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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_1

译者的话

译者的话

《剑桥中国史》的第12和13卷论述中华民国的历史。本书是第12卷的中译本，主要论述国民党定都南京以前的史实。第13卷的中译本同时出版。

《剑桥中国史》具有较高的学术参考价值。在历史研究的角度、领域等方面可供我国学术界借鉴。我们对其中不少观点并不赞同，在某些问题上有着根本分歧。为保持原貌，我们未作删改，请读者自行鉴别。原书地图所用地名有与当时地名不同者，内容也有与当时实际情况不符者，我们也未予改动。有些历史词语和我们习用的有出入，由于是观点的一种反映，我们也照原文译出。凡此也请读者注意。

书中引用的中文资料，我们尽力查对了原文。少数引文没有查到，则从英文回译，删去了引号。请读者见谅。

本书译校分工如下：

杨品泉 译第1、3、11章

张 言 译第6、8章，《书目介绍》，并整理《书目》

孙开远 译第9、12章

黄 沫 译第2章

王 浩 译第7章

项钟圃 译第4章

张小颐 译第5章

范 磊 译第10章

谢亮生 参与张言的翻译、整理工作，并校订全书

此外，本书的译者注有的为刘敬坤所加。

我们水平有限，敬请读者指正。

总编辑序

总编辑序

现代世界越来越相互地联系在一起，因而历史地认识它已经变得更加必要，历史学家的工作也已变得更加复杂。原始资料激增和知识增加，论据和理论也相互影响。尽管单单总结已有的学识也成了令人望而生畏的工作，但认识的事实基础对于历史的思考却越来越重要。

从本世纪初起，剑桥史书已在英语世界中为多卷的丛书树立了一种模式，其所包含的各章由专家在各卷编辑的指导下撰写。由阿克顿爵士规划的《剑桥近代史》，在1902至1912年间以16卷本问世。接着出版了《剑桥古代史》、《剑桥中世纪史》、《剑桥英国文学史》和关于印度、波兰以及英帝国的剑桥史。原来的《近代史》现在已为12卷的《新编剑桥近代史》代替，《剑桥欧洲经济史》也即将完成。不久前已着手编写的其他剑桥史有伊斯兰教史、阿拉伯文学史、论述西方文明最重要的文献并影响西方文明的圣经的历史、伊朗史和中国史。

就中国而言，西方的历史学家面临一个特殊问题。中国的文明史比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文明史都更为广泛和复杂，只是比作为整体的欧洲文明史略少分歧交错而已。中国的历史记载极为详尽、广泛，中国的历史学术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高度发达而精深的。但直到最近几十年之前，西方的中国研究尽管有欧洲中国学家重要的开创工作，其进展却几乎没有超过少数史学典籍的翻译和主要王朝及其制度的概略的历史。

近来，西方学者更加充分地利用了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学术丰富传统，不但极大地增进了我们对历史事件和制度的明细了解，而且极大地促进了我们对传统史学的批判性的认识。此外，当前一代西方的中国史学者在继续利用正在迅速发展的欧洲、日本和中国的研究的扎实基础的同时，还能利用现代西方有关历史的学术的新观点、新方法以及社会科学新近的研究成果。新近有关历史的事件在使许多较旧的看法成为疑问的同时，又突出了一些新问题。在这众多因素的影响下，西方在中国研究方面的剧烈变革正在不断增强势头。

1966年最初规划《剑桥中国史》时，目的是为西方的历史读者提供一部规范的可靠的着作：由于当时的知识状况，定为6卷。从那时起，公认的研究成果的涌现、新方法的应用以及学术向新领域的扩展，已经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史的研究。这一发展为以下的事实所表明：《剑桥中国史》现在已经变为计划出16卷，但还必须舍弃诸如艺术史和文学史等题目、经济和工艺的许多方面以及地方史的所有丰富材料。

近10年来我们对中国过去的认识的显着进展将会继续和加快。西方历史学家对这一重要而复杂的学科所做的努力证明是得当的，因为他们自己的人民需要更多更深地了解中国。中国的历史属于全人类，不但由于正当而且必要，还由于它是一门使人发生兴趣的学科。

费正清

崔瑞德

（谢亮生译）

内容简介

内容简介

《剑桥中国史》共16卷，各卷由知名学者主编，卷内各章由研究有素的专家撰写，反映了国外中国史研究的水平和动向。第12和13卷论述中华民国的历史。在历史研究的角度、领域等方面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两卷都有所论述时期和课题和详尽书目；并有书目介绍，评述各章有关的资料和论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已出的《剑桥中国史》的其他中译本有秦汉卷、隋唐卷、明代卷、晚清两卷，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卷。

第1章 导言：中国历史中的沿海和大陆

第1章 导言：中国历史中的沿海和大陆

为了有别于其前后更稳定的中央政府的时期，1912至1949年的37年被称为中华民国时期。这些年间的特点，在军事-政治方面是内战、革命和入侵，在经济、社会、知识和文化的领域是变革和发展。如果我们在这第1章能够清晰地叙述以上不同领域的重大历史问题、大事和中国的成就，那么，下面的各章可能就几乎不需要了。但是真有这种情况，那就是大车放在马的前面了。

我们对民国的新观点必定来自研究的几个方面。在介绍性的这一章，只对一个方面进行探索，但这个方面看来可以用作主要的和必要的出发点。

外国势力的问题

外国势力的问题

中国的现代调整问题是一个占优势的成年文明突然发现自己在世界上处于未成年地位的问题。由于群众坚持根深蒂固的中国方式，接受外界的“现代”方式就更加困难了。外与内之争的问题当时就吸引了较多的人的注意，并且作为一个界说和分析的棘手问题，仍摆在历史学家的面前。

任何人把1912—1949年的中华民国与在它之前的晚清时期及在它之后的人民共和国作比较，都将被外国人这些年里影响中国人生活甚至参与中国人生活的程度所打动。1901年的义和团之后的和平协定（辛丑条约），标志着对不平等条约规定的外国特权的盲目抵制的结束；学生成群结队地前往东京，北京宣布外国式的改革，这两者都削弱了旧秩序。辛亥革命以后，外部世界对早期民国的影响太明显了，以致难以把它归类：革命者避免旷日持久的内战，以防招来外国的干涉；他们试图在1912年按照外国的模式开创一个立宪的议会制共和国；袁世凯总统的外国贷款引起了争论；国外回来的学者领导了1917年以后的新文化运动；凡尔赛的强权政治激发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推动下成立；1923年以后孙逸仙在苏联帮助下改组国民党；爱国的反帝情绪鼓动了1925至1927年的国民革命。的确，早期的民国被外国势力所推动，这种势力伸向各地，几乎像1931年以后日本入侵时那样。

但是，“外国”一词是非常含糊不清的，可能在不必要的争论中使我们陷入困境。它需要作出谨慎的解说。例如，在上面列出的“外国势力”中，有的是国外的事件，有的是在外国见到而在中国模仿的模式，有的是渊源于外国并激励从海外归来的中国人的那些思想，有的是外国人或思想起一定作用的在中国发生的事件。情况并不简单。

由于中国人生活中的“外国”因素在那个时期是如此普遍，要弄清这些因素就需要我们作出一系列区别或阐述。首先，本文的大部分读者可能仍然把中国看成一种坚持自己的方式而不同于“西方”的独特的文化。普遍的看法支持这一假设，它产生于由启蒙运动时期耶稣会士作家传布、并由欧洲的汉学进一步发展的“中国”这一不可分割的形象。它意味着西方把中国的形象作为整体的社会和文化而加以接受，这个形象形成了一种重要的国家神话，并被它的有学问的统治阶级孜孜不倦地传播开来。①这种把“中国”作为一个独特文化实体的思想，在刚进入本世纪之际，在中国人的思维中仍占支配地位，它使“外国”更多地成为仅仅是政治上所作的区分，即有时是指西方国家中的事物。

其次，我们必须辨认出实际的外国的存在，中国国内有许多外国人——有数万人住在大城市中，这些城市的大部分是外国人部分地参与管理的商埠；数百人被连续的几届中国政府所雇用；数千名传教士住在内地的驻地。除此之外，还有外国的驻守军队和在中国内河的外国海军舰只。所以我们可以更好地想象一直给予外国人特殊地位和特权的不平等条约之下的中国“半殖民地”的一面。这一卷以一章的篇幅专门论述“外国的存在”。不论根据什么定义，它具有许多移植到中国环境中并在那里共同繁荣起来的独立自给的亚文化群的许多特点。

根据外国人建立自己的生活方式这一描述，我们可以了解到为什么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革命是在反帝国主义的情绪中爆发的。帝国主义的存在成了比以往更为团结的革命努力的目标。

但是这一革命努力本身却代表了其他的外国势力。革命总有外国支援者。孙逸仙领导的同盟会是1905年在日本的推动下，在东京的青年中组成的。它由海外华侨商界资助，并利用了香港和上海的外国行政当局的保护。后来，苏联革命的使者既推动了中共的建立，又推动了国民党的改组。因此，这场革命是利用外国人、他们的援助、思想和方法去打击外国创建的事业，把它当作国内的革命目标。

但是第三点区分或第三个问题是，中国人的历史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而不是由外国人来写。的确，当这个时期的历史用中文记载时，出现了一件有趣的事——外国人几乎消失了。总税务司安格联爵士可能征收，甚至扣押海关的收入。孙逸仙的顾问鲍罗廷可能起草了国民党的宪法。苏联将军布留赫尔（加伦）可能拟订了蒋介石的作战计划。他们虽然担任拥有实权的职务，但都不是中国人。他们即使不是几乎全部在中国的记载中被抹去，也都被贬低了。这种在华外国人在历史上不露面的现象，不但反映了现代的爱国自尊心，否认外来者在中国人生活中起主要作用，它还符合一个长期的传统，如从欧亚大陆西部来的马可波罗一家和伊宾·拔都他在中国的记载中没有他们的地位，因为他们处于这一文化之外。中国的社会保持了它的一体性。它有中国的语言和文字体系的界限。只有当利玛窦和赫德等个别的外国人士说写汉文熟练得足以载入许多文件时，他们才出现在中国的历史上。

在华外国人有吸引人的历史，但这是他们的历史而不是中国的。当英美业余剧团在上海工部局管理的公共租界上演《彭赞斯海盗》而获得巨大成功时，它是中国的一件事，但不是中国历史上的事件。外国人的经历不同于中国人的经历。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之所以有影响，是因为胡适把它引进了文化大门。

这等于说，中国的历史并非人们关于在中国发生了什么事的那种想法，相反，而是人们关于中国人发生了什么事的那种想法。根据这一观点，现代富有活力的实体是有其民族国家和文化的民族。大部分民族大事的编写者按照他们自己的种族-文化发展思路编年代史，这是很自然的事。外国人是外来的，住不长的。事实表明：传教士、外国雇员、商埠的居民都最后从中国舞台上彻底消失，就像19世纪后期欧洲的殖民地行政当局在20世纪中叶从它们的殖民地彻底消失那样。

第四个问题因而是：外国影响如果要传给中国人民，必须用中国的语言和书写方式来传布。中国人与“夷人”交往的长期经验，已经发展了经过时间考验的思想和反应方式。例如，内和外是很古的中国范畴，既以地理概念，又以象征意义广泛应用。于是，外国位于中国之外，但是行叩头礼的外国统治者可以成为外藩。①天子本人必须内（品格）是圣贤，而外（行动）表现为一个英雄，正像一个君子必须内则先修其身，然后外以其模范行为努力去平天下那样。相互关联的内和外两个范畴，使中国人考虑对国内的和外国的刺激因素作出反应时，始终保持纯粹的中国方式。②张之洞普及的提法“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的一对相似的用语，证明在处理西化时是有用的。由于体和用实际上指的是一个单一实体的两个方面，所以张之洞是错误地用了这些字眼。不要紧，它有助于使中国西化。

这样，进入中国的外国影响，必须通过语言这一关。外国思想的翻译常常接近于汉化。正像为了适应现代需要而把印欧语系加以现代化那样，中国也创造了新名词，许多是从日文吸收的，用以表达新的意义。可是古代汉字用于新的词组时，并不能完全摆脱它们积累起来的涵意。

例如，传入中国的外国信仰在有些关键的用语上有明显的困难。基督教的传教士长期艰苦奋斗以寻求God的最佳译名，God无疑是他们事业的中心。天主教徒使用了“天主”，而新教徒则各自使用“上帝”和“神”。还有，西方自由主义的两个神圣名词“freedom”（自由）和“individualism”（个人主义），翻译时，正如在日本，保留了一种任性的无责任感的涵义，使为人人的学说去为个人自己服务。规规矩矩的儒家信仰者给吓坏了。西方个人主义的美德变成了没有责任感的只顾自己的放纵。

权利（rights）的思想即使在现代西方也是新发展起来的，但是在中国，这种思想几乎没有什么背景，以致必须为它创造一个新名词。1864年当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翻译惠顿的《万国公法》时，用了权利一词，不久此词又在日本被使用。但是这两个汉字当然已有固定的意义，两者结合起来似乎是说“power-prof- it（权力-利润）”，或者至少是说“privilege-benefit（特权-利益）”。这样就使一个人对权利的维护，看起来像一场自私的权力游戏了。①

最后，再观察主要的马克思主义名词“proletariat”，它最初的意思是古罗马的穷人，而现在在英语中保留了城市穷人的涵义。此词译成了“无产阶级”，在毛泽东的中国，恰当地包括了贫农，这无疑是作了有益的适应。作为外国对中国影响的过滤器的翻译，对其汉化的作用，我们几乎还没有开始研究。

第五个问题是，外国在华施加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影响中国个人的行为来实现的。一批批发挥新的社会作用的人是变革的先驱者，但是他们只是在晚清才逐渐出现。在传统的士、农、工、商四种社会集团以外，这时还要加上形形色色的成份。受过训练的军官团产生了学者-军人。外国大学送回了一批学者-知识分子，其中许多人被排斥在官方机构之外。科学训练造就了学者-工匠这种技术人员。同时，商人不但继续捐官，有些官员也变成了商人-企业家。与新闻工作者和现代类型的从政者一样，革命者也作为一个独特的职业集团崛起。①总之，现代生活的专业化，拆散了旧的社会结构。专业化使得靠经典学识而团结起来的精英集团的儒家理想成为不可信，这与美国的情况正好大致相同，在美国，专业化已经否定了对全民实行平等主义教育的杰克逊的理想。②

一切新作用都涉及与外国事物或国外学识打交道。买办和中国的基督教徒（有时是同一人）在条约口岸出现，然后是新闻工作者和海外归国留学生，他们都受过外国的影响。技术成了新发展的关键，不论军事、工业、行政或教育都是如此，而技术几乎全部来自西方，即使通过日本传来也是一样。到了20世纪，1912年谈判革命和解的青年中国的领导人唐绍仪和伍廷芳都讲英语，是他们分别在康乃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和伦敦的四个法律协会学习的。③

除了注意局部的现代专业化的社会作用外，由于国际交往的扩大，这时还可见到多种多样的外国样板和促进力量。现代性本身是很多样化的，这时以迥然不同的民族形式传到了中国。19世纪的中国已经受到英、美、法、俄的爱国海军军官和外交官员、有冲劲的自以为公正善良的传教士和一心一意追求物质利润的商人这些榜样的影响，但这些人都没有超出西方这一种文明的范围。这时，场景大大地扩大了。武士道的前武士阶级的理想，被蒋介石那样的年轻爱国者在日本的士官学校拣了起来。俄国民粹主义对民众的关心激励了像李大钊那样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泰戈尔带来了他的神秘统一的印度启示，虽然接受的人很少。在太虚和尚的倡导下，佛教的振兴得到了推动。妇女接受高等教育的运动，促成了与史密斯学院和其他姐妹学院的接触。美国的新诗运动、作为全球交流工具的世界语在欧洲的流行，所有不同种类的国外风尚和震撼人心的事物，都在中国的新型城市知识分子和有事业的人中引起了波动。随之而来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的变动、自我形象的趋于模糊，使得中国舞台上的这些演员在面临两条道路时，怀有又爱又恨的心理，也把外国观察家们弄糊涂了。

但是，在这种混乱状态中，我们可以认清第六个问题，即中国人不论以中国的语言或以他们的行为对外国刺激因素作出反应时，不得不以中国的因素形成他们的现代方式，这些新的或旧的因素即使不是真正土生土长的，在他们中间也是可以利用的。

首先，甚至最洋化的中国人也不会丧失其具有中国特点的意识。在国外居住反而会增强这种意识。文化的摩擦产生炽热的爱国心。最虔诚的爱国者是孙逸仙，他接受中国传统的经验最少，国外的现代民族主义最多。

但是，这里涉及的不只是爱国的动机。人类思想的奥妙一般来说似乎是靠大量运用类比，如在确定时间时，用“前”和“后”来表达，这两个词原是用来指空间的位置。在时间的阶梯上，我们“看到了”“前”“后”依次发生的历史事件。类比的和形而上学的思维导致我们根据比较熟悉的事物去想象较不熟悉的事物——总之，为了逾越大洋之间的鸿沟，我们不得不主要用我们头脑中已有的一切事物去思考。①因此，我们发现一个个中国爱国者不但被文化自豪感所激励，而且他自己的思考过程也使得他在中国寻找他在外国看到的相似物、同类物，或中国的对应物。②

19世纪仇外恐外的人，在一种古老的基本原理中寻求安慰，即西方科学的各种要素一定是来源于古代中国。在为西方科学训练辩护时，有的人因此宣称西方科学的基础是从古代中国的数学借鉴的。为了避开那些恐外仇外的人，搞现代化的人的手法是把西方的东西当作中国原先已有的东西偷偷带进中国。当康有为在古代中国的三世说（见《剑桥中国史》第11卷第288页，即本社出版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329页）中找到了现代西方的进步思想时，他使这一手法完善了。因此，在搞现代化的中国人的心目中，他们必须以他们能够在中国搜集的一切类似物去对照外国的文化。约翰·杜威的学生胡适是最无所畏惧的反崇拜偶像者和中国遗产的扬弃者，他写的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古代中国逻辑方法的发展》。

当然，早期的西化运动和后来的现代化运动很快懂得如何去作出区分。最初，欧洲和美洲在中国汇合成一个外来社会（尽管这个社会内部有广泛的差别），它发展了一种商业-工业-军事的能动主义，看起来是其整个外来文化的产物。蒸汽机、代议制政府和基督教乍一看似乎是连在一起的，“西方文化”降临到中国大地时，看起来比后来所表现的要更加一致，因而更具威胁性。它的威胁似乎要求中国变成自卫的商业-工业-军事的国家。

但是，正是“西方”的这种多样性，使人们明确了西化必须是有选择的；一般地说，选择的标准是西方的方式要适合中国的需要，这样，引进的东西能扎下根来并变成中国的东西。外必须适合内。

的确，人们禁不住断言，甚至在现代中国，国外鼓动的革新仍必须作为“传统内的变化”①而出现。因为即使与传统最惊人的决裂，仍然是在继承下来的中国方式和环境的日常连续统一体中发生的。缠足的结束和妇女的解放、白话文的写作、对国家而不是对君主的忠诚、孝道的放弃，这一切都从中国文化领域中找到了根据。变革的步伐可能会产生眩晕、恐慌和反崇拜偶像的心理，但变革仍然由专心用中国语言谈话和写作的中国人民在中国进行。

这就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即平等地对待西方的最自然的方式是遵循少数中国人的那种传统，这种传统与西方的商业和激烈竞争方式的共同点，多于与中国的官僚制度和调和妥协这些理想的共同点。例如，在广州的早期交往中，“西洋”人特别有威胁的一个方面是，他们粗野和贪婪的方式投合了广州民众深深隐藏的倾向。西方“夷人”彻底的商业精神，在繁荣的十三行聚居区后面的猪巷的店主中得到了迅速的响应。一旦印度的鸦片由代理行的私商从印度运入，商业的贪婪造成了双方鸦片贸易的增长。它成了19世纪主要的中外双边合资事业，它进行顺利，远远超出任何人的担扰和预见。

把广州的鸦片贸易中间商看成是与西方贸易世界有很多共同点的中国传统的继承者，这只需要一点想象力就行，这些中间商对把中国引进现代国际商业界，尽了自己的一份力。有些看上去是共和革命所受的“外国影响”，在再看一眼时，可能证明是与更古老的中国倾向吻合的，或者是由此而形成的，这些倾向具有某些与外国人相同的特性。在下面，我们只能指出这个历史问题的几个方面。

① 关于汉学和“中国文明的自我形象”，见芮沃寿：《中国文明研究》，载《思想史杂志》，21.2（1960年4—6月），第233—255页。在发挥本文时，我大大地得益于玛丽·克莱尔·贝尔热、马克·埃尔文、费维恺、刘广京、孔飞力、崔瑞德和王赓武等人的评论。

① 杨联陞：《关于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的历史笔记》，载费正清编：《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传统的中国对外关系》，第32页。

② 关于哲学中“内和外两个领域”，见许华茨：《儒家思想中的几个极端》，载戴维·S.尼维森、芮沃寿编：《行动中的儒学》，第54—58页。关于把传统的和外国引起的行政事务分开的内和外，例如见张寿镛等编：《皇朝掌故汇编》，3卷。

① 王赓武：《中国历史中的权力、权利和责任》，第40届莫理循人种学讲演1979年（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1979年），第3—4页。

① 参阅M.巴斯蒂之文，载《剑桥中国史》，第11卷（即本社出版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10章。

② 约翰·海厄姆：《专业化的发源地》，载亚历山大·奥利森、约翰·沃斯编：《现代美国的知识构成，1860—1920年》。

③ 保罗·A.科恩在他的《传统和现代性之间：晚清中国的王韬和改革》第9章分析了“沿海的”和“内地的”早期改革者的事迹。又见路易斯·T.西格尔：《唐绍仪（1860—1938年）：中国的民族主义外交》（哈佛大学博士论文，1972年），第92页及以后；琳达·邢：《过渡中的中国：伍廷芳（1842—1922年）的作用》（洛杉矶加州大学博士论文，1970年）。

① 就中国而言，文化交往的心理学和思维过程似乎研究得特别不够。关于隐喻思维的一次受欢迎的讨论，见朱利安·杰恩斯：《两院制思想垮台时的自觉意识的起源》，比较第50页：“科学的概念都是……产生于由具体隐喻作出的抽象概念”；第53页：“了解一事物是为它作出一个人们熟悉的隐喻”。

② 中国寻求与西方类似的事物的活动特别引起了已故的李文逊的兴趣，见他的《儒家中国及其现代的命运》。

① 小E.A.克雷克使用这个词组（以区别于现代的西化）去说明宋代城市化及伴随而来的变化，见他的《宋代社会：传统中的变化》，载《远东季刊》，14.4（1955年8月），第479—488页。

作为小传统的面海的中国

作为小传统的面海的中国

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一部分一部分的分解下，“中国”这一文化统一体已被分成一个非常多样化的亚天下。不可分割的形象正在被许多不同方面的发现所代替；现在的研究把地方、城市、各省、区域或大区作为有效的分析领域进行探索。①与此相似的是，中国内地占统治地位的农业-官僚政治秩序与中国边境地区一些边缘的少数人的传统，正在形成对照。

西北长城边境地带，是集约的旱地耕作让位于以畜牧为基本活动的社会组织的一个边缘地区。西南中国曾经是灌溉的稻米文化让位于亚热带山地部落刀耕火种农业的边缘地区。还可以确定其他这样的地区，例如，东北通古斯诸部中的渔猎和农业的半游牧混合经济的边境。但是，在所有这些地区中，西北的草原边境曾经是历史上最重要的，因为畜牧生活产生了能入侵和统治中国北部的骑兵。对比之下，西南沿海出现了中国人迁向海外的情况，但在19世纪30年代之前没有外国入侵。

面海的中国是沿东南沿海的边缘区域。山东北部黄河多沼泽的港湾和南面黄河或淮河的这种港湾，阻碍了沿海定居和海上航行。中国北部总的来说，缺乏可以形成浙江-福建沿海港口的那种沿海的山脉和河流。它还缺乏诸如茶、丝和陶器那样的出口品。到了19世纪，上海-宁波和南满之间有了广泛的沿海贸易。但是山东和辽东在国际贸易中并不显得重要。根据这个标准，我们在这里关心的主要区域是从长江三角洲延伸到海南岛的这部分。但是它包括了近海的澎湖列岛和台湾岛，以及外缘的琉球群岛和吕宋岛。①

在某些风格和传统问题方面，这些边缘区或边境区与占支配地位的农业-官僚政治的腹地形成了对比。腹地集体凝集力的鲜明而持久不衰的特性必须加以认识，然后我们才能继续进行对次要传统的探讨。这一多数人的秩序是早期中国人天才的伟大成就，它比东亚的任何其他生活方式都建立得更加严密。它的特征是，帝国的君主政体是它“构成秩序的道德中心”，②儒家的三纲（忠君、孝父、敬夫）是它关于社会秩序的教导。这个社会的基石是它的扩大了的家族制度。豪门大族的寡头政治权力，在晚唐和宋初才被统治阶级通过考试制度选拔人才的政府权力所代替。③从此以后，受过经典着作教导的官员是皇帝的地方代理人，而有地和有功名的绅士家庭则是地方精英的支柱。

近代的研究工作当然戳穿了以德治天下和合乎规范的和谐这种儒家表象。这些研究揭露了这样一个旧秩序：大批平民在其中常常被自然灾害和地方混乱——周期性的饥荒、盗匪抢劫、村与村的不和、农村的长期苦难、家庭中的专横、地主贪得无厌的剥削、官员的贪污——所摧残。①但是，这些现实的悲惨情景，反而突出了关于事物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传统宣传的持久性，如果不是突出它的成绩的话。

由于古老中国规范的理想对现有论述中国的中外着作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例如见第10卷，即《剑桥中国晚清史》上，第1章），让我们在这里只去注意这些理想在支撑占统治地位的农业-官僚政治传统及其统治阶级方面的相对效能。

中国统治阶级至高无上的地位是从远古时代沿袭下来的。武士-统治者和在行政中协助他们的记事的书吏（文人）的作用，在商代中国社会开始时已明显地表现出来。②上层阶级的优秀人物和老百姓中的普通人出现在周代的典籍中。天子君临天下的权力和他的官僚的施政，在汉代已经牢固地确立了。③统治阶级的大厦逐步被建立起来，这个大厦是以儒家准则的哲学前提为基础，并被科举制度规定的许多做法所支撑。明清两代有功名的绅士阶级终于出现，这是中国社会史上最为人所知的事，这个阶级被灌输了忠君思想，并且受到了支撑社会-政治秩序的训练。④大部分的记载（几乎全部用统治阶级观点写成），说明了不到总人口5％的士大夫阶层，是如何全面地统治中国社会中军事、商业和其他所有集团的。

每个思想正常的中国人都力图维护的这种秩序包括妇女听从男人，年轻的听从年长的，个人听从家庭，农民和士兵听从有功名的学者，整个社会听从帝国的官僚集团。这种统治因为有很大的灵活性而更加持久，灵活性表现在允许农民买地，让所有男人竞相参加考试，承认母亲和岳母不能撇开不管，容许商人捐纳而进入有功名者的阶级。总之，统治阶级懂得如何通过吸收中国社会的有才之士而使自己永久存在下去。地主、商人、工匠、僧侣几乎没有独立于官吏阶级的力量，这部分地当然是因为地主、商人和官吏的作用一般都体现在主要世家子弟身上。家庭主义事实上在农村一级和在统治阶级内部把社会结合在一起，同时它又提供了两者之间流动的渠道。①旧中国不但是农业-官僚政治的，而且是家庭主义和扎根于土地的。它与亚洲内陆和靠航海为生的边境地带那种人烟稀少和物资流动性较大的情况形成对比。

像这样一些一成不变的现象，反映了帝国儒家在奠定社会秩序的准则以使人民社会化并用它来灌输人民这两方面的长期实践。中国人生活的多样化程度现在看来远比编年史撰写者所说明的程度要大。地理环境、地方习俗、建筑风格、方言、货币制度、作物收成、工艺、交通和技术的巨大差异刚刚开始在探索。可是，普遍接受从事农业的农民村落、门第结构、单薄的统治阶层、经典文献、官话，以及包括至高无上的皇帝在内的关于社会地位的儒家等级制度，这些因素导致了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长期团结。显然，我们在这里见到的是，教导和行政战胜了地方在政治上的独立，也许我们应该称这种现象为普遍和局部的共生，高雅文化和民间文化的共生。总之，在正统着作和皇帝言论中奉为神明的这一中央大传统，已经懂得如何与分散在村落和边境的诸小传统共处，并高踞于它们之上。

现在让我们试着确定面海的中国的特性并探究其成长。首先，它因有海洋独有的特征而与所有其他地区不同。例如海面下鱼的收获和海面上的航道，在古代不像陆地上的收成和道路那样有严格的地点限制和那样易于控制。同时，在克服摩擦力和移动运载工具时，在水面上利用风力比在陆地上利用人力或畜力所用的能量要少得多。因此，按磅来计算，一条船比起一辆大车，使用起来更加便宜，而且较少受到控制；一小批水手可以运输在陆地需要一个大商队才能运输的货物。对贸易的事业来说，海洋提供的经济收益高于陆上贸易。这个原理在中国人大力发展横越陆地的河道和运河运输时，当然被认识到了。

但同时，海洋的天气比陆地的天气更加危险；在陆地上，公路或驿道的设施、客栈或商队客店要可靠得多，并能提供更多的支持。最主要的是，陆路（及陆上的河道）可以由派驻军队和税吏的庞大行政机关控制，而海路在近期以前，只能根据海洋沿岸地形容许的程度进行控制。总而言之，海洋甚至能使小规模的企业和进取的行动有收益，而大陆则方便官僚的政府。官僚政府只能靠发展海军力量，才能在控制陆地之外再去控制海洋，而海军要有战斗力，就需要在设备和技术方面进行比较大的投资。

这些基本因素，再加上邻近没有敌对的海军强国，促使早期的中国忽视海洋而让私人团体去利用它。中国沿海和通向东南亚的帆船贸易在私人手中发展起来。不像亚洲内陆大草原（那里强大的蒙古人招致了中国人的几次讨伐），中国的海岸很少需要那种国力的延伸。

另一方面，早就有人提出，史前的中国是中国北部的一个被陆地封闭的社会，接触不到海洋；这个陈旧的假设由于近几十年的考古学革命已引人注目地被否定了。对依靠耕作、使用陶器和磨制石质工具的新石器诸文化的发掘表明，它们不但存在于华北平原，而且存在于东南中国沿海，是“平行的地区性的发展……特别是在台湾”。的确，台北县大坌坑新石器遗址有公元前3000年初期的绳纹陶器，是整个东南沿海的典型遗址。①这表明新石器时期确凿无疑地能够进行相当规模的海上航行。由于所有实用的目的，面海的中国与大陆的中国一样古老。②

毫无疑问，广州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很早就出现了那种口岸之间的行业，布劳德尔将其特点描述为沿着地中海海岸“飘泊”。③但是在地中海，以及波罗的海和马来亚-印度尼西亚的浅海海域，敌对的城市和国家能够“通过贸易、海盗行为、抢劫、为了强行取得较好的贸易条件而进行的袭击，以及殖民等活动，从它们的相互关系中获益”，④而在中国，记载最详细的可以相比的情况，是元末时期长江下游敌对王国之间的水军关系——这很难算得上是一种真正的类似情况。⑤

同时，与其他贸易中心的距离首先限制了面海中国的长距离航海。中国依然处于孤立状态，跨海到九州或吕宋大致有500英里危险的路程，到暹罗的距离还要长一倍多，与越南的联系陆路优于海路。在商、周历史的最初两千年，甚至到公元前221年秦大一统以后和前汉帝国建立这段时期，在可以到达的距离范围内没有较大的社会，由于这个事实，航海更失去了任何战略的紧迫性。它依然是早期中国文明的一个次要部分。汉武帝的军队主要关心亚洲内陆的匈奴。汉代的海上远航队被派至越南北部、南中国沿海和北朝鲜，但是这支发展不充分的水上力量与陆上派往长城外的汉代远征军相比，仍是一个次要部分。①

中国早期对南亚的贸易，是由阿拉伯人经手发展起来的。7至9世纪从西亚来到中国的商人和水手，以波斯语作为交往和交易时的混合语；四个世纪以后的马可波罗时期，情况依然如此，波斯湾的设拉夫是主要的西方商业中心，即后来的霍尔木兹。巨大的“波斯船”给中国人以深刻的印象，他们当时没有可以与之相比的船。最大的船来自锡兰。船长200英尺，能载600或700人。②

中国后来在造船和航海技术方面的发展使我们面临一件长期存在的怪事（按照欧洲的标准）：中国人在15世纪初已具有向海外扩张的能力，而它又没有这样去扩张。③

这件怪事注意的人甚多，而研究的人则很少，它始于中国人的航海技术优于中世纪欧洲人的技术之时，中国的船只很早起就是平底，没有龙骨，有容易形成密封舱的横断的舱壁（像剖开的竹子的断面）。早在汉代，它们还发展了一种平衡的船尾柱方向舵，而西方在中国使用了1000年以后才见到它。同时，中国还发展了罗盘，记载中关于它在航海中使用的时间至少比西方早一个世纪。①早期航海技术和造船术的这种对欧洲人的优势，是宋代中国技术总优势的重要部分。如同在中国沿海那样（那里人们必须对付季节风和季节风被台风打断的情况），中国人的航海术在长江和其他内陆航道已经有了长期的发展。中国商人在哥伦布以前的时代已经比欧洲人面临更长的航程、更汹涌的海洋。例如，台湾海峡使得比斯湾显得像一个贮水池。唐代去日本的海上航线，无疑与地中海中的任何航行一样具有挑战性。

中国早期的航海时代是大约从1150年至1450年的三个世纪，这个时期是在1127年南宋王朝被迫从开封迁往杭州并变得更加依靠海上贸易以后。毫无疑问，阿拉伯人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下在地中海和印度洋水域的扩张，曾经是对欧洲人和中国人航海的一个共同推动因素。但是，更进步的中国文明使中国的海上活动，在开始时领先于欧洲人那种分散的和缺乏资金的努力。到了十字军运动和伴随而来的商业把意大利的海上力量带进东地中海时，南宋已经发展了更好的船只和更大的舰队。南宋人在1132年开始成立统率全部水军的指挥部，虽然他们在建立舰队时造的船，仍少于雇的船或接管的商船。政府建造港口，鼓励对外贸易，并通过设在九个港口的监督机构对这种贸易征税。①

南宋时期面海中国的早期成果在1279年以后被蒙古帝国接收。中国的海军力量和海上贸易，作为蒙古人继续进行全球扩张的努力的一部分，仍向前发展。1274年蒙古对日本的进攻，使用了有900艘船的一支舰队，它们运送了25万士兵。1279年在缴获了宋朝舰队的800艘船以后，蒙古人在1281年远征日本，派出了4400艘船——战士人数比欧洲曾经在水面上出现的兵要多得多。1292年，约有1000艘船的蒙古舰队被派往爪哇，和哥伦布时代以前欧洲的任何远征相比，这是规模更大的一次远征。②

紧接蒙古海上力量的，是明初的海上力量和1405至1433年派往印度洋和越过印度洋的七次规模巨大的海上远航。中国人的海上航行在当时是杰出的。例如，这个时期越洋的典型平底船，长250英尺，宽110英尺，吃水深度为25英尺，排水量约1250吨。它可能有六根高达90英尺的桅杆和十几个密封舱。在长距离航行中，它的平均速度每小时可能为4.4海里。这样的船只显然优于哥伦布时代以前欧洲的船只。③面海的中国已经成年，是当时世界上潜在的头等海上强国，超过了葡萄牙和西班牙。

1492年以后蹂躏全球的欧洲海军力量，因此从年代学上说是一个晚明时期的现象，是一种突然的爆发，以技术进步的活力、国家对立、宗教热情以及中国没有同样出现的资本主义企业为动力。但是欧洲的扩张是一个积累性的过程，开始时很缓慢，它在1511年阿尔布克尔克取得马六甲以后向远东渗透，只是由于那里没有出现中国的海上力量。因为尽管数量上比晚至1430年的欧洲占优势，中国的海上活动仍然是中国国家和社会中的小传统。一旦明代诸统治者赶走了蒙古的君主们，并且在陆海两方面表现了他们早期的扩张能力，他们却发现自己仍面临着亚洲内陆边境的蒙古骑兵的威胁。这个军事强国的重整旗鼓导致了1449年皇帝被俘和北京被围之灾，从而重新肯定了中国国土中占支配地位的农业-官僚政治的性质。靠近“长城，一个武装社会发展起来了。北部边境变成去不掉的心事，它实际上在整个明代中叶和晚期困扰着许多中国政治家”。这种“毒化了的中蒙关系”影响了所有其他的中国对外交往。①

面海的中国尽管早熟，仍依附于大陆的中国，甚至仍是大陆中国的不重要的附属物。最说明问题的事实是，造船、航海和对外贸易，依然在学者感兴趣的事物中不占重要的位置。海洋和有关海洋的工艺不能吸引中国的文人。与日本、东南亚的海上交往，只是在唐代才被编年史者所记录。广州和刺桐（泉州）的阿拉伯商人在宋代才成为值得注意的人。在这种内向的情况下，与面海的中国一起成长的航海-商业生活被贬低和忽视了。

政府向海的扩张被中华帝国面向陆地的倾向所压倒的事实，在许多方面得到证实。1405至1433年的明代海上远航，是伟大的郑和等宫内太监作出的特别辉煌的成就；郑和是回民，不是正规的官僚。妒忌他的官僚们几乎毁了他的航行记录。中国私人的海上贸易继续在通往爪哇和马六甲的东、西帆船航线上发展，1511年以后，葡萄牙人在爪哇和马六甲发现了大批已在那里活动的中国船只和商人。但是，明朝政府对对外贸易并不给予支持，而是对它征税和管制，毫无任何鼓励政策可言。中国人不准出海贸易。的确，出现了这种武断的意见：对外贸易只有在与外国统治者派来的纳贡使团有联系时才准予进行。

在16世纪50年代当“日本海盗”（倭寇）在中国沿海出现时，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实际上是中国人，明朝以防御的姿态对付他们，就像对付来自长城边境草原上的袭掠者那样。走私盛行，但为了“使他们因饥饿而投降”，贸易却被禁止；有一个时期，当地居民奉命撤至内地，结果造成了大规模的重新定居和经济失调。①“对官员来说，海洋意味着问题而不是机会。经世术即使不是没有关于领海边界的内容，也肯定几乎不涉及公海。保甲和其他登记及控制的技术，要塞、驻防军和沿海管制的海军分队，官办造船厂的管理，都属于官员们注意的焦点。中国航海者关于海外各地的扎实的知识，很少能列在经世术中加以讨论。”②

研究明史的学者认为，人们一旦注意到一些当地的事实，那么中国在1450年以后未能像欧洲人那样进行扩张，就不会令人不解了，这些事实中首要的是占统治地位的农业-官僚政治文化的传统制度和价值观念。如果不能得益于这种文化的概念，那么问题仍然会是一片朦胧。①

我们对面海中国的历史的简略概述，随着欧洲人来到东亚水域——特别是1600年后荷属东印度公司和英属东印度公司的到来——而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段时期与日本短暂但有力的海外扩张和中国东南沿海海上力量的重新崛起是一致的。但是在17世纪的明清过渡时期，领导人员不是明朝的几个皇帝或满洲的征服者，而是一批批中国海盗头子。他们的成就表现在日益壮大的东亚国际贸易的规模和价值方面，这项贸易促使巴达维亚、马六甲、澳门、厦门、长崎、平户、马尼拉（和阿卡普尔科）进行交往。但是在面海边境的海军-商业力量的这种壮大，是由私人促成的。这种壮大在郑成功（“国姓爷”）的事业中达到了最高峰，他在1659年率领一千多艘船入侵长江，并在他1661年去世前徒劳地围攻过南京。

随着满洲统治在中国的最后建立，大陆的、反航海的观点被重新确立。一切海外贸易被禁止，直到1684年为止；海军船只的大小受到了限制；随着满洲统治者变成儒家的皇帝，他们重新肯定了中华帝国的农业-官僚政治理想。在对外关系方面，他们设想，“在中国盛行的文明秩序是合乎礼仪的秩序，这个秩序必须被隔离开来，使之免受外界混乱的污染”。因此，目的在于“阻止接触，而不是从中受益，控制洋人，而不是与他们合作”，这就导致了一种“单方面作出决定和实行官僚主义规定，而不是谈判和信守条约”的中国作风。①

这里我们看到，亚洲内陆部落游牧生活和半游牧生活的边缘文化，加强了中国腹地的反海上航行传统。人们普遍地观察到，蒙古和满洲的征服加强了中国君主政体的专制主义。还有，满洲很少鼓励或者根本不鼓励航海的事业。结果是，作为大陆继续统治沿海的官僚继续统治商人的重要部分，海上航行继续处于从属的地位。清朝在战略上依然专注于亚洲内陆。②

但是，中国国内商人习惯上依附官吏的情况，并没有阻止中国商业向东南亚的扩散；清朝的官员却不想随商人渡海前往那里。自宋代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当然已经对国内贸易的发展起了作用。没有任何海外市场能比得上大陆帝国的国内市场。8至13世纪中国国内贸易的早期发展曾经被这个官僚国家成功地抑制住，但是从此以后，国内的商业日益摆脱了官僚的控制。在明代，像福建的茶叶和浙江的丝那样的一个地区的特产品，或者是像江西景德镇瓷器那样的制造中心的特产品，通过进行长途贸易的商号而分散到全帝国。长江和大运河只是这一日益扩大的国内贸易的最有名的大动脉，到了18世纪，它们使中国成了一个大于欧洲的半自由贸易区。总之，中国的农业-官僚政治传统这时有赖于活跃的商业经济，官员们在他们的私下安排中，比在他们的意识形态声明中更充分地承认了这种经济。清朝仍能大声反对海上航行的种种潜在可能性，但是茶叶、丝和瓷器的出口，以及大米、鸦片的进口，却泄露了实际情况——中国的巨大的和基本上自给自足的国内贸易已为较大规模的国际交易作好了准备，而出现在东南亚欧洲殖民地的华南商人，则急于充当它的代理人。

面海中国的扩张开创了后来西方贸易和企业用来入侵中国的主要渠道。对此的研究几乎没有开始，但是不同方面的轮廓还是能辨认出来的。①在暹罗的中国人在18世纪对华的大米贸易中，很快成了巨头，大规模的中国移民出现了，结果，1767年基本上统一该国并统治了14年的披耶达信，具有一半华人血统，而且他为此而自豪。中国商人在沿马来半岛及其周围直至槟榔屿的所有帆船贸易的停靠港中，地位日趋突出。1819年以后当华人迁入新加坡时，新加坡的情况证明它的创建者莱佛士取得了成就。在西班牙人统治下的马尼拉，一度因中国海盗林阿凤②而感到怛忧，因为马尼拉的大量贸易操在中国人之手。阿卡普尔科的大帆船贸易，从中国出口丝制品以及从墨西哥向中国出口银制品中获利。

从1600至1900年的三个世纪，当欧洲殖民主义接管东南亚时，海外华侨在这一活动中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人。所有的殖民地强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甚至法国——在它们在东南亚的鼎盛时期，发现中华帝国不注意它们，但中国商人则经营它们的地方零售业务，并且常常充当针对当地民族的收税员、特权拥有者和中间商。到了19世纪，当西方“苦力”贸易的航运业把更多的中国移民运到这个地区时，面海的中国的海外社区，即使没有满族政府的监管，也已成为当地的一股商业势力。

我们就这样得到了一个农业-官僚政治帝国的形象，它在大陆上小心翼翼地保持其意识形态结构，甚至在其国内商业通过沿海边缘正被拖进发展中的商业-军事世界的完整关系网时，也是如此，这个世界包括主要为欧洲资本主义服务的海上贸易、国与国的对抗、殖民主义和技术革新。

① 在施坚雅的《19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中，九个大区“在基本上是农业区域体系中”（第253页）专门从事“定居的农业”（第212页）。海外贸易迄今在他的城市研究中处于非主要的位置。见施坚雅编：《晚期中华帝国的城市》。

① 由小约翰·E.威尔斯划定，见他的《从王直到施琅的面海的中国：边缘史的几个主题》，第203—238页，载史敬思、小J.E.威尔斯合编：《从明至清：17世纪中国的征服、割据和延续》。见第206页。

② 所引的短语出自张灏之文，载《亚洲研究杂志》，39.2（1980年2月），第260页。

③ 戴维·G.约翰逊：《中世纪的中国寡头政治》，第149—152页。柯睿格估计1046年的文职人员为12700人，见他的《宋初的文职官员，960—1067年》，第55页。

① 例如见史敬思在他的《王氏之死》第39—48页叙述的残忍的细节。

② 到公元前2000年，城市已在中国的几个区域（特别是河南、山东、江苏和湖北）中发展起来，它们是与“由高度阶层化社会造成的社会生活、冶金术、文字和优美的艺术风格”一起出现的。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第217页。

③ “脑力劳动成了高于他人的地位的象征……孟子认为那些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是君子，以区别于小人。这个观念……许多世纪以来已在中国社会被广泛地接受了。”瞿同祖：《汉代的社会结构》，第64页。

④ 关于清代科举考试的生动的叙述，见宫崎市定的《中国的考试地狱：中华帝国的文官考试》（康拉德·希洛考尔英译）；又何炳棣：《中华帝国成功的阶梯：明清社会史》。

① 见莫里斯·弗里曼：《莫里斯·弗里曼中国社会研究论文集》，例如，“门第越富有越强大，越可能分化为富和贫、强和弱”，第339页。

① 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第83页；又见第85—91页，《东南沿海的大坌坑文化》。

② 晚至1980年，人们可以看到有些无知的提法：“面海的中国从而形成了一个小传统，其历史之长，大约为大陆……的大传统的一半”（费正清：《剑桥中国史》第11卷的前言）。

③ 费尔南德·布劳德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Ⅰ，第104页。

④ 小约翰·威尔斯：《从王直到施琅的面海的中国》，第208页。

⑤ 爱德华·德顿尔：《1363年鄱阳湖之役：建立明王朝时的内陆水战》，第202—242页，载小弗兰克·A.基尔曼、费正清编：《中国的兵法》。

① 鲁惟一：《汉代的军事行动》，第3页；鲁惟一：《汉武帝的征战》，第67—122页，载小基尔曼、费正清编：《中国的兵法》。关于与南方海上交往的早期中国文字参考材料汇编，见王赓武：《南海贸易》，载《皇家亚洲学会马来亚分会会刊》，31（1958年），第2部分第1—135页。王教授提出，汉以前从宁波至河内，粤人应被认定为“尚非中国人”（借用拉铁摩尔之言）。在唐之前他们在沿海基本上仍是如此。这就是福建和广东人自称“唐人”的原因”。[私人通信。]

② 爱德华·H.肖孚：《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第12—13页。参见马克·埃尔文：《中国昔日的模式》，第135—139页。

③ 关于这个主要的谜，李文逊平装本的《1300—1600年欧洲的扩张和亚洲的相反的例子》摘收了20位学者的着作的主要内容，并把它们分成“技术”、“宗教”、“精神”和“社会结构”几大类。

① 李约瑟等：《中国科技史》，第4卷第3部分第29节：《航海技术》，第379页以后。关于正中的方向舵，见第650页以后。关于罗盘，见第562页以后。

① 关于宋、元的海军，见罗荣邦的开拓性的劳动成果，特别是：《宋末元初中国作为一个海上强国的崛起》，载《远东季刊》，14.4（1955年），第485—564页；《海上商业及其与宋代海军的关系》，载《东方经济社会史杂志》，12.1（1969年），第57—101页；《明初海军的衰落》，载《远东》，5.2（1958年12月），第149—168页。

② 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第4卷第3部分，第477页。

③ J.V.G.米尔斯：《马欢的〈瀛涯胜览〉，对海洋诸海岸的全面考察（1433年）》，第303页以后。

① 牟复礼：《1449年的土木之变》，第243—272页，载基尔曼、费正清编：《中国的兵法》。见第270—272页。

① 苏均炜：《16世纪中国明代的日本海盗活动》，第3章。

② 威尔斯：《从王直到施琅的面海的中国》，第215页。

① 例如，见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资本主义农业和16世纪欧洲世界经济的根源》，第38—47页，书中引了17位西方学者（他们都不是主要研究明史的）提出的中国未能像萄葡牙和西班牙那样扩张的原因。由于没有“文化”这一类目作为经济、政治、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社会其他方面的相互作用的总框架，沃勒斯坦为难地作出结论说：“15世纪欧洲和中国之间在某些基本点（人口、面积、技术状况〔不论在农业还是造船工程方面〕）上都没有重大的差别。即使有差别，也不能用它们来解释以后几个世纪发展的巨大差别……价值体系的差别大大地被夸大了，而且即使存在这种差别，也同样不能解释发生的不同的后果……”

① 小约翰·E.威尔斯：《胡椒、枪炮和会谈：荷属东印度公司和中国，1622—1681年》，第207页。

② 《剑桥中国史》第10卷（本社《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2、7、8章对此有论述。

① 人们仍能从乔治·萨姆森的审慎的考察中获益，见他的《西方世界和日本：欧洲和亚洲文化相互作用的研究》，第1部分，《欧洲和亚洲》。

② 即林凤——译者注。

条约口岸混合体

条约口岸混合体

这些范围广泛的论题和形象对剖析中国的现代经历提供了什么看法呢？1842至1943这100年的条约制度可以被视为一种居间调解的手段，缓和了中国和商业的西方之间文化交往引起的震动。如在第10卷提出的那样，①这个条约制度既来源于外国，也来源于中国，只是形势的发展超过了清朝的控制能力而已。通过治外法权的法律制度，口岸里的外国人被给予相当于士大夫统治阶级本身所有的那种特权地位。例如，传教士和儒生都可以不受县官的笞刑。外国的炮舰不能拒之门外。这样，在华的外国人被吸收到一个新的权力结构之中，缔约列强在多重管理的中国政权之内的某些方面行使主权。

主要由外国人治理但主要由中国人居住的条约口岸，是文化共生现象的产物，是西方的扩张与成长的面海中国的力量的结合点。1842年以后，这个混杂的中国在新商业城市中中国主要水道运输的商业中心发展起来。上海和其他的条约口岸，使人想起以前中国商人成功地在那里立足的槟榔屿、新加坡、巴达维亚、马尼拉及其他欧洲的货物集散地。西方海军-政治力量向中国沿海的延伸，形成了培育现代型中国贸易和企业的摇篮。所有这些口岸，都是中国人在其中越来越多地参与其事的国际商业发展的中心。①

现在人们认识到，中国资本与外国资本在这一发展中混在一起；买办是外国商号的实际经营者，而不仅仅是雇员。条约口岸是中外联合完成的。它们在中国的国土上，以其“半殖民地”方式体现了一种西方人和中国人的默契的伙伴关系，这种关系甚至比出现于东南亚欧洲殖民地的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的关系更有活力。如在香港那样，西方海军和有商业头脑的行政当局在上海、汉口和其他地方，也提供了一种中国企业在其中成为有力经济因素的政治摇篮。西方人以他们的方式，谋求一种公开关税税则和无特许垄断事业的自由、开放的市场——不让中国的官僚们插手。他们那些具有中国作风的买办了解当地私人利益集团和关系网络，常常在要求外国人的自由贸易特权时，能够利用复杂的中国官僚政治结构和社会等级制中的必要关系。②

以上是外国殖民主义当时已停止在中外合营企业中发展的条约口岸成长的情况。由于伦敦、巴黎、纽约的资本家发现，在像美国和阿根廷那样的较新和人口较少的地方，有更好的机会，西方对条约口岸中国的投资依然处于不重要的地位。当旗昌洋行的J.M.福布斯在1845年以后，把从鸦片贸易中获得的利润向美国的中西部铁路投资时，他是在追求赚钱的机会。这种机会在中国是找不到的。中国的半殖民主义主要是一种有关特殊权利的政治现象；它的那种单方面剥削的经济现象则不那么明显。外国人专为出口而经营种植园生产的十足殖民主义在中国从来没有发展过。帝国主义的全面的经济冲击，特别是沉重的剥削和对经济发展的刺激之间的对比问题，依然需要多加讨论。①

中国条约口岸和东南亚国际贸易之间的密切关系尚未被充分探讨。除了东印度公司的成员在伦敦和广州之间经营的大宗商品贸易外，欧洲人，开始时甚至美国人，对远东的贸易是通过印度洋进行的，并与在东南亚早已扎下根来的当地的、阿拉伯的、印度的和中国的商业混在一起。来自塞勒姆或费城的早期美国商人可能在往返于澳门和广州的途中，访问了槟榔屿、本柯仑、阿钦、新加坡、巴达维亚或马尼拉。英属东印度和帕西的鸦片批发商用东印度公司的产品供应东南亚以及中国。

19世纪的华侨社区，是由西方贸易以及中国的和当地的贸易（包括19世纪中叶的中外“苦力贸易”）建立起来的。如同进口鸦片那样，出口成舱的契约劳工要求中国和西方的私人合作，最后引起了官方的共同控制。但是在中国沿海的海上贸易中，这种船运是在晚期才增加的。

我们知道宁波商人从东北买大豆的沿海贸易以及与琉球岛国（冲绳）进行纳贡贸易（它掩盖了中国与日本的交易）的一些情况。中国人从福建诸港口（特别是从厦门）与南洋（即现在所称的东南亚的整个地区）进行的贸易，总的说超过了广州的这种贸易。另外在扩大的纳贡关系框架之中的广州进口暹罗大米的业务，在18世纪已经成为大宗商品贸易，它与经广州用英属东印度公司的船运往伦敦的茶、丝出口贸易一样重要。①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在官僚控制基本上鞭长莫及的海上贸易中的中国企业家精神。清朝的命令在海外并无效力。海上航行的危险性、在海外必须与之打交道的异邦民族、高度的个人风险和缺乏官方保护，这些情况都与西方海上商人面临的条件十分相似。但是，在西方国家发展海军力量、海军基地和海上帝国以保护它们的商人的地方，中国人只能依靠他们自己在外国港口中的社区的团结，并且常常得到最坏的结果。他们在马尼拉和其他地方被屠杀，但常常默默地坚持生存下去。但是他们具有的从商精神，与西方在亚洲的冒险家和有企业家精神的行政长官一样强烈。有人提出，儒家传给了中国的学者一种内在的张力，它与推动清教徒的张力一样强而有力。②可以设想，中国商人在谋求成就时，有一股可与之相比的冲劲。

或者是这种谋求成就的冲劲，或者是他们闻名的投机冲动，使中国的商人成为条约口岸贸易的主要活动者。早期的新型西方贸易的买办-经理，来自广州-澳门讲洋泾浜英语的环境。但是上海的发展是以来自宁波的浙江商人-银行家为先驱，宁波是与东北沿海贸易的南部停泊港。在1860年中国最终对外开放后不久，像怡和洋行那样的大商号，发现没有派非常年轻的苏格兰人到较小的商埠去担任商号职员的必要，因为它们的广州或宁波买办完全能单独地同样处理好贸易。

中国条约口岸贸易的壮大，同时带来了运输和工业的新技术、外国的新知识，因而也导致了民族主义的发展。传教士如郭士立和裨治文等的开拓性地理着作，促成了魏源和徐继畲的早期地理着作，它们在19世纪40年代问世，先于以后几十年的江南制造局和广学会的翻译计划。像王韬等信奉基督教的改革者和新闻工作者在香港和条约口岸的影响下，起而推进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孙逸仙来自最早的外国港口澳门附近，并曾到国外在檀香山和香港受教育。他活跃的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在国外度过，虽然他是现代民族主义的主要倡导人；这个事实说明，中国的西化人士一般是沿海边境的人。

这些先驱者传布的新思想既不是全部来源于外国，也不是全部来源于中国。魏源和徐继畲表现出经世学者对西方技术的相当兴趣。王韬和孙逸仙则关心民众参政问题。20世纪中国改革者提出的“科学和民主”的口号，在19世纪的国内外都有其先例。

因此，中国的海上联系不仅被用作西方入侵的渠道，而且还吸引新型的中国领导进入上海、天津、九江和汉口等新型城市。越来越多的学生前往日本和西方去学习拯救其祖国之道，他们离开了中国的绅士统治阶级平常与之保持接触的农村。中国新型的从事现代化的人士一般都失去了他们的农村根基。结果，许多人消声匿迹了。1895年以后的一代国民党的年轻的革命者是不那么熟悉农村的典型的城市人。在他们通过西化以拯救中国的努力中，他们掌握了西学和西方技术的许多方面，但常常发现自己与中国的平民失去联系。但是他们要求立宪的政府，要求在中国人控制下建造铁路，要求恢复被不平等条约损害的中国主权；这些都有助于废除满洲王朝和身为天子的君主。所有的民族主义要求都表现出外国的影响。

这种方式的中国革命的第一个阶段，表现出主要通过面海中国这一中介所传布的中国和外国的各种影响。条约口岸加强了在国外不受官僚控制的中国海外贸易的传统，并提供了这种贸易的机会。这种沿海企业和经济增长的小传统，对原在新加坡和广州的外国人来说最为明显，也在鸦片和苦力贸易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它促成了条约口岸的混杂社会，并孕育了西化运动以及中国的基督教教会。它在激起爱国主义和文化自豪感的同时，还培养了个人主义和对科学技术的兴趣。

我们还不能详细论述这种“海运”对中国工商业的组织和实践的影响。但是某些范围广泛的影响已经是清楚的。由于从这种背景中产生的中国的爱国者很少扎根于农村，他们的新的民族主义把希望集中在作为整体的中国（与外国对比的“中国”）的国家-文化方面，反对外国的政体。工业方面的机械设备和立宪民主的政治制度，在开始时对拯救“中国”来说似乎都是非引进不可的。1900年以后的第一代几乎没有进行根本的社会革命的概念，或者几乎没有这种愿望。当时的问题是建立统一的中国民族-国家及其必要的经济基础。

对民族救亡的目的，中国的主要传统当然大有可为。建国的目的可以包括在古代法家“富国强兵”口号之中，如在日本已经做到的那样。为此目的而进行的各种计划，看来像是明、清行政长官治国术的新的应用，即提倡学习“经世致用”之术。实际上，它常常包含由来已久的管理民众和操纵民众的方式。在严密的防备下对民众的训练，已预先被看成实行现代自治的必要先决条件。有的人把这取名为“训政”。这样，中国的官僚政治传统似乎为追求民众参政的西方目标提供了帮助。

出于这一背景，辛亥革命也具有整个条约口岸时代的矛盾心理。在形式上，辛亥革命与其说是开端，不如说是终结。在一定程度上，它是一个王朝渐逐消亡的结果，虽然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民族主义的胜利，和来自海洋的对中国沿海及长江沿岸地区港口城市的其他影响的胜利。革命主要是从日本归来的学生组织起来的。财政援助来自海外的华侨社区。像立宪主义和孙逸仙博士的三民主义这样的思想，都来自自由主义的西方。但是1911年在省议会取得权力的那些人，并不是革命者，而是新型的商人绅士，同时军人成了都督。他们都相信在日本和正处于工业化之中的西方国家可以看到的那种经济和军事发展，但是暴力革命却不是他们的愿望。

新兴的工商业者阶级也有类似的矛盾感情。现代型的中国银行变成了政府财政的得力的附属机构，它们以巨额折扣购买发行的公债，并且造成了一个新的金融家阶级，他们处于明显的官僚资本主义和真正的工业企业的两可之间。如本书的第12章所指出的，在19世纪20年代的一段时期中，上海的商人与北京的知识分子一样广泛地信奉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

从19世纪90年代起，我们可以辨认出几个与海上传统有联系，或带有其色彩的现代中国生活的特征：首先是外国事物的正当性和威望，其中包括基督教；然后是传布日广的民族主义意识和国家之间为生存而斗争的意识。随之而来的是发展的思想、科学和技术极其重要的概念、较少受家庭纽带约束的个人主义概念，以及比较模糊地出现的政治权利和立宪政府的概念。最后，构成以上这一切的基础是资本主义企业的独立自主的体面地位及其对合法保障的要求。

本卷中所突出的这类论题的叙述说明，相对于广袤中心地区的种种问题，面海中国的问题是有限的。中国的深刻问题，不是简单地发展和更广泛地应用早就孕育在中国古老社会和它的对外交往中的城市生活方式和贸易制度。相反，农村中的问题是延续还是中断的问题，是如何重新塑造传统秩序以求重视现代技术、现代平等主义和参政的问题。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这是一个社会改造和再生的问题；归根结蒂，是一个革命的问题。

但是在1911年，还没有采纳社会革命。一个原因仍是农民群众中存在的政治消极态度和他们缺乏领导。另一个原因是出于爱国心的恐惧，即担心持久的混乱会招来外国的干涉。因此，所有集团的革命者都“接受妥协，即让革命突然停下来，并把袁世凯扶上台。决定性的因素是外国的无所不在”。①

可是，既然是外国的，外国的无所不在对农业中国的广大群众来说，仍然是浮在上面的。传统的农村社会继续保持自己的还没有被城市激发的变革所破坏的风气。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新型领袖并不是直接从传统农村社会产生的，他们也不是主要关心农村社会问题。总之，农民的中国证明是一个更广的领域，处于以城市为中心和受外国激励的革命者关心的范围和能力之外。我们将在这篇导言以外的篇幅中讨论。

中国的社会革命的来临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它不容易找到一个外国模式。由于中国的农民队伍无比庞大、密集和稳定，社会革命的因素必须主要从旧社会内部动员起来。这不能一蹴而就，而只有在古老的农业社会被城市-海上的思想（如物质进步的思想）所渗透，为更强烈的商业主义精神所支配，被新的价值观（如妇女平等的观念）所打乱，被战争、劫掠和破坏所瓦解时才能逐步做到。有那么多的事物必须折毁和揭穿！可是即使在那时，农业社会也决不可能是谱写新篇章的白纸。新的启示不得不以新的方式使用旧的字眼来表达，并从旧的因素中创造出新体系。

就面海的中国是一条变革的渠道而言，它开始了一些它不能完成的事物。古老的农业-官僚政治的中国的叛乱传统，曾经是一些追求千年盛世的教派——像北方的白莲教——的传统、一些贸易地之中的兄弟会组织——像南方的三合会——的传统。这种叛乱传统是秘密的和狂热的，它常常以义和团那种消极的面貌出现，具有深刻的反理智的特性，而且容易变质成地方的长期纷争。①因此，在20世纪，使中国腹地的农业-官僚政治的大传统革命化会发生什么情况，便是另一个讨论和研究的领域。这个领域甚至比我们上面刚刚简略论述的中国的海上小传统更加复杂，涉及面更多。我们刚开始了解这个领域中民间宗教、家庭主义和地方经济方面的结构。

在本卷以下两章论述中国经济和外国的存在的篇幅中，论题包括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为止的内容，为第12和13两卷提供了一个框架。紧接着的三章论述袁世凯总统、北京政府和军阀——主要是华北的政治——直至1928年。然后第7、8和9章探索19世纪90年代至1928年的思想和文学的发展，第10和11两章则关注动乱的20世纪中期的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和国民革命的复杂经过。本卷最后论述进入20世纪30年代的工商业者阶级——主要是上海的——受遏制的事业，以此结束全书。

第13卷，除了国民党政府、日本入侵和中共崛起的历史外，还将考虑本卷没有论述的早期民国的某些方面。它们包括：地方秩序的改造（绅士阶级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农民运动的性质、现代科学-学术界的成长、以日本侵略为中心的中国对外关系的变化，以及1937至1949期间大规模的中日冲突和国共冲突。即便是更远的题材范围，也使我们要吃力地追溯在中国古代农村社会的残余中进行的革命过程。也许我们能够理解，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虽然建立在社会革命的信仰的基础上）甚至要到1928年以后，才找到了成功的秘诀。根据以上的概述，此后毛泽东的任务便是如何取代中国的大陆传统，或使之“现代化”，这个传统就是腹地的农业-官僚政治的和地方-商业的秩序。在这一努力中，他面临面海的中国的遗产，即口岸城市的工业技术和对外贸易，虽然它们似乎再也不是小传统了。

很明显，诸如面海的中国和大陆的中国的抽象提法，其界线是模糊的——它们是启发性的修辞用语，而不是用来分析的划分字眼。可是它们揭示了中国20世纪历史的一个难解的大问题——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之间既吻合又冲突的变化情况。毫无疑问，这两个传统——一个是物质的科技发展的传统，另一个是为改变社会阶级结构而进行的道义上的改革运动的传统——在大部分革命中交织在一起。但是，近几十年政治上的曲折的螺旋运动说明，现代中国是独特地处于一条根深蒂固的大陆传统和面海传统之间的有毛病的分界线上。

① 《剑桥中国史》，第10卷，第375—385页（《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409—420页），《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1835年）》；及第5章。

① 关于欧洲通过商埠体系的扩张，见罗兹·墨菲：《外国人：西方在印度和中国的经验》，第2章。关于1840年商业信用体系的发展的最详尽的研究，见张荣洋：《清朝官员和商人：19世纪初期的中国代理商怡和洋行》。

② 张荣洋注意到，到1838年时，“当时在广州的西方人和中国人所熟悉的贸易和合同中的做法，必须与沿海的商人一起重新如以改革……人们对怡和洋行……日益依赖的中国代理人和掮客的作用与后来条约口岸买办的作用十分相似的情况，印象很深刻”。见他的《清朝官员和商人》，第138页。

① 这个问题在侯继明的《1840—1937年中国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发展》中提出。书中有一大批文献资料。

① 在与施坚雅的启发人的开拓性着作《泰国的中国社会：一部分析性的历史》（1957年）作比较时，1977年出版的萨拉辛·维拉福尔的《纳贡和利润：1652—1853年的中国暹罗贸易》特别把中泰关系的研究放在现在有待于研究的崭新的史料基础之上。见维拉福尔的参考书目说明，第342—360页。

② 在寻找一种与新教徒伦理相似的儒家伦理时，托马斯·A.梅茨格甚至提出，“中国现代化改革的观点本身就扎根于传统”——一个引起热烈讨论的题目。见评托马斯·A.梅茨格的《摆脱困境：理学和中国的演变中的政治文化》的“专题讨论”，载《亚洲研究杂志》，39.2（1980年2月），第235—290页。见第282页。

① 芮玛丽：《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年》，第55页。

① 关于近期对义和团现象的周密的观察，见马克·埃尔文：《清朝官员和追求千年盛世的教徒：关于1899—1900年义和团起义的反思》，载《牛津人类学学会杂志》，10.3（1979年），第115—138页。

第2章 经济趋势，1912—1949年

第2章 经济趋势，1912—1949年

导言：概述

要概述从清末到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时期的中国经济史，调子必然是低的。在1949年以前的年代，看不到趋于总产量持续增长的“起飞”，及其带来个人福利增长的可能性。绝大多数中国人至多不过勉强维持生存而已，对此，硬心肠的人也许会说，他们早已习惯了。在始于30年代中期的战争与内战的艰苦十年中，许多人的生活水平甚至还不到向来的那种水平。①

对仅有的一点明确知道的资料作仔细的思考后，我认为，在1912—1949年间总产量的增长很慢，人均收入没有增长。平均收入也没有任何下降的趋势。虽然19世纪后期开始出现的很小的现代工业和运输部门以比较快的速度继续增长，但在1949年之前影响极小。有关的生产要素如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的供应，基本上保持不变。人口的职业分配几乎不变；尽管在这40年中城市人口有所膨胀，城乡比例却没有重大变化。虽然从国外和国内工厂引进一些新产品，但数量上微不足道，对生活质量几乎没有影响。为建立信贷而设置的机构依旧数量少而能力差；统一的全国市场从未组织起来。相对地说，对外贸易对人口的大多数并不重要。在整个中国农村，保持着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的人口统计模式。经济困苦成了中国，特别是中国农村的地方病，1937年战争爆发后可能更加深重。然而，最终把这种困苦与并非经济过程本身所决定的政治目的挂钩的中国社会的领导精英们当中，有影响的一部分人的价值观念没有发生深刻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说经济制度是会崩溃呢，还是会向现代经济增长迅速前进。作为一种制度，中国经济甚至到了20世纪中叶仍停留在“现代前”时期，只是到1949年以后才告结束，而且是作为胜利的共产党明确的政治选择的结果，而不是主要地作为致命的经济矛盾的结果。

虽然民国时期的数量指标没有显出大的变化，但中国在1949年时与在1912年时毕竟不同。很小的工业和运输部门，也许还要加上工艺技能和复杂经济组织的经验的积累——几十万已经“现代化”的工人、技术专家和管理人员——为人民共和国提供了基础，使它能够并且确实进行了建设。

粗略地看，1949年之前的中国经济可以看作由两部分组成：一个很大的农业（或农村）部分，包括大约75％的人口，和一个很小的非农业（或城市）部分，以半现代的通商口岸城市为主要基地。中国农村出产占全国产出量65％的农产品，也利用手工业、小买卖和老式运输。有一个与城市的联系变化不定的农业腹地附属于城市部分。它主要分布在通向港口的河流沿岸和铁路沿线，它可以与中国农村的主体区别开来，因为它在较大程度上与城市部分的沿海和沿河城市贸易。

农业部分主要由6000至7000万个家庭农场组成。其中大概有1/2是自耕农，1/4是半自耕农，他们租种若干土地；其余1/4是佃农。这些家庭居住在几十万个村落里，这些村落布满

中华民国各省

了中国适于耕作部分的绝大部分地形。在20世纪的头50年中，由于人口增长超过可耕地的增长，这些农场的平均规模在缩小。中国农村只有少数地区（在人口稠密区域），例如在四川的有些地方不是聚居，农家是分散居住的。典型的景观是：沿着一条或几条街道挨挤着一簇簇房屋，村周围都是田地。在村落最稠密的地区，村与村之间的间隔很小，往往从一个村可以望见另一个村。在19世纪，为了应付地方上的骚乱，先是在北方后来也在南方，有许多村子筑起了防护墙，这样，村子就依据居住在土或砖的壁垒里面的居民来划分。这样划分的结果与血缘关系很一致，因为有许多村民是同姓或只有少数几个姓。一个村子居民的田地与邻村居民的田地之间的界线是不太好辨别的。随着时间推移，农田易手，甲村地产的受押人（可能是最后的所有者）是乙村的一个居民，或甚至是从甲村迁移到有相当距离的丙村的居民，这些都是很平常的事。

村界的这种不确定性，到了19世纪后期才开始改变，当时县政府要增加税收，因此有必要弄清田地的准确面积，据以征收新税。即使在20世纪，尽管精心地设立了更多的正式农村机构，农村照样不是一个实际的政治单位，当然也不是一个为了经济发展而组织其人力和物力资源的单位。确实，在1949年以前，政府较高层的人除了征税，往往对深入到中国社会最基本的“自然”单位无所作为，这是中国传统经济到20世纪中叶还是老样子的一个原因。

家庭和村庄是自然的社会单位，不像从20年代起恢复的保甲制度是国家强加的；但农民的眼界并不受它们的束缚。社会相互影响的正常界限，不是村界，而是较高一级的社区的界限，它由若干（一打或一打以上）村庄和为它们服务的集镇组成。中国很大一部分农家生产全部或大部他们自己的食物，但谷物、商品作物、地方特产，以及家庭手工艺品——价值大概占农产品的30％——则经常拿到集市上出售。农民地区实际上由许多地方集市区域组成，每个集市区域的半径大致等于买卖他的产品的农民买主或卖主一天内能走完的距离。集市通常不是每天都有而是定期的，根据几种具有中国不同地区特点的安排方法之一，每隔几天安排一次。施坚雅把这种基本单位叫做“标准集市区域”，他曾提出，“可以把晚期传统中国的农村看成一种约有70000个六边形格子的坐标格，每格以一个标准集市为中心，自成一个经济体系。”①在标准集市上，大部分贸易以农民之间横向的物资交流为主。在某种程度上，从标准集市区域有一种手工艺品和地方农业特产的向上流动；不过，主要产品的流出以向这种经济的政府层次交纳的税粮为主。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标准集市区域愈来愈成为条约口岸制造的或国外进口的新产品的最后目的地。

在有限的程度上，中国农村开始生产供出口的大宗商品，包括供应条约口岸工厂的经济作物，这趋向于转入新的商业渠道，以代替传统的定期集市。特别是在东海岸各条约口岸的农业腹地，与定期集市经济并行，有一种现代城镇经济发展起来。但在广大的中国农村地区，传统的市场结构正欣欣向荣，直到1949年都很少有衰落的迹象，这有力地表明农村经济实际上没有变化。在20世纪中叶，农民家庭也许比50年前更多地依赖不是他们自己或他们的邻居生产的商品。但是，由于地方一级的运输工具很少有真正的改进，原来的集市区域并没有扩大，未能使围绕较大的地区销售综合体组织起来的现代商业渠道，从根本上取代标准集市。

非农业的或“城市的”并不一定是“现代的”。在19世纪初，也许有整整1200万人，占当时3.5亿中国人的3—4％，居住在3万人以上的城市里。除少数例外，这些城市主要是行政中心——首都北京（有将近100万居民）、主要的省会，和最大的府治。有的同时是省内和区域内的重要商业中心，如南京、苏州、汉口、广州、福州、杭州、重庆、成都和西安。这些城市是帝国最高级的官员、重要驻军、最富的商家和能工巧匠的所在地。它们的居民也包括地方上的绅士、小商人、充斥政府衙门的众多下属、劳动者和运输工人，以及略微有点文化的阶层，如和尚、道士、无职业的小所有者、失意的应试生、复员军官，等等，他们是传统中国城市中十分显眼的“过客、移居者和外来人”中的一部分。①但是晚清城市的政治和经济生活模式，跟5个世纪前的宋朝很相似。

从19世纪中叶起，作为外国在中国的存在固定下来的结果，中国城市除继续不久前的传统时代的作用外，开始增加现代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内容。在19世纪期间，城市居民的总数增长很慢，增长率比总人口的增长率大不了多少；然后在1900至1938年间比较快，几乎是人口平均增长率的两倍。在1938年，人口5万以上的城市共有大约2730万居民，占5亿人口的5—6％。同样是这些城市，在20世纪初大约有1680万居民，占4.3亿人口的4—5％。这个差别表明所有的大城市的年增长率大约是1.4％。但中国6个最大的城市——上海、北京、天津、广州、南京、汉口——在30年代每年以2—7％的增长率发展。②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中国已有92个城市正式对外开放（见下，第4章），尽管这些“条约口岸”中有一些是不怎么重要的地方，但其中也有不少属于中国最大的城市之列。（一些值得注意的例外是西安、开封、北京、太原、无锡、绍兴、南昌、成都）。条约口岸是铁路运输和轮船航运的终点，铁路是19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的，轮船航运分布在中国沿海、长江和西江。外国商行在较大的条约口岸设立分行和代理机构，根据1895年马关条约的条款，允许外国人经营制造业（1896年以前已有人非法地这样做了）。随着外国人的到来，出现了专做外国生意的中国商号。19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的中国人拥有的虽然小但是发达的工业部门，尽管不限于开放口岸，但大多数设置在这些城市。在中国和外国的现代工厂附近，或者作为分包者，或者拿棉纺业来说，作为新纱厂的产品的主要主顾，手工业作坊繁荣起来。仍然主要依靠手工操作的出口加工，也在主要的港口城市迅速发展起来。对少数城市居民来说，除制造业和商业之外，在自由职业、新闻出版业、现代教育与文化机构中，又有许多新职业在逐渐出现。

但

Chapter_2

这个现代工业、商业和运输部门，绝大部分依旧仅限于条约口岸。它只在很有限的程度上取代了传统手工业、现存的销售体系和依靠人力、畜力、大车、舢板、帆船的运输。几乎没有外部效应，例如，以改进了的技术（新种子、化肥、现代水利、农业机械），或更有效的组织（信贷、稳定的销售、合理化的土地使用）的形式进入农业部门。①首先在条约口岸直接感受到的世界市场上银价或中国农业输出品行情的波动，有时候能波及农村。但总的说来，直到1949年，农民地区和条约口岸经济依旧只有很松散的联系。

① 本章不考虑共产党控制的地区，这些地区在1945年有大约9000万居民，实行多少有些不同的经济体制。见彼得·施兰：《游击经济：陕甘宁边区的发展，1937—1945年》。

① 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交易和社会结构》，第1部分，《亚洲研究杂志》，26.1（1964年11月），第3—44页。

① 这是马克·埃尔文的描述，见马克·埃尔文和施坚雅编：《两种社会之间的中国城市》，第3页。

② 这些当然是很粗略的估计，但它们同可以得到的少数可靠的资料相一致。见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清代和日本德川时代的城市网》，第99—104页；德怀特·H.珀金斯：《中国的农业发展，1368—1968年》，附录E：《城市人口统计（1900—1958年）》，第290—296页；和孔赐安：《中国六大城市的人口增长》，《中国经济杂月刊》，20.3（1937年3月），第301—314页。

① 罗兹·墨菲：《外来人：西方在印度和中国的经验》，对条约口岸的经验提供了一个比较重要的考察。

人口

人口

在对可以得到的中国人口统计的操作处理方面，也许已经达到了报酬递减。1953—1954年的人口普查记录报告中国大陆有人口5.83亿，这是到现在为止作出的最接近于中国人口准确数目的人口普查记录。这个巨大的数字与这样一些估计如1948年国民党的官方数字4.63493亿有矛盾；但不论1953—1954年的普查技术上有何缺点，国民党官方的这个数字以及其他几十种官方和民间的估计与之相比，都更多地依据猜测。①人口在1953年接近5.8亿，很符合1912到1953年平均增长0.8％的推断，这样的推断对因起伏不定的高死亡率和相对稳定的高出生率之间的差额造成的慢而不规则增长的人口统计工作来说，可能是意料中的。袁世凯任总统的时期（1912—1916年）、南京政府的十年（1928—1937年）和人民共和国最初的年代（195O—1958年），虽然得不到统计资料，但人口增长看来很可能大于这个平均数，补偿了军阀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和1937—1949年的内战时期可能是负数的人口统计结果。1912年以大约4.3亿为起点；1933年中国大陆的人口大约是5亿，到1953年增长到5.8亿。

刘大中和叶孔嘉对1933年总人口的职业分类作了详细估计（见表1）。从个别省份或城市前20年比较零碎的资料来判断，

*制造业、家庭工业、矿业、公用事业、建筑业

+专门职业和公用事业，等等

≠包括家庭主妇

§非农业工作人口的实际年龄大多在12—64岁的范围；把7岁作为下限仅仅是为了便于与农业工作人口在同一基础上分类。

资料来源：刘大中和叶孔嘉：《中国大陆的经济：国民收入与经济发展，1933—1959年》，第185和188页，表54和55。

这个分类在民国时期基本上没有变。

在1933年的2.5921亿总工作人口中，有2.0491亿或79%实际从事农业，0.543亿（包括从混合职业中分出的男劳动力单位）或21％从事非农业工作。总人口的73％住在以农业为主要职业的家庭里，27％属于非农业家庭的成员。虽然20世纪中国在条约口岸工业有一些增长，矿业和铁路运输有所发展，但从事这些职业的人甚至到1933年仍然很少，这说明自清末以来中国人口的职业区分总体上变化很小。作为对比，在1930年，美国为报酬工作的10岁以上的人中，只有21.4％从事农业。为了给1933年的中国寻找可以间接比较的数字，我们需要看看1820或1830年时的美国，那时有70％的劳动力从事农业工作。

① 在20年代和30年代，对官方的人口估计来说，4.7亿上下似乎是一个吸引人的数字：南京政府内政部在1928年企图作一次人口普查，根据16个省和特别自治区的“报告”和该部对17个省的推测，得出一个474787386的估计。同一个部在1938年发表了一个根据1936—1937年的地方“报告”编纂的数字471245763。

国民收入

国民收入

民国时期中国国民收入的两种主要的独立估计，分别由刘大中、叶孔嘉和巫宝三作出（见表2）。总计差别颇大——大的数值比小的数值约大40％——但两者之间唯一重要的差别是农业增值。它们都仅仅是对1933年的估计。

或许更可靠的刘-叶数据可以概述如下：在1933年的国内净产值中，农业当然显得最大，按照1933年的物价占65％。所有的“工业”（工厂、手工业、矿业、公用事业）占10.5％。商

资料来源：巫宝三1948年哈佛哲学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的资本形成和消费者的开支》，第204—211页，概括了他的《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年》中的资料，并考虑到他后来的修改。刘大中和叶孔嘉：《中国大陆的经济》，第66页，表8。

业第三，占9.4％。其他部门排列如下：运输5.6％；金融、个人劳务和房租5.6％；政府行政2.8％；建筑1.2％。另外一种说明1933年国民收入构成的方法，是注意现代非农业部门（很宽松地规定为工厂、矿业、公用事业、建筑、现代商业和运输、商店、饭馆以及现代金融机构）仅占总数的12.6％。农业、传统的非农业部门（手工业、老式运输、行商、传统金融机构、个人劳务、房租）和政府行政占87.4％。从支出上看，1949年以前中国大陆的经济结构也是未工业化社会的典型结构。从最终用途看，1933年国内总支出的91％属于个人消费。社区服务和政府消费加起来占4％，而投资总额占5％。

1933年是一个不景气的年头，它在什么程度上能代表整个民国时期，也许是个疑问，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作出其他任何年份的可与之比较的全面国民收入估计。不过，珀金斯把刘-叶的数据转换成1957年的物价，代替他自己稍低的农业产出数字，①并增加了1914—1918年的估计，结果表明在民国时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很慢，在构成上变化也很小。（表3）。

表2和表3列出的绝对值是不可比较的，因为一个是用1933年，而另一个是用1957年的物价表示的。此外，1914—1918年的数字是根据似乎有理的猜测和确切的估计得出的。但直到1949年传统部门所占的压倒优势，以及这些表所暗示的40多年来数量上虽小但质量上值得注意的变化，与出现在本章其余部分的民国时期中国经济的各别部门的资料很一致。②从19世纪末叶开始，直到对日战争爆发，不大的现代制造业和矿业持续地增长。在满洲，这种增长继续保持下去，甚至在战争中加快了增长速度。现代运输、铁路和轮船，经历了类似的发展，没有取代传统的交通，但补充了它们。20世纪前半期，一个现代金融部门，特别是银行业，在中国城市大量地取代传统银行业。但是，甚至在1933年，珀金斯估计现代部门（规定得比我所概述的刘-叶的数据所涉及的窄，他排除了现代服务）的贡献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这是1914—1918年的3％的两倍多，但仍然很小。

表3 国内生产总值1914—1918年，1933年，1952年（1957年物价）

*制造业=工业（现代和现代前的制造业、矿业和公用事业）+运输业

+现代=工厂产品、矿业、公用事业和现代运输

≠除1933年外，未编入这一部门；为了在表的下半部计算比值，根据各部门的净产值，按比例在它们中间分配。

资料来源：德怀特·H.珀金斯：《中国20世纪经济的增长与结构变化》，见珀金

斯编：《历史剖析中的中国现代经济》，第117页，表1。

因此，1912—1949年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也来自传统部门产量的增长，而主要是农业和手工业。农业生产增长慢，但由于气候和政治军事情况，在20世纪的头几十年中各年各地各不相同。最大的增长出现在新开发的地区，如满洲和西南的一些地方。在别的地方，农产品的价值由于经济作物的增加而增大。由于下面提到的原因，手工业的总产量极不可能——与它的相应份额相反——在1912—1949年间下降。反过来似乎更有道理。

如果我们拿人口估计数——1912年4.3亿，1933年5亿，1952年5.72亿——与表3中的国内生产总值比较，我们发现在这几年中，每一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1957年物价）分别为113、123和115元。考虑到整个数据的潜在错误的可能性，在本章涉及的几十年中，如果我们略去从1937年开始的12年战争和内战，现在能得到的最好的估计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上没有显出任何明显的上升或下降的趋势。在战争时期，中国某些部分的人均产量和收入可能急剧下降。一些文化人受到不利的影响。特别是薪金固定的教师和政府职员，他们的薪金跟不上通货膨胀；但在战后和1948—1949年最后崩溃之前这段时期，城市工人相对来说生活得好一些。

日本入侵后，华北的农业生产受到打击，城乡间的商业联系被破坏。1946—1949年的内战期间，这个地区的农业和商业状况很可能比别的地方更坏，因为这里是战斗中心。1940年后，中国未被占领地区的作物生产开始下降，在剩下的战争时期比1939年平均低约9%。1942年实行田赋改征实物和粮食征购，加上引起劳动力严重短缺的征兵的加速，看来减少了农民的实际收入。但在国民党控制的内地，工业生产从一个低的起点开始增长，直到1942或1943年。战后时期，1946年通货膨胀重新开始，并在1948—1949年失去控制，这对沿海、城市部分比对华南和华西内地农村的影响更严重，后者的总产量或许很少变化，虽然流入城市的食物和农业原料由于货币的急剧贬值而减少。①

人口的一个值得注意的部分的收入在下降，而人均国内总产值保持不变或略有上升，这是可能的。但在农村地区和在大多数农业人口中间，“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在20世纪前半期，地主正在积累生产的增长份额。事实上，有限的可用资料表明，租佃率甚至略有下降，在政治混乱时期，地主收租常常有困难”。②

1937—1949年间，民心确实变了，但甚至在那时主要也不是因为在没有严重的天灾人祸的情况下，经济不能支持中国人口维持一般的（和低的）生活水平。1952年的产量已经恢复到1949年以前的最高水平，迅速的恢复几乎完全靠的是一个新的和有效的政府在恢复现有企业的生产方面取得的成功，而不是靠新的投资。就1949年之前的40年的其余部分来说，20年代和30年代初的内战、干旱（例如1920—1921年在华北）、洪水（例如1931年长江的洪水），以及其他自然灾害确实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公共福利，但不一定是他们的物质福利，这是一个真正重要的区别。在政治混乱和战争造成的人身极度不安全的情况下，收入即使略有增加也是一种可怜的补偿，相反，如果有更多的个人和国家安全，即使很低但却稳定的人均收入也可能受到欢迎。

① 刘-叶和巫的估计之间最大的不一致是农业的净增值数字和农业内的作物价值。一方面巫的数字可能太低，另方面珀金斯认为刘-叶根据的1933年谷物产量估计太高，好像也有道理。珀金斯：《中国的农业发展》，第29—32页和附录D。

② 这个简短的讨论根据德怀特·H.珀金斯的《中国20世纪经济的增长与结构变化》，见珀金斯编：《历史剖析中的中国现代经济》，第116—125页。

① 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1933、1936及1946》，《社会科学杂志》，9.2（1947年12月），第12—30页，估计1946年的国民收入比1933年低6%（按照1933年物价）。关于上海工人，见A.多克·巴尼特：《共产党接管前夕的中国》，第78—80页；关于1937—1949年华北的农村经济，见拉蒙·H.迈尔斯：《中国的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年》，第278—287页；关于战时中国未被占领地区和战后的通货膨胀，见张家璈：《恶性通货膨胀：中国的经验，1939—1950年》，第59—103页。

② 珀金斯：《中国20世纪经济的增长与结构变化》，第124页，引迈尔斯：《中国的农民经济》，第234—240页，和珀金斯：《中国的农业发展》，第5章。

工业

工业

在讲述清末的中国经济时，我们注意到在1895至1913年间，至少有549家利用机械动力的制造业和矿业企业是由中国民间和半官方创办的。这些企业的创业资本共计120288000元。①此外，同一时期开办的96家外国所有和40家中外合资的企业，拥有创业资本103153000元。这当然只是一个粗略的估计，根据的是当时各种官方的和非官方的资料。

不包括现代矿业但包括兵工厂和公用事业的两张相似的表，表明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时期华资现代工业的可以看出的增长。第一张表指出在1913年有698家工厂，拥有创业资本33O824000元，工人270717名，第二张表则指出在1920年有1759家工厂，拥有创业资本500620000元，工人557622名。②欧洲列强由于集中注意力于战时生产以及运输船只短缺，减少了对中国的出口，从而为华资工业的扩大提供了一个机会。尽管及早发出了设备的订单——生产资料仍主要来自国外——但大多数新工厂的开业不得不等到战争结束和订购的机器实际到达。

在民国的头十年中，外资和中外合资的企业也有增加，但在1914至1918年间，直接投资很少。最大的增长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后，当时，举例来说，1918和1922年中国修订关税，提高日本向中国出口的细纱的进口税，诱导日本在中国开办新纱厂。

同清末中国人开办的和外国人开办的工厂一样，20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开办的工厂（和矿场）大都集中在上海、天津，以及江苏、辽宁、河北、广东、山东和湖北的一些地方，就是说，主要在沿海和长江流域各省。①

中华民国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工业普查，是1933年经济统计研究所的调查者们在刘大钧的领导下进行的。它根据的是直接从工厂经理收集来的统计资料，除了不包括外资公司以及满洲、甘肃、新疆、云南、贵州、宁夏、青海、西藏和蒙古（除了满州，现代工厂的数目都不值一提）外，被认为相当可靠。刘大钧1937年发表的调查，记录了2435家华资工厂，资本406926634元，总产值1113974413元，雇用工人493257名。②这些工厂集中在沿海省份，特别是上海，在被调查的工厂中占1186家。在1933年，华资工厂80％以上设置在东部和东南沿海各省，以及满洲的辽宁；如果把外资企业也算进来（它们当然限于条约口岸），这个比例还要高。

巫宝三在其对中国1933年的国民收入的研究中，对刘大钧的调查作了补充，即增加了对在中国本土的外资工厂、满洲和其他被略去的省份的工厂的估计。他的修订过的估计，工厂总数为3841家（华资3167家；外资674家），总产值2186159000元（中国：1415459000元；外国：770700000元），雇用工人738029名。③

表4 现代工业的产量与就业，1933年

续表

*100名工人以下

资料来源：刘大中和叶孔嘉：《中国大陆的经济》，第142—143、426—428页。

刘大中和叶孔嘉在表4中对刘大钧的调查作了进一步修订，它列出1933年中国现代工业部门几个分支的总产值和工人数目。在中国本土和满洲的运用机械动力从事制造业的企业，不计每家企业的工人数目，在1933年创总产值2645400000元，雇用工人共1075800名。与刘大钧和巫宝三对照，刘大中、叶孔嘉的估计尽管不包括公用事业，但总数实际上较高。产生这个结果的部分原因是他们对工厂下的定义较为宽泛，对满洲有更多的报道，以及他们利用资料，而不像刘大钧那样为棉纱、棉布、水泥、生铁和钢铁的数据作调查。

对于1949年之前剩下的年份，得不到可以精确地比较的数据，特别是没有关于总产值的数据。国民政府经济部在1937年报告，当年有3935家工厂（不包括矿场，但包括公用事业和兵工厂）根据工厂法在该部注册。它们雇用工人457063名，有创业资本共计377938000元。①在3935家工厂中，有1235家（30％）设在上海，2063家（52％）设在沿海省份，637家（17％）设在内地。纺织和食品业占注册工厂总资本的55％。不清楚在1933—1936年间，世界性的萧条在什么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相当大的战争破坏、生产下降，以及1937年后在日本占领下的上海、天津、武汉这样一些制造业中心新投资不景气，这些情况从地方的和部分定性的证据中可以推知。同样，对国民政府努力在后方发展一个制造基地——主要是与战争有关的工业——有广泛但不完全的报道。

1938—1940年期间，448家“工厂”和12182名“技术人员”和撤退的国民政府与军队一起搬迁到内地的四川、湖南、广西和陕西。1943年初，重庆的经济部发表了一份工业报告，虽然缺少产量数字，但对中国未被占领地区战时的发展提供了一些情况。

国民党统治区若干种工业产品、电力

和煤的相对产量，1933、1938—1946（1933=100）

表5

*一方面，在地理范围上1933年与1946年差别很大，另一方面，中间几年也有差别；从1938年至1945年每年都略有差别。

资料来源：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00—101。

报告提到的3758家工厂和241662名工人中，有590家在1937年就存在，有3168家是1938—1942年期间创办的。它们的总资本，考虑到物价指数涨了10倍，大约等于上海1933年华资工厂的资本，工人数目也大致相同。这些工厂中的大多数设置在四川（1654）、湖南（501）、陕西（385）和广西（292），其余的分散在整个国民党统治区。与战前工业的着重消费品生产对照，新的战时工业约有50%（根据资本衡量）制造军用品和生产资料。另一个与战前工业的对照是，在战时工业化中，国有企业起着主导作用。尽管在登记的工厂中只有656家（17％）是“公营”的，却相当于69％的总资本，与私营工厂比较，它们更大，利用的机械动力更多，并控制了生产资料部门（特别是化学制品、金属制品和机器）。①

国民党统治区战时工业化的模式，特别是把重点放在与军事有关的生产资料如化学制品上，这从表5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1942年以后，内地的工业活动开始放慢，新公司的数目急剧下降，产量不仅停止上升，在一些生产资料行业还有下降。所以这样，除原料短缺和运输设施不足外，主要原因是这些内地企业（每一家都做好了回上海的准备）对战后的命运心中无数，尤其是通货膨胀。商品的囤积和投机变得比生产它们更有利可图。

在1937—1945年期间，沦陷区的工业产量很可能停滞或下降。但没有确凿证据。在1937—1939年间，生产明显地普遍下降。在华北，从1939或1940到1943或1944年，煤、铁和钢、水泥、电力和化学制品的产量有增长，但有些消费品工业如棉、毛织品和面粉，实际上仍低于战前水平。华北的工厂产品总值的指数（按1939年物价）在一个急剧的下降之后，到1942年已经恢复到1933年的水平。①不过，中国最重要的工业企业上海的纱厂在战争时期很不好过。华资纱厂的棉纱和棉布产量从1937年起都急剧下降，在1939—1941年间略有回升，那以后就奄奄一息了。②现在仍然不清楚日本人控制的公司是否好一点。

与此同时，日本人控制下的满洲工业从1936年起迅速增长，至少到1941年为止。在30年代中期以前，满洲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农业开垦地的扩展。华资小型工厂固然引人注意，但主要的现代工业是日本人控制下的生产资料企业网，它为日本经济提供原料和半成品。鞍山、本溪钢铁厂和抚顺煤矿，这些垂直统一管理的大型企业，是其中最突出的单位。满洲傀儡国巩固后，日本权益集团支持建立一个生产资料联合部门的重大计划。固定资本主要由日本进口资本提供，总投资率1924年为9％，1934年达到17%，1939年达到23%。（中国全国1933年的相应投资率为5％，这个数字在1949年之前很可能没有被超过。）广义的工业（矿业、制造业、公用事业、小型工业和建筑业）在1936—1941年之间每年以9.9％的比率扩大，与此相比，在1924—1936年间为4.4％。工厂工业的增长甚至更快，结果是，占中国总人口8—9%的满洲，工厂生产额几乎占1949年以前全国总生产额的1/3。制造业的迅速发展，显然是以牺牲小型工业为代价，也就是说，伴随这种发展的是工业部门的“现代化”，这个部门的扩大速度与满洲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扩大速度相同，因而没有提高相对的重要性。这看来和中国本土形成一个重要的对比。1941年后，由于从日本来的设备、资金和某些关键性原料的流入减少，满洲工业的增长和多种经营都停止了。1945至1946年严重的战争破坏和苏军搬走最现代化的工厂和设备（损失合计10亿美元或更多），大大地降低了对战后中国有用的满洲的工业能力。①

1946—1949年是混乱的年代，很快就被扩大的内战和失去约束的通货膨胀所笼罩。到1947年，消费品的产量可能恢复到战前的水平，但是，满洲的重工业和矿业生产能力被削弱，国民政府回到南京后实际上抛弃了战时内地“温室”式的生产资料工厂（它们一直依靠军事和其他政府订货），两者合起来导致这个部门的产量和相对重要性实际下降。换句话说，又回到战前着重消费品生产的工业结构模式。

日本投降在中国到处引起工业生产的部分破坏。在从前的沦陷区，日本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撤走后，生产暂时停顿。对接管日本的产业和恢复工业生产没有适当的计划。收回的工厂被当成战利品，派系不论文武，都抢着要分一杯羹。在内地，战争时期建立的工厂任其毁坏。从前日本人控制的工厂和矿场，为一个正在扩大的国有工业部门提供了基础。在资源委员会的主持下，生产资料生产的重要部分，电力和矿业划归政府控制。②1947年底，资源委员会监督291家工厂和矿场，总就业人数223770人。在消费品部门，1945年有69家日本和敌伪纺织厂（38家纱厂、6家毛纺厂和25家有关企业）被没收，转入新建立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一家由政府投资控制的股份公司，在经济部的指导下经营。1947年，中纺公司控制中国纱锭的36.1％和织布机的59.4%。它所属的工厂生产43.7%的纱和72.6%的棉布。中纺公司的纱厂由中国政府提供充分的营运资金，并为购买原棉在外汇的分配上受到优待，它们与私营纱厂相比，占有明显的优势——地位与日本在中国的纱厂相似，它们是这些纱厂的继承者；不同的是日本人更有效率。中纺公司的经营方针主要是为它们自己和国民党政府寻求短期利益。①

从1948年年底起，政府和私营的工厂和矿场都受到失去控制的通货膨胀、共产党对运输和原料供应的破坏、劳动力短缺、工人骚动和人的过失的损害。

对工业发展的精密衡量是看一段时间内生产的增长。约翰·K.张最近编制的1912—1949年中国大陆的工业生产（不包括手工业）指数，替代了所有以前的产量估计，提供了一条数量线索，把上述分散的观察联系起来并加以证实。张的指数根据15种制造业和矿业产品，涉及约50％的工业产量，用1933年的物价为衡量单位，见表6。这个估计把华资和外资公司，中国本土和满洲都包括进去了。工业生产从一个很低的起点开始，持续地一直增长到1936年。制造业和矿业就全体而论，显然没有受到世界性不景气的不利影响，尽管有许多个别工厂经历了暂时的实际困难。由于把中国本土和满洲合在一起，提出了不景气年代的某种上升的趋势。上海工业所受不景气年代的影响比满洲的工业企业严重。战争爆发带来1937—1938年的急剧下降，随后中国未被占领地区和满洲的产量都有回升，到1942年达到顶点。从1942年起，情况就不怎么清楚：1946年全年产量下降，接着在1947—1948年略有恢复，但不到1936年的水平。

在挑选出的几个阶段中，平均年增长率（用净增值表示）反

中国大陆工业生产指数，（1912—1949年）

表6 （15种商品； 1933年=100）

续表

资料来源：约翰·K.张：《共产党统治中国的工业发展：计量分析》，第60—61页。

映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工业明显扩大（1912—1920年，13.4％），随后是1921—1922年的战后衰退。从1923到1936年，平均增长率为8.7％；1912—1942年为8.4％；而1912—1949年整个时期——因为1949年是一个低年份——为5.6％。因此，在战前的典型年份，中国现代工业和矿业产量如果用1933年的物价计算，以给人深刻印象的8—9％的增长率在增长。①

然而，正如表2中刘-叶的国民收入估计所表明的，工业，包括传统工业，在中国经济中只占一个小位置，而在广义的工业部门里，现代的工厂生产因手工业而显得不重要。在1933年，中国的工厂、手工业、矿业和公用事业的联合产量，仅构成国内净产值的10.5%。手工业产量占工业部分的67.8%；工厂占20.9%；矿业占7.0%；公用事业占4.3%。在估计为4691万的全部非农业工作人口中，有1213万（25.9％）受雇于手工业，113万（2.4%）受雇于工厂，77万（1.6%）受雇于矿场，4万（0.09％）受雇于公用事业。尽管张的估计有8—9％的年增长率，但这个增长的起点是很低的，结果，在民国时期的40年中，整个部门在国内生产中所占比例基本上没有变化。不过，说中国30年代的现代工业部门小，只是与当时的发达经济比较而言。例如，若与1895年时的日本相比，它既不是不足道，也不是没有进一步发展的潜力。

整个看来，手工业在工业部门所占的相对份额，在20世纪30年代无疑比在1850或1912年少（见表3）。当然，在19世纪中叶，中国根本没有现代工业，甚至在1912年，它也只是一棵嫩芽。表7概括了刘-叶关于1933年手工业在各种工业的总产值中所占份额的估计。考虑到与工厂产品比较，在可以得到的资料中对手工业生产的概括不完全，这样，对所有的工业来说，64.5％的平均数确实是太低了。①刘和叶根据就业和每个手工业工人的增值作出的补充估计，实际上表明1933年手工业在总增值中所占份额接近75％。

到这里，比较确实的数据资料就结束了。经常有人断言，在鸦片战争之后的一个世纪中，由于进口外国货和国内华资及外资现代工业的产品的竞争，传统的手工制造业一直在下降。②在满洲，如前面指出的，可能是这种情况，即工厂工业的增长以牺牲“小型的”（即手工业的）工业为代价。但就整个中国来说也是这样吗？有关这个问题的片断资料更适合这样的结论：在绝对数字上，手工业产量总体上不变，比起刚提到的悲观看法来甚至还有增长。

在14类产品中手工业生产

表7 占总增值的百分数，1933

资料来源：刘大中和叶孔嘉：《中国大陆经济》，第142—143页，表38—；和第512—513页，表G-1。

问题变得复杂，在于用什么样的定义去界说“手工业”和各种手工业之间实质上不同的经历，以及大多数解说者据以谈他们的看法的几次实地调查的时间选择。与家庭单位无关的城市或半城市手工业作坊或手工业工场，至少从唐代起就出现在中国的经济中了。不过，用就业和产量来衡量的它们的重要性，至少在1912年以前，并在较小但未确知的程度上，在随后的40年中被农村和城市的单个家庭的手工业生产所掩盖了。①例如，这是可以想象的，曾经基本上是一种农家手工业的手工纺纱的绝对产量在20世纪下降了，而全部或部分与此对应的，是在许多手工业作坊中有了新的就业机会，这些手工业作坊是在日益增长的对外贸易和工厂生产的刺激下出现的。这些小型工厂，特点是雇用很少的工人，没有机械动力，为出口的农产品加工（如轧棉和缫丝），或作为分包者向现代工厂供应零配件，或冒险仿制比较粗糙和便宜的工厂制品（如纺织品、卷烟、火柴和面粉）。①所以，中国初期工业化的一个重要部分，跟日本一样，采取的形式不是完全照搬外国的模式，而是适应中国具备的生产要素，其特点是高劳资比。

有些手工业没有经受住竞争。进口的煤油几乎代替了点灯用的植物油。在20世纪头25年中曾经是繁荣的丝织业，从20年代末开始衰落，原因很多：日本人的竞争，1931年后失去像满洲这样的市场，人造丝的出现，以及国际市场普遍不景气。②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茶叶出口下降，也许说明茶叶工业遇到了困难，尽管我们不大知道国内需求的变化。不过，无论是丝或是茶的情况，都不是说从19世纪起有一个简单的直线下降，原因是手工业产品被工厂产品所取代。

至于棉纺手工业，我们可以谈得更具体些。布鲁斯·雷诺兹发现，手工纱的绝对产量及其在纱的总供应量中所占份额，在1875—1905年间急剧下降，然后下降放慢，直到1919年，随后又急剧下降，直到1931年（表8）。③对照之下，手工编织在1875—1931年间所占的相应份额虽然下降，但在这半个世纪中，以平方码计算的总产量实际上增加了。在需求方面，这种坚挺的现象是由于存在手工织的布和机器织的质量更优良的布的部分地分立的市场；典型的手工织的布是用进口的和国内机器纺的

表8 棉布供应的来源，1875—1931年(百万平方码)

资料来源：布鲁斯·劳埃德·雷诺兹：《贸易和外资对工业化的影响：中国的纺织品，1875—1931年》，第31页，表2.4。

经线和手工纺的纬线，直到20年代国内纱厂大大发展起来才不用手工纺的纬线。在供应方面，手工织布的幸存和增长，可归因于它在1949年以前的中国家庭农场生产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作用。关键是有可用的“剩余”劳动力。特别是家庭劳动力，他们要在任何情况下生存下去；跟工厂劳动力不同，即使他们的边际产品在生存费用以下，也照样从事手工业活动。就是说，家庭手工业几乎能在任何价格上与工厂工业竞争，只要现代公司必须付给它的工人仅够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而手工业工人在挣得收入上没有选择的余地。农村家庭争取最大限度的收入，根据他们对各种各样农村副业的相对利益的估计而决定进入或离开某一副业，这也部分地说明了个别手工业变化无常的命运。在20世纪，随着经过改进的木织机、铁齿轮织机和提花机的传播，手工织布技术有了很大的改进，与手工纺纱相比，劳动生产率可能高出许多。廉价的进口纱和国产的精纺纱使得手工纺纱与其他有关副业相比，愈来愈无利可图。机器精纺纱的近便和廉价、机器产品的榜样、织布比纺纱有利，这些因素加起来导致农村家庭转入织布。在一些手工织布中心如河北的定县、宝坻和高阳，山东的潍县，在20年代和30年代的不同时期都曾经“繁荣”过，天津、青岛和上海的纱厂向数量很大的农民家庭供应棉纱，有时候，纺织商人向他们提供织布机，并承购他们的产品，将它们分销到整个华北和满洲。①

许多始于30年代，即始于战前学术成就短暂全盛时期的质量比较好的中国农村现场调查，对于我们得知手工业在20世纪的命运的情况是很重要的。在将近20年的政治分裂之后，这被看成是一个有希望的时期，当时的中国终于开始走上曾给西方和日本带来财富和力量的现代经济发展的征途。中国的经济学家和农村社会学家，甚至大多数持非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人，以给人深刻印象的一致程度，像分析经济制度的相互关系、衡量它的成就一样，关心它运行中的福利含义。农业生产基本上跟上人口增长，抑或是手工业的绝对产量至少保持不变，这些都决不能补偿显而易见的事实：中国的经济是“落后的”，中国人大多数是穷人，只有很少数富人，穷人连起码的生活水平也难以维持。此外，由于“示范效应”是强有力的，繁荣看来似乎只有通过大规模工业化才能达到。关于这一点，既出现了对很小的现代部门不相称的注意，又出现了一种倾向——尽管老老实实提出来的以经验为基础的数据常常同它矛盾——想从手工业的周期性波动的下降阶段得出结论，而忽略上升阶段。①差不多好像是把传统部门说得愈是破产，国家的现代化和工业化就愈有可能早日开始。30年代初对手工纺织工业来说，十之八九同样是一个相对不景气的时期，但这主要不是由于现代纱厂的竞争，而是由于1931年后失去了满洲和热河的市场。要提醒的是，把手工纺织业到1936—1937年没有恢复作为可供选择的市场发展的结果，超出了我们目前所知，并与中国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在1937年战争爆发前的两年中的上升趋势相矛盾。同时在1937—1949年之间漫长的战争和内战的艰苦年代，难道可以相信现代城市消费品工厂与众多而分散的手工业部门相比，所受的破坏更小、产量的削减更少吗？

在进口货和国内工厂的产量都增长的情况下，从绝对数字上说，手工业生产的命运决定于两个因素：进口货和工厂产品的结构，总需求的大小和构成。例如（见表28），在1925年，进口货至多有50.5％是同手工业竞争的（棉织品、棉纱、面粉、糖、烟草、纸、化学制品、染料和颜料）。除了我们已经注意其影响的棉织品和煤油外，在剩下的品种中最大宗的是糖（它的进口量在1925年格外高，其中包括不与手工业竞争的未加工的糖）、化学药品、染料和颜料（其中只有一小部分代替了土染料）以及烟草（其国内加工在20年代增长了，因此明显地未被进口货压倒）。其他具有潜在竞争性的进口货在数量上微不足道，不可能对国内手工业造成严重影响。

关于工厂产品的影响，情况与进口货相似，这里再次排除了棉纱的情况，其中手工业产品急剧削减。1933年最重要的手工业产品是手工碾的米和磨的粉，两者加起来占整个手工业验明总产值的67％。碾米和磨面的总产量加上进口面粉，其总数的95％来自手工业部门。如果自进入20世纪以来，由于现代食品生产工厂或进口货的竞争曾引起任何下降的话，那也不会很大。①

由于我们对手工业的国内市场所知甚少，很难直截了当地说民国时期的总需求是个什么模式。不过，三个间接指标可能有用。从1912到1949年，中国人口几乎以1%的年平均率增长，同时城市人口的增长率可能达到2％。单是人口增加，特别是沿海商业和制造业中心的人口增加，足以解释进口的或国内工厂制造的商品的消费量的一大部分。现代工业产品的很大一部分由城市消费品构成，它们在中国农村没有什么用处。甚至普遍使用的东西如棉织品，以质量和成本为根据的产品的差异也是重要的；就传统需求来说，工厂产品可能是“劣等”货。即使事实不是这样，农村人口也仍然继续使用手工业产品，在低工资率和高价资本的情况下，这些产品仍以低于现代工业的单位成本生产出来。

第二个指标是持续到30年代的外部需求。有一种研究说，用1913年的物价计算，手工业的出口价值从1875到1928年每年增长约2.6％。另外一种估计提出，种类稍微广泛些的手工业产品，从1912到1931年每年增长1.1％。②由于对国内消费缺乏更多的了解，报导出口增长的数字当然不是结论性的。不过，以20年代中国最大的单项出口货物的丝来说，强有力的迹象显示，在绝对数量上，国内市场与出口一起增长到1930年，同时它们的相对份额基本上不变。①

最后，农产品特别是需要加工的许多商品作物，在1912至1949年间的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每年略低于1％——大致相同。珀金斯估计1914—1918年每年的农产品总值为160.1—170.3亿元，1931—1937年每年为191.4—197.9亿元，20多年中约共增加16—19％。②他还证明，“在30年代，能够在现代工厂加工的农产品不超过5％或6％，或者说，不到20世纪10年代和30年代之间农产品增长的百分数的一半。”③换句话说，在最坏的情况下，农产品的手工加工保持不变。

关于工厂工业，除了它在数量上的重要性相对地小之外，还有几个总的特点值得注意：

1.如已经指出的，现代制造工业集中于沿海省份，特别是条约口岸城市以及1931年以后的满洲。（以最重要的棉纺工业来说，在1924年，中国87.0%的纱锭和91.1%的织机设置在河北、辽宁、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上海、天津、青岛三个城市占纱锭的67.7％和织机的71.9％。）虽则有某种程度的地理分散，例如30年代的纱锭（1918年，纱锭总数的61.8%设置在上海；1932年是55.4%；1935年是51.1％），但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中国内地省份几乎依旧不知道现代工厂工业为何物。

2.地理上集中的一个原因，是外资工厂在制造业部门占有很大的份额。外国工厂被限制在条约口岸。从1931至1945年间，满洲的经济与其他部分的中国经济没有联系，但恰恰是在满洲而不是别的地方，现代中国经历了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包括建立一个真正的重工业基地。虽然外资工厂在战前中国制造业中的突出地位是一切资料都承认的，但根据它们在总产量中所占的份额来估计它们究竟有多么重要时，差异却很大。刘大中和叶孔嘉把刘大钧的调查数据和别的资料结合起来，提出了1933年在中国本土和满洲的华资和外资工厂的总产值和工人数目（表9）。

表9 华资工厂和外资工厂的产量和工人数，1933年

资料来源：表4

在中国本土，华资公司占工厂工业产量的78％。比起中国制造工业资本构成中的华资份额来，这是一个实际上较高的比例，根据一种相当粗略的估计，在30年代，外资资本份额仅占总数的37％。①问题出在中国的工业外资的重要性是用产量份额来衡量好呢，还是用与华资相比较的外资的相对份量来衡量好。过分注意资本构成容易导致夸大外资工业的重要性。定资本额之难是出了名的，而且它轻视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人拥有的工业主要是轻工业，资本的不可分性问题极小而劳动力可以代替资本

表10 中国和外国+公司在几种工业的总产量中所占百分数

*仅指“现代”煤矿

+外国拥有或外国投资/控制

≠1935年

资料来源：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24、130—13I页；雷诺兹：《贸易和外资对工业化的影响》，第216、221页；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2，第971页。

的程度却很大。换句话说，它肯定在华资和外资工厂里呈现出同样的资本产出比率。对20年代和30年代制造工业几个分支中外国企业的产量份额，表10有所指示。（关于1933年，又见表3。）这里包括了煤矿业的数据；除了条约口岸的集中问题外，这里说的有关工厂的话，一般也适用于矿业。

3.不包括满洲在内的中国工厂工业主要是消费品工业。1933年，生产资料占工厂净增值的25％。用产值衡量，最大的工业是棉纺、面粉、卷烟和榨油工业。在刘大钧调查的2435家华资工厂中，50％从事纺织和食品制作。这1211家工厂合起来，占全部华资工厂产值的76％，就业的71％，动力设备的60％，资本投入的58％。

4.工厂平均规模很小，在相同的工业中，华资公司一般比外资公司更小，但与明治时期的日本工厂或其他国家早期的工业经历相比，则不算很小。刘大钧调查的2435家工厂的资本总数为4.06亿元，平均166000元，或按现行汇率计算约50000美元。这些工厂拥有动力的总功率为507300匹马力，或每家工厂约200匹马力。每家工厂工人的平均数为202名。

5.对于华资工厂，甚至那些设置在条约口岸的，我们可以说，它们所处的社会条件这在很大程度上依旧是“传统的”，这严重地冲击着“现代的”事实，即它们使用机械动力和复杂的机器。在刘大钧调查的2435家工厂中，只有612家是作为合股公司组织起来的。缺乏一个发展得很好的转让股票的市场，这促成股东和管理部门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股东对短期利润的要求常常与通过再投资扩大企业和使其现代化的长远目标相矛盾。像保证股息这样一些做法往往迫使公司为了获得营运资金而借高利贷。为现代工业提供资金，这在中华民国从来是不充分的。投资于田地和城市房地产继续具有吸引力；除此以外，在较近的时期还对商品、外汇和政府债券进行投机。下面我们将看到政府的财政政策是怎样有助于将资金从生产投资上转移走的。

缺乏合格的管理部门。1931年，在82家纱厂的4000名技术人员中，只有500名接受过正规训练。较高级的管理部门同官督商办时期（见第11卷）的管理部门没有多大差别。像成本会记这样一些方法很少被采用：廉价土地上的两层楼工厂建筑并不罕见，折旧提成和设备维修的不足几乎人人都注意到了。不过，这种情况从来是工业化初期的特点，世界上到处一样，中国的情况并不特别坏，比如说，同50年前美国的纺织工业相比。

中国工厂的工头喜欢保持一种“长衫客”的派头，不屑于做卑下的工作，而把真正监督工人的工作留给技术上无能的监工，他们往往也是“承包人”。通过与童工的父母达成协议等方式招工。虽然到1933年已有100多万工厂工人，但总的说不是一支熟练的、稳定的、有纪律的劳动力。部门的变化可能相当大，像日本那样。什么地方重视经验，经验就得到报酬。高度熟练的男性工人得到好的报酬和好的训练，倾向于只跟一个雇主。不过，在占优势的纺织工业，经验并不特别重要，除非是机修工。许多工人保持着同农村的联系，他们离开那里是出于无奈，想用工厂工资补充少得可怜的农业收入。对年轻妇女和儿童来说尤其如此，他们在劳动力中占一个很高的比例。在刘大钧调查的2435家工厂的493257名工人中，有男工202762名，女工243435名，16岁以下的童工47060名；在纺织工业，相应的数字是84767、187847和29758。由于这支劳动力不是完全终身委身于一个工厂，由于从农民中可以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工人，因此，用国际标准衡量，工业工资低而工作时间长。1937年之前，中国纱厂典型的运转是两个12小时的工作班；日本人拥有的纱厂普遍采用11小时的工作班。不过，用中国农村的标准衡量，城市工人的实际收入还是高的，这是持续地向城市迁移的一个因素。在资本昂贵和劳动力便宜的地方，生产“合理化”在一些中国公司是采取压低工资和延长工作时间的办法加强使用劳动力。普遍的低工资率使高人工周转率永久存在，使工人不愿割断与农村的联系，因为当工业减退时，农村继续为他提供庇护所。这又加强了雇主的信念，认为工人能靠“一把米”过活。反过来，低工资的常规又因阻碍劳动效率的提高而部分地证明是不可取的。①

或许只能是这样。中国工业面对的一个基本问题是需求疲软。只要条约口岸及其近郊周围的传统社会和穷困的农民经济基本上保持不变，哪里能有什么报酬好的劳动生产出来的新产品或经过改进的（也是较贵的）商品的市场？

6.现代工业集中于沿海城市，外资部分很大，消费品占优势，大多数是技术落后的小工厂——所有这些与1949年以前中国现代工业在国民收入中只占很小的份额互相关联。但估计“制造业+”（见表3，指工厂产品、矿产品、公用事业和现代运输）中的现代份额只占30年代国内总产值的5％（表2）或7％（表3）——就是说，中国的经济显然是不发达的——不应引出这样的结论，即认为现代工业和运输部门对中国1949年以后的经济发展是无关紧要的。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继承的东西在数量上少，在1953—1957年期间工业生产的增长中，却有2/3以上来自现有工厂增加的产量。②尽管苏联从满洲搬走了工业机器和设备，但恢复这个主要生产资料基地的生产所必需的新投资，总比建设新工厂所需要的少。虽然总的看来1949年以前的中国没有工业化，它的棉织品工业却迅速而持续地发展，并且没有被外国公司垄断。甚至在30年代，中国的棉织品产量已居世界前列。1949年后，尽管对轻工业的投资远远落后于重工业，但棉织品和布匹的出口——仅次于加工和未加工的农产品——是中国用以支付进口货物的外汇的一个主要来源。①

同样重要的是，1949年以前的小的现代部门为人民共和国提供了熟练工人、技术人员、有经验的经理和组织业务活动的模式，这些得到苏联顾问和训练的补充，才有可能对数量大大增加的新经理和新工人提供训练和经验，他们将充实50年代末开始生产的许多新工厂。特别是在生产资料部门，几十家比较小的上海机器制造公司——其中不少是从1949年以前的时期继承下来的——保持了一种发展新产品和新技术的质量上的适应性，使它们能在60年代初，在克服大跃进和苏联撤退顾问带走蓝图造成的困难中起很大的作用。②“没有这个基础，中国在50年代和60年代的工业发展将大为缓慢，或将更加依赖外国技术专家，或者兼而有之。”③

① 费惟恺：《晚清帝国的经济趋向：1870—1911年》，《剑桥中国史》，第11卷第1章。

② 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第55—56页。

① 南开经济研究所：《南开统计周刊》，4.33（1931年8月17日），第157—158页。

② 刘大钧：《中国工业调查报告》。“工厂”，按照1929年的“工厂法”规定为采用机械动力、雇用工人30名以上的企业。

③ 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年》，卷1，表1—2，在第64页后；表5，第70—71页；增加的资料在《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修正》，《社会科学杂志》，9.2（1947年12月），第130—136、144—147页，它结合了汪馥荪的估计：《战前中国工业生产中外厂生产的比重问题》，《中央银行月报》，2.3（1947年3月），第1—19页。

①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4，第92页。

①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第89—97页；4，第93—96页，摘自经济部统处编：《后方工业概况统计》，1943年5月。

① 严中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47—150页；汪馥荪：《战时华北工业资本就业与生产》，《社会科学杂志》，9.2（1947年12月），第48页。

② 王季深：《战时上海经济》，第192、194页。为这份参考资料我要感谢托马斯·罗斯基教授。

① 亚力山大·埃克斯坦、赵冈和约翰·张：《满洲的经济发展：边疆经济的兴起》，《经济史杂志》，34.1（1974年3月），第251—260页。

② 关于1938—1948年国有和私有矿场和生产资料企业的相对处境的实际数据，可以查看《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3，第1439—1443、873—879、882—887页。

① 国家统计局工业统计处：《我国钢铁、电力、煤炭、机械、纺织、造纸工业今昔》，第148—149页；《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3，第1051—1074页。

① 约翰·K.张：《共产党统治前中国的工业发展：计量分析》，第70—74页。

① 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修正》，第137—142页，表明手工业的净增值为所有的工业的72％，但根据的“工厂”是这样定义的：雇用30名以上工人的企业，并使用机械动力。

② 这个意思包含在彭泽益对资料的编排中，见他编的《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年》，有价值的文献尚未被充分挖掘出来。

① 见费惟恺：《经济趋向，1870—1911年》，《剑桥中国史》，第11卷，第1章。

① 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年》，2，第331—449页。

② 见李莉莲：《江南与丝出口贸易，1842—1937年》（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论文，1975年），第234—273页。

③ 雷诺兹通过很不相同的路子得出的1875和1905年的结果，与我的估计很接近，见我的《中国的手工和机器棉纺织品，1871—1910年》，《经济史杂志》，30.2（1970年6月），第338—378页。我在这里用了他的数字而不是我自己的，因为它们是对1875—1931年整个时期的一个从方法论上说是一致的估计的一部分。

① 见赵冈：《现代棉纺工业的发展及其与手工业的竞争》，载珀金斯编：《中国现代经济》，第167—201页。

① 赵冈，同上，第173—175页，举出了例证。

① 刘大中和叶孔嘉：《中国大陆的经济：国民收入与经济发展，1939—1959年》，第142—143、512—513页；萧亮林（音）：《中国的对外贸易统计1864—1949年》，第32—33页。

② 侯继明：《1840—1937年中国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发展》，第169—170页。

① 李莉莲：《江南与丝出口贸易，1842—1937年》，第266—273页。

② 珀金斯：《中国的农业发展》，第20—30页。

③ 珀金斯：《中国20世纪经济的增长和结构变化》，第122—123页。

① 谷春帆：《中国工业化通论》，第170页。

① 关于20年代劳动力的出身、招募、工资和工作条件，见琼·切斯诺：《中国的工人运动，1919—1927年》，第48—112页。1949年之前工业的工资结构分析，见克里斯托弗·豪：《现代中国的工资模式和工资政策，1919—1972年》，第16—27页。关于日本式的“常年”雇用熟练男工的一个例子，见《慎昌洋行》，第114页。为最后这本参考书，我要感谢托马斯·罗斯基教授。

② 赵冈：《工业政策与执行》，见亚力山大·埃克斯坦、沃尔特·盖伦森、刘大中编：《共产党中国的经济趋势》，第579页，表3。

① 马逢华（音）：《大陆中国的对外贸易》，附录C，第194—200页。

② 托马斯·G.罗斯基：《制造工业的发展，1900—1971年》，见珀金斯编：《中国现代经济》，第228—232页。

③ 珀金斯：《中国20世纪经济的增长与结构变化》，第125页。

农业

农业

民国时期的中国经济跟过去一样，农业压倒一切。1933年农业净增值估计有187.6亿元，或占国内净总产值的65％。这个产量是2.05亿农业劳动者生产的，占劳动力的79％。从1912至1933年，这个百分数仅有很小的变化，尽管1933年以后满洲工业的迅速增长使农业所占的份额下降得比前几年稍微快一些

表11农业几个部门的产量，1933年

资料来源：刘大中和叶孔嘉：《中国大陆的经济》，第140页，表36。

表12 农产品总值，1914—1957年(1933年10亿元)

资料来源：珀金斯：《中国的农业发展》，第30页，表Ⅱ.8。

表13 作物产品的实际产量，1914—1957(百万斤)

资料来源：珀金斯：《中国的农业发展》，第266—289页。

（表3）。以作物产品为主，而在作物类中以粮食作物为主。表11是对1933年的估计。按重量计算，当然是粗略的，粮食作物（稻谷、小麦和其他谷物、土豆、蔬菜、水果）占作物产品的80％。

直到1937年，农业总产量差不多跟得上人口增长（从1912年的4.3亿到30年代中期的5亿）。以1931—1937年农产品的不变价格计算，人均值与1914—1918年大致相同（表12），反映出产量年增长略小于1％。这个增长部分来自扩大耕地面积，珀金斯估计1918年的耕地面积为13.56亿市亩，1933年为14.71市亩。①平衡来自现有土地上谷物和商品作物产量的增加。人均谷物产量在这整个时期保持不变，价值大约是21元，而其他产品包括商品作物的人均产值从15元增加到17元。表13显示1914—1957年作物产品的数量变化。从1914—1918年到1931—1937年，粮食（按斤=1.1磅）增长12.9%。但稻谷产量下降了5.8％，而土豆和玉米的生产分别增长了16.4％和39.2％。这些变化反映出作物模式向单位面积含热量较多的作物产品的转移，从而腾出地来增加商品作物的种植。增长16.8％的小麦，在华北的一些地方是一种商品作物，这些地方把小麦在市场上卖掉后买粗粮如高粱、小米供农家消费。在华北和华中，小麦和棉花侵占了稻谷的面积，油料作物的面积在华中也增加了。商品作物产量占农产品价值的百分数，在1914—1918年是14％，1931—1937年是17％，同时个别经济作物实际产量的增长比谷物更快：芝麻170.1％；大豆53.7％；油菜籽33.7％；棉花17.6％；花生15.6％；烟草15.1％。①

主要农作物区

战前的中国农业除养活缓慢增长的农村人口外，“平时”还向发展较快的城市地区供应一部分食物和原料。20年代由于内战引起的运输困难和其他破坏，需要用进口粮食补充城市消费。这以后在30年代，进口略有下降，以后由于战争爆发而再次上升。②此外，农产品占中国出口的大宗（见表28）。在1912—1931年期间，整个出口在价值上每年增长3.5％，数量上增长1.7％。③

总之，对1949年以前一个没有经过重大技术改造的农业部门来说，这是值得赞扬的成绩。在民国时代的40年中，个别农户或特殊地点和地区年产量当然不是一成不变的。由于气候、自然灾害、破坏性的战争或不利的价格趋势，产量和收入可能变动很大。①仅够勉强维持生活的总产量没有富余应付过于频繁的意外事故，也无法不年复一年地担心一家人的温饱。甚至这个“值得赞扬的成绩”也需要某种解释。

天野元之助的中国农业史仔细考察了与每一种主要作物有关的技术以及农具的发展，给人以深刻印象地指出，民国时期的农业技术是清代农业实践的继续，仅略有改进。②在整个民国时代，可以看到改良种子和开发较好的农业技术的零星尝试。例如，从1912至1927年，在各省建立了251个农事试验场。③南京政府的工商部和后来的农矿部和全国经济委员会，也都鼓励农业研究和农艺学知识的推广。④不过，这些尝试的规模很小，而且缺乏地方政府的支持。

表12和表13所示20世纪头几十年农业总产量的缓慢增长，主要不是改良种子、肥料或增加灌溉和治水的结果。从1913年至30年代期间，耕地面积的扩大有70％发生在满洲，特别是由于增加了大豆以及高粱和其他供人口消费的谷物的面积，人口从1910年的1800万上升到1940年的3800万。 ①这样，使用“传统”技术的满洲农业的大面积耕种的发展，在农业总产量的增长中占一个很大的份额。在江苏、湖北、云南和四川，耕地面积也有小的增长，但其中绝大部分产量的增长是由于在一些地区采用了以前未使用的最好的传统耕作方法。现有农田增产的部分（也许是大部分）来自投入更多的劳动。

在30年代初的不景气到来之前，中国农户对持续增长的出口需求、有利的价格趋势和可以得到的城市非农业就业机会的反应，既促进了满洲边疆的开发，也促进和加强了对传统技术的使用。结果增加的农业产量，从统计上讲足够供养中国的人口，因为人口增长率不大——年均不到1％。缓慢的增长率是由于相对的高出生率和高而波动的死亡率的结合，这反映了普遍的低生活水平、不良的公共卫生条件和对天灾人祸缺乏抵抗力。农业产量被认为充足，只不过因为普通中国人依旧很穷，人口增长受到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制约。在这些悲惨的限制内，出口和城市部分的工业对商品作物的需求，允许某种程度的向获得较高单位面积收入的作物生产的转移，特别是在较小的农场。

直到1931年，价格对农民都有利（见表14）。20世纪头30年的总的趋势是上升的——农产品价格、农民购买的包括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在内的商品、地价、农场工资和税收通通增长了。尽管在20世纪10年代，农产品和工业产品之间的贸易条件有波动，但在20年代，条件对农业愈来愈有利，表明农民得到的价格比他付出的价格上升得甚至更快。在1913—1931年间，农产品价格上升了116％（如果我们用表14中卜凯的指数），而农民所付的价格上升了108％。在同一时期，地价上升63％，农场工资上升75％，田赋上升67％。在华北，工资有落在物价后面

农产品价格、贸易条件、地价、农场工资、土地税指数，

表14 1913—1937年（1926年=100）

续表

*15省36县37地区

资料来源：(1)和(2)：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编：《1913年—1952年南开指数资料汇编》，第12—13页；《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第135页；卜凯：《中国土地利用：中国22省，168地区，16786田场及38256农家之研究（1929—1933）》，第149—150页。

(3)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统计资料》，第168—169页；《农情报告》，7.4（1939年4月），第47页，见李文治和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3，第708—710页。

(4)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统计资料》，第151页。

(5)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统计资料》，第167页。

的倾向，但在南方的水稻产区则更紧地跟上物价，表明华南对劳动力有更大的需求和有相对多的非农业就业机会。什么地方物价走在工资的前面，农民雇用劳动力就明显地更为有利，因为他从他的作物得到了较高的价格。在这20年中，地价和田赋增加得最少。看来田赋的实际负担同它的货币负担相反，在这普遍涨价的几十年中下降了。

不过，从1931年直到1935年复苏开始，并继续进入1936年，中国农民经受了一次收入的急剧下降和贸易条件的明显逆转。产生这些后果，一方面是由于世界性萧条引起的出口市场收缩（由于银价在1931年以前继续下跌，萧条的影响在中国推迟了），一方面是由于从1931年起银的黄金价格上升，引起中国白银外流，而银价上升首先是由于英国、日本和美国放弃金本位，然后是由于1934年的美国白银法案。在这个物价急剧下降的时期，农民的固定成本和工业品价格的下跌倾向于比标准的农产品价格的下跌少一些，后者首先下跌，并跌得非常快。农民对萧条的反应是明显地趋向于缩减商品作物的生产，恢复传统粮食作物的种植。①1931年后，由于城市的劳动力返回农村地区，对农民特别是小农的家庭收入至关重要的非农业就业机会，可能也有暂时的下降。②关于农场工资的数据资料是零星的，但工资的下降可能比农产品价格的下降少。在1931—1934年期间，田赋平均增加 8—10％（然后在1935—1936年期间下降），而地价从1931年起下降，这表明在萧条中农民的实际税收负担有增加。③从农村地区向上海和其他城市的白银流出，使农民更难于得到贷款。总之，农业部门在以前长期通货膨胀阶段的一些收益，在1931—1935年间丧失了。到1936年，农产品价格和商品作物产量都在恢复，但不久日本人在1937年的入侵和全面战争引出了新的问题。

首先是直到1931年有利的价格上升，接着在1931—1936年价格急剧下降了几乎25％，这使许多农户受到影响，受影响的程度则视农业的商业化和卷入市场交易的程度而定。珀金斯曾估计，在20年代和30年代，农产品的20—30％在当地出售，另外10％运到城市地区，3％出口。同1910年以前比较，后两类分别增长5—7％和1—2％。章有义编的定性数据资料也证实了20世纪商业化的增强，尽管他的初衷是为了说明本国和外国帝国主义商人的活动给中国农民带来有害后果。①但是，在比较商业化的长江流域各省以外的地区，除了有商业头脑的富农，大多数农民跟市场仍然只有最低限度的联系。如果我们记得商品作物（绝大部分在市场上出售）在30年代占农产品的17％，那么珀金斯对商业化程度的估计就包含有这样的意思，即粮食作物产量的1/4弱是农民卖的，并大多是在地方集市上卖的，不大受国际价格趋势的影响。甚至在湖南主要的稻米市场和中国最大的市场之一的长沙，30年代的价格波动主要只同本省的收成和地方政治形势有关。对农业社会的大多数人来说，全国物价平均下降25％意味着实际收入的下降比这少得多，可能只有5％。就是说，萧条的影响——和其他价格变化，上升或下降——对中国的内地省份来说，也许还比不上不可避免的气候波动造成的灾难。

中国的农业养活中国的人民，甚至在最低限度的消费水平之上产生一个小小的“盈余”。总的说来，按照最终用途，食物消费相当于国内支出的60％，而个人总消费占90％以上，留下几乎无足轻重的数目用于公共服务、政府消费和投资。①正如表12所列人均农业产值38—39元所表明的，这明显地依旧是一种“贫穷的”经济，人口的大多数只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20年代和30年代中国粮食的亩产量用国际标准衡量决不算低。例如，稻米略高于明治时期的日本——虽然比30年代的日本低30％——是印度和泰国的两倍或三倍。小麦产量同美国差不多。不过，一个农民工作一年的平均产量在20年代的中国只有1400公斤；美国可以比较的数字是20000公斤——高出14倍。②中国贫穷的根本原因是：4/5的劳动力从事农业，而这一产业技术和组织上的特点是：每一个劳动者的增值明显地低于发达的经济和中国经济的现代部门。

克服中国经济“落后”的主要障碍，也许是私营部分或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未能集中和分配资金、资源和技术——这是重要的和继续不断的新投资所需要的。1949年以前，中国本土的年投资总额大概从未超过国民收入的5％。由于政治领导软弱、中国的继续分裂和战争与内战的迫切需要，农业部门没有能力满足城市对食物和原材料需求的任何大的提高，或增加出口以换取工厂和机器等主要的新进口货物。这对结构改变的缓慢起了一份作用。剩下的一个办法是对缓慢增长的农业部门实行“强制储蓄”，但这对软弱的国民政府来说是行不通的。

对中国在1949年之前未能工业化，特别是农业没有达到重大的增长，无论是“分产主义的”或“技术的”分析都不能自圆其说。技术的或“折衷主义的”观点拒绝把农村的社会-经济关系看成是农业部门的主要问题，而像我在前面认为的那样，断定在1937年以前，总的来看农业的成绩是值得赞扬的。甚至把增长的被抑制归因于得不到适当的投入——特别是改进技术——而不是制度的僵化。①

分产主义观点强调，不平均的土地所有权、租佃、农村债务、不公平的税收，以及所谓垄断的和买方独家垄断的市场，对假定的农业萧条与日益贫困起了一份作用。它断定，土地的使用权缺乏保证、高地租和地主与佃户之间的单方面关系，造成一种情况，它对进行纯农业投资既缺乏刺激又缺乏财力。②在更普遍的情况下，分产主义学派把中国“持续的农村萧条”归因于“土地耕种者的收入和土地的非生产性支出被各种寄生虫吸走，他们靠农村盈余生活但对它却毫无贡献。③

纯粹的技术分析至少有两个潜在的困难。由于它所列举的农业的不大增长，它可能忽视人均产量和收入的极端低的绝对水平，从而低估了需要改进的迫切性。更重要的是，相信调整（比如通过引进改进了的技术调整农业的生产能力）可以在一定的平衡内进行，这种看法可能显得不顾传统。但是，制度上没有实质性的改变而能在任何适当的时间内进行重大的新投入，这在中华民国确实成问题。

同样，许多缺点削弱了纯粹分产主义的分析。首先，被认为日益加深的贫困化，在几十年中没有得到任何对农业部门的全面研究的支持。个别农民、地方，甚至较大的地区遭受时间长短不一的严重困难，是无可置疑的。但这并不证明现存农业制度不能在低与不变的人均产量和收入水平上支持它本身，只要人口的增长仍然低。支持多久可能是个有根据的疑问——犹如从理应如此的愿望出发的道德问题。但在1937—1949年之间的破坏年代之前，百年一遇的破坏证据不足。

还有一个关于农业创造的“盈余”部分的问题，它潜在地可以用作生产投资。维克托·利皮特把农村盈余等同于土地所有者得到的财产收入（主要是地租）加上自耕农所纳的税，在他之后，卡尔·里斯金发现，1933年的农村实际总盈余等于国内净产值的19％。（假定实际总盈余为国内净产值的27.2％，他估计非农业部门创造的盈余占国内净产值的8.2％。）①扣除投资、公共服务和可归入农村盈余的政府消费部分后（1933年这些用途占总数为国内净产值的5.8％中的4％），再假定15％的国内净产值被农村中有权势的人物用于奢侈消费。②的确，有一部分被“投资”于不动产，或再借给农民借贷者，但其他部分则被储存起来了。假定除大众消费外相当于国内净产值15％的农村盈余可用于再分配——这一假定的主要困难在于无论是利皮特、里斯金，还是我都没有任何有用的定量资料用以估计盈余的这种种可供选择的用途的重要性。例如，如果地主购买农田和城市不动产，积蓄金银，借给农民的消费贷款数目巨大，这实际上是把地主收入的一部分引向农民消费的“再循环”。在一定时期，这些都不是消费的直接负担，虽然从长远来说它们也许可能增加个别地主对国民收入的一份权利。只有富人的惹人注目的消费，特别是他们在进口奢侈品上的花费，才是一种“消耗性”支出，是一种对国内产值的直接耗费，因为它就这样地损耗了本来可以用来购买生产资料的外汇资源。

当然，后来人民共和国头十年的农业经验应当足以证明，虽则实质性的社会变化可能是产量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但那远不是一个充分的条件。即使1958年后更加强调对农业投资，中国的农业产量仍然落在后面。供给更好的原种、充分的肥料和水、最适作物的模式和在劳动力短缺的关键地方实现机械化等问题，都不是容易解决的。总之，20世纪头75年的全部经验表明，只有制度上的改革和先进技术的大量投入，中国的农业问题才能解决。

如果民国时期的农业组织缓和了独裁政权的强制储蓄对中国农村的冲击，这是因为对一个农民的命运会比他的父辈和祖辈稍许好一点已不存任何希望。换句话说，如果1949年以前中国农村中的农民-地主-政府关系再分配的效应，对农民不是普遍认为的那么繁重的话，那么从长远看这种关系在产量上的效应对整个经济来说是趋向衰减的。土地占有权、农村高利贷和递减的税制是自然出现的问题，围绕它们，人的感情可以被动员起来，去推翻一个让人看不到改善的前景的社会制度。

我们对人口（1912年4.3亿，30年代5亿）和耕地面积（13.56亿亩和14.71亿亩）所使用的估计，表明在20世纪的头几十年中，人均耕地面积从3.15亩降到2.94亩。卜凯的调查收集到的资料也表明，从1870到1933年，普通农场的规模缩小了。①虽然根据的是不同的资料，用的是不同的方法，但两种估计很接近——卜凯：1910年一户2.62英亩（作物面积，1亩=0.167英亩）；1933年，2.27英亩。珀金斯（假定一个普通的五口之家）：1913年，2.6英亩；30年代，2.4英亩。1934—1935年经营的农场的规模分类，见表16（3）。在南方省份（卜凯的“水稻地带”），平均耕作单位大体上趋向于比北方（“小麦地带”）的小。在所有的地区，家庭人口与农场规模之间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相互关系，表明高人口密度促使土地价格变得如此之高，农民只有以一种过多地使用劳动力的方式去经营它才值得。因此，当家庭成员少的时候，农场规模也小。

农场趋向于分裂成几处不相连接的小块土地，这个事实增加了小型耕作的不经济方面，这基本上是中国继承制中缺乏长子继承权的结果。相当多的土地被浪费在地界上，过多的劳动时间被用于从一小块土地走到另一小块土地，灌溉则更加困难。卜凯的平均数是每个农场6小块；其他作者的数字从5小块到40小块。

尽管中国农民曾经灵巧地开发传统农业技术到了可能性的极限，但是19和20世纪在种子、工具、肥料、农药等方面的进展很少传入中国农村。投资农业是以压倒优势投资土地。人力比畜力更为重要，农具——许多世纪以来很少改变——则要适合人力。每英亩土地上人力的利用可能比世界上任何别的国家更密集，虽然自相矛盾的是，除去高峰时期如播种或收获季节以外，个体劳动力没有被集中使用。年龄从16至60的农村男人当中，参加全日工作的只有35％，58％参加非全日工作。部分多余劳动力从事副业，通常是家庭手工业，它为这样做的农户提供收入的14％。①

本节开头扼要讲述的农业产品的种类与数量，是千百万农户精心分配他们的人力物力资源和运用他们的农业技术的结果。这些家庭农场的土地面积将近一半不到10亩（1.6英亩），80％小于30亩（5英亩）。不过，有必要区别耕作单位和所有权单位，探索实际租佃对农业产量和个别农户的影响。

表15 农村地权的分配，1934—1935年*（16省）

*包括的省份：察哈尔、绥远、山西、陕西、河北、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

资料来源：全国土地委员会：《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第32页。

在30年代有多少土地出租？举例说，卜凯估计私人农场的土地有28.7％租给了佃农〔表16（2）〕。如果农田的6.7％为公有（公田、官田、学田、庙田、祭田、屯田和义田）并几乎全部出租，加上这个数字后，看来有总数为35.5％的农田租给了佃农。①人民共和国初年土地改革过程中重新分配土地的数量资料，证实了这种估计——占1952年耕地面积的42—44％。②比例超过35.5％，这也许表明在土地改革的热潮中“富农”的土地也和地主的土地一样被没收了。

中国的地权很不平均，但比起其他许多“不发达”国家来，也许还要好一些。在全国经济委员会所属全国土地委员会和财政部、内政部的指导下，对16个省，不包括满洲，进行了一次土地调查，得到关于30年代最好的数据（见表15）。这些数字中有某种向下的倾向，这是因为包括的资料仅仅是关于实际住在所调查的土地上的地主的。1934—1935年这次调查所涉及的1，295，001户自耕农，平均保有土地15.17亩（2.5英亩）。但在被调查的农户中，有73％拥有土地15亩或15亩以下，只占土地总面积的28％，而5％的农户拥有土地50亩或50亩以上，占土地总面积的34％。大地产很少是由所有者自己耕种的；雇用劳动力的商业性农业更属罕见。土地一般是出租给佃户，或者由地主耕种一部分（使用他的家庭劳动力还是雇用劳动力则视地产的大小和地主的社会地位而定），余下的出租。在20世纪，由于内地许多地方的法律和秩序遭到破坏，有愈来愈多的地主离开农村乡镇而寻求城市的保护。他们通常只保留对地产的财务上的兴趣，而把监督佃户和收租的事委托给地方上的代理人（如长江流域的租栈），后者常常从“压榨”当事人中捞到更多的好处。①特别是在东南沿海一带，这种做法把新的严酷引进了农村阶级关系——它从来不是田园诗的主题，即使地主是孔夫子最好的信徒也罢，但比起处在市场无情的压力下，也许多一点个性与人情。

珀金斯提出，在30年代有3/4的土地出租者是在外地主，其中大多数是通过务农以外的途径致富的。换句话说，在中国有些地方，土地是有钱的商人和其他人的一种投资，这些地方的资本收益报酬率不错，因为已经稳固的谷物市场依靠的是廉价的水路运输，这些地方就是比较城市化和商业化的长江流域和南方。②表16（5）的数据表明各省地租占地价的百分数与租佃发生率之间的大致关系。贵州在西南有些特别，有如北方的山东。以前者的情况来说，也许跟其他一些比较贫穷和落后的地区一样，高租佃率的基础可能在于“封建的”地主-佃户关系（劳役、苛捐杂税、更牢固的控制）的持久性，而不在于土地严格的商业收益。③在总的租佃率低的山东，地权收益高，这也许是由于中央农业实验所的调查员为山东每亩土地的“平均”价格所挑选的数字所致。④

关于中华民国租佃情况的估计，很不一致，当然，地方差别很大，但总的看来，约有50％的农民牵涉进地主-佃户关系——约30％为佃农，他们租种全部土地；20％以上为自耕农兼佃

30年代的租佃情况、租佃面积、

表16 农场规模、地租形态和租率（22省、不包括满洲）

续表

续表

* 少于0.05％

资料来源：

（1）《农情报告》，5.12（1937年12月），第330页，载李文治和叶孔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3，第728—730页。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统计资料》，第57—59页。

（2）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统计资料》，第55—56页。全国土地委员会：《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第37页。

（3）《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第26—27页。

（4）《农情报告》，3.4（1935年4月），第90页，载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第43页。

（5）《农情报告》，3.6（1935年6月），载《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第79页。陈正谟：《中国各省的地租》，第94—95页。

农，他们租种部分土地。表16（1）列出30年代各省租佃率的两种估计，它们虽然在细节上有差别，但都清楚地表明，长江流域和南方沿海种植水稻的省份纯租佃发生率比种植小麦的北方各省高得多。①这些省的数据常常掩盖了省内由于地区、土质、商业化程度和历史积累的不同而产生的不少地方性差异。②还应当指出，类别中的自耕农、自耕农兼佃农、佃农的顺序在经济上不一定是每况愈下。例如，表17所示全国土地委员会1934—1935年调查中较为复杂一些的分类就告诫我们，表16（1）中的“自耕农兼佃农”这个名目，把从租种1％土地的地主到租种95％土地的贫农之间的每一种情况都包括进去了。山西、山东、河北、河南的农民，人口压力较小，农场较大，大都是自耕农，但在家庭收入方面并不比他们在广东的佃农兄弟更好。租佃与经济进步也不是不相容：比如在美国，农场经营者的百分比从1879年的

各类地权形态户的百分数

表17 （16省1745344户，1934—1935年）

资料来源：《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第35页。

25.6％增加到1945年的34.5％，他们都是佃农。

几乎不存在关于变化着的租佃发生率的可靠历史资料。将地方上的观察家、传教士和其他人士在19世纪80年代编纂的估计与20世纪30年代的估计相比较，表明各地租佃率有相当大的差别，但总的来看没有重大的变化。①中央农业实验所的估计仅仅表明有微小的变化。（租种全部土地的农户，从1912年的28％增加到1931—1936年的30％）

Chapter_3

，这也许没有多大意义，因为1931—1936年的数据是用通常的通信调查获得的，参加者是成千志愿的作物报告者，其中许多是乡村教师，而关于1912年的数据则纯属推测。②拉蒙·迈尔斯把山东22县在19世纪90年代与它们在20世纪30年代相比较，揭示佃户的百分数在13个县下降，在9个县上升。①河南、安徽、江苏和湖北1913、1923和1934年的比较数据，表明没有重大变化：佃农从39％增加到41％，自耕农兼佃农从27％增加到28％，而自耕农则从34％降到31％。②

与其他价格相比，上涨较慢的地价如表14所示，这可能意味着对土地的需求比较疲软，原因是20年代的局势相对地不稳定，正如卜凯说的，“反地主运动……减低土地需求，甚其使有产之人出售其产”。③最后，如前面指出的，人民共和国初期土地改革中分配的耕地数量——尽管是在12年的战争与内战之后——接近30年代中期地主控制的耕地数量。我们也许可以断定，虽然土地的买卖照常进行，但有的地区租佃率高有的地区租佃率低这个基本模式（主要由于有差别的地主经济收益，但在最落后的地区也由于“超经济”劳役和其他苛捐杂税的持续性），在民国时期没有重大变化。

佃农的地位牢靠吗？总的看，在20世纪也许不十分牢靠。对1924—1934年间8省93县的大致比较，表明年租的百分比略有增加，3至10年的租约没有变化，10至20年的租约和永佃租额略有下降。④例如，1930年的土地法包含这样一条，大意说，佃户有权不定期地延长租约，除非地主在租约满期后将土地收回自种，这表示承认有农民租地不牢靠的问题。没有作出努力去实施这条法律，因而使用权不牢靠无疑继续成为一个问题。作为中国农村的财产观念现代化过程的一部分，“永佃”制（它明确区分佃户的“田面权”和地主的“田底权”）逐渐消失了。永佃权被不那么永久的租约所代替。年租约的不牢靠把农民置于相当不利的地位，使地主能够以押租（作为对付不交租的担保）的形式把额外的负担和更高的租额强加给佃户。

但这些趋势来得很慢。对中国农业生产力具有更大直接意义的，是上面提到的8省中较长租约（包括永佃权）的发生率与租佃百分数之间持续的成正比的关系。全国土地委员会1934—1935年的调查也发现，在租佃率高的江苏、安徽、浙江三省，“永佃”最盛行。①尽管佃户如果彻底拥有他们所耕种的土地对他们改进土地会有更大的刺激，但佃户和地主的长远经济利益在租佃率高的地区看来是足够长期的租约的结果，因此，佃户为了增加生产力而向他们所耕种的土地投资的刺激，并未完全受阻。

内政部1932年对849县所做的调查，发现押租制在220县流行（占26％），在另外60县有这种现象。②地租的缴纳主要有三种形态：钱租，物租和分租。中央农业实验所1934年的调查说，有 50.7％的佃户缴纳固定数额的主要作物，28.1％是分租制佃户，21.2％缴纳固定数额的钱租；见表16（4）。1934—1935年土地调查中可以比较的数据是：物租60.01％；钱租24.62％；分租14.99％；力租0.24％；其他0.14％。③在20世纪，钱租的发生率多半增加很慢。④

大体上，如表16（5）所示，分租的负担（根据地主供给种子、工具和牲口的程度而定，一般等于地价的14.1％）略大于物租（12.9％），物租则大于钱租（11.0％）。在佃户自备种子、肥料和牲口的情况下，定额的和分租的物租额平均占收益的43.3％。国民党把物租额限制在收益的37.5％的政策的失败，是明摆着的。

不论用什么形式缴纳，也不论从绝对数字或与地价的比例关系看，华南的租额比华北高出许多——但土地的亩产量也是这样。除华北和西南的贵州外，定额物租制是主要的地租形态，在租佃发生率最高的5省（安徽、浙江、湖南、广东、四川）占租约的62％，但在租佃率最低的5省（陕西、山西、河北、山东、河南）仅占39％。在这种租约下，佃户向地主缴纳定额的谷物，而不论收成的好坏（在灾难性的坏年头可能有所减少或展期）。当与较长期的租约（在种植水稻的高租佃率省份这更普遍）相结合时，定额物租使佃户可以从通过劳动和投资改进生产力中得到好处，从而比分租制对增加产量有更大的刺激。分租制在租佃率低的华北5省（占32％）比在租佃率高的5省（占18％）更普遍，那里的押租也少。北方的租约条件与南方相比，较少鼓励农民为改进土地投资，但租佃在北方也不如南方普遍。

上述省一级的定量研究，没有充分涉及个别佃户的命运，或各地极其多样的做法，或租佃制的这些显然合理的方面能够促进增产的限度。特定地区与特定时期的真正农民佃户，实现足够的家庭收入到什么程度才进行增加他们的总产量的改进，只有通过详细的地方研究（如拉蒙·迈尔斯之研究河北和山东，罗伯特·阿什之研究江苏）才能确定；前者的研究结果是肯定的，后者是否定的。

上述土地占有和耕种的模式，与跟农业有关的信贷结构、市场销售和赋税有密切联系。由于农业是一种周转慢的行业，中国的小农跟别的国家的小农一样，常常是不借贷就不能度过播种与收获之间的那段时间。负债是农村不满的主要根源。卜凯报告，1929—1933年调查的农场有39％负债。中央农业实验所估计，在1933年，有56％的农场借过现金，48％借过谷物或食物。第三种全国性估计指出，1935年有43.87％的农户负债。①所有的观察者一致同意，农村借债是为了应付家庭的消费需要，而不是为了生产投资，而且对较穷的农民来说，负债是经常发生的事。②利息很高。这反映出农民极其迫切的需要、中国农村资本的短缺、不履行债务的风险，以及没有政府的或合作的现代借贷机构可供选择。对小量的实物借贷，年利可以达到100—200％。农民借款的大部分，大概有2/3，付年利20—4O％；年利少于20％的约占1/10；其余的则在40％以上。大约有2/3的借款期限为半年到一年。③农业信贷主要来自个人——地主、富农、商人——如表18中1934年的数据所示。

农村地区的现代银行（政府的或私人的）很少，而且在任何情况下这种银行也不在消费贷款上投资。例如，江西的七家现代银行在它们1932年的未偿贷款资金中，只有0.078％投入农场贷款。50000445_0102_3④始于20年代的农村合作运动受到相当大的注意，但合作社即使在最盛时也只涉及中国农民的极小一部分。⑤放债人通常是地主或粮食商人，他们起着让部分农业盈余又回到农民手中的作用，从而使农民能够不按照收入过日子，但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即保存一个不被触动的地主统治的农村社会。

表18 农场信贷来源，1934年

资料来源：中央农业实验所：《中国作物报告，1934年》，第70页。

中国农村不是经济上自足的，虽然一个较大的单位——施坚雅的“标准集市区域”——从多种意义上可以看成是这样。为偿付现金义务如地租和捐税，以及为购买许多必需品，农民的一部分收成必须在市场上卖掉。在卜凯的调查中，大约有15％的稻谷收成和29％的小麦收成被农民卖掉，卖掉的商品作物如烟草、鸦片、花生、油菜籽和棉花的比例当然更高。①在许多情况下，农民不得不在当地市场上出售产品而没有别的选择。他被隔离在较远的市场之外，不仅由于运输困难使得运费太贵，而且还有信息上的障碍——尽管农村的无知状态可能被夸大了。市场处于相当大的价格波动中，这可能对农民不利，因为在收获时期当他想卖时供应自然较多，而在春天当他想买时供应就少了。此外，在东南沿海一带靠近大城市的地区，由于农业的商业化已有一些进展，剥削的代收制（如英美烟草公司所实行的）使农民任凭买方的摆布。

而作为个别的小买家或小卖家，农民不能影响他必须与之贸易的市场，用生硬的马克思主义（和儒家的）语言说，商人都是寄生虫，对经济毫无贡献，或认为20世纪农业商业化程度的增加对农村的生产和收入产生消极影响，这些都是可笑的。在原子式的农村部分（atomistic rural sector），没有进入的障碍（不同于常常被夸大了的信息障碍），实际上没有政府干预，各个行业的资本需求都低，因此大多数类型的商业都是很有竞争性的。高利润很快把新来者引进现有市场。中国跟别的地方一样，最富的商人是那些在更加商业化的地区做生意的人，这里的人在与市场打交道方面几乎人人消息灵通、灵活，并有经验。他们不靠欺骗顾客赚钱，而靠劳动的专门化和分工，并以低廉的单位价格提供关键性的服务。地方市场常常被描绘成这样：对农民卖东西来说，它倾向于买方独家垄断，而对农民买东西来说，又倾向于只此一家。但事实上很少有研究证明这个普遍的假定。如果上市作物的2/3以上是在本地卖的（如珀金斯所认为的），那么这种生意根本就只能涉及少数商人；定期集市是农民互相买卖的地方。珀金斯认为市场上主要是地主在卖稻谷，他们不必在收获季节卖，由于消息灵通和有联系手段，他们也很少会上当受骗，如果这也是正确的（见前文），那么，买方独家垄断一说就很难成立。

我在前面曾经指出，农业与工业之间的贸易条件在1931年以前一般对农民有利。种植和销售经济作物的能力是促使1912年至30年代期间农业总产量有所增加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它使这个时期的人均收入大致上不变。的确，农村集市是无组织的，有时候似乎是存心与小生产者为难，也许过多的中间人成了负担，所有这些妨碍了产量有更大的增长并明显地损害了农村福利。但在1937年以前，它对帮助传统经济制度保持运行起了足够好的作用。

在北京政府直到1927年的统治下，接着在南京政府的统治下，农业税也许是不公平的负担，但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仔细的研究。田赋主要是由省或地方征收。地方上的权贵与收税员勾结是普遍的，结果不相称的负担份额落在了小农身上。田赋还以更高的租金的形式转移到佃户身上。此外，还有这样一些弊端，如强制预征、操纵汇率和各种额外费用等等。①在国民党统治的最后十年，重庆政府通过战时田赋征实和粮食征购加重了小农和佃农的赋税负担。

如果负担不公平，那么田赋在1949年以前最重要的经济特点，就是它未能将地主占有的农业盈余的较大份额收回来，重行分配到生产投资上去。赋税的标准实际上是低的，反映出国家对地方社会鞭长莫及（见后）。跟信贷和市场交易一样，农业税制度加强了一种收入的分配模式，它只容许产量有不大的增长，而个人收入和福利则根本没有增长。

对1937—1949年期间的中国农业进行定量研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战争和内战终止了南京政府十年的农村统计资料最起码的收集。华北是主要战场，农田的破坏、运输的瘫痪、人力畜力的征用、军粮的索取、上升的政治斗争对农民的影响，这一切在华北肯定比在华南和华西更严重。②战前日渐商业化的进程倒退回去，农业生产力和产量下降，城乡间的商品流通被破坏。甚至到1950年，根据人民共和国最初两年所做的调查，华北的一些地区由于人力和畜力的损失，产量还没有恢复到战前的最高点。①严酷的日本占领和1948—1949年的大战，都较少波及华南和华西，但这里也有军队征用人力和粮食造成的损失，而且从1947年起，失去控制的通货膨胀削弱了对城市地区的粮食和工业原料作物的供应。中国城乡经济的崩溃到1948年中期成了事实。

