许多日子里，我一直思索这个问题﹕为什么人类有特权要求任何权利。我总是不可避免地得出这个结论﹕人之权利、人之自由、人之尊严，具有超凡脱俗的最深根源。它们之所以这样，只因在一定条件之下，对人类而言意味着一种价值，人们将其──并非被迫──置于甚至自己生命之上。因此，这些观念所具有的意义，只能在无限永恒的背景上去理解。我深信，我们一切行动的真实价值──无论这些行动是否与我们的良知一致，即是否与永恒在我们灵魂中的使节一致──最终在我们视野之外某处检验。假如我们感知不到，潜意识也猜测不到，有些事就永远无法完成。

让我对有关国家及其未来作用给予以下结论﹕国乃人创，人乃神创（The State is a human creation,humanity is a creation ofGod ）。

（ 张钰2000年4月29日 译于瑞典斯德哥尔摩）

向政治告别

哈维尔最后一次对美官方访问发表演说（ 2002年9月19日 于纽约市立大学学生中心）

我对十三年前那场音乐会记忆犹新——1990年2月，纽约为欢迎我作为新当选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统举办的音乐会。当然，那样的荣耀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而是通过我，向所有运用非暴力的方式，推翻统治我们国家恶性政权的同胞们致敬，也是对所有在我之前或者与我一道以非暴力的途径推翻恶性政权的人们致敬。这个世界上许多热爱自由的人们目睹了捷克斯洛伐克天鹅绒革命所预示的希望，那是一个更加富有人性、诗人们在其中发挥如同银行家般力量的世界。

我们今天的集会也是同样热烈和深刻的，并十分自然地把我带到这样地问题面前——在差不多十三年内我本人是否有所改变，这难于理解的漫长的总统生涯对我产生了什么影响，而我生活于其中的喧哗年代的无数经验又是以何种方式改变了我。

于是我发现一件令人惊奇的事情：尽管预期中经验的财富应该带给我更多的自我把握、自信和处世精道，但是事实正好相反。在这段时间内，我变得对自己更加没有把握和更加谦卑。你们也许难以相信，但是我的确日复一日地感到怯场，越来越担心我是否胜任工作，或者会不会把事情弄糟。写演讲词越来越难了，每一次去写，我都比以往担心这将无可救药地一次次重复自己。而越来越多地，我担心自己会可悲地失掉预见性，担心缺乏工作能力，担心尽管出于好心但还是酿成了更大地错误，乃至我不再受到信任和失去我该做的事情的正当性。

而那些任期比我短的其他总统，他们兴高采烈地互相见面或与其他重要人物见面，上电视或发表演讲，这一切只会让我感到更加可怕。有许多次，在一种几乎是非理性的恐惧中，我故意地回避了某个值得欢迎的大好机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浪费了机遇和伤害了一个良好的动机。总的来说，我似乎越来越犹豫不决，对我自己亦是如此。我的敌人越多，我的头脑就越是站在他们那边，于是我便成了自己的头号敌人。

我怎么来解释我性格中这种完全是不大可能的发展呢？

也许当我不再是总统，即明年二月份我卸任，当我有时间从所有这一切中抽身而出，与政治保持距离，再次作为一个自由人——开始写作政治演说之外的东西，我（才）会更深地思考这件事情。

而现在，且让我就上述状况提供一种可能的解释。当我越年长和成熟，越富有经验和理性，我渐渐完整地意识到我的责任的份量，和不同的加诸于我所接受的位置上的义务。另一方面，我周围的人和这个世界——更可怕的是——包括我本人的良心在内都越来越不再问我什么是我的理想和目标、我希望达到什么、我希望如何改变世界，反而开始问我什么是我实际上达到的，我的意图中实现了哪些，有什么样的结果，我希望留下什么，我希望身后留下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等等。我忽然感到，正是曾经使我站出来反对极权主义政权并为此入狱的那种精神性的和知识分子的焦虑不安，目前令我怀疑对我自己工作的价值，也怀疑我曾经支持过或影响过的那些人工作的价值。