① 珀金斯：《中国的农业发展》，第233—240页。

① 这些是包括满洲在内的整个中国的数字。关于华北，见迈尔斯：《中国的农民经济》，第177—206页；天野元之助的《中国农业诸问题》中概括了许多地方研究，见该书I，第3—148页。

② 关于稻米、小麦和面粉的进口，见萧亮林（音）：《中国的对外贸易统计，1864—1949年》，第32—34页。巫宝三：《中国粮食对外贸易其地位趋势及变迁之原因，1912—1931》。

③ 萧亮林（音）：《中国的对外贸易统计，1864—1949年》，第274—275页。

① 天野元之助：《论中国的农业经济》（以后简称《农业经济》），2，第696—698页，开了一张单子，列出1912—1931年间的内战、洪水、干旱、瘟疫和受影响的省份。又见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统计资料》，第13—20页，关于1904—1929年期间的“灾害”及所在地。

② 天野元之助：《中国农业史研究》，第389—423页，例如，关于水稻技术。F.H.金：《四千年的农民》对20世纪初“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久不变的农业”作了生动的描述。

③ 李文治和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2，第182页。这套资料的第1册，李文治编，包括1840—1911年；第2册和第3册，章有义编，分别包括1912—1927年和1927—1937年。

④ 拉蒙·H.迈尔斯：《土地政策与农业改造：大陆中国和台湾，1895—1954年》，《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3.2（1970年），第532—535页。

① 埃克斯坦、赵冈和约翰·张：《满洲的经济发展》，第240—251页。

① 李文治和章有义编：《农业史》，3，第476—480、622—641页。

② 同上书，3，第480—485页。

③ 《农情报告》，7.4（1939年4月），第49—50页，见李文治编：《农业史》，3，第708—710页。

① 珀金斯：《中国的农业发展》，第136页；李文治和章有义编：《农业史》，2，第131—300页；张人价：《湖南的稻米》（译自湖南省经济研究所1936年报告），第87—113页。

① 刘大中和叶孔嘉：《中国大陆的经济》，第68页，表10。

② 珀金斯：《中国的农业发展》，第35—36页；李文治和章有义编：《农业史》，2，第406—407页；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第281—282页。

① 见迈尔斯：《中国的农民经济》，到处可见。

② 罗伯特·阿什：《中国革命前的土地占有：20年代和30年代的江苏省》，第50页。阿什自己也对更“纯的经济因素”予以一定重视。但是，他的研究在估计20世纪江苏农业投资的程度和来源时，似不足以令人信服。

③ 卡尔·里斯金：《现代中国的盈余和停滞》，见珀金斯编：《中国现代经济》，第57页。

① 卡尔·里斯金：《现代中国的盈余和停滞》，见珀金斯编：《中国现代经济》，第57页。

② 同上，第68、74、77—81页；维克托·利皮特：《中国的土地改革与经济发展》，第36—94页。

① 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第269—270页。

① 同上书，第181—185、294、297页。

① 同上书，第193—196页。

② 珀金斯：《中国的农业发展》，第87、89页；利皮特：《中国的土地改革与经济发展》，第95页；肯尼思·R.沃克：《中国的农业规划：社会主义化与私人部分，1956—1962年》，第5页。

① 见村松佑次：《近代江南的租栈——中国地主制度的研究》，第47—237、391—636页；和《中国清末民初江南地主所有制的纪实研究》，载《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报》，29.3（1966年），第566—599页。

② 珀金斯：《中国的农业发展》，第92—98页。

③ 陈正谟：《中国各省的地租》，第43页，发现河南、四川、贵州、云南的劳役地租负担最高，根据的是不包括满洲在内的22省1520处的报告。

④ 国民政府主计处：《中华民国统计提要，1935年》，第462—463页，列出1933年山东的地价与浙江大致一样；但中央农业实验所提供的1934年山东的地价比浙江低1/3。

① 在表16（1）中，我用了从卜凯的“农业调查”而不是他的“田场调查”中通常被引证的百分比导出的可供选择的估计。后者显然太低，一方面由于他的实例对南方各省的重视不够，另方面由于调查的性质使得比较容易接近的地区支配了数据。

② 关于江苏的地区差异，见阿什：《中国革命前的土地占有》，第11—22页；关于山东与河北，见迈尔斯：《中国的农民经济》，第234—240页。

① 乔治·贾米森：《中国的土地占有与农村人口状况》，载《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会刊》，23（1889年），第59—117页。

② 《农情报告》，5.12（1937年12月），第330页，见李文治和章有义编：《农史》，3，第728—730页。

① 迈尔斯：《中国的农民经济》，第223页。

② 天野元之助：《农业经济》，1，第299页。

③ 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第333页。

④ 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第59页。

① 全国土地委员会：《全国土地调查报告大纲》，第46页。

② 内政部：《内政年鉴》，3，《土地》，第12章，（D）第993—994页。陈正谟发现押租流行于1933—1934年报告中30％的地区，6％以上的地区有这种现象。陈正谟：《中国各省的地租》，第61页。

③ 全国土地委员会：《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第44页。

④ 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中国租细制度之统计分析》，第43页。1924年与1934年比较，数字变化如此之小，不会有什么意义。

① 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第462页；《农情报告》，2.4（1934年4月），第30页，见《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342页；全国土地委员会：《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第51页。

② 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第462页：76％的农场信贷是为了“非生产目的”；天野元之助：《农业经济》，2，第219—220页，引用了七项全国和地方研究。

③ 《农情报告》，2.11（1934年11月），第108—109页，见《经济统计月志》，1.11（1934年11月），第7页。

④ 《经济统计月志》，1.11（1934年11月），第2页。

⑤ 见李文治和章有义编：《农业史》，3，第206—214页；天野元之助：《农业经济》，2，第308—348页。

① 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第233页。

① 见李文治和章有义编：《农业史》，2，第559—580页；3，第9—65页。天野元之助：《农业经济》，2，第1—158页。

② 迈尔斯：《中国的农民经济》，第278—287页，简略地叙述了1937—1948年间华北农村经济所遭受的破坏和扰乱。

① 中央农业部计划司：《两年来的中国农村经济调查汇编》，第141—144、149—151、160、162、226—236页。

运输

运输

在整个民国时期，发展很差的运输始终是中国经济的一个主要缺点。无论从微观或宏观来看这都是明显的。1919年，中国的主要工厂汉阳铁厂生产一吨生铁的成本是48.50元，而在1915年，满洲本溪的日本铁厂生产一吨生铁只需22.00元。本溪本地产的焦炭，5.74元一吨，但由于修筑粤汉铁路进展缓慢和从300英里外的江西萍乡用木船运输的效能差，使得焦炭成本在汉阳上升到24.54元一吨。②由于两家公司都从自己的“内部”矿场获得原料，差价就未必是由于两个时期之间的市场波动。

苦力劳动的工资低得难以置信，但支配地方一级运输的人力搬运工的经济效率甚至更低。一位观察者报告：

在四川省，从渭河流域到成都平原的大路上，我们可能遇见背负160磅重棉花的苦力。他们背着这些东西一天走15英里，要走750英里，一天1角7分钱（墨西哥银元），相当于1角4分钱1吨英里。按照这个价格把一吨货物运送750英里，要花费106.25元。铁路运输只要15元，是这个数目的1/7。京奉铁路为开滦煤矿公司运煤，1吨英里不到1分半钱。用苦力运棉花，路上要用50天，而铁路只用两天，从而节省48天的利息，并在更好的条件下卸棉花。①

在中国用几种主要的运输方式运货的比较运费，估计如下（分/吨公里）：帆船，2至12分；轮船和汽艇，2至15分；铁路，3.2至17分；大车，5至16.5分；独轮车，10至14分；骆驼，10至20分；卡车，10至56分；驴、骡和马，13.3至25分；人力搬运，14至50分；黄包车，20至35分。②整个民国时期，大宗货物继续用传统方式运输。例如，不是典型年头的1933年的资料表明，老式运输方式（12亿元）所占国民收入是现代运输方式（4.3亿元）的3倍。

一个适当的铁路网将大大减少运输费用并促进内地的发展。此外，铁路运货往往避免了厘金和其他地方过境税。而且，一条铁路的出现会促进沿线度量衡制度和货币的统一。但英属印度的例子应当使我们明白，一个巨大的铁路网可以同一个落后的农业经济并存，仅仅铁路的长度并不自动地通向经济发展。无论如何，中华民国的铁路在长度、分布和运转上都是不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中国，包括满洲和台湾，有总计为24945公里的铁路干线和支线。③民国时代各个时期修建的铁路可按习惯分期如下：

1912年以前 9618.10公里

1912—1927年 3422.38公里

1928—1937年 7895.66公里

1938—1945年 3909.38公里

总计 24845.52公里

中国的第一条铁路是怡和洋行和其他外国人未经许可修建的，长15公里，从吴淞到上海。它于1876年开通，但官方和地方的反感是如此强烈，结果被中国政府买下来拆毁了。直到1894—1895年中国被日本战败时为止，不断来自地方居民和保守官员的反对，使铁路建设毫无进展。一方面，“自强派”使朝廷认识到了修建铁路作为支持本朝反对外国进一步侵略的手段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中国虚弱的暴露吸引了外国资本，他们把为铁路建设提供资金看成是促进外国政治影响和经济渗透的一种手段。到1894年，仅铺了364公里轨道。在铁路建设的第一次高潮中，从1895至1911年，完成了9253公里，大部分资金借自外国债权人。在这个总长度中，俄国建的横穿满洲的中东铁路及其向南从哈尔滨到大连的延长线，占去2425公里。

在清朝的最后十年，各省士绅和商人进行的私人修建铁路计划的失败，鼓舞了北京的铁路国有化计划，铁路国有化计划是王朝被推翻的直接原因。此后直到1927年，在袁世凯和军阀政权时期，铁路建设显然慢了下来。几条私营铁路的国有化没有遇到强烈反对（而这对清朝曾是致命的），大部分股份兑换成了政府公债，它不久就拖欠了。尽管与外国债权人商妥了新的贷款，重新谈判了一些1912年以前的贷款，但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欧洲对中国铁路的投资停止了。当一个新的四国财团在1920年集会时，北京政府与美国期望的相反，拒绝与它做交易。中国本土的建设限于完成京绥线，以及粤汉与陇海铁路的几段，总共约1700公里。在满洲铺设了同样数量的新轨，一方面包括日本人提供资金的南满铁路支线，另一方面包括张作霖修建的与之竞争的路线，部分资金来自京沈铁路的收益。中国人在华北的建设和满洲的新路线，一方面是出于战略考虑，一方面则是出于经济考虑。

1928—1937年间，中国本土修建的铁路将近3400公里，包括完成粤汉线、浙赣线和山西的同蒲线。这些成就主要不是靠外国借款。例如，浙赣铁路主要是由中国银行提供贷款，山西的铁路则出自该省的税收。不过，跟其他地区一样，在军费需求和还本付息之外，只剩下很少的资金用于南京政府广泛谈论的经济“重建”。在这同一时期，在满洲建成了4500公里铁路，主要是日本在1931年后新建的，作为把满洲国发展成为一个工业基地的计划的一部分。不顾中日战争时期的巨大困难，中国政府宣称在未被占领地区完成了1500公里铁路线，在支持经济和军事上起了重要作用。日本人则在满洲增建了许多路线。

在这50年来修建的铁路中，将近40％在满洲，32％在长江以北的中国本土，22％在华南，4％在台湾。人口稠密的华南铁路里程相对来说很少，这证明了一个精巧的现代前（帆船和舢板）和现代（轮船和汽艇）的水路运输网的持久性，它继续有效地同蒸汽火车竞争。从面积和人口比例上看，满洲的情况远较中国其他任何地区为好，这暗示并反映了满洲更为广泛的工业化。没有铁路穿过富饶的省份四川，或西部地区如甘肃、新疆和西藏。除了与国家大小不相称的少得可怜的总里程外，中国铁路的发展还十分杂乱无章，路线的分布常常是不经济的。从中国本土来说，一个更合乎需要的系统也许是以汉口为中心的辐射网。而实际的系统是一个平行的铁路网，过于集中于华北和华东。在满洲，曾发展过一种辐射与平行相结合的铁路网，但由于20年代中日在东北的竞争，这种铁路网受到不经济的复线的损害。

中国体路系统的建设曾涉及大量从英国、比利时、日本、德国、法国、美国和荷兰借款，顺序是按1898至1937年每个国家的铁路借款总额排列的。这些借款（借款条件常常涉及外国对修建的路线的实际控制）集中在清末民初，反映了外国辛迪加为铁路特许权和借款合约进行的争夺，它们在政治上与金融上同样大事竞争与大搞阴谋诡计。铁路债务的偿还来自路线的营业收入，但大约从1925到1935年，大多数外国铁路借款都拖欠着。到1935年12月31日，未清的债务总数，包括拖欠的本利，合计约53827443英镑，或891920730元。①铁路债券下跌，以陇海铁路为例，跌到票面价值的11％。

中国政府铁路的收益能力刚够付债券持有者的利息。在1916—1939年期间，平均每年营业净收入占轨道和设备成本的7.4％，而铁路借款的利率为5—8％。就是说，尽管它们的营运效率明显地低于南满铁路，但政府铁路从经济上看是可行的，它给民国年间带来了经济增长，并往往产生一点小小的利润。不过，在这20年中平均只有35％的营业净收入用在利息的支付上。大部分营业净收入——例如在1926、1927和1930—1934年有50％以上——被移交给中国政府，它把这笔资金用于一般开支。②1921—1936年间移交给政府的款项，是用来增加铁路设备费用的两倍。

中国政府铁路盈利能力低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贯穿民国时期的内部斗争。互相敌对的军阀不仅征用铁路运送军队，有时甚至把客运和货运收入拿去维持他们的军队。例如，1912—1925年间，京汉铁路的客运（按人英里算）有21％是军运；1920—1931年间，京沈线有17％的客运是军运。③除了战争的直接破

中国政府铁路的客运（人英里）和货运（吨英里）

表19 的指数，1912—1947年

续表

资料来源：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207—208、217页。

坏（这可能最小），轨道和车辆的维修也被忽视了。在20多年中，铁道部通常只能依靠几条小路线的收入：铁路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愈来愈过时，效率愈来愈低。

在1912—1947年期间，直到2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铁路的客运和货运都年年增长（见表19）。导致建立南京政权的北伐战争影响了客货运输，但在相对平静的30年代，铁路运输恢复并超过以前的水平。1937至1945年间，日本人夺去中国的大部分铁路，国民政府被迫迁入内地，这反映在这个时期的数字中。

中国政府铁路的营业收入，约有40％来自客运，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运兵。矿产占货运的一半，重要性居第二位的是农产品。货运的一般模式是把农产品和矿石从内陆各地运到沿海条约口岸，而把工业品运到内地。民国的头十年中农产品运输的增加，反映出我在前面讨论农业趋向时提出的商品作物产量的增长。特别是在满洲，华北也一样，铁路推进了表12和表13中所示的农业产量的缓慢增长。同样，商品作物产量下降的不利影响及其在1937年战争爆发之前的复苏，在表19中也是明显的。

关于公路的里程，除指出在1912年不存在适于行驶机动车的道路外，无需多说；1937年7月之前，完成了约116000公里，其中40000公里铺了路面。①这些建设的大多数出现在1928年以后，该年大概有32000公里，由全国经济委员会公路总局承担，既为军事需要也为商业需要服务。例如七省计划，设想由河南、湖北、安徽、江西、江苏、浙江和湖南等省合作，用一个公路体系把国民党政府最具实力的这几省联成一体。公路虽然少而简陋，但在中国本部的分布在1937年看来比铁路网要好一些。

战争导致在内地省份增修道路，当然包括着名的滇湎公路。但中国内陆在1949年跟在1912年一样，地方和地区间的运输，仍旧更多地依靠传统的水陆运输工具，而较少依靠机动车辆或火车。例如，到1941年9月，在江苏、浙江、安徽三省，有118292只民船在汪精卫政府设立的船民协会登记，共计850705吨。水手459178名。①这是长江流域下游地区和华南以及华中一些地方中短途大宗运输的主要手段，在上述地区，河流、湖泊和许多世纪人工开挖的运河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复杂、广大的水上运输网。与地方运输对照，港口之间的贸易早在19世纪90年代就已经基本上采用轮船运输——主要是外国人的船。但在几个条约口岸的海关申报和结关的中国帆船的总吨数，从1912至1922年大致上依旧不变，只是到了20年代才急剧下降。②在20世纪的头几十年中，中国主要河流上的轮船运输稳步增长，这从登记的船只总吨数的增长中可以得到证明，1000吨以下的船，从1913年的42577吨增加到1933年的246988吨。但内河帆船在许多地方坚持了相当长的时期。例如长江在宜昌以上，帆船总吨数在20年代下降之前，从19世纪90年代到1917年略有增长。南宁和梧州之间的西江上，也是到了20年代帆船才让位给轮船。③

在运输部门和在别的部门一样，中国经济在20世纪前半期变化很小这个平凡的事实往往被掩盖起来，被推到视线之外，而把不相称的注意力放在经济中很小的现代部门，这表现在官方的言行中，表现在中国经济学家的着作中，表现在打算写给外国人看的年鉴和报告中，也表现在由非中国学者指导的对1949年以前中国经济的研究中——只除了日本人，他们至少在这个问题上对中国有一个比较“现实主义的”看法。至于南京政府，它放弃了土地而肆无忌惮地从现代部门榨取收入，这等于建造空中楼阁。

② 刘大钧：《中国的工业与财政》，第197—219页；顾琅：《中国十大矿厂调查记》，3，第49页。

① 美国银行公会，商业和海事委员会：《中国，一次经济调查，1923年》，第16页。

② 全国经济委员会，公路总局：《中国的公路》。

③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72—180页。其他资料估计的英里数略有不同。

① 张嘉璈：《中国为铁路发展而奋斗》，第170—171页。表Ⅲ。

② 侯继明：《中国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发展》，第32、39—42页。

③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210页。

① 中国情报部：《中国手册，1937—1945年》，第217页。

① 满铁调查部：《华中的帆船贸易》，第134—135页。

② 杨端六等：《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第140页。

③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228—229、235—236页。

政府与经济

政府与经济

无论是北洋军阀还是随后的南京政权，都主要从经济的城市部分为政府筹措经费。中华民国的中央政府既不从农村部分征收大量税收，对半自治的省和地方上的利益集团的征收和支出也没多大影响。换句话说，在1949年以前，没有一届国民政府能够通过中央政府的国库转用国民总收入的大部分。结果，政府的政策虽然对经济不是没有深远的后果，但从来不真正具备推动中国经济走上现代经济增长道路的能力。

例如，在1931—1936年间，中央政府的国家总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1％到4.9％，平均数为3.5％。（如果各级地方政府的支出也包括在内，这个百分数可能要加倍。）税收比这少得多，这一方面反映出国民政府不能成功地调动农村部分的资源，另一方面反映出它不能或不愿对整个社会征收所得税。而且，即使是这有限的政府收入也大量浪费在维持一支过于庞大的军队和为继续打内战提供经费，或者为国内外债务的还本付息作抵。无论是北京政权或是南京政权都不能从其收入中提出资金用于任何重大的发展投资，它们的政策都无助于经济的私营部分的资本形成。

辛亥革命后，新的共和政府起初与清朝的财政体制作斗争。尽管名称和官僚主义的结构很快改变了，但共和政府比起它的被取代者来甚至更不能控制中国的税收来源。1913年，曾尝试划分中央、省和地方的税收来源，但甚至袁世凯的中央政府也太软弱而不能实施有关规定。1914年以后，除关税和盐税外，大部分税收由各省管理。从法律上说，田赋（和几种消费税）仍属于中央政府，但它事实上是在省的控制之下，收入被省在省内花掉，尽管名曰“某省的国家支出”。袁世凯在他1916年死去以前，能从各省提取一些田赋款项，以后间歇地和最低限度地继续到1921年，这时政治形势明显恶化，内战变得如此普遍，北京政府的财政控制也就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①

关税几乎全部用来交付外债的本息和赔款。从1912到1927年底，只有142341000海关两，或扣除基本费用后的关税净额717672000海关两的20％，北京政府可以用作行政和其他开支。②尽管1902和1918年修订从量税，但由于价格上涨，直到1923年进口税的实际税率在2.5—3.5％之间；1923年进一步的修订把实际税率增加到了5％。但直到1930年中国收回关税自主权之前，这个项目下的税收不可能有较大的增长。

从1913到1922年底，盐税收入超过了关税收入。不过，1922年后中央政府只能得到盐税的一部分。1913年，为了给“善后借款”（没有这笔钱袁世凯政府可能难以生存）提供担保，任命一个洋会办监督并实际控制盐务署。虽然可能有损于民族尊严，但这一措施的结果是，中央政府账上的盐税立刻猛增。盐税担保的实际偿付的外债数目不大——例如，善后借款从1917年起用关税偿付。但这种相对不错的局面因继续不断的内战而消失了。各省对盐税征收的干预渐渐变得严重起来，盐税收入被侵占，走私增加。1922年后，盐税总收入明显下降，实际提交给北京的部分也减少了。盐税纯收入曾在1922年达到最高点8600万元，1924年降至7100万元，1926年降至6400万元，1927年降至5800万元。即使在1922年，实际提交北京的也只有4700万元（或纯收入的55％）；1200万元经中央政府同意留在省里；但有2000万元（23％）未经同意被地方占用。1926年，被省当局和军队截留的盐税总数达到3700万元，该年提交北京的实际上仅有900万元。①

面对长期的财政困难，北京政府被迫靠借债度日。1912—1926年间，财政部发行了27种内债，票面价值总计614000000元。②不过，政府实际收到的甚少，因为债券出售时总是打折扣——在极端情况下低到只有票面价值的20％。关于这个时期发行内债的详细情况不得而知，进入南京政府时期也是一样。在开设有权发行纸币的新银行和政府借内债之间，看来有一种密切的关系。这些国内公债的一大部分被中国的“现代”银行认购，它们持有政府证券是作为投资和作为发行纸币的准备金，虽则也直接借款给政府。

北京政府仅仅遗留给它的继任者241000000元内债，这似乎表明，尽管拖欠，债权人并没有因北京政府打折扣的公债券而太吃亏。北京政府举借内债，军阀的钱柜就可以不断地得到补充。但是这些借款的收益对国家的经济没有带来什么好处。内外债的还本付息成了北京政府最大的支出；加上军费开支，至少占去年总支出的4/5。③在支付了一般行政费用之后，就没有钱来为发展进行投资了。省和地方的税收也被军费和警察费用耗尽。④北京政权通常举借外债也不是着眼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1912—1926年期间的新外债，在数量上少于清末的赔款和铁路借款。外债总数（不包括庚子赔款）从1913年的约5.26亿美元增加到1931年的6.96亿美元。①1913年的25000000英镑善后借款是新外债中最大的一笔。此外，相当大一部分外国借款是1918年的所谓“西原借款”——日本利益集团借给当时在北京执政的安福系军阀和几个省的地方政府的无担保借款，主要用途是打内战和搞政治阴谋。这些借款中，有一些后来转为合法的铁路和电报借款，但绝大部分——大概有1.5亿元——从未得到南京政府的承认。跟19世纪90年代的日本赔款借款、袁世凯的善后借款和内债一样，北洋军阀这次穷途末路的借款，除几笔铁路借款外，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毫无贡献。实际上有理由认为，中国由于政府欠债（包括庚子赔款）而每年付出的数目大于它每年得到的新借款。例如，C.F.雷默估计，在1902—1913年期间，每年平均付出0.892亿元，在1913—1930年期间，每年平均付出0.709亿元，而在这两个时期，每年的平均入款则分别为0.61亿元和0.238亿元。这样大的资本“外流”必须被看成是从中国经济资源的一笔净提取，其影响可能是阻碍经济增长。②

1928年南京政府的建立，名义上带来了十年内战后的政治统一。在1928—1937年的九年中，中央政府对中国本土的财政控制所达到的程度，也许超过了自清朝以来的任何时期。与1916—1927年的军阀时代相比，无论是税收或税收制度都有了显着的改进。关税自主是1929—1930年恢复的，有着较高税率的新关税增加了政府的岁入。1930年，通过关税用金单位计征，将进口税从以白银为计算标准改换成以黄金为计算标准，既保住了关税的真正价值，又从下跌的银价方面增加了收益，从而减轻了巨大外债和内债还本付息的困难。1928年以前大量被地方占用的盐税，并入了国家财政体系。尽管仍要转给各省，但盐税的相当大一部分成了中央政府实际上可以得到的。许多（虽然不是全部）中央和地方的货物税合并成全国通行的统税，由中央政府征收，以交换省里占用的田赋。基本上（虽不是完全）废除了厘金。1933年废两（旧的白银计算单位）改元，统一了货币，然后在1935年以外汇储备作为支持，采用现代纸币制度。这最后一项无意中被美国的白银收购所推动，它使银价上涨，并提供了相当大一部分所需的外币储备。1935年11月，白银收归国有；禁止把白银作为货币使用；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纸币成为法定支付货币。政府试行年度预算，并大大改进它的征收和财政报告工作。为了提出并实施财政改革和经济发展计划，举行了会议并任命了委员。1931年成立了一个全国经济委员会，指导国家的经济“重建”工作。

但这时出现的这些成就，与过去相比给人的印象无论多么深刻，它们大都仍然是肤浅的。由于是以应用于经济现代部分的间接税为基础，国民政府的税收就受到产量增长缓慢的严重限制。无力对农业征税是在有潜力的税收上加上难以克服的约束——从而是对政府计划的约束。关税、盐税和货物税也许对小消费者太沉重，虽然税收的实际影响范围问题，是一个着名的难以追究的问题；富有的人并没有纳很多税。掌握在各省手中的田赋既没有改革也没有发展；它也同样把不相称的负担加在小农身上。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政策没有解决农业的根本问题，没有促进工业增长，没有有效地利用人民的政治支持和心理支持努力使中国经济

表20 南京政府的收支报告，1928—1937年（百万元和％）

续表

*除1928—1929年外，包括征税费用；不包括现金余额。

+印花税、省级汇款，政府企业利润，杂项。

≠6204万元=各省征收的国税和直接支付的军费。

§主要从盐税中转给各省。

Ⅱ中央银行资本，2000万元，1928—1929年；7400万元，1934—1935年。

‖政府企业收入，1934—1935年，6100万元；1935—1936年，6700万元；主要来自铁路，包括军事运输的价值。

**包括7800万元的各种内部转帐。

++包括“建设费”，1933—1934年，700万元；1934—1935年，2600万元；1935—1936年，8800万元；1936—1937年，5400万元；其中一部分可能投资于军需工业。

资料来源：财政部长的年度报告，见P.T.陈：《财政》，《中国年鉴，1935—1936年》，第1192—1237页；《中国年鉴，1936—1937年》，第587—588页；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1927—1937年：财政和经济记录》，第433—440页。

从停滞中走出来。①到1937年为止所得到的不大的收获，由于此后12年的战争和内战，由于政府对这些年中国人民作出的牺牲没有稍微作些补偿而烟消云散。

表20列出南京政府1928—1937年间九个财政年度的主要收入和支出。省和地方政府的支出在1938年以前数量仍然很大，以后在战争时期，与中央的支出相比急剧下降。但即使把省和地方政府的支出加在中央政府的支出上，总数也仅占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一个很小的比例，在1931—1936年期间，仅占3.2—6％。美国可以比较的数字是1929年占8.2％，1933年占14.3％，1941年占19.7％。②就国民收入而论，中国中央政府的支出为数很小，这既反映了国家税收基础的狭窄，也反映了经济的现代部分的有限规模，这个部分实际上被要求承担国民政府税收的最大负担。

1929年初，国民党政府实行某种程度的财政控制，除海关外，仅在浙江、江苏、安徽、江西、河南五省实行。这种局面后来有所改进，但中央政府在1937年以前从未达到对华北、西北和西南的完全支配。当然，全面战争爆发后不久，政府主要依靠的沿海和长江流域各省就沦入了日本人之手。

在1928年6月举行的划分中央和地方税收的全国财政会议上，中央政府正式把田赋让给各省，这在当时与其说是一种政策，目的在于改进从北京政权继承下来的公认是混乱的财政管理，不如说是南京政府对政治现实的一种承认。它意味着，为了报答空泛的政治支持，中国的中央政府放弃对一部分经济的任何财政要求，这一部分经济产生国民收入的65％。也放弃了对一种不公平的田赋制度进行彻底检查的任何尝试，在这种制度下，有错误的土地记录和腐败的官吏使富人能够逃避公平的负担。结果是一大部分潜在的农业税收被截留，社会不能将它用于公共福利。

1941年，在战争的压力下，在未被占领地区，中央政府从各省手中收回了田赋的管理权，为了补偿地方政府在税收上的损失，答应给它们现金补助。田赋征实和随之而来的粮食征借，在1942—1943年和1943—1944年分别为中央政府提供了总收入的11.8％和4.2％，但抗日战争结束时，中央政府的农业土地税收很快下降。战时的田赋征实确实使中央政府对粮食供应有了它所追求的更大程度的控制，同时由于减少了政府向军队、公务人员和城市工人供应粮食的直接开支，田赋征实还相当大地抑制了战时纸币发行的增长速度。不过，在实行这个政策时并没有对旧的田赋制度的不公平作任何纠正，当国内其他阶层大都被免除或能够避免类似的直接税时，个体小农却增加了新的不公平的负担。①

几乎跟所有的“不发达”国家一样——明治时期的日本和1949年后的中国是主要的例外——战前的南京政府的收入主要依靠间接税。三项最重要的税收是关税（关税自主权收回后，收入迅速增加）、盐税和货物税。如表20所示，在这三项下的收入，占仍不稳定的1928—1929财政年度总收支的55.7％。在此后八年中，这个比例在最高81.9％（1932—1933年）和最低56.6％（1935—1936年）之间变动，平均数为71.4％。平衡来自各种杂税、政府企业的收入，而最重要的是来自借款。到1936年10月才进行引进所得税的初步工作。1937年战争爆发，阻碍了这个计划；所得税、遗产税和战时过分利得税加起来从未超过政府总收入的1％或2％。给少数人，包括政府“知内情者”在内带来巨大利益的投机商业和财务交易，在战争和内战期间从未真正对之课税。战前国民党的财政政策主要依靠递减的间接税，尽管1937—1949年的收入中来自税收的愈来愈少，但间接税仍然占优势。

在战争爆发前，外国借款在国民党政府的财政中数字不很大。几笔比较小的借款是30年代借的，其中包括总数为2600万美元的两笔美国商品借款，和为修建铁路借的一些钱。战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美国（经济合作署）的援助基金（当然不是借款）主要用于弥补中国巨大的贸易赤字，但没有适当的计划或控制，对经济无甚裨益。1937至1945年间实际利用战时信贷和租借法案合计约21.5亿美元（美国18.54亿；苏联1.73亿；英国1.11亿；法国0.12亿）。这些钱部分以军需品和劳务的形式接受，部分则在战时和战后时期跟政府积累的外汇（主要通过美国战时以高汇率购买当地货币得到）一起，在徒劳地企图维持法币的对外价值中浪费掉了。①总之，外国信贷和援助帮助国民党政府度过了战争；但对战前或战后的经济发展毫无贡献。

表20所示每年收入与支出之间的赤字，主要靠在国内举债来弥补，事实上在1931—1932年度以后，内债每年都超过赤字本身，因为有些收入在各种帐目中是作为现金余额拥有的。在1927—1935年间，南京政府财政部发行了38种内债，票面价值16.34亿元。①这种“一般用途”的举债之所以成为必要，主要是由于政府大量的军费开支。起因于政治上无能为力，不能“打破饭碗”，裁减中央和各省的军队；与共产党占据的苏区的战争费用增加；以及1931年后面临日本即将入侵，蒋介石军队需要现代化。

1931和1932年令人忧虑的政治与经济形势严重地影响了上海的债券市场。例如，财政部发行的以关税作担保的债券下跌，从1931年1月的62.90元跌到12月的26.60元。预定在1932年1月偿还的内债约2亿元，是1931—1932财政年度预期收入的1/3，而大多数内债应在五年内偿还。由于不可能再借钱和面临拖欠的前景，银行和债券持有者被迫同意对内债实行整理，所有债券一概改为年息六厘计算，延长还本年限约为以前的一倍。从1933年开始，由于世界性萧条的影响，赤字的压力又出现了。如表20所示，由于军费增加，从1933财政年到1935财政年，借款总数每年上升。1936年2月，进行第二次内债大整理，发行统一公债14.6亿元。以之取代33种期限和利息不同的旧债，有五期用关税担保，年息6％，到期年限为12、15、18、21和24年。此外又发行新债3.4亿元，到1936年底，内债发行总数接近20亿元。

发行如此大量的内债及其处理方法，揭示出国民党政府和上海银行界之间有趣的共生关系，其中包括四大官方银行（农民银行设立于1933年）。很大一部分债券被银行吸收。例如，1936年2月，它们拥有未付债券总额的2/3。除了少数例外，至少在1932年以前南京政府的做法是，把债券寄存在银行作为担保，预支相当于票面价值50—60％的现金。当债券公开发行并已有确定的市价后，银行用原来预付款项和市价之间的差额向政府购买这些债券。虽则大多数债券的发行价可能是98，市场上的最高牌价却从未超过80，有时跌到30或40。一种有根据的估计是，在1927至1934年间，发行债券12亿元，交给南京政府的现金大概相当于票面价值的60—75％。①因此，名义上的利息是8.4—9.6％，财政部的实际负担则是12—16％，如果利息和本金如期偿付，债券持有者一年可能赚到20—30％的利息。在1932年的整理后，内债的负担有所改进。到1932年底，内债的平均收益率是15—24％，1933年跌到16.8％，1936年跌到11.6％。②债券也被银行买去作为发行纸币的准备金，这在1935年的币制改革之后发展很快。公众对上海市场上政府债券的需求，主要是为了投机而不是为了投资。由于公债的还本付息费用不断增长迫使政府在1932年和1936年实行内债整理，通过降低利息和延长清偿期而对市场有所震动。直到战时的通货膨胀实际上抵销了国内公债——民国时期唯一真正的“累进税”——向政府提供的这种信贷，一直对贷方大为有利。

求助于这种代价高昂的信贷，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主要的债权人，控制现代银行系统的四家政府银行，是在政府个别要人的影响之下，他们既利用这些机构搞政治阴谋，又利用它们在经济的私营部分谋取个人利益。在30年代，人们广泛相信，中央银行是孔祥熙的，交通银行是CC系的，中国银行是宋子文的，农民银行是中国军队的最高领导的。不过，个人的贪污是不容易证明的。无论如何，比起把可以用于工业或商业投资的珍贵的资金用于现政府的军费开支或公债市场的投机来，贪污在经济后果上也许不那么重要。

20世纪的中国银行系统可悲地未能起到为整个经济的发展建立信用的作用。第一，中国的现代银行业不发达。虽然从1928至1937年有128家新银行开业，在1937年中国有164家现代银行和1597家支行，但它们大都集中在沿海各省的主要城市（在1936年，仅上海就有58家总行和130家支行）。在内地的农业地区，现代银行业机构极少，并从来不曾去适应农民经济的信贷需要。在20年代和30年代发展起来的合作社，本来可以作为银行系统和农民之间的中介人，但它们在数量上无足轻重，并倾向于把它们的大部分信贷给予那些较富裕的农民，这些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从别的地方以相当低的利息借到钱。幸存下来并在30年代兴旺过一阵的钱庄，倾向于只向当地商业提供资金。至于条约口岸的外国银行，它们有充足的资金供应，包括富有的中国人的大笔存款，它们主要的业务是为外贸提供短期资金和外汇投机。

但除了这些考虑之外，在战争爆发前的十年中确曾有过发展的中国现代银行系统，被歪曲成为一种为总是欠债的政府提供资金的工具。主要的现代银行的资本和储备，从1928年的1.86亿元增加到1935年的4.47亿元。同一时期的存款从11.23亿元增加到37.79亿元。增额中有许多是来自“四大”政府银行的增长。1928年，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有资本和储备6400万元，或总数的34％；到1935年，数字是1.83亿元，或总数的41％。四家银行的存款总额5.54亿元，或占1928年存款总额的49％；到1935年它们是21.06亿元，或总额的56％。到1935年底，政府掌握1.46亿元，或10家银行（包括四家政府银行）资本的4/5。这是总资本的49％和全部现代银行总资产的61％。其他最主要的私人银行都在“四大”银行的控制或影响之下，许多互相关连的董事会把主要的地区银行集团、政府银行、钱庄组织，以及它们所投资的保险业、商业、和工业企业拴在一起。省银行中最大的广东省银行，拥有全省和地方银行总资产的40％，与中国银行有密切的关系。政府与私人银行之间的合作，便于满足财政部借钱的需要，但也把资金从私营生产和商业转移走了。此外，建于1928年的中央银行在货币供应和信贷方面也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央银行；它基本上是一种为政府的债务提供短期资金的工具。①

总之，这是由四家政府银行统治的一个集中化的银行结构，它所代表的银行资产的集中同以“经济控制”为特点的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思想的总目标相一致。不过，这种控制所指向的目标，主要地不是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在30年代，银行给政府提供信贷被用在以武力统一中国上——在南京政权看来这是头等大事。尽管许多中央和省级政府机关忙于制定计划，但没有剩下多少发展经费。

即使根据公开出版的1928—1937年的资料（它不可能泄露政府军事费用的总数），年支出的40—48％被用于军事目的。军事拨款、公债和赔款的还本付息加起来——大多数借款出于军队的需要——占每年总支出的67—85％。“政府”开支中一个过大的部分，是征税的费用——例如，1930—1931年占1.2亿元中的6000万元，1931—1932年占1.22亿元中的6600万元。公共工程的拨款很少，福利开支几乎不存在。

虽然政府开支只占国民收入的一个相对小的部分，但上述的收支模式倾向于对经济发展和国民党政府的稳定都产生一种消极影响。在30年代，军费开支可能从未超过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这当然是真的——1933年是国内生产总值的1.2％。逼近的日本威胁是一个真正的威胁。此外，军事支出可能产生有实际价值的经济副产品：道路修建起来，农民士兵学会开动与维修简单的机器，某些工业得到发展（例如化学与军需工业），等等。因此，“过于庞大的军队”这个用语也许部分地反映了新闻界对国民政府从其他方面来看完全应得的恶评。但是从实际效用而不是从潜在财政资源来看，这样说也是对的，即本可用于经济的私营部分的投资或消费的经济资源，被南京政府抽出来作为军费花掉了，而结果既未平息国内的混乱也未挡住日本人的侵略。由于普遍实行递减的间接税，内债的还本付息有将真正的购买力从低收入阶层转移到少数富有的投机者之势。由于内债收入主要用于军事目的和旧债的还本付息，而债券持有者阶级喜欢的是投机而不是生产投资，内债并不导致目的在于增加商品产量的公家与私人的支出，以补偿递减的国税结构加给中国全体居民的负担。此外，对私营工业的企业家来说，信贷总是短缺的。30年代的情况是，银行付定期存款8—9％的利息，用这些定期存款购买政府债券，致使银行贷款的利息必然高到不可能向私营工商业和农业提供大量资金。

在战前的最后两年，已经出现了轻度的通货膨胀势头，部份

表21 纸币发行与物价指数1937—1948年

*在每个日历年的年底，除去1948年，该年的数据分别为6月和7月的。

+1937—1944年：杨格：《中国与援助之手，1937—1945年》，第435—436页。1946—1948年：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中国的经验，1939—1950年》，第374页。

≠在每年年底，除去1937年（1月—6月的平均数）和1948年（7月）。1937—1945年：中国未被占领地区主要城市平均零售价格指数（扬格：《中国与援助之手》，第435—436页）；1946—1947年：全中国；1948年：上海（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372—373页。）

地归因于1935年的币制改革之后，货币供应能够容易地增加。不过，与始于1937年战争爆发终于1948—1949年国民党政府货币体系彻底崩溃的通货膨胀相比，这就不算什么了。中国失去控制的通货膨胀，主要是由于无限地发行钞票来弥补继续不断的财政赤字。而最根本的原因则是日本人在战争的第一年中占领了中国最富饶的省份，也不能否认发行钞票支持了八年抗战和三年内战。但同样重要的是，国民党政府面对危险而没有做出对制止通货膨胀有意义的事，在1937—1949年令人惊奇地继续执行一种经济政策，它在1937年以前就已经是有缺陷的了。①表21列出1937至1948年纸币发行的增长和飞涨的物价指数。直到1940年为止，通货膨胀仍然是缓和的，并且大都限于较为敏感的城市经济部分。但该年的欠收、1941年全年粮食生产的继续下降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引发了新的通货膨胀压力。从1940至1946年，中国后方的物价每年平均上涨300％以上。1945年秋日本投降后物价在短时间内猛跌，但从1945年11月到12月，物价指数开始以空前的速度上升。在1948年8月当新的金圆券发行时，有一个暂时的停顿，然后趋于暴涨。

在战争时期，政府的实际收入和支出都猛烈下降，不过，收入比支出的下降要大得多。战前最大的税收来源关税，在日本人迅速占领中国沿海省份后便失去了。随着国民党控制的领土的收缩，货物税和其他税收的收入自然也跟着下降。在支出方面，偿付内债本息的实际费用由于通货膨胀而急剧减少，而由关税和盐税担保的外债到1939年初暂停支付。军事开支跟1937年以前一样，是主要的政府支出。特别是从1940年起，蒋介石一方面准备长期抗日，一方面准备战后跟共产党算总帐而大规模扩军。战争结束时国民党军队有500万人，消耗掉政府战时支出的70—80％，装备和管理都不好，由于过度征募农村劳动力当兵，也许已经促成农业生产的下降，又由于这些军队集中在中国后方较大的城镇附近，就极大地增加了通货膨胀的压力。跟战前一样，军队的规模和费用既未相应地促进中国的国防，也未促进国民党政府的稳定。当内战在1947和1948年变得激烈时，军事需求在政府领袖的支持下破坏了对节节上涨的支出的一切控制。

也是遵循战前的模式，战时的国民党政府通过征税筹款，而这些税主要是递减的间接税。（一个例外是上面讨论过的战时田赋征实；不过，这使穷苦农民所受的打击比富人沉重得多。）特别是不设法向那些利用通货膨胀大发横财的企业家和投机家征税。1945—1946年，在抗战结束和内战开始之前，当政府回到从前的敌占区时，中间的间歇无论多短，出现了一个实行彻底而公正的税收改革以弥补货币供应量增长的机会，但没有抓住它。

不过，战时和战后的政府支出不是靠税收而主要是靠银行预支筹款，从而导致纸币发行的不断增加。卖公债，即使是强制分配，以1937—1945年来说，只及累积赤字的5％，而在1946—1948年间还要少。在1942年把发行纸币的专有权交给中央银行以后，甚至连把债券存入银行作为预支担保的手续也免了。为弥补通货膨胀的影响和维持法币的国际价格而采取的出卖外汇或黄金以及战后进口货物等办法，只起到耗尽这个国家积累的外国资产的作用，在打败日本人之后，这些资产本来是可以用于经济发展的。

当然，通货膨胀是在供应不足的情况下，政府的财政赤字引起的过度货币需求造成的。在战争时期，后方消费品工业的产量有程度有限的增长，但绝对数量不足以减轻通货膨胀的压力。这些消费品大多是私营的小公司生产的。对照之下，投资于生产资料工业的，主要是政府或半官方机构。大体上跟战前一样，没有有效的政策，使珍贵的资金用于最紧要的需求。总之，战时在内地发展起来的小工业基地，当政府迁回中国沿海时实际上被抛弃了。

对中国工业比较发达的省份的收复可能解决供应问题所抱的希望，被事实残酷地粉碎了：苏联从满洲搬走主要的工业设备；共产党控制下的华北农村的许多地区拒绝向上海的纱厂供应原棉；全国资源委员会和接收敌伪公司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的无能和腐败；在战争结束时，没有一个公平合理的计划来分配可以利用的外汇资源；国民党政府跟1937年以前的时期一样，对控制投机、改革税收结构和充分重视发展的经济投资无所作为。

① 贾士毅：《民国财政史》，1，第45—77页。

② 斯坦利·F.赖特：《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海关收入》（1935年第3版），第440—441页。

① P.T.陈：《财政》，见《中国年鉴，1935—1936年》，第1298—1299页。

② 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资料，1894—1949年》，第366—369页。

③ 贾德怀：《民国财政简史》，第697—698页；柏井象雄：《近代中国财政史》第63—64页。

④ C.M.张：《中国地方政府的支出》，见《中国经济月报》，7.6（1934年6月）第233—247页。

① C.F.雷默：《中国的外国投资》，第123—147页；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年》，第240—245页。

② 雷默：《中国的外国投资》，第160页。

① 扬格：《中国的建国成就，1927—1937年：财政和经济记录》，提供了全面说明。道格拉斯·S.帕俄：《南京政府时期的中国政府财政》（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论文，1950年）；《南京时期的中国国家支出》，见《远东季刊》，12.1（1952年11月），第3—26页；《国民党与经济停滞》，见《亚洲研究杂志》，16.2（1957年2月），第213—220页，不如扬格乐观。

② 美国人口调查局：《美国的历史统计资料，1789—1945年》，第12页。

① 周舜莘：《中国的通货膨胀，1937—1949年》，第64—65页；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140—144页。

① 扬格：《中国与援助之手，1937—1945年》，第440—442页。

① 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资料》，第370—375页；扬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459—468页。

① 扬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98、509—510页。1927—1947年期间财政部的财政顾问扬格，强烈反对50—60％的较低估计，后者出现在伦纳德·G.廷的《中国的现代银行与政府财政和工业》中，《南开社会与经济季刊》，8.3（1935年10月），第591页，以及别的地方，源自朱偰：《中国财政问题》，第231—232页。

② 扬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98—99页。

① 弗兰克·M.塔马格纳：《中国的银行业与财政》，第121—196页；宫下忠雄：《论中国银行系统》，第103—221页；德永清行：《论中国的中央银行》，第235—350页；安德烈亚·李·麦克尔德里：《上海的钱庄，1800—1935年》，第131—185页。到1934年底只有中央银行和农民银行是政府完全控制的。南京拥有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股份的20％，在任命关键人员时具有某种影响；但这两家银行表现出相当大的独立性，有时侯还反对政府的财政和货币政策。1935年3月，在一次由财政部长孔祥熙执行的经周密计划的突然行动中，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被“收归国有”。

① 关于战时和战后的财政和通货膨胀，见周舜莘：《中国的通货膨胀》；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和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1937—1945年》。

对外贸易与外国投资

对外贸易与外国投资

即使在20世纪，对外贸易和外国投资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仍然是相对小的。在对各个性质不同的部门的考察中必须计及西方和日本经济冲击的影响，但中国经济的大部分是外国人所达不到的。

外国在中国的投资，1902—1936年

表22 （百万美元；括号内为百分数）

资料来源：侯继明：《1840—1937年中国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发展，》，第13页，这个资料又是根据C.F.雷默的《中国的外国投资》和东亚研究所的《外国在中国的投资和中国的国际收支差额》。

根据C.F.雷默和日本东亚研究所的估计，外国在中国的投资总数到1936年曾达到34.83亿美元，从1902年的7.33亿美元开始增长，1914年为16.10亿美元，1931年为32.43亿美元（表22）。按人口平均——以1914年为4.3亿，1936年为5亿——这两年的数字分别为3.75和6.97美元。这些按人口平均的金额明显地小于别的“不发达”国家的外国投资：例如，在1938

外国在中国的投资——债权国投资，1902—1936年

表23 （百万美元；括号内为百分数）

资料来源：侯继明：《中国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发展》，第17页。

年，印度是20美元；拉丁美洲是86美元；非洲不包括南非联邦是23美元。一个特定年份的人均外国投资额也许不是最能说明该投资意义的尺度。不过，可以得到的资料不许可对年度资本流入数字作任何精确的估计，以与国民收入和国内投资相比较。非常粗略地估计，30年代初的私人外国净投资略小于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约占总投资的20％。①就是说，总数很小，但不是没有意义。

雷默的数据表明，在1902—1931年间，当年度新投资的资本流入小于政府贷款的还本付息的支付和外国商业投资的利润时，就有实际上的资本净流出。①不过，如表27所示，华侨寄回国的汇款大于这个流出，所以总的来说有一个资本流入，这种流入加上硬币支付，为中国继续不断的入超提供了资金。在这种情况下，外国投资总值的增长，除了价格上涨的影响外，似乎是由于在中国的外国人把他们的利润进行了再投资。事实上，有些“外国”汇款从来没有离开中国，而是被直接付给了在上海或香港的外国债权人，他们把相当一部分利润再投资于设置在几个条约口岸的企业。怡和洋行从19世纪30年代的一个小代理店在一个世纪中发展成为在中国有许多工业和金融产业的最大的贸易公司，很好地说明了这个过程。

外国在中国的投资——工商企业投资

表24 百万美元；括号内百分数）

资料来源：侯继明：《中国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发展》，第16页。

在1931年日本人占领满洲并开始对它的发展大量投资之前，最大的投资者是英国（见表23）。英国的直接投资分别占1914年和1931年英国总投资的66％和81％；在1931年约有一半用在与外贸直接有关的领域，21％用在房地产，18％用在制造业，5％用在公用事业，2％用在矿业，3％用在杂项。当1905年日本在南满站稳脚跟后，日本在中国的资本迅速增加。日本的直接投资（占1931年总投资的77％）主要在运输业（南满铁路）、进出口贸易、制造业（主要是棉纺业）和矿业。俄国的投资几乎全部用在中东铁路上，这条铁路在1935年卖给了日本。 ①

直接商业投资是1914、1931和1936年外国总投资的66％、77％和77％。出现的差额主要是中国政府的借款。侯继明对雷默和东亚研究所（表24）的数据的再核算，表明1931年这种直接投资的分配如下：进出口贸易19.4％；铁路16.0％；制造业14.9％；地产13.6％；银行和金融8.6％；航运7.8％；矿业4.4％；交通和公用事业4.0％；杂项11.3％。从这些数字马上就可以看出，与许多“不发达”国家的外国投资的典型模式相比照，在中国的外国资本很少进入以出口为方针的实业，如矿业或种植业。甚至在满洲，日本对农业的投资也是微不足道的。

在这样一些国家——例如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或荷兰统治下的印度尼西亚——外国资本实际集中在出口型实业上，结果是接受者经济的片面发展，它使一种或多种农业或矿业的出口产品专门化，这些产品的市场对外国的经济周期极端敏感。此外，这种“殖民地”模式的外国投资，据说加强了本地土地所有者阶级，他们是这种商业化农业的主要受益者。不过，他们没有把不断增加的收入投入工业发展，而是跟过去一样，储藏在本国（土地的积聚，港口的房地产），现在是更安全地储藏在国外（存入外国银行或购买外国证券）；和用于奢侈品消费（入超）。出口型实业发展的结果把本地资本吸引到中间的第三活动范围，如外国公司的附属小行业，据说其后果是把可以更有成果地使用的人才和资本抽走了。在很有限的地区，如东南沿海和广州附近，上述现象可以在较小规模上看到。民国时期的中国经济没有因外国资本而作重大调整，从而没有把它的命运拴在世界市场难以预测的变化上。

外国在中国投资的地理分配，1902、1914、1931年

表25 （百万美元；括号内为百分数）

资料来源：雷默：《中国的外国投资》，第73页。

1931年以前，直接投资大量集中在条约口岸，特别是上海，如表25所示。日本人在30年代努力把满洲发展成一个工业基地，上面已讨论过了；外资工厂在制造业部门所占份额，表9和表10中有提示。在许多评论者看来，外资企业和中国企业中的外国投资（这常常等于控制）应对中国现代工业发展的受阻负主要责任。用这种观点看，中国公司根本无法同外国公司竞争，因为后者有更多的收入，更好的技术和管理，享有治外法权和免税特权，不受中国官场的劫掠。与这种“压迫论点”相反，侯继明指出，在1937年以前的那些年里，华资现代企业不但没有被挤垮，而且在现代部分中保持一个“非常稳定”的份额。①虽然可以

表26对外贸易额和指数，1912—1936年

续表

*单位：百万海关两；从1933年起，价值用元计算，如括号内所示。

资料来源：萧亮林（音）：《中国的对外贸易统计，1864—1949年》，第23—24、274—275页；郑友贵（音）：《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工业发展》，第259页。

辩解说，没有外国公司的竞争可能发展得更快，但这决不意味着，没有对外贸易和外国投资的“外在冲击”，中国19世纪的现代前经济有能力走上发展的道路。①

除了铁路建设和工业借款外，很难说中国政府借的外债对中国经济有什么好处。这些外债相对高的还本付息费用（利息、贴现、佣金）超过了从中得到的小利益。对1912—1937年间举借的外债根据借债目的所作的一个分析，似乎支持外债对经济无用的结论。②约占外债总数的8.9％（用1913年的物价计算）是为军事目的和偿付赔款借的。另外有43.3％指定用于一般行政目的，主要就是外债的付息。虽然占36.9％的铁路借款是一笔潜在的生产投资，但它的用途受到地方性内战和动乱以及借款合同条款的限制，后者通过划定范围阻止有效的集中管理，几条铁路各自为政，从而不能联营或得到统一管理的其他好处。电话和电报借款是占10.8％的工业借款中最大的一部分。

鉴于缺乏有用的国民收入数据，对民国时期的外贸交易额与国民收入之间的比率只能作粗略的估计。1933年，这年的国内产值有一个可以接受的估量，进口和出口的价值加起来等于国内生产总值的7％。不过，这是在外贸不算少的满洲丧失之后，并且在大萧条开始之后。在20年代后期，中国的对外贸易可能略大于国民收入的10％。这是一个相对低的比例，但在国际上比较，从中国的幅员、发展的水平、与主要海运路线的距离、丰富的资源和巨大的国内市场来看，并不算反常。表26列出1912—1936年中国对外贸易的价值与指数。

以当时物价计算，从19世纪80年代到1900年，进口和出口都有缓慢的增长，从1901到1918年增长加快，然后从1919到1931年，增长速度明显加快。按数量而不按价值估量，贸易的增长就不那么快。在19世纪的最后20年，进口相当稳定；从

表27 国际收支差额，1903、1930、1935年（百万元）

资料来源：李卓明：《国际贸易》，载H.F.麦克奈尔编：《中国》，第501页。

1900年起有一种稳定的上升趋势，只是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所中断，我们已经指出，这次战争使中国工业有某种发展的余地。大约从1907年起，出口稳定地增长。可利用的数据表明，简单进出口交换比率的趋势对中国不利（见表26），但这仅对中国经济与世界市场联系的程度有意义，这种联系是对外贸易发展的结果。对中国来说，这种联系不像对其他许多“不发达”国家那么重要。

表28 对外贸易的结构（现值百分比）

资料来源：郑友贵（音）：《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工业发展》，第32、34页。

表29 对外贸易在贸易伙伴中的分配（现值百分比）

资料来源：郑友贵（音）：《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工业发展》，第20、48—49页。

在民国的所有年份，跟19世纪80年代以来的情况一样，中国的对外贸易以入超为特点，经常帐户结余始终是入超。中国支撑商品入口超过商品出口的能力，看来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华侨年复一年地流回本国的汇款，以及新的外国投资。不过，一切可以得到的关于中国国际收支差额的估计，即使在汇款和投资都考虑到以后，都包括一个相当数目的“未予说明的”项目。

表27中对1903、1930和1935年的估计，是分别由H.B.莫尔斯、C.F.雷默和中国银行作出的。

在19世纪中叶，中国的主要出口货是丝和茶。它们在1871年占出口总值的92％，在19世纪80年代降到80％，1898年降到50％，自那以后继续下降如表28所示。在20世纪中，虽然仍以自然资源产品为大宗，但中国的出口相当多样化了。新的主要出口货是大豆及其制品，主要产于满洲。愈益重要的还有出口日本的铁矿石和煤，以及日本人在中国的纱厂运往日本的棉纱。

鸦片是最重要的进口中国的货物，直到19世纪90年代它才被棉布和棉纱超过。大约在1900年，棉布和棉纱构成进口总值的40％。中国华资棉纺厂和外资棉纺厂的发展，导致棉纺织品进口的下降。为了供应这些新纱厂，中国变成了一个相当大的原棉进口国。到1936年，国内的棉花生产差不多可以满足需要；但在1945年以后的时期，原棉再度严重短缺，这说明了农业生产的下降和内战对运输的破坏。大体上，工业原料和装备在进口总值中的比例稳定但缓慢地增长，而这样一些消费品如棉织品、烟卷和火柴则下降。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大米、小麦和面粉在进口货中曾上升到重要地位，但随着1935和1936年的经济复苏又下降。农村特别是城市的人口增长，停滞的农业产量，落后的运输，使得供应中国城市人口的任务始终是一个难题。

表29列出中国和其主要供货人和买主的贸易的比例。在1906和1936年间，贸易渐渐多样化，如分配到“其他”项目的百分比的增长所示（从香港进口的急剧下降，是1932年实行新的发货票规定的结果，这种规定想要确定经过香港运往中国的货物的真正来源国）。英国、日本和美国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日本贸易在满洲和华北居支配地位，在南方最小。英国与此相反。美国贸易在30年代中期超过所有其他国家，集中于华中。1931年后日本份额的下降在某种程度上是测量“满洲事件”后中国人抵制效果的尺度。

剩下的问题是上述对外贸易和外国投资模式对中国经济的全面影响。我们曾明确指出，这些影响总体上比在其他许多“不发达”经济中小得多。但在许多中国和外国的观察家看来，它们对形成中国现代史的过程是最为关键的影响。我们认为，现在的困难是如何从外国对20世纪中国复杂的总影响中分离出纯粹的经济因素。①中国因近代与西方的相遇而改变了，正是获得经济利益的希望首先把外国人及其生活方式带到了中央王国。外国的经济活动，对在中华帝国的边缘形成一个华资和外资企业的贸易与制造业的小小现代部门，起了主要作用。但中国经济总体上没有大的变化；顶多不过是出现了一种“局部的发展”。外国对现代经济部门的主要作用，建立在强制的低关税和治外法权的特权上，受到本国高度发达的工业经济的支持，并得力于从赔款和偿还给外国债权人的借款中吸吮资本。但所有这些对中国经济的停滞只应受到部分的责难。过此就是掩盖意识形态和政治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是西方冲击的最深刻的后果，它几十年来阻挠一种有能力替换过去的儒家帝国模式、并利用现代工业技术所固有的经济发展可能性的新的政治一体化的出现。

中国的经济

Chapter_4

，至少在本章所涉及的年代，在中国历史戏剧的展开中没有占据舞台的中心。它只是配角中的一个——也许只有几句精选的台词——听候皇帝、官僚、外交家、将军、宣传家和党的组织者的吩咐。

① 罗伯特·F.德恩伯格：《外国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见珀金斯编：《中国现代经济》，第28—30页。

① C.F.雷默：《中国的外国投资》，第170—171页。

① 侯继明：《中国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发展》，第17—22页。

① 同上书，第138—141页。

① 德恩伯格：《外国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第39—40页。

② 侯继明：《中国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发展》，第29页。

① 见本书第3章，费惟恺：《外国在华的存在》。

第3章 外国在华的存在

第3章 外国在华的存在

外国在民国初期扎下根来，这表现在许多方面：领土、人民、通过条约或单方面要求取得的权利、武装力量、外交、宗教、商业、新闻业、海盗般的冒险以及种族的态度。本文在下面将扼要地论述外国人对中国的政体、经济、社会和心态进行冲击的各主要形式的一些方面。外国的存在在生理、智力和精神方面引起的结果仍不是本文所能总结的范围。

外国的网络体系

外国的网络体系

不像印度、东南亚（泰国除外）和非洲的大部分地方，中国没有被在19世纪后半期强行进入虚弱的清帝国的外国列强所瓜分和统治。中国太大，任何一个强国不能独吞；它似乎又是极其令人眼花缭乱的战利品，不可能进行满意的分脏。结果，中国的主权受到损害，但是它从来没有濒于消灭。外国人始终承认存在他不得不与之进行斗争的中央或地方的中国权力。但是，在中国领土的一些地方，为了外国要求者的利益，以及由于过于虚弱的中国无力拒绝的要求，那种权力正式地被削弱甚至放弃了。这些地方是形式不同的条约港口、租界、租借地和列强的势力范围。

条约港口

“条约港口”（treaty port）是一个变化不定的名词。“港口”的精确界说是一件引起争议的事，因为授予外国人以居住权和贸易权的南京条约（1842年）的英文本更广义地写成“cities andtowns”（城和镇）。但是，上海、广州、福州、厦门和宁波是海港，这是没有问题的。到1893年，增辟了28个地方进行对外贸易，在1894至1917年又增辟了59处，在1917年总数达92处。其中有的是内地城市或在中国陆上边境的一些地方；另一些是沿海港口或满洲的铁路交叉点；许多增辟的地方则是长江或西江江畔的港口。总起来，他们通称为商埠。从法律上说，开放对外通商的港口分为三类：“条约港口”本身，即由于某项国际条约或协定而开辟的港口；中国政府无条约义务而自愿开辟的“开放港口”；“停靠港”，外国轮船获准在那里登岸或载运乘客，并在某些限制下载货，但是外国人不得在那里居住。到了1915年，这92处中只有48处保持海关关卡，这个事实说明，许多地方在中国的国际贸易中没有发挥重要作用。

在“条约港口”本身，中国的主权在两个重要方面被削弱了：首先，外国国民在其领事的治外法权的管辖下，在这些地方可以居住，拥有财产和从事工商业（而且可以带护照在内地旅行，但在法律上除传教士外，不能在内地居住）；其次，在某个条约港口已经卸下的外国货，付了一次进口税（按照中国不能控制的关税税率）后，如果再要转运到其他条约港口，就不必再缴税。缔约列强强迫中国政府把这种关税特权扩大到自愿开辟的港口。但是后一种港口在以下一点有别于那些有“租界”的条约港口，即中国的地方官保留了市政和治安的全部控制权。

有16个条约港口设有外国的租界，即专门为外国居民设立

中国1920年前后的外国“势力范围”

的特区，其中地方的行政（警察、卫生、道路、建设管理等等）都由外国人管理，财政收入是外国当局所征收的地方税。例如，天津、汉口和广州的外国人居住区为“租界”。在这些地方，中国政府征用或者买下整个区，然后永久地租给特定的列强（在天津租给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国、比利时、意大利和奥匈帝国；在汉口租给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俄国；在广州租给英国和法国）。租借国的领事常常得到工部局的支持，是每个租界的主要官员，通过他们，外国人个人可以转租到特定的产业。

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由根据条约专门划给外国人居住和经商、但不租给有关列强的若干地区组成。中国当局把地契发给向原来的中国拥有人购地的外国人。地契然后在外国领事馆登记，而领事馆实际上发给一种地契保证书，以使土地的转让更加确定，同时又提高了每一项产业的价值，从而有利于外国的律师、传教士及其他人士，这些人作为受托的拥有者，从中取得了巨额收入。在法律上，中国人不准在租界内拥有土地，不过事实上，许多人通过外国人的代理都做到了这点。在上海的租界内，大量的土地由中国人直接拥有，所有权从来没有转让给外国人。

通过外交使团向总理衙门施加压力（这是在中国为取得结果而采用的正规的合法手段），公共租界这块原来是英美租界的大约一平方英里的地区（见第10卷第238—239页，即其中译本《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258—259页），在1893年扩展到2.75平方英里，在1899年扩展到8.35平方英里。原来面积为0.26平方英里的法租界，经过1881、1900和1914年几次扩展，扩大到3.9平方英里。1915年的努力以及后来由公共租界工部局和北京的英国公使所作的几次努力，企图为公共租界划进更多的土地争取正式批准，但它们都遭到了中国政府的抵制，此时它开始对要求废除所有外国租界的民族主义情绪作出反应。但是，通过发展和占有邻近的土地（先是造租界外的道路，然后是铺自来水总管道和电缆，最后是征税和行使警察的权力），事实上在外国控制下的“越界筑路区”，在1916至1925年期间有了相当大的发展。

在上海租界，通过外国领事颁布一系列“土地章程”的手段，排他性的外国市政当局精心地设立了。中国人在同意1842、1843和1858年的条约时，没有想象到这种市政发展，但是，当外交使团提请北京正式批准时，北京不得不作为既成事实而接受。使团有时，如在1898年大大地修改了上海的计划。1898年的土地章程是1928年华人代表获准参加工部局以前，公共租界“宪章”的最后一次修正。它们提供了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大班寡头政治”，但是拥有的正式自治权比它寻求的要少，因为每年纳税人会议的决定依然要得到上海的领事使团和北京的外交使团的批准，而上海工部局的权力名义上是受限制的。工部局与领事使团及外交使团之间的摩擦屡见不鲜，有时是公开的。可是实际上，虽然这两个使团可能批评其上海居民对中国地方当局颇为盛气凌人的态度，但通常是支持这种态度的。

公共租界的工部局，形式上只是纳税人会议的执行机构，逐步地扩大了权限，取得了行政的广泛权力，其中包括向中外居民征税和维持治安的权力。（除了土地税——因为土地在中国领土内——和关税外，中国不向上海的租界征税）。工部局的九个成员只能由外国选民选出，选民拥有土地的价值不得少于500两，或者每年至少付租500两。他们在民国初期稍多于2000，不足外国人总人数的10％。纳税人会议如没有非常重大的事项，到会的人常常很少，选入工部局在一定程度上由一个核心小圈子操纵，主要是英国人，代表工商界的利益。公共租界的市政雇员绝大部分是英国人（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为雇员总人数1076人中的965人，还不包括在巡捕房中的792名锡克人），所有主要部门——卫生、公共工程、电力、垃圾处理、财政、救火会、商团和工部局的秘书班子——的头头也是一样。

从理论上说，中国的主权保持完整，但实际上，租界是外国人自行治理的地区。在租界内，除了授予外国人治外法权的权利和特权外，公共租界的当局实际上还对中国居民行使管辖权，中国居民占人口中的绝大多数，但是他们没有参加市政管理的权利。中国当局只有得到有关的外国领事同意，才能逮捕住在租界的中国人。在上海的公共租界，中国人之间的民事或刑事案件要在会审公廨上审理，这种公廨实际上（而不是根据条约权利）常常被外国的陪审官所左右。中国军队通过租界的权力始终被外国市政当局拒绝，它们坚持这些租界在中国的内战中是中立的领土。

上海的外国人生活

在租界的大部分外国居民的生活方式，可以用这样的见识来加以漫画化，即除了雇人力车（每英里五美分）或舢板船外，都不付现钱，连主日教堂的捐献也是如此。到处飞的用来付款的单据或便条，是列强的商业、外交、军事和宗教代表在华逗留期间暂住的这个基本上设备齐全的世界的象征。其中有的人成了变化中的中国实况的有见地的观察家，他们懂华语以及艺术和文学修养的某些内容，甚至结交中国朋友，但这不能否认一个事实，即字面的和比喻性的“饮食”却是由移植到中国土地上的外国原料制成。一个英美烟草公司的美国新雇员，回忆他1911年8月在公司食堂入伙的情况：“这是我将在以后几年所吃的数百次类似的便餐的第一次——清炖鸡汤、蘸面包末的炸牛排、大米饭、煮青菜和粘手的馅饼。用必不可少的Lea＆ Perrins牌酱汁的英国式烹调法——味道全给煮掉了。”①

上海的居民很少到“县城”去。在闹哄哄的20年代和30年代以前，空闲的时间完全是与其他身穿条约港口生活中特有的消遣服装的外侨一起度过的。有钱的公民带着他们的妻子坐着敞蓬马车，下午在静安寺路那样的曲折大道上来回。这条大道上附有大花园和网球场的大班（商号老板）的大别墅，是喝英国式漫长午茶时所见的景色。众多的廉价仆人使某些正餐和娱乐的方式有可能办得比上述英美烟草公司的食堂更加大方，但仍反映了一个事实：外国式的上海是英国人的城市——汤、鱼、带骨肉、开胃的菜肴、甜点心，然后是咖啡，再给男士们送上葡萄酒、烈性甜酒和雪茄。打桥牌时连续地送上威士忌加苏打水，在餐后可以消磨好几个小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电影院、卡巴菜餐馆和夜总会成倍地大量发展，在此之前，在第一流大旅馆②和社会性俱乐部③外面的“夜生活”限于少数地点，像路易丝·拉杜的卡尔登咖啡馆和宁波路上的饭店（见地图6），那里为城市成群的盛装外国人提供有音乐伴奏的精美的正餐。“但是到了10点钟，男女共同参加的宴会结束，只有男士留下。这是可以理解的。从10点钟直至破晓，美、英、法，也许还有德、俄、意大利和西班牙等不同国籍的女士在江西路和苏州路的阴森可怕的灰色石砌房子中放荡地进出，使香槟酒和冒泡沫的勃艮第酒的销售额直线上升。”④

有着引人注目的大看台和俱乐部房、在静安寺路东端沿护界浜占有大块面积的跑马场，每年举行两次（5月和11月）为期三天的大赛。场地的中心建有板球场和网球场。上海的外国人热爱运动，特别是骑马和打网球，这也许是对大部分社会集会中普遍酗酒的补偿。上海俱乐部号称有“世界上最长的酒吧”。板球俱乐部设有12个网球场和练习板球的18张网。上海高尔夫球俱乐部成立于1894年，1898年建造了一座附有男女化妆室、用具间和酒吧间的俱乐部房。①

在骑马和打网球之余，还可看上海业余剧团和法租界的法国剧团的演出。在5至11月期间，市铜管乐队在外滩公园演奏，冬季则在市政厅演奏。每个外国社区都保持自己的社团——美国社团、德国社团、英国的圣乔治社团、苏格兰人的圣安德鲁团体、爱尔兰人的圣帕特里克团体；对国庆节和民间的节日庆祝都很热烈。对更严肃的文学和教育团体也投入了精力，它们是亚洲文会华北分会、摄影学会、教会文学界联合会、美国妇女文学协会、园艺学会、美国大学俱乐部、德国交响乐团，和文学晚会等等。慈善团体包括上海动物保护会、慈善会、海员救济会和急救协会。万国商会是各行各业社团中最强有力的组织，其他的社团包括股票经纪人协会、驾驶员协会及会员超过100人的工程及建筑师学会。

为欧洲儿童开办的学校有西童学院、法租界的市立学堂和在黄浦路的德国学堂；还有一所日本小学。医院由公共租界工部局、几个教会团体和日本的社区维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公立图书馆有15000册西文图书。十几个传教团体在上海保持了它们的机构，使上海成为在华的最大传教活动中心。新教教会包括规模很大的圣三一会（13世纪哥特风格，华中圣公会主教的大教堂）、联合教会（早期英国式的，位于苏州路）、位于外滩的浸礼会和位于黄浦路的德国的福音派教堂。法租界和公共租界都有天主教教堂。还有一座清真寺、一座犹太教教堂和一座日本的佛教寺庙。汇司洋行、泰兴洋行、福利公司、惠罗公司供应食品、家俱、呢绒绸缎和女帽；别发洋行供应图书和地图；亨达利洋行供应珠宝首饰；上海药房位于苏州路；外文报纸有英文的《字林西报》、《大美晚报》、《上海泰晤士报》、《大陆报》、法文的《法新汇报》、德文的《德文新报》和日文的《上海日报》——一切都能在上海买到和读到。①

上海为外国在华的存在树立了一种其他租界努力模仿的式样。天津的租界区由七个不同的国家管理，包括三个英国独立的市政区、五座教堂、八个网球俱乐部、五个狩猎庄园、七个不同国家的协会、七个社会俱乐部（英国的天津俱乐部最老，还有德国的联谊俱乐部、法国的剑术俱乐部和日本俱乐部等）及游泳、曲棍球、棒球、板球和高尔夫球的俱乐部，当然还有赛马俱乐部，它在1901年新建了一座精美的大看台，以代替被义和团所毁的旧看台。商团成立于1898年。市图书馆位于英租界，藏书7000册，从1914年起英国人伍德海主编了《京津时报》（他又是《中华年鉴》的主编和发行人，以与日文的《天津日日新闻》、法文的《津郡权务报》和德文的《北洋德华日报》进行竞争。

在汉口，英、法、俄、德、日几国租界沿长江延伸了几英里，这些微型的欧洲城市被沿江大道连在一起，沿江大道是一条

武汉三镇(1915年前后)

在道路和人行道之间有树荫和草坪的优美的林荫大道。每个下午，外国的社交界聚集在赛马俱乐部喝茶，然后是打网球或高尔夫球。汉口有18孔的高尔夫球场，是亚洲最好的一个。有阳台的俱乐部房——内设游泳池、游戏室、衣帽存放柜和一间大茶室——有一个着名的长酒吧间，在长江巡逻的外国炮舰的军官们常常光临此地。

这是一种考虑周到的目不暇接的生活，它使人们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些“老中国通”要维持他们的特权了。“上海意识”不但不容中国当局的干涉，而且典型地把外交使团和公使使团视作一个累赘，认为它们有时虽然可以利用，但总是过分地考虑中国人的感情。虽然我们根据更容易接触到的材料着重地叙述了光彩夺目的一面，但事情完全不是那样简单。上海及其他地方的条约港口的生活，根据鲜明的阶级界线分化了。一个人之出名，是因为他所从事的职业，加入哪个俱乐部，和拥有多少匹种马。犹太人、葡萄牙人和欧亚混血儿过着一种隔离的社会生活。虽然一小批犹太商人在上海一般地说过得不错，但葡萄牙人和欧亚混血儿承担了商行中大部分做日常工作的低报酬职务，如文书、店员和秘书。每个条约港口有一群外国的流浪汉、处于困境的水手和事业上失败的可怜虫。外国社会金字塔的底层与邪恶和犯罪的下层社会，在条约港口生活的给人以鲜明印象的回忆录中，很少被人注意，但它们也是外国存在的组成部分。

租借地

外国的“租借地”有五个，是1898年列强争夺势力范围和战略基地时，中国割让的领土。面积共552平方公里的山东胶州湾及其周围的领土，在1898年3月被租给德国99年，德国并获得了在山东境内建造三条铁路线以及沿线两旁10英里范围内采矿的特许权。（胶州在1914年11月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后被日本所占，日本人在战斗中死616人，伤1228人，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个插曲。它在1922年才归还中国。）1898年3月，俄国人获得了租用南满辽东半岛（包括旅顺和大连两个港口）的为期25年的租约。此外，俄国控制的中东铁路获准建造一条从哈尔滨到旅大的支线，即南满铁路，并可以在铁路线区伐木和采矿。1898年5月法国施加压力，获得了租用广东省海南岛对面的广州湾港口的为期99年的租约，把该港用作海军停泊地。6月，英国获得了从大陆向它的香港殖民地延伸的一块地方（即“新界”）的99年的租约。这一系列掠夺中国领土的行动，以1898年6月英国租借山东的威海卫而告结束，“租用期将与俄国占领旅顺港的时期一样长”。①

与租界形成对比的是，在租借地中，中国的主权在各租约的有效期间，被明确地取消了，这可以从缔约列强的一致意见中得到证明：缔约列强在所有其他“中国”领土上拥有的治外法权中的领事管辖权，不扩大到这些地区。其中在山东和满洲的两个，是德国、俄国和日本——连同英、法两国，英、法的“势力范围”建立在更扩散的基础上——在中国领土上所维护的范围更大的“势力范围”的核心。

任何强国对势力范围的要求（包括贷款、建造和经营铁路、开矿、雇用其国民为“顾问”，或在中国特定地区行使某种其他形式的地区管辖权的优先权或独占权）的事实上的基础，就是前面几段所说的持续侵犯中国主权的因素——中国的虚弱和外国势力的威胁。在形式上，几个势力范围有不同的基础：中国人与特定的列强缔结的不把某些地区让给第三国的协定；中国人为一方，但无力废弃的协约或条约；某些列强因近水楼台而对权利的坚决要求；中国未参加的列强互相承认权利的协定；由于占绝对优势的金融和商业利益的既成事实而对更多权利的要求。

俄国在满洲的权利来自1896年5月的秘密结盟条约、中东铁路及其南满支线的建造和辽东半岛的租借。根据这些基础，俄国政府着手在铁路区内建立事实上的政治和军事控制，并且凭借因1900年义和团起义而发生的俄军占领满洲的事实，加强了它的地位。俄军在满洲这一事实和加强对朝鲜施加影响的努力，引起了1904至1905年的对日战争和俄国的难堪的失败。辽东半岛的租借地转给了日本，长春和旅顺之间的南满铁路连同铁路区中的“权利、特权和财产”也是如此。1905年以后，俄国继续对中东铁路路区及沿线的北满的城镇（例如哈尔滨），行使有效的政治管辖权。俄日对满洲的最后划分在1907和1910年的俄日协定中正式规定下来。1914年，缔约列强除美国外，都承认俄国在中东铁路区内对它们的国民的控制。①以中国在1898年所作的一视同仁的声明为借口，日本要求福建省为它的势力范围，但此举没有什么实际的结果。当然，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地位不断地得到发展。中国除了把辽东半岛以及俄国在南满的铁路和采矿权给日本外，别无其他选择（1905年12月的中日条约），并且通过另外的协定，又让日本在营口、安东和沈阳设立“居留地”，并给与它铁路特许权。关东的一个总督府在1906年设立，以管理租借的领土（218平方英里）和铁路区（108平方英里）。日本在满洲的势力范围在1907年被法国所默认（日本则相应地承认法国的势力范围），在1908年被美国的罗脱-高平协定所默认，还被俄国所默认（如上述）。通过日本强迫袁世凯的政府在1915年接受的二十一条要求中的第二部分，日本在满洲的地位进一步加强了：辽东的租借期和南满铁路的特权延长到99年；开放全部南满供日本国民居住、经商和从事制造业；向日本国民增加采矿区；许诺在将来优先向日本资本家借款，在雇用南满和内蒙东部的政治、军事和警察顾问时，优先录用日本国民。

关东租借地成了孤立于中国大陆的日本社会和文化区。日文出版物、色彩艳丽的和服、神道的节日和用作官方通货的日元钞票成了殖民地及其主要城市大连的生活的一部分。南满铁路的干线从关东往北，通过南满的经济中心区直达长春，行程483英里。它有几条支线，一条直达营口港，一条从沈阳通往朝鲜边境的安东，一条在大连和旅顺之间。在南满铁路沿线的城市和在铁路区沿线的两侧，日本不顾中国的抗议，行使事实上的政治管辖。关东总督府与南满铁路公司关系密切：大部分公司股份掌握在日本政府手中，公司也由关东总督监督。日本驻满洲的几名领事由公司指派，许多人同时在总督府担任秘书。除了几条铁路外，南满铁路公司还经营抚顺（沈阳附近）和烟台（辽阳①附近）的煤矿、轮船业及货栈，并在铁路区内维持学校、医院、试验农场、公用事业和“铁路卫队”。

但是在1931年前，满洲的日本政治权力被限制在租借地和铁路区内。由于日本人占优势的经济地位可以把奉天省主要城市的货物汇集在南满铁路，运往大连和旅顺港，再从那里用日本轮船运至天津、上海、横滨和大坂，所以他们有过高地估计自己对满洲的军阀统治者张作霖的影响的倾向。北京政府的权力在张作霖的辖地内是很小的，但张同样善于有效地限制日本人，视情况需要或是不理他们，或是与他们妥协，但是成功地利用竞争的日本利益集团的互相倾轧，可靠地维持一个中国半独立的政体。②

从1914年11月，直到1922年2月通过签订与华盛顿会议有关的中日山东协定把山东归还中国为止，日本占领了原来德国的胶州租借地；不顾中国的强烈抗议，日本进而控制山东的铁路和矿藏，其目的大概是要把那里的铁路与满洲的铁路联系起来，从而统治华北。在1897至1914年期间，德国曾经把它的租借地当作海军部管辖下的一块殖民地来治理，并且试图利用它的铁路和采矿特许权把它的势力扩大到山东全省。1913年拥有55000名中国人、5000名欧洲人和日本人的青岛（胶州租借地的总人口约20万），在外国人中以“远东的布赖顿”着称。它的气候以及黄海海边长达一英里多的外湾（维多利亚湾）优美的东海滩，使它成为一个避暑胜地。青岛海滨饭店能容纳500名宾客，与赛马场一起位于海滩附近。青岛这座“欧洲城镇”，在伸向海湾的南面斜坡成长起来，它有对称的布局，有先用煤气灯然后用电灯照明和两旁有人行道和大树的经过铺筑的道路，还有富有德国居民的别墅和花园。中国的仆人住在主要建筑物后面的“苦力小屋”中。大部分中国人住在“华人城镇”，由于折除和迁移了引起不便的邻近中国村，华人城镇实际上已与欧洲居民区隔开。青岛被发展成第一流的港口，市政当局经管现代的供水和污水处理体系、有效率的医院和一所德国初级中学，1909年作为德国政府和中国官员共同努力的成果，还成立了一所德-华高等学校。城市本身的工业投资比较少，最着名的企业是建于1904年的英德酿酒公司，它生产至今依然着名的青岛啤酒。

山东铁路公司和山东矿业公司都成立于1899年，它们由组织上海德华银行的几个金融机构联合起来的辛迪加与一些德国商行（例如礼和洋行）一起组成，理论上是中德合资公司。实际上，从青岛至济南府这段铁路，全部是德国资本，并由德国人经营，在威海卫和黉山开采的煤矿的情况也是如此。德国的银行辛迪加以及英国的金融界利益集团，在各自政府的支持下，在1898年达成协议（与建造一条从天津至长江的铁路有关），内容是德国的势力范围将向北扩大至河北省，而作为回报，英国在长江流域和山西省的占优势的利益得到承认。但是甚至在山东，德国也发现它越来越难以实现它要求的优惠待遇。1900年以后对德的外交孤立、对德国在山东的独占权利会危及其他地方的在华商业利益的担心，以及中国协力限制德国在山东势力范围的行动，这几方面结合起来，有效地把德国人限制在他们的租借地和关于铁路及采矿特许权的狭窄的解释范围之内。不像满洲，中国的和非德籍的铁路卫兵为青岛-济南铁路区提供保护；接管铁路沿线邮电业务的努力失败了；只有部分的采矿特权得以利用；甚至青岛作为一个自由港的地位，也在1906年结束。①

鉴于中国南部的云南、贵州和广西几省靠近法属印度支那，法国要求在那里建立势力。法国在1898年得到了从东京经边境进入云南的建造铁路特权（筑路始于1903年，于1910年竣工，完全是法国资本，由法国人管理）。法国得到保证，毗邻印度支那的诸省不得割让给第三国，并得到上面所述的一块广州湾的租借地。由于法国拥有铁路，法国的商业，特别在云南，得到了优惠的待遇，但它取得的或可以利用的其他特许权则很少。不存在相当于俄国和日本在满洲实施的那种政治控制。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英国左右着外国在华的商业，是中国最大的外国债权国，拥有主要的筑路和采矿的特许权，提供了海关和盐务署的大部分外国雇员，有一半新教的传教士。在某种意义上说，它的势力范围扩大到整个中国领土，而且它宁愿把一切保持在19世纪末国际对抗以前的状态。②除了它的香港殖民地、1898年租借的新界和从未发展成海军战略基地的威海卫，英国的势力范围缺乏特定的地域基础，从而缺乏那种发展可与满洲日本人相比的地方政治作用的兴趣。尽管对英国作出了含糊的许诺，京汉干线的筑路特权却被一个比利时辛迪加取得（大部分股份由法国的中国铁路公司掌握）。英国政府在北京作出强有力的反应，支持中英（银）公司（由汇丰银行和怡和洋行组成），结果取得了长江流域的铁路特许权（从山东边境往南的天津-镇江线以及沪宁线和苏州-杭州-宁波线）、广九之间的铁路特许权以及在满洲的特许权（山海关至牛庄一线），这些都在1898年取得。与此同时由卡尔·迈耶和罗思柴尔德勋爵支持的另一个英国集团，即北京辛迪加，取得了开发山西和河南的矿藏，以及建造一条东西向的把河南的矿藏与京汉干线连接起来的道口-清化线的特许权。英国这样追求特许权，既基于财政原因，同样也基于政治原因，即阻止敌对势力范围的巩固这一广泛的政治目标。但是对特权区的直接政治控制，既没有设想，也没有取得。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很大程度上改造了国际体系，同时中国国内局势起了深刻的变化，这些情况大大地降低了进入本世纪之际外国划分的势力范围的重要意义——只有一个重要的例外，即除了满洲的日本人。虽然某些外国的铁路权和采矿权以不同形式继续存在的情况，并不使中国的民族主义者高兴，但是到1920年，这些都是外国在华存在的比较次要的方面。

外国居民

对在华的外国国民的人数作出稍微确切的估计是不可能的。例如，有多少万名朝鲜人渡过鸭绿江进入满洲？海关每年编的开放港口的外国“商号”和居民的估计数，可能包括了除满洲的朝鲜人之外的外国人相当集中的大部分地方。例如，在关东租借地区的大连，与哈尔滨一起从1910年起包括在估计数内，但胶州租借地的青岛，在德国人统治时期没有包括在内。表30列了从1903至1921年期间选出的几年海关估计数。①此表的数字在几个方面是有缺陷的。②

相当准确地反映的一个事实是，1905年日本人大批涌进了满洲，不过表内的计数还是太低。例如，日本政府报道说，1914年它在华的国民为121956人。1914年夺取胶州和日本人向山东迁移后，日本人的主要居住中心依次是大连、青岛、上海、安东和厦门。英、美、法、德总居民人口的将近40％住在上海。（应注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居民总数相对地大量增加和德国人数减少的情况。）③

除了在满洲的日本公民外，在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几个主要类别的在华外国人的队伍的大小如下：在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雇员2000人（其中1300人在海关）；外交人员500人（按人数计最多的为日本、英国和美国）；传教士9100人（6600名新教徒，2500名天主教徒）；军事分遣队和警察26000人（其中包括驻满洲的17000名日本士兵和2000名警察）；数千名工商业者，其数不可能估计，但是他们——除从事比较下等职业的日本

表30 在华的外国“商号”和居民*

*表的一些缺陷已经在正文中讨论。

+包括未单独列出的其他国家的国民。

人外——构成了在上海和其他主要条约港口的外国居民的大部分。①

海关关于外国商号的资料特别容易引起误解。看来所用的标准是有高度伸缩性的。就满洲而言，甚至为俄国人和日本人服务的最小的店铺也予统计；在中国本土，同一商号的上海总办事处和在其他港口的分支机构分别计算。1911年在上海的643个外国商号中，40％（258个）为英国人的，16％（103个）为德国人的，9％（59个）为美国人的，7％（47个）为日本人的，余下的则为其他国籍的人士所有。在1911年，中国本土中次于上海的拥有大量外国机构的城市，依次为天津（260个）、厦门（240个）、汉口（125个）和广州（102个）。

治外法权

几个条约港口的外国国民和商号——还有驻在内地的传教士——共同享有治外法权制度的权利和特权。先从1842—1844年条约中领事管辖特许权说起，通过强加给中国的正式协定的积累，或是通过单方面对特权的坚持，全部“外国建立的机构”实质上不受中国政体的管辖。原告为中国人（不论是个人或是中国政府的部门）和被告为条约港口的外国国民的一切争端，都由有关国家根据该国的法律判决。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都照此办理。同一缔约国的国民之间或不同强国的国民之间的争端，中国同样无权处理。治外法权的管辖权主要由港口的领事官员行使，或者经过上诉，由北京的外交官员行使。此外，英国和美国在上海都设有自己的法庭。英国在华的最高法庭成立于1904年，美国在华的法庭成立于1906年。

总的来说，外国罪犯在领事法庭上所受的待遇，不像在他国内所受的那样严厉，这无疑伤害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感情。但是，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来说，更严重地损害中国主权并具有深远意义的行为是，中国当局不能直接对条约港口的外国个人或商号进行限制、管制、发给许可证或征税，这些个人或商号作为“法人”只受制于他（它）们的领事法庭的法律。由于一个外国人公出或出外游乐，随便到什么地方都享有治外法权的权利，所以实际上他不仅在条约港口中不受管制，而且在中国其他各地也是如此。外国银行享有治外法权的权利；它们发行通货可以不受控制，并且也不受其他的管制。个人或公司可以不直接向中国纳税，这不是由于任何特定的条约权利，而是由于税吏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试图通过外国法庭去征税是没有结果的，因为外国法庭执行其本国的法律。传教士和其他外国人自由地办学校，学校在选址、课程、教员的资格等方面同样享有治外法权的权利。在治外法权的掩护下，武断的外国新闻界常常毫无限制地对中国和中国人进行吹毛求疵和不怀好意的批评。此外，还存在普遍的滥用权利，即非缔约列强的外国公民或臣民经过同意，受到具有条约权利的列强的保护，因此也不受中国法庭的管辖，例如，梅梅尔（Memel）、摩纳哥、波斯和罗马尼亚的公民，在中国时享有受法国领事管辖的权利。一个美国外交人员总结如下：“原来的不受中国法庭管辖的基本权利已经扩大和拓宽，进而包括除条约明确规定的事务外不受中国行政控制的权利。”①

在上海、厦门和汉口的租界会审公廨中，治外法权的范围甚至扩大到形式上受中国法律和法律程序管辖的有关各方的争端。上海公共租界的会审公廨，在1864年经与上海道台达成协议后成立，在没有领事代表人的情况下审判租界内的华人犯法者，解决外国人对中国人的民事要求以及外国人或中国人对外国人的要求，这些事情根据不同条约的规定，都是在中国人的管辖内。由道台指定的一名中国地方官主持公廨。在那些缔约列强的国民为原告的案件中，缔约列强有权（1858年的天津条约第17款规定）让外国的“陪审官”作代表，他与中国的法官一起，将“调查案件的是非，公正地作出决定”。甚至在会审公廨在1911年被公共租界当局接管之前，中国地方官的权力已经大大削弱，除了纯属中国人的民事案件外，外国陪审官的影响是主要的。1883年的一件判例案件结束了地方官逮捕租界中华人的权力；在1903年的着名的《苏报》案件中，中国人从租界引渡“政治”犯的权利受到了限制；从1905年起，租界内的巡捕，而不是中国的“衙役”，执行会审公廨的命令和令状；在辛亥革命过程中，上海的工部局支配了法庭的中国地方官的任命和薪俸；外国的陪审官此时也正式审理中国人的民事案件。这种所谓的临时措施不论在哪一方面都没有法律依据，完全是以外国人对中国法律诉讼手续的所谓的不满为理由，它在1926年随着会审公廨的“移交”而归中国人控制时，才告结束。

1917年8月当中国站在协约国一边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和奥匈帝国国民的治外法权权利就丧失了。与此相似的是，十月革命结束了授给俄国人的正式特权，首先是中国政府在1920年9月，关闭了在汉口和天津的摇摇欲坠的沙皇的领事馆和俄国的租界，其次是苏联政府自动放弃了治外法权（虽然没有放弃对中东铁路的控制）。没有武力——即没有军事力量的支持，或至少没有缔约列强的默认——治外法权制度甚至对虚弱的中国也不能维持下去。

武装力量

军事力量使外国在华开创的事业成为现实，它在中国国土、河流和沿海水域的不断部署，象征性地（有时实际上）构成了作为形式上正当的外交措施后面的有力支持，这些措施不断地被运用，以维护外国人的条约权利和确保他们人身和财产的安全。炮舰在内河和条约港口以及更大的海军船只在中国沿海的存在，是根据1858年天津条约第52款的一种很带随意性的解释，这一款说：“英国师船，别无他意，或因捕盗驶入中国，无论何口……”1896年，停泊在中国的英国海军的总吨数达59000吨，俄国的吨数接近此数，法国28000吨，德国23000吨，美国18000吨。1908年，“英国皇家分遣舰队”的总吨数达到70000吨；有舰只33艘，其中装甲巡洋舰4艘，二级巡洋舰2艘，其他27艘较小的舰只包括内河的炮舰。

使用或至少是威胁要使用外国炮舰的行动，在19世纪后半期时有发生的“教案”中，是常见的现象。1900年英国的炮舰首次驶至重庆。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初期，法国人的海军舰只对长江上游进行开拓性的勘察，以寻求从他们在云南的铁路扩大贸易的路线。德国人在鄱阳湖周围活动，这引起了认为长江流域是其专有禁区的英国人的很大不安。在19世纪末，作为租借地割让的海军战略基地——青岛、旅顺、广州湾、威海卫——使外国巡洋舰和战列舰能够定期到中国水域。

在1903年，美国与英国不同，没有保持一支定期驻于长江关键地点的炮舰舰队。也许是每年一次，亚洲舰队偶尔派出的舰只在航道上来回行驶。美国的长江巡逻队——从1908年至1919年，正式为太平洋舰队第三中队的第二分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有旧式炮舰6至8艘，而当时英国人驾驶着15艘新式炮舰。民国早期的巡逻大部分是例行性的，水兵们最渴望的就是上岸。但是舰只停泊在那里是“为了维持江河的治安”，而且无疑地是出于缔约列强保持它们利益的愿望。

外国士兵和警察卫队，在20世纪初期比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更惹人注目。在几个租界内，城市警察力量和国际民团（“商团”）发展起来了。上海的商团是最大的一支，在1913年有59名军官（主要是英国人）和约1000名士兵（一半为英国人，其余的分属15个国籍的连队）。1898年从中国夺得的租借地以及后来1901年列强强加的辛丑和约，形成了永久性的和更大的军事存在。

根据这一和约，列强可以在北京保持武装分队（“使馆区卫队”），占有从北京至海的铁路沿线的关键地点，并在天津驻军，而把中国军队排除在这个城市之外。①

驻于威海卫和广州湾的英、法部队为数甚少，但德国在青岛的分队和海军分遣队的总人数有2300人。有2100名官兵的四个日本营在1914年取代了山东的德国人，驻于青岛至济南的铁路沿线，直到1922年。他们得到人数众多的宪兵队的支持。1911年汉口的战斗，导致英、德、俄、日四国派军队前往该港口去保护它们各自的公民。除了日本兵，其余三国在1912年都撤军；日本的一个有500名士兵的营与几支特种兵分遣队在1922年前一直留在汉口。日本在辽阳的租借地内设大本营，通常在南满驻扎一个配备支援性骑兵和炮兵的满员陆军师。1920年，总数达10000名俄国和日本士兵的16个铁路卫队营，驻扎于中东铁路区和南满铁路区一带。这些铁路卫队的出现，是根据1905年俄日缔结的朴次茅斯和约的条款，虽然中国人曾经断言，他们在1905年12月签订的承认把辽东和南满铁路从俄国转给日本的协定中没有同意这样做。1920年，在满洲租借地的日本警察有811人，另外在南满铁路区和安东-沈阳铁路区的警察有1052人。①

像长江的炮舰那样，所有这些外国士兵和警察也许也不是难以对付的军事力量。即使他们的存在在中国被迫同意的国际协定（如辛丑和约）中，有一定的法律根据，但他们仍赤裸裸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这在日本不顾中国人屡次抗议而占领了满洲和山东铁路区的事件中，更是确凿无疑的。比这种外国军事占领形式上的法律根据（这也许是可以争辩的）更加重要的是，人们了解到外国在中国国土上驻军意味着什么：有治外法权的列强能够并决心在必要时使用武力，以支持它们单方面认为它们已经取得的权利。

① 詹姆斯·L.哈奇森：《中国通》，第20页。但是在一个许多“老中国通”并没有发现其本地烹饪技术举世无双的国家中，烹调标准饮食不仅仅有老牌子的优质L.＆P.酱汁。

② 有位于黄浦路的具有豪华设备的第一流旅馆礼查饭店、汇中饭店，位于法租界的密采里旅馆，位于西华路的日本的朋友馆和万岁馆。

③ 英国的上海俱乐部、德国的协和俱乐部和梅森俱乐部都位于外滩，乡村俱乐部在静安寺路，日本俱乐部在文监师路，以及与海员协会、外国青年会、海关和商团有关的较少排他性的俱乐部。

④ 哈奇森：《中国通》，第236页。

① 在体育俱乐部的行列中，还包括上海划船俱乐部、游艇总会、猎狐俱乐部（在乡下猎“狐”，狩猎时紧跟穿红罩衣的骑手，骑手散纸片为狩猎者指出狐的踪迹）、草地网球俱乐部、步枪射击俱乐部、棒球俱乐部等等。

① 日本帝国铁路：《东亚官方指南》，第4卷，《中国》；C.E.达温特：《上海，旅行者和居民指南》，都提供了有趣的细节。

① 记载这些租约的协定，可见于约翰·V.A.麦克默里：《1894—1919年与中国缔结或涉及中国的条约和协定》，1，第112—131、152—158页。

① 见B.A.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1892—1906年）》。

① 原文如此——译者。

② 见罗纳德·S.苏莱斯基：《张作霖统治下的满洲》（密西根大学博士论文，1974年）。

① 见约翰·E.施雷克：《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主义：德国在山东》。

② 见L.K.扬：《1895—1902年英国在华的政策》。

① 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海关十年报告……1902—1911年》，第2部分，第354—355页；《海关十年报告……1912—1921年》，第2部分，第450—451页。

② 在1910年以前，大量集中在哈尔滨的满洲的大批俄国人口未包括在内；1909至1911年俄国公民突然增加，这不过是显而易见的事实。（1920年以后从西伯利亚突然涌入的无治外权、人数最后超过20万的无国籍“白俄”难民，也没有被反映出来。）类似的情况还有，青岛是德国人的外国居民，也没有列入，1910年他们共有4084人，其中2275人为军人和官员。海关的估计中没有把全部内地的传教士包括在内，驻华的外国军队完全未列入。

③ 不算满洲的大连和哈尔滨，中国本土有大量外国居民的城市，在1911年按人数多少（估计数列在括号内）依次是：上海（30292）、天津（6334）、汉口（2862）、厦门（1931）和广州（1324）。在上海的日本国民（17682）构成了最大的外国人队伍，后面是英国人（5270）、葡萄牙人（3000）、美国人（1350）、德国人（1100）、法国人（705）和俄国人（275）。

① 卡罗尔·伦特编：《在华外国名人录》，上海发行，此书——我见过1922年版和1925年版——根据向外国居民发出的调查表的答复提供了简要的传记。

① 范宣德：《在华治外法权制度：最后状态》，第26页。

① 在1913年，北京使馆区卫队共有2075人（370名英国人、309名美国人、307名日本人、301名俄国人、288名法国人、199名意大利人、151名德国人、64名奥地利人、35名荷兰人和31名比利时人。）到1922年，总人数减到997人。德国、奥地利和俄国由于丧失了治外法权的权利，它们的分队也随之消失，其余的分队（除美国人总数达354人外）也多少削减了人数。1913年驻天津的外国军队人数达6219人（2218名英国人、1021名法国人、975名美国人、883名日本人、808名俄国人、282名德国人、21名奥地利人和11名意大利人）。1922年的总人数为2720人（982名法国人、762名日本人、504名美国人和472名英国人）。在华北的其他地方，主要是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邻近唐山附近外国人经营的煤矿地段，1913年驻有外国部队1253人，1922年驻有602人。

① 《中华年鉴，1919—1920年》，第333页；《中华年鉴，1923年》，第603—604页；《华盛顿限制军备会议，1921年11月21日—1922年2月6日》，第988—998页。

外交官

外交官

北京的外交使团在他们之中资历最深的一个成员的房子里聚会……当我们在暖和的天气于英国公使馆聚会的时候，窗户朝馆内的一个小院子敞开着，院子中的紫丁香春季正在盛开。公使馆的鹦鹉常常一直耐心地听着，还参加我们的讨论（有时很得体），不时地发出一声嘶哑的笑声，或者一声压低的咯咯声，或者突然来一声尖叫。它是一只会说话的鹦鹉，但是只会讲汉语，所以参加集会的大部分外交官都听不懂。①

外交使团

在民国初期，外国在华建立的根基中最惹人注目的部分是北京的外交使团，它由15国的特命全权公使组成。②秘鲁、挪威（1905年与瑞典分离）和墨西哥也与中国有条约关系，享有“最惠国”条款利益的国家共有18个，但是在1913年，上述最后三个国家未派代表驻于北京。在外交使团内部，11个签订辛丑和约的国家——德国、奥匈帝国、比利时、西班牙、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日本、荷兰和俄国——组成了一个紧密的圈子，而在中国，像在全世界那样，施加真正影响的英国、日本、俄国、美国、德国和法国是其中的佼佼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意大利公使华蕾先生关于他同事的汉语能力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朱尔典爵士在1876年首先作为一名见习翻译来华，在英国领事馆长期任职，工作出色，1906年在北京任公使之前还担任过驻朝鲜的公使；除了他，外国的公使都是典型的职业“外交官”，他们从一个职位调到另一个职位（例如，到1913年有：比利时的贾尔牒男爵、丹麦的阿列斐伯爵、意大利的斯弗尔扎伯爵、法国的康悌）。朱尔典继续担任公使，一直到1920年，他在北京的同僚之一在叙述他的时候这样写道：

对他来说，中国不是许多驻地当中的一个。它代表着他的事业的开始和终结……在我看来，他的世界是由大英帝国和中国组成，而俄国和日本在背景中朦胧地出现（有时近得碍手碍脚），其他的许多国家则在周围大惊小怪，干涉并不与它们真正有关以及它们不完全了解的事务。①

朱尔典的前任萨道义爵士，1900至1906年在北京，虽然是比朱尔典爵士更专业的外交人员（他是很受赞扬的《外交实践手册》〔1917年及以后几版〕的作者），他也作为一名见习翻译开始他的事业，因能讲一些汉语和流利的日语而闻名。萨道义多年来在日本、暹罗、秘鲁和摩洛哥的领事馆中任职，然后在1895年被任命为驻东京的公使。他的私人秘书把他描述为“一个严厉的人。他对他的属员很严格，要他们做大量的工作，但是如他常说的那样，他是从一所严格的学校中培养出来的，这就是巴夏礼爵士的学校……我从萨道义爵士那里学到了额尔金勋爵与中国官员打交道的一句箴言。决不要提出不是绝对公正的要求；当你提出公正的要求，你就务必去得到它”。②日本的几任公使是最职业化的外交官（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院毕业生），他们过去因在驻华领事馆工作而有了丰富经验，因此可能已经有一定汉语知识。①日本和英国的文件透露，在这些年间，日本人和英国人一起，对任何强国涉及中国政治和经济事务的了解是最详尽的。

1898至1905年的美国公使、前共和党国会议员康格，是通过他与麦金莱总统的友谊而到任的。但是他的继任者1905至1909年任职的柔克义，是一名职业外交官，19世纪80年代已经在北京和汉城任职。柔克义还是一位有造诣的语言学家和学者（熟悉西藏的佛教、中亚，以及中国与西方世界、朝鲜和东南亚的现代以前的关系）。1909至1913年驻北京公使的嘉乐恒，是塔夫脱总统挑的人选。他长期在伊利诺斯州的共和党内活动，并且作为麦金莱总统和罗斯福总统派往古巴和委内瑞拉的特使，已经有了一定的经验。1913至1919年的公使芮恩施当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教授时所写的学术着作给了威尔逊总统很深的印象，他再次是总统的政治人选。芮恩施的回忆录《一个美国外交官在中国》（1922年），对中国期待更名副其实的国际平等的愿望表示了深切的（虽然是无效的）同情心。巴黎和会把山东交给日本后不久，芮恩施就辞职了。

与中国外交部的大部分日常接触，由主要国家公使馆中的“汉务参赞”进行，结果这些人常常影响了他们的使馆负责人的观点。例如，从1911至1922年任汉务参赞的巴尔敦，便是英国公使馆中起支配作用的人物，他娶怡和洋行一名董事的长女为妻。他是一个精力充沛、不管具体情况的英国利益的扞卫者，主张采取强硬的措施，这使他受到在华的英国社会的钟爱，但他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中国人却不喜欢他。美国的公使馆从美国的传教士中挑选它的汉务参赞。①

公使馆区（交民巷）

驻北京的公使及其属僚居住的使馆区是国际法中一种不正常的现象。1901年的“辛丑和约”规定：“大清国国家允定，各使馆境界，以为专与住用之地，并独由使馆管理，中国民人，概不准在界内居住，亦可自行防守。”新公使馆区比1900年以前约扩大了九倍。①它位于内城宏伟的南城墙内，得到新加固的边墙（和常驻的军事卫队）的保护，北面和东面以一块地势略为倾斜的“缓冲地”为界——这块开阔的空地是义和团起义中被夷为平地的帝国翰林院的旧址，此时打算用它来保护公使馆区，以及用作打马球、踢足球、学骑马和训练公使馆卫队的场地。公使馆区的大部分从北城南城墙的前门向东面的哈德门（崇文门）延伸。（萨道义爵士等人在1904年谴责他的同僚们的过大胃口。）

事实上，外交使团扩大了它的“权利”，大大地超过了第七款规定的范围。部分缓冲地被租给公使馆士兵常常光顾的旅馆、酒吧间和一个领有执照的妓院。与这块缓冲地是列强共同拥有的财产这一理论背道而驰的是，个别国家颁发建筑许可证——在有偿的条件下。在使馆区内，可以看到商业企业、店铺、教育机构和大批非外交人员——虽然中国从没有打算把北京开辟为另一个外国人居住和贸易的中心。在公使馆区或它的周围，有顺利饭店、北京饭店、六国饭店（常常聚集一批寻求贷款和采矿合同的人），有汇丰银行、道胜银行、德华银行和横滨正金银行，有几个外国大商店，有一个士兵的基督教青年会，有两所美国监理会的医院，有一座公使馆卫兵用的天主教堂，有一座监理会布道会教堂（可容纳1500人）、一所监理会的女子学校和“燕京大学”（也是监理会办的），有伦敦布道会的魏林医学院，有美国海外布道会的教堂和学校，还有盲人布道会。虽然根据法律，准许进入公使馆区的华人只能是穿着特定制服的公使馆的仆人和雇员，但事实上，不时有大批华人住在公使馆区内，经常住的地方是六国饭店，那里在1911年以后以收容被北洋政府撵走的人而出名。外交使团屡次要求和执行“避难权”：例如，张勋将军在1917年短命的政变失败后就藏在荷兰的公使馆内。

1914年才对公使馆区进行联合治理，以取代三个独立部分（西段、英国段和东段）的治理，在此以前各部分都自行治理和有自己的章程。由三名辛丑和约缔约国代表和两名公使馆区居民代表组成的行政委员会，监督执行新的治安总章程和道路章程。公使馆和居民私人缴纳土地税，以维持这个微型的行政机构。

就极大部分而言，北京的外交人员过着一种脱离中国人的生活。这种状况在清代最后十年开始发生变化，民国成立时变化更大。可是，1885至1898年的美国的驻华公使田贝的以下意见，仍具有一定的正确性：

新来的外交官来到北京后，第一个任务就是去拜访总理衙门，即后来的外务部，向它致意和取得对他官方资格的承认……对总理衙门的拜访是新来者唯一必须做的事……互相不必进行社交会面，这对中国人和外国人来说，都可以大大地松一口气。除了极少数的情况外，社交对双方来说是特别令人厌烦的事。①

在义和团起义后清朝进行改革的平静的日子里，在外国受过教育的外务部和邮传部的年轻官员，在晚上与公使馆的工作人员打扑克消遣，这是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在北京的外国人社团（不论是外交人员的还是私人的）的生活，是一种独特的自我孤立的生活，对这种生活的最有献身精神的拥护者，可能是英国人，他们以“赴宴和跳舞、聊天和打高尔夫球来减轻他们的思乡之情，以不知他们在其中生活的人民的习俗、语言或感情为乐”。①意大利公使在回忆1918年时描述说，“一个外交官的山中城堡。对妇女和孩子来说，如果只从卫生的观点看，这是件好事。但是大部分外交官在他们生活的这个国家内，处于孤立状态，并且与它格格不入”。②

虽然与外界隔离，外交界在北京的生活几乎没有丧失物质享受。1900年英国公使馆大院：

占地三英亩以上……原是梁公府，由女王陛下的政府租用。正房为公使的住所，这是一座优美的中式建筑，大门很雄伟，有一条高于地面的甬道穿过两个富丽堂皇的回廊（中文叫亭儿）。这些建筑都覆盖着只准高级官员使用的绿色琉璃瓦；黄色的则由皇宫专用。秘书们住在平房内，只有一秘例外，他住一幢两层楼的西式房屋。见习翻译和随员住三套房屋……还有一个小教堂、一座戏院和一个保龄球道。③

美国公使的官邸是“……用美国进口的材料以堂皇的殖民地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建成……有一个附属建筑物的真正的小村子，秘书、随员、见习领事和文书都住在那里。它是一个风景如画的中国村子，有一座古庙和许多分开的房屋，它们各有自己的围有高墙的花园”。①

1913年意大利公使馆的一秘指出，他家里共有“从头等仆役到三等苦力”的10名仆人，包括“厨师、码米童（marmiton）和两名阿妈，一叫‘洗刷和照顾婴儿的阿妈’（wash-and-babyamah），一叫‘绣绣阿妈’（sew-sew-amah）”。此外公使馆的仆人包括“四名马夫，即一名老马夫和他的三个儿子（还有他的一个饲养小毛驴的孙子，由我付工资）。还有一名洗衣人及其帮手、一名领头的花匠、四名花园的苦力、一名‘开门的’和一名听差”。②

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北京汽车很少，也没有值得一提的汽车行车道。外国人主要靠马和马车前往赛马场（位于北京之西约四英里，义和团起义时被焚毁，但重建后规模更大），或到颐和园野餐，或去西山。他们还爱好散步。内城南城墙从前门至崇文门的一段，根据辛丑和约的条款已经移交给各公使馆，很多外国人都在这里散步。这里由公使馆士兵巡逻，中国人不得走入。在夏季的几个月中，除了海关的官员外，外国人都到京师以西12英里的西山，特别是到八大处去避暑，八大处以它的一些寺庙闻名，它们在夏季被租给外国人（和中国的权贵们）。外国人用自己的有关历史的名称来称呼这八座山：有一座“布鲁斯山”，一座“蒲安臣山”。在一年其他时间中无休止地进行的宴会、舞会和看戏等活动的比较正式的礼仪，稍有放松——虽然众所周知，朱尔典在炎热的夏晚，甚至在租来的中国寺庙中单独就餐时，也穿得很正规。在周围农村漫步，使这些欧洲游客能比任何时候更接近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

有娱乐，当然也有工作。在1900年10月至1920年5月期间，外交使团举行了219次正式会议。外交官们在一起无休止地考虑印花税、货币流通、货币危机和其他财政事项；考虑商业、航行和条约港口等问题；考虑租界的事务；考虑上海的会审公廨；考虑外交人员和领事馆工作人员的权利和特权；考虑辛亥革命及其余波；显而易见还要考虑公使馆区本身的管理问题。

外交压力

在治外法权和“不平等条约”的制度下，外交使团及其在条约口岸的领事馆的属员实际上可以认为是中国政府的组成部分，具有对在华外国国民民事和刑事的排他性的裁判权。公使们借故生端地警惕着一切违反条约的真实的或想象的情况——不但指字面上的违反，而且指精神上的违反；而在南京条约缔结后的几十年积累起来的先例中，所指的精神已成为对缔约列强权利含糊而任意地进行解释的那种精神。每当外国人的地位及其利益可能受到中国政府某些行动的影响时，列强就几乎会断然对外交部或其他部门施加足够的压力。它们声称受到直接损失而百般进行交涉，而且很少同意适度的赔偿。对这些“侵犯利益的行动”“负责”的官员受到肆无忌惮的指责。它们像要求撤消在长江和珠江航行的障碍那样，也毫不犹豫地屡次企图要求镇压那些所谓辱骂外国人的出版物。它们花了很多时间和力量，攻击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授给或可能授给其他强国排他性的特许权或与之订立合同的行动。前美国公使田贝在1906年写道：“在欧洲国家，如果他试图做这些事情中的一小部分，他就会拿到护照离任。”①田贝公使还指出，驻华公使（由于受到“大报”中所表达的国内舆论的压力）“不得不假定，在一切案件中，他的同胞都是对的，中国人都是错的。如果公使对被说成是涉及他同胞的实质性权利的任何问题，胆敢深究是非曲直，那就被认为是他思想上软弱和道德上糊涂的强有力的证据。”①

但是，大国的外交代表在影响中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方面，远不如他们所认为的那么有效。晚清及后来的民国的官员有非常多的办法来对付，他们可以拖延、装糊涂，最后是公开抵制一个西方强国的纠缠。由于民族主义意识和无条件地维护主权的愿望不断地先是渗入晚清的官僚集团，然后是渗入其民国的后继者，这种抵制态度有所发展。就1913年的善后贷款一事而言，几个债主认为，通过让公债司的一名外国指导参加支付过程，它们就可以影响袁世凯如何分配借入款。在列强争着让其国民担任顾问和审计时，最后的贷款协定实际上被拖延了下来。事实上，外国的审计和会计只知道袁世凯认为合适的东西。

追求某些要求所表现的这种态度（这些要求常常是以中国含糊的声明为依据，而声明又常常是在外国的压力下作出的），与给予某些幸运的特许权所有人的实际利益相比，从根本上说对中国的主权更加有害。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美国坚持要参加1909年计划中的湖广铁路的贷款。张之洞在1909年6月刚与德、英、法三国的银行集团谈妥了一份贷款协定，这时（在摩根公司、库恩和洛布公司、纽约第一国家银行和花旗银行的鼓动下）塔夫脱总统发给摄政的醇亲王一封私人电报，要求也让美国银行团投放一份贷款。美国的要求是基于1903和1904年中国政府对美国公使康格所作的所谓的诺言，即如果中国无力向汉口至四川的铁路（此时是拟议中的湖广铁路网的一部分）投资时，美国和英国的资本将优先取得外国投放任何贷款的权利。在这个基础上，中国受到了无情的压力，措施强硬的抗议也送到了巴黎和伦敦。但是被美国国务院描述为“庄严义务”的对康格的保证并不存在。事实上在1903和1904年，中国外交部都已经直率地拒绝了康格代表美国商号提出的要求。例如，它在1903年的答复中最后声明：“总之，当不同国籍的公司向中国申请铁路特许权时，此事必须始终由中国决定。不可能把未批准的申请视作授予任何权利的表示，或者视作此后申请必须先批给此申请人的证明。”甚至1903年交换的文本在华盛顿也找不到。美国国务院在1909年7月要求北京立即把文本送到伦敦以支持在伦敦进行的谈判。但由于其内容，收到文本后，也没有给英国人看。①

最后，由于压力而不是由于所谓的“保证”，中国同意了塔夫脱电报的内容。欧洲的银行团最后让美国人参加贷款财团，因为它们担心，如果它们拒绝类似的美国要求，它们也可能难以实现对自己的十分含糊的贷款保证。向湖广铁路系统的贷款不曾实现，但是在追逐无论是多么不牢靠的经济利益时，中国都被视为一个目标，而不是一个平等的商业伙伴。

导致外交上专横的一个重要根源是语言障碍。驻北京的外国代表很少有懂汉语的，条约港口主要的外国商人也是如此，也有一些值得尊敬的人是例外。在领事馆一级，语言状况较好一些。在1913年，英国除北京外，还在28个港口保持领事馆。其中8个是总领事馆（广州、成都、汉口、喀什噶尔、沈阳、上海、天津和云南府②），配备有较多的工作人员。这一年驻北京的公使馆配备了7名见习翻译。在进入20世纪很久以前，与美国领事馆形成对比的是，在英国领事馆任职的是一批高度职业化的外交人员，他们是通过对那些注定要在中国进行其终生事业的人进行竞争性的考试而录用的。在任命为见习翻译后，未来的领事要在北京进行两年紧张的汉语学习，结业后，一次语言考试的成绩，对决定他在工作时期内未来的安排来说，是相当重要的。

1913年，美国设5个总领事馆（广州、汉口、沈阳、上海和天津）和9个领事馆。1902年它才任命第一个见习翻译；他就是安立德，后来的商务参赞和《中国：工商手册》（1926年）的作者。1913年驻京公使馆配备9名见习翻译；在领事中，有些人显然是“中国通”，如驻长沙的詹森和驻上海的高思，这两人后来都担任过驻华大使。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典型的短期政治任命和付酬雇代理领事的制度相比，这显然是一个变化。

1917年以前俄国领事馆业务人员具有的专业知识，与英国的相当，这是利用了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学院的知识的缘故，而从根本上说，则得益于俄国的传教士，从18世纪以来，他们享有北京的语言训练设施。1913年，俄国保持了8个总领事馆（广州、哈尔滨、喀什噶尔、沈阳、牛庄、上海、天津和北京）和11个领事馆（其中9个设在满洲或蒙古）。那一年有四名见习翻译隶属于公使馆。①

日本在1913保持8个总领事馆（广州、青岛、汉口、哈尔滨、沈阳、上海、天津和香港）和22个领事馆（其中10个设在满洲）。在日本领事职务当中，被派往中国任职往往被认为不如在欧美使团任职那样惬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日本的领事馆官员据说把在华任职当作踏脚石，他们的语言能力常常受到议会的批评。但是总的说来，日本的领事馆队伍是高度职业化的（通过高级文官考试主要从有名望的东京和京都大学的毕业生中录用），并且了解他们的任职所在地中国的情况。

关于其他国家，德国在1913年设一个总领事馆和16个领事馆；法国设3个总领事馆和10个领事馆；奥匈帝国共设3个；比利时6个；意大利7个；墨西哥4个；荷兰9个；葡萄牙7个；西班牙7个，但通常由第三国国民照管。缔约列强几乎没有例外地在广州、上海、汉口和天津有领事，而它们的其余的领事机构则分布于某些地方，以反映它们各自声称的“势力范围”；例如，如上所述，日本和俄国分布于满洲，英国主要分布在沿长江的城市，而法国则分布在中国西南。

① 华蕾：《含笑的外交官》，第128页。

② 按照建立条约关系的顺序，它们是：英国、美国、法国、比利时、瑞典、俄国、德国、葡萄牙、丹麦、荷兰、西班牙、意大利、奥匈帝国、巴西和日本。

① 华蕾：《含笑的外交官》，第128页。

② 许立德爵士：《在华四十年》，第35页。

① 1901—1906年任公使的内田康哉在1896年担任公使馆一秘时已经是代办。他后来担任其他重要的大使馆职务，1911、1918—1923和1932年任外务大臣，1932年还兼任南满铁路公司总裁。他的接任者为林权助，1906至1908年和1916至1918年任职，他在英国和东京受教育，在其他时期担任过驻英、驻俄大使和短期的外务大臣。伊集院彦吉在1908至1913年任公使，1893年第一次来华，任芝罘的领事，1901至1907年任天津总领事。他后来任关东租借地长官，1923年短期地任外务大臣。山座圆次郎在1913至1914年短期地担任驻北京公使之前，曾任日本驻汉城公使馆秘书。1915年曾递交日本的二十一条要求的日置益在1914年被任命为公使之前，1894至1899年曾在汉城工作，接着在1900至1902年在北京担任一秘和代办。几次出访欧洲以后，他返回中国担任1925年关税会议的日本代表。长期以来小幡酉吉在天津、北京等地任领事和代办（1914、1915、1916年），最后在1918至1923年任公使。

① 1901至1908年的汉务参赞卫理，1887至1896年曾在外国基督教传道会工作，1896年他离开该会，接受了上海美国总领事馆翻译的任命。他是1911至1913年驻北京美国公使的一秘，在嘉乐恒离任和芮恩施到任期间当了几个月的代办——在此期间美国承认了中华民国，发生了“第二次革命”。在1914至1918年期间，他是美国国务院远东司的负责人。1918年卫理成为伯克利加州大学东方语言和文学的阿加西斯基金的教授。接任卫理的是丁家立，他在美国海外布道会的赞助下于1882年来华。丁家立1886年不再继续从事传教工作，以后的20年在天津进行教育活动，受到前后两任总督李鸿章和袁世凯的赞许。他于1886至1895年任中西书院院长，从1895至1906年任天津新建的官办大学（1900年后称北洋大学）的总教习。从1902至1906年他还是直隶的高级和中级学堂的学监。从1908至1919年，除了一段短期间歇外，他在美国公使馆任汉务参赞，在1919至1920年以一秘的身份代理馆务。由于他广交中国官员，包括袁世凯总统，丁在公使馆的作用是有影响的。裴克，1903至1918年任助理汉务参赞，1913至1914年和1919至1926年任汉务参赞，生于天津，父母均为传教士。他1906年在加州大学毕业后任见习翻译，1914至1919年期间在驻青岛、汉口和天津的领事馆任职。裴克1945年退职以前于1935至1940年任大使馆参赞，在处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方面一直是一个突出的人物。

① 马士写道：“公使馆区可以认为是在一个敌对国首都的中心取得的一个可以防守的要塞——用于这一目的，它是太大了；或者可以认为是幸运地抓住机会，在损害中国的情况下，为列强的外交代表取得的花园般的、没有旧时代肮脏环境的宽敞居住区——如果是这样，建立它是没有道理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3，第355页。

① 田贝：《中国及其人民》，1，第34—35页。

① 西里尔·珀尔：《在华的莫里循》，书中第86页概述了莫里循未发表的日记所记的各种印象。

② 华蕾：《含笑的外交官》，第88页。

③ 许立德：《在华四十年》，第4页。甚至在政治上并不重要的意大利公使馆，在公使和一秘住所的旁边，有“一等、二等‘汉务参赞’和使馆牧师的房屋各一所。小教堂（实际上与大部分教堂一样大）的天花板从意大利运来；有驯马空地和一个大院子的马厩能容纳八匹马；还有一间洗衣房、一座水塔、一个浴室和两幢中国仆人居住的房屋，这些都圈在一个绿树成荫的大花园内。在它们旁边并与公使馆建筑群相连的是海军卫队的营房，它们附有医院、厨房、军官和低级军官的专用住所、饭厅、办公室、监狱和军需库。还有一座内设蒸馏水设备的建筑和几个马厩”。华蕾：《含笑的外交官》，第88页。

① 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在中国》，第20页。

② 华蕾：《含笑的外交官》，第92页。

① 田贝：《中国及其人民》，1，第91页。

① 田贝：《中国及其人民》，1，第99页。

① 小约翰·A.穆尔：《对华的国际财团和美国的对华政策，1909—1917年》（克雷蒙特研究院博士论文，1972年），第18—31页。

② 云南府即昆明——译者。

① 许多俄国领事的汉学才能，可以举以下数例加以说明：驻天津总领事体德满，1894年毕业于圣彼得堡东方学院，1896至1899年为见习翻译，然后任领事职务；驻汉口领事贝勒城科也毕业于圣彼得堡东方学院，1899年来华。贝勒城科在1912年与其他人合作把《今日中国政治组织》一书译成英文。此书由俄国公使馆的助理汉务参赞H.S.勃伦奈特和上海总领事馆的参赞V.V.哈格尔斯特罗姆于1910年在北京出版。英文版经总领事、俄国驻北京公使馆的汉务参赞科列索夫修订和补充后，是后来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的必备手册。

传教士

传教士

1900年，基督教在华北广泛地受到攻击，然后攻击者被一次多国的外国入侵所镇压，在这一转折期以后，传教运动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具有良机的新时代。通过1860年中法天津条约中的一个花招取得的“在所有的省租地和购地”的权利，可以越来越频繁地加以利用，以便在限制其他外国人的远离条约港口的地方建立布道站。①

传教事业的建立

在民国初期，传教士是短期在华居住、因共同目标而认同的欧洲外国人中最大的单一集团。他们受到各项条约总的和具体的治外法权条款的保护，深入到中国的几乎每一个角落。到1919年，中国本土和满洲的1704个县，除106个外，都报道了新教徒的某种传教活动。传教士一般都懂汉语，必然与听福音的中国人有着比较密切的日常接触。他们最大的目标，强调通过皈依基督教和坚定地组织中国的基督教教会来平等地拯救个人。到了20世纪20年代，许多传教士（至少是新教徒）开始看到，外国传教士多方面的活动未能创立强大的土生土长的教会，而外国人的存在可能是达到这一目的的主要障碍。各教派共有的中华续行委办会的干事罗炳生，在该会一份对新教在华活动的权威性调查中写道：

可以预期，下段时期是过渡时期，此时工作的负担及对工作的控制，将日益从外国人转移到中国人。基督教界中日益高涨的民族意识，正导致最能干和最献身的中国基督教徒对现状的某些方面深切的不满。他们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正当愿望，即基督教应摆脱被人视为“外国宗教”的沉重负担，西方教派分立的状况不应在中国长期存在下去。他们认为宗教界外国势力支配一切的状况，是在中国更迅速地传布基督教的主要障碍之一。①

在1949年以后镇压在华基督教会之前，罗炳生所定的任务只取得了很有限的成就。传教士和受圣餐者的人数增加了，更多的华人被吸收为教会的领导，教育和医药服务的质量有了提高。但是在1922年后的25年，大多数基督教传教士的外国在华机构的成分，与20世纪的头20年的情况相比，在性质上基本上没有多大变化。

20世纪头25年盛行的“中华归主”，可以说，是一段短暂的插曲，在此之前是义和团起义，在此之后把基督教敌视为外国帝国主义产物的恶意的民族主义迅速兴起。在义和团起义以后不久的几年，在华的新教基督教盛行，因为在取得了半个多世纪平庸的结果以后，它与需要它的中国国内的改革力量形成了一种临时的联系。在清代的最后十年，当本地的教育设施和师资供不应求时，发展中的教会学校对现代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民国时期的第一个十年，情况也是如此，而且不仅表现在初等教育方面。中国的现代西方医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传教士示范和教授的结果。20世纪10和20年代的青年中国多半是教会学校的产物——它们造就了新型的城市爱国者和改革者，以及诸如科学的农业、新闻事业和社会学等新型职业的领袖。但是新教教会事业的繁荣依靠与当局的一种不明确的联系。它最后与国民党政体认同，因为二者基本上以城市为基础，并且都是资产阶级式的“现代化”的变异形式。即使保守的民族主义，像罗炳生承认的那样，从长期观点看也只能接受真正土生土长的教会。由于是城市的和非政治性的，而且实际上强调在现存的政府制度的范围内拯救个人，基督教变得越来越脱离呼声日益响亮的农村社会革命，这场革命在1949年将结束与传教活动有密切关系的半西化的城市精英对革命的短暂控制。

1900至1920年这段时期的“中华归主”——1922年所用的一个不恰当但却生动的词组（“Christian ocupation of China”中的“occupation”一词意即占领——译者）——在所有方面都有相当大的发展。①表31总结了关于新教传教团体的材料。

表31 在华新教教会的发展

在义和团起义以后的几年中，罗马天主教布道会也迅速发展。在1901年，有1075名外国神甫和500名中国神甫在估计有721 000名受圣餐者的天主教社团工作。到1920年，有1500至2000名欧洲神甫、将近1000名中国神甫、1000名外国修女、1900名中国修女、200万名有权受圣餐者、13000名中国教学者和教师以及18万名天主教学校的学生。在13个或13个以上的天主教布道会中，法国的布道会（如遣使会、外方传教会）特别突出，这反映在法国根据各条约中信仰自由的条款，而提出取得在华天主教会的保护地的要求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一半以上在华神甫是法国人。天主教会正式组成51个“副本堂神甫的教区和教廷的大教区”，由它们来划分中国所有省份。将近1500个地方有外国或中国神甫，天主教徒最多的地方是直隶、江苏、四川和山东。虽然天主教徒也出现在新教徒集中的较大城市，但他们着重在农村地区工作，争取全家或全村皈依天主教，尝试建立完整的地方天主教社区，倾向于把教育活动限制在教徒子女本人。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天主教传教会没有出现可与义和团起义以后的新教徒活动相比的教育和医学活动的大发展。与拯救灵魂相比，企图扩大对中国社会影响的任何愿望，肯定都是次要的。与19世纪的教案不同，20世纪20年代的反基督教运动几乎只是针对新教徒的，这说明天主教活动依然处于形成20世纪中国的主流之外。

除了原教旨主义的中华内地布道会及与它有联系的布道会外，1900年以后，新教传教士逐渐地把他们的重点从劝个人信教的压倒一切的关心，转向使中国社会全部基督教化这一扩大的目标。这意味着要在教育和医药工作方面投入更多的人员和经费，以便实现一位传教士领导所写的福音书的“社会含义”。

到1919年，6639名新教传教士驻在全国所有省份的693个地方，并分别在1037个布道站工作。在这693个驻扎中心中，578个（占83％）只有一个布道会，442个（65％）驻有5名或更少的传教士。这些驻扎人员比较稀少的地方往往在内地省份。约57％的传教士驻于沿海省份，26％的传教士驻于长江流域的省份，只有17％不在东部沿海和长江流域。8个驻扎中心上海、北京、广州、南京、福州、长沙、成都和济南，各有100多名传教士，合起来占全部外国人员的26％。2/3新教传教士和1/4有权受圣餐者住在估计有50000人以上的176个城市，那里居住的人数也许占中国总人口的6％。按地理位置排，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直隶和奉天7个沿海省份，共有71％的新教徒受圣餐者、63％的初小学生、77％的中学生。宣讲福音的活动从驻扎中心向外辐射；1919年宣称有6391个“教堂”和8886个“福音中心”。可是，大部分离城市的布道站只有数里之遥。

1920年，独立的新教传教团体已从1900年的61个增加到130个，另外还要加上36个诸如基督教青年会、救世军和雅礼布道会等基督教组织，这些组织都不是在教派的基础上组成的。传教团体的增加，是1900以后许多小的教派团体（其中大部分是美国的）来华的结果。这个时期开始工作的最大的布道会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1905年，外国力量的一半是英帝国的（包括大不列颠、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1/3是美国的，其余的来自欧洲大陆。到1920年，英帝国和美国所占的比率颠倒，美国此时占新教传教士的一半。天主教的传教活动绝大部分由欧洲人进行和控制，美国的天主教传教士主要在1920年以后来华。表32显示主要教派的力量而不考虑它们来自何国。

表32 1919年新教各教派的相对力量

从20世纪第一个十年起，虽然教派之间继续有区别，仍保持各团体自己内部的特性，但是在华的新教基督教出现了种种倾

表33 最大的几个新教传教团体，1919年

续表33 最大的几个新教传教团体，1919年

向，即拟订出一种共同和基本的神学，和在某些活动领域中大力进行组织的统一。由于与欧洲的过去（中国人对此基本上不清楚）有关的不同的忏悔形式不相干，这就为修改和简化外来的神学理论提供了动力。1907年召开的中华百年传教会议，表现了采取一种共同的神学理论的姿态，它为所有的团体（除中华内地布道会等更信奉原教旨主义的新教团体外）提供了教义的指导路线。在组织上，较大的团体共同出版了一份新教的主要月刊《中国纪事报》；支持非教派性的或涉及不同教派的文学团体；参加中华基督教教育协会、中华医学传教协会、中华主日学校联合会；创办联合的神学学校、涉及不同教派的学院和大学；参加1877、1890和1907年全中国的传教会议和1922年的全国基督教会议，后者还首先正式把中国的教会包括在内。新教统一的主要表现，是1913至1922年的中华续行委办会，它在1922年由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接替，这再次扩大了中国教会在基督教整个教会中的正式作用。当然，调和和合作决不是完全有效的。例如，保守的中华内地布道会在1926年退出了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

表33所列为按1919年当地保持的传教士人数多寡排列的最大的新教传教团体，它还显示了各大团体的布道站的数目和地理分布。①这18个团体共有传教士4350人（占总数的66％）和611个布道站（占总数的59％）。一个“一般”的布道站可能有6至7名传教士，但是实际的分布状况却大不相同；如中华内地布道会、宣道会的传教士人数常常为4人或更少，而美国监理会海外布道会、美国长老会（北美）和美国海外布道会则平均为14或15人。总的来说，传教士集中在一个布道站的情况，表示了对教育、医药以及宣讲福音的广泛努力，而分散在若干小布道站的情况，反映了该团体工作重点主要（虽然不是唯一地）放在传布福音方面。几个团体不同工作重点的情况，还可从以下例子反映出来：中华内地布道会所雇中国员工的66％从事福音宣讲工作，30％从事教育，4％从事医药工作，而与之相比，美国海外布道会的比率为28％从事福音宣讲工作，64％从事教育，8％从事医药工作。

晚清一般新教徒的内向性一直保留到民国时期很久。保罗·科恩对晚清时期的情况曾经写道：

传教士生活在布道团院落的高度组合在一起的建筑物中，结果导致他们在心理和肉体上严重地脱离周围的中国社会……除了不得不这么办，传教士不愿意进入中国

Chapter_5

人的世界。他们的整个目的是让中国人进入他们的世界。①

随着这种隔离的状态，产生了一种对他们天职的绝对自以为是的心理。这种心理，常常压倒了因他们的政府使用炮舰去解决他们在华时期时有发生的反传教士运动而引起的任何道德上的不安。

布道会和中国社会

但是在义和团起义以后的20年中，在许多新教传教士与其周围社会的关系方面，在他们寻求武装干涉以保护其特殊地位的程度方面，都发生了某些变化。他们那种甚至伤害中国基督教徒的文化优越感依然如故，但是越来越多的新教传教士，突破了19世纪在布道会院子里传布福音的界限，参加教育、医药和慈善工作方面的活动，从而与20世纪初期的改革潮流会合起来。妇女教育（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成立于1915年）、反裹足运动、基督教青年会和基督教女青年会对城市问题和劳工问题的关心、饥荒救济、公共卫生（消灭肺痨和灭蝇运动）、公共运动场所以及运动和娱乐计划、禁毒运动、农业的科学研究（由金陵大学农学系进行），这些是新教传教士倡导或明显地参加的一些领域。

布道站是传教团体所有或租用、并受治外法权保护的有围墙的建筑物，它一直是传教活动的最典型的特征。在这块封闭的场地内，通常悬挂一面国旗，是传教士的住地，又是教堂、学校或教室、医院或药房。典型的布道站位于城市地区。街道的教堂一天开放一部分时间，配备一名外国传教士及其本地的助手。“站外”的教徒社团，由本地的牧师为之服务，布道会的工作人员一年来访几次。

以两三个传教士家庭及一批单身妇女为工作人员的布道站，平均每三个中可能有一个包括一名医生或护士，虽然医务工作者的实际分布是不平均的。据1919年的报告，在6636名新教传教士中，有2495名（38％）是男人，其中任圣职的计1310人；2202名（33％）为已婚妇女；1939名（29％）为单身妇女。有348名男医生，116名女医生；妇女中206名是受过训练的护士。有圣职的男人负责主要布道会传布福音的工作，并担任领唱的角色。许多无圣职的男人在教会学校的扩大网络中担任教师；妇女则担任教学和护理工作，并承担对中国家庭的大部分家访工作。

传布福音的主要办法，是在布道会教堂或街道小教堂布道，其成效至少部分地取决于传教士讲汉语口语的能力。在1910年前，仅有的供新教传教士学习的组织起来的语言学校，是中华内地布道会在扬州和安庆开办的，安庆的一所可能追溯到1887年。在每个布道站，语言教育都特别重要；对许多站来说，掌握汉语能力不佳的情况仍然是一个严重问题。但到民国初期，已开办了一批水平高的联办（涉及不同教派的）语言学校，它们采用现代“语言归纳”法和分级的教科书。中华内地布道会在镇江和扬州开办“训练之家”，它们采用鲍康宁的初级教材并聘用中国教师，开设六个月的基本课程。每年有20个不同传教团体的将近150名学生在金陵大学传教士训练班学习，自1912年以来，那里开设为期一年的住读课程，由51名中国教师任教。还有第二年的课程，但大部分学生在以后几年采用函授的方式继续学习。在北京，北京协和语言学校在1913年正式组成，1920年隶属于燕京大学，1921年招收147名学生，所设课程与南京的相似。其他的学校有成都的协和传教士学校（是华西大学的一部分）、上海东吴大学的英语学校和广州的协和语言学校。像少数外交官那样，只有很少传教士精通汉文，但他们普遍地能在某种程度上讲方言。

几乎每个布道站都办一所初级学校。在693个新教驻扎中心中，据报道有306所高小和141所中学。表34所列为1919年各级学校的数量和招生数，它还列出了1916年公立学校招生的估计数。这些数字可能都是猜测性的——教会学校招生数少于表31所列之数——但比率多半反映了实际情况。它们显示教会的初小学生只占公立初小学生数的4％，但是高小和中学的学生所占的比率，都提高到8％以上。1907至1920年期间，教会学校的学生——其中一半也许来自基督教家庭——增加了三倍，而新教的受圣餐者人数只翻了一番，这既表明有意识的传教努力深入到了中国的青年，又表明现代教育的诱惑力。新教的传教士夸耀说，虽然总的说中国每75名学龄儿童中只有一名在接受教育，在全部基督教青年中，每三名中就有一名在一所教会学校入学。

表34 新教传教士学校和招生人数，1919年

*包括同等水平的技术学校和师范学校。

新教的教会学校不但配备了外国教师（他们在高小和中学更常见到），而且配备了8000名中国男教师和3000名中国女教师。初级小学往往是简陋的只有一间教室的学校，严重地缺乏书籍和设备。高级小学设备稍好一些，常常用英语作为教学的手段。教会学校采用类似于教育部为公立学校所定的课程，在开始时是有选择地，然后从1925年起，则是为了取得在政府备案的资格。所有的教会中学都教一些宗教课；中文和文学课采用教育部的“国民读本”，大部分学校的科学教学很差，因为实验和示范的设备很贵，供应又少；很少学校提供职业训练。它们很可能不比公立中学差，但是又可以看出，在民国初期，从教会中学随时提供财政资源的能力来衡量，它们已显得力不从心了。

在20世纪20年代的高等教育中，有20所新教的学院和一所天主教办的学院。新教的院校经过改组和合并，最后组成了13所基督教院校，它们的全盛时期是20世纪30年代。20世纪20年代末期又新设立两所天主教的院校。除了文科院校外，新教的传教运动保持了若干神学校（其中几所是联合创办的）和几所基督教医学院，天主教徒则办了几所神学院。除了以加拿大和英国的人事和组织模式为主的成都华西协合大学外，新教的文科院校大部分由美国的传教士主办，他们寻求在中国创立完全以美国中西部小教派院校为模型的院校，他们是从那里毕业的。这些院校的大部分，在开始时是在19世纪后半期成立的中学，它们逐渐扩大并在学术上升格，其用意是为教会学校训练中国牧师和教师。

在1920年，新教的院校共招收了2017名学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一段迅速发展的时期以后，1925年学生总数达3500名。1925年中国大专院校共招收将近21000名学生，因此，新教院校的学生占全体学生的12％，而34所公立学校占88％。甚至最大的几个基督教院校——北京燕京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金陵大学、济南齐鲁大学——的学生都不超过三四百名。教职员工的人数和开学科的能力也几乎同样受到限制。在1920年，外国教师共有265人，而中国教师——大部分为助教——有229人。但许多人还在同一校园内的中学任教。

在本文讨论的一段时期内，基督教的院校在美国获得办校许可，1928年以后则被迫向国民党政府正式申请备案；在这之前在中国没有正式的地位，事实上受供给它们2/3经费和干涉它们教师人选的不在本地的校董会控制；它们实际上是这个时期自给自足的外国飞地。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可能只有圣约翰、燕京和金陵三所大学，才能提供其学术水平可以与较好的美国大专院校相比的教学。它们的大部分学生必然是教会中学的毕业生，只有这些中学才能充分地教授英语，以便跟上除中国文学和哲学以外用英语教学的全部课程。有的院校（还有教会中学）对中国学生的吸引力，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它们很高水平的英语培训，这种培训为城市青年提供了进入条约港口工商界和金融界的入场券，或进入政府部门（如电信、铁路和海关）的机会，在这些地方，外语知识是一项重要的本钱。到1920年，2474名毕业生中有361名成为牧师和教师，就像那些传教士创办人所希望的那样。但是在20世纪的头20年，入学的学生只有不到一半完成了他们的学业。对大部分“退学学生”来说，吸引他们的显然是想掌握的英语知识，而不是基督教的文科教育。

基督教院校没有摆脱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民族主义洪流。①在30年代，它们日益把它们的课程世俗化，并且汉化了它们的教职员和行政管理；但是它们外来的特性是摆脱不了的。

19世纪从医的传教士，首先自视为福音的传布者。在教会诊疗所和医院治疗病人，也是为了使病人能受到福音的感召。逐渐地，医药工作的专业化发展起来了，这反映了观点的变化，可以与促进教育工作专业化的观点的变化相比。1919年，据报告在693个新教驻扎中心中，有240个中心共开办了326个医院。每个医院平均有51张病床。病床共16737张。这些医院有464名外国医生、206名外国护士以及约2600名中国医务工作者（其中只有少数人是合格的）。像布道会事业的其他部分那样，这些医院都位于城市地区，并集中在东部沿海各省。如以上材料所示，受过训练的医务人员只是非常稀疏地分布于这些机构；很少机构有一个以上的传教士医生定期驻在那里。除了几个突出的例外外，它们是实用的，但也是相当简陋的机构。

在华的西式医学教育，是作为布道会医务工作的派生物开始的，它从工作负担过重的医生对其助手的非正式的训练发展起来。到1913年，共有11所人员配备和设备不齐全的小医学院，其中8所培养男生，3所培养女生。只有北京的协和医学院（1915年由洛克菲勒基金会中国医药委员会接管，这时才正式不再是一个布道会机构），才接近西方医学院的标准。改组后的协和医学院规模较小（在1936年全年只有166名学生获医学博士的学位），因脱离中国农村医药的需要而受到批评，但它确实成了一个具有国际水平的训练和研究机构。

① 见保罗·科恩：《1900年以前的基督教传教活动及其影响》，见《剑桥中国史》，第10卷。

① 中华续行委办会：《在华基督教的传布：1918—1921年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和传布专门委员会所作的在华基督教力量的数量和地理分布的全面调查》，《导言》，第3页。

① 以下大部分数字材料来自前一脚注所引的着作。关于罗马天主教的“占领”的材料，取自赖特烈的《基督教在华传教史》。

① 关于所报道的“传教士”的人数，在任何一个时期都有多达1/6的外国工作人员可能在中国国外休假，将近1/12是新来的，主要进行语言学习，许多为已婚妇女，宗教工作只占用她们一部分时间。因此全日工作人员的人数估计可能为所列总数的2/3。

① 为西德尼·福赛思的《1895—1905年美国在华的一个传教团》所写的前言，第Ⅶ页。

① 见杰西·格雷戈里·卢兹：《中国和基督教院校，1850—1950年》。

中国的政府机构

中国的政府机构

外国人的存在，在中央政府的三个部门是非常明显的，它们形式上虽然隶属于中国当局，但在许多方面是在外国人的领导下，并在许多外国人担任更重要的副职的情况下，行使实际上的自主权。它们是海关、邮政和盐务。

海关

在1900年，海关归总理衙门管辖，1865年起设在北京的总税务司署，几乎每天与总理衙门接触。到20世纪的头几年，海关的组织结构、职责、工作程序及海关人员的组成，基本上都是赫德（1835—1911年）的创造，他作为1863至1908年的海关总税务司，独断地主持这个部门的工作。①

在赫德在华工作的50年过程中，他已经积累了一定程度的个人权力和独立性，这些在他开始任职时总理衙门是不可能想到的，而且它也肯定不会让他得到。但是，根本不必怀疑他首先向谁效忠；在这几十年期间，总税务司不断地对他的外籍员工强调，他们和他本人都是中国政府的雇员。但是到了1906年，赫德已71岁，而且身体不佳；他的退休是近在眉睫了。在清朝进行改革运动的十年中，要以一个同样强有力的外籍继承者代替赫德，是根本不可能的。19世纪也许较为温和的“自由贸易帝国主义”，已经让位于更凶狠的国际对抗。到了1898年，当时的整个关税收入，已经成了偿还因支付日本战争费用和马关条约所强加的巨额赔款而签订的外国贷款的保证，从而使海关实际上成了为外国债主要债的机构。1901年，当关税收入中未用于偿付债务的余额和条约港口50里内的关卡——这时由外国税务司控制——的税收，都用作庚子赔款的担保时，海关被视为外国利益集团的工具，于是民族主义的不满情绪进一步地发展了。缔约列强毫不犹豫地坚持，与监督进出口货物并加以征税以促进对华贸易一样，偿还这些外国债务，是海关存在的理由。经清帝诏书批准的1896和1898年借款合同中的条款暗示，在债券流通期间，海关的行政仍应保持当时的原状，同时在1898年换文的条款中，英国以条约形式迫使中国同意，只要英国贸易占优势，总税务司将由英国臣民担任。此外，海关还管理中国的邮政，以外国国民担任邮局的关键行政职务；管理灯塔业务；控制中国港口的领港工作（在许多港口，这项业务已经几乎全部由外国人掌握）；并且由于出版统计、商业和文化方面的资料，它对外国人来说是中国唯一的情报资料机构。50年以后，还没有一个中国人在海关内被任命担任负责的职务——甚至没有人担任任何条约港口的帮办。

海关转交给1901年取代总理衙门的外务部管辖的过程，没有发生重大事故。但是1906年6月设立独立的税务处（不是部一级机构，虽然它最初由户部尚书铁良和外务部侍郎唐绍仪领导）以监督海关业务的措施，被外国政府、海关工作人员和债券主（他们的债券与关税收入有关）视为对半个多世纪形成的海关业务的外国特性的一种威胁。1906年税务处的成立，是一个温和的尝试，在面临预料得到的外国反对的情况下，尽量设法稍微降低海关的特殊地位，并且确保赫德的接任者不致于取得海关最初半个世纪的情况给予总税务司的那种影响或独立性。事实上，安格联爵士在他担任18年总税务司时在北京所起的政治作用，从来没有接近可与赫德的作用相匹敌的程度。新总税务司及其外籍属员，远不像19世纪那样专心一意地关注中国的国际关系。1911年以后，中国人开始担任上层的内班中的低级职务。但是在1928年南京政府成立前，海关几乎没有出现重大的中国化的情况。

对所有在袁世凯任总统时期及以后几届北京政府时期分享政治权力的那些中国人来说，外国控制的海关的存在，是统一和中央集权的中国的很少几个稳定而具体的表现之一，而每个人都认为可以在他的领导下重建这个国家。海关以最大程度的正直性，向对外的和沿海的贸易征收关税。在1917年以前，要偿还借款和庚子赔款后，才能把余额交给北京政府自行使用，虽然从这个意义上说那时没有“关税结余”，但从此以后结余数额将会增加的前景，对任何在北京掌权的人都是潜在的利益。对巨额外债和赔款的有效的支付，有助于阻止缔约列强进一步行动，虽然这种支付没有大幅度地减少它们在华的影响。当对德国、奥地利和俄国的赔款义务被取消，关税收入出现结余而可以把它们用作北京政府内债的担保时，归还这些内债的工作由外国的总税务司负责，而投资者认为，总税务司在中国对抗的各派别中，在政治上是中立的，这个事实大大地加强了政府的信用。

海关的主要责任当然是阻止走私，检查船货，征收进出口货物和沿海贸易的关税。它的管辖范围扩大到中外船主的“西式船只”和外国人租包的帆船。①从1842年的南京条约直到1928至1930年恢复关税自主，海关负责的关税税率是与缔约列强商定的；而实际上，它是中国的贸易伙伴强加给中国的。固定的税率表的大部分，含糊地要对进出口货物按价征收将近5％的税；税率在1858—1860、1902、1919和1922年上调了几次，以求实现对进口货按价实际征收5％的规定目标。但是，1902年的关税税率只有3.2%，1919年只有3.6%。①

设在每个条约港口的海关机构是一种中外事业，其管辖权由税务处任命的中国监督和总税务司任命的外国税务司分享。（只有总税务司由中国政府直接任命。）虽然在形式上有时要听从中国监督，但实际上税务司是第一把手。港口的内班（行使行政职能）只听税务司的命令。当与外国商人发生争执时，与外国领事打交道的是税务司，而不是监督。但是监督指派他自己的书办（1912年以后改称录事），通过这些人，他能够逐日地了解税收的情况。港口50里范围内的本地关卡由税务司管理，其税收送交作支付赔款之用，但是有关办公人员和日常业务的事务，税务司被责成与监督会办。50里范围以外的关卡只由监督管辖。

在1911年10月以前，总税务司及其税务司实际上并不在几个条约港口征税，也不把税收存银行和汇走。总税务司通过其税务司，只负责确切地确定关税和向中国政府报送征收数额的准确的会计报表。中外商人直接向批准的海关官银号缴税，这些银号完全是中国人办的，通常由监督选定，而关税收入的安全，监督则要向帝国政府负责；他们的帐目要与外国税务司报送的报表核对。在1911年10月武昌起义、中央政权在中国的大部分地方崩溃（其中有许多清朝指派的监督，因担心自己个人的安全而离职的情况）以后，这个制度发生了激烈的变化。由于担心各省的革命领袖将扣押保证用来支付外债和庚子赔款的税收，在向北京宣布独立的几个省的港口的税务司，为了缔约列强的利益，直接控制了税收并把它存入银行。这些安排被1912年2月正式掌权的共和政府不得已地接受了，并在一份北京外交使团强加给中国政府的协定中表达了出来。这份协定的条款，规定组成一个上海各国银行总董联合委员会，以监督支付以关税作保证的外债以及庚子赔款；并委托总税务司征收各港口的关税，把它汇到上海和存入外国的看管银行，“以作归还该项洋债及赔款之用”，并根据委员会决定的先后顺序，负责归还到期的借款。

这里应该指出1912年协定中的两点内容，在南京政府成立前这两点一直有效。直到1921年，缔约列强有权决定在偿还外债之后，是否有“净存税项”，并有经其批准后才能将任何资金交给北京政府的权利。它们对可以产生的净存税项的估计是谨慎的，使历届北京政府都不满意，但无可奈何。此外，原先由中国的银行掌握的中国政府的巨额资金，此时存入上海的三家外国银行——汇丰、德华（1917年中国对德宣战前）和道胜（1926年它清理前）。在及时付给利息的同时，这些银行总是存有巨额存款余款，使它们能够经营其他商业，而且在偿还外债时，它们从处理必要的货币兑换的业务中，赚取巨额利润。

海关收入的第一个用项，是海关的薪水和业务支出。这项费用由中国政府和总税务司直接商定，1893年定为每年3168000海关两，此数保持不变，直到1920年才增加到5700000海关两。此外，各监督办公室的维修每年花费将近40万两。据报告，1898年的收入总数为22503000海关两，1920年为49820000海关两。因此，这两年的征税费用——不包括银行总董的佣金以及在征收和汇纯收入时可能产生的兑换上的亏损——分别占总收入的15.9％和12.2％。1898年，895名外国员工和4223名中国员工（包括在邮政部门的24名外国人和357名中国人）的办公费，平均每人为619海关两。到1920年海关员工有1228名外国人和6246名中国人（邮政人员已在1911年从海关分出），这反映了在这中间的20来年，许多新港口已被开辟为商埠。1920年办公费平均每人763海关两，收入增加，缓和了业务扩大而引起的财政紧张。

海关的中外员工被分配到海关三个部门——税务部、海务部（成立于1865年）和工务部（成立于1912年）——之一去工作。海务部负责测探沿海和内陆的水道，操纵灯塔和灯船，修理浮标和指向标，维修港口和维持那里的治安。到1911年，它建成132座灯塔、56艘灯船、138个浮标（其中许多有哨声和煤气照明）和257个指向标（主要在长江和西江）。工务部负责和修理海关的房屋和财产。但是，海关的中心当然是税务部。

税务部的人员分属三科：内班、外班和港务科，每个科又分成“洋员”和“华员”两部分。每个港口的内班是海关的行政部门，负责行政和会计。它由一名税务司领导，税务司又由一名副税务司和四个级别的助手协助工作，他们全由总税务司指派、提升、分配和调离，总税务司仅向税务处通报各项任命。前面谈过的尊敬的罗炳生曾经设想成立一个“中国真正土生土长的……教会”，赫德与他一样，也不止一次地重复他在1864年备忘录中所表达的意图，大意是外国的税务司署“在它产生了一个取代它的、并同样诚实和有效率的本地行政机构时，将结束它的工作”。①但是，事实上在他担任总税务司的时期，没有一个中国人当上即使是内班的最低级的帮办。他曾经一度想过，掌握一定程度英语说写能力的同文供事，可能最后被补充为那一级的帮办。这些供事

表35 1915年的税务部内班

*包括一名朝鲜人

+有海关临时级别的海关学堂毕业生

主要是教会学校的华业生，他们的中文教育可能是不够的；总之，这是作为理由反复提出的阻碍他们取得更高官职的一个缺陷。赫德还能引用北京高级官员反对提升这些供事的事实，由于他们的教会学校背景以及他们基本上是南方人，反对是不足为奇的。人数最多的是广东人，其次是江苏、浙江和福建人。他们通常在大港口通过税务司主持的考试而被录用，他们之被选用，除了英语能力外，部分地是由于他们懂得几种方言。他们最初主要是口译或笔译人员，而到赫德去世之时，许多人正在干和外国帮办相同的那种办公室工作。1908年税务学堂成立，终于提供了一批受过良好训练的毕业生，从这些人以及最够格的供事中，安格联开始任命一批中国帮办。

书办或录事是监督的会计人员。内班中第三个中国雇员集团是精于中文文牍工作和书法的文书和抄写员，他们准备税务司或监督与地方官员之间的一切往来中文公文，也准备报送北京总税务司署再转送税务处的文件。

在1915年，税务部内班人员按职务和国籍的分布情况，见表35。50000445_0206_0①外国内班人员，或是由伦敦海关官署为补充占支配地位的英国集团而招收，或是由几个外国驻北京公使馆直接向总税务司推荐。许多属员是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人，他们认为，与在本国相比，自己在中国可以得到更多的机会。税务司的官署受到了一定的压力，以使这些任命与各缔约列强对华贸易的规模成比例。这可以举例说明：在1895年根本没有日本人，1905年有16名日本人（全是帮办），1915年有37名日本人（包括两名税务司）。英国人占优势，反映了一个事实：在1911年全年，用英国船只进行的贸易，在海关总收入中所占的比率始终没有低于60％。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期的1915年，通过海关结算的中国对外贸易和港口间贸易总值的42％的货物，是由英国船只运送的。①

从海关业务一开始，赫德就强调税务司和帮办掌握足够中文说写知识的重要性。新来的雇员应该先在北京进行语言学习，才能分配到某个港口工作。1884年，命令对所有内班外籍雇员进行强制性的年度语言考试，从1899年起，没有足够中文知识的人，原则上不得升任副税务司或税务司。任职满三年而汉语过不了关，或满五年而汉文过不了关的帮办，原则上也要被解雇。但是对这件事，赫德比他对待属员的其他许多事情更加宽容。作为一个集团，外籍内班人员只有中等水平的中文知识；许多人从来没有掌握它；少数人成为杰出的汉学家。安格联在1910年10月对海关提出要求，②结果，更严格的语言考试和根据语言能力对帮办进行分等的措施，立刻奉命执行，并再次在1915年详细地提了出来。安格联对结果似乎满意，但是海关人员如同其他的外国人，精通中文的也很少。

1915年，税务部的外班包括881名外国人和3352名中国人。在全部490名负责人员——监察长、副监察长（外班的行政官）、验估员、验货员、检查长、副检查长、检查员和稽查员——中，除14名中国稽查员（他们检查进出港口船只的货物）外，都是外国人。英国国民又占支配的地位。881名外国人中，英国人有454名，在57个监察长、副监察长和验估员的高级职位中，他们占了32个，余下的3238名中国人（译者按：上文是3352名中国人，减去担任稽查员的14人，应为3338人）为过磅员、值夜人、船员、卫兵、送信人、办公室听差、看门人、看守人和劳工。在港务科，40名指挥员、办事员、技师和炮手也都是外国人（其中英国人29名），而448名中国雇员则担任甲板船员、引擎室船员和船舱船员。在海务部工作的1239人中，只有少数中国人担任“行政”职务，这些职务基本上又是117名外国人的禁脔。在小小的公务部，33名雇员中14名为中国人。总之，6159名中国雇员（外国雇员有1376人）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担任非低贱的职务。

外班的外国工作人员与税务部的内班人员不同，是在条约港口就地招收的。在海关的早期，许多人过去是水手和冒险者，试图在中国沿海寻找发迹的机会。内班人员和外班人员之间社会的背景不同，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这在内班人员的薪水、住房、津贴和晋升机会等远为优厚的待遇中，反映了出来，内班人员被其他外国人视为条约港口精英人物的一部分。①

到赫德离职时，不满情绪事实上正在海关中沸腾，这种情绪不仅是针对高人一等的优越感而发，而且是对赫德专横作风的一种普遍反应。安格联任总税务司时的官方通报，在语气上几乎不比他的前任更加温和，但是他确实解决了一些具体的不公平现象，例如到1920年，建立了退职和退休的制度，这个行动是赫德长期以来所抵制的。

邮局

除了为清政府服务的古老官办邮政外，中国公众通过大批私营的信局来寄送邮件，这种信局使用交通能提供的手段为主要城市中心服务。外国列强已在中国建立了自己的邮政业务。 1896年，帝国建立了自己的邮政机构。可是在中华民国的最初几年，六个缔约列强仍保持自己的邮局和独立的邮政业务：英国在12个大城市和西藏的3处；法国在15个城市；德国在16个城市；日本在中国本土的20个城市、满洲租借地的6处以及满洲的另外23处；俄国在28个地方，其中包括满蒙的许多处；美国只在上海设立。设立这些外国邮局的一致的辩护词是，“在华的安全通讯得不到保证”，①这显然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因为它们没有条约根据，这类条约在其他方面限制了中国的主权。虽然中国在1914年参加了国际邮政联盟，从而使1906年国际邮政会议的实施条例中的某些特定规定（它们为继续在中国设立外国邮局提供了某些国际法的依据）失效，但是直到1921至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缔约列强才同意到1923年1月撤消它们的邮政。但是，对中国民族主义的这种让步，不是没有附带条件：在外国租借地（日本人宣称，他们理解为应包括满洲的铁路区）的邮局继续存在；中国邮政中的外国邮政总办的特殊地位不得改变。

外国邮局与中国邮局在大港口进行竞争，那里潜在的邮政通信量更加有利可图，而又没有对利润较少的外围地区服务的义务。它们在执行中国海关章程时的懈怠是有名的，在1914年后曾几次拒绝处理中国邮局发往海外的邮件。外国邮局最初在19世纪60年代出现，也许是不得已，但随着中国自己发展了现代的邮政体系，它们的继续存在，在道理上除了作为外国人在华特殊地位的一个标志外，就成为多余的了。这一发展是在海关的推动下出现的。①在19世纪60年代，海关的邮政作为一项业务，在北京和条约港口之间传送几个公使馆的函件，从此在19世纪70和80年代，发展了一项向所有用户开放的使用西方电报线路的邮政服务。在1896年3月它正式改为帝国邮政局以前，很少与中国人的信局和外国的邮政机构进行竞争，但此后它却不断地发展。

在新的安排下，帝国邮政局被委托给总税务司管理，他把邮政局作为海关的一个部门经营。几个港口的税务司也负责他们管区的邮政事务。1898年，24名外国人和357名中国人，脱离海关而在邮政部门工作。它提出的成为一个官方垄断事业的要求，是部分地通过管理和限制信局的活动，部分地通过吸收信局来实现的。1906年，特别任命的邮政专员被分配到上海、广州和汉口工作，以减轻负担更重的海关税务司的双重责任。虽然邮政局的业务和人员发展了（1911年有99名外国雇员和11885名中国雇员），它的收入却多少落在后面。在邮政局与海关分离以前，海关每年需要给它补贴，以使海关的邮政局能够继续营业。

邮政局和海关在1911年5月分离，当时帝国邮政局转归邮传部管辖，由前海关邮政局总办帛黎管理，帛黎此时成为邮政会办。帛黎为法国人，1874年进入海关工作，1901年被任命为邮政局总办，他继续任邮政会办，直到1917年。他和他的接任者铁士兰都是法国国民，这反映了中国在1898年列强“争夺特许权”时期，对法国作出的许诺，即中国的邮政，“在选择邮政人员方面要考虑法国政府推荐的人选”。但是，帛黎作为总办的权力，比海关总税务司的权力更受到限制，因为他在形式上隶属邮传部的一名局长，以便应付中国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虽然在1911年以后，邮政局更是中国政府的一个部门，而不是海关的（甚至安格联时期海关的）业务，但是在以后的20年中，北京和各省的许多邮政行政领导职务，仍由外国人担任（开始时他们从海关调任）。典型的形式是让一名外籍邮政专员领导一个邮区，由华人或外籍副专员以及华人和外籍助手协助工作。设在北京的总办官署，约有25名外籍工作人员（总办正式称“副局长”），其他大约75名外国人驻于几个省。1920年，英国国民约占外国人的一半，法国人占1/4，余下的来自十来个国家。约30000名中国雇员做分理和发送信件的实际工作。

盐务

中外合办的盐务署是在20世纪而不是在19世纪中期强加给中国的，它与海关不同，也不如海关重要。

中国除了同意外国发挥有限的咨询和技术作用外，反对它们参与盐务管理，从而拖延了1912年2月至1913年4月对袁世凯新政府提供善后借款的谈判的完成。主要的缔约列强——英、法、俄、德、日、美（美国在贷款谈成前退出财团）——通过六国的银行财团，寻求加强袁世凯的政府，希望它能够维持中国的统一和保护外国的利益。但是银行家们只能在有足够保证的条件下答应2500万英镑的巨额贷款。关税收入因为完全用作以前几笔借款和庚子赔款的抵押，所以在一段不能确定的时期内只能是第二保证；因此北京政府只能用盐税收入来担保。作为发放贷款的主要条件，财团坚决要求采取措施对盐务进行控制（而不仅仅是咨询和审计），为此这几个国家迫使日益破产的袁世凯接受这个条件。因此，1913年4月26日的善后借款协定第5款规定，在财政部下面设立盐务署，内设“稽核总所，由中国总办一员、洋会办一员主管”。在每个产盐区设稽核分所，“设经理华员一人、协理洋员一人，会同担负征收、存储盐务收入之责任”。

一个毫不掩饰的外国利益集团在中国的盐税收入中插了一手，爱国主义情绪正确地把这种情况看成是对主权的一种侵犯；在有些省份中国经理和外籍协理并列，看起来很像条约港口海关中外国税务司和中国监督名义上分享权力的海关的那种安排。也许还由于盐政是中国政体的更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具有平衡国内收支的微妙作用和长期的利益，任何外国的作用从根本上说是特别令人烦恼的。海关是继对外贸易的成长而发展起来的新事物，而稽核总所则与之不同，开始就只表现为一个新的行政集团介入了一个包括盐的生产、运输、税收和销售的长期存在的中国财政体系。稽核总所被硬加在这些传统安排之上，以确保所征之税真正可以被中央政府用来偿还善后借款，所以它在一段时期内确实取得了实际上对盐的生产和销售的控制大权。但是这种控制除了保证分期归还善后借款分期偿还表上的本利外，与类似的发展和保护国际商业的任何持续和特定的外国利益没有联系。得到好处的主要是控制北京政府的人， 1922年以后，主要是地方军阀。

由于稽核总所的外国会办及其外籍属员是欧洲银行家的代表，而欧洲银行家又分别得到各自政府的支持，所以他们不仅仅是第5款中可以自由解释的文字所暗指的那种副手。但是没有出现像赫德建立的海关那样的国中之国。在盐务稽核总所的初期，外国施加了最大的影响，当时袁世凯中央集权的努力看上去有一定的希望，而袁总统也支持盐务稽核总所的第一会办丁恩。丁恩（1854—1940年）是一个以前在印度任职的文官，先在北印度任盐税专员，然后任印度货物税和盐税第一总税务司；1913至1917年在华任职期间，他负责一些意义深远的盐税改革，但他决不是另一个赫德。①财政部长和中国的总办，不是对丁恩所干的一切给予形式上批准的十足的傀儡，相反，他们自己代表尽管是保守主义的、但却是民族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潮流，他们的利益在一段时期与外国辛迪加的利益是一致的，而且乐于利用外国的存在可能提供的这类压力，以对付地方上的离心力量。

此外，盐务署的外籍雇员从来没有超过40至50名（1917年为41人，1922年为59人，1925年当中国雇员共有5363人时为41人），而在民国初期，在海关工作的外国人就超过了1300人。②与海关不同，大批的中国工作人员不受外籍会办的控制。也许有十几名外国人担任北京外籍会办手下的行政人员，余下的人则在几个产盐区担任审计、经理、协理、或帮办。由于他们及与其地位相当的中国同僚所检查和审计的，不是一种对外贸易，而是中国国内的商业和财政制度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同僚不大可能降低到海关监督那种基本上是多余的地位。外籍工作人员并不深入迷宫般的盐务网络的基层，这与以外国援助进行改革的盐务署的中国人员正好相反。就海关而言，外国人既是被管理和抽税的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又是管理者和征税人，1928年以前还是支付贷款和赔款的大量税款的最后接受人。但是盐务方面的外国的具体利益，只限于保证把收入按时付给外国财团的银行。到1917年7月，关税收入已经增长到能够支付善后贷款以及以前以关税为担保的贷款。从此，偿还善后贷款与盐务署中外国人的存在只有间接的联系了。

盐务会办是一个英国人，外籍工作人员中几乎一半也是英国国民，这些事实加强了英国在北京和长江流域的影响。（在稽核所的外国人中，日本人的人数仅次于英国人。）两名总办对“盐余”——即超过善后借款分期支付数的盐税——的控制，是根据借款协定的条款进行的，这些条款要求全部收入一并存入外国银行，“非有总、会办会同签字之凭证，则不能提用”。这使丁恩在北京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条件是地方当局和军事将领要继续汇来大量盐税。1922年以后，所报的盐税总额和中央政府所收的份额都急剧地减少了。当关税收入仍实行中央集权制时（甚至在军阀统治的鼎盛时期也是如此），中外共同负责的稽核所没有、也不打算阻止各省扣押盐税收入。丁恩的后任是甘溥和韦礼敦两人：前者也是前北印度盐税专员，于1918年起任会办；后者原为英国外交官，长期在华任职，从1923年起任会办；他们两人的影响必然比丁恩的影响小得多。把前海关官员、俄国人葛诺发安置在监督善后借款支出的审计部门负责，把德国人朗普安置在一个涉及未来中国政府借款的部门担任领导工作，这对他们代表的两国政府没有带来什么利益：葛诺发只被告知中国人让他知道的事，朗普从来没有被请示过。

① 赫德在1908年5月离北京回英，但形式上仍保留总税务司的官衔，直到他在1911年9月死去时为止。裴式楷（1846—1918年）从1908年4月至1910年4月任代理总税务司，然后在1910至1911年期间由安格联（1869－1932年）接任，赫德死去时他成为总税务司，直到1927年。见斯坦利·赖特：《赫德与中国海关》；费正清等编：《北京总税务司赫德书信集：1868—1907年的中国海关》；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中国海关的起源、发展和活动文献集》。

① 根据辛丑各国和约第六款，在条约港口和港口半径50里以内的本地关卡的收入，被抵押而用于偿还赔款，这些征税关卡归海关管理。赫德在1901年11月进行名义上的控制，但实际上在1911年前应由本地关卡征收而用作偿还赔款的款项，大部分由其他省拨款来解决。辛亥革命以后才实行对条约港口50里内本地关卡的完全控制，当时革命中断了各省赔款应摊份额的汇入，这使外国的债主感到震惊。见斯坦利·赖特：《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海关收入》（第3版），第181—182页。

① 对从国外或从另一个中国的条约港口（除非有免税证书证明关税已在最初的进口港缴付）进口的外国货征收足额的进口税。在海关缴纳所列的进口税的一半即可取得过境证，这些货物就可运至目的地，沿途不必再缴厘金税。出口或运至另一个条约港口的中国货物，被征收足额的出口税；如果转运到第二个中国港口，它们要另付等于出口税一半的沿海贸易税。从内地运至某个条约港口再运往国外的中国货，如要取得免缴沿途厘金税的出口过境证，应由海关征收等于出口税一半的过境费。见斯坦利·赖特：《中国争取关税自主的斗争，1843—1938年》。1876年的烟台条约把领取内地过境证的特权扩大到给中国国民（实际上在1880年实施），但北京直到1896年才同意把出口过境证发给中国商人。关于详细的海关手续的指南，见中国海关：《上海海关工作程序手册》。

① 引自赖特：《赫德与中国海关》，第262页。

① 赖特：《赫德与中国海关》，第903页。

① 萧亮林（音）：《中国的对外贸易统计，1864—1949年》，第201—223页。

② “从收到的关于内班人员的中文成绩的本年报告中，虽然总的来说可以看出中文学习没有完全被忽视，但它清楚地说明，整个海关关于能力的标准太低；除了少数突出的例外，中文学习不认真。”民族主义在所在地的出现，要求再加把劲。“为了海关的名声，为了使它继续有用，此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开始听到责难；对没有足够兴趣去学习雇用他们的国家的语言的那些海关工作人员应予解职……”总税务司通报第1732号（第2辑）：《中国海关工作文献》，第2卷：《总税务司通报，1893至1910年》，第709页。

① 晚到1919年，代表外籍外班人员的代表团向安格联抱怨说，“‘外班’一词带来的污名已经扩大到海关以外，在外国社区的所有社会关系中都有反应”，并报告了因以下几方面而“普遍存在的情绪：内班人员极度看不起外班人员，在纪律争端中外班人员得不到公平的待遇，只代表争端的另一方和税务司的一方……外班人员的私生活不正当地受到监察长的干涉。”半官方通报第29号，《中国海关工作文献》，第3卷：《总税务司通报，1911至1923年》，第504页。

① 出席华盛顿会议的日本代表团的声明，引自惠斯特尔·W.威洛比：《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第887页。

① 见郑英还：《中国邮政通讯及其现代化，1860—1896年》。

① 关于丁恩进行的一些改革，见S.A.M.阿谢德：《中国盐务的现代化：1900—1920年》。

② 日本外务省：《中国雇聘外国人人名录》。

经济利益

经济利益

外国在中国的存在是一清二楚的，但是其中隐藏着一件怪事。在民国初期，外国商号、投资、贷款和人员在中国经济现代部类的重要部分中，占支配地位。但是，现代部类虽然在同时代的史料和追溯性的研究中，有突出的记载，它仍是中国经济的一小部分。外国和中国的现代企业都稳步发展，但在1949年前都不显得很大。晚至1933年，国内总产值的63—65％来自农业，完全没有外国的参与。南满铁路公司在满洲经营一批试验农场，但是在中国的任何地方都没有生产主要出口农产品（茶叶、丝、植物油和油制品、蛋制品、皮革和皮制品以及猪鬃）的外资种植园，更不用说生产大米、小麦、蔬菜和棉花等主要作物的这类种植园了。手工业生产也没有外国人参与，在1933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而同时期外国份额相当大的现代工业占2.2％。帆船、大车、兽力和人力运输工具的交通，为现代运输部门的三倍（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而在现代交通部类中，外国拥有或经营的铁路和外国轮船又显得非常突出。中国的对外贸易，甚至它的港口间的贸易，主要通过外国船只进行，但是对外贸易总额，肯定从未超过（也可能从未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0％。不妨假设，如果全部外国拥有、控制、经营的或受外国影响的企业在1915年已经被国有化，欠外国债主的一切公私债务都被取消，那么产生的可以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妨再这样假设）的“剩余”，如与占国内净生产总值37％的潜在剩余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后一个数字是卡尔·里斯金根据1949年以后经过财富和收入的再分配可以取得的剩余计算出来的。①

但是，外国的工商业者及其资本依然是存在的。现在我们不妨观察一下他们采取的形式和施加的影响。②

贸易

1832年就有的怡和洋行和1867年在上海开始营业的太古洋行，是最有名的两家英国商行。不像许多“中国的老字号大店铺”，两者都经受住了19世纪70和80年代的激烈变化，在这段时期，商人自行进口在市场销售的做法被“委托商”所代替。怡和的总行设在香港，其分支行则分设在各大港口。除了它的总的对外贸易部门和许多代理商号外，怡和洋行还控制着怡和轮船公司（它拥有的41艘轮船是沿海和长江的主要力量）和庞大的怡和洋行货栈。它还在上海经营一家大棉纺厂（怡和纺织公司）和一家缫丝厂；代理俄国外贸银行、有利银行以及许多海运和火灾保险公司及几家航运公司；并与汇丰银行有密切联系。太古洋行稍小一些，但它除了在上海设总行外，还在其他14个港口设有分行。它经营太古轮船公司，在长江和沿海有60多艘轮船；在香港经营太占制糖公司及太古码头和工程机械公司；还有许多经营航运和保险业的代理机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200多家欧洲保险公司由上海的商号代理业务。）仁记洋行也是在华的一家英国老洋行，在更早时期，在广州、福州、天津和长江几个港口设有分行。但在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它在上海、香港和福州只有办事处。它主要经营茶丝出口，经办设有许多代理机构的一般委托业务、上海的房地产交易以及航运和保险业的代理机构。老公茂洋行成立于1875年，是最早几家只作为“委托商”经营业务的商行之一，进口由中国商人按契约方式购买的货物。它还在上海经营老公茂纺织公司。还可以继续列举，例如，天祥洋行出口茶叶，进口成匹棉布，经营航运和保险业务，等等；但是还应指出，在民国初期英国商人面临日益增加的德、日竞争。

1856年起设在上海的兴成洋行，是上海最老的德国洋行，在香港、广州、汉口、天津和青岛设有办事处。它是着名的工程公司和提供工厂和铁路成套设备的承包商，还因它的保险代理机构以及它的广泛的进出口业务而广为人知。礼和洋行在19世纪40年代已经开始营业，也许是最大的德国洋行。它是航运代理商，经营扬子码头公司，出口羊毛、草帽缏、蛋制品和猪鬃，尤以进口德国重型机械、铁路和采矿设备（例如为汉冶萍钢铁公司和它的萍乡矿局进口）以及兵器（它是克虏伯兵工厂在华的唯一代理商）最为闻名。它设在上海九江路的总办事处是1908年公共租界中最大的建筑。在香港和六个条约港口设有分支机构。第三个重要的德国商行是美最时洋行，它于1866年在香港开业，1877年在上海设办事处。它是北德劳埃德公司在华的代理商，经营长江的河航和上海的张家浜货栈。

日本最大的商行三井物产会社在华的分支机构，设在上海和其他10个地方。除了代表日本主要制造厂和保险公司外，三井还代理几个着名的英国、欧洲和美洲商行的业务。它开办自己的轮船航线，经营两家纺织厂（上海纺织公司和三泰纺织公司）。

在出口贸易方面，外国商人在此之前已经与以下两项业务发生紧密的关系，一是设立收购机构，从分散的小生产者那里取得供应；一是为出口物资进行分等、捡选和初步加工。到19世纪后期，除了某些加工工作（例如俄国商人经营的蛋制品、皮革和砖茶的加工）外，这些业务的大部分已由中国商人负责。就茶而言，外国商人几乎总是从港口的中国商人那里大批购买。现代的缫丝厂虽然由欧洲人引进，但在20世纪开始时大部分厂为中国人所有（有时有欧洲人——通常是意大利人——当经理）。货物一旦在条约港口卸货，中国商人在进口贸易中的作用甚至更加突出。从19世纪60年代起，随着轮船航运的发展，例如，从事进口棉织品或鸦片的中国商人，往往越过小的港口，而直接在上海和香港购买。虽然洋行在小港口没有被排斥出去，但有些分支机构关闭了，留下的则把业务集中在收购出口货和销售更专门的进口货方面，而不去销售大宗货物，这项业务主要由中国人经营了。这样，民国初期外国商行的业务在很大程度上集中在大的条约港口，典型地作为委托代理商而在实际上进口售给中国商人的外国货，和从这些地方出口中国货（经过一定的加工）。①

纽约的美孚煤油公司在19世纪80年代，把它的第一批煤油运到中国，再由太古和怡和等洋行经销。在与怡和洋行就指定该行为美孚煤油公司在亚洲（包括中国）的长期销售代理商一事进行的漫长谈判失败后，美孚煤油公司着手建立它自己的市场销售机构。在一开始，它只在上海把煤油售给在“内地”包销的中国商人。但是不久美孚煤油公司就在大港口设驻地经理，并在那里建立巨大的贮存设施。他们指定中国“承销商”，并与之订立契约，严密地监视这些代理商及其下的许多小代理商的销售。“例如在有些地方（如芜湖），纽约公司的手已经伸向街头的小贩。”①专门制作的中文小册子和招贴，宣传美孚的有奖的“德沃”牌和更便宜的“鹰”牌煤油。免费分发和低价销售的带玻璃罩的小锡油灯（着名的“美孚”灯），为煤油建立了市场。到1910年，美孚煤油公司向中国运送它煤油总出口量的15％。（1935年的一项农村调查发现，54％的农户定期购买煤油。）美国的推销员（许多人有大学学位）通过签订保证回国路费和提供续约可能的三年协定而来到中国，用美国方法训练的中国帮办代替了外国商行中常见的买办。美孚的代理人要不断地在内地旅行，要懂中文，负责挑选销售商，保证广大地区的供应，经常就地方的税收与中国官员发生冲突；他们与一些具有较大事业心的传教士一样，深入地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内部。很少外国人的事迹像孙明甫的事迹那样吸引人；他是上海东吴大学传教士校长之子，美孚煤油公司镇江办事处经理，在1911年站在共和一边积极地参加对南京的围困，后来又是军阀之间可靠的牵线人。

美孚煤油公司在中国的主要竞争者，是亚细亚火油公司（英荷合营的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的子公司），亚细亚公司通过自己直接控制的与美孚相似的销售网络营业。它也派西方的推销员进入内地，在中国的许多城市建立贮存设施，保持煤油的所有权，直至真正零售出去为止。但是美孚和亚细亚两家石油公司的成功，最终还是靠利用而不是代替中国现存的商业体系。它们的中国“承销商”，即批发商，往往是有基业的商人，还有其他的商业利益。甚至美孚煤油公司独特的黄色门面店铺的零售业主，一般都是有名的当地商人。

胜家缝纫机器公司、主要销售纯碱及颜料和化肥等化学品的卜内门洋碱有限公司，以及取得巨大成就的英美烟草公司，也依靠中国的市场销售结构，以使产品能到最后的消费者手中。①英美烟草公司在以下的营业中是与众不同的：它除了进口英美制造的纸烟外，到1915年还经营自己在中国的六个大工厂，这些工厂由于自称的治外法权地位，逃避了大量直接税。从1913年起，英美烟草公司积极地投入了改进山东的中国农民用美国烟种种植烟叶的技术——这种外国侵入农业生产的现象在中国是少见的，而在完全殖民化的亚洲国家则是典型的。但是它的由外国代理商网络指导的销售商和商人体系，只不过是附加在现存的中国运输和地方销售设施之上。在山东——一个早已是种植烟叶的地区——分配烟种和化肥以及购买烟叶，英美烟草公司主要依靠中国的中间商。

除了商业结构本身，中国经济总的贫困状况，从根本上限制了外国商人及其货物的冲击。煤油、纸烟和进口布匹（在最后被竞争的中国织的棉布取代之前）的大量销售，是几个重要的例外。甚至在1936年，中国（包括满洲）对外贸易的人均值，仍小于任何其他国家的人均值。如同有些分析家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中国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以及它的对外贸易的人均值，对一个它那么大小的“不发达国家”来说，不算“异常”地低，以下的情况也是事实：外国对中国的农业和矿业出口产品的需求只产生很弱的“逆向联系”（即诱发出来在中国生产其他产品的需求），而进口的制成品或加工的商品主要是用来满足最后的需求，因此只产生很弱的“顺向联系”（即资本或原料投入中国进行生产）。企求经济利益使外国人来到中国，但是直接影响中国近代史发展进程的，与其说是他们具体的经济影响，不如说是他们在特权条件下存在这一事实的政治和心理方面的影响。

银行业

在中国缺乏现代金融机构的情况下，早期的外国商行着手为它们自己提供其进出口业务必不可少的辅助性服务，如银行业务、外汇和保险等。但是到了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已有12家外国银行正在中国营业。①这些银行主要为外国商行的进出口贸易提供资金。也向中国商人直接提供一定数量的贷款，但是它们影响中国商业结构的主要形式是向钱庄贷出短期“转手贷款”，钱庄转手把钱再借给中国商人。这些向钱庄提供的信贷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而停止，它们一度使外国银行对上海的整个货币市场产生相当大的影响。②

它们实际上控制着中国的外汇市场。中国的银通货和金通货（国际本位）之间兑换率的波动常常是很大的，外汇的兑换交易和国际性套汇，给外国银行（特别是汇丰银行）以巨额利润，汇丰银行每天公布的汇率被上海的整个市场承认为官方的汇率。外国银行利用它们的治外法权地位发行钞票，这项权利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承认过，但又无力作出反应。1916年流通的外国钞票的总值，几乎与中国公私银行发行的钞票数相等。①有钱的中国人把他们的流动资产存入外国银行，这样就提供了作为银行进行外汇业务基础的稳定的白银收入来源。但是，一个更重要的来源是大银行在中国偿还外债和赔款方面所起的作用，它使关税和盐税收入以及许多铁路的流动资本，源源不断地流入。此外，大银行由于收存赔款和铁路贷款，与欧洲的债主们一起获益。在华拥有铁路和采矿特许权的外国公司常常是银行的分支机构；例如，中英[银]公司与香港银行有密切的关系，就像德国的山东铁路和矿业公司与德华银行的关系一样。一份关于英国银行家在1895至1914年期间从发行钞票和归还贷款中获益的研究断定，利润平均是贷款票面价值的4.5％（非铁路贷款）至10％（铁路贷款，它们通常列有利润分成条款和银行充当购买代理人的条款）。②

在20世纪20年代，特别在1928年以后，外国银行丧失了它们的某些特权地位，而由政府支持的银行取得，但是它们在资助对外贸易方面，继续表现得很突出。不过，在任何时候，除了对对外贸易和政府财政部门外，它们对中国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和它们的主要客户，即外国商人一样，外国银行之能影响中国，主要是由于它们是外国的，既享有特权，又常常很蛮横。它们当然与中国一些虽小但分布广泛的现代化部类有一定的联系。例如，1910年上海橡胶市场上的投机活动，严重地损害了四川铁路公司的利益，于是它要求北京政府用粤汉铁路国有化的办法来弥补这些损失，这个行动有助于加速辛亥革命的爆发。但是总的来说，虽然金融大恐慌会制造头条新闻，上海和其他港口及广大内地的经济只有松散的联系。即使外国人（或者甚至中国人）能做到对现代部类的支配，但这种支配还不能使他们控制中国。

制造业和采矿业

在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外国人在四种工业中拥有占优势的份额，它们在1933年占了现代工业净产值的52％：这些工业是棉纱和棉布、纸烟、煤矿和电力。①1933年，外国拥有的商行生产了整个制造业总产值的35％，但是不能对1910至1920年作出可以与之相比的总的估计，这个时期，75—90％的现代采煤工业和将近一半的棉纺织工业操在外国人手中。表36显示了外国人在采煤工业和棉纺织工业中所占的份额。不能得到产量的数字，但是卷烟工业也被外国人所支配，这从1919年英美烟草公司生产120亿支纸烟（大部分在中国生产），而它的主要中国竞争者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生产20亿支纸烟，两相比较可以判断出来。大港口的发电——1910至1920年也没有发电量的资料——基本上也是外国人独占的领域。

有人已经提出警告，反对仅仅因为一些数字是仅有的计量资料，而把过多的结论塞进关于现代部门的统计数字之中，但我们现在又必须再次面对这种警告。1902年英美烟草公司开业后，纸烟的销售量肯定激增，但是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在城市地区以外，消费烟叶的主要形式已不再是17世纪以来广泛吸用的农民的旱烟、水烟或鼻烟。甚至晚至1935年，只有19％的农户购买任何种类的烟。关于棉纱，1905年只有总消费量的18％（1919年为34％）是在华资或外资现代纱厂生产的。1905和1919年棉布的可比数字分别为1％和5％。手工业生产的和进口的纱占1905年消费量的82％，占1919年的66％；而棉布则分

表36 采煤工业和棉纺织工业的外国份额

*在中外合资厂内的纱绽和织布机数被平均分到外国人所有和中国人所有两栏。

别占99％和95％。这些比率说明，外国份额显得如此之大的中国最发达的现代工业，即棉纺织业，也不能供应绝大部分中国人口的衣着。1912至1921年这几年用现代方法开采的年平均产量为1000万吨的煤，甚至用现代的和传统的方法开采的年平均产量为1600万吨的煤，也只能提供四亿至五亿中国人所消费的总能量的一小部分，这些中国人在过去继续以树木、麦秸和植物废料作为他们的燃料。甚至在1933年，中国煤的总产量只有2800万吨（而1973年为2.5亿公吨），几乎全部消耗于大城市和铁路、轮船以及小型现代制造业。与此相似的是，1933年共发电14.2亿千瓦小时（而1973年为1010亿），其中63％是外资厂发的电；所发的全部电力都为较大的城市服务。

1919年，中国45家棉纺厂中，15家为日本人和英国人所有。外国棉纺厂纺的纱平均比华资厂的纱高五至七支。中国的工厂能够顶住很强的外国竞争，并且在以后的年代中保持它们在市场的份额，支数的差别对这种情况具有两个重要的含义。纺低支纱需要利用比纺高支纱更加劳动密集的技术，因此适合中国生产者的情况，他们的资本比较少而且更加昂贵，而劳动的成本则要低一些。低支纱在市场上还更容易销给手工织布者，他们把低支纱用作经纱，再与手工纺的纬纱合起来织成一种粗而耐穿、在农村地区需要量很大的布。换句话说，出现了一种外国厂和中国厂在部分地分离的市场中经营的倾向，大部分外国厂的产品供应条约港口和其他大城市的消费者。卷烟工业也是这种格局；在卷烟业中，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集中生产比较便宜的纸烟，以供应不同于英美烟草公司的消费者的另一类消费者；在采煤业方面，外国矿与中国矿通常不在同一地点；在银行业中，如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外国银行专门为国际间的交易提供资金。

当然，作为以后经济发展的基础，包括外国公司在内的现代制造业部类既不是停滞的，也不是不重要的。事实上，1937年以前的中国工业部类（包括满洲）的年平均增长率为8％至9％。①此外，这些工厂对中国1949年以后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不很明显的好处之一是，继承的一些上海及其他地方的小型机械厂，在解决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困难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②

可以质疑的一个看法是，在现代制造业部类中惹人注目的外国的作用，是使中国经济全面落后的主要原因，或是造成作为1949年以前特点的削弱中国经济的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如与有特权的（就现代工业而言有时是占优势的）外国人在华存在的主要政治和心理影响相比，不论工厂是外资的还是华资的，就发展和分配两者说，其经济的后果是很不重要的。对1949年以前工业的研究，不但显示了前面所引的引人注目的发展速度，而且有力地证明，华资企业的发展至少与外国制造商行一样快。③20世纪的长期趋势虽不完全清楚，但仍说明，中国人在对外贸易、银行业以及工业中所占资本和产量的份额在逐渐增加。甚至对传统经济部类（例如手工制造业）受现代工业损害的情况，华资现代部类也应负主要责任，因为它在地理上和技术上主要是为分散的农村市场服务，而外国工厂的顾客更可能是比较富裕的城市居民。也许从长期看，外国制造业最重要的方面是把表现为机器、工艺和组织的现代工业的技术转移给了中国。这种“示范效果”还在金融和商业部类中发挥作用，在1911年以后，中国的现代银行和保险公司在这些部类中日趋重要，以外国对手为模式的中国对外贸易公司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显得有些重要了。

外国从事工业的公司，因以下几个方面而“不公正地”获得利益：它们有治外法权的地位；它们能够逃避某些直接税赋，特别是中国官僚的压制；它们接近外国资本市场；有时它们有较好的管理和改进的技术。这种特权地位，以及它们惹人注目的傲慢，助长了20世纪中国高涨的、在“买国货”的情绪中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华资商号通过抵制（例如在1905、1908、1909、1915、1919—1921年）外国在华厂商生产的货物以及抵制进口货，可能还通过外资企业比华资企业更频繁发生的劳资纠纷来利用这种民族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情绪是日益发展的现实，但是事实并不像民族主义宣传所断言的那样，在华的外国工业真的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损害了手工业生产（这与前一种说法有矛盾），阻止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或者比本地的资本家更加厉害地（或较少）剥削中国的工人。

运输业

在20世纪的头20年，中国对外贸易总值85％至90％的货物是由悬挂外国旗帜的船只运送的。外轮还在对外贸易港口即条约港口之间的沿岸贸易中运送2/3的货物。由于这类货运是由“洋船”运送，所以列入海关的统计中。对“内河航运”，也就是驶往条约港口即对外贸易港口以外的地方或这些地方之间的轮船贸易，海关只对进出这类港口的应纳税的货物进行登记。在缺乏有价值的数据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根据按照1914年内河航行章程进行登记的外国船（1152艘）和中国船（211艘）来判断，这项运输业也受外国航运业的支配。

中国的海外贸易主要通过外国船只进行，这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在国际法中，沿岸贸易——即沿岸和内陆航行——一般地只通过本国的船只进行。外国船只进行的中国港口之间的贸易和在中国内河的航行，是在此之前缔约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中国甚至在理论上都没有得到对等的权利。

不可能在数量上准确地估计外国的沿岸和内河轮船业对传统的帆船及其船员的影响。中国政府对扩大轮船航行的反对态度，反映了它对失业船员造成混乱的担心。但在另一方面，中国的帆船总的来说可能从内陆贸易的全面扩大中获益。无数轮船无法到达的地方，被50万艘帆船纳入日益发展的商业活动之中，这些帆船不但在江河，而且在辽阔的运河和支流网络中定期往返。可以取得的一切有关20世纪30年代的计量数据，以及分散的统计数字都说明，帆船仍是华南的主要运输工具。甚至在1959年，只有36％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的货物运输总量是由现代运输部类的工具运送；其余的主要由帆船运送。

在1903至1918年期间，主要的长江轮船航线由四个航运公司大致均分：它们是太古轮船公司、怡和洋行的怡和轮船公司、日清汽船会社和中国官办的招商局。新英格兰的船长和苏格兰的轮机长，在英国和中国的船队中占统治地位。（“传说如果你要‘轮机长’，你只要向下对轮机舱口喊一声‘麦克’[即老兄——译者]，他就露面。”）①为了避免价格战争，这些大轮船公司常常在内部商谈航运的价格。总的来说，英国和日本的航运业控制着海外的和港口间的贸易，日本人在逐渐接近他们的对手（1910年海关记帐和清算的总吨数中英国人占38％，日本人占21％，而1919年则分别占38％和29％）。

1914年，运输业几乎占外国在华直接投资额的1/3（31.5％）。这1/3的大部分是铁路投资，投入轮船航运公司的资本比较少。外国的铁路权益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从相当一批没有兑现的铁路特许权，直至外国列强直接控制的几条主要铁路线。在两个极端之间的形式，是完全或部分地以签订借款契约的外国贷款建筑的铁路，这些借款契约一般地授予债主以筑路权（债主作为购买进口物资的代理人还获得了利润），而且在1908年津浦铁路合约之前，在贷款期间还把铁路的管理权交给债主。在1908年以前，有时外国的代理商得到一份纯利润，直到贷款还清为止。甚至在1908年以后，大部分借款契约还规定须聘用一名外国总工程师，这意味着债主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铁路的管理。

到1918年，在运行中的总长将近6700英里的铁路（包括满洲）中，完全用中国资本建筑的铁路，包括只有几百英里的未竣工的粤汉线、京沈线中短短的天津-山海关段，以及376英里的京绥线。只有最后一条线由中国的工程师建造。外资铁路，总长2487英里：中东铁路（俄国，1073英里）；南满铁路及其支线（日本，841英里）；云南铁路（法国，289英里）；胶济铁路（德国，1915年起为日本，284英里）。在1913至1915年期间，根据记载和统计数字，构成中国官办铁路的4000英里路轨连成了一个全国的铁路体系，这一措施得到（密西根大学和州际商务委员会的）亨利·卡特·亚当斯博士的帮助，他在1913至1917年期间在中国政府担任铁路账务标准化的顾问。但是，外国的金融利益集团，在不同程度上继续对这4000英里铁路的大部分有各种要求。通过它们的几个贷款契约的规定，英国的投资者实际上控制了京沈线（600英里）和沪宁线（204英里）；通过雇用英国总工程师和其他人员，他们参与了津浦线南段（237英里）、沪杭甬线（179英里）和道口-清化线（95英里）的管理。一个法国总工程师代表山西正太铁路（151英里）的法国债主的利益，而比利时、荷兰和法国的工程师和会计师则监督1918年已经建成的365英里长的陇海铁路。

几个强国的“帝国主义”目的，是外国资本投入中国铁路的原因。作为外国破坏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突出象征，有特许权的铁路和借沉重的外债建筑的铁路，引起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的愤慨。外国的政治利益在满洲也推动一条不那么合适的平行铁路网络的建筑。虽然还没有对下面这个问题进行过研究，但很可能由于中国国内外的战争和政治变化，投入铁路的相当大一部分外国资本，从来没有归还。总之，外国人所提供的大量有形资本的建设，在为中国的北半部提供现代交通设施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那里，隔得很开的经济区和缺乏巨大水上航道的情况，成了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中国官办铁路甚至在支付其外债以后，在1920年还从总投资5.22亿元中取得了利润4100万元。这4100万元有总投资中中国政府份额的利息。如果这部分利息按5％计算，那么仍然留有3100万元纯利。在军阀时期，特别从1922年起，利润下降，归北京政府控制的比率也越来越小，可是这些基本上是外国建造和外国提供资金的铁路线是一项经济成就。

财政

在1912至1921年的十年中，至少有70笔大部分是小额和无担保的贷款和预支款（在1921年，未归还的余额也许共计两亿元），由形形色色的外国债主借给中央政府和各省的各种机构。数额最大的几笔是1917至1918年的“西原贷款”，日本利益集团企图通过这些贷款，提出它们在满蒙的要求。由于北京政府日益恶化的财政状况，这些贷款大部分拖欠下来。对比之下，约在1925年之前，大约三亿元未偿还的铁路贷款余额按期从几条铁路的收入中提出归还。但是中国向外国借的公债的绝大部分是以下几笔：日本的战费和赔款贷款、庚子赔款、1912年的克利斯浦贷款、1913年的善后借款，这几笔合在一起，1921年未归还的余额将近10亿元。①这些债务全部用关税收入或盐务收入担保，或者用两者担保，并且不间断地支付本利。

除了铁路贷款外，这些外国资金对中国经济没有作出贡献。用于赔款的贷款和义和团起事后的债务是纯支出，而其他的债大部分用于北京政府非生产性的行政和军事需要。外国的债主自认为在支撑中央政府，或者支持某个特定派别反对它的对手。他们在上海的银行作为归还借款担保的关税收入和盐务收入的收存行，以及从它们对外汇市场（中国的白银在那里折换成借款合约中规定的黄金归还款）的控制中，获得了利益。他们也许取得了对北京的一定的政治影响；甚至不包括庚子赔款，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中，中国每年支付的外债利息和分期偿还的外债，至少相当于贫困的中国中央政府收入的1/4或1/3。（民国初期的财政资料依然是一个未经研究的领域。）

对民国初期中国的外债所能讲的好话大概是，按人头算，1921年也许是每人三元，按照国际标准，这算是低的。

总的来说，外国人的经济收益（部分地以其特权地位为基础，并靠这种特权地位成倍增长）并没有绝对地减少了中国的经济福利。相反，中国土生土长的现代化——即开始出现了与“高度平衡的陷阱”的决裂，这种平衡的陷阱使中国经济在低水平的总产量上徘徊不前——只是在对进口货和对外国在华的制造业的外来冲击作出反应时才开始的。②贸易、外国在制造业和运输业中的投资以及技术的引进，使中国的经济产生了绝对的收益，尽管国民生产的增长是缓慢的，它的社会分配是有问题的。在一个不同的政治背景下，即如果中国由一个有效率的中央政府管理，那么对外贸易和外国制造业与国内经济中华资部类的逆向联系和顺向联系，无疑地本来可以更多。无论如何，外国的经济存在只是促使中国政体虚弱的一个——而且不是主要的一个——因素。

① 卡尔·里斯金：《现代中国的剩余和停滞》，载德怀特·H.珀金斯.《历史剖析中的中国现代经济》，第49—84页。

② 以下所引的统计资料主要取自以下的来源：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侯继明：《1840—1937年中国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发展》；萧亮林（音）：《中国的对外贸易统计，1864—1949年》。

① G.C.艾伦、奥德丽·G.唐尼索恩：《远东经济发展中的西方企业：中国和日本》，提供了详细的记载。

① 拉尔夫·W.海迪和穆里尔·E.海迪：《开拓大事业，1882—1911年》，第552页。

① 见谢尔曼·G.科克伦：《在中国的大买卖：烟草业中中美的对抗，1800—1930年》（耶鲁大学1975年博士论文》中有关在华的英美烟草公司的部分。

① 麦加利银行，1858年起在华（总行在伦敦）；汇丰银行，1864年组成（总行在香港）；有利银行（总行在伦敦）；东方汇理银行，1899年起在华（总行在巴黎）；华比银行，1902年起（总行在布鲁塞尔）；德华银行，1889年起（总行在柏林）；花旗银行，1902年起（总行在纽约）；和兰银行，1903年起（总行在阿姆斯特丹）；道胜银行，1895年起（总行在彼得堡）；横滨正金银行，1893年起（总行在横滨）；台湾银行（总行在台北）。

② 安德烈亚·李·麦克尔德里：《上海的钱庄，1800—1935年》，第21—22页。

① 见献可：《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在华银行发行纸币概况》，各处。

② C.S.陈《英国银行家从中国贷款所获利润，1895—1914年》，载《清华中国研究杂志》，新版，5.1（1965年7月），第107—120页。

① 约翰·k.张：《共产党统治前中国的工业发展：计量分析》，第55页。

① 约翰·K.张：《共产党统治前中国的工业发展：计量分析》，第70—74页。

② 见托马斯·G.罗斯基：《制造工业的发展，1900—1971年》，载珀金斯编：《中国的现代经济》，第203—234页。

③ 侯继明：《中国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发展》，第138—141页。

① 盖乐：《中国的盐务：1908至1945年我在中国的经历》，第66页。

① 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年》；《中华年鉴，1923年》，第713—727、744—748页。

② 见罗伯特·F.德恩伯格：《外国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1840—1949年》，载珀金斯编：《中国的现代经济》，第19—47页。

第4章 革命后的政治风云：袁世觊时期，1912—1916年

第4章 革命后的政治风云：袁世觊时期，1912—1916年

对辛亥革命后的最初几年，即袁世凯任中国第一个共和国的总统的那几年（1912—1916年），可以用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进行探讨。一种是强调军阀主义开始了：政治统一解体，军事统治出现，一种不讲道德的、背信弃义的溃散情绪在当权者中间蔓延。这种观点认为，革命的胜利，即使在胜利的当时，已经变得没有意义了。1912年2月，当庄严的统治权从未成年的清代皇帝及其朝廷手中传给袁世凯的时候，中国丧失了强有力的政治一体化的帝制象征，而它已具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换来的却是一个无耻的、反动的军国主义者占据了中央地位，他既无纲领，又无皇帝的权势；新的共和制意义不大。按照这种观点，革命的后果是迅速陷入了袁世凯庇护下的军阀主义。

第二种看法强调同革命前的年代的连续性，不把辛亥革命看成是中国政体衰弱过程中的又一事件，而把它看成是民族主义运动的早期高潮，给政治和社会带来了活力。革命后的实践经受了自治和中央集权两种相互对抗的观念的检验，这两种观念在前十年间都各自赢得了拥护者。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政治实验的时代。伴随着实验的是冲突，因为扩大参政同集中权力的努力相抵触。但是，只是在这些相互对抗纲领各自经历了一个蓬勃的发展时期以后，军阀主义的特征才暴露出来。按照这种解释，袁世凯当总统的时期最好理解为中国民族主义第一次浪潮的合乎逻辑的结果，既包含有它的优点，也包含有它的致命缺陷。

各自都可以搜集到丰富的资料来维护自己的观点。本章的叙述偏向于第二种看法，因为它似乎更能弄懂最主要的政治倾向，袁就任总统仅是这些政治倾向之一。但是，对于漫不经心地颂扬这个时期的政治家，第一种看法倒是一剂有效的矫正药。民族主义的第一次浪潮，毕竟丝毫没有达到自己建立一个强大、独立的中国的主要目标。要恢复中国的主权，还需要更彻底的尝试。而与此同时，军阀主义及其各种特殊形式的压迫却在干扰。

意义含糊的革命传统

意义含糊的革命传统

不论倾向于哪种看法，都必须承认，对辛亥革命的成败有多种解释，没有解决的政治体制的紧张局势传到了民国初期。我们关于这个时期的叙述，就从指出这些多种解释或紧张局势开始，并进而讨论它们的各种根源。

对于这场革命的后果的不同理解，是从革命本身要通过谈判来解决开始的。1911年11月，在共和取得初步成功后一个月，帝国官员和革命势力的代表举行了最初几次会谈。正式谈判是12月开始的。1912年1月，主要问题已经议定，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三个多月后新的国民政府机构即在北京行使职权。到底是谁胜利了？从1913年和1916年爆发对政府的武装进攻（有时称为二次革命、三次革命）来判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1912年的解决办法是一种不稳定的妥协。

一方面，这种解决办法巩固了革命的伟大胜利。清王朝被推翻了，这一业绩胜过了过去无数次的起事，包括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的叛乱在内。再者，取代清王朝的是一种新的政府形式；维护大量积存下来的种种看法和政治习俗的帝制已被废除。这两项成就已被证明为不可逆转的，尽管1915—1916年以及1917年曾经有过企图抹煞这两项或者其中一项的尝试。主张共和政体的革命党人的两项最低目标已经永远达到：推翻满清，建立民国。

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最早献身革命的人来说，新的安排远不是理想的。优待年幼的退位皇帝及其庞大的皇室，包括允诺一笔巨大的津贴，可能是一项无害的让步（尽管他幸存下来，使日本人在30年代得以利用他在东北建立奴颜婢膝的满洲国）。革命者的期望更加严重地受到了新的国家元首袁世凯这位帝国高级官员的危害。革命代言人接受52岁的袁世凯来领导新秩序，以之作为他安排清帝退位的代价，也是为了避免长期的的内战。有人甚至对他将来可能发挥的作用很乐观。他有能力，在满清官员中堪称“进步分子”。他的权力毕竟会受到革命党人自己设计的《约法》条款，包括内阁和国会的限制。但是，一位立宪总统不明确承担为革命或者为共和而献身的义务，在这个问题上的妥协让步证明是引起严重忧虑的根源。袁不愿意离开北京去南京——1912年初革命势力的中心——参加总统就职典礼，加剧了这种忧虑。更加使人不安的是：有经验的革命家的作用遭到限制，在北京的首届共和内阁里，他们被排除在财政、军事职位之外。谁赢得了革命，这个问题仍然是模糊不清的。

革命对国家统一有什么影响，这又是一个具有不同理解的问题。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革命，要求保全清王朝的领土，作为新国家的基础。袁升任总统就是导源于这一要求的迫切性。实际上革命却切断了各省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大部分行政联系。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由于对袁世凯总统的不信任，有些省就对恢复省与中央的行政联系加强了抵制。更有甚者，边远地区的外蒙古和西藏还有完全脱离任何一个中国政府的倾向。

就蒙古和西藏来说，汉族的民族主义目标在两个方面遭受挫折。当地的非汉族名流利用这个时机摆脱北京的控制，从而缩小了清朝传留给民国的遗产。而外国列强则利用这个机会扩大其势力范围，以紧缩对中国的战略包围。作为对晚清干涉这些旧属地的方案的反应，蒙、藏上层开始进行摆脱北京当局的活动，这些活动在1911年末、1912年初取得了成功。但巩固其成果，在外蒙古只有依靠俄国的保护，在西藏只有依靠英国的保护。后来，北京为收复这些失地而作出的努力，必然只能采取同这些欧洲列强谈判的方式。无论是俄国还是英国，都不坚持把它们吸收为完全殖民地。但是，民国初年的历届政府所能挽救的，只是对前清帝国的这些边陲地区保持微弱的宗主权。

外国政府以不同方式利用革命的混乱。外国参与征收中国关税的程度大大增加，外国的特派员不仅成为估税员、会计师，而且成了实际上的收税员。不仅如此，按照革命时期定下来的安排，收入要存入外国银行，支出时才提取。这种办法，使外国金融家加强了控制，增加了利润。辛亥革命时期这样那样外国特权的扩大陷害了中国的民族主义，玷污了革命的旗帜。

标志革命特征的许多情况，有助于说明为什么人们对革命的后果有多种不同的解释。以同盟会为其最广泛组织的革命运动，在辛亥革命前的年代里没有能够保持团结一致。它的全国性领导人往往与各省的革命发展联系甚少，不能把革命进程中在那里成长起来的各种势力熔为一个紧密结合的整体。他们害怕持续的分裂和战乱可能导致外国的全面干涉——对此他们在战略上和心理上是完全没有准备的——这种恐惧心理挫伤了把他们聚集在一起的

Chapter_6

团结一致的革命决心。因此，尽管革命部队凑合在一起的总数远远超过清廷指挥的部队，看来妥协让步还是必要的。妥协方案包含接受清朝的总理大臣袁世凯出任总统。虽然有14省成立了革命政府，但在革命后，老的革命组织仅仅在三省（广东、江西和安徽）有任都督的坚定拥护者可以依靠。事实上，革命党人从来没有完全掌握革命，而且也无迫切要求这种结局的打算。

革命的另一特点是伴随其政治上的激进主义的社会方面的保守主义，这也导致了对革命后的多种不同解释。革命以新近的西方模式取代历史悠久的政体。《约法》规定主权属于人民。国会（或称议会）加上总统、内阁、法院行使国家权力。但是，不久以后就变得很明显，新的政治制度不会把占优势的社会名流从他们的支配地位上撤换下来。相反，旧的统治阶级又完整无损而有生气地出现了。秘密社团及其下层支持者虽然活跃，特别是在四川和陕西，但他们尚不足以向军官、民国的革命政治家和自治团体的领导人提出严重的挑战。所有这三个最有势力的集团，在社会上都是有名人物，且大都是士绅。对于普遍接受的社会秩序来说，另一个可能的威胁是，在几个省内存在着被动员来支持革命的民军。但是它们同样受到遏制，并且什么地方有必要，就被强行解散（广东就是最显着的例子）。

随着正式承认民权扩大了社会上的参政。这是激进的。但同时，革命有组织的力量，不论它们之间如何争争吵吵，在把政治支配权保持在上层手中，特别是士绅阶层手中这一点上，一般说来是一致的。这是保守的。作为湖南革命都督的焦达峰，1911年年底当他被认为是把自己的势力建立在秘密社团的基础上时，即遭暗杀；一个围绕在省议会议长谭延闿周围的、在社会方面更加保守的集团夺取了政权。贵州的革命政府刚一坚持同下层分子联盟，就在1912年3月被革命的邻省（云南）军队推翻。19世纪晚期以来，中国的社会精英在其文化风格和经济活动方面，已经变得更加多样化了。但是，在辛亥革命的余波中，他们仍以奇特的凝聚力和决心，为保卫自己的利益而活动。少数背叛分子和动摇分子被轻而易举地处置了，勿须求助于北京的袁世凯。

士绅阶层在成功地防范对他们社会权力的威胁时，向全国的和省的领导提出了两项要求。国家应该保持统一；地方应该享有自治。这是革命后未得缓解的紧张局势的另一根源。中国的统一既是珍贵的历史遗产，面对外国的图谋，又是紧迫的现实需要。对这一基本看法，似乎没有严重的异议。但是如何去组织统一的中国呢？随着革命而来的是，有些重要的政治领袖和集团敦促实现中央集权制的政府。他们中间有北京的袁世凯和边远的云南省都督蔡锷。中央集权制政府是一些党派的纲领中的要点。但在革命后的最初几个月里，这种呼声被地方自治鼓吹者的声音所淹没（并在国会中被否决），这些鼓吹者往往拥护省自治的极端形式。

认为各省自治较之中央集权更加有利于中国的民族主义，这种观点在清朝末年就在相当范围内得到传播。大多数省革命后以完全自治的姿态出现，它们无意放弃其自然增长了的特权，包括指挥省的军队、截留税收、挑选地方的和省的官吏。与此同时，省级以下的地方议会的影响力和自信心大大增强了。在地方主义者心目中，统一和自治这两项要求可以熔合在联邦制的结构中。早期的民国，首先是实际上的各省联盟。可是，外国对中国主权的持续不断的压力，使这种松散的安排受到严峻的考验。

新秩序的结构

新秩序的结构

在未得缓解的紧张局势下，新的政治秩序有站稳脚跟的艰苦工作要做。简要叙述1912年春新的政治秩序的结构，对勾画主要事件是必要的准备。

根据革命后谈判达成的协议，由袁世凯出任总统。他宣读了革命领导人物起草的、类似1912年《临时约法》的誓词。但是，新的《约法》赋予总统相当大的行政权。要弹劾他是不容易的；理论上他是全中国陆海军的统帅；再者，理论上他有任命官员的广泛权力。他同内阁总理和内阁共同承担责任，而内阁总理和内阁是他在征得参议会或称国会的同意后任命的。第一任内阁总理是袁的老同事唐绍仪，他对革命方面的同情出人意料地坚持到革命以后。

民国第一届临时参议院由各省代表组成，每省代表五名。参议院里没有任何重要的保皇党集团，但主要革命党同盟会的信徒也只拥有不到1/3的席位。这反映出，同盟会不能控制半数以上即使是参加了革命的各省的政府。其他的主要政党既不代表先前从同盟会分裂出来的派别，也不代表官吏和绅士的改良主义立宪运动，这些官吏和绅士只是在革命中——有的是革命后——才选定共和体制的。这一届参议院的主要成就是制订了指导选举持久的两院制议会和新的省议会的法规。（各省新的议会实际上是1913年上半年建立的）。另外一个成就是，抵制了袁为建立一个要求各省服从的行政机器所作的努力。

在大多数的省里，政治领导人来自两种机构：一是军队，特别是清朝末年在各地建立的现代化新军的领导人；二是各省的议会。虽然爆发革命经常是从下层开始的，但当此清朝当局土崩瓦解之际，巩固政权的还是这两个集团中的人。各省的最高行政长官是都督。如果我们把满洲几省和甘肃排除在外，因为那里的情况不同，难于比较，余下的内地17省中，在1912年仲夏有12省的都督是军人。（这12人中有6人是日本士官学校的中国毕业生）。有5位都督没有当过军人，其中2人来自清帝退伍前没有参加革命的省。军队和省议会的比重各省不同。在云南，新军的军官牢固地控制了省政府。在湖南，他们让位给来自省议会的领袖们。在几个省内，革命党及其支持者是第三势力，并有可能甚至在广东这样的省里掌握省政府。在某些情况下，如在湖北、江苏，军队的许多重要部门，不一定包括都督在内，是革命党的支持者，或者跟它一样都持相对激进的观点。由此产生的政治状况经常是相当混乱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先前闹革命的各省中，多数省都有凝聚力，足以防止北京在当地插进其权势人物。仅在北方三省，即直隶、河南、山东，以及可以勉强算上的满洲，袁才能够单方面地任命重要官员。

多数省政府不仅不受北京的控制，而且还能积聚足够的力量阻止下级行政单位分裂出去。在几个省内，巩固省的权力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扩大革命地区的方式之一，是建立省以下的、往往是府一级的革命政府。它们之隶属于省政府，经常不是迅速地或彻底地完成的。但是，同北京在先前闹革命的省里所拥有的权力相比较，1912年年底省政府在自己辖区内的财政权和人事任免权是很广泛的。这种状况部分地是由革命环境造成的，因为革命的第一个行动就是破坏中央的权力，采用的形式就是内部分权。这种状况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还因为有这么一种主张在起作用，这种主张是，面对僵硬的中央集权——它被认为是清朝统治，特别是清朝最后几年统治的特征——各省坚持自治最符合中国的利益。

在省自治情况的诸多描述中，有上海年轻记者戴季陶1912年写的下面一段话：“省之地位，对于地方则为最高之行政区域，对于中央则为最大之自治范围。盖欲达共和之目的，非求民权之发达不可，而求民权之发达，则非扩充自治之范围不可也”。戴指出，中央集权的拥护者辩解说：“中国之所以不发达者，一般人士每论为地方之见太深，故此省与彼省隔，此府与彼府隔……”但戴要把这一论点颠倒过来。中国太大，人口太多，不能通过中央集权的机构来统治，中央集权的机构在帝国时期经常造成衰败和崩溃。“由此言之，中国之所以不发达者，正以中央集权思想过深，地方自治观念甚微”。戴认为，省自治以及民选省长，是国家政治进步和安定的关键。①

这种情绪，完全同包括国家总统在内的北京官僚的情绪相反。戴的分析也意味着，需要制止省级以下的地区试图避开省的权力。

各省的省政府在各自省内扩大权力方面所取得的实际成果大不相同。清朝末年，已经开始在县和县以下的级别上建立自治的咨议局和议会。革命后这类团体的影响迅速增加。按照清朝的计划，这些地方代表机关应该在中央任命的官吏指导下，处理和资助一系列地方改革，特别是教育方面的改革。革命了，许多地方议会政治上就放肆起来，擅自挑选他们的行政长官，包括县知事。这种过分的自信心，同一个持续了几世纪的政治思想流派相协调，这个政治思想流派竭力促进地方名流和行政长官之间更密切的、更有机的联系。作为1912年和1913年的一个实际问题，这不仅违背了北京的中央集权主义分子在中国政治组织问题上所持的观点，而且也是对省当局的蔑视。一般说来是省当局胜利了。但从这几年各省的预算来判断，他们的胜利常常只是部分的胜利，因为同清朝统治下多数省的情况相比较，被县里截留的税收似乎更加增多了。

同时，革命后扩大了的军队向各省征收的税款大大增加。尽管在清帝退位以前就裁减了一些军队，参加了革命的各省在多数情况下仍然保留了各种各样的军队，有的是清朝遗留下来的，有的是在革命过程中招募的。不付清长期拖欠的军饷，遣散士兵是不容易办到的；但保留他们的时间越长，拖欠他们的军饷就越多，他们就越有可能发动骚乱，从事抢劫。例如在江苏，据一位日本领事估计，清朝统治末年该省有44000名军人，到革命时数目就增加到180000人，经过一番大力裁撤遣散之后，1912年8月各种军事单位还有100000人。①全国性的精确数字只不过是一种估计。北京政府同外国银行谈判贷款，以便用其一部分去支付裁减军队所需的费用，关于全国武装人员的人数，它使用了800000这个数字。在保留这种地方供养的部队期间，它们既加强了又削弱了省。它们对防范北京当局提供了准备；但它们耗尽了省预算的资金，不然这些资金就可用来资助改革，为省自治注入活力。1912年和1913年继续进行裁军。因此，到了1913年春，在相当现代化的或正规的部队中大约有50万军队。①但是，在大多数过去闹过革命的省中，军队经费的筹措和指挥仍然是省的责任，直到1913年夏袁向省自治发起武装进攻为止。

尽管发生过以反对实际上已经拖欠了军饷或有兆头要欠军饷为特征的多次兵变，但军队并不反对社会秩序，也没有向当时名流集团的支配地位挑战。农村也不是长期处于骚动状态。关于盗匪活动的报道已经习以为常，时而会有村庄起来暴乱，反对苛捐杂税和贪官污吏。但是，经常都遭到镇压，农村的动乱在二次革命前没有达到值得全国重视的规模。来自下面的威胁，即使是分散的、无组织的，也引起了当地社会政治领导的全神贯注。当国家的领导在试行自由主义政治的时候，来自下面的威胁被顺利地控制住了。

① 戴季陶：《戴天仇文集》（台北重印版，1962年），第187—195页。

① 驻南京领事船津致外相内田的密报，38号（1912年8月23日），日本外务省缩微胶卷，MT5.1.10.5—1。

① 日本参谋本部《革命后中国各省军事力量变化表》，1913年3月10日，日本外务省缩微胶卷，MT5.1.10.5—1，463卷，第420—421页。

政党和立宪政府

政党和立宪政府

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一些集团是否能在政府外适当地联合在一起以达到影响政治结局的目的，一直就是一个实际问题。在帝国时期，正统意见强调的是，这类政党、派系和集团对政府的正常工作是有害的，而且它们本身就是邪恶的。这种批判性的观点大都集中在“党”这个词上。当清朝覆灭、党禁取消时，几世纪的否定好像起了一种对政党或政团的不可遏制的渴望。新共和国建立后的最初几个月里就出现了几十个政治团体，这些政治团体至少在名义上是在为通过代议制取得政权而进行竞争。

政治组织的激增，是革命后政治风气的重要表现，但它也是建筑在革命前的经验的基础之上的。建党的领导人大都在日本度过一段时期，在那里政党已经发展了30多年，并且在辛亥革命时，在日本的政治生活中进入了一个新的重要阶段。自从孙逸仙1894年和1895年在檀香山和香港建立兴中会的组织以来，中国的政党是以秘密团体、密谋活动的形式出现的。在清朝末年建立的各省咨议局和全国的资政院，对公开成立政治团体是一个鼓舞，这些政治团体都毫不隐讳地以党的面目出现。流亡日本的卓越政论家、老练的活动家梁启超，在他被广泛阅读的论文中，和以务实的顾问身份，鼓励这种事态发展。当革命到来时，中国受过教育的精英，特别是吸收了西方政治组织概念的那部分人，以高度的积极性投入了政治斗争。

人们的兴趣自然首先集中在最主要的革命团体身上，孙逸仙、黄兴和宋教仁是这个团体的最着名的人物。这些全国性的领导人，手中不掌握能有效地影响地方舞台的有纪律的组织。因此，即使对地方上最具有献身精神的革命积极分子的行为，他们也不能真正控制。学术研究的新近成果强调辛亥革命后各省政治上的自治。但是国家统一仍然是最终的目标，诸如国会、总统府这类新的全国性机构正在形成并取得合法性。在这种形势下，全国性领导人取得成就或遭受失败，对所有革命者来说仍然是重要的，并对整个政治风气有影响。

革命爆发后的第一年，最主要的革命党人相继扮演了三种政治角色：作为反对清王朝的密谋者，作为革命过程中和革命后行政当局的官员，作为争取在全国选举中获胜的公开政党的组织者。

革命在共和的旗帜下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同盟会和各联合团体的宣传和广泛的密谋网。革命的成功大大提高了同盟会有经验的领导人的威信。但是，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在大多数情况下省革命政府因绅士政客和军官的迅速参加而陷于困境。成功的密谋给地方上带来的好处，并没有被杰出的密谋者所垄断——远远不是这样。但无论如何，有经验的革命党人在许多省里确实以当权者的面目出现，因而可以搞到资金和军队，使这些人在同盟会阵营内占有特殊的份量。

全国性的领导人（以区别于省领导人）从密谋者转变为行政官员，首先发生在1912年1月光复各省的首都南京。例如，孙逸仙当了南京临时革命政府的总统，从1月直到4月政府解散。后来，他同少数几个杰出的革命家一样，在北京袁世凯新的共和政府中接受了一个职务。就孙而言，他当了发展铁路的督办，这是一个没有多少份量的职务，但明显符合他要集中精力于社会关切的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的意向。黄兴是南京政府的陆军总长，后来留下被袁世凯任命为南方军队的留守。他忠实地在南京地区裁减军队，裁减到拨给他的经费所允许的程度，后来在1912年6月辞职。宋教仁在南京时起草了治理新秩序的宪法，1912年春他与同盟会其他几个老会员一起，在北京参加了新的共和内阁。

不论是密谋者的角色，或者是行政官员的角色，都没有为革命党人提供持久的、显要的地位。除少数几个省他们还在管事或者还有强大影响外，民国元年时的趋势是，在革命党人手中的那部分行政权力越来越削弱。唐绍仪在1912年6月底由于与袁的冲突辞去内阁总理时，来自南京的内阁阁员也追随唐退出政府。袁在北京对民政、军政的控制，使辞职成为唯一可行的道路。因此，有经验的革命家要指望通过和平的方式恢复其全国性的政治影响，就得组织政党，而不能靠官僚机构的特权。

同盟会在1912年3月正式将自己从革命团体改造成为公开的政党。被袁世凯挑选担任总理的唐绍仪，作为北京方面和革命党人之间商定的安排的一部分，参加了这个党。但它在临时参议院中是一个少数党，尽管它同其他同情它的集团联合在一起能调动多数。1912年8月在宋教仁领导下，一个以同盟会为核心的新党建立了。它吸收了四个较小的党，并采用了新的名称：国民党。

这次改组不仅是形式上的。新党是妥协的结果。它的政策看来明显不如同盟会激进。孙逸仙关于地租和地权的政策不提了，这些政策尽管温和，仍然使出身于上层社会的人坐立不安。从党的纲领中删除了“男女平权”的主张。“力谋国际平等”的提法因提出了中国的不平等条约问题而被软化为“维持国际和平”。同盟会纲领中“行政统一”的号召，被更加含糊的鼓励“政治统一”所取代，而支持“地方自治”的提法却仍然保留。这些改动是保守的，但具有独特的、完全不同于袁世凯的社会政治倾向性。宋教仁违背了一些老革命党人的愿望，把基础放在拉拢在社会方面保守的士绅阶层的选民上，而这部分选民早已把赌注押在地方自治和参政上了。革命党人为了使革命具有政治上激进而社会方面保守的性质，调整了自己的立场。党经过这样一番彻底改造之后，在1912—1913年冬的国会选举中取得了重大胜利。

在革命领导人的眼中看来，民国元年可以被认为是一连串的退却。就在革命本身的过程中，力量也没有被利用到最大限度以谋求全面胜利。（很多革命力量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首先响应革命党的领导人。）重组当局时，权力似乎越来越多地从革命党人手中滑掉了。直到1912—1913年冬的选举，这种趋势才得到改变。甚至在那时，有些革命党人还对通过选举道路取得政权有怀疑，怀疑选举道路会冲淡对革命的信仰。①但是，当我们用另外的眼光看这一年时，同盟会却显得更加强大些。

在民国的最初几个月里，一些主要的非同盟会党团纷纷试图合并，但没有取得多大成功。政团之一是民社，它是以湖北都督、新的民国副总统黎元洪为中心组织起来的。这个政团出现于1912年1月，它表明了湖北省的领导脱离了同盟会。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黎元洪作为第一个革命政府的首脑有威信，作为一支相当大的军队的统帅有力量。

另一重要集团是统一党，其支配人物是学者章炳麟，他成为共和主义者已有10年，曾经一度是同盟会的领导成员。他于1910年同该组织决裂，并与上海的革命组织光复会的几个同志联合。辛亥革命后，他又同在江、浙事务中起重要作用的人士联合，这些人士虽然有当过官僚、拥护过君主政体的经历，但随着革命的发展，他们都支持革命。他们中间有改良主义学者张謇，他曾在孙逸仙南京内阁任总长；他们中间还有前清江苏巡抚、当时任民国江苏都督的程德全。统一党成了那些希望在章炳麟的帮助下过渡到新秩序的前官员和重要士绅的工具。②它的纲领正如它的名称一样强调统一，提出全国各地区实行行政改组以达到国家领土统一的目的。它与同盟会和国民党相反，没有指明地方自治的重要性。

此外，还有人建立了一个听从梁启超领导的党，这些人曾经为在君主政体下通过省的和全国的议会组织代议制政府，起过重要作用。1912年秋，这个党的名称改为民主党。这个集团在革命前曾经建立过一些类似党的组织，该集团的成员在许多事业中，特别是在1909年和1910年争取召开国会的请愿运动中一起共过事。以革命后的形态出现的这个党，不久就主张实际上取消省的行政单位，作为统一全国行政、建立单一的强大政府的一个步骤。①

上面仅仅列举了在同盟会力量面前感到自己势单力弱的那些党中间的几个。1912年5月，它们合并为共和党，其目的正如章炳麟给梁启超的信中所写的那样，在于“以排一党专制之势”。②这个新党不能长期容纳不同的派别，章炳麟派、梁启超派不久都以独立团体的面目重新出现。但这并不是因为对同盟会势力的估计变了。相反，这次分裂部分地是由于对同盟会势力的过度恐惧。梁是革命党人怨恨的显着目标。民国元年，有些党的组织者力图避免因吸收梁参加而引起同盟会的猛烈攻击。

同盟会敌视梁启超，可以追溯到10年前，那时他们之间曾为争取海外华侨和海外中国留学生有过竞争，梁和同盟会代言人也曾就革命是否合乎需要的问题以及其他诸多问题进行过论战。③梁的反动态度可能仍未改变，甚至在1911年末1912年初清帝逊位在即已显而易见之际，仍无理坚持要延续满清帝位。当时他公开鼓吹“虚君共和”。他从日本委托在中国的密使，把这个主张转达给章炳麟、袁世凯等人。梁提出的君主制共和国，是清朝君主立宪运动的最后喘息，梁为这个运动做了10多年的组织鼓动工作。他最后的提法，可能是这个运动在当时具体情况下最激进的声明。君主不仅被剥夺了一切权力，而且被有意识地降为只起象征作用，好像1946年后的日本天皇那样。但是，梁为此所作的努力，以及在革命过程中为挫改真正的共和主义者而设计的具体阴谋，对他和同盟会集团的和解没有起什么作用。

梁的朋友张君劢在满清退位的当天从中国写信给梁说，虽然革命党人设计的新政治制度不是梁集团所要的，但再变来变去国家也受不了。因为它正处于瓦解的边缘，①看来梁采纳了他的观点。但对梁及其追随者的攻击，在他最终放弃君主制的主张后并未停止。在广东有一个运动，主张剥夺他作为中国公民从事社会活动的权利。1912年7月，作为对一篇侮辱性文章的反应，一些革命派编辑想要解除天津一家改良派报纸的工作人员的职务，并力图逮捕其经理人，这几位经理人都是梁的亲密伙伴。党的集会遭到同盟会代理人的破坏，梁得到了通知，威胁吓得其他人不敢去集会。②与此同时，在革命过程中寻求梁支持未获成功的袁世凯，在1912年早春结束了同革命党人的谈判以后，明显地失去了对他的兴趣。在同盟会在政治上定了调的气氛中，甚至袁也认为梁是应当承担责任的。梁在中国的代表劝他，在从日本回国以前，应该先取得去北京的正式邀请。③袁只是在首都接待了孙逸仙和黄兴之后，1912年9月底——可能是被说服了——才向梁发出同样的邀请。10月梁在北京受到款待，并立即在中国恢复了新闻活动和政治活动。但他仍然没有同重新向他发起攻击的革命党人和好。④

用非同盟会员的眼光看，1912年的情景是，虽然在行政职位上的革命党人不多，但他们仍然拥有相当大的政治潜力。这种潜力在国民党成立三个半月后，在其希望的国会选举中部分地表现了出来。国会选举成了独一无二的机会，中国各政党可以利用这一时机在全国广大选区内，在很大程度上免受官僚操纵或强迫的情况下竞争选票。

有关选举的规定如下：凡年满21岁的男子，具有小学同等学历，或拥有财产并按规定标准付税（标准虽低，但足以把大多数成年男子排除在外），并在选区（县）内居住两年以上者，除少数例外均有选举权。登记的选民约占全人口的4—6％。选民的总数从而大大超过了清朝末年的选举，那时有选民资格的人数远低于1％。投票选举的是新国会两院议员和地方议会议员。选举是间接的：即投票人选代表，这些代表在晚些时候开会选真正的议员。选举过程从1912年12月持续到1913年1月以后。新的地方议会在冬季的几个月里组成。新的国会（议会）1913年4月在北京召开。

作为一个实际问题，国会的许多席位，比如分配给西藏、蒙古、华侨的席位，不可能由选举产生的议员占有，实际上都由袁世凯指定。来自上海的曹汝霖，他在北京当过律师，后去外交部任高级职务，就这样成了代表蒙古的参议院议员。①如果把这种不按常规办事的情况（274席中的64席）撇在一边不论，只计算内地的和满洲的21省选出的议员，国民党在参议院中取得了明显的多数（210席中的123席）。在众议院实际上也是同样情况。不管怎么说，由于许多议员没有入党，或者热衷于具有几个党的党籍，国民党党员在众议院所占的席位为169席，超过了其他三个主要竞争党加在一起的总数154席。梁启超感到十分沮丧。国民党却处于极其有利的地位，可以要求从国会中占优势的党内挑选总理和内阁阁员。

对国民党胜利的解释是，最公正地说，政治力量来源于党同革命保持最密切的一致。国民党既然在国内分权的行政机构中不占优势，它就必须直接向选民（限制在受过教育的有产阶级中）发出号召来调动这种力量。很明显，这个党既依靠它所能掌握的行政当局，也依靠在敌对的或中立的都督统治地区内开展强有力的说服运动。同其他党相反，国民党支持地方自治，起码在当时条件下承认许多省自治。这一立场为地方上和省里的精英分子所欢迎。接着，国民党制订了来自革命威信和组织效率的获胜的战略和政治上有吸引力的纲领。

收买选票，特别是在选众议院议员时为了影响选团而收买选票，尽管其规模不详，但被广泛揭露。同其他大型代议制制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一样，中国自由主义的共和国在其选举进程中对公私金钱的影响也没有免疫力。但无论从报道看，还是从选举结果看，贿赂在全国范围内还不是决定性的。

国民党胜利的主要设计师宋教仁，当时只有30岁，他受到鼓舞为党出谋划策，以取得1912年革命者没有取得的全国政权。有同盟会参加的唐绍仪内阁的倒台，以及1912年夏袁世凯独断专行的事例，破坏了袁和革命党人之间的协议。但这种协议又于8月底9月初被孙逸仙和黄兴所复活。他们访问了北京，同袁一起参加了关于统一、共同目标和相互尊重的庆祝会。其后果是，1912年秋国民党与北京执政的政府合作，虽然它没有实际参加这个政府。国民党此后几个月的选举运动没有公开地反对袁世凯。但由于党在1913年1月和2月取得了明显的成功，宋教仁开始在演说中攻击袁政府及其政策。①他更加有力地坚持他的主张：国会才能产生内阁，包括总理，国会应负责起草新的更持久的宪法。他直截了当地鼓吹削减总统的权力。的确，宋也在认真考虑驱袁下台的问题，尽管孙逸仙继续赞同由新国会重新确认袁任总统。①

宋教仁的计划没有实现。他于1913年3月20日遭袁政府的代理人暗杀。他设想的选举、政党、国会及其执行机构之间的关系，未能付诸实施，当年没有，以后也没有。后来，其他一些政党建立了又改组了，而除了领导军队的以外，没有一个政党能够掌权。

议会政党运动虽然失败了，但也不必掩盖它在民国最初两年所特有的极大活力。它毕竟是建立在政府之外的政治组织和政治运动前十年的经验基础之上的，能够引起对这些年的深入研究和讨论。进一步说，党的组建和竞争是一个以自由主义的热情和社会日趋解放的趋势为特征的时代的组成部分。例如，对官僚的敬畏显着地减少了。一个规模不大，但十分活跃而自信的妇女运动受到全国的注视，这个运动主张妇女有选举权、妇女普遍受教育，主张改革婚姻习俗。报纸的数量激增，人们热烈讨论国家大事。在城市，新发型和新款式服装流行。那些具有保守性格的人，日益关注地注视着熟悉的社会、政治外表的倾向性。

① 回过头来看，至少孙逸仙就是一个。李守孔：《民初之国会》，第61—62页。同盟会在广东的一个重要部分，因有批判性的意见而在一段时间内不愿加入新党。

②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98、400页。竹内克己和柏田天山：《支那政党结社史》，1，第94页。

① 李守孔：《民初之国会》，第72页。

②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98页。

③ 有关其中某些论战的卓越叙述，见马丁·贝尔纳：《到1907年为止的中国社会主义》，第129—197页。

①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72页。

②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95、400—401页。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第42—58页描述并分析了梁启超和革命党人之间的不断冲突。

③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98页。

④ 例如，《民立报》，1912年11月4日。

①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79页。

① K.S.刘：《为民主而奋斗：宋教仁和中国辛亥革命》，第186—189页。

① 同上书，第189页。吴相湘：《宋教仁：中国民主宪政的先驱》，第219—226页。欧内斯特·P.扬：《袁世凯的总统职位：中华民国初年的自由主义和专制独裁》，第115—116、282—283页。

袁世凯面临的几个问题

袁世凯面临的几个问题

没有一个晚清官吏能在同样短暂的时间内比袁世凯取得更多的改革成就。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在为实现改革纲领而招募来的日益增多的随从人员帮助下，他几乎参预了帝国末年发起的在制度上进行改造和革新的各个方面。①他的爱好是实践而不是理论。他不为改革纲领出主意或发展其原理，而是贯彻执行，证明其可行性。但是，即使考虑到强调实效，人们也会对袁在总统任内转向保守有深刻的印象。

作为实用主义者和政治家，当革命势力已表明它们掌握了国家的时候，他承认了民国的必然性。在共和制的最初几年，他为避免同革命领导人完全决裂而讨好他们，面临对抗时就作策略上的退却。但是，他对革命后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开明感到不安，不久就变得明显了。他认为，学生已变得难以驾驭了。他感到，妇女平等的鼓吹者是在抨击家庭，因而也是在抨击社会秩序。在他看来，民国元年就从小学课程中去掉孔夫子是走得太远了。他抱怨说，官僚政治的纪律在革命后几乎荡然无存，税收被消耗于地方利益。农村一片混乱。总的说来，他深感中国的落后。他经常指出，改革是必要的，但搞得过多过快。紧缩是他的基调。

在袁任总统的最初几年，最困扰他的国内问题，是政党和议会的作用以及省和中央的关系。

袁就任总统时，宣誓要遵守《约法》。议会的重要地位，是1912年革命党人起草的《临时约法》所固有的，是10多年来政治运动和政治论战的必然的成就。袁不去评论《约法》是否必要，某种代议制是否合适。但是，他对1912年发展起来的体制从来就是不喜欢的，他对这些体制的运转提出了越来越多的批评。他抱怨的一个焦点就是政党。早在1912年7月，他警告说：“无论何种政党……若乃怀挟阴私……飞短流长，藐法令若弁髦……将使灭亡之祸，于共和时代而发生……”①当国会选举在1912年12月开始进行时，他对获胜者可能更关心党的影响而不是公共福利，表示关切。②

国民党在选举胜利后就成了显着的敌人，但袁仍然不大关心其他政党。当袁转而为统治国家作自己的安排时，他感到，“查临时约法……即其内容规定，束缚政府，使对于内政外交及紧急事变，几无发展伸缩之余地。本大总统……身受其苦痛，且间接而使四万万同胞无不身受其苦痛者”。③这个观点，只是在袁已经肃清了国民党，国会已经失败之后，当要求制订一个更符合政府需要的宪法时，才得到公开的表述。1913年3月袁暗杀宋教仁，并不简单是清除政敌，而且也表明了袁、宋之间在关于如何适当组织全国政府的观点上隔着一条鸿沟。

袁世凯全神贯注的第二个造成分裂的国内问题，是多大程度上的中央集权制才适合于中国的政体。1911年11月，当梁启超公开拒绝接受袁提供的清朝官职时，他指出，国家面临的基本问题有两个：政体应该是君主制的还是共和制的；政体的组织应该是联邦制的还是一元制的。④前一个问题已被革命解决了，而后一个问题尚待作出回答。民国第一年很不正常：总统统辖事实上的联邦，却越来越明确地表示要建立一元制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机构。

同代议制政府和政党的作用问题一样，中央集权制问题在前十年就尖锐地提出来了。清廷在最后几年发起的许多改革，都是为了在国内实行权力更加集中的控制。辛亥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是各省对北京要求增加权力的反应。革命后，那些仍然相信在中央集权下统一的人，对有人把联邦制推向极端感到震惊。官僚政治的、财政的、立法的甚至军事的自治，被大多数省政府广泛采用。争论使人们相信，联邦制会削弱国民政府的力量，中国处在具有掠夺性的帝国主义世界中，只能从根本上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强调政党和议会的重要性的人，不一定就赞成联邦制，尽管主张自由主义的中央集权制的那些人，比如宋教仁，认为同省自治的扞卫者结成同盟，赞助他们的某些要求，在策略上是有利的。）

在任总统的最初几个月里，袁世凯不得已而默许省自治，但对省自治表现出越来越多的不耐烦情绪。1912年7月，他同意确认各省在职都督职位的提案，这些人并不是靠他才当上都督的。他虔诚地恳求他们同政府合作。①同年秋天，他试图行使任命各省文职官员的权力，没有取得多少成功。这种努力，一般都被当作是对省的内部事务的干涉，而经常遭到抵制，有时抵制是激烈的。11月底，他在要求省当局任命县知事须呈北京批准时，悲哀地指出，《临时约法》赋予了他任命和罢免官员的权力。②对此没有什么可察觉到的反应。他为了确立北京在各省内的作用而提出的立法提案，在临时国会中不受欢迎。1913年1月，他利用国会因选举而实际上休会的机会，颁布了省政府的组织章程。③接着而来的是抗议总统专横的风暴。袁在担任共和国职务的第一年中，为重新加强中央权力而采取的低调行动，大都受到阻挠。北京的国库因来自各省的税收不足而相应地遭受损失。

清朝这位伟大的改良主义官员，作为总统，不能够或者不愿意适应民国分权的、自由主义的环境。民国的社会松散，以及在实践中对他的中央政府施加的过分限制，使他感到生气。国民党1913年初在选举中取得的胜利，使他面临权力被进一步限制的前景，甚至达到要他下台的地步。立宪政体、选举和省自治似乎都在迫使他退却。他不退却，而是准备战斗。

① 关于袁世凯直隶总督期间的各方面活动的研究，见埃丝特·莫里森：《儒家官僚政治的现代化：民众管理的历史研究》（拉德克利夫学院哲学博士论文，1959年）；斯蒂芬·R.麦金农：《中华帝国末年的权力和政治：袁世凯在北京和天津，1901—1908年》；约翰·E.施雷克尔：《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主义：德国在山东》；渡边惇：《袁世凯政权的经济基础：北洋派的实业活动》，载《中国现代化的社会结构：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

① 《中华年鉴》，1913年，第514页。

② 《政府公报》，229（1912年12月16日），第6—8页。

③ 《总统在政治会议上发表的演说》，1913年12月15日，英国外交部档案，伦敦档案局，FO228/1852。这个文件据称是袁的演说未经审定的逐字记录译文；同在《政府公报》585（1913年12月19日）第1—6页正式公布的版本比较，倾向于认为它是真实的。（此据正式文本。）

④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46页。

① 《政府公报》，74（1912年7月13日），第2—3页。

② 同上，210（1912年11月27日），第4—5页。

③ 同上，243（1913年1月9日），第1—5页。

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

用军队是否确实听从他的命令来衡量，袁世凯在1913年春并不指挥占压倒优势的力量。他的军事优势，仅仅在于他真正控制的部队具有持续的凝聚力和机动性，其总数约为80000人。其余的中国军队数量多几倍，但在地理上、政治上却是分散的。袁要利用其军事优势，有赖于他在争取同盟者、制止敌对联盟方面取得政治上的成功。他1913年对敌人取得胜利的关键，是他能在多大程度上孤立激进分子，取得外国的支持，并在多数省内争取到当权者至少保持友善的中立。

国内武装冲突于1913年7月爆发，并持续了大约两个月。根本问题是，国会是否有权改组政府（这个问题因国民党1913年初选举获胜而陷入危机），以及北京对各省拥有多大的权力。暗杀宋教仁事件，促使许多国民党领导人迅速转向武装抵抗。宋于1913年3月20日在上海遭枪杀，两天后逝世。一系列的证据证明，这次袭击是在袁政府的办公室里策划的。

孙逸仙在1913年的头几个星期里重申对袁任总统的支持，这一点他前一年夏天就在北京明确地陈述过了。然而，宋教仁遇刺一事却使孙相信，袁必须下台。此外，宋主张的选举方法、议会方法，已经被认为是不适当的了。1913年3月末国民党的主要人物，包括孙逸仙和黄兴，试图结集足够的军事力量以便在战场上打败袁。袁用暗杀宋教仁的办法，挫败了议会对他权力的挑战，却激起了军事上对他的挑战。

如何才能战胜军事上的挑战呢？各省实际上都有自己的武装力量。直到1913年春，部队大批集中的地区还有三个：华北的北京周围（最大的），华中的湖北武汉周围，长江下游的江苏南京周围。每个地区各占中国交通最发达的三角形的一角。北京有铁路同武汉和南京相连，长江又把武汉和南京连接在一起。部队有可能在这个三角的每一个边上来回作迅速的、大规模的运动。鉴于渗透入北京部队的核心没有实现的希望，国民党领导人就努力在湖北和江苏争取同盟者。他们力图既从上面又从下面来进行：既谋求省都督参加，又直接号召其下属军官响应反袁文告。

在湖北省当权的是前清官员、民国副总统黎元洪。尽管他早就同老资格的革命领导人疏远了，但却有人提议由他去替换袁当总统，作为乘机利用国民党选举胜利的宋教仁计划的一部分。宋去世后。人们请求他参加反袁起义。①与此同时，看来好像还做了些工作以召募黎手下的激进军官参加反袁密谋。②黎拒绝了所有这些建议。他把他军队中持不同意见者的组织视为对他本人的威胁。他毕竟是从民国一开始就同袁结盟共事的。4月初，他秘密邀请北京派少量部队进驻湖北。5月取消了保密，驻扎在湖北长江沿岸的北京军队的人数也增至10000以上。①早在第一枪打响之前，中国三个重要军事中心袁就占有两个。

在江苏——黄兴同那里强大的势力有密切的联系——都督不是一位像黎元洪在他自己省内那样占支配地位的人物。二次革命真正爆发以前，在袁和袁的敌人之间作出抉择还不是迫切的问题。但是，早先在湖北的失败，以及士绅和商人中的名流不愿打内战的普遍情绪，使起义的前景变得暗淡起来。许多革命党人，特别是黄兴，一段时间内又回复到新近被暗杀的宋教仁的方式，采用合法策略来反抗。但是，在反袁运动中还存在两个力量源泉。它们是：地方主义者对袁世凯要求中央集权不满；国民党当权者在省里有组织网。

许多省在税收和任命官员问题上同北京有抵触。当这些省决定反抗时，袁世凯退却了。但是，他同一个省已经处于接近公开敌对的状态：这个省就是国民党的追随者李烈钧任都督的江西省。李任其职务之前曾经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清朝军队的军官，1911年有过革命积极的记载，热心于家乡江西省的自治。袁单方面任命一文职人员为都督以便在江西分享权力，这位被任命者在他1912年12月到达后不久就被赶出省外。后来在1913年1月，袁下令扣押了合法装船运往江西的一船军火。不顾李烈钧的反对，江西长江港口防区司令服从了袁的命令。这个问题于是变成了江西都督对江西境内军事官员的权限问题。仅仅因为袁的退避，战斗才在3月得以避免。在宋教仁遇刺前的时期，还没有一个领导人对袁表示了如此公开的敌意。李烈钩对宋强调国会和宪法程序不同意。但他热衷于武力“讨袁”运动。

在广东、湖南也可以见到国民党的倾向性和地方主义者对北京的反抗两者结合起来的情况，不过，其形式比江西更加变化无常。安徽有一个国民党员担任省的首脑，他也参预了密谋。反袁的密谋者还寄希望于福建、四川等地的响应。

革命党人的地位在1913年春天时还不是没有潜力的。但参加同袁的抗争并不是出于对结局具有充分的信心。相反，这是被总统逼出来的。在国民党选举胜利以前，他已决定不退却，转入了进攻。

在暗杀了宋（3月20日）并在军事上包围了湖北（始自4月初）之后，袁的下一步重要行动就是大借外债。辛亥革命结束以来，外国银行团在它们各自国家（英、法、德、美，不久又有日、俄参加）的政府指导下，就给予北京政府一笔巨额贷款事一直在进行谈判。公开宣称的目的，主要是提供资金：用于偿付拖欠的和即将到期的中国继承下来的债务，包括偿付外国因在辛亥革命中受到损失而提出的赔偿要求；还用于负担急需的政府开支。以英国为首的银行团各国政府，把在中国政府内安插更多的外国人员作为一个条件。最引人注目的是，外国职员首次进驻并“改组”盐务官营的管理机构，因为盐税是贷款的抵押。同时，银行团各国政府还作出努力颇有成效地阻止中国从银行团外取得大量贷款。北京当局面对中国半殖民地处境最不愉快的一面：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坚固阵线要求在中国的行政机构中起更大的作用，作为高价贷款的交换。甚至在伍德罗·威尔逊1913年3月宣布美国退出银行团之后，美国仍然尊重银行团强加的、不给中国大量贷款的联合抵制，直到银行团的贷款签订为止。

不必是国民党员也能看出贷款一事的危险性，并会就此对北京予以谴责。1898年改良运动的领袖、孙逸仙的宿敌康有为，在1913年初把签贷款协定比为“食毒脯以止饥”。康争辩说，总可以找到某种办法来避免银行团的致命的施舍。用盐务管理权换取2500万英磅的贷款，这笔钱在扣除了欠的旧债和筹集贷款的费用后，中国政府实际上只能得到1000万英磅，作了这笔交易后，下一步又是什么呢？康问道：为了外国再注入一笔钱，是否就不会献上另外的政府机构，或者土地税呢？“诚不待外兵之瓜分而已自亡也。”他写道，向此时此刻正在为蒙古和西藏同北京争论的俄国和英国借款，是多么令人难以理解：“政府是谁委托，而敢以五千年之中国，万里之土地，分赠于他人乎？”签订外国贷款所引起的愤怒，促成了清朝的覆亡。在指出这一点时，康暗示，尽管对借外债的必要有一种普遍的听之任之的常见气氛，但是重新燃起的愤怒，有可能在民国重复上次的表演。①

然而，袁却于1913年4月27日凌晨②悍然签订了所谓“善后大借款”。他预料到要同革命党人摊牌，为此他需要筹措资金。北京政府从各省收进的税款不多，故而对资金的需要十分迫切。康有为提出的补救办法是建立统一的、全国的财政结构。袁同意了。但各省和国民党反对中央集权的倡议，意味着财政统一只有靠武力才能办到，而武力是要花钱的。唯一可以求助的就是外国贷款。袁行动进程的逻辑正是如此。

在签订借款之前，袁就决定不将此案提交国会批准。袁曾同意按照《临时约法》治理国家，而《临时约法》明确要求这类协定须经国会同意。暗杀宋引起的愤怒以及借款条件的不得人心表明，得到批准是困难的。同时，外国缔约国事先就接受了不合法的程序。签订协定的意图一败露，国会就大吵大闹起来。

袁向英国驻北京公使透露，他认为按国会程序办事是“完全没有希望的”，他“有一个对付他们的计划，如果他们再这样下去的话”。①下月即5月，这个计划至少部分地被泄露出去了。自去年秋天以来，袁就鼓励把国民党以外的所有政党联合在一起，为此而作的努力取得了成功，建立了进步党。梁启超就是这个联盟的领袖人物。还花费了许多钱去贿赂国会议员。结果是，弹劾政府失败，国民党在国会的势力削弱。后来，袁就要对国会议员采用人身强制和恫吓的手段了。

到了6月，袁的准备工作差不多完成了。他首先下令将那些最敌视其计划的省首脑免职。李烈钧在江西的部队3月已处于开战的边缘，他是第一个被免职的。然后，袁又接着下令撤换广东和安徽的国民党都督。7月8日，就近调遣驻扎在湖北的北洋军队进驻江西的长江沿岸地区。李烈钧同其他人一样，从策略考虑表面上同意解职，大约就在同时他返回江西结集部队。1913年7月12日，江西正式宣布脱离北京独立，省议会推选李烈钧指挥讨伐袁世凯罪行的战役。

革命领导人的反弹计划随即得到实施。为了反袁事业，革命军军官夺取了南京，尽管都督程德全不情愿，他后来离开了南京。黄兴从上海赶来领导。一次为时不长的出征沿津浦线进入山东，把战争引入袁占区。在上海，向市内大军火库发动的五次猛攻几乎压倒了北洋军的驻防军，假如上海的中国海军不站在北京一边，这个战略据点就可能被占领了。

少数几个省，特别是湖南、广东，对起义作出了不同程度的有利响应。袁的敌人分散，突出了袁自己的部队力量集中。问题取决于江西、南京和上海，因为其他各地在军事上对革命没有重大贡献。反袁运动几周内就瓦解了。其领导人大都逃往日本。

三年以后，袁似乎控制了那么多的中国地方，而他却证明无力镇压反对他的运动。但在1913年，他从有限得多的基地出发，轻而易举的战胜了他的挑战者。在二次革命中，袁拥有后来丧失了的两个优势：他的政治立场在国内得到相当大的支持，并有外国的援助。

1913年，袁在国内有几个方面优胜于他的对手。虽然他的权力那时还达不到国内许多地方，但自民国元年起，他就牢固地掌握了北京的官僚机构，无论是文职的还是军队的。北京的这个官僚集团还不是后来官僚军阀年代垂头丧气的一群。一种使命感把袁的政治机器凝聚在一起：给国家带来有效率的行政统一，这个目标看来既是可以达到的，也是合乎需要的。

袁公开和私下都强调这一点。在1913年7月开战后不久，他宣称，那些被辛亥革命留下来管理民事和军事的自封都督，“威令本自不行，功过安从责课？厥后亟筹分治，民政别置长官，而乃简令朝颁，拒电夕告”。首先需要办的事，是“规复政令之纪纲，建行国家之威信”。①正如英国公使朱尔典6月初同总统进行了长时间谈话后所报告的那样，“袁已下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取得在中央政府领导下的各省统一……”。②实现这一目标符合袁及其政权的利益；而袁可能争辩说，而且确实有说服力地争辩说，松散的联邦使中国处于衰弱的、无防御的地位。

这种立场所具有的吸引力，在袁的随从人员以外也有影响，并有助于孤立激进分子。国民党以外的主要政党都支持中央集权的政策。少数都督不是其任职省的本地人，他们对全国水平上的同盟者颇感兴趣，因而可能同袁合作，因为袁反对省自治的各种极端形式。湖南出生的云南都督蔡锷，看来就是一个实例。不到三年之后，蔡成功地领导了对袁政权的一次进攻。可是在1913年，他拥护中央集权的全国性政府，同袁合作反对革命党人。50000445_0261_0①有些都督不是国民党员，但统治着亲国民党情绪相当浓厚的省，他们在开始时也可能欢迎袁的干预。湖北的黎元洪、四川的胡景伊（胡景伊是四川的军事首脑，但不是都督——译者）就是两个例子。

只是在后来他们才懂得，袁既然厌恶省自治，就会把他们也赶下台，但已经为时太晚了。

当时，反袁运动不善于结成广泛的联盟。国民党本身在省自治问题上就是四分五裂的。1913年的革命党人，虽然利用了各自治省积聚起来的力量，但与宋教仁去冬的选举运动相反，没有明确地以各省权利和地方自治的扞卫者的面目出现。对于全神贯注于省内事务和地方事务的许多人来说，宋教仁遇刺和袁世凯在北京对国会的作法，本身是远方发生的事。当时观察家的印象是：1913年的起义没有把士绅阶层和商业知名人士争取过来，也没有试图去动员广大民众。

袁反对二次革命领袖的政治立场，在国内得到相当程度的支持，除此之外，袁还拥有第二个优势：外国的支持。外国列强的关心是一种混有灾祸的幸事，因为它附有许多条件。列强普遍对袁抱有信心，相信他能最好地在中国维持符合他们利益的秩序，而这种信心也正符合袁当前的需要。他们确信，袁能够不顾宪法，无视国会，签订“善后大借款”。因“善后大借款”而得的收入，在其持续期间，给了袁胜过他的对手的巨大优势。他不仅可以收买到叛变了的国民党国会议员的支持，而且还可以收买到自治的军队司令官的支持，比如山东的张勋——袁的对手也在争取张勋，不过没有成功。进一步说，有了这些资金，袁自己的部队发军饷的能力就有了保证，这种状况对士气是有好处的。这次借款在金融上、政治上的代价甚高，但在军事战役前夕，拥有大量现款的优势是充分的补偿。可以公正地说，银行团为袁战胜国民党领袖提供了资金。

英国有一个信念：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中国，会在贸易上竭力迎合英国的实力，并能最好地保护在中国的外国人及其利益，这是一个老信念了。这个信念一直保持到辛亥革命以后。因此，在华的英国外交官、银行家以及英国外交部都特别热衷于支持袁，他们熟悉他。二次革命期间，中立和不干涉的界限经常遭到破坏。最富戏剧性的是，英国作出安排直接向中国海军在上海的舰只拨发“善后大借款”的现款，以保证他们拥护北京。①汇款是及时的。第二天革命党人对上海军火库的进攻，被中国战舰的炮火所挫败。

革命党人在1913年也有外国朋友。春天，孙逸仙和一些密谋者求助于日本官员。②但是，日本政府还不愿意公开放弃它在中国同英国的合作，没有向革命党人提供重大援助。少量的钱可能落到他们手里，少数日本军事顾问光临了反叛者的营地。最有帮助的是，日本在华海军护送许多失败了的领导人到达安全地，最后到达日本的避难所。但是日本这种半心半意的援助，根本无法同袁得到的援助相比——甚至无法同他从日本得到的援助相比，因为日本参加了“善后大借款”。

袁战胜二次革命，消解了一次革命即辛亥革命的某些含糊之处。对推翻清朝作出的革命贡献，将不再是担任高级职务的凭证，虽然它本身并不是不合格的凭证。在组织国家统一的问题上，民国头一年半的联邦制就要让位给中央集权政府了。增多了的政治参与和社会等级制度的保持这两者荒谬的结合——它是辛亥革命后初期的特点，它促成了国民党1913年选举的胜利——就要被社会上、政治上都保守的政体所取代了。

关于这个转折，有两个更深一层的、不那么明显的论点应该指出。首先，民国头两年的自由主义时尚和自由主义制度已经不复存在，不过这有其颇为特殊的原因。立宪政体和代议制的、选举制的政治体制，由于它们同中国人的偏爱和政治习惯不相容，也许会最终自行垮台。但是，1913年发生的事不是这种情况。自由主义政治是用军事力量打倒的。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没有认识到危险性并组织必要的防御。虽然1912年和1913年的条件证明是难以再得的，但是复活这些体制的想法，可以理解，继续存在。试验尚未进行到它的结尾（不论结尾是什么样子），但已被强制地、过早地中止了。

其次，此后几年的保守主义，就一般而论，还不是回复到“传统的中国”或儒家政治的旧观点。政治目标的民族主义定义，仍然被人们所接受，它是在19世纪90年代得到系统阐述，并在后一个十年得到精炼的。袁世凯新扮演的独裁者角色，仍然是力求实现民族主义理想的现代化运动的一个角色。他和他的支持者所反击的，是在参政、自治和自由主义的社会态度等方面他们所理解的极端行为。关于中国必须以变革求生存的主张，并没有遭到拒绝。当然，袁自己认为，关于如何进行必要的变革，他有更高明的见解。中国注定还要经受另一轮试验。

① 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件汇编》，1913年，2，第350—351页。

② 《辛亥首义回忆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编，1，第96—97页。

① W.H.威尔金森，汉口（1913年4月11日、5月11日、5月22日、7月8日），FO228/1873，伦敦档案局。乔治·欧内斯特·莫理循日记（1913年4月7日），97条，莫理循：《书信文件集》，悉尼，米切尔图书馆。

① 康有为：《大借债驳议》，载《民国经世文编》，重印于吴相湘编：《中国现代史料丛书》，3，第893—895页。

② 中文文献日期为26日——译者。

① 朱尔典，北京（1913年4月30日），FO228/1852。

①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重印于沈云龙编：《袁世凯史料汇刊续编》，第68—69页。

② 朱尔典，北京（1913年6月5日），FO228/1852。

① 谢本书：《论蔡锷》，《历史研究》（1979年11月），第47—61页；唐纳德·S.苏顿：《省黩武主义与中华民国：滇军，1905—1927年》，第141—161页。

① 北京，艾斯顿代办，两份电报（1913年7月20日），FO228/2498。北京，汇丰银行给上海银行团的电报（1913年7月21日），附于北京R.C.艾伦给艾斯顿的电报（1913年7月21日）内，FO228/2498。

② 《日本外交文书》，1913年，2，第340—341、352页。

独裁统治

独裁统治

留在中国人记忆中的袁世凯是，他在1898年背叛了改良主义者，辛亥革命中背叛了清廷，当了民国总统后背叛了民国。按这种观点看来，他控制了总称为北洋军的强大军事力量，他掌握了阴谋操纵人民的技巧，这为他提供了再三叛变的机会。他撒谎，欺骗，玩阴谋，搞暗杀，杀出一条通向支配地位的道路。在这样追求个人权力时，他代表中国最反动的社会势力，并为外国帝国主义者服务。简而言之，他几乎就是在20世纪的中国所能找到的一切道德上卑鄙、政治上落后的化身，在后来的年代中，辱骂中国领导人的一个方便方法，就是说他在这些方面像袁世凯，本世纪40年代对蒋介石，70年代对林彪都是这么做的。①

在我们叙述袁权势的鼎盛时期时，把袁的性格作为他政策的组成部分加以考虑，是值得的。不像孙逸仙，但像他同代的大多数杰出人物，他个人的生活方式牢牢扎根于旧习俗之中，即使当他努力使中国适应他认为的20世纪的需要时也是这样。他有一打以上的妻妾和众多子女。他除在正式场合穿西式军服外，都穿中式服装。他不懂外语，从来没有出国到比朝鲜更远的地方旅行过。他虽然在科举考试中失利，但受到儒家课本的教育，并相信其道德上的功效。

另一方面，他是作为沿着西方和日本的路子进行官方改革的领袖而在清朝赢得赫赫声名。他招募了许多受过外国教育或有外国经历的随从。他精心培养了一些有朝一日用得着的外国人。他派遣了几个儿子到国外去受教育。看来，他是在不断追求新旧的融合，相信这个混合体最适合中国国情。

那至少是在尽可能美化袁的生涯。他历经1898年动乱、义和团事件、辛亥革命而不倒，且地位越来越高，表明他有抓住重要机会的才能。这种才能也可以被认为是机会主义和野心的标志。他对变革持谨慎态度，融合新旧为一体，虽然适合于他在清朝任直隶总督的时期，但面对辛亥革命后的勃勃生机，就显得缺乏目的和明确的方向了。假定他是贪求个人权力以免受道义上的怀疑，那么，他任总统时不断为一个更强大的中央政府而奋斗，就太符合这个假定了。

虽然袁有个人野心，也热望贯彻他自己在中国政体应该如何组织这个问题上所持的观点，但他还不是极端利己主义者，不要求别人屈从和谄媚。他残酷无情，为了政治目的杀人如草菅。而他个人的种种工作联系却是亲切、随和的。他重视下属在政治上对他的忠诚，但并不鼓励对他个人的广泛崇拜。作为总统，他的种种过分行为，与其说是由于自我夸大引起的，还不如说是由于严格的官僚政治的观点引起的。他迷恋规章制度和程序规定。他鼓吹官僚主义纪律，重视行政管理经验甚于其他长处。他不信任自发性和不受管束的政治行为。设计统治结构，配备“可靠”官员，是他治理中国弊病的秘方。他的残酷无情服务于这种拘泥形式的秩序观念，这是最危险的。他可以等待时机，但他要消除不可预料的和不正规的事物的强烈欲望，证明是令人生畏的。

1913年夏天以后，袁不再需要等待时机了。前几个月存在的自由主义制度和省自治已被扫除。接着而来的共和政体的独裁统治，已经按照行政上中央集权和官僚政治秩序的原则建立起来了。

袁建立他的独裁统治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军事上占领中国的广大地区，袁的军队以前被排斥在这些地区之外。战胜二次革命给他提供了这个机会。在打败了革命党人之后，袁得胜的军队不仅继续留下来，而且还伸展到许多没有真正参加起义的省。最后，除六个省外，所有内地省份都这样被占领了，剩下的六省——大都在边远的南方，人口不到全国的1/4——也受到胁迫，省的领导只得遵照袁的方案办事。而军事占领只不过是重新改组的总体计划的最初步骤。因此，第二个阶段就要铲除辛亥革命以来盛行的省自治在行政上的表现形式。省里任命官吏的权力又回到了北京手中。前清不在本省当官的规矩——1912年实际上已被颠倒——又复活了，并逐渐得到施行。这两项改变的影响是，地方官吏被大批解职。甚至在浙江，尽管它是北洋军没有进驻的六个内地省之一，并保留了先前的浙江籍的省首脑，但在独裁统治下，浙江籍的县知事的比重也显着地下降了。①1914、1915年中国官方制度的中央集权的统一从未被超过，直到1949年。

在1913年末的一段时间里，内阁（梁启超在这一届内阁里起领导作用）宣布的政策是，为完全撤销省级行政单位而努力。袁最后证明是不愿意走得那么远。但是在1914年春一次重大的重新分派职责中，袁颁布条例，在削弱各省军方权力的情况下，加强各省巡按使的权力。头衔改变了；确立了有利于文职官员的地位先后次序；军方不再参与民政事务，包括收税和任命县知事。颁布这些条例，还不等于就达到了根本目的——恢复19世纪中叶太平叛变以来已经降低了的、辛亥革命时基本丧失了的文职官员在政治上的优势。例如，主要的北洋将领、南京的冯国璋就难以把他限制在军营内。然而确曾试图这样做；他的作风受到北京控制的约束，足以使他心怀不满。袁在全国范围内的势力网，开始时是用军事行动建立的，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之间就转变为纯粹的文官政府。但独裁统治有计划地要朝那个方向行动。

挑选适当的文职官员受到极大的关注。设立了考试制度，特别是对县知事的候补人员要考试。新式考试不考对儒家课本的掌握情况，而考官僚政治的一系列技巧和一般知识。1914年和1915年有几千人在北京参加了考试，考试成绩成为任职的重要的虽不是全部的标准。①同时公开强调要惩治官吏贪污腐化。恢复了监察机构②，在革新行动中成立了审判官吏罪行的特别法院（平政院）。增加薪金和津贴计划的胡萝卜，伴随着惩罚的大棒。

对改进官场作风的这场运动在地方上取得的成果，看法是混杂的。地方要响应中央的指示，这点是广泛地做到了。政府机关的尊严和政府机关同普通公民的疏远，都重新出现了。在效率提高的同时，复活了达官贵人的架子以及与1912年令人兴奋的、自由主义的精神相矛盾的官僚保守主义。用一位中国评论家1914年夏的话来说：“窃恐本意在重经验，而所保存者仅其习气；本意在注意制度，而所恢复者仅其流弊……”③

文官机构既没有完全使军事机构从属于它，也没有因有效率而受到赞扬，其原因之一是它诞生在恐怖气氛中。对革命地区进行军事占领，开始时往往是残酷的，不仅如此，袁还在全国各地，通过军事机关和警察机关，针对与1913年起义有关的人，发动了一场镇压运动。一次间接的或关系不密切的联系，常常就足以使人成为镇压的对象。流血持续了一年多，其规模各省不同，但牺牲者似乎数以万计。最卓越的和较激进的国民党领导人都已逃亡日本或其他地方。这种攻击，同二次革命刚刚过去后继续存在的对袁政权的反抗，在数量上、强度上都完全不成比例。

可以设想，在前一年投票支持过国民党的大部分选区里，严酷的恐怖统治带来了对袁持久的厌恶。更进一步说，它还助长了社会动乱，要不然动乱就会比较容易遏制了。最显着的例子，就是白朗——或称白狼——率领的盗匪势力。

被通常称为白狼的这个人，作为在河南南部取得了胜利的盗匪首领出现在辛亥革命后，1912年夏拥有大约1000名追随者。①拥戴白狼的那一群人似乎同许多其他盗匪集团一样，是贫苦的、无地的农民和被遣散的士兵。1912年他那一伙人的政见是反共和、亲清廷的。他们的一个口号是：“为大清朝廷辛亥蒙冤报仇”。②辛亥革命在社会方面的保守主义，以及在新秩序下给予士绅阶层的权限，使最受压迫者的这种政见可以被理解。但是，由于国民党在1913年同袁世凯对抗，革命党人和白狼开始发生联系。后来，由于反对革命党人的遍及各地的恐怖统治跟着袁的胜利而来，许多人加入了白狼集团，白狼集团被引导参加了随后的革命战略行动。

从袁的恐怖统治下逃出的难民和被遣散的士兵人数增多，结果白狼帮伙变得强大起来了。作为单纯匪帮，它是当局的一个麻烦，与许多这类可以控制的、即使是持久的麻烦相比较，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它同革命党人的联系以及反袁的政见，使情况在两方面有所改变。镇压这个扩大了的帮伙，成了中央政府的特殊任务。这支匪军在河南南部建立了根据地，那里有当地的关系，有居民的保护性支援，但在根据地以外的地区去冒险，就容易被孤立，被各个击破。1913年12月和1914年1月，这伙人攻入安徽，引起几个省的围剿。1914年3月其主要分遣部队转而西进，这明显地是受到、至少是部分地受到孙逸仙提出的在四川建立根据地的要求的鼓励。拥有3000至10000战士的主力部队，由于当地人在白狼出现在他们地区的时间内一伙一伙地参加进来，人数得到几倍的增加，胜利地跨越了陕西。它进入四川的通道被切断，在甘肃遭到居民的敌视，因为民族上、宗教上都与白狼集团不同，那里的地方主义增强了。垂头丧气的残部，在试图返回陕西、河南时被追捕。白狼本人于1914年8月身亡，不是死于早些时候在战斗中负的伤，就是由于有人向政府军告密；政府军几十万人困窘地花费了很长时间去驱散他的小股力量。

从白狼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辛亥革命未能消除社会动荡的根源和部分居民的绝望心理。因为革命几乎没有认识到这些问题，我们可做这样的推测。白狼在家乡外的地区，既能在当地土匪团伙中，又能在政府军的队伍中成功地赢得支持者，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还可以看到，革命党人的反袁斗争仍在持续。流亡在日本的孙逸仙及其人数减少了的追随者，力图使火种在国内燃烧不灭。同像白狼这样的帮伙——他们的不满主要是社会方面的，而不是政治方面的——建立联系，构成了他们的策略之一。

如果袁把他的敌人限制在不屈不挠的革命党人和社会上投匪谋生的被压迫者的范围内，他的政权或许已经在其余的中国广大社会阶层中扎下了根子。但是，袁把顺利运转的官僚秩序想象得如此美妙，以致不容许这种节制。正如他不加区别的恐怖运动所暗示的那样，他是按照这么一个设想行事，即中国的毛病远不止地区性的匪患和革命党人的密谋。参与政治的全部现象已经不复存在。士绅阶层和社会地位较高的其他部分居民，包括商人，被迫放弃了正式代议制机构创建大约10年来所积累的许多政治特权。

限制参与政治的运动是从对国民党的一次攻击开始的，其范围不久就扩大了。二次革命后国会仍然存在，这是因为国民党议员团同武装起义划清了界限，还因为袁需要国会再走一次形式。要走的形式是，按照1912年《临时约法》和随后制订的法规中规定的程序，选举他任正式总统（不同于他已得到的临时职位）。任意逮捕甚至处决国会议员，造成了极为紧张的气氛。在贿赂的干扰中，在一群气势汹汹的暴徒的恫吓下，1913年10月6日国会同意了。尽管如此，国会还是表明了它同袁的意图大相径庭，表明的方式是：选举袁任总统前，延长了投票时间；起草了一个对抗性的议会制宪法取代1912年的临时宪法。1913年11月4日，袁列举国民党同二次革命有政治联系的罪状，下令彻底解散国民党，取消余下的国民党议员的资格。国民党总体上被定性为叛乱组织。这一事件标志着恐怖在全国范围升级；国会已丧失了活动能力。

袁并不就此止步，他在1914年头几个月，很快几下就解散了所有选举产生的各级议会。剩下的国会议员被通知回家。在清朝末年搭起了框架、在民国初年积极活跃在府县和县以下级别的数以千计的地方议会，现在都无一例外地全部被解散了。在清朝最后两年曾经喧嚷一时的、辛亥革命中在政治上占重要地位的各省议会都被取消。对于那些曾经参与建设这种代议制结构的受过教育的有产阶级来说，这是多么大的侮辱啊！英国驻北京公使在评论解散地方自治团体时断言说：这项命令“在经济上，以及从他们在当地的声誉的观点来看，影响全国各地一大批小士绅和资产阶级，并使他们站在他的敌人一边”。①中国人赞同这一判断的声音虽然被恐怖统治所压抑，但还是听得见的。

袁的行政管理方式，是加紧努力限制社会上自治的范围。在报刊两年不受中央控制之后（虽然地方政府有时也压制当地报刊的批评），1914年以法律形式强化并推广报刊审查制度。中国的商会被置于新法规的管理之下，增加了它对政治当局的从属性。中国邮局把邮件送交警察局监视。成千便衣人员和情报人员搜索持不同政见者。铁路旅客因有谋反嫌疑而被仔细盘向，他们的行李被仔细检查。在人员、效率方面存在相当严重的技术性限制的范围内，袁政权正逐步具有专事镇压的警察国家的属性。

通过这种办法，推进政治自由主义（它以精英分子为基础）的普遍运动受到了损伤，而且永远没有完全恢复过来。1913年12月，袁在陈述专制独裁结构的哲学准则时说了下面一番话：

今天人人嘴上都谈“平等”一词，而平等只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不意指等级之分应予取消，各人皆可否定法律，自立准绳……“自由”是另一华丽的现代词，但它是限制在法律范围之内的，在此范围内人是自由的。不受限制的自由，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那些主张平等、自由，而又不问对不顾法律的放肆是否要给予制裁的人，清清楚楚地知道这个东西是没有的：他们把堂皇的口号当作推动叛乱的号召而加以利用……再者，“共和”也是一个雅致的词，但外国人对这个术语的理解，只是在国内有普遍的发言权，而不是全民都必须干涉政府的行动。这种干涉除了造成混乱之外，还可能造成什么结果呢？至于“民权”这个术语，除了选举总统的最高特权外，它还包括代议权、选举权；它切不可理解为包括处理行政。①

现代西方经验比19世纪儒家的保守主义更熟悉这段话的语调。袁是在抵制新的提供参加机会的、激进化的民族主义的后果，而这种东西，当初曾国藩无须与之斗争。与此同时，袁接受民族主义的某些前提和目标。他是民族主义的保守派。

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的这种混杂的反应，体现在独裁统治的纲领中。现存的选举产生的各级议会被废除了，而民众代表制的重要性却被承认了。袁命令设计地方的和全国的新规划。在袁两年半后去世时，这个规划根本没有付诸实施。但是，从许多筹备的规定中可以明显看到，重点是从属于官方的指导，选区的选民人数较1912年和1913年少。宪法秩序、法律程序、民权、代议制议会，这些都得到承认，认为对于中国现代化这个热切期望的目标来说，它们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不过，在袁看来，它们应该以加强而不是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力和社会秩序的稳定的方式付诸实施。

为使税收从地方流入北京的渠道重新畅通而作的多方努力，取得了一些成功。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的时候，北京政府勉强实现了财政上的自给自足，不再需要外国贷款了（在战时，贷款无论如何是少有的）。人们可以争辩说，袁1913年的危险战略奏效了：在屈辱的条件下接受外国资金，给国家带来了行政统一，从而奠定了财政独立的基础。这个诡计的谬误就是太乐观了，认为所有的这些残暴行为都不需要付出国内的政治代价。帐单一提出来，1914年、1915年表面上的财政成就就化为乌有了，剩下的只有袁在1913年签了字的屈辱条件。

独裁统治取得财政上的成就，不只是靠对国家实行中央官僚主义的控制，而且还由于严格压缩了几项花钱多的改革。清朝末年官方民族主义所倡议的、民国头两年自由民族主义所推广的各种各样方案，不是被砍掉了，就是被削减了。这些方案中有各种自治团体，它们的命运我们在上面刚刚叙述过。法院和法官从政府执行机关中分离出来，新的司法系统大为削减，但并未被取消。现代警察失去了不少为它提供的专款。晚清的现代化新军在辛亥革命后激剧膨胀，而它在全国许多地区的后续部队却最戏剧性地被压缩了规模，降低了预算。袁的北洋军得到优惠，但也未能幸免。各方面削减预算，都是为了实现国家最终不依赖外国债权人的目标，但它也辜负了民族主义者对改革的期望。

从部分意义上说，在实行紧缩方面，教育是一个例外。袁不断进行说教，论述受过教育的公民的重要性。“凡一国之盛衰强弱，视民德民智民力之进退为衡，而欲此三者程度日增，则必注重于国民教育。”①这些思想有计划的应用，就是特别重视推广全部免费的国民学校，即四年制初级小学。尽管普及教育还只是遥远的目标，但在独裁统治时期，这类靠地方筹措资金的学校的影响似乎有所增长。

袁的教育政策从整体上说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在湖北省谘议局老练的议长汤化龙领导下的教育部，要求在小学教授经典着作仅限于精选的章节，言外之意是，学习目的是语言文学方面的训练，而不是道德方面的培养。袁坚持要把全部《孟子》编入初级小学的课程之中。他还批准了一个试验计划，用拉丁字母拼写汉字，对成人进行识字教育。在独裁时期，基础一级的学校得到扩充，而紧缩了这一级以上的学校的经费。袁关怀精英分子的需要，为他们上升到文化特权者增加了“预科”这一条小小的渠道。总的说来，他的政府对教育的态度是保守主义的，但也是改良主义的，同1912年、1913年自由主义的民国时期相比，不那么能满足士绅阶层的愿望（他们关注的是学制中较高级别的学校）。

因为对这个时期的说明往往强调袁世凯人品恶劣、政见反动，所以关于独裁统治的实际政策的探讨就难找到了。人们受到修正主义者的诱惑，要去颠倒所有的评价。但这样做并不能证明是有道理的；敌视袁的描绘是以某些确凿的事实为依据的。人们可以详细叙述独裁统治下其他方面的改革——例如，鼓励经济发展，以及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提供的自然地保护国内工业制度中得到的好处。①而注意力最终必然还要转向政权的残酷及其根本上的失败。愚蠢的是，袁竭力强迫人们响应他。之所以愚蠢，是因为这是不可能做到的，还因为它激起了来自最可能支持他的社会高层、甚至他的副手和合作者的相反反应。

袁意识到高压统治是有其极限的。他坦率承认宪政和代议制的必要性。但是，他不去迅速恢复自由主义共和政体的民众参政的局面，而试图从帝国政治中挑选出某种挽回办法去补救。其结果，对他和他的政策来说，都是灾难性的。

① 陈伯达：《窃国大盗袁世凯》，北京，1949年；首次印制于1945年。孙克复、樊树生：《袁世凯尊孔复辟丑剧》。

① 罗伯特·基思·斯科帕：《浙江的政治和社会，1907—1927年：精英势力、社会控制和省的发展》（密西根大学哲学博士论文，1975年），第296—298页。

① 吴应銧：《民国初年地区行政长官的职务：职业的招聘、训练和流动性》，《现代亚洲研究》，8。2（1974年4月），第219—224页。

② 平政院下设肃政厅，负责纠弹——译者。

③ 黄远庸：《远生遗着》，重印于吴相湘编：《中国现代史料丛书》，2，第246页。

① 对白狼帮伙的这种叙述是根据菲利浦·理查德·比林斯利：《1911年至1928年中国的盗匪活动，特别论及河南省》（里兹大学哲学博士论文，1974年4月）。又见爱德华·弗里德曼：《退向革命：中华革命党》，第117—164页。

② 比林斯利：《中国的盗匪活动》，第373页。

① 朱尔典，北京（1914年2月9日），FO228/1883。

① 《总统在政洽会议上发表的演说》，见前《袁世凯面临的几个问题》一节中关于这一材料来源的评论。（此处据英文资料回译——译者。）

① 《政府公报》，956（1915年1月6日），第9页。

① 评价专制独裁统治下北洋派对资本主义发展的贡献，见菊池贵晴：《中国民族运动的基本结构：关于排外性联合抵制的研究》，第154—178页。

袁的帝制运动

袁的帝制运动

当袁世凯总统通盘考虑独裁统治的成果时，他定会思考这样的问题：还缺少什么呢？国家行政既然已经统一，为什么他拍手而老百姓不雀跃；他召唤而老百姓不集合？当初设想的随着中央集权制而来的力量在哪里？中国为什么在外国列强面前依然这么衰弱？袁任总统期间的外交危机一概以中国的退却而告终。外蒙古和西藏基本上仍然沦于欧洲的保护之下。无论他1913年和1915年同俄国就外蒙古问题签订了协定，无论他在1914年关于西藏问题的西姆拉会议后，拒不同英国签订协定，他都没有能使这些地方得到光复。同时，外国人已插手盐务管理。铁路修筑权扩大了。外国列强拒不重开关税谈判。最屈辱的后果来自1915年1月开始的中日谈判。5月，袁在日本着名的“二十一条要求”最后修订文本面前投降。袁把这些机能不全症状的疾病盲目地诊断为帝国营养不良症：缺少的是皇帝。

我们有理由感到惊讶的是，在清朝皇帝如此轻而易举地被废黜之后，怎么能有人这么快就得出这个结论呢？对辛亥革命的不同解释，是理解这种思路的一个线索。人们毕竟可以把这场革命看成是骨子里排满的革命，而不是反对帝制的革命。按照这种观点，民国只不过是因为缺乏汉族皇帝来名正言顺地代替被推翻了的满族皇帝而偶然出现的结果。在袁的随从人员中，有些人一开始就指望民国只不过是袁登基时机成熟之前的临时代用品而已。

恢复帝制最有说服力的道理，就是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民国不得人心。我们已经指出过白狼匪帮1912年的拥清口号。尽管在有的省内，革命新秩序因为数众多的普通老百姓的参预而得以实现，但几个月后这些民众势力（诸如秘密会社）就被清除出权力机关。他们一反抗，就遭到了残酷的镇压。

鲁迅在他10年后写的表明辛亥革命特点的《阿Q正传》中描绘的境况，也许更具有典型性。起先，阿Q由于他在村里的最下层的社会地位，被可能发生动乱的幻想所吸引。但是，他看到的却是旧的、受过古典教育的高贵人物和新的、受过外国教育的高贵人物为他们自己接管革命而携手合作，这里，他感到深深的失望。当阿Q想去参加时，人家却叫他滚出去。他生气地指责说：“不准我造反，只准你造反？”阿Q因抢劫罪——他想干但并没有干——而被革命的代表处决，更加强了这种分析的准确性。①

鲁迅在这篇短篇小说里，生动地描述了民众被排斥在革命之外以及因此而与民国疏远这一主题。与开头的这种作法相一致的是，民国继续把民众排斥在它早期自由主义阶段有生气的、提供参加机会的一切机构之外。且不说交通问题以及对共和政体的机构不熟悉的问题难以解决，即使那些确曾见到过新秩序的普通老百姓，也没有什么理由喜欢它。主张君主制的论点的基础是：对民众来说，民国是生疏的或者是不受欢迎的；这些论点在这个限度内可能是合理的。

可是，提出要把君主制作为一种补救办法，作为把政府和人民结合在一起的工具而加以恢复，这些论点就软弱无力了。当君主制在辛亥革命中覆亡时，民众并没坚定不移地扞卫它。在二次革命前偶尔出现的拥清口号，比如白狼的口号，与其理解为对皇帝的迫切怀恋，还不如理解为对民国社会倾向的抱怨。不管怎么说，复活帝制的讯息怎么能传达到人民中去呢？省的和地方的高贵人物理应是复活帝制必不可少的同盟者，而他们中间却有许多人已经学会了享受共和制的特权。为什么他们必须合作？

特别在1915年年中即将就帝制问题作出决定的时刻，主张帝制的另一个论点必然同外交有关，但由于其性质，它没有公开说出来。袁的一位亲密朋友当时写下了这一点，英国驻北京公使把这一点理解为坚持要搞帝制运动的一个因素。①这就是说，帝制有对付日本的用处。1915年5月中日条约签订后，在北京，对日本会向中国提出进一步要求的恐惧心理仍甚强烈。日本并没有得到它所要求的全部，而欧战使中国失去了防止任何一个强国攫取全中国的贪欲的救命均势。人们明显地相信，至少袁世凯明显地相信，转而实行帝制可以牵制具有帝制癖好的日本，直到战争结束为止。

在贬低袁的人看来，袁及其后代的个人野心是理解他称帝的一把钥匙，他们的个人野心确实存在。中国的历史遗留下来了强制性的帝制传统。袁决定利用这种传统，其间有多少个人因素，有多少政治因素，已无法去掂估了。同样，他迟迟不能认识到决定称帝是一件无益的事，这既可以归咎于受到野心的蒙蔽，也可以归咎于顽固坚持对中国国情的独特分析，两者都一样恰当。

袁具有恢复传统的政治礼仪和表征的偏好，从他独裁统治一开始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他似乎不只是要退回到过去。更确切地说，他坚决要把旧的和新的结合在一起，把共和制的作风和帝制的作风融为一体，以适应或欺骗现代化的和愚昧无知

Chapter_7

的选民混合体。1914年，他既主持祭孔大礼，又庆祝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他称赞科学及其净化迷信的作用，而又率领全国祭天，邀请所有的人都参加，在一定程度上使古代皇帝的特权大众化。1915年8月在总统的默许下开展了一场拥戴袁为皇帝的运动。然而，皇帝却要经过选举（实际上是走形式），帝制必须是立宪的。

袁在恢复传之万代的帝制方面注定要倒霉的处境，也许与此事在全国上层社会引起的冷淡或敌视的反应，同样引人注目。看来几乎没有一个人被袁的新旧政治混合体蒙骗住。1915年，独裁统治的中央集权官僚行政机关运转良好，以致各地的当权者都听从命令。各省文武首脑恭顺地上书拥戴袁氏登基称帝。但是，普遍接受帝制不过是骗人的假象。就在表层下面，持异议者比比皆是。

当然，袁的革命派敌人早就警告说，总统有称帝的野心。像孙逸仙这样的二次革命领导人大都流亡在外，而且在政治上是分裂的。但他们反对君主制是自发的，是他们反对袁统治的继续。

更难预测的是那些政治领导人的不满，他们虽然不是袁在清朝当官时的随从，但同他一起反对过国民党，共同创建了独裁统治。梁启超就是其中之一，他在辛亥革命前和辛亥革命过程中支持过改良后的清王朝君主制，并在独裁统治的最初几年中入了阁。他对袁的帝制运动的通告作出了反应，立即发表文章给予毁灭性的抨击。

甚至在袁多年的朋友中间，开始时就有明显的退缩不前的故意拖延的表现，也有最终发展到公开反对的少数实例。在这种趋势中，惹人注目的是冯国璋，中日之战以后他就为建设现代化的北洋军在袁的领导下工作，1915年他是南京的军事首脑。19世纪90年代以来袁最杰出的军事部属是段祺瑞，他在民国建立后任陆军总长。同袁在政策上的诸多分歧，导致段1915年5月隐退。他拒绝了请他出山的各种恳求，直到袁不再坚持帝制为止。大多数文武官员照例都全神贯注于掩护自已的侧腹，但是袁帝制的积极支持者，少于他政治机器中表示不赞成采取这个步骤的成员。

为什么那些曾经为独裁统治出过力的人，竟然会在不同程度上抗拒袁的帝制呢？也许有人觉得，一个永久的朝廷阻塞了顶端，他们的野心就会受到妨碍。不过有这种考虑的人只能是极少数，如果还有这种人的话。人们不安的更普遍的根源，在于儒家道德关于不事二主的禁令。就前清官吏而言，这种禁令用于当皇帝的袁比用于当总统的袁更为恰当。在另一个极端，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感到帝制已经过时了，其反动的含意使他们感到难堪。梁启超争辩说，帝制是不必要的——它丝毫也不增加总统现有的权力——帝制无论如何是已经死亡了的制度，无法引起人们的敬畏和服从。

在上述反对袁称帝的各种各样感情和论点的后面，人们察觉到一种潜在的对袁领导的幻灭感。对于那些曾经支持过独裁统治政策的人来说，要承认这些政策产生了令人失望的结果是困难的。但那些脱离袁的阵营以抗拒其帝制的人却发现，他们现在支持的政治体制正是独裁统治曾经谴责过的政治体制。

例如梁启超，他后来证实，他在帝制运动之前就对袁的统治感到失望。①虽然他曾经积极领导了独裁统治为使省当局隶属中央而发起的运动，而在1916年他却变成了明确号召实行联邦制的运动的领袖。梁在1916年3月指出，“省制有历史上之根据”，他也可以充分利用它。②冯国璋和蔡锷（他是独裁统治的合作者，后来变成武装讨袁的领袖）作了类似的政治上180度大转变。

袁的中央集权政策未能奏效。他实际上屈服于日本的“二十一条要求”就是最新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明。袁的帝制计划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成了许多人共同有份的政治上失败的替罪羊。因此，当袁在1916年3月取消帝制计划重任总统时，他没有采取什么措施压制反抗的火焰。

进一步思索，我们可以作这样的推测：从总体上说，国内社会名流的情绪已经转变为反对独裁统治了。这种情绪至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袁对1912年、1913年有限选民所支持的政党实行了严厉镇压的政策，并解散了为广大社会名流在政治进程中提供直接发言权的各级议会。这种情绪普遍存在影响了行政人员，这就是帝制运动初期，官员普遍不满的原因之一。它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某种程度上由独裁统治的背叛者领导的反袁运动，会返回到民国自由主义时期，把为立宪政体、代议制政治和联邦制的纲领而奋斗看作是恰当的。③

反对袁复辟帝制并继而使他退位的武装斗争在几个地区进行，从未联合为一体。孙逸仙的同事，着名的陈其美、居正和蒋介石，在其国外基地组织了沿海各地的进攻。1915年11月袁在上海的军事代表遭暗杀。12月初，停泊在该市的一艘军舰被起义者暂时占领，他们试图争取整个海军参加起义没有成功。在新的、有高度纪律的中华革命党领导下，孙逸仙的最大计划就是在山东创建一支小型军队，并争取同当地的同盟者一起在1916年春为革命占领该省省会。明显依靠日本人的钱和日本人的保护，降低了这支部队有能力在山东的日本铁路线上占领据点的意义。

讨袁运动的中心事件是协调一致的、以云南为基地的武装起义，云南那个地方没有北洋军队驻扎。孙逸仙的新党没有在云南起义中起直接作用，云南起义的凝聚力来自创建滇军的共同经历。这支军队作为国家现代化武装力量的一部分，最初建立于清朝末年。其效果在云南特别良好，中国许多训练有素的年轻军官参加了滇军。其中之一是湖南人蔡锷，他在1913年年底接受中央政府的职位前，是革命后省政府的首脑。蔡曾经直言不讳地拥护中央集权的国家政体，并与1914年解散各级议会有很大的牵连。但是他后来对袁的幻想破灭。帝制运动发起后，他暗中与梁启超等人策划，反对袁的阴谋。他们秘密离开北方，去接受新的任务。

梁1915年12月中旬到达上海，他利用其个人威信和文学天才为讨袁事业募集了更多的追随者。大约同时，蔡和其他滇军过去的军官返回云南，他们同当地的军官一起领导了讨袁战役。返回云南的军官有江西省的李烈钧，他是滇军的老战士，是1913年夏孙逸仙反袁的同志。云南的军事首脑唐继尧，同这个政治观点上根本不同的集团有共同的学历和晚清时在滇军的共同经历。他参加了起义。

这些事情，梁启超的着作和若干年后纪念蔡锷的、近似崇拜的文字介绍，已为世人所熟知。当时这两个人的重要性是不可争辩的，但是把1915年秋梁氏的天津寓所描绘为云南运动的唯一发源地却是失真的。云南的军官自9月以来就在当地秘密讨论抵制帝制的问题。蔡锷12月返回云南所起的激励作用，是由该省一部分军事领导人的革命倾向性决定的。他的威仪有助于说服动摇分子，加速作出向袁的部队发起攻击的决定。①即使蔡不返回，某种形式的运动也会在云南爆发。

运动以该省省会里的一座寺庙命名，军队也因而称为护国军。他们于1915年12月24日给袁发出最后通牒，袁未予理睬。次日正式发起讨袁运动。制订计划的人指望得到贵州、广西两邻省的及早支持。还组织了进入四川、湖南、广东的几路征讨。其中最重要的是进入四川的一路，由蔡锷亲自指挥。他手下的军官中，有后来同毛泽东一起组建红军的朱德。这支被称为护国运动第一路军的队伍最初大约有3000人，面对着川军各师和已经出现在四川的装备精良的北洋军（后来被称为军阀的冯玉祥就是其司令官之一）。当袁看出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严重性时，他命令从华中调遣大批增援部队沿长江而上。形势对蔡锷的征讨十分不利，即使它得到自己部队的增援也是如此。

然而征讨却继续坚持下去，向全国显示了袁的脆弱性。蔡的军队具有晚清滇军锻炼出来的集体精神。指挥十分协调、熟练。根据日本的军事情报，蔡的战术特点是：夜间发起攻击，善于利用地形，对川军进行有效的政治工作。川军有一个整师叛变到蔡锷这边来，北洋军遭受了没有预料到的重大伤亡。②此外，在省内各地动员“盗匪”部队，受到护国军内的四川代表的鼓励，也受到向北京争取四川自治的、政治上互无联系的其他四川领袖的鼓励。“盗匪”护国军发展成了具有相当规模的反对北洋占领的游击运动。它的发展很有助于说明蔡锷的成功。

再者，甚至袁世凯自己在四川的某些代表——占领军军官——也不能断定他们抵抗云南的运动能取得多大成功。不久蔡锷同袁在四川的将领陈宦，同有才华的北洋将领冯玉祥，都取得了联系。1916年3月双方达成和解。尽管出现过紧张的时刻，但护国军还是战胜了袁在四川的势力。

3月以后，在国内外的联合压力下，袁的势力迅速瓦解。从外部条件说，日本政府在起初两个月对帝制运动采取明显的容忍态度之后，对袁的称帝意图表现了越来越大的敌视。正在形成的公开反对的政策，其依据与其说是认识到帝制可能被用来阻挠日本的野心，还不如说是看出了帝制在中国上层社会中十分不得人心。1915年10月，日本说服了英国和其他外国列强，就称帝的危险性向袁提出警告。12月爆发的云南起义，证明这些警告和随后的警告是有道理的，这更加强了日本的反对态度。接着，1916年3月初，日本内阁正式通过了一项谋求彻底撤换袁的政策。此项决定的后果之一是大量日本资金流向袁的反对者。①

广西军事首脑陆荣廷，人们曾经指望他在更早些时候依附革命，终于在1916年3月中旬采取了行动。前一年夏天表示不同意复辟帝制的冯国璋，在南京同其他省的军事首脑一起要求袁放弃称帝。3月22日袁宣告他重新回到总统地位。但在4月更多的省政府宣布同北京决裂，5月其他省政府也跟着这样做。6月初，当对袁来说剩下的唯一问题就是去职的方式问题的时候，他因尿毒症在北京去世，终年56岁。

当时，国家已经陷入极为惊人的混乱状态之中。当袁的势力显然正在衰亡之际，反对派既无共同的组织，对袁去世后的制度又无共同的观点。可以看出有几股势力存在。未被北洋军占领的南方四省——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暂时形成了一个协调一致的集团，由于军事战役的结果，这个集团还扩展到四川、湖南。在把滇军的凝聚力转化为共同政治路线方面，取得了有限的成功，至少在坚持要彻底推翻袁以及恢复1912年约法这点上是成功的。1912年约法，被袁在1914年用一个批准其独裁统治的文件所取代（见本书有关章节）。第二股势力在长江下游地区，以冯国璋为中心，他在1916年春召集一些省的首脑讨论战略问题。他为自己创造了中间人的地位，一般地反对袁和独裁统治的中央集权政策，但又拒绝同南方革命党的势力结合在一起。

在北京，段琪瑞于4月份重新出来任职，担任内阁总理，有效地取代了袁，成为北洋领袖和独裁时期统一愿望的继承人。但这种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他实际上只代表第三股势力的核心。当他在1917年试图把湖南置于北京管理之下时，这一点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他发现，他受到的阻挠不仅来自湖南的领袖们，而且还来自南方各省不容置疑的联盟以及冯国璋在长江沿岸的同盟者。

在袁去世时，另一股在此后具有重要性的势力开始在张作霖统率下，在东北的满洲各省形成。但张作霖尚未把这一广大地区统一成为一个整体。上述几股势力中，没有一股是真正团结一致的。一股股势力都是军事司令官和地方官员的一个个有如星座的集团，他们在极度混乱的环境里，首先追求的是自己的生存，这个舞台是为不安定的内战而设置的。军阀时期开始了。

正当袁的好运过去的时候，另一种政治趋势出现了。这种趋势就是复活民国自由主义阶段的体制。即使在袁坚持执政的时候，在他权力达不到的地方，省的和地方的议会又重新聚集起来。他死后，1912年的约法和1913年的议会又复活了。在20世纪10年代末期和20年代初期，这种趋势的重要性也许没有得到足够的评价。省自治和自治机构的联动作用继续存在，并对早期的军阀政治有影响，至少是略有影响。但代议制政治在辛亥革命后初年具有的活力却永远没有恢复。

回顾起来，民国早期两种失败了的政治实验——自由主义政治和独裁统治——似乎彼此促成了各自的灭亡。袁世凯感到，议会和省自治削弱了民族国家，他相信，在帝国主义时代民族国家应该是中央集权的、强大的。他一有机会就废除这两者及其辅助制度，诸如相互竞争的政党和不受检查的新闻等等。但是他自己的统治体制并未能激发普遍的热情，虽然开始时得到一些重要的无党派人士，如梁启超等的支持。甚至其早期的支持者，对北京的独裁作风也感到失望。袁称帝这一着走错了的棋，为把这种幻灭心理都调动起来提供了时机。独裁统治跟着帝制一起垮台了。但是在自由主义的舆论重新出现并取得制度上的优势之前，分散的军事霸权主义插进来了。民国早期的两种实验形式，终于主要作为政治上的反面教材而为人们追忆。

① 戴乃迭编译：《无声的中国：鲁迅选集》，第42—58页。

① 张一麐：《心太平室集》，重印于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8（台北，出版日期不详），第38—42页。朱尔典（1915年10月20日），朱尔典书信文件，FO350/13。

① 梁启超：《袁世凯之解剖》，见《饮水室文集》，台北，1960年，12.34，第页。

② 梁启超：《从军日记》，见《盾鼻集》，第124—125页。

③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326页。

① 苏顿：《省黩武主义》，第184—191页精选了有关1915年12月发动云南起义的证据。关于对梁启超的叙述提出的较早异议，见金冲及：《云南护国运动的真正发动者是谁？》，收入周康燮等编：《近廿年中国史学论文汇编初编：辛亥革命研究论集第一集（1895—1929年）》，第261—286页。寺广映雄：《云南护国军起义的主体及运动的性质》，《东洋史研究》，17。3（1958年12月），第27页。

② 参谋本部：《中国事变的参考资料，第8号》（1916年3月），《袁世凯称帝计划事件·补充材料：反袁动乱和国内情况》，第6卷，1.6.1.75，日本外务省，档案，外交资料馆，东京。

① 艾伯特·A.阿尔特曼和史扶林：《孙逸仙和日本人：1914—1916年》，《现代亚洲研究》，6.4（1972年10月），第385—400页。

第5章 立宪共和国：北京政府1916——1928年

第5章 立宪共和国：北京政府1916——1928年

1916年6月袁世凯之死预告了军阀时代的到来，然而在随后黩武主义的整整十几年中，北京政府仍然是全国统治权力和希望统一的象征，在既无王朝又无支配人物或执政党的情况下，北京政府仍代表国家的概念。尤其是，广泛传播的宪政信念在支撑着它，这一信念已在世纪更迭之时，随民族主义的兴起而在中国爱国者中滋长。①

当中国新训练和装备的海军，在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被日本人覆灭时，许多有政治觉悟的中国人认识到，主要是技术和军事性质的“自强”还不足以救中国。他们还被这样的巧合所打动：世界上所有最强大的国家，包括日本，大都在近代通过了宪法。此外，国外新的政治科学的专家断言，起草得当的宪法无论在何处都是稳定、有效的政府的关键。似乎已经很清楚，只有宪法才能使中国强大。

尽管对中国宪法应采取的形式莫衷一是，但大多数中国政治思想家在两个问题上意见一致。第一，虽然政府与人民之间存在的利益基本一致，但中国仍是软弱的。这是由于人民的被动性；这一点，通过诸如学会、选举及立法机关一类的参与制度允许人民直接关心政治，能够予以克服。正如改革者康有为1898年所写：“臣窃闻东西各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人君与千百万之国民，合为一体，国安得不强？”①

第二，中国历史上最主要的动乱根源，在于权力关系的定义含糊不清，导致皇位继承权的争夺、大臣之间的冲突和地方长官专横的行为，这一切只能由人民起义来制止。但在立宪制度下，如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在1900年指出的：“君位之承袭，主权之所属，皆有一定……大臣之进退，一由议院赞助之多寡，君主察民心之所向，然后授之……民间有疾苦之事，皆得提诉于议院……故立宪政体者，永绝乱萌之政体也。”②

包括康、梁在内的保皇党人相信，在中国人民能管理自己之前，应有一个训导阶段。按照这一受中国政治思想的治国传统影响的概念，政治家在逐步引入大众参与制度时，应教育与制裁并用，以维护公共秩序。另一方面，由孙逸仙领导的共和派争辩说：中国的未来如同修建铁路，“中国而修铁路也，将用其最初粗恶之机车〔君主立宪〕乎？抑用其最近改良之机车〔共和国〕乎？”③清廷曾为康、梁的头颅而悬赏，但后来又接受了他们的论点，于1906年下令准备实行君主立宪。但在宪法颁布之前，共和派就通过革命获得了胜利。

在某些方面，1906年的诏书比辛亥革命更明确。共和国的概念在1911年后受到了至少三次君主主义者的挑战：袁世凯称帝的冒险活动，1917年张勋帮助宣统皇帝复辟，以及30年代在满洲国复活的“王道”。但自1906年以来，甚至在1949年之后，对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宪法的必要性，从未产生过任何重大的疑问。的确，自晚清以来，人们认为宪法不仅对国家是必要的，而且对每个政党、商会和利益集团的联盟也是必要的。

一些省一级的政府也通过了宪法，这一趋向最重要的例子，是20年代初的所谓“联省自治运动”。湖南、四川、广东及其他一些南方省份的这一运动的领导人争辩说，如果各省能使自己摆脱军阀混战以寻求稳定和自身的发展，整个国家就将更强大。但在涉及以什么方式达到这一目的时，“关于中央政府及各省当局各自的权限及各省政权的结构的讨论就没完没了，纷纷引证1815年的日耳曼联邦、瑞士联邦、美利坚合众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评论中国这时颁布或起草的各省的各种宪法，但都是出于技术和法律的观点，而不是基于中国的现实”。①有几个省草拟了宪法，其中之一（湖南）还在短期内实行过。但联省运动未将中国从军阀主义中挽救出来。相反，一些军阀为实行其否定中央政权的策略，兴高采烈地颁布了他们自己的联省宪法。

用什么来解释在诸多的挫折面前，近代中国人对宪法信念的坚持？在近代西方，如同在中国一样，宪法的效力是不确定的，然而又是必不可少的。无论在东西方，这一概念都从基本的国民信念中汲取活力。在个人主义的西方，宪法被视为保护个人权利和调整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的准则。在中国，宪法被视为凝聚集体力量的当前社会目标的基本声明，也被看作推动舆论、防止错误的手段。因此，中国的宪法一直被认为易随社会目标的变化而改变。

实用主义也是有吸引力的。对于正力争在世界各国中赢得重要地位的中国来说，宪法是现代国家的标志的组成部分。宪法为统治者要求承认其合法性提供了根据。早期共和国的宪法，允许一小部分集团自称他们对权力的竞争是合法的，而革命力量（国民党、共产党、学生、工会）的干扰则是不合法的。这些集团可以在忠于宪法的必要性上达成一致，而又允许他们自己在宪法条款的含义上经常争吵。

总之，不论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地方，也不论在民国初期还是以后，对宪政的赞同似乎有两个原因：对宪法为杰出人物带来直接便利的实用主义评价，对宪法使国家变强的能力的信心。这种赞同相当真诚，人们在1916—1928年间费了大量精力去草拟宪法，争论条文，谴责对手违背宪法，祝贺同盟者恢复宪法。另一方面，随着1916年后派别冲突的每一次循环，政治家立宪花招中的谎言明显增加，民众对民国政权的支持相应下降。最终结果是使自由共和国的观念信誉扫地，并产生了一系列权力主义政权中的第一个，即国民党的国民政府。从一定意义上说，晚清的君主立宪主义者已赢得了一分。关于训导的概念，而不是君主政体本身，是他们争辩的中心；自1928年起至今日，中国的政府一直受这个或那个列宁主义式的政党监督，目的是避免重现民国初期的混乱。

① 本章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安德鲁·J·内森的《北京1918至1923年的政治斗争：派别活动和宪政的失败》的内容。

① 康有为：《请定立宪开国会折》，重印，载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2，第236页。

② 梁启超：《立宪法议》，载《饮冰室文集》，第5卷，第2册，第3—4页。

③ 迈克尔·加斯特：《中国知识分子和辛亥革命：近代中国激进主义的诞生》所引，第138页。

① 让·切斯诺：《中国的联邦制运动，1920—1923年》，载杰克·格雷编：《近代中国对政治体制的寻求》，第123页。

宪政的社会和思想根源

宪政的社会和思想根源

在1920年左右，4亿中国人中只有一小部分知道或关心宪政，处于能够试图将信念付诸实施地位的人就更少了。政界名流的利益和观点，可在某些方面解释立宪主义信念的号召力。

国家政治名流中最有权势的人，是前清的官僚。对他们来说，宪政就是沿着西方路线现代化。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是主动地赞成推翻满族朝廷，但只要能保住他们的行政优越地位，他们也不加以妨碍。他们压倒一切的目标是强大的中国，他们的榜样是西方国家和日本。在那些国家里，宪法和国力看上去显然有着联系。

后来成为民国领导人的晚清官僚，可大致分为三个年龄组。①生于19世纪60年代的人属于袁世凯（生于1859年）这一代。他们的正规教育是为准备国家考试而受的儒家经典的教导，但其中一些人也受过专门技术教育、外国或新式教育。这一年龄组中的大部分人在1895年败于日本及1900年义和团惨败后，才勉强接受了宪政，或者在1911年才把宪政作为既成事实接受下来。他们对立宪共和国的支持一直是不完全的（他们这一代是几次复辟清朝的阴谋的主要支持者），他们的领导方式是独断专行，个人至上的。

70年代出生的一批人，更普遍地经历过新式教育。但正如前一组人那样，在他们接受了相当多的经典熏陶后，在他们一生的较晚时期才出现新学。中国的新式教育仍有主要的传统内容，特别是在基本的社会和政治准则方面。留学生多出身于和现状有利害关系的富有之家。由于这些原因，70年代出生组中的许多人具有与前辈一样的政治保守主义观点。另一方面，日本及西方的技术和政治文化对他们更多的熏陶，使他们能更容易地管理共和政体，并在诸如铁路经营、金融和对外关系领域中发挥行政领导能力。这一年龄组为早期民国政府输送了大量内阁阁员。

对80年代出生的人来说，纯粹的经典教育再也不实用了。在以经典课程为根据的考试于1905年被废除后，那些以应考的经典学识而开始他们的学业的人不得不改变课程。渴望政府职务的年轻人，现在必须接受国内新式教育，或出国留学，或两种教育都接受，以为自己做准备。出国留学的人大多数去了日本。从中国各地来的学生，在国外组成了学生团体，他们组织俱乐部，办报纸，组织政党，用广泛吸收了西方和日本思想的难懂的混合语进行热烈的辩论。他们倾向于抛弃中国传统，照搬外国的思想和社会潮流，采取“中国一无是处，西方一切都值得仿效”①的观点。

70年代组的人和80年代组的人之间，在精英政治教养方面存在重大区别。正是较年轻的一代产生了五四运动的上层领导及中国共产党相当大的一批最老的领袖。当然，在老官僚庇护下被选进清代官僚机构的那些年纪较轻的人，不像后来成了共产党的同龄人那样激进。但是因为他们比年龄更大的人，对共和的理想有更好的理解，也承担了更大的义务，他们成了对共和国缺点的主要内部批评者。如果80年代组的人与60年代组的人一样对共和怀有矛盾心理，对他们来说，那也不是出于共和可能搞得过头的看法，而是出于觉得它的成就常常不够大。

早期共和政体的全国性政治名流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是新行业的成员——教育家、律师、工程师、报人、现代商人和银行家。报纸、高等学校、法院、银行及其他专业化的新机构，需要经过专门训练的人员，国外教育和新式教育提供了这样的人员（见第11卷第10章）。为使新兴的行业能自行调节，晚清的改革要求成立行业协会（法团），如商会、律师协会、银行家协会等，从而推动现代趋势。因为行业协会承担着半政府的职能，所以这些行业的人逐渐被看作对公众事业有合法发言权的名流的一部分。他们与全国政府之间正式或非正式的合作关系，与一贯由绅士享有的合作关系相似。就20世纪中国的中央政府而言，他们的确在某种程度上逐步取代了拥有土地的名流，成为新成员的来源及“舆论”根源。当突然发迹的拥有土地的名流和军事名流，在地方一级与旧绅士竞争时，专业人员已在国家一级成功地树立了自己的地位。但是新出现的城市中产阶级中不那么富有、也没受过那么好教育的那些阶层——小商人、工匠、学生、职员——则被排除在正统社会的名流概念之外。

在新的专业人员中，职业政治家起了特别突出的作用。从1900年起，东京的中国学生团体证明是产生大批新手的场所。学生们在这里阅读关于民族主义和革命的文章，结识当时的党人和革命者。有些人愿意放弃官僚生涯，仿效这些政治活动的新典范。他们在梁启超宣传、鼓动在清廷之下制定宪法的道路与孙逸仙为建立共和国的革命而成立秘密组织的计划之间作出选择。

1909年省议会的召开及1910年全国议会的召开，为许多政治家在这一体制中求得他们的前途提供了机会。典型的晚清省议员，年轻（平均年龄41岁），富有，出身绅士阶层，1/3的人在中国或海外接受过现代教育。①尽管这些议会与民国的议会一样，包括官僚、专业人员、商人、地主，等等，但职业政治家占优势，调子由他们定。

职业政治家未曾在官僚机构中服务这一事实，使他们在早期共和政治活动中有被长期贬抑在外围地位的趋势。官僚和前官僚，通常是军人，占据了民国的最高职务。上述意义的职业政治家中，很少有人担任过内阁阁员，没人当过总统（除孙逸仙曾短期担任过此职）。在议会会期之间，政治家们不得不充当主要官僚派系的中间人、掮客和盟友。只有在议会开会并且有可能为扩大议会权力而进行斗争时，他们才处于舞台中心。

宪政符合前官僚及专业人员的利益，因为它给他们合法的政治职务，而又不使政治舞台向低于他们的集团开放。但除此以外，宪政在世纪交迭之际及进入20年代以后，对许多中国人也具有启迪思维的意义。首先，西方专家的自信给他们留下了印象。为中国政府当了几年宪法顾问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政治学教授韦罗璧写道：“折磨中国人的政治动乱……主要不是由于普遍缺乏维护自治或政治监督的代议制方案的能力，更多的是因为他们一直试图在基本上不完善的宪法下管理他们自己”。①

这种看法具有20世纪20年代西方政治学的特色，它落在了肥沃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土壤上。西方的声望和自信、中国某些集团想通过向西方国家看齐以取得国际社会承认的愿望，以及立宪政权在成为世界强国方面的显着成就，这些仅仅是仿效西方的较明显的动机。科学主义也是中国思潮中的一种时尚——对现代科学的机械论的说法能解决人类问题的功效的信心。正如“科学”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及中国的吸引力部分地在于它所宣称的与科学征服自然的能力的联系，现代“政治学”也自称具有同样的第二手超凡魅力。就像几年后的马克思主义一样，立宪主义似乎通过科学地设计的民主，而把陈独秀所说的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联系起来了。

更根本的是，对宪法的信念与中国对意识在行动过程中的支配作用的根深蒂固的信念是一致的。孔子曾经主张，想统一帝国天下的统治者必先“诚其意”，明代有影响的新儒学家王阳明曾指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孙逸仙则简明扼要地说：“能知必能行。”②也就是说，如果对如何干一件事情有了坚定的意识，实际干这件事情就相对地没问题了。相应地，如果干错了一件事，解决的方法是纠正干事人有意识的思想。将宪法条款看成国民有意识的思想所“知”的东西，立宪共和国就没有不成功的道理。如果共和失败了，原因不是对其原则的掌握和支持不够，就是宪法文件本身有缺陷。

如果坚守这种“唯意志论”传统有助于使宪政似乎有理，那么预期它对国家富强会有贡献便使它无疑具有吸引力。在中国人眼中，宪法的作用是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联系在一起，从而激发人民为国家的目标作出更大的努力，发挥更大的创造性。许多中国思想家认为，旧中国的麻烦在于人民的被动性与狭隘的自私性。相反，在现代社会中，由于人民是统治者，他们将全心全意地献身于国家。“万其目，一其视；万其耳，一其听；万其手，万其足，一其心；万其心，一其力；万其力，一其事，其位望之差别也万，其执业之差别也万。……心相构，力相摩，点相切，线相交，是之谓万其途，一其归，是之谓国”。①这种作为供能器的宪法的主旨，在保罗·科文的意译文字中，与孟子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得道者多助”、“仁者无敌”。②宪政可以被看作这样的“道”。它可能获得的大众的支持将是中国富强的关键。

① 关于支持以下主张的例证，见内森《北京1918至1923年的政治斗争》，第13页。

① 汪一驹：《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1872—1949年》，第147页。

① 张朋园：《清季咨议局议员的选举及其出身之分析》，《思与言》，5.6（1968年3月），第1439—1442页。

① 韦罗璧：《中国的立宪政府：现状与展望》，第33页。

② 孔子语引自内森：《北京1918—1923年的政治斗争》第21页。王阳明语引自戴维·S.尼维森：《王阳明以来中国思想中的“知”与“行”问题》，载芮沃寿编：《中国思想研究》，孙逸仙语引自邓嗣禹与费正清编：《中国对西方的反应：1839—1923年文献概览》，第264页。

① 梁启超语，引自张灏：《梁启超和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变，1890—1907年》，第100页。

② 科文：《王韬对变化中的世界的看法》，载费惟恺、罗兹·墨菲、芮玛丽编：《近代中国史入门》，第160页。

北京政府

北京政府

在1916—1928年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内，北京政府在1912年临时约法的基础上进行工作。虽然临时约法的缔造者打算把主要权力给予内阁，但它含混不清，足以助长总统、总理和议会之间的不断争执。

总统由国会选举，任期5年，有象征性的职责，有可能具有国家元首的声望；他的品格和派系的支持决定他能否将象征性的职责转变成实际的权力。内阁应该“协助”总统，管理各部，副署总统的命令和法规，在国会中回答质询。内阁通常由各派系分得职务的人组成，实际上很少发挥决策机构的作用。尽管总理缺乏专门规定的宪法权力，但是通过他在挑选内阁并引导国会批准内阁方面的作用，通过他自己一派的人控制一些要害部门，如陆军、财政、交通和内务等部，他有时能够控制政府。最后，国会由众、参两院组成，议员任期分别为3年和6年，它不仅有权选举总统、副总统，批准内阁，还有权批准预算、条约和宣战，有权质询和弹劾。由于经常性的派系倾轧，以及在中国政府中起相对陌生的作用，国会除了默从或阻挠，很少有能力做更多的事情。表37列出了民国初期的国会及其他国家级立法机构。

在临时约法下，国会的主要任务是起草永久宪法。在若干年内，连续几届立法机构都为此任务而工作，回到了在清末的辩论中及在袁世凯统治时期中提出的许多问题——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立法权力与行政权力、广泛的政治参与与有限的政治参与（见第4章）。在1913—1914年的会期中，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准备宪法草案，在1916—1917年的会期中，这一工作又继续进行。1917年，同时成立了两个政府，一个在北京，另一个在广东，都声称要执行临时约法，并且都在制订宪法草案。最后，原来的那个（或称“旧”）国会于1922年再度召开，它产生了1923年10月10日的“曹锟宪法”（因由曹锟总统颁布而得名）。1924年的一次政变将曹锟赶下台后，一份临时文件《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取代了那份宪法，同时召集宪法起草委员会再作努力。1927—1928年张作霖政权为自己准备了一份替代宪法的文件，