在过去，每当我接受荣誉学位，并听着这些场合的赞美词时，我常常笑话自己是如何不小心成了一个神话世界中的英雄，一个因善之名以头部撞击一座由邪恶的国王统治的城堡，直至城墙倒塌，他自己变成国王，接着英明地统治了许多年。我并不想看轻这些场合，并深深看重我的所有博士学位，在接受它们时，我也总是很感动。

然而，我提到在某种程度上是幽默的一面，是因为我刚刚开始了解到，每一件事情其实是命运对我设下的恶魔般的圈套。因为我确实是一夜之间被抛进一个神话世界，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不得不回到大地，意识到神话故事仅仅是人类原型的投射，这个世界在其所有结构上并不像神话故事。因此，虽从未尝试成为神话世界中的国王，却发现自己实际上通过一种历史的偶然性被抛进这个位置，在狠狠地摔到地上方面，在从令人兴奋的革命世界进入例行公事的官僚世界方面，我并没有被赋予外交上的豁免权。

希望你们明白：我完全不是说我感到挫折，或者一切都是虚无的。相反，我们的世界、人性和我们的文明也许正处于历史以来最重要的转折点上。我们比先前更有机会去理解我们的处境和我们前方的困惑，并且朝向理性、和平和公正而不是导向我们的毁灭。

我只是在说：通往理性、和平和公正的道路意味着许多艰巨的工作、自我否定、耐心、知识、一个冷静的视野，并且甘冒被误解。这同时还意味着每个人必须有能力判断自己的能力和行为，包括预测自己的力量是随着新的使命而增长还是枯竭。换句话说，这将不再依靠神话世界和其中的英雄，也不再依靠将诗人提升到推翻帝国和军事联盟这样位置的历史偶然性。诗人的警告之声应当更仔细地被听到和被认真对待，甚至比银行家和证券经纪人的声音要更严肃地对待，但与此同时，我们不能指望这个世界在诗人的手中突然转变为一首诗。

即使这么说，我确切地知道一件事：不管我如何扮演了分配给我的角色，不管我最初是否想要接受和配得上它，也不管我有多么满意或不满意我的努力，我理解出任总统是命运赠送给我的一份厚礼。说到底，我曾经拥有了真实地参与改变世界的历史事件的机会。作为一种生命的经验和创造性机会，那隐藏于其中的所有陷阱都是值得去面对的。

如果你们允许，最终我将尝试和我自身保持距离，来描述我的三个确信，或我的三个已经形成的观察，它们是在我高度政治化的世界中仅仅得到证实的东西。

一、 人类若想要生存和避免新的灾难，那么全球的政治秩序必须有赖于各文明、文化、民族或者各大洲之间的真挚和双向的尊重，诚实地寻找他们共同拥有的价值和基本道德规则，并将之建立为这个全球联结的世界上共同存在的基础。

二、 邪恶必须在初期就给予抵抗，如果没有其他道路可走，那就必须运用武力。如果不得不动用尖端、昂贵的现代武器，也应以不伤害平民的方式进行。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花费在这些武器上的百万元都将浪费。

三、 如果我们检视当今世界上面对的所有问题，不管是经济的、社会的、生态的，或者有关文明的普遍问题，我们将总是——不管愿意与否——面对行动的过程是否妥当，或者从这个星球的远景来看，这样做是否负责的问题。道德秩序和它的起源、人权及从民权到人权之间的渊源、人类责任感和它的起源、人类良知和它的没有什么能够在高贵的语言下掩藏的穿透性视野，在我最深刻确信和我所有的经验中，这些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政治话题。

亲爱的朋友们，当我看看我的周围，看到这么多著名的人物仿佛从星光灿烂的上天坠落，我不由地感到自己从神话世界坠落到坚硬地面漫长过程的尽头，突然间我发现自己又一次置身于神话世界之中。也许只存在一种差别：我更能够领悟十三年前在相同情景中出现的这种感觉。