表37 民国初期国家级的立法组织

资料来源：刘寿林：《辛亥以后十七年职官年表》，第486—487；内森：《北京1928至1923年的政治斗争》，第183页。

名为《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令》。

在北京政府行将垮台时，它曾宣称自己是正统的，即使在一个越来越受到混战的军阀们控制的国家里，正统性也使它占有重要地位。直到1923年，即使不是更晚，许多舆论的领导者，在叹惜政治家的不和与腐败时，还吐露出对宪法秩序最终成功的希望。每个大军阀都在国会、内阁或政治报刊中扶持派系的盟友或追随者，可能的话，还要发展与总理和总统的良好关系。目标通常是取得正式的委任（如一省省长），以使自己对地方的统治合法化。

北京地位重要的第二个原因是外国的承认。尽管有各种分裂的表现，外国列强坚持认为只有一个中国，而且首都是北京——直到1928年。列强一般都坚持通过中央政府的外交部正式交涉问题，即使这个问题完全属于局部范围。铁路及条约口岸机构许多肥缺的委派，即使地处军阀控制区域，也需要北京的认可，因为它常涉及外国的利益。最后，外国使馆的存在对这座城市提供了某种实际保护：1901年的《辛丑条约》实际上规定，军阀对北京的侵犯或对北京—天津铁路的占领可能引起外国军事干涉，尽管在这一时期未行使这一特权。

北京影响力的第三个根源是财政上的。在北京的财政中，税收只起很小的作用。汇款甚至在袁世凯去世前就已开始减少，以后更缩减到微不足道的水平。外国的承认对财政有较大影响：借款的能力。中国政府以自然资源为抵押从国外借款，如1917—1918年1.4亿日元的“西原借款”。政府也在国内借款——从1913年到1926年发行27种债券，筹款6.31亿——部分借款以盐税和关税为担保，这些税的征收由于有列强参加，从而避免了军阀的干预（列强对征收关税的参与比对盐税更全面）。除了主要的外国贷款和发行的国内债券以外，还有国库券（长期、短期）、银行贷款、几个特殊的部承担的担保款、拖欠的工资及其他债务，其总额从未计算过。筹款变得越来越难，没有大笔外国贷款和以关税和盐税作担保发行某些国内债券（总是抱有希望，虽然通常是失望的），政府是否能在国内借到一小笔钱，是令人怀疑的。

借来的钱用于政治活动（付给议员和新闻工作者酬金），以及与北京统治者结盟的军阀军队。与此同时，政府部门急需资金。工资拖欠不发；教师、警察和官吏罢工，示威，为了生存而受贿和从事第二职业。在这种形势下，完成任何一件有益的行政管理工作都是不平常的。但仍有迹象表明，在这段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一些部的工作相当有成效。

在教育部的集中领导下，初级、中等、高等教育的水平有了提高，入学人数也增加了。①司法部之下的法院系统一直不完善，并且未充分发挥作用，但享有正直的声誉，在法典编纂和监狱管理方面也取得了进展。内务部领导下的北京新式警察保持了极高的专业水准，以致北京在1928年曾被描述为“世界上治安最好的城市之一”。②尽管军阀企图干预，交通部的铁路、电报和邮政业务仍能赢利，且相当可靠。我们需要透过这些表面现象对官僚政治进行仔细的研究，以便看清在这样一种充满敌意的政治环境中，官僚机构的固有传统和西方的技术与专业标准的结合是如何幸存下来的。

北京各部中最有效的——又是遭到同代人和后代人最猛烈抨击的——也许是外交部。在一个军事上、经济上都无力保护自己的国家里，部里的世界性的外交家——像顾维钧和颜惠庆这样的人——为国家的利益顽强地推行收复权利的工作。中国1917年对德国及奥匈帝国宣战，从而废除了它们的治外法权，终止了向它们支付庚子赔款，还赢得了暂停向协约国支付庚子赔款的5年期限。尽管中国的宣战纯粹是名义上的，宣战还是给了它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1919年巴黎和会的荣誉。凡尔赛和约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交给了日本，使中国人深感失望，但中国外交官已在国际舆论的法庭上赢了分。在1921—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日本被迫同意撤出山东。此外，英国同意归还威海卫，九个强国宣布将尊重中国主权；关税提高至5％，还订立了关税最终自主和废除治外法权的条款。中国在1924年的中苏协定中得到的更多：俄国放弃治外法权、在天津及汉口的租界和庚子赔款。甚至在1926年北京政府濒临崩溃之际，外交部还说服列强派代表参加一次关税会议。这次会议毫无成果地解散了，但详尽阐述中国立场的文件构成了南京政府1928年成功地宣布拥有关税自主权的基础。所有这些成就背后的艰难的谈判尚有待研究，但导致1924年中苏协定的谈判是个例外：研究这次事件的专家的结论是，外交部“有着比大多数人所了解的更大的权力和独立性、更大的连续性、更好的人才、更明确的政策和民族感更强的动机”。①

① 伍德海编：《中华年鉴，1926—1928年》，第407—410页；关于司法部，见第753—768页；关于交通部，见第269—385页。

② 《纽约时报》，1928年12月30日，引自戴维·斯特兰德：《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政治秩序与公众的抗议》（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1979年），第43页。

① 梁肇庭：《中苏外交关系，1917—1926年》。

现代银行的政治作用

现代银行的政治作用

民国初期直至20年代，北京政治活动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特点，是条约口岸的现代中国银行卷入政治。在中国的金融界中，这些银行遭到外国银行在条约口岸的分行及钱庄的夹击。这两种类型的机构比中国的现代银行有更大的财力。27家外国银行及其在中国的分行，掌握着3或4倍于119家（或更多）中国银行的资本。它们实际上垄断了有利可图的外汇和外贸市场，还享有发行货币的特权，并收存每年数亿元的盐税和关税收入。它们得到中外商人同样的信任，在条约口岸招揽大批金融业务。另一方面，数不清的钱庄牢牢地占据着国内货币汇兑、证券投机和短期贷款的市场。单个钱庄规模不大，但它们的资本总额大于现代银行，并且由于有固定的业务渠道，它们比现代银行有更好的变现能力。实际上，钱庄是现代银行的短期资金的来源。

现代银行在民国初期财力不足。根据现有资料，119家现代银行总计拥有3.5亿元核准资本，能筹措到的实缴资本仅1.5亿。①由于缺乏公众信任，它们不得不通过发行纸币（如果能得到政府批准）、以高息向钱庄借款、以高息接受储蓄存款的手段，吸收它们极为短缺的流动资金。于是，为了偿付高息存、贷款，为了支撑币值，银行被迫寻求高利润的，因而是投机的投资机会。政府公债和国库券是这种投资的重要部分。

随着其他财源的枯竭，政府日益依赖国内资金市场。1915年下半年袁世凯称帝时，一些省份的反应是宣布脱离北京而独立，国内税款收入急剧下降。1918年，日本新组成的原敬内阁抛弃了前任内阁向中国提供大量担保条件少的贷款政策。1920年，由外国银行家组成的国际财团，成了实际上延长对中国政府的财政抵制的手段（见第2章）。作为这些事态发展的结果，国内信贷对连续几任极少成功希望的财政总长的筹款活动，越来越重要。但是，从1919年发行八年公债开始，银行家们对政府证券的热情减退了。政府负债累累，已经没有可以保证新公债的可靠收入，政局变幻莫测。银行家能够为小笔预付现金而向政府强提苛刻条件。政府在上海出售剩余的第一年公债的价格是每100元面值21.50元，未售出的七年公债按每100元54元出售。银行对政府的大批短期贷款月息为16—25％，以未售公债面值的20％作为担保。从1912年到1924年，共向银行售出价值46740062元、偿还期为1年或2年的国库券，价格仅为面值的40％，在政府偿还它们时，给银行的资本报酬率相当可观。

于是，现代银行就成了政府债券的主要持有者。这些债券常以银行自己的钞票按面值的一定比率购买，但它们可能永远也兑现不了，它们的价值可能会一直跌下去。另一方面，一些消息，如公债又有了新的担保、要为兑现部分公债举行一次抽签、或要任命一位新财政总长，会使市价上扬。公债的市场价格如此剧烈地涨落，可以证明它们是有利可图的投资。然而，要在投机中成功，就有必要预测甚至影响市场的活动。这需要与政治密切联系。

总行设在北京和天津的现代银行，与北京政治活动的关系最密切。（上海的银行也从事政府公债的投机，但它们的业务重点是票据交易和工业投资；其他条约口岸的银行与当地政治活动的关系比对北京政治活动的关系更密切。）典型的北京或天津银行的董事会是精心组成的，其核心是一些与各政府派系关系不错的职业银行家。此外还有一些与这个或那个政治团体关系更密切的、有银行或其他金融方面经历的人。这样平衡的目的是想使银行获得关于决定债券市价涨落的政治内幕的情报，并结识政府中能获得和保护特权的朋友，而又避免当政局变化时可能导致银行得不到保护的单一方面的政治效忠。

随着政府1919年以后越来越穷，银行及在银行业有影响力的政治派系的政治力量增强了。交通系（下面还要谈及），作为内阁命运的特别强有力的主宰者，形成了。同时，在总体上，银行坚持它们对政府的利益的能力得到了加强。全国银行公会1920年12月在上海开会，决定拒绝继续购买政府公债，除非政府“重新调整”偿付旧公债的财力。政府对此的反应，是在1921年3月3日的总统令中，将关余拨入由总税务司安格联爵士管理的称为整理公债基金的偿债基金。第一、第五、第七年的长期公债及第八、第九年的公债（后来又加上了其他债券）按面值的一部分重新作价，并兑换成两种新发行的债券，这两种债券的偿还金是由上述基金担保的。

整理公债基金的设立，对银行家是一种照顾。对债券的重新作价低于其面值，但这无关紧要，因为银行当初购买它们时就打了大折扣。现在，只等贷款偿还基金偿还这些债券，银行就能收到两倍于过去付出的款项。或者，如果它们想做债券交易，也能以高于买入的价格卖出。政府的信誉也有加强，尽管政府任何一种新债券的发行现在都必须安格联爵士应允。

① 资料见内森：《北京1918至1923年的政治斗争》，第74—90页。

派性和私人关系

派性和私人关系

北京政府在制度上表面是立宪的：立法、行政和司法的职能由法律予以区分，决策按规定程序制订。实质上则是派性的：由个人的部属组成，越过法定制度的界限而取捷径，每个派系都以一位特定的领袖为中心，由他个别吸收的对他个人忠诚的追随者组成。

在组织这种派系时，政治领袖始终注意那些能干、政治上积极而可靠的有前途的人。对可靠性的判断，在极大程度上受“关系”这种观念的影响。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社会是由父子、君臣、夫妻、师生之类有明确义务关系的网络构成的。信任与自己有确定关系的人，比信任仅仅是相识的人要安全得多。即使关系较远，它也有助于为人们的交往带来稳定性：它区别交往双方的尊卑，并包含一方有权向对方要求或期望什么东西的可靠惯例。

当然，血亲或姻亲的关系极为重要，尽管这个亲属无政治经验，也会给他一个不是敏感职务的挂名差使。另一种重要关系是来自中国同一地点同一地区的人之间的关系。由于这个国家的语言和文化差异，远离家乡的广州人或安徽人在北京很容易抱成团。其他的效忠中心是由教育过程产生的：那些受业于同一教师的人，毕业于同一学校的人，或1905年前在同一年通过科举考试的人，他们视彼此为同学，这是一种比兄弟还亲密的关系。这些同学还对他们过去的老师和监考人负有毕生忠诚的神圣义务。与此相似，从官僚生涯中滋长出了与前同事或上司的关系。除了这类自动形成的关系之外，或作为这类关系的替代，一个人还可以通过师徒关系、保护人被保护人关系，或结拜兄弟的关系而使自己与另一人挂上钩。

以广泛的关系网为基础，杰出的政治领导人在自己周围集合成由能干、忠诚、地位优越的人组成的派系。在共和宪法规定的不熟悉的社会中，领袖们越来越多地依赖他们的派系来继续开展政治活动。

最有影响、最复杂的派系之一是段祺瑞（1865—1936年）领导的。段于1887年（应为1889年——译注）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炮科，去德国深造后，成为炮队统带，兼任袁世凯训练新建陆军（见第11卷第10章）的小站炮兵学堂总办和主要授课人。由于他在小站的重要作用，新建陆军大约一半的军官，包括民国初期华北许多重要军阀，都是他的学生。段祺瑞作为安徽合肥人，与家乡这个大政治天才库有着联系，那个城市的儿女们显示出了浓厚的地方主义色彩和政治上的非凡本领。虽然段是位将军，但他的政治基础，不是军阀式的对军队的直接指挥或对土地的控制。他的影响是以资历、声望和本领，特别是以他的大批个人追随者为基础。

民国时期，段祺瑞的势力通过他的追随者，遍及政府的许多部门——参战军（后称边防军），内务、财政、交通等部，国务院秘书厅，京汉铁路，官办的龙烟铁矿公司，大理院。本文特别感兴趣的是，段祺瑞如何通过他的两位亲密伙伴王揖唐和徐树铮组织的称为安福俱乐部的国会团体，而将自己的势力打入1918—1920年的国会。王揖唐与段同为合肥人，是段的被保护人。徐树铮是段在清末提升为助手的年轻军官（安福俱乐部的介绍见后）。

民国另一主要派系是交通系。它起源于清末的邮传部（1906年设立）。由于修建或赎买铁路、扩充电报系统、组建交通银行，财源滚滚而来，该部成为具有政治、金融势力的重要机构。袁世凯的追随者担任该部及其各机构的各级职务。梁士诒（1869—1933年）是其中之一，他从1906（应为1907年——译注）到1911年占据部里也许是最重要的职务——铁路总局局长。根据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稍后的描述，梁士诒“被认为是在北京仅次于袁世凯的最能干、最有影响力的人。……一个广东人，身矮体壮，长着拿破仑式的大脑袋，他很少说话，但他一旁的插话表明他总是在讨论中先行一步，这一点也通过他尖锐的提问反映出来。当直接向他提问时，他总是能对任何问题给予清楚而连贯的说明”。①梁士诒的经济势力如此强大，以致他的同代人称他为“财神”。

从1906年到1916年，梁担任过一系列政府高级职务。在此期间，他在交通官僚机构中营建了一张势力网，这一势力网在他从政府引退后仍继续存在。例如，梁的追随者叶恭绰曾任铁路总局局长、交通银行总理、交通次长（1913—1916年，1917—1918年）及交通总长（1920—1921年，1921—1922年，1924—1925年）。梁的另一追随者权量曾任吉（林）-会（宁）铁路督办，主管过吉（林）—长（春）铁路，并几度出任交通次长及代总长。还有许多其他追随者。

交通系在金融界的影响是它权势的另一方面。对交通银行的控制是关键，交通银行起政府银行的作用，然而却由私人投资者控制。梁于1908年建立该行，作为邮传部管理铁路、邮政、电报和航运运营资金的机构。1914年，它被授权发行货币，并与中国银行共同管理国家财政。尽管该行在政界有势力，享有特权，但1914年后，其股票的70％为私人股东持有。梁士诒通常控制政府股份，并通过他在董事中的朋友控制大部分私人股份。除了交通银行以外，梁还组建了其他几家私人银行，包括中国最重要的一些银行（其中有金城银行、盐业银行、大陆银行和北洋保商银行）。根据一项资料，梁士诒及其伙伴在政府20年代初欠有债务的大多数国内银行中有股权。①大约在1920年，梁担任内国公债局总理，该机构是为重新调整内债以恢复政府的信誉而成立的，梁的助手叶恭绰和周自齐分别任交通总长和财政总长；梁本人不仅是交通银行的董事，还在6家私人银行（其中有3家是一个向政府贷款的财团——内国银行团的成员）董事会任董事；交通系的其他成员在这几家银行及其他几家大银行中担任董事职务。

这些例子表明民国初期派系活动的某种多样性。其他派系具有更强烈的军事性（曹锟、吴佩孚的直系，张作霖的奉系），还有一些派系主要由国会政客和报人组成（研究系、政学系）。总之，最成功的派系全仗着人多势众、随机应变，才在政府的更换、军事和财政命运的变动中幸存下来。

主要由派系组成的政治体制可能披着立宪主义的外衣，但现实的政治斗争必然是派系之争。由于更多地以对个人的效忠而不是对体制的效忠为基础，派系的规模仅限于领导人亲自培养或通过最接近的助手培养的三二十人。接下来，可能再由这些追随者去指挥最底层的广大士兵或各部门的职员，但对这些人的利用仅限于派系成员有权指挥他们的期间。哪一派也不可能形成压倒的力量以压制敌对集团，并获得对政府的长期控制。即使某派领袖设法得到了总统或总理的职位，其对手仍将在各部、国会、银行或地方军队中保持他们的立足点。从这些据点里，他们将团结起来共同对付统治的派系或联盟，发表猛烈抨击的言论，制造谣言，扣压资金，阻挠军事联合，直到时机成熟，便用行贿或政变的手段强行改换政府。同时代的外国人常将民国初期的政治活动看作“喜剧”。事实上，这些都是宗派主义的政治活动，按其自身逻辑发展，并在发展过程中破坏了宪政的结构。

① 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在中国》，第95—96页。

① 《北华捷报》，1922年2月4日，第289页。

1918年安福国会的选举

1918年安福国会的选举

对1918年国会选举的研究表明，在相对来说的早期阶段，宪政的形式和宗派主义的现实相互渗透，那时二者看上去尚能共存。1917年6月13日，在守旧的将领张勋力图使清帝复辟的短暂过程中，1913—1914年选出的民国第一届国会第二次被解散。张勋被效忠段祺瑞的力量逐出北京，段复任国务总理。段祺瑞以前在内阁任职时，将国会视为眼中钉，现在他决定换掉它。他的借口是，击败张勋复辟是再造民国，应当遵循辛亥革命的前例，召集临时参议院起草新的国会组织法和国会选举法。选举新议会将给民国一个新起点。只换国会不换总理，当然说不过去，南方5省拒绝参加。然而，临时参议院还是于1917年11月10日在北京召开了。由段祺瑞的追随者及结盟派系成员控制的临时参议院制订了选举人数更少、更顺从的国会的条例。

选举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选各省的选举人，他们稍后开会再选举国会议员。例如，在江苏省，众议院初选和复选的日期分别定在5月20日和6月10日，参议院初、复选日期为6月5日和20日。第一阶段众议院选举，被英国驻南京领事翟比南描绘成“一次腐败和流氓作风的真正胡闹的活动〔原文如此〕①”。他写道：“选票行情和日常的市场涨落一起记录在当地报纸上，就像一件可买卖的商品，与大米或豆饼或其他商品的地位相等。”选举监督截留大批本应分发给已登记选民的选票，填上假选民的名字，投入票匦，或雇佣“乞丐、小贩、算命先生、农民及诸如此类的小人物”投票，这些都非罕见。另外，选举助理也可以将一批选票卖给候选人，由他按同样方式处理。有些候选人由于未能买到足够的选票，就雇佣流氓到投票站去抢。还有候选人付钱给另一些候选人，让他们退出竞选的例子。翟比南报告说，在第一级参议院选举中，情况较为平稳，因为选举人较少，更容易收买所有选票。②

在第二阶段选举中，候选人“开始认真地竞相出价”，在此阶段，众议院的选票从150元至500元不等。因对选票价格争论不休，选举一再推迟。我们有来自天津的报告，如果说江苏的城市与天津有什么相像之处的话，那就是茶馆、酒肆和妓院的生意，由于候选人招待潜在的支持者，以及利用那里的房屋商定选票交易而从每年春节后的冷淡中恢复过来了。天津的作家问道：“谁谓选举无益于小民哉？”③

段总理的选举机器安福俱乐部，在江苏有一个分支机构，称为“雅园”，大概是根据安福系的使者们在南京款待未来的支持者及用金钱换选票的那座建筑物的名称而得名。翟比南报告说，尽管“该省大部分人强烈反段”，第二级众议院选举的结果是，安福俱乐部赢得了3/4的议席。①安福系在江苏的主要对手是研究系。在众议院选举中行动不力之后，研究系作出“极大的努力”以赢得一些参议院席位，多亏其盟友、江苏督军李纯发起的“虽不引人注目却是强有力的竞选运动”，它才在复选中在参议院设法收买到了几个议席。②

据报告，每位参议院候选人的选举费用为4万元。安福俱乐部在江苏的投资，据一位观察家的估计为10万元，据另一位观察家的估计，仅参议院选举即达16万元。③安福俱乐部，由于向无力收买议席的候选人提供经济援助，和让不接受经济援助的候选人在它的旗号下当选相比，能够保证它在未来国会中得到更忠诚的支持。

尽管安福俱乐部在其他省份也花费了大笔金钱，但很少地方出现江苏那样无把握的结局。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爵士在报告中只是稍加夸张。“各方面的结果都符合控制选区的军事领袖的意见”。④当然，议席带来的利润和荣誉，甚至足以在主宰当地的地方军阀的拥护者们当中，激起竞争而买卖选票。但在大多数省份，只是省代表团的准确组成不明确。其政治上的结盟是事先确定了的。

在向新国会派遣代表团的17个省中，13省的军阀与段祺瑞结盟。这13省中，有11省的代表团实际上加入了安福俱乐部，成了它的组成单位，并在对家乡军阀的愿望作出反应的领导人带领下，作为一省、二省或三省集团或代表团在俱乐部内活动。两个与段结盟的军阀控制的省在其代表团中显示出强大的非安福力量。3个由支持段的对手冯国璋的军阀控制的省及中立的浙江省，也产生了混合的代表团。特别行政区蒙古、西藏、青海和所谓“中央选举会”（分为6部，由少数名人在北京组成）的代表团中的亲安福势力极强，因为它们都是在中央政府的直接影响下选出的。

简言之，安福俱乐部赢得了重大胜利。在470席的国会中，安福系控制342席。其余128席中，研究系控制约20席，交通系也许占50—80席，其他席位由无党派独立候选人占有。

随着议员们1918年8月到京，各派建立了俱乐部，以便联系和动员。在以后两年内，俱乐部将是国会里的主要组织。最大的当属安福俱乐部。它的总部一直在北京的安福胡同，秘书处设在一个更宽敞的场所，可以在那里召开全体会议。秘书处分5个部门，每一个部门又分若干科室。每个部门都由一名俱乐部的领导成员监督，科室则由指定的俱乐部官员管理。

为了内部管理，俱乐部章程制定了详细的制度。有评议会、议员会和政务讨论会。但实际上，俱乐部由少数几个创办俱乐部并控制其资金的小团体操纵。俱乐部的决策是在这个集团的成员当中和他们与其俱乐部外的政治盟友之间的非正式商议中作出。然后，省代表团的领导再将决定传达给在北京各处的省招待所举行的各代表团的非正式会议。这些会议将调处任何问题，所以当俱乐部正式召集决策会议时，会上通常只有领导人的发言及几乎无异议的象征性投票。

领导层很有能力，以致剥夺了议员们指望从总统、副总统、议长、副议长候选人及内阁职务的被提名者那里得到的贿赂收入的相当部分。在缺少大笔贿赂的情况下，议员们的收入来自他们每年5000元的政府工资，加上作为津贴的每月从俱乐部收到的300元，该款以支票形式支付，只能在俱乐部的会计部门兑现。俱乐部还另付300至400元给省代表团的领导们及担负其他重要工作的议员们。一些知名议员的收入还要加上政府闲职，如各部的顾问职位或政府的谘议委员会的职务的工资。此外，安福议员常可以在众议院秘书厅因任人唯亲而臃肿的机构中安插自己的亲戚和朋友。因为俱乐部成员不能通过惯常的受贿方法补偿在议席上的投资，他们不得不竭力维持俱乐部在国会的优势，以使其领导能保住势力和政府职位，那是月津贴和干薪的根本来源。俱乐部在国会的优势因而有助于加强它在国会耍花招时的内部纪律。①

安福俱乐部的纪律以及它在国会的优势，使国会的活动更加顺利，在这种意义上有助于宪政发挥作用。选举总统是国会的主要任务之一。1918年9月4日，国会几乎一致推选段祺瑞支持的候选人、前清官僚徐世昌。这次选举是民国早期唯一和平的、符合宪法的总统接替。经过反复讨价还价，国会还批准了新总理和内阁的提名，这届内阁是民国早期少数几届经过国会全部批准手续的内阁之一。众、参两院还产生了各自的议长、副议长。但是，交通系和研究系的随机应变的花招阻止了安福系的副总统候选人当选。职位安排问题一经解决，国会就完成了其基本任务。安福俱乐部仍被保留，并不时为段祺瑞的皖系所利用，直到1920年7月直皖战争后国会被解散为止。

① 原文附注——译者。

② 外交部档案228/3279，《截至1918年7月31日的南京情报季度报告》，翟比南，无日期，第15—23页。

③ 南海胤子（笔名）：《安福祸国记》，1，第34页。

① 外交部档案228/3279，《截至1918年7月31日的南京情报季度报告》，第24页。

② 外交部档案228/3279，《截至1918年7月31日的南京情报季度报告》，第24页。

③ 同上；外交部档案228/2982，急件67，1918年6月18日，翟比南致朱尔典，第2页；外交部档案228/2982，急件72，1918年6月29日，翟比南致朱尔典，第2页。

④ 外交部档案371/3184，162951（f16666），急件351，1918年7月24日，北京，朱尔典致贝福，机密。

① 关于安福俱乐部的组织，见内森：《北京1918至1923年的政治斗争》，第106—110页。

宪政理想的衰落，1922—1928年

宪政理想的衰落，1922—1928年

很难确定自由共和国从有活力的理想变成遗忘了的目标的日期。也许中国人对于宪法制度下政治家的正直诚实的期望高得不切实际。正常的政治妥协被视为背叛，策略上的转变被当成缺乏原则的证据。然而，新的开始仍能使人重新抱有希望。1916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就任总统便是一例，1918年安福国会的选举推选徐世昌为总统则是另一例。但宪制第三第四次恢复又失败，对宪政幻想的破灭感是深刻而普遍的。原因之一也许是1922—1925年北京的种种事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严酷地暴露了宪法伪装后面的派系政治的现实。

宪法恢复又衰落的第三次循环始于1922年春第一次直奉战争（见第6章）后不久。直系（以曹锟和吴佩孚为首）希望将其对奉系的胜利扩展成它领导下的全国统一，他们及其盟友发了一系列通电，要求徐世昌辞去北京的总统职务、孙逸仙辞去广州的总统职务，并提出在黎元洪领导下“恢复法统”。（黎于1917年被张勋赶下台，导致现在被直系宣布为违宪的安福国会的选举。）在接受职务之前，黎元洪要求军阀们同意“废督裁兵”的政策。在这一点上意见一致后，黎元洪来到北京，为此目的发布了一系列命令和任命。有些军阀甚至将自己“督军”的头衔改为“军务善后督办”。黎元洪还采取行动以裁撤冗员，惩办腐败，恢复政府信誉。①

黎最主要的成就是任命包括若干有声望、有现代化意识的律师、外交官和教育家的所谓“好人内阁”。新的财政总长是在牛津受过教育的罗文干，他从最高法院辞职后加入内阁。罗通过重新谈判所谓奥地利借款、减少现有政府债务的2亿英镑并得到一张供政府立即使用的8万英镑支票，很快证明了他的能力。由于涉嫌非法程序及个人贪污，根据总统令，罗于1922年11月18日午夜被捕，这是一次戏剧性的震动。

争论罗文干有罪还是无辜的文章充满了报纸。似乎众议院议长、副议长18日晚曾访问黎总统，提出罗的若干罪状，并提出贪污的旁证。黎元洪当即冲动地（也许是非法地）发布了逮捕罗文干的命令。尽管黎很快就后悔，但他不能收回成命；内阁辞职，罗的案子被交到法院，一年半后，他被开释。

这一事件的根源是好人内阁未能利用国会政治（黎元洪复职后马上恢复了“旧”国会）。该届内阁由于采取了“超越党派”的立场，未与国会派系发展关系并向有军阀作后台的议员提供足够的资金。国会曾试图以质询和弹劾案困扰内阁。两位议长也许没想到，黎元洪的幼稚行为会使他们针对罗总长的花招像事实上那样是毁灭性的。

黎元洪设法任命了接替的内阁，继续当总统。但吴佩孚的上司、直系领袖曹锟越来越急于自己当总统。甚至在1922年底，他的代理人就开始组织政治俱乐部，以便在国会为选举拉票。①1923年初，当孙逸仙回到广东，领导致力于从军阀主义下解救中国的新的军政府时，这一问题尖锐化了。然而，对在黎元洪任期内有无任何机会上台存在重大疑义，不论曹锟或国会都未采取行动召集总统选举。

1923年6月6日，4位忠于曹锟的内阁成员突然提交辞呈，指责黎总统对内阁职责干预过多。这迫使内阁总辞职。随后几天，北京驻军的官兵在总统府示威，索要军饷；警察罢岗；“市民”有组织的示威包围了总统府；驻军及警察的指挥官提交辞呈。6月13日，正值1927年黎元洪屈服于张勋政变6周年之际。遭围困的黎元洪逃出北京，宣布他打算在天津继续行使总统职权。但他的列车在杨村被驻在那里的曹锟集团的一个将领拦截。在离京后约9小时，黎元洪于午夜签署了一份辞职声明。尽管他在抵达天津英租界得到保护后，立即否认了该声明，北京还是成立了看守内阁，在选举继任者之前接管总统职责。

然而，新的障碍又出现在曹锟面前。在政变中及政变后，国会的法定人数走散。对曹锟的野心怀有敌意的政治领袖——满洲的张作霖、浙江的卢永祥、南方的孙逸仙，以及其他的人——撤回了他们在国会的支持者，而其他议员已在惊慌中逃散。公布的一项文告称，要将国会迁往上海，黎元洪将在那里重整旗鼓，另建政府。还提供了一笔资金，以负担议员的赴沪路费及在沪的食宿开销。

为了在北京重新组织法定人数，曹锟的助手们提出针锋相对的建议。北京将支付从上海返京的路费，每周还有一笔参加国会非正式讨论会的慷慨酬金；将修改国会组织法，使在国会的任期不再是有限的一段时间，而是无限期延长，直至选举新国会为止；选举总统前先完成宪法；总统选举时每位议员将得到5000元谢礼。北京的国会人数逐步上升。

与此同时，黎元洪离开了天津。他抵达上海后发现，当地军阀不愿意冒险接待有争议的对抗的政府，他很快就去了日本。上海的替代政府就此垮台。在北京，国会的与会人数增加了。尽管“几乎完全没有公众关心的任何明显迹象”，①选举仍于10月5日进行。10月10日，曹锟就职。当天公布了中国新的永久性宪法。尽管该法拟订得很好，但颁布该法的肮脏背景损坏了它的效力。报章所揭露的每个亲曹议员收取5000元贿赂的消息，更加剧了公众对“猪仔议员”和新政权的厌恶。①

据估计曹锟为居住到被拘泥礼仪的沉闷气氛笼罩的总统府，花费了1356万元。他不是一位积极行动的总统。在未选举新国会时，旧国会仍召集会议，国会辩论有时发展成为混战。但这是家庭口角。正如英国驻华公使麻克类爵士1924年6月在报告中写的：“过去5、6个月中，北京的政治局势异常平静，并且……没有倾向于削弱或加强曹锟总统及中央政府的特别进展。”②

同时，导致北京另一次政变的军事活动日趋成熟。驻扎在北京附近的直系军事家冯玉祥接到命令，向北进军，迎战奉系。但与此相反，冯玉祥进了北京，废黜了曹总统，并要求结束敌对行动（见第6章）。

冯玉祥的政变显然使曹锟宪法失效。为拼凑一个可接受的政治框架，段祺瑞被邀再度出山。尽管段祺瑞在更大程度上是个政治实干家而不是理论家，他仍怀着国家团结和重订宪法的空想，对时代的需要做出反应。段祺瑞争辩道，又发生了一次革命，所以，他于11月24日就任“临时执政”，在拟就约法之前暂时集总统和总理职责于一身。新宪法的草拟过程空前复杂：首先，召开代表主要军事和政治势力的善后会议，为全国团结作出安排；然后，在善后会议确定的条例下召集国宪起草委员会；最后，国民代表会议开会，通过宪法。

段祺瑞的计划对厌倦的民众没有什么号召力，但有些政治家愿意参加。善后会议于1925年2月1日召开。

在历时3个月的会议上，160多位代表讨论了30多项议案，包括遣散军队、整顿政治、税制、教育经费、查禁鸦片，还有其他议题。会议通过的议案中有一项是召集国宪起草委员会（1925年8月3日成立，12月完成宪法草案）的规则和选举国民代表会议（但从未实行选举）的规则。同时，段执政又召集临时参政院，行使临时立法权。机构安排十分圆满，讨论十分严肃，国会活动十分认真，以致人们可能认为执政府的成员们没有看出在他们周围爆发的革命。

宪政抑制不了这时日益强大的野蛮势力。在革命的动乱中，北京又发生了一次政变：1926年4月9日，段祺瑞的贴身保镖被解除武装，段被免除了执政的官职。

在刚取得统治地位的军阀们争论邀请谁来就职时，北京在几个星期内不存在真正的政府。随后，建立了一系列摄政内阁，“行使执政权”。最终，张作霖解散了最后一届摄政内阁，于1927年6月18日任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他任命的内阁大部分成员是他的追随者。最后还要发表任命，分配资金，应付外交使团。但当国民政府的军队1928年6月8日进入北京时，中国的议会民主试验结束了。

变革的浪潮将富人和幸运的人冲到条约口岸外国租界的岸边。一位天津居民回忆道：“在社交上，生活……十分有趣、迷人”。以前的满族皇帝安逸地住在日租界一座大宅子中，前总统徐世昌在英租界的一所房子里欣赏文学和从事园艺。曹锟偏好独居，但在生日时也接待一些朋友。“段执政（祺瑞）相对较穷——事实上，他没有自己的房子，住在他忠诚的追随者之一提供的一所住宅里。他用一部分时间研究佛教，也喜欢打轻松的麻将……有时被问及中国内部纷争的原因，他总是给予佛教的解释，也就是说，这个国家正被派到地球上来的恶魔的古怪行为折磨，动乱将持续下去，直到恶魔被斩尽杀绝。”①

宪法未能像广大中国人期望的那样控制冲突，导致团结，对此，后来的分析家同段祺瑞一样迷惑不解。为什么会这样，至今仍有争议。有些人的解释是，管理政府的都是些自私、虚伪的政客，他们破坏了法律。另一种看法是，北京政府不过是地方黩武主义制度的一件外衣罢了。本章论述的是，宪法体制由于参与的分子热衷于派系斗争而耗尽了自身的活力。

① 内森：《北京1918至1923年的政治斗争》，第189—193页。

① 内森：《北京1918至1923年的政治斗争》，第201页。

① 外交部档案371/9812，急件586，1923年10月17日，麻克类致寇松。

① 关于“猪仔议员”及公众的普遍反应，见刘楚湘：《癸亥政变纪略》，第218—219页。

② 外交部档案371/10243，F2665/19/10，急件400，1924年6月23日，北京，麻克类致麦克唐纳，机密，第1页。

① 颜惠庆：《1877—1944年的东-西万花筒：自传》，第174—175页。

第6章 军阀时代：北京政府之下的政治斗争和黩武主义

第6章 军阀时代：北京政府之下的政治斗争和黩武主义

1916和1928年之间的时期通常叫做“军阀时期”，其政治可以从两种观点予以分析。从各省的观点需要对区域性的黩武主义进行研究，而从中央的观点则要求对北京的法制和军事斗争进行考察。这两种观点将有助于我们评价军阀主义在中国近代史中的地位。

从各省的观点看军阀和军阀主义

从各省的观点看军阀和军阀主义

最简单地说，“军阀”是这样的人，他掌握一支私人军队，控制或谋求控制一个地区，并在一定程度上独立行事。在中文中军阀是可耻的，意指没有多少社会意识或民族精神的自私自利的指挥官；有些人认为，由于在当时的军事首脑中所看到的各式各样的人品，“地方黩武者”是更不带褒贬意义的用语。别的一些人认为，军阀这一用语就其对文官当局的强暴和侵夺方面的涵义来说是更恰当的。不管怎样，是“军阀所行使的那种权力而不是他的目标形成了他的特点”。①由于许多主要的军阀拥有一省军事统治者的地位，“督军”一词大体上便被用做军阀或地方军阀的同义语。

军阀是形形色色的一批人，对于他们的品格和政策的最一般的概括也难以避免许许多多的例外。在袁死后的头两三年，那些最突出的人物都曾是清代军事机构中的高级官员，他们的道德价值观还固着于儒家的模型。例如段祺瑞（1865—1936年），如前一章所述曾是一个分布广泛的军人派系的首领。他在袁的政府中任陆军总长，袁死时是国务总理。①

冯国璋（1859—1919年）的经历在某些方面类似于段。冯也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并成为袁世凯建立一支新军的助手之一。在辛亥革命期间，冯在袁迫使宣统让位并成为总统的政治花招中，用他的军队帮助了袁。从1913年起他是江苏的都督。1916年他当选副总统，但仍留在他南京的总部。尽管冯缺乏段那种聚集追随者和激励忠诚的才能，但他有广泛的联系，并从1917年起越来越显露出是一个政治上的对手。②

一个更明显的传统拥护者是张勋（1854—1923年），他忠心耿耿地为满族人服务，从皇帝那里接受过殊荣。他命令部队保留他们的辫子，作为对朝廷忠诚的标志，并干预已经垮台的皇室的命运。外国人把他叫做“辫子将军”。1917年他曾使满族皇帝短暂地复辟。③

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期，第二代军阀开始出现，很多出身非常低下。例如冯玉祥（1882—1948年），他在19世纪90年代投军时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农家孩子。由于非常勤奋和幸运地与一个北洋军官的侄女结婚，还由于练兵的才能，冯在军事等级制度中稳步上升。他以中国传统的和近代西方的混合的学识教育自己。他于1914年接受了基督教，部分地是因为基督教和他在一定程度上的清教徒似的倾向一致，部分地是因为他懂得信奉基督教可能导致外国援助；在他一生的鼎盛时期，他以基督徒将军而闻名遐迩，他的部队因激昂地演唱基督教赞美诗以代替进行曲而出名。冯很相信儒家关于政治领导中道德力量的作用和政府对民众的责任的看法。他给他所统治的地区带来和平和秩序，并尽力以他的品德示范。①

张宗昌（1881—1932年）也出身微贱，但成为军队指挥官以前，野心曾导致他犯过轻罪和抢劫。他的种种政策和改良主义者是对立的，他在20年代中期成为山东督军时，把该省他能到手的所有财富都搜刮走了。他的军队以擅长“开瓜”，也就是劈开那些莽撞地向这位“狗肉将军”挑战的人的头颅而闻名。②

西式教育对陈炯明（1878—1933年）有较大影响。尽管在1898年前后的科举考试中得中最低等级的秀才，他却越来越转向西学，编辑一种维新报纸，并且在广东省的咨议局中很活跃。辛亥革命期间，陈组织一支军队，并且攻占惠州，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后来，当他统治广东时，他试图着手民主政治改革和教育改革。但和他赞同孙逸仙的事业相比，他更专注于广东的独立和他自己统治广东；1922年，他和革命家们分裂，最后被孙的伙伴们赶出了广东。①实用主义似乎曾是李宗仁（1891—1969年）的突出特点，他是广西的领袖之一。他出身于一个一度富有的家庭，进入广西陆军学堂，于1916年参加广西的军队。在20年代初期，广西因一打以上各自控制几县的独立军队之间连续不断的冲突而处于混乱之中。李和两个可靠的伙伴带领一支小部队参加了这场竞争；到1926年年底他们控制了全省。他们于1926年加入国民党，以一种开明而有实效的方式治理广西，在全国赢得了声誉。②

“学者军阀”吴佩孚（1874—1939年），是一个变成了军阀的儒家学者。他受传统教育，1896年成为秀才，一直到死始终是说得头头是道的儒家制度和社会准则的倡导者。吴于1903年毕业于袁世凯的保定军官学校，两年以后被派到北洋军第三镇。第三镇从1906年起由曹锟统率，曹锟是袁世凯最初网罗来训练北洋军的那批军官之一。在袁任总统期间，曹——而吴是曹的忠诚的追随者——利用第三师（第三镇）以推行袁的政治目标。1916年曹成为一个大省直隶（河北）的督军，这是一个很有权势的职位。吴分享了这种权势，不仅因为他是曹的忠诚副手，而且因为他本人是一个很有才能而又有主见的军事指挥官。虽然他从没有否定曹的领导，但吴是实际的军事领袖则是得到广泛承认的。③

在几百个军阀当中，只有少数被研究过。在我们能够有把握地对他们的价值观、策略或品格进行概括之前，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但他们全都掌握私人的军队，并且控制或试图控制势力范围。

军阀部队

“私人的军队”是不确切的，因为军阀部队有一个有组织的自治团体，使它们有可能为其他的指挥官完整无损地继承；它们并不因“私人的忠诚”而不可解脱地对单一的个人承担义务。实际上，当受到个人的政治利益驱使时，一个指挥官的最亲密的支持者们可能抛弃他。尽管如此，“私人军队”这一用语由于两个紧密相关的理由仍然是十分合适的。第一，是指挥官本人而不是他的上级的决断决定他的军队如何使用。忠于职守地将其部队带往上司命令去的地方的大部队指挥官，通常不是一个军阀；个人决定他的部队去和不去哪里的大部队指挥官则是一个军阀。界线不总是明显的，但区别还是实际存在的。因此，由其指挥官独立使用，由他个人随意支配，甚至用于反对他的上级的军队，在这种意义上，它就成了一支“私人的军队”。

第二，一个指挥官当他和他的一些主要军官之间的感情、忠诚或义务的私人关系与他们的组织关系部分地一致时，他更可能具有那种独立的权力。权力和服从、纪律和忠顺的等级制度在大多数中国军队中都存在，就军事组织来说被认为是正常的。实际上，在中华民国早期，军队可能是分裂最少的组织。但是，面临和其他军阀冲突的普遍威胁，在脆弱的政权机构和他们自身行动的可疑合法性的情况下，军阀们都谋求依靠中国传统长期推崇的这类私人关系以增强他们对他们的军队的权力。这类私人关系包括师生间终身的忠诚和互相帮助的关系。卷入军官培训的任何人都自然而然地建立了这类关系。此外，有时通过互相同意，这人就可以成为另一人的“学生”或“老师”，而不必实际涉及给予或接受教导。在中国，所有联系中最强有力的是家族关系，因此军阀们有时委派亲族成员到重要职位上去。婚姻关系稍弱一些，但也被利用。军官们常常培养有才能的年轻人，从而建立起一种保护人-被保护人的联系。从同一所学校毕业，尤其是同班级，在个人之间就建立起一种联系，正如来自同一地区就形成一种特殊亲密关系的基础。

军阀们利用这类私人关系以谋求他们的军官的忠诚，与此同时，他们的下属和这些下属自己的下级也常常有类似的关系。有些指挥官努力把第二层次的忠诚减少到最低程度，并把全部忠诚直接集中到他们自己身上，但难于予以消除。第二层次忠诚的格局在军队组织中等于一种弱点，因其让一个叛逃的下属得以带走他的追随者和士兵。这就是诱使叛逃在军阀冲突中成了重要策略的原因。

军阀军队的士兵主要由因贫穷而应募的农民组成。在整个军阀时期，配备武器的人数从1916年大约50万增加到1928年200万或更多。①有些人仅仅把当兵看成吃饭的办法，另些人则看做穷人和没受过教育的人获得成功的一个机会。尽管正式的规章规定了新兵的体格以及其他条件，还有当兵期限、薪饷等等，实际上的安排是很不正规的。大多数的军阀接纳他们所能得到的身体上看来可以干活的任何一个人。实际上，当兵似乎是无限期的，取决于一个人的家庭情况、健康状况和态度。有些指挥官发现难于给他的部队正常发饷。在最糟的军队里，不用说，有时会以掠夺的形式来发饷。战争是补充兵员的一种方式，因为得胜的军阀们照例把

Chapter_8

战败的部队收编进他们自己的军队，在那里他们一般似乎和在他们原来的部队中一样地发挥作用。到20年代晚期，中国士兵在三、四支不同的军阀部队中效过力，这并不罕见。

这些部队使中国军队得了极坏的名声。中国人把它们看做瘟疫：邪恶，破坏成性，冷酷无情。外国记者把它们描写成一群群无纪律的恶棍。老中国作家写的书传播这种种看法。中国军队解决问题只靠显示武力，避免实际的战斗。寻求一点薪饷和保护的农民新兵组成的军队，当力量悬殊显而易见时，当然会发现迅速撤退是显示英勇气概的较好办法。一个军阀为了避免战争，可能试图靠用“银弹”即现款劝说敌军官带人叛变。此外，军阀们通常并不急于把他们的部队投入战斗，因为那就导致了丧失部队的可能性。但是他们仍然无数次地打仗，其中许多次是极为残忍的遭遇战。一个告退了的军阀回忆说，当他还是年轻军官时，他在战斗期间奉派指挥一支留在后面的部队，受命射击从前线退却的任何士兵。①当时的战争因医疗设备极端缺乏，甚至变得更加残酷。伤员常常不得不依靠他们的朋友，或者依靠志愿的中国的或传教的医生；大多数军队没有做好护理伤员的准备。

控制地盘

对独立来说军队是主要因素，但不控制地盘也难维持。地盘提供可靠基地，再加上税收、物资和士兵。没有地方职权的指挥官必然是别人管区的一个客人。在这种不可靠而危险的情况下，他通常将不得不打仗以夺取地方权利，要不然就接受从属地位或不利的结盟。控制地盘也给予即使是最独立专横的军阀以一种合法性；为此目的而用了许多头衔：镇守使、巡阅使、护军使，等等，每个头衔为一个特定地方的特定军阀的活动提供合法根据。统治省城的军官一般是督军，但在有些情况下，他只控制了这个省的一小部分，实际权力分给了若干小军阀。

控制地盘涉及政府的责任，而军阀政府的性质和实力差别很大。有些军阀拥护“进步的”政治思想。在整个军阀时期统治山西的阎锡山以“模范长官”闻名，这个称号的取得，主要不是由于他施政的值得模仿的优点，而是由于他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使山西处于战争之外这一事实。阎提倡一些社会改革，包括废除缠足、有限度地改进妇女教育、改善公共卫生的某些措施。另一方面，他不能消灭省官僚机构的贪污腐化，他的政府的统治通常与士绅的利益是一致的，尽管他偶尔和士绅集团发生冲突。①

当陈炯明统治广东时，他设立新学校，为80多个学生在国外学习提供资金，沿着更民主的路线调整广州政府，促成了保证公民权的省法规和反对军人干涉民政的条款。冯玉祥在他的各省实行改革，涉及废除缠足、禁止吸鸦片到修路、植树以及逮捕贪官污吏。陈和冯两人都不能在省的施政中进行持久的改进，但他们的政策仍然反映了一种“进步的”倾向、一种对他们的好机遇和职责的意识。相反，1918到1920年的湖南督军张敬尧、1925到1927年的山东军阀张宗昌却以贪婪和敲诈勒索着称。

最“进步的”政策如果不能一直贯彻到地方一级，也没有多少意义。但是，军阀和地方当局之间关系的研究现在才开始，我们关于这个问题的大多数疑问还没有得到解答。在大多数省份里，省长与督军并行地任职，尽管在有些情况下两个职务由同一人担任。在理论上，省长的职权是管经济事项、教育、司法和财务，监督下级官吏。但在事实上省长通常完全从属于督军。

既然在这一时期军队地位突出，如果军队的军官在地方政权中起重要作用，如果行政机关的低层和上层一样变得军事化了，那是不足为奇的。有迹象表明，出现了这种情况。在吴佩孚控制河南的鼎盛时期，1923年，144个地方行政长官中有86人参加过军队工作。24人曾是吴的直属下级；另37人曾是他的部下的工作人员；25人曾在其他军队供职。这些人并不是都当过前线军官；许多人担任过顾问、书记、军法官、军需官，等等。有些人甚至在当行政长官时兼任军职。①

地方长官的更换率显然很高，尤其是在不稳定地区。例如在四川——该省在整个军阀时期处于分裂和混乱状态——地区行政长官的平均任期非常短；有一个地区，只有两个行政长官设法任职满了一年，而22人保持他们的职位不足一月。②在被争夺地区，情况可能特别复杂；1919年一度有三个敌对的行政长官在广东的同一个地区各自建立机构，同时宣称他们有权统治。

军阀时期破坏了以前的回避制度，依据这个制度行政长官不准在他的家乡地区任职。本地居民在他们自己的地区里当行政长官的人数明显增多；在有些情况下，县行政长官就是他们自己的县的居民。例如在广西的一个大县里，在1912和1926年之间，18个县行政长官中的15人是本省人，而7人就来自本县。 ③

税收

为了提高军阀和其主要部下的个人权势和供应部队的武器、给养和薪饷，军阀政府对获得资金非常关心。由于各级政府因战争和人员变动很快，常常陷于十分混乱，加之许多军阀把他们辖区的权势看成很可能是暂时的，他们不能总是依靠获得税收的传统做法。他们以他们所能采取的任何手段急切地想搜刮钱财。

基本税收的来源是土地税，有些军阀就大大提前征收。一个军阀也可能举办重要商品的政府专利事业。例如在山西，阎锡山控制了面粉、火柴、盐和其他产品的生产。专利事业尤其适合于像阎这样许多年来维持一个稳定政府的军阀。但也有其他军阀试图举办类似专利事业的例子。军阀占据并经营铁路，下令征收食盐附加税和已上税货物的过境税。有些军阀发行自己的货币：至少有两例用手工操作的复印机。

销售鸦片赚得大宗款项；这种毒品的税收中心在禁烟局的伪装下日益增多。在有些地区，合法化了的赌博提供了大笔收入，例如在广东，1928年的赌博税每月收入1200000元，而且是许多高级官吏为私用而瞒过大笔款项以后的数字。卖淫等行业也受到支持并由军阀抽税。

军阀在规定税额之外，还以各种办法向商人榨取。1925年，山东商人被迫从省政府机关购买一种新的印花，在所有证件和单据上都得贴用；商人们可能由北京政府命令已经用类似的印花。商人们被要求提前交纳打折扣的执照费或各种税款。例如广东的当铺被迫提前两三年以额定数量的75％交纳他们的税款。有这样的情况，地主被迫在指定的日期交出一笔指定的款子，通常是一个月的地租收入。有时军阀们干脆宣布，城市商人必须在几天内交出他们想要的金额；一个军阀将要被敌军赶出一个城市时，在他丢掉他的母鹅前可能争取获得最后一个金蛋。卢永祥当他于1924年离开杭州时，从这个城市的商人得到了500000元。张敬尧当湖南军队于1920年迫近长沙时，要求这座城市的商人给他800000元。他警告说他的士兵将洗劫这座城市，他并且扣留商会会长作为人质。商人们最后交出110000元。张敬尧逃走时只好接受了。

尽管拚命搞钱，省政府仍常常处于破产的边缘。至少是没有多少钱可用于行政事务。有一些省里长期拖欠薪金的例子，正和20年代初期北京发生的情况一样。当然，造成这种明显矛盾情况的原因是，搜刮来的大部分钱不是用于政府的正常用途。许多被军队头目自己用了。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积下了巨额财产。此外，军事开支数额很大；每省都至少要维持一支军队。在整个军阀时期，政府岁入实际用于公共用途的部分许多省都显着下降了。①

军阀派系

主要的军阀通常属于因利益一致而结合成一体的各派，即各系、各集团，和结合成一体的政治派别（见第5章）几乎一样。但是各军阀集团之内的团结从松散的结合到紧密的组织上的统一，各不相同。最松散的派系主要是为了参加者各自设想的利益而缔结的联盟。但私人交往和恩义的纽带也起作用，特别是在一些较强的派系中。主要的是各派系成员与派系领袖之间的关系；各派系成员之间的私人的、横向的联系可能很弱或不存在。成员与领袖之间的私人纽带就是那些已经讨论过的增加军阀军队内聚力的纽带：亲族关系，师生和保护人-被保护人关系，同省或同乡、友谊、学堂或学校的联系。

齐锡生曾将这些从最强（父子）到最弱（同学）的私人联系加以分类，并根据这种分类研究了皖、直、奉三个主要集团。①奉系在内部组织方面是最单纯、最强的，因为每个成员实际上都以齐所断定的强的联系而与派系的领袖相关联。相反，直系的结构非常复杂。它包括一大批军阀，涉及的关系多种多样，但大多是齐列在弱的那一类。虽然齐认为正是关系的多样性增强了这种种关系，有利于巩固结合，但直系似乎比奉系更接近于地位相差不多的人的联盟。皖系比其他两系都弱，因为拥有大部分兵力的指挥官们是以最弱的纽带而与其领袖联系。齐没有分析的桂系和已经提到的三系不同，因为大部分时间它限于单一的一省；它基本上是广西的一个单一的政治-军事组织，三个领袖非正式的承担不同的领导任务，并且令人惊奇地保持极高程度的团结。对各系的简要研究，可以说明它们为什么终于表现出那样的差别。

直系和皖系是以袁世凯北洋军的军官中建立起来的关系为基础。袁在其部下中培植各种私人恩义以保证军队的团结和忠诚。他的追随者对他们自己的部下也这样办。只要袁还活着，北洋军中的这些关系网就从属于对袁的忠诚的总格局。在他死后，北洋军官们不得不适应全新的局面。这种适应需要几年时间，在此期间每个军官要做出决定，他将听从谁的领导，他的地理和军事环境容许他做什么，他个人的倾向和愿望是什么，他的个人的利益怎样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以及他如何判断国家的政治形势。

我们已经提到（见第5章）段祺瑞是怎样逐步建立皖系（段是安徽人）和一个政治俱乐部，即安福俱乐部，以增强他的势力。不在段追随者之列的军官和那些预见到有朝一日他们将成为他的统一方针的对象的军官，自然对段怀有敌意。此外，段坚持把他自己的手下人安插在最高的职位上，这使那些被忽视的人非常不满。从这一畏惧和怨恨的背景，出现了一个对立的集团，他们寻求唯一具有段的才干而又在政府中身居高位的另一个北洋军官冯国璋的领导。

冯国璋曾在北洋最高一级的部队中任职，当过直隶、稍后当过江苏都督，1916年又成为民国的副总统。1917年他成为代总统，这个职位在他确信他自己的手下人对三个重要的长江省份保持控制之前，他是不会担任的。冯为什么终于领导了一个对段怀有敌意的集团还不完全清楚。一个原因可能是，孙逸仙已在南方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政权，而关于消灭这个政权和重新统一国家的适当方针冯和段意见不一致。冯主张谈判，段要使用武力。

冯于1918年离开总统职位，但那些反对段的人仍然把他看做领袖。因为冯是直隶人，这个发展中的军阀和政客集团就被叫做直系。由于段祺瑞比以前更加着力试图建立他的军事和政治优势，并由此统一国家，直隶督军曹锟越来越觉得受到了安徽集团的威胁。他和段的关系不断变冷。由于曹锟在最终迫使段下台的1920年战争中所起的领导作用，他终于成了直系的公认领袖。①

奉系由张作霖建立。张是出身寒微的许多军阀之一。他生于满洲的一个农民家庭，开始当兵，后来组织一支地方防卫部队，这支部队成了满洲正规部队的一部分。当他攀登军队阶梯时，他带着他青年时期的下级和伙伴，他们都和他有密切的私人关系。辛亥革命时张支持清当局，而当骚乱已经平定时，他担任了奉军中第二位的职务。1915年督军退职时，张利用他有力的地方联系和他的军队部属使北京所委派的军官难以立足。1916年4月他终于被承认为奉天政府的首领。

一旦稳固地控制了奉天，张便同时使用军事威胁和政治影响，对满洲的另外两省树立类似的权威。1917年，北京将黑龙江的首脑免职，因其支持满族皇帝复辟；而张的已经做好准备的军队保证了这一免职令的执行。他在北京的影响使他自己挑选的人得以任该省首脑，从这时起黑龙江就由张所认可的人治理。在吉林，事情的结果是类似的，但直到1919年张才将该省完全置于他的部属控制之下。这三省由于张对它们的牢固控制，当然也由于它们的大量财富和地理位置，是奉系最重要的地区。后来张把权力扩展到华北，另外一些军阀也成了奉系的一部分，但他们和张的关系从没有像满洲军阀那么牢固。①

桂系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只留在一个省里。李宗仁是这一系的首领，但把他看成地位相等的人中的第一人更为确切。白崇禧和黄绍竑是这一系初期的其他两个成员，直到黄旭初取代了黄绍竑为止。这一系在20年代初期出现，由李、白和黄建立了一个松散的联盟，目的是统一这个高度分裂的省。到了1924年，他们已消灭了许许多多广西的小军阀，以致面临互相交战或持久合作的选择。因为他们出身相似，并发展了牢固的相互关系，他们决定共事。②

军阀各系内滋生了派别。直系分裂成两派，一派以吴佩孚为首，一派以曹锟为首。曹派又依次分裂为二。这些派别对谁应担任什么职务并控制哪些财源而争吵。奉系内也存在派别，尤其是在1922年受到一连串挫折，张作霖随之整编了军队之后。他提拔受过近代军事训练的年轻军官，但又想照旧支持他的老伙伴。这就在奉天造成了新老两派。①

历次战争

地方、地区和全国规模的长期和短期的武装冲突，毫不夸张地说有几百次。许多次战争是为控制一个行政地区如一省或一县而进行的。其他的则是为了控制跨行政区的地方和地区经济网的战争。例如，鸦片经由一条相当确定的商路从云南和贵州运送到湖南西部，从那里鸦片可以向北输送到长江流域或向南输送到珠江三角洲。控制湖南西部的军阀的归属决定选择哪一条路线，是使长江流域的军阀赚钱还是使广东的军阀得利。湖南西部由于它在这条商路上的位置，是一个争夺的目标；它对两个地区的首脑们都很重要，因此直接或间接地成了冲突的根源。类似的商业网中国到处都有，无疑要引起战争。谢文荪已经开始论述这个课题。②

各主要派系之间的相当正规的战争引人注意，因为它们决定谁控制北京的全国政府，北京政府是正统的象征。当一系有希望变得很强大以致压抑其他军阀，并建立起真正中央集权的控制时，其他主要的军阀便暂时把他们的力量联合起来以打倒它。因此直、奉两系在1920年协力赶走了北京政府中的皖系有力人物，皖系控制的大部分省份转到了胜利者手中。1922年，奉系联合皖系势力的残余和华南的势力，试图推翻直系。奉系失败，但没有被消灭，因为它有一个远离华北战场的强大而富饶的基地；直系没有做好侵入满洲的准备，因而奉军能够返回根据地，进行整编并准备再试一次。1924年，奉系再次与华北的皖系拥护者以及南方的势力联合，第二次与直系交战，并成功地策动一个直系的主要将领冯玉祥倒戈。直系军阀仍然控制华中的几省，他们于1926年与张作霖联合攻打冯玉祥，把他的军队赶到了遥远的西部。①这就使张作霖成了北京的主要有力人物，这时一支新式的军队国民革命军，开始了它一举消灭军阀的北伐。所附的几张地图表示作为上述历次战争结局的派系势力分布的大致变化。②

学者们从力量均势分析了这些战争，有时是用一种国际关系的模式。③的确，军阀们为反对潜在统一者而一再联合的实例证明，力量均势思想是重要的研究方法。但是在中国，均势是一种非常不稳定的规律。各系军阀并不谋求作为目的本身的均势；每个派系都谋求霸权，直到其可能到来的成功把其他派系都推向对立面。此外，均势是结局的一种方式，这一点人人都知道；军阀主义有朝一日总会结束而国家终将统一，这一点每个军阀都认为理所当然。每个军阀似乎都承认重新统一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令人满意的，但却希望发生这样的事而不限制他个人的权力。这是一个矛盾，每个大军阀都希望由自己实现重新统一而予以解决。不可能希望领导国家统一的那些军阀则很想延缓统一，同时制造混乱。军阀们倾向于极短期的打算；他们很少考虑5或10年之内形势会像什么样子，相反，却努力在今年征收明年的税。

地图9、10、11、12的注

这几张地图依据传记、政府文件和布告、年表、外国目击者的报导和研究军阀的着作。齐锡生的《中国军阀的政治斗争》第210和212页，有类似的直皖战争和第一次直奉战争前的形势图。

这几张地图试图表示20年代初期中国的分裂状况，以及分裂的格局是如何变化的，但它们却给人一种完全精确和确定的错觉。它们在几个方面是不准确的：（1）派系的隶属关系主要依照省的督军的归属，没有顾及存在一些往往控制了重要地区的次要军阀。（2）这几张地图没有表示出争夺的地区或权力机构不存在、不清楚的地区。例如地图9和地图10表示福建在皖系控制之下。在这些年份里，李厚基是福建督军，他和段祺瑞的联系很稳固，但这个省的南部有时是在广东军阀们的控制之下，有时是在敌对的北方指挥官的控制之下，李厚基的权力在最盛时也是有限的。陕西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前夕按地图所示是在直系阵营，但事实上这个省争夺权力的小军阀非常多，以致也同样可以标明是“分裂的”。（3）这几张地图没有区别强的派系隶属关系和弱的、可疑或变化着的派系隶属关系。例如地图9表示河南在直系阵营内。可是从军阀时期一开始就任河南督军的赵倜，只是在他认为段祺瑞正打算替换他时，才在某种程度上靠拢直系军阀。地图11表示山东在皖系势力之下，尽管直系势力这时在华北正处于鼎盛时期。理由是1919年起已是督军的直系拥护者田中玉，在1923年被解除职务而被郑士琦接替，所有资料都同意郑倾向皖系；在1923年这还不等于对吴佩孚和曹锟怀有敌意。（4）地图所示的派系的地区的大小和其实际力量之间没有相互关系。例如对绥远、察哈尔和热河的控制给人以地区广阔的深刻印象，但在军事上并不特别重要，因为这些地方贫瘠，人口稀少，远离主要交通线。（5）这几幅连续的地图上的变化并不都由于这系或那系在地图涉及的主要战争中战败或战胜。例如李厚基于1922年夏季晚期被赶出福建，而地图排列的顺序不可避免地含有这是第一次直奉战争的结果的意思。但事实上他是被广东的国民党部队赶走的；这一事实几幅地图甚至没有表示出来，因为国民党部队在几个月之内便已离开，而孙传芳成了这个省的首领。

尽管每次战争都造就了一个明显的胜利者，但在更深远的意义上他们都不是确定的，因为没有一个派系有发展政府政治力量的长期计划。每个军阀的主要目标都是个人的和自身的，也就是最大限度地增加他的权势。每个人都是一个派系的一员，但其目的并不是为该集团的目标作出贡献，倒不如说是为他个人的利益而打开局面。一个派系的领袖可能希望统一国家，但他是孤立的，站在流沙之上。不仅每个派系的领袖只有过于简单的统一的想法，而且他的目标的实现威胁他们的敌人，也同样威胁他的支持者，因为实现他的权力梦想将导致他们丧失独立，而独立是他们作为军阀的地位的要素。派系目标的暂时性和短期性是这一时期高度不稳定的主要原因。

作为军事冲突有些重要的战争是很短暂的，但整个军阀时期的趋势是，更多的军队卷入规模更大、时间更长，也更血腥的战争。1920年的直皖战争10天之内就结束了；这次战争为吴佩孚的师所左右，没有引起大规模的军队调动和巨大的伤亡。1922年的直奉战争甚至为期更短——只持续了7天——但军队的数量更多，伤亡更大。在这次战争以后，卷入的军阀扩编了他们的军队。在1924年的直奉战争期间，华北、江苏和浙江之间以及沿满洲边界的几个地方都在交战。战斗持续了两个多月。1926年，冯玉祥和张作霖打了一场大约八个月的非常激烈的战争，有巨大的伤亡。

军阀和列强

军阀主义的混乱和由此而导致的北京政府的软弱，使中国尤其容易遭受外国政治压力和侵略的损害。但与此同时，普遍的骚乱也限制了外国的活动，妨碍了外国企业对这个国家的经济开发。军阀们有时任意对外国商号增加税收。士兵和土匪使外国财产和生命遭受损失。举一个例子，在1917至1924年间，单单在一个领事区就有153个美国人或商号被抢劫，遭受大约400000中国元的总损失。①盗匪活动和战争阻碍了正常贸易和商业活动，军阀对外国人在华贸易伙伴的压制、通货贬值和使用无担保纸币，以及铁路设施的破坏、军队占用和损坏，也起了同样的作用。

外国人以严厉谴责和中止贸易对这种种情况作出反应。外国代表不断地向北京中国政府递交一连串抗议，尽管中央当局的软弱使它不可能采取有效的措施。列强常常不得不就具体的地方事件与地方或地区的军事首脑交涉。例如在1924年，在俄国人与北京就中东铁路的地位和经营达成协议以后，他们还不得不与张作霖进行四个月的单独谈判，因为铁路是在他的地界内。②至少有一个例子，外国人为了保护和合作向地方当局付了钱，很可能在更广的范围内存在这种做法。

外国人对他们所抱怨的混乱自己也起了促成的作用。外国兵痞在中国的战争中也起了小小的作用：一个英国人管理张作霖的兵工厂，三个美国飞行员有几个月为陈炯明驾驶轰炸机，类似的冒险者也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在其他的军队里发现。更重要的事实是，外国人不顾1919年多数强国签署的武器禁运协定，输入武器以满足中国人对枪械的无尽需求。武器交易完全公正；军火商向任何能照价付款的人销售，不考虑政治。但是有些外国政府实际上却资助挑选出来的军阀。例如日本在整个军阀时期明显地与中国的一些军阀有牵连。

1916年，日本政府开始实行全力支持皖系首领段祺瑞政府的政策，建立中日之间政治和经济合作以及财政债务的紧密联系。日本在随后的两年中供给段1.5亿多元，表面上是为了国家的发展，但实际上却被段主要用于他自己的政治和军事目的。这两个政府还缔结一项军事协定，规定日本提供援助、顾问和教官以编练中国参战军，支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协约国的事业。但是这支军队从没去欧洲，只对扩展段的军事力量有用。在给段这一财政和军事援助的同时，日本商人也着手许多冒险事业，形式上与中国企业家联合，开发中国的资源。

长期以来日本对满洲的事情表现出特别关心，并从日俄战争起在那里保持了有力的地位。日本人密切注意张作霖的兴起，并在必要时积极干预，务使满洲的人事任命和政策不是不顾日本的利益而决定的。由于皖系在1920年的战争中失败，而张作霖作为直系的同盟者对皖系的失败做出了贡献，张成了全国性的人物；他控制着满洲和作为战利品一部分的内蒙。日本政府做出了一项政策决定，这项政策决定在整个张作霖余下的生涯中成为日本与张的关系的指导方针：日本将在使满洲发展和组织起来以及牢固地控制满洲方面，直接或间接地帮助张作霖。但是，日本对张谋求实现在中央政府的野心将不予帮助；他们要张留在本地，致力于满洲的治安和社会秩序，而不要卷入那些可能导致战争和混乱，因而威胁日本利益的事情。

日本并不想直接向张提供武器而悍然违反武器禁运条例，因而他们帮助他建立一个兵工厂以制造他自己的武器。日本人以下面这种启示性说法说明他们给予张财政援助的态度：

虽然帝国政府并非不愿意根据情况对财政援助给予友好的考虑，但重要的是这样做要用经济贷款的方式，尤其是要采取在联合企业中投资的形式，以便避免列强的怀疑和中央政府的猜忌。如果张作霖也愿意日益争取促进中日合作的实体，例如在关于土地的租借、矿山和森林的经营以及其他这类有前途的事业上尽力，如果他愿意尽一切努力贯彻所谓共存共荣原则，并制定已经存在和最近将建立的中日合资经营公司的共同管理方法，那么就可以使东三省的财源自然而不引人注目地兴旺起来。①

日本和张的关系一点也不平稳。张继续使自己卷入全国性政府的事务，并在三次华北的战争中，置日本要他留在本地的希望于不顾。他不想作日本的傀儡，一有可能便坚持他的独立。然而日本依然把张看做在满洲可以利用的最好的选择，做了一切必要的事情以保护他在那里的地位。在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时期，日本人在起辅助作用的但并非不重要的方面对吴佩孚进行干预。他们显然提供金钱以换取冯玉祥在这次战争中倒戈，而且当1925年张的一个将领反叛并试图夺取沈阳时，日本人进行干预，把张从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失败中救了出来。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日本人还是杀了张；1928年，日军军官中的极端分子暗杀了他，希望引起可以利用来为日本谋取利益的混乱。

苏联积极帮助冯玉祥。冯玉祥在他于1924年转而反对吴佩孚并由此导致直奉战争结束以后，急切地寻求援助，因他知道不久他将不得不和日本人所训练和支持的张作霖的庞大军队作战。从苏联的观点看，冯的改革意向和革命词藻使他看来像是支持国民党的候选人。整个1925年俄国人都向冯提供武器、金钱、私人顾问和部队的教员。作为回报，他应当同意在他的部队里进行国民党的政治教育，并广泛地和国民党合作。冯接收了这种援助，但他做了他能做的一切事情以阻止俄国人或国民党代理人使他的部队政治化，因为他知道那意味着他将丧失他的个人控制。

和张的战争终于在1925年年末到来，并很快变得对冯不利。1926年早期他让出他的指挥权，到苏联去了，他将在那里停留大约五个月。冯希望他的离去将减少张作霖消灭他的部队的决心，但他也想开阔他对俄国领袖们、他们的国家和他们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知识。冯和一个俄国顾问一道旅行，这个顾问对他进行了关于马克思主义、俄国革命、世界其他地方的政治状况、党的体制问题以及所有中国人需要加入国共合作以实现真正的国家团结并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的进修教育。冯似乎已经真正为苏联的社会、苏联共产党的纪律和效力所感动。同时，他和他在中国的部队保持着联系，这支部队正在遭受一次大失败。秋季早期，在商定450万卢布的附加军事援助后，冯回到了他被击溃而锐气受到挫折的部队。

当冯抵达中国时，国共消灭军阀主义以及统一国家的军事行动——北伐——已经在进行。冯整编了他的部队，并在占领河南时与这一军事行动配合。当蒋介石在1927年攻击共产党人时，冯有一小段时间成了俄国领导人的主要希望；他们要他继续支持国民党的左翼和共产党人，并用他的军事力量与蒋介石对抗。但是冯迅速与蒋达成协议，并劝告俄国人回国。就此结束了俄国人对军阀政治斗争的卷入。①

英国长时间以来在中国有最大的商业和金融利益，因此对促进稳定的政府特别关心。当英国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拚命恢复他们在中国贸易中的突出地位时，稳定显得甚至更加重要。即使当混乱似乎预示整个中央政权的崩溃时，英国人也支持北京的政府。但英国人对段祺瑞的政府从不热心，这是由于它的亲日本的倾向性。他们欢迎段于1920年被直系打败，因为直系领袖们曾声称他们反对再借外债，他们还被英国人认为有能力统一中国。许多作者曾经断言或者暗示，英国人和美国人向直系领袖吴佩孚提供了大量的、各种各样的援助。但是新近的详尽研究断定，当吴悉心照料英国人和美国人以图得到财政和军事援助时，英国和美国政府坚持中立并拒绝援助，尽管在华的外国人普遍赞扬吴。吴从在中国的公司——特别是英美烟公司和亚细亚石油公司——得到了很多款项，这是在吴控制下的地区禁止对它们进行抵制的回报。①

① 史扶林：《中国的军人与政治：军阀模式是否贴切？》，《亚洲季刊：一种欧洲杂志》，3（1975年），第195页。

① 严格地说，段祺瑞不是一个军阀，因为他在1916年以前曾经为了有利于在北京的高级职务而放弃对军队的直接控制。但是，很多军队指挥官把他看做导师和领导人，使他成了一个主要军阀派系的公认首领。参见包华德和理查德·C.霍华德编：《中华民国传记词典》，3，第330—335页。

② 同上书，2，第24—28页。

③ 同上书，1，第68—72页。雷金纳德·约翰斯顿：《紫禁城内的微明》，第146—156页载有张勋1921年写的一篇简短自传的译文。

① 詹姆斯·E.谢里登：《中国的军阀：冯玉祥的一生》。

② 对张宗昌没有全面的研究。《中华民国传记词典》在其书目中列出了一些不可靠的资料。“狗肉将军”这一称呼不是由他的食品，而是由他嗜赌牌九而来，牌九是种高赌注游戏，华北俚语叫“吃狗肉”。（比较西方赌博游戏中的“rollthosebones（掷骰子）”、“snake-eyes（掷骰子游戏中掷出两幺点）”、“deadman’shand（扑克牌戏的两对，A和8，或J和8”。）参见李川：《军阀轶闻》，第123页。

① 谢文荪：《一个军阀的思想和理想：陈炯明（1878—1933年）》，《关于中国的论文》，16（1962年12月），第198—252页。

② 黛安娜·拉里：《地区和国家：1925—1937年中国政治斗争中的桂系》。唐德刚和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

③ 吴应銧：《近代中国的黩武主义：吴佩孚的生涯，1916—1939年》。陶菊隐：《吴佩孚将军传》。

① 事实上不可能精确地确定这一动乱时期的配备武器的人数。齐锡生在《中国军阀的政治斗争，1916—1928年》第78页论述了这个问题，并做出了我这里所接受的估计。

① 《张发奎将军对夏连荫讲述的回忆》，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口头历史项目。

① 唐纳德·吉林：《军阀：1911—1949年在山西省的阎锡山》。

① 吴应銧：《近代中国的黩武主义》，第62页。

② 吴应銧：《民国初年地区行政长官的职业：职业的招聘、训练和流动性》，《现代亚洲研究》，8.2（1974年4月），第237页。

③ 拉里：《地区和国家》，第30页。

① 军阀税收的资料选自范围很广的原始文件：关于个别军阀的专题论着、外交家和记者的报道、报纸和期刊的记事。有些最有趣和最富揭露性的资料载于《张发奎将军对夏连荫讲述的回忆》、唐德刚和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关于军阀税收的简要而有见地的论述是齐锡生的《中国军阀的政治斗争，1916—1928年》。陈志让讨论了这个问题，见《军人-绅士的联合：军阀统治下的中国》，第130—145页。吴应銧：《近代中国的黩武主义》第55—80页详细研究了吴佩孚的岁入资料。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强调军阀搜刮钱财的范围、多种多样和横征暴敛的性质。

① 齐锡生：《中国军阀的政治斗争》，第36—76页。

① 安德鲁·J.内森：《北京1918至1923年的政治斗争：派别活动和宪政的失败》，第128—175、232—239页。吴应銧：《中国军阀的一派：直系，1918—1924年》，载安德鲁·科迪埃编：《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事务文集，3，优秀论文，1967年》，第249—274页。又见吴：《中国的黩武主义》。

① 加万·麦科马克：《张作霖在中国东北：1911—1928年：中国、日本和满族人的想法》。

② 拉里：《地区和国家》。

① 内森：《北京1918至1923年的政治斗争》论述了各派，附录提供了七个主要派别的简况。关于军队各系为首的军官以及他们的部队，见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处处可见，尤其是第1卷第2部分。

② 谢文荪：《军阀主义的经济》，《中华民国研究通讯》，1。1（1975年10月），第15—21页。

① 关于这几次战争军事方面的明确叙述，见文直公：《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2卷。

② 见地图9、10、11、12。

③ 齐锡生：《中国军阀的政治斗争》，第201—239页。

① J.S.休斯顿领事就汉口领事区的政治情况致国务院的报告，1925年4月4日。国务院有关中国内部事务的文件，893.00/6206。

② 唐盛镐：《俄国和苏联在满洲和外蒙的政策，1911—1931年》，第152—153页。

① 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和重要文献》，1，《文献》，第525页。关于引文和上两段的某些方面，见麦科马克：《张作霖在中国东北》，第56—59页。

① 谢里登：《中国的军阀》，第163—169、177—179、197—202页。

① 吴应銧：《现代中国的黩武主义》，第151—197页。关于吴佩孚从一些外国公司得到钱，见罗赫德致马慕瑞，1925年9月19日，国务院，汉口档L，第2号；罗赫德致国务卿，1925年9月25日，国务院，汉口档，第8号；《密勒氏评论报》，1926年4月24日，第207页；C.埃斯特朗热·马隆上校：《新中国：调查报告》，第Ⅰ部分，《政治形势》，伦敦，独立劳动党出版社，1926年；J.C.休斯顿致马慕瑞，1926年7月1日，国务院，汉口档，第63号。

从北京看黩武主义与不稳定

从北京看黩武主义与不稳定

在军阀时期的12年中，北京的全国性政府令人手足无措地变动无常。七个人当总统或国家首脑。其中一人是两次，实际上等于八个国家首脑。除此之外，有四个摄政内阁在短暂的过渡期间管理政府，还有一次满族皇帝的短暂复辟。学者们列举出24个内阁、5届议会或国会，至少4部宪法或基本法（参见第5章）。人物、机关以及法律上和政治上的变更过多，因而要以清晰而易读的方式记述北京的政治斗争非常困难。前面第5章扼要讲了立宪政府的工作。这里我们考察上述某些事件，以便表明黩武主义是怎样随之发生并终于取代了宪政的一些痕迹。

段祺瑞在袁世凯政权的后期担任了国务总理职务，并在黎元洪下面继续担任这一职务。从一开始段就把持了黎的政府。在其他情况下，他的领导可能被看做出现了一个负责的国务总理，正是民国的议员们在袁的总统任期内所曾希望的。但是很多民国的政治家不支持段，他因而指望军队的高级军官和督军们成为他的权力基础。因此几乎从一开始，在依靠军队力量的段和谋求抑制他的国会之间就存在紧张关系。

这种紧张关系于1917年春季在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问题上达到了顶点。梁启超和段祺瑞认为中国应当加入欧战的协约国一方。梁希望利用参战和随后的媾和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段于4月在北京召集了一次督军会议，对总统、内阁，尤其是国会形成压力，以求批准战争政策。关于宣战，军阀们支持段。国会在压力面前畏缩不前，并在段是国务总理时拒绝在战争问题上照办。各省军阀极力主张黎解散国会。相反，黎在稍稍犹豫以后免除了段的职务。段反过来要求军阀们支持，北方八省的督军因而宣布对黎政府的独立。在这期间，黎不能找到一个面临军阀们的反对而愿担任国务总理的人。

在这种僵局中，张勋提出在黎和军阀们之间进行调解。张勋这个仍然忠于满族皇帝的“辫子将军”，似乎处于只要他愿意就能影响军阀们的有利地位，因为一年以前他曾促成许多督军组织督军团，并充当这个集团的首脑。但是张希望居间调解，不是为了保全黎或保卫共和政体，而是为了推动他的个人计划。首先，张要求黎解散国会，这正是军阀们早些时候所要求的。黎认为他已别无选择，终于同意，于6月中发布解散令。张勋于是进军北京，于1917年7月宣布满族皇帝重登中国的皇位！

张议论复辟已有几个月，其他许多军阀也赞成或默许。但是，那些假想的同盟者几乎这事一发生就声讨复辟。有些作者认为督军们改变了他们的主意，因为张在复辟的朝廷中上占据了权势太大的职位，还因为军阀中的不和已预示了支持要比预期的弱。但主要的原因似乎是，军阀们从没有认真地想让皇帝复辟；他们只是利用张和他对皇权的信奉作为反对黎元洪政府的一种手段。①段祺瑞立即组织了一次反对张的军事行动，同时宣布黎总统已重新任命他为国务总理。这次战争是短暂的；这次复辟在两周之内就结束了。张勋在一个外国公使馆避难，段祺瑞作为民国的保卫者重入北京。黎元洪可能在段的压力下辞去总统职位，副总统冯国璋继任总统，任满从袁世凯开始的五年任期余下的一年。②

军事-政治派系的出现，1917—1920年

如果宪法是冯国璋总统职位的唯一基础，他是不愿意接受这个职务的。在他安排了一个手下继他担任江苏督军，并使他的支持者被认可为其他两个长江省份江西和湖北的督军后，他才同意担任这个职务。因此他有段祺瑞所有的相等的支持者，段的支持者是安徽、浙江和福建的督军。

当段重任国务总理时，他决定不再恢复黎元洪在复辟之前刚刚解散的国会，因为它以前总是反对他。他反而在1918年操纵选举他的安福国会（见第5章）。而且他试图增强他自己的兵力，用武力压制意见不同的各省，将他个人的支持者安插在有权势的职位上，并以这种方式恢复全国的统一。其他的军阀担心段将沿着这样的方针继续下去，他们会被消灭，于是集合起来反对皖系势力的控制；直系就这样形成了。

湖南的战略地位使它成了段的第一个目标；从北方可以由铁路进入湖南，而湖南与四个分离主义的南方省份邻接。1917年8月段任命他的一个追随者为湖南督军。湖南人反对，于是战争爆发。他们迫使段所任命的人离开了这个省；战争继续到1918年春季，这时吴佩孚终于打败湖南军队，并使这个省处于北方控制之下。段任命他自己的人张敬尧当这个省的督军，这使吴落空，他曾希望得到这一任命。

在1918年吴的军队占领湖南以前，吴的上级曹锟通常支持段祺瑞。但是从这时起，这两个人的利益开始出现分歧。关系的恶化部分地起因于吴佩孚。吴在湖南取胜后曾指望被提名为该省的督军，但段忽视吴而属意于他自己的人。作为回答，吴停止了他对南方的军事行动，并从这时起对北京发表尖锐的批评。同时，曹锟开始担心段想免去他的直隶督军的职务。对有独立野心的军阀如曹锟和吴佩孚来说，段祺瑞稳步地积累财政、军事和政治力量，这隐含着一种威胁。1917年8月段终于得以对德宣战。1918年早期日本向段提供了一系列大宗贷款，并缔结了陆军和海军协定，为帮助段组织和武装参战军提供合法的基础。表面上这支军队是为了在欧洲冲突中使用，实际上是为段在中国的目标效力；在欧洲停战以后，这支军队改名为边防军。

面对段正在增长的权势，不属于他这个集团的军阀便把冯国璋看成他们利益的主要代表。甚至更为重要的是，曾经听从段的领导的一些军阀也看出段的最终目的是消灭所有不服从北京皖系政权的军阀。无疑正是这种考虑，加之段没有任命吴为湖南督军，导致曹锟背弃了段的集团。当冯国璋于1918年离开总统职位并于一年后死去时，曹锟继他之后逐渐成了段的反对派即直系的首领。

满洲的张作霖也关心段的权势的扩张，关心这种扩张对张的独立所隐含的威胁。的确，段已经把他的权力扩大到了内蒙，而张作霖认为这个地区是他自己的势力范围。奉系和直系因此决定合作以反对皖系。

在一系列的事件使公众的严厉批评集中于段政府的亲日方针之后，事态发展为危机。1919年，巴黎和会把以前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移交给日本，并部分地以日本和段政府之间的协定作为根据证明这一决定是正当的。这一决定在中国知识分子和其他人们之中，也在直系军阀——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吴佩孚——之中，引起了激烈的反对。1929年，反段的军阀们要求改组政府以消除皖系势力在北京的垄断地位，要求重开和南方的谈判以及减少段的兵力。段拒绝了这些要求，战争于是在7月爆发。直奉联盟迅速打败了皖系军阀。按照对下台中国官员宽大的惯例，段告退，研究佛学去了。

直系政府的掌权和崩溃，1920—1924年

在军阀时期，北京政府的人事安排和政策反映了幕后军阀们的愿望。但是政府不稳定的一个原因是，难于安排职务和制定政策以准确地反映军阀间权力分配的状况，尤其是在将领们本身对他们相对的实力也不太清楚的时候。在1920年战争之后，直系和奉系分享政权，他们起初以双方可以接受的方式组织政府，接着便开始推推拉拉，利用政府官员和政策作为他们斗争的棋子，直到他们终于走上战场。

1886年中了进士的年老的徐世昌继续当总统。他资格老，有威望，适合于这个职位；他和这两个派系的关系都不密切。靳云鹏任国务总理。他为张作霖所接受，他们是姻亲；也为吴佩孚所接受，他从前是他的学生和被保护人。靳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如履薄冰，只有在和两个集团协商后才做出重要决定。

当段祺瑞被赶出政府时，他的安福国会也被解散。总统徐世昌发布命令按照1912年拟订来贯彻临时约法的选举法选举新国会，但是这对广州的护法运动来说是不能接受的。按照广州的看法，新选举是多余的，因为原来的国会任期未满。况且总统徐世昌的命令是不合法的，因为他是被安福国会这个非法的机构选举的。南方这时已因分立而获得既得利益，分立使南方几省有理由保持独立，并为许多国会议员提供了前途。既然只有少数议员到了南方，1919年已在那里补选了几百议员。当北京不顾南方的抗议下令重新选举时，只有11省进行选举，新议员不够法定人数，因此新国会甚至从未召开。

北京的新政府授予胜利者各种适合于他们新权势的官职，从而使他们的掠夺合法化了。曹锟被任命为直鲁豫巡阅使。数省巡阅使——有时称为“总督”——实际上任命所辖各省督军。张作霖已经是满洲的巡阅使，又被委兼任蒙疆经略使，使张在内蒙的活动合法化了。

吴佩孚委为直鲁豫巡阅副使，这个职位对曹的一个下级来说是适当的，但对一个独立的军阀来说是不够的。吴把他的司令部设在河南，似乎对该省已保持完全控制。此外他于1921年取得湖北省，所用的方式充分说明了同一集团的军阀之间的矛盾。依附直系已有几年的王占元是湖北督军。1921年当联省运动接近其高峰时，湖北的政治家们要求该省制订自己的宪法并建立民主政府。联省运动远远领先的湖南的督军自称是一支军队的总司令，要从一个非联省分子的控制中把湖北解救出来。王占元请求吴佩孚援助。但是吴佩孚在王被打败之前并不给予援助，然后他的军队才进入湖北把湖南军队赶走。吴自己得到了湖北。吴佩孚渐渐成了直系的真正军事领袖。

吴继续组织五个长江省份的联盟以防外部入侵和内部纷扰。满洲的张作霖和广东的孙逸仙都感到直系势力扩张的威胁，于是联合反对吴。张利用1921年末北京政府的财政危机以他自己挑选的人梁士诒取代靳云鹏。吴佩孚利用据说是梁的亲日政策攻击他，间接攻击张作霖。

绝大多数军阀冲突的最初阶段都是一场“通电战”，各方都指责他方的政策和所说的爱国心，同时宣扬己方动机的纯正。直系和奉系的首领们在整个1922年的头几个月中相互交换这种通电，并在春季发展成为军队和枪炮的真正战争。直系军队以惊人的速度——从张作霖在军队人数和武器的明显优势方面来看尤其是如此——打败了奉军。张退回长城外，直系军队没有准备好向那里进军。北京政府随即由直系军阀控制，免除了所有张的官职，但张干脆宣告满洲独立于中央政府，仍旧以完全分离的方式进行统治。

张的同盟者孙逸仙也没有获得成功。在孙派出一支军队北伐以配合奉军后，他自己名义上的下属陈炯明攻击了孙的总统府。孙设法得以脱身，但政府被颠覆，北伐也停止了。尽管这一行动满足了陈炯明自己想当广东督军的野心，但很明显，也是依照与吴佩孚的协议而采取的，仍是军阀联盟的混乱状态的另一个事例。

尽管这时只有一个集团控制北京，但卷入北京政治斗争的却有两个主要派别。吴对军人职责的看法和关于忠诚的儒家原则使他不可能公开与曹锟断绝关系，但对于政府他却有不同的打算。此外，每人都有一些追随者，他们想在政治策划中提高他们首领的地位来求得自己的升迁。这两个派别用来进行斗争的显示胜利与失败的主要手段就是内阁的任命和政府的政策。

北京的新统治者在战争之后立即迫使徐世昌下台。吴请黎元洪重任总统。同时，他恢复旧国会，这个机构于1914年第一次被解散，然后在1917年又被黎元洪解散，其残留分子自那以后一直在南方，主要在广州。

黎元洪的第二次总统任期只持续了一年，即到1923年6月，并证明是比第一次更大的失败。直系军阀不给他实权；只有军阀们同意，他的任命和决定才能生效，而且他甚至很难获得经费来维持总统的机构。在黎第二次总统任期的前半期，吴佩孚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政府，而曹锟无法实现他成为总统的渴望。但是在1923年初期，曹锟的追随者靠行贿收买而成功地把由吴的支持者组成的内阁赶下了台，并任命曹锟提名的人组织政府。他们掌握主动，决定干到底，选曹锟当总统。首先，黎元洪必须离职，而做到这一点的办法就是把他赶出北京。曹锟于10月当选，代价是付给每个投票拥护他的议员5000到7000元。

仍在关外盘算的张作霖谴责曹的选举非法，并宣称他的职责是使国家摆脱曹和吴这样的卖国贼。张在1922年战败以后，重新训练和整编了他的军队。到1924年他已恢复与南方的孙逸仙结盟，并且作好准备要再次与直系军队一试高低。与此同时，吴佩孚已放弃早先通过议会重新统一国家的希望，并且断定，只有打败不承认北京领导的督军才能达到统一。张作霖当然是最触目的典型。

在常见的交相指责的通电战之后，战争于1924年秋季爆发。几个星期以后，当吴靠近长城的军事行动看来进行顺利时，他的一个部下倒戈，并导致战争意料不到的结局。冯玉祥这个基督徒将军突然离开作战地区并迅速回师北京。1924年10月23日他占领北京，囚禁总统曹锟并宣布停战。吴赶回来试图带领其他直系军阀反对冯，但他们还来不及帮助吴，吴的军队就全线溃败，吴只好逃往华中。

1918年以后冯被看作直系的成员，但他从来不是吴佩孚的亲密朋友。他曾经冒犯吴，批评过吴的个人表现，并于1922年任河南督军时拒绝送交吴要求提供的款项。另一方面，吴曾限制冯扩大部队，还将冯调离河南督军的职位，改任北京一个很容易受攻击的职务。因此，如果直系战胜奉系，冯也并不指望个人得益；相反，吴扩大势力将使他更容易控制冯。

由于这一背景，冯接受了大笔贿赂转而反吴。钱是由日本提供的，显然是以给张作霖贷款的方式，可能附有由将在北京建立的新政府偿还的许诺。对金额有不同的估计，但很可能在1500000元左右。①冯多年来受资金极为短缺之苦；他从吴的胜利中也不能有多少指望，他因而接受了这笔贿款。日本人有两个目的：第一，预防他们的被保护人张作霖失败；更重要的是，使段祺瑞再度担任北京政府首脑，以便恢复日本和段政权1917—1920年的互利关系。

张作霖的权势，1925—1928年

冯的政变和吴的突然失败引起了广泛而复杂的军阀关系的转变，这进行了大约一年。一开始，这两个胜利者都给了他们自己与新的权力分配相应的正式职位。张作霖获得统治东北即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和直隶五省的正式权力。冯依次被委负责西北即绥远、察哈尔和甘肃三省。与冯联合的一些军阀侵入河南和陕西，取得了对这两省的控制权。张派他的军队进入山东、江苏和安徽，但是一个长江军阀迫使他退出上述后两个省份，并使它们加入他在长江省份中结成的五省联盟。吴佩孚试图利用其资历和声望以求得有真正权力的另一个职位，几个月后获得了对湖北的控制权，被承认为华中几省名义上的领袖，并和他的长期敌人张作霖联合去和他的新敌人冯玉祥作战。

直系1924年的失败在北京政府的正式构成中自然有强烈的反应。最后段祺瑞东山再起，任新政府的首脑。他于1924年11月就任临时执政之职，发布临时执政政府组织条例（见第5章）。

预料中的冯玉祥和张作霖之间的战争于1925年最后几个星期开始。到这年年末冯已明白他不能取胜，他放弃他的职务离开了这个国家，希望他的下级能够在随后讲和中给他保留下点什么。张什么也不给保留；这个满洲军阀这时与吴佩孚结盟，吴对冯怀有强烈仇恨；张继续攻击冯的部队，打算将它彻底消灭。他差一点就成功了；到1926年年中冯的部队衣衫褴褛、溃不成军地撒退到西部。他们的消息还会听到，但张和吴暂时成了十足的胜利者。当然，他们的胜利预示了狼狈不堪的北京政府的又一次变化。

1926年4月冯的部队以段祺瑞阴谋陷害他们为理由试图逮捕他。段到使馆区避难；虽然冯的部队被赶出北京时，他能很快返回执政府，但是张作霖决定反对保留段的职位。因此段失去支持，于4月20日去职。当张作霖和吴佩孚还没有决定怎么办时，北京有几个星期没有全国性的政府。最后组织了一个“摄政内阁”，实质上是一个由占统治地位的军阀们委任的政客的委员会。在1926年剩余的全部时间里，它经历了多次变动，然后在1927年初组织了一个新的摄政内阁。摄政内阁表明，前一个10年中一直在发展的北京政府的衰落达到了极点。从1926年年中到1927年年中，这些摄政内阁“并不比电影中的统治者具有更多的实力”。财政总长没有钱。交通总长无铁路可管，因为铁路全在军队指挥官的手中。教育总长总该管理公立学校，但这些学校被关闭，因为不能支付公用事业的费用，教员也领不到薪金。内务总长“不能任命哪怕是一个下级而不首先考虑军阀的愿望，这个军阀正好控制这个下级将去工作的那个地区”。地方官员通过当地领事馆解决和外国政府的一切争端，外交总长因而无事可做。陆军总长对全国的军事单位并无权力；他受最有权势的军阀指挥。①

在这种情况下，掌握实权的人终于进而承担政府的正式职责，这将使任何人都感到宽慰。张作霖于1927年6月17日宣布自己为大元帅，并组成军政府。尽管设立了一个内阁，包括一个总理，但这个政府大体上是由张的部下组成，他像一个军事独裁者那样进行统治。但是，和1916年以后的所有全国性政府一样，张的政权的权力只能达到他兵力所及的地方，这就是说主要是满洲、直隶和山东。甚至这个势力圈也很快受到了挑战，因为广州的持不同意见者已经组织了一支革命军，而且开始北伐，要从军阀的手里夺取中国。张的部队最后战败，他于1928年6月逃离北京。

北京军阀政治斗争这段可悲的记载表明，1928年以前的立宪政府的失败不应当理解为有效政体的衰落，而应当理解为从来没有能力建立这样的政府。段祺瑞、吴佩孚和其他全国性的领袖有时对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建立了有实力的军事控制权。但是这种成就主要是在军事上；从来没有随之或与之结合而建立有效的政治制度，从而规定真正文官政府的权力。也没有做出认真努力去动员人口中有影响的分子来加强政府的政治机构。士兵是军阀仅有的选民。如果国家的官员只能靠军队来维护他们的权力，这种权力就可能被更强大的军队所废除。军阀们的弱点不在于他们谋求权力，而在于他们对权力是什么构成的眼界很窄，因而不能扩大其非军事的方面。

① 《革命文献》，第7卷，突出了复辟之前的错综复杂的密谋。也见陶菊隐：《督军团传》。

② 袁最早的正式任期从1913年10月10日开始。这时以前，从1912年3月起他已经担任临时总统。

① 谢里登：《中国的军阀》，第138—148页。麦科马克曾披露证实日本人所起重要作用的事实，见其《张作霖在中国东北》，第131—145页。

① 侯服五：《中国的中央政府，1912—1928年：制度研究》，第158—159页。

军阀主义和中国社会

军阀主义和中国社会

如上文所指出的，分裂中国的军阀们在才能和社会态度方面差别很大。他们所造成的社会状况因地而异。当地方或地区在职的指挥官一个接一个地变动时，也因时而异。关于军阀剥削的具体方式或军阀引起的苦难，任何一个时期的记述都不能适用于整个中国。但是，还是可以恰当地说，军阀们给无数的中国人直接和间接地带来了恐怖和剥削。①

军阀对钱的需求是贪得无厌的，军阀们从民众榨取租税，名目之多令人吃惊。他们还大规模地发行没有价值的通货，强迫人民接受，从而使商业交易成为一种征用的方式。在1924年晚期，估计仅仅广西一省军方就发行了实际上无保证的纸币50亿中国元。这样巨大的财富被用于军队以及其他非生产性的用途，抑制了正常的经济活动和计划，尤其是大规模的工程，因而必定妨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②

军阀主义酿成饥荒。在一些省份军阀强迫种植鸦片，作为一种经济作物，因而减少了用于粮食作物的面积。减少维修水利和防治洪水设施的经费对造成几次灾难性的洪水起了作用。军队抢夺农民的耕畜，不但给农民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而且降低了农民耕作的生产能力。20年代中期和晚期毁灭性的几次饥荒毫无疑问是军阀管理不当的结果，以致照章只救济自然原因造成的饥荒受害者的华洋义赈会不得不改变其饥荒的定义，以便它能向因管理不当和剥削造成的状况而挨饿的人提供援助。事实上，美国红十字会那时拒绝参与在中国的饥荒救济，因为这种饥荒是由政治而不是由自然现象引起的。③

在许多地方，有组织的军队的行为还不如在乡下游荡、抢劫农民的大群无人管束的无纪律的士兵。1930年，即军阀时期被认为结束后的两年，南满铁路的一项研究估计，在山东省，有310000无组织的军队和土匪，再加上192000正规军队，都以农村为生。①盗匪活动盛行于全国各地，抢劫和暴力行为成了常事。得胜的军队任何时候只要可能就抢劫。战争常常毁灭平民的生命和财产，政府机构被忽视或不复存在，贪污腐化、骚乱和剥削成了日常现象。这个时期的混乱驱使无数的人离开家乡，迁移到其他地方去。一个审慎的作者断定，20年代军阀主义的威胁和骚乱造成了“本世纪规模最大的一次国内迁徙”。②

军阀主义也影响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民族主义是20世纪早期中国最有影响的社会运动。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军阀主义所酿成的分裂和在国际上的脆弱地位的反应。此外，很多军阀也传播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口号，作为使他们的行动合法的手段。不论军阀们的真实动机如何，他们这样做也培育了这种思想：中国人应当关心国家的情况，探索国家的目标。例如，一个中国将领回忆说，他在1912年投军时只是为了谋生，但在听了他的指挥官冯玉祥的爱国演说以后，终于从国家方面来看待军队了。③

但是军阀的活动也促成了中国民族主义中的强烈尚武因素。尽管军阀们证明不能建立国家的政治权力，但他们也阻止非军事集团做这样的事情。他们以这种方式对中国政治斗争的进一步军事化起了促进作用；继承尚武精神的是更多的军国主义者。国民党为了和军阀竞争，不得不发展强大的军事权力，在这一过程中军队终于控制了党。共产党人为了和国民党以及1928年以后继续存在的军阀主义残余竞争，也不得不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

但是，归根结底，这种军事化并不是深刻而经久不变的。军阀统治不能作为例子说明在中国社会的核心有一种持久动力，它保证唯有军队起强大的政治作用。曾经有人认为，“军阀证实了这样的事实，在近代中国政治力量不能与军事力量分离……而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够发现怎样使军队退出中国政治舞台中心的秘密”。①反面倒是正确的：军阀们的失败表明，单独的军事力量不是中国政治力量的适当的基础。

在中国历史上，以前许多世纪的改朝换代时期都有许多和近代军阀很相似的人物，但他们最后都为统治统一国家的中央集权的文官政府让了路。在20世纪，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第一次在这个传统的过程中起了作用，但并没有改变这一结局，即文官的统一。民族主义只强调国家统一的紧迫性，所有军阀也都承认这一事实，或者最起码也口头承认这一事实。尽管一些省和地区的军事首脑宣布独立——有时是正式分裂——也没有一个曾经宣布成立新国家，乃至于表示他的分裂将是永久的。国家统一的情感如此深厚，以致有些首领争辩说，地方主义因增强国家一些个别地区而有益于国家，这种论证只有假定最终恢复统一，才说得过去。军阀们也公开声明他们要对有效的文官政府效忠，从而承认这种有力的文官统治传统。尽管中国的政治斗争因军阀们的参与而暂时军事化，中国争夺权力的最后胜利者共产党也坚持一条基本原则，党应指挥枪。军阀们的地方势力对中国的地区分割没有起多大的加强作用。事实上，地方主义传统上在中国就很盛行，即使是在中央权力很强大的时候。地理的独特性、经济利益、语言差异、种族和文化的模式，这一切都促进了忠诚于——归属于——地区的感情。存在一种“分层次的忠诚”体系：对省、对多省的地区、对省内地区以及边缘地带地区的忠诚。但一般来说这些并不是政治上的忠诚，这是它们为什么能够和有力的中央政权共存的原因。只有当中央权力崩溃时，传统的地方主义才获得重要的政治意义。在统一的中国里具有文化和经济重要地位的区域性单位，成了国家解体而成的自然单位和军阀辖区的自然基础。但是这些地区在统一中国之内正常存在，正是这一事实意味着军阀的地方主义，与其在其他方面相比，是破坏性较小的力量。不是地方主义必然对恢复国家统一起破坏作用，而是独立的军事力量有赖于地方主义。①

大多数军阀是守旧的，和传统的社会准则是很协调的。自相矛盾的是，他们所促成的不统一和混乱却为思想的多样化和对传统观念的攻击提供了大量机会，使之盛极一时。中央政府和各省的军阀都不能有效地控制大学、期刊、出版业和中国智力生活方面的其他机构。在这些年代里，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可能以什么方式实现现代化和增强实力进行了极其激烈的讨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军阀主义弊端的反应。共产党于1921年建立和国民党于1924年改组，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思想的繁荣。因此，一方面，军阀时代是20世纪政治团结和国家实力的低点；另一方面，这些年代也是思想和文学成就的高峰。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对军阀的反应，从这个动乱而血腥的时代涌现出了终于导致中国重新统一和恢复青春的思想和社会运动。

① 有些学者认为，军阀横征暴敛和他们造成的苦难的程度被大大夸大了，这是由于他们设想的是这样一种经济，国家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比在中国的大；他们还因忽略了军阀活动的积极方面，如发展工业、农业、运输和教育，而歪曲了事实。这种看法的一个适当的例子是托马斯·G.罗斯基：《中华民国经济论》。事实上，每个黩武主义的研究者都承认有些军阀的建设性活动。但是，从全面考虑，黩武主义的结果不能被合理地认为是积极的，压迫和苦难并不普遍的看法也违反了基于直接经验或观察的大量证明材料。

② 关于试图推算可用于经济现代化而转入军事用途的资金，见陈志让：《军人-绅士的联合：军阀统治下的中国》，第189—190页。

③ 安德鲁·詹姆斯·内森：《华洋义赈会史》，第40—56页。

① 满铁调查部：《山东农村和中国的动乱》（大连，1930年），第20、27页；拉蒙·H.迈尔斯：《中国的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年》第278页引用。

② 迈尔斯：《中国的农民经济》，第278页。

③ 刘汝明：《刘汝明回忆录》，第2—3页。

① 卢西恩·W.派伊：《军阀政治：中华民国现代化中的冲突与联合》，第169页。

① 拉里：《地区和国家》，对20世纪中国的地方主义和黩武主义做了深刻的分析。“分层次的忠诚”是拉里的用语。

第7章 思想的转变：从改良运动到五四运动，1895—1920年

第7章 思想的转变：从改良运动到五四运动，1895—1920年

改良思想中的进化论

在中国思想史上，1898年和1919年通常被认为是与儒家文化价值观决裂的两个分水岭。1898年的改良运动，是一部分接近皇帝的高级知识分子在制度变革上的一次尝试。它开始是作为1895年被日本在军事上打败的一种反应，但却以摈弃传统的中国中心世界观和大规模吸收西方“新学”的努力而结束。这一运动在晚清的现代化趋势和1911年帝国体制的崩溃中，产生了结果，随后引起了更彻底的思想重新评价浪潮。1898年改革的锐利锋刃已直接指向继承下来的政治制度，而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其标志的彻底的“新文化”思想运动，也被看成是对传统道德和社会秩序的一种攻击。后一运动的领导来自中国新近现代化的大学和中学。除了反对帝国主义之外，它的目的是建立一种清除了过去中国封建遗留物的科学和民主的新文化。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已明显地从对传统价值核心的怀疑，转向对它的彻底的否定。

此外，在这同一时代，知识分子精英作为一个阶层，已经历了若干重要的结构上的变化。一方面它建立了以报刊为形式的新的联系与交往方式，另一方面建立了多种类型的学会和政治党派。传统的考试制度已经终止而被学校制度所取代，这导致对传统文职机构中的职业机会的侵蚀，以及知识分子工作的迅速职业化和专业化。文化中心（中国历史上多在城市）受到不同性质的城市生活，即世界性工业化城市生活的影响。如果这些变化所形成的这个知识分子阶层，正在发展一种新凝聚性，那么这种凝聚性也有疏远中国社会其他部分的新危险。知识分子受教育不再是为了做官，越来越处于政治权力的主流之外；他们愈来愈按照外国的模式接受教育，冒着丢掉传统文体的危险，传统文体能够成为与普通民众联系的桥梁。

发现西方：改良主义者的进化宇宙观

19世纪20年代之后的思想变化，必须首先当作中国人“发现西方”——不仅当作帝国主义侵略或技术魔力的根源，而且当作世界文明本身——而予以研究。这个发现最初是一小批先驱者19世纪头10年以来积累的知识向更广大的精英阶层传播的结果。1895—1898年间的重要改良学会，先是宣传条约港口的政论家和买办如王韬和郑观应的着作，或早期派往欧洲的使节如薛福成和郭嵩涛的着作，抑或是基督教传教士的教育团体和为技术上“自强”而创立的早期中国兵工厂学校的着作。然而，与改良运动本身所激发的生机勃勃的浪潮相比，这种早期对西学的探索，实际上却很快就显得是有限度的。许许多多的人为政治流亡者所推动，以及为新式教育的吸引力所吸引，自1900年以后在国外生活和学习，并在返回中国后，要求作为思想领袖的地位。至于那些仍留在国内的人，也可以得到越来越多的译本——尤其是关于世界历史、地理、政治、法律着作的译本，最初主要译自日语，但后来也译自欧洲的一些语言。中国译者的先驱，如专门研究英国和法国社会和政治的哲学家严复、以介绍欧洲浪漫主义文学作品而着称的林纾，都在他们时代最受欢迎的作家之列。在1895年的北京，由康有为组织的激进的强学会的成员们，还不能在这座城市的任何书店找到一张世界地图。到了1919年，在蔡元培领导下经过整顿的首都的北京大学（蔡在翰林院和来比锡大学都受过培养），却聘用了西方大学的毕业生，并设立了欧洲文学、历史、科学及哲学课程。

像这样的一些事实，曾经导致一种普遍的假定，即改良时代具有中国人“对西方的反应”的性质，因而必须从外国思想对本国思想体系的影响来分析。冯友兰，一个新儒学的重要学者，曾经典型地把19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这段时期的特征，描述为中国人迷恋“西方精神文明”——以与王朝时代的中国中心主义和20世纪20至30年代的批判的新传统主义这两者区别开来。①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侯外庐，也把这种假定的对西方的迷恋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一个新生资产阶级的工业化努力——联系起来；这个资产阶级和其欧洲的对应物一样，发现启蒙运动的科学与民主的思想意识是一种表达他们社会经济愿望的适宜方式。②美国学者李文逊对以下的迹象留有更深刻的印象，这种迹象表明，中国的改革者是以极其矛盾的心理来看待西方及其思想要求，但把这种心情理解为他们信仰的普遍社会准则（这种准则提出采用国外新信念的需要）与他们忠于民族文化特点的意识（这种意识又把他们拖向对传统的满足）这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的一种表露。③

“对西方的反应”这一概念，的确促使人们注意作为激发愿望的外部力量，即西方帝国主义的极其重要的地位，注意中国人首次对19世纪西方科学和社会政治思想主要传统进行严肃探索所导致的正反两方面的巨大刺激。然而，这一概念中的一个危险是它的这样一种倾向，即认为这是西方观念直接取代民族观念的进程，并且认为中国人在思想上只起被动作用。另一个危险是它鼓励这样一种假定：一旦西化进程业已发生，中国人此后对任何传统社会准则要保持任何真正的信仰，都是不可能的。中国人作为反应，从1890年之前对传统社会准则的肯定，发展到1919年在“新文化”运动过程中的否定——这样一种看法是这种解释模式的一个结果。

当人们把改良运动背后的政治原因和它的思想内容加以区别，因而能够认识激励后者的本国根源时，便宁可提出另一种可选择的观点。学者们越来越注意到传统思想中相对来说的异端运动。无论是17世纪晚明效忠者的反专制主义、新儒学陆王传统的个人主义、大乘佛教的社会人道主义、道教中主张意志自由的部分，抑或是像墨子、颜元那样的人对治国之术的实用主义的、功利主义的观点，乃至法家——都是许多改良主义者建立他们的主张的论据。帝国正统观念隐藏的中国传统的多样性，要多于它所摧毁的，同时并不是所有的本国传统——精英的或民众的——都是保守的传统。另一方面，中国自己的新传统主义的哲学家，同样还有他们的毛主义的对手，都正确地断定，对儒家社会准则的信仰经受住了新文化和五四运动反传统观念的猛烈攻击，并且直到解放以后的时期，仍继续指导许多中国人的社会行为和精神生活，这一点越来越为人们所理解。

然而，“对西方的反应”这种思想变化模式，只是部分地受到一种分析法的挑战，这种分析法认为连续性和不连续性一样，在历史上是线性的。效果更好的一种方法，可能是承认改革时代的主要思想家试图了解连续性和不连续性如何适应内涵有了改变的结构。为改革而进行的社会政治斗争，不是孤立地而是在进化宇宙论的框架内予以表述。这是一种对宇宙的系统看法，自然、精神和社会现象，在其中都被理解为单一的宇宙实体的种种表现。这种新宇宙论的外在根源，在于中国人发现了他们所认为的自然和历史事实的新真理，这些真理是西方揭示的。一方面，发现世界历史包含多种彼此之间（同样也与未开化的周边地区）有力地相互影响的高度文明；另一方面，探索了西方科学法则——特别是建立在达尔文生物学基础之上的进化法则，而且还有牛顿物理学的法则——的本质。就国内方面说，这种宇宙论有赖于儒-道传统，这种传统教导人们要把社会-政治现象和自然界的宇宙模式，在相互依存的因果关系的作用中联系起来。由这种新宇宙论产生了一种世界观，消除了中国人作为世界文明唯一源泉的自我评价，揭露了他们是许多民族和许多文化中的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成员。但与此同时，由此而来的把中国作为相对物的考虑，并非简单地还其本来面目——倒不如说是把所有文化、所有社会阶段和历史时期中所有时刻，都作为相对物来考虑。它在中国人当中，导致一种世界历史进步的新信仰，但是是一种既强调历史进程的道德目的论，又强调其任何特定暂时发展阶段的相对不完善性的新信仰。这从而导致以传统的作为先验实在的“易”的观念——种种宇宙力量，它们在其最终相互影响的运动中起着支配所有存在结构的作用——重新强调时间本身。最后，它以一种当时认为具有极大活力的完整体系，创造了一种关于某些人类道德行为问题的突出观念——要末应以其自身的浮士德式形象创造人类，要末只好使他们在外部决定的进程面前，处于一种毫无作为的状态。

不必奇怪，最早表述相对地予以考虑的世界中的变化，作出这种新的肯定的，只是少数几个人，他们很早便与欧洲亲自接触，并且相对来说一直保持接触。薛福成是1890和1894年间中国派往伦敦的外交使团的一个成员，最初因日本1879年占领琉球受到刺激而写了论述改良的着作，他的着作提供了典型的新世界历史的概略。他认为，人类黎明和当代之间已经过去10000年，这一事实由于内在的更迭规律而为人所知，更迭规律支配着世界变化的速度。薛关于这10000年的内在周期性变化的说法，遵循标准的历史编纂学，但他认定现在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中国和蛮夷分隔时代的结束，各国之间交往时代的到来。重要的是，薛把这些变化看成是完全必然的，不受人的愿望支配：“彼其所以变者，非好变也，时势为之也。”①

伟大的欧洲社会学名着翻译家严复，更巧妙更肯定地强调了这种必然意识，他的1895年着名论文《论世变之亟》，最早提出了明确的进化观念的改革梗概。严复对中国传统制度史中的伟大分水岭秦汉时代和当时之世之间的类似之处也有深刻印象，但是他承认这样的历史性转变的原因仍是难以理解的：

强而名之曰运会，运会既成，虽圣人无所为力……谓圣人能取运会而转移之，无是理也；彼圣人者，特知运会所由趋，而逆睹其流极。②

改良主义者们确信他们所处的历史阶段是一个极为根本的转折点，它只能是某些宇宙原则运行的结果，他们最早认为进化时代切合于传统信念的模式，他们自己是作为宇宙秩序的调整者而为这个时代效力。用条约港口新闻工作的先驱王韬的话来说，就是“道贵乎因时制宜而已”。③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治改革运动自身的目的并不很重要，重要的是适应世界历史发展的新阶段；众所周知的工业化西方世界的制度，使人想到了整个人类社会乌托邦式的未来希望——由于是模糊的轮廓而更令人兴奋。①

如上述内容所表明的，进化宇宙观的形成，与其说是某个个人的识见，不如说是许多人得出的一组共同的观念。不过，就其成熟的形式而言，最好通过在某种程度上是其创建者的主张改良的主要知识分子的思想来加以考察。这批人中的资深者无疑是康有为。他的着作《新学伪经考》（1891年）、《孔子改制考》（1897年），在使传统服务于改良的煽动性的努力中，支持久已湮没无闻的儒家今文学派的真经主张。在1898年皇帝发起的百日维新——康有为曾亲自领导——失败以后不久，他把他主要的乌托邦综合体系编写成一部书，即《大同书》；这部着作虽然在他生前从未全部刊行，但他较有影响的追随者都知道手稿和要点。②

在这些追随者中，谭嗣同无疑是最勇敢、最引起议论的思想家。他的哲学创见足以与康有为本人媲美。戊戌政变之后，他在33岁时被清朝当局处决，这是他深思熟虑以尽自己职责的赴义行为，他的精神在他幸免于难的同志的心目中被树为典范，也使他身后发表的着作《仁学》成为具有神奇力量的传世之作。③梁启超作为康有为政治上的亲密伙伴，与康有为一起实际开创了研究社会的运动。这一改革思想的运动在1895年以后席卷了全国。他在1896年和1897年作为研究社会的传播媒介《时务报》的主编，是新闻工作的先驱；1899年后，在日本流亡期间，作为改革反对派的喉舌，影响达到了顶峰。

如果说上述三人在1898年，都把他们的成功押在在君主制下赢得改良上面，并为他们的失败而付出了流亡或被处死的代价，那么这个运动的第四位伟大的鼓动者严复，却保持一种处于事件边缘的更加克制的立场。表面上看，这位天津一所海军学校的总教习是英国培训的工程方面的杰出“洋专家”，但他对当代英国-欧洲文明的综合看法更加杰出，对他那个时代来说也是无与伦比的；他在一系列值得重视的对斯宾塞、赫胥黎、J.S.穆勒、亚当·斯密、孟德斯鸠等人的主要着作的翻译中，发展了这种看法。他利用学者传统的评注惯例和中国古典哲学词汇的丰富资源，释译原文，文采绚丽。理解康、谭为他们的哲学综合而吸取最深厚的本国根源，以之与严复、梁启超受西方启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相对照，可以说明上述四人之间的复杂思想关系。这样一种分析认为，康、谭倾向于一种国际主义，使人联想起中国中心体系的“天下”理想；当他们设想未来典型的黄金时代时，倾向于乌托邦主义，倾向于信仰儒家“仁”的思想，以之作为一种宇宙-道德原则。对比之下，严复和梁启超似乎是受他们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性的激励而采取更为民族主义的、实用主义的、现世的观点。不过，在1903年或1904年之前，所有这四人的着述都对中国的长远前途表现出一种潜在的乐观主义，这与他们反帝国主义、反朝廷的论战的愤怒而忧伤的语调是不一致的；从整体来看最好把这种乐观主义理解为基于超历史进程的良好本质的共有信念，这种信念将导致逐步地实现世界大同。

《大同书》和《仁学》这两部着作的主要贡献，在于它们表述了结合进宇宙论的进化思想，这种宇宙论把进化的发展过程与社会变革联系了起来。这两部着作仍然确信儒家神圣真理将继续作为变化模式的形而上学源泉，与此同时，又承认这个世界历史新阶段所预示的社会价值的重新评价。

原来的儒家今文学派，为康有为提供了一种能够适应全部西方发展理论的历史向前发展诸阶段的中国图式。他借助于这种图式，以一个发现者的热忱去领会分阶段发展的历史变化。不过，一种类似的——虽然是就表面上的退化观念而言——超历史进程的分析（见之于归属古文经学派的一篇经文），甚至是《大同书》的一个更为重要的来源。这篇经文，即《礼运篇》，从“大道之行也”的远古黄金时代——一个未受家庭主义或私有财产制度玷污的“太平”（大同）世——开始，记述了有关“三世”的学说。按照《礼运篇》的说法，历史上的三代圣君治理第二个时代，即“少平”世，这是从黄金时代退化到了一个以军事力量和礼仪道德两者为标志的世界：“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①当康有为把现世作为在孔子时代就已开始的第三个时代“据乱世”，与将导致世界回归太平的将要来临的“升平世”两者之间的过渡期时，他是在预言这样一种变化，即摆脱以家长制氏族和部落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和以统治者对人民或贵族对平民的专制权威为基础的相应的政治制度。取而代之，将出现一个人民与他们的统治者之间、不同的个人之间，在其社会关系方面的等级上的悬殊都将明显缩小的社会。体现这种人民中新关系的政治形式，将是民族国家和君主立宪政体。按原意，这就是“变法”，变法将使中国处于与日本和欧洲同等的水平，导致它向升平的社会制度转变。康认为，虽然作为共和政体国家的瑞士和美国的政治制度，已经显示出将渗透所有社会关系的萌芽状态的平等主义，但最后的大同阶段距今仍有几个世纪之久。在《大同书》中概略描述的这样一个世界，将没有任何以财产、阶级、种族和性别为基础的社会差别。那时，民族国家本身将为一个全球性的议会政府代替，而所有人民将接受共同的习俗，并在共同的信念中结合成一体。

由于主张道德完美的社会不应有等级制度的社会差别，康的《大同书》似乎已放弃了儒家信仰的基本原则，它达到这种观点是通过对传统的孟子思想的发展，孟子认为，恻隐之心“充塞”天地，其根源在于对同情他人的人类天性的培养，因此，扩充而普遍化了人的美德变成了“仁”。在康的说法中，仁被视为一种能动的宇宙-道德力量；因此，仁在他所认为的吸引和排斥的力量中表现了出来，吸引和排斥的力量是外在宇宙运动以及作为有意识生物道德生活基础的本能的动人感情所固有的。在升平时代，考虑到关系远近、地位高低这些伦理差别，社会准则（“礼”）仍然允许人际亲疏关系的有限的或“局部”的表现，在大同时代，社会习俗将摆脱所有这样的“私心”，将完美地体现无差别的普遍的仁爱精神（仁）。

这样，康的自然和社会进化模式，是以蛮荒到文明的历史演变为出发点，并且包含了一种西方范例所启迪的先进的民主和富裕社会的现世的观点。不过，他基本上认为其全部过程是一部人类精神臻于完善的奥德赛史诗。通过现代化以支撑他的乌托邦预言，这使传统新儒学的有机宇宙观点由于圣人诚心的自我实现而得以改造。不过，康的说法提出了这个有机体两极之间，即圣人一方和“天地”外在宇宙另一方之间的一种新型关系。康把圣人几乎设想为令人敬畏的宇宙景象面前的旁观者，而不是把圣人放在中心，作为宇宙变化的根源。仁，尽管仍然作为个人道德意识的源泉而发挥它的作用，但是是在外部世界——在布满星星的天空，在变化本身的活力中——最有力地显示出来。从这里引出了他的唯物主义倾向、宇宙决定论的萌芽和一种激进的道德乐观主义。一般新儒学那种对宇宙缺陷和道德衰退的忧虑倾向已成过去；代替的是康表现出的信心，人天生的欲望和仁是协调一致的，并且，

Chapter_9

个人的享乐、愉悦、富裕——所有这些和教化都可指望是这个未来的乌托邦的恩赐。圣人并未创造社会乌托邦；历史本身将创造社会乌托邦。康认为，如果说要通过对人类社会的社会障碍的摧毁来达到精神的尽善尽美，那么这更可能是解放的赐予，而不是人类斗争的结果。

因此，这种人类征服自私的理想，似乎缺乏需要内部斗争以克服它的任何强烈意识。的确，康通常把道德成就的障碍解释为自我之外的环境和礼仪所造成的“诸界。”不过，他也把实际的道德行为解释为需要承受这些事实上的障碍，也就是，解释为适应人们碰巧生活于其中的时代的行为。如此，精神的进化便成为一种宿命论的宇宙的发展：“时之至也，变亦随之。”在反映未来方面，也只有先知的先见之明可以说能部分地推定未来；因此，圣人道德上真正的作用也在于预示未来。

《大同书》所描述的康的特定的社会理想，虽然在细节上是现代的，甚至是“西化”的，但在他的信仰体系中仍然缺乏一种真正现世的自主。他提出的形象的描述（对人类社会的“九界”的描述）重复了神秘体验——儒家等的——的传统陈述，在其中，自我、外部世界和超自然之间通常的界线至少是变动的，至多则完全消失。康的社会理想强调消除政治的、种族的、性别的及国家的“界”，与其说是因为这些等级制度是邪恶的，不如说是因为所有这些现象方面的差别遮蔽了真理——就哲学真理说，“本体”就是“一”。就社会心理说，《大同书》的确表达了康自己对家族主义束缚的抗议。他的确强烈地认为这些“界”是邪恶的，不过在这里他也避开了社会关系的中间领域。对他来说，这些“界”要末被看成对个人私生活的具体束缚，要末被看成不完善的形而上学认识导致的观念上的错觉。

康对儒家形而上学的顺应，就以这种方式改变了圣人与宇宙之间的平衡：作为一种目的论的力量，康的外在宇宙，比传统观点可能允许的，更具有有目的性的活力；作为变化过程的有限度的预见者，圣人则相应地较少具有这种活力。谭嗣同的着作恢复了这种平衡。在重申圣人力量的理想中，他创造了一个作为现世英雄的政治化了的圣人。他提出一种外在宇宙力量的文明和抗拒的辩证模式，作为圣人式自我实现的必要背景。这两种意向结合起来，使进化宇宙论既引起宇宙机制，也引起人类力量在一个正在发展的宇宙中起作用。

如果说康的书反映了它的作者作为预言家的自我形象，那么谭的书可以说暗示了他最终选择的作为殉道者的命运。在它的道德积极行动主义中，虔诚的救世者们被视为世界历史变化的主要作用者。同时，谭推想这种变化的最终完成将是对自我中心本身的超越。人间天堂之外，康并不多考虑；谭则使进化的最终目的从属于这样一个阶段，那时甚至目前认为的人类意识也将不复存在。

和康一样，谭也假定有宇宙-道德活力，它们由于调节自己的活动，被认为创造了它们所具有的“事物”的结构。这种看法包含一种对新儒学“理”“气”二元论的批评，并且受到借自西方科学的物理学概念的支持；不过他的“物”的运动模式，却更多地由佛-道的现象学得来。康使“气”等同于“电”，而谭则从“以太”的概念开始，“以太”是单一的物质存在，充满、存在于现象、空间和生物一切领域，并使之联系起来。然而，虽则这种基本的实体被解释为物质性的，其能动地发挥作用的最重要的方式却是在道德方面：“仁即以太之用。”因此，以太的变化是通过道德力量的能动性而产生的，这种能动性特征谭称之为“通。”

“弥漫性”、“交流性”、“渗透性”、“传播性”：“通”当与其对立面“塞”即“碍”、“滞”并列时，是难以翻译的。借助于这个关键的概念，谭达到了康在他的宇宙论结构和他的理想社会关系结构之间所没有达到的互补性。当“事物”的界限是能渗透的时候，以太在道德上所起的作用是最为明显的。在社会领域，这些界限可能是文化、民族、风俗的界限；或者是抑制人们交易和联系的经济界限。在人际关系领域，它们是利己的妨碍道德共性的障碍。在自然界，它们是将精神-物质统一体组织成显然有别的现象的界限，这些现象受时空限制，依它们的对立物而具有相关的特色，被个体化的人的自我不完善地界定为“客体”。因此，在它真正最为完美的形式中，以太的道德能动性在其不受阻碍的流动中，将显露出万事万物互相联系的统一性：儒家形而上学原理的真理，大人视天地万物为一体。

谭嗣同以这种方式得出了社会革命的处方，以“冲决”现存儒家秩序的“罗网”。谭认为传统的中国人是“名教”的奴隶。语言学上的“名”——人类按照显然有别的特征最初用来鉴别所感受的现象的工具——在中国已历史地被理解为孔子做出道德判断并从而规定道德准则的方法。因此，对谭来说，它已成为被规定为礼或“五常”的个人行为和政治行为的等级制度礼仪准则的象征。谭的进化理论设想，在“仁”活跃的能动性影响下，以“礼”为基础的现行社会体制将要崩溃。这也可以理解为该书标题的内在要旨：当人类的“仁学”完善时，人类将逐渐获得更愉快更丰富的物质生活，更活泼、更自然、更本能的情感体验，更为平等的政治和个人的关系，以及不断扩大的高尚的意识。

谭对进化的想象，从宇宙的最初产生延续到最后的“太平”时代。他把今文经学的“三世”说、他所理解的地质学和生物学的进化事实，以及传统的道家宇宙论的一些见地结合起来。这样他便从从无到有的最初分化，经过太阳系的形成和达尔文进化论的过程所推测的发展，朝着越来越高级的有机生命形式前进。对于未来，他预言地球上最终均匀分布的人口是现存规模的几百倍，但仍能依靠科学和医学的发展与成就得到保护，不受缺少物质的威胁。科学的发展将得到生物代代相继的固有进化趋势的助力，采用不断更加完善的高尚方式，最终导致“纯用智”的人种，能够在空中和水中生存，避开地球本身的局限。

不过，最一般地说，谭认为所有这些变化的方式都能够在《易经》这部书中适当地辨识出来：谭最终的宇宙进化的神话，其推理依赖于《易经》八卦第一卦乾卦的象征性，依赖于传统上与孔子精神发展相联系的生命周期各阶段的生物学隐喻。他设想了六个阶段；前三个阶段是从最初的古代部落社会的“太平”世到“孔子”自身所处“据乱”世的退化，后三个阶段是通过晚期帝国的混乱向不远未来的“升平”世的上升，在最后的“太平”世达到顶点，在“太平”世，有如孔子在他老年时，人们将“随心所欲不逾矩”。对于谭来说，每一世的结构都为社会的政治统治者和宗教教导者的作用所决定——从这些领导形式的逐步出现，前进到它们世界规模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又将依次为这样一个世界铺平道路，即“人人可有主教之德而主教废，人人可有君主之权而君主废”。①

不同于康有为，谭嗣同不满足于缺乏任何人类中心机制的目的论，他的理论包括一种宇宙进程中的道德行为的作用模式。这个模式在传统新儒学的自我修养模式与这样一种伦理观之间形成一座桥梁，这种伦理观既按照未来的目标机械地解释善，也通过达到善的心灵内部斗争体验主观地解释善。在改良运动之初，谭已谈到改良的信仰需要“日新”。然而，在《仁学》中，他引入了另一个更具创新意义的概念“心力”；其要旨是，心能够在无尽的发展方向上随宇宙运动的活力而运行，并表现在改变世界的积极斗争中。“心力”充分地发展，将在孟子的“心”的自发移情与菩萨的救世慈悲结合起来的行动中表现出来。这里，谭当然是在建立一种关于自我的理论，这种理论符合他的流转着以太的宇宙论。不过，它对他这样的概念是一种非难，即心力作为运动中的以太的一种形式，被视为随它所遇阻力的大小而被激发出它特有的活动。诚挚的心灵为了它本身的自我完善，需要克服阻碍。“愈进愈阻，永无止息。”①而且，心力乃“人之所赖以办事者是也”，②用来达到可以从其自身活动中分离出来的目的的一种手段，因此包含了一种道德上不明确的可能性。在《仁学》的最后篇幅中，谭宁愿回到宗教拯救者，作为他提出的人类发展变化的动因。但是他对朝向进步的宇宙中的人类行动的浮士德式理想的敏感性，把他自己的哲学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严复的哲学联系了起来。

严复提倡把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主义注入中国政治，因为他把它特有的“个人主义”看作推动先进的科学和工业文明运动的“心力”。由于这种“文明”是由在这个世界中行动并对这个世界起作用的奋斗的个人的浮士德式活力形成的，构成他的宇宙论基础的关键，就在于斯宾塞的理论。“他按照进化论解释所有变化。他撰写的着作和论文把天、地和人包容在一个原则之下”。③

在斯宾塞的哲学中，最令人深感满意的是它把自然和社会进化的一元论看法作为从纯粹和同质到不纯和复杂的单线发展的基础。进化的动因是达尔文有关物种之间生存竞争、弱肉强食的机械论。在严复的看法中，这个进程是良好的，既是因为它适合于文明的目的，也因为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成功的竞争者的“力、智、德”④在他眼中本身就是令人赞美的。成功的人类群体“始于相忌，终于相成”。⑤他关于达尔文主义的主要译着，即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的译本（中文版名为《天演论》），在人类道德和进化选择的自然力量被看作总的宇宙进程的补充部分方面，为支持斯宾塞辩解，而与赫胥黎对立。“群学”——严复关于斯宾塞社会学的用语——暗指荀子自然主义哲学中的“群”的观念，荀子断言，人类处于生物分类等级中的最高地位，全靠他们的社会结群本能。严复认为，在社会组织形式总是更趋复杂方面的优秀人类群体，将创造出最终继承世界人类遗产的文化。

严复在选择将使他的同胞熟悉19世纪自由主义的欧洲经典方面——在他看来西方的价值体系最为优秀——证明对原作的历史主义的和社会学的论题是最敏锐的。他考查亚当·斯密时，强调个人开明的自利行为借以有效满足社会长期经济需要的功利主义的“无形的手”。在穆勒的《论自由》中，他很注意自由在为无私地寻求真理提供条件方面所起的作用，以便社会最终可以在正确的共同适用的原则基础上联合成一体。为了说明法律在欧洲政治中的重要性，严复转向孟德斯鸠，不过即使在这一点上，他和孟德斯鸠的关系也在于对立法的“天赋人权”的怀疑，在于那种形成对照的观念，即强有力的社会决定因素形成政治制度的观念。严复一直是以这样的方式解释欧洲自由主义传统，即指明自作主张的个人行为和社会组织需要之间的一种天然的互补性。

和今文学派的进化理论家们一样，严复也有一个对人类历史的总看法，设想出一种发展到以富裕和文明为特征的民主和工业未来社会的分阶段发展进程。不过，在分析它的诸阶段时，他的注意力较少集中于乌托邦似的远景，更多地集中于当前国家在“富强”方面转变到与西方同等水平的任务上。斯宾塞曾经主张，发展的道路是从部落和家长制社会形态向早期现代国家即“军事国家”前进，并继续向前。严复认为中国的现状，相当于这两个最早的阶段之间的一个艰难的转折点。作为中国落后的现代理论的先驱，他争辩说，中国自秦以后已具有“军事国家”的政治结构，但它的自然发展，受到绝对化为礼制的儒家家长制文化准则持续影响的阻碍。进步将通过许许多多个别中国人精神的转变而到来，他们应当培养国家所需要的自身的“力、智、德”，以建设一种强有力的开明的现代文化。在这里，严复相信来自人为的文化的决定性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他关于中国落后的悲观主义。中国的前途，与其说取决于物质的强制力，不如说取决于民族精神的努力，是与人民自我转变的能力密切相关的。

如果说作为一个儒家主义者，必须信奉人本主义的形而上学，那么，即使按照康有为和谭嗣同的非传统态度来说，严复也远不够格。他从道德意义上对宇宙的解释别具一格：不是诚心的某种内在的利他主义准则规定真正导致进步的人类行为，而是那种行为的效能适合时代本身，这和个人并无关系。严复以这种方式，甚至进一步改变了平衡，从作为圣人人格内在品质美德的改造力量，移向了作为对社会-历史力量反应的有洞察力的才智的适应能力。可是，即使这种关于人类在进化宇宙中的行为的似乎更具宿命论特点的观念，在实质上也为严复在伦理观方面脱离儒家圣人人格理想的另一结果所抵消。他对个人主义的强调，必然与那种人民才是世界真正主人的信念相联系。他的民族主义概念建立在这样一种确信之上，即全民的集体力量构成了使文化发展成为可能的有鉴定力的民众。当康和谭论及全人类的道德目的——民族国家对它只能是一种过渡的工具——时，他们本质上是指作为一种手段的个人的得救，包含以下的悖论，用谭的话说就是：“度己，非度己也，乃度人也；度人，非度人也，乃度己也”。①在把他的希望完全寄托于进步文明的民族方面，严复是对中国民族主义作民粹派解释的先驱。

不过，尽管有上述分歧，所有这三个人都把进化有机地看作与相互依存整体中的自然、社会和精神力量相联系的总的进程；都认为这种相互依存也扩延到时间，使哲人的思想能够从对它任何一个阶段的知识中领悟其整体。最重要的是，这三人都同样确信，本身位于这一进程之外的一种不可言喻的形而上的“不可知”本体，却是它发展所依靠的基础。前两人理论的基础，在于作为宇宙力量的儒家人本主义者的信仰“仁”，而严复的形而上学，则在更大程度上是道家的。他把斯宾塞的“不可知”与老子奥妙的怀疑主义等同起来，他接受进化的必然性也深受这位哲人的反人格化的神秘自然的教益。尤其是所有这些改良主义者所设想的宇宙，都隐含社会根本改革的无限活力，就谭和严来说，这种活力完全而自然地与作为善“心”特有作用的斗争的观念相结合。这给中国的宇宙论思想引进了一种观念：具有科学法则的发展的宇宙，可以与浮士德式的人类行动的活力相配合。总之，这就是在改良文献中经常所说的“公理”——自然和社会的普遍原则。

在这四位伟大的改革领袖中，梁启超最少离开当前直接的政治问题，以及这些问题所引起的必要行动。他的报刊工作者的直接性，是他盛名和巨大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如他情绪和意见多变，也同样引起了批评一样。但实际上正是他的历史观点使他在当代事件中，寻求发展变化种种主要模式的关键。严复和日本思想家加藤弘之是梁关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知识的来源，后者的解释突出了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不过，正如他对亚洲人和西方人难分难解地为霸权而斗争的现代帝国主义时期的分析，他概略地阐述了一种历史哲学，和一种关于人的行动的理论，其宇宙论的基础使人想起谭嗣同，同时这种哲学和理论发展了严复对西方个人主义的解释的浮士德式的含义。

在宇宙论方面，梁的构想比较简单。他把谭的“以太”和“心力”合并成一个单一的概念：动力，或物质和精神现象中的活力。“盖动则通，通则仁，仁则一切痛痒相关之事，自不能以秦越肥瘠处之，而必思所以震荡之，疏瀹之，以新新不已。”①不过，由于把“辩证”的因素引入这一框架，梁提出，社会-历史变化的模式是以宇宙“动力”即主动力和反抗力的更替为基础。具体地说，欧洲和中国近代的史实是，专制政治的压迫力量引起反抗力以高涨的社会要求民权为形式的、不可避免的对抗运动。

由于把历史运动与被认为对它们应负责任的超历史力量的原因联系起来，梁提出的一种看法是用道德意义解释达尔文进化论；也提出了一种自由的观念，自由被认为是“适应”达尔文斗争性观念的属性。梁明确表示，他所说的民权并没有西方启蒙运动政治理论的“天赋人权”的意思，而是更接近于竞争的个人通过他们活力的成功运用而赢得的有效权力。梁声称“权利”确实是一种“权力”，尽管他坚持这并不使这种政治理想的道德基础无效。这种权力学说似乎是人权的否定，实际上却是人权的完成。②因此，他含蓄地表明，“权利”是自我的“心力”最大限度地延展到心外的外部世界的一种表现。历史上，欧洲古代的自由曾经是贵族强行保有的特权，而现代民主自由则是通过民众斗争和革命而赢得的。而且，由于个人的心力天生具有相互吸引的特点，因而总是更趋广泛的“群”的合并，似乎就是进化斗争的自然结果。梁关于在中国出现“新民”的着名号召，是指符合这同一集体主义方向的解放了的个人。因此，人类自由的进展，被描述为人的活力的集体力量向范围日益广大的人的群体的扩展——这一过程在上古时代通过部落之间的斗争而展现，并预期在遥远的未来，作为人类最弱小的成员即平民和妇女成功地维护“权利”的结果而达到顶点。

像谭嗣同那样，梁关于历史进程中人的行动的理论，也给了反动势力（如专制政治和帝国主义）以一种肯定的评价——那是激发进步的创造者的反应活力所必须的。他还断言，精神在斗争中行动的天赋力量本身，通过社会集群的更高形式的创造，导致人更大程度的自我实现。从宇宙的观点看，产生历史变化的活力显示出像熵的原理那样的某种东西。梁相信，当全世界统治力量和反抗力量平稳地平衡时，人类平等终将实现。大同将是无差别的——它的社会表现将是平等地分享权力；它的历史表现将是静态平衡，即历史的终结。①

和谭嗣同不同，梁启超在1902年，明确否认他关于历史发展的哲学有一个儒家的核心。他说，“仁”这种品德太柔顺了，不能作为现代国家自我发展的动力。然而，他同年写的有关历史哲学的明确论述，却仍然植根于关于进化过程本身的臆说，他的臆说实质上与他人的臆说部分相同。他主张人性“乃进化之极则，转型之不竭源泉”。当他提出他的“新史”是否基于对社会群体进化之研究这个问题时，他承认它们共有的机体说。他认为种族是“群”的内聚力的主要根源，因此是当代的“群”或民族之间竞争的基础。不过梁仍然认为，通过文化总的表现而显示出来的“心力”，在各种社会制度中都是变化的主要动因。他主张史学应通过揭示社会变化方向而服务于国家，也就是提出一种存在历史目的论的常见主张，这种目的论是学者们凭他们对于超历史“精神”的直觉而体验到的，超历史“精神”被假定为给予历史目的论以活力，并支配历史目的论。他主张“主观”在历史着作中的正当地位，他的这种主张不仅仅允许解释性意见，而且是指那些有先见之明的人的创造性贡献，他们的主观精神能够依靠综合，领悟全部历史的连续性。①

最重要的是，主要改良思想家的进化宇宙论形成了一种系列：就作为世界变化基础的力量来说，从更大程度上是宇宙论的概念到更大程度上是以人为中心的概念；从它们比较而言的静态的模式到更辩证的模式；从较少强调作为进化过程一个积极因素的现代国家到更多地予以强调。所有这些都标志着离开儒家-道家形而上学，朝着更自然主义的、历史化的、现世的进化过程模式的转变。梁启超提出他对历史哲学在现代世界中的作用的看法时，既表明了他对上述这个系列的理解，又表明了他置于其上的限制。他说，它将提供一个宗教信条的替代物：他借此表示了关于人类社会的一个全面的解释体系，即作为事件基础的因果关系模式，以及暗含于其中的道德目的。对于梁，和对于其他的改良主义者一样，进化论提供了一种与现代化哲学相联系的个人竞争的新道德。同时，进化论也赋予未来以宇宙论为基础的道德目的，允许他和其他改良主义者一样指望他们的维新将对完善传统公认的终极王国有促进作用。

大同和制度改革的西方模式

进化宇宙论为中国改良主义者对西方文明的力量的解释提供了框架，强有力地影响了欧洲和美洲国家被当作发展模式的方式。西方的论述往往认为，亚洲改良主义者对西方的赞美不过是对西方真正成就的一种过时评价。这既忽视了改良主义者知识来源方面的限制和偏见，也忽视了中国人通过吸收这类知识的基本价值体系而随意给予这类知识的含义。新教徒传教士和条约口岸英国化了的中国人，是改良主义领导人员最早的教师，他们无疑都作为鼓吹者和辩护士而为维多利亚文明说话。中国改良主义者有一个已经在明治时期的日本经过东亚文化适应性过滤的成功的西化备用模式。不过，这些论述在对西方经济和政治制度的乐观景象的反应方面，表明中国人正把一种对于被发现事物的真正见识与他们自己的乌托邦设想结合起来。在这种意义上，“西方”不仅充当文明的替换物的现实模式，而且也充当出自中国人自己历史想象所设想的理想图像的宝库。经过改良宇宙论解释模式过滤的科学和民主，看来是与“大同”这一最终目标相联系的总的宇宙体系的物质和社会的表现。科学和技术提供了唯物主义的宇宙的景象，其奥妙将产生财富和力量，这是几代帝国统治者所无法实现的。民主提出了中国人赖以复兴其政治共同体的制度，使它更接近于永葆青春的“天下为公”的理想。

西方科学对中国改良思想最初的主要贡献，是作为进化宇宙论本身的理论支柱。在用物理学概念作为他们的哲学的砌石方面，康有为和谭嗣同都传播了一种新的确信，即自然的真理确实能被认识。他们认为，科学证明了所有现象的相互依存性，对于他们，这种观念在其文化和社会的应用方面比在其理论本质方面，更具有革命性。儒家哲学并没有使人道主义的社会准则取决于宇宙论的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区分。这些社会准则在历史上也没有与把在空间中占有固定位置的人类当作中心的宇宙观点联系起来，或与被唯一的超然存在能力从自然划分出去的、在分类上确定的人类的观点联系起来。

因为这个缘故——更因为19世纪传教士自己有代表性地把科学讲授为一种自然神学，即天意的证明——改良主义者在科学中得以证实未被怀疑主义的侵蚀所玷污的佛-道现象学。对康来说，科学的量度手段证明了我们平常的感性认识的相对性：我们“看见”一个死星天体，但不能看见构成水滴的旋动着的分子。对谭来说，物质基础结构的科学理论使作为经验最终——与最初相对——真理的相对性几乎消失。他们两人都吸取了类似佛教的宇宙论，并且极力采用大乘佛教的可能有的世界的观念——星系之外的“世界海”、“世界海”之外的“华藏世界”，以及“圣智所行”的“算所不能稽”的“一元”。因此科学加强了他们对客观的、起决定作用的宇宙的信念，这个宇宙本身是相对地不受人的意志支配的上帝般的威力的自然而然的源泉。

很明显，康和谭都不理解科学真理的阐述要由实验的检验来核实。他们可以随便把思辨推理的传统结构作为科学结合进他们的宇宙观。然而，他们更相信科学真理，因为一方面以经验为根据的知识，另一方面数学，看起来都证实了科学真理。康是一个热心的天文观察者，而谭曾进行经典力学方面的实验；两人都迷上了数学，当作一种能够表示他们认为他们已认清的自然真理的演绎论证方法。代数学为谭提供了陈述相对数和常数的普遍的宇宙论关系的抽象方法。康在他把社会道德看作受历史制约的意义上，是一个道德相对论者，试图证明道德的终极真理在欧几里德的几何学原理中得到了最好的表述。

对比之下，严复对科学的评价更多地停留在相信验证的理论上。这导致他首先翻译穆勒的《穆勒名学》，然后翻译杰文斯的着作，努力把归纳法原则当作所有严谨的真理探索的基础引入中国。即使如此，尽管在引进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方面起了开拓作用，严复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家”，和其他的人一样，相信科学事实——特别是达尔文的生物学——证实了他整个进化宇宙观的权威性。

自19世纪60年代“自强”运动的初期以来，在治国之术方面，对西方技术的敏锐而注重实用的评价已是老生常谈；不过，改良主义者把科学作为一种真正的宇宙观的新信仰，使他们更容易欢迎技术文明的到来。1898年改良的领导者，采取了顺应社会上起改良作用的工业化潜力的基本措施。几乎同样重要的是，他们已逐渐认识到技术的改革是无尽头的，既需要持续的发明创造浪潮，也要对今天认为还难以办到的人类健康和幸福问题可以靠未来发现的方法予以解决的可能性，持久地敞开大门。把经济发展和科学进步当作独立和国家威力这些民族主义目标的手段，是有价值的，这种看法是改良宣传的一个中心，但是领导者依据自己的权利有效地超过这一点，而把发展的成果描述为人类的利益。

他们不仅提出了发展战略性工业如铁路和矿山的计划，他们还为生产的机械化提出了典型的改进了的论据：它会创造就业机会，也会增加闲暇时间；科学的农业会增加食物供应；现代交通、通讯设备会促进文明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如果说这些见解表明了中国人对19世纪典型的工业进步的信心，那么同样表明这种信心的是，中国改良主义者深信他们不会面临任何不可克服的物质障碍而取得成功。对于西方关于中国现代化能力的怀疑，梁启超重述欧洲人自己信赖科学方法和发明创造以克服人口及食物供应问题，以之作为回答。他和其他的人仿效欧洲自己信赖无穷尽的自然资源，假定中国这样地大物博的国家对于待开发的资源定有足够的办法。存在落后的意识，但为跃进的精神所弥补，这种精神在1898年夏天表现得最明显。所有的改良主义者，即使是稳重的严复，都谈到顶多在几十年内赶上欧洲；他们评论说，欧洲自己的经济优势是不久前才出现的，同时后来者对于发展具有能从他们先驱者的失误中获得经验的优势。

工业主义的社会代价，在欧洲本身是如此明显，在改良运动的早期却很少被讨论。当康有为或梁启超附带地指出，欧洲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迄今没有消除、而且甚至可能扩大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时，他们把这看作欧洲道德上的失败，但这既不是发展过程的不可避免的特征，也不是永久的特征。谭嗣同通过对比奢侈的丰富和节俭的不足，对资本主义行为提出了一种引人注意的道德上的辩护。他的结论是，与传统的农民节俭习惯——贮藏和积蓄——相对照，资本主义的花费和投资模式表现了经济领域的“渗透性”（通）的发展趋势。这并不意味着他和其他的改良主义者把消费资本主义理解为发展的目的。谭宁可认为物质丰富的实现将使人民从他们对事物的欲望的奴役中解放出来；而康则预言，在“大同”社会里财富将为所有的人共同享有。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是即将到来的唯一模式，但是按照“大同”利他主义的道德理想，它却只被理解为一个发展阶段。梁启超1902年与社会主义理论接触，从另一端热情地赞成它，把它看作朝向预定目标所要采用的先进经济制度的当然方向。

当西方的科学和技术有希望在物质上改造社会时，民主激发了政治更新的希望。在这一点上改良主义者既有一个批评帝国专制政治的直接目标，又有一个避免几个世纪官僚主义作风的“为公”政府的长期理想。

在历史上，中国治国之术的实践者们曾把“为公”政府的目标看作政治的一种道德精神。在组织公共行政机构和吸收首领方面，他们曾提出两种主要的可取办法，每一种都要付出难以接受的代价。一种是世袭的地方自治的“封建”模式，它被认为有助于发展统治集团和基层民众之间关系的“公”，但要以地方世袭家族只顾自己的统治权为代价。另一种是非个人的、集权行政机构的“官僚”模式，它在实施公正管理（公）方面是更有效的，但要以掌权的精英人物与民众疏远为代价。被普遍认为在议会民主政体的公民中盛行的盎格鲁-撒克逊政治方向和“公共道德”精神，给了改良主义者解决这个古老困境的希望。议院似乎能解决共同体的社会准则和公正的社会准则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而实现儒家-法家在“公心”政治理想方面的综合。

由于改良主义者把立宪议会的“公共”统治与帝国专制君主的“个人”统治相对照，人们期待议会政治是对典型的官僚主义弊病的一种矫正；他们对理想的解释向“封建的”公有制社会方向倾斜。康梁集团中的一些人认为议院将纠正几乎所有普遍承认的君主政体的缺陷：从它过分的中央集权到它对资历的强调或官署机构的重叠。作为对官僚政治而不是像在西方那样对世袭的阶级的一种替代物，议会被设想为提供政治进程中所有参与阶层之间的联系的完美体制。儒家假定正确的政治行动必须以普遍公认的原则为基础，因此议会被看重，不在于居中仲裁多数人的利益，而在于它是为取得共同一致意见而起教育作用的和表达意见的工具。因此，它被认为是对官僚主义当然的弊病——为从上而来的命令主义所掩盖的隔阂；伴有从下而来的隐蔽批评的顺从——的一种矫正办法。其目的在较小程度上是导致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身分地位形式上的平等，在较大程度上是导致他们之间认识和意向的一致。

经过这样的理想化，中国的改良主义者把立宪制度看作自然而然地适合于高度发展的社会群体的政治形式。谭嗣同以一种特别有力的方式，对这种民主政治形式结构上的集体主义作了说明。他建议，改革议程的问题要由自愿的“学会”网络，而不是由纯政治性的议院着手制订，学会代表社会中的职业集团，如：农民、艺术家、商人、学生、官员等。在把学识与行动联系起来的情况下，在具有天然一致意向的人们当中，这将为共同的文明事业提供一个论坛。他想象说：“疏者以亲，滞者以达，塞者以流，离者以合，幽者以明，羸者以强；又多报章，导之使言，毋令少有壅蔽。”①

以这种和谐的眼光来观察，民主在改良主义者心目中类似于源自古代的乌托邦政治模式。康和谭都认为孔子是个维新者，不仅因为他理解顺应变化的原则，而且因为他赞同以古代贤明帝王尧、舜和周公为榜样的、由有德之人统治的“民主”理想。梁启超还提出了孟子看法中关于“民主精神”的更强有力的主张，天命最终由人民决定；而其他一些人甚至推测议会在周朝实际存在过。对严复来说，老子则是关于个人独立的民主精神和社会“让步”的古代源泉。

西方学者常常把这种类比看作是由文化上的民族主义——找出西方文化受到赞赏方面的中国本国“相当物”的愿望——激发的。在那个时代的保守的中国人当中，这种类比被指责为这样一种努力，即靠给新观念披上本国外衣而为它们获取声望；而后来的中国急进分子则把这种类比当作伪装的传统主义而予以屏弃。不过，在康梁集团本身之内，恰恰就在改良主义者们寻找这些迷人的古代类比时，承认了进化论。他们说，他们在古代文化中所赞赏的，是历史将要实现和完成的完美道德理想的早期形式中的潜在精华。例如严复和梁启超都明确地承认，孟子的民本主义更多是家长统治式的而不是分享式的，他们也确信，不管中国或希腊的“古代民主”的“萌芽”是怎样的，它们也是通过历史进化的逻辑，才与只是目前才在现代社会中出现的成熟的民主政治体制有机地联系起来。

中国人最早对“西方”的发现，曾导致进化论作为一种改良哲学而在中国出现。进化论本身，由于把西方与其所象征的未来和有关道德目的的目的论等同起来，助长了关于西方制度的乌托邦观点。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直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科学和民主仍然是西方文明最受赞美的方面。与此同时，发展的目的继续与本国的“大同”乌托邦理想相联系：不仅要创造财富，而且要共同分享财富；如果不是照字面的意思，那么通过形成一种共同体的新的心理凝聚力，也将导致身份等级制度的消除；使个人道德上的自我实现成为可能。

西方作为一个整体文明，在其空前地对中国进行帝国主义侵略的时期，却是这种赞美的对象，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现象。概略地记述了新世界主义世界观的同一改良报刊，也分析了1895年以来远东力量平衡的危险的改变。在这里，“西方”支持扩张主义者“争夺租借地”——以一种绝不是友好的观点——于是康梁集团都深深地卷入了民族抵抗的政治斗争。

然而，改良主义者们关于帝国主义的评述，却是自我批判的多，而反西方的少。就国内而言，改良主义者希望朝廷上保守的“清议派”的好战的“驱逐蛮夷”政策信誉扫地，它应对近期的军事失败负责。不过，除此而外也无法回避文化上的亲西方主义和外交事务上的迁就——认为是中国人而不是外国人对危机要负主要责任——之间的逻辑联系。改良民族主义者的宣传反复谈论要从像波斯或土耳其这样已经垮台的帝国的历史，和从像波兰人、爱尔兰人或美洲印第安人这样“失去家园”的民族的历史中吸取客观教训——所有这些社会机体都被看作在进化的斗争中已经失败了。潜在的启示是中国的问题在于内部。

1895年，严复坦率地说，西方人最初来中国并没有损害人的意图。谭嗣同提出了一种微妙的关于帝国主义毒害的理论，指出西方强大而公正的国家急于医治一个病中的中国，采取了欺骗和胁迫的方法，这些方法有变成他们习惯的行为方式的危险——先在国外，但接着也在国内。可是，甚至这种有眼光的关于强者堕落的说明也是与对弱者的批评一道提出的，弱者作为方便的目标，在被指控犯罪的时候也不得不承认他们自己的牵连。如果严复看作强有力民族的标志的“力、德、智”的结合，被认为是以内部变动为条件的一种综合，那么对大多数改良主义者来说，所有部分的相互依存仍然是不言自明的。儒家思想曾教导说，道德和力量来自同一个源泉。西方的实力可能与西方民族达到的文化水平有联系。中国的改良主义者因他们软弱无力而责备自己，一方面在内在的发展势头中，另一方面在他们自己心理上自我更新的努力中寻找补救的办法。

而且，在1898年“争夺租借地”和1900年义和团灾难过去之后，慈禧太后终于在1901年责成朝廷进行改革，使内部发展的前景终于呈现出希望。尽管来自西方列强的危险继续存在，但国家却显露出要沿着明治时期开辟的路线对它自身的现代化开始认真追求。虽然广大读者总是或多或少地对满族朝廷所指导的变革速度感到不耐烦，但对现代文明日益增长的热情，通过新的大众出版物表现了出来。一种被广泛阅读的、1903年连载的小说肯定了这种“现代”精神：

诸公试想……你看这几年新政、新学早已闹得沸反盈天……这个风潮不同那太阳要出，大雨要下的风潮一样吗？所以这一干人，且不管他是成是败，是废是兴，是公是私，是真是假，将来总要算是文明世界的一个功臣……‘腐朽神奇随变化’，聊将此语祝前途。①

所以，梁启超、康有为及其许多追随者连续不断的政治上的贬黜和流亡，并没有阻止住他们所倡导的思想获得有影响的赞助者。到1903年或1904年，进化论作为一种“现代化的温和信仰”已迅速变成精英文化的主流。

改良主义者的进化乐观主义的消逝

不过，正当改良舆论变得坚定的时候，它开始遭受到一种新的攻击。1905年以后，改良渐进主义受到了革命的同盟会的攻击。改良主义者们对西方和对朝廷的让步，这时受到了新的反帝国主义的和反满的战斗精神的挑战。在文化方面，改良的亲西方主义不得不面临排外主义的对抗性的反应，“国粹”运动大约从1904年起已显然可见。最后，改良乌托邦主义经受不起对失败的必然畏惧——因为表明中国落后的确定证据和最初所希望的相比，是一个更难消除的负担。

在1903至1911年之间抛弃“革命”而拥护“改良”的梁启超的态度，如果从这一点来看，其基础表现出一种一致性。①和严复一样，梁总是把中国政治的渐进发展与现代文化启蒙在人民中间的传播联系在一起。由于这个原因，他的“新民”民粹主义理想不那么像它看起来那样是有机的整体。它体现了使文明人与野蛮人、有教养的人与愚昧的人之间那种在中国可以说是传统的社会区分，并相信进步取决于前者克服后者。还是和严复一样，梁从他最初接触启蒙运动的“天赋权利”概念起，大概就对它有怀疑。人民可以通过某种理论上合法的天赋权利而握有主权，是一种与他自己的信念相矛盾的观念，他自己的信念是政治乌托邦将通过人类自我实现的历史进程而达到。

由于这些假定，梁的“新民”民粹主义政治信仰的基础，不断被他当作中国社会道德仍旧落后的证据所削弱。实际上这些弊端，更多地与1903年以后出现的革命急进派的活动有关，而不是与传统的民众的活动有关，因为新的政治潮流似乎导致了一种无政府的社会秩序崩溃的“落后”现象。

在使他的信仰体系适应渐进主义的新需要方面，梁干脆使进化宇宙论适应于非乌托邦的解释。代替迅速的前进，这种解释强调有条不紊的逆转。代替强调唯意志论——进化斗争的成就是人类心理力量运用的直接结果——它强调所有历史决定因素阻止人类改变自身和社会。代替坚持道德成功的希望，它为道德衰退的无法摆脱的忧惧所困扰。这种非乌托邦的进化宇宙观的看法，在假定方面并不需要一个根本的变化，只需要对“时代”本身的更悲观的评价，因为进化论使事件本身成为解释的唯一来源。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进化宇宙论曾经说明一场伟大政治改革运动期间中国的历史情况，但它作为变化的自发源泉终于对“政治”急剧减少了作用。在这一时代达到最高潮的事件——辛亥革命——中，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很起作用的教训，自觉的政治家集团无力实现他们想要达到的目标；这个教训有助于非乌托邦进化论得到广泛传播。作为受重视的立宪运动在上海的喉舌，《东方杂志》在1914年指明斯宾塞社会学的一个原理是，生物机体与社会组织“必渐有以适应四周之境遇，而因以保持其生存传种之目的”。①他们的结论是，应当承认中国的民族心理不适应现代的政治形式。对严复来说，新的民主的教训是，国民之文明水准不可企求。②梁启超承认革命作为一个事件是不可逆转的，但得出一个保守的历史主义的教训：（君主）政治威信一旦遭到蔑视，就不能恢复其神秘性。③

如果在1911年以后，宿命论地对中国历史情况的强调意味着忍从落后状态，那么对人的因素的强调则意味着接受了对失败的道德责任。进化宇宙论曾使关于宇宙力量的宿命论与一种互补的对有助于变化进程的浮士德式的人类精神的强调得到平衡。其结果是，共和国的失败不仅意味着命运，也意味着道德上的过错，在这种席卷全国的幻灭情绪下，知识分子直率而严厉地批评新共和国的官员们，但他们全部注意力的焦点不仅集中于领导人员的腐败，而且也集中于他们认为它已证明的民族文化的落后。正当这种愤怒倾泻而出时，自我谴责的有害风气也随之渗入。1912年以后，对中国“国性”和“民族心理”的批评性评价已成为常见的文章主题。由于这要假定人民作为一个整体是社会有机体中的活跃的动因，他们继续坚持改良思想的唯意志论传统，不过是在不可避免地累及改良主义者本身的情况下。

梁启超的历史编纂学的原则并未改变，但他从历史汲取的教训却改变了。当他在1916年回顾共和国的最初5年时，他仍把他自己的时代看成转变时代，其动力一直是外部的西方的刺激，致使旧学说失去它们的可信性。他认为问题在于，中国的“反动势力”已在一次革命和复辟主义者的对抗性反应的猛烈阵痛中，消耗了它自己。他仍然认为在发展的长期曲折过程中，人的精神活力推动历史，但他认为目前在中国，这些活力因适应新奇事物而被损耗了。并且担心在最近的将来不会有更多可资利用的雷霆闪电。这种精神的衰竭被看作我们与“世界文明之轨不相顺应”这一事实的原因，也被看作其结果。①

由于这样一个结论，进化宇宙论在改良主义者当中已经到了这条道路的尽头。有关西方改良的发现——对自然科学和历史发展观念的发现——最初曾激励了几乎可以称之为有机的形而上学理论的复活。进化逐渐被设想为一种自然发生的宇宙过程，它的动力和方向由它内在的“辩证”的种种力量支配。于是，由于它的道德目的这种目的论是以等同于现代化的社会乌托邦形式来设想的，改革者们就有必要通过他们自己的历史本身的成就来评价这种制度。由于宇宙力量是以使传统圣人的作用相形见绌的方式来想象的，改革者们试图把圣人改造为浮士德似的英雄，或者试图使人的心理活力成为人民共同的“精神”。每一个步骤都引起事实上的现世化，因为以形而上学为基础的、假定为变化“动力”本质的道德目的，要由人民和事件本身予以检验。当道德目的论不再被确认为在世界上起作用时，进化宇宙论便成为纯自然主义的信仰体系，就儒家观念来说，它以使男人和妇女自身失去人性为代价，维护社会和宇宙秩序的一体化。这除了导致五四运动时曾触及所有在世的改革领袖的信仰危机外，必然出现了一种不同的理解历史进程和精神价值关系的概念体系。

① 冯友兰：《新事论》。

② 侯外庐：《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

③ 李文逊：《儒家中国及其现代的命运》。

① 薛福成：“筹洋刍议”，重印，载杨家骆：《戊戌变法文献汇编》，（一），第159—161页。

② 严复：《论世变之亟》，重印，载《严几道诗文抄》，卷一。

③ 王韬：《变法》，重印，载杨家骆；《戊戌变法文献汇编》，1，第133—135页。

① 托马斯·梅茨格的《摆脱困境：新儒学和演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以新儒学政治文化为背景，分析新乐观主义。

② 康有为：《大同书》。劳伦斯·G.汤普森英译。

③ 谭嗣同：《仁学》，1899年《清议报》首次刊出，在其后15年中四次重印。我研究谭一直受益于戴维·怀尔：《谭嗣同：生平及主要着作〈仁学〉》，威斯康星大学哲学博士论文，1972年。

① 引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第1卷，第378页。

① 谭嗣同：《仁学》，重印，载《谭嗣同全集》，第88页。

① 谭嗣同：《仁学》，重印，载《谭嗣同全集》，第74页。

② 同上书，第80页。

③ 关于严复，基本的英文研究着作是许华茨：《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引文见第111页。

④ 严复：《原强》，见《严几道先生遗着》，第101页。

⑤ 同上书，第107页。

① 谭嗣同：《谭嗣同全集》，第89页。

① 梁启超：《说动》，1898年首次发表，重印，载《饮冰室文集》，2，第37—40页。参见张灏：《梁启超和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变，1890—1907年》。

② 任公（梁启超）：《论强权》，《清议报》，31（1899年）。（据英文翻译，删去引号——译者）。

① 梁启超：《说群序》，《饮冰室文集》，2，第3—4页。

① 见梁启超以下几篇论文：《中国史叙论》，《饮冰室文集》，3，第1—12页；《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同上；3，第12—22页；《过渡时代》，同上，3，第27—32页。

① 谭嗣同：《治事篇》，重印，载杨家骆编：《戊戌变法文献汇编》，3，第83—92页，见第86页。

① 李伯元：《文明小史》，道格拉斯·兰开希尔译，《译文：中英翻译杂志》，2，（1974年春），第128页。

① 对于梁启超的政治生涯，见黄宗智：《梁启超和中国近代的自由主义》。

① 钱智修：《说体合》，《东方杂志》，10.7（1914年1月）。

② 引自许华茨：《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第218—219页。

③ 梁启超：《复古思潮评议》，《大中华》1.7（1915年1月20日）。

① 梁启超：《五年来之教训》，《大中华》，2.10（1916年10月20日）。

国粹和儒家思想的未来：新传统主义的出现

国粹和儒家思想的未来：新传统主义的出现

在改革时代初期的思想中，进化宇宙论先是接受变化的种种可能性，而后是日益为顺应其必然性而辩护。不过，一个思想家无论强调包含于宇宙运动中的道德目的，还是作为一种替换的办法，主要考虑自然和社会的历史进程，两种强调的极端都不含有否定与另一极端的联系的意思。由于19世纪90年代以来早已预料到的中国传统政治秩序的崩溃，在1911年变成了革命政治运动这一事实，这些机体论者的臆说变得越来越使它们的拥护者烦恼。无论君主制因其政治上的失败遭受到多么严厉的批评，它也曾是一种神圣的制度，象征着中国价值体系和社会政治制度的互相依存的关系。这个中央集权主义制度的瓦解，及其在无领导、无原则、无效率的共和国的更加明显的后果，是深深令人沮丧的。

由于儒家神圣的礼法和这种社会-政治制度之间的联系因此而被视为削弱了，许多知识分子从一种基于进化宇宙论臆说的哲学立场转向一种更类似于进化自然主义的立场。前者是诸说综合的：它接受科学，但也以为儒家-道家作为自然界基础的作用，就形而上学来说，比科学所起的作用重要，是根本的。后者是西化的：它赞成当代物理学的宇宙模式。前者认为意识与人类精神相联系，并认为意识在微观方面体现了使整个宇宙运行的相同的种种力量，因此能够协调地与这种种力量相互影响。后者把意识看作心理过程，并认为人是纯生物的和社会的有机体，因而否定人类历史能反映本体。前者使起决定作用的宇宙过程和那些通过激发“新人”精神而能够拯救社会的人类英雄保持平衡，后者则把个人和政治领域本身看成是由社会学方面的主要力量所决定的。虽然像梁启超这样的人强烈地感受到这样一种自然主义的和社会学的进化观念的吸引力，但其现世主义的含义对于还在世的改良主义者归根到底却是难以接受的。

进化自然主义在相当程度上成为更激进的思想家独占的思想。这些人包括共和主义革命者中的极端主义的边缘部分，即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在辛亥革命前不久发展起来的思想体系，美化了历史上伴随革命阶段的制度上的不稳定性，并使社会革命等同于进步的根本动因。他们也包括1911年以后出现的新文化运动的西化人物，①他们开始创立一种由马克思主义派生出来的批判理论，批判对中国之落后负有责任的“封建”社会制度。这样的激进主义者并没有完全抛弃基于传统宇宙观念的形而上学的改良思想。但他们对受益于儒家思想这一点却不肯承认，并以一种对科学的纲领性的接受来加以掩饰，不仅把科学当作一种自然主义的宇宙观，而且也当作一种实证主义的验证方法，为抛弃全部传统而辩护。这些激进的偏差累积的结果，将使他们的反对者把共和政治和社会的消极方面与一种源自西方的非道德的现世的理性主义干脆等同起来。

从这种意义上说，儒家神圣礼法的腐蚀及其为西方所侵害，都能被视为对所有社会准则的一种世俗的腐蚀。那些想到这个问题的人因对精神危机有深切感触而不禁激动。产生于这种危机的新传统主义最终在以下两种人之间锻造了一个联盟：从很早阶段就怀疑晚清现代化的人；像梁启超和康有为那样的初期的改良主义者，他们因非乌托邦的进化论似乎对革命的道德上的衰退提出了唯一前后一致的解释，而越来越感到沮丧。

不过，在寻求出路中，康、梁和任何其他新传统主义者都没有从大规模地驳斥进化论的原则入手。在谋求使传统适应于当今需要方面，他们全都以为传统的确在变。在说明“精粹的”传统价值和其现代文化上的表现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的努力中，他们全都利用了儒家-道家宇宙论未曾有分析地区别根本的“道”和“化”的过程这一事实。不过，他们在哲学上的有机整体的主张，总是和一种与之相左的对现代社会-政治状况的分析相并列。结果，两种相异的哲学词汇很难共存于新传统主义者的着述中。一种词汇是以动态宇宙中的社会和价值相互依存的旧的假定为基础；另一种词汇反映了一种新的了解，即：一方面是现代化作为不可或缺的事情而被普遍接受的社会-政治领域，另一方面是价值的精神-道德领域，这两个领域是分离的。“崇尚精神的东方”和“物质主义的西方”：这些新传统主义者文词华丽的口头禅，其广泛流行要归因于所传递的双重的、矛盾的信息。一方面，它们对整个宇宙和世界秩序提出了一种表面上是机体论的评价；另一方面，他们并没有表明两个平行的存在物，而只是形而上学地或象征性地勾划出一个精神价值必须居于社会-政治实际之上，并和社会-政治实际分开的二元的宇宙。下至五四时期的新传统主义的历史，经历了后一内涵逐渐取代前一内涵的过程。

在1898年的改良和五四运动之间有三种可以辨识的新传统思潮，每一种都有它自己的使儒家思想和古代传统适应现代情况的策略。①一种是旧式学者和政治活动家当中的国粹运动。在辛亥革命之前，他们对这样一种有关中国历史的分析感兴趣，这种分析从土地、民族和文化的古代根源探索民族传统的起源和发展——它还将证明目前为国家主权和独立的斗争是正确的。由于他们使历史服务于民族主义的观念，并为作为中国文化遗产生存的主要手段的民族主义而辩护，国粹派倾向于反满、反帝国主义的政治运动。不过，他们把儒家的古典准则改造为民族历史的努力，也反映了晚清的教育改革，这种改革使古典知识和仕途分离，使学识要起新的作用，学者要发挥新的社会功能。

第二种新传统思潮，是由梁启超在辛亥革命以后作为一个有威信的政界元老返回大陆时所领导的。梁仍然如他1902年号召“新民”时那样，集中注意力于中国人的共同心理。不过，现在他企图明确并保护有历史根基的“国性”——在人际关系和精神上自我修养的独特中国准则中看到的一种可能仍然充满活力的社会道德。和“国粹”的历史一样，“国性”也受进化法则的支配，但其价值却源自它与过去的有机联系，而变化现在将由与其特征的一致性来评价。他的革命后的刊物，《庸言》和《大中华》，成了从当代社会的证据推断民族心理值得赞美和该指责的品质的论坛。

第三种思潮，是对仍然吸引了许多人的儒家主要精神信条的现实意义的关心。这些人当中的一些人追随康有为，康有为从最初的1898年改良期间以来，一直提倡儒家思想适于制度化为国教。在共和国最初的年代里，这种打算吸引了一批有组织的追随者，他们为在宪法中通过“宗教条款”而游说。更多的哲学上倾向儒家主义的人，则在关于宗教的进化社会学中寻求支持——为把这种信仰作为历史上先进的、摆脱了迷信和更原始信念的超自然主义的信仰而辩护。在这场争论中，双方当然具有共同的目的：把孔子学说视为有用的现代信仰体系。

所有这三种新传统思潮共同具有某些主要的特征，全都怀疑主要的西方道德价值——把它和竞争的个人主义、寻求利益的物质主义及功利主义等同起来。作为反应，全都含蓄地把核心的中国道德价值解释成这些西方道德价值的对立面。由于他们在文化上反对“西化”，新传统主义者们对反对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情操作出了一种特殊的贡献。其次，在每一次运动中，进化论都由一种修正主义的本质先于存在论加以平衡，因为所假定的传统的糟粕被搁置一边而有利于某些真理的精髓。有时，如国粹学者校订2000年积累的钦定评注的典籍时，这种真理的标准从历史观点上说是原教旨主义的。有时，如当目前的“国性”被从不久前的礼仪道德中分离出来，并被描述为在作用方面与现代化并不矛盾时，这种标准则是进化论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传统主义者都有当代社会学理论的倾向，使传统信仰体系功能上的效用成为证明信仰有理的根据。然而，他们也感到有必要从历史之外的观点来把当代的儒家价值看作是不受它的变动的影响的。因此，在帝国的儒家思想曾经吸收神圣的和世俗的制度、并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普及宗教和道德情感方面，新传统主义者逐渐被迫把道德准则看作显然是自主的领域。

当在五四运动的高潮中，年轻一代人中的两个优秀的中心人物，哲学家梁漱溟和熊十力起象征作用地改而信仰儒家思想时，神圣-世俗的两极分化，最终为儒家主义者自己所明确承认。梁和熊不是为他们以进化论或功利主义为基础的新信仰辩护，而是表示，他们看重儒家思想是由于它整理和表述他们个人体验的独特的精神方面的能力，以及从整体上回答关于存在的意义的问题的能力。因此，这是对宗教特质的一种最好的现代主义者的辩护，宗教的特质在于它为处理世俗哲学没有解答的有关人类状况的各个方面提供象征的手段的能力。在这以后，进化论的和机能主义的信仰辩护总是含糊的，很快为“直觉主义的”辩护所取代。

国粹

明治时期日本的一个新词“国粹”，在1903年前后开始出现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着述中，这时，教育制度的改革和君主政体的世俗化——如果不是废除——最先被明确地描述为清朝改良运动的目标。从广义上讲，“国粹”是那些学者们的口号，他们正在寻找一个服务于帝国正统观念和科举制度的儒学的替代物。①对现代“国学”的兴趣，首先在张之洞、罗振玉和其他主管新教育政策的中央政府的官僚中表现出来，他们想要在新学校制度中限制对全部课程的外国的影响，并把中国的伦理学规定为一个调整了的研究的科系。②不过，许多旧式学者不仅把这个问题看作适应新情况的问题，而且是以一种抗拒西方取向的改革的精神来看待，使“保存国粹”运动成为富于战斗性的民族主义者和改良运动的批判者的宣传工具。

大约从1904年开始，领导权移向一个卓越的怪人的集团，他们在反满的政治运动中为革命找到了一种策略：恢复明代、唐代以至汉以前时代的精神；也为一种进化论者所影响的历史编纂学（这种历史编纂学赞扬无与伦比的汉民族和汉文化）找到了理论基础。1905年1月在上海由邓实、黄节、刘师培建立的国学保存会，宣传反满革命是改革的近代思潮，和顺应西方的一种有吸引力的替换物。虽然国粹倡导者们承认西方依据其自身的权利是世界文明的一个源泉，也承认文化中心之间的某种相互联系是世界历史的必然模式，但实际上，他们大量学识的主旨，似乎是寻求历史上有根基的本国的替代物以取代正在崩溃的帝国儒家正统学说。在这一点上，他们主要借助于春秋时期儒家和非儒家等“诸子百家”，但也借助于明代的效忠者、佛教，借助于英雄的暴力这种“游侠”传统。①最后，在这场运动中，有一种强烈的与中国普通百姓团结一致的潜在倾向，中国百姓在成为朝廷和地方精英人物所控制的近代化计划的当然受害者而非受益者方面，和这些新传统主义者是相似的。秘密会社和王朝反叛者的古代民粹主义者的辩论法，是反满辩论的基础，非常适合于鼓动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支持基于暴力的政治策略，并对比较落后的普通百姓的反对所谓“文明的”和亲西方的特权者的情绪深表同情。②

由“国粹”历史家们所作的修正主义的历史方面的最初努力，深受政治上反满主义的影响。章炳麟的《訄书》、刘师培的《攘书》和黄节的《黄史》都在1901年至1906年间出版，③构成了对满族统治合法性的学术上的抨击。所有这些着作都以种族神话的说法来给中华民族下定义：假定中华民族是传说中的黄帝（公元前2697——公元前2597年）时起的中国人的共同后裔。言外之意是根据种族理由，满族应从民族共同体中排除。这些着作通过强调中国历史最早阶段的原始的、古代的特征而与正规的传统决裂。章和刘为了对古代中国和其他发源地的文明以及所谓野蛮民族作比较有根据的评价，吸收了斯宾塞的达尔文主义的社会学。他们一度甚至被比利时汉学家德·拉·科帕瑞的想法深深打动，他断定中国和中东古代具有一个共同发源地。①然而，对这些着作的最强烈的、无比的影响仍然是17世纪的明朝效忠者、史学家王夫之的《黄书》。

作为“民族历史”，这些着作都超出了它们反满争论的目的。它们对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提供了一个定义——一个以共同的地域、血缘、风俗和文化联系为基础的有机集体。它们都表明了民族道德价值的复杂心理起源的某些古代要点，民族道德价值可能为当代的国家和文化的复兴提供线索。刘师培融合卢梭和王夫之，假定贤明君主和人民之间的一种最初的社会契约，导致了早期贤明帝王创立的无与伦比的儒家的社会和礼仪形式。对章炳麟来说，家族制度及其井然有序的家系建立了中国的种族统一体，而语言更浓缩了中国人思想的精华，秦汉时代法家的治国之术又指出了适合国家富强需要的方法。他们都不否认历史上一种进化模式的存在，但作为机体论者都强调起源，超过了强调发展；肯定根本的一致性，超过肯定过去与现代价值之间的进化的连续性。

在他们关于价值的要旨中，“国粹”学者们已把他们注意的中心，并非偶然地从儒家经典的传统转移到了文化整体作为精华——特定的民族积累起来的精神遗产——的更抽象的观念。而且，这种继承古典文化的新见解又伴随着对建立在被认定的“汉学”学派之上的古典主义的早期形式的有特色的评论。这个学派自17世纪以来通过对尚存文献的语言学的和原文的审慎分析，促进了对经典的认识，并在19世纪导致了对长期埋没的和异端的思想体系的兴趣的复兴。不过，“国粹”学者们已超过这些剥夺经典作为标准思想神圣宝库的权威的传统方法，把它们重新评价为古代中国文献的宏大的、成分复杂的集成的一部分，于是只把它们看作研究历史的文献。这也使这样的历史方法论的出现成为可能，这种方法论，在清代严守原文的“汉学”学者的严格考据分析的传统和20世纪与西方科学方法一致的对证据的批判方法之间，建起了一座桥梁。

同时，“国粹”治学方法的形成，不只是作为正规的儒家主义和直截了当的“西化”这两者的一种替代物。最杰出的“国粹”历史家章炳麟根本的关心，是批判康有为改良派的文化方案。章以反西方、反帝国主义的文化上的本质先于存在论，反对他所认为的改良进化的近代思潮，他在1906至1908年间作为同盟会的革命的《民报》编辑，普及了他的一些观念，并在他1910年出版的受到喝采的《国故论衡》中，以更富于学术性的形式表述了这些观念。①政治上，章-康论争与政治家派系的“改良”与“革命”的对抗相联系；思想上，与儒家传留的相互对立的版本即古文-今文经典之争相一致。结果是成为两种形成对照的考察圣人的现代方式，依照新儒学和帝国正统观念的标准，两种方式同样是异端的，因为两者都不承认把传统上公认的经文当作上古真正的黄金时代的传留物。②

在康有为手中，早期汉代口传经典的今文传统，暗示了一种孔子作为宗教建立者的固有解释，孔子确曾在公元前6至5世纪创立准则作为他自己预言的大同景象的传播工具。康的论证在学术上是复杂的，依靠找出语言学上的根据而认为刘歆在公元1世纪树为权威的版本，是政治上被人授意的赝品，并认为其原作的年代不早于孔子自己生活的时间。可是，断定经典是预言书，使相信它们包含一个关于远古历史真相的真实核心成为不可能。如康的批评者们所指出的，如果刘歆是作伪者，那么孔子也是作伪者。①康提出一个儒家传统中没有前例的选择：或者神秘地信仰孔子是一个超越历史的人物，或者怀疑经典记载的儒家黄金时代有任何历史的根据。

而且，这种怀疑主义产生了一个必然的结果：经典，不再被当作准则，必须在现在认为产生了它们的时代的历史条件中被理解，也就是被当作出于政治动机的杜撰，目的是用来支持周代的“后王”或他们的后继者西汉皇帝的合法性。对康有为的批评者来说，他的理论既提出了一个虚假的作为神圣信仰的创立者的孔子形象，又提出了对儒学的真实的、令人惋惜的评价，把它当作帝国历史之中的国家强权的工具。康有为的理论不是把这种学问看作思想体系，反映一个时代的价值和优先考虑的事情，而是把它看成一种歪曲，透露了历代知识分子政治家妥协的道德观；和有助于真理相比，他们的学问更多地有助于发迹，最终促成了帝国的衰落。从这个意义上说，康的哲学和历史论文转而不利于它们的作者，宣告了康、梁的改良运动是儒家谋求升官发财的“经世”传统的一种当代的表现。②

为了配合这种对今文儒家的攻击，章炳麟依靠更为传统的“汉学”传统：孔子“述而不作”、“六经皆史”——即尚存的关于早期周代朝廷的政府记载片断。不过，章利用这些先例既奚落了那种儒家学说可能是基督教似的宗教的见解，也推而广之，断言儒家学派并没有特许的传播关于社会道德的使命。在否定儒家调整社会的历史作用方面，他既否定了它的“内圣外王”的圣人品格的基本模式，也否定了带有传统政治文化特征的学者-治国之术的共生现象。取而代之的是，他自己的孔子是中国历史上创立第一个民间（与朝廷倡办相反）思想学派的学者——既是学术工作中“科学”地忠实于事实的先驱，也是值得赞美的把知识分子的使命从权力腐化中分离出来的先驱。

大多数早期的“国粹”坚决支持者在他们反对今文乌托邦改良主义中，并没有一直追随章炳麟否定孔子是中国最主要的道德主义者的意见。相反，当他们污辱康有为是一个追求名望的圣人理想的败坏者时，他们仍然没有超过更标准的儒家人本主义反迷信的极限。章炳麟的思想超出了那种肤浅的理性主义和道德主义，导致了最早从根本上对在整体上作为改良宇宙论基础的进化原则的新传统主义的批判。1903和1908年之间，章在许多反满的革命期刊中发表的对改良主义者的反复攻击中，严厉批评了推测性的今文历史理论，不仅因为康不“实事求是”和“掩往古之点污，”①而且因为宇宙进程的改革模式把自然和社会进化的固定法则强加于事件，而这些事件事实上否定了那样一种宿命论的分析。②

在章的体系中，变化不是可以预见的和有规律的，而是具有突发性、偶然性、或然性的特点。时间，不是表现为朝向目的论注定目标的诸多事件的线性连续，而是表现为无始无终，相互对立的运动和静态平衡。③物质，要是在哲学上予以分析，就导致关于它自身性质的认识论的怀疑主义，因而也就导致了对“唯物主义”的否定。章从道家吸取了宇宙论的构想，这种构想把宇宙描述为一种不确定的连续不断的变动，可以感知的形式在其中不断地形成，而无外部的强制或指引。他从唯识论佛教中，接受了这样的信仰：这种现象之流本身应当被承认为心之创造，以一种运转着的宇宙法规的无常演替“发散”一种一元论的“藏识”。根据这样一个宇宙真理的模式，章认为改良进化论者和他们所信仰的公理或进步的自然法则是荒谬的。当严复作为斯宾塞派的哲学家，勾画出一个从宗法政权到军事政权的历史发展的世界模式时，他暴露了他对中国制度史的无知，而章在这一问题上是专家。不过更重要的是，他对任何特定的历史或人类经验的独特性质，以及对因果关系过程的难以捉摸的性质，表现出他的迟钝。当康和梁断定人类群聚的本能将导向物质上和道德上的共性的更高形式时，他们正在把达尔文的社会互助法则强加于人，人的生活理想毋宁说是庄子“齐物”论所提出的自主的、分离的、自发的“自然”生活方式。

章把改良宇宙论看成是物质主义的和宿命论的，这是对改良思想和西化之间已建立的联系作出的反应，也是对科学在这种宇宙论本身中的地位作出的反应，科学在宇宙论中的地位，实际上使人联想到使人类努力相形见绌的强有力的外部宇宙的自然和机械作用。但章在反对宿命论时，主要求助于历史上一次使战国儒家和道家对立的关于自然和社会的古代争论。在断定人与其他的人没有自然的联系，没有社会法则使他们结合在一起作为道德的绝对时，他使用了古代道家个人主义者反对儒家社会价值的呼吁——这个呼吁并不包含对社会限定的自由权利的维护，而是包含自身与非社会的、自生的、自发的自然界天地万物的节奏相一致的愿望。

章炳麟和改良宇宙论者一样，用哲理进行推究，似乎形而上学安排好了和谐协调的社会-历史进程的结构；但由于他的宇宙论的性质，要保持相互依存的联系是极端困难的。和改良主义者一样，章也求助于传统宇宙论的“界”的象征体系，它既能表示对人类共同体的外部的社会和自然的障碍，又能表示内在心理及精神上的界，这种内在的界，妨碍真正的自我所感知的与作为整体的宇宙的同一性。可是，改良理想家想破除界来导致“大同”的道德一致性，章却想望“人类众生、世界一切，销镕而止”。①随着意识的消亡，世界本身——生物有缺陷的知觉作用的产物——也将消失。谭嗣同曾用非常类似的佛教的构想来表达一种超越意识的洞察力，而章炳麟的说法则看到了湮灭。

佛教作为一种“生命虚无”的宇宙论，传统上具有成为儒家思想这种形而上学的替代物的可能性，不过，在改良的一代，求助于这样一种替代物反映了某种新的东西——伴随更广泛的革命而出现的神圣-世俗两极分化。在古文-今文的争论方面，与康有为相反，章坚持儒家思想不是一种宗教——这是他的作为基础的假定，即社会-政治秩序和宇宙真理领域各异的一种表面的表述。然而，假若这样，否定儒家精神就不是一种现世主义的选择；它是新传统主义者对道德化的儒家宇宙这种旧慰藉的精神替代物的一种探索。在个人信仰的层次上，章转向佛教和道家，既为了作出对儒家谬误的本国的批评，也为了求得一种严格的关于存在的理解。作为一个“国粹”学者，他一生赞成为学问而学问的本分，这意味着纯粹知识是超越社会的价值，本质上不为社会所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个人的宇宙论方面的信念补充了传播更为广泛的国粹对经典传统所保存的中国文化精神的理想化。

而且，作为一种批判的理论，章炳麟的信念可以适应正在出现的东方文化对西方文化的新传统主义的分析。这种分析的主要内容包括这样一些看法：进步是一种错觉，而相信这种错觉是一种现代迷信；在一种达尔文的生存竞争中追求富强，导致以内在精神为代价而危险地依赖外部情况；如果中国文化不依靠它自己内在的精神力量的更新，它就将消亡。

在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国粹”这一口号被等同于反对白话改革，并且这一运动在关于中国新文化的这场斗争中似乎是明显的失败者。不过，国粹对西化的批评及其集中注意力于中国独特文化的伦理和领土根源的民族历史模式，被国民党的学者们坚持了下来。“国粹”那种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学术本分的思想，在后来许多民国的大学师生中很容易得到赞同。更重要的是，这一运动引进了一种考察“文化”本身的概念的新方法，把它看成一种绝对，一个价值的宝库，处于现代化的社会-政治进程之外，却又是必须据以估量这一进程的评价标准。这个概念和对补充它的进化宇宙论的批评，为一种新型的基于精神与物质对立的二元论的形而上学开辟了天地。

国性

如可以预料的那样，梁启超1911年后对传统的维护，在适应进化论方面是最成功的，是世俗论者对价值的探讨和对改革社会道德的关心。满族王朝本身的崩溃似乎是一个信号，拖得很久的动乱包含着社会解体的危险，梁在1912年返回大陆后创办了新杂志《庸言》，并在第一期的社论中表述了对“国性”的肯定。①

自1902年他首次号召“新民”以来，梁的改良主义就一直以这样一个假定为基础，即社会进步和幸福的关键在于一种系统地表述的精神的生命力和活力，这种精神通过共同的民族心理而表现出来。梁这时重新寄希望于这种民族精神。这种“国性”的价值相对来说是有节制的：它既不是永远正确的，也不是直接地与本体论之真实保持联系，它只不过从历史的观点来说是适当的。虽然在提出他的关于适当性的主张时，梁在这一点上不再对中国的落后让步，但是指出，儒家社会道德的某些基本特征能够并且必定比“五伦”的绝对化的老准则存在得更久，为健康的（因而是逐步的）民族发展提供一种基础。他说，国家和人一样也有“性”，它们的命运取决于这种见之于宗教、风俗和语言的无形的品质。“性”能改变，不过只是逐步地，犹如身体可以改变它的有形成分，但不能完全改造而不毁灭这个有机体。这就“如场师之艺，虽常剪弃枯枝败叶，而断不肯损其根干”。一个民族的“性”，如果它的种种传统没有一种是神圣的，也就毁灭了。①

梁以这种方式终于理想化的，不是一种关于文化的抽象的、历史的“客观精神”，而是一种可能存在的“国性”，国性是他认为未曾因过去20年的事件而变坏的亿万普通中国人可以达到的道德特性。与西方的“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相对立，梁提出家族主义的矫正方法，使主要的家庭主义的道德准则等同于“恕”、“名分”和“虑后”。②在这三种美德中，后两种被视为对现代民族主义特别起作用。它们在建造前途中促进集体团结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并与民主标准相对立，确认以才干为基础的政治精英的道德上的合理性。在使“恕”成为人际关系的主要美德方面，梁赞成辈分和性别关系的适度自由化，这种自由化不会威胁作为家庭基础的团结。与“孝”这种单方面的德行相比，“恕”总是注意地位低的人的精神上的要求，而仍不在根本上向涉及人际关系的职分的等级制度提出挑战。

这种对儒家社会伦理的清晰的修正主义的解释，并没有与进化宇宙论的基本概念决裂，只不过强调改良进化论的这种假定，即核心价值形成社会变化并赋予社会变化以活力。梁在1916年说：“吾于保全国粹论虽为平生所孜孜提倡，然吾之所谓国粹主义与时流所谓国粹主义其本质似有大别。”①他的立场不过是，如果任何特定的历史的儒家规范是相对的和偏颇的，那么儒家关于人格本身的观念则是固有的、不因情况而异的价值，它在世界政治中将比民族主义时代存在的时间更长。②

如果说梁的“国性”理论和他基本的进化信仰是一致的，那么它也贯彻了他的社会和文化优先于政治的着重点。与讨论“国性”同时并行，《庸言》关于帝制复辟争论的政治分析反对复辟帝制，但是是根据相对论的观点。梁宣称政体——即政权实际的代议和管理机构的体制——比国体——即政权的正式统治权之所在——对于政治制度所起的作用是更重要的标志。其含义是，虽然中国的“国体”按照新近历史的明显的实情目前仍应是共和制的，其未来的“政体”则完全应当与本国社会关系的准则协调地发展。③

由于梁的“国性”理论论述社会伦理的具体准则，也由于它需要进化的变化模式，它是在共同的范围内面对新文化运动。双方虽然得出截然不同的答案，却提出了同样性质的问题：假定人际关系的准则是决定政治制度的演化的文化力量，那么，中国历史的模式是怎样起作用的，它们有必要从根本上予以改变吗？双方的答案有一个共同倾向：针对每一篇赞扬中国人热衷于和平相处、内心满足、家庭主义情感的文章，另一方都痛骂那些假定的民族的偏好，即忍受、顺从、依赖和奴性。而关于集体主义和公心的中国传统起作用的现代性的论据，则和西方个人主义、竞争和科学合理性起作用的现代性的例证相对抗。

因此，并不意外，梁从进化的角度为现代化的“国性”而辩护，最终碰上了他从进化的角度为进步的、明达的孔子而辩护的同样的命运。甚至在民国初年，对共和政治的失望就曾导致他因非乌托邦的悲观主义的偶然迸发，时而变换他对价值的新传统主义的主张。①最后，第一次大战在中国知识分子眼中，一般来说，极为严重地损害了西方文明的声望，这种感受给梁上了这个时代的决定性的一课——进化宇宙论这一臆说本身必须被抛弃。梁作为无视中国国家权利的巴黎和会的一名中国的观察员，从使人蒙羞、令人沮丧的使命回来后，写了他的《欧游心影录节录》。②总的看来，它谴责了当代西方文明。梁即使是迂回曲折地，也已看不出一个关于人类历史进步的有组织的美景，而是两个完全正好相反的超历史体系。第一个是由关于人类的科学观念的铁的法则支配的西方体系，形成一种以机械为基础的经济和社会制度，任凭追求权力和财富，任凭享乐主义和贪婪的腐蚀。与之形成对照的东方文明现在处于一个转折点，如果它迷惑于科学万能的观念而追随欧洲就要冒灾难的危险。梁对世俗进化论的适应限度已经达到了极点。一旦它最终显得和儒家道德价值的信条不合拍，他就抛弃了进化的理论。梁启超关于全部文明的最后的宇宙神话，不是真正有机的宇宙论，而是一种关于物质和精神的二元论的形而上学的隐喻。只有当一种文明独立于从整体来看显然正在席卷这个星球的现代化进程之外，中国的精神才能被视为体现于这样一种文明。

作为一种宗教的儒家思想

历史上，儒家思想是一种“教”（教旨或教义），而英语“宗教”一词没有准确的相当的古汉语词。由于它是由19世纪的传教士引进的，这个概念本身是与儒家学者所不具有的基督教的精神-物质二元论的臆说联系在一起的；它习惯地使人想起与宗法社会毫不相干的基督教的政教分离。因此当19世纪90年代今文改良派知识分子开始提出儒家思想是否或应当被看作一种宗教的问题时，他们不得不输入新的术语（首先是日本的新词“宗教”），建议一些新定的结构，并最终对儒家思想的主要意义提出一种改变了的解释。不过，在诸说混合的儒家传统中，儒家人本主义的理性主义者这一极端和儒家神秘主义者这另一极端，传统上都不认为需要否定另一极端，因而儒家传统在每一个阶段都提供了一个信条和概念的贮积库，能使这里的“宗教”概念所包含的神圣-世俗两极分化变得模糊起来。因此，儒家思想完全是一种“宗教”的观念是有争议的，受到那些自认为是这一传统之内的人的攻击，比那些传统之外的世俗论者的攻击甚至更为强烈。

康有为和谭嗣同的今文经学，首先以学说影响力的形式引进宗教问题。作为自封的诸说混合论者，康和谭都认为所有历史上有名的三大宗教信仰都有一个关于真理的共同核心——明显有助于基督教成为本体论的一种观点。要使孔子成为宗教的建立者，把“仁”说成包含兄弟般的友爱，赞扬预言和殉道者，以及表示希望宗教的救世主降临并拯救世界——这些无疑表明了这些诸说混合论者正当他们否认这些观念的基督教独有的根源时，都曾被基督教的动人故事触动过。康更为新教徒藐视教义常规的内在的心灵呼声的理想所动，并喜欢把自己在中国的作用与路德对宗教改革的领导地位相比。①在谭嗣同的着作中，基督教的影响最直接地表现于《仁学》的一些段落，这些段落同意人类精神与肉体之间的根本的紧张关系，并断言儒家传统有它自己关于不朽的教义的形式。②

今文改良者因这种教义上的诸说混合而得以提出他们的主要主张：儒家思想具有“宗教”性质。但基督教在神学上对改良进化论的影响，和作为机构的基督教会的实例相比，从短期来看，可能和这种主张更少关系。康有为使儒家思想转变为一种国家宗教的着名运动始于1895年，并在1916年袁世凯去世之前一直为他和其他的人执着地推行，事实上，和宗教上的关注相比，更多地是社会-政治关注的反映。③康有为看清了立宪君主政体和新学制所表示的政治世俗化要达到的程度，希望创立一个宗教专家团体，他们将主持正式的国教。政教分离对他来说似乎是西方强国“双轮并驰”能力的一个关键，是以一种双重制度来支持社会道德。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认为，即使冲突激烈时，宗教也能保持它令人敬畏的力量，道德也受到尊崇。④康的儒教蓝图是顺应帝国儒家综合体的分裂，同时实行学者-官员的统治。然而，它只是对中国当代需要的一种社会适应，而不是由于确信儒家真理需要这样的表现形式而想出的策略。

这种把信仰作为社会道德支柱的功利主义的论点，赢得了某种支持。士绅对他们看作随革命而来的道德崩溃感到沮丧，他们是地方孔教会网状组织的现成的新成员；孔教会出现于1911年以后，并在1912年至1914年之间为共和国宪法中的一条宗教条款而大事活动。这场运动得到康的同意，并且由他的信徒、哥伦比亚大学培养出来的经济学家陈焕章正式领导。不过，袁世凯手下的官员们注意使民国政府正式献祭中的改变倾向于市民的平易，而不在仪式上多推敲，同时袁不承认他的政权的任何仪式将引起一种国家宗教的建立。在这里，袁是在使他对传统信条的手法适应受过教育的公众的舆论，这种舆论认为从历史观点上说，国家宗教是一种倒退的想法，因为它是以更原始的西方式超自然主义代替事实上标明中国是个先进文明国家的本国人文主义信仰。

国教的思想作为一种被认为是适合于这个时代的功利主义的建议，容易受到那些可以取代它的思想的抨击，后者要求适当的现代性可以说更胜一筹。一种对儒家学说的更有吸引力的思想上的辩护，于是运用宗教进化的观念来评价中国没有孔门弟子组织这一事实，以之作为进步的而不是退步的标志。根据这样一种进化观点的早期民国的中国宗教史，见于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①夏认为，随着春秋时期儒家和道家的出现，中国已从一种原始的对神灵力量的信仰，发展到宗教意识的更高水平。但是，他接着间接地指责今文运动，由于政治原因，迷信成份在西汉被帝国信仰的创制者们恢复了。夏认为，本来是伦理学的儒家思想中的神秘内容，是受道家影响的结果，这给这样的可能性留下了余地：当代的中国人可以追随章炳麟向道家寻求本体论的学说，同时接受儒家的伦理学。不过，更标准的观点还是把道家的影响当作“迷信”的和消极的而不予接受，并赞同梁启超1902年反对康有为的论点，即使儒家思想成为一种宗教是歪曲了孔子的真正精神。①基督教的“宗教”观念应用于儒家传统，孕育了它的对立面，即理性主义的圣人模式。世俗的价值，如凭理智行事的宽容、承认肉体、否定来世，由于这种理论

Chapter_10

而成了儒家意识的特点，并保护其以顺应科学真理为基础的信念。

在1913年，哲学家张东荪以温和地批评民国初期儒教会激增的方式，提出了一种微妙的折衷主张。②张在理论上从对中国学说的分析转到了西方的宗教哲学，他提出威廉·詹姆斯的宗教定义对此没有留下疑问，即既包含本体论也包含伦理学的儒家思想应包括在这个概念之下。与此同时，也赞成宗教信仰进步形式的科学的合理性，指出《易经》的教导：太极的超现象世界是不可知的，道是一种宇宙进化的原则。作为一种推论，张赞扬儒家的伦理学与现代社会主义的道德理想是和谐一致的。

因此，这些儒家的维新者，无论他们是为一种国教，还是为把孔子当作理性主义者，或是为“理性的宗教”辩护，全都用这类论证方式，即依赖一种进化论的框架但付出了本质上显得是功利主义的代价。即使他们的论证没有要求信仰作为社会秩序保证的赤裸裸的工具主义，他们也普遍地把它看成对正在发展的社会制度是起作用的，因而必须不用某种遥远的大同世界的词语，而是用现在的词语去证明这种作用。但是，支持脱离了儒家神秘主义或礼仪的儒家人文主义，是使信念的核心依赖于一种社会-政治的道德；这种社会-政治的道德已深受变化的损害，而且它的伦理准则儒家改革者自己早期曾予以抨击。另一方面，使儒家思想等同于当代科学的理性主义的理想，这使信仰更容易受到科学本身的更彻底的理性主义的挑战，科学本身的理性主义从宇宙观上说，是以原子物理学而不是以《易经》为基础；从真理型式说，源出于实验而不是源出于传统上确认的信念。这种宗教-世俗的两极分化最初产生了“宗教的”和“理性的”圣人两种看法，而以废弃“理性的”圣人而结束。

到了五四时期，关于儒家学说现代形式的讨论，已把新传统主义者导向一种人类生活中的“宗教问题”的新意识，这在前十年的讨论中未曾充分研究。按照这种观点，所有以前为使儒家学说发展、现代化的策略，都被视为同等地受到功利主义的玷污。在五四期间对“宗教问题”的讨论中，进化的臆说成了世俗主义者们的专利，他们认为，随着进步的历程和科学知识的逐步完善，“宗教”将变成社会上过时的东西。西方科学给早期的改良者提供了自然界与理想的社会准则协调作用的理论模式，现在它被改造成一种向他们挑战的实证主义的验证方法。随着这一变化，为信仰而辩护也改变了立场。不仅从进化论退却，而且重新专注于源自西方的认识论问题，科学的理性主义验证理论将受到真理的“直觉的”模式的反对。①

主要的直觉主义的形而上学家是年轻的北京大学的哲学家梁漱溟，他本身是这个改革时代最先进的教育培养出来的人。他在民国初年经历了一场信仰危机，这最初把他导向佛教信仰，然后又逐渐把他导向儒家信仰。②当由在法国留学的一个团体领导的少年中国学会的成员们，在1912年就“宗教问题”开始一场公开辩论时，梁谈到他自己改变信仰的心情，在这之前他几次极度沮丧，然后决意抵制所有对信仰的民族主义或其他功利主义的冲动，改变了信仰。梁说，宗教从人的角度说无论如何总是有重大作用的，因为只有宗教能处理存在于特定宇宙之外（即使不是其外延之外）的问题。①在集中注意力于只有宗教能给予满意含义的人类永恒的现实，即死亡和痛苦时，梁极大地倾向于佛教——“印度宗教”——作为真正“超越”的宗教模式。不过，他自己在1921年那场争论中发展了的、并于次年在一本着作中发表的儒家看法，在其主要主张，即儒家思想肯定“生”本身的本体真实性中，也关心同样的基本问题。

梁的着作《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使他成为可能是五四时期最有名气的一个新传统主义思想家。②这部着作的成功可以归之于这一事实：它以非凡的感人效果（虽然不是逻辑上的澄清）融和了新传统主义思想家的两种相互冲突的冲动倾向——一方面继续这时流行的进化宇宙论，另一方面表达一种新观念——把通过人类良知而理解的非历史的价值和由科学支配的自然与社会政治进程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分开的新观念。

《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首先勾画人类文明通过形而上历史诸阶段而逐渐形成的轮廓，每个阶段，按照梁的用语（这得益于叔本华），都是大意欲的产物。梁使大意欲等同于生之本身，也等同于“仁”。和谭嗣同一样，梁在唯识论佛教和基于《易经》的新儒学的宇宙论中，找到了对于整个宇宙的看法的启示，这种看法把宇宙看作精神创造的、通过“阴”“阳”力量的调节而采取变动不居现象形式的实在的永不停息之流。不过，通过亨利·柏格森的活力论而传播的生物学使梁断言，宇宙确实是有机的，是一个充满生机的结构。对改良时代早期的哲学家如谭嗣同来说，生与死是对一个最终并无差别的连续统一体的隐喻，在这一点上，在梁漱溟的宇宙神话中，它们明显地两极分化了。谭把物理、道德和本体论融合进他的相互渗透的以太概念中，在这方面，梁为了抵制科学所注入的自然主义因果关系模式，把“因果关联”（原）和真正的“原因”（因）分开了。他说，前者可以从物质力量如历史和环境方面去理解，而后者必须被看作出自精神。

形式上说，梁关于人类命运的想象，提出了人类从西方式的世界文明到中国式文明的“发展”，在西方式文明中，意欲激发的方向是对客观环境的控制，而在中国式文明中，意欲要适应宇宙，与宇宙和谐协调，最终止于意欲神秘的自我克制和对生命本身否定的“印度”文化。也是从形式上说，宇宙意欲的形而上历史运动的每一阶段，都被认为导致典型的种种文化历史模式。首先是自希腊人以来具有哲学上的怀疑主义和功利主义特色的西方文化，导向科学、民主，和作为理性主义者追求私利精神的社会和物质的表现形式的工业资本主义。与之相对照，中国文化在精神上自孔子以来是由起作用的“仁”的力量形成的，因此在其社会安排方面是宽容的、灵活的、俭朴的、农业的、协作的和培育人类情感的。

然而，和作为字面上的一种时间顺序相比，这种“进化”的路线更多地被描述为一组自主的理想的交替。他基本上把中国文化描述成唯一一种能够被认为与宇宙的真正本质“生”和谐一致的文化。梁的要旨之核心是为儒家形而上学价值辩护，因为只有儒家价值确认充满生机的宇宙不能通过理性主义分析的固定范畴去理解，反而让人接受经验的易变的、直觉的特性。只有儒家思想的“仁”和“中庸”学说承认人类生活与宇宙的节律应和，而不是与之对抗，使真正充满生机的生活成为可能，这种生活在内在精神的直觉、情感和欢乐之流中，自由而不受阻碍。

和早期改良主义者一样，梁漱溟的身上义残存有一种儒家形而上学的精神痛苦：一种传统的真正自我的表现，真正自我受的限制很少，能够通过精神扩展并改变世界，同时也易受来自客观宇宙恶势力的侵害和损毁。从道德心理方面说，真实的内心活动是可以认识的，因为只有这些内心活动是真正自发的，因而也是自由的；是与外在的自私自利的、为自己打算的心智相对立的。不过，添加于这种道德形而上学并改变其方向和内涵的，是一种并非原自中国传统而是源自西方哲学的科学与形而上学之冲突的新的两极分化。梁把科学的理性主义和非道德的为自己打算的心智的理性主义等同起来。梁假定为受西方科学法则支配的宿命论的宇宙，是与外部险恶的宇宙力量相联系的，这些险恶力量妨碍可能改变心智的努力。从这个角度看，这种可以变化的较古老的形而上学的内-外二元论，于是与结构上不同的一些范畴——物质对精神、理性对直觉、理智对情感——联系了起来。精神、直觉、情感不能逐渐注入和改变其对立面；它们只能，如果可能，取代其对立面。其含义是，如果它不能把哲学家导向彻底的一元论，那么必定是二元论的：倘若一个哲学家通过意识的直觉形式可与宇宙的结构保持一致，那就将是与一种超越自然和思维其他更世俗的过程而起作用的特殊的超验结构保持一致。梁在他后来的着作中明确承认了这一点，为了“理性”哲学——孟子式的直觉理论，他抛弃了非历史的宇宙连续体观念的所有成见。但是，他的新儒学的为信念辩护的倾向，在1921年和1922年就已非常明显，后来的20年代和30年代的“新儒学主义者”如张君劢和冯友兰都追随这同一道路。

从这个意义上说，一直认为进化理论保持了儒家价值核心和社会-政治变化之间的联系的新传统主义者，到1919年陷入了混乱之中。梁启超已经抛弃全球的现代化进程与中国道德之复兴不相矛盾的想象；康有为争取在共和政体中使儒家信仰制度化的企图失败了；机能主义者为儒家道德而争辩，“国粹”派为古代语言和经典而争辩，这时也同样处于守势。儒家主义者被说服寻找一条新的道路。在形而上学上儒家真理这时被看成脱离了历史，最终只有靠直接的直觉经验予以证实，同时，和社会的选择问题相比，更适于谈论神学的意义问题。“精神的东方”已变成一个心性之邦。

科学与玄学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传统主义在20世纪早期的中国的发展，可以说是儒家哲学逐渐“西化”的历史。到了1919年，正当“拯救信仰”、“保存国粹”和弘赞“国性”等许多运动表现出日益迫切的反西方意向时，它们所使用的概念的术语反映了由西方引起的现世主义的冲击和科学思想的革命。不过，到了1919年，西方也提供了反对新文化激进主义者的有纲领的科学主义和现世主义的弹药。它提供了它自己的自由民主制度的令人吃惊的失败例子：国内立宪的中华民国的闹剧和国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梁漱溟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和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节录》，都带有这些事件冲击的痕迹。它们最早叙述了对那一年思想激进主义高潮的反应，那一年激进主义充分利用了新传统主义的二元论框架。

这种反应终于成为一场蔓延开来的“科学与玄学”问题的争论，由梁的朋友哲学家张君劢于1923年引发，最终把十多个玄学的坚决支持者，包括梁本人、张东荪、林宰平、范寿康等都拖了进去。①在这场争论中，儒家信仰真理的扞卫者谴责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有权威的社会科学思想、关于心理学的生理模式的思想和关于知识的所有实证主义理论的思想。在他引发这场争论的带头文章中，张君劢把受科学支配的自然知识和人生观作了对比。他把后者概括为：主观的、直觉的、综合的、意志自由的、对个人来说是唯一的。①同梁漱溟一样，张也把“生命”领域与内在精神的由经验得来的价值意识联系起来，并认为它受到“宿命论宇宙”的有害宇宙力量的威胁。不过，他使容易变动的内在领域与不变的、静态的外在经验领域相对立。于是，他接着明确地使这种内在的精神意识等同于新儒学陆王学派的心学的“良知”观念。

选择陆王学说，标志着儒家改革者和新传统主义者中着重点的变化——离开原教旨主义的“五经”或宋代早期的思辨宇宙论者，而主要集中注意力于传统新儒学派，传统新儒学派强调基于道德体验的形而上学。这个学派不仅可能更适应新的新传统主义哲学二元论之需要，而且它专注于领悟道德体验或道德知识，提供了与国外西方认识论的争论的某种联系；一旦验证的科学模式因他们自己的哲学基础而不得不面临挑战时，争论者们迅速地卷入了这一争论。不过，尽管柏格森、倭铿和杜里舒、张君劢及其支持者大力借助于康德，但和他们作为带有感情色彩的、善辩的玄学家相比，他们并不太精通认识论。在道德情感问题上，虽然张和其他人附带谈到他们的目的是通过内在精神的发展来创造精神文明，但他们总的来说忽视了为努力表述主观道德体验的特性而建立非历史的体系。

在论战中，自由主义的、激进的科学支持者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是以进化论的自然主义形式来领会进化论，又是以乌托邦似的乐观主义和使人联想起老康有为的丰富的玄想来领会进化论的。崇奉杜威和罗素的胡适，向“自然主义的宇宙”奉献了一首赞美的散文诗，认为人生不管怎样脆弱，由于“有创造力的智慧”在建设富足而合理的世界文明中的作用，是有目的的，并将获得成功。老资格的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甚至想象出改革者的完整的儒家-道家的宇宙论的连续统一体——也就是在其内部把人类带入朦胧的进化远景的不息的大化之流。在这些表述中，最初的科学的改革概念作为一种真正的宇宙论，实质上依然没有改变，可赖以设计自然的宇宙，同时提供能使人类成功地为道德和物质的乌托邦而工作的技术上的解放。

作为知识界的一场大规模论战，“科学与玄学”之争不可能没有公众对胜利者和失败者的裁决而告结束。当玄学家被宣布大败时，这反映了他们的追随者队伍的规模，而不一定是它的持久力。事实上，最早从中国思想的中心舞台消失的是科学家们，他们的进化自然主义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输给了马克思主义。由于新传统主义对中国道德价值的世俗化，这时给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解释明确的现代替代物，它拥有持久的复兴的力量。作为一种抗衡西方文化的态度，它在随后的20年中也具有相当大的社会吸引力。

① 对五四运动期间知识分子激进主义的权威研究着作是周策纵的《五四运动》。

① 陈荣捷：《近代中国的宗教倾向》，和费侠丽编：《变革的限度：关于中华民国时期的保守抉择论文集》。

① 《北京大学堂之国学问题》，《新民丛报》，34（1903年7月），第61—62页。

② 马利安·巴斯蒂：《20世纪初张謇着述中关于中国教育改革的看法》，第64—65页。

① 费侠丽：《变革的限度》，第2部分，《国粹》，第57—168页。

② 见周锡瑞：《中国的维新与革命：辛亥革命在湖南和湖北》。

③ 《訄书》，重印，载罗家伦编：《中华民国史料丛编》；《攘书》，首次发表于1903年，重印，载《刘申叔先生遗书》，1，第762页以下各页；《黄史》，首次发表于《国粹学报》（1905年），1—9卷。

① 德·拉·科帕瑞《中华文明的西方源头》的节选，载于1903年12月至1905年1月之间的《新民丛报》。

① 章炳麟：《国故论衡》。

② 周予同：《经古今文学》。

① 侯外庐：《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所引，第789页。

② 今古经文之争对民国早期历史编纂学的影响，在劳伦斯·A·施奈德的《顾颉刚与中国新史学》中有分析。

① 侯外庐：《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所引，第801—802页。

② 见太炎（章炳麟）以下文章：《俱分进化论》，《民报》，7（1906年9月5日），第1—13页；《社会通论商兑》，《民报》，12（1907年3月6日），第1—24页；《五无论》，《民报》，16（1907年9月25日），第1—22页；《驳神我宪政说》，《民报》，21（1908年6月10日），第1—11页；《四惑论》，《民报》，12（1906年9月—1908年7月），第1—22页。

③ 章炳麟：《四惑论》，第10页。

① 章炳麟：《五无论》，第22页。

① 梁启超：《国性篇》，《庸言》，1.1（1913年1月），第1—6页。

① 梁启超：《国性篇》，《庸言》，1.1（1913年1月），第1—6页。

② 梁启超：《中国道德之大原》，《庸言》，1.2（1912年12月）；1.4（1913年2月），第1—8页。

① 梁启超，载《大中华》，1.2（1915年2月），第7页。

② 同上。

③ 见《庸言》，1.3（1913年），第3—4页和《大中华》，1.8（1915年8月），第13页。

① 引自许华茨：《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第218—219页。

②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重印，载《饮冰室合集》，《专集》第5册，第1—152页。

① 见侯外庐：《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第704—727页。

② 《谭嗣同全集》，第24—35页。

③ 见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改革者和乌托邦主义者康有为，1895—1927年》，第4章，第97—136页。

④ 康有为：《中华救国论》，《不忍杂志》，1（1913年3月）第21—22页。

① 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见蔡元培《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的分析，《申报》创刊50周年纪念刊《最近五十年》。

① 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论》，《新民丛报》，2（1902年2月22日），第59—72页。

② 张东荪：《余之孔教观》，《庸言》，1.5（1913年6月）第1—12页。

① 严既澄：《〈少年中国〉宗教问题号批评》，《民铎》，3.2（1922年2月1日），第1—12页。另见周策纵：《五四运动》，第322—323页。

② 见盖伊·阿利多：《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和中国现代性的困境》。

① 引自严既澄：《〈少年中国〉宗教问题》所引。

②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① 《科学与人生观》，由胡适和陈独秀作序。

① 张君劢：《人生观》，载《科学与人生观》。

社会乌托邦和五四运动的背景

社会乌托邦和五四运动的背景

改良与革命

在中国，新传统主义作为反对改良的现代化的一种反应，是以“国粹”运动开始的，这个运动在1904至1907年之间吸引了一些追随者。而另一个鲜明的革命运动，目标在于推翻满族王朝和建立共和国，几乎与此同时无疑也已出现。作为一种历史趋势的组成部分的这两个潮流，特别是由于反满的古典学者与革命的激进主义者对现状具有共同的憎恨，暂时混合在一起，这是非常自然的。章炳麟作为这样一个古典学者，在1903年上海的一场政治审判中甚至成了主要被告，正是这场政治审判通常被认为是革命派活动中的第一次攻击。

在1905年，激进分子和孙逸仙领导的同盟会组织实现了某种联合，同盟会建立在学生支持者的基础之上，同时在华侨和大陆秘密会社及新军部队中寻求同盟者。在1905至1908年之间，同盟会以东京为基地的期刊《民报》（作为中国革命运动的喉舌受到广泛注意），忙于与以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为代表的改良主义者进行一场引人注目的论战。可是正在同盟会宣称这场论战胜利时，来自它自己左翼的不满意见，批评它的政治革命思想体系并没有提出别的重要社会选择以取代立宪主义者的改良主义。这批人是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是激进的一端，它思想上的影响和它人数上极少，极不相称。所有革命者由于他们的政治革命信仰本身，都被看成制度改革的必要的触发因素。然而，无政府主义者却继续向前，超越政治而把革命解释为与大同理想相联系的乌托邦似的社会选择的实现，不只是发展过程的最终赐予，而是今日青年的正当行为。因此，无政府主义者的社会乌托邦思想，在1911年政治革命之后继续存在，在共和国的“新青年”与旧社会体制的斗争中，鼓励反传统观念的反抗精神。

由于改良者和革命者都假定社会变化是整个发展过程所必需的，在1903至1907年之间，最初普遍谈论这两批人之间的不同之点时，他们的差别不总是容易分辨的。当《民报》和《新民丛报》版面上的笔战激烈进行时，使两方对立的问题常常显得是策略性的，而非战略性的。争论的基本问题是清廷推动国家朝现代化和国家独立的共同目标前进的能力。①在潜在的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问题上，梁启超领导的改良派的确反对孙逸仙的“土地国有化”原则（孙的民生主义的组成部分），认为在经济上是荒谬的，而且是一个煽动普通民众中的“野蛮”因素以反对更好的“文明”因素的方案。不过，社会政策在政治定向的争论中所受到的注意，还是很有限的，当时，孙和梁都接受一种共同的社会进化的总的看法：中华帝国一直用不着欧洲的“封建的”阶级划分，虽然当今中国为了发展，将需要一种适应资本主义企业某些形式的混合经济，不过，将来在向工业主义的合作经济模式的转变中，可以幸运地建立社会和谐的本国传统。①

于是在1903至1907年之间的发展的早期阶段，革命的观点看来倒不如说是改良观点的夸大，而不是否定它们——至多是号召加快历史的进程，假借革命英雄的名义铸造新浮士德式的人物。革命者不过是初期的改良乌托邦主义的最后代言人。革命不仅是中国的，而且也是科学和民主的新世界秩序的先驱。道德进步与物质发展相随并进：革命者抛弃旧社会时，也正在政治上抛弃一个令人窒息的过时的独裁政府，抛弃这样一些社会形式，这些社会形式阻止财富和力量的发展，阻止自我实现和大同社会的到来。大同社会的到来有赖于革命人物道德上的成就，这些革命者如要增强进步力量，他们的活动就必须不受所有功利主义的自私自利的玷污。和以前曾是改良信念的主要内容一样，这些便是革命信念的主要内容。

到了1905年，梁启超和改良派从真正的革命思想中脱离出来，因为他们不愿相信革命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进步运动，一个历史的必要动因。梁作为一个改良主义者，曾经是向新觉醒的中国民意最先介绍现代革命必然引起制度变革这种概念的人之一，这种概念和中国过去改朝换代危机中仅仅从统治家族转移天命（革命的最初含义）的概念是不相容的。而且，西方历史说明，1776年和1789年的革命作为历史事实，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主动力和阻力这两种力量冲突的终极的爆发点。不过，1905年后梁自己的评价是，当今时代的“国家帝国主义”精神，使中国人有权支持强有力的政体——或者是“开明专制政府”，或者是立宪君主政体。①对梁来说，这样的政治安排是因中国落后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由于这样一个结论，改良者对改革的首要动因的估计，无疑便从政治领域转到了文化和社会领域。政治领袖并不能摆布文化和社会；相反，文化和社会在其熔岩似的流动中，沿着挖掘来抵挡流向急剧改变的沟渠缓慢地形成政治。因此，梁开始把承认目前社会组织而加以调整的社会改革，和不能付诸实践，或者说，即使能够也只是一千年以后的社会革命，加以对比。②不过，这种保守主义并不含有否定政治暴力的意思，梁并没有在原则上谴责政治暴力。暴力像适应渐进主义的目的的任何其他东西一样，只是一种策略。梁和革命者关于时代性质的不一致，就以这种方式变得接近于作为跳越阶段者的激进主义者和作为现存制度保护者的保守主义者之间的典型的分裂。

如果说激进主义者在加快历史进程速度方面与改良者首先分裂，那么这种加速不仅导致在理论上对社会政治斗争的赞美，而且也把这种斗争的社会目的提高到激进思想的突出地位。大同理想在时间上的缩短转而成为空间上的扩展，在无政府主义者中注入了一种国际性，有时在字面上把现代的“巴黎街道、伦敦的市场和纽约的摩天大厦”③当作进步的具体表现。康有为曾想象一个未来的世界议会，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则把他们的行动组织与欧洲的激进党派，主要是无政府-共产主义者联系起来，也把大同与西方革命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直接地联系在一起。无政府主义者考察中国时，对这里的社会冲突特别敏感，并对封建的过去和改良的现在提出尖锐的社会批评。最后，无政府主义者接过了个人从儒家思想的社会义务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号召——这个号召最初由康有为和谭嗣同提出——并使这个号召成为他们社会方案的焦点。康和谭最终使社会解放从属于目前的政治改革和未来的精神解放，无政府主义者则依据后一点来评价所有其他问题。对他们来说，个人从仪式主义的罗网中获得解放，是最终应据以评价革命的标准。

如果说显着的激进观点的第一个特点，是集中注意力于个人解放和作为进化的催化剂的革命“因素”，那么它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将乌托邦与进化宇宙论的自然主义看法联系起来的唯科学主义。从最初的改良者接过并不鲜明的进步旗帜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后来围绕《新青年》杂志的那一批人，都自豪地将这些作为不朽的座右铭，肯定意识的物质基础，肯定生命力的生物学本质及历史中的因果关系作用过程的社会学基础。他们在思想上实际受益于儒家人本主义和形而上学，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不被承认，因为他们把传统贬低为一种反动的社会道德体系。

然而，激进的唯科学主义仍不能提供一条平坦的通向乌托邦之路。像所有其他的人因共和政体混乱而感到沮丧一样，激进主义者着手对历史力量进行社会分析，认为这些力量对中国的落后状态负有责任：封建习俗是政治斗争的一种阻碍；封建文化价值观构成封建习俗的基础；而土地均分论的经济同前两者相互依存。但是，由于具有一种科学的世界观，他们自相矛盾地陷于无能为力的程度，比新传统主义者因社会宿命论的幽灵而陷于无能为力的程度要小一些。梁启超1902年所号召的“新民”在1915年被《新青年》更新，作为对文化革命的号召。这时个人自主人格和科学思想的理想，被有意识地和“形而上学”的观点对立起来，但仍被视为进步的一种道德动因。现世主义和进化宇宙论在激进的社会乌托邦观点中被调和了。

早期无政府主义：革命的虚无主义

早在1902年，中国人就对西方无政府主义产生了兴趣，但这种兴趣在最初阶段和早期激进主义者集中注意力于政治革命是一致的。①“无政府主义”一词涉及欧洲“极端革命”派“虚无主义者”——一种因其利用恐怖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策略而应当受到注意的思想体系。它的直接的外国的鼓励者是俄国革命运动的搞阴谋的团体，这些团体在19世纪末期曾努力开展轰动一时的暗杀沙皇官员的活动，作为1905年革命的准备。在中国，“侠义”这种本国的普遍传统，提供了理想主义的亡命徒如梁山泊团伙，或桃园结义英雄那样的结拜弟兄的补充典型，他们在乱世为正义而拿起了武器。

不过，对中国的激进主义者来说，恐怖主义行动的主要魅力是作为进步的一种手段。革命的暴力被认为是一种反应力量——唯一强大到足以胜过专制政治沉重压迫势力的反应。用一本小册子的作者，一个学生的话来说：在一切国家，革命起源于起义和暗杀，但暗杀的影响甚至比起义更大……因为英雄们的力量增长，统治者的力量必将完结。②恐怖主义者因而可以被称为有激进思想的同胞，即新民——新民是这样的人，他尽最大限度地公开肯定个人力量，并因此而主张最有力地反对传统的被动心理及其所促成的历史的停滞。热血青年们在1904和1907年之间试图进行政治暗杀，仿佛他们能够通过某些毫不利己的名垂青史的行动，成为进步的工具，也能够成为其共有社会的道德目标的自觉的化身。

因此，恐怖主义者的道路是一条个人主义的道路，但是，那些打算遵循它的人，甚至比普通的新民更想把他们的自我肯定从道德意义上，解释成与其所服务的超历史进程是一致的。在这里，针对他人的暴力的罪恶，能够仅凭它给自己引起的危险而被抵消。在要求革命者绝对“真诚”方面，虚无主义者对新儒家的概念作了新的运用：圣人的力量必然与充溢于不受妨碍的自我的“真诚之心”相联系。如果“真诚”既能使暗杀者的刀刃锋利又能使它的运用合法，那么，其最好的证明事实上就是那些冒全部革命危险的人的自发的献身。

对内在化的新儒家道德准则的高度依赖，虽然对使革命使命合法化是必要的，但也可能要对虚无主义者愚蠢的努力负部分的责任。张继、杨笃生、刘师复以及汪精卫都是牵连进暗杀阴谋的着名激进主义分子，这几次暗杀阴谋没有一次成功地杀害了预期的受害者。这场运动的真正英雄和女英雄，杀人者少而牺牲者多：秋瑾，这个女斗士在牵连进1907年安徽的一次流产的起义后，听由自己被捕并被处死。①吴樾，一个高等学堂的学生，1905年在北京火车站，被他试图投向一群帝国大臣的炸弹炸死。

秋瑾给予世界的启示是，值得模仿的自我牺牲行为能改变社会；而吴樾则以进化论看待他的虚无主义者的使命。他的“遗书”连同他支离破碎的尸体的照片，在《民报》纪念他的一期中发表出来，把他的行为解释成历史需要用来激化压迫势力的“暗杀时代”应有的举动，从而推动革命辩证地前进的钟摆。秋瑾视革命的任务为社会道德的更新，并因此而选择了谭嗣同式的牺牲，吴樾则企图让他的行动体现变革的“反作用力”，而变革的“反作用力”足以与激发它的专制的“动力”抗衡。①两者都表明了虚无主义者所受中国传统的道德英雄主义理想的影响；不过，他们的行为也是为了平衡社会义务的主张和自我肯定的主张而做的一种努力。他们为中国激进主义者所面临的问题，提供了一种早期的过激的解决办法，他们不顾儒家相互依存的群体理想而寻求发展新的人格理想的个人主义的潜在力量。因此，虚无主义者虽然更多的是政治革命者，而不是社会革命者，却提出了后来无政府主义的社会理论家将不得不面对的个人主义的道德问题。

巴黎小组和东京小组

1907年夏天，两个相距遥远但思想类似的无政府主义者小组几乎同时在巴黎和东京中国留学生中间出现。每个小组都产生于预备性的研究团体，这些团体是在中国和外国的激进主义者——法国和日本的——直接接触的刺激下组织起来的，外国的激进主义者倡导无政府-共产主义，其时它处于1914年前在欧洲的影响达到高峰的时期。每一小组都出版一种刊物，是群集在一两个年长的更有声望的学者周围的学生小团体的着作集。尽管相距半个地球，巴黎和东京的无政府主义者却保持着彼此工作的接触，也与他们认为至少暂时是和他们自己的事业类似的同盟会的活动有联系。②

在19世纪的西方，无政府主义者的理想家属于两种典型的类型；一种类型指望通过技术进步而获得解放，照圣西门的方式通过对未来的科学幻想而召唤乌托邦；而另一种类型更像查尔斯·傅利叶，他们在未受玷污的、质朴的、世外桃园般的亲密社会中寻求幸福。这两个中国无政府主义小组包括了上述两种想象的极端。

巴黎小组，如他们的刊物名称《新世纪》的含义所暗示，与工业文明及其由庇特·克鲁泡特金、邵可侣及马拉特斯塔领导的无政府-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社会和道德的前驱有联系，确信自己是站在现代主义的最前沿。李石曾，这一小组的一个建立者，是巴斯德研究所学生物的学生，并与邵可侣的侄子是朋友。《新世纪》的资深编辑吴稚晖，曾经受过古生物学的相当训练，把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鼓吹为科学社会学，胜过严复的斯宾塞进化论；这就使他在文化上拥护与迷信相对立的理性主义，在政治上拥护国际主义和和平主义。作为自封的科学的唯物主义者，巴黎小组吸取了1898年大同空想家们预言未来的热忱。吴稚晖作为一个技术方面的理想家，表现出特别的活力。他称赞创造性的制造工具的才能是人类天赋的本质，他号召以一种具有灵感的运用精神，通过机器来拯救世界，这半是宇宙论的空想，半是科学的虚构：

其时学问之研究，最普通者，首为一切交通便利之工程。求与海底气界自由往来。余则改良野蛮肉食之品物，及精究卫生与医理，使年寿加增。至于理化博物种种进化之科学，当时既以文字简易划一……百出新法，以求易知而易解。园林清游时，可以随便在花间树底，口讲而指画。道途间与绝未见面之人相遇，亦可姑出其所学于夹袋中，问难而质证。如此，其时即十许龄之童子，已能共有现在科学家之知识。①

不过，不同于康有为，吴的唯科学主义采取了使理性主义与宗教相对立的西化的方式。吴离奇而有趣地坚持他的看法是清除了玄学幽灵的自然主义的宇宙观，拒绝承认他的通过“仁”来实现进化的净化过程②的想象受到儒家精神象征主义的任何影响。《新世纪》追随他的领导，坚持宗教-非宗教的两极分化，并用它来谴责儒教只不过是反动的迷信。代替那种把现代道德视为始于古代萌芽的稳步发展的改良倾向，《新世纪》对道德变化过程的解释往往依靠净化的概念，因而本性固有的良好状态，在革命时期的净化中得以摆脱积累起来的杂质。

与唯科学主义的《新世纪》相对照，无政府主义者在东京出版的刊物《天义》，则反映了它的编者古典学者刘师培及其妻子何震③的人本主义倾向。刘是国粹保存会的一个创办人，又是着名书香人家的后裔，他在1907年发现，他的反满主张使他侨居国外是可取的。在东京他与刚刚抛弃了改良社会主义而成为无政府-工联主义者的日本激进主义者幸德秋水、北一辉的相识，导致了他两年无政府主义的尝试。何震明显地同样受到东京环境的影响，组建了一个女权复兴会，并且作为《天义》正式的编者和出版者，使激进的女权主义成为无政府主义使命的必要部分。

因此，《天义》把对现存制度的反传统的攻击与古怪的文化保守主义混合在一起。刘师培和何震认为“欧美日本各国，只有伪文明”，①而不愿肯定现代欧洲最接近大同社会。他们设想出一个农民-学者们居住在自给自足的小农业村社的乌托邦，在那里“人人不倚他人”，“亦人人不受役于人”，所有的人都生活在“放任”的状态中。②虽然《天义》刊载了《共产党宣言》最早的中文译文，但刘师培也给予作为无政府主义先驱的公元4世纪的道家哲学家鲍敬言（抱朴子）③和战国时代的农学家许行以相当的版面。抱朴子是一本谴责所有政权的古典小册子的作者，许行则反对孟子把社会分成劳心者和劳力者的职能上的等级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坚决主张人人没有例外地耕种土地。《新世纪》选择克鲁泡特金作为他们的西方圣人，《天义》则特别推崇托尔斯泰，刊载了他的《致中国人的信》，信中赞扬传统中国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社会，并告诫人们提防立宪政府、工业主义和军人政权的暴虐后果。④

既作为传统主义者也作为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憎恶清末改良的现代化方向，他认为这将导致一个受当今西方邪恶影响的社会：军国主义和强制性国家机器的发展，新的更深的阶级分化以及受物质主义和贪婪玷污的商业化文化⑤的产生。对何震来说，结束妇女与世隔绝和促进妇女教育的现代化计划，给人同样虚伪的改革的错觉，否定妇女真正的经济和个人的独立，同时助长关于男人性别剥削的充分自由论的新形式。⑥就要到来的政治革命说不定并不导致废除一切政权，面对这种可能性，刘和何把中国的未来和它的过去作了令人失望的比较。如果财富和等级这些表示地位的障碍很少就更接近大同社会，那么传统中国既是后封建的，也是前资本主义的；它所自夸的政治专制主义一直是一种掩饰真相的门面，其结构上的弱点一直被人们成功地加以利用，“以稍脱人治之范围，而保其无形之自由”。①虽然刘师培并没有因其乌托邦理想本身而弄错过去中国的这种怀旧的特点，但他对现代性的反感，既激发了他的激进主义思想，也导致他后来在1908年决定放弃革命目标。

像1898年的改良者那样，两个无政府主义小组都自认为是国际主义者。不过到了1907年，国际主义只在较小程度上是传统的东亚世界主义理想“天下”的发展，而在更大程度上是当时对19世纪90年代以来非常有力地发展起来的反满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的抗议。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把“富强”作为面对帝国主义的国防重点，这一点比其他任何单一的问题更激起了这两个刊物读者的批评。为了回答，无政府主义者利用克鲁泡特金反对达尔文和斯宾塞的例子争辩说，类似的动物群体生活表明，人类社会的进化是由种族内部的合作而不是由竞争所推动。

不过，与此形成对照，他们的国际主义一种含义是，民族仇恨掩盖了其他更深的社会分裂。改良者认为阶级冲突，如果有，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以外的事，在这方面，无政府主义者则反复地议论贫与富、官僚统治者与人民、受教育者与愚昧者、城市居民与乡下人、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矛盾。这些弄坏了过去和现在的社会秩序的根深蒂固的对立，他们认为都是由继承下来的政治权力体制的强制权力引起的。

根据每一种政治制度都是为某些精英集团权势人物的利益服务的理论，《新世纪》认为，中国的平民百姓应该认识到立宪主义者的政府将成为士绅的工具，正像国外这样的政府为资本家服务一样。何震把女性的从属地位归因于妇女在经济上依赖男人，并把女性的生产劳动看成普遍的劳动剥削等级制度中最卑贱的。刘师培抨击清朝改革方案的社会代价：它向农民征税，以便为地方头面人物政治上的扩张而创设学校、安全机构和“自治”的议会。这样的分析表现出一种适应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阶级意识，因此为五四运动期间民粹主义的群众运动做了准备。

对社会冲突现实的敏感，与无政府主义者热望平等密切相关。阶级和身份的等级制度被视为是由所有社会区分即“界”——无论是种族、国籍、财富、职业、居住地，还是性别——强加的。许多无政府主义者的乌托邦蓝图的过激特点，实际上是要克服不同的个人生活条件中最敏感的工资差别的策略。《天义》和《新世纪》两者都建议性伴侣和居住地的交替。刘师培追随许行对孟子的批评，把所有劳动职能上的区分视为社会等级制度的根源。他试图使许行的个人经济自给自足这种补救方法适用于现代背景，提出每个人在一生的过程中都要顺次从事所有的基本职业：21岁建设道路，22岁开矿和伐木，23—30岁从事工业，如此等等。①

不过，由于群体的社会阶层差别甚至比个人的社会阶层差别更厉害，无政府主义者也在所有存在的社会群体——无论是家庭、氏族、种族、省份，还是国家——中看到了妨碍平等的种种的“界”。所有这些都会产生利己主义的依附纽带，使一个群体集体地和所有其他群体相斗。欧洲的无政府-共产主义者经常谈到，一旦政府消失，自愿的联合将怎样提供一个健全的社会组织结构。但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更愿意设想的，要么是自给自足小村社的绝对主权，要么是一个单一的世界——两种制度都把自主的个人置于一个单一的无差别的集合体中。只有这样才能保护乌托邦制度的公共特征不受私利集团或个人利益的腐蚀。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在他们较早时期的着作——不是直接吸取西方模式的着作——中，集中注意力于个人从所有社会群体的依附中，特别是从对家庭的最基本的依附中摆脱出来，这是不足为奇的。

归根到底，对每个无政府主义者来说，重新组织家庭生活成了最根本的问题。系统的表达方式多种多样：大多数人认为家庭是支撑所有其他权力体制的根本的政治结构。其他一些人强调，家庭对个人的特殊的直接性使它在社会制度中必然处于变化开始发生的地位。另外一些人则确定自私道德上的根源在于家庭所产生的特殊的联系。他们全都说明了家庭的中心地位——对他们自身的经验来说，因而也对任何关于人类幸福可能模式的乌托邦观点来说。

在要求人际关系的革命方面，无政府主义者实际上追随康有为和谭嗣同，他们曾预言最终将“摆脱”儒家仪式主义的“罗网”。康有为最早的哲学手稿（在日期上早于他的大同进化学说至少10年），强调个人“自主”是人类本性的一个主要方面，这种本性只有在平等主义的人际关系框架中才能得到外部的表现。①在《大同书》关于家庭的部分中（上述手稿是这些部分最早的来源），康从未否认强加给子女的孝道是回报父母养育他们的一种绝对的道德义务。但是，他把这种义务看成沉重精神痛苦的根源，只有当“人无出家之忍而有去家之乐”②时，这种痛苦才能减轻。康的乌托邦的许多重要社会事业机构，如它的公共托儿所、医院、学校和养老院，都是一些起替代作用的组织，这些组织将以一种避开私人依赖、因而只留下普及了的公共情义感的方式，提供历史上由家庭履行的服务。“未曾施恩受恩，自不为背恩”。①

康有为认为，如果心理上不能忍受不相称的赐惠和受惠的关系，那么道义上的束缚就将导致人际关系中的等级制度。这就是他谴责儒家的基本道德“义”是所有不平等的根源所包含的意义。②另一方面，谭嗣同把儒家的家庭率直地描述成一种“上以制其下”的压迫制度。③两人都把家庭中身份尊卑不同的相互依存关系看作道德的败坏，只不过对康来说，这种败坏是以内疚为基础，而对谭来说其根源则是暴虐。康呼吁从相互义务的负担中获得自由，谭呼吁从奴隶从属关系中求得解放，其间存在着心理反抗和政治造反之间的潜在差别。

虽然这两种原理都存在于无政府主义者对家庭制度的攻击中，但后来的乌托邦主义者倾向于遵循谭关于家庭关系的政治模式。他们断言，家庭关系与其说是基于正常的道德情感，不如说完全是事实上的安排。“故父愿其子孝，且用强迫威骇以得之，而子变为奴隶禽兽矣。故孝者，父之利也。子欲其父慈，欲其有利于己……则父母为马牛……故慈者，子之私利也。”④按照李石曾所指出的，这是亲属关系的功利主义的本质，儒家主义者却习惯于以谈论“恕”和“人情”来掩饰这种本质。而且，这些相互依赖和奴役的功利主义安排是建立在“强迫威骇”基础之上。因此，家族主义的政治化模式作为一种严酷的压迫，必须通过号召反叛，通过肯定“强权”是外在和人为地强加的信念，加以对抗。在这种意义上，当前这种强与弱为了霸权而揪扭在一起相互野兽般斗争的霍布斯式社会，被视为只是这样一个时代的序幕，那时“人类情感”在一个只由“公道真理”之光普照的世界中可能再一次开放出花朵。

所有视家庭的改造为最基本的社会目标的乌托邦主义者，都为这一要务的说服力量所推动而提倡某种女权运动。有些人如李石曾，追随谭嗣同，认为妇女在家庭主义等级制度中是所有人中的最弱者，因而也是这种制度的十足的受害者。作为男性的激进主义者，他们就像年轻人在长辈面前作为他们自己的代表那样，论述妇女的苦难。他们鼓吹妇女需要自我改进以克服对家长统治的依赖，家长制统治因她们自己只不过是亲属的优越感而被缓和了。其他的人在思考妇女问题时，则更多地受到康有为的理论影响：如果家庭作为生物学上的统一体应该废除，那么它易受到的最大责难是在婚姻关系方面。通过教育和工作而使妇女为自主作好准备，成了从家庭关系网络中摆脱生育负担的主要先决条件。不过，对于刘师培和何震来说，乌托邦最根本地要求废除劳动的区分，这种理论上的主张认为性别上的平等是达到划一的最后的也是最大的困难，因为它必然要受生物学功能的不能缩小的差别的限制。由于这个原因，何震争辩说，不想当男人奴隶的妇女应当愿为共产主义社会而努力，只有在这个社会，所有的奴役形式才能被消灭。①

然而，男性的乌托邦主义者和妇女激进主义者在对家庭价值的重新估价方面，在性别的作用上却有重要分歧。从康有为到《新世纪》这批人，一种典型的男性的乌托邦理想是男人和妇女将享受到解除了因义务而来的负担的自由性关系的社会。在思想上，他们保护人天生的情感而反对仪式化的道德，他们怀疑各种各样排他的私人关系原本是利己的，这种乌托邦理想是他们思想的十分自然的延伸。但何震，像大多数中国妇女女权主义者一样，关于性别，和作为意志自由论者相比，更是一个清教徒似的人，她的理想是结束一夫多妻制和妇女作为性“玩物”所受的压迫。①

无政府主义者的雄辩术，当把婚姻和家庭的社会制度当作以严酷权力为基础的政治制度予以分析时，是最富于战斗性的。不过，无政府主义者无论怎样详细地论述作为家庭成员的个人的主观情感，这种家庭关系的政治模式也是难以证实的。在中国人的丧葬仪式中，虔诚的儒家的子女在礼仪上因其父母的死亡而自责。李石曾大声疾呼：“（子女）何罪乎？”②意思是让腐败的环境对虚伪的社会看法负责。但在家庭中，奴仆也是靠人过活的人；父母的外在权力与子女驯顺地承认软弱和有所需求是相对的。信仰虚伪的儒家社会准则——这是束缚个人使之接受从属性的“迷信”——于是成了自我的一种内在的失败，要靠道德上的努力予以克服。从这个意义上说，无政府主义者彻底改革儒家家庭体制的愿望，导致他们重新肯定早期改良者的信念：人的责任在促进进步中是一种道德动因。

可是在这种新个人主义的框架中，道德成就的性质问题提出了早期改良者所不曾面对的多种解释。刘师培说：“因不能独立，遂自失其自由权，因不能自由，遂自失其平等权。”③这里用来指政治共同体中的正式公民权利的西方新词“自由”，只不过是从个人自主开始而以他或她的平等结束的自然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但在这种意义上，危害自主和平等的并不是威胁自由的非个人的国家结构，而是这样一些另外的个人，他们在实际生活中是人最亲密的关系的通常的根源。无政府主义者以自主和平等反对亲属关系，并没有提出自由公民的政治理想，而是提出自给自足的人的道德理想。它的实现带有新的心理代价：抛弃传统上受到尊崇的、又是安全与满足的主要源泉的亲属关系网络。自主的斗争变成了不是直接地寻求个人解放，而是一种艰苦的自我约束，其中存在一种对自我负责的沉重负担，极可能还存在一种内疚的负担。

从儒家仪式主义的约束中寻求个人解放的要求，是可以称之为改良时代关于生活方式的自由主义的核心。对于家庭的攻击壮大了这一运动，但它也表明了个人主义当其被解释为与所有社会关系脱离时，所要付出的心理代价。这样的脱离只能不可思议地被设想为将导致幸福，个人作为与他人处于平等关系中的一个分离的原子而溶入无差别之中。

于是个人解放，在康和谭的进化宇宙论的乌托邦语言中，最终被设想为这样一个过程，整个“界”的复杂制度将由此而被打碎。在今文经学中，对于人类的一致博爱，界的概念已经引出地域的、文化的和种族的阻碍。佛-道形而上学把种种的界看作强加于无差别统一实体的人为的事物的格子；而新儒学传统则给予这个概念一个道德的基础，强调区分内在道德精神和世上邪恶外在力量的多种层次——仿佛是一些能渗透的隔膜，它们形成关于道德努力的论争的主题。

因此，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揭露界的象征意义成了表明超越社会的乌托邦的人类可能有的幸福的一种方法。《新世纪》关于乌托邦似的解放的论述，通常不自觉地表现出一种忘我的形而上学的看法，这种忘我能导致与无限的宇宙之流和谐一致：

人惟无彼此之心，则世界众生一切平等。物无所竞，天无所择，……且互相救互相助，以跻于至平，此爱非生于有情，乃无情之极端也。①

吴稚晖就是这样力图调和基督教徒（和儒家）的人类之爱和佛- 道哲人的形而上学的超脱。

吴稚晖即使在他关于技术和乌托邦的论述中，也像他之前的康有为那样，把科学的最大赐予描述为促进庄子“消遥游”那样的生活，无往而不适。男人和妇女，首先是学者和旅游者，在乌托邦中依靠科学从艰苦劳作和疾病中解脱出来。在学习方面，目标是全面的知识——想象中的对宇宙无所不知的理解。在旅行方面，有可移动的住宅、小旅馆和大饭店、巨轮、火车、气球和海洋潜水钟，甚至在住宅区之间有自动传送带。如此逼真的幻想勾画出一种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中人们与整个世界的联系无需费力，这种亲切交流也包含了它的对立面：从那个世界的任何特定的联系中脱离出来。

如果说《新世纪》的作者们，象征性地把自我解放说成个人融合进整体，那么刘师培在《天义》中，则设想出通过宇宙力量的作用引导人类从自主到平等的自我解放。存在于每个个人中的自我肯定的道德能力，最终将不断地为所有其他的人的正好相等的能力所平衡，造成依赖于“均力”良好调节的乌托邦的静态平衡。不过，在上述两种理论中，解放的过程都是始于寻求实现解放的个人的自我肯定，而以社会上个性的消失为结束。

儒家学说与道家学说之间哲学上的一个基本冲突，一直围绕道家个人主义的奥妙的超脱和儒家人本主义的社会卷入这两者的不可调和性而反复展现。无政府主义者拒绝在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认为在心灵寻求精神上的通达和它参与拯救社会的工作之间，应该不存在任何根深蒂固的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他们喜欢对于儒家社会道德的道家式平等主义的批评，但无政府主义者赞成一种在道德上是肯定的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与儒家宇宙-人类相互依存的神话更和谐一致。而且，他们否定道德情感能够真正地在特定的人的关系中表现，这就允许他们把道家的超脱精神引入他们关于社会乌托邦的论述中。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能够只依靠把人际关系的社会平等（“平”）描述为一种无差别的融化自我的经验统一体的宇宙平等（“平”）幻想的反映，解决个人自由与社会共同体之间的矛盾。

社会乌托邦主义者已经提出，虽然他们并没有回答，是否应该按照一种摆脱一切社会事务考虑的道德准则把个人解放看作最终目标这一问题。当他们不再热衷于神秘的飞跃时，大多数社会乌托邦主义者便会从这个边缘退回；无政府主义者坚持，平等的实现将建立以互助为特点的公共社会关系，但这种由那些响应反抗老人政治权力的斗争号召的人的经验检验过的主张，却使民国早期要求家庭革命的青年人从个人方面考虑自主的好处和代价。虽然后来大多数“新青年”急切地尽其可能证明他们个人的反叛推动进步，但到1919年，少数勇敢的人采取了这样的立场：唯一可取代礼仪文化的办法是不受约束地肯定从社会来说是非道德的自我。有些是自由主义的学者，如历史学家傅斯年，他越过社会“义务”，选择个人的“自发性”作为一种个人的权利。①有些是浪漫主义的文学家，如放荡不羁的创造社成员，他们宣称他们的艺术是一种纯粹自我表现的形式，除了它自身的美和情趣之外并不需要社会的承认。甚至鲁迅也告诉新青年，“蛇蝎”之道比圣人之道更可取，并且建议以尼采的“超人”作为新文化的英雄。①所有这些反叛者，都表现出一种让行动置根于主观的愿望，即照自己的意思去做，即使被打上狂人身份的烙印。从这个意义上讲，无政府主义所要求的个人解放相当于一种纯粹个人主义的潜力，但是是一种它的追随者自己视为超凡的潜力。既然如此，只有很少的中国人信奉这种乌托邦的个人主义道路到底，这并不奇怪。

无政府主义者在信仰社会平等方面，在中国的社会思想中开拓了新的领域，这种信仰是他们解放个人的要求的基础，也是他们对家族主义的批判的基础。然而，这种激进主义的内容主要是在改良进化宇宙论的理论框架之内表现出来。无政府主义者强调革命“时机”的催化作用，很容易作为科学的“素材”并入对自然的总的看法中，道德上承担责任并能动地发展改良者的宇宙观。他们把儒家思想当作反动的社会实践体系，这种进化论者的定义，只不过使他们不肯公开承认受惠于儒家形而上学的象征性，这种象征性遍及他们逐步人格化的宇宙模式。褚民谊在《新世纪》上对这些论题的系统阐述尤其引人注意。②他在强制力量和遍及世界的道德文明之间看到了一种斗争，在其中作用于物质的创造与毁灭的力量是相互依存的，导致对进步的消极力量（或革命）与对进步的积极力量（或教育）相随并进。③从这种意义上说，褚认为宇宙将以一种无限的累积方式，从“有”到“无”地前进：前者，在性质上是被强制的，是表面的，仪式主义的，虚假的；后者，是自发的，真正的，出于仁心的，真实的。相信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加强了孟子关于人性的学说，这导致了褚过分的道德乐观主义：现在一个真正具有人类特点的社会正在变成现实；也导致他相信这样一些人的预言者的作用，只有他们能够以一种道德上纯正的辨别力在整体上理解革命思想。

作为一种世俗主义的科学哲学，褚民谊或吴稚晖这些人的思想是不完善的，它们与唯科学主义的改革看法的区别，至多不过是明确主张宗教和世俗属于显然不相容的意义范畴。他们终于信仰的科学的真理模式——事实上派生自外来的西方科学反对宗教的争论——成为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教条，对他们实际的宇宙论思想没有多大影响。倒不如说，后者在它关于宇宙-人类相互依存的形而上学的假设中，继续沿着改良者的道路走下去。

作为革命的理论，无政府主义者追随谭嗣同和梁启超致力于进一步辩证地说明变革力量的改造的特性。不过，在这里，无政府主义者对进化宇宙论的看法却与他们社会思想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新因素联系在一起。无政府主义者相信人类社会基本上划分为被压迫和压迫的社会集团，他们是通过这两个集团的冲突，而不只是通过文明从人类社会的先进部分到落后部分的和谐传播来展望进步。虽然他们认为渐进主义者的教育过程和革命爆发点在历史进程中是相互依存的，但他们寻求对被压迫集团进行教育，使教育起一种辩证的作用：导致反抗，而不是合作。从这些方面来看，无政府主义者不只发展了对未来的社会乌托邦幻想，也为政治进步的社会革命模式做出了贡献。

革命后的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

1911年民国的建立既为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在中国大地的自由传播，也为激进组织的新的实验开辟了道路。甚至在革命前的流亡中，巴黎和东京小组就贬低政治斗争的地位，但把鼓动性的活动看作社会革命的教育。在辛亥革命期间，无政府主义者吸取了欧洲激进主义分子的经验，提倡把各种各样活动——从学会到群众大会、俱乐部、暗杀、罢工和抗税——作为宣传手段，力图把中国人的公众意识提高到欧洲革命先驱的水平。中国可以以这种办法为世界范围的“革命时代”做好准备，他们预期革命时代将在下一世代某个时候在欧洲开始。

旧政府一被推翻，就有两个团体在宣传活动中起带头作用。第一个是刘师复的心社，第二个是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①刘师复因一次无政府主义者的暗杀尝试而在广东监狱服刑时，于1907年由于阅读《新世纪》而在政治上有了觉悟；这次严峻的考验导致他宣称自己是克鲁泡特金的信徒。他献身于无政府主义事业的宣传，1912年2月，和几个亲密的追随者在杭州附近的隐藏地白云寺集会，于是诞生了心社。江亢虎于1907年，再次于1909年到日本和欧洲旅行，这使他与东京的激进主义者和巴黎的《新世纪》小组都有了接触，因而受到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影响。返回中国后，他作为几所教育妇女的学校的领导人，在1911年夏天开始发表演说，鼓吹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并且随即利用革命的优势，为传播他的思想而组织了一个教育俱乐部的网状组织。

这两个运动都认为它们主要纲领的基础是废除家庭和创建代替家庭的普遍的公共机构，是普及平等教育。与此同时还指望结束所有的阶级区分和地位等级制度，创造一个社会地位相同的个人的社会。然而，江亢虎和刘师复不久就变成了敌手，这预先反映了它们分别与欧洲社会主义者的第二国际和国际无政府主义协会的共同点。

在他们之间跟着发生的关于“社会主义”正确含义的争论中，刘师复既反对江亢虎所承认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政权的作用，也反对他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容忍一定程度的私人企业。刘师复以一种没有受到任何功利主义考虑牵连的纯粹的幻想，想象出一种和谐而非现世的绝对共产主义，在那里消费品和生产资料都将是公有的，货币将被取消，工作也由于科学进步而变得轻松愉快。而且他坚持，建立在人性固有的互助本性基础之上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和对无政府主义的任何个人主义的解释没有共同之处。50000445_0440_0①

另一方面，江亢虎仍然是民族主义者和斯宾塞式的达尔文派，相信经济发展有赖于在生产活动中利用人类固有的竞争本能。作为实现人类平等的手段，他提倡废除家庭，认为这是一项主要取决于妇女完全解放的改革；他还提倡废除财产继承，这将促进健康的经济竞争和劳动的专业化，同时保证公共机构所培养的个人在死时将回报这些机构。②在西方社会思想家中，江尤其感兴趣的是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所表达的思想和苏格兰长老会的进化社会主义者托马斯·柯卡普——江把他的《社会主义史》译成了中文。

组织上和学说上的分歧分开了这两个团体。江亢虎是一个精力旺盛的倡导者，把他的社会主义俱乐部组织网络看作组织政党的准备。他宣称中国社会党到1913年已有400000成员和400个支部，虽然这无疑是夸大，但也反映了他希望取得群众基础。这也说明了北京政府查禁的原因，查禁导致江于1913年末退居美国，而这一运动此后立即衰落。①另一方面，刘师复的《心社》却是在联系紧密而有组织的原则上建立的，它的个人至上论和亲密关系使禁止它要困难一些。辛亥革命以后，当这一事件所具有的复兴的象征性意味着在社会实践中推动大同理想的现实改革时，一些类似的无政府主义者鼓动起来的团体就建立起来了，心社是其中最热衷的。刘师复、张继及其他人所怀有的建立一个试验性的乡村共同体的梦想，从未被这些团体中的任何一个实践过。不过，心社仿效了巴黎《新世纪》小组所提倡的集体自助模式：成员们靠部分地由捐助和团体所有的生产企业如餐馆和印刷厂所筹集的共有基金养活自己，还居住在共有的住宅里。

比这些试验性的公社生活试验更重要的是，乌托邦和道德上完善的自我理想的结合结出了禁欲主义和自我克制的个人行为规范之果。发誓赞同这种规范，实际上成了确定一个人在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团体中的成员身份的标准仪式。心社的规范在其限制酒、烟和肉食方面表现出一种与传统宗教的联系，把罪恶和腐化联系起来；反对订立婚约、反对参加宗教，或者反对担任任何性质的政治职务的规定，明确反映了无政府主义者的目标；而自主和平等的解放了的人格理想则必然要求禁止雇佣奴仆或者乘坐黄包车或轿子。其他无政府主义团体的准则比心社要宽松些。由原来《新世纪》的领导人于1912年建立的规模最大的进德会，甚至按照个人承诺的程度考虑会员身份的等级。对人类弱点和对现存社会体制需要的这种让步，可能是无法避免的。

心社1915年后的衰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客观的事件：刘师复在那一年因肺结核而过早地死去，这是在这个团体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已经受到动摇之后不久，世界大战使克鲁泡特金领导的欧洲母体组织的国际主义原则受到严重的考验。不过，在1912到1915年之间，心社出版了4本从《新世纪》中选编的选集、许多小册子和大张印刷品，以及《民声》杂志，以中文和世界语刊行；①它还在几个城市设立了分支机构。晚至1919年，据说心社的松散的后继者还在北京、上海、南京、天津和陕西省活动，用的是群社、无政府主义同志社、实社、平社之类的名称。②原来的《新世纪》小组在1915年后也在继续活动。虽然它的领导人李石曾和吴稚晖仍然以欧洲为基地，但它通过在法国发起一系列创新的工-读计划对中国的学生运动有重大的影响；在法国，战时动员已导致劳力短缺。在1912至1920年之间，几百名中国学生在国外学习时，用这种方法集中他们的收入以养活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同伴。

1912年后，这些革命社会主义者的团体对中国激进主义的贡献，更多地是通过教育宣传和社会实践而不是通过学说上的革新。与它们之前的那些团体比较，1911年后的这些团体对社会实践表现出高度的关心，这促使它们更密切地注意其欧洲样板的组织工作。这从而导致除了国内型式的无政府主义团体之外，又努力于政治上的建党和大众教育，在上海，还试图组织城市工人。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之间的年代里，对无政府主义表示同情，把它当作现代的大同理论，这在具有激进倾向的中国人中是普遍的。1917年以后，这种同情扩展到了蔡元培校长领导下的北京大学，他鼓励思想自由，鼓励复兴进德会和《新世纪》模式的工-读计划。相当多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成员，包括毛泽东在内，回忆说，在1920年后改信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前，无政府主义在政治上曾经吸引过他们。甚至“共产主义”这个词，一直到那时，也普遍地被理解为是无政府主义者的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用语。①

因此，在1919年之前，西方的社会主义传统主要是以无政府主义的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名义而为中国所知。朝向无政府主义使得中国人熟悉欧洲和美洲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的基本轮廓，但只熟悉很少一部分社会主义的原始文献，而且压倒一切地来自克鲁泡特金和他的同伴。在1917年以前曾被改良者、也同样被革命者附带地谈论过的马克思主义，是和不适于中国环境的议会民主和工业生产情况下的欧洲社会民主和劳工运动相联系的。中国的社会乌托邦主义者强调家庭关系的革命，这就提出了一个非马克思主义的主张；把个人生活的改造当作革命过程中其他变革的一个原因，而不只是一个结果。朝向无政府主义，在某些方面仍为后来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做了准备。它使人们知道了与斯宾塞的理论相竞争的马克思主义式的历史阶段论，也使人们知道了通过革命过程而起作用的关于变化的辩证观点。它培育了一种朴素但却强烈的阶级意识，和对作为发展动因的普通民众的同情关注。此外，依据中国社会乌托邦主义发生和发展的一种土生土长的激进主义观点，可以更好地理解后来中国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所坚持的某些组成部分。它们包括毛主义者所强调的文化方面的改造和个性改造，使之作为革命变革的自主的源泉；他们不喜欢城市工业经济的理论解释而赞成农业村社的社会动员；他们怀疑职务上的“界”会产生阶级差别；他们热衷于“自力更生”；以及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他们需要依靠经过教化的人的能力作为变革的动力，这既能导致跃进到太平盛世的乌托邦似努力的势头，也能导致经常发生的无法摆脱的对历史的倒退的恐惧。

新青年

1915年9月，一种由着名的激进主义者、人文学科教授陈独秀主编的杂志《新青年》创刊。①它的出版正式开创了中国新文化运动，它汇集了形成19世纪90年代早期改良运动以来，关于进化宇宙论的思考的第三阶段的种种思想。初期的改良者在1895至1905年间曾赞扬新的进步取向的宇宙观。无政府主义者曾发展改良者的乌托邦想象，强调革命斗争以摧毁社会不平等和儒家的仪式主义，作为达到个人幸福和社会乌托邦的手段。《新青年》的作者们则以自然主义的科学语言来描述进化，而没有儒家道德的含义。但是与此同时，他们认为“青年”本身的活力推动变革的进程，以一种新的基于活力论的生物学的道德乐观主义来激励全人类。

不过，《新青年》在1915年并不是从直接肯定这种乐观主义的进步哲学着手。更确切地说，它最初是激进分子的工具，他们急于抵制他们所认为的政治和文化中的倒退势力，这股倒退势力在袁世凯当总统时蹒跚而行的共和政体实验中，变得更加强大，而在袁死后又成为相互斗争的军阀的抵押品。但是，受围攻的激进的现代主义者开展来作为防御性反击的这一冒险事业，却取得了势头，因为许许多多在帝国以后的环境中受教育的现实中的“新青年”，聚集在了《新青年》提倡科学、民主、文学革命以及青年和妇女反抗的口号之下。到了1919年，学生运动的战斗性和北京院校领导及其他大学的保守主义者的明显溃败，使人们有理由相信，新文化正在变为现实。这一年学生领导的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北京军阀政府的五四示威表明，作为进步政治力量的被动员起来的觉醒了的民众终于出现，成为相互补充的力量。国内这种变化的加快，国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尤其是在俄国革命时，也有相应的情况。到1920年，陈独秀和他在《新青年》的亲密合作者，哲学家、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宣称他们改信马克思主义，并把这一杂志改变成新出现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宣传工具。关于中国和世界历史的理想的希望之火，这时又在一种新思想体系中，重新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本身打下基础，使它能回顾性地认可这样一种意见，新青年运动事实上标志着这个时代另一个伟大的变革。

在1915年9月《新青年》创刊时，陈独秀和他的合作者们对于进化在很大程度上都持悲观主义态度，在民国初年，悲观主义使正在出现的新传统拥护者和立宪主义者感到气馁。《新青年》并不凭纯粹想象的跃进来想象出无政府主义式的理想的替换物，而是冷静地专注于中国的文化落后及其给当代政治造成的威胁。他们也具有那时常见的关于进化的社会学观点，断定社会风俗、道德和民族心理对政治变化有决定性影响。他们与梁启超和其他“国性”的分析者一样，关心如何克服社会组织各部分之间不相适应的脱节现象。因此，《新青年》反对文化落后的运动，首先是间接地作为在政治上与君主复辟进行斗争的手段而被提出来。这一杂志最着名的对家族主义的批判者吴虞认为，中国历史上无力摆脱专制主义主要是由于宗法习俗，与此同时，陈独秀自己在同康有为的连续论战中，提出了类似的反对儒家道德的论点，在袁世凯的独裁政治下儒家道德成了保守主义者控制政治的工具。①

然而，这种工具主义论点——到1915年，这种论点对温和主义者的文化改革主张是重要的——在陈独秀的思考中只起次要的作用。他的出发点是对科学的一种新信仰，不仅相信改革方式是自然主义哲学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且相信改革方式是验证自然和社会真理标准的一种实证主义的验证方法。梁启超在为“国性”进行辩护中，提倡在他视作儒家道德品格理想的参数之内的文化适应，并以一种日益增长的不快来看待对进化的自然主义的解释。但是陈却把科学当作一个实证过程，这个过程强迫人们把自然主义的宇宙既作为事实又作为价值观来接受。陈独秀不像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那样，仍然认为意识与在精神方面反映经验的真“心”有联系，他是在生理学的心理基础之上谈意识，并认为人只是生物学上的和社会的有机组织。否定历史进化与宇宙论的进程相联系，这意味着陈独秀在现世主义和脱离圣人的人格理想方面代表了他这一代人的极端观点。因此，他和《新青年》有拥护“全盘西化”的名声。②

当然，陈独秀的科学主义世界观并不像他要使他的读者相信的那样，彻底根除了继承来的信念和道德态度。的确，他是最早以一种几乎摆脱了传统哲学概念的日常用语表达其思想的人之一，因此，避免了频繁改进以及以新理性主义的外衣来表述传统形而上学信条的无政府主义者的伎俩。但是，他在1915年向青年提出的人格理想，由于其非常显着的世俗主义，在许多方面仍然是1902年的“新民”的直接派生物。

改良者的“新民”被要求是朝向进步的，坚持己见的，有生气的，独立自主的。康有为曾为独立自主的自我提出一种宇宙论的基础，每个个人都分有几分宇宙的基本本质。谭嗣同曾使斗争成为一种关于道德品格的验证尺度，梁启超也曾经说过，作为进步动因的正在奋斗的个人体现了有关其真正目标的道德，因为被理解为拒绝向他人优势力量屈服的旺盛斗志应当对平等的道德目的作出贡献。这种出于弱者观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相对容易地调和了个人和集体的利益，承认重实效的、有成效的努力以求得道德价值。

在陈独秀最重要的论文《敬告青年》中，人的品格中的蓬勃活力被看作青春本身，不是年龄所起的一种作用，而是心理的特质，这种特质使个人真正自觉，从而具有为进步效力的更新的力量。“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①在这一点上，自然主义的隐喻取代宇宙论的隐喻，成为号召采取现代人的态度的论题的框架。“是进步的而非保守的”，“是进取的而非退隐的”，“是世界的而非锁国的”，这些训诫反映了19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革新的基本目标。“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这一训诫体现了从个人礼仪上的关系中获得彻底解放的社会-乌托邦要求，而且陈独秀的解释表明，这一训诫也运用了作为独立思考和行动准则的科学理论。在这里，以及在他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和“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号召中，陈按照他自己所主张的实证的试验和社会决断的模式，发展了初期“新民”理想的重实效的、以工作定向的潜在力。

因此，在《新青年》关于解放了的个人的解释中，这种唯科学主义的世俗论，促进了进一步通过客观社会实践向着意义明确的自我实现的转变，并且离开了个人解放的早期模式，这种模式被设想来作为道德上自我实现的一个方面。个人主义的品德——独立、自力更生——并不是以社会-乌托邦的方式与从所有纠缠不清的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这一点相联系，这种解放是激进的，实质上是不可思议的。相反，它们适合于基于婚姻配偶自由选择的核心家庭和所有成年人经济都独立的欧洲模式的家庭体制。更重要的是，这些品德在其所起的作用上被视为与经济的生产能力相联系：“现代生活以经济为之命脉，而个人独立主义，乃经济学生产之大则……故现代伦理学上之个人人格独立，与经济学上之个人财产独立，相互证明，其说遂至不可动摇，而社会风纪，物质文明，因此大进”。①

这种心理上的态度和社会结果在功能上相互联系的同样信念，使《新青年》关于自杀问题的讨论很活跃，当改良时代的许多中国人寻求理解新的人格理想并使之成为个人品格时，自杀问题曾经强烈地吸引了他们。早期的虚无主义者曾谴责逃避现实的自杀而赞成自杀性的暗杀，理由是只有后者不仅要拯救自己也要改进世界。②当新青年运动的支持者们否定自杀行为传统上被承认的道德上肯定或反对的启示时，他们本身便不再被打动，这事实上改变了自杀的实际社会意义。不过，他们的意图还是超过了虚无主义者对被动性的简单否定，从而怀疑以下任何行为的正当性，这些行为的基础是儒家典型的思想上自我克制的道德理想和儒家关于行为要和扩展到道德之外的宇宙统一体协调一致的假定。谭嗣同按照这些信条，选择了殉难，但20年后在《新青年》的世俗社会中，这种对死的选择无论意愿多么高尚也仅仅被看作一种对社会责任的逃避：只有活着才能斗争。①

对于《新青年》的信仰进化论的自然主义者来说，生命本身既是人的价值的源泉又是进化的道德目的论的证据。在五四运动期间，法国哲学家享利·柏格森作为西方圣哲吸引了新传统儒家主义者的注意，他的“生命冲动”学说，表明他理解科学推理所达不到的道德体验的直觉的本质。但是，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却使陈独秀和他的朋友们认为他们已建立了一种科学的正确的哲学立场，这种立场重新肯定了人类在充满人道主义目的的发展的宇宙中天然相互依存的进化观。青年，由于比较地说来摆脱了落后的传统环境的拖累，由于对老人统治的“阶级”敌意，是最适合于作为进步性变革的先锋而行动的社会群体。青年也是那种假定能激发整个宇宙力量的生命力的象征。

按照这条路线，新青年运动的科学的、实用主义的现代主义者回到了形而上历史进程的宇宙观理论。关于青春，这份杂志的形而上学家李大钊②吸取了不带儒家道德象征主义的儒-道宇宙论的象征主义，赞颂一切自然宇宙运动具有生命本身的固有价值：“大实在的瀑布，永远由无始的实在向无终的实在奔流，吾人的‘我’，吾人的生命，也永远合所有生活的潮流，随着大实在奔流，以为扩大，以为继续，以为转进，以为发展；故实在即动力，生命即流转。”③李选择创造阶段作为形而上历史过程的最初状态。在这个以两种性质相反的成对的定性力量为特征的现象宇宙中，年轻、春天、诞生、创造，其存在只是由于它们对它们的对立面——灭亡、冬天、晚年和毁灭的相对性的依赖。但越过现象，作为整体的宇宙应当在时间本身的状态下予以考虑。这里，时间现象的特征——差别、相对性和变化——应当与它超自然的状态——绝对、一致性和恒定相对照。因此，“年轻”、“春天”、“今”都是超自然的实在：这些发展阶段的活力振荡一切。“不仅以今日青春之我，追杀今日白首之我，并且以今日青春之我，豫杀来日白首之我。”①对李大钊来说，这种超验的意象所含有的社会启示是，保守主义者应当被认为是与宇宙的活力不协调的，人对现在唯一真正的利用是去斗争以创造未来。生物学的和感情上的训诫是否定死亡——或者是自我、国家的，或者是有形宇宙的。

对于李大钊的气质来说，对赞美诗的一种欢快的冲动是基本的，这一点，早在1915年，当他在被广泛阅读的书面意见交流中指责他的朋友陈独秀在国家困难面前悲观厌世时，就可看出。②但是，国内新文化运动的传播和欧战结束时期世界变化步伐的加快，在两人心中都激起了希望。陈独秀认为这些事件证实了他的信念，即历史中的促进力量是由文化和制度的原因与结果的复杂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一种学说可产生一种社会，一种社会亦产生一种学说。影响复杂，随时变迁。其变迁愈复杂而期间愈速者，其进化程度乃愈高。”③他们对当代事务的注意变得非常专注，以致李和陈在1918年创办了第二种杂志《每周评论》，专用于国家和世界政治的讨论。

最初，协约国在世界大战中的胜利看来似乎是绝大的事件，标示了时代的伟大转折点。不仅曾经把历史的目标与西方民主和科学进步等同起来的《新青年》，而且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威尔逊总统的民族自决的方案，指望协约国的胜利完全改变帝国主义者侵害中国主权的近代进程。不过，李大钊于1918年向布尔什维克革命致敬却证明具有更重大的意义。当他迎接1919年的新年，利用年号的改变所包含的更新的历史象征主义把它当作新纪元的开端时，他使人明白，他现在预知进步的模式将由马克思所预示的经济生产制度形成：

从今以后，大家都晓得生产制度如能改良，国家界线如能打破，人类都得到一个机会同去作工，那些种种的悲情、穷困、疾疫、争夺，自然都可以消灭……从今以后生产制度起一种绝大的变动，劳工阶级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作一个合理的生产者的结合，去打破国界，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这是新世纪的曙光！在这曙光中，（多少个性的屈枉，人生的悲惨，人类的罪恶）都可望像春冰遇烈日一般，消灭渐净。（多少历史上遗留的偶像，如那皇帝、军阀、贵族、资本家、军国主义）也都像枯叶经了秋风一样，飞落在地。①

1919年和1920年，在许多激进的中国人当中迅速传播开来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同样是由这种对胜利的自由民主大失所望激发出来的；对自由民主的失望促使新传统主义者在战后抨击“唯物质主义的西方”中团结起来。这样，凡尔赛和约在所有方面都成了激发对西方改革模式重新评价的催化剂，这一模式曾强烈地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对中国和世界进步的观点。共和政治的创伤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中国在和会上被出卖，使梁启超抛弃了进化道德目的论的信仰。陈独秀（在这次战争中）曾把协约国的目标与公正的理想等同起来，1919年因凡尔赛和约而感到震惊，并由于他在反对和约的五四示威中的作用而入狱五个月。到了1920年年中，陈已完全委身于马克思主义的新的革命的社会科学。许多人从思想领域的各个方面追随梁启超或陈独秀的方向，发泄对自由的西方的批评，并由于长期以来未能表露而更加猛烈。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按照世界进步的一种模式委身于他们自己国家复兴的中国人，一直倾向于掩盖西方对中国表露出的两面神的两副面目中的一副面目。他们或者把他们对侵犯中国主权的愤怒分成各不相干的部分，完全就事论事地对待这些侵犯行为，或者把中国弱小归咎于他们自己，以此为代价而继续相信文明与强权的一致性。马克思主义的前景和新传统主义的前景一样，作为转回去相信外患应对中国许多问题承担责任的一种对照，可以解除没有说出来的屈辱的辛酸。

自由主义的西方改革模式再也没有恢复它昔日的光彩。在紧接五四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氛围中，在激进主义者的团体中，最受攻击的自由主义的改革信念是渐进主义。换言之，进化的和革命的变革方式越来越被认为是不能共存的选择。早期的无政府主义者曾经认为，长期的历史前景以一种互补的辩证法把这两者合成一体，在这一点上，青年毛泽东作为省城长沙的一名学生激进主义者，是他称之为相信进化的“大同”信徒的反对者。相反，他提倡“民众大联合”的动员，他断言这种动员能够很快实现中国社会的全面改革。①胡适，一个知名的北京大学教授，他在美国留学期间已成为约翰·杜威的追随者，在1919年秋发现他所主张的唯科学主义的、以问题为方向的改革方法这时受到了尖锐的挑战。在一场叫做“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中，他的“一点一滴”改革主张遭到李大钊的反击，李回答说，每一时代都具有从其经济关系体制导出的时代基本方向的特征。李说，按照这一道理，该时代的所有问题都可以证明是相互联系的，人民的觉悟能够达成一种共同基础，而且能够为全部改革确定方向。双方都了解，赞成“问题”方法的论点是向革命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挑战的一种尝试。①

到五四时期结束时，在激进主义者的团体中，大同的概念已日益与前一代人的改良思想体系，也与一种对于改革的消极的、不关心政治的、具有高人一等优越感的态度联系起来。不过，如前面所表明的，这时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人的思想上的吸引力中，至少有一个因素是，和布尔什维克革命所提供的政治行动模式相并列，有可能在早期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和社会的解释中领悟到一种对进化宇宙论的决定性的修正。虽然中国人对自由主义的民主的幻灭感证明是无法改变的，中国人对改革理想家最初解释的“民主”和“科学”的信仰，却能够从当代欧洲和美洲的土壤中连根拔出而

Chapter_11

继续存在，再现于世界遥远的未来。李大钊，作为第一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毛的早期导师，不但坚信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科学和民主传统的真正载体，而且吸收个人解放的社会乌托邦主旨和互助自然伦理观作为他的马克思主义纲领的组成部分。②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把阶级制度描述为在世界范围内起作用，使劳动人民成为世界进步的动力，并使他们的斗争成为自然和社会事件发展的必然表现形式。而且他相信，普通民众进行革命的力量是源自他们的自主意识：源自他们对自己力量的自我觉悟和他们那种谁属于他们自己谁就能成长而有益于社会的认识。李在劳动大众中看到了一种改革的人的动因，这种动因很有力，足以弥补不受个人影响的生产力而不被其压服。从这个意义上说，李甚至没有发展一种关于社会实践的精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建立了进化宇宙论者曾经寻求的人内在意识活动的“唯意志论”和外在超历史进程的“决定论”之间的某种平衡。最后，正如进化宇宙论者曾经寻求调和达尔文的竞争斗争手段与儒家道德共性的目的，李认为互助是对阶级斗争的一种补充：他认为，作为社会主义的道德目标，互助不能与达到这一目标的阶级斗争过程割裂开来。

在整个改良时代中，那些接受从进化宇宙论而来的思想倾向性——无论是以其较神圣的或较世俗的形式——的人，一直信赖一些基本的理想。他们假定，传统的儒-道宇宙观范畴与其说同西方自然宇宙模式相矛盾，不如说是补足了这种模式。他们坚持一种机体论的相互依存的臆说，上则是自然-历史和宇宙-精神领域的相互依存，下则是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的相互依存——这恰恰是在所有这些方面越来越被人们以分析的方法理解为不同方面的时候。他们设计出一种世界进步的乌托邦类型，这种类型无论怎样迂回曲折，都导向大同理想世界。而且，虽然他们不再把政治和政治领袖作为变化的主要动因，他们也反对那种进步只由不受个人影响的社会和历史力量支配的宿命论的选择。相反，他们寄希望于人性之内的道德活力，这种道德活力首先被概念化为主观精神力量，然后概念化为全人类固有的共同精神，最后，体现在民众政治运动中。当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再依靠任何儒-道信条来描述整个宇宙，当他们不再把革命劳动阶级的活力与在人类中发展的普遍的人本主义启蒙精神联系起来，当他们把他们自己描绘为严肃的、世俗的、科学的唯物主义者时，他们便走出了作为一种信仰体系的进化宇宙论的范围。马克思主义者在集中注意力于作为变革动因的民众政治运动方面，达到了这种程度，便要求注意社会行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智力便不再用于进化神话的制造。不过，如李大钊的情况所说明的，这种改变绝不总是直接的或急剧的，而且，进化宇宙论给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辩证法的结构留下了它的痕迹。

① 关于这场争论的分析见迈克尔·加斯特：《中国知识分子与辛亥革命：近代中国激进主义的诞生》。

① 马丁·伯纳尔：《1907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

① 梁启超：《开明专制论》，《新民丛报》（1906年）；重印，载《饮冰室文集》，第6册，第13—83页。

② 伯纳尔：《中国的社会主义》，第158—159页。

③ 民〔褚民谊〕：《无政府说》，《新世纪》，40（1908年3月28日），第158页。页数照1966年东京单行本。

① 关于虚无主义者的讨论见唐·C.普赖斯：《俄国与中国革命的根源，1896—1911年》，第7章；和伯纳尔：《中国的社会主义》，第198—226页。

② 引用于普赖斯：《俄国与中国革命的根源》，第148页。

① 玛丽·巴克斯·兰金：《清末妇女的出现：秋瑾个案》，载马杰里·沃尔夫和罗克珊·威特克编：《中国社会中的妇女》，第39—66页。

① 吴樾：《吴樾遗书》，《天讨：民报临时增刊》，1907年4月25日。参见普赖斯：《俄国与中国革命的根源》，第150—151页。

② 对这两个小组的英文论述，见于罗伯特·斯卡拉皮诺和乔治·余：《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和艾格尼丝·陈：《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论文，1977年。

① 吴稚晖：《谈无政府之闲天》，《新世纪》，49（1908年6月30日），第191—192页。

② 吴稚晖：《推广仁术以医世界观》，《新世纪》，37（1908年3月7日），第3—4页。

③ 《天义》，3—19（1907年7月10日—1908年3月15日）。按1966年东京单行本编码。

① 刘师培和何震：《论种族革命与无政府革命之得失》，《天义》，6（1907年9月1日），第135—144页。

② 刘师培：《人类均力论》，《天义》，3（1907年7月10日），第24—36页。

③ 鲍敬言，生平不详，仅见于《抱朴子·诘鲍》。《抱朴子》，葛洪着，洪自号抱朴子——译者。

④ 《天义》，11—12和16—19（1907年11月30日和1908年3月15日）。

⑤ 刘师培：《论新政府为病民之根》，《天义》，8—10（1907年10月30日），第193—203页。

⑥ 志达：《男盗女娼之上海》，《天义》，5（1907年8月19日），第95—98页。

① 刘师培、何震：《论种族革命与无政府革命之得失》，《天义》，第138页。

① 刘师培：《人类均力论》，《天义》，第27—28页。

① 李三宝：《康有为对传统观念的攻击：其早期着作的解释和翻译，1884—1887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论文，1978年。

② 《大同书》，汤普森译本，第184页。

① 《大同书》，汤普森译本，第184页。

② 李三宝：《康有为对传统观念的攻击：其早期着作的解释和翻译，1884—1887年》，第2章。

③ 《谭嗣同全集》，第14页。

④ 李石曾：《三纲革命》，《新世纪》，11（1907年8月31日），第1—2页。

① 何震：《论女子当知共产主义》，《天义》，8—10（1907年10月30日），第229—237页。

① 何震：《女子复仇论》，《天义》，3（1907年7月10日），第7—23页。参金：《清末妇女的出现》。

② 李石曾：《三纲革命》，第41—42页。

③ 刘师培：《人类均力论》，第25页。

① 吴稚晖：《推广仁术以医世界观》，第148页。

① 戴维·雷诺兹：《对传统观念的攻击、能动主义和学识：傅斯年思想中“自发性”和“责任感”之间的紧张状态》，提交儒家研究地区讨论会的论文，伯克利，1977年6月4日。

① 鲁迅：《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载《坟》。首次发表于《河南》杂志，1907年。

② 褚民谊：《无政府说》，《新世纪》，31—48（1908年1月21日—5月16日）。

③ 同上书，第158页。

① 关于刘师复，除阿格尼丝·陈的《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外，参见爱德华·克雷布斯：《刘师复和中国的无政府主义，1905—1915年》，华盛顿大学博士论文，1973年。关于江亢虎和他的党的讨论见马丁·伯纳尔：《1913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载杰克·格雷编：《现代中国对政治形式的探索》，第89—95页；以及魏斐德：《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观点》，第207—210页。

① 上海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公布〔师复〕：《无政府共产党之目的与手段》，《民声》，19（1914年7月18日）（香港龙门书店重印，1967年），第222—225页。

② 江亢虎：《洪水集：江亢虎三十岁以前作》。

① 马丁·伯纳尔：《1907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第91页。

① 《民声》，1—33（1913年8月20日—1921年6月15日）。

② 杨铨：《中国近三十年来之社会改造思想》，《东方杂志》，21.17（1924年9月10日），第53页。

① 周策纵：《五四运动：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革命，1915—1924年》，第97—98、224—225页。

① 《新青年》，1915年9月—1926年7月，重印本14卷（东京，1962年）。

① 郭新同（音）：《儒学的两种面貌：20世纪第二个十年间和70年代反复辟理论的比较研究》，提交儒家研究讨论会的论文，加利福尼亚大学，1976年6月4日。

② 关于陈独秀的科学主义见郭颖颐：《1900—1950年中国思想中的科学主义》。

① 陈独秀：《敬告青年》，《新青年》，1.1（1915年9月），第1—6页。

① 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2.4（1916年12月1日），第29页。

② 沃尔夫冈·鲍尔：《中国和对幸福的追求：四千年中国文明史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所引。

① 陶孟和：《论自杀》，《新青年》，6.1（1918年1月15日），第22页；参见陈独秀：《对于梁巨川先生自杀之感想》，《新青年》，6.1（1918年1月15日），第25—26页。

② 关于李大钊的全面研究，见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

③ 李大钊：《今》，《新青年》，4.4（1918年4月15日），第337页。

① 李大钊：《青春》，《新青年》，2.1（1916年9月1日），第16页。

② 李大钊：《厌世心与自觉心》，《甲寅》，1.8（1915年8月10日）。

③ 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第296页。

① 李大钊：《新纪元》，《每周评论》（1919年1月15日）。

① 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首次发表于《湘江评论》，1919年7月21日—8月4日。见斯图尔特·施拉姆译注：《民众的大联合》，载《中国季刊》，49（1972年1—3月），第88—105页。

① 周策纵：《五四运动：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革命，1915—1924年》，第218—222页；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第105—112页。

② 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第140—154页。

第8章 思想史方面的论题：五四及其后

第8章 思想史方面的论题：五四及其后

五四事件

不言而喻，1919年和20年代初的伟大思想高潮是许多因素配合起来造成的，按照中国方式它被给予一个中性的数字名称“五四”（即5月4日）运动。这个中国思想转变时期的背景，已有几个必要的发展阶段。首先是北京大学（一般简称北大）已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等学府。它从1917年起由新校长蔡元培（1867—1940年）领导。蔡元培的经历跨越新旧两个时代。他25岁时就在翰林院以经典研究而出名，但后来他成了同盟会的革命者，在德国学了四年西方哲学，1912年担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六个月。他在北大负责时，欢迎全世界的各种思想，并延揽具有不同经历的年轻人当教职员。

这种风气的出现很快引起了语言方面的重要改革，即书面的口语“白话”。成为知识界领袖的陈独秀（1879—1942年），曾经在日本和法国留学，参加过1911年和1913年的革命，创办了几种刊物，其中包括1915年创刊的《新青年》，他在成为知识界领袖以后仍在编辑这份刊物。另外一个受过传统训练的年轻学者胡适（1891—1962年），留学归来也到了北大，1910和1917年之间他在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胡适在提倡白话方面很快得到陈独秀的支持，白话是现代思维和使民众受教育的一种极为重要的工具。抛弃只有学者才理解的深奥的古文而提倡日常语言的说法和词汇——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拉丁文让位于各民族语言时发生过这类变化。到了1920年，教育部规定学校用白话文。

与此同时，由于日本的侵略，爱国民众日益关心国家的命运，尽管许多说法还是表面的。日本的侵略集中表现在1915年的“二十一条”中，也集中表现为军阀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与日本帝国主义者勾结的倾向，尤其是在北京占统治地位的安福系军阀。1919年，中国的民族主义达到关心山东问题的新高峰。巴黎和会最终决定接受日本与英国、法国、意大利的战时秘密协议，据此日本将保留德国在山东省的权利，日本于1914年把德国人赶出了山东。这公然违反了公开外交和民族自决的新威尔逊原则，引发了五四事件。

那天下午，北京12所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在皇宫大门天安门集会，抗议巴黎的决定；抗议安福系政府共谋，于1918年秘密应允日本留在山东。和平地开始的示威者，后来打了一名亲日官员并烧了一个内阁次长的住宅。北京政府使用武力逮捕了许许多多学生，他们的同学们因而变得更加活跃。所有的爱国民众都被唤醒。至少在其他200个地区爆发了学生动乱。上海商人罢市一星期，大约40家工厂的工人举行罢工。一场有妇女参加、得到广大民众支持的学生运动发动起来了，拯救中国的义务使学生的组织和积极行动的精神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是民族主义在政治上的新表现，由于不是事先策划的，意义更为深远。这次事件的许多成果之一是，北京政府被迫做出让步，大约1150名学生胜利地走出监狱——这是很长时间以后还有影响的一次胜利。

五四作为一个事件，发生在政治、思想和社会的重要发展已经在进行的时候，因而它既不是开端也不是顶点，尽管其名称现在常常被用来概括一个时代。因此，如果我们要了解这个时期的长期动向，我们就必须考察其来龙去脉。我们还必须承认这一事实，中国历史这样波澜壮阔的一个时期是很有可能以这样的水准、在这样一个时候到来的。此外，即使在思想和文化的发展程度上，我们也必须认清种种限制。

本书有关现代中国思想史的篇章，在很大程度上把注意力集中于知识分子本身。这不需要辩解，因为这个阶层虽然人数少，但一般参与对中国和现代世界具有内在重大意义的论题和争论。不过这样做，我们实际上没有论述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他们至少直至1949年，一般仍然生活在民众（和社会高级阶层）的传统文化范畴所支配的世界中。的确，中国在20世纪出现了大量城市人口，他们所面临的世界有新的通俗出版物，有受西方影响的种种文学作品，甚至还有电影；他们参预政治事件，也有新的观念——然而他们仍然照旧生活在古老的传统中。实际上，这种民间宗教和“迷信”的社会，秘密会社和宗教-政治派别的社会，和尚、道士和教派首领的社会，这样一个世界在台湾和人民共和国之外的其他中国文化区，即使现在也还存在。尽管官方加以抑制，这种世界在那些地区的命运也还不能断定。这个世界现在才开始受到西方学者认真的关注，它的20世纪的历史还须撰写。

中国知识分子中有一些关心大众文化的学者、政治家和小说家，如顾颉刚、郑振铎、瞿秋白、鲁迅、沈从文等。如我们在下面将要指出的，他们常常从他们自己特别关心的事项和题目来观察民众社会，但是，把他们的着作和先行的日本学者以及某些西方人类学家的工作结合起来，便将减轻研究这个论题的困难。

这一章注意的中心主要在于那些支配五四时期（广义的）及其后的知识分子阶层所论述的论题和论点。不过，要从5月4日开始我们的记述，还必须从发展的过程说起。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者现在都很明白，始终支配本世纪上半叶（及其后）的某些论题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已提出。由于本书费侠莉和李欧梵所写的两章已对其中的许多论题做了分析，我们在此可以先做一扼要的复述。

进步和民族主义

进步和民族主义

如上一章所指出，所有这些论题中最重要最持久的，是关于历史的或由进化而来的进步这一论题；康有为、严复、谭嗣同这样一些伟大先驱们的着作首先对这个论题作了说明。正是在他们的着作中，我们了解到一个广阔的宇宙-社会进程的观念，这个进程将引导人类最终实现难以想象的人类成就的可能性，乃至于乌托邦式地解决人类所有的问题。无论这种观念是否被率直地当作西方观念来接受，无论人们是否像康有为那样为这种观念寻找中国的根源，它在实质上对盛行了许多世纪的传统儒家社会-政治制度也是有极大的破坏性的。

虽然这种观念本身的含义具有普遍性，但中国人接受它则和19世纪最后10年的某些紧迫的时事有关。原有制度可能即将崩溃的前景是像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中国文人所不能接受的。他们把自己当作社会卫护者和政治领袖的根深蒂固的意识，使他们绝不可能接受那种中国作为社会-政治统一体可能消亡的看法。

到了19世纪末，他们终于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严酷的问题：作为一个完整体系的古老儒家传统制度和作为社会-政治统一体（梁启超所说的“群”）的中国这两者都继续存在，是否是不矛盾的。他们选择后者，实际上也就是由于今后的需要而选择民族主义。一旦国家的生存和兴旺被确定为首要的目标，民族主义的主题就一直占主导地位，尽管从一开始它就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这样的思想意识有牵连，后者所定的目标更具普遍性。国家的生存是一个紧迫的问题，首先导致人们对于促成西方民族-国家优势的一切技术、制度、体系和思想进行广泛的研究。复兴中国使之成为社会-政治统一体，这至少在短期内一直是进步的主要目标。

不过发展进化观念本身还有超出这个目标的意义。严复在西方认识到的不仅仅是西方实现了人类难以想象的新的可能性这一事实，而且认识到中国也可以赶上前去。他所获得的是宇宙发展进化观念的新信仰。西方因顺应宇宙进化进程的无比能量而得到了发展，这是一种普遍的进程，也必定以某种方式在中国起作用。

这种非人格力量和不受个人操纵的历史形态观念本身在中国并不是新的。历史常常被描述为宇宙-社会这一“外界”的天或“道”的神秘运行，人对于它的控制极其有限。实际上，邵雍、章学诚等表述的中国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便是这样的历史模式。从总体看，这不是中国思想中较为乐观的一种倾向，因为它往往强调历史命运强加给人类希望的种种约束。19世纪的西方发展进化论和历史主义学说的新意，不在于那种关于历史的非人格力量的观念，而在于非人格力量必然趋向于对人类希望起促进作用的观念。这种观念本身——完全撇开力学上有关力的特定概念——便是康有为和严复思想一致之所在，尽管前者仍使用传统术语，而后者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措词。

这种观念在否定方面的含义，就是把古老的儒家传统制度历史地、相对地加以考虑。帝制、科举制、官僚政治和人伦礼仪的古老结构，过去似乎是一种永恒制度的组成部分（即使是在这种制度所起的实际作用受到严厉批评的时候），现在其地位却因时而异。的确，严复、康有为和梁启超在本世纪头10年中始终仍是帝制拥护者，但这时是把帝制当作一种手段。中国的民众对共和制还毫无准备。不过，正是他们一举而把帝制降低到一种正在消逝的人类制度这种低下的地位。

人们这时看到的是一种摆脱当时一切结构的激进意识——谭嗣同生动的说法是“冲决罗网”。根据这样的水平，我们看到的有点像是对历史的激进的批判。在西方一往无前的历史力量为什么在中国却无能为力呢？就康有为来说，孔子的真正教导已被千百年来的古文经学歪曲。就严复来说，圣人贤君几乎是一贯地压抑民众的创造力。这些解释似乎都很难与发展进化的决定论学说协调一致。它们似乎暗示自觉意志的力量能够阻碍进化的力量。事实上，这个论题已经预示了后来在新文化运动的着作中和庸俗马克思主义者的着作中可以找到的那种不加掩饰的观点，即中国传统的精英文化是一种精心设计的压制发展力量的手段。但是，不管这些学说怎样自相矛盾，人们这时都希望进化的力量或历史的力量最终将冲决一切往昔的结构、障碍和消极的压抑人的命令主义。在所有这些学说中，我们感觉到一种反结构主义的普遍情绪——宁愿以能量和超越的无形力量的连续统一体而不是以永恒的秩序和结构来想象实体。

我们这里谈的是儒家的传统体系，而不是过去的全部传统，因为事实上1911年以前的那一代人还没有对那个传统实行“全盘”抵制。他们深深地沉浸于这种文化，深刻了解这种文化的多样性和其内在的种种冲突。为了找到和西方对应的中国观念，他们也常常援引可供选择的其他传统，其动机很可能是需要挽回民族的自尊心；如李文逊所表明的，这时“有价值的”事物已不再和历史相称了。①不过，19世纪末（甚至在此以前）大乘佛教哲学②和“达观的”道家学说的复兴不能完全这样去考虑。事实上，佛教和道家学说是从超越所有形式和结构的超验领域这一角度形成一种观点，认为儒家的永恒结构概念是相对的，从而贬低其价值。

过去，这种超越观点在任何社会-政治意义上并不是具有破坏性的。瑜伽佛教的“佛性”，道家学说的“无”的境界，提供了慰藉，人们从而得以摆脱污浊社会的痛苦。对专注于佛教复兴的一些人，如杨文会、欧阳竟无，甚至如革命者章炳麟来说，佛教根本的吸引力便在于这一点。不过我们现在所要指明的是一种相反的情况，即存在的本源不再被看作一种慰藉，而是被看作具有无穷推动力的能量的源泉，这种能量冲决人类历史中所有起约束作用的结构，从而最终把人们引导到社会和个人两个层次的终极解放。①就个人的层次说，存在的本源甚至可以以一种佛-道似的泛神论的形式，成为各种浪漫主义的灵感，这种灵感终于使得郭沫若高喊：“一切的自然只是神底表现，我也只是神底表现，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我底表现”。②这类带有传统特点的灵感，意味着现代西方关于进步观念的种种看法所假定的人类领域和宇宙领域之间的那种鸿沟，对于中国思想先驱们来说，并不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总之，这些先驱们所面临的可以说是列宁主义的困境。和列宁一样，他们热诚地相信历史的“客观力量”向可预知的前景发展的观念。也和列宁相似，他们因这种客观力量不能在中国的现实中起作用而愤怒。如果过去的历史可以归因于客观有机力量，那么对于现在的更加适合的比喻就是，历史是先已存在的道路或梯子。目标是先定的。这样的信念仍然鼓舞人心，而沿着这条道路引导中国的责任也还是落在这批新“智者”、“先知”和“先驱”身上。

尽管普遍的风气是从根本上否定新近的历史，当我们转而研究思想先驱们对未来的积极想象时，我们注意到了他们之间的重大差别。关于下一个历史阶段的需要——以近似日本明治维新路线的君主政体为中心点的某种现代化方案——他们大体上似乎是一致的。但康有为和严复的取向却很不相同。严复期望遥远将来的人类大同，但当前他的注意力却牢牢集中在具体研究使西方——尤其是大不列颠——达到现在高度的物质技术和社会结构的机制方面。中国思想先驱的任务就是掌握技术、制度、基本设施知识的严肃的科学任务，这些知识将导致个人发挥其身体、心智和道德方面的能力，并增强这些能力以服务于国家社会。这一切都涉及实际利用英美自由主义的许多学说。需要建立官僚政治、法律、经济和教育的合理化体制，从而造就“新人”（梁启超所说的“新民”），新人的所有创造能力和才干将在为国效力时得到发展。严复通过翻译亚当·斯密的《原富》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应是上述方案的主要组成部分。尽管他常常以一种真诚感人的语调祈求自由，但他的感染力主要在于明智的专家治国方面。

当我们转而研究康有为时，我们发现他包罗万象的精神-道德想象使他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感染力，尽管他所接受的历史下一阶段的现代化方案接近于上述方案。他的乌托邦似的想象使他很快跳越现代西方所提供的未来模式，而达到他自己完全不同的天道的想象。当我们现在研究他的乌托邦着作（《大同书》）时，我们注意到，虽然它可能深受19世纪西方社会主义文献的影响，但文中却有一种明显的佛-道因素。未来的乌托邦就是人类大同，使人们彼此分离的一切家庭、阶级和国家结构，连同其使人们生活承担的义务，在大同社会中都将消失。不过这些结构的消失不是为了使“个人”脱离社会，而是为了把人们融合进不再为种种障碍和界线分隔开的人类整体。甚至更为奥妙的是，这样渗入茫茫人海之中可以最终导致受苦的人从个人生存本身的束缚中更全面地解放出来。虽然康有为和他的追随者谭嗣同关心科学和技术，但他们对历史的根本看法却是把历史看成通向精神-道德解决的一连串精神-道德上的紧张事件。这种想象和严复不远将来的“专家治国”想象形成了对比。①这两种形成对比的想象对将来有很大影响。

当然，正是严复和梁启超介绍了能动的进化原理这种引人注意的新看法——社会达尔文主义学说。不管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作为生物科学的达尔文主义的联系怎样可疑，这种令人震惊和引人兴趣的新学说当时却注定要成为改变中国道德价值观的根源。自然选择和适者生存的进程，无论应用于个人或国家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都需要对人有一种新的看法。物力论、进取精神、坚持己见、施展才能——所有这类活力过去一直受到一种道德原则的压制，这种道德原则扶植的是和平、和睦、隐忍和服从——这时都应受到赞扬。尤其需要的是能人智士之间的那种经济竞争和“生存斗争”，这似乎符合自由主义的观念。当把这种观念应用于国家冲突时，这种观念便表现出更加激进更为可怖的面目。当然，作为进步动力的集体斗争的主题最终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中找到一种不同的新的体现方式。

对于根据现代西方背景可能想象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经济上的个人主义主张，中国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一点也不赞成。从一开始，它就不能阻止人们对于现代西方社会主义学说的兴趣或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批判的兴趣。在精神上，康有为的乌托邦想象无疑是“趋向社会主义的”。梁启超既是他先前的导师康有为的代言人，也是严复的代言人，后来变得有点前后矛盾，他是中国讨论社会主义和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批判的第一人。严复本人提倡亚当·斯密学说，并不是由于热烈赞成古典经济学的原理，而是出于一种“现实主义的”想象，资本主义是实现工业发展的进化动力。1905年以后，梁启超在和革命者争论的过程中回到了这种看法，不过他仍然对下述想法感到兴趣：和自由主义相比，国家社会主义能够控制和加强经济，与此同时还能消灭经济上的不平等，可以使中国在错综复杂国际事务中成为更有力的战斗者；自由主义由于强调引起分裂的个人和集团的利益，最终只能削弱国家。

无论是否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结合在一起，事实上，伴随对于社会主义的兴趣出现了一种对中国过去略为温和的态度，这种态度似乎和上述对过去的控诉正好相反；与这种态度相联系，开始站在“更高的”立场上对当代进行反资本主义的批判。如梁启超和孙逸仙坚持认为的那样，在中国，人们总是以为统治阶级会关心民众的生活。中国从未经历过以尖锐的阶级差别为标志的真正达尔文主义的西方历史。中国将来有可能利用“落后的有利方面”（后来反映于毛泽东关于中国“一穷二白”的想法）以避免西方资本主义某些极为可怕的后果。严复仍然比较坚定地相信斯宾塞给予他的启示，依旧认为，被认定为西方历史标志的严酷冲突、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竞争正足以证明西方文明更为合理。中国需要集体的活力，也需要个人的活力。

① 见李文逊：《梁启超与现代中国思想》，以及他的《儒家中国及其现代的命运》。

② 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份英文资料，见陈荣捷：《现代中国的宗教趋向》。

① 这种相反的情况不是完全没有历史先例。在王安石等的着作中可以发现这样的话题，救世菩萨不是通过宗教怜悯心，而是通过社会-政治的转变来拯救世人。

② 李欧梵引自郭沫若所译歌德着作《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序引》，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183页。

① 的确，严复自己的思想中存在多少有些不同的道-佛因素。见许华茨：《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特别是第10章。

革命

革命

20世纪的头10年也显示了另外一个主题——革命的主题的强有力的影响。革命这概念是指在性质上完全与现存社会-政治秩序决裂的那种集体行动，它无疑是以进步的观念作为基础，不过在某些方面，它似乎很可能与西方18世纪的思想有联系，而不是与19世纪渐进的进化或历史的发展观念有联系。中国的革命者，如孙逸仙和本世纪初在日本的革命学生，总是以一种混杂着18世纪西方观念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言词的语言来发表言论。

在对待历史方面，严复和梁启超（他的言词再次是不那么前后一致的）显示出某种民粹思想。他们痛恨传统文化束缚民众的创造力和才能；但是，受到束缚的民众的潜力只要在一个先驱的指导下，经过长期而有条理的进化发展过程就能发挥出来。人们没有理由相信，一旦旧社会的障碍被革命性的变化所排除，潜在于表面之下的民众智慧就能显露。作为一个整体，革命者们总是议论纷纷。孙逸仙也早有准备，认为中国民众事实上已有“村社民主”的根基，一旦赶走满族压迫者，它就可以为民主提供坚实的基础。其他的人则认为，进化的力量只有通过革命才能释放出来。邹容在其所着《革命军》中说：“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后来中国和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了解的“实证进化论”和“辩证革命论”之间的区分，对他们来说却完全是模糊不清的。应当补充，革命的结果被想象成民主共和政体——尽管是带有“社会主义”因素的民主共和政体。

中国的革命者从一开始便面临同样的列宁主义的困境。革命是否是时机一到就会发生的客观事件？它是否需要革命分子和英雄们组成的先锋队？和大多数革命的俄国同龄人一样，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是受这些俄国人的影响，他们当然很快就相信，革命要有革命的领导人。年轻的革命者因而不仅要寻求民族需要这一答案，而且要寻求作为个人的他们自己的新形象。严复和梁启超的新人就是具有生产能力的经过训练的“现代人”——新社会的自信的工程技术人员、实业家、专门职业者。不过，对于现存秩序的否定既使这种观念有可能产生，也使得一种有关个人的更浪漫的看法有可能产生，这种浪漫的看法强调解放人的感情体验能力。本世纪初林纾的西方文学作品的译文展现出丰富的感情体验的图景——爱情、冒险、英雄主义的图景。①这种新的感情和革命英雄主义形象的融合，作为自我实现的一种模式，在着名的革命烈士秋瑾、吴樾、陈天华这样一些人身上很容易看到。

如上所述，不管就改良者还是就革命者来说，这种新的理想一点也没有涉及对整个文化遗产的“全盘”否定。就在年轻的革命者反对由来已久的儒家传统制度时，他们在更广泛的传统中也有其坚实的根源。在他们心里，游侠传统、明代英雄义士的传统、清初不合作者的传统，和俄国民粹主义恐怖分子的榜样以及像拜伦那样的诗人-反抗者的形象都混杂在一起。人们无须怀疑他们是真诚地献身于革命事业，但是革命也已成为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模式。

我们不仅在革命者对事物的看法中发现了强有力的传统成分，我们甚至发现，革命运动作为一个整体必将成为与整个文化有关的民族主义运动的中心（尽管改良者也加入了），这种民族主义和严复从根本上反对传统观念的民族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现代民族主义随处可见的困境。一方面，实现民族富强也许需要彻底破除传统的束缚；另一方面，有关存亡的民族同一性的意识似乎又要求相信民族文化历史成就的内在价值。

在中国，激烈的学者章炳麟所鼓吹的反满主题似乎为民族地位的固有意识提供了极为有力的基础。按照他的看法，清代不仅仅是一个衰落的朝代，几个世纪以来它还代表一个劣等民族奴役在任何方面都比满族优越的汉民族。革命一旦成功，必将最终解放汉民族高度的创造力。汉民族是一个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国粹”和自己走向未来的道路的有机统一体。章炳麟无疑熟悉欧洲民族主义的固有观念，正是按照这样的观念，他激烈地主张中国人从他们自己的传统中引伸出他们自己的思想范畴。不过，矛盾的是，他对中国精神的强调似乎并不把它当作普遍真理的体现，要求严格地信守在具体问题上表现出来的这种精神。作为清代传统的着名学者，章炳麟尤其强调，青年要学好全部文化遗产并为之自豪。不过另一方面，在文化遗产的范围内，他有他自己个人的爱好。其他革命的文化民族主义者如刘师培、柳亚子等人，也同样如此，他们在民族遗产中偏爱其文学和美学的方面。的确，固有“文化”民族主义只是革命阵营中的一种倾向。孙逸仙的个人生活经历和刘师培、章炳麟等文人很不相同，他的确能把固有民族主义的激烈成分结合进他的三民主义折衷体系，但是他的根本倾向仍然是西方式的，他的追随者中的很多人也是如此。不过，“固有民族主义”作为一个论题将在今后的国民党运动的历史中起重要作用。

革命阵营里值得注意的另一种倾向是无政府主义的倾向。20世纪之初，无政府-工联主义在欧洲较激进的一派和美国左派中是主要的势力。那时，的确是无政府主义者而不是欧洲的社会主义者（一般来说）或马克思主义者（特殊地说）代表“革命左派”。在这方面和在其他许多方面一样，翻译日文和与日本激进分子的接触是中国获得信息的主要途径。①

有些革命者接受无政府主义可能和激烈抨击过去压抑人的消极的权威有关，这种抨击我们在先驱思想家那里已经看到了。的确，先驱思想家（以及很多革命者）决没有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所有权威本来就是有害的或多余的。按照他们的看法，中国需要的是一种新的、建设性的、起教育作用的权威，这种权威可以促进民众的力量。有些更敏感的人，由于相信海外那种一场世界性的无政府主义革命在西方即将来临的说法，则会匆匆地作出那样的结论。热心提倡“国粹”的刘师培能够在老子的书中为他的信念找出根据，即中国的无政府主义革命可以恢复道家“无为”社会的原始状态；这表明了当时学说万花筒似地混杂在一起。而另一些人则在克鲁泡特金对达尔文学说的看法仁爱“互助”中寻找宇宙论的根据。人们从中可以找到一种更近似于中国传统——与极端的政治激进主义学说有关系的中国传统——的宇宙论。

在这方面，应当补充，1911年以前和以后我们都看到某些性情特殊的人，他们对同一个鼓手并不像多数新文人那样作出反应。不管由于什么原因，他们对社会-政治的当务之急都采取高度抵制的态度。

章炳麟是个复杂的人物，他一方面深深地、热情地卷入社会-政治冲突和文化民族主义的复兴中，在有关“存在”的另一个方面，他又深受再次流行的大乘佛教（尤其是唯识宗）和庄子思想的影响。就后一方面说，他以一种玄妙的观点找到了他最终的慰藉，这种观点否认整个现象世界的内在价值。他随意理解达尔文主义，把它当作无常世界的例证，他干脆否认达尔文主义会提供任何最终拯救的希望。实际上他否认进步。

另外一个有趣的例子是王国维这个复杂人物，他的个人气质和生活经历导致他并不自称关心国家“富强”和任何政治救亡学说，认为那只是表面的。接触到叔本华的思想以后，他发现他的根本感受——除了特殊情况下的特有痛苦之外，生活本身就是问题——得到了西方的证实。显然是尼采和一些实证主义者使他终于确信，叔本华的形而上学“是不可信的”，尽管它许诺解除人生的痛苦；在这之后，他在一种富有哲理性的文学批评（如他对小说《红楼梦》的解释）中，最后在一种融合清代和西方哲学传统的创造性的学术生涯中，找到了慰藉。

① 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

① 马丁·伯纳尔：《无政府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胜利，1906—1907年》，载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年》，第391—396页。

辛亥革命和“新文化”

辛亥革命和“新文化”

中国的辛亥革命常常被认为是“表面的”。它没有引起社会的革命。不过这一事件仍然结束了整个君主政体，使之合法化的宇宙论思想也崩溃了；政权分散并军事化，全社会的职权往往降低到地方水平；道德威严在社会许多层面上下降；地方上新旧有权有势的人都极不安全；新的共和政体未能建立其合法基础——所有这一切必然有力地冲击知识分子有关上述论题的观念。以上的种种趋势很多在1911年以前已在发展。废除科举对文人的社会作用有巨大影响。君主政体的宇宙论基础已被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等人的进化学说削弱；按照林毓生的恰当说法，“堤的闸门经过长时间可能腐蚀；当堤最终溃决时，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住毁灭和破坏堤外原有景象的洪水的冲击”。①毫无疑问，客观地研究1911和1919年间中国所有地区的变化将能揭示出多种多样的情况，甚至某些积极的发展。不过在多数“高级”知识分子的心目中，整个社会却是一种堕落、残破、腐败、野蛮的景象。中国的发展趋势似乎总要陷入绝境。

严复和康有为这时都更加确信进化不可力迫之，在中国进化的现阶段，共和主义革命是巨大的错误。梁启超承认革命和君主政体覆灭的不可逆性是历史法则。他最初站在他一贯坚持的立场上，支持袁世凯建立“共和”独裁政治的尝试，认为能够实现现代化的任务。康有为也站在他一贯坚持的进化立场上，仍然相信在这一点上，只有君主政体的象征作用能够恢复崩溃了的中心。② 这三人这一时期的共同倾向是，更乐意接受作为推理根据的文化民族主义。当然，长期以来康有为一直在为他自己的看法鼓吹，即在小康这一中间的历史阶段儒教是必需的。严复和梁启超在日益分崩离析的环境中，这时越来越坚信，中国需要能够稳定共同信念的起码的基本要素。我们发现严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孔教会”的请愿书上签了字，要求承认儒教为国教。①他认为，令人悲痛的是，中国社会仍处于由“父权”阶段向“军事”阶段转变的时期，②而中国仍然需要父权信仰。

积极的革命者们的反应是多种多样的。很多人很快就表明，他们的思想信仰是旗帜鲜明的，但却不是深刻的。他们很快就卷入声名狼藉的军阀时期的政治斗争中。孙逸仙在二次革命和三次革命后的暗淡岁月里，继续（积极地，但没有多少效果）寻求政治权力的基础。“国粹”派的支持者不久便发现，腐败的满族人下台以后，汉族并不就能自然而然地实现全面的“复兴”。就刘师培这样一些人来说，他们仍然专心致志于维护民族文化的特点，但通过政治手段来加以维护的信心已逐渐丧失。用劳伦斯·施奈德的话来说，“这一批人的文化使命是他们这时团结一致的唯一原因”。③他们关于文化的观念倾向于把注意力集中在文学和传统学术上，这使他们成了激烈地反对五四时期语言和文学革命的人。

可是，对革命后这一时期所受挫折的最重要的反应是以陈独秀于1915年创办的《新青年》为其最突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我们在其所反对的方面看到的是对全部文化遗产更彻底的——更全面的抨击，这是整个运动的特点。陈独秀倡导“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①这并没有什么新奇之处，但这种种抨击这时不仅指向传统的儒家社会-政治制度，而且指向整个传统，包括“儒道佛三教”（更不用说民间的迷信文化）。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用语仍被援用，但“旧社会”和“旧文化”这时在某种意义上是被当作一种巨大的、毫无生气的沉重负担，一种使民族精神麻痹了的沉重负担。革命已经证明，人们虽然能够推翻整个传统的政治结构，却不能影响遍及整个社会的腐败现象。事实上，陈腐的旧势力不仅仅有能力继续存在，似乎还有能力恢复生机（例如袁世凯试图恢复帝制）。摆在面前的任务因而就是改变民族的全部精神生活。“新文化”的领袖们认为，这项工作是任何政治行动或体制改革的绝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年轻的胡适在1917年从美国归来时所表示的决心“二十年不谈论政治”，似乎表达了整个新文化界的普遍情绪。正如他们主要刊物的名称所表明的，他们认为他们的主要读者是还没有被“陈旧之物、腐臭之物”②完全腐蚀的受过教育的青年。

在这一点上，《新青年》的观点和先驱思想家们的观点之间也似乎只有程度上的差别。面对我前面所说的列宁主义的困境，先驱们逐渐强调观念意识在改变社会方面所起的作用。不过在清朝维新运动期间，支持他们教育观点的想法是，社会基础设施方面实际上正在发生变化或将要发生变化。进化在某些意识帮助下那时似乎正在进行之中。与此相似，1919年以前新文化界的判断导致他们认为只有改变意识才能推动社会。

1919年以前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方面是在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之间划了一条清晰的界线，这对将来有持久的影响。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已预示了这种分离。尽管历来有“士大夫”的说法，但过去显然也一直有一些文人基本上是知识分子，而另一些文人则基本上是政治家。在1919年以后的那个时期中，也有许多知识分子再次卷入政治生活。不过，知识分子（尤其是学术和文学方面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立阶层的自我意识，即使在1949年以后也仍然存在，甚至带有某种智力生活有自治“权利”的意识。

新文化运动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新文学”的出现，这适宜在本书的另一章论述（见第9章）。在这里，我们看到文学也是作为人类经验的一个重要自主领域。①虽然诗歌和纯文学长期以来一直是文人雅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在观念上它们从来没有与自我修养的整个进程分开。总有一些像欧阳修那样的文人，但把文学（就纯文学来说）当作一种高雅的、自主的职业的观念却并不普遍。小说是文学的一个门类，而写作小说尤其不是一种值得重视的高雅文化活动。梁启超在这方面，像他在其他许多领域一样，也是先驱；他提倡利用小说作为一种有效的动人感情的媒介，从而宣传他的社会-政治思想。年轻的周树人（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两人也是先驱，1911年以前当他们在日本的时候，就想利用文学作为医治中国民众精神痼疾的手段。可是，有效地开展新的白话“雅文化”文学的却是新文化运动。不过，如果说新文化把小说这种体裁提高到了雅文化的地位，它做到这一点，在极大程度上是由于把小说和小说应“为生活服务”的看法结合了起来。中国的新文学从一开始就达到这样的程度，基本上倾向于文学应为社会道德目标服务的看法。当然，这个总倾向并不妨碍一些伟大的作家热中于纯文学事业，但总的目标仍起支配作用。

即使是浪漫派创造社郭沫若、郁达夫等人，表面上采用“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也对一些并非纯属艺术的事情深感兴趣。①如我们所了解的，要摆脱压抑人的传统生活结构的浪漫主义，在1911年以前就出现了，即使在那时，它也是既和探究个人人生的意义有关，同样也和革命的浪漫情调有关。在1911年以后的那个时期，当政治救亡的希望戏剧性地破灭时，在人们很快失去国家和个人两方面的传统价值信念的社会里，年轻知识分子对个人人生意义的关注成了新文化的一个因素。在某种意义上，“个人主义”就其自由主义和浪漫主义两方面的含义说，似乎这时对个人生活有很大的直接影响；对于先驱者一代，这样说无疑是不正确的，先驱者一代仍然十分安适地生活在传统的儒家家族准则的限度之内。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对个人主义的关注因而似乎并不完全有助于社会-政治目标。载于胡适主编的《新青年》的易卜生专刊的易卜生《玩偶之家》的译文，是这种关注的标志。“创造社”浪漫主义的作家们着迷地热中于他们不能满足的情感上的渴求，这也决不是对“为艺术而艺术”的关注。用李欧梵的话说，“法国象征主义者的看法是，艺术不仅重建生活，而且建造了艺术家可以在其中逃避生活的新大厦，与此相去甚远，成（仿吾）的论点指向另一个方向”，②指向压倒一切的对生活的关注，不管这种关注表现为郁达夫感伤的自我放纵还是表现为郭沫若飘然的自我陶醉。