捷译英：保罗·威尔逊

(崔卫平 译)

捷克总统哈维尔告别演说

亲爱的捷克同胞：

1989年，由于政治风云的变化，我被推上了布拉格的最高权利位置，忽如其来的改变，使我未来得及思考我是否胜任这个职务。直到几个月后及后来的自由选举，我才知道自己确实被大家认可。

正如您所了解的，自此以后的事情，完全出乎预料，我一当就当了13年的总统。

在我任期内，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欧洲，抑或在世界范围内，我直接参与了很多的改革事务。我本人认为，这是命运给予的一个慷慨礼物，我将永远感激它。

创业容易守业难。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我们经历了国家、国家机构的重组，以及下层百姓的生活到政治重心的改变。但要完善整个社会新秩序，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就如把一个古董家具拆开容易，再把它安回去，就要花上几倍的功夫一样。

社会带来那个充满戏剧性年代的所有诉求，我们当中，很少有人在那激动人心的日子，能预知自己所憧憬的未来。

让大家共同来评估一下，在我任期内的工作是好是坏。总有一天，历史会对此作深刻的回顾。当然，我并不是说我将不会从别的角度，来对我的工作进行听证。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我感激公众这样做。这需要时间、理智、健康和精力，我希望我届时仍蒙恩宠拥有这些。

今天，我感谢您，所有真心诚意信赖我、支持我的人，没有您的理解，我根本不可能进行我的工作，哪怕是几分钟都不可能，我珍惜您的支持。有些时候，我被反对多于被承认，或许我的做法并不正确。但我肯定的是，我是怎幺说就怎幺做的，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凭我的认知和良心。

对于不尽人意的地方，不同意我的做法的人，或被我的观点和做法挫伤了的人，我真诚地向您道歉和请求您的原谅。

迄今为止，捷克共和国议会还没有选出下一任的总统人选，这太遗憾了，但这并不是个灾难。总统的工作和权利已经临时由总理和临时代理成员主席接替，他们是两位很负责人的人。我相信接任总统很快就会被选出。或许下任总统将比我更投入、更稳地站在国家的最高位置上，时间已经到来，并将全面证实我们已经成长起来并成为民主世界的一分子。

亲爱的同胞们， 1992年的7月17日，当我卸下捷克斯络伐克总统一职时，我感谢欧格（Olga），还有其它的人站在我的一边。欧格已经去逝了，我怀念他。还有，我的第二任妻子达歌玛（Dagmar），在那个艰难的形势下，无怨无悔的面对她所处的位置，为此，我感谢她难能可贵的忍耐力、凝聚力和适应力。

亲爱的朋友， 作为一个总统，我要走了，但作为您的同胞，我和您在一起。

捷克电视，捷克电台， 2003年2月2日

( 2003年02月12日 古原/编译)

Table of Contents

哈维尔文集

目录

序一：无权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

序二：存在的意义和道德的政治

第二口气

给胡萨克的公开信

“说出真实总是有意义”

宪法第202条

无权者的权力——纪念扬·巴托契卡（上）

无权者的权力——纪念扬·巴托契卡（中）

无权者的权力——纪念扬·巴托契卡（下）

论《七·七宪章》的意义

狱中书简

政治与良心

故事与极权主义

回忆弗朗蒂塞克·克瑞杰

1990年新年献辞

政治、道德和教养

我相信什么

知识分子的责任

在堪培拉国际出版俱乐部的讲演

谒见（独幕剧）

误会（独幕剧）

对沉默的解剖

给奥尔嘉的信

后共产主义的奇特纪元

我们变化着的时代与人的新尺度

全球化之祸福

人权高於国家主权

全球文明、多元文化、大众传播与人类前途

论国家及其未来地位

向政治告别

捷克总统哈维尔告别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