另一个与新文化运动有明显联系的发展，可以叫做对传统遗产的“更高层次的批判”，以胡适、顾颉刚、钱玄同等人为代表。

关于各种传统和经典的可靠性和真实性的争执是中国思想长期以来的一个特点。清代考据学派的杰出训诂学者们促进了对一些重要典籍的整理，尽管他们的工作是否具有怀疑主义的-反传统观念的含义很值得怀疑，而20世纪推崇他们的人则认为他们的工作具有这种含义。康有为——他决不是一个批判性学者——在20世纪初曾试图利用对某些古文经典的系统性抨击来支持他自己的今文经学看法。

和康有为的学术活动一样，胡适所说的“整理国故”运动也具有深刻的意识形态动机。用劳伦斯·施奈德的话说，“科学”方法可以被用来“削弱传统史学和经典之历史基础的可信性”。①要消除过去传统对现今的影响，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消除把神话当作事实的做法，这些神话是这种传统的依据。最后，许多其他的“国学”学者——甚至包括“新传统主义”学者，他们未必具有胡适和顾颉刚那种反传统观念的先入之见——都从事这种批判性的工作，使史学研究从尽信经典和沿袭传统这样一种看待历史的方式的重负中解放出来。

甚至就反传统观念的“新文化”学者来说，他们的意图也并不完全是破坏性的。尽管胡适、顾颉刚和傅斯年专心致志于可以在当代西方找到其模式的远景，但他们和中国民族主义者一样，决非完全不希望在中国历史中找到现代文化可以从中发展出来的胡适所说的“正宗”。胡适的导师约翰·杜威提倡的科学观念，以其渐次增进的进化观点，支持这样一种看法，即现在总是由过去发展而来。顾颉刚和胡适两人的确都能满意地找到中国思想中有现代性倾向的组成部分。这里有据认为是清代学术研究的“科学”方法；中国古代思想中的伦理学的起源；以及对胡适来说，历代生动的白话文学作品，它们与高贵人物颓废的、形式主义的古典文学作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把高贵者那种丧失了信任的、压制人的“雅文化”和民众活力相对比的民粹主义主题，最终导致顾颉刚广泛研究民俗学（见下文）。同等地关心新文学和新学术这两个方面的胡适，后来能够在他对过去白话小说的学术性研究中把这两方面的兴趣结合起来。所有这些努力，不管是文学方面的，学术方面的，或者只是时事评论方面的，都贯串了新文化运动的共同前提。

尽管共同具有新文化运动的前提，当我们并列地提出这一运动的一些主要倡导者——胡适、陈独秀和鲁迅——的名字时，我们也明明知道他们之间的深刻差别。1911年以前胡适还是青年学生，已经受到严复和梁启超的社会达尔文思想的深刻影响。他作为留美学生的幸运经历，以及他那时和早期杜威哲学的接触，似乎使他相当容易地形成了他自己对陈独秀“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一着名提法的看法，陈独秀的提法提出后基本上就保持不变。严复介绍的培根-穆勒的科学概念，作为一种简单的归纳主义，有助于理解杜威的实验主义概念，而胡适自己20世纪早期在美国的生活经历又给他留下了现行民主的愉快印象，甚至他还热情地接受了杜威关于真正民主的更先进的、批判的看法。

按照杜威的看法，科学和民主是不可分的。依赖试验性的假设、应用于研究“未可预断情况”的科学实验方法，意味着否定所有精神权威和预定的教条——不管是宗教的，政治的，或形而上学的。因而它是维护自由的真正基础。这种科学方法已非常成功地应用于自然，如果人们能互相协作，把科学方法应用于人类社会和文化问题——这个领域仍然受到教条的绝对统治——的研究，那么，真正的自由和平等的目的就终将实现。因而可以想象，科学知识通过教育普及全社会，将使人们有效地分析和处理他们共同的问题，甚至调解他们之间相互冲突的利益。尽管杜威尖锐批判了只不过是形式的“政治民主”和立宪主义，但他整个观点的前提似乎无疑是以共同接受立宪民主作为“竞赛规则”。

虽然胡适似乎接受了杜威把科学作为方法论的看法，但他似乎完全疏忽了作为哲学家的杜威提出的精深的认识论问题，而且他觉得完全有可能把杜威的实用主义和简单的、教条主义的机械论-自然主义的形而上学结合起来。①在这个领域里，他在很大程度上停留于严复和梁启超的传统，尽管他的自然主义不带道-佛的色彩。再者，杜威在论述社会-政治问题时对“科学调查”和教育的强调，他对“纯政治”的反对，似乎增强了胡适以前就有的倾向，即认为中国混乱的、“荒唐的”政治冲突与中国真正的进步毫不相干。

杜威对科学知识和教育的强调，和整个新文化对改变精神生活的强调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当胡适1917年返回中国时，他必然要和新文化运动发生紧密的联系。他对语言改革的浓厚兴趣和新文化运动普及教育的目的完全一致。他对新文学的兴趣既反映了个人对文学的强烈爱好，也反映了一种确信，即文学具有感染力，是传播新思想的最有效的媒介。当我们回顾地评述他的一生时，我们只能认为，他坚定地关注文学和学术，这反映了他个人的爱好，无疑也反映了他真诚地相信“整理国故”是至关重要的文化任务。这并不是说在那些年里他没有在着作中把大量的注意力集中于社会和政治问题，但是他在极大的程度上无力影响政治事务的实际进程，因而他觉得把“科学知识”运用于文化遗产的评论更切实可行。

当我们转而研究陈独秀时，我们发现，他最早提出“赛先生和德先生”这一口号时，他对这两个范畴的看法和胡适有微妙的不同。他的性情不像胡适，热情而急躁。他所受的西方影响主要来自法国，而不是来自英美，这一事实并不是没有意义的。他对科学的看法，基本上是一种达尔文主义形而上学的粗浅看法。科学是一种可以用来削弱传统道德价值的基础的腐蚀剂。进化的力量在中国似乎一直完全陷入困境，这一事实使他不时极为沮丧，不过和胡适一样，他基本上能把他的“科学”决定论和对知识精英的能力的强烈信任结合起来。和胡适不同的是，作为一项一项实验的方法论的科学实证原则并没有渗透进陈独秀意识的深处，因而他后来能够把科学一词从达尔文主义转用于马克思主义，而没有丧失其明确表达的任何意义。

胡适关于科学方法的概念似乎使他对全面变革的革命观点的呼吁无动于衷；而极力称赞法国革命是现代民主起源的陈独秀，尽管在1919年以前的那个时期他持彻底反政治的“文化”观点，但他可能本来就更容易受革命性变革呼吁的影响。不过在他们两个密切合作的期间（1917—1919年），他们关于个人和关于民主的种种要素的看法仍有许多相似之处。

鲁迅（周树人）是一个气质很不相同的人，后来成为现代中国最着名的文学巨人。在他主要是作为文学家的一生中，他似乎对“黑暗势力”特别敏感。在他的青年时代，他很容易地改信了进化论的信条，然而甚至在1911以前他就模糊地开始发生怀疑。他的个人家庭经历、他对中国民众的堕落和“奴性”的深刻了解，甚至在1911年以前似乎就已降低了他对进化力量能在中国起作用的信心。他接触了尼采的着作，但这并没有使他转向真正的尼采哲学，而是给他提供了奔放不羁的、英勇的、具有反抗精神的生动形象，也就是反对多数人的“奴性”的形象。他一度沉溺于尼采-拜伦式的诗人英雄的幼稚梦想，这样的英雄能够从精神的昏睡状态中唤醒人类。也可能正是尼采和拜伦，使他很早就在一定程度上对西欧和美国的平凡的、“资产阶级的”文化缺乏同感。尽管受到严复的影响，鲁迅对于许多西方文学作品的超然的“现实主义”及其对人类道德生活的过分复杂的看法，对于西方专家治国的思想倾向，也仍然很冷淡。

辛亥革命以后的形势使鲁迅碰了绝望之壁。他那种尼采式文学英雄有能力塑造社会的幻想似乎很快消失了。他对中国糟糕的过去和现在的“全盘否定”的形象化描绘，和他的“新文化”同行的描绘相比，如果有什么区别，那就是更为阴暗。当代中国的残暴、腐化、奴性和虚伪并不表示传统社会准则的衰落，就某种意义而言，实际上倒是这些破坏性的社会准则的表现。在他的《狂人日记》中，他清楚地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吃人”的不仅仅是中国的社会现实，这个社会的理想就是“吃人”的理想；甚至1911年以前那个时期的青年革命者也很快屈从于这种梦魇般压迫人的恶毒势力。鲁迅决定再次开始写作，这是对新文化运动的“教育”目的的一种响应，但是似乎是一种有高度怀疑的响应。

尽管鲁迅“全面”抨击传统观念，不过就他的文学创造力来说，中国过去某些“反传统”的方面仍然强烈地吸引了他，指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可是，他所注意的历史和胡适从中寻找“正宗”的历史是完全不同的。他所注意的是南朝放荡不羁的“新道家”文人的历史，是民间志怪和传说的历史，甚至是某些涉及个人私事的评价的历史。不过，这些诱人的方面似乎都没有扭转鲁迅在整体上对文化遗产的否定。

① 林毓生：《中国的意识危机：五四时期激进的反传统主义》，第17页。

② 这将导致他支持辫子军阀张勋1917年的复辟尝试。

① 严复等：《孔教会章程》，《庸言》，1.14（1913年6月），第1—8页。

② 许华茨：《寻求富强》，第234页。

③ 劳伦斯·A.施奈德：《国粹和新知识界》，载费侠莉编：《变革的限度：关于中华民国时期的保守抉择的论文集》，第71页。

① 陈独秀：《敬告青年》，《新青年》，1.1（1915年9月），第7页。

② 同上书，第1—2页。

① 见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2章。

① 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有论述；又见戴维·罗伊：《郭沫若：早年》。

② 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22页。

① 劳伦斯·施奈德：《顾颉刚与中国的新史学》。

① 胡适坚定地支持这种形而上学似乎遮住了他的眼睛，因而未对杜威后来关于宗教和审美经验的精深论述作出任何反应。

五四及其影响

五四及其影响

在论述1919年5月一连串事件的影响时，我们在此将不详述无数新期刊中表达出来的多种学说。在新文化的种种论题——尤其是对文化遗产的“全盘”否定——的读者面扩大（已经在进行）的时期，五四只是标志了一个极易引起争论的阶段。可是，很明显，其中大多数学说并不是新的。

就我们这里的论题来说，这一连串事件的主要影响之一，是它们牵涉到对中国种种弊病作纯文化的分析判断。五四是一次政治行动，一次表面上有效的政治上反抗外国帝国主义的行动。它甚至一度导致了一场群众运动（虽然只有学生和城市一些阶层参加）。新文化的领袖们过去一直主要关注中国国内的弊病。他们思想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使他们基本上对帝国主义列强的行为不作道德评价，也不把中国的种种弊病主要归因于外国。可是学生的民族主义的急切希望和紧迫感，却迫使他们思想上的一些前辈把注意力暂时从他们长期的文化努力转向当代中国政治的可悲状况。

甚至反政治的胡适也为五四事件所推动而重新评价他的态度。直接的影响是增强了他的信心，令他高兴的是，似乎已在青年知识分子中进行的文化改革或许不会向政治方面发展，而是发展成为“社会运动”。杜威本人于1919年来到中国，他自己注意到“学生”团体已在从事民众教育、社会服务、慈善事业和活泼的思想讨论；①杜威鼓舞了胡适的信心。胡适曾谈到“民众要教育，妇女要解放，学校要改革”。②似乎从一开始就有这样的假定，只要避开1919年中国存在政治-军事势力这一难以对付的现实，上述所有目标都有可能实现。不过到了1922年夏季，胡适在他的友人丁文江的推动下，说服自己帮助创办了《努力周报》，这一刊物明显地致力于政治活动。

丁文江是一个有才干的地质学家，在新文化的“从事科学工作的”知识分子当中，他是少数真正科学家之一；他不是在美国而是在苏格兰受的训练。③他在那里学到了地道的英国经验主义对科学的看法（和胡适一样，他也是清代“经验论者”的推崇者），但是是这样一种类型的经验主义，不像杜威的实验主义看法那样受到民主主义的影响。因此对军阀和政客的道德评价丁文江不那么热情，而这在胡适的看法中却很突出。他对现存势力的态度似乎是——它与我们的论题有关吗？胡适在过渡时期已痛苦地注意到，政治势力的权势妨碍知识分子言论和行动自由的权利。他也注意到新的权力主义这样一些“主义”的兴起——准备抢先登上政治活动的舞台。因此，他政治活动的一个方面就是对“公民权利”的自由主义要求，反对独断专行。这是此后他一直信守的主张。

胡适政治建议的另一个方面——他提倡“好人”政府和“有计划的政府”——已经指向如何在中国把“科学”和“民主”联系起来的重大问题。如果说杜威关于科学的定义是“常识”性的，他便可以满怀信心地期待科学调查的方法通过新式教育迅速普及整个美国社会，使科学成为文明人的一种武器。根据中国的情况；胡适只能希望有科学知识的人（人数很少的“好人”）能对现有的权力中心施加影响。胡适与共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一样，感到自己只能相信进步的优秀分子。能对吴佩孚政府起作用的希望当然只能是短暂的，胡适很快回到了他关于中国问题的文化观点。

五四时期的青年普遍都有民族主义的政治热情（这是一种压倒所有意识形态差别的热情），孙逸仙及其追随者是能更好利用这种热情的集团之一。不管人们对孙逸仙作为思想家或政治家的优点会有什么看法，事实是，在1911至1919年的整个惨淡时期里，他始终没有改变他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政治目标，尽管他的方法不能奏效。“新文化”为中国文化的疾患所困扰，而孙逸仙并没有被这种困扰压倒。相反，甚至在1911年以前，他和“国粹”思想的接触就使他确信，必须扶植对历史成就的民族自豪感，他甚至提出了应当珍视什么的明确看法。

应受珍视的一种传统道德价值是历来强调“民生”，孙逸仙很久以前就（像梁启超那样）把“民生”和对西方社会中尖锐阶级对立的“社会主义的”批判联系起来。和梁启超一样，他不断强调，他所界定的那种阶级对立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相对来说要少一些。在1911年以后苦难日增的年代里，他还热中于如何在中国创建有纪律的、团结一致的先锋政党的问题。总的来说，他对西方式的立宪民主政体的信念逐渐减弱。因此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孙逸仙和他的一些最亲密的追随者在十月革命以后，对列宁关于政党组建的看法和对待军事力量的布尔什维克提法表现出迫切而强烈的关注。孙的追随者中的一些年轻人——如胡汉民、戴季陶、朱执信等——事实证明的确很善于接受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当作对西方所作所为的一种分析。①

① 杰罗姆·B.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第179页。

② 同上书，第177页。

③ 关于丁文江，见费侠莉的研究着作：《丁文江：科学与中国的新文化》。

① 他们的看法见《建设》杂志，1920年。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入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入

布尔什维克革命学说是五四时期汇集的学说中新近增加的一种，否则五四时期就只有较老的论题。在“凡尔赛出卖”之后，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的用语很快在许多集团当中流行开来，但是，把苏维埃共产主义当作一种完整的主义来接受却是一个缓慢得多的过程，随即改信这一主义的人很少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在论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吸引力时，我们决不应以共产主义运动早期的开端为限。

十月革命最初的吸引力可能在于革命这一事实本身。渐进进化宇宙论曾是革命以前那个时期的主要信条，这种强烈的信念已经失去其活力。仍持今天的西方便是中国的未来这种看法的新文化领袖们，感到作为教育者不能不依靠他们自己的才智。甚至那些已经接受西方反资本主义概念而准备自称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人，在似乎越来越稳定的西方也看不出多少有历史意义的戏剧性变化的迹象。

李大钊鲜明地代表了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这样一种反应，即把这场革命当作世界历史再次正在发展的证据。①李大钊是新文化集团中更具特色的成员之一，甚至在暗淡的年代里，他也总是设法在他自己对历史进步的诗一样的看法中保持一种令人振奋的信念。他特有的看法和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信条不同。他受到多种多样来源如爱默生、柏格森、黑格尔和一种道-佛思想的启发，把历史想象为一种统一的、永远年轻的世界精神，总能冲破它所造成的静态结构。他为解放的大举行动作好了准备，这使他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启示非常敏感，把它当作新的有历史意义的变化的预兆，这种新的变化将扫除“所有国界、全部阶级差别、一切障碍”。如莫里斯·迈斯纳所指出的，在李大钊的思想中，这种更带普遍性的想象与极强烈的中国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中国民族主义似乎设想了一种可能性，中国总会作为一个“人民-国家”参加世界的重大事件。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学说及其对“落后”国家资产阶级民主阶段的民族主义的暂时作用所持的肯定态度，为李大钊的想象提供了余地，尽管李大钊是否真的接受了民族主义的暂时性质还一点也不清楚。不过，如李文逊所指出的，这种对历史的新的想象——即使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动力理论还没有任何深入的了解——现在就要把中国置于历史变化的前锋地位，这种历史变化将超越腐朽的现代西方。可以从更高的但是是反传统观念的角度，拒斥西方。

如已多次指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对我们前面已经遇到并描述为列宁主义困境的这一问题很敏感。这个问题涉及两个方面，即深信历史“在我们一方”，又深深怀疑从现在到未来的变化能否倚靠非个人的力量。列宁曾面临自觉的先驱这一问题——不仅过去严复和梁启超，而且孙逸仙，甚至胡适和丁文江在五四时期也都面临这个问题。但是列宁是以一种新的方式对待这个问题。共产党作为产业无产阶级总意志集中体现的典型；党作为有高度纪律性的、坚如盘石般团结的“职业革命者”的总参谋部这种军事比喻（正如将领们能够说明他们作战地区的空间地形，这个总参谋部能够分析正在出现的客观历史情况的时间“地形”）——这些观点将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不过，回顾起来，列宁主义作为政治策略的甚至更为重要的一点似乎是这种军事比喻的另一个方面——它强调动员群众是政治力量的源泉。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别的党也可以模仿（如国民党在1923年以后那样）。可是，本质在于先锋党的概念和对动员群众的关注这两者的结合。列宁无疑真诚地相信布尔什维克党体现了产业无产阶级的总意志，这种信念使他积极地（但不总是成功地）把自己与党的“阶级基础”的组织工作联系在一起。但是除此以外，他还深刻了解权力来自与群众急切需要的联系，如在1917年他采用了“和平与土地”的口号。这并不意味着参加运动的个人在他们的组织活动中不为同情和愤怒这些直觉的感情所打动。这正意味着领导终究是“总参谋部”，其策略和看法在理论上就不会混同于群众“有局限的”、眼前的看法。领导自信是根据长远的历史观点而采取行动。上述军事比喻还再次意味着一种决心，自己不但要关注动员群众，而且要关注对周围政治势力的实力和性质继续不断地作出现实的客观的估计。由于经常把这些政治势力看作马克思主义“阶级关系”的反映，人们就能保持其信心，即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际联系起来了。

我们要赶紧补充，这些主张中无论哪一种都不能保证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最后胜利。空洞的公式并不能解答如何获得群众基础这一问题。没有伟大的领袖能否建立有效力的政党，这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强调“现实主义”的政治策略并不能保证中国或莫斯科采取的策略是正确的，而且谁也不能不考虑未可逆料的意外事件的决定性作用，如几十年后日本的入侵。

还要说明，1919年以前对动员起来的群众力量这种政治潜力，相对来说还不够注意。中国在过去的起义中无疑知道动员群众的威力。不过，尽管早就有“老百姓”是进步的受益者这种广泛流传的假定，但是在1911年以前，即使是革命者基本上也没有想到群众组织是政治力量的一个来源①（多少有些可疑的他们与秘密会社的合作除外②）。我们可以设想，就某种意义说，文人新的西方的观念扩大了而不是缩小了他们与群众的距离，增强了他们那种平民百姓是沉沦于无知和消极状态的无能群氓的观念。

尽管1911年以前的革命者着迷于俄国的“革命英雄主义”，但“走向民众”的观念在五四时期之前并没有在当时的“社会运动”中真正出现。就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等人的工作看，知识分子和群众之间直接接触的观点应有可观的前景，但这并没有涉及动员群众是政治和军事力量的源泉这种观念。用不着多说，1919年以前那个时期的“新文化”看法几乎还不是以群众的政治动员为方向，尽管真诚地承担教育群众的根本义务。

① 关于对李大钊的研究，见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

① 爱德华·弗里德曼：《退向革命：中华革命党》，论及孙逸仙的一些追随者如朱执信1911年以后组织“群众”的活动。

② 关于这种合作的讨论，见玛丽·巴克斯·兰金：《早期的中国革命者：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1902—1911年》。

问题与“主义”

问题与“主义”

五四时期学说的种种趋向有多次冲突，比较重要的冲突之一是胡适、李大钊等人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在那些往往是在马克思主义启示下所写的五四以后中国思想史教科书的记述中，我们看到一系列的争论，每一次都导致一方的明显胜利，并以一种渐进上升的方式逐渐导致马克思主义的胜利，然后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导致“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对这些争论不那么看重胜利的一种看法，则没有那种指出明显胜利者和明显失败者的自信。

载于《每周评论》1919年7月和8月号的胡适论“问题与主义”的文章，反映了他对他的朋友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进入共产主义阵营的烦恼。如他后来说的，“孔丘、朱熹的奴隶减少了，却添上了一班马克思克鲁泡特金的奴隶”。①在这些文章中，胡适在杜威对待社会的科学方法和总括的“主义”之间作了鲜明的对比，前者专注于具体的情况和问题，加以分析，从而为具体问题提供具体的解决办法；后者却声称要为一个社会的所有问题提供总的“终极解决方案”。如我们所能预料的，他的对手回答说，一个社会中分开的种种问题都和总的结构或制度有关，只有当作为整体的“制度”改变了时，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这时还没有参加共产主义阵营的陈独秀仍然倾向于支持胡适的观点；注意到这一点是有趣的。而李大钊和许多学生则渴望在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为他们的热切希望找到根据，对使中国困窘的种种问题，他们热切希望真的能有一种“终极解决方案”，而且历史将导致这种终极的解决。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胡适当然会被明确地当作这场争论的失败者。

任何社会，无论其社会-政治结构如何，势必面临各别的种种问题，这些问题不管它们可能在多大程度上与其他种种问题纠缠在一起，也必须分开来加以考虑；这样断言的人并不一定就是杜威“科学方法论”的信徒。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兴起的确可能已经解决了某些根本问题（包括建立一种看来能维护其全面合法性的政治秩序），但即使按照其领导的看法，它也继续面临一些严重的——甚至是根本的——问题，有些是老问题也有一些是新问题，其中许多决不是容易解决的。

胡适的致命弱点和他对手的主要有力之处，在于胡适这样的看法，即可以不正视悲剧性的政治势力问题而着手解决社会-教育问题。按照他的看法，在当时的中国环境中使自己卷入创建自己政治势力基础的尝试，也就是卷入非理性的情欲和自私自利的阴谋以及军阀政治的暴力。这一切与解决这些问题所需的“科学的”合理态度毫不相干。和他的科学家朋友丁文江一样，他自己和政治的联系只达到这样的程度，即只希望影响当权者，希望他们接受他的劝告。

这里涉及的不是那些掌握社会和政治力量的人能否在任何情况下都被说服实行改革的抽象问题。丁文江不像胡适那样对军阀抱道学家的羞怯态度，他能够暂时影响江苏军阀孙传芳在上海地区实行某些审慎的城市改革。①可是，在中国这个时期那种野蛮而极不安全的政治环境中，很难使那些持有权力和特权的人从他们对政治生存的狭隘迷恋中转变过来。

另一方面，共产主义者（不只李大钊）准备致力于创建政治（终极是）军事力量的问题，并根据当前难以改变的力量的实际情况行动，不管这些实际情况是否基本上符合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阶级范畴。这并不意味着李大钊或任何其他自许的共产主义者在1919年已经接近中国当时全部问题的某种“终极解决方案”，甚至也不意味着“革命”这一口号对中国政治有任何直接结果。法国和俄国的革命一直被看作社会性的而不只是政治性的，是因为其核心在于摧毁已建立起来的旧制度。在1919年分裂的中国，摧毁北京政府不会有多大影响，因而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认为，他们以后几年的任务是处理如何在中国建立新政治权威的基础这一“问题”，而不是摧毁旧制度的问题。社会任务不能脱离政治任务，而政治任务是建立新的政治秩序，而不是摧毁已牢固建立的旧政治秩序。

① 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引自《我的歧路》，《胡适文存》，3，第99—102页。

① 见本书费侠莉所写第7章。

大众文化的主题

大众文化的主题

五四事件没有导致直接的政治结果，知识分子阶层中有许多人，包括鲁迅在内，对它的重大意义并没有特别深刻的印象。有些人，如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仍然相信中国问题的根源在于文化方面，因而他们应当“整理国故”。

这项事业的一个新趋势是出现了研究大众文化的积极态度。胡适极力主张，过去的白话文学作品比雅文化枯燥无味的“古典”作品更生动活泼；连他在这一方面也在他的看法中采用了一种民粹派的主旨。他似乎愿意把“白话文学”归入应予保存的“正宗”。这不包括对群众宗教文化任何方面的一点兴趣。不过，大众文化有活力的主旨导致他鼓励顾颉刚等人努力研究民间习俗和地方习俗，搜集民间故事和民歌。1919年以后学生中出现了“走向民众”的新运动，顾颉刚很受感动，他还能把这一运动和他自己的论点联系起来，他认为，过去的知识分子和旧贵族统治集团联结在一起，他们现在则应当利用他们作为知识分子新近所获得的自主权利，把自己和普通百姓联系起来。可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坚持用科学研究的方法研究群众的精神生活——民间传说、习俗和民歌。①

从这一运动一开始，就存在这样的想法，利用通俗形式来表达启蒙的新信息，如撰写具有新教育内容的通俗歌谣。不过就顾颉刚来说，他对民歌、庙宇、节日的兴趣逐渐表现出了更为积极的方面。他逐渐发现了大众文化的形式中所体现的审美价值。顾颉刚抨击国民党政府1929年反迷信的政策（从整体来看，这种政策基本上反对大众文化），他抱怨说：“先人的艺术遗产随着反迷信一起被丢弃了，与其如此就根本没必要反迷信”。①顾颉刚对生动而有创造性的大众文化的积极方面的评价与他越来越辛辣的对雅文化正统性的“科学”攻击，是结合在一起进行的。他这时再次提出了先驱思想家揭露本来面目的论题，即从秦代到清代，正统文化一直被用来压制民众的创造精神。在他在《歌谣周刊》、《民俗周刊》这样一些刊物的多年学术活动期间，他和其他大众文化学者如郑振铎、钟敬文，出版了给人深刻印象的研究着作。

对大众文化新颖、纯朴方面感兴趣的不限于上述学者。鲁迅对中国大众文化的书画刻印艺术和民间戏剧等多方面的又爱又憎的矛盾心理仍然使他的所有小说作品生辉增色；在湘西边区度过少年时代的沈从文，则详细地描述了汉、苗人民一起生活的这一地区的生活和习俗，他同样在大众文化中找到了一种粗悍活力的源泉。

我们几乎没有发现知识分子表现出这样的倾向，即以任何同感看待当时非西化居民中盛行的一些活动，如佛教或信仰驳杂教派的活动或秘密结社。不可能在这些人当中进行政治启蒙。

就共产主义者瞿秋白来说，这种看法尤其明显，他严厉批评他的同行马克思主义作家崇尚“西方古典主义”。他的论点很简单。要是在中国应当写唤起群众（这里他主要指城市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作品，那就应当以群众所熟悉的语言，用群众所熟悉的生活方式来写。不过，这些通俗的形式应当基本上用来为新的内容服务，利用它们不是由于它们本身具有什么内在的价值。瞿秋白的注意力集中于城市劳动人民，他深信他论述的基本上就是“现代的”普通人。他对“大众文化”学者的工作的批评，从整体来看是严厉的。胡适赞扬的白话文学作品大体上是文人的作品，群众的文化包含大量使人民继续受奴役的迷信。毛泽东后来在延安时期提出完全为现代政治目的而利用大众文化（指农民群众的文化）形式的论题。然而毛泽东强调民族主义，这导致他对过去大众文化的价值作出略为有利的评价，导致他对其内容有更广泛的理解。他像胡适那样承认中国白话小说属于民众文化的范围，不管其作者的“民间”身份怎样可疑。

① 见施奈德：《顾颉刚与中国的新史学》，第4章。

① 同上书，第152页。

“新传统主义”——从传统中找真理

“新传统主义”——从传统中找真理

五四运动导致的另一个后果是，“新传统主义”反对这一运动“全盘否定”传统的主张；这一点相对来说在西方着作中最近以前很少受到注意。忽视与这种倾向有联系的人物，是基于这样一种假定，即其在1949年的挫折已使这种思想完全不值得注意了。我们首先要指出，这里要论述的人物和上面讨论的大众文化倾向几乎没有关系。他们毫不难为情地面向过去的雅文化，甚至当他们倾向于把雅文化等同于笼统的“中国精神”时也是如此。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也熟悉现代西方思想，并且毫不犹豫地利用西方思想来维护他们的主张。按照李文逊的看法，从西方哲人寻求支持再次表明了他们思想的“新传统主义”性质。这暴露出他们并不相信传统中国思想能够坚持自己的价值。依靠寻找相当于西方观念的中国观念来挽救民族自尊心，这又是一个例子。可是，虽然这种“浪漫的”文化民族主义多次出现（最显着的例子是1927年以后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我们却不能先就断言这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

李文逊的看法，对五四时期以前刘师培、柳亚子等人的革命的“国粹”派来说，可能是适用的。不过，这个老“国粹”派五四以后的后继者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集团。梅光迪、吴宓这样一些人曾经在哈佛大学着名的白璧德的指导下学习；虽和老“国粹”集团保持亲密关系，却采取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观点，这表现于他们的刊物《学衡》中。他们通过白璧德接触到文学批评家充当生活批评家这一西方传统。白璧德把“古典的”和“浪漫的”范畴提高到主要生活态度的重要地位。“古典的”，表示超历史的审美和伦理标准以及个人道德生活中的“内心反省”。它意味着秩序和结构。“浪漫的”，表示取消所有准则，在个人和集体生活中放纵感情，等等。《学衡》的领导者相信这些便是贯穿于文化差异的范畴；他们还相信，儒家的社会准则和中国的经典着作在中国是最“古典的”，这一点他们受到了白璧德的鼓励。这是“文化民族主义”，还是对跨越不同文化的精神类似性的真知灼见，这个问题还不能断定。事实上，这种特殊的“新传统主义”没有表现出多大活力。把自己看作真正儒家学说代言人的梁漱溟，把整个“国粹”派的学术和审美兴趣的中心当作“捡拾来的僵化腐朽货色”而不予考虑。①

值得注意的是，指出五四时期以后的“新传统主义”思想主线的人还是极为善辩的梁启超。他曾作为出席巴黎和平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的非正式成员去欧洲，感受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灾难之后许多欧洲大陆思想家的忧郁感和沮丧感。和欧洲思想家的接触导致他写了《欧游心影录》，这一着作简直就是对“东西方文明”本质的全面的再评价。严复、陈独秀等人的着作中进行过的这种讨论，总是以简单的易于处理的二分法把叫做文明的巨大综合体大大加以简化。西方文明的本质——对梁启超来说过去本来一直如此——就是“物质”文明（如他这时所称呼的），这种文明只求通过科学和技术征服自然；也就是个人、阶级、民族间无情斗争的达尔文主义的世界。完全改变了的是他对这种文明的评价。过去他热情地把社会达尔文主义当作积极的应当遵循的行为准则来接受。现在，按照西方批判的思想家自己的看法，正是这种行为准则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浩劫。既然这是西方文明的本质（因为其侵略的、好战的本性甚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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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早的历史根源），这时无论在西方的什么地方他都发现有像倭铿或柏格森这样更具精神倾向的批评家；梁启超这时倾向于探索东方的力量。

可是，和我们的论题关系更密切的问题是，梁启超在哪一点上找到了中国精神之所在。他发现，中国精神并不在于那些过去研究所谓“外在领域”的学说中——有关正当行为的标准（礼）、制度和社会组织的学说，有关自然界结构的学说。在这方面，中国还需大量学习西方有关物质和社会的技术。相反他发现中国精神，一点不错，就在于那些强调“内在领域”的思想方式——在于朱熹和王阳明的宋明新儒学；除此以外，也在于大乘佛教哲学；他青年时代曾被大乘佛教哲学所吸引。中国这种独特文化的核心，在于它那种人有良知的信念，良知使人和广大无边、不可名状的万物之源结合成一体，人从万物之源获得精神和道德方面自我改造的力量。西方自由思想只谈生物性需要的满足——不谈以宇宙论为基础的道德自律。

就梁启超——一个多变的人——来说，谁也不能完全弄清他思想的根源。李文逊假定，梁启超从他关于中国精神优越性的新看法中获得了民族主义的满足感；这可能是完全正确的。而梁启超发现中国思想的核心在于新儒学，这预示了下一个时期整个新传统运动的主要倾向。

① 见盖伊·阿利多：《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和中国现代性的困境》，第118页。

科学与人生的论战

科学与人生的论战

在新传统的出现和在澄清中国科学一词的意义当中，1923年由张君劢发起的“科学与人生的论战”①是另一个重要环节，张君劢是梁启超的年轻伙伴，研究德国哲学的学者。他主张科学不能解释人，因为人生是主观的、直觉的、自由意志的，而且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这种主张反映了他对新康德主义的研究，也反映了德国“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的论战。和梁启超不同，张君劢深知与英美经验主义传统相反的德国哲学。不过，他似乎能很快地从康德认识论的怀疑主义转到王阳明宇宙论的直觉主义。

知识分子当中最具体地讲述科学的丁文江，接受了张君劢非难科学普遍性的挑战。从严复着作中最初论述这一问题起，“科学”一词在中国就表达了一种必然真实的确定意义。从一开始，关于科学的流行的概念是培根归纳主义的概念，这种概念在《穆勒名学》（严复译）中表述得最全面。杜威的科学方法论及其集中注意力于经验和实验，无疑符合这一传统，尽管他对英国感觉论的经验主义很有保留。从严复到毛泽东，对赫伯特·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样的思想体系是以归纳法的观察得出的概念为基础的信念，不管怎样，似乎还没有什么怀疑。自然科学的力量更多地在于数学-演绎假设的力量而不仅仅在于观察和实验的方法，这种认识在中国没有赢得多少拥护者。

丁文江的观点的基础是毕尔生《科学的语法》的实证主义认识论，毕尔生坚决主张，科学提供了人对感性材料进行组织和分类的唯一方法，感性材料是人和他决不可能“完全”了解的外在世界之间的唯一联系。这种观点与西方认识论的怀疑主义少有关系，它对科学的看法并没有离开归纳主义传统。如费侠莉在第7章所指出的，丁文江的地质学科学研究正是一种观察-分类的科学研究。这次论战的其他参加者如吴稚晖、胡适和这时已成为共产主义者的陈独秀，倾向于不理丁文江的（和杜威的）认识论，坚决主张，科学支持吴稚晖所提倡的那种夹杂有道-佛思想的空想的机械唯物论，或者支持马克思主义真正的新社会科学。胡适和陈独秀同意科学是控制自然界和社会的工具，同意科学动摇了张君劢那种个人具有“内在”精神道德改造力量的信念的基础。除此以外，这场论战只不过表明了这样的事实，即科学一词本身不再提供任何共同一致的基础。

张君劢的论点和他随后的发展再次表明，更有生命力的新传统主义的核心总的来说是新儒学思想，尤其是王阳明的思想。

对于王阳明在五四以后传统思想中的中心地位这一点，应略加说明。不打算对这位明代的哲人和他的追随者进行分析，要说的是他对梁漱溟、熊十力，甚至蒋介石这样一些不同人物的吸引力。首先是这样一种信念，即联系人和宇宙存在终极原因的精神-道德良知是精神-道德生活的源泉。这里我们所了解的，是以直觉为根据来否定西方笛卡尔以后的认识论的怀疑论和“无价值”宇宙的观念。虽然王阳明的直觉使他得出与儒家道德-政治价值协调一致的结论，但他对“内省”的依赖本身便有可能脱离传统儒家对“外在领域”的看法。对比之下，朱熹强调必须“格物”以致知，似乎使他牢牢地和传统体系的“物”结合在一起。最后，王阳明强调，个人只有在具体社会情况下活动的过程中才能致良知，这至少为在世上发挥作用提供了相当强烈的动机。

新传统运动中最着名的人物之一是梁漱溟。他在少年时代受的是严复和梁启超提出的全盘西化方针的教育；在1911年以后的令人沮丧的年代里，他没有被卷进“新文化”阵营。他的父亲梁济是儒家道德的相当生动的榜样，这个权威性的榜样足以使他拒斥鲁迅对传统的全盘否定的看法。相反，他先是在佛教，然后是在王阳明学派的新儒学观点中寻求慰藉。

我们在这里将不详述他1921年的名着《东西文化及其哲学》，①只是说明，它对西方的概念在主要方面近似梁启超。中国文化的精髓在于它很早就发现，人类根本的特点是其精神-道德的本性，如果不受阻碍，这种本性既可导致内在的和谐，也可导致人与人之间亲密无间的同情。中国文化在历史上很早就获致这种直觉理论，付出了它的代价。虽然西方重视物力的文明导致梁漱溟所认为的畸形的资本主义消费社会，但也导致它发现了满足人类基本需要的方法。中国需要这些方法的帮助，但不能以丧失它的精神基础为代价。梁漱溟完全同意王阳明哲学的积极行动的推论，也似乎和王阳明一样，确信儒家学说对社会和个人的真实性质的明确推论，也就是儒家学说对“外在”和“内在”领域的推论。正是这种确信导致他逐渐对已经在进行的“乡村运动”发生了兴趣，这一运动是晏阳初、陶行知等“西化人物”支持的。按照他的看法，中国农村的广大群众还没有被城市资本主义的腐蚀性影响败坏，但却因贫穷、贪污腐化、动乱这无数的弊端而受苦。

1930年以后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县的教育和改革活动，是以反对政治官僚主义道路为基础。蒋介石试图把王阳明“自我修养”的观念和他自己那种合理化的现代官僚主义-军事化国家的梦想结合起来，在梁漱溟看来，这似乎不解决问题。在贪污腐化、军事胁迫和暴力极为普遍的情况下，哲人只有通过与农村群众直接接触才能施加道德影响。从某个方面看，梁漱溟和延安时期毛泽东的一些想法多少有点相似。盖伊·阿利多认为梁漱溟关于道德上反省或小组上听取自白、关于农村教育重新确定方向的某些看法，在他们1938年那次着名的会晤之后，可能的确对他的朋友毛泽东有很大影响。①不过分歧仍然很大。梁漱溟纲领的基础不是回避现存政治结构，就是由于别无选择而支持好心的掌权者（在这方面而不是在其他方面他和胡适有相似之处）。毛泽东的纲领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保留地承认残酷的权力竞赛为前提。对梁漱溟来说，试图建立他自己的政治组织就是否定他自己关于权力的道德基础的儒家看法。当然，在这一点上，他很像先前的孟子，孟子设法掩盖“三代”盛世的暴力起源。毛泽东主义利用改造农村作为建立军事和政治权力基地手段的这一意向，无疑已经使梁漱溟联想到共产党的工作将来有败坏的可能，尽管他赞扬共产党的工作。1953年梁漱溟果然指责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用一种斯大林主义的发展模式正是这样一种官僚主义的败坏的表现。不过他自己却找不到把他改造农村的活动从政治环境的变迁中隔离开来的办法。

梁漱溟的儒学直接把他导向行动的领域，而熊十力及其追随者唐君毅、牟宗三等则不相同。熊十力（1885—1968年）是一个颇有个性的“边际”人物，尽管他曾短时间卷入革命的政治斗争，但他所受教育的主要内容没有超出传统文化的框架。和在他之前的一些人一样，他最初为“唯识宗”所吸引，然后又受王阳明影响，回到儒家的信念，认为人类的道德生活至为重要。和梁漱溟不同，他和他的追随者都不赞同立即行动的方案，尽管他们承认他们学说的社会含意。要阐明他们直觉主义哲学的基础并为它辩护，他们似乎需要投入全部注意力；这和梁漱溟不同，梁漱溟似乎对自己的“贤明”十分自信。托马斯·梅茨格认为，在唐君毅着作中看到的那种宗教-伦理乐观主义和对“贤明”能力的信心，当其脱离了旧儒家外在的体系时，能够成为一种狂热信心的基础，即相信改造整个社会是可能的。①他认为，就一个未被承认的层面看，毛泽东也有这种“传统的”信心。不过，事实上唐君毅、牟宗三和熊十力（他1968年去世之前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他们的梦想，继续专注于与现存个人生活问题有关的他们的信念。

新儒学的一种完全不同的类型以冯友兰为代表，他在美国接受训练成为哲学家。和梅光迪一样，他在哲学上受到西方盎格鲁-撒克逊的启发。如果说他是“新传统主义者”，那么他的传统主义显然属于一种世界性的类型。他曾专心致志于那种20世纪早期美国和英国一度盛行的柏拉图学派的“新实在论”，他深信其范畴可以应用于朱熹的思想。值得注意的是，新实在论在西方强烈反对占优势的认识论的怀疑主义传统。新实在论的一些支持者的确准备接受一种柏拉图学派的解释，即数学和逻辑真理是客观的、永恒的形式。冯友兰似乎深受那种古希腊理想的影响，即理智的沉思是获得崇高意识和超然于人类日常生活纷扰的意识的途径。根据这种看法，科学不仅仅包括努力应用逻辑-数学概念来达到控制物质世界的目的。对“贤明的”人来说，科学还包括对数学和逻辑“形式”之美的沉思默想。按冯友兰的看法，这包括理智的沉思，但不包括神秘主义。因此，冯友兰在寻求与他的观点相当的中国思想时，引起他注意的便是他所理解的朱熹的理学，而不是王阳明“反理智的”心学。他把朱熹的“理”解释成柏拉图学派的“范型”；这是否妥当，还是一个大有争论的问题。不过我们不必怀疑，冯友兰相信他已为他的基本观点找到了一个中国的框架。

这种观点一点也不意味着否定他同代人对社会和国家的关注。相反，冯友兰在30年代很可能接受一种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的看法。历史和自然一样也有它自己的主导结构——它自己的发展“形式”，冯友兰很可能按照基于经济决定论观念的历史进程诸必然发展阶段来考虑这些形式。根据这种看法，道德行为也就是适应特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要求的行为。按照他关于实在的沉思，“哲人”是超越历史变迁的人。在其道德-实践的生活中，他能适应历史的要求。这种哲学导致他欣然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但这并不能使他免受后来的烦恼。①

应当补充，所有这种种传统思想在香港、台湾，甚至在海外华人知识分子中仍有其影响，仍然是范围更广的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组成部分。

① 见《科学与人生观》，胡适和陈独秀序。又见本书第7章。

① 盖伊·阿利多：《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和中国现代性的困境》，涉及了该书讨论的所有问题。

① 同上书，第283—292页。

① 托马斯·A.梅茨格：《摆脱困境：新儒学和演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

① 见米歇尔·马森：《中国的传统观念：冯友兰，1939—1949年》（哈佛大学博士论文，1978年，未出版）。

马克思主义的优势

马克思主义的优势

在我们论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界上升到优势地位之前，关于有些倾向，有些话需要说一说；这些倾向被叫做自由主义的倾向——其根据往往是可疑的。胡适在五四以后继续坚守他的基本看法，尽管这时他在各个方面都受到敌对者的指责。1924—1927年间轰动一时的一些事件及随之而来的激情都没有使他动摇。非理性的政治激情总是和真理毫不相干。尽管他和他的导师杜威一样，决不偏袒资本主义，但他仍然确信中国根本的灾难不应归之于外国帝国主义。他继续抨击孙逸仙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教条”。

在民国政府成立以后，胡适仍然抨击国民党思想体系的传统主义成分，仍然号召把科学才智用于国家管理，仍然提倡立宪制度和公民权利，仍然鼓吹能够造就一代开明优秀分子的“现代”教育制度。1932—1937年间，在日本威胁日益加重的阴云下，丁文江、历史学家蒋廷黻这样一些人加入胡适一边，在这期间出版的《独立评论》中，试图影响民国政府的政策。可是，很快就变得很明显，他们和胡适的共同之点更多的在于胡适对“科学”的信仰，而不在于他对民主的信仰。

丁文江从没有像胡适那样倾心于自由主义的社会准则，在暗淡的30年代，他和蒋廷黻一样逐渐感到（很像他们之前的严复和梁启超）中国需要的是“科学的”专政——一种能使官吏、国家的工业和教育体制现代化的专家政治。斯大林的俄国作为一种模式给了丁文江很深的印象。尽管民国政府表示了对专家政治目标的承诺，丁文江和蒋廷黻两人对国民党领导的能力评价都相当低。不过，他们仍然只能希望国民政府这个有组织的权力的唯一中心重视他们的意见。中国共产党在湖南和江西以及后来在延安进行农村革命的一连串事件，对他们来说，似乎和民族的需要毫无关系，而且还会进一步削弱国家中枢的力量。胡适在他们有关科学精英的想象和他的立宪民主信念之间左右为难。可是，他也和别人一样，只能希望对现有政权施加影响。面对他所认为的极权的共产主义与虽然腐败但更受限制、最终有可能被推向更自由主义方向的国民党的命令主义，在这两者的极化过程中，最后，他觉得他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结果是，他作为一种政治运动的精神领袖，始终不能应付20世纪中国政治权力的悲剧性的、难以控制的现实。

无论如何，1924和1927年这几年的特点，最重要的是作为知识分子一种主要观点的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看法在城市知识分子当中引人注意的传播。不过应当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最后胜利仍然是相互关联但又可以分开的两件事。

在1924—1927年的动乱年代里，已具有彻底的全面反传统主义思想的五四时期年轻一代中的许多人，这时有了实际的机会参加一连串生气勃勃的政治事件；由于国共合作，发生了这些事件。刚一开始，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及其对西方世界的看法，就不仅在接近共产党而且甚至在亲国民党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当中得到广泛承认。1925年的“五卅”事件似乎极其生动地证实了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新出现的产业无产阶级所受剥削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城市居民的积极精神和中国共产党与城市工人阶级建立联系的实际成就，似乎证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历史中的作用的看法。彭湃、毛泽东①等人与农民建立联系，这和列宁关于农民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作用的看法是一致的。在1926—1927年的北伐时期，许多知识分子成了群众组织的活动或新成立的武汉政府的机构的参加者。这样的经历既激发了他们的民族主义的激情，也激起了他们改造世界的普遍愿望。这场革命既能实现国家的统一，又能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全新的社会。的确，莫斯科的激烈斗争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给予现成启示，但是只要革命的道路在向前发展，相信莫斯科是世界性智慧源泉这样一种愿望就仍然是很强烈的。

在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当中，浪漫的《创造社》（见下一章）和新成立的《太阳社》的成员将起重要的作用。郭沫若、蒋光慈等人了解罗曼蒂克爱情的狂喜和绝望以及作家表达思想感情的感受，这时认为他们应当像英雄一样作为革命领袖起重要的作用。他们对自己的看法因而很像1911以前那些浪漫的革命者对自己的看法。他们将通过新普罗文学作品这一媒介激发革命群众的热情。

鲁迅向马克思列宁主义靠拢要痛苦而艰难得多。实际上，五四事件并没有减轻他因旧文化“吃人”势力而深深感到的沮丧。①他对1911年以前那个时期许多年轻的理想主义者的遭遇的辛辣回顾，也许是他没有响应五四的一个原因。他对接受人类进步的新理论犹犹豫豫，也可能是由于他认为他那些创造社的论敌们故作浪漫的革命姿态，他们幻想通过他们浮夸的普罗文学影响历史的进程，对此他很反感。即使在他已转向马克思主义阵营时，他还想从普列汉诺夫等人寻找理论根据来支持他对他们的抨击，他抨击他们任性地夸大文学的作用，认为文学能引起社会革命。1927年以前他就开始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范畴，但最终促使他接近共产党的原因，是民国政府处决他最亲近的追随中的一些年轻人，这引起了他极大的愤怒；这表明了他的特点。他更积极地，但也是迟疑地期望马克思列宁主义比过去的种种进化学说能更准确地分析历史，这无疑使他更加接近共产党。

城市知识分子归向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和国民党内蒋介石领导的集团之间出现了鸿沟。尽管蒋介石曾经受到列宁主义言论中反对帝国主义这一方面的影响，但他在浙江和日本所受的教育早已把他导向一种文化民族主义，致使他对全面否定传统观念的五四无动于衷。他掌权的军事基础可能使他更进一步看轻城市知识分子的帮助，贬低他们的可靠性。他掌权的军事基础，在1927年以后，甚至还使他坚信，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军事统一。他似乎认为，在所有这些信念方面他仍然是孙逸仙的忠实追随者。国民党内外所有反对他的人因此在他身上都看到了旧军阀主义再次出现的迹象。军队尚未从属于政权，他就是这一可悲事实的象征。他的文化民族主义和“全盘否定传统观念”之间的鸿沟也仍然存在。

1927年的大混乱没有导致马克思主义威信的下降。错误的政治策略基本上反映了错误的“革命理论”这一列宁主义观点，促成了这样一种看法，即有了正确的理论，革命就能向前迈进。对许多人（但不是所有人）来说，作为革命总部的苏联继续存在，这便提供了有力的保证，历史终将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前进。

因此，在此后10年中，许多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主要关心的事情是按马克思主义来认识中国社会；这并不意外，列宁主义者把理论用作“运动的指南”，这促成了这样一种信念，一定时期的“党的路线”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对阶级力量结构的分析和历史发展阶段的确定为根据。“关于中国社会历史的争论”①就是这种关注的一种表现。但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用语来确定中国当前的“生产方式”，事实证明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完全合乎逻辑地导致对中国悠久社会历史的周期性的关注。在探讨所有这些问题当中，参加者不知不觉地只好从“理论是行动的指南”的讨论转向马克思主义学说当其应用于过去时的更具决定论性质的方面。参加争论的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发生兴趣，基本上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杰出的社会科学。例如，这场争论的一个主要人物陶希圣，和其他一些参加者一样，便是一个国民党的拥护者。他没有觉出什么困难便把他的三民主义思想体系置于马克思主义范畴的框架之内，或从他的分析引出非共产主义的结论。不过其他的参加者则代表斯大林派和托洛茨基派。

在这方面我们只能提到这场争论的某些要点。从整体上看，在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概念分析中国社会时，参加者似乎只是弄清了马克思自己的学说中关于这些问题还有某些尚未澄清的难解之处。依靠“超经济”权力的统治阶级所控制的任何农业社会是否都是封建社会？或者，不同的“财产关系”是否就反映不同的“生产关系”？地主阶级的任何类型是否都是封建的？商品关系普遍是否便能确定社会性质？抑或“生产方式”的作用才是决定性的？对这些问题和其他许多问题的种种背道而驰的答案都可以找到。

大多数参加者普遍不接受马克思主义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他们赞成有关历史分期的分阶段发展方案，这是马克思为西方而规定的。毕竟只是在这种方案的框架之内，马克思实际地描述了有力的历史辩证法。有一些参加者如陶希圣，想象用其他的方法来描述分阶段发展的看法，并划分时期。中国接受马克思稳定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看法，实际上就是否定中国社会历史有它自己的动力。

如果说这场争论有胜负，那也是靠认可而不是靠论证取胜的。延安时期的毛泽东没有给这场争论一点“理论上的”贡献。他自己对高深理论的兴趣把他导向在马克思主义圈子里不那么着名的另一场争论，一场有关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问题的哲学解释的争论。

马克思主义在30年代还成为文学战线的主要力量。在鲁迅、瞿秋白等人组成的左翼作家联盟中，关于马克思主义对作为“上层建筑”现象的文学所起作用的看法，出现了激烈的争论，而未能得出一致的意见。尽管马克思主义似乎极端强调文学的道德-政治作用，却无法在逻辑上使所有参加者都承认作家应服从常有变动的党的路线的权威。例如，很明显，鲁迅本人就不曾接受这种权威。

40年代这10年将证实日本战争机器的全面威胁。战争引起的巨大破坏和人人都有的感情负担，使人们几乎不能致力于新的思潮。的确，战争的压力甚至使那些最不关心政治的人如梁漱溟也从事政治活动，梁漱溟也成了民盟的一个创办人。然而，这种政治化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即从整体上看，知识分子阶层有一种“自由主义”倾向，尽管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就他们某些基本信念来说，决不是自由主义者。在本世纪上半叶整个期间，无论是祸是福，知识分子阶层已经获得了作为独立的知识分子（而不是政治人物）的一种自主意识。“学者”已要和“官”分庭抗礼。他们已习惯于自由交流思想。在响应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统治精英的要求时，他们常常要坚持民权的立场。1945年以后，在内战时期两极分化的社会中，大部分知识分子被吸引到了共产主义一边。不过随后的事件表明，这种“自由主义”的倾向仍将是一个问题。

40年代的另一个重要发展，当然是延安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很清楚，他论述的问题中有许多便是这一时期整个思想争论的一个部分；这一点也不贬低毛泽东的政治天才。毛泽东考虑的问题，在他之前也有人考虑过。

知识分子在本世纪上半叶提出的所有问题，1949年以后是否都解决了呢？至少就我们所处的这段时间来说，有些问题无疑已经解决。政治权力有力的中心已经建立（有些人会说过于有力了）。尽管常有政治运动，但法律和秩序已经重新建立起来。相对合理的商品分配在经济极为落后的情况下已得以实现。民族主义的强烈感情多少得到了满足。公共卫生有了进步，妇女地位改善了。可是，不管“主义”有何要求，上面论及的许多基本“问题”依然存在。中国与其文化传统的未来的关系将是怎样的？如果目标就是实现“现代化”，那么能否回避严复和丁文江想象的“专家治国”的道路？官僚主义和权力的问题是否已经得到解决？文学、艺术以及个人生活的目的如何？和我们所有其余的人一样，中国人必须探索走向未来之路。

① 关于共产主义农民运动早期阶段的研究，见小罗伊·霍夫海因兹：《中断的浪潮：中国共产主义农民运动，1922—1928年》。

① 见哈里特·C.米尔斯：《鲁迅：文学与革命——从马拉到马克思》，载默尔·戈德曼编：《五四时代的中国现代文学》。

① 关于这次争论的研究，见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编史学的渊源，1919—1937年》；又见许华茨：《中国历史分期中的一些成规》，《哲学论坛》，1.11（1968年冬季），第219—230页。

第9章 文学的趋势Ⅰ：对现代性的追求1895—1927年

第9章 文学的趋势Ⅰ：对现代性的追求1895—1927年

夏志清教授在一篇关于现代中国文学的简论中，描述了一种笼罩20世纪前半期整个文学创作的“道德义务”。夏教授指出：“中国文学的这一现代阶段的特征”，就是它“念念不忘地对为害中华民族，使其不能自强或不能改变其固有的不人道行为的精神疾病的关注”。这种“爱国热忱”激励这一时期所有的主要作家，并且按夏教授的看法，同时也导致了“某种爱国主义的地方主义”：“中国作家们把中国的情况看作是中国所特有的，和其他国家都不一样”。①正是这种摆脱不了的感情使得中国作家在力图解释他们所处环境的社会-政治混乱状况时，关心作品的内容甚于关心其形式，特别强调“现实主义”。因此，要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就避不开中国的现代历史，并且除了适当注意文学本身的特点以外，历史的方法既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摆脱不了的中国情”这一主题至少包括三个主要的方面，它们甚至可以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特点。第一，从道德的观点把中国看作是“一个受精神疾病所困扰的国家”。这种看法引起了传统与现代性的两极尖锐对立。这一疾病扎根于中国的传统，而现代性本质上就是破除对传统的迷信，并从精神上寻求新的解决途径。在这种意义上，中国现代文学的兴起表现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部分，这是大多数研究五四运动的学者已经指出过的。①第二，中国现代文学这种反传统的立场更多地来源于中国的社会-政治条件，而较少地出于精神上或艺术上的考虑（像西方现代派文学那样）。不妨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兴起是国家与社会之间不断扩大的鸿沟的结果：由于知识分子对国家未能采取主动行为越来越感到失望，他们于是抛开了国家而成为中国社会的激进的代言人。现代文学因此成了社会不满的工具。中国现代文学的主体扎根于当代社会，反映出作家们对政治环境的批判精神。这种批判态度是五四运动最持久不衰的遗产，其回响一直到今天都能感觉到。

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三个特点是，尽管它反映出对社会-政治痛苦的极其强烈的意识，它的批判眼光却极其主观。现实是通过作者本人的观点来理解的，这同时也表现出一种自我关注。被雅罗斯拉夫·普鲁舍克教授称为“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普遍倾向——着眼于作者“自己的命运与生活的倾向”，与整个社会相对立的他们的“自身和个性”②——使现代中国作家对自我和社会的理解具有深化了的矛盾心理。他们对中国的关注和对其弊病的厌恶情绪同时并存；他们要求并向往献身，同时又因失落感与孤独感而烦恼。正是这种在很大程度上无法解决的矛盾心情所引起的主观紧张心理，为既区别于传统文学又区别于共产主义文学的为期30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创作和运动，提供了基本的推动力。

① 夏志清：《摆脱不了的中国情：中国现代文学道义上的责任》，载其所着《现代中国小说史》，第2版，第533—536页。

① 参看，例如，周策纵：《五四运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革命》。也可参考许华茨编：《关于五四运动的意见：专题论集》，特别是引言部分。

② 雅罗斯拉夫·普鲁舍克：《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主观主义与个人主义》，《东方档案》，25.2（1957年），第266—270页。

晚清的文学

晚清的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可以上溯到晚清时期，特别是自1895至1911年的16年，在这段时间里，一些“现代”特征变得越来越明显。我们首先研究这一阶段。

文学报刊的发展

晚清文学的出现——特别是小说——是报刊的副产品，它是从一连串逐步深化的政治危机的社会反应中演化出来的。①中国在1894—1895年甲午战争中失败的耻辱终于惊醒了知识分子精英们，促使他们投入行动。但是他们对改革的要求到1898年那场没有成功的变法运动才达到顶峰。对自上而下的改革的幻想破灭以后，有志改革的文人学士抛开无能的国家，成了中国社会激进的代言人。他们的努力集中于动员“舆论”，以对中央政权施加压力。他们发现条约口岸的报纸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有效手段。

早在19世纪后半期就已经出现了非官方的报纸，它们主要是西方传教士们资助兴办的。但是它们的迅速增多却是立志改革的知识分子精英们倡导的结果。梁启超的《强学报》和《时务报》是作为康有为改革集团的机关报，分别于1895年和1896年创刊的。1898年变法失败后梁亡命日本，又创刊两份报纸《清议报》（1898年— ）和《新民丛报》（1901年— ），以继续他们的新闻事业，两者都很快就成为权威性的报纸。严复仿照梁启超的榜样协助创办《国闻报》（1897年— ）而狄楚青则创办了《时报》（1904年— ）。革命家们很快创办自己的报纸而加入新闻界的行列，引人注目的有章炳麟的《苏报》（1897年— ）、《国民日日报》（1903年— ）。到1906年，据统计仅在上海已出版66种报纸，而在这整个时期内发行的报纸总数达239种。①

为了宣传自己的事业，这些报纸通常发表尖锐的新闻，但也包括娱乐性的诗歌与文章，后来这类诗文都登在专门的“副刊”里。由于对这种副刊的需求日增，就扩充另出独立的杂志。文学报刊就这样诞生了。这些出版物的编辑们是一群新闻记者-文学家，他们懂得一点西方文学和外国语，有更坚实的中国传统文学基础；这些出版物的内容是各种伪称的译文、诗歌、散文以及连载的小说，它们声称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社会政治觉悟，但也是为了大众娱乐。到了这个时期的末尾，上海文学报刊的翘楚是四家主要杂志，即梁启超创办的《新小说》（1902年— ）、李宝嘉编辑的《绣像小说》（1903年— ）、吴沃尧和周桂笙编辑的《月月小说》（1906年— ），以及黄摩西编辑的《小说林》（1907年— ）。

在1917年“文学革命”之前至少20年，城市文学报刊——一种半现代化的“大众文学”形式——已经为新文学的文艺家们创造了市场和读者。这些杂志的编辑和作家们赶着写作以符合预定的时限，大量写作以赚钱。他们勤奋努力的结果创造了一种新的职业：他们的作品在商业上的成功证明搞文学可以成为一种独立的和很可能赚钱的职业。但直到他们的五四继承者才赋予这一新的职业以崇高的社会威信。

晚清文学报刊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特征是，“小说”在杂志的命名方面，以及作为一种文学体裁，都占压倒一切的地位。“小说”一词仍然像传统上那样，包罗典雅的散文和诗歌以外的各种文学形式。按晚清作家们的理解，“小说”包括形形色色的大众记叙文学——古典故事、长篇小说、弹词，甚至戏剧。但是在所有这些多种多样的形式中，连载的长篇小说无疑是晚清文学中最主要的文学形式。这特别要归因于梁启超和其他文学精英们的开拓性努力，把新思想的活力和政治意义灌注到了这一传统上“被贬低的”文学体裁中。

“新小说”理论

三篇重要的宣言表达了小说与社会之间的重要关系——小说的社会-政治功能。在天津《国闻报》的第一期中，严复和夏曾佑写了一篇题为《本馆附印说部缘起》的文章，两人在这篇文章中阐述了小说过去在群众中的影响，借以强调它在现在所具有的潜在教育作用。但是严复又用传统文人典型的高高在上的态度警告说，中国的传统小说也充满毒素。“浅学之人，沦胥若此，盖天下不胜其说部之毒，而其益难言矣”。因此中国人民必须用曾经在西方和日本创造过奇迹的新式小说来加以再教育。

梁启超在1898年所写的《译印政治小说序》一文中，基本上持相同的观点。他同意严复关于小说具有潜在教育作用的说法，但对传统作品甚至更加蔑视。梁启超指摘大多数中国小说都是模仿《水浒传》或者《红楼梦》，因其“诲淫诲盗”而遭到学者们的谴责。当务之急是进行一次“小说界革命”，把公众的兴趣引向“政治小说”。由于受到日本小说的启发（这篇序言是梁启超为译柴四郎的《佳人之奇遇》所写的导言），梁启超想当然地对外国小说的起源和声望作了强有力的描写：①

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于是彼中辍学之子，黉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侩、而农氓、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甚高焉。

晚清关于政治小说的经常被人引用的观点见于梁启超1902年发表在《新小说》上的着名论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他引用外国的例子，力主革新小说为革新一国人民之关键。创造一种新小说可以在国民生活的一切方面——道德、宗教、习惯、风俗、学识和艺术，甚至民众性格——发生决定性的影响。除了列举小说对社会的广泛影响以外，梁启超还在这篇论文中集中指出小说的四种基本感化力量，即对读者的“熏”“浸”“刺”和“提”的作用。他特别强调“提”的意义，即将读者提高到小说主人翁的水平，向他学习。但是这些值得中国人学习的英雄不能从中国历史中寻求，而必须从西方历史中去寻求：对中国人来说，真正具有民族美德的完人是华盛顿、拿破仑、马志尼、加里波的以及其他许多现代爱国者、革命家和政治家。梁启超曾经为这些人物写过传记。

严格地说，严复和梁启超都不能被看作文学家。在他们看来，文学——特别是小说——要为其他的目的服务：唤醒中国人民。梁启超着手写过几部小说，但是一部也没有写完。他们对文学的功能的看法不能算作文学评论，而只能被看作社会史文化史方面的文献。

尽管严复和梁启超两人都深受中国“伟大传统”的影响，但都反对这个传统近代的衰朽状况：八股文是清朝中晚期盛行的程式化的没有意义的散文写作方法，其中充满了高谈阔论的治国平天下之道，但仔细一看，只不过是浅薄的老生常谈。由于文化的“高雅”形式僵化，使“低级的”通俗体裁具有新的活力的努力已刻不容缓。不过在普及这个领域中，严复的贡献不及梁启超。严复仍用典雅的、博学的文言散文翻译斯宾塞、赫肯黎和J.S.穆勒的着作。他虽然提倡小说，却不愿对“民众的欣赏力”作任何让步。相反，梁启超却更能汲取民众的和外国的语汇。他的文章是写给广大读者看的。①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梁启超的着作在改革派精英——如康有为、谭嗣同和严复等人——和市民阶层之间起了桥梁作用。没有梁启超在大众传播方面的开拓成就，严复的翻译和一般的维新思想就不可能有那么广泛的影响。

梁启超极力提倡新小说，还代表他政治立场的巨大转变。百日维新失败以后，他几乎把注意力完全转向中国社会；他试图设计一种新的社会集体（群）的蓝图，由此而构成现代化的中华民族。梁启超关于“新民”的着名概念虽然和精英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本质上却是群众性的，目的在于改造整个中华民族。按照这一新的指导思想，无论梁启超是否出于他对明治维新经验的知识，他鼓吹小说的力量是很自然的，也是必然的。梁启超和后来的胡适不同，他对语言问题本身并不感兴趣，而是关心对读者的影响。他所说的小说的四个特点和作者无关，也和文学本身的特点无关，而仅仅是关于读者的。

虽然梁启超在使小说成为一种重要的媒介方面有功劳，但他和晚清小说的文学质量没有多大关系。在这方面，功劳归于在条约口岸的那些较少教养但更富于文学才能的报刊工作者-文学家。

新小说的实践

晚清文坛上的小说可以容易地分为两种主要类型：社会小说（或者用鲁迅的说法，“谴责小说”）和写情小说（即言情小说），后者的焦点是人类的感情。

根据胡适的意见，大多数晚清社会小说都是模仿一部先驱着作——18世纪的小说《儒林外史》。①由于梁启超和严复所提倡的那种“新小说”的社会政治方向的巨大影响，创作者们自然而然地会将《儒林外史》当作社会小说的光辉先例。不过19世纪末的中国社会比吴敬梓的着名小说中所描写的18世纪的社会，充满了更多的危机。因此除了在形式和内容上那些明显的相似之处以外，晚清小说散发出一种更紧迫尖刻的调子和更阴暗的灾难临头的情绪。这种紧迫感常常用沉重的漫画手法表达出来：吴敬梓温文尔雅的讽刺走向了极端。在吴沃尧的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②里，轻松的幽默和对可怕的荒唐事物的揭露纠缠在一起，以致效果变得令人感伤而不只是可笑。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更是病态的。人们可以觉察到李宝嘉几乎是故意要夸大生活的阴暗面（也许是作者身受肺结核的磨难的无意识的表现）。充斥于《官场现形记》中的谐谑与被扭曲的事物，似乎表明作者对他周围发生的一切极端厌恶。小说中都是反面人物——全都是贪婪、不道德的野心家，满脑子升官发财思想，热中于行贿受贿。甚至连改革计划和有志于改革的官吏也逃不脱作者的苛刻的讽刺，这一点从他的另一部小说《文明小史》中可以看出。普鲁舍克教授所说的这些作家“悲观”的人生观，本质上反映出一种个人的忿懑：在这样一个充满愚昧和绝望的国家，很难看到什么希望。①

为了生动地表达出这种近乎绝望的情绪，李和吴常采用引人注意的外号。《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作者自称“九死一生”，说自己“所遇见的只有三种东西：第一种是蛇虫鼠蚁；第二种是豺狼虎豹；第三种是魑魅魍魉”。着名小说《孽海花》的作者曾朴使用的笔名是“东亚病夫”。另外两位作家的笔名分别是“天下第一伤心人”和“汉国厌世者”。也许可算是晚清最优秀的小说《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铁云），给自己选了一个含有悲哀隐喻的“老残”笔名，在一场失败的棋局中作最后的挣扎。书名为《痛史》、《恨海》、《劫余灰》、《苦社会》等小说赋予晚清一种前所未有的阴暗和悲愤的感情。它们积累起来的不安情绪的深度是比较沉静的《儒林外史》所不能比拟的。

尽管晚清社会小说得益于《儒林外史》甚多，我们仍不应忽略它们的一些独有的特点：外国词语和思想常和本地的场面和人物结合在一起。《官场现形记》里提到卢梭的《民约论》和孟德斯鸠的《法意》。在《孽海花》里，甚至还有外国人——约翰·弗赖尔、托马斯·韦德、一位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和一位德国将军（瓦德西）——出场。而且，部分情节发生在欧洲。在许多晚清小说中还谈论“洋务”，描写外国风气涌入的情况。虽然大多数作者都热心汲取外国思想，他们却显然并无意学习西方的文学技巧，尽管西方着作的译本与日俱增。①他们模仿西方文学的范围只限于某些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柯南·道尔的歇洛克·福尔摩斯成了极受欢迎的人物，引出了一系列模仿他的中国侦探英雄。侦探小说的盛行既是社会小说通俗化的扩展，也是西方影响的结果。

政治幻想是晚清小说的又一特征。这可能是受到梁启超的未完成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的启发。这部小说的故事始于一个中华乌托邦共和国建立之后50年。另一部旅生写的畅销小说《痴人说梦记》以一场梦为结尾，梦中的上海不再有外国人、外国巡捕，建筑上没有外国招牌，没有外债，有的是中国人建筑的大量铁路和学校。陈天华的小说《狮子吼》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名叫“楚山”的海岛上。明代遗民将岛建成一个政治乐园，岛上有一个“民权村”，礼堂、医院、邮局、公园、图书馆、体育馆俱备，还有三家工厂、一家轮船公司和许多现代化的学校，全都办理得井井有条，为岛上的大约3000个家庭谋福利。②显然，这些小说源出于中国传统文学中的幻想传统。不过它们对未来的憧憬和现代化的内容，却进一步表现出社会对加速改革的盼望。这些新中国的乌托邦为作者同样也为读者提供了一种热情洋溢的政治梦想——他们对中国命运的关注之情在想像中的满足——同时还提供了一种对当时现实问题的浪漫主义的逃避处所。

虽然关于中国命运的各式各样的乌托邦都指出改革的迫切性，但维新本身却成了没有精神内容和政治意义的陈词滥调。正如李宝嘉、吴沃尧和曾朴等人的着作中所描写的，改革思潮已经堕落为供一群“洋务专家”鹦鹉学舌的老生常谈。这些洋务派是各地“自强”努力的产物，他们只不过是一批在上海、广州、天津这些条约口岸买办“洋场”中游手好闲的机灵的纨绔子弟。晚清小说展示出一幅点辍着这些徘徊于华洋之界的人物的图景，他们混迹于贪婪的商人、追求社会地位的新贵，和迁入城市寻欢作乐的乡下地主的子孙之间。阅读这些讽刺作品——阴暗图景中的较轻松的一面——读者会感觉出作者们的自嘲与矛盾的心理。作为现实社会的伤心评论家的报刊工作者-文学家们，能够认识到他们自己是靠这些他们所讽刺的人过活的；他们自己其实也可以被看作是“洋务”与“维新”的间接产儿。正是他们所厌恶的时髦维新思潮使他们的着作受欢迎。因此，尽管他们过着寄生生活，却很少有人赞成彻底革命，因为革命会将他们虽然反对却又习惯了的世界摧毁。

虽然晚清小说的大主题是社会讽刺，但对社会与政治的批判也和作者自觉的主观个人感情交织在一起。社会和感情两种因素常互相结合以达到一定的情绪高度来为作者目标的严肃性辩护。被认为以《恨海》一书开创了“言情小说”的吴沃尧，在《新小说》上发表的一篇题为《社会与言情小说之关系》的文章中宣称：

我素常立过一个议论，说人之有情，系与生俱来……要知俗人说的情，单知道儿女私情。我说那与生俱来的情，是说先天种在心里，将来长大，没有一处用不着这个情字……对于君国施展起来便是忠，对于父母施展起来便是孝，对于子女施展起来便是慈，对于朋友施展起来便是义。可见忠孝大节，无不是从情字生出来的。至于那儿女之情，只可叫痴。更有那不必用情，不应用情，他却浪用其情的，那只可叫做魔……许多写情小说，竟然不是写情，是在那里写魔……①

在这篇陈义崇高的声明中，吴沃尧希望给主观感情以广阔的社会与伦理基础。这和翻译家林纾想从伦理的观点来为感情辩护如出一辙。但是这篇宣言的儒家框架并没有定出晚清言情小说的真实内容。其实它们大多数都是描写男女“痴”情和“着了魔”似的伤感主义的。正如林纾逐渐认识到的那样，个人感情，如果真实地表达出来，不论它是否反映公认的伦理准则，都可能成为一个人的主导的人生观。②特别是通俗言情小说的作者们发现描写感情，尤其是以“痴”或“魔”的形式出现，会受到读者们热烈欢迎的时候，这种伦理的严肃性就更加被淡化了。所以这种言情小说一直被中国的文学史家们认为是晚清小说中低级的一类。③虽然它们的榜样显然是伟大的《红楼梦》，但大多数却更像19世纪的“才子佳人”小说如《六才子》和《花月痕》之类。实际上最受欢迎的是那些以色欲为中心兴趣的书，其中才子们迷恋的佳人又无例外地都是妓女，以至被称为“妓院指南”。胡适挑选其中的两本《海上繁华梦》和《九尾龟》来特别加以谴责，说它们缺乏理智的洞察力和文学价值。因此，“言情小说”中的下乘作品似乎只是亵渎感情——据文学史家阿英的看法，它们很快就为“鸳鸯蝴蝶派”打开了大门。④

① 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3—7页。

① 66这个数目是李宝嘉提出的。其中至少32种被阿英称为“小报”，它们政治性不强，供城市中产阶级消闲。参看阿英：《晚清文艺报刊述略》，第51页。239这个数字见于《清季重要报刊目录》一文，载张静庐编：《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77—92页。

① 此处和前面引文的译文见夏志清：《新小说的倡导者严复和梁启超》，载阿黛尔·A.里基特编：《从孔子到梁启超的中国文学观》，第230—232页。

① 梁启超仍用文言句法，但大量使用口语说法。他的许多追随者更进而大胆地试用方言口语——包括官话和各种地区方言（尤其是江苏浙江一带的方言）。最早完全用方言写作的报刊之一《演义白话报》于1897年创刊，其宗旨是使一般民众能阅读到用通俗易懂的形式写成的新闻——尤其是有关外国列强的新闻，并且将各种有用的书报杂志译为口语，以求便于阅读（阿英：《晚清文艺报刊述略》，第64页）。文学报刊的影响使文言和白话的分界线逐渐模糊，并增强了白话的地位。到本世纪初，白话不只在报刊和文学作品中使用，并且已在历史、地理、教育、工业、科学着作中使用。参阅米列娜·多列扎洛娃-费林捷洛娃：《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源》，载默尔·戈德曼编：《五四时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第13页。

①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载《胡适文存》，2，第233—234页。

② 此书有刘师舜的英文缩译本。

① 这里的某些讨论是根据普鲁舍克教授1967年在哈佛大学讲学的笔记。米列娜·多列扎洛娃-费林捷洛娃编的学术论文集《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小说》中对晚清小说作了综合性的分析。

① 但是胡适认为，吴沃尧的小说《九命奇冤》在倒叙技巧的运用和结构的统一方面，受了西方小说的影响。见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第239页。

② 阿英：《晚清小说史》，第97页。

① 阿英：《晚清小说史》，第173—174页。

② 参阅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3章。林纾的翻译作品将在本章第2部分讨论。

③ 参阅阿英：《晚清小说史》，第13章。

④ 同上书，第169、176页。

鸳鸯蝴蝶派小说与五四前的过渡时期，1911—1917年

鸳鸯蝴蝶派小说与五四前的过渡时期，1911—1917年

“鸳鸯蝴蝶派”这一说法可以上溯到这类小说中的一本畅销书，徐枕亚的《玉梨魂》。这本情意缠绵的小说于1912年出版，书中的诗将情侣比作成对的蝴蝶和鸳鸯。①这一蔑称在1910至约1930年这一时期，被用来称呼大约2215部小说、113种杂志和49种报纸。这个称谓和这一派中最着名的杂志的刊名《礼拜六》可以互换，它公开宣称自己的目的是为了“消闲”。

鸳鸯蝴蝶派小说受到狂热的欢迎，实在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令人啼笑皆非的事。随着清王朝末日的到来，晚清小说的改革冲击力和严肃内容好像也消失了。正如言情小说堕落成“狭邪小说”和“蝴蝶小说”那样，社会小说的主流也从自觉地批判和揭露社会-政治病态的基本方向转为专以耸人听闻为目的：少数值得尊重的“社会批判”杰作，被大量描写社会丑恶和犯罪的所谓“黑幕”小说所取代。在民国最初的十年里，这两种群众文学——庸俗的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都达到了鼎盛时期。它们所拥有的读者和销售量都超过了此前此后时期的作品。②根据林培瑞对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初步研究所得出的惊人结论，30年代以前真正的“通俗文学”——就其能迎合中下层阶级的口味和反映他们的价值观念而言——既不是梁启超所提倡的“新小说”，也不是五四时期的新文学，而是这些“消闲”作品。

根据林培瑞的分析，这一类通俗市民小说的兴起，反映了城市居民在“逐步现代化的环境”中经历迅速变革时的烦恼心理。当新城市生活——尤其在上海——变得沉重的时候，“读者要赶上世界的愿望就让位于想忘掉自己赶不上世界这一愿望了”。①除了想满足逃避变革中的城市世界这个现实的需要之外，林培瑞还暗示，蝴蝶派小说各次浪潮的热门主题可以与特定的社会-政治的发展联系起来。当酝酿中的晚清维新运动对妇女解放和妇女教育给予极大注意的时候，本世纪头十年前半期第一批爱情小说的共同主题就是婚姻自由。此后20世纪头十年后期与20年代早期侦探小说、黑幕小说和武侠小说的各次浪潮，则与袁世凯和北洋军阀政府所造成的政治混乱同时。在这各次浪潮中，逃避现实的主调是复古主义和幻灭情绪。作者们对中国的维新、现代化和进步失去了信心，而这正是他们的前辈——晚清的报刊工作者——所拥护的。相反，他们“对中国流行的价值观念”表现出一种“保守的态度”。②他们认为西化的潮流搞得太过分了，因而对中国自身的问题不是以激进的反对态度主张建立另外一种社会制度，而是采取传统的“拾遗补缺”的态度——只反对儒家价值体系中某些弊端和过分之处。

林培瑞的发现用对比的方式阐明了紧接在鸳鸯蝴蝶派之前的通俗文学和其后的“文学革命”的性质。晚清文学显然经历了一个自相矛盾的大众化发展过程。它开始时是知识分子精英们的一种自觉的努力，要唤起中国社会下层阶级群众认识中国处境的危殆和维新的迫切性。因此，“新小说”更多地是因意识形态的必要而不仅是纯粹文学方面的关注而出现的。但是由于写小说后来成了一种有利可图的行当，这种意识形态的目的就被“争取读者”这一商业上的需要冲淡了。大众化向晚清作者提出了教育与娱乐读者的双重任务。当它从精英们的创作发展为流行作品的时候，“新小说”就逐渐失去了它曾经充满的那种启蒙特质，而在一些情况下，正是这一特质使它具有长久的文学价值。从商业的观点看，晚清通俗小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从理智和艺术的角度看，它的发展却是以失败告终，尽管在开始的时候曾经有成功的希望。1900至1910年期间出版的小说中，那种改良的、进步的观点，在其后的十年中竟被保守主义和遁世主义所取代。当读者从1904至1907年间写成的《老残游记》中，读到孤独的主人公在面对封冻的黄河那壮丽的冬景而沉思国家和他自己生活的悲惨命运、突然发觉自己脸上的泪水也已经冻结了的时候，很可能被这种难忘的激越的纯洁感情与美丽的诗意所感动。而到了1913年，普通的读者却只会为徐枕亚的畅销小说《玉梨魂》中为爱情而烦恼的“鸳鸯”情侣，一洒同情之泪了。

鸳鸯蝴蝶派小说大受欢迎一事证明了新的更加激进的一代人所早已感到的迫切需要：重新创造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通俗文学以作为全面的精神革命的一部分。从五四作家们的“新”观点来看，晚清的“新小说”，连同它的庸俗化的鸳鸯蝴蝶派，已经“陈旧”了，应被归入腐朽的“传统”世界，尽管他们的晚清前辈在建立方言文体、造就广大读者群和一种富有生命力的职业方面曾作出过相当大的贡献。

① 林培瑞：《10和20年代传统类型的通俗市民小说》，载戈德曼编：《中国现代文学》，第327—328页。并参看他的博士论文：《上海现代通俗小说的兴起》（哈佛大学，1976年）。

② 根据林培瑞的统计，这类小说中最受欢迎者“在上海肯定有40万至100万人读过”。参看林培瑞：《传统类型的通俗市民小说》，第338页。鸳鸯蝴蝶派小说销售记录直至30年代末期都未曾被超过，以后便逐渐衰落了。1949年以后的共产主义小说的销售量当然要大得多。

① 同上书，第330页。

② 同上书，第339页。

五四时期，1917—1927年

五四时期，1917—1927年

在大多数中国文学史家看来，民国最初的几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低落”时期。一个产生了晚清文学中四位伟大小说家——吴沃尧、李宝嘉、曾朴和刘鹗——和一些其他作者的朝气蓬勃的创造性的十年，忽然终结了。这四位有才能的作家中，李宝嘉未及完成他计划中的120回巨着的一半就于1906年去世。多产的吴沃尧（共写过15部小说）也于1910年死去。刘鹗，也许是四人中最有文采的一个，只写过一部小说，而此书在30年代重版之前并不十分流行。曾朴，在政治信仰方面最革命的一位，因过份忙于其他活动而未能完成他的小说，并且和《老残游记》一样，直到20年代才得到充分的评价。①

辛亥革命出乎意料的胜利，并没有立即引起一场文学的复兴运动。相反，政局的混乱使逃避现实的鸳鸯蝴蝶小说式的书籍大受欢迎。唯一与之竞争的派别“南社”，是涉足文学的革命政治家和报刊工作者的一个松散组织。该社于1903年由三位属于同盟会的报刊工作者柳亚子、高天梅和陈巢南创建，定期出版社员的诗文集，它们多半是社交聚会的产品，据说在民国初年很受革命者和年青人欢迎。但是在半个世纪以后重读其中某些诗篇的时候，会感到它们的情调和形象一般都属于旧传统。胡适甚至斥之为放纵不羁。②回顾起来，南社的作用似乎不在于响应革命，而在于为革命者们提供一个表现文学才能的场所。

和条约口岸的报刊工作者-文学家一样，南社的大多数社员都有很深的旧学修养。但是他们的文体和词汇比他们晚清前辈们更加高雅古奥。如果说条约口岸的文学报刊可以被看作是晚清维新主义在文学方面的一翼，那么它在主题和文体方面肯定比南社的诗更加激进，后者的华丽词藻掩盖了他们所宣称的爱国心和忧国忧民的感情。①南社曾经号称拥有1000余名会员，但在最后一次“革命”行动讨袁失败之后，逐渐衰落了。大多数知名的社员卷入了军阀政治的漩涡；柳亚子等另外一些人在短期从政之后，又重新从事报刊工作。

当五四运动创造出一种崭新的社会-文化风气的时候，南社这一插曲差不多已经被人们忘记了。虽然意识形态方面的鸿沟是显而易见的，但在五四领袖们和这两个过渡群体的成员之间仍然可以在社会事业上找到某种联系。当陈独秀说服一位上海出版家资助他的新刊物《青年》（不久就改名《新青年》）的时候，一些南社社员和条约口岸的有势力的报刊工作者-文学家仍然掌握着各主要报纸。上海三家主要报纸——《申报》、《新闻报》和《时报》——的文学副刊的编辑是鸳鸯蝴蝶派的能工巧匠如周瘦鹃、张恨水、严独鹤、徐枕亚和包天笑。包也是南社的一名积极的社员。五四的知识分子们很幸运地能够在由南社控制的报纸上，宣传他们的事业，并能赢得其他革命的报刊工作者和梁启超的追随者的支持。后来他们又逐渐从鸳鸯蝴蝶派作家们的手中，夺取了各报文艺副刊的编辑地位。其中最有名的例子是《小说月报》的内容和版面的改变。这份由严肃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杂志，本来是鸳鸯蝴蝶派的基地，茅盾在1921年担任编辑后将它改造成了“新文学”的主要喉舌。

文学革命

当《新青年》越来越引起报刊界和学术界的注意的时候，文化革命的气氛早在1917年2月文学革命正式开始之前，就已经酝酿成熟。在1915至1917年这段时间里，陈独秀的杂志发表了越来越多的吴虞、易白沙、高一涵和陈自己的文章，攻击儒家和赞扬西方思想。胡适首先提出的文学革命的主张，受到陈独秀的热烈欢迎，认为是整个反传统崇拜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胡适本人曾津津有味地谈论这一着名史实，并在无意中把自己对这一重要事件的“看法”永久化了。①下面的分析可能与胡适的说明不尽相同，但不可避免地要加以引用。

当胡适在康乃尔大学写的一首诗中首次使用“文学革命”一语时，他的主要意图只限于和朋友们对中国的语言进行学术性讨论。他急于争辩并证明白话可以作为有生命力的文学工具。早在胡适之前，白话的重要性已经被认识到了；大批晚清的思想家和报刊工作者-文学家，早已将它作为一种群众启蒙手段加以宣传和使用过。胡适知道这些先例，但他的确也提出了一种“革命”性的主张——他的先驱者们或者是不曾觉察到，或者是未能有信心地加以提倡。晚清提倡白话的人，虽然认识到它可以作为普及政治教育的媒介，却没有承认它是文学表现的主要形式。胡适比严复和梁启超走得更远，他明确指出在过去的千余年中，中国文学的主流并不是古典文体的诗文，而是白话文学。在胡适看来，文言已经是“半死”的语言，它对传统中国文学内容的僵化和形式上的过分雕琢，尤其是诗歌，起了助长的作用。而白话则是文学演变的自然结果；它作为一种活语言的生命力，已经在宋朝理学家们的语录和元明两代的戏剧和小说中得到证明。胡适认为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的统一趋势在元代达到了一个高峰。这一趋势，如果不曾被“八股文”的强制推行和明以来的古文运动所遏止，中国文学就可能发展成为一种口语的白话文学——胡适把这一现象与但丁以后的意大利文学、乔叟以后的英国文学、路德以后的德国文学相比拟。（因而以后他在芝加哥大学讲学时说，这次文学革命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因此，他相信一种活的语言是现代思想运动的先决条件，而中国文学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换句话说即是恢复宋朝以来文学演变的自然过程。

胡适知道白话文学本身并不能成为一种新文学；“新文学必须有新思想和新精神”。但是他坚持语言工具的优先地位：

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若要造一种活的文学，必须有活的工具……我们必须先把这个工具抬高起来，使他成为公认的中国文学工具，使他完全替代那半死的或全死的老工具。有了新工具，我们方才谈得新思想和新精神等等其他方面。①

后来他自己承认纯粹是“文体革命”的这一想法，在他1916年10月给陈独秀的信中表现得很清楚，在这封信中胡适列举了新文学的八条原则：

一曰不用典。

二曰不用陈套语。

三曰不讲对仗。

四曰不避俗字俗语。

五曰须讲求文法之结构。

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

六曰不作无病呻吟。

七曰不摹仿古人，语语须有个我在。

八曰须言之有物。

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

胡适在这一最初的说明中，对文学形式方面所提的建议显然比对内容方面更为详细和具体。陈独秀虽然热烈地支持胡适，却担心他的八不主义可能被理解为传统的“文以载道”。因此胡适在《新青年》1917年1月号上发表的下一篇文章《文学改良刍议》中，改变了他的八不主义的顺序（新的顺序是八、七、五、六、二、一、三、四），并试图对新文学的实质加以更多的注意。为了区分新“质”和儒家的“道”，胡适强调了两个方面——“感情”和“思想”——但这仍然含糊笼统。他更加详细地阐述了另外三条原则：二、不模仿古人（他主张用进化的眼光看待文学并高度赞扬晚清小说）；六、不用典（他力图区分仍然具有现代意义的广义的典故和他所摒弃的过时的狭义的典故）；和八、不避俗字俗语。这最后一条显然是他最关心的中心问题，也是他以前和朋友们辩论的症结所在。

但是胡适文章中那种谨慎的语调和学者态度对《新青年》编辑们的激进情绪来说，实在是太温和了。钱玄同不同意胡适对用典所采取的宽容态度，全面反对用任何典故。在陈独秀看来，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是不言而喻的；他没有功夫去进行学术性的讨论。在1917年2月1日出版的下一期《新青年》中，陈独秀干脆抛开胡适那些温和的改革主张不谈，宣布文学革命已经开始：

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胡① 适）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①

诚如周策纵教授所指出的，陈独秀攻击的目标是由三个文学派别占主导地位的流行风尚——桐城派和《文选》派的古文以及江西诗派的诗歌。②尽管陈独秀的三条原则中的建设性部分也包括了胡适主张的白话文体，但更主要的却是针对文学的内容。陈独秀在以前的文章中曾经主张引进现实主义，因为他认为现代欧洲文学已经从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进化到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而现实主义较自然主义更适合中国。③他的另外两条原则似乎是把胡适对白话文体的关怀改变成了创造新文学的政治性要求，新文学在内容方面应当更“大众化”和“社会化”。

但是，虽然陈独秀讨厌传统文学的精英主义，他的大众化倾向却仍旧是模糊的。他所理解的那种新文学顶多也只能称之为“社会现实主义”，不一定是社会主义的或无产阶级的文学。凡是现实主义地、真实地描写社会各种人物生活不同方面的新文学作品，只要不是属于“少数贵族”的，他大约都会欢迎。在这一早期阶段，他还不是只专注于更具阶级意识的工农方向。陈独秀虽然拟议出一种范围更广阔的新文学，但他并没有提出创造这样一种文学的具体办法。胡适在1918年春季发表的一篇比以前更有闯劲的题为《论建设性的文学革命》的长文中，讨论了这一任务。

胡的文章里有一个响亮的口号：“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他说，文学革命的建设性目标是创造一种新的白话民族文学。但是既然还没有标准的“国语”，又怎么创造这样的文学呢？胡适的回答带有实验的特点：新的作家应该用一切可用的口语写作。他们可以用传统通俗小说的语言，而以今日口头的说法作补充，如果有必要，甚至还可以用一些文言词语作补充。在所有类型的作品中——诗歌、书信、笔记、译文、报刊文章，甚至墓志铭——他们都应当只用白话。经过不断练习，用白话写作会逐渐变得容易。关于文学创作的“方法”，胡适认为新文学的题材应当拓宽，要包括一切阶层的民众，并且认为实地观察和个人经验，再以生动的想象加以补充，应是写作的先决条件。

虽然胡适不厌其烦地阐述了语言工具和文学技巧，但他对他建设性建议最关键的部分——新文学的思想内容——却不置一词。和陈独秀不同，胡适不大愿意就他所认为的中国现代读者最理想的新文学类型，作详细的说明（不管怎样笼统的说明）。这可能是由于胡适比陈独秀更少成见，不那么固执已见。①但是更可能的是，他根本没有兴趣，因为对他来说，文学革命实质上是一场语言方面的革命。但是，已经开始的思想革命就是要完全改变中国文化的内容，而文学是其中的一个主要部分。陈独秀理解两种革命——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之间的这种关键性联系，并使这种联系得以实现。相反，胡适则从来没有像《新青年》其他领袖那样，投入反传统主义的事业。他在学术上全神贯注于语言，使他因而奇怪地没有觉察到它的思想实质。

就胡适个人所关心的目标而言，文学革命是完全成功了。白话逐渐用于迅速增多的所有新文学报刊。1921年，教育部通令小学教科书一律用白话。反对派起来得太晚也太软弱无力，“文学革命大军”轻而易举地便将它击溃了。林纾给蔡元培的那封着名的长信，是在1917年发动文学革命之后几乎两年才写的。胡适的老友和对手梅光迪、吴宓和胡先驌创办的《学衡》杂志，到1921年才出版，那时白话文早已成了“国语”。当北京政府的教育总长章士钊于1925年在他的《甲寅周刊》上放最后一炮时，胡适和吴稚晖在他们的回答中甚至没有认真对待他；新文学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他们完全可以用戏谑的口吻哀悼老章和旧文学的“死亡”。

除了进行人身攻击以外，反对派的论点集中在几个有关的问题上。《学衡》派反对胡适的进化论观点，坚持说，在进化的最后阶段出现的几种文学——如现实主义、象征主义和未来主义——不一定比以前的文学好，也不能取代早期的文学。①因此每一种文化的古典遗产都应予珍惜，因为它为改变与改革提供基础。作为中国古典遗产的主要媒介，文言不能完全被白话取代。林纾更进一步争辩说，如果对文言文没有全面的知识，作家们就不可能创造出一种白话文学。

这些论点显然都倾向古典主义，至于《学衡》派，他们的老师白璧德的思想印记也很明显，他要求他的中国追随者“保存包含在中国的伟大传统中的真理的灵魂”。②但是在这热情奔放的破除迷信的新时代，这种理性地保卫传统的主张无论想得多么周到，也注定要失败，因为它与要求革命变革的激进冲力背道而驰。文学进化论的概念不但是胡适的特点，也为这激进的一代中许多人所拥护，它是他们对未来看法和西化倾向的直接表现，他们认为必须用西方观念来取代旧传统，才能将中国转变成现代国家。甚至连反对派也不反对变革；他们只不过反对某些过火行为。他们在文化上的保守主义的最弱的一环，就是他们看不起和不信任白话文。他们担心口语变化太快，因而不适宜作为“经典”着作或文学杰作的语言，因为它们是永恒的，至少应能为后世所理解。白话文的倡导者和反对者似乎都不曾认识到，最后在五四文学中形成的“国语”是一种口语、欧化句法和古代典故的混合物。保守的评论家们忧虑得不是地方，因为文学中使用白话并不一定会降低质量；而且这种忧虑也太早了，因为五四时期的白话文学到30年代又遭到像瞿秋白这样的左翼评论家的抨击，认为它是披着现代外衣的贵族精英主义。

新作家的出现

文学革命的破坏任务虽然遭到一些软弱的敌人的零星抵抗，还是很容易地就完成了，它的建设阶段却是更困难的。

中国的“新青年”们对文学革命立即作出的热烈响应，也许超出了这一运动领袖们的梦想。几年之内，新文学杂志有如雨后春笋，在各大城市成立的文学团体在100个以上。①所有这些自发的发展都证明了五四运动，特别是学生们1919年的游行示威所引起的热烈情绪。

新形成的文坛的领导权起初掌握在北京地区的教授们手中：陈独秀、胡适、钱玄同、李大钊、沈尹默、鲁迅（周树人的笔名），和周作人。他们的一部分学生——傅斯年、罗家伦、朱自清，还有叶绍钧——创建了新潮社，并出版了同名的刊物。一位有学问又有进取精神的编者孙伏园，接管了北京《晨报》副刊后又接管了天津的《京报》副刊，把它们变成新文学的出色橱窗，登载新秀们的着作。这些学者、学生、编辑和撰稿人，以北京为中心结成一个松散的集体。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表现出一种文质彬彬的学者风度，与上海文坛那些傲慢的人的狂放任性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一“京派”中的老成员们——周氏兄弟、孙伏园，钱玄同和出版家李小峰——后来创办了《语丝》周刊（1924—1930年），发表着名的有教养的语丝体评论，避免过激的立场。《新青年》的领导于1921年分裂后，胡适很快分离出去，并和一群主要是受过英美教育的学者——着名的有陈源和徐志摩——携起手来。陈源创办了《现代评论》，而徐志摩则是新月社的主将，该社后来出版《新月》杂志（1928—1933年），在抗拒左派和鲁迅的攻击、扞卫基本上是自由主义的文学和政治观点的文学论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不过，20年代早期，在《新青年》已变成政治刊物从而失去了在新文学中的领导地位以后而《语丝》和《新月》还未能造成多大影响之前，主宰文坛的是两个组织：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

文学研究会于1921年1月在北京正式成立，开始时有21个会员，大部分来自“北京集团”，如周作人、郑振铎、孙伏园、叶绍钧、许地山、王统照和郭绍虞。他们在茅盾的努力下组织起来，茅盾是少数和北京集团没有关系的创建者之一，刚被任命为有影响的《小说月报》的主编，因而为他提供了大好机会将这个原本属于鸳鸯蝴蝶派的刊物转变过来为新文学服务。在经过改造的《小说月报》的第一期里（第12卷第1期），文学研究会发表自己的宣言，规定了三条原则：（1）联络从事新文学的人的感情，以求互相理解，结成一个作家的团体；（2）“增进知识”，特别是外国文学的知识；（3）为作家协会“建立基础”，借以提倡文学工作不是消遣或娱乐的方式，而是一种“终身的事业”。①

1921年1月发表的这个宣言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因为它是献身于独立的、可尊敬的文学事业的专业作家团体的第一份宣言。它证明20多年来他们的晚清先辈们为文学职业化所作的努力是合理的。通过发展会员、在其他城市建立分会、出版新刊物——《小说月报》之外，着名的有《文学旬刊》、《文学周报》和《诗》——文学研究会得以巩固和扩大阵地，使越来越多的新人能够发展他们的潜力，树立起职业作家的声誉。除了叶绍钧、茅盾、王统照、许地山之外，文学研究会还培养出众多的人才，如谢冰心、许钦文、黄庐隐和丁玲。文学研究会还主持了大量欧洲文学的翻译工作。《小说月报》出专刊介绍托尔斯泰、泰戈尔、拜伦、安徒生、罗曼·罗兰，以及“被压迫民族”文学、“反战文学”、法国文学和俄国文学。文学研究会在1925年达到它活动的顶峰，其后逐渐衰落，到1930年就销声匿迹了。

另一个主要的文学团体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差不多同时成立。它最初是由少数亲近的朋友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和张资平等人发展起来的，他们全都曾经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生。经过一连串非正式的磋商，他们决定出版一份新文学刊物。当他们回到中国以后，上海一家不大的出版社“泰东”首先利用了他们的才能。1921年7月，创造社正式在上海成立时有8个成员。在郭沫若的倡议下，他们决定出版《创造季刊》（1922—1924年）。其后是另外两种期刊；《创造周报》（1923年5月—1924年5月）和《创造日》（共出一百期，1923年7月21日—10月31日，是《中华日报》的副刊）。1924年一群年青作家入社，出版一种新的半月刊《洪水》。当1926年大部分老社员去广州以后，周全平负责出版部的工作，把他的更为激进的朋友们拉了进来。新老社员之间开始出现日益扩大的分歧。老社员们在1926年又创办了一份新的期刊《创造月刊》，出版到1929年1月。但是年青的伙伴们在上海已经掌握了大权，把郁达夫挤了出去，并说服成仿吾和郭沫若把创造社的出版物当作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因此创造社被认为经历了两个阶段：早期，1921至1925年的“浪漫主义阶段”和1924年郭沫若转向马克思主义以后逐渐向左转的阶段——他们自己着名的说法是，“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

大多数文学史家一直将这两个文学组织之间的分歧用两个口号加以区分：“为人生的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①前者被看作是文学研究会的立场，它的成员们提倡“现实主义”，而后一种立场属于创造社，它的社员们实践“浪漫主义”。但如果仔细考查，这种理论上的敌对只不过是表面现象。实际上这两个集团代表五四时期大多数新作家共同主要气质的两个互相关联的方面。这是一种自我与社会互相交织的人本主义的气质，但经常以强烈的感情主义的方式表现出来。在文学研究会的会员方面，这种人本主义的气质较多地从社会的和人道主义的方面表现出来，而创造社的领袖们的早期着作则有集中于自我的倾向。但这两种倾向并不互相排斥。因此周作人在他的两篇重要文章——《人的文学》和《文学的要求》——中，主张通过作者“自己”的感情和思想紧密地“联系人生”。换句话说，自我表现无例外地都和全人类联系在一起，因为周作人把个人看作是“有理性的”生物，是“人类的一员。②在使新文学更加集中注意力于社会的同时，茅盾也提醒读者，真正的自我意识与“社会同情”并非互不相容。③创造社的作家们更经常地使用“浪漫主义”语汇，歌颂“美”、“全”和创造。但是他们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和其在欧洲文学中的含义很不同。在欧洲文学中，这个口号是将更深刻的艺术境界的真实与外部生活和现实的市侩主义相对立。可是在成仿吾看来，艺术“美”的作用是“培养”和“净化”生活：“文学是我们精神生活的食粮。我们能感受到多少生命的快乐，多少生命的颤动啊！”①郭沫若则进一步将这种“生命的颤动”变成了对社会不满的叛逆行为。

处于前马克思主义阶段的创造社的成员们，较之更冷静的文学研究会的作者们更加对“生活”充满了喜悦。因此这两派的区别更多地属于着重点和偏爱的不同，而不在于基本的美学理论。两派的作家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强有力地支持胡适的文学改良的一个原则：“语语须有个我在”。不过在关于自我和社会的人道主义中，大多数中国现代作家在20年代初期更关心的却是前者。

浪漫主义与个性解放

郁达夫曾经写道：五四运动最大的成就首先在于个性的发现。②在文学革命之后的最初几年里，文学市场上充满了日记、书信和主要是自传体的作品——全都是满纸的顾影自怜和自我陶醉，而且激荡着青春的放纵。文学革命使20多岁的男女出了名。他们那洋溢的激情部分地是青春的自我表现。在许多方面他们确实体现了陈独秀在《新青年》的发刊词中所号召的那些品质：他们是进步的、有闯劲的、科学的和个人主义的。用陈独秀形象的说法，他们的生活和作品为陈腐的中国文化的尸体带来了新鲜活泼的细胞。

五四时期一般知识分子尤其是作家们的特征，是一种高度的活力，它给五四文人以更加积极的品德，并将他们与他们那些脆弱的、精疲力尽的传统主义的对手们区别开来。这种青春活力的很大一部分自然是用来摧毁传统。正如郭沫若的长诗《凤凰涅盘》的主题所极其生动地表现的那样：个人的烈火和集体的热情将焚毁一切旧时代的残余，从它们的灰烬中新中国的凤凰将获得再生。在这方面，正如夏志清所说：“中国的青年们用以迎接五四运动的那种乐观主义和热烈情绪，与法国大革命以后激励着一代浪漫派诗人的那种感情本质上是相同的”。①

但是对再生的中国的憧憬的实现，比五四时期那些反偶像崇拜者所预想的要遥远得多。在抛弃了所有传统方式和价值，并摧毁了一切信仰和确定的方向之后，五四作家们发现自己处于新体系——毛泽东思想——演化出来之前的过渡时期的文化真空之中。军阀割据所导致的政治混乱加强了他们的异化感，因而使情况更加恶化。五四作家们被割断了和政治权力的联系，并且和任何社会阶级都缺乏有机的接触，他们被迫回归到他们自身，并将他们自我的价值观念强加于社会——这一切都是在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名义下进行的。

在差不多整整十年之内，这种青春激情的爆发可以用一个难以捉摸的字眼概括：爱。对于迎着浪漫主义疾风骤雨而前进②的五四青年，爱已经成了他们生活的中心。作家们是这一倾向的带头人。写几篇爱情的自白书和追求一种基于爱情的“摩登”生活方式，被认为是不可或缺的时髦。因而五四作家们的普遍形象常是因爱情而纠缠在一起的一对儿甚至是三角。由于郁达夫和王映霞、徐志摩和陆小曼、丁玲和胡也频这样一些受爱情折磨人物在爱情上的行为和方式，个性的重要意义受到广泛的认可。爱成了新道德的无所不包的象征，很容易地取代了循规蹈矩的传统礼法，礼法现在只不过是遵奉者的束缚。在解放的大潮中，爱情和自由被看作是一回事，认为通过爱和宣泄自己的感情与精力，个人就会成为一个充实而自由的男人或女人。敢于爱还被看作一种叛逆和诚恳的行为，是抛弃虚伪社会一切人为限制以发现真实自我并将其揭示给自己所爱的人的行为。就这种意义上讲，20年代的浪漫主义情绪完全是世俗的，并且，根据夏志清的意见，“在哲学上是浅薄的，心理上是不成熟的”：它未能“探索心灵的深处，信仰一种更高的超脱世俗的或内在的真实”。①

但是作为一种积极行动的气质，浪漫主义的爱情对社会运动却有特殊的影响。对于妇女的解放运动尤其如此。妇女解放运动在本世纪初即已开始，到20年代达到高潮。新文学家们再一次扮演了关键的角色。这一运动的“教父”是胡适（他本人在私生活上也许是最不解放的男人之一）。胡适在1918年由于翻译《玩偶之家》，将易卜生主义介绍到中国，他无意中将剧中女主人公娜拉推举到前所未有的家喻户晓的程度，成为五四时期妇女解放的象征，难以数计的女青年挣脱家庭的锁链和幼年时代的环境，都以娜拉这个榜样为自己的行动辩护。娜拉最后砰然关上家门以示与制造自私、奴性、虚伪和卑怯（胡适所指出的四种弊害）的社会决裂的行为，被她们看作她作为解放了的妇女具有的重要意义的表现。她们赞许娜拉反驳她丈夫对她指谪时所作的表白：“我只对我自己负有神圣的责任”。②按当时流行的理解，一位中国的娜拉对自己的基本责任就是她应该有爱的权利。在爱情的名义下，传统的婚姻被破坏，建立起新的关系。“恋爱自由”成了十分流行的口号，几乎和妇女解放的意义相同。

但是这一关于个性解放的浪漫主义信条，却令人苦恼地和许多使这一无所不包的价值观念的局限性显得更加突出的问题，纠缠在一起，这一点，对现代中国的女作家来说尤其如此。在五四时期为数众多的娜拉们看来，易卜生主义的关键是“出走”这一作为开端的行动。当娜拉将“玩偶之家”的门砰地一声关上的时候，她的解放就被认为是完成了。她们中很少有人认真地想一想鲁迅在1923年提出的问题：“娜拉出走后怎样？”正如梅仪慈在她关于20年代和30年代女作家的论文中所作深刻分析指出的那样，现代中国的女作家们“在和文艺与社会的权威以及支配她们生活的旧秩序与价值观念断然决裂之后……突然变得无所依傍，只能从她们自己的感情和不确定的关系中获得支持，而这种关系本身又取决于不可靠的感情。当自我肯定的权利终于得到了的时候，却证明它是靠不住的东西，而依靠爱情和感受来维持生活的女人，就更加容易受到其他苦难的伤害”。①

这一时期一些着名女作家——黄庐隐、冯沅君和丁玲——的作品，为这种勇敢与脆弱、叛逆与幻灭的混合感情提供了感人的佐证。冯沅君在她的着名小说《隔绝》中，描写一对没有经验的浪漫情侣在和家庭决裂出走以后所遭遇的艰难与困苦。在文学研究会的黄庐隐的作品中，总是出现欺诈与受害的主题：她那些解放了的女主人公满脑子都是从在家里读过的传统言情小说里学来的爱情幻想，对仍然是由男人主宰的社会简直毫无准备。她们起初的叛逆很快就导致了她们的“堕落”。当这些初出茅庐的娜拉式的少女被追赶时髦的纨绔子弟领进放荡淫乱的

Chapter_13

世界时，他们就油嘴滑舌地炫耀自吹出来的文学天才，娴熟地玩弄“自由恋爱”的把戏，占那些毫无经验的幼稚的理想主义的姑娘们的便宜。

丁玲也许是现代中国最主要的女作家，她早期的小说提供了这种混乱情绪的最大胆的例子。她最有名的小说《莎菲女士日记》，描写的是一位和两个男人搅在一起的“新女性”：她不满足于那个柔弱伤感的青年，而被一位来自新加坡的富有花花公子所吸引。和庐隐的那些“游戏人生”的女主人公不同，莎菲女士设法征服了两个男人，不过她的征服欲望在表面上看来虽然好像是表明了她坚强的个性，却掩盖着内心复杂的追求与负罪的苦恼。莎菲女士的故事，可以被看作一个被肉体情欲与精神恋爱二者之间的冲突和差异弄得晕头转向的现代女子的经历；她精神狂乱，无法将两者结合起来。①

对于黄庐隐和丁玲，爱情的持久性主要在精神方面。为了反抗将性爱看作男人玩物的传统习惯，为了恢复婚姻中的爱情，五四时期的易卜生主义者反对中国的多妻制习俗，因为其动机是肉欲的而非精神的。既然爱情被认为是一种新的道德，爱情的道德内涵自然就更着重于精神，因而中国的娜拉们的感情经历常常会导致一种新的嘲弄。她们虽然可轻易地以爱情的名义拒绝传统的婚姻制度，却难以在她们所理解的爱情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关系或婚姻。由于她们的“精神”倾向，她们无法“弄清也无法对自己解释她们所经历的难以抑制并搅得她们不得安宁的冲动”。因此，她们的写作过分专注于自我，想借此说明她们作为解放了的妇女而存在的理由，同时“通过自我表现显示她们是什么样的人”。②

女作家们这种强烈的主观给五四时期的文学带来了一种新的深度和新的复杂的心理广度。但这也暴露了她们在艺术上的局限性。正如梅仪慈所指出的，“尽管许多男性作家后来终于不再沉缅于自我表现与自我忏悔式的写作，五四后这一段时期里的女作家们却谁也未能达到过茅盾描写社会的那种广度，或者鲁迅的讥评的深度，或者张天翼的讽刺的力度”。其所以如此，可能是因为“大多数女作家一生中的创造性阶段都只限于青春期刚结束的那一段时间”。①一旦她们经过了这一充满青春活力的自我追求与自我肯定时期，她们的写作动力好像也随之枯竭了。除了丁玲以外，大多数女作家在纵情沉缅于爱情这个阶段以后，都安定下来过着更常规的生活。到30年代，20年代的那种欢乐感已经消失，大多数的娜拉们便放弃了写作生涯而成为教师、学者，或者像凌叔华和冰心那样，当了家庭主妇。鲁迅对他自己提出的问题——“娜拉出走后怎样？”——的回答，证明确有先见之明：娜拉或者“堕落”，或者“回家”。②鲁迅提出的问题和所作的回答似乎暗示，只要经济上不能独立，在社会地位上不能平等，娜拉们的解放顶多也只能是一种时髦的姿态，一种浪漫的人生观，而最后则不免是一种幻觉。只要中国人民各阶层不来个根本性的改变，中国的娜拉们永远得不到完全的解放。

尽管对20世纪初期中国妇女解放的可行性持强烈保留态度，已届中年的鲁迅对女作家们仍表示同情甚至关怀，而对他的某些男性的同行们，却只有冷峻的轻蔑。“才子加流氓”虽是他专门送给创造社人士的简洁的雅号，他却可能极愿意将它扩大到一大批文坛新贵的身上，他们大肆炫耀刚在某个新创办的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小说或一首诗，要求立刻承认他们，他们的声名主要不是由于他们作品的质量，而是由于他们那种浪漫的行为。对于许多五四时代的作家，生活就是艺术，艺术就是生活。将作家的个性和生活经历提到这样的高度——对自我如此过分关注——对五四时期文学创作的性质和质量具有关键性的影响。

鲁迅与现代短篇小说

五四文学最引人注意的特征是它那强烈的主观主义。在晚清小说中出现的日益突出的作者个人感受，到五四时期发展到了顶峰。少数晚清作家仍在试用略加掩饰的作者即主人公的写法（刘鹗），或第一人称叙述者的传统写法（吴沃尧），五四作家却完全抛弃了讲故事的姿态，“讲故事的人暗指作者，甚至就是作者本人”。①在许多情况下，作者毫不掩饰地作为“小说”的主人公出现。这种“新的作者主人公的出现”最经常地发生在短篇小说中，而短篇小说无疑是文学革命后十年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学形式。也许五四作家们过分地忙于写出他们自己激动而不安定的经历，以致顾不上花更多的时间写长篇小说。②

按照普鲁舍克教授的说法，选择短篇小说，也和西方文学及中国文学传统的双重影响有关。出于对中国文学中占统治地位的古典形式的反抗，五四作家们很自然地被最不受传统束缚的那些文学门类所吸引。既然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除少数的例外，一向被排斥在古典文学之外”，它们就成了新作家的宠儿了。③诗歌在古典文学中占有崇高地位，反而被降到从属地位。在两种形式的散文记叙体中，长篇小说直到20年代末30年代初才流行开来。如普鲁舍克所指出的，其原因可能是，五四作家极力模仿的19世纪欧洲长篇小说，和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相比，主题构思整体性更强，结构更加严谨，因而现代中国作家更难掌握。并且尽管晚清长篇小说在艺术上已有相当大的进步，它仍旧过于“传统”，不能成为急于反对传统的新作家们表达思想的方便工具。

就短篇小说这一体裁说，郁达夫是20年代早期最着名的作者之一。他的第一个集子里的短篇小说——《沉沦》、《南迁》和《银灰色的死》——以它们对“性堕落”的前所未有的坦率描写而引人注目。但郁达夫早期短篇小说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特征，是他追求感情的满足，性欲的挫折不过是这种追求“忧郁症式的”表现。对这种自称“零余者”的孤独者来说，生活只不过是一次伤感的旅行，形影相吊的主人公漫无目的地浪游，寻找生活的意义。因此，郁达夫小说的特点是感情、观察和事件的自然展开，并没有压缩到首尾连贯的结构之中。过去和现在，几乎是随写自传的主人公之意，凭印象层层叠叠交织在一起。唤起各种情绪和回忆，不是为了促进情节的发展，而是为了创造某种激越的感情。郁达夫在他写得最成功的地方往往能表达出真实而强烈的感情；其败笔则会给读者以漫不经心和支离破碎的印象。①

尽管郁达夫颇有才华，但也只能算是在模仿和试验中摸索写作短篇小说技巧的新手。事实上他的某些短篇小说读起来更像抒情的散文，不像结构严谨的小说。和郁达夫的作品比起来，创造社的其他作者们的小说创作显得粗糙（成仿吾），漫无节制地多愁善感（王独清），或者简直就是为了赚钱（张资平）。唯一例外可能是郭沫若，但是他的创作才能更多地表现在诗歌方面，而不是在小说方面。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们的作品似乎略胜一筹。尽管研究会的作家们的小说中也表现出强烈的自传倾向，但他们一般地不像创造社的同行们那么言过其实地自命不凡。他们写热烈探求人生意义这一主题时，不那么沉迷于自我，而是更倾向于人道主义。在黄庐隐的作品中，正如前面已分析过的那样，这种探求采取了女主人公从理想主义发展到理想幻灭这一过程的形式。冰心对“年青一代在痛苦的转变时期进退维谷的处境”①的处理，是更理想主义的，“富于哲理”。与黄庐隐不同，因《寄小读者》而驰名的冰心，倾向于多愁善感地描写母爱，并根据作者自己童年欢乐的形象将世界理想化。文学研究会创作的最佳样品是由叶绍钧提供的。按夏志清的意见，在《小说月报》发表作品的早期作家中，叶绍钧是“最经受得起时间的考验的”。他创作了大量的短篇小说，始终保持了“高超的才能”和“高雅的感情”，在这些方面，他的同时代人中很少能与之匹敌。②叶绍钧早期的短篇小说大都是以教育为主题，这反映出他自己作为一位虔诚的教师的经历。这些故事表现出的哀愁并非来源于主人公个人的苦难（如像郁达夫的作品那样），而是出于对主人公力图实现自己的目的时所处的社会环境的热情关注。在一篇又一篇的故事中，叶绍钧都描写理想遭受挫折这一模式：热心而富于理想的教师们到处碰壁、失败。在他的长篇小说《倪焕之》中，叶绍钧简要地描绘出了一位作为教育改革者的五四知识分子的肖像。这部基本上是自传体的小说，是第一批出版的有不少优点的书中的一本（1927年）。它叙述一位小学教师的经历，他对教育和社会改革的玫瑰色的设想，最初是由他所在学校的校长和他的女友的爱情培育起来的，但却被政治环境的阴暗的现实所粉碎。主人公最后得伤寒症死去。

茅盾称赞《倪焕之》的生动的现实主义，认为是值得重视的成就，但茅盾同时也指出，尽管小说结尾处表现出幻想的破灭，叶绍钧在一定程度上仍是个不成熟的理想主义者。他一面描写城市知识分子的“灰色”生活，一面却又不惜点缀几笔“光明”。对于叶绍钧，“美”和“爱”是人生的意义的真谛，是将灰色的生活转化为光明的基本条件。①但是尽管叶绍钧态度诚恳，技巧纯熟，并且感觉敏锐而有修养，他仍然不能和五四时期最成熟最深刻的作家鲁迅相比。虽然鲁迅只写了两集短篇小说（而叶绍钧写了6集），他却给本来是很浅薄的五四早期文学带来了思想的和艺术的深度。因此应该予以更加仔细的分析。

在同时代人中，鲁迅作为一个有创造性的作家的天才是无与伦比的。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怀旧》，虽然是在文学革命之前用文言文写成，却已经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敏锐感和成熟的技巧。②鲁迅此后所写的以他的传统味很浓的故乡绍兴为背景的短篇小说，洋溢着一种主观的抒情韵调，这表现出他对自我与社会问题的复杂而迷惘的反应。虽然鲁迅的这些小说被看作反传统的文学而受欢迎，但对以两个主要文学团体为代表的那种早期创作成果来说，却是不很典型的。

鲁迅本人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有两种重要的激情促使他从事小说创作。他声称其目的是启发人民和改良社会：“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①但是他也承认他的小说是他个人回忆的产物：他写作是因为他无法从记忆中抹掉那些一直烦扰着他的某些往事。因此他在小说创作中极力将对个人往事的回忆和对民众进行思想启发二者，艺术地结合起来。他试图重新整理自己对个人经历的追忆，使之溶入更加广泛的中国国家历史的图景中，以使创作不像大多数早期的五四文学那样以自我为中心，从而对读者更有意义。在一定程度上，鲁迅巧妙地将这两种激情熔铸成了一个艺术的整体。但是这种民众与个人两方之间的创造性的相互影响的关系，其结果并不总是和谐的。

当钱玄同第一次要求鲁迅给《新青年》投稿的时候，鲁迅用一个含义深刻的暗喻来回答：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②

在一个充满漫无节制热情的和乐观的时代鲁迅竟有如此阴暗的想象，足以证明他与众不同的心态。一间铁屋子没有窗户可透进一点光亮——的确是一幅黑暗封闭的图象——这就是他所认为的中国文化和社会的恰当的象征。这一明确的信息当然是在号召思想启蒙。但是这一似非而是的比喻还暗示一场不祥的悲剧：那些“较为清醒的人”当他们被惊起的时候，也会和那些“熟睡的人们”一样，得到同样的结果，而鲁迅并不曾指出捣毁这铁屋子的任何途径。随着他的故事情节的开展，“铁屋子”这一主题也在少数清醒者或半清醒者与熟睡的大多数人之间的一系列悲剧性的对抗中，得到发挥。这些熟睡者的不觉悟，往往由于他们愚昧的残忍行为而变得更为恶劣。孤独者这一中心形象和群众的对立，揭示出鲁迅对自己的“民族主义”和无法解决的“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之间的矛盾，有一种左右为难的感情：换句话说，就是在对社会思想启蒙的责任感和无法克服的个人悲观主义之间深感不安。

鲁迅在他的几篇小说中描写过“群众”：《孔乙己》中咸亨酒店里的顾客，《狂人日记》和《明天》里的邻居，《祝福》和《风波》里的村民，尤其生动的是未受到充分重视的《示众》中的看客。在谴责群众中某些老一代人的时候，他达到了自己讽刺艺术的顶峰，例如《高老夫子》、《肥皂》和《离婚》。通过对这些个人或集体的速写，鲁迅拼集成一套自己同胞的画像——一个居住在“懒散、迷信、残忍和虚伪”社会里的民族。①他揭露了一个阴暗的、“病态”的急需救治的社会。这种“病态”的根本原因，在鲁迅看来，并不是体质上的或环境方面的，而是精神上的。自1906年他决定放弃医学转而从事文学之时起，就一直不倦地通过文学以探求群众的“精神”内容和深入揭示中国的“国民性”，这种努力左右着他对群众的看法。鲁迅探求的结果虽然在他的许多着作里都可以找到，却最完整地表现在他最长的一篇故事《阿Q正传》中。

鲁迅在他这篇最着名的作品中并没有展示出一位强有力的个人英雄，而是创造了一个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平庸人物——阿Q，普通人之中的最普通的人，群众中的一张熟悉的面孔。因此阿Q的传记可以了解为中国群众概括的写照。阿Q的许多缺点也为作为一国之民的中国人所共有，可以归纳为两种压倒一切的反面品质：他的“精神胜利法”，一种自我欺骗的将失败转变为似乎是胜利的思想方法；和他甘愿作压迫的牺牲品的“奴隶性”。这两种品质必然也就是中国的病根，是过去历史的遗产。鲁迅的意思是，历史上屡受屈辱的经历，尤其是近时强大野蛮民族的侵略，在中国人的心理中灌注了一种被动的、不假思索的听天安命的态度。因此说来可笑，阿Q精神竟是完全没有精神。

虽然阿Q是群众的一幅镜子中的影像，他却为群众所疏远，由劳动者变成了被社会所遗弃的人，在故事的最后三章里，阿Q光成了“革命者”，然后是一名“强盗”，而最后则是个被定罪的死囚。在“大团圆中”，他在群众面前游街并被处决。他一生的最后经历就这样给辛亥革命的失败作出了可悲的评语。①虽然为时已晚，阿Q在临死时确实获得了某种觉悟，不过不是对他自己的性格或者对革命的意义的觉悟，而是认识到了中国民众的真实性格，正是那些看客们一直在迫害他，他们似乎是急于要吞食他的血肉，并且已经在“咬他的灵魂”。他在不知不觉中让自己成了他们的牺牲品和祭神的羔羊。

作为一个“熟睡的人”，阿Q并不曾经历死亡的痛苦，尽管在临死时他有了一点醒悟。但是当写到“较为清醒的人”——那些多半是知识分子的不幸者，他们和阿Q不同，他们身处熟睡的人群之中而又和他们很疏远，他们奔走呼号——时，鲁迅对民众的教导经常渗透着同情和绝望的个人感情。这些人物好像是从记忆的恶梦中浮现出来的，是鲁迅痛苦地“追忆逝去的时光”的结果；他们体现了鲁迅自己和他内心的斗争。最重要的是，他们象征着鲁迅赋予那些“较为清醒的人”，尤其是他自己的那种占据中心地位的哲理性的两难处境：这些不幸的少数人由于有天赋的敏感和理解能力而惊醒过来的时候，他们能从“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中找到什么意义呢？

《狂人日记》（中国第一篇现代短篇小说）的主人公是鲁迅的觉醒了的知识分子中最早，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位。他可以被看作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期最崇拜的“摩罗诗人”的“患精神病”的后代——一个叛逆者和新思想的开创人，一切政治、宗教和道德的改革都是从这些新思想开始的。但是这种英雄的姿态却因完全脱离群众而受到极大的限制，使得他对社会的影响几乎等于零。他的过分敏感和探求精神成了疯癫的证据，并因此而受到迫害。正因为这一点，他是孤立的，被周围“熟睡的”群众所排斥，成了他们的牺牲品。

虽然鲁迅创造的这位知识分子英雄关于中国社会吃人的性质所提出的警告，被当作疯子的呓语，他在日记的末尾却发出了清醒的呼吁：“救救孩子。”但是在此后鲁迅的某些为现代知识分子所绘的肖像中，这样的训诲逐渐让位于一种更加忧郁的倾向；愤怒的叛逆者被沉思的孤独者、痛苦的伤感主义者和自杀的厌世者所取代。在三篇典型的带自传性的短篇小说中，鲁迅所描写的“较为清醒的人”也逐步变得悲观，甚至几乎完全绝望了。

《故乡》里的那位说故事的知识分子，即鲁迅小说中的“我”，遇见了他童年时代的朋友闰土，他已经从一个农村少年变成了饱经风霜、苦于多子的中年人了。讲故事的人立即有一种深深的隔膜感，这不单是由于他和闰土之间社会地位的悬殊，也是由于时间的嘲弄将他以往的欢乐变成了今日的悲伤。他清醒地看到自己已经不再能进入囚禁闰土的那个世界，也无力将过去的朋友从中解放出来。因此他的孤寂是认同感被绝望所窒息的结果。仍然是知识分子的洞察力，使得过去与现在的矛盾变得更加难以忍受。

《在酒楼上》的那位故事的讲述者，也同样在一家酒楼里和过去的朋友不期而遇。两位朋友过去都有激进的理想，而现在又同样地意志消沉。因此，当故事的讲述者听到他的朋友说起此次给他的弟弟迁葬和拜访老邻居的情景时，他们相互之间的理解几乎完全一致：故事的讲述者和小说的主人公，实际上可以看作鲁迅本人的两个艺术的再现。通过巧妙地安排两个人物之间的交谈，鲁迅在小说里巧妙地进行了自己内心的对话。

鲁迅内心的矛盾在这个故事里并没有得到正面的解决。正如帕特里克·哈南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在酒楼上》和《故乡》的中心思想，都是“不能实现鲁迅那一代人为之献身的为社会服务的理想和道德的理想”；这牵涉到“个人的良心甚至罪责的问题”。①《孤独者》是鲁迅小说中最伤感的一篇，其中罪恶感和幻灭感进一步蜕变成自我厌恶和自我失败主义。小说的主人公魏连殳经过了一连串的挫折之后，又参加了他祖母的葬礼，失去了生活中最后一点亲属之情，他面临使一切厌世者苦恼的中心问题：生活中还有什么东西值得为之活着？魏连殳在他的最后告别信中所作的回答很有启发性：

我失败了。先前，我自以为是失败者，现在知道那并不，现在才真是失败者了。先前，还有人愿意我活几天，我自己也还想活几天的时候，活不下去；现在，大可以无须了，然而要活下去……

……

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

你以为我发了疯么？你以为我成了英雄或伟人了么？不，不的。这事情很简单；我近来已经做了杜师长的顾问……”①

这最后的讽刺语调使鲁迅的觉醒了的孤独者形象面对痛苦的结局。他已经失去了天才的狂态，失去了孤独的英雄主义的气派，甚至失去了怪癖和玩世不恭的傲慢。他自暴自弃，与世疏远，不受赏识，这种生活将他引向绝望的尽头：通过自杀性的妥协行为——“无可挽救的死”——他加入了庸俗的大众。

《孤独者》作于1925年10月，正是鲁迅的消沉达到最低点的时候。但是他没有跟随他的主人公，而是在此后的几年里逐渐从中解脱了出来，从政治上走上献身“左翼”文学的道路。他生活中的这一阶段被称为上海时期（1928—1936年）。他的这两部短篇小说集，代表了他在五四运动中最初的“呐喊”和高潮过后随之而来的“彷徨”。为作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鲁迅与他较年青的同时代人根本不同的心态，提供了极其深刻的佐证。作为一个阅历丰富的中年人，鲁迅具有更成熟的洞察力，能够透过五四反对传统的浪漫主义的光辉找出隐藏在后面的问题和冲突。对这些问题他没有提出解决的办法；实际上他出于训诫的目的而暴露病态，并未导致任何明确的医治方案。什么地方也没有看到“铁屋子”的破坏。但是鲁迅却比任何其他作家都更成功地、尖刻地嘲讽了一些“铁屋子”中的“熟睡者”。他并且成功地以极大悲痛与激情，揭示了剧烈转变时期中觉醒了的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即此两点，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重要地位就是肯定了的。

外国文学的影响

除了作为最杰出的短篇小说作者，鲁迅还是最坚持不懈的外国文学翻译者之一。和他的弟弟周作人一起，他开创了对俄国和东欧小说的翻译，收在1909年出版的两册《域外小说集》中。这两册书在商业上失败得很惨，每册只卖出20本左右。①

较周氏兄弟远为成功的翻译家是晚清学者林纾，他从来没出过国，不懂外语。但是当周氏兄弟的译本出版时，林纾已经出版了54种译书。在令人难忘的20多年翻译生涯中，林纾译了大约180种书，其中1/3以上是在清朝的最后13年中译出的，其余的则译成于民国最初的24年。②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林纾之所以受欢迎，首先是由于他天赋的文艺鉴赏能力和高雅的古文笔法：在口译者的帮助下，他能轻而易举地把握住外国小说的风格和情调。他曾说他能够区分一部小说与另一部小说之间的细微差别，如像区别家人的脚步声一样。③作为对唐宋散文有深刻修养的古文大师，林纾养成了对西方文学的不可思议的判断力：他认为狄更斯远比哈葛德高明，并将这位英国大作家的各种写作技术与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和唐代古文家韩愈相比。他的学术性很强的序言（虽然也许只不过是对自己的译述工作的理论解释），肯定能令有教养的和没有教养的读者同样感兴趣。但是林纾商业上的成功，很可能更与他利用繁荣的文学报刊事业，并使自己的译述适应流行晚清小说类型的才能和运气有关。因为他的绝大部分译着都属于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这两大类；另外，还有相当大一部分是侦探小说和冒险小说（仅哈葛德的作品就占25种）。

正是林纾，这位文言文的大师和文学革命的反对者，为年青一代的想象力提供了必要的营养：几乎没有那一个五四作家不是通过他的翻译接触西方文学的。他所译的狄更斯、斯各脱、华盛顿·欧文、哈葛德等人的作品，尤其是小仲马的《茶花女》，都是经久不衰的读物。当林纾使现代中国作家和读者能够接触到西方文学的时候，他的同时代人苏曼殊则将西方作家变成了迷人的传奇人物。①由于他出版了《拜伦诗选》（1909年）——特别是他翻译了拜伦的诗《哀希腊》——苏曼殊将这位英国的浪漫诗人变成了超凡入圣的英雄，可能成为现代中国文学中最光彩夺目的西方作家。苏曼殊将拜伦偶像化并将自己比拟为拜伦，为中国接受西方文学立下了一个有趣的先例：正如拜伦被苏曼殊当作慷慨悲歌的英雄的光辉形象崇拜一样，自此以后一位外国作家在中国的地位，就要由他的一生和品格来衡量了：而他的作品的文学价值则几乎不关紧要。

到了五四运动时期苏曼殊的遗产为徐志摩和郁达夫以及创造社的其他成员所继承，发展成一种新的传统：外国文学被用来支持新的中国作家的形象和生活方式。由于他们自己膨胀了的自我和崇拜英雄的狂热，这些杰出的文人建立了一种个人认同的偶像：郁达夫自比欧内斯特·道生，郭沫若自比雪莱和歌德，蒋光慈自比拜伦，徐志摩自比哈代与泰戈尔（两位他曾与之谋面并成了朋友的诗人）；田汉则是初露头角的易卜生，王独清是雨果第二。要在文艺界出风头，不仅要拿出新创作的诗歌或小说，还要提供他所膜拜的外国大师：拜伦、雪莱、济慈、歌德、罗曼·罗兰、托尔斯泰、易卜生、雨果、卢梭几乎都列名于每一个人最倾心的作家的名单。这些“英雄”中的大多数很自然地都是欧洲浪漫主义作家中的佼佼者；即使那些不能简单地归入浪漫主义行列的人——例如托尔斯泰、尼采、哈代、莫泊桑、屠格涅夫——也被他们的崇奉者从浪漫主义的观点，奉为以超人的精力为理想而战斗的伟人。

像这样从感情上将西方作家偶像化，导致了将外国文学当作意识形态的源泉的倾向。像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和新浪漫主义这样的术语，也和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人文主义、科学与民主等词语一样，被热情地到处传播。对这些了不起的“主义”的一知半解，就像和外国作家的“大名”发生关系一样，马上可以提高一个人的地位。令研究现代中国文学史的人最感棘手的问题之一，就是要澄清、比较和评估这些各式各样来自外国的文学方面的“主义”，并确定这种“外国影响”的真正性质。

首先，翻译作品的庞大数量就令试图对它们进行分类和研究的人，感到束手无策。《中国新文学大系》卷10中关于翻译一节列出的1917年至1927年出版的个人着作和选集，达451种之多。《中国现代出版史料》所列到1929年为止的数目，达577种。①在这些翻译作品中最多的是法国文学，计128种，其后依次是俄国文学（120种），英国文学（102种），德国文学（45种），和日本文学（38种）。多作家和多国的文集（31种）未计算在内。至于在文学刊物上发表的翻译的诗歌、小说、戏剧和文章，更是多得不可胜计。在文学革命之后的10年中，由于出版业的兴盛繁荣，翻译出版的外国文学作品数量极其庞大。

一个外国作家受欢迎的程度，是很难判断的，这要由他被译出的作品和他的性格吸引力两个方面决定。那些比较富有魅力的作家——拜伦、雪莱、济慈、小仲马和其他浪漫派作家——虽然翻译过来的作品并不算多，却是家喻户晓。另一些作家——哈葛德、安德烈夫、高尔斯华绥、霍普曼——尽管作品译出不少，却未能享盛名。像狄更斯和莫泊桑这样译出作品很多名气也很大的例子并不多见。

翻译出的作品包括20多个国家的作者和各个不同的历史时代。但一般说来绝大多数介绍进来的作品属于19世纪的欧洲文学，其中的两大流派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

从文学史的观点来看，可以说，中国对西方事物的狂热追求表明了力图将整个19世纪压缩到10年之内的努力。几乎所有的五四作家都鄙视西方的古典主义，因为他们出于反对传统的热情，把古典主义和传统等同起来。只有周作人对古希腊遗产表现出兴趣。只有为数不多的中国评论家——其中多数是白璧德的信徒——似乎同意马修·阿诺德的意见。19世纪以前的作家中，只有亚力斯多德、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受到一定程度的承认。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欧洲出现的后来被称为“现代主义”的流派，在3O年代和40年代之前，中国作家们都不感兴趣——就是在此之后也只有少数作者和评论家感兴趣。

发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当时流行的关于文学进化的观念。正如邦妮·麦克杜格尔在她那可贵的关于西方文学理论介绍入中国的研究中所指出的，由于受到大批英文和日文教科书的影响，中国作家们显然相信欧洲文学的有机发展经过了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和新浪漫主义等各阶段。①虽然这样叙述欧洲文学史并不算太离谱，中国人却相信这种文学演化是一种“进步”的序列：新形式被认为肯定优于旧形式。像这样相信文学是在向前发展，不但令许多中国追随者一般地对西方古典文学、中世纪文学和新古典主义文学不感兴趣，并且也令他们过分热衷于将现代中国文学压缩到这些决定论的类别中去。他们相信传统中国文学在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之间的某一点上就停止了，于是认定现代中国文学必须经过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不论他们自己喜欢还是不喜欢。

这种从进化论的观点对现实主义的推崇，尽管带有浪漫主义的情调，也给理解带来了很大的困惑。前面已经提到，西方的现实主义作家在中国往往被“浪漫地”对待。法国现实主义大师们——福楼拜和莫泊桑——的反浪漫主义立场，在意识形态上被曲解为暴露资产阶级的腐朽。托尔斯泰除了作为一个“超人”的英雄高大形象，还因他的道德主义和人文主义而受到推崇。相反，倾向于浪漫主义的中国作家们却倾向于集中注意欧洲浪漫主义的“现实主义”方面：浪漫主义美学的神秘的和超现实的倾向，因被予以人道主义和社会-政治的解释而大部分被忽视，着重强调的是自我表现、个性解放和对既存秩序的反抗。田汉甚至把浪漫主义等同于自由、民主和社会主义。①

一个典型的五四文人可以以下列三种因素的复合体作为特征：浪漫主义的气质、现实主义的文学信仰和人道主义的世界观。这一奇特的综合是下列两种互相关联的因素的产物：五四作家们的先天倾向和新文学产生的历史环境。现代中国的“理论家”和实干家几乎都对文艺理论本身不感兴趣：在那心急火燎忙于行动的十年里，他们顾不上去区分那一大堆模糊不清的外国文学理论的精微之处——不管是浪漫主义还是现实主义。毋宁说，文学理论只不过被用来在辩论中攻击和扞卫一种本身并非文艺的事业。新式知识分子仍然从士大夫那里继承了他们的基本思维方式；对当时社会的关怀深深地铭刻在他们心中，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感到在政治上无能为力和被排斥在社会之外。

从陈独秀开始，“现实主义”的概念就和这种对社会-政治的关怀难分难解地纠缠在一起。正如他在文学革命的宣言中所揭示的那样，现实主义的意思基本上就是对社会的人道主义的关怀与一种简单、生动、通俗文体的结合。它首先是被用作一种意识形态的武器，以粉碎老传统对中国文学的束缚，同时重新规定出新文学的性质与任务。正如“为人生的艺术”这个口号所说明的那样，新的要求是创作反映当前社会现实的作品——不受文学或文化传统的人为的中介作用而描述实际的生活经验。有了这样一种实用主义的目的，五四时期提倡现实主义的人们，从来就不曾打算将现实主义的原理当作规定一种特殊的文学创作或分析方法的纯艺术准则。20年代初期产生的“现实主义”文学，和巴尔扎克或福楼拜的作品相差十万八千里；它们不是现实的客观反映，而是“通过十分主观的自觉意识折射出来的现实”。②

中国接受自然主义似乎也带有主观主义的特点（自然主义在中国常和现实主义混用）。在这方面，五四时代的作家们很可能更直接地继承了日本的遗产。本世纪初，自然主义在日本特别流行。但是像左拉那样强调社会决定论和科学的客观性，对日本作家来说，是过于粗暴，难以接受。于是就将“自然”一词的含义巧妙地加以曲解，自然主义“就被解释为内心反映和与客观现实不相干的人类‘天性’的主观表现的原理”。①当茅盾在1922年发表的着名论文《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中将这一概念旁征博引地介绍到中国来的时候，这一主观的“偏见”也被保留了下来；在左拉的“绝对客观性”和龚古尔的“部分主观的自然主义”之间，茅盾更喜欢后者。②

茅盾写这篇文章（发表于新改刊的《小说月报》）的本意是针对鸳鸯蝴蝶派小说的，他讨厌这些小说哭哭啼啼的伤感主义；因此自然主义可以提供一种必要的消毒剂。茅盾完全明白自然主义有一种夸大邪恶和包含宿命论与绝望的“坏”倾向。但是他根据文学进化论，认为至少在一个短暂的时期内“中国作家必须首先经历自然主义的洗礼”。③

直到十年以后，茅盾才开始实践他所提倡的东西。当他最后写作自然主义的长篇小说《子夜》的时候，他对诸如上海的证券交易所和企业管理这些“客观”的细节，给予了极大的注意（这是他精心研究的结果）。但是在30年代早期，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已经经历了明显的变化。20年代初那种公然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白主义的主观主义倾向，逐渐让位于更广阔的社会图景。正如西里尔·柏奇所指出的，好的作品都是那些“大体上抛弃了自传体的”①作家们写的，如老舍、张天翼、吴组湘、沈从文和茅盾。他们的小说中所包含的艺术想象，和早期五四作家们一样是有个性的，但是却可以看到对更加广阔的现实的描写：30年代初期的现实主义不再是“浪漫主义的”，而是“社会的”和“批判的”，它不加掩饰地暴露城乡生活的阴暗面。这一新的“社会现实主义”的传统，只须再向前跨一步就成了毛泽东的完全政治化了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了。

按照进化论的设计，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下一阶级应该是象征主义或“新浪漫主义”。说来奇怪，尽管某些人有所偏好，但这两个术语却好像从来也不曾在中国文坛上流行过。这部分地是由于社会政治环境已经改变：到了30年代初，现代中国作家中的大多数已经左倾，开始接受诸如“革命文学”和“普罗文学”之类的政治口号。只有少数几位诗人在提倡和实践象征主义，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和《现代》杂志有关系，都是不问政治的人。但是撇开政治的考虑不谈，这个问题也与定义和实践有关。

邦妮·麦克杜格尔收集的文献证明，在讨论象征主义”和“新浪漫主义”这些术语的时候，也许是因为缺少资料和对历史不够了解，人们是以尝试的、困惑的态度对待这些术语。按照现在的正常理解，象征主义指19世纪末源出于法国的诗歌运动，主要作者有波德莱尔、魏尔伦、兰波、马拉美和瓦勒里。而“新浪漫主义”则是一个更为模糊的用语，对于那些仍然在使用它的人，是指新理想主义文学短暂的再起，其代表人物包括罗曼·罗兰、亨利·巴比塞、安纳托尔·法朗士和文森特·布拉斯科·伊巴涅斯。①中国人对这些作家的名字是熟知的，其中一些，如罗曼·罗兰和魏尔伦，被当作浪漫英雄崇拜。但是在30年代之前，这些早期的英雄崇拜者并没有认识到法国象征派诗歌的文学意义，后来戴望舒和邵洵美才开始翻译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并将他诗中的形象移植到他们的作品中。②

20年代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象征主义理论家是厨川白村，他的着作《苦闷的象征》曾三次译成中文。但是厨川自己对从欧洲学来的东西并不完全理解，所以在他的理论中有许多自相矛盾和不一致的地方。追随他的中国作家们又增加了更多的混乱。在其他方面很机警的茅盾一会儿将象征主义和新浪漫主义归作一类，一会儿又认为新浪漫主义是一股行将取代象征主义的全新浪潮。郁达夫把新浪漫主义分为两类：积极的新英雄主义和新理想主义文学（以罗曼·罗兰、巴比塞，和安纳托尔·法朗士为代表）；以及追随波德莱尔和魏尔伦的颓废的虚无主义与道德上的无政府主义的消极的象征主义。③虽然郁达夫对前者表示公开的热情，但是从他的创作中可以看出他显然更同情后者。

尽管郁达夫和茅盾对欧洲文学有极其广泛的知识，他们也同那些见识不那么广博的同行们一样，喜欢作出意识形态的姿态。（这一早期的倾向很快就导致了一系列的文学论战，这一点将在后面的一章中讨论）。值得注意的是，只有极少数五四作家能将这些为数众多的西方文学理论应用到他们的创作中去。极不注意技巧成了这一时期现实主义小说的普遍风尚。早期的新体诗（胡适、康白情、刘大白等人），形式都很粗陋，更不用提内容的浅薄了。20年代最有才华的诗人是郭沫若，他的诗受到意象主义派和沃尔特·惠特曼的影响。①郭沫若的诗豪放不羁，有意识地用粗糙的形式表达。直到徐志摩从英国回来，于1926年创办了《诗刊》以后，认真的改革——特别在诗的韵律方面——才在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影响下开始进行。②20世纪初的几种先锋派——表现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等——在20年代也颇知名，并且有过讨论，但谁也没有把他们的主张付诸实践。因此在这头十年里，文学的现状颇有点历史的讽刺味道：虽然文学革命废除了旧的形式，并迫使所有的现代中国作家都成为形式方面的试验者和向外国学习的人，但他们的文学实践却极为缺乏技巧上的适应能力。在这方面主要的例外是鲁迅，其次是郁达夫。

郁达夫自己承认他早期的小说深受外国文学的影响。《银灰色的死》的背景取自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的《寄宿》，一个年青人爱上一位女招待这一主题则取自欧内斯特·道生的生活。虽然他自己不曾提起过，《沉沦》中那田园式的风景是模仿日本浪漫主义作家佐藤春夫。③不过作为文学的模仿，这些小说都是失败的，因为它们那“异国情调”的背景和为数众多的欧洲浪漫主义诗歌的引文所构成的虚假的景观，和故事的自传内容很不协调。

至于鲁迅，在两个方面的确是与众不同的。首先，正如帕特里克·哈南所指出的，他非同寻常地重视文学技巧。他早期的小说显示出有意识地吸取俄国和东欧小说的某些主题和传统。其次，和其他同辈的中国作家不同，他对现实主义的理论和技巧根本不感兴趣，这比他在技术方面的适应更加引人注意。①他对法国的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作家不感兴趣，对日本的自然主义作家也不感兴趣。他早期的文学情趣更倾向于“前现实主义”的果戈里、莱蒙托夫、显克微支和裴多菲，或“后现实主义”的安德烈夫、阿尔志跋绥夫和加尔洵。他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的篇名就是取自果戈里，但是这篇小说和《药》里面那种“形而上学的恐怖”气氛和象征主义概念，则源出于安德烈夫（正如哈南教授所令人信服地指出的，尤其源出于《寂静》和《红笑》这样的小说）。②另一方面，如D.W.福克马教授所指出，鲁迅对无家可归者、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对狂人和被排斥的知识分子这些永远处于卑贱和受压迫地位而道出事实真相的人的偏爱，则很可能是受了俄国浪漫主义传统的启示。正如福克马的结论所说明的：“鲁迅被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的价值观念所吸引。在现实主义的价值观念中，只有那种启发性和人物的典型性才吸引他。”③也许还应该补充一句，甚至他的那些典型人物也包含着象征主义的意义。

外国文学对鲁迅的这种影响令人感兴趣之处，在于他在中国现代小说家中几乎是唯一“发展”到象征主义阶段的人，尽管他的同时代人中谁也不承认这一点（除了他的弟弟周作人以外）。这一象征主义倾向在他1924至1926年间写的散文诗集《野草》中，特别值得注意。普鲁舍克将《野草》的情绪、语调和波德莱尔的《散文小诗》作了比较，这23篇散文诗创造出一个梦魇般的世界，里面充满了黑暗中闪烁的怪诞而有诗意的形象，如残损的墓碑、冻结的火焰、鬼魂出没的“地狱”、走向坟地的乞丐般的过客、忍受着钉十字架的最后痛楚的耶稣、举起投枪与“无物之阵”战斗的孤独战士。①作为鲁迅自己心灵的象征性的表现和他寻求人生意义的比喻性的记录，这个集子是鲁迅全部着作中最艰深的，因而在中国读者中最少得到理解。在他的散文诗中，鲁迅好像已经超越了常见的他那一代人的感情，而到达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边缘。

但是尽管也提到尼采、克尔恺郭尔和基督受难，这部集子的基本精神却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有本质的区别。鲁迅全部着作中最“超现实主义”的这个集子仍然显示出迫使他追寻人生意义的人道主义精神，而不是揭露人类“普遍的”荒谬处境——个人陷入毫无意义的绝境。虽然肩负着许多矛盾的重担——生与死、过去与未来、希望与失望——鲁迅的彷徨中的精神并没有完全陷入虚无主义。相反，这个集子的某些篇章似乎是在指明走出这条死胡同的路是存在的：冻结的“死火”终于选择了跳出冰谷，在人生的道路上暂停的疲倦的过客终于决定继续往前走。尽管鲁迅不曾清楚地说明，最后的信息似乎是要指出这样的可能性，人类意志的道德行为仍有可能赋予现存的无意义可言的环境以某种意义。因此，在这本集子里，鲁迅与西方象征主义和现代主义在艺术上和“形而上学”上的调情，并没有将他引导到艾略特的“荒原”，或者贝克特或尤赖斯科的荒谬的世界。相反，它迫使鲁迅回到人类世界。在描写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最后时刻的那一篇未尾，鲁迅加上了这样一句评语：“上帝离弃了他，他终于还是一个人之子”。

1927年以后，鲁迅自己结束了他内心的苦闷，决定面对中国社会的具体现实，拿起笔为“左翼”事业而写杂文了。从纯粹美学的观点来看，这一明显的转向意味着鲁迅作为一个创造性的艺术家的事业的终结，①但是从意识形态的观点看，只不过是对政治的献身压倒了艺术的兴趣。但是这两种见解都太极端，不但不能说明鲁迅和西方文学的关系的深刻含义，也模糊了以“现代性”为背景的现代中国文学的真实特点。

对现代性的追求

从上述对鲁迅的分析中可以得出结论，中国作家们对19世纪欧洲文学主流的关心以及对它们在20世纪早期的发展的迟疑不决的戏弄态度，不但表明了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文化上的相互影响所必然会出现的“时间差”，也说明“现代性”一词本身含义的不明确。

根据西方的背景来观察，“现代”一词——定义为，与过去相对立的时间意识——到19世纪已经获得了两种不同的含义。按照马特依·卡林尼斯库教授的意见，19世纪前半期以后，“作为西方文化史一个阶段的现代性与作为一种美学概念的现代性之间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分裂，前者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产业革命，以及资本主义所引起的经济与社会全面变化的结果”。②从后者产生了诸如象征主义和先锋主义等流派，它们代表一种对前一种现代性的强烈而激进的反抗。前一种现代性表示了新的叛逆者的特性，是中产阶级和市侩的现代性——“现世的世界观，实用主义的偏见，不求上进的随俗浮沉和审美标准的下降”。①这一反抗的开始可以追溯到浪漫主义的某些特点，它们既反对永恒和完美这样的古典主义概念，又反对19世纪日益增强的物质文明所包含的虚伪与庸俗。但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新的现代主义有了某种明确的论战性质。它是反传统的，反实用主义的和反人文主义的，追求艺术上的“非人性化”（用奥特加·依·加西特的着名的话说）。新的艺术的叛逆者们已经对空洞的浪漫主义的人文主义感到厌倦；19世纪生活中的人性内容，连同它的“资产阶级重商主义和粗俗的实用主义”，在他们当中引起了“一种对生存形式或生物形式的真正厌恶”，从而导致了以前在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艺术中占统治地位的人的因素的逐渐消失。②新的现代精神同时又是反理性主义和反历史主义的：正如乔治·卢卡契曾指出的那样，“现代主义对人类的历史感到失望，抛弃了历史线性发展的观念”。③这种失望的感觉是对实证主义的进步观点和启蒙时期的理性观念感到幻灭的结果，它使现代主义作家与艺术家丧失了对现在看起来毫无希望的难于驾驭的和正在异化的外部世界的兴趣；他们宁愿以一种主观主义和反传统的极端姿态，通过自己的艺术创造来重新发明一种关于现实的新的说法。

从这样的背景看，中国人关于现代性的概念表现出一些很突出的不同之处。自清末以来，日益“面向当前”的意识形态（与古典的面向过去的儒学相对立），无论在字面上还是在象征性上都充满了“新”的内容：从1898年的“维新”运动到梁启超的“新民”概念，以至五四时期出现的“新青年”、“新文化”和“新文学”，几乎所有为将中国从过去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以建立“现代”国家的社会和思想运动，都伴随着一个“新”字。因此在中国，“现代性”不但表示对当前的关注，同时也表示向未来的“新”事物和西方的“新奇”事物的追求。①因此在中国，这一关于现代性的新概念似乎在不同的程度上，继承了人所共知的几种西方“资产阶级”现代性观念：进化与进步的概念，历史向前运动的实证主义信念，对科学与技术的有益的潜力的信心，以及广阔的人文主义框架中的自由与民主的理想。正如许华茨教授所指出的，一些这样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在严复和他同时代人的着作中，被加以非常“中国式”的重新解释：对个人的信心与所设想的努力实现民族富强目标的强烈的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②就这样，这一中国式的观点并没预见到个人与集体必然要分裂。

当五四那些反对传统的人向传统展开全面总攻击之际，他们那种感情激动的气质导致了浪漫主义的自我肯定，而与20世纪初中国充满“市侩”习气的社会相对立。虽然五四作家们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西方美学的现代主义在艺术领域的反抗意识，却并没有对科学、理性和进步失掉信心。在文学方面对“现实主义”的追求，实际上很像奥特加·依·加西特对作为一个整体的19世纪欧洲艺术家所作的总结——他们将“严格的美学因素降低到最小限度，并使作品几乎完全成为虚构的人类现实。在这个意义上，上个世纪所有正常的艺术都应该被认为是现实主义的”。③

普鲁舍克在他对中国文学革命所作的另一深刻评价中，也承认19世纪的这种影响，但他进一步指出，五四文学的主观主义和抒情主义“的确在实质上，和19世纪的文学相比，更接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现代欧洲文学”——据普鲁舍克看来，这是“中国古老的传统与当代欧洲情绪互相汇合”①的结果。麦克杜格尔基本上同意普鲁舍克的意见，也强调中国作家对“先锋派”倾向的兴趣。但是我们只要仔细研究一下麦克杜格尔本人提供的证据，就可看出中国作家们所说的“先锋派”虽也是从艺术方面对传统的一种反叛，却仍然局限于“生活”的范畴：换句话说，他们的愤怒、挫折和对当前现实的厌恶等情绪，使他们采取一种植根于社会-政治关系的反叛立场。创造社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既不是追随戈蒂埃的艺术的非功利主义思想，也不是响应象征主义者对超越现实的优越性的论战性主张——更不用提创造一个比当代生活和社会那种浅薄外部世界更“真实”的新的美学世界这一有特点的现代主义者的主张了。甚至郁达夫早期小说中表现出的那种变动无常的情绪也是渊源于中国的历史环境，而并非来自那种更为抽象的非历史的观念——“无常的，飘忽不定的和偶然的”（用波德莱尔的话来说）观念。最后，在五四文学中我们找不到现代主义嘲弄和反对自己的任何证据（例如“颓废”和文学上的“庸俗主义”）。郁达夫作为一个为社会-政治上无能为力心态所困扰的“多余的”知识分子，他的颓废本质上是一种勉强能掩饰他的失败感的漂亮风格。②

五四文学的“现代主义”有一个最显着的特点：中国现代作家突出地展示自己的个性并向外部现实施加影响，而不是转向自我和艺术领域。就这个意义上说，五四文学在一定程度上与西方现代主义的第一阶段相似。依照欧文·豪的看法，那时的现代主义不讳言自己源出于浪漫主义，“宣称自己是一种自我扩张，是事物乃至个人活力的超验的、放纵的扩大”。①这一阶段的典型是惠特曼，他是郭沫若早年的偶像。但是除了60年代以后的台湾文学以外，中国现代文学大体上避开了西方现代主义的中期和晚期：“在中期，自我开始从外界退缩并几乎将自己看作是整个世界，专注于仔细地审视自我内部的动力——自由、强迫和任性。在晚期，则发生了自我的向外倾泻，因倦于个性与心理扩大而产生的一种突然变化”。这两个阶段的代表人物分别是弗吉尼亚·吴尔芙和贝克特。正如上文所说，只有鲁迅在散文诗中偶然进入了类似贝克特的境界；而弗吉尼亚·吴尔芙的影响则只在以后的两位作家凌淑华和张爱玲的作品中才能看到。②

因此，鲁迅从西方式现代主义的边缘又“回到”中国的现实一事，可以说明他的同时代人的“现代化过程”。在五四时期，“现代”的意思对于肤浅的人们是“摩登”，是时髦，是赶上西方最新的风尚——从服装和发型的式样到文学流派。在更深刻的层次上，以鲁迅为代表，现代一词意味着主观主义与在新的更好的未来世界中建立新中国的民族现代化进程之间的深刻矛盾。因此，夏志清的评论是十分中肯的：

现代中国作家即使不同意现代西方作家的绝望情绪，也会同情他们的厌恶情绪，但是因为中国作家的眼界不超出中国的范围，为了从西方或苏联引进现代制度以改造目前国家的腐败状况，他们仍然将希望的大门敞开着。如果中国的作家们有勇气或洞察力同等看待中国的景象与现代人的处境，他们就会置身于现代文学的主流之中了。但是他们不敢这样做，因为这样一来就会失去改善生活和恢复人性尊严的希望。①

看来即使最深刻的现代中国作家——鲁迅——也未能超越对中国的执着的感情。

鲁迅的走向左翼，也典型地说明了20年代末开始的文学政治化潮流。这一“向外”的趋势，最终导致了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结束。因此，历史地回顾起来，可以认为五四时代标志着这两类现代精神发展的顶峰。从好的方面说，五四文学传达出一种心灵上的冲突与痛苦，其尖锐的程度尤甚于相似的西方文学，因为外部现实的威胁并没有从作家的意识中消除而是仍然存在：停滞而庸俗的社会提出的问题，以日益沉重的压力困扰着作家的良心。现代中国作家和他们的西方同时代人不同，无法置“现实”于不顾。他们为自己的“爱国的乡土之情”付出的代价是一种深刻的精神折磨，有一种危机临头的“现实”压力。从不那么纯粹的美学观点看，中国文学对现代性的追求包含着一种悲剧性的人的意义。它从来没有“颠倒”而钻“唯美主义”的牛角尖。它也不会像西方现代主义那样碰上自我失败的两难处境：专注于时间的无常，现代主义永远不会成功，如果它成功了，它也就成了“过时”的，因而不再是现代的。欧文·豪的巧妙总结中说，“现代主义必须永远战斗，但永远不能完全获胜，过些时间以后，就必须为不获胜而战斗了”。②

在为自己和为祖国追求“改善生活”和“恢复人性尊严”的过程中，现代中国作家在因不断恶化的社会危机这种阴暗现实而痛苦的时候，总是寄希望于光明的未来。这一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为30年代初一些最成熟的作品提供了源泉。但是现代性从来不曾在中国文学史中真正获得过胜利。在中日战争爆发以后，这种追求现代性的艺术方面被政治的迫切性所压倒。本来就一直带有社会-政治色彩的创造性文学的价值更降到政治附属品的地位。当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被尊奉为准则以后，艺术的真实这一概念本身已经由政治的意识形态来规定；现代性，无论就其西方还是中国的含义而言，在现代中国文学进入它的当代阶段以后，已经不再是中国共产主义文学的主要特点了。

① 新近对这两位作家的深入研究，见李培德：《曾朴》，和夏志清：《老残游记：对其艺术和意义的研究》，《清华中国研究学报》，7.2（1969年8月），第40—66页。并参阅哈罗德·沙迪克带有注释的《老残游记》的精彩译本。

② 曹聚仁：《文坛三忆》，第150—151页。关于南社的一般情况，参阅柳亚子：《南社纪略》。

① 王平陵：《三十年文坛沧桑录》，第5页。

① 参看胡适附录在《四十自述》之后的着名论文《逼上梁山》，第91—122页。还可参看他在芝加哥大学发表的英文演讲《中国的文艺复兴》，和1958年在台湾发表的演说《中国文艺复兴运动》，该文收入刘心皇：《现代中国文学史话》，第1—15页。第二手材料有杰罗姆·B.格里德的《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第3章；林毓生：《中国的意识危机：五四时期激进的反传统主义》，关于胡适的一章。胡适在文学革命时期的大多数论文均收入《胡适文存》第1卷。

① 胡适：《逼上梁山》，第112页。

① 这三条原则用的是《文学改良刍议》的序数，即给陈独秀信中的七、一、四——译者。

① 周策纵：《五四运动》，第275—276页。

② 同上书，第266—270页。

③ 同上书，第272页。

① 侯健：《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第32页。

① 侯健对他们的观点作了同情的分析，见上书，第57—95页。

② 周策纵：《五四运动》，第282页。

① 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9页。

① 同上书，第12页。

① 几乎所有权威的中国第二手资料都采取这种两分法。例如，可参阅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第4章；王瑶：《中国新义学史稿》，第40—53页；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第3章。

② 见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20页所引周作人的文章《人的文学》。这篇文章最初刊载于《新青年》5.6（1918年12月）第575—584页，当时文学研究会尚未成立，严格地说来，并不能认为是阐明该会的宗旨。

③ 茅盾：《什么是文学？》，见张若英编：《新文学运动史资料》，第312—313页。

① 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所引，第21页。关于这场文学争论的更全面的概述，可参阅郑振铎：《五四以来文学上的论争》，这篇文章是郑为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卷写的导言。这套丛书的8篇导言都收集在郑振铎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选集》中。

② 参看《大系导论选集》，第150页。

①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19页。

② 这是“创造社”成员郑伯奇对五四早期的评论，见《大系导论选集》，第94页。

①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18页。

② 胡适：《易卜生主义》，见《胡适文存》，1，第643页。

① 梅仪慈：《20年代和30年代的女作家》，见马里·沃尔夫和罗克珊·威特克编：《中国社会中的妇女》，第161—162页。

① 关于对丁玲的另一种理解，参看梅仪慈的：《变化中的文学人生的关系：作家丁玲的某些方面》，载戈德曼编：《五四时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第281—308页。

② 梅仪慈：《女作家》，第108页。

① 同上书，第108页。

② 鲁迅：《娜拉出走后怎样》，见《坟》，第141—150页。

① 西里尔·伯奇：《中国近代小说的变迁和连续性》，见戈德曼编：《中国现代文学》，第390页。

② 对少数不那么易动感情的作家来说，最富吸引力的短篇文学形式是散文，这种传统文学形式被周作人和鲁迅发展到了新的高度。关于周作人散文写作艺术的深入讨论，可参阅戴维·E.波拉德所着的《一种中国文学风格：与传统有关的周作人的文学价值观》。

③ 雅罗斯拉夫·普鲁舍克：《中国文学革命情况下传统东方文学与现代欧洲文学的对抗》，《东方档案》，32（1964年），第370页。

① 关于郁达夫的艺术的分析，可参看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6章；安娜·多列扎洛娃：《郁达夫：文学创作的特性》；迈克尔·伊根：《郁达夫和向中国现代文学的演变》，戈德曼编：《中国现代文学》，第309—324页。

①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73页。

② 同上书，第57—58页。

① 转引自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第89页。

② 关于这篇小说的重要性的分析，可参阅雅罗斯拉夫·普鲁舍克的《鲁迅的〈怀旧〉：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驱》，《哈佛亚洲研究杂志》，26（1969年），第169—176页。

① 鲁迅：《鲁迅全集》，3，第203页。参看威廉·莱尔：《鲁迅对现实的洞察力》。

② 鲁迅：《呐喊自序》，《呐喊》，第10页；英译文载杨宪益、戴乃迭译：《鲁迅小说选》，第24页。

① 夏志清：《小说史》，第32页。夏志清在第42—46页中还对《肥皂》和《离婚》作了深入的分析。

① 林毓生在深刻地分析这篇小说的时候指出，辛亥革命不但没有创造出任何正面的成果，反而使中国社会里受到传统约束的邪恶势力泛滥起来。阿Q这个浑浑噩噩的“革命者”的死指出了一条不可避免的教训：思想革命是中国改革的先决条件；见其《中国的意识危机》中关于鲁迅的一章。

① 帕特里克·哈南：《鲁迅小说的技巧》，《哈佛亚洲研究杂志》，34（1975年），第92—93页。

① 鲁迅：《彷徨》，第134页。

① 关于鲁迅在日本时期的早期文学活动，可参阅李欧梵：《一个作家的诞生：关于鲁迅求学经历的笔记，1881—1909年》，载戈德曼编：《五四时代的中国文学》，第179—186页。

② 林纾的弟子朱羲胄说林共译书206种，见他所编：《林琴南先生学行谱记四种》，《春觉斋着述记》，1，第17页。180种的数字是根据周策纵的《五四运动》，第65页。关于林纾的一生和作品的论述，可参看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3章。

③ 见林纾为他所译的的狄更斯的小说《老古玩店》所作的序，收入《春觉斋着述记》，3，第5页。

① 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4章。

① 《中国新文学大系》，第355—379页；张静庐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第272—323页。

② 邦妮·S.麦克杜格尔：《介绍进现代中国的西方文学理论，1919—1925年》，第256页。关于周作人对古代希腊文化的兴趣，参看王靖献：《周作人对古希腊文化的崇奉》，《译文》，7（1957年春），第5—28页。

① 麦克杜格尔上引着作，第254—255页。

① 麦克杜格尔上引着作，第97页。

② 梅仪慈：《女作家》，第150页。

① 郑清茂：《日本文学倾向对中国现代作家的影响》，载戈德曼编：《中国现代文学》，第78页。

② 麦克杜格尔：《介绍进现代中国的西方文学理论》，第177页。

③ 同上书，第1895页。

① 柏奇：《中国近代小说的变迁与连续性》，第391页。

① 普鲁舍克和麦克杜格尔一直使用“新浪漫主义”一语，但不见于雷奈·韦勒克：《批评的概念》或M.H.艾布拉姆斯：《文学词语词典》等权威着作。

② 关于波德莱尔在中国的影响，可参看格洛里·比恩的论文《波德莱尔与汉园》（在现代语言学会年会汉语教师学会小组会上宣读，纽约，1976年12月）和《邵洵美与恶之花》（在亚洲研究学会年会上宣读，芝加哥，1978年4月）。

③ 麦克杜格尔：《介绍进现代中国的西方文学理论》，第202—203页。

① 参看方志彤：《新近中国诗歌中从意象主义到惠特曼主义：对失败了的诗学的探索》，载霍斯特·弗伦茨和G.A.安德森编：《印第安纳大学东西方文学关系讨论会论文集》。

② 参看柏奇·西里尔着《徐志摩诗中的英、中韵律》。《大亚细亚》N.S.8.2（1961年），第258—293页。

③ 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112—113页。

① 哈南：《鲁迅小说的技巧》，第61页。

② 同上书，第61—68页。哈南：《鲁迅小说的技巧》，第61页。

③ 道维·W.福克马：《鲁迅：俄国文学的影响》，载戈德曼编：《中国现代文学》，第98页。

① 鲁迅：《野草》。

① 这就是威廉·舒尔茨和已故夏济安所持的观点。参看舒尔茨：《鲁迅：创作的年代》（华盛顿大学博士论文，1955年）；夏济安：《鲁迅心中的黑暗势力的诸方面》，载他所着：《黑暗之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第146—162页。此文对主要表现在《野草》中的文学心态有极精彩的研究。

② 马特依·卡林尼斯库：《现代性面面观：先锋派，颓废派，庸俗作品》，第41页。

① 同上书，第45页。

② 约瑟·奥特加·依·加西特：《艺术的非人性化》，载欧文·豪编：《文学艺术中关于现代的观念》，第85、92页。

③ 欧文·豪：《关于现代的观念》，第17页。

① 有一位文学史家认为这一对“新”的追求是现代中国文学的主要标志，而不是使用白话文。参看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第1—13页。

② 参看许华茨：《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

③ 约瑟·奥特加·依·加西特：《艺术的非人性化》，第85页。

① 引自麦克杜格尔：《介绍进中国的西方文学理论》，第262页。

② 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250页。

① 欧文·豪：《关于现代的观念》，第14页。

② 1968年在伦敦，凌淑华在对她的一次采访中说，她最喜爱的西方作家是弗吉尼亚·吴尔芙。但是在现代中国文学中，自我从外界现实退缩并“仔细审视自我内部的动力”的最好的例子是张爱玲的小说。对张的作品的分析，参看夏志清的《小说史》，第15章。

① 夏志清：《小说史》，第536页。

② 欧文·豪：《关于现代的观念》，第13页。

第10章 1927年前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

第10章 1927年前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

最初由于感情原因而使自己信从一种政治学说，这没有任何根本性的错误。“巴黎数十百万参加革命的人民，都已学会了卢梭的学说吗？……圣彼得堡、莫斯科那数万参加革命的劳动者和兵卒，都已学会了马克思主义吗？……所以卢梭、马克思的思想，人人头脑中都有的，不过首先被他们两人道破罢了。”①革命是一种群体现象，然而，只有通过领头的杰出人物的深思熟虑和计划，群体行动才能实现。当对记载加以学术性的考察时，过分强调在某种程度上决定迅速发展着的事件的领导人物的认识过程，往往会使人低估群体情绪和群体要求的作用。无论这些情绪和要求可能表达得多么不清楚，当时的革命领导者对其都有所体会，这些领导者自己就受到他们本身的情绪和理智、本身的一时冲动和意识的支配，列宁和托洛茨基在这方面都不是例外。情绪和理智的相互作用，使改信一种政治学说更为复杂，而不是简单了。就1917年与1921年间中国的情况而言，改信马克思主义涉及改变信仰者方面对中国现实的了解、他们个人的脾气和禀性，以及他们对该学说本身的理解。①

① 陈独秀文，见《共产党》，2（1920年12月7日），第2—9页。（《共产党》杂志的主编是李达，而不是陈独秀。上述引文录自《社会革命底商榷》，署名“江春”〔李达的笔名〕——译者。）

① 到目前为止，关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改信马克思主义的系统论述，可见许华茨的《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以及莫里斯·迈斯纳的《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

改信马克思主义

改信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传入很久以前，中国军事上的衰弱和经济上的贫困状况，对于那些有政治头脑的中国人就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因此有了富国强兵的呼吁。但是直到改良主义思想，包括其中比较保守的“体用”学派（见第7章）兴起时，值得为之献身的中国的思想方才开始出现。“改革”（或者说“改良”，或者说“维新”）这种说法本身就暗示，在这个国家无法分割的文化和制度中，具有必须革除或者改造的不可取的成分。从革新者们的角度来看，那些反对这类改革的人们是在保护中国的不良品质，而且因此对它们的延续负有责任。在改良主义思想发展的第一阶段，几乎没有任何指导性的哲学理论，只有个人和社会两个层次上的零散的观察与比较；西方值得称道的优点——它的实力、富足、教育和良好的社会秩序——受到注意，并与中国的不足取之处进行了比较。康有为对儒家学说的修正，与严复对托马斯·赫胥黎论进化和伦理的文章的翻译恰在同时，这就为改革提供了哲学基础，从而将其推进到第二阶段，儒家化了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折衷主义的哲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在其框架之内，中国和她的人民被当作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因此没有哪一个社会集团是被视为可以与中国的政治社会疏远开来的。即使在1898年的维新失败后，在政治舞台上起来取代改良主义者的革命者们也认为，除执政的满族人以外（以他们种族低劣为借口），没有必要使任何人与政治权力脱离开来。尽管其哲学体系庞杂，中国的维新或者革命，除去中国衰落的模式和西方（包括明治时期的日本）成功的模式，没有其他以经验为根据的理论。

中国连续不断的道德堕落、政局不稳以及经济恶化，为复辟皇权的反复企图和外国的侵略提供了条件。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欧洲的战争暴露了令人非常钦羡的西方文明所固有的弱点，而布尔什维克的胜利连同其随即废除沙皇在华的特权，则为中国的解放指明了一条新的道路。仿佛这些划时代的事件尚且不够一样，巴黎和会决定把以前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给予日本，而不是公正地归还中国。在这些事件和决议的综合影响下，中国的思想与政治气候突然改变——儒家化了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主宰地位被彻底粉碎了。跟随其后的是思想上的混乱，在这种混乱局面中，中国学者很容易被罗素或柏格森、尼采或孔德、克鲁泡特金或马克思的种种观点说服，并改变信仰。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皈依者是谁？他们对于自己国家的现实有着怎样的理解？他们在社会和政治活动中有着怎样的个人经历？为什么他们信奉了这样一种学说？

五四运动后的五年里，改信马克思主义的人们当中，仅有12人已知是出身于无产阶级。①其余的所有人都受过教育，而且有些还出身于相当富裕的小资产阶级。在地理上他们分散在北京（围绕杰出人物陈独秀和李大钊所在的北京大学）、上海（围绕创立于1923年的观点激进的上海大学和陈独秀在1919—1920年帮助创建的工会组织）、武汉三镇（围绕中华大学〔见图八〕及其附属高级中学，李汉俊与恽代英在那里任教）、长沙（围绕毛泽东、蔡和森与其他人组建的新民学会）、广州（围绕陈公博、谭平山与其他人在其中任教的一些学院）、广东的海丰、陆丰（围绕彭湃的农会组织）、内蒙古（容易到达苏联和北京）、陕西的榆林（围绕由李大钊的学生们如魏野畴执教的师范学校）、成都（围绕吴玉章和恽代英任教的高等师范学校），连同许多中国留学生在那里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日本、法国的俄国。思想影响的源头主要是北京（通过广为流传的杂志《新青年》），再加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和考茨基的着作的日文译本，以及在法国同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的接触。这些激进的思想能够为社会状况所验证，并在上海和北京这样的大都市里被表述出来，远在国家内地的一些地方如成都和榆林引起反响。

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早期皈依者屈指可数；其中一些人年龄较大，曾参加过辛亥革命，还有更多的人知道1913年内战中的起义以及1915年和1917年复辟帝制企图在政治上的重要意义。虽然他们当中大部分人都至少具有高中文化程度，但其中任何一人都不能称为研究学术的学者。对于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来讲，知识总要引起行动的结果，否则就将成为无目的地学习的收获。在他们看来，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证实其效用。一种理论一旦通过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应被修正或者被放弃，同时开始寻找另外一种理论。①他们卷入和干预政治，有意（或无意）地回避学术生活。胡适博士是个例外。但是，这并不是说，他们在探求知识方面不那么勤勉，或者不那么细致，虽然他们共同的偏好是在小组或者学会中集体学习。他们反对传统，意识到传统将被废弃，并在寻求一种将其彻底铲除的方法。他们在文化上的异化造成了他们在政治上的异化，这或是出于他们自己的选择，或是因为缺乏有威信的社会地位。

他们关切自己国家的落后状况，寻找方法使国家值得他们为之献身，在这个意义上，他们都是民族主义者。这使得他们的民族主义是有条件的——人们热爱中国，因为她可以变成值得爱的国家，①不只是因为他们生来是中国公民。②这种落后状况集中体现为经济的停滞，如陈独秀于1918年指出的那样，或者如毛泽东大约10个月以后在《湘江评论》的发刊词中以同样的倾向所写的那样。③其他的人如向警予通过不同的途径，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在她探索妇女解放的过程中，向发现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最早的女性马克思主义者之一。她逐渐相信“从前种种，皆是错误，皆是罪恶”。④

陈独秀和李大钊认为，造成中国普遍落后状况的原因是腐败的官僚和无耻政客的扈从们所助长的精神消沉、道德沦丧①和不受约束的军阀主义。②这些军阀及其支持者，毛泽东含糊地称之为“强权者，害人者”。③中国的这些强大的害人者都有“帝国主义者”作靠山，获得这种认识对于这些激进的思想家们是一个进一步的、极其重要的发现。④这为后来诸如阶级斗争、剩余价值的剥削、受压迫者的国际大联合，以及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这类概念的应用，打开了大门。至此为止，对中国现实的根本认识方面的变化还是逐步的，尽管接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已经奠定了。十月革命以及对于巴黎和会上有关山东的决议的猛省，加速了这种转变。

如陈独秀以颠覆罪受审时，在他自己的辩护词中回忆的那样，五四运动标志了他思想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在那个日子以前，他重新振兴中华的呼吁是针对知识阶层发出的；此后，他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劳动人民身上。“盖以……世界革命大势及国内状况所昭示，使予不得不有此转变也。”在1919年早些时候，由于他对于资本主义制度和帝国主义分子对中国的压榨日益敌视，其理想中的中国形象不再符合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民主模式了。与此同时，李大钊认为民主在美国已经丧失，声言反对资本家的剥削。①确实，李、陈两人对于民主思想仍都有所留恋，但是是在一种不同的意义上而言。按照他们的理解，他们的“民主”和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相比，要求广泛得多的群体参与。在那年1月，陈在《每周评论》——一种激进的期刊——着文，主张需要一个有群众追随的政党；到3月份，在另外一篇文章中，他的思想更达到了某种类似于人民专政的程度。②在这两篇文章之间，这份刊物登载了一篇题为《中国士大夫阶级的罪恶》的社论，号召一场推翻士大夫统治的工农社会革命。这篇社论很可能是由陈和李执笔的（原文署名“一湖”——译者），他们的民主观念确实在变化，但相继演进的过程是从人民民主经人民革命到人民专政。到那年年底，陈针对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那种制度的道德败坏，发动了猛烈的攻击——“西洋的男子游惰好利，女人奢侈卖淫，战争罢工种种悲惨不安的事，哪一样不是私有制度之下的旧道德造成的？”6个月以后，陈以一种肯定的口气写道，西方人所追求的利润是由工人创造但被资本家从他们那里盗走的剩余价值。①

从受压迫的青年和受压迫的妇女——激进分子们在他们的刊物上予以全面详尽论述的话题——到受压迫的劳工大众，激进分子们注意焦点的这一转变结果形成了他们与劳工大众的一种新的认同。他们的视野更为宽广，他们的同情现在推及所有的穷苦人。对外，他们不再是沙文主义的，他们跟随《每周评论》的榜样，《每周评论》在五四运动之前两个月，刊载了一系列关于爱尔兰、菲律宾和朝鲜争取独立斗争的文章；对内，以社会调查为基础，涉及上海、汉口和唐山工人的工作与生活状况和山东、江苏和福建农民悲惨境遇的一系列论题的文章，在《新青年》、《每周评论》和《晨报》上大量涌现。在中国共产党创建以前，就已经有为了劳动者或者关于劳动者的专门杂志，它们提供关于工人和农民的信息，扶植对劳动的新态度，并且引起人们对于一些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的注意。不久，年轻的激进分子们就被劝告要到劳动人民当中去工作，而且他们之中有些人这样做了——彭湃在海丰的农民中间，张国焘和邓中夏在北方的铁路工人中间，毛泽东在长沙的工人中间，还有恽代英在武汉的工人中间。

人们一定要问：不依靠一场暴力革命，中国的民族愿望能否得以满足，社会公平能否得以实现呢？当权人物会让这些目标通过和平的转变过程而得以完成吗？到了五四运动时，那些被觉察了的国家的敌人——帝国主义者、军阀和腐败的官僚，已经被确认了，但是，如李大钊所说，仅仅“开几个公民大会”是无法将他们从掌权的位置上赶走的。②在这一点上，1911年（中国）和1917年（俄国）的革命经验提供了不容置疑的证据。在陈的头脑中，欧洲的繁荣是其历次革命的结果；在李的头脑中，只有在最大痛苦和牺牲之后才可能有最大的成就。①如同《每周评论》着名的社论《新纪元》（载于1919年1月，第3号和第5号）解释的那样，进化的基础是合作而不是竞争。由于驱使人去剥削人的少数人的贪婪造成了一种竞争的而非合作的状态，其后果便是社会的不公正。这种不公正通过革命以外的其他手段是无法消除的。对于李、陈两人，革命不是简单的暴力行动，因为它包括旧事物的毁灭和新事物的诞生两个方面。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只有在革命胜利以后才能解决所有社会问题。因此，当讨论妇女解放问题时，李大钊将其与有产者阶级专政下的社会制度的毁灭联系起来，而陈独秀则简洁地说：“解决……所说（妇女、青年和工人）的三个问题，非用阶级战争的手段……不可。”②其他激进分子如《民国日报》附刊《觉悟》的一些撰稿人，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而且，他们接受了唯物史观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③在法国，中国留学生将《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文，并把精力投入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讨论会。④正是通过这些留学生之一蔡和森的影响，毛泽东才将其早些时候对克鲁泡特金的钦佩转换为对马克思的钦佩。⑤感情上的反抗在所有这些个人转变的例子中都是明显的。没有它，他们将不会成为狂热的革命者，如同他们即将成为的那样。

但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呢？投入有组织的政治行动以前，激进分子们对于它知道些什么呢？在中国共产党创立之前，可以找到《共产党宣言》的几种译本；《新青年》和《晨报》的附刊上还有介绍历史唯物主义的文章（河上肇着）。考茨基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有两种译本，一种为国民党的理论家戴季陶所译，但是《资本论》本身却只有经过大量删节的中文本。译成中文的还有《雇佣劳动与资本》、《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论犹太人问题》、《神圣家族》、《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以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北京大学的图书馆中收集有数量相当可观的英文、德文、法文及日文的共产主义文献，李大钊在和他的社会主义青年小组的讨论中，利用了这些文献。除此之外，十月革命自然地把激进分子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了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俄国。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以及托洛茨基的《共产主义与恐怖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与世界和平》都译成了中文。列宁于1919年12月在联共八大上所作关于苏联共产党章程的报告的中文本，在《新青年》（第8卷，第3和第4号）上分为两部分连载——《民族自决》和《过渡时代的经济》。介绍马列主义的工作随着《共产党》月刊于1920年11月在上海创刊而蓬勃展开，俄国政党、国家和社会各个方面的情况，连同俄国新的艺术和文学，在几份激进刊物上得到了报道。①不满足于翻译过来的关于新俄国的报道，中国人或前往俄国直接观察，或向莫斯科派驻记者。其中包括瞿秋白，他的动机是“寻求……改造中国的真理”。②通过他们的报道，抽象的理论转化成了具体的事实。在中国内地，恽代英于武昌创办的利群书社以及毛泽东于长沙创办、在湖南数县设有分店的文化书社这类书店，还有萧楚女于重庆编辑的《新蜀报》，将这些出版物散布开去。①

有了这些出版物，马列主义的主要分析工具——辩证唯物主义、阶级斗争、剩余价值，等等——便在这些早期皈依者们的掌握之中了。他们的国家的丑恶方面、劳动人民的苦难，被视为帝国主义者、资本家和地主的剥削，以及他们垄断国家政权的结果。按照这个观点，中国社会被看作是由压迫者和被压迫阶级组成的，其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与仅仅几个世纪以前的骄傲的帝国相去甚远。应当承认，它的转变需要一场革命，但当它既没有一个发展了的资产阶级也没有一个壮大的无产阶级时，为什么是一场由马列主义指引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呢？李大钊在1919年5月4日《每周评论》的一篇社论中，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简单的——既然中国的资产阶级发展不充分，中国的革命就可能比俄国、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的更为容易。在中共创建的前夕，他论证说，在一个劳工运动日益高涨的世界里，要中国发展自己的资本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站不住脚。“再看中国在国际上地位，人家已经自由竞争，发达到必须社会主义共营地位，我们今天才起首由人家的出发点，按人家的步数走。……在这种势力之下，要想存立，适应这共同生活，恐非取兼程并力社会共营的组织，不能有成。”②陈独秀也根据事实赞同这种蛙跳理论，虽然他没有像托洛茨基那样发展一套不断革命的战略。按照他的观点，一种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在1920年的中国的发展程度，并不亚于1848年的德国或1917年的俄国。既然俄国成功地完成了跳跃，中国为什么不行？①这种蛙跳理论严格说来也许是不辩证的；对陈、李以及他们的追随者如周佛海、瞿秋白与蔡和森来说，社会主义代表一切美好的东西。它是一个没有阶级对抗的社会，为所有人提供了尽其所能发展自我的机会。②如瞿秋白在其莫斯科之行前所说，他和与他共同主办《新社会》杂志的同事们，希望促成的是一个自由、平等、没有阶级差别、没有战争危险的民主的新社会。③一个漫长而阴暗的“资本主义阶段”的前景，他们想起来是太令人厌恶了。在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的这个阶段，列宁在1920年7月于共产国际的第二次大会上以及在这之前所提出的关于土地、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论点，很可能仍然不为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所知晓。对此他们不得不依靠他们同共产国际的代表，主要是斯内夫利特（马林）和沃伊京斯基④的谈话。

① 陈郁、苏兆征、向忠发、项英、邓发和柳宁。见唐纳德·W.克莱因和安·B.克拉克：《中国共产主义传记辞典，1921—1965年》。还有邓培、朱宝庭、许白昊、刘文松、刘华和马超凡。见琼·切思诺；《中国的工人运动》，第400—4

Chapter_14

02页。

① 关于这一点，我要感谢阿德里安·陈：《1925年以前中国共产主义的发展和特点》（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博士论文，1974年），第39—40页。但是，他在这个部分将其研究仅仅局限于陈独秀，而我认为李大钊、董必武、吴玉章、林祖涵，更不必说毛泽东，无疑都有同样的倾向。又见迈斯纳：《李大钊》，第106页。

① 关于“爱国”的最完整的说明，见于陈秀独所作《新青年》的《本志宣言》，7（1919年12月1日），第1页。

② 李大钊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更为复杂。1915年，他说：“自觉之义，即在改进立国之精神，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不宜因其国家之不足爱，遂致断念于国家而不爱。”显然李没有为这些不足辩护；也没有试图为其辩解。他的困境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不足最终将使一个爱国者的努力成为徒劳，而且只要这些不足仍然存在，他的爱就将一直得不到报偿。为使他从这种进退维谷的境地解脱出来，他聊以自慰的是着名的凤凰涅盘式的中华复兴的观念。但是后来，在他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改信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由于将中国与世界的未来联系起来，他从其狭隘的、先验的民族主义，转到了人类的整个历史和人类的伟大使命上来。迈斯纳：《李大钊》，第22—23、27和180页。

③ 陈独秀：《文存》，2（1918年9月15日），第275页，及竹内编：《毛泽东集》（以下作竹内本），1（1919年7月7日），第53页。

④ 见李立三的文章，载《红旗飘飘》，5，第28—31页；《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2，载《五四时期期刊介绍》，1，第154—155页。

① 陈独秀：《文存》，2（1916年10月1日），第85—86页；和4（1917年3月1日），第52页；石峻：《中国近代思想史资料——五四时期主要论文选》（以下作《思想史资料》），第1906页，1917年2月1日；关于李在1915—1917年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见迈斯纳：《李大钊》，第24和34页。

② 李大钊：《选集》，第81—82页，原载《甲寅日刊》，1917年3月29日；陈独秀：《文存》，1（1916年2月15日），第53—54页；《新青年》，3.4（1917年6月）；及陈独秀，同上书，1（1918年7月15日），第222页；和2（1919年11月2日），第387页。

③ 《民众底大联合》，1919年，竹内本，1，第61—64页。

④ 陈独秀的两篇文章，载《每周评论》，4（1919年1月12日）和8（1919年2月7日）。同时，李大钊从他1915—1916年的达尔文式的内省的民族主义，发展到1919年1月的坚定的反帝立场，见边斯纳：《李大钊》，第24页，以及李的社论《新纪元》，载《每周评论》，3。

① 陈独秀：《辩诉状》（出版处不详），标明的日期为1933年2月20日，第1页。还可参见陈于1919年3、4月份发表在《每周评论》上的文章，它们预示1919年11月2日的那篇经常被引用的文章《实行民治的基础》的出现。对于陈改信马克思主义的日期在李大钊之后一年或两年的看法，如许华茨的《中国共产主义》第22页和迈斯纳的《李大钊》第112—113页所坚持认为的那样，我是知道的。然而，尽管陈对J.杜威的论述是很客气的，他11月份的文章不仅批评杜威的民主观念“还有点不彻底”，而且明明白白地将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置于其经济基础之上。参见《文存》：1，第375页。关于李大钊的观点，见《晨报》，1919年2月7—8日。

② 《文存》，3（1919年1月19日），第589—591页以及4（1919年3月26日），第646页。

① 同上书，2（1919年12月1日），第72页。也同上书，4，第216—217页。

② 《每周评论》，22（1919年5月18日），第22页，见其《选集》，第214页。

① 《思想史资料》，第1906页和1201页。

② 同上书。第1207页（1918年10月15日）；《新青年》，6（1919年2月15日），第2页；陈：《文存》，4（1920年9月1日），第224页。

③ 《五四期刊》，1，第193—194、198页。

④ 何长工：《勤工俭学生活回忆》，第61页，和《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载《五四期刊》，1，第154页。

⑤ 竹内本，1，第58页，《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3页，引用于《湖南历史资料》，4（1959年），第80页。

① 关于这一问题，最好的资料来源有《五四期刊》，1和3；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68和75页；《新青年》，9（1921年9月1日）第5页的一则广告；以及《近代史资料》，2（1955年），第161—173页。

② 《五四期刊》，1，第135—136页。

① 《社会新闻》，1.8（1932年10月25日），第176—178页；洛甫（张闻天）：《青年学习问题》，第95—107页；以及竹内本，1，第71—73页。

② 《守常文集》，上海，1952年（1921年3月20日），第189页。

① 《新青年》，8（1920年11月1日），第3页。

② 见周的文章，出处同上，8（1921年1月1日），第5页，和蔡在《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中的通信，引用于《五四期刊》，1，第158—159页。另见陈的文章，载《新青年》，1920年9月1日。

③ 《新社会》，发刊词，1919年11月1日。

④ 即吴廷康；卫金、魏琴、魏金斯基、沃伊琴斯基也是此人——译者。

党的建立

党的建立

与中国对俄国的迷恋相应的，是布尔什维克们对中国的兴趣——由于漫长的共同边界、俄国的华人社区（更不用说华人曾在俄国内战中为革命而战）、俄国在中国的地位，以及意识形态上促进世界革命的任务。以建立俄国共产党政权的相同原则建立一个中国政权，这对于国家和革命的目标都将是有所裨益的。

义和拳起义和俄国在其中的作用，曾吸引了列宁对中国的注意，但正是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革命才使他认识到亚洲国家的新的觉醒，①并且在他登载于1913年5月18日的《真理报》上的文章《落后的欧洲与先进的亚洲》中，谴责欧洲人在亚洲的野蛮行径。他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也是最后发展阶段的理论，直至1920年的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才有力地提出来，纳入全球性的革命战略之中。②这样，西方的阶级斗争与东方的民族斗争之间的链条便铸成了。一个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两阶段革命战略的基础奠定了。这就需要刚刚出现的共产主义运动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之间的联合，并指出了在这样的国家中在适当的时机成立农民苏维埃的可能性。列宁认为领导落后的东方国家的群众的任务属于西方国家的无产阶级，这个论点赋予共产国际以教导和指引没有经验的东方革命运动的权力。

这些便是派遣沃伊京斯基和马林来中国的背景。在他在中国逗留的六、七个月里，沃伊京斯基帮助中国的激进分子们——由信仰不同派别的社会主义学说的人们组成的一个混杂的群体——认识到沿着《怎么办？》中所阐明的列宁主义组织路线成立政党的必要性。分散的社会主义研究的中心与陈独秀于1920年8月创立的结构松散的社会主义青年团，被组织起来以奠定中国共产党的基础，该党在1920年底形成，并于1921年7月初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正式组成。这是一次大约12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参加的会议。会议在法国租界的一所女子学校（暑期无人）开始，成员们担心巡捕的监视，乘火车转移到湖上的一艘游艇中继续讨论。具体的细节模糊不清，而且不同的见证人所说不一。

据“一大”的参加者陈公博说，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章程规定的党的任务，是组织和教育劳动群众继续进行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并最终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尽管它没有阐明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该党也将有系统的、纯洁的、秘密的从小组到中央的组织，以便领导工人、农民和士兵群众去完成其革命任务。认定党必须代表一个阶级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存在的其他党派，包括国民党，采取了一种敌视的、不合作的态度。中国共产党要向共产国际逐月递交报告并与其保持密切联系。根据这些规定，中国共产党创立伊始便成为一个革命政党，而不只是一个研究团体，这使得一些党的创建者很烦恼，他们由于这个原因将要脱党。中央由三人组成——陈独秀是书记，张国焘任组织主任，李达任宣传主任。①

陈未出席而当选为书记，以及他直到1927年7月15日辞职为止对中央的持续控制，对于这个年轻政党的发展是件至关重要的事情。在这两位深受景仰的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李大钊和陈独秀当中，被选中的为什么是陈而不是李呢？李仅仅获得了中央候补委员的职位。李正在四川讲学，陈则正在为改革广东的教育体制而工作。在他们的学术地位、社会威望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的贡献之间，是没有什么可挑选的。决定这个问题的也许是实际问题。陈从北京大学辞职以后，没有一份固定的工作，因而能够投入更多的时间编辑激进的期刊，例如《共产党》，在上海开办俄语学校，并在上海工人当中进行宣传鼓动。①他在政治上的实际经验表明，他也许是日常组织工作的合适人选。②这种选择在任何意义上讲都不是轻易作出的，因为陈以其强烈的个性而着名，如“一大”的另一参加者周佛海所评论的：仲甫（陈独秀）是个固执的人。③他还对尚武精神有反感，并对其他政治党派有种厌恶情绪。这些个性特点是与共产国际的中国政策不相符合的。

在“二大”（1922年5月于杭州）④ 上，党在革命斗争中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得到重申。至少在理论上，民主集中制在第二个章程中被奉为神圣的原则，党采用了一种地方、地区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三级体系，处于这个体系基层的是小组，所有成员必须参加小组每月的（或者每周的）例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要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指派，而非选举产生，这确保权力将在领导者的掌握之中。这种中央集权由于新章程的最显着的特点而得到加强，这一特点是关于纪律有整整一章，要求地方和地区的委员会服从中央的决策。不服从可能受到地方或中央委员会的惩罚。⑤

1925年的五卅运动之后，中共在规模上发展到了大约20000人，中央的组织也因增设妇女、劳工、农民和军事四部得到了扩充。①在1927年4—5月的“五大”上，中央执行委员会从原来的3名成员扩大到29名，在1927年紧张而且迅速变化着的局势下，要有效地发挥作用并敏捷地作出反应，这是过于庞大了。很可能是由于这个缘故，设立了政治局。

作为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而完成它所代表的阶级的长期和短期的目标，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以及在较小程度上还有其政治作风，不可能不彼此矛盾而不造成严重的内部纠纷。在陈独秀的领导之下，中共在1923—1927年的目标——消除帝国主义者和封建主义者对中国的控制——使党不得不按照由情况需要所决定的时间顺序，加强它在无产者、农民和士兵，以及它领导的妇女和青年小资产阶级群众组织中的力量基础。但是党不得不保持其集中制；否则它迟早会发现自己面对反动分子而无能为力。尽管关于陈领导之下的党的生活的历史记载很少，仅有的少数资料还是展现了创始人管理一个组织松散的政党的情况，自上而下的联络渠道比自下而上的更加顺畅地起着作用。在顶层和中层，中国共产党更多地依靠与陈和李大钊的私人关系（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是导师与其追随者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依靠不带个人色彩的纪律。事实上，一旦这些联系纽带由于其他原因而被削弱，有关的成员便会显示出一种脱离组织的倾向。②李大钊和党的北方支部与上海的中央几乎没有任何有记载的接触，多多少少处于独立状态。即便是1927年初占领汉口英国租界这样一个意义深远的重要行动，也既未经中央的筹划又未经其指导。①此事仅仅四个月以前，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次扩大会议还对大大扩展了的党在组织上的缺陷表示了严重的关切。领导层表现出一种官僚主义的倾向，而有些同志甚至犯有侵吞和贪污的罪行。②

党希望在基层的小组当中见到一种新的人生哲学的发展，在作风上应当是集体主义的而非个人主义的，成员的观点应当是客观的而非主观的，而且对党绝对信任而不怀疑。事实上，小组主要处理实际工作而放弃了理论训练。③那个层次的生活，在许多情况下仍是没有组织而且随便的。陈关于严密的党组织的看法，似乎更接近于罗莎·卢森堡而不是接近列宁。例如，根据现有的文件，在陈任书记职务期间，没有什么地方提到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法。④主要的决策由定期召开的代表大会和执行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作出，陈与其书记处中的同志们则完成中央的日常工作。在陈辞职以后，1927年8月7日召开的会议批评他的领导作风是“家长式的”和“独断专行的”，他的组织路线是“不民主的”。这反映了新一代经莫斯科训练的领导人的观点，他们在党的生活中的经验，尤其是从批评与自我批评方面来说，很不相同。

① 《真理报》，103（1913年5月18日），《列宁斯大林论中国》，第20页。

② 同上书，第43—63页；H.德昂科斯和S.R.施拉姆编：《马克思主义与亚洲：概论》，第153—169页。

① 陈公博，《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1924年写的一篇文章》第79—82、102—105页；韦慕庭与夏连荫编：《有关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在华苏联顾问的文件，1817—1927年》，第100—109页；郭华伦：《中共史论》（此后作《史论》），1，第26—27、31页；张国焘：《我的回忆》，载《明报月刊》（此后作《明报》），6，第6页；或见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起》（英文），1，第136—152页。

① 理查德·C.卡根：《陈独秀未完成的自传》，《中国季刊》，50，第295—314页；阿德里安·陈：《发展》，第45页；许华茨；《中国的共产主义》，第10页以下各页。

② 举例来说，迈斯纳《李大钊》第204—205页指出，李号召青年去乡村工作，丝毫没有谈到组织问题。

③ 郭华伦：《史论》，1，第95页。

④ 一般认为“二大”是1927年7月16—23日在上海召开的——译者。

⑤ 第二个章程的全文载于陈公博：《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第131—135页；回译成中文，载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1，第52—55页；韦慕庭与夏连荫：《文件》，第104—109页。

① 詹姆斯·平克尼·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中国共产党史，1921—1972年》，第67—68页。张国焘略有出入地列入了以下组织上的变动：中央在“四大”以后包括书记处、组织部和宣传部，以及《向导》周刊的编辑；劳工部和农民部分别在五卅运动之后和1926年春设立。《明报》，13，第89页。

② 陈公博：《寒风集》，第226页；栖梧老人：《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见闻》，《新观察》，13（1957年7月1日）；托马斯·C.郭：《陈独秀（1879—1942年）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第255页。

① 迈斯纳：《李大钊》，第119页；《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红色文献》，第108页。

② 1926年7月12—18日全会的决议全文，载郭华伦：《史论》，1，第224—230页，译文载韦慕庭和夏连荫：《文件》，第271—281、288—317页，见第276页。

③ 韦慕庭和夏连荫：《文件》，第95、106、137页。小组中的党的生活，同在莫斯科的中共党员当中实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经莫斯科训练的中共党员的返回，也许是导致1926年以及后来对陈的组织路线尖锐批评的原因。

④ 哈里森：《长征》，第126页。

第一次统一战线内的紧张状态

第一次统一战线内的紧张状态

对于陈独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唯一的最重要的政治问题是其与孙逸仙领导的国民党的关系。这个问题是如此错综复杂，以致中国共产党起初并不愿意陷进去。在“一大”上它对中国其他党派的态度，不是如陈公博记载的那样是敌对的，就是像陈潭秋追述的那样，支持国民党的进步的政策，但采用非党派的合作方式。①必须记住，陈独秀当时正与广东的军阀陈炯明共事，李大钊则打算与北方的军阀吴佩孚进行一次会谈——两者都是孙逸仙的敌人。②但是，到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时，陈炯明事件已经结束，吴佩孚也遭到马林和中国共产党关于当前事态的声明的严厉谴责。这个声明邀请国民党以及其他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团体联合组成一个民主统一战线，将中国从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双重压迫下解放出来。③

统一战线的这个压倒一切的目标是无可质疑的；使中国共产党其后遇到宗旨上和组织上难题的，是1923年6月采用的“党内合作集团”的政策——据此，中国共产党的成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中国共产党党组织的独立性。④首先，这种与中国资产阶级合作的策略，同中共在意识形态上铲除资产阶级的承诺是矛盾的；另一方面，党员一致行动正是列宁主义的共产党概念的本质的组成部分。①夺取政权之前很有必要结成统一战线，这一前提由于中国共产党人数上的劣势，似乎是有充分根据的，但它也为统一战线在国民革命看上去正在取胜，联盟中较弱的一方可能被较强的一方抛弃时的最终分裂，播下了种子。因而，这个联盟必然是暂时的，因为从革命的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转变，不大可能是平平静静的。继列宁的《两种策略》之后，瞿秋白的重要文章《自民主主义至社会主义》，②似乎已准确地点明了这个问题。但共产国际更为乐观，谋求从内部控制和改造国民党。③

国民党由于接受了如其1924年的宣言所阐明的反帝反封建的双重目标，也由于其改组披上了列宁主义的外衣，的确发生了变化。④统一战线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谋求通过把其成员安插进国民党中央的群众运动部门和黄埔军校，从而影响国民党。国民党员们对传统上被认为显赫而有实力的部门，例如财政和外交部门，而不是组织、宣传、劳工或农民部门，表现出更大的兴趣，这一事实表明，国民党对党的组织和革命的观点没有改变。保守分子们争夺有钱有势的政府职位或大元帅府的职位。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向导周报》、《新青年》和《前锋》，从未停止批评国民党组织上的缺陷和妥协的倾向。这些努力，连同俄国的援助和俄国顾问的到来，有助于国民党中左翼的产生，因而在其创始人孙逸仙于1925年春逝世以后（见第11章），逐渐分裂了该党。①国民党的党组织落入左派之手，而政府则仍在右派的掌握之中，在这种情况下，身为国民党政治顾问的斯大林的特使鲍罗廷，希望形成一个中间派来团结和统治该党。②

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导致中国共产党重新调整其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被陈独秀认定为“反革命的”③国民党右翼已背离了统一战线，而中间派则保持其暖昧态度，国民党左翼具有革命倾向但是容易妥协。陈因而从其早些时候只有资产阶级才有能力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立场，转变到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执掌这种领导权的立场上来。大约同时，斯大林在莫斯科提出了国民党实际上是四个阶级——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大（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集团的观点；④因而就中国共产党来说，留在其中以便保持“党内合作集团”联盟，尽力使国民党发生转变，这在理论上是可能的。

从更实际的方面说，中国共产党向群众进行宣传和组织群众，得益于国民党的合法旗号，⑤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和随后的1925—1926年的省港大罢工以及1927年1月收回汉口和九江的英租界的行动中，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胜利。这些胜利要归功于中共在城市劳工当中的工作。⑥第一次统一战线将近完结之时，中共大概能够影响约300万工厂、矿山和铁路的工人。与1920年仅仅385000人的数字相比，①这种显着的增长要归因于中共在其1925年1月于广东召开的“四大”上所采取的展开工会工作的措施，以及五卅运动本身。工业方面纠纷的次数增加了——由1925年的348起增至1926年的435起，尽管大都出于经济原因。②北伐期间（见本书第11章），湖南的工人帮助北伐军运送军用物资，同时破坏了北方军队控制之下的铁路系统，③他们在汉阳兵工厂的同志们则举行罢工，阻止为吴佩孚部队生产军火。④迅速扩展也许导致了工会组织的脆弱。在广东，工会的领导和纪律都令人失望，因为工会本身在共产党和反共产党的路线上存在严重的分歧。⑤在武汉，当时工会运动的一个杰出领导者刘少奇，承认工会群众基础薄弱、组织不团结、政治觉悟模糊。⑥

共产国际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没有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的正统立场，把亚洲革命者的注意力引向他们本国的土地问题。在其1922年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共产国际着重告诫说：

东方各落后国家的革命运动，如果不依靠广大农民群众，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因此，东方各国的革命党必须明确制定自己的土地纲领。这个纲领应该提出彻底消灭封建主义及其以大土地所有和土地租种形式出现的残余的要求。①

共产国际第六次全会（1926年2—3月），还有第七次全会（1926年11—12月），都发出了同样的呼吁。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们，陈独秀和张国焘尤为突出，往往低估农民对于政治问题的兴趣及其有组织的行动的能力。③中国共产党1925年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对于土地革命只表现出有限的兴趣。然而，这并不能否认某些党员个人为后来相当重要的农村工作倾注了精力：沈玄庐在浙江萧山的农民协会为减租而斗争；而彭湃在海丰和陆丰的农民协会创始于1921年，在1923年拥有100000以上的成员。后来，在国民党的赞助下，不过仍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这场运动波及广东全省，涉及大约700000人。青年团领袖恽代英以一种不那么系统的方式劝导团员们去乡下工作。④湖南的农民运动由于其巨大的规模和毛泽东在其中的作用，是别具一格的。它始于1923年，并且在1926年该省被国民党的军队攻占时，得到了有力的推动。据毛所说，那里的协会在1927年初拥有200万名会员。①当国民党军队到达湖北时，农民运动也在那里爆发了。到1927年5月，它声称有250万成员，而江西据说有83000人加入农民协会。②组织起来的农民试图推翻或削弱“土豪劣绅”的统治，攻击不合理的风俗和习惯，铲除腐败现象。③在湖南，他们超过减租减息的范围，提出了重新分配土地的要求。④他们还通过提供军事情报和充当向导来支持国民党军队。⑤

到1927年6月，武汉国民党的农民部（见本书第11章）声称六省的农民协会拥有令人吃惊的900多万名会员。⑥如同工会一样，它们的飞速发展也导致了组织松散和纪律涣散。⑦曾是国民党农民部首脑的共产党人谭平山，公开地承认他在加强农民运动方面的失败。⑧更糟糕的是上层决策含糊而易变，造成了下层行动犹豫不决。如一位领导者所说：

而我们自己呢？当时实处在一种矛盾的状态中。既要与一切封建势力土豪劣绅资产阶级宣战，而在另一方面又要与代表豪绅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合作，又要与封建余孽、豪绅资产阶级的走狗、大小新军阀，讲亲善，谋妥协。对工农的要求，则制止工农自己动手来解决，而要他们等待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的命令。这岂不是和俟河之清一样的无期吗？①

左翼国民党的领袖汪精卫更谴责了农民运动中的过激行为。②斯大林断言国民党左派基本上是小资产阶级，这被证实只是一种幻想；没收土地和组织农民自卫队，彻底剥夺了国民党左翼的利益，暴露了一场来自下层的革命和“党内合作集团”政策根本上的不相容性。

中国共产党直到1927年4月重要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才有了土地政策。就在这以前，毛提交给国民党土地委员会会议的决议草案，主张在政治上没收“土豪劣绅”和军阀的土地，在经济上没收所有出租的土地。③代表大会本身的土地问题决议要温和得多——仅仅没收公用的和大地主的土地，而将小地主和革命军官从这场磨难中放过了。④代表大会没有坚持没收以后的集体所有制，但是认为解除地主部队的武装，同时帮助农民组织农村的自卫武装来保护土地重新分配的果实是适当的。⑤在军阀和地主具有军事优势的条件下，没收和武装，能否如同期望的那样得以实现，是值得怀疑的。农民协会购买武器是被国民党的武汉政府禁止的。⑥这与在城市中将工人纠察队缴械的作法，有同样的结果。没有武装起来的农民，乡村的农民运动可能遭受残酷无情的镇压，长沙附近的“马日事变”（1927年5月21日）就是例子。这在后来将对秋收起义期间的第一个苏维埃的成立产生影响（见本书第11章）。

如前所述，陈独秀是反对依靠武力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在1923年4月18日《向导周报》的一篇文章中，他阐明了他的立场，使之与其马克思主义思想相一致；概括地论述了拥有武器的人民反抗拥有武器的军阀的革命，这完全是一幅人民武装与反动势力的正规军对阵的列宁主义的景象。陈未能想象出来的是一支能征惯战的政治化的军队。在中国共产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之后不久，“青年军人联合会”，一个共产党人的前线组织，在黄埔军校的学员①当中创立了，稍后，又诞生了一个对立的团体，“孙文主义学会”。随着1925年9月国民党军队中总政治部的设立，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党员（如第二军的李富春和第六军的林祖涵）专门从事战斗部队中的政治工作。②但这些军官是否具有可与苏联红军中同等军官的权力和影响，是成问题的。中国共产党在军事工作方面的弱点，在蒋介石于1926年3月20日发动政变（指中山舰事件——译者）时，就变得明显了，政变的结果之一是黄埔学员当中的左、右翼组织一同解散。彭述之当时曾为国民党对自己军队控制的放松而惋惜，③这种放松的标志是汪精卫赴法国，和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会建议，禁止任命共产党人担任军队政治委员。最后，在1927年6月，军队的政治部和政治委员都被蒋取消了。④

中国共产党试图推迟实际上于1926年7月发动的北伐，同样不起作用。彭述之和陈独秀从政治、经济，甚至战略角度为推迟北伐而争辩，但也没有用。甚至鲍罗廷的异议也被拒绝。①统一战线完结时，无论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工作在纸面上的数字给人多么深刻的印象，他们在战场上显然无法与蒋介石和其他军事首领的部队相抗衡，如汪精卫大加抱怨的那样。没有巩固的群众组织，没有武装力量，没有坚实的经济基础，来自下层的革命在来自上层具有毁灭性力量的革命下崩溃了。虽然在蒋1926年3月的政变后凶兆已现，斯大林一年多以后仍然有足够的自信，用压榨右翼国民党这个柠檬②的比喻的动情呼吁来劝告中国共产党，说它与国民党联合依旧是可行的最佳途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国民党左派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联合体为理由，提出了同样的建议。如果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已变得单纯了的统一战线③中“不起领导作用”，“[它]就不能取得在全国的领导作用”。因此立即从联合中退出将是错误的；“根本不从其中退出”也将是错误的。④共产国际在这个紧要关头的劝诫，因而就是同武汉的国民党妥协，同时避免玩弄暴动的游戏。

共产国际的决议实际上否决了陈独秀在1927年4月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提议，他曾数次提出这一提议，即将联合变成“党外合作集团”的联合。①既然蒋已于1927年春开始在上海和南京对共产党人进行狠毒的镇压，还有什么选择余地呢？在代表大会上，只有相互矛盾的政策提案形成的混乱。不愿放弃统一战线，却又过于弱小而不能使合作者听命于己，中国共产党只能看着局势恶化。按照共产党人的用语或其他任何说法，这都是右倾机会主义。

中共一旦决定实行暴力革命的策略，就不得不面对暴力迫害的可能性，无论是在1922年还是在1927年。赤裸裸的事实是，在中国这样一个被军阀肢解的国家里，政权只可能来自枪杆子。第一次统一战线所造成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共产党不像1922年那样只有大约130名成员了，到1927年中期它已发展为一个有将近60000群众的政党，尽管它随后遭受了损失，也已能够经受住国民党残酷无情但经常是效果不佳的镇压了。如果它在1922年和1923年选择单独作战而不与国民党联合，它可能干得更糟；如果它较早地为最后的决裂做好准备，它也许会干得更好。总之，1927年7、8月的局面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共产党必须拥有一支军队、一块地盘和一个政府。换言之，它必须缔造一个国中之国。

① 诺斯：《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员》，第59页。参见陈潭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共产国际》，美国版，14.10（1936年10月），第1361—1366页；英国版，13.9（1936年9、10月），第593—596页。

② 《华字日报》登载了许多陈独秀1921年3月以后，尤其是1921年9月10日在广东活动的报道；郭华伦：《史论》，1，第31页。

③ 《红色文献》，第28和34页。学者们大都同意统一战线的主意来自莫斯科，中国共产党被诱骗而接受了这个主意。关于一种相反的意见，参见H.R.艾萨克斯对H.斯内夫利特（马林）的访问记，载《关于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文献》，《中国季刊》，45（1971年1—3月）。

④ 布兰特等：《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第68页。

① 许华茨：《中国的共产主义》，第52页。

② 《新青年》，2（1923年12月20日），第79—102页，署名屈维它。

③ 许华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第52页；韦慕庭：《孙逸仙：受挫的爱国者》，第148—150页。

④ 国民党组织部：《第一次全国大会宣言》，出版地不详，1927年8月。还可参见韦慕庭：《孙逸仙：受挫的爱国者》，第172—174页。

① 陈志让：《国民党左翼——一种定义》，《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学报》，25.3（1962年）。

② 哈里森：《长征》，第58页。

③ 《向导周报》，101（1925年11月7日），第844—845页。

④ 德昂科斯和施拉姆：《马克思主义》，第228页。

⑤ 陈志让：《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第119页；哈里森：《长征》，第50页。

⑥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此后作《工人》），中国现代史资料丛刊编（北京，1954年），第546—549页。

① 陈达：《中国的劳工骚乱》，《每月劳工评论》，6（1920年12月），第23页。

② 哈罗德·R.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修订第2版，第123页；《向导周报》，159（1926年6月23日）；167（1926年8月15日）；和168（1926年8月22日）。

③ 《工人》，第319—328页。

④ 《民国日报》，广州，1926年9月21—25日，载华岗：《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上海，1947年。

⑤ 《劳动周报》，5—8（1923年5月和6月），引用于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172页脚注12；《泰晤士报》，1926年12月1日；邹鲁：《回顾录》，上海，1943年，1，第166页。

⑥ 参见湖北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7年1月，载《工人》，第407—408、413页。

① 简·德格拉斯：《共产国际，1919—1943年，文件选编》，1，第387页。

② 同上书，2，第279页；《红色文献》，第254—255页。

③ 陈独秀文，载《新青年》，12.4（1924年），张国焘文，载《向导周报》，12（1922年12月）。

④ 《新青年》，9.4（1921年8月1日）；9.5（1921年9月1日）；10.6（1922年7月1日）。又见尼姆·韦尔斯：《红尘》，第199—200页；《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此后作《农民》），中国现代史资料从刊编，北京，1953年，第35—39页。关于彭湃的工作作风见《红旗飘飘》，5，第38—42页。关于彭和海陆丰，见卫藤沈吉：《海陆丰——中国的第一个苏维埃政府》，《中国季刊》，8和9（1961年）；尤其是罗伊·霍夫海因兹：《浪潮》。关于恽的工作，还可参见《中国青年》，32，1924年5月24日。

① 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第63页；毛泽东：《选集》，1，第14页。然而，李锐提供的1927年4月的数字是5180000人。见《农民》，第288页。

② 《农民》，第391、410、413页。

③ 毛的湖南报告，载竹内本，1，第209页。

④ 《农民》，第289页。

⑤ 董显光：《蒋总统传》，台北，1954年，1，第78—79页；《华侨日报》，香港，1926年9月7日。

⑥ 《农民》，第18—19页。关于农民运动的夸大的叙述，也许是由于把“农会”（乡绅领导的农民团体）计入了“农民协会”（农民领导的农民协会）。

⑦ 毛：《全国农协最近训令》，1927年6月3日，竹内本，2，第9页。

⑧ 哈里森：《长征》，第113页。

① 柳直荀：《马日事变回忆》，《布尔塞维克》，20（1928年5月30日）。

② 《汪精卫集》，上诲，1929年，3（1927年7月5日），第141页。

③ 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第289—290页。

④ 郭华伦：《史论》，1，第240页；卫藤沈吉：《海陆丰》，《中国季刊》，9，第162页；斯图尔特·R.施拉姆：《20世纪的政治领袖：毛泽东》，第98—99页。

⑤ 郭华伦：《史论》，1，第241页。

⑥ 《农民》，第400—401页。

①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第35—36页。

② 《社会新闻》，1.14（1932年11月12日），第308—309页。

③ 《向导周报》，167（1926年8月8日），第20—21页。

④ 《蒋委员长全集》，沈凤岗编，5，第12页；《华字日报》，1927年6月13日。

① 《向导周报》，161（1926年7月7日）和165（1926年7月28日）；路易斯·费希尔：《世界事务中的苏联人：苏联与世界其他部分的关系史》，2，第648页。

② 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第162页。

③ 哈里森的用语，《长征》，第96页。

④ 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其第八次全会上关于中国的决议，1927年5月，载《红色文献》，第277页。英译文载于埃克赛尼亚·乔柯夫·尤丁和罗伯特·C.诺思：《苏俄和东方，1920—1927年，文献概览》，第369—376页。中译文引自《六大以前党的历史资料》——译者。

① 德格拉斯：《共产国际，1919—1943年：文献选编》，2，第276—277页。参见陈独秀的《告全党同志书》，译文载于《中国历史研究》，2.3（1970年春），第224—250页。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采取的立场远不清楚。关于这次代表大会的专题研究显然是亟待进行的。

第11章 国民革命：从广州到南京，1923—1928年

第11章 国民革命：从广州到南京，1923—1928年

组织革命运动

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党的革命，是中国现代史中最使人感兴趣的一个事件，它的成功是因为它为爱国和革命的目标出色地动员了人力和物质资源。组织阶段从1923年后期持续到1926年中，在此期间，一批坚定的中国人以很有限的力量开始，组织了一个旨在统一国家、战胜外国特权和改变形形色色的不平等状况的革命运动。这些人得到一批俄国专家的建议和支援，后者提供了革命的教义、组织工作的知识、金钱、军事训练以及武器。随之而来的是持续到1928年年中的北伐阶段，在此期间，原来以南方为根据地的军队一路打到北方的北京。这次战役同时利用了军事技能、有效的宣传和敌后的策反活动。还有一出巨大的悲剧。在北伐期间，领导层在统一全国战争过程中的暴力社会革命问题上发生了分裂——在革命阵营内部出现了阶级对阶级的战争。在八个月的自相残杀的斗争中，成千的革命者丧失了生命。从此以后更为激进的和更为保守的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内战，从来没有真正停止过。

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提供了革命的潜力，但是这种潜力必须转化成一种革命的形势。革命的摇篮是广州，它是最大、最富饶和最进步的中国城市之一，位于三条主要河流汇合的肥沃的、人口密集的三角洲上。国民革命的主要鼓动者是不屈不挠的孙逸仙。他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献身于提倡立宪共和主义和反对阻碍其理想实现的北京的政权。他在广州两次成立政府：一次在1917年，是为了反对被段祺瑞和安福系控制的北京政府；一次是在1920年后期，是为了反对被直系控制的政府。在成立第二次政府期间，他组织了一个残缺不全的议会，以选举他为他所宣布的中华民国的“非常大总统”。1922年春季，他联合几个军事派系，试图对北京政府发动一次征讨，但吴佩孚打败了他的主要盟友张作霖，同时他自己名义上的部下陈炯明的部队在6月15—16日晚，把他从广州的总统府赶走。1922年8月，他回到上海，计划通过政治手段在北京担任总统，通过武力收复他在南方的根据地。

1923年孙逸仙虚弱的地位

孙博士的第一个目的没有达到，但是到1923年1月15日，他雇用的部队已把陈炯明赶出广州，他在2月21日回到那里。当时他56岁，但在以后不到两年，他将死于癌症。在这段短暂的时期中，他面临初期的巨大困难，开创了民族主义革命的组织阶段。

这些困难可以归结如下。孙回到广州后，他对南方根据地的控制是不牢靠的，因为他缺乏实力。他既不是为他夺回根据地的几支军队的真正控制者，又不掌握政府的财权。他的国民党在中国只有几千名组织松散的党员，没有完成其改良主义目标的设想周密的策略，这些目标也只引起了有表达能力的公众的一点点热情。这些目标在1923年1月1日的国民党宣言中被公诸于世，它提供了孙逸仙着名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①——的某些细节。他面临的问题是要掀起一个生气勃勃的革命运动，控制巨额收入的来源，建立一支能保卫和扩大南方根据地的听命于他的可靠军事力量。

军事问题有两个方面：内部的和外部的。当基本上是自治的杂牌军的师长、旅长和团长在香港被孙博士的助手收买过来时，他们的部队已占领了广州。来自云南的军队以杨希闵将军为首，但是有几支独立的滇军，其中一支由孙博士的比较忠诚的军事追随者之一——朱培德——率领。刘震寰将军和沈鸿英将军率领桂军。还有政治上分裂的粤军的几个师和团以及在最后时刻参加纷争的几支地方“民团”。这些部队的指挥官一到三角洲就在城镇竞相建立有利可图的根据地，争夺大部分可以创收的机构。约35000人的部队（根据当时一个有可靠情报的人估计）装备甚差，大部分人训练也很差；它们内部之间互相对立，并且面对与迫切地想夺取广州的陈炯明相勾结的军事力量。陈将军似乎与孙博士的敌人吴佩孚结盟了。要使孙逸仙大元帅的军队投入战争，需要额外的巨额现金，其中大部分来自广州市政府向当地的居民开征并由得力的广州警察征收的额外的税收。

在1923年春、夏期间，孙逸仙的军事支持者保卫他的根据地，使之不受沈鸿英将军的攻击，沈得到了吴佩孚以及拥护陈炯明的军队的支持。通过这些战争，根据地的面积向西和向北扩大到广东省的边界，但广州仍易受东面邻近的陈炯明的追随者的攻击。到秋季，孙博士最多只能对他的军队进行名义上的控制，而且军队的素质也很少有所提高。“客军”实际上是占领军。②

孙博士的财政问题是严重的。基本上有三种收入来源——捐献、借款和税收。在1922年秋季，他的党已经向他的中国支持者筹集50多万元（上海和香港的通货）的捐赠和贷款，以资助他收复广州。现在已难以再筹措经费。1923年春季，他试图与香港商人谈判一笔600万元的贷款，与广州商会谈判一笔100万元的贷款，但都没有成功。他还希望向英国工、商界借一大笔特许权贷款，但是他所处的危急的军事地位，也使此事不可能进行下去。为了使他根据地的税收潜力成为现实，他的行政机器必须置于他自己任命的人的控制之下。

孙的政府组织分成三级——大元帅大本营（有如一个全国性的政府）、省政府和广州市政府，而市政府最有实力。广州是一个富饶的城市。它有一个在孙博士的31岁儿子孙科领导下的比较有效率的政府。孙科在快到2月底时担任了市长之职。广州市还有一支高质量的警察队伍，孙博士任命他的一个老同事吴铁城为广州的公安委员。孙市长和他的六名受过西方教育的委员，在以后的几个月中推动了广州的现代化，还使该市成为提供军费的主要来源。

根据1923年的官方市政报告，广州市除了城市的事业费外，还向大元帅大本营提供了600多万元（广州通货），用于军事给养。对比之下，省的岁入却比前一年减少了将近900万元，因为省财政局只能向省内的部分地区征税。孙博士夺得了地方盐税的控制权，使他从1923年5月至12月净得了近300万元，虽然这种外国人管理的盐务税应由北京政府的稽核分所征收，以偿还1913年签订的一笔外债。有利害关系的列强提出了抗议，但没有阻止这种“挪用行为”，不过，当孙博士在年底威胁要夺取最稳定的财源——广州海关征收的关税——时，它们为了阻止这个行动，使用武力进行了干涉。

这是一幅财政危机的景象，孙逸仙的政府与军人争夺征税权，二者都给民众加上了沉重的负担。可是在孙逸仙回广州后的八个月的时期内，南方政府逐渐增加了它的生存所必需的收入，并且扩大了它的地区根据地。

国民党从其前身（由孙逸仙组织和领导的几个革命政党）算起，已经有近30年的历史。在上海的中央党部有五个机构和一小批从事筹款和宣传的人员。在1923年，除了广州外，在其他城市显然没有活动的分支机构。党员的总人数不详，因为广东省几个地方分支机构的记录，由于陈炯明1922年6月的叛乱已经散失。总之，党员的数字是靠不住的，因为孙博士的做法是对诸如军队、工会和学生组织的整个组织进行登记，宣称其中的人就是党员。

可是，党仍具有一种产生全国性影响的潜力，因为它有一批有经验的领袖，并有反满、反对袁世凯、谴责外国特权和主张行政改革的声誉。领袖们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许多人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有的人在清帝国政权中当过官。有的人得到了欧美大学的学位，许多人在日本的学院和军事学校学习过。这些领袖此时大部分已届中年，他们在国外时建立了友谊，曾以不同形式策划推翻政府的行动，筹措和分发革命经费，偷运武器，在部队中进行宣传，与下层的秘密会社一起活动，参加议会斗争，办学术和政治刊物，在学院中教书，组织工会，指挥军队，治理省份，以及进行工商业活动。他们来自中国所有的地区，各有其地方纽带，虽然其中大部分人来自广东和长江流域的几个省。他们与中国社会的传统成分及较现代的成分结成了关系网。

党需要受到激励而行动起来。显然孙博士被财政问题和军事问题占去了过多的精力，以致不能十分注意国民党，虽然他不时呼吁上海的办事机构去执行外交使命或开展对外宣传运动，并且无疑要它寄来经费。1923年10月，孙博士把注意力转到重新向党注入活力的方面。苏俄派给他的主要顾问鲍罗廷于10月6日抵达广州，在以后的七个星期中，两人定期就党改组计划进行商讨。

国民党内苏联利益的背景

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苏俄在中国既有国家的战略利益，又有革命的利益。俄国和中国共有一条漫长的边境地带，苏联政府希望与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因为这样会带给它许多好处。俄国的一个重要战略目标是取得对中东铁路（前俄国的一个国营企业）的控制，该铁路穿过满洲，是连接俄国滨海诸省与外西伯利亚的一条主要纽带。俄国和中国因争夺外蒙古的统治地位而对立，中国认为外蒙古是自己的领土，但是它被一个最近被红军树立起来的蒙古政体所统治。俄国不愿中国控制这块缓冲区，这是阻碍俄国的三个使团与北京建立政府之间正式关系的绊脚石。1923年9月，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作为全权公使来到北京，企图重开谈判。

作为应从资本主义剥削中解放出来的一个区域，中国被纳入俄国的世界战略之中。1919年，列宁组织了第三（或共产）国际作为世界革命的总参谋部，其总部设在莫斯科。在1920年的第二次大会上，他明确地阐述了一项在资本主义大国及其殖民地之间打进楔子从而削弱这些大国的战略。共产国际以及统治大国中的共产党应把力量集中在解放斗争上，把这一斗争当作世界革命的准备阶段。列宁预见到，殖民地的新兴的资产阶级必然要领导这些解放运动；他坚持，殖民地每个新生的共产党应该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帮助资产阶级。这是统一战线的战略。但是，共产党应保持自己的独立性，通过组织和训练无产阶级和贫农来壮大力量，为第二个革命阶段——推翻资产阶级和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做准备。共产国际精心制订了这一基本战略，并在那些其使者能够渗透的殖民地进行宣传。中国虽然不是殖民地，却被纳入这一计划，于是共产国际派代理人来到这里。

苏联的使者在中国有双重任务：帮助组织共产主义运动；寻找苏俄和共产国际在解放斗争中将进行援助的民族革命组织。俄国的领袖们不了解中国，需要侦察员几年的调查，才能选定国民党。（关于中国共产党产生的根源和环境已在第10章进行讨论。）统一战线一旦组织起来，亨德里屈斯·斯内夫利特——荷兰籍共产国际代理人，化名马林——就超过这一战略，劝诱共产党人（大部分人违背自己的意愿）加入国民党，因为孙逸仙不愿意两党之间结盟。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批准了这个策略，认为这是新生的党在华南接近无产阶级的一种途径，更重要的是，委员会希望共产党人能使国民党趋于激进，并引导它与俄国联合。俄国的领导人计划为革命掌舵。

孙逸仙和苏俄相互之间的眷恋长达五年之久。在其革命生涯的不同时期，孙博士向所有的大国求助。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后不久，他派出几个试探者，以求他的党与列宁的党缔结盟约。后来，他希望这个新型的革命国家将在军事上帮助他登上北京的总统宝座。列宁和外交人民委员格列戈里·契切林通过非经常性的通讯来引导孙逸仙。三名共产国际的代理人——吴廷康、马林和达林——试图说服他必须改造党。1922年6月孙博士被陈炯明打败后，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迫切地想得到外国的援助，于是他开始寄厚望于苏俄。1922年下半年，他与俄国驻北京的外交代表越飞通信。越飞作出了几次努力而未能与中国政府谈成一个条约，于是来到上海，在1923年1月与孙博士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此时正是孙逸仙雇用的军队收复广州之后。他们商议的内部详情从来没有披露过，但是以后不久，苏联的领导明确地决定在财政上援助孙博士和国民党，并派顾问来帮助党复兴。①鲍罗廷是指导这项工作的人选。

根据共产国际的观点，鲍罗廷具有足够的资格。他生于1884年7月9日，从他在拉脱维亚的青年时代起就已经是一个革命者。1906年他被驱逐出俄国，在美国度过了11年。然后在1918年夏季回到祖国，再次投身于革命工作。列宁很了解鲍罗廷，他的一部主要着作就是鲍罗廷翻译的。共产国际成立后，鲍罗廷成了它的使者之一，为组织工作访问了西班牙、墨西哥和美国，然后在英国被拘禁，因为他已在那里协助改组英国共产党。1923年春季他回莫斯科不久，就被选定执行中国的这项任务。他抵达广州时年39岁，从各方面看，他是一个聪明和性格有吸引力的人。

鲍罗廷的指示没有发表，但他可能已经熟悉共产国际过去有关中国的决议。1923年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一个指示，它清楚地说明了共产党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以及共产党应与国民党合作的条件。指示极力主张，必须积极地准备农村的暴动以扩大革命，必须改造国民党以使它成为民主的反帝反封建战线的领袖。对国民党的“基本要求”是它必须无条件地支持中国的工人运动。国民党应该吸引最广大的群众参加反对北方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共产党必须不间断地影响国民党，使之支持土地革命，坚持有利于最贫穷农民的没收土地的做法；它必须尽一切可能阻止孙逸仙与军阀联合。它必须要求尽早召开国民党大会，从而全力建立广泛的全国民主战线，它必须坚决废除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的条约和协定。①鲍罗廷的目标可能与此相似；这明显地表现于他在广州的早期活动中。

重振国民党

为了讨论国民党的问题和对即将来临的革命提出建议，鲍罗廷经常与孙逸仙会面。他还会见当地的共产党员，重新向他们保证，归根到底，他的用心是为加强共产党而工作。 ①10月25日，孙博士指定了临时执行委员会，要它起草新的党纲和党章，并为召开全国大会作好准备。他任命鲍罗廷为委员会顾问。鲍罗廷以联共（布）党章的结构为模式，为国民党起草了新的党章。他的党章草案与以后通过的相似，详细地谈到了五级组织——全国的、省的、县的、区的和区以下的。一年一次的全国代表大会将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两次大会之间，中央执行委员会将主持党务，任命党的主要官员，管理财务，指导它的几个机构以及所有的下级执委会。国民党党员都要受严格的党纪约束。那些参加诸如工会、商会、省议会或全国议会的党员，要组成党团，而且必须在其他团体内始终保持一致的立场，以便掌握它的方向。

临时执行委员会开了28次会，起草了一份响亮的宣言和一个新党纲。它监督党员的重新登记工作；办了一个刊物，以宣传打算进行的改组和解释党的革命的意识形态；成立一所学校，以训练区和区以下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它确定全国大会的议事日程，监督从中国各省和大城市以及海外分支机构选举代表的工作。①

随着陈炯明率领的部队威胁广州，孙逸仙对广州的控制在1923年11月变得不稳固了。人们担心大元帅可能会被迫出逃。在这次危机中，鲍罗廷极力主张采纳动员群众支持的激进的计划。他敦促孙及国民党的一批领导人让党颁布一些法令，内容是通过没收和分配地主产业把土地分给农民，保证一天劳动八小时、最低工资以及其他权利。他争辩说，这些诺言将使与陈炯明作战的部队得到支持。但是孙博士拒绝颁布土地法令，因为有些重要的追随者强烈反对。经过认真讨价还价，他同意——根据鲍罗廷的回忆录——颁布一项减地租25％的法令和另一项规定建立农会的法令。②对国民党人来说幸运的是，支持孙的部队赶走了敌人。军事危机度过了。孙逸仙没有颁布减租法令。

另一个使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都心神不安的问题，是在鲍罗廷和主张孙博士倒向苏联的最坚决的人之一廖仲恺在11月底前往上海以后不久出现的，他们此行是向几个领导同志说明改组党的必要性。11名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的有威望的党员（都是老资格的党员）上书孙博士，就党的新体制中和在起草文献过程中的共产党的影响向他提出警告。他们指控共产党的领袖陈独秀是幕后人物，并指责两党合作的政策是共产国际阴谋的一部分，为的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煽起阶级斗争以加速社会革命，在新生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煽起阶级斗争，以联合劳工、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掀起全国革命。他们断言，陈独秀已使他的信徒们进入国民党以便进行接管；他们警告孙博士，不出五年，陈独秀可能被选为国民党的领袖。这次请愿是一个早期的证据，证明在保守的老资格党员中不断有反对倒向苏联和让共产党员进入老大哥政党之事。

孙逸仙拒绝了这一批评。在书面答复中，他说明鲍罗廷是新党章的作者，陈独秀根本没有参与此事。与国民党亲近是俄国的主意，建议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内工作的是俄国。他断言，俄国必定同国民党而不是同陈独秀合作。“如果陈独秀不听从我党，他将被驱逐出党。”孙逸仙提出警告，不要因怀疑陈独秀，就怀疑俄国。①尽管有这种信心的表现，新党章的草案也被修正，取消了选举党的领袖的内容；取而代之的是，它任命孙逸仙为领袖，使他成为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总理，并授予他对两会各项决定的否决权。

广州的海关危机在12月中旬发展到了顶点，这更加深了孙逸仙的反帝情绪，虽然鲍罗廷在此之前的建议——危机期间他不在广州——一定也起了作用。大元帅及其政府要求分享外国人控制的海关征收的广州关税，因为有过一个先例。当北京的外交使团没有按照孙的外交部长的要求，指示总税务司拨给海关收入时，孙大元帅宣布他将夺取广州海关和任命自己的官员。这危及了所有强国都承认的海关——北京政府的一个机构——的统一；这个行动还可能开始形成一种有损于两大赔款和许多外国贷款的趋势。有利害关系的列强派炮舰前往广州阻止夺取海关，以此对付孙的挑战。国民党人太弱，无力战斗；取而代之的是，他们转而求助于群众示威和在外国首都进行宣传。危机过去了，但孙逸仙由于他向外国统治挑战，在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政治资本。国民党更明显地趋向民族主义：反帝国主义成为它的重要主题，完全像共产国际所主张的那样。①

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有196名代表被任命或当选，开幕式有165名代表出席。大部分是老资格党员，约40人代表国外的支部。约20名代表既是国民党员，又是共产党员。10天的大会听取了孙逸仙的七次演说和关于党在中国和海外不同区域的活动的报告；大会进行了辩论，通过了宣言以及党纲党章；它选举了两个中央委员会。一份关于党员的报告宣称，经过大力吸收党员以后，在中国登记的党员数超过了23360人，国外的党员约4600人。大会休会三天，以哀悼列宁逝世。②

在开幕词中，孙逸仙号召全体团结一致和作出牺牲。这份宣言强调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同时强调群众——特别是贫农和工人——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可是，在幕后发挥重要作用的鲍罗廷未能说服孙逸仙把与苏俄结成运动的统一战线这一明确的声明包括在内。他也未能把剥夺大地主和不在地主的土地并将这些土地分给佃农的声明包括在宣言之中。①党纲是一个旨在安抚中国社会的许多成分的改良主义纲领；它答应通过合法手段解决中国的问题。

当一批代表试图把禁止任何国民党员参加另一个党派的修正案列入党章时，国民党内部的共产党员的问题再次出现。李大钊为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的意图进行了辩护：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对老大哥政党的革命工作作出贡献，而不是以它的名义去推行共产主义。他向代表们保证，他们的行动是正大光明的，不是秘密阴谋，并要求他们不要抱有戒心。经过辩论，修正案被拒绝了。孙博士通过任命10名共产党员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约占总数的1/4），明确地表示他同意共产党员参加他的党。②

新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大会闭幕后开会，并组成了中央党部（这时设在广州）。委员们决定成立书记处和处理党务的组织部，以及八个职能部：宣传、工人、农民、青年、妇女、调查（后撤消）、海外和军人。老资格的党员担任各部的领导，其中两个由以前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领导：谭平山领导组织部，林祖涵领导农民部。一个三人党务委员会处理日常事务；它由廖仲恺、戴季陶和谭平山组成，是一个左派集团。住在广州的其他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从此一星期至少开一次会，但是大多数委员和候补委员回到了北方的城市，在北京、四川、上海、汉口和哈尔滨成立地区党部，以推动党的发展。逐渐地，中央各部有了少量工作人员，地区党部开始发挥作用。领导集团的大部分力量用于进行全国范围的宣传；在全国吸收新党员；在广东组织劳工、贫农和学生；建立一支忠于党的军队。进行工作只有少量经费，在开始时鲍罗廷似乎每月捐献约3万中国元。①于是，国民党开始成为一个有坚强的领导结构、革命的意识形态和最终在中国夺取政权的计划的大组织。

建立一支革命的军队

与鲍罗廷一起来广州或后来在广州参加他的工作的苏联军事顾问们，在1923至1924年冬对支持孙逸仙的军队的状况感到震惊。俄国人的意见是，部队的大部分训练不足，装备很差，由不够格的军官带领。俄国人认为，只有孙逸仙的150至200名卫兵完全效忠于他，其他部队只是它们指挥官的私人军队。如果国民党人要发动一次统一全国并有希望取得军事成就的战役，这个状况必须纠正。必须进行的改革将是：集中征收税收、采购武器和支付军饷；进行标准化的军事训练和向官兵灌输共同的革命思想；建立一个统一而有效的指挥结构。由于政府资源微薄，以及统一财政和指挥与一些高级指挥官的特殊利益背道而驰，而政府又要依靠这些人来维持它的地区根据地，所以这些是难以实行的措施。地方的兵工厂在开工时，一年只能生产装备一个（最多两个）满员师的步枪和机关枪，但是兵工厂的经营有如商业企业：任何将军只要付钱，就把武器卖给他。由于海关打算执行国际武器禁运，进口武器虽然不是不可能，也是困难的。

孙博士通过让他的将领们担任国民党党内的重要职务，试图加强他的权力。他挑选在广东省的湘军和滇军的两名挂名指挥官谭延闿和杨希闵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他任命挂名指挥一些支持孙逸仙的粤军部队的许崇智将军和指挥桂军和豫军小部队的刘震寰将军和樊钟秀将军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3月，中央执行委员会委托他们和率领一支独立的滇军的朱培德将军以及指挥一支杂牌军的四川人卢师谛将军，在他们的部队中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大元帅不时劝说各地将领让他指定的人收税并给他们的部队发饷，但成效不大。事实上，他似乎不得不任命或同意某些将领控制发赌场执照或“禁烟”的机构这一类有利可图的财源。

鲍罗廷和孙逸仙拟定的最重要的措施，是建立一个训练下级军官的军事学校，对这些人充分灌输忠于国民党的思想和其日益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意识。党的代表大会一结束就开始计划，到1924年5月，位于广州南面黄埔岛上的陆军军官学校，已经准备向从全国各中学和高等学校中招收的第一期约500名爱国学生打开大门。孙博士任命蒋介石为校长，主要的教官是日本军事学校或保定及云南军事学校的毕业生。他们得到几名俄国军官的帮助，这些人是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毕业生，经受过俄国国内战争的考验。蒋将军、管理陆军学校的国民党代表廖仲恺以及像胡汉民、汪精卫和戴季陶那样的老资格革命者教政治课。学校从一开始就得到俄国的资助，而由地方税收加以补充。

6月，俄国派精通军事的指挥官P.A.巴甫洛夫将军为孙博士的军事顾问。他提议成立军事委员会；委员会于7月11日组成，其成员为支持军政府的主要指挥官和几名老资格党员。成立军事委员会是走向在联军中建立统一指挥部和政治机构的一步。他们的军事学校应当改进，在每支军队中还要为再培训而组织精英部队。巴甫洛夫抵达广州后一个月，在东江前线的一次侦察中不幸淹死。代替他的瓦西利·K.布廖赫尔将军（在中国化名“加伦”）直到1924年10月才来到。到那个时候，黄埔军校已有第二期学生，一个教导团也正在组织之中，它后来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师，即“党军”。第一批大量俄国武器也在1924年10月由伏罗夫斯基号游艇运到广州，它从敖德萨起航，同时送来了第三批俄国军事顾问。后来的船运则来自符拉迪沃斯托克。①

组织一次群众运动的努力

共产国际的代表们几次三番地敦促孙逸仙促使群众参加国民革命，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议事日程，它打算在它指导下组织无产阶级，并使之与贫农联合。在群众运动问题上，两党成了对手。1924年初期，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了工人、农民、青年和妇女几个部，但前两个部很快就处于朝气蓬勃的年轻共产党员的影响之下。共产党的助手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在有文化的青年中取得广泛影响。

工人部的领导廖仲恺打算把广州所有工会合成一个由他领导的单一联合会，但没有成功，因为许多很有根基的工会怀疑，在他部门工作的共产党员将渗入这些工会并控制工人。共产党希望把铁路工人、海员、报务员和接线员、邮政人员和电力工人组成一个它控制的单一工会。这些都是一次成功的革命所不可缺少的工业。尽管有这些对抗，广州的劳工确实团结了起来，共同支持沙面岛英、法租界的中国雇员，后者为抗议外国当局企图推行的通行制度——这个制度是越南革命者在6月19日企图暗杀正在访问该岛的印度支那总督未遂以后试图实行的——而进行了罢工。共产党的劳工领袖刘尔崧被认为是沙面一次持续了一个多月的总罢工和封锁的主要组织者，这次行动具有强烈的反帝色彩。从这次罢工取得的经验一年后在大规模的省港大罢工中被充分地利用了。

1922年11至12月，共产国际在召开第四次大会时，十分注意东方国家组织农民的问题。它的《关于东方问题的几个总论题》指出，为了吸引农民群众参加民族解放斗争，革命的政党必须迫使资产阶级一民族主义的政党采用没收土地并重新把它分给无地者的革命的土地纲领。1923年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指示中国共产党在准备土地革命时，要吸收农民群众参加，并把革命向前推进。①实际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因它的领袖之一彭湃的活动已经赢得一定的声誉；1922和1923年，彭在其故乡广州以东的海丰县，在其他青年团员的帮助下把佃农组织了起来。一场大规模的抗租斗争以许多团员的被捕而告终，但彭得以逃脱并在1924年春来到广州；他不久就成为国民党农民部的领导人。②

为农民部的工作制订计划的活动缓慢地开始了，但到1924年6月，国民党宣布了一项关于农民协会的简单方案，协会将是自治的团体，容许只从自己吸收的会员中组织卫队。地方部队将由拥地不到100亩（16英亩）的农民组成，必须排除某些不符合需要的分子。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了20名特别代表的任命，由他们实地调查农村的状况，扩大宣传和组织农民协会。7月，农民部成立农民运动讲习所，以培训这类工作人员；彭湃指导了第一班；学生接受了理论的和实际的指导，包括军事训练。（其他共产党员为直至第六班的每个班讲课，1926年5至10月毛泽东为第六班的教员。）到1924年10月，约175名学生从讲习所的速成班毕业，其中大部分人在他们本县组织农民协会。计划在全县和全省范围把这类农会联合起来，最后组成一个不归国民党或其政府控制的全国性组织。为什么这样的自治是必要的，这成了大部分理论争论的一个题目。①

中国共产党打算控制农民运动。一名共产党的作者，可能是罗绮园（他是讲习所第二班的教员和农民运动的有影响的人物），在一份1926年的报告中透露，中共在1924年组织了一个农民委员会以“指导国民党的农民部”。他断言，当农民委员会在1925年5月组成时，它指导省的农民协会以及地方的农民委员会和特别代表。报告还自豪地说，99％的特别代表是“同志”。②在俄国军事顾问就国民党敌视中共党员的原因进行秘密讨论时，“尼洛夫”（萨卡诺夫斯基）引了一个事实：共产党员企图垄断工农运动，因而成立一个全国农民大会（将在1926年5月召开）的预备委员会，“为了门面”，共产党员试图在委员会安置几名国民党党员。他说，他们没有成功，“因为没有在农民中活动的国民党员”。在1926年7月的一份关于农民运动的决议中，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称，农民协会必须在组织上独立于国民党，而不要成为它的附属物。但是，“我党必须尽最大努力，在所有的农民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①广东省“运动的灵魂和精神支柱”是罗绮园、彭湃和阮啸仙；②他们都是广东省社会主义青年团早期的团员，然后既是共产党员，又是国民党员。

农民协会的组织工作在广州郊区及附近的县开始；到1925年4月，大约有160个协会，报道的会员数为20390人——占革命的广州政府控制地区农村人口的很小一部分。③共产党组织者在毗邻广西省的广宁县取得了巨大成功，讲习所的毕业生，在彭湃的领导下在那里把佃农组织了起来，他们得到广州的军事援助，在持久的减租斗争中成功地打败了地主。从此，他们能够在县内组织更多的协会，到1925年4月，据报道有294个协会，会员近55000人。④彭湃紧跟东征军，得以在1925年2月底回到海丰县，在那里重新发动遭到破坏的运动。据报道，会员人数迅速增加到70000人，而邻近的陆丰县又有12000人，但是陈炯明的部队在夏季夺回了这些县，运动被迫又转入地下。①

农村骚乱引起了镇压。农民协会试图保护其会员免受压迫，就动员他们反对沉重的捐税，发动他们在减租运动中与地主斗争。有产业的人常常派雇用打手、盗匪或民团去强行征收通常的款项。组织者被杀害，有的村庄被焚毁。农民们进行回击，有时得到国民党军队的支持，在两个最有成就的地区就是如此。②农村革命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加以限制；它危及了本质上是改良主义的国民党与富于战斗精神的共产党之间的联合。

革命阵营内部和国民党根据地中的冲突

到1924年7月，上海和广州的国民党领袖已经了解共产党的渗透策略和操纵党的活动的一切情况，这在两个城市的国民党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共情绪。③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们就各种危险向孙逸仙上书请愿，并用在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议中发现的文献证据与鲍罗廷对证，这些证据证明共产党员是如何打算利用年长的党来为他们的革命目标服务的。他们特别反对小批共产党员分散在国民党各级组织的制度，因为这种做法违反了李大钊在国民党大会作出的保证，即共产党并非“党内之党”。请愿者为国民党的未来担心。在与国民党的两个坚定分子张继和谢持的辩论中，鲍罗廷明确指出，俄国的援助取决于共产党继续参加国民党。①

7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了这一问题，并发表了声明，敦促党员们不要互相怀疑。孙博士在鲍罗廷的建议下成立了一个特别机构——政治会议——以处理重大政策问题：它由几名可靠的国民党领导人组成，他任命鲍罗廷为该会议的顾问。鲍罗廷对国民党内日益高涨的反对浪潮感到不安：他担心左派和右派正在联合反对共产党，尽管他们由于担心他们的党会完全孤立而失去外界的（也就是俄国的）支持，还不敢采取断然行动。②

中共的领袖们也不肯屈服。中央委员会的陈独秀、蔡和森和毛泽东主张与国民党决裂。中央委员会甚至发出一份告所有区党委会和基层组织的秘密信，指示它们要准备决裂。③但是此时作为共产国际官方代表的鲍罗廷和吴廷康，坚持这种有利的安排应继续下去。

由于8月份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会批准的政治会议的决定，这个问题暂时被平息下来。全会发表了关于容共问题的指示，认为共产党对无产阶级有特殊的责任，承认它有保守秘密的需要，告诫同志们要互相合作以完成国民革命。④这对共产国际的政策和国民党中新形成的左派人士来说是一个胜利。

另一个冲突起因于孙逸仙的军政府和贪得无厌的“客军”所征收的沉重赋税，以及日益增多的激进主义和社会冲突的迹象。为了保护自己，商界领袖们建立了商团作为对抗力量。当大元帅在1924年8月发现商人从欧洲进口了大批武器时，他下令没收，这一行动由蒋介石的黄埔军校学生在广州海军舰只的帮助下完成了。经过两个月无结果的讨价还价和一次流血冲突后，孙博士命令他所能指挥的全部部队镇压商团。他们在10月15日照办，通过纵火和掠夺，摧毁了广州的大部分商业区。这个行动在国内外严重地损害了孙博士在广州商界的声誉。①但是在11月13日，这位上了年纪的领袖离广州前往北京，由于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对其上级吴佩孚发动的政变，他争取当总统的希望重新出现了。

当孙博士在北京死于癌症时，许崇智将军带领的粤军部队，会同由蒋介石指挥并配备黄埔军校的军官与学生的两个党军的教导团，对陈炯明及其支持者发动了一次征讨。这次行动现在称为第一次东征。在1925年2、3、4月，只得到云南和广西“客军”牵制性援助的联合革命军，成功地一路打到广东省东部边境，攻取了几个主要城市，缴获了大批装备，但是未能打垮陈的军队。6月，东征军返师，放弃了大部分攻占的领土；这样做是为了对付已经牢牢地控制广州的滇军和桂军。

东征的几个特征预示了后来的北伐。一个特征是党军下级军官和士兵的良好的纪律和高昂的士气，他们受到充分的教义的灌输，并在蒋将军制定的严厉的“连坐法”控制下作战。另一个特征是先行于革命军或随同革命军的宣传队，它们分发传单和向民众作调子高昂的讲话以取得支持。结果，农民提供给养，充当间谍、信使、向导和搬运工。如同后来的北伐，俄国军官担任军事顾问，他们制订战略，帮助运输和补给军粮，指引大炮的火力。19名俄国军官因在南方的实践而熟悉了中国战争的实际情况，从此他们生气勃勃地进行工作，以使革命力量为更有效的战斗作好准备。最后一个特征是，敌人方面存在对立和不团结，而革命阵营的指挥将领之间也出现了摩擦。甚至在低级军官中，在青年军人联合会之内组织起来的共产党员和成立对立组织——孙文主义学会——的其他国民党军官之间也存在冲突的隐患。①

1925年强化了的革命气氛

孙逸仙博士死于1925年3月12日，给他的追随者留下了一份汪精卫起草、垂死的领袖在3月11日签名的遗嘱。下一个月，在中国所有大城市举行了十分强调孙博士革命目标的纪念会。②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合办的上海大学积极地进行革命宣传，并鼓励学生们投身于组织劳工的工作。共产党领袖们恢复了他们具有强烈反帝色彩和矛头主要指向上海日资纺织厂的工人运动。5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全国约280名工会代表聚集在广州召开大会，并组成了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总工会。总工会的目的是把所有工会组织起来参加由富有战斗精神的单一组织领导的国民革命，不过有许多反共的工会拒不参加。26人的执行委员会由共产党员控制，同时它的所有主要工作人员都是党员。①于是在上海，一个日本工厂的罢工点燃了导致五卅事件的导火线。

5月15日，日本卫兵向一批中国工人开枪，他们侵入了暂时关闭的工厂，要求工作，并砸坏了机器。工人领袖之一（是共产党员）伤重而死。其他的工人领袖和上海大学的学生们立刻开始了大规模反对帝国主义资本家的鼓动，把那个被杀的共产党工人树为烈士，然后要求释放因示威而在公共租界被捕的学生。一个在本城安全地活动的新近组织的工会的共产党领导们，用了一切办法劝说那个日本工厂的工人们坚持罢工。示威者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6月2日外国纳税人将表决公共租界的四个章程，他们反对租界内外国人为中国人制订规定。中国需要取消“不平等条约”，而不允许加以扩大。②

当5月30日星期六上海地区8个学院的学生在公共租界集会，进行反对不平等条约和中国军阀的宣传并要求释放他们6名被捕的同学时，可能没有人策划一场动乱，也没有人预料会开枪。租界的警察在他们上级的命令下，企图阻止街头示威，逮捕了拒绝停止游行的学生，并立刻发生了与学生和示威行动的中国旁观者的头破血流的冲突。当大批愤怒的群众涌向被捕学生拘留地及储藏武器的老闸巡捕房时，根据后来对当时在那里负责的埃弗森巡官的调查和听审时的证词，他担心群众会冲进巡捕房。为了阻止这个行动，他命令中国和锡克的巡捕向被激怒的人群开枪。下午3时37分，枪击使4名中国人死于人行道上，还有多人受伤。8人后来死于枪伤。5名，可能是6名被杀者是学生。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的关系再也不能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了。

五卅事件给了国民革命巨大的推动力。上海的地方领袖和政治活动家立刻组织全市抗议，在6月1日星期一早上，抗议进而发展成总罢工。遭到警察镇压的进一步的动乱持续了几天，又有10名中国人丧失了生命。随着万国商团和五强派出的约1300名海军陆战队在街上巡逻，公共租界成了一个武装的兵营。中国新闻界公布了详细报道，学生团体分发了无数传单和漫画，并向其他城市发送电报和信件，号召支持罢工者和反对帝国主义。至少在28个城市发生了示威游行。排外的动乱在镇江的英租界爆发；在汉口的动乱中有更多的中国人被杀和受伤，在九江的动乱中，日本和英国的领事馆被捣毁。经费从全国各地、华侨和苏俄源源不断地流入上海以支持罢工者。在6月23日的广州惨案中，数十名列队而进的中国人遭到沙面租界的机枪扫射，这更加剧了对外国特权的仇恨。由于旷日持久的罢工和抵制，英国和其他列强的政策有了相当大的变化。因此，“五卅运动”是一次全国性的抗议；它还激起了全世界反对旧条约制度的舆论。

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发展迅速。学生们涌向广州进入陆军军官学校。共产党对罢工和抵制的有力领导吸引了数千名新党员。共产党通过向罢工者发放救济款的办法，突然找到了一把使上海劳动力工会化的钥匙，从而成为上海劳工运动的支配力量。在省港大罢工期间，广州的劳工变得更加富于战斗精神。同时，上海国民党内部的反共浪潮在高涨，许多城市的中国企业家对共产党领导他们的工人的情况变得警惕起来。总之，虽然民族主义的情绪在沸腾，社会革命趋于更加激烈，但反革命的种子也得到了培育。

巩固南方革命根据地

由于留在广州的领导人处境危险，广州对五卅事件的反应被拖了下来。这个城市被杨希闵将军和刘震寰将军带领的滇军和桂军所控制，因为其他大部分国民党军队在东征取得成功后正在广东东部重新组合。他们计划返回广州降服杨、刘两将军的部队，但在战斗打完之前，不可能在广州面对这两个将军的反对而发动反对外国的示威游行，因为杨、刘二人正在寻求外国的支持。

争夺广州的战斗从6月6日一直打到12日。东征部队返回，在6月8日夺取了石龙，它位于九龙通向广州的铁路沿线的东南通道上。其他国民党部队在城的西面和北面完成了包围圈。6月12日凌晨，国民党主力军攻打了广州之北的炮台，同时一支由黄埔军校学生率领的系着红色领带的混合部队从长洲岛渡江在广州东面的东山登陆，投入战斗。战斗从东山至城西北的白云山一带展开，到中午，广州部队从河南岛渡江对付城市的敌军。到下午3时，国民党部队胜利，刘将军弃军逃到沙面英租界，乘轮船前往香港；两天后，杨将军随后也来到香港。①以布廖赫尔将军为首的俄国军事顾问在制订战略和监督战略的实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②在这次战役中起领导作用的蒋介石成了卫戍部队的指挥官，很快就控制了城市的混乱。现在，建立一个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广州财政的新政府和参加席卷全国的民族主义鼓动运动就有了可能。

一旦广州局势稳定，国民党领袖们就开始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以代替曾为孙博士的中央机关的大元帅大本营。6月14日，在鲍罗廷的建议下，国民党政治会议在广州重新召开，决定了政府结构，由政府委员会统一领导的九个部组成，还决定把军队改组成国民革命军，改革军事和财政管理以使武器和资金归国民党控制。所有机构都归党领导。政府委员会及平行的军事委员会将接受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政策指导，但实际上这意味着接受法令规定之外的政治会议的指导，政治会议由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伍朝枢和许崇智（许在7月初进入政治会议）组成。汪、胡和廖似乎在政治会议、政府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中实行三头执政，但这三个机构的主席都是汪精卫。广州市长伍朝枢以外，谭延闿将军和许崇智将军也很突出。蒋介石在政治上还没有上升到重要地位，虽然他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陆军学校校长和党的军队的指挥。汪精卫显然是削弱了胡汉民的地位而上升的，胡汉民自从孙逸仙逝世后从代理大元帅降为新政府的外交部长，而新政府又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①国民政府在1925年7月1日宣布成立。

一个星期以前，6月23日的悲剧性的“沙基惨案”触发了长达16个月的省港大罢工。②随着滇军和桂

Chapter_15

军的战败，广州的爱国者开始对上海的五卅事件以及随后在其他外国租界区镇压示威游行的行动，组织相应的抗议。劳工领袖们前往香港，去说服那里的工会领袖参加预定在6月21日开始的罢工和抵制，而广州则为进行罢工的香港工人提供避难所。虽然四个共产党控制的香港工会在此之前已经罢工，但总罢工却在指定的日期同时在沙面和香港开始。罢工工人涌进广州，组织者计划在6月23日进行一场大规模示威行动。忧心忡忡的英、法当局召来了炮舰和海军陆战队，并且准备保卫租界，因为担心它将受到攻击。

6月23日，在中午一次大规模反对不平等条约的集会后，一次秩序井然的中国人示威游行穿过拥挤的广州街道，走近面对沙面岛的沿江大道。它由100多支工人、农民、商人、学童、童子军、大学生、黄埔军校学生的分队以及党军、湘军和粤军的几支部队组成。当游行队伍经过架在两岸中间狭窄水面上重兵防守的英国桥梁时，有人先开了枪。哪一方先开枪立刻成了一件有争论的事。①在随之而来的密集对射中，沙面有一名外国人被击毙，8、9人受伤，但英、法一方的火力至少击毙了52名中国人，打伤了117人，其中包括学生、不同行业的平民、军校学生和士兵。

广州人的狂怒是难以形容的。许多人叫喊着要进行战争，但是政治和军事当局极力平息民众怒气以阻止对租界的进攻。广州当局对他们的外国敌人采用了经济战政策，再辅之以外交手段。他们支持香港中国工人的罢工（这在削弱这块殖民地方面只取得了部分成功），支持停止与香港一切贸易和抵制英国货的行动。在外交战线上，他们试图分裂列强，集中力量对英国进行报复。这些措施持续实行了许多个月，直到1926年10月在北伐和进行了多次谈判解决的努力以后才告结束。50000445_0623_0①广州成了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动力。公民集合起来支持政府。爱国学生涌向广州，许多学生报名进入黄埔军校。广州充满了失业的罢工者，对他们的支持耗尽了该市财力，虽然捐献源源不断地从国内其他地方、华侨和苏俄那里流入。中国商界由于强制停止他们与香港的广泛正常贸易，损失严重。有武装的纠察队并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组织严密的罢工者，在革命运动中成了一支左右一切的力量。因此虽然罢工和抵制在一开始有助于巩固革命根据地，它也分裂了领导集团。这些结果是导致1927年4月在广州镇压组织起来的左派的乱成一团的冲突的一部分。

① 见米尔顿·J.T.谢：《国民党：历史文献选编，1894—1966年》，第65—70页。

② 这一探讨以及以下几段的内容是根据韦慕庭的《创始一个革命根据地的问题：孙逸仙在广州，1923年》，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2（1974年12月），第665—727页。

① 孙博士和苏联领导人走向结盟的行动的详情，可见于韦慕庭的《孙逸仙：受挫的爱国者》。

① 赛尼亚·乔柯夫·尤廷、罗伯特·C.诺思：《苏俄和东方，1920—1927年：文献概览》，第344—346页。杰恩·德格拉斯：《共产国际，1919—1943年：文献选编》，2，第25—26页，摘要。

① 鲍罗廷的有关他早期几次会面的报告，见N.米塔列夫斯基：《世界范围的苏联阴谋：在北京苏联使馆没收的迄今未公布的文献所揭露的内容》，第130—138页。这是部有敌意的资料集，但经与其他历史证据核对，证明这些文献是真实的。关于孙博士去世前鲍罗廷生活及其活动的最佳的学术性论述是莉迪亚·霍勒布内奇的《鲍罗廷和中国革命，1923—1925年》。叙述鲍罗廷一生的传记有丹·N.雅各布：《鲍罗廷：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人》。

① 临时执行委员会工作的详情分八期刊登在《国民党周刊》（广州）中，1923年11月23日—1924年1月13日。又见《革命文献》，8，第1077—1079页；关于宣言，见1079—1080页；关于党纲的起草，见1080—1084页（英译文载谢：《国民党》，第73—85页）。鲍罗廷的党章草案载《国民党》，第73—85页）。鲍罗廷的党章草案载《国民党周刊》，1923年11月25日；转载于《向导周报》第50期，1923年12月29日（这是共产党的刊物）。

② 路易斯·费希尔：《世界事务中的苏联人：苏联与世界其他部分的关系史》，第637—638页。又A.I.切列帕诺夫：《一个在华军事顾问的手记：1924—1927年第一次中国革命内战的历史》，第37—43页。第1卷的译稿为亚历山德拉·O.史密斯所译，第45—49页。军事危机在孙逸仙的《国父年谱》，2，第1020—1033页中叙述甚详，但对鲍罗廷的建议和孙逸仙的拒绝没有提起。

① 《中国国民党广东分党部弹劾共产党的请愿及总理的批评和解释》（中文），载中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弹劾共产党两大要案》，第1—11页。转载于《革命文献》，9，第1271—1273页，但缺孙之评论。几种评论的译文载康拉德·布兰特、许华茨、费正清：《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第72—73页。

① 海关危机和孙日益敌视帝国主义列强的证据，见韦慕庭：《孙逸仙》，第183—189页。

② 《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关于大会的系统的详细情况，见《革命文献》，8，第1100—1160页，关于总的看法，见《国父年谱》，2，第1052—1070页。

① 切列帕诺夫：《一个在华军事顾问的手记》，1，第67—71页；译稿，第85—92页。切列帕诺夫指出，他论述的根据是鲍罗廷的笔记。

② 根据会议录的辩论记录，载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301—303页；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176—182页。李大钊陈述的最早版本可能载于《中国国民党周刊》，10（1924年3月2日），第5页。李大钊亲笔的文字载《革命文献》，9，第1243—1254页。

① 《革命文献》，8，第1160—1167页。鲍罗廷早期的财政捐献是从邹鲁的《中国国民党史稿》推断出来的（第2版，第390和399页，脚注21和22）。虽然邹鲁说党的领袖们决定以其他经费来代替鲍罗廷的资助，但有大量证据说明捐献没有中断。

① 《国民革命军，其起源、发展和体制的简史》。1927年4月6日，这份文件在苏联武官处发现。英译文由北京的英国武官S.R.V.斯图尔德上校送交英国外交部。它可以在伦敦档案局找到（外交部371∶12440/9156）。齐锡生的《中国军阀的政治斗争，1916—1928年》对中国黩武精神的制度化问题进行了研究。迪特尔·黑因齐格的《国民党中的苏联军事顾问，1923—1927年》系统地论述了苏联军事顾问所作的种种努力。

① 尤廷、诺思：《苏俄和东方》，第151、233、344—346页。

② 关于他的传记，见唐纳德·W克莱因和安·B.克拉克：《中国共产主义传记词典，1921—1965年》，2，第720—724页；霍华德·L.布尔曼和理查德·C.霍华德：《中华民国传记词典》，3，第71—73页。关于他的组织工作，见卫藤沈吉：《海陆丰——中国的第一个苏维埃政府》，第1部分，载《中国季刊》，8（1961年10—12月），第160—183页；关于彭湃的自述，见唐纳德·霍洛奇译：《农民革命的种籽：彭湃关于海丰农民运动的报告》。小罗伊·霍夫海因兹的《中断的浪潮：中国共产主义农民运动，1922—1928年》对彭有全面的论述。

① 《革命政府关于农民运动的第一次宣言》，载《中国国民党重要宣言汇编》，第247—251页。罗绮园：《本部去年工作简报》，载《中国农民》，2（1926年2月1日），第147—207页；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见第158—159页。文中有关于讲习所的大量详细情况。

② 《广东农民运动报告》，第124、53页。

① 韦慕庭、夏连荫合编：《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在华苏联顾问文献集，1918—1927年》，第258、301页。

② T.C.张：《广东的农民运动》，第23页。

③ 数字根据在1927年12月的广州公社之后发现的一幅地图.见J.F.布雷南：《1927年12月14日在俄国领事馆没收的俄文文件翻译结果的报告》。英国外交部，405/256，密件，《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583（1928年1—3月）。日期是我们推断的。

④ 同上。蔡和森：《本年五月一日的广东农民运动》，载《向导周报》，112（1925年五一特刊），第1030—1036页。《广东农民运动报告》，第64—83和98—100页。《广宁农民减租运动的经验》，载《第一次国民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139—147页。从《广东农民运动经过概况》（1927年1月）转载。

① 蔡和森的《本年五月一日的广东农民运动》（第1031页）引了彭湃报告他受的凯旋式接待和组织工作的信。关于其他细节，见卫藤沈吉：《海陆丰》，第149—181页；见151—152页。

② 同上。第159页，上面列有直至1926年5月的195名被杀害农民领袖的名单，材料根据阮啸仙：《关于去年广东省农民斗争的简报》，载《中国农民》，6/7（1926年7月）。这个刊物报道了许多具体例子。

③ 肃清（化名）：《共产党之阴谋大暴露》。这本书广泛地讲述了发现的情况和日益高涨的争吵。

① 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弹劾共产党两大要案》，转载于《革命文献》，9，第1278—1286页。弹劾又见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台北版，第413—421页。《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谢持和张继的质询及鲍罗廷的答复的记录》，载《弹劾共产党》，第25—30页和《革命文献》，9，第1286—1291页。

② V.I.格卢宁：《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成（1920—1927年）》（俄文），载《共产国际和东方；在民族解放运动中为列宁主义战略和战术而进行的斗争》，第242—299页；见第271页。已故的莉迪亚·霍勒布内奇为我摘录了这篇根据俄国档案的文章。

③ 同上，第271—273页。

④ 指示转载于《革命文献》，16，第2773—2776页。见《从容共到清党》，第324—331页；关于全会讨论和辩论的情况，见《国父年谱》，2，第1ll7—1119页。

① 韦慕庭：《锻造武器：孙逸仙和国民党在广州，1924年》，第89—93、100—105页，书中有“商团事件”的内容充实的记载。

① 第一次东征的材料来源如下：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载《革命文献》，10和11，第1523—1677页；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台北版，第406—463页。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国防部：《北伐战史》，第13—25页；切列帕诺夫：《一个在华军事顾问的手记》，第138—202页，译稿第183—263页。

② 韦慕庭的《孙逸仙》（第277—282页）对临终遗嘱、给苏俄领袖们的告别信以及纪念活动进行了讨论。

① 关于大会的论述，见[罗]亦农：《中国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之始末》，载《向导周报》，115（1925年5月17日），第1063—1064页；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新中国书店版，1949年），第116—138页；陈达：《中国劳工问题》，第122—128和593页；中国劳工运动史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劳工运动史》，2，第356—361页；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起，1921—1927年》，第414—422页；琼·切斯诺：《中国的工人运动，1919—1927年》，第258—261页。

② 关于五卅事件的重要史料包括：《国闻周报》，2.21（1925年6月7日）和22（6月14日）以及延续至9月份的以后几期；《东方杂志》，1925年7月份专刊；《向导周报》，117（1925年6月6日）至134（10月30日）；美国国务院：《关于中国国内事务的记录，1910—1929年》，缩微胶卷第329号第137卷，关于美国国务院893.5041/112，美国上海总领事克银翰1925年6月10日发的快信，附件1：《5月16至6月5日警察局报告摘录》；附件2：调查；附件5：《1925年6月2日星期二会审公廨记录摘录》（初步听审）；美国国务院893.5045/147：《1925年6月9日星期二会审公廨记录摘录》（审讯和盘问，然后是九次出示证据，共175页）。审讯记录见《1925年5月30日骚乱时被捕华人的审讯记录》（我未见到此文件）；美国国务院893.5041/158，1925年7月3日北京代办费迪南德·梅耶发的快信：外交使团派住上海的一个代表团的调查报告，附件23份；美国国务院893.5045/274：10月12日起进行审问的英、美、日三名法官组成的委员会的单独的发现。国际法官委员会首席法官E.芬利·约翰逊致国务卿弗兰克·B.凯洛格的说明事件的信件的日期为上海，1925年11月14日。发表的审讯记录有：1925年国际法官委员会的《国际法官委员会的诉讼报告》（我未见到此文件）。大量信件、剪报、中国刊物的译文、宣传招贴的照片等证据的要点收入美国外交人员和领事馆的报告中，上述缩微胶卷第329号第43—45和136—138卷；这些材料可在国务院的《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5年，I，第647—721页见到。近期的一种优秀的说明见尼古拉斯·R.克利福特：《1925年的上海：城市民族主义和外国特权的扞卫》。

① 陈训正写了这次战役的全面的报道，转载于《革命文献》，11，第1704—1706页。此文是《北伐战史》中附有两幅地图的类似报道的基础（I，第280—287页）。又见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1925年6月1—14日），第484—486页；美国国务院893.00/6396和/6458，广州总领事精琦士快信，1925年6月12日和17日；《纽约时报》，6月7—13日。

② 切列帕诺夫与黄埔的学生参加了这次战役，他提供了战役的详细报道，虽然报道显然部分地根据苏联使团的档案。他把布廖赫尔作为进攻计划的制订者和所有军事行动的负责人来描述，并生动地叙述俄国顾问与分散的国民党部队形成了一个通讯网络，准确地执行了布廖赫尔的命令。切列帕诺夫：《一个在华俄国军事顾问的手记》，1，第201—238页，译稿，第291—314页。这个报道的特征是对蒋介石抱有一种敌意的偏见。当时与国民党军队在一起的大约只有20名俄国顾问。

① 基本文件载于《革命文献》，20，第3801—3820页。《从容共到清党》第373页引的决议来自1925年6月14日中央政治会议第14次会议的记录，记录保存在国民党档案馆。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494页提供了次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采纳的决议。其他的详细内容载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331—332页。

② 本段论述省港大罢工的开始的段落是把作者研究中国、俄国、英国和美国的材料的一份手稿缩写而成。

① 提供这场争端中国一方的最全面的材料是钱义璋编的《沙基痛史》，原文在国民党档案馆，230/1780；部分转载于《革命文献》，18，第3330—3358页，断断续续地直至3419页。又，《6月23日：1925年6月23日中国广州沙基惨案调查委员会报告》，“委员会”分发。关于沙面的观察者证明中国人一方先开枪的证词，见英国外交部，Cmd，2636，中国第1号（1926年），《关于1925年6月23日沙面事件中先开枪的文件》。又，美国国务院，893.00/6464，广州精琦士1925年6月26日快信；893.00/6314，6月24日沙面电报；亚细亚舰队总指挥给美国海军部作战司的两份电报，意译后交美国国务院，893.00/6352和/6359。根据我掌握的证据，我发现不可能确定何方先开枪的事实。

① 大卫·克莱夫·威尔逊：《英国和国民党，1924—1928年：英国和中国官方政策和观念的相互作用的研究》，此文充分报道了间歇的谈判的努力，材料主要根据英国外交部档案，也使用了中文材料。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1973年博士论文。

内部的竞争和不和

内部的竞争和不和

流产的反革命

反革命在1925年8月20日暗杀廖仲恺的行动中摊牌了；廖是孙逸仙的联合苏俄和大力动员群众的主张的热诚支持者。在悲剧发生后，鲍罗廷立刻提议组成一个全权处理这场危机的三人特别委员会。许崇智、汪精卫和蒋介石是委员会的成员，鲍罗廷任顾问。调查暴露了一批保守的国民党领导人和一些粤军指挥将领谋求推翻广州政权中激进分子的阴谋。不到一个星期，许多嫌疑犯被逮捕，有的被处死，有的阴谋策划者已经逃走。蒋介石和鲍罗廷决定派胡汉民去俄国。在一个月内蒋介石驱逐了他的对手粤军名义上的指挥官许崇智。两名阻止俄国影响扩大的老资格党员

林森和邹鲁被派到北方执行一项“外交使命”。这些人后来成为国民党内部反对留在广州的领导集团的一个有威望的派别。①

危机还有其他重要的后果。汪精卫和蒋介石成了革命运动中的关键人物，在长达六个月的时期内拥有最大的权势。支撑广州政体的军事力量被改组成国民革命军的5个军：来自党军的第1军，由蒋介石指挥；湖南人组成的第2军，由谭延闿指挥；云南人组成的第3军，由朱培德指挥；从粤军抽调组成的第4军，由李济琛指挥；由李福林的私人军队组成的第5军。把驻于地方根据地的粤军的分散部队合成一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新命名的第4军逐渐地被改造成一支统一的和有战斗力的部队。另一个统一财政的努力也最后取得成功。②

从1925年10月到1926年1月底，改组后的国民革命军打了三次战役，巩固了它对广东的控制。到10月初期，广州在东面又受到陈炯明带领的重整旗鼓的部队的威胁，同时熊克武带领的一支川军在西北方向以及邓本殷和魏邦平带领的粤军在西南方向也威胁着该城。主要由第1和第4军的几个师和程潜率领的一支混合部队（后来为第6军）参加的第二次东征，决定性地打败了陈炯明的联盟。第1军第4团在10月14日攻占了陈的貌似攻不破的惠州要塞，根据目睹战斗并描述了共产党军官和政治委员的勇气的切列帕诺夫的记载，第4团表现出非凡的勇气，许多人英勇牺牲。①在以后的一系列战斗中，在蒋介石全面指挥下的东征军攻占了前往汕头的沿途的城镇，同时程潜切断了敌人往江西和福建的退路。②如同前一次东征，政治工作者动员民众支持，俄国人为每支主力部队出谋划策。

也是在10月份，第2和第3两个军的部队把川军往北赶出广东省边境。在东征结束前，第1和第4两个军的部分部队不得不调往南线，在第2和第3两个军的帮助下在12月后期打败了敌人，并且往前推进，拿下了海南岛。因此在北伐以前，国民革命军的大部分成员经受了战斗考验而变得坚强了。

在国民党控制了广东以后，毗邻的广西省的三位将军使该省与广州联合起来。黄绍竑、李宗仁和白崇禧加入了国民党，让国民党在他们控制的区域活动。他们的部队被命名为第7军，由李将军率领。在湖南南部指挥一个师的唐生智将军，在1926年春季也就合并他的部队之事进行了谈判，他的部队被命名为第8军。这8个军在北伐开始时是国民革命军的主力。总兵力约15万人，不过只有约10万人可以用于两省根据地以外。③国民革命军仍是一支相当混杂的军队，但是在俄国人帮助下的两年半的改组期间，它在训练、装备、教义的灌输和战斗经验方面，都有了改进。

国民党的两极分化

1925年夏季，戴季陶出版了两本书，它们都对孙逸仙的哲学作了保守的解释，并且都提出了反对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的论点。①戴季陶争辩说，三民主义是国民党唯一的学说；同时他断言，国民党是为国民革命工作的唯一的党。共产党员和其他不是无保留地接受这些主义的人，应当从国民党清除出去。实际上，戴季陶号召结束容许共产党员在年长的党内活动的制度；他指责共产党员是寄生的，在领导人之间挑起冲突，设法把非共产党员从国民党的岗位上拉下来，并且吸收国民党员参加共产党和他们的青年团。戴季陶的朋友沈定一原来参加了共产党，这时转而反对它。7月5日，他召开了国民党浙江省委员会的会议，发表了响应戴季陶思想和谴责阶级斗争观念的宣言。上海的执行部印了这份文件分发给它管辖的所有组织；它还发表指示，禁止国民党员提倡阶级斗争。②

共产党对这一挑战作了反应。共产党领袖陈独秀发表了一封日期为8月30日的致戴季陶的公开信，他在信中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动机辩护，并且警告说，戴季陶的着作正被反动派用作宣传。③中央委员会在10月份举行了一次扩大的全体会议，会上通过了一项关于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关系的决议。决议攻击戴季陶之流，认为他们是主要敌人，并且重新强调了联合国民党左派反对右派的政策。决议试图定出这两类党员的分类标准，但是表示了对左派真正力量的怀疑。①

一批国民党老资格党员，于1925年11月在北京附近的西山召开他们称之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的会议。实际上国民党由于广州正在遵循的激进路线而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以致北京的集团和广州的领袖们都不能凑足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法定人数。可是，“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决定把共产党员赶出国民党，并宣布国民革命和阶级革命不能共同前进。这个集团宣布中止鲍罗廷与党的关系，解散没有党章根据的政治会议，停止汪精卫的党籍六个月。这些措施没有约束性的效果。为了报复，广州的领袖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一篇宣言，谴责邹鲁和谢持对西山会议派的领导；在一封公开信中，蒋介石为汪精卫、鲍罗廷和中共党员辩护。西山会议派在上海成立党部，夺取了当地党员的登记簿，接管了《民国日报》作为它的喉舌，并且计划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②

但是，广州的领袖们先成功地召开了他们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于1926年1月4日至19日在广州举行，253名有投票权的代表到会；大会听取了关于党的工作各个方面的报告，其中包括谭平山关于党员问题的论述。党员仍不足20万人，虽然谭平山后来谈到国内外党员有50万人——这是夸大。他提供了11个正式组织起来的省的每一个省、5个在组织过程中的省和3个直辖市的党员的大致数字，共计183700名党员；但他不得不略去上海和汉口的数字（它们没有上报），也没有提到在陆军、海军和广州警察中吸收的数字，这些部门都有特别支部。①

约90名国民党代表（超过1/3）也是共产党员。②他们作为一个核心小组发挥作用。大会讨论了对持不同意见的保守分子的处罚和处罚方式。出现了尖锐的不同意见，但是最后，汪精卫的从宽的呼吁——为了不致进一步使党分裂——被举手表决的大多数代表所通过。谢持和邹鲁将被开除出党，其他12名参加西山会议的党员应接到警告信，戴季陶将被告诫悔过，③作为对西山会议派驱逐鲍罗廷的直接反应，第二次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给他一封感谢信，并送给他一件上面刻有“共同奋斗”字样的银器。④

由于西山会议派的主要要求之一是在国民党内清除共产党员，分歧就不能避免。的确，争论表明有一股批评共产党员秘密活动的暗流和没有言明的对他们是否忠于年长的党的怀疑。几名共产党的发言人激烈地为他们的党辩护。于是这一问题又被搁在一边，决定由两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一起开会，制订出一个解决办法。⑤从来没有举行过这样的联席会议。

左派的另一个胜利是选举国民党新的中央委员会。在持不同意见的北京集团中，没有人重新当选。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36个席位中，共产党员赢得了7个（可能8个）席位，在24个候补席位中，赢得了6个，其比率稍高于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席位的比率。只有两名共产党员赢得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席位，但在前一届则没有。身份不那么确定的左派赢得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的9个正式席位、3个候补席位；在中央监察委员会赢得两个席位。蒋介石成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新委员，与汪精卫、谭延闿和胡汉民一样，也是得票最高的。胡汉民显然是一个潜在的右派领袖，因在谋杀廖仲恺阴谋中所起的可疑作用，仍在俄国流亡。他实际上的全票当选一定是事先安排好的。①

向左转的最明显证据是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其九人常务委员会（真正的执行机构）一事。常务委员会包括三名左派——汪精卫、陈公博和甘乃光；三名共产党员——谭平山、林祖涵和杨匏安；以及蒋介石、谭延闿和胡汉民。②广州的左派和共产党领袖们享受他们的胜利只有两个月时间。

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化和共产党的渗透

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军被有意识地政治化，以使它成为有效的革命工具。武装力量由国民党的文官控制，官兵们被灌输了党的意识形态。控制的主要工具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隶属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政治会议）、由军事委员会直接领导的政治训练部，以及武装力量所有较大部队的党代表。政洽部以苏联中央政治处（PUR）为模式，党代表相当于红军中的政治委员。控制和教导的制度是逐步实行的，始于1924年春季黄埔军校成立之时；在1926年3月中北伐开始前不久，大部分较大的部队都设立了政治机构。政治化部分地代替了技术的现代化；它还被设想为一种控制对国民党的忠诚可能有问题的军官的手段。①

政治训练部是既用于控制又用于教导的工具。它约在1925年6月成立，到10月份开始行使职能。军事委员会经国民党政治会议批准，任命部的领导。陈公博在1926年3月担任这个职务，但不久就被替换。当时一张组织表表明约有29名军官在三个部门——总务、宣传和党务——工作。军队中的实际工作是通过党代表和政治部门来进行的，政治训练部至少在理论上控制陆军中的军和独立师、海军和空军局、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总参谋部和军需处的党代表。军队中一切党的工作及政治和文化工作应该在政治训练部的指示下进行，但是给高级党代表的指示必须有军事委员会主席以及政治训练部领导的签名。但是在政治训练部和高级党代表（他们大部分为老资格党员）之间存在摩擦和冲突的因素。共产党员周恩来是该部副主任，但常常代理主任的工作。

到1926年3月中旬，政治训练部已经为军队官兵制定了一个三个月的政治教导计划；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为不识字的士兵编写一本读、写教科书；发行了一份名为《政治工作》的日报，发行18000份，大部分发给军队中的军官和政治工作者。《政治工作》的编者是一名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的当地委员会为日报撰写专栏文章，作为教导政工人员的手段，再通过他们去教育军队的官兵。为了协调军、师政治部部门的出版活动，由这些单位代表组成的一个委员会计划出版16种小册子，其题目如《教士兵什么，怎样教？》《什么是“不平等条约”？》和《国民党史》等。五种已经付印；此外，其他的小册子、传单、书籍、杂志、情报、漫画招贴也由不同的机关大量发行。

党代表是国民革命军部队中的国民党的政治监察人和官方宣传员。到1926年3月，这个制度在所有陆军的军、海军的舰只以及中央军事行政机构中实行。《国民革命军党代表章程》的第一条宣布了它们的目的：灌输革命精神，提高战斗力，加强纪律性，开展三民主义教育。①党代表对其部队的政治和士气状况负责，并监督执行国民党的指示，领导党的核心，开展一切政治和文化工作。他必须熟悉他部队的官兵，研究他们的思想情况，并且力图纠正一切缺陷。他是有指挥权的军官，对他的命令要像对部队指挥官的命令那样服从。在战斗中，他是英勇善战的模范，在进行战斗时保护平民不受军队的骚扰；他应当在部队的驻地建立与农会和工会的联系。

党代表是独立的指挥系统的一部分，这个系统与军事系统平行而不是隶属于它。党代表观察军官们的忠诚。高级党代表由军事委员会向军部和师部、海军局、总参谋部以及其他高级机关指派，并与军事指挥系统的对应人员共同行动。军事指挥官颁布的命令如没有党代表的签署，不能生效。在发生分歧时，党代表应签署，但应向上级报告情况；但如果指挥官犯有某种不法行为，党代表应加以阻止，并立刻向其上级和军事委员会主席报告。党代表即“政委”，与军事指挥官同为一体，不可分割，不论何时何地，都应共同工作，以求达到一个共同目标，即在国民党的旗帜下统一中国。

根据我们利用的基本材料（约至1926年3月）的俄国作者所掌握的情况，在国民革命军中有876名政治工作者。他们之中的75％是共产党员或国民党左派，约20％为无原则的野心家，所剩下的5％是极端仇视共产党员和左派的国民党右派。附件之一提到在国民革命军中搞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有241人，即超过了已知的政工人员数的1/4。已知有887名共产党员在陆军中，其中一半以上在第1军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在当时65000名战斗士兵中仍是一小部分。俄国顾问V.A.萨卡诺夫斯基（“尼洛夫”）在探讨3月20日的政变时指出，共产党政工人员担任了军队中大部分重要职务，指派他们自己的人到不同的岗位，并且秘密执行各指挥官所不知道的任务，这就引起了各级指挥官以及非共产党的政工人员的猜忌和愤怒。他报道，第1军的政治部主任、它下面各师的5名政委中的4名以及16名团政委中的5名是共产党员。①

按照《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一文的俄国作者的说法，所有共产党员接到了向国民党组织渗透并在其内部取得影响的指令。当时流行的口号是：一个优秀共产党员就是国民党核心组织的优秀成员。这种渗透，特别是对部队进行政治教育的关键领域的渗透强烈地引起有些国民党领袖的担心。而且，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员会在广州成立了一个特别军事部门，以指导共产党员在军队中的工作。它是一个秘密小组织，其成员广大党内同志都不知道；它指导军队中共产党核心小组的秘密工作。人们还猜想，它组织工农武装小分队，在秘密会社、地主小分队和其他武装集团中成立核心小组，在铁路干线和重要水道上组织核心小组以搞乱敌人后方和平息反革命暴动。披着国民党员外衣渗入军队的俱乐部和学会——像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的共产党人，要听从党的特别军事部门的指示。他们还要注意军官们的举动，并向共产党的上级组织报告任何有害的活动。总之，共产党的用意是尽一切可能去影响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化，虽然他们还不能完全指挥它。

这个秘密系统究竟多么巧妙地瞒过了国民党的领导集团，这不得而知。可是共产党在军内的组织和宣传工作是不能完全隐瞒得住的。

北伐前共产党对群众运动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献身于组织中国的群众——工、农、兵和学生——并使这些集团激进化，为有朝一日革命进入第二阶段（即社会主义革命）作好准备。领导集团的意图是既要控制群众，又要在党自己的队伍中输入无产者，以使它成为一个大党。1925年10月在北京举行的一次党的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的一系列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案就表明了这些意图。其中第二个决议案告诫说：

……一方面是要集中和组织无产阶级，别方面还要给他们以政治上的训练和教育，找着和农民结合的方法，及与一切民权主义分子联盟的正当道路。中国共产党为着要执行这种在历史上有重大意义的职任，第一便要扩大自己的党——吸收无产阶级及先进的智识阶级中最革命的分子……中国革命运动的将来命运，全看中国共产党会不会组织群众，引导群众。①

下一年的突出标志，是在扩大共产党及其青年团以及改变它们成员的社会成分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例如，1925年2月改名而成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在1925年初期还不到2500人，至1926年11月已发展到约12500人。1925年5月30日以前，90％的团员为学生，但到9月份，他们只占49％。1926年11月，学生占35％；工人占40％；农民占5％。②共产党由于1925年中期的革命高潮，也迅速发展，快到1926年年底时，原来几乎全是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党已经改变了它的组成成分，据报道，其中66％被划为无产者，22％为知识分子，5％为农民，2％为士兵。③但是，这些比率可能把党和青年团都包括在内。

共产党员们勤奋地工作，试图扩大他们1925年5月在广州的一次大会所组织、并由他们控制的中国总工会。④到1926年5月召开下一次大会时，在组成的一些工会中党员人数据说已从540000人发展到1241000人。①但是，由于镇压，许多工会已被赶入地下。例如，上海总工会在1925年7月28日宣布，它在117个工会中有218000名会员。这一迅速发展，是6月爱国大罢工和许多工人只有通过他们的工会才能得到罢工津贴这一事实的结果。也有工会纠察队胁迫和恫吓的情况。一年以后，上海总工会宣称，在工会总部被强行关闭、像李立三和刘少奇那样有战斗精神的领袖已在上一年9月被赶出上海以后，只有43000名会员（另一种报道说1926年5月有81000名）。②尽管有这样的挫折和非共产党的工会和联合会的对立和反对，在五年工作以后，共产党内仍有许多有经验的劳工组织者，其中不少人是真正的无产者。③此外，广州的共产党员左右着指挥省港大罢工的罢工委员会，控制了武装纠察队，并且行使了某些方面的司法和治安的权力。

1925年5月和1926年5月在广州召开第一和第二次广东农民协会大会期间，农民运动大大地发展了。相当可靠的1925年4月的数字表明，广东省94个县中仅仅22个县的557个村或乡，就有会员172185名。①一份关于1926年5月的详细报告，表明在66个县的4216个乡协会中有会员626457人。②这仍占该省数百万农户的很小比率。由于始终由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领导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毕业生积极组织，人数增加了将近四倍；讲习所从1924年7月至1925年12月期间办的五期，培养了478名专家，其中大部分是农民。③如果按县把协会标在广东省的地图上，它们最集中的地方似乎在东南（彭湃为领袖的海丰县、陆丰县和五华县）、广州附近位于三角洲的几个县（特别是顺德、东莞和香山）以及西北的广宁县（运动最初在那里取得巨大成功）。在国民革命军未控制的地区，如东北地区，或是在新近攻取的地区，如西南地区，农民协会很少，会员也不多。理由似乎是清楚的。农民协会是社会革命的推动者，也是国民革命的工具。在国民党军事力量尚未到达的地区，这些农民协会是难以组织和维持的。

地方农民协会一再进行消灭社会-经济苦难的斗争，这就使它们与诸如富裕地主和税收机关等地方的权势者对立起来，这些人和机构往往拥有民团。组织得比较好的农民协会有自己的受过训练的武装卫队。双方大量流血和进行威胁是这些斗争的特征。列入1926年头三个半月的164件冲突事件，大部分可分为以下几类：反对民团和“土豪劣绅”压迫的斗争；土匪的掠夺和杀戮；部队的骚扰和官吏的压迫。其他的冲突产生于更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原因。①共产党领导的声明，强调农民协会对国民革命军在广东进行的战役以及对香港罢工和抵制的支持，总之，它们进行阶级斗争，也支持革命。

1926年初期俄国人的作用

苏俄和共产国际向中国的革命运动提供建议和资金，并且试图在打败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军阀主义方面引导它走向胜利。（详细的论述超出了本章范围，但对到1926年初期的概括报道可能有助于说明事态的发展。）

俄国资助中国革命活动的规模仍是秘密的；这里只能提供一些以似乎可靠的证据为依据的例子。1923年3月，俄国领导集团决定援助孙逸仙，投票决定提供200万中国元的财政援助。②鲍罗廷提供了黄埔军校创办经费的一部分，后来他告诉路易斯·费希尔，苏联政府拨出300万卢布（约270万中国元），作为学校组建和开办时的费用。③布廖赫尔日记中的几段记载表明，1924年11月的按月资助为10万中国元。④1924年10月由伏罗夫斯基号运往广州的武器是赠送的，但是1927年4月从北京苏联武官处搜查到的文件表明，以后广州政府应该支付从符拉迪沃斯托克运来的武器和弹药。武官叶戈罗夫于1926年7月起草的一份致“加伦”（布廖赫尔）的电报，通知他到〔1925年〕12月1日提供给广州的军事给养已达到250万卢布，必须立刻付款；以后，广州的订单只有在付现款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予以履行。①1924年8月，孙博士在广州设立中央银行，俄国答应支援1000万元（粤币），不过当时只汇去3万元。②根据10月份来广州访问的孙博士的密友马素的报道，俄国还通过鲍罗廷在1924年每月约资助国民党35000中国元；布廖赫尔12月1日的日记指出，鲍罗廷还一直支付国民党军官的薪水，并且资助党报和党的刊物。③

当1925年2月中国工人在上海的日本纺织厂进行罢工时，《消息报》在3月3日报道说，“赤色职工国际”正支援工人30000卢布；它还公布了罢工委员会对援助的感谢信的译文。④按照莫斯科报刊的说法，在爆炸性的五卅事件以后，俄国一些工会迅速送来148000卢布支援上海的中国罢工工人。⑤也许人们需要查看一下鲍罗廷的帐本，以了解他究竟在1925至1926年持久的罢工和抵制行动期间，为了支持住在广州的香港工人而提供了多少钱，因为在北京的突然搜查中发现的一份文件（它提供了到1926年3月的罢工过程），只提到资金“部分地由中国国内外的中国人和无产阶级捐助”。①在北方，苏联顾问训练和装备了冯玉祥将军的军队。根据冯玉祥签名的收据，1925年4月至1926年3月期间，俄国给他提供了价值600多万卢布的武器和弹药。②我还没有见到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财政援助的可以核实的估计数。

金钱带来了影响，但没有带来绝对的权威。在华的俄国人遇到了挫折和失意的事。尽管在1925年下半年，中共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的人数有很大的增加，在组织从香港来的罢工工人和广东的农民方面成绩卓着，但中国的党的领袖们对在国民党内工作的约束不耐烦了。共产国际的领袖们不得不阻止共产党试图退出国内联盟。③1926年3月1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通过一项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坚持“国民党与共产党人的战斗联盟”；谴责党由于在吸收工人时的“狭隘的宗派主义观点”而使组织发展缓慢；对两种偏向提出警告：一种是“右倾主义”，即无原则地与一般民主民族运动合流，一种是“左的情绪”，即试图跳过民主革命阶段直接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而忘记了农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像1923年以来那样，坚持“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它号召中国同志们“把所有现存的农民组织团结在共同的革命中心之中……这些中心将能够唤起全体农民进行武装斗争以反对农村中支撑半封建制度的军阀、行政官员、中间人和绅士”。①莫斯科可以轻而易举地指定这项任务，但在中国执行起来并不那么容易，在中国，晚至1926年7月，共产党执行委员会的一次全会承认，仅有120人负责党的工作，而当时至少需要355名领导人员。②

俄国在华北已经大量投资，试图加强和争取冯玉祥和其他将领1924年10月对吴佩孚发动政变后组成的国民军。从1925年4月后期开始，一批苏联军事顾问开始与冯将军的国民第一军一起工作，到11月份，有42名俄国人在他的张家口根据地工作。他们未能接近冯（更不用说控制冯为俄国利益服务），但是他们勤奋地工作，通过建立各种技术学校来提高下级军官团。他们没有取得像他们的同事在广州似乎取得的那种成就。1925年6月，43名俄国人抵达河南开封，与岳维峻指挥的国民第二军一起工作。他们在各个方面都受到了挫折，他们之中只有几个人留下来，看到了岳的军队在1926年3月初期在农村“红枪会”的攻击下土崩瓦解。俄国顾问们试图与国民第三军建立联系，但没有成功；国民第三军在1926年2月也崩溃了。

到1925年末，郭松龄推翻张作霖——俄国的敌人——的努力失败，这部分地由于国民军支持不力（虽然张家口俄国顾问团的18名成员协助冯进攻），部分地由于满洲的日本军队为保护张作霖而进行了干预。冯将军于是退隐，他的国民第一军的将领们准备撤到长城的那一边，避免与张作霖和东山再起的吴佩孚的联军交战，吴对俄国并不比张将军更友好。①在郭松龄叛乱时，张作霖从黑龙江调来援军，但中东铁路的俄国经理A.V.伊凡诺夫拒绝让军队不付费用而通过铁路行动。部队使用另一条路线南下，但是在平息叛乱后，回去的部队强行征用了几列火车返回哈尔滨。伊凡诺夫通过关闭长春至哈尔滨的一段铁路，进行报复，因而在1926年1月22日被中国部队逮捕。加拉罕发出一份最后通牒，问题通过在奉天的谈判得到解决。张作霖这时完全了解在他地盘之北的俄国人的力量以及俄国人对他国内敌人的援助。②

2月份，在发生这些事件时及以后不久，来自莫斯科的以A.S.布勃诺夫为首的一个委员会在北京研究华北和华南的俄国顾问的工作，同时调查苏联援助中国革命的总的问题。委员会会见了加拉罕大使和武官叶戈罗夫，以及几名协助冯玉祥的和在广州工作的顾问。尽管对冯将军是否真正献身于革命一事感到担心，但布勃诺夫和加拉罕仍决定继续讨好于他。③

3月18日，北京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事件，它使国民第一军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紧张起来，并且可能使俄国使馆更加沮丧。这一事件是八个辛丑和约缔约国在3月16日交给段祺瑞政府的一份最后通牒引起的，它要求清除它们的北京至上海的通讯的一切障碍，以信守1901年的辛丑和约。次日，中国文职机关和政治组织的代表向政府请愿，要求拒绝最后通牒，但是他们被赶走，许多请愿者受了伤。3月18日上午，一次群众集会通过了取消辛丑和约以及所有“不平等条约”的决议。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领导共同组织了阐明两党一个根本目标的抗议。约2000名示威者（其中有许多学生）浩浩荡荡地朝执政府前进，但是遭到政府卫兵的攻击，47名示威者被杀，几乎与沙基惨案中被杀的华人一样多。政府发出了缉拿北京五名国民党着名人物的逮捕令，其中之一就是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他们都隐蔽起来，李大钊到俄国使馆避难。段祺瑞政府是通过冯玉祥的支持而幸存下来的。一名国民军将军是北京司令和警察首领，但似乎没有采取行动以阻止这次屠杀。因此，国民党的北京市党部把这次事件归咎于国民军的领导，并且发表了一项决议，声明如不逮捕和处决段祺瑞和其他高级官员，国民党将断绝与国民军的友好关系。但没有发生这类事。①

在华南，俄国援助团在1926年3月初期可能有50名或更多的老练工作人员。六艘俄国船定期往返于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广州之间，运来汽油、武器和拆散的飞机。②军事代表团团长是N.V.古比雪夫（“基桑卡”），他接替了布廖赫尔将军，但是他与党军领袖和军校校长蒋介石的关系是紧张的。

这些问题和变化不定的局势，有助于说明俄国共产党政治局的一个特别委员会1926年3月25日通过、政治局在一星期以后正式批准的关于中国和日本的一个令人感兴趣的决议。①以利昂·托洛茨基为首的政治局特别委员会，对中国国内各种力量的相互关系以及在1925年12月签订洛迦诺条约后帝国主义各种力量得到巩固的危险，表示了严重的不安。委员会担心英国和日本可能联合起来反对中国革命和苏俄。苏联需要延长它的休整期，中国革命需要赢得时间。为了对付这些危险和保护满洲的俄国利益，委员会决定，必须与日本和张作霖达成保证日本和俄国在满洲的地位的谅解。必须“甘心于一个事实，即南满在以后的时期将留在日本的手中”。这个迁就政策必须提交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取得它们的同意，鉴于中国对日本的仇恨，委员会认识到要它们接受这一方针是多么困难。“与日本达成某种谅解”的方针必须谨慎地拟定，以使中国的革命力量不会不正确地解释为“为了解决苏日的政治关系而牺牲中国的利益”。为了正确地引导舆论，必须对中国报刊加强革命的和反帝国主义的影响。

如果满洲将成为自治区（委员会说这是日本所希望的），俄国应使张作霖不再“干涉中国其他地区的内部事务”。中东铁路应完全归俄国控制，虽然要以一种称之为汉化的文化性质的措施作为掩饰。在与张作霖谈判时，俄国应鼓励张与日本保持良好而稳定的关系。俄国不会损害这种关系，但应明确指出，为了在对日关系中保持某种独立性，满洲政府与俄国也保持良好关系将对它自己有利。可以向张作霖指出，某些日本集团准备以一位低能的将军来代替他，“但是当存在正常关系时……我们认为没有理由让别人来代替他”。与张作霖（以后并与日本）达成协议的几个问题之一应该是，保护革命的蒙古不受张作霖侵犯。

在与日本谈判之前，俄国应集中力量真正改善关系并影响日本的舆论。委员会酝酿一个可能的三方协定（苏联、日本和中国），但是“在政治上和外交上应该这样打好基础：使中国人不可能把中国发现自己暂时被迫向日本作出的任何让步，解释成我们参加的一种势力范围的划分”。应让左派人士知道，俄国只准备容忍中国向日本帝国主义作出的那种让步，这种让步是保卫革命运动使之不受联合的帝国主义进攻所必需的。可能举行的联合谈判，将达到以下的目的：以某些让步为代价，在日本和英国之间打进楔子。

俄国公开宣布，它完全同情中国群众为争取一个单一的独立政府而进行斗争；但是它将反对俄国进行任何军事干涉的想法：中国的问题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去解决。在实现一个统一的政府之前，苏联政府“试图与现存的所有中央和地方的政府建立和保持忠诚关系”。因此，委员会在向南方看时，认为如果人民军队（即国民军）不得不长期把地盘让给吴佩孚，那么与吴达成一项协议以削弱他对英国（“中国独立的主要死敌”）的依赖是有利的。应鼓励广州政府把其地盘不仅看成临时的革命滩头阵地，而且看成是一个需要稳定政府的国家，还应鼓励它集中全力于内部改革和防务。斯大林对被批准的文字进行了补充，说广州政府应“断然放弃任何扩张性军事征战的思想，总的说还应放弃会把帝国主义者推向军事干涉道路的任何活动”——反对蒋介石北伐计划的一种告诫。一张便笺指示驻巴黎的苏联大使查明广州政府有无可能与法国妥协，是否会派代表去法国试探这种可能性。①

总之，正如研究这个时期中苏关系的一个专家所概括的这份文件的主旨，俄国的策略“是要分裂帝国主义阵营，其手法是把英国作为排外行动的主要目标加以孤立，并在损害中国利益的情况下收买日本”。①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广州发生的事件清楚地说明，俄国不能控制国民革命的方向。蒋介石3月20日政变的含义，莫斯科的领导集团到3月底显然还没有领会，或者至少没有影响他们关心北方的基本策略。

国民党内权力关系的再调整

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的原因和蒋介石从此以后玩弄权术的手法，都非常复杂和使人迷感不解，这里不能详细论述。②由于广州三名最高级俄国军事顾问盛气凌人的态度和对俄国武器和资金分配的控制，由于他们缺乏对北伐的支持，还由于蒋怀疑N.V.古比雪夫与汪精卫和其他人勾结，企图把他送到俄国，蒋介石对这三名顾问的敌意显然加强了。他还敌视他的主要政敌汪精卫，怀疑汪与俄国人一起反对他。③

从黄埔蒋介石大本营起锚的中山号炮舰3月18和19日的可疑的游弋，可能使蒋介石认为一个劫持他并把他送到俄国的计划正在进行之中。3月20日上午，他扣留炮舰，逮捕了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和一名共产党员，在广州宣布实施戒严令，命他的部队解除保护俄国顾问住宅和共产党控制的省港罢工委员会指挥部的卫兵的武装。①这次突然行动没有与汪精卫商量，也没有预先警告俄国顾问，它造成了一次政治风暴，这次风暴以俄国人同意驱逐三名蒋介石最反对的顾问、从第一军撤去共产党政工人员和汪精卫在5月9日去法国而告终。

4月29日，鲍罗廷与胡汉民、陈友仁和几名左派领导人一起回到广州。在此以后，蒋介石和鲍罗廷之间进行了激烈的讨价还价，而鲍罗廷在谈判中似乎作了大部分让步。蒋介石同意排除一批比较保守的国民党官员，而鲍罗廷则同意继续俄国的援助和支持原来俄国顾问和中国共产党所反对的北伐。共产党员将大大地限制在国民党内活动。

蒋介石要求召开一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会议在5月15至25日举行，决定对国民党内部共产党的影响进行严格的限制。蒋介石系统地阐述了大部分建议，它们经过字面修改后被采纳。在第三国际的一名代表帮助下，计划再举行一次国民党和共产党高级代表的联席会议，解决两党合作的障碍。国民党内“另一党”的党员，禁止批评领袖及其三民主义。另一党必须把参加年长的党的党员名单交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主席，这些党员在中央、省或市的国民党执行委员会所占的席位不得超过1/3，也不得任中央机构各部的部长。另一党给它在国民党内的党员的命令必须先交给联席会议，再由它转交，国民党党员非经许可不得加入另一党。违反这些条件的人将被立刻开除出党。设立了拥有大权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的新职务。蒋介石的庇护人张静江（人杰）当选担任这个职务，虽然他甚至不是委员会的委员。将对所有的国民党党员进行登记；他们要宣誓忠于指定的孙逸仙的几本主要着作以及第一和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宣言和决议；那些已经参加未经“我党”批准的其他政治团体的人必须立刻退出那些团体。①作为解决问题的初步行动，共产党在4月10日把第一军中任国民党党代表的共产党员撤出。②但是其他许多人仍留在他们的岗位上。

这些就是蒋介石和鲍罗廷之间谈判的几个结果。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必须限制他们的批评，并在母党的高层中减少他们的积极作用；设计一个机构以裁决两党间的冲突；国民党多少更加集中化；共产党员放弃国民党组织部以及宣传部、农民部和书记处中的重要职务。蒋亲自任组织部部长，以他的亲密助手陈果夫为副部长。随着胡汉民于5月9日去上海，吴铁城在30日被拘禁，外交部长伍朝枢被撤职而代之以左派陈友仁，右派也受到抑制。这时又以充分的决心继续制订北伐的计划。

① 有关这一系列复杂事件的材料来源是：《从容共到清党》，第375—392页；汪精卫：在国民党第二次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载《革命文献》，20，第3851—3870页；蒋介石：《军事报告》，载《革命文献》，11，第1756—1763页；蒋介石的日记，从8月15日至9月23日；广州英国和美国领事的报告。

② 韦慕庭、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186—199页，集子收了一份“基桑卡”（N.V.古比雪夫）可能在1926年初期所写的有价值的报告，详细地谈到了军队改组和集中化中的重要成分。我在《民族主义制度下的军事割据和再统一过程》（载何炳棣、邹谠合编：《危机中的中国》，1，第203—263页，特别是227—233页）中论述了广东的军事统一。

① 切列帕诺夫：《手记》，译稿，第334—354页。见以上脚注所引关于三次战役的其他报道。

② N.I.康奇茨：《在中国国民革命军队伍中》（俄文），载《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的苏联志愿兵；回忆录》，第24—95页。第37—62页的一份日记报道了程潜的战役。

③ 《革命文献》，12，第1802—1805页；《北伐简史》，第46页后面的图。

① 布尔曼：《传记词典》，3，第202页。已故的夏连荫小姐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中分析了主要的几点，载韦慕庭和夏连荫合编的《文献集》，第206—207页。

② 《从容共到清党》，第411—412页，根据国民党档案馆保存的文件。

③ 陈独秀：《给戴季陶的一封信》，载《向导周报》，130（1925年9月18日），第1196—1197页。

① 韦慕庭和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234—237页。

② 《西山会议关于在国民党内清除共产党人的重要文献，1925年11月》，载《国闻周报》，4.14（1927年4月17日），第14—16页；邹鲁：《回顾录》，1，第180—189页；戴季陶：《戴季陶先生文存》，陈天锡编，3，第975—978、985页；《从容共到清党》，第413—434页（根据国民党档案）；韦慕庭和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209—212页。

①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926年4月，第29、31页。

② 《从容共到清党》，第463页。

③ 《会议记录》，第134页；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466—469页。

④ 《会议记录》，第18—19页。

⑤ 同上，第165—169页。

① 选举结果载《会议记录》，第145—146页。前四人各得249张有效票数中的248张。当然会上三个得票最多的人不能在记名的票上投自己的票。根据参加大会的张国焘的说法，缺席的胡汉民实际上得票249张，但在汪精卫的怂恿下，大会秘书长吴玉章减了胡汉民一票，排在汪、蒋之后，名列第三（根据公布的会议记录，实际上在汪、谭以后，在蒋之前）。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起》，1，第282页和第708页脚注14。

② 《从容共到清党》，第473页和第519页，脚注33，根据国民党档案馆会议记录，附投票结果。

① 以下的讨论主要根据1927年4月6日在对苏联驻北京大使馆武官处的搜查中没收的一批未发表的文件。原件为俄文，英国驻北京的武官J.R.V.斯图尔德上校把英译文交英国公使蓝普森爵士，后者把文件转交给英国外交部。这些文件现存于伦敦档案局，档案号为F.O.371—12502（F8322/3241/10）。这一批文件包括《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和15份附件，其中3份已散失。它们的日期约从1926年3月起，第1份《关于国民革命军的政治指导的规定》的日期为1926年3月15日；它与第6份未注明日期的附件《关于国民革命军中政治委员〔原文如此〕的规定》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926年3月19日颁布并转载于《革命文献》（12，第1814—1821页）的几乎一样的规定所证实。韦慕庭和夏连荫的《文献集》的修订补充本计划发表这些苏联的文件。

① 《革命文献》，12，第1818页，上引文件附件6的译文不同。

① 韦慕庭和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259页；推断的日期是1926年4月10日至16日期间。一份令人失望的关于共产党员渗入政治部的含糊的报道，载《国军政工史稿》，1，第212—221页，特别是第221页，把这类渗透归罪于陈公博。

① 韦慕庭和夏连荫：《文献集》，第100—101页。决议的其他部分教导党员如何吸收无产阶级分子，并且批判了群众运动中的过去的错误。

②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运动报告》，载《中华星期画报》，北京，1928年1月28日，第14—18页。这是在北京突然搜查时没收的文件；卡罗尔·安德鲁夫人提请我注意这份文件。又《共产国际第六次全世界大会上关于青年共产国际的报告》，载《列宁青年》，I，10（1929年2月15日），第69—94、84页。案卷存国会图书馆。

③ 罗伯特·C.诺思：《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员》，第131页；书中引了《共产国际活动的报告，1926年3月—11月》，第118页。1927年5月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时期的党员组成成分的另一个报道提供了以下的数字：工人，53.8％；知识分子，19.1％；农民，18.7％；军人，3.1％；中小商人，0.5％。米夫：《紧急时期中的中国共产党》（译自俄文），第37页。

④ 见上《1925年强化了的革命气氛》第1段的第2条脚注。

① 乐生（化名）：《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之经过及其结果》，载《向导周报》，155（1926年5月5日），转载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219页。我没有见到使用的一件重要材料是刘少奇的关于过去一年（即到1926年5月份）中国劳工运动的报告，载《政治周报》，14（广州，1926年6月5日），现可在美国国立图书馆缩微胶卷（第329号，第56卷，893.00/7980）中见到。

② 切诺斯：《中国的工人运动》，第269页（根据1925年8月7日警察局的日报，我认为准确的数字是217804人）；又切诺斯，第339页。一名英国的劳工专家在1926年访问上海，被告知上海工会联合会——即上海总工会——声称在1926年5月，15个工会连同47个分会只有会员81000名。C.埃斯特朗热马隆上校：《新中国，调查报告》，第2部分，《1926年的劳动条件和劳工组织》。

③ 这个主题在切诺斯的《中国的工人运动》（第400—402页）中有所发挥。

① 见上《组织一次群众运动的努力》第7条脚注。官方的1925年5月的数字为21万，但我认为不可靠。

② 罗绮园：《会务总报告》，载《中国农民》，6/7（1926年7月），第639—687、654页。报告提供了每个县的准确数字。还有以后在1926年的详细数字，列出在71个县的6442个协会有823338名会员。见T.C.张：《广东的农民运动》，第15—16页。

③ 卫藤沈吉：《海陆丰》（1，第182页），根据《中国农民》的详细报告。霍夫海因兹的《中断的浪潮》（第78—92页），讨论了讲习所。

① 罗绮园：《会务总报告》，第667—668页；T.C.张的《广东的农民运动》（第24—30页），举例加以总结。

② R.A.米罗维茨卡娅：《米哈伊尔·鲍罗廷（1884—1951年）》，载《杰出的苏联共产党人——中国革命的参加者》，第22—40页，特别是第24页，根据苏联档案。

③ 费希尔：《世界事务中的苏联人》，第640页。广州苏联军事代表团的成员所写的《国民革命军》（约到4月19日为止）声称：“学校是我们在1924年组织的，并且在开始时是我们花钱来维持的。”

④ A.I.卡尔图诺娃：《华西里·布廖赫尔（1889—1938年）》，载《杰出的苏联共产党人》，第41—65、62—63页。

① 转载于《中华年鉴，1928年》，第802页。亚历山大·伊里奇·叶戈罗夫是俄国内战中的英雄，于1925年后期来北京接任武官的职务。

② 韦慕庭：《孙逸仙：受挫的爱国者》，第212页、第352页脚注99。

③ 美国国务院893.00/6393，快信，梅耶，北京，1925年6月9日，内有精琦士5月29日从广州发的快信，信中报道了与马素的一次会见，发表于5月27日的《香港电讯报》。卡尔图诺娃：《华西里·布廖赫尔》，第62—63页。两个报道都认定廖仲恺作为国民党官员，与鲍罗廷，后来与布廖赫尔谈判俄国拨款之事。

④ 美国国务院89300B/156，电报，科尔曼，里加，1925年3月9日，译文来自莫斯科《消息报》，第51期，3月3日。

⑤ 美国国务院89300B/156，电报，科尔曼，里加，1925年6月17日。其他国家另外捐献的5000卢布也通过莫斯科汇来。

① 英国外交部F6462/3241/10（现编档存于FO371/12501）并印于FO405/254，密件，《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315，1927年7—9月，第27号。邓中夏是这次罢工的领袖，他提供的材料是，到1926年6月，罢工委员会的总收入为517万中国元，列举的收入来源是整数；其中有：“其他来源——20万”。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184页。

② 韦慕庭、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333页、521页脚注93。总计可能接近1100万卢布。

③ 同上书，第92页。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载《国际报刊通讯》，6.40（1926年5月6日），赫尔穆特·格鲁伯在其《苏俄主宰共产国际》（第457—461页）中引用。

② 韦慕庭、夏连荫：《文献集》，第115页。

① 根据已故的夏连荫为韦慕庭和她合编的《文献集》补充本所写的一章。她的基本史料是北京突然搜查中没收的文件，它们得到了当时其他的证据的证实。一名年轻的俄国妇女当时作为一名翻译在张家口与顾问们一起工作，1926年1月她在北京。她对这些事件的生动的报道见维拉·弗拉季米罗夫娜·维什尼阿科娃-阿基莫娃：《在革命的中国的两年，1925—1927年》，史蒂文·I.莱文译成英文，见第80—122页。

② 梁肇庭：《中苏外交关系，1917—1926年》，第282—283页；O.埃德蒙·克拉布：《中国和俄国：“大角逐”》，第217—219页。

③ 见上段最后的脚注。

① 同上。

② 这是估计数，因为随着新顾问的来临，人数有变化，有的来自北方缩小的或撤消的军事代表团。伍朝枢可能在1925年10月后期告诉德国的领事，有38名俄国人在广州政府中工作，英国外交部405/248第251号（F5914/194/10）。维什尼阿科娃-阿基莫娃于1926年2月28日来到广州，她提到了同船的六名新来者，并叙述她在广州遇到了许多俄国人，但没有提供总人数。《在革命的中国的两年》，莱文英译本，第141、149、176—188页。

① 文件藏于哈佛大学托洛茨基档案馆。《我们的关于中国和日本的政策的问题》，载《利昂·托洛茨基论中国：彭述之导言》，第102—110页。格鲁伯的《苏俄主宰共产国际》第462—467页有摘要，但题目和译文不同；梁的《中苏外交关系》，第286—289页有评论。特别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是契切林、捷尔任斯基和伏罗希洛夫。

① 格鲁伯的译文是“派广州政府的主席”，而不是派政府的“一名代表”。鉴于蒋介石3月20日的政变的一个结果是汪精卫于5月前往法国，这个说法是令人感到兴趣的。

① 梁：《中苏外交关系》，第287页。

② 近期两篇有价值的研究是吴天威的《蒋介石的1926年3月20日政变》，载《亚洲研究杂志》，27（1968年5月），第585—602页；《从容共到清党》，第489—494页。韦慕庭和夏连荫合编的《文献集》中（第218—224页）有简要的报道。

③ 蒋介石日益增强的疑心的证据，可以在他1926年1月19日至1926年3月15日的“日记”（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中找到。他4月初期的《致汪精卫的复信》，对汪精卫进行了一系列指责，此信后来发表于文化研究社编：《中国五大伟人手札》，第246—253页。

① 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3月22和23日和4月20日的条目，转载于《革命文献》，9，第1291—1300页，它们提供了蒋介石对这次事件的记载。

① 摘自全体会议的会议记录，引于《从容共到清党》，第504—509页，和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5月15—25日。

② 韦慕庭和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222页。

向统一的中国的方向冲刺——第一阶段

向统一的中国的方向冲刺——第一阶段

制订北伐计划

制订从广东省北上至长江的军事征讨计划早就在进行之中。1925年3月和6月，布廖赫尔将军提出了部分计划，9月制订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计划，当时他避开广州闷热的天气（既是气温方面的，又是政治方面的）正在张家口休养。①9月份的计划估计了敌人对重新组合和训练较好的国民党军队的讨伐的潜在抵抗力量，并预言在讨伐中攻占长江中游的武汉三镇以及随后夺取上海不会遇到困难。这是非常有见识的预言。

1926年4月16日，国民党的政治会议和军事委员会联席会议指定蒋介石、朱培德和李济深组成一个委员会，计划北伐。②在鲍罗廷回来并答应支持北伐后，中国和俄国参谋人员制订进一步的计划；当布廖赫尔在5月后期回到广州时，他完善了这一计划，并在6月30日提交军事委员会。③布廖赫尔强调经湖南直趋汉口一路的进攻，并在东面部署兵力，防备福建进攻广东，在北伐军右翼部署其他兵力，防备江西孙传芳进攻。只有当所有部队就位时北伐才能开始，这是因为部队之间简陋的通讯设备使协同作战难以进行。

在准备北伐时，蒋介石组织了最后代替军事委员会（一个由政治军事领导人组成的集体）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作为主要指挥机构。李济深将军被任命为参谋长，白崇禧将军为他的副手。李济深是第4军军长，将作为驻军的司令带领两个师留在广州。白将军是保定军校的毕业生，是统一广西和使广西与广东的国民党政府联合的年轻广西军官中的三巨头之一（另外两人是李宗仁和黄绍竑）。白崇禧是有名的战略家。作为改组的一部分，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置于司令部之下，改名为总政治部。邓演达代替陈公博任主任，郭沫若任副主任和宣传部领导。邓演达是一个热诚的革命者，在保定军校学习过，是1923年送孙逸仙回广州的广东第1师一个团的团长，又是黄埔军校的组织者之一，并担任过该校训练部副主任。1925年，邓到德国，在那里认识了一批中国共产党人，并曾取道苏俄回国。蒋介石随即任命他为军校的教育长，但他在3月20日政变中与一批共产党员一起被捕，不久就被派往潮州去领导军校的一个分校。邓被任命为总政治部主任，这使一个左派担任了负责职务。郭沫若是着名文人，在五卅运动中很活跃，并曾帮助一个文学团体创造社转变为推动国民革命的组织。郭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徒，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总政治部下面，还有隶属于组成国民革命军的不同的军和师的司令部的政治部门。①

三个军事联盟阻碍了国民党人通过1926年春季一次军事-政治战役实现统一中国的希望。吴佩孚自1925年年中以来，一直试图在湖北、河南和湖南北部组成一个既可打败北方的国民军，又可打垮南方的国民党的联盟。在他直接领导下的师以纪律严明和骁勇善战着称，但他又要依靠许多不可靠的将领。吴的联盟的士兵号称20万以上，这很可能是大为夸大的数字。孙传芳在华东——福建、浙江、江苏、安徽和江西——领导一支“五省联军”。以富饶的长江下游地区为根据地，这个联盟拥有巨大的财政资源，但是它是一个实用主义的联盟。它也号称有士兵20万以上。张作霖领导了一个最难对付的联盟，参加者控制着满洲、山东和直隶的大部分地区。人们认为，这支武器比较精良的部队约有35万士兵。张作霖和吴佩孚虽然是宿敌，却联合起来支持北京政府，并正试图把冯玉祥的部队赶出他们在南口和张家口周围的根据地。俄国以武器和顾问支持冯玉祥的国民第一军。1926年5月，冯玉祥前往莫斯科寻求更多的支援，并派一个代表团到广州，打算与国民党人结盟。在制订战略计划时，华西的其他军事集团必须加以考虑，虽然它们不是强大得足以构成威胁。两支集结在东海岸的海军在战略上可能起重要作用，一支在福州，一支在上海。上海的舰只特别危险，因为它们有可能被利用来破坏长江下游的军事渡江或部队的运送。①

由于李宗仁、黄绍竑和白崇禧三巨头率领的桂军和唐生智率领的湘南一个师新近加入，国民革命军已有扩大；广西部队被命名为第7军，唐生智的师成为第8军。总兵力可能已达到15万人，但是由于许多士兵将不得不保卫根据地，可以用于北伐的部队在开始时可能不到65000人。

省籍、过去的历史和近期的政治关系决定了组成国民革命军的军和师的倾向性。第1军最初是从黄埔军校的几个教导团建立起来的。这些团的许多士兵是在浙江、江苏和安徽召募的。还有粤军第2军的部队组成的团和师。第1军军长何应钦是贵州人，日本军校的毕业生。他参加过1911到1912年的革命，是蒋介石的庇护人陈其美的部下。在进入黄埔军校工作以前，他先是黔军的军官，然后任着名的云南讲武堂的监督。在黄埔时，他负责训练组成第1师的几个团。第1军的大部分军官原为蒋介石领导的黄埔军校的教官和学生，第1军被认为是他的权力基础。保守的孙文主义学会控制着第1军的政治机关。第1军有5个师，总兵力有19个团，远远多于国民革命军其他的军。

第2军主要由湖南人组成。指挥官为学者-政治家谭延闿，谭在辛亥革命以后几度出任湖南省的长官，还与南方孙逸仙的独立政府合作过。他是孙逸仙去世后统治广东省的联盟的领导成员。该军的实际战地指挥官是湖南将领鲁涤平。在法国受训的共产党员李富春领导政治部，许多团一级的政工人员是共产党员。第2军有4个师，总兵力有12个团。

第3军基本上是滇军，由朱培德指挥。朱将军是一位老革命，曾指挥滇军的几支部队在邻近各省征战，还协助孙逸仙在1923年返回广州；孙博士选他领导自己的私人警卫队。第3军有3个师，由8个团和两个营组成，其中一个是炮兵营。

第4军是从忠于孙逸仙的粤军原第1师建立起来的一支经过战斗磨练的部队。李济深指挥该军，大部分军官与革命有长期的联系。除了4个师外，它还有1个由叶挺指挥的独立团；叶是共产党员，曾在红军学院和东方劳动大学学习过；他从黄埔军校征募了一批共产党学生当排长。第4军的总兵力有13个团和两个炮兵营，可与第1军相媲美。

李福林的第5军主要是广州南部的一支驻军。其中有些部队只在赣南参加过短期战斗。

第6军是在革命根据地组建的最后一个军。军长是程潜。程将军是湖南军官，长期以来从事革命工作，支持孙逸仙。第6军中的国民党代表是林伯渠（林祖涵），湖南人，程潜的革命同事。林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一个领导人。3月20日以后离开第1军的共产党政工人员被分配到第6军。这支相当混杂的部队有3个师，下有9个团和两个炮兵营。

被命名为第7军的桂军按旅而不是按师组成，有18个团和两个炮兵营。李宗仁指挥约占该军一半的参加北伐的部队。它的政治部主任是共产党员黄日葵，他曾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在第二次国民党代表大会以后在国民党青年部任职。但是李宗仁把黄日葵留在后方司令部，而任命曾在法国学习的一名非共产党人士麦焕章负责前线士兵的政治工作。

唐生智的第8军刚刚组成。它很快发展到有17个团的6个师。国民党党代表是刘文岛，他是在中国、日本和法国受的教育，有丰富的革命经验。他在1925年加入国民党。

还有两个由黄埔军校改名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生组成的步兵团，和两个第五期学员组成的团；还有1个负责治安的团和不久成为第14军的赖世璜的独立团。①

有两条路线从南方省份进入北伐的第一个目标湖南省。一条铁路从广州往北约140英里直达韶关，从韶关要艰难地爬高到一个关口，再经30英里联运路线而到湘江的一条支流，这条支流通过湖南往北流至长江。另一条路线从广西北部的桂林通过方便的联运而直达湖南西南的湘江河源。湖南南部的重要城镇衡阳是这两条路线的会合地。它还是唐生智的主要根据地，但是在1926年5月，唐将军对它的控制受到北面另一个湖南将军叶开鑫的威胁。成为北伐的第一个军事行动，是从广西调一个旅，从广东调叶挺的独立团进入湖南，以加强唐生智的抵抗力量。6月2日，唐将军接受了国民革命军第8军军长的职务，6月5日国民党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北伐军总司令。

北伐开始

到6月初期，第4军的两个师——陈铭枢的第10师和张发奎的第12师——已与叶挺的独立团在湖南东南会合，第7军的几个旅也已经进入湖南西南。在长沙南面约50公里，两条河流——西面的涟水和东面的渌水——流入湘江。前沿的指挥官唐生智命令已进入湘江西面和东面阵地的3个军的部队发动一次进攻。第8军的部队渡过了涟水，而第4军则在7月10日夺取了东面萍乡-株洲铁路线上的醴陵。涟水-渌水防线的突破使长沙暴露在敌人面前；叶开鑫经过省城，撤退到湖南北部，唐将军在7月11日进入长沙。当这次战役进行时，蒋介石在7月9日正式发动北伐的仪式上正式接受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于是，稍经战斗，革命军就夺取了湘江流域的大部分。

当吴佩孚开始派几个师南下，当第1军的第2师和第6军作为总后备军被派入湖南，第2和第3两个军奉命护卫右翼以防孙传芳从东面江西进攻时，大战有一触即发之势。但是，广州的国民党人一直在与孙传芳谈判，试图尽可能使他保持中立。他们还正在与西面的贵州省督军袁祖铭①谈判；7月11日，蒋介石打电报给唐生智，说袁祖铭和一名部将已经倒向革命。7月20日，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会任命他的两名部将彭汉章为第9军军长，王天培为第10军军长。（这种任命潜在敌人或收编倒戈部队的做法，在北伐的大部分时期内继续采用，造成了国民革命军的大膨胀，从而大大地降低了它的素质。）②

蒋介石在7月20日离开广州前往前线，随行的有他的参谋人员、布廖赫尔将军和一批俄国顾问。8月11日到达长沙时，他召集了一次军事会议以决定下一步行动。与会者有白崇禧、邓演达、领导战地政务局的陈公博、第4军副军长陈可钰、李宗仁、唐生智、几名师长、布廖赫尔以及其他顾问。这批人最后决定直夺湖北省省城武昌，推迟对显然是蒋介石的第一目标江西省省城南昌的进攻。第4军将率先进攻汨罗江上重兵把守的要塞平江，然后直奔通向武昌的铁路线上的汀泗桥。第7军将朝东北方

向进军武昌，第8军在西面沿铁路线前进。

具有很大冲劲和勇气的第4军在8月19日拿下了平江，第12师黄琪翔的第36团首先进城。吴佩孚以重兵防守汀泗桥，人们认为不可能从南面把它攻下，8月26/27日夜当地农民引导第36团涉过浅水从后面对该桥发起进攻时，该团打赢了这一仗。吴佩孚将军亲自监督贺胜桥（下一个目标）的防务。第12师在第10师和第7军其他部队的支持下，又充当了先锋。尽管吴佩孚拼命阻止其部队撤退，但他们8月30日在许多地方战败而逃走。

吴佩孚将军险些被抓，乘火车逃到武昌，再渡江逃往汉口。第4军与第7和第8两个军伤亡严重，它们俘获了数千名敌军和堆积如山的装备。①通往武昌的道路现在打开了。

追击的革命军于8月31日赶到武昌的郊外，已来不及阻止敌人退到该城厚实的城墙以内。经过了三次“敢死队”夜间登墙的尝试后（叶挺的独立团在这几次战斗中伤亡参重），第4军、第7军和第1军的第2师定下心来围城，变成了40天的围城战。9月6日和7日，已经渡过长江的第8军在戍军司令刘佐龙将军倒戈后拿下了汉阳和汉口；后来刘被授予第15军军长的头衔。吴佩孚带领他的残余部队沿京汉线北撤到湖北北部边境的武胜关，但是追击的第8军在9月15日占领了武胜关，吴佩孚退入河南。最后，在10月10日，武昌的守军投降，湖北省归国民政府管辖了。

对江西的攻击证明要困难得多。该省最重要的地形特征是赣江，它从广东省北部边境附近开始，向东北流入连接长江的巨大鄱阳湖。省城南昌位于该省北部，在伸向鄱阳湖的一块富饶平原上的赣江的东岸。南昌城与长江江畔的九江由一条79英里长的铁路连接。当蒋介石和孙传芳通过代理人在谈判时，双方都派部队进入该省。国民革命军总的计划是派当时尚未进行很多战斗的部队从湖南往东夺取南昌，而从湖北来的其他部队将夺取铁路和占领九江。江西的南部交给已经倒向国民党一边的赖世璜的第14军。这些行动在9月份的头两个星期进行。

然后在9月19日，程潜的第6军通过急行军在地方守军以及城内的学生和工人的帮助下，在第1军的第1师支援下，成功地占领了南昌。但是一次敌人的反击把这些部队从这座城市和铁路线赶走，使它们受到惨重损失。第3军据认为袖手旁观而不提供任何支援。蒋介石带领第1军的第2师和第2军的两个师，亲自指挥夺取南昌的第二次攻击。

Chapter_16

到10月13日，这次进攻已经失败，第3、第6和第7三个军的几支部队夺取沿线城镇的努力也遭到同样下场，事实证明，它们不能守住这些城镇。双重失败引起了全面撤退和改组。与此同时布廖赫尔将军和他的俄国参谋进行指导，为一次协同的全面进攻作精心准备，这次进攻的所有部队要配备应有的通讯手段，根据一张时间表行动。第4军的4个团以及新近与国民党人联合的湖南将领贺耀组的第2独立师被从武昌召来。晚至10月28日，蒋介石仍在与孙传芳的一名代表谈判，但到那时，谈判显然是烟幕。更重要的是，敌人的几个团和旅正在谈判倒戈。

全面攻势在10月底开始，第7军、第2独立师和第4军的第12师进攻铁路线的中段和北段以拿下九江；第3和第6两个军攻打南昌附近的车站；第2和第14两个军从南面向南昌进逼。这次计划完善和战斗艰难的战役，持续了一个星期，成功地肃清了铁路的敌人，在11月5日夺取了九江，在8日夺取了南昌。除了约7000名倒戈的敌人外，国民党部队解除了40000多名孙传芳士兵的武装。国民革命军在江西的两个月战役中伤亡近15000人。①

在进行江西战役的同时，何应钦将军正在沿海的福建省指挥另一个战役。第1军的两个师，即第3师和第14师守卫广东省的东部边境，以防孙传芳的盟友、福建省督军周荫人的可能进攻。何将军与一个敌军司令李凤翔和他的两个部将曹万顺和杜起云谈判与驻在福州的几名海军将领一起倒向国民党。在福建的国民党人与各种“民团”为协助驱赶北方人周荫人而进行谈判。蒋介石指示何将军商谈和平，条件是周荫人不派军队进入广东或广西。这些初步行动发生在8月和9月。①

据报道，福建的敌人在人员和装备上都超过国民党军队，其比率为5比1。9月27日，周荫人派军队入侵广东省，目的是夺取东江的几个主要城市，但是何将军得到了这些计划的内部情报，于是下令越过边境进攻周在永定的基地。10月10日，第1军的第3师夺取了永定，然后回到广东对付松口的入侵者。在这些开始的战斗中，国民党军队俘获了数千名战俘，还有他们的步枪、机枪和大炮。10月14日，敌福建第3师按预定计划倒戈，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17军。这些初步战斗是如此之成功，以致蒋介石在10月16日任命何将军为东路军司令，东路军由第1、第17和第14（赖世璜的部队，它将从江西进入福建）三个军组成；蒋还命令何着手征服福建省。

平定福建的战事按部就班地进行，主力军沿沿海路线攻下了漳州（11月8日）和泉州（11月21日）等城市。当部队逼近闽江时，海军倒戈，困住了撤退的部队，数千名士兵被解除武装。12月3日，海军占领省城福州，12月18日，何应钦以第1军的两个师占据该城。在福建省多山的中部地区，“民团”协助第17军推进。周荫人带领残军退到浙江省边境，希望与孙传芳会合，但被正在谈判倒向国民党一边的陈仪将军所阻。

这样，到1926年12月底，除了原来的广东根据地和已经通过谈判而联合的邻近的广西省外，国民党人已经夺取了湖南、湖北、江西和福建的省城和主要城市。贵州省的军务督办也已把他的省名义上交给国民党政府管辖。这7个省有人口近1.7亿人，而4个被征服的省有1.1亿人。①

许多因素说明了只在六个月内就取得这样成就的原因。最重要的因素，是在俄国的帮助下对最初的国民革命军进行了两年训练和装备，以及1925年广东省几次战役的战斗磨练。另一个因素是对官兵们的政治教导，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而战——主要灌输一种热诚的民族主义精神。还有一个也很重要的因素，是在广东省进行了财政改革，它使该省的大部分税收进入国民党的金库，导致人们对通货的信任，使通过销售国库券借款成为可能。与敌军的谈判和使用银弹促使倒戈的办法也很有效。但是决定性的因素，是国民革命军在期待已久的北伐中所表现出来的英勇，特别是第1和第4两个军的牺牲精神，虽然其他一些部队在战斗时也打得很好。

俄国顾问在几次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布廖赫尔制订总的战略，他和他的参谋人员为特定的战役制订细致而内行的计划。每个投入战斗的军各有其俄国顾问，有的师也是如此。这些人力图保证他们的部队能准确地执行计划；在战斗时，他们给布廖赫尔提供情报网络，战斗后又提供有价值的总结。有的顾问实际上领导了进攻。他们还提供对他们为之参谋的中国将领们的政治评价。少数几个勇敢的俄国飞行员侦察敌军阵地，向被围城市投掷传单，引起敌军的恐怖，并轰炸战略目标。有几个俄国人得了重病，一人患霍乱，其他几人患痢疾。在江西战役后，“我们的相当大一部分工作人员”进了南昌美国人办的医院。①

动员群众

迅速取得军事胜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工作。随军的专职政治军官，以及在敌后的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党员，通过争取地方民众和试图策反敌军来支持战事。受过要友好地对待民众的教导的国民革命军士兵，不准抢劫或强征劳动者入伍。有许多关于他们受到热烈欢迎，农民卖食品给士兵、充当间谍、向导和搬运工以及为伤员抬担架的报道。有几次，武装简陋的农民部队攻击敌人后方。铁路工人破坏敌人交通。约400名安源矿工参加了叶挺的独立团。在被围的武昌，革命者秘密张贴标语和分发策反传单以破坏敌人士气。南昌的学生和警察协助第一次短暂地夺得该城的行动，当南昌丢掉时，许多人还牺牲了生命。②

一旦国民革命军拿下了大城市，劳工组织者就开始组织或恢复工会。大部分组织者为共产党员，有的通过五卅事件后在上海工作以及在广州指挥香港大罢工和抵制，在劳工运动方面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在湖南，劳工运动在一名湖南共产党员郭亮指导下，很快得到恢复，1922年郭在组织铁路工人时积极活动，结果在1923年却看到工会在镇压中遭受挫折。1924年他参加了国民党，是该党在长沙的地下核心组织的成员。在1926年5月广州举行的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上，他被选进中央委员会，然后回到长沙。不久，该城被第8军攻占。数十个工会已经成立，随即出现了一个争取提高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的鼓动和罢工的浪潮。政治军官支持工会运动，武装的纠察队强制执行罢工。9月，湖南省的工会联合会成立，12月的一次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它们设法使工会组织和管理正规化，加强劳工运动的纪律，制止未经批准的罢工。27岁的郭亮成了湖南省总工会的委员长。到1927年春季，省联合会声称其会员超过了40万，其中9万人是产业工人。①

9月份夺取汉口和汉阳以后，革命热情在那里不断高涨。两个城市很快就贴上了谴责帝国主义和军阀以及号召支持国民革命的标语。政治部每天组织集会和游行，国民党开始在学生、下级军官、妇女、劳工和其他集团中吸收党员。到12月底，它已经吸收了31 000名新党员。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派张国焘从上海前往武汉指导工作；他在9月11日抵达，随之而来的是几名具有丰富的组织劳工经验的同志：李立三、刘少奇、项英和许白昊。在1923年2月残酷镇压京汉铁路罢工以后的几年，劳工运动已被压制，但没有被搞垮。这时它很快地恢复起来。9月14日一次工会代表的预备会议计划组织湖北总工会，它于10月10日正式成立。快到11月底公布的一张工会名单，列出了武汉三镇的73个工会（据报道会员有82000名）和大冶铁矿中心的6个工会（会员有11000名）。11月的某个时候，共产党控制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在汉口设立办事处，以指导组织工会的进程。①

11月，一个罢工的浪潮冲击着武汉三镇，其矛头既针对本地的工商业，又针对外国的企业。印刷工、邮政工人、丝绸铺的店员、苦力劳工、日本家庭和商号中的仆人和雇员都上了街，英国的烟草公司停止营业。工会使用了武装纠察队，强制实行罢工，有几次干得相当粗暴。大部分罢工因工资增加而很快平息下来。但是工会试图强制行使它们的管理权，这反而加强了抵制情绪。罢工对工商业起了消极影响。11家中国银行（包括两家最大的）在11月19日的结算日无力结算。中国的工商界领袖开始组织起来保护自己，甚至威胁说，如果不对两项要求作出答复，将举行罢市；两项要求是：在没有工会干预的情况下，雇主和雇员直接谈判增加工资问题；纠察队不得进行威胁。政府的答复是成立调解委员会，国民政府、国民党、商会和总工会各派两名代表。委员会将调查上涨的生活费用和工商界支付增加的工资的能力。一批政府领导人从广州取道南昌于12月11日来到，很快设法成立更有秩序的政府。但是，分裂性的经济力量已经起作用了，最后促成了武汉政府的垮台。②

群众在革命中最具戏剧性和最不祥的参与，是新解放几个省的农民运动迅速发展。在北伐开始前，广州农民运动总部知道的情况是，在湖南、湖北和江西只有161个协会和43423名会员。六个月以后，在1926年年底，共产党的农民运动领袖声称，单单遍及湖南和湖北两省91个县的参加协会组织的农民就超过了150万。这类数字不可能确切，但它们说明了能够全力投入这个阶段革命的少数几百名干部进行组织的狂热。①

在国民党军队来到前已经偷偷摸摸地活动的当地共产党员，现在能够在政治军官的帮助和保护下公开组织农民了。在农村群众运动的组织者中间，有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毕业生，其中65人是湖南人、湖北人和江西人。10月初期，另外85人毕业于毛泽东指导过的那一期。地方的组织者知道贫苦农民的苦难，他们掌握了宣传口号和组织技术的全部本领。在湖南，他们首先集中力量征募农民帮助革命部队，然后着手吸收他们进入协会和自卫队。在一开始，他们并不着重农村阶级斗争，而是强调贫苦农民的利益，办法是开仓，号召减租减息，重新议定租约，通过禁止从一地向另一地运送粮食以降低粮食价格。这类政策只能激起权势者的激烈反对，湖南的农村很快就卷入冲突。“土豪劣绅”连同大地主和“贪官污吏”，成了打击和侮辱的目标。他们的财产应予没收，而在可能时，这类财产是被没收了。但是，正在组织农民协会的不仅是共产党员和国民党的左派。保守的省的国民党员以及地方权贵们也组织协会，或者给现存的农业团体起了官方的名称。一个以长沙为根据地的左派团体，试图引导农民运动走改良主义的道路。于是在土地运动的内部既存在阶级冲突，也存在组织之间的冲突。①

随着暴力行为的扩大，已有地方恶霸被处决的报告；在另一方面，也有农村被攻打和焚毁以及农民领袖被杀害的报告。在有些地区，贫农或他们的发言人要求“解决土地问题”——即没收和分配地主的土地，或采取其他“平均土地”的形式。农民运动按地区发展，发展最为迅猛的地区是在湘江流域和沿湖北省边境被国民革命军攻克的地区。到11月，据报道湖南省有6867个地方农民协会，会员总数超过1267000人。地方的团体被一个有462个区农民协会、29个正式组成的县协会以及若干正在组织的协会的结构连在一起。对协会的阶级成份的分析表明，60％以上是雇农，“半自给的农民”占18％。“自给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占所余20％的大部分。被左派领导组织起来的运动似乎明显地吸引了农村的穷人。②

湖南省的农民协会是在长沙的一次大会上组织起来的，这次大会在12月的大部分时间里持续举行。170名代表据说代表130万组织起来的农民。开始的几次会议与据说代表湖南省326000名以上参加工会的工人的一个大会一起举行。花了好多天讨论和通过了组织者事先准备好的几项决议。10月2日共产党湘区区委通过的宣言，提出了农民的政治和经济最低要求，它为12月大会通过的决议提供了轮廓。这些决议要求实行农民协会必须参加的地方自治，成立由农民自己控制的自卫组织，粉碎“土豪劣绅”的统治，支持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政策，减息减息，取消苛捐杂税和厘金，储粮备荒和实行其他救济措施，没收反动派——即军阀及其随从、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财产。省协会的缔造者之一柳直荀任协会秘书长，柳是湖南人，19岁，毕业于长沙雅礼学校，是毛泽东的朋友。毛泽东不久前已担任党的农民委员会的领导，参加了大会的后面部分，并作了两次讲话，他在讲话中坚持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除非它得到解决，否则帝国主义和军阀主义不可能被推翻，工业的进步不可能实现。他严厉谴责那些约束农民的人，号召不间断的斗争。①大会以后，毛泽东到长沙附近五个县调查土地革命；他随即写了一篇激动人心的——后来着名的——报告。

在湖北，土地革命走了一条相似的道路。从6月3日报道的38个协会及会员稍多于4000人这一小基数，到12月在34个县据报道已上升到287000名会员。经过巨大困难才攻克的江西省，发展得并不那么快。在6月份，只有36个协会，约1100名会员；在10月份，据报道有6276名会员（可能大部分在南方），11月攻克南昌后，在为省农民协会举行筹备会议时，用的会员数字为5万人。不管怎样，江西省是蒋介石特定的势力范围：土地运动显然受到了抑制。①

反帝运动

国民党运动的核心是反对在华外国人的政治和经济特权，这些特权来自过去80年期间列强强加的“不平等条约”。国民党的领袖们用不断的宣传攻势，系统地唤起民众来支持他们收回中国丧失的权利的诺言。虽然许多国家的国民享受特殊的条约权利，国民党人的战略（后面有俄国人在出谋划策）是把仇恨集中在英国身上，避免同时与日本、美国和法国对抗。英国在中国占有突出的地位，因此是一个天然的目标。反对帝国主义当然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宗旨，支持国民党人并为之出谋划策的布尔什维克俄国，把英国视作它的主要敌人。俄国特别担心被卷入与日本的冲突。把中国人的仇恨集中在英国身上的策略，在1925年的五卅事件和6月23日事件以后趋于明显，因为虽然日本是五卅事件的元凶，法国在6月23日事件中与英国一样有罪，但是在大力进行报复时，它们的作用被贬低了。在争取民众支持方面，反帝运动给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带来了很大好处（两党从1925年年中都迅速发展），但它也包含着风险。情况似乎可能是这样：如果做得太过分，英国可能在军事上对广州进行报复，或者列强可能采用干脆支持国民党人的敌人——北方“军阀”——的政策。

当北伐开始时，针对香港的罢工和对英国的贸易抵制，在广东省已经进行了整整一年。曾经几次间接谈判以求得解决，因为双方都需要结束这场冲突。罢工不再给香港带来不便，但是抵制严重地损害了英国的贸易和华南的航运。对罢工者的支持，严重消耗着广州政府的资源，而罢工委员会在广州已经发展起来的独立的军事力量是一件令人为难的事。不服管制的武装纠察队给广州领导集团制造了许多问题。罢工委员会本身就是终止抵制行动的主要障碍，因为它坚决要求一笔财务结算的巨款，以支付罢工者一年的工资，但是广州政府找不到这笔钱，而香港政府则坚决拒绝支付这笔它认为是讹诈的款项。对广州当局来说，当数千名前香港工人的财政救济结束时，雇佣他们也存在严重问题。国民党政府急于要结束冲突，同意直接与香港政府谈判，而不是继续装模作样地只扮演调解人的角色。从7月15至23日的正式谈判又在支付问题上停止不前。其后，9月4日英国海军舰只在广州港口的一次短暂行动以及次日在长江上游发生的毫无关系的万县事件，显然使广州当局相信，英国打算通过军事手段强行结束抵制行动，虽然事实上并非如此。蒋介石从前线发来的电报就这一想象中的危险提出警告，他还下令停止罢工和抵制。9月18，代理外交部长陈友仁告诉英国驻广州的代理总领事，抵制行动将在10月10日或以前结束，他的政府将征收附加税以便支付罢工者。这样，在10月10日，罢工和抵制由于中国一方单方面的决定而终止，广州政府对进出口货物征收附加税，这符合华盛顿会议答应但从未正式实施的2.5％附加税。对新税的征收，英国政府视而不见。英国外交部高兴地见到烦人的抵制行动结束了，并正试图制订一项对国民党人更为友好的政策。①

长期以来，外国传教士的活动已经是狂热的中国民族主义者仇恨的目标，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藐视宗教，尤其反对外来宗教，坚决认为这种宗教奴役其信徒们的精神。由于外国人对中国青年教育的控制，教会学校更是众目睽睽的目标。始于1922年的全国范围反对教会教育的宣传运动，与国民党并无特别关系，但国民党和共产党很快就支持谩骂性的反基督教运动。1925年的广东出现了许多情况：赤裸裸的反基督教游行、街头演讲和煽动性的传单、对有些教会财产的侵犯和破坏（有两次是国民党士兵干的）。其学生受到共产党和国民党强烈影响的许多教会院校和中学，发生了破坏性活动。例如，在1924和1925年两年，煽动者都在长沙雅礼学校挑起了“学潮”。1926年1月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签发了一项支持反基督教运动并指责传教士办的学校、刊物和教堂是“帝国主义的喉舌和爪牙”的措词强硬的决议。广西自与国民党政府联合以后，在1926年上半年发生了几起反基督教骚乱，并有掠夺教会财产的情况。总之，反基督教运动是更广泛的反帝运动的一部分，但外国传教士及其机构是直接的、很容易受到攻击的目标。①

但是，存在一种又恨又爱的矛盾心理。国民党的有些领导人是基督教徒（孙逸仙就是），有的本人就是教会学校的毕业生。对基督教机构的暴力打击，损害了国民党在国外以及在中国基督教教徒中的名声。国民党的军事讨伐在开始时似乎就面临着危险的力量对比；有充分的理由避免激起外国的反对。1926年7月12至18日，正当北伐进行之际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全会，通过一项决议，确定了对待基督教教会的态度：

在口头宣传上应引证许多具体事实，说明〔基督〕教会为外国帝国主义蹂躏中国人民之先锋……他们想把所有被压榨的民众一齐都欺骗下去，他们想引导一般被压榨的民众，都忘掉他们自身生活实际的痛苦，以保证帝国主义压榨民众基础之巩固与恒久。但在目前，我们不要故意造出一个与他们发生实际的冲突的机会，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他们与军阀勾结处处借口条约保护）使我们只能取如此一个态度……

8月20日，总司令蒋介石在他来到长沙后，向全世界发表声明，说明了北伐的爱国目的：从军阀手中解放中国，赢得在各国中的正当的平等地位，并与所有国家友好相处。他答应保护在华所有不妨碍革命力量军事行动也不协助军阀的外国人的生命和财产。两天以后，长沙湘雅医院和医学院得到命令，要求派几名医生护理蒋将军。为蒋介石拔掉一颗碰伤的牙齿的美国传教士外科医生，对蒋的明显友好态度深有好感。湘雅的教职员曾经担心他们的医院会被没收，但是蒋介石的指挥部反而在街对面设立了一所设备良好的军用医院，两所医院合作了一段时期。蒋将军答应他控制的部队不攻击外国人。①

在战斗转移到湖南省省外以后，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省内发动了一次反英的抵制行动。长沙和其他城镇的示威行动带有强烈的排外性质。10月份，许多布道站受到袭扰，它们的房屋贴了敌对的标语，中国雇员或学校的学生被组织成工会或团体，提出了显然是共同安排好的要求。在醴陵和南县，传教士被赶出他们的布道站。在长沙，所有的教会学校都受到攻击。由于越来越担心，一名美国记者向在南昌的蒋介石提出几个问题。蒋在11月19日答复道：“我与基督教没有争吵，传教士将一如既往地受欢迎。我党党纲中并无在中国消灭布道团的内容，它们可以与往常一样在这个国家发挥作用。”可是在湖南，暴力的威胁和其他形式的压力发展得如此猛烈，以致到年底大部分教会学校关闭，几个国家的传教士逃到汉口的庇护所，或者正准备逃到那里。没有人被杀，但是许多教会和布道团的财产已经被工会或军事部队夺走。长沙的美国工商业没有受到骚扰，日本人和德国人一般地说没有被打扰。①

英国外交部于11月开始拟订一个能更充分地适应中国民族主义并改进与国民党政权关系的政策声明。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亲自指导制订新的、向前看的政策的尝试，他的备忘录在1926年12月1日被内阁批准。备忘录文字用电报拍发给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他当时正从上海前往北京。这个声明（后来称之为圣诞节备忘录，因为它发表于12月26日）实际上是针对其他大国的。它敦促每个大国在一旦竟然出现一个有权威的中国政府时，应宣布它愿意就修改条约和其他的突出问题进行谈判；但是在此之前，它们应与地方当局打交道，并且应抱着同情的态度考虑任何合理建议（即使这些建议违背了对条约权利的严格解释），以争取地方当局报之以对外国利益的优待。应当保留抗议，把它用于试图全面否定条约义务或者打击在华外国人的合法和主要利益的行动；而且这种抗议应当通过列强的联合行动而产生效果。备忘录声称，英国政府的观点是，治外法权委员会的某些主张修正的建议应立刻实行，列强应立刻无条件地批准华盛顿会议所定的附加税，而不用指定收入应如何处理或使用。②备忘录虽然表示希望能迎合中国爱国者的渴望，但是在满足国民党的运动的要求方面，实在太缩手缩脚了。

认识到国民党人似乎在长江站稳了脚跟，英国外交部正考虑在国民党稳固得足以完全承担它将继承的政府的所有条约责任和其他义务时，立刻给予外交承认的可能性。在此之前，英国将努力以友好精神与在中国任何地方事实上行使权力的任何国民党行政当局打交道。英国外交部甚至在蓝普森就任北京的职务前，就授权他去汉口访问。因此，英国驻华公使从12月7日至17日，与国民党的外交部长陈友仁进行了他的第一次外交谈判。他们探索性的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可能发生的英国承认的条件，而主要困难在于蓝普森坚持，国民党人应同意现存条约在新条约商定前是有约束性的。会谈使各方得以评估对方能够迁就的限度。陈友仁富于想象力地试图找到一种能弥合对立立场的方式，因为他似乎急于想赢得外交承认给他政府带来的好处。他坚持蓝普森公使的离去必须被安排得好像会谈只是临时中断，蓝普森答应照此办理。①

夺取汉口的英国租界

但是在武汉的领导人中，另外一些人反对与英国达成协议的尝试。11月份已经高涨起来的引起汉口英租界惊慌的反英煽动，在蓝普森来访期间受到了抑制。12月18日他离去时，公众又系统地受到了反对英国帝国主义的宣传。鲍罗廷显然热衷于使反英的狂热保持炽烈的势头，这可以从他在党政领导人临时联席会（武汉最高决策组织）上的建议，以及在12月26日举行大规模集会的武汉市民反对英帝国主义委员会通过的相应决议中得到证明。曾在1925年夏季因指导上海反英罢工而立功成名的老资格共产党员、劳工领袖李立三，主持集会并演说，其他共产党的领导人也讲了话。圣诞节备忘录同一天在中国公布。鲍罗廷提出了一条用来驳斥英国政策的宣传路线，这条路线并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所采纳。一个使双方关系发生麻烦的问题，是11月23日17名国民党党员在天津英、法租界被捕。经过审判，他们被移交给中国当局，国民党的办事处被封。仍在广州的国民党政府已经提出抗议，宣布英国应对国民党党员在敌人手里的可能遭遇负责。12月末，此时在汉口的国民党领导集团在他们的七名天津的同志被处决时，重新提出这个问题。这个事件成了关于收回外国租界区的宣传论点的部分内容。可是与主要敌人英国的直接冲突必须避免。①

随着反英示威行动的恢复，汉口英租界当局在入界处安置了路障，在那里配备巡捕、海军陆战队的小分队和汉口的商团。单个的中国人可以通过，但成群的或武装的士兵则不准。1月份的头两天在武汉三镇有庆祝活动和游行，欢迎——即催促——国民党政府在这里成立。第三天出现了大规模的反英集会。那天下午，大批中国人聚集在一处路障外面聆听宣传队几个队员的长篇反帝演说。当有人突然开始向路障旁的士兵投掷石块时，群众仇恨英国帝国主义的情绪被煽动起来。这就导致了使用刺刀的海军陆战队和愤怒的群众之间的冲突。5名中国人和3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受伤，虽然没有人开枪。当有人报告这一危险的形势时，临时联席会议正在开会。它立刻决定设法阻止发生更严重的冲突，使用的办法是说服群众疏散，要求英国当局撤去海军陆战队，而留下由部队支持的华人巡捕来维持秩序。群众响应徐谦和蒋作宾的敦促而散开，徐、蒋二人答应在24小时内把问题解决。英国总领事葛福与海军少将卡梅伦商量后，谨慎地接受了陈友仁的建议（实际上作为最后通牒递交），以避免五卅事件和6月23日事件的重演。商团撤离，海军陆战队返回他们的舰只。华人巡捕在4日代替了他们。

但是事实上路障此时形同虚设。在煽动者的驱策下，群众冲进了租界，总领事不得不要求中国部队维持秩序。次日，租界的华人巡捕和锡克巡捕离开，当暴民向巡捕房投掷石头时，局势趋于紧张。租界的市政当局决定把巡捕房交由国民党当局负责。英、美的妇女和儿童被送上船而去上海，男人则集中在沿江附近的一座建筑物中，一旦情况需要，他们就能够迅速从那里撤离。国民党人成立一个管理委员会。这样，不是通过预谋，而是通过对形势发展的危险性升级作出的反应，英国租界就从英国的控制下被夺了过来。1月6日，九江的一小块英国的飞地也由于群众的行动而被接管，英国人没有抵抗，但发生了许多抢劫和破坏。中国民族主义的这些胜利大大地提高了国民党的威信。它们也带来了没有预见到的后果。①

一个后果是内地来的传教士难民日益增多，他们奉领事之命离开布道地前往安全地点。另一个后果是对上海公共租界安全的担心，那里是外国侨民最集中的地方，又是英国在华经济利益的中心。上海显然是国民党军事讨伐的下一个目标。根据英国远东海军总司令和上海总领事的预测和估计，伦敦的内阁就派一支大为加强的军事力量去保护租界使之免被强行接管，进行了辩论。1月21日，内阁最后决定派一支巡洋舰分队和一个完整的英国师，而不是只派在香港待命的一个印度营。作出这个决定的消息很快传到中国，它给国民党人带来了忧虑，即英国可能试图重新占领汉口和九江的租界，或者英军将协助孙传芳阻止实现夺取上海的计划。实际上英国政府已经很快放弃了用武力重新占领上述任何一个租界的想法。此时在北京的蓝普森派他公使馆的两名工作人员前往汉口，谈判归还租界之事。

参赞欧玛利和汉文参事台克满在1月11日来到汉口，陈友仁和欧玛利之间关于汉口租界问题的谈判持续到2月12日。对国民党一方来说，谈判带来了英国外交承认的表示，并且一次成功的谈判将提高国民党政府的威信。对英国人来说，谈判被认为是一种考验，看它在处理与国民党人的关系时有没有实利：英国政府所需要的，是在中国挽回面子，以及确保国民党人不企图用武力废除条约的条款。为了提供一个良好的谈判场所，国民党外交部在10月10日宣布，在谈判期间，反英和反基督教的运动将停止。为了报答的确出现的这种暂时的宁静，欧玛利在1月24日说服汉口的英国社区恢复营业。由于可以觉察到的危险，停业已在1月5日开始，但作为一种对已经在为贸易不景气和失业而斗争的城市的经济压力形式，停业仍在继续。140家中国银行中大约30家银行在阴历新年（1月26日）破产。陈友仁还发表了一项声明，大意是国民党政府愿意选择谈判和达成协议来解决它与外国列强之间的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关于归还租界的问题，双方拟定了一个保留面子方案：中国的委员会将继续治理租界，而英国的工部局则结束未了的财政事务；然后一个纳税人会议将正式批准把权力移交给一个中英联合委员会（由中国人任主席，中国人占多数）；这个安排是根据几年前德国归还汉口租界的先例作出的。协定预定在1月30日签署，但是随着一个印度营于1月27日到达上海，并且得知更多的英国分遣队在来华的途中，新问题出现了。陈友仁这时要求得到保证，上海的英军只打算用于防御；他还威胁说，除非途中的军队停止前往上海，否则他不在协定上签字。妥协的办法是，陈外长正式声明，他的政府的政策是不使用武力去改变租界和公共租界的地位，而英国外交大臣张伯伦在议会声明，如果签订了汉口协定，又不再发生紧急情况，剩下的英军将留在香港。作了这些姿态以后，陈友仁-欧玛利协定在2月19日签订，关于九江的一个类似的协定在3月2日签订。中国一方通过谈判赢得了更高的威信，而英国则考验了它的迎合国民党人的新政策。此外，武汉的左派已经赢得了一次加强他们对其南昌政敌的相对地位的胜利。①

① A.I.卡尔图诺娃：《布廖赫尔1926年的“宏大计划”》，简·索尔斯基英译，韦慕庭加注，载《中国季刊》，35（1968年7—9月），第18—39页。1925年10月，俄国驻北京大使馆派A.赫麦列夫去广州调查情况，他报告“加伦”和鲍罗廷之间经常发生冲突，结果布廖赫尔被迫离开广州。《A.赫麦列夫〈广州之行报告〉摘录（第27—30页）》，文件得自1927年4月6日的北京突然搜查。译文藏于加州斯坦福胡佛战争、革命和和平研究所，杰伊·卡尔文·休斯顿藏书。

② 国民党政治会议记录，第131号。奇怪的是，蒋的日记竟未提起这次联席会议，虽然他确实参加了。

③ A.I.卡尔图诺娃：《华西里·布廖赫尔（1880—1938年）》，第62—63页。那一天蒋的“日记”没有提到这类会议，虽然他主持了总司令部政治部的一次会议，讨论战斗开始时应做的工作。

① 两人的传记见包华德：《传记词典》。总政治部及其附属机构的组织系统，载《国军政工史稿》，1，第264—272页。第281页有邓、郭二人的照片。

① 《革命文献》，12，第1780—1789页；《北伐战史》，I，第62—68页；《北伐简史》，图，第46页以下。

① 指挥官和主要政工人员的事迹在包华德的《传记词典》中有简要介绍。说明军、师、团、营指挥官的组织表载《革命文献》，12，第1802—1803页（我采用的）；也载《北伐战史》，2，第322页以下和《北伐简史》，第46页以下。

① 时袁祖铭任黔军总司令——译者。

② 关于广州谈判的一份有趣的报告见1926年6月3日根据鲍罗廷报告的文件。韦慕庭和夏连荫：《文献集》，第269页。唐纳德·A.乔丹：《北伐：1926—1928年中国的国民革命》，第276—286页。高级指挥将领之一回忆北伐的有趣报道，载唐德刚、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

① 这些战斗在《革命文献》（12，第1904—1931页）和《北伐战史》（2，第355—431页）有详细论述；两者都列有伤亡、战俘和战利品的数字；《北伐简史》，第55—59页；乔丹：《北伐》，第75—79页；A.I.切列帕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在华军事顾问的手记》，第158—164页，此书根据俄国人的观点写成。

① 一份日期为1926年12月5日，根据布廖赫尔指挥部情报的报道，为11月24至30日在南昌的A.赫麦列夫所写。存于俄国档案馆内的他的这份报告，引了11月15日“加伦”发来的电报，电报中提供了这些伤亡数字，同时又加上了以前几次战役伤亡的10000人。布廖赫尔显然只计算已在广东组织起来的军（原来的国民革命军）的损失。他贬低第7军和贺耀组的独立第2师在江西战役中的实际战斗，虽然这些部队缴获了敌人的大部分武器。布廖赫尔的关于在广东以外作战的部队的数字如下（11月中）：广东的军/外省的军第1：超过3000/第7：约7000在福建8000/第8：25000—30000（15000适合战斗）第2：6000，战斗力差/第9和第10：不详第3：3000左右/第14：约500第4：原有3500，新来2500/第15：5000至6000，素质差第6：超过3000/第17：8000《根据国民革命军北伐史的材料》，载《历史档案》，4（1959年），第113—126页，文件3，116。其他江西战役的报道有：《革命文献》，13，第2047—2179页（附多份电报）；《北伐战史》，2，第499—564页；《北伐简史》，第69—90页；切列帕诺夫：《手记》，第189—201页（对蒋介石抱有敌意的偏见）；乔丹：《北伐》，第83—92页。

① 我使用陈训正的关于福建战役的记载作为基本史料。《革命文献》，14，第2187—2212页，有关文献见2212—2220页。A.I.切列帕诺夫是何应钦的军事顾问，但是他的关于战役的记载由于他缺乏文献，是简略的，而且不都是准确的。《手记》，第172—178页。其他记载载《北伐战史》，2，第575—596页；《北伐简史》，第91—98页；乔丹：《北伐》，第93—96页。国民党档案馆所藏《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战史纪略》，465/30，提供了大量的详细情况。

① 乔治·鲍勃科克·克雷西：《中国的地理基础：土地及其人民概述》，第55页，根据1926年的中国邮政局的估计数。

① 赫麦列夫的报告，载《根据国民革命军北伐史的材料》，第125页。切列帕诺夫：《手记》，第124—169页，和维什尼阿科娃-阿基莫娃：《两年》，第242—243、247页。三份来自前线的俄国顾问所写报告的译文，发表于韦慕庭和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43、44和49号。其他的报告在即将出版的《文献集》修订本中有摘录。陈训正在夺取武昌和南昌的记载中称赞“我空军”的活动，而不提飞行员是俄国人。《革命文献》，13，第1991—1992、2163—2164页。

② 两份关于给推进的军队特殊形式援助的报道转载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293—297页（1926年9月14日）和第298—301页（1926年11月4日）。一个澳大利亚观察家的早期报道是H.欧文·查普曼：《1926—1927年的中国革命：从国民党首都汉口所见的一份共产党控制时期的记载》，第21—27页。在乔丹：《北伐》第75—79和241—246页，可见到几个例子和一种评价。安格斯·麦克唐纳：《湖南农民运动：它的城市根源》，载《近代中国》，1.2（1975年4月），第188—189页，以及他的着作《农村革命的城市根源》，第264—270页；此书不承认农民支援部队的作用，认为城市工人更为重要。

①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316—374页有有关湖南工会化的文件。切斯诺：《中国的工人运动》，第322页。

① 同上书，第321—322页；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起》，1，第532—550页；《中国劳工运动史》，2，第597—601页。

② 关于罢工、工商界的反应和调解委员会的情况，见上书，第612—622页。美国国务院893.504/40，汉口总领事罗赫德致国务卿，1926年12月28日，第15页，谈到罢工和银行无力结算的情况。《中华年鉴，1928年》，第984页论纠察队的蛮横行为。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1，第400—404页，全面地论述了湖北共产党组织劳工的情况。

① 吸收的人数根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17—18页关于1926年6月3日的数字；第257—262页关于湖南11月份的数字；第395页关于12月末的数字。李锐断言，在北伐开始前4万多名农民在湖南已被组织起来，但他没有证实。同上书，第267页。

① 后藤沈吉：《海陆丰》，1，第182页有关于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生的材料。关于早期的发展，见《第一次国民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270—275、281—284、293—301、322—325页的报道；霍夫海因兹：《中断的浪潮》，第130—134页。麦克唐纳：《湖南农民运动》，第190—195页，文中坚持对立的协会的多样性。

② 关于处决的情况，见英国外交部报告405/252，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313，1927年1—3月，第44、74和91号；《北华捷报》，1927年1月15日，第62页；米塔列夫斯基：《世界范围的苏联阴谋》，第139—140页，一名国民党官员的报告的译文。共产党强调处决的恶霸为数很少。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281、312、381页；第282—283、329页有关于杀害农村领袖的报道。霍夫海因茨：《中断的浪潮》（第49—50页）倾向于这种解释。显然杀戮在进入1927年以后增加了。关于11月份的会员数和阶级成分，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257—262页，以及横山英：《湖南农民运动》，载《近代中国》，1.2，第204—238页，第217页之图，但可能根据不同的材料来源。

① 关于李锐的大会的记载和毛的讲话，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275—278页；关于共产党的宣言（横山英译成英文，见其前引着作第220—222页），见第322—325页；关于大会通过的宣言的决议，见326—380页。

①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17—18页有6月份的数字；关于湖北省的情况，见第395页；关于江西省的情况，见第420页。晚至1927年5月份，据报道江西省只有82617名会员。霍夫海因茨的《中断的浪潮》（第104页）提供了组织者声称的1924至1927年四个省（但没有江西省）的数字。

① 威尔逊：《英国和国民党》（第335—401页），根据英国外交部档案和中国公布的史料提供了谈判解决的审慎的报道。国民党政治会议1926年前半年的会议记录中，有许多关于罢工委员会或纠察队员行动的事例，政治会议发现这些事是不服管制的，并试图进行约束。罢工委员会的邓中夏和苏兆征，在讨论这些问题时常常出席这些会议。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188—194页；《中国劳工运动史》，2，第544—546、551—556、583—590页中有关于结束罢工和抵制行动的各方面的中国人的报道。

① 大部分反基督教活动的材料载戴遂良：《现代中国》，第5、6和7页报道了1924至1927年的情况；《美国外交关系》论述了那几年的中国。又，杰西·G.卢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民族主义和反基督教运动》，载《近代亚洲研究》，10.3（1976年），第394—416页；叶家策（音）：《中国的反基督教运动，1922—1927年》，哥伦比亚大学1970年博士论文，出版的书名为《宗教、民族主义和中国的学生》，1980年。

① 共产党的决议，载韦慕庭、夏连荫：《文献集》，第299—300页。蒋的声明，载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参看1926年8月20日条；法译文载戴遂良：《现代中国》，7，第113—115页（日期为8月19日）。《现代中国》的下一个内容是第4军政治部发表的一篇反基督教的声明，日期为8月25日。关于拔牙齿的事，见鲁思·奥尔特曼·格林：《湘雅杂志》，第45—47页；鲁本·霍尔登：《1901—1951年大陆的雅礼和湘雅》，第157页，书中声称蒋“保持他部队的良好纪律，并答应不侵犯外国人”。

① 蒋介石的声明载《北华捷报》，1927年2月12日，第230页；但与戴遂良的《现代中国》（7.51）中的摘要迥然不同，凯瑟琳·M.麦圭尔：《1926—1927年湖南的工会运动及其对美国社区的影响》，哥伦比亚大学1977年历史硕士论文，文中引了驻长沙美国领事馆的档案和湖南各布道站发出的通讯。

② 威尔逊：《英国和国民党》，第434—441页；多萝西·博格：《美国政策和中国革命，1925—1928年》，第228—230页。

① 威尔逊的《英国和国民党》第464—467页的叙述，根据蓝普森的电报。作者也在伦敦档案局见到此电报。陈友仁在1927年3月13日呈送给国民党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的报道，载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第89—90页。蒋教授的研究根据国民党档案馆的原始文件。

① 蒋永敬：《鲍罗廷》，第93—98页。鲍罗廷概括他对圣诞节备忘录的想法如下：“我们当前的政策是要使英国与日本、日本与奉天的冲突日益加剧。”在12月20日对数千名代表——可能是反对英国帝国主义委员会的代表——的一次讲话中，鲍罗廷声称：蓝普森“带着甜言蜜语来到这里，但是他内心是含有敌意的。英国人在我们的背后活动，企图消灭我们。与之斗争的唯一的方式是首先抵制一切英国货”。载《北华捷报》，1926年12月24，转引于威尔逊：《英国和国民党》，第468页。12月26日反英集会的一份报道载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383—384页。

① 中国一方的报道载于蒋永敬：《鲍罗廷》，第99—104页，报道根据临时联席会议的会议记录；《国闻周报》，4.2和1月3、9日（有徐谦和蒋作宾的照片），以及1927年1月16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384—393页，转载了广州《民国日报》的报道；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起》，1，第562—566页，有一份回忆的报道。威尔逊：《英国和国民党》，第484—497页，此文使用了英国档案和国民党文件，有说服力地断定，国民党领导集团没有计划去夺取租界。一篇英国目击者的报道由E.S.威尔金森所写，载《北华捷报》，1927年1月15日，第46—47页；关于1月份的事态，见《自由西报》。

① 这一论述主要根据威尔逊：《英国和国民党》，第498—530页，此文以双方的文件和报道为基础，考察了演变中的英国人和中国人对汉口事件的反应。关于这个事件的国民党的文件载《革命文献》，14，第2343—2378页。又见入江昭：《帝国主义之后：探求远东新秩序》，第101—103页；蒋永敬：《鲍罗廷》，第104—109页。蒋先生认为鲍罗廷在订协定时图谋拖延。

关于革命目标的冲突

关于革命目标的冲突

革命阵营内部的分歧

被派别活动搞得四分五裂的国民党领导集团的成分中存在着不团结，而具有与众不同的哲学和独立的目标的共产党参加了国民党指导国民革命的工作的状况也带来了不团结。关于“国民革命”应包括什么活动形式，还没有一致的意见。到1927年初期，国民党领导集团在一系列问题上出现分歧。军事讨伐的下一步行动应该是什么——矛头指向上海，还是指向北京？权力机关应设在哪里——武汉还是在南昌？在这个问题后面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国民党内部哪一方的领导人应作出重大的决定？在权力问题后面存在着一个更加造成不和的问题——对社会革命应鼓励到什么程度？应容许它以什么速度进行？一个类似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是，应推动还是限制反帝国主义的运动。那一年头三个月在这些问题上的冲突，造成了国民党领导中间的分裂、4月份的再组合，以及在大部分革命地区内对共产党员的一次清洗。

当留在广州的领导人启程北上，到武汉去成立国民党政府时，他们分两批从陆路前往蒋介石已在那里设立国民革命军司令部的南昌。经过为时一周的几次会议后，第一批人前往汉口，于12月10日抵达。根据鲍罗廷的建议，这个集团成立了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委员会的几个成员组成的临时联席会议。他们选举徐谦为主席，鲍罗廷为顾问。这个属于约法之外的小团体很快成了武汉的主要决策集团，实际上篡夺了国民党政治会议的权力。左派占优势，联席会议成了鲍罗廷施加影响的一个重要工具。①它开始行使的权力很快受到另一个在南昌的有威望的集团的挑战，这个集团不但包括蒋介石，而且包括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代主席张静江和国民政府委员会代主席谭延闿，他们随第二批人从广州出发而于12月31日抵达，中央党部和几名部长也一起来到。

在1月份的最初几天，蒋介石的南昌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几支日趋庞大的军队的财政和改编问题，并为下一阶段的战役制订计划。蒋介石的企图是分两路向上海猛攻，一路沿长江而下，另一路经浙江朝东北方向前进。布廖赫尔将军反对这个战略，唐生智和有实力的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也反对。双方的理由既是战略性的，又是政治性的。对蒋介石及其追随者来说，胜利意味着控制富饶而比较工业化的长江下游地区以及有潜力成为首都的南京。对汉口集团来说，北伐可能意味着与俄国援助的冯玉祥的军队会师，然后可能取得北京这个巨大的政治战利品。会议采纳的战略符合蒋介石的意愿，虽然它的确也把唐生智的部队集结在京汉铁路北段的防御阵地上。①

南昌的集团成立了临时中央政治会议，那里的大部分中央委员会委员主张党部和国民党政府应暂时设在军事指挥部所在地南昌。相反，徐谦及其同事要求立刻搬到武汉。两个派别，一个声称拥有联席会议的权力，另一个则利用政治会议的名义，都决定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各在它自己的地盘召开！——以重新调整党的事务。蒋介石于1月11日前往武汉，去争取他在那里的同志，但是一星期后他离开时未取得什么成果，显然心怀不满。他受到鲍罗廷的谴责，而他在次日针锋相对，痛斥鲍罗廷。从此以后两派越来越独立而敌对地行动，虽然使者们往返于两地之间，试图弥合分歧，但是蒋介石和鲍罗廷之间私人方面以及政治方面的裂痕越来越扩大了。事实上有理由认为，鲍罗廷亲自煽起了一场反蒋的运动，以期削弱蒋的地位。①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这些争吵中支持武汉的左派。在一份日期为1927年1月8日的政治报告中，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强调下一个战役应沿京汉铁路北上，一切军事力量都应在那里集中。它赞成当时正在出现的上海自治的运动，这一运动将在国民党部队和奉、鲁部队之间制造一个缓冲区。（如果有效，这至少可能推迟蒋介石夺取上海这个战利品的行动。）报告还赞成联席会议，虽然它痛惜国民党领导集团中出现冲突，并敦促蒋介石与汪精卫和解，后者已被国民党请回，重新担任他的领导职务。但是在2月份，武汉的共产党员开始了反对“军事独裁”和“新军阀”运动的宣传，并开始专门对蒋介石的强有力的支持者张静江进行谴责。蒋介石在2月21日的讲话中进行反击，谴责武汉的联席会议篡夺党的权力和徐谦独断专行，为他的立场和他支持忠于孙逸仙的老同事的决心辩护，并威胁要抑制咄咄逼人的共产党。2月25日，南昌集团从陈公博那里得知武汉集团计划通过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要实现的目的：主要是把组织系统恢复到蒋介石集大权于一身以前的状态，蒋介石是通过去年5月第二次全会的决定和他被任命为总司令而做到这一点的。他们侦察到鲍罗廷的计谋，于是南昌的政治会议在次日打电报给共产国际，要求它召回鲍罗廷。当没有收到答复时，据说政治会议就直接去电鲍罗廷，敦促他离开，但是鲍罗廷干脆置之不理。裂缝到这个时候已经很宽了。①

革命的领导集团还在其他问题上发生了分裂。由于担心列强最后将支持孙传芳和张作霖，反帝运动应否加以限制？更难解决的问题是，由于担心一个强大的反革命浪潮将加强敌人，以致阻止国民党控制下的统一全国的讨伐的胜利，群众运动是否应加以控制？土地运动的暴力行为和劳工运动的过热情绪正在国民党地区内引起一个反对的浪潮。在武汉的有的领导人认为，劳工必须受到约束，因为连续的罢工正在破坏商业，减少政府收入，给失业救济制造问题。在农村，被发动起来的农民正在处决地方上的敌人，大地主和商人正逃向城市，在那里散布农村恐怖的消息。他们的出逃破坏了农村的商业，特别是米、茶和其他农产品的交易，这就导致了国民党管区内的长沙、武汉和其他城市商业的萧条。1月8日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其政治报告中表达了它的担心：

在北伐军所占领的湘鄂赣等省的民众，的确是已走上革命道路上，革命已深入到乡中去……群众自动枪杀劣绅土豪的事数见不鲜……设使现时的军事失败，必不免来到一极大的反动。②

就在此时，毛泽东正在长沙周围的几个县实地调查农民的暴动。在他后来成为经典的革命宣言的报告中，他为暴力行动和农民夺取地方权力而高兴。他强烈要求，如果穷人理应推翻他们多少世纪以来的压迫者，他的同志们就必须赞成这段绝对必要的暴力时期。按照毛泽东的介绍，农民的暴力行动完全是自发的。①

但是共产党的领袖们变得极为担心。1月26日的一份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评述了列强中表现出来的态度和国内对共产党在日益发展的革命中所起作用的政治舆论倾向。以下是主要的段落：

国民党右翼正变得日益强大……当前国民党内部有一个特别强大的反对苏俄、反对共产党和反对工农运动的动向。

向右转的动向，首先是由于蒋介石和张静江认为国内只应存在一个党，一切阶级应该合作，阶级斗争应予禁止，不需要共产党……

第二个原因是，他们认为国民革命将很快成功，不久将出现一次阶级革命的运动，当前最大的敌人不是帝国主义和军阀主义，而是共产党……因此，一个巨大的反共浪潮已经在国民党内部发展起来……

当前需要我们迫切地考虑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外国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翼及国民党所谓温和分子的结合，造成了内外反对苏俄、共产主义和工农运动的形势。这是极为危险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②

共产党领导提出什么对策与这种危险斗争呢？首先，党应消除国民党的种种恐惧，这些恐惧是基于以下的意见：接近群众的共产党反对国民政府，不久将有一次共产主义革命。为了消除恐惧，党应敦促群众向政府提供财政和军事支持，同时通过宣传，解释国民革命的胜利仍很遥远，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不可信任，并且警告国民党不要与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真正的革命者”，即工人和农民。在外交政策方面，党应集中力量搞反英运动，延缓把反帝运动扩大到日、法、美三国，以便孤立英国。报告很有信心地提出：这些政策如果正确地执行，将导致完全的胜利。它们将阻止外国列强对我们的联合进攻和消除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恐惧。①

还有涌现出来的一系列事件——诸如中国城乡中无数的行动和反行动（罢工、工商业倒闭、夺地和暗杀）、宣传、地方和地区有影响的中国人中发展起来的情绪、中国几个主要权力中心的决定以及莫斯科、伦敦、东京、巴黎和华盛顿作出的决定——它们正无情地导致革命运动内部面对面的冲突。

革命者之间日益扩大的分裂

2月份和3月初期，武汉集团与蒋介石及其支持者之间的不和变得一清二楚了。他们各走各的路，激进的左派在武汉更牢固地扎下根来，并试图抑制蒋介石的权力；而总司令在他的地盘内镇压共产党员，派军队去征服长江下游，并且寻求中外的新支持。

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人、湖北共产党的领导人和几名俄国顾问已经工作几个月，建立了以唐生智为中心的反蒋军事联盟。3月5日，一份显然在汉口写的秘密俄文报告报道了反蒋军队的阵容，其中提到第3军（朱培德）、第4军（张发奎，当时为代理军长）、第7军（李宗仁）、第8军（唐生智）、第11军（从第4军的第10师改编，陈铭枢）以及其他几支战争力较弱的部队。但是这个文件警告说，倒蒋的内部斗争没有完全成功。①写报告的俄国人错误地估计了武昌戍军司令陈铭枢的观点，他已经被派到南昌去劝说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到武汉参加那里的有争议的全会。他在3月6日从南昌回来，那天晚上他被迫放弃他对第11军的指挥权而离去。②该军转归左派张发奎指挥。

此时在南昌，布廖赫尔将军及在蒋介石司令部的俄国参谋们制订了攻占长江下游地区的战役的计划，虽然他们反对立刻向东面突破。布廖赫尔主张向河南推进去对付奉军，与冯玉祥的军队会师，然后沿陇海铁路向东移动。根据切列帕诺夫的说法（他的着作部分地根据俄国的档案），鲍罗廷主张一个与蒋介石针锋相对的行动。按照布廖赫尔的计划，在长江下游的战役之前，应该沿京汉线北上向郑州和洛阳挺进，为的是与冯玉祥会师，冯的军队此时集中在陕西-河南的边境。③双方都在与冯玉祥的代表谈判。事实上双方在1927年头几个月都在与几方面的指挥官谈判，以铺平胜利的道路——其中有河南的靳云鹗将军和魏益三将军、安徽的陈调元将军和王普将军、江苏的孟昭月将军、上海的杨树庄海军司令和毕庶澄将军。

蒋介石与“军阀”中最强大的张作霖间接谈判。他是根据12月7日一次会上，与鲍罗廷和国民党一批领导人作出的关于消灭孙传芳和联合张作霖的决定而这样做的。①如果要消灭孙传芳，重要的一步是劝说张作霖不支持他。孙传芳已经与张作霖及其部将张宗昌结盟；张宗昌于是派他的鲁军南下支持——或代替——孙传芳。蒋介石的谈判通过中间人一直进行到3月份，并打算推迟与强大的奉军的战争；但蒋介石可能在寻找更多的力量以反对他的武汉对手。张作霖的保持中立和划分势力范围的条件，显然包括蒋介石与中国共产党决裂并对它进行镇压。

在2月和3月份，一些共产党作者抗议蒋介石与张作霖和日本谈判的“罪行”。②有大量证据证明，为了有助于与张作霖谈判，以及预期的对上海强攻，蒋介石正在谋求与日本达成谅解。通过各种方式，他试图使日本以及其他列强相信，他们不用担心他的军队夺取上海的后果。①对国民党阵营中日益发展的不和得到详细情报的日本政府，倾向于与蒋介石可能和解的意见。②

蒋介石始终需要钱去进行夺取上海的战役；他对武汉政策的抱怨之一是它不提供经费。蒋介石是宁波人，并曾长期住在有巨大宁波帮——在工商业和下层社会都有很强的实力——的上海，因此他在这个大都会有很有用的关系。1926年后期，上海华人商会会长虞洽卿到南昌访问蒋介石，据说提供了中国工商业巨头给他的大量支持，以帮助他拿下这个城市。下层社会的头子和法租界的华人督察长黄金荣据说也访问过他。蒋介石的结拜弟兄黄郛在上海充当筹措资金的中间人。他带给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嘉璈一封蒋介石的密函，要求银行增加财政援助，张在1927年1月拨给几十万中国元。蒋介石还派他的军需局局长俞飞鹏前往上海安排借款事宜；俞成功地又从中国银行提取了100万，并据推测他使用类似的手法，在别的地方还搞到更多的钱。美籍犹太人索克思可能在劝说英美烟草公司提供200万元（以未来的印花税担保）贷款时起过作用，这笔钱存入中国银行，资助何应钦的第一军。①

行动和反行动

当薛岳的第7军第1师在1927年2月18日占领杭州时，蒋介石夺取上海的计划向前迈进了一步。他从江西东部向浙江省省城的猛攻，得到了第2师和已在12月份倒向国民党的周凤岐将军率领的第26军的支援。何应钦全面指挥东路军，但是白崇禧将军指挥先头部队。②在夺取杭州（坐火车到上海的距离为130英里）后，国民党部队谨慎地向离上海约47英里的要冲嘉兴推进，双方都在准备一场不可避免的争夺上海之战。孙传芳元帅③与南京的新盟友张宗昌元帅④商量后，把上海的防务移交给鲁军。在过渡时期，孙的部将李宝章将军仍担任淞沪警备司令。在此期间城内的共产党领导人从其他集团取得尽量多的帮助，发动了反孙传芳元帅的第二次“上海暴动”，暴动从2月19日持续到24日，有效地使这个城市陷于混乱。①

暴动显然有两个目的：扰乱孙传芳的后方，进而协助国民党人的推进；在国民革命军到达前尽量夺取对中国城市的控制，使它们成为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工具。暴动是通过总工会的恐吓团小组和暗杀几个反对罢工的中国工头及其他人的行动而强制进行的。②李宝章无情地镇压暴动，派大刀队到上海县城的街头砍煽动者——其中许多人为学生——的头。可是，暴动导致数十万工人（报道的几种数字大不相同）进行了一次政治罢工，表现了上海共产党员的力量。它也坚定了中国工商界和国民党内右派反对他们的决心。它加强了英国政府防止另一次“汉口事件”的决心，法国、日本和美国作好了保护其国民的准备。这样，在蒋介石寻找盟友时，暴动很可能帮了他的忙，它同时还加剧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月26日政治报告预见到的危险：外国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翼以及所谓国民党温和分子结盟反对苏俄、共产主义和工农运动。

3月10日，期待已久和争论激烈的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第三次全会在汉口召开，有33名代表参加，但没有蒋介石；蒋留在南昌准备长江下游的战役。除三人外，与会者都可确认为国民党的左派（在当时），或是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①全会开了一个星期，通过了一系列旨在“恢复党的力量”的决议。它们重新组合了所有高级党政委员会，把蒋的对手、从莫斯科回国途中的汪精卫抬为这些机构的第一把手。这些决议使蒋在几个委员会中与其他人处于平等地位，但又把他排除在党的主要决策机构政治会议的主席团之外。主席团重新设立了军事委员会；该委员会在北伐即将开始时被撤消，以便于总司令部活动。蒋被选为军事委员会七人主席团的成员，但是汪精卫在名单中名列第一，其他三名成员唐生智、邓演达和徐谦又是蒋的对头。汪精卫被选为党的重要机构组织部的部长，以代替蒋介石，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吴玉章在汪抵达前领导该部。

对蒋介石及其集团的另一个侮辱，是宣布广东和广西省党部和广州市党部选举无效的决议，这些机构在张静江和陈果夫的指导下已经进行了改组。另一项关于统一对外关系问题的决议，禁止不负责外交工作的任何党员或政府官员——尤其是军官——直接或间接与帝国主义打交道（除非奉命打交道），否则将被开除出国民党。这项决议是针对蒋介石的，因为他的部队不久将不可避免地在上海与外国列强接触。①其他的决议号召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更多地进行合作；决定停止在国民党刊物上批评另一党；恢复成立一个有共产国际代表参加以解决两党冲突的委员会的想法；呼吁共产党指定其党员参加国民党政府和省政府；强烈地要求共同指导群众运动，特别是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决定派一个三人代表团去共产国际，商谈关于中国革命及其与世界的关系问题。②

当汉口正作出削弱蒋介石权力的决定时，他的集团在江西采取了反对共产党员和左派的行动。3月11日，蒋介石的一个部下处决了赣州（江西省南部一个主要城市）总工会的一个共产党领导人陈赞贤，并解散了工会。3月16日，正当蒋介石准备征讨长江下游时，他下令解散支持武汉集团的南昌国民党市党部，并命令他的部下对它进行改组。几天以后，当他抵达九江时，他的部下猛烈地镇压共产党领导的总工会和国民党九江市党部。3月19日，蒋介石来到安徽省省城安庆，它由于陈调元和王普倒戈而投向国民党一边。23日，在五个匆忙组成的反共产党的省协会（其中之一取名总工会）和共产党员之间进行的斗争，最后导致了共产党员的离散。③这些是不祥之兆。

夺取上海和南京

蒋介石沿两条路线，组织夺取长江下游几个重要城市的猛攻。一路是沿长江两岸而下，其右岸的军队由程潜带领，目标是南京，其左岸，即北岸的军队，由李宗仁率领，目标是切断敌人南北向的生命线津浦铁路。另一路指向上海，上海位于一个三角地区的东端，其西南角是杭州，西北角是南京，大运河和太湖在西面形成了一条底线。到3月中旬，已经攻取杭州的部队在前沿指挥官白崇禧的率领下在离上海不远处进入阵地，同时何应钦的部队在太湖的两边向北进逼，以切断沪宁铁路，这是孙传芳的残余部队和毕庶澄将军的生力军的主要退路。驻上海的中国舰队的杨树庄海军司令，早已通过他在上海的主要代表钮永建在与国民党进行谈判。3月14日杨司令宣布他的舰队投向国民党部队；在此以前，他已派三艘船沿长江直抵九江，供蒋介石使用。3月份第三个星期的遭遇战以及在铁路线上的罢工和破坏，使张宗昌非把他的部队朝南京方向撤退不可，否则就面临被围的危险。

3月18日，国民党军队的一次进攻突破了松江的前线，北军撤入上海，但没有进入外国租界，租界由一支在各入境处布置路障的多国部队保护。毕庶澄就自己的投降进行谈判，把作战计划交给钮永建，①然后乘日本船逃到青岛再前往济南，他在济南被捕和处决。

3月21日星期一，当白崇禧的部队逼近城的南郊时，总工会开始了“第三次暴动”，到那个时候，工人纠察队约有3000

人，由黄埔军校的学生训练，有的人有步枪和手枪等武器。几个游击小组也已渗入城中，恐吓小组——西方报道称：“黑衣枪手”——又在活动。暴动在中午开始，纠察队和枪手攻击街头的警察，攻占华界中的警察署，还抢夺武器。与此同时，数千名工人进行了一次总罢工（有的地方在必要时是强制进行的），虽然当时的气氛是庆祝和欢迎国民革命军。城内挂满了国民党的旗帜。经过一天的混乱以后，共产党组织的地下力量，在群众支持下似乎已经解放了华界，虽然与国民党代理人共同制订计划的程度有多大还不清楚。约4000或5000名北军仍集结在通往南京的铁路的北站附近的闸北。根据当时的报道，发生多起抢劫、纵火和杀人事件，有的是北军干的，有的是已经夺得城市几个部分的非正规军干的。在这些非正规军中，有的可能既不属于国民党，也不属于共产党。可是，暴动看来是有的共产党领导人作出的努力，即企图夺取对上海华界的控制，为他们已经组成的临时政府作准备。领导暴动的人中有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和汪寿华。

3月22日，白崇禧率士兵两万在城南部边缘的兵工厂设立他的大本营。他的部将、指挥强大的第1师的薛岳将军降伏了残留的北军，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随即被拘留在外国防线的后面。白将军宣布了他的维持秩序的权力，要求所有非正规军并入他的军队，或者缴出武器，并答应外国当局他不允许出现用武力接管外国租界的行动。他下令结束总罢工，他的命令在3月24日执行。在23日至26日期间，白崇禧的部队在对几个游击中心的一系列进攻中，围捕了20名自封的将军（其中有一名共产党领导人）和许多“黑衣枪手”，大部分领导人据说被处决。几支武装良好的工人纠察队的大部队留在三个中心，纠察队把它的控制扩大到黄浦江对面的浦东。①

北军于3月23日撤离南京，晚上程潜将军指挥的国民党的右岸军随即进城。24日清晨，国民党士兵有组织地抢劫了英、美、日的领事馆，打伤了英国领事，在全城攻击和抢劫外国国民，杀死两名英国人、一名美国人、一名法国人、一名意大利神甫和一名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下午3时30分，两艘美国驱逐舰和一艘英国巡洋舰，向美孚煤油公司的住宅区周围发射了一阵组成屏障的炮弹，以掩护约50名外国人（大部分为美国人和英国人）逃离。根据中国人的单独的调查，向这个人口稀少地区的炮击杀死了4名、6名或15名中国平民和24名军人。②更早公布的中国和俄国的报告断言数千名中国人被杀。炮击很快抑制了对外国人的进一步进攻。下午进城的程将军恢复了他的部队的秩序；25日，所有希望离开的外国人都可以安然安排撤退，虽然外国财产又被掠夺和焚烧了几天。①

除了真正参加的穿国民党军服的士兵外，对南京事件直接负责的人似乎没有公正地确定下来。3月25日，程潜发表公开声明，断言南京的反动分子鼓动敌军和地方流氓抢劫外国人的财产和焚烧房屋，甚至还发生了伤人和杀人事件。同一天，第6军第17师师长杨杰告诉日本领事森冈正平，士兵受到了南京的共产党党员的煽动。领事向其政府报告说，暴力行动是由第2、第6和第40三个军内的共产党的政委和下级军官以及共产党南京地方委员会的党员计划的。国民党军官在给武汉的报告中，继续把攻击归咎于北军和穿国民党军服的流氓，但是西方在华的外交官及其本国的外交部，很快就接受了日本领事的说法——共产党的煽动。②这个解释后来也被国民党中的蒋介石集团所接受。

南京事件是北伐期间的一个独特事件：以前没有发生过这种造成死亡和大规模财产损失的对外国居民的广泛攻击。这次事件给上海的外国租界制造了危机气氛。在北京，英国、美国、日本、法国和意大利的公使们就报复问题在他们内部和与各自的政府进行了磋商。他们就报复的一系列要求取得了一致意见，但是他们的政府不同意制裁，即使国民党尚未道歉和惩罚那些有罪的人。日本政府在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的影响下，试图抑制英国和其他列强，使之不采取过于好战的态度，同时希望说服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温和领导人去解决当前问题和最后稳定整个南方局势。总之，蒋介石被鼓励去反对他党内的激进分子。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通过蒋介石的亲密同事黄郛，把他的意见转达给蒋。英国政府对国民党人的政策强硬起来了。英国此时已经掌握了进行各种惩罚的力量，但美国政府不同意参加制裁。结果，经过持久的国际间的争论后，列强没有采取直接制裁的行动：国民党内部权力斗争的发展消除了这类想法。①

武汉政府在开始时对南京事件很不了解。外交部长陈友仁从英国驻汉口代表台克满那里了解到南京外国人社区所发生的一切详细情况，并得到美国和日本领事的证实。政治会议直到4月1日才充分了解南京事件的情况及外国首都反应的某些迹象，于是认真地考虑如何应付这个局面。英国和美国看来准备干涉，而日本的政策仍不明朗。鲍罗廷直率地指出——“如果帝国主义者真的帮助反革命，这能导致革命军的毁灭”。他的建议是人们很熟悉的：分裂英国和日本。通过平息日本人对革命的恐惧，通过担保在华的，特别是汉口的日本人能得到保护（根据陈友仁的说法，日本居民害怕他们的租界将被夺走），这是能够做到的。要每天对外国进行宣传，特别是对日本和英国的人民，让他们起来反对干涉，宣传内容是责备帝国主义应对南京事件负责，并辅之以道德的呼吁。同时，必须明确地向所有中国群众组织，“特别是向我们的武装起来的同志们”解释政治会议关于在华外国人应受到保护的政策。政治会议同意这个方案。①

事态的发展很快使政治会议向日本保证汉口日本租界安全的决定成为泡影。4月3日，在一名日本水兵和一名人力车夫之间的殴斗导致人力车夫被杀后，愤怒的群众杀了两个日本人（根据中国人记载，抓了10个日本人）。在这种一触即发的局势中，日本海军陆战队被派登陆，用机枪扫射，打死了9名中国人，打伤了8名。日本当局撤走了大部分日本妇女和儿童，关闭并派兵驻守日租界的边界，同时派来更多的舰只。为了与政策保持一致，武汉政府试图尽量缩小事件的严重性，同时使中国人的激情冷静下来。它下了禁止报复的严格命令。②它的命令是武汉领导集团为了控制迅速发展的革命事态而作出的许多努力之一。

控制上海的斗争

蒋介石在3月26日星期六下午来到上海，于是在争夺上海县城控制权的复杂斗争中，各派力量立刻开始组合，虽然这一斗争只是更大的争夺国民革命的权力的一个方面。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一边是拥有自己武装纠察队的总工会；几个学生、妇女、新闻工作者和街头商人的“群众组织”；以及当地的共产党员。苏俄对这一边提供建议和一定数量的物质支援。另一边有上海及其周围几支国民党军队的指挥官（薛岳也许除外）；长期把上海当作自己据点并与中国的金融、商业和工业巨头有良好关系的国民党“老右派”，这些巨头有自己反对好斗的劳工运动的理由；最后是上海下层社会的帮派领袖，总工会在与他们争夺对上海工人的控制权。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外国行政当局和巡捕友好地倾向于这一边（维持法律、秩序和使特权继续下去的一边）；支持这些势力的是大部分外国领事；作他们后盾的是一支约有40艘军舰和16000名外国士兵的力量。看起来这是一场力量不平衡的争夺，但是它花了三个多星期才告结束。

左派试图发动上海的群众支持他们。星期日，总工会在闸北的湖州会馆设新办事处，汪寿华主持了一次集会，会上许多组织的代表通过了几项决议：要求归还租界；保证支持国民政府和上海平民的政府；强烈要求薛岳留在上海（谣传他的师即将调走）。在浦东，一批工人被指控为反革命，据报道已被总工会下令处死。下午，在靠近法租界的西门的一次大集会上，群众聆听了要求立刻占领租界否则就举行总罢工的措词激烈的演说。国民党部队阻止了随之进行的游行，以防拥入法租界。美国总领事报告说局势非常紧张，他怀疑蒋介石是否有控制这种局势的意志或力量。①

蒋将军试图缓和紧张局势，还可能想使他的对手平静下来。在同一天，即3月27日的晚上，他会见了几名美国记者，表示对他们国家的友好态度。他反对外国人准备保卫租界的行动，认为是“惊慌失措”的表现。他否认国民党内有任何分裂，并且承认共产党党员是革命运动的参加者，而不管他们的政治信仰如何。他还把南京事件归咎于穿南方军军服的北方部队。在3月31日的另一次会见中，他抗议外国对南京的炮击，它已引起了强烈的排外情绪，并且呼吁不要把这个事件加以夸大。他要求上海的外国当局采取措施，以缓和中国民众和外国人社区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且声称，他已经颁布了禁止暴民使用暴力或任何损害外国人生命财产的行动的指示。他要求外国当局结束戒严令，撤走他们的军队和军舰，由国民党军队来保护外国租界。总工会也已经在前一天发表了宣言，谴责国民党军队和劳动阶级已经分裂的谣言；它还宣布外国租界将被它指导的纠察队攻击的说法是不实之词。①

蒋介石受到几个方面的催促，它们要求镇压上海好战的劳工运动和约束共产党员，但是准备工作要花时间。以虞洽卿、日本一家大航运公司的买办王一亭和伍朝枢为首的中国巨头，组成了一个商业联合会，在3月29日派代表去见蒋。他们强调立刻恢复城内和平和秩序的重要性，并提供财政支持。②总领事矢田在蒋来沪后不久几次会见蒋的结拜弟兄黄郛，敦促蒋将军镇压捣乱分子，以及收拾南京事件的残局。上海的主要的英国报纸《字林西报》的一篇社论评论说，如果蒋将军要“从赤色分子手中拯救他的同胞，他必须迅速而无情地行动”。③

以吴稚晖为首的一个有威信的国民党老党员集团对蒋介石施加压力，要求清洗党内的共产党员。这个集团是1926年1月在广州的“左派”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选出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一部分。3月28日12名正式委员中的5名非正式地开会，通过了吴稚晖提出的从国民党驱逐共产党员的决议。这一努力后来被称为“护党救国运动”。其他与会者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老前辈”蔡元培、孙逸仙和蒋介石的富裕庇护人张静江、辛亥革命的老战士和孙逸仙的财政负责人古应芬以及归国留法学生的领袖李石曾。4月2日，这个集团再次会见蒋介石的亲信、国民党组织部副部长陈果夫，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两名候补委员李宗仁将军和黄绍竑也在场。李、黄二人是广西集团的领袖，黄是应蒋之电召而来上海的。这次会见产生了一份列有在国民党内担任要职的197名共产党员或可能是共产党员的名单，并决定把名单送交中央执行委员会，要求把名单上的人置于监视之下。①

蒋介石与应邀来上海的国民革命军主要将领交换意见。他们包括：南京来的程潜、贺耀组和何应钦，江左军的李宗仁、广西的黄绍竑和广东的李济深，已在上海的白崇禧。其他的人是被赶出武汉的陈铭枢、安徽的柏文蔚和王普以及浙江的周凤歧。所有的人都是反共的。

汪精卫在巴黎“休假”后经莫斯科回国，于4月1日到达上海，受到盛大欢迎。很可能他是唯一有足够威信去弥合党内日益扩大的分歧的领袖。在以后的几天中，他与从武汉派来的宋子文，与监察委员会一派的吴稚晖、蔡元培和李石曾，与他的老同僚胡汉民，与他的对手蒋介石，以及与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进行了头绪纷乱的会谈。4月3日，蒋介石向国民革命军的全体指挥官发电，以奉承的字眼宣布汪精卫的归国，并声称一切军事、民政、财政和外交事务都集中由汪主席指导管理；蒋介石只是全面地指挥几个军，并将像所有其他的指挥官那样服从主席。这样，党内的权力将被真正地集中起来，以便完成国民革命和加速三民主义的实现。蒋介石在私下就驱逐鲍罗廷和清洗党内的共产党员的必要性向汪精卫提出强烈要求。他警告汪精卫不要去武汉，他在那里必然成为共产党的人质。其他的人请求汪参加清洗，但汪主张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决定这样重大的事，并强烈要求他的同志们不要擅自行动。①

汪精卫与陈独秀之间讨论的结果，是4月5日上午在上海报纸上发表的两人联合声明。声明首先强调革命阵营内部继续团结的必要性，认为共产党不论有什么过错，从没有主张推翻友党，即国民党。甚至在将来，中国也不可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现在所需要的是一种一切被压迫阶级用来对付反革命的民主专政。声明提倡两党党员之间的合作精神，并用领袖孙逸仙的联共政策提醒国民党员。它试图平息当时在上海流传的两种“谣言”——共产党打算组织工人政府，侵入外国租界，搞乱北伐军和推翻国民党；国民党的领袖们计划驱逐共产党，镇压工会及其纠察队。两党都没有这类意图。声明最后告诫所有同志要清除怀疑，制止谣言，为革命利益和两党利益互相尊重地善意地进行协商。②

同一天上午，汪精卫参加了一个情绪激昂的会议，与会者中有决心驱逐共产党员的扩大的老党员集团和国民党的将领；然后他在傍晚偷偷地登上一艘轮船前往汉口。在致张人杰（张静江）和致蒋介石的信中，他说他正前往武汉安排准备于4月15日在南京举行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以解决国民党内部的争端。①武汉中心通过中国报刊和大约是4月6日的程潜的私人报告，能相当充分地了解上海几次会谈的情况。程将军在上海与蒋介石商谈，又会见吴稚晖和李石曾后，已把他的军队留在南京，自己前往武汉。②武汉中心没有任何能约束蒋介石及其同谋者的有力措施，此外，武汉因自己的问题而分散了注意力。

革命者内部日趋激烈的暴力行为

在4月12日前的两个星期，激进行动和反激进行动在广为分散的许多城市中爆发了，这是革命阵营内部此时出现的激烈冲突的表现。这些行动不仅仅是权力斗争；在冲突背后的是一些有重大革命意义的问题。至少在现阶段，国民革命的目标是单纯地通过消灭军阀和清除帝国主义特权来重新统一中国呢，还是又是一场把贫困的群众从他们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阶级革命？在农村，佃农被发动起来是为了夺取土地，还是满足于减租？在城市，无产者是否不但要强迫资本家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而且要通过工会，对他们的企业进行某种控制？群众暴力行为，包括谋杀，是不是把下层阶级从封建主义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一种可行的办法？总之，随着国民革命的进行，社会革命应进行到什么程度？民族主义使革命阵营团结；社会革命使它分裂。

各界领袖对这些问题都有自己的强烈信念，但是这些信念从激进到保守各不相同。为控制地方党部和政府机构以及竞相对下级军官和士兵进行灌输的斗争，都产生于这些不同的信念。在革命者——所有自认为是革命的人——中间，存在对立的青年、劳工、农民、商人和店员的组织。有的受共产党强烈的影响或被它所控制；而其他一些则是反共的。在劳工运动中，非共产党工会组织者与决心把工会运动当作共产党独占领域而加以控制的共产党活动家之间的对立，在六年前就已开始。

城市中爆发的冲突有一种固定的模式。激进分子通过宣传和街头宣讲，通过动员群众参加爱国集会和游行（行动时分发传单和呼口号，其中有的谴责一些保守的国民党领导人），试图赢得支持。典型地受共产党员控制的总工会的武装工人——所谓“纠察队”——保护激进分子的机构，强迫举行罢工。反激进的行动也遵循一个指向主要目标的模式：例如，广为分散的地方都用“拥护蒋总司令”、“驱逐鲍罗廷”这些同样的口号。随着冲突在有的地方激化，军事指挥官会下令逮捕共产党嫌疑分子和封闭他们控制的组织。有几次，忠于蒋的黄埔军校的学生也卷了进去。在部队的援助下，一个对立的劳工组织会进攻总工会的地方办事处，并解除它的纠察队的武装。4月12日对上海纠察队的毁灭性打击不是一次突然袭击。

在浙江的省城杭州，在2月18日夺取它以后，冲突的一方是左派的国民党党部、工会和学生会，另一方是反共的工会联合会、黄埔同学会和东路军的后卫部队。省国民党党部中一名很有影响的共产党员宣中华，试图逮捕工会联合会领导人和解散联合会，但是公安局局长和后卫部队的指挥官反对。3

Chapter_17

月30日，在联合会的游行的职员和工人与总工会的武装纠察队之间一次血腥冲突以后，后卫部队指挥官禁止总工会在次日举行集会和游行，违者将以武装镇压。当学生和工人在纠察队率领下以各种方式游行时，士兵向游行者开枪，包围了左派的国民党党部并纵火焚烧，还解除了纠察队的武装。暴乱者砸了总工会总部。①

同一天，即3月31日，远在西面的四川省重庆出现了砸毁总工会和其他左派组织以及处决许多共产党嫌疑分子之事。重庆的国民党左派和右派之间的冲突可以追溯到1925年。主要右派领导人之一为石青阳，他是老资格党员和1925年后期反共的西山会议的成员。在1926年的大部分时期，那里有两个省党部、两个总工会和其他的对立组织。左派领导人中的两名共产党员是老革命吴玉章和后来闻名于世的刘伯承。1926年11月，控制重庆的四川将领刘湘突然倒向左派，下令驱散右翼组织。②这事发生在北伐第一阶段的高涨期，当时国民党左派似乎呈上升趋势。可能在1927年初期，蒋介石和南昌政治会议命令反共的向傅义和吕超回到四川，去敦促刘湘和重庆警备司令王陵基采取反对共产党员的行动。2月，吕超带领一支黄埔军校学生的分队到刘湘军队中工作。其他的反共集团也正在组织之中，而且大部分军事指挥官显然表现出敌视激进分子的情绪。为了加强自己一方的力量，国民党左派计划在3月31日举行一次大集会，表面上是为了一星期前炮击南京的事件而反对英美帝国主义，但也是为了激起反对蒋介石的情绪。警备司令王陵基得到刘湘将军同意后，派士兵包围集会地点，逮捕了共产党嫌疑分子；他还派部队搜查吴玉章办过的两所学校，封了省、县和大城市的国民党党部，省农会办事处，总工会和《四川日报》，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它们都被共产党员所控制。①当工人纠察队抵抗部队的逮捕时，出现了大量流血事件。6名重要的地方共产党员被殴打致死，根据另一名共产党员给武汉中心的报告，有400多人被杀，纠察队全部被击溃。从此以后清洗遍及四川全省。②

4月2日在南昌，轮到左派去推翻他们的对手了。江西是国民党两派竞争的一个场所。在江西省被北伐军占领后，许多共产党员在那里活动，虽然在蒋介石把他的指挥部设在南昌时，他们的影响受到了抑制。国民党省执行委员会和政府委员会主要由“纯粹的”国民党员组成。有威信的老革命李烈钧担任省长，但是南昌国民党党部被左派所控制。当蒋介石在1927年3月离开南昌时，他下令解散该城党部；但是随着他的离去，武汉中心加强了它在江西的影响。3月26日，武汉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定一个8人委员会去改组省执行委员会和省政府；8人中6人是双重党员。3月30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第3军军长朱培德为省长，以争取他的支持。为了执行武汉的决定，左派动员他们在学生和劳工中的支持者，在4月2日策划了一场暴动的政变。这一次，南昌警备司令、朱培德的部下王俊显然予以配合，或者保持中立。后来成为着名的共产党将军、当时指挥军官教导团和主持南昌军校的朱德支持这场政变。在省政府任职的一批国民党员被捕，约20人被杀。李烈钧离去，朱培德担任了他渴望的省长并恢复了秩序。在收到蒋介石一封严厉的电报后，他保护了被捕的国民党官员，虽然有几人被人民法庭审判并判以死刑。①

在福州，力量的对比似乎比较平均，事态的发展呈现略为不同的形式。国民党内两名共产党员马式材和李培桐控制了省党部，并派助手们在各县组织分党部和建立一所政治训练学校，其中的一批教员是共产党员，通过党部，他们成立了通常的青年、妇女、农民和工人的组织。在另一方，“纯粹的”国民党活动家成立了青年、妇女和工人的反共组织，甚至成立反共的总工会和省农民协会。此外，当时仍在福州的何应钦不准共产党控制的工会组织纠察队，也不准成立农民卫队。在3月份，双方试图在示威行动中集结它们的力量，并出现了双方之间的街头冲突，但冲突被警备司令压了下去。3月19日，黄埔同学会福州分会成立，从而加强了反共一方的力量。4月4日，保守力量在一次“拥蒋护党”的集会上集结，保守分子通过了支持总司令为革命军领袖、驱逐鲍罗廷以及处分徐谦、邓演达和谭平山的决议。作出这类决议的指示只可能来自上海。集会还决定惩罚那些“破坏党的工作”的地方共产党党员和左派分子，包括马式材和李培桐。美国驻福州的领事报告说，“实际上等于反共产党的政变，包括完全改变省的行政……据说是直接奉蒋介石之命进行的”。4月7日，一个更保守的党的领导集团正式成立了新的省党部。同一天，马式材和其他几个人逃离福州，但是失败一方的约10个人“或早或晚地陷入罗网而被处死”。①

4月6日，外交使团准许京师警察厅对苏联使馆的某些建筑物进行一次突然搜查。颁发搜查证的理由，是怀疑中国共产党党员正在利用中东铁路和远东银行的办事处策划在北京搞一次暴动。在搜查中，警察逮捕了22名俄国人和36名躲藏的国民党党员，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缔造者和主要理论家之一李大钊。国民党市党部执行委员会的9名委员中的6名被抓。警察发现了中国共产党以及国民党的文件，以及共产党党旗、印章和一定数量的武器和弹药。此外，当警察看到苏联武官处的俄国人正在烧他们的文件时，就扑灭了火，搬走了七卡车文件。②搜查的直接后果是破坏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北方的行动，还可能破坏了俄国军事顾问与北京武官处的联系。次日，天津法租界当局搜查了租界内的俄国机构；在上海，工部局命巡捕包围苏联领事馆，禁止人们接近。这样，西方列强确实削弱了苏联对革命者的援助。经过北京中国法庭的审判，李大钊及其他19名在搜查中被捕的中国人在4月25日被处死。其他10人被判以徒刑。在被处死的人中，有几名是被北京共产党组织怀疑的国民党党员。

在上海，许多行动预示着蒋介石及其支持者与武汉中心和中国共产党的最后决裂。据报道，蒋介石的两名心腹杨虎和陈群，是他与长江下游最有实力的底层帮会青帮的领袖之一杜月笙联系的中间人，他们劝说杜月笙领导一次反共行动。杜月笙成立“共进会”来进行这次行动。到4月3日，公共租界的巡捕房已经得知青帮的领袖们已为青帮招募了几百名武装亡命徒，他们被安置在法租界；顺便说一句，蒋介石已经付给这些头目60万中国元。到4月7日，公共租界的巡捕得知，这些亡命徒的目的是攻打总工会的总部。①杜月笙与上海总工会的共产党领导人汪寿华相识。更确切地说，他们是争夺对上海工人的某些部门的控制的对手。

在4月份的头三天，第1军第2师师长刘峙将军奉蒋介石和白崇禧之命派兵攻打包括一支纠察队分队的武装游击队，杀死了几十人，逮捕的其他的人被押到龙华受审。他的副官在4月4日告诉《字林西报》记者，“将近一个师”的非正规部队已被解除武装，但由于总工会的工人纠察队未干预军务，“队员没有被解除武装”。但是，如果纠察队有任何破坏安定的行动，“他们也将被镇压和解除武装”。4月5日，蒋介石颁布戒严令，并下令解除一切未正式加入国民党军队而携带武器的人的武装。次日，白崇禧封闭了武汉中央命令设立的中央政治部的办事处，并命令检查汉口发来的电报和信件。8日他对设在毗邻法租界的旧城南市的总工会总部进行搜查。19名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捕。②同时，蒋将军把第1和第2师调往南京，①他在那里还有事要做。

蒋介石前往南京的目的是要控制与其盟友打算设立政府的所在地。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必须保卫该城免受北军的进攻和消灭内部的颠覆分子。蒋介石命令第2和第6两个军渡江去迎战敌人，并派第1军的两个师来加强城防。两个师的大部分军官是原来黄埔的教官和毕业生，他能够指望他们服从他的命令。②

在南京城内，一场复杂的斗争正在进行。第2军和第6军的两个政治部分别由双重党员李富春和林祖涵领导，李是留法的年轻归国留学生，属于激进派，林是辛亥革命老战士，又是重要的国民党领导人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在3月24日夺取南京后，在两个政治部的领导下开始了成立总工会和其他群众组织的惯常活动。在第6军夺取南京时，林祖涵没有在这个军，而是在3月底来到军内逗留了几天，为武汉一方争取支持。4月1日，江苏省党部从上海搬到南京，它是一个左派集团，其中据说是共产党员的张曙时和侯绍裘是引人注目的人。张曾经代表江苏省省党部出席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于4月3日从汉口沿长江而下到南京，他后来给武汉中心的报告虽然有偏见，却是关于南京正在发展的冲突的第一手材料。他已知道两名“反革命流氓”已经组织了一个对立的市党部，但是第6军的政治部关闭了这个机构，逮捕了它的几个党徒。他还知道一个不祥的消息：“安徽省党部的破坏分子，即流氓杨虎”将负责南京特区，而另一个“反革命流氓”进行破坏工作。这些人组织一个“主要雇用流氓”的劳工协会。政治部不能关闭它，因为它得到公安局首脑的保护。左派计划搞一次集会，试图通过群众行动关闭劳工协会，但是公安局禁止这次集会，违者将以武力镇压。省党部于是决定举行庆祝军民联合的集会，第二天再举行庆祝汪精卫归国的大会。第一个大会令人失望，因为第2和第6两个军已经渡过长江，只有第6军的政治部和少数武装同志出席。第1军无人参加。①这是军事力量发生变化的信号。与此同时，汉口的鲍罗廷在听了程潜和李富春关于蒋介石计划的报告后，在4月7日召开紧急政治会议。会议决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应搬到南京。②但为时已晚。

蒋介石和何应钦在4月9日午到达南京，留下白崇禧和周凤岐把守上海。南京实施了严格的戒严令。那些曾经计划举行欢迎汪精卫的盛大集会的人，感到应该加一些欢迎蒋介石的标语和旗帜！但是集会显然永远不会举行。一批武装流氓——雇用费每天四元——攻打和砸毁了国民党的省、市党部，捆绑了它们的工作人员，其中包括省农民部和商人部的负责人、宣传部和妇女部的干事、书记处的职员，把他们交给公安机构。有几人据说是共产党员。张曙时在搜查时躲了起来，但后来被捕，关了一夜。他就是这样得知蒋总司令是这些行动的幕后人物。为了反击这些进攻，左派派工人到总司令的司令部向他请愿，要求保护国民党的省、市党部和总工会，但没有奏效。第二天，左派成功地举行了一次大会，会后“群众”又去见总司令请求保护。这一次他们与军警发生了冲突，许多人受伤。4月10日和11日是恐怖的两天：武装流氓攻打总工会，宪兵搜查张曙时的同志居住的旅馆和其他地方，抓走了一批人。侯绍裘与另外一些人被杀。张曙时乘小船穿过水闸逃走，最后前往汉口。①南京对武汉的支持者来说再也不是安全之地了。

厦门和宁波在9日和10日发生的类似冲突，以保守一方取得胜利而告终。在广州，美国领事在4月9日报告说，局势正变得非常紧张，可以预料，温和分子和共产党员之间的冲突会在任何时候发生。中国报纸发表了李济深的来电，电报声称，由于汉口的行政当局被共产党员所控制，它的命令就不必服从。②这不过是即将在4月15日开始的可怕的清洗的一个暗示。

尽管有这些行动和不祥之兆，上海的共产党领导集团几乎没有办法来阻止一次打击。由于没有掌握4月份头两个星期的党内文件，所以我们难以了解中央委员会和总工会的一些领导人所作的准备。陈独秀后来透露，共产国际曾指示共产党把所有工人的武器藏好或埋起来，以避免与蒋介石发生军事冲突。按照A.曼达利安的说法，电报于3月31日发出。隐藏武器的命令显然没有执行。③相反，领导集团试图对工会和纠察队实施严格的纪律，争取公众的支持，和万一敌人试图解除工人武装时准备进行一次总罢工。在一次于河上一艘因罢工而停驶的船上开的秘密会议以后，上海总工会在4月4日举行了一次由总工会大胆敢干的领导人汪寿华主持的较为公开的集会，会上决定——也就是宣布——纠察队员在使用火药武器时必须明确地服从总工会的规定，工人如果没有工会的命令不得宣布罢工。公众应当被告知保持武装纠察队的必要性。第二天汪精卫和陈独秀发表联合声明，旨在缓和紧张的气氛和取得公众的支持。但是总工会的执行委员会决定，如果任何人试图解除工人武装，就下令举行一次总罢工。在闸北，工人纠察队进行武装游行，以显示力量：7日，工会代表的一次集会决定，如果任何人危害纠察队，或者对它采取武力行动，全上海的工人必须奋起支持纠察队，用群众的力量来制止这种行动。同一天在一次左派集会上通过的决议，表明了激进分子所关心的问题：环龙路的国民党右翼集团应当被镇压，其成员应当予以逮捕和惩罚；上海的国民党应受汉口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节制和指导；刘峙应被撤职和受到惩罚；应力促薛岳将军留在上海控制军事；所有的反革命分子应被镇压，所有工人应该武装起来。①

反共清洗的扩大

白崇禧、杨虎、杜月笙和他们的同伙，周密地制订了解除强大的上海工人纠察队武装的计划。杜月笙征募的暴徒配备了手枪，组成有特定攻击目标的分队，穿着有“工”字袖章的工人服装，几百名白崇禧部队的士兵也这样伪装。4月11日晚，汪寿华应邀至杜月笙公馆赴宴。当他正要离开时，他被劫持而遭杀害，尸体被弃于龙华。周凤岐的部队在晚上已进驻靠近工人纠察队集结地和总工会总部的阵地。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当局事先已接到通知。两租界当局午夜后被告知迫在眉睫的攻击，命令关闭租界周围的路障，以阻止有人逃入外国庇护地。可是正好在4月12日黎明前，杜月笙的“工人”却获准从法租界向外移动，白崇禧伪装的部队获准通过公共租界。①

在凌晨4时和5时之间，总数约1000人的几支进攻特遣队，向毗邻公共租界的闸北、紧挨法租界的老南市、黄浦江对岸的浦东以及黄浦江在那里流入长江的吴淞等纠察队集结地开火。有几个地方，防守者英勇抵抗，但有的地方，他们中计投降。在某些地方，周凤岐第26军穿制服的士兵参加进攻，在另一些地方，他们假装在冲突的劳工组织之间恢复秩序。根据早期的报告，约25至30名抵抗者在战斗中死亡。被捕的左派一方的领导人被解往白崇禧的司令部，根据一份新的报告，145人在那里被处死。周恩来和纠察队的一个共产党领导人顾顺章，也与其他人一起被捕，不过两人都逃脱了。周凤岐将军缴获了大量工人的武器，约3000支步枪、两挺机枪、600支手枪、大量弹药以及许多斧子和长矛。在解除了纠察队的武装后，部队和流氓工人封闭了各种各样的左派组织的办事处。①

战败者试图集结他们的支持者。总工会领导号召举行一次总罢工；尽管白崇禧下令禁止，仍有10万多工人（许多人在纠察队的恫吓下）在第二天不去工作。但是罢工不能持久。13日在闸北集合后，示威者游行到周凤岐的司令部，要求释放被捕者和归还工人的武器，在游行的人中既有武装人员，又有妇女和儿童。当司令部的卫队向游行队伍开枪时，几十名无辜者被杀。在大约90名被捕者中，40多名为原来的鲁军，他们被雇佣而成为纠察队员。那天傍晚，新组成的工会统一委员会接管了总工会；它将是蒋介石把劳工运动纳入保守分子控制下的一个工具。4月12至14日的可怕的镇压，粉碎了左派指导的上海群众运动。数百人被杀，数千人胆战心惊地出逃。总工会领导别无选择，只能在4月15日取消罢工，并给武汉政府送了一份猛烈谴责蒋介石和请求援助的报告。②

革命摇篮广州也经历了一次对共产党领导的组织的同样残酷的镇压，许多知名激进分子被杀。已被武汉中央“罢官”的李济深开完上海的保守会议后，得意洋洋地于4月14日回到广州，当夜他召开秘密紧急会议。会议参加者成立了以李将军为首的特别委员会，以计划和执行“清党”行动。广州警备司令钱大钧宣布戒严令在4月15日开始，广州公安局局长也颁发了类似的公告，说他已接到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命令，命他立刻逮捕广州所有共党分子，解除工会纠察队的武装。在4月15日黎明前几小时，清洗开始。

几个营的士兵和2000名武装警察包围了香港罢工委员会、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和几十个激进工会的总部，解除了卫队的武装，逮捕了领导人。在通往汉口的铁路终点站黄沙车站，铁路工人工会与其老对手保守的机器工人工会之间展开了一场对阵战。在士兵的支持下，机器工人占了上风。中山大学、两所受激进思想影响较为厉害的中学和两家国民党报社，也遭到搜查，报社其后被改组而受保守派领导。4月16日，街上出现了支持蒋介石和支持把政府迁往南京（此事即将实行）的标语。由于共产党影响被认为在黄埔军校学生中很强烈，他们都被解除了武装，但是大部分学生支持总司令。4月18日，约200名被怀疑是共产党员的学生被捕，其他的学生逃走。少数几个工会能够发动一次从4月23日持续到25日的抗议性罢工，但结果约有20多或30多名工人领袖被捕。在散布反政府宣传时被捕的7个人被处决，其中有两名女学生。43个工会被迫改组。突击搜查继续到4月27日。到那时，约2000名被怀疑为共产党员的人已经被捕。在几十名被处死的人中，有刘尔崧、李森（李启汉）和萧楚女，他们都是已经加入共产党的左派斗士。①

李济深和特别委员会还改组了省政府。孙逸仙的老同事和保守的国民党员古应芬成为广州的主要文官，而李将军实际上依然是军事长官。新政府向武汉中央宣布独立，这样对武汉的领导集团来说有两个严重的后果。有800万银元储备的广州中央银行不再支持武汉，这就削弱了武汉已经不可靠的通货。此外，追随武汉的三个省往南通海的路线被切断；它们只能通过长江在东面不牢靠地与海相通。

广西省的几个城市（根据上海会议的参加者之一黄绍竑的命令）以及汕头、厦门和宁波等口岸城市，都出现了类似的镇压。杨虎监督宁波的改组工作。广东、浙江和江苏省几个小城市的国民党党部和工会的左派领导人也遭到清洗。南方和东部几个沿海省份的这些行动并没有使1920年以来迅速发展的劳工运动结束，但是共产党的影响急剧地减弱了。党员们或是转入地下，或是逃到武汉庇护地——而事实证明，那里不过是一个临时的庇护地。

武汉的一些激进的劳工领导人，可能对上海杀害他们的同志怀有报复情绪，而于4月14日处死了8名反对共产党控制湖北工会的老资格工会组织者。他们被邓演达的政治部逮捕，并被谴责为“工贼”。4月10日，武汉的共产党劳工领导人举行湖北总工会代表会议，会上决定把这8人交给“群众”处决。几天以后，郭聘伯、卢士英、袁子英和另外5人经法庭宣判，被行刑队在汉口街上枪决。①在激进主义的中心长沙，据报道估计有30至40名与外国工商业有联系的中国人已被处死。②其中有着名的学者和保守分子叶德辉。

建立南京政府

在上海的保守的国民党领导人，在南京成立一个对立的中央机关和独立的国民党政府，从而扩大了他们与武汉的裂缝。他们在南京集合，表面上等待武汉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以便举行一次应由汪精卫安排的全体会议。当汪精卫等人没有到来时，9名自封的中央政治会议的成员增选了另外9人；这个集团在4月17日决定第二天在南京成立中央政府。在作出这个决定的人中，只有5人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而该委员会有委员36人，候补委员24人。8人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而该委员会有委员12人，候补委员8人。余下的5人是将军。③如果以在武汉活动的中央委员会委员的人数来衡量，武汉集团更有合法性，可是南京集团有几名很有声望的人，着名的有胡汉民、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和邓泽如。在此时由胡汉民主持的政府的正式成立仪式以后，它发表了一个语气既是革命的又是反共的宣言，因为现在重要的是使已在进行的“清党运动”合法化。在政治会议讨论了中央监察委员会作出的把共产党党员清除出国民党的4月2日决议以后，新政府向总司令和其他军官及官员发出了一道相应命令，指名道姓地说鲍罗廷、陈独秀、徐谦、邓演达、吴玉章和林祖涵特别坏，又向各地共产党领导人发出警告，并附了一份准备逮捕的197人的名单。就我们所知，名单中的人并不全是共产党员；可能中央监察委员在拟定这份名单时主要是出于怀疑。①以后几个星期主要用于成立中央和各地清党委员会，以监督上海-南京集团影响所及之处的国民党的清洗。政府本身并没什么基础，它的地点也很不安全。

4月17日，武汉中央执行委员会把蒋介石开除出党，并撤消其一切职务。武汉国民党政府发出一道详列他12大罪状的命令，中国共产党在4月20日发表声明，表示支持。声明说明了新的反动浪潮的阶级基础，声称无产者现在不必再受不与封建-资产阶级分子直接斗争的限制。②这类口头攻击几乎不能触动实际的权力结构。

① 最初的成员有宋庆龄（孙逸仙夫人）、徐谦、邓演达、吴玉章、王法勤、唐生智、詹大悲、董用威（董必武）、于树德、蒋作宾、孙科、陈友仁和宋子文。除唐生智和蒋作宾外，他们是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唐生智是这个地区一支力量最强的部队的指挥官，是新起来的蒋介石的竞争者；蒋作宾是革命活动中一个重要的湖北领导人，孙逸仙的长期同事。吴玉章、董必武和于树德又是共产党的领导成员。名单来自蒋永敬的《鲍罗廷》第33页，根据联席会议的记录。

① 《北伐战史》，2，第606—614页，它列出了将参战的所有的军和几个师。

① 蒋永敬：《鲍罗廷》，第33—43页；《从容共到清党》，第530—541页；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起》，第556—562、567—568页。（以上的作者都讨论了不和，并认为鲍罗廷是煽动者。）关于鲍罗廷侮辱性的讲话，又见《上海来信》，载利昂·托洛茨基：《中国革命的问题》，第407页。蒋介石对这次对抗的记载在戴遂良的《现代中国》（7，第140—142页）中有法文译文。关于扩大中的裂缝，又见韦慕庭和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381—388页；关于苏俄观点的记载，见切列帕诺夫：《一个在华军事顾问的手记》，第205—210页。

① 韦慕庭、夏连荫：《文献集》，第47号，第427—430页；关于共产党的攻势，见第388—393页。关于蒋介石的讲话，见《革命文献》，16，第2782—2789页，摘录载《北华捷报》，3月12日，第402页，和3月19日，第439页。蒋永敬的《鲍罗廷》（第42页）提供了陈公博的电报报告和南昌的反应。《从容共到清党》第540页提到了致鲍罗廷的电报，但没有有根据的材料来源。日期为1927年3月17日的“上海来信”声称，共产国际代表吴廷康访问了蒋介石，然后要求召回鲍罗廷，因为“否则蒋介石将不作出任何重大让步”。托洛茨基：《中国革命的问题》，第406页。

② 韦慕庭、夏连荫：《文献集》，第428页。

① 《毛泽东选集》（英文版）1，第21—59页（有几处有“更正”），部分英译文载布兰特、许华茨和费正清：《文献史》，第80—89页；斯图尔特·R.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修订本，第250—259页。霍夫海因茨：《中断的浪潮》，第310—311页有关于毛泽东这篇报告的不同版本的书目注释。所有毛泽东传记的作者都对报告作了评论。

② 根据英文回译——译者。

① 韦慕庭、夏连荫：《文献集》，第48号，第431—434页。

① 韦慕庭、夏连荫：《文献集》，第35—436页，反蒋联盟的讨论，见第393—396页。切列帕诺夫的《手记》（第299—300页）引了布廖赫尔1927的1月份的意见，说第2、4、6、8四个军将支持左派和共产党员反对右派的一次阴谋，但是第3和第7两个军将成为严重的障碍。

② 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541—542页；蒋永敬：《鲍罗廷》，第43—44页；韦慕庭、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531页。李云汉、蒋永敬二位教授以国民党档案馆的材料为依据，把陈铭枢的被迫离去归咎于唐生智、邓演达和鲍罗廷。

③ 切列帕诺夫：《手记》，第300页；关于制订计划的情况，见第225页。R.A.米罗维茨卡娅：《第一个十年》，载《苏联有关中国的列宁主义政策》。莫斯科，《科学》，1968年，第20—67页，第44页有《关于消灭长江下游地区的敌人的备忘录》的引文，备忘录的日期为1927年1月6日，现存档于苏联国防部。马克·卡萨宁：《20年代的中国》，希尔达·卡萨宁娜从俄文译成英文，第194至201页提供了他在南昌布廖赫尔参谋部工作的生动的报道。

① 毛思诚：《国民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12月7日条。

② 中共中央委员会致北方地区委员会的信（1927年2月13日），载米塔列夫斯基：《世界范围的苏联阴谋》，第119—120页；《一个警告》，以中国共产党和一些共产党控制的组织的名义签发，广州，2月27日，载罗伯特·C.诺思和赛尼亚·J.尤廷：《罗易之使华：1927年的国共分裂》，第150—155页。陈独秀之文，载《向导周报》，190、191期（3月6日和12日）第2045—2046、2056—2057页。

① 在一次对访问南昌的一个日本人的采访（发表于2月9日的《时事报》）中，作者报道蒋介石曾说，他没有打算用武力取得上海租界的想法，如果任何国家出于同情心而要帮助国民党人，“我们不会拒绝这种援助，相反，我们将与那个国家握手……我们乐意与日本握手”。约翰·蒂利爵士于东京致奥斯汀·张伯伦快信，1927年2月14日，存英国外交部405/252，密件，《关于中国的进一步的通讯》，第13313号（1927年1—3月），附件172号。蒋派戴季陶作为一名使者去日本。在2月27日东京的一次记者采访中，戴解释说，他的使命是取得日本对国民党的立场和未来政策的正确理解，同时他阐述了他的信念，即外国租界将通过和平方式收回。《北华捷报》，3月5日，第352页。根据当时的新闻报道及黄郛遗孀的自传，黄郛是另一个重要的中间人，见沈亦云：《亦云回忆》，第247—290页。

② 关于两起谈判的许多假设性的证据，见韦慕庭和夏连荫编：《文献集》，第389—391页。又见入江昭：《帝国主义：探求远东新秩序》，第110、119—121页。

① 郝延平：《19世纪中国的买办：东西方之间的桥梁》，第290页脚注，它引了一个后期的材料，大意是虞洽卿答应由浙江的金融集团给蒋介石一笔6000万的贷款。哈罗德·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修订本，第114页，书中叙述了黄“代表上海的银行界和商界”访问蒋介石之事。张嘉璈在存档于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份未发表的自传中，报道了蒋介石争取中国银行支持他的战役的种种努力。1962年在与作者一次会晤中，索克思详细叙述了他的作用，文字现存于哥伦比亚特藏图书馆。

② 乔丹：《北伐》，第102—105页；《北伐战史》，2，第619—629页；《北伐简史》，第104—108页。切列帕诺夫：《手记》，第227—236页。切列帕诺夫是何应钦的顾问。

③ 孙传芳为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译者。

④ 张宗昌为直鲁联军总司令——译者。

① 有许多关于这次短暂的暴动的史料。主要的有：赵世炎（“施英”）：《上海总罢工史》，载《向导周报》，第189期，1927年2月28日，附文件，转载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450—472页；《三次上海暴动》，载《中国问题》，2，第10—11页。《上海来信》，第409—412页；《北华捷报》，1927年2月26日，第317—321页；关于2月份上海市警察局报告，见3月19日，第472页；《中华年鉴，1928年》，第820—823页，转载了《军事部门会议记录》，这是一份共产党文件，在4月6日对北京苏联使馆的搜查中获得。美国国务院893.00/8822，1927年4月9日上海高思快信，《1927年2月上海劳工、学生和鼓动者的运动》，共34页，包括许多详细的事实。次要的记载有：《中国劳工运动史》，2，第637—640页；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1，第276—279页；乔丹：《北伐》，第209—211页（都抱有敌意的偏见）。哈罗德·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第132—136页；切斯诺：《中国的工人运动》，第354—355页（这两部着作都抱有同情的态度）。

② 这里论述的证据来自《北华捷报》，3月19日，第472页，市政新闻：2月份警察局报告；《军事部门会议记录》，第823页，周同志（可能是周恩来）的报告，日期为3月10日以前，报告声称“红色恐怖已成功地在上海实行。10名以上的罢工破坏者、挑唆者、工厂中反对工人的人已被杀。这个运动对上述的人有清醒的作用……”（数字可能包括2月24日以后的几起处决。）

① 《从容共到清党》，第545页。李云汉根据国民党档案馆的文献，对全会作了详细的叙述，有的文献发表在《革命文献》，16，第2689—2695页。又见蒋永敬：《鲍罗廷》，第46—51页；韦慕庭、夏连荫：《文献集》，第397—400页，主要根据发表于1927年3月8—18日国民党官方喉舌《民国日报》的决议的译文，载美国国务院893.00/8910，美国驻汉口总领事赫德1927年4月6日的快信。

① 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547页。

② 同上书，第548页；蒋永敬：《鲍罗廷》，第50页。

③ 《从容共到清党》，第565—568、594—598、660—662页：张国焘：《中国共共产党的崛起》，第578页；刘立凯、王真：《1919至1927年的中国工人运动》，第55页。切斯诺的《中国的工人运动》（第352页）概括地叙述了这些行动。英国的劳工领袖和1927年来华国际工人代表团成员汤姆·曼于3月19日途经赣州，他在那里得知处决陈赞贤的详细情况。当他在3月25日抵达南昌时，“革命者处于上升之势，但是其他的力量已经取得统治地位”。汤姆·曼：《我在中国之所见》。

① 陈训正：《浙江和上海的夺取》，载《革命文献》，14，第2231—2309页，第2288页有毕倒戈的情况。

① 关于当时几份夺取上海的报道，有：《国闻周报》，1927年3月27日。一篇赵世炎（化名“施英”）的文章和几份总工会的宣言，载《向导周报》，第193期，1927年4月6日，转载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473—490页。《北华捷报》，3月26日，第481—488、515页；4月2日，第16页。美国国务院893.00/8406、8410、8414、8415、8421、8422，上海总领事高思来电，3月19—24日，有几份载《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7年，2，第89—91页；和893.000/8906，高思的1927年4月21日的长篇快信：《上海领事馆区的政治形势》，报道了3月21日至4月20日的情况。《上海形势报告》，英国副领事包克本所写，日期为4月15日，载英国外交部405/253，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304，1927年4月—6月，第156号，附件2。次要的报道同关于“第二次暴动”的脚注。

② 《北华捷报》，1927年4月26日，第108页，登载一名中国人的“孜孜不倦的调查”，他报道4名中国人被杀；《革命文献》，14，第2381—2382页，提到国民党第4师张辉瓒将军4月5日的电传报告，他报告有5或6个人被杀；右岸军总司令部政治部领导李世璋4月5日的电传报告，谈到有1名军官、23名士兵和15名平民被杀。

① 外国目击者的报道，载《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7年》，2，第146—163页；英国外交部，中国第4号（1927年），《关于1927年3月24、25日南京事件的文件》，卷36，第2953号；《中华年鉴，1928年》，第723—736页《南京暴行》；艾丽斯·蒂斯代尔·霍巴特：《南京城内》，第117—124页。其他报道载博格：《美国政策和中国革命，1925—1928年》，第290—317页。入江昭：《帝国主义：探求远东新秩序》，第126—133页。

② 《革命文献》，14，第2379页有程潜的发表于《东方杂志》（24.7〔4月10日〕第128—129页）的报告；第2378—2383页有其他的报告；入江昭的《帝国主义：探求远东新秩序》第128—129页有森冈的报告。入江认为，杨杰的声明可能是捏造的。美国领事戴伟士认为张辉瓒指挥的第4师（第2军）士兵应对攻击负责。《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7年》，2，第158页。

① 入江昭的《帝国主义：探求远东新秩序》（第130—133页）详细叙述了币原的政策及他给其在华官员的指示，根据日本外务省文件。威尔逊的《英国和国民党》（第575—591页）根据英国外交部和内阁的文件，描述了英国的反应。美国的政策在以下的书籍中有报道：《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7年，2，第164—236页；博格：《美国政策和中国革命》，第296—317页。

① 根据政治会议1927年4月1日的会议记录，存国民党档案馆。蒋永敬：《鲍罗廷》，第124—126页，全文引了鲍罗廷向政治会议提的建议。武汉对南京事件的反应在威尔逊的《英国和国民党》（第562—575页）中有详细的分析。

② H.欧文·查普曼：《1926—1927年的中国的革命》，第72页。查普曼是当时在汉口的澳大利亚传教士医生。蒋永敬：《鲍罗廷》，第138—139页。美国国务院893.00/8555、/8608、/8609，罗赫德电报，汉口，4月3、4和6日，以及8952号快信，1927年4月14日；《北华捷报》，4月9日，第53、55页；4月16日，第112页，根据一封汉口来信。

① 《北华捷报》，4月2日，第6、16、19、37和3页；美国国务院893.00/8506，电报，高思，上海，3月27日下午6时。

① 《北华捷报》，4月2日，第2、9和18页。

② 《北华捷报》，4月2日，第7、20页；《密勒氏评论周报》，4月9日。资助蒋的确切金额不详，但西方的报道提出的数字是300万、700万和1500万，根据艾萨克斯的《中国革命的悲剧》，第151—152页和第350页注27的材料。4月8日，总领事高思得知当地的银行家已给蒋提供了300万元，但坚持除非从国民党中清除共产党员，否则他们就不再给他支持。美国国务院893.00B/276。

③ 入江昭：《帝国主义：探求远东新秩序》，第130—131页及脚注。《北华捷报》，4月2日，第13页，社论的日期是3月28日。

① 《革命文献》，17，第3086—3093页（名单在第3091—3092页）；《从容共到清党》，第611—614页；蒋永敬：《鲍罗廷》，第158—160页。

① 《从容共到清党》，第615—617页。蒋介石的电报载《革命文献》，16，第2797—2798页；《北华捷报》，4月9日，第52页，有摘要。

② 《革命文献》，16，第2798—2800页；郭华伦：《中共史论》，1，第424—426页有英译文；摘录载《北华捷报》，4月9日，第74页。根据汪精卫后来的记载，陈独秀写了一个声明，反驳吴、蔡和李向汪精卫提出的对共产党的指责。见《汪精卫先生最近演说集》第126页，1927年11月5日的演说。陈独秀本人后来称它是一个“可耻的”声明，谴责它对当时共产国际的政策所持的立场。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译文载《中国历史研究》，3.3（1970年春），第231页。

① 《从容共到清党》，第617—619页，附与会者的名单。新添的人包括李济深将军、白崇禧将军；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柏文蔚、宋子文和甘乃光。甘是常委，被认为是左派。汪的回忆见他的11月5日的演说，上引着作第123—125页。吴稚晖对汪的立场写了一篇很尖锐的批评文章：《书汪精卫先生铣电后》，载《稚晖文存》，第1集，第1—14页。

② 《从容共到清党》第623页，引了武汉政治会议4月7日一次紧急会议的记录。程潜5月5日的书面报告，谈了他在上海的几次会谈及一次他拒绝参加的军事会议的情况。会议参加者是反共的。报告存国民党档案馆，第1—5/804号。

① 《从容共到清党》，第645—660页。李云汉报道了宣中华和另一名有影响的共产党党员安体诚在5月初期被杀的情况。《中国劳工运动史》，2，第669—670页。根据这份史料，浙江政治会议召集总工会和军队代表拟订了一个解决办法，即容许总工会继续存在，但把纠察队限制在总工会总部。后来，根据再登记的手续，联合会和总工会都被解散。《北华捷报》，4月9日，第67页，报道日期为4月5日。

② 《中国劳工运动史》，2，第566—569页。

① 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666页。

② 同上书，第666—668页。《中国劳工运动史》（2，第649页）估计有70多人被杀，100多人受伤。《北华捷报》，4月9日，登载了一篇路透社4月1日发自北京的关于这场冲突的简短快讯（据推测取材于重庆英国领事馆）。

① 《从容共到清党》（第594—598页）和蒋永宁的《鲍罗廷》（第128页）提到了被处死者姓名。高荫祖的《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52页）提到20多人被总工会所杀，约800人被捕。作为省教育委员而被捕的程天放先生1962年在台北与作者的一次会见中，描述了他的惨痛经验。他写的《中苏关系史》（第138—139页）提供了简短的报道。写朱德传记的美国作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描述了朱在南昌的工作，但省略了4月2日的事件。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一生和时代》。

① 《从容共到清党》，第650—655页，根据包括马式材的一份报告在内的档案材料。没有谈李培桐的遭遇。美国国务院893.00/8615，电报，马克谟，北京，4月7日。

② 韦慕庭和夏连荫的《文献集》（第8—37页）报道了这次突然搜查以及所发现的文件的可靠性。在搜查后的几个月，许多文件被公布，从而透露了俄国搞间谍活动、援助国民党和冯玉祥的详细情况以及它卷入两党革命运动的许多历史材料。

① 杨虎和陈群在辛亥革命时和以后，与蒋介石一样参加了陈其美的组织。他们是相当神秘的人物，被蒋介石任命担任上海警备司令部的重要职务。杜月笙是上海最难以认识清楚但最有势力的华人。见汪一驹：《杜月笙（1888—1951年）：初步的政治传记》。载《亚洲研究杂志》，26.3（1967年5月），第433—455页。关于“共进会”，见切斯诺：《中国的工人运动》，第393—394页，书中引了4月3日和7日警方的日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492—493页，根据总工会4月15日的一份报告，报告说4月12日的前几天，工会屡次收到关于亡命徒将攻打工会和纠察队的报告。

② 《北华捷报》，4月9日，第50、51、55、57页；切斯诺：《中国的工人运动》，第346页，根据4月8日的警方的日报。

① 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4月9日，它暗示两个师已经到达。里昂·托洛茨基在《中国革命的问题》第276页引了已从中国归国的奇塔罗夫的报告，说薛岳向中共中央委员会提议，他不服从蒋调动他的师的命令，而要留在上海与工人一起战斗。一些负责的共产党领导人拒绝他的提议，因为他们不愿与蒋介石发生一次“过早的冲突”。

② 《从容共到清党》第623页声称，蒋命令渡江要在4月6日完成，当时在武汉的程将军，打电报给他的指挥官不要前往，但电报被蒋的指挥部发现，因此“程的阴谋不能得逞”。5月5日，程潜给武汉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一封抱怨的信，详细叙述了这些事件和他的军队被破坏的情况。国民党档案馆1—5/804。

① 张曙时：《江苏省党部代表报告》，国民党档案馆，江苏案卷，2/99，日期约4月27日。引用于蒋永敬：《鲍罗廷》，第133—135页。按照白崇禧的说法，薛岳的师和严重的第21师中的中下级共产党员军官或是被撤职，或是被捕。白崇禧：《十六年清党运动的回忆》，广西省国民党重建委员会宣传部，1932年，第10页。

② 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623页。

① 这一段是综合张曙时的第一手报道和李云汉的根据档案材料的报道写成。不清楚有多少人被捕和处死。《中国劳工运动史》，2，第646—647页强调这个事件的另一面。

② 同上书，第670—671页；《北华捷报》，4月16日，第100页。美国国务院893.00/8642，马克谟，北京，4月11日。

③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第231页；诺思和尤廷的《罗易之使华》（第54页）引了《真理报》（159〔1927年7月16日〕，第2—3页）的一篇文章；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起》，1，第587页。

① 《北华捷报》，4月9日，第80页；《从容共到清党》，第570—571页；《北华捷报》，4月9日，第50页，决议8—12和18。

① 关于汪之死，见《传记文学》，11.1（1967年7月），第97页；台北的《华报》，1961年10月4、5日的一篇前秘书胡叙五所写的关于杜月笙的文章。两者都说汪确被杜月笙的手下所杀，但暗示也与杨虎和陈群有关。在1962年白崇禧对所问的问题的书面答复中，他声称：“我抓了汪寿华……和主要的共产党代表侯绍裘及其他人……领导人被绳之以法……”。美国国务院893.00/8906，快信，高思，上海，1927年4月21日，《上海领事馆区的政治局势》，声称汪于4月11日被捕，在白崇禧的司令部被处死。关于准备工作的白崇禧的回忆报道，见白崇禧：《十六年》，第11页。

①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494—500页，有关于共产党一方的早期报告；《北华捷报》，4月16日，第102—104页，以及前面所引美国国务院893.00/8906号文件，有局外人的报道。次要的报道，载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第175—177页；切斯诺：《中国的工人运动》，第369—370页；吴天威：《蒋介石的4月12日政变》，载陈福霖、托马斯·H.埃佐尔德合编：《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民族主义和革命》，第146—159、155—157页。白崇禧将军告诉作者，在《人类的命运》中，安德烈·马尔罗关于把被捕的激进分子投入机车炉膛去处死他们的报道，根本是不确的。

② 《从容共到清党》，第628—629页。《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516—518页；总工会的报告，载530—533页。手写报告的原件的日期为4月15日，附有总工会信笺的说明信及印鉴，现存国民党档案馆，上海案卷，1.8/423。它们由王思曾携往武汉，在4月27日交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的文本是一样的。部分原文引用于蒋永敬的《鲍罗廷》，第161—162页。

① 英国外交部405/253，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304，1927年4—6月，第127号，英国总领事璧约翰的快信，1927年4月21日，信中包括15日的公告及其他有关清洗的文件的英文译文。又英国外交部228，F3609/8135。美国国务院893.00B/286、290、292和296，美国总领事电报，广州，4月15、16、22和25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534—539页，登载一篇发表于1931年的文章。《从容共到清党》，第655—659页，和蒋永敬的《鲍罗廷》，第164—165页；两者都部分地根据5月15日韩麟符给武汉领导人的报告。（韩是共产党员，从广州逃到汉口。）《中国劳工运动史》，2，第673—677页。刘立凯、王真：《1919至1927年的中国工人运动》，第57页。

① 《从容共到清党》，第568—569页；蒋永敬：《鲍罗廷》，第129页；《中国劳工运动史》，第601—602页；切斯诺：《中国的工人运动》，第326页。

② 美国国务院893.00/8802，电报，罗赫德，4月17日；罗赫德报道的情报中称“被共产党人肆意杀戮”。

③ 《从容共到清党》，第632页；17日会议的记录载《革命文献》，22，第4211—4216页。

① 一份不完整的名单载《革命文献》，16，第2826—2827页；更正的名单载《革命文献》，17，第3091—3092页和《从容共到清党》，第635—637页。

② 《中华通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周刊》，2.6（1927年5月1日）；《中华年鉴，1928年》，第1367—1370页。

武汉政权日益严重的问题

武汉政权日益严重的问题

武汉争取生存的斗争

武汉领导集团这时面临重重困难。北面是张作霖的强大军事力量；东面和南面的国民革命军部队像要支持蒋介石；西面是显然与蒋联合的四川将领。在武汉看来，军事前景中一小块有希望的地方是在西北，冯玉祥在那里率领重振旗鼓的军队，准备沿陇海铁路而下，进入河南；他的军队正以俄国武器重新装备，并且有一批有经验的南方政治军官在他的部队中工作。帝国主义者表现得咄咄逼人。需要国际承认的伦敦阿尔科斯袭击和中国对苏联机构的突然搜查，引起了种种恐惧，担心会发生反对俄国支持革命运动的联合行动。存在外国报复的威胁的南京事件仍有待于解决，而上海的外国势力现在已有实力进行报复了。把武汉三镇分开的长江停满了外国炮舰。由于汉口日租界4月3日的事件，与日本的关系趋于紧张。

不管对外事件看来有多大威胁，威胁政权生存的却是内部的经济问题。几条河流和两条铁路线的汇合，使武汉三镇成为广大内地来的农产品和矿产品的集中地、长江下游和国外来的制成品的分散地。可是到了4月份，由于湖南和湖北的阶级斗争、主要城市的罢工和工商业倒闭，这种贸易处于停滞状态。有人甚至担心在革命的首都会闹米荒，因为湖南的革命者正在扣运大米，他们的理论是，如果不从一个乡镇运出，那里就会保持低价格，穷人就吃得起。在武汉，出现了大规模的失业现象，有10万多名工人闲着，这对政府是一个潜在的危险和沉重的负担。外国工商界的活动大量减少，这部分是由于外国人离开汉口（4月12日，外国人从平常的4500人减少到1300人），部分是由于罢工和工厂不准工人进厂。日租界的工厂和码头荒废了。外国银行中国员工的一次始于3月21日的罢工助长了停滞，因为它们不能发挥贸易所必需的金融职能。长江中游的航运大量减少，部分原因是招商局的船只为了避免征用已经撤走，部分原因是汉口码头上偷窃船货和工作混乱阻碍了外国的船运。工商业的停滞使政府税收减少，同时它的通货正处于通货膨胀的压力之下。为了保护日益减少的硬币储备，政府于4月18日禁止几家中国银行以银元兑换它们的钞票，并且禁止银元出境。正如英国公使馆的汉文参事台克满在汉口呆了三个月以后所指出的那样，“革命使整个华中的经济失调”。他怀疑“国民党政府中”像随着革命浪潮“沉浮的泡沫那样的平庸人物”能否控制他们制造的“风暴和混乱”。①

就在这个时候，武汉中央计划恢复北伐，以便与冯玉祥相连接。鉴于形势危急，鲍罗廷提议作一次“战术撤退”。4月20日，他向中央政治会议提出五条相当于激烈地改变路线的改善措施。（1）为了对工人执行“革命纪律”，政府和工会应成立一个委员会；工会应组成一个法庭，审判和惩处桀骜不驯的工人。（2）政府应与外国银行及其他企业达成协议，使它们在武汉管辖的地区内自由营业；政府和工会应组成一个委员会以执行协议，如果必要，可以使用纠察队和军队。（3）非经这个委员会同意，外国银行及其他企业的员工不准罢工。（4）政府应尽全力按铜币规定商品的最高价格。（5）政府应设立救济局和食堂以照顾失业者，财政部应拨给总工会3万元的铜币，用以兑换工人的纸币。鲍罗廷向会议的委员们保证，这些措施将消除外国干涉的借口，而外国经济活动的恢复将对工人自己有利。只经过短暂的讨论以弄清所建议的新组织的权力后，政治会议决定采纳鲍罗廷的建议，并任命国民党的工人部部长和政府的劳工部部长以及外交部长和财政部长去贯彻这条新路线。②

武汉领导人于是果断地行动。陈友仁在4月23日会见了外国工商界人士，答应为他们的企业改善气氛；然后他试图解决他们的具体问题。新政策连同对工人的新的约束，同一天在《人民论坛》上宣布。汪精卫召开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领导人的讨论会；4月25日，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湖北总工会的共产党领导人的联席会议发表声明，重复了五天前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的决议中的内容和大部分措词，虽然改变了措施的顺序以强调对失业工人的救济措施。第五点声称，非经贯彻与外国企业和银行达成的协议的委员会同意，在外国企业和商号不得进行任何罢工。决议最后说，当前根本的要求是革命力量的革命纪律、自我牺牲和团结。①4月30日，在孙科主持的一次所有主要政治和军事人物、军队政工人员和各地方群众组织代表都参加的会议上，鲍罗廷作了关于外交政策的长篇报告，报告一如既往地把英、美、日三国区别开来，但同时强调当前进行妥协的必要性。财政部长企图向会议参加者保证，政府的财政状况是健全的；虽然经济环境严峻，但通过与湖南人民合作，这个城市将从那里得到粮食供应；煤很快就运来；河船现在可以自由地售盐；政府已购买大量的铜，打算很快铸造铜币；由于存入上海各银行100多万元存款，与上海的商业汇款将得到方便；由于限制了印发数，并以白银作担保，政府的钞票将趋于稳定。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放心。②

武汉领导人还禁止省的领导人决定对外政策问题，如湖南没收所有美孚煤油公司的股票和组成一个销售这些股票的委员会的决定。他们派林祖涵到长沙和派陈其瑗到南昌去解释新的外交政策，他们回来报告，在他们召集的领导人会议上得到了一致的支持。由于工商业衰退，这几个省的税收惊人地减少。但是，不可能使革命的狂热冷下来。这既牵涉到感情，又牵涉到力量。在湖北的一些地方，湖北布道会的财产、教堂和学校交还给中国看管人，而在武汉附近，已被中国部队占领的几处外国人所有的财产被归还给所有者。按照工会和业主双方能够接受的条件解决罢工，证明是困难的，而且拖得很久（有的谈判拖延到6月），而汉口的外国经营者在5月份向陈友仁抱怨，工会的纠察队对恢复营业仍然在进行干涉。可是，码头秩序很快得到了恢复，航运也在好转。较大的中国企业及其工人在恢复营业时也遇到了类似的困难。对失业者的救济到5月中才开始实施。武汉各种各样纠偏措施的结果，是工商业在5月和6月稍有恢复，但是经济的破坏是如此广泛和严重，以致真正的恢复需要长得多的时间才能够完成。①

试图控制农村革命

武汉政府对湖南、湖北和江西三省只拥有脆弱的权力；这三省的总人口约8000万，总面积大于法国。在这块广大地区的一些地方，被农民运动活动家中的激进分子推动的农村革命（因贫困、不平等和缺地而产生）正在取得势头，运动中处决土豪和佃农夺取土地的行动都没有得到中央当局批准。这些地方性的行动破坏了农村经济，还带来了残酷的报复。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领导集团都非常关心。怎样才能恢复这些受影响地区的秩序？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会的参加者通过一项决议，并于3月16日发表告农民宣言，强调了党帮助农民的决心。所有地方武装集团必须由新的农村自治机构控制。自卫队受权推动反对“土豪劣绅”和不法地主的斗争。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国民党支持农民拥有土地的斗争，并提议没收反革命分子的土地；这些土地连同公地和寺庙的土地应交给区和村自治机关管辖的地方土地委员会，再在人民中间进行分配。大部分建议已经以湖南农民协会12月大会决议的形式出现，并且是共产国际的政策。全会还授权设立一个中央土地委员会，以制订新的、更有战斗性的社会政策的细则。①

根据这一指示，地方的组织者，特别是湖南的组织者，在3月份开始了一场在农民协会指导下把自治扩大到所有农村的运动。在4月中，湖南省农民协会根据第三次全会的决议，向所有县农民协会发出成立农民自卫队的指令；省国民党宣传部发了一份强调反封建斗争必要性的宣传提纲：它说，支持农民土地要求的时机已经来临。4月底，省农协搞了一个宣传周，为此时“解决”土地问题的必要性提出了成为激进分子标准论点的理论：必须动员农民支持国民党政府以拯救这个政府，但是为了动员农民，政府必须解决他们的土地需要。它争辩说，土地问题解决，也就解决了政府的财政问题，因为新的有地农民由于不再向地主交租，能够缴更多的税。解决土地问题将为未来的繁荣经济打下基础；但是如果农村中现存的封建制度不根除，将一事无成：地主必须打倒，耕者必须有其田，有其政治权力。①到4月份，省农民协会估计湖南有600万名会员，虽然在六个月以前，会员还不到140万。②不管实际的数字究竟多少，农民协会的迅速发展可能给了组织者一种新的力量意识，强行加快农村革命的步伐。

有许许多多的旧帐等待清算。在1926年的后半期，许多地方的有地绅士已经试图镇压日益高涨的威胁其威信、权力和财产的农民运动。他们已经组织成保护财产的社团，使用地方民团镇压新生的农民协会，查出活动分子，准备逮捕和处决他们。③大部分镇压可能最初来自地主一方，但是从毛泽东1月份调查长沙周围几个县的报告和1月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它说，“群众自动枪杀劣绅土豪之事数见不鲜……设使现时的军事失败，必不免来到一极大的反动”——所表示的惊恐来看，在1926年后期，湖南、湖北和江西的某些地区，形势显然开始转变了。①

在农村，理论正被转化为行动。反对土豪的斗争意味着逮捕和杀人；争取土地的斗争导致地主的逃亡和分他们的财产。湖南财政委员一份关于省农民协会处决人的报告——他关心的是，恐怖最终使税收减少——在1月底引起了武汉联席会议的一场争论。应怎样控制这类行动？董必武报告了湖北几个县处死人的情况；他认为政府应对群众的要求采取宽容态度。鲍罗廷建议，人民应获准独立地行动，但应将处决的要求报有权决定这类案件的地方党政机构。联席会议于是决定，革命政府禁止人民及其组织执行处决；他们必须向地方党政机构提出控诉，那些机构将决定适当的处分。决定还规定了在省一级设立一个具有批准处决最后权力的革命法庭。显然中央当局希望把农村的惩罚性暴力行为置于某种控制制度之下。3月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一个杰出年轻共产党员夏曦以赞赏的口吻报告说，到那时，他列举的八个县的党部通过处死和拘禁，能够代表群众打倒“土豪劣绅”。辩论继续在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上进行，毛泽东赞成群众的直接行动，董必武介绍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提出的惩办地方恶霸的规定，包括按照罪行大小把他们处死或终身监禁的规定。宣布判决的县法庭就是革命委员会，其成员由指定的群众在县长主持的会上以多数票选出。以类似程序选出的省的上诉法庭有最终的权力。长沙的省的特别法庭在4月5日成立，根据一份敌视它的史料，它像县一级的特别法庭那样，批准了许多集体处决的要求。长沙城中充满了从其家乡逃出的人。另一个湖南共产党领导人凌炳在4月19日向中央土地委员会报告说，国民党省党部已经处死了几十名“土豪劣绅”，但这还不够。他争辩说，镇压反革命分子所真正需要的是农民自己的卫队的力量。①

在革命的狂热情绪中，有许多反常的情况和不法行为，以下所举不过是几个例子。着名的共产党劳工领袖李立三的父亲，被他家乡醴陵县的农民协会处死，而不顾儿子来信保证其父将不反对农会。新化县（也在湖南省）县长向中央（国民党中央党部）报告，控制地方革命机构的一批人利用权力向其敌人报私仇，未经审判就处决地方恶霸，以便假借官方没收的名义在他们中间私分财产。根据指控，在“赤色周”中，他们处死了10多人，无人敢干涉。他们甚至未经审判就枪杀了征收厘金的负责人；他被拘留，本应交给县长审判。着名女作家谢冰莹在其自传性的记载中描述了对三个人的群众审判，她作为一个女兵，在晚上看守他们。判决的法官不过是一名经过那里的连的中尉。三人被断然枪决。②

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与武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间，以及在鲍罗廷与新从共产国际来的印度人罗易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分歧在于土地革命应向前推进，还是在此时（即1927年4月）加以限制。①口头上，所有的人都同意土地革命是必要的，但如果这意味着大规模没收农地并进行再分配，这种行动将危及（可能还会破坏）共产党员和国民党之间的革命统一战线，而这条战线是共产国际神圣不可侵犯的政策。当时正在动员继续北伐。鲍罗廷认为，当“扩大”革命根据地的这一军事行动正在进行时，土地革命应予约束。罗易反对北伐，力主在目前的根据地“深入”革命，即在湖南和湖北鼓动农村暴动。但是到4月份，有些地区的农民已经在夺取和分有钱人以及那些他们认为是敌人的人的土地。关于这些活动的报告含蓄地指出，它们是贫农自己自发进行的。②

在动乱日益加剧和对好战的农民运动的敌对情绪与日俱增的时期，中央土地委员会在4月2日至5月9日期间召开会议，制订土地政策以供国民党领导集团通过。邓演达为委员会主席；他最近担任了国民党农民部部长，但是他的主要职务是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主任。其他成员是着名的法学家徐谦和前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顾孟馀，两人在左翼国民党领导集团中地位都很高。两名共产党员是谭平山和毛泽东；前者参加莫斯科的第七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会后刚回来，后者是共产党全国农民协会总干事。委员们开了五次会，但发现问题是如此复杂，以致他们决定召开扩大会议来搜集更多的情报和意见。在4月19至5月6日期间，扩大会议开了五次，会议参加者有省一级的国民党领导人、与各省农民运动有关的官员、军事将领和政治官员以及几个熟悉北方几省——武汉领导人希望通过重新开始的北伐加以控制的省——情况的人。几名俄国顾问参加了会议，详细介绍了苏联“解决土地问题”的经验，并且提供了他们搜集到的关于中国土地情况的所有情报。鲍罗廷参加了一次，提醒不要在目前情况下制订过急的和过激的方案。①

许多小时的讨论和意见冲突的最后结果，是5月9日委员们签署的一份报告和七个决议草案。委员们报告说，会议参加者都同意，土地问题亟需解决，但对土地现时应该全部没收和国有化，还是应该部分地没收，则有很多争论。他们都同意，鉴于客观情况，目前只可能进行部分的，即政治上的没收。小地主和国民党军人的土地应予保护，因为据认为，大部分军官是地主家庭出身，并且部队中间似乎出现了一种敌视农民运动的日益发展的情绪。中央当局只应订出总原则，而把实施细则交给省当局根据当地情况制订。《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指出，大地主和官吏的土地、公地和荒地应分给无地的和拥有土地不足以维持生活的农民。为了保证土地问题确实得到解决，农民必须拥有政治权力；因此，国民党政府在农民与大地主和其他封建分子的斗争中应该援助他们。处置反抗者财产的法令草案把以下各种人都定为反抗者：国民革命的敌人、帝国主义的工具、榨取和压迫人民的人、货币操纵者、军阀、官僚、贪官、“土豪”、士绅和其他反革命分子。他们的财产都应没收。可是草案还谨慎地规定哪些政府机关应根据何种证据进行没收，一切都要依据法律。此外，战争时期分配的敌产的收入将用于军政费用。就没收的农村土地而言，30％的地将用于农村的改进措施（如设立农民的银行），余下的留待分配给从战争中返乡的革命战士。受地人不得出售或转让分得的财产，他死后，这些财产要重新进行分配。更详细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决定》草案表明，起草人把分出的土地看成是租用地，因为受地人要付租，收入归政府。

委员会的意图显然是要对没收作出规定，而不是让土地和其他财产被群众自发地夺走。可是无人能回答顾孟馀教授提出的“重要问题”：湖南和湖北搞农民运动的同志能否断定，村民们是否将遵守在委员会房间中精心制订的这些规定？

委员会还全力处理租佃的复杂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草案规定，佃农缴租不得超过其收成的40％，不得再缴其他的东西。它甚至详细提到租约、永佃、缴租时间、困难时减租，以及中国租佃制中的其他复杂问题。委员会显然希望国民党将开始真正履行其保护佃农利益的未兑现的诺言。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也正在为制订一项有关土地革命的政策而斗争，有的最高领导人极力主张克制，而在省一级工作的人则要加快步伐。5月9日，即国民党土地委员会送交报告的同一天，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多少更为激进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①没收一切公有田地以及祠堂、寺庙、学校、基督教教堂和农业公司的土地，交给耕种的农民。此等土地是否共同耕种或分配给农民，应由土地委员会决定。地主的地产应通过土地委员会转给耕种土地的人，但是小地主和革命军人的土地不予没收。无地的士兵在革命战争结束后，可领到一定数量的土地。没收的土地，除缴纳国家的累进地税外，免除一切杂税，而地租率应减至相当于地税的水平。耕种非没收土地的佃农应永久享有租佃权，只缴纳确定的佃租，免除其他一切租税。地主及绅士应被剥夺一切政治权力，他们的军事力量将被解除武装而代之以农民自卫军。积欠的债务将被取消，利率将根据法律降低和予以限制。这种稍微更加激进的土地革命的处理方式，以及决议案序言中成为决议基础的分析，使共产党在国民革命时期有了支持社会革命——“自下而上的革命”——的记录，但社会革命仍要一些规定来指导。

当土地委员会解决土地问题的建议在5月14日交到国民党政治会议等待作出决定时，几个领导人表示了他们的忧虑，认为如果它被通过和公布，它将对国民革命取得胜利的机会产生不利影响。结果，投票赞成决议（它虽然将保密）的三人——林祖涵、吴玉章（两人是双重党员）和邓演达——的票数被他们的八名同事的反对票数所压倒。拟议的法令被“暂时”搁置起来。其他决议中有几项被通过，虽然没有全部公布。结果，由于战场上的事件以及革命根据地内部不久发生的事件将使武汉领导人为革命立法的这些努力归于无效，这些决议通过与否都没有什么区别。

士兵决定问题

5月份，国民党的两派沿铁路线重新开始北伐，武汉的一翼进入河南，而南京集团则进入安徽北部和江苏北部。冯玉祥从陕西沿陇海路东进，与武汉协同作战。武汉和南京各自部署了防卫部队，以防对方进攻。武汉在唐生智全面指挥下的推进先遭到吴佩孚的残部、然后遭到强大的奉军的对抗。南京则面对孙传芳的残部和张宗昌的更强大的鲁军。到6月1日，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唐生智的军队在京汉铁路与陇海路交叉的郑州会师，而奉军已经撤至黄河以北。两天后，南京部队拿下了陇海铁路与津浦铁路交叉的徐州，孙传芳和张宗昌撤至山东，重新集结他们的部队。①日本政府因战役推进到山东而有点担心，那里有许多日本侨民，于是派部队到青岛，后来又到省城济南，在有民族主义思想的中国人中激起了一个抗议的浪潮。

武汉的进攻以张发奎的第4前线军和唐生智统率的第35军和第36军开始，兵力约6—7万人，他们沿铁路朝吴佩孚及其将领残留的地区——河南——的边境北进。吴佩孚的部下分成两派，一派希望联合张作霖反对武汉和共产党人，另一派则选择冯玉祥。第二个集团中的几个人接受武汉军事委员会的津贴，他们开放了进入河南的道路。吴佩孚试图在驻马店死守，但在5月14日被彻底打垮。这样就结束了他长期而辉煌的戎马生涯。吴佩孚逃到四川东部而受杨森的保护。②他的战败打开了与有重型武器装备的、由张作霖之子张学良率领的奉军展开大战的道路。张发奎的“铁军”于5月17和18日在河南北部的一场血战中打败了奉军，而冯玉祥向东疾进，几乎未遇到抵抗就得到最大份额的战利品。武汉军队伤亡约14000人，冯玉祥只损失了400人。汉口的医院充满了伤员。③以何应钦、李宗仁和白崇禧为先锋的南京的行动代价要小得多。

武汉政权派出最精锐的部队北上，只留下很少的卫戍部队以保护湖南、湖北的铁路线和主要城市，从而给其敌人制造了大好时机。北伐初期倒向国民党一边并得到第20军——他自己的川军——军长任命的杨森将军，抓住这个机会从其根据地万县向东进军攻打湖北西部的宜昌。守卫宜昌并接受武汉军事委员会津贴的第14独立师师长夏斗寅，为了攻打武汉三镇而撤离宜昌。夏宣称反对共产主义，并寻求守卫革命根据地的将领们的支持。这两个行动似乎都是蒋介石煽动的。①

武汉的危机在5月中旬出现，当时夏斗寅师的一个团（通过空中侦察，估计有五六百人），从南面来到可以打击武汉的距离之内，而该师的其他部队只离50英里之遥。很明显，在三镇地区的大部分守军虽然未与夏联合，却暗地里同情他。②

武昌驻军的司令叶挺及其新组成的、只是部分地装备起来的第11军第24师，在恽代英领导的武汉陆军军官学校几百名学生的增援下，决心赶走夏斗寅。叶、郓都是共产党员，而另一名共产党员张国焘负责武昌城紧急时期的安全工作。他特别担心附逆者可能试图从内部推翻左派政权。罗易为共产党准备了一份声明，无产阶级的政党要它的伙伴“小资产阶级”放心，它无意推翻他们，同时还否认它对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有责任。他还准备向夏斗寅的部队发出宣传性的呼吁，要求他们不要被他们师长的反共表白所欺骗；师长真正反对的是他们的“湖南农民弟兄”，因为他们正在取得地主和绅士的土地。5月19日清晨，叶挺的部队击溃了入侵军。①

武昌南面的战斗切断了与长沙的所有联系，长沙在当时是最革命的城市，在那里，共产党员领导的群众组织正变得越来越好斗，并且4月份已发生许多处死其敌人之事。反共的仇恨情绪正在赢得群众，并有镇压激进分子的密谋。城内传遍了谣言：武汉已经失守，汪精卫已逃走，鲍罗廷已被处死。由于武汉政权已调其最强的部队北上，长沙的守卫力量很弱。唐生智的湘军第35军军长何键将军把许克祥带领的一个团留在长沙作为后卫；在城内以及遍及全省各地还有其他的湘军部队。在外围的几个地方，部队与农民协会发生冲突，杀死了几名领导人，同时长沙的卫戍部队和总工会的武装纠察队之间的摩擦正在加剧。显然双方都准备摊牌。②有种种谣言，说农民自卫队和工会纠察队计划解除部队的武装。商人关闭了店铺。为了缓和紧张局势，有些共产党员在5月18日组织了一次群众组织和部队的联合会，保证遵守革命纪律和支持国民党政府。①但是形势发展迅速，任何人都不能控制。根据代理省主席后来的报告，第二天游行队伍的旗子上写着“打倒第35军；收缴他们的武器”的口号。同一天，城内的一些部队与总工会发生冲突，据报道，工会纠察队侵入何键住宅，拘留并殴打了他的父亲。②

两天以后，在5月21日晚，许克祥在其他许多指挥官的支持下，对省工会和农民协会的总部采取暴力镇压措施，杀死抗拒者，逮捕大批共产党嫌疑分子，关闭许多激进的机关，实际上解散了省政府。汉口派来劝说省农民协会向首都放行粮食的购粮团在冲突中被抓，几名成员被杀。③在以后几天中，省会经历了一次血洗，反革命行动扩大到其他许多县。④在湖北，夏斗寅战败的部队横冲直撞地打砸农民协会，恐怖扩大到湖北南部和西部其他地区。⑤两省被杀的可能有数千人。

长沙的打击使共产党陷于混乱，给国民党领导人提出了棘手的难题。当他们的部分部队在战斗时，在后方的部队未经中央认可显然已经采取了反革命行动。能否节制许克祥和其他湖南将领，要取决于唐生智和何键两位将军的态度，而他们当时在河南前线。政治会议对长沙已发生的一切心中无数，于是在鲍罗廷建议下，决定派一个特别委员会前去调查，并在可能情况下恢复秩序。它任命刚担任政府农民部部长的共产党员谭平山、陈公博、彭泽湘，和唐生智将军指定的其他两人以及鲍罗廷为成员。委员会于5月25日出发，但刚到湖南省边境，就接到一封许克祥发出的以死相威胁的电报。委员会匆忙地回到革命的首都。在长沙，许克祥和其他反共分子成立一个清党委员会，在省内对所有国民党党员进行登记，对党务进行整顿。①湖南的一批共产党领导人计划在5月31日反击，并开始在长沙附近的几个县动员农民自卫队。

不论在武汉还是莫斯科，试图引导革命的人都就如何应付危机的问题展开争论。5月24日，可能对形势的严重性仍不清楚的罗易，就与国民党的关系为共产党政治局起草一份决议，它宣布在革命的现阶段，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仍是必要的。然后他试图定出这种合作的条件：发展民主力量；坚持与国民党的反动分子斗争，目的是孤立他们，然后把他们排除出党；与群众密切联系的左派夺取领导权；扞卫无产者和农民的利益。②这个决议，连同在合作基础上的温和的许多细则，被搁置了起来。被共产国际的主要政策——继续参加另一党，并与其合作的政策——所钳制的共产党政治局在5月26日决定，土地问题必须先经历一个宣传阶段；眼下要对士兵们进行宣传，并在村和县组织自治团体。①这个顺应形势的决议不过是重申了党的立场。更具体的是，同一天以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全国农民协会（还没有正式成立）的名义发给湖南省农民协会和各工会的电报通知它们，政府已成立一个委员会，委员会正在解决长沙事件；它还指示它们要忍耐，避免进一步摩擦。②

在远方的莫斯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举行第八次全会（5月18—30日），会上托洛茨基和反对派就斯大林和布哈林关于中国革命的政策，对他们进行猛烈攻击，特别攻击他们继续支持国民党的武汉派，他们限制中国农民，拒绝立刻成立苏维埃。③中国委员会正在辩论中国土地革命的时机是否已经来临。5月27日，斯大林参加了讨论，出示了鲍罗廷的来电，内容是国民党决定为反对土地革命而战斗，甚至与共产国际决裂也在所不惜。根据在会上反对斯大林的艾伯特·特雷恩特后来的报道，斯大林问，共产党应该战斗，还是搞策略？斯大林坚决认为，战斗意味着必败；搞策略意味着赢得时间，变得更强大，到以后在可能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再进行战斗。他提出向鲍罗廷发出指示，命他反对没收和分配属于国民党党员或国民革命军军官的土地。④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最后决议号召建立一支真正革命的军队，“但是中国共产党必须竭尽全力直接与左派国民党联合”。①

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员会已经在长沙附近的几个县动员一支强大的农民自卫队，准备对长沙及其附近的城镇发起总攻。正好在预定的5月31日之前，李维汉命令停止，这可能是对汉口的指示的反应。50000445_0739_1②命令没有下达到已开始向长沙进军的浏阳分队。他们的进攻在5月31日下午被粉碎，另一支试图夺取湘潭的分队被全部歼灭。③

在这次灾难后的一天，斯大林指示其部下的着名电报到达这个革命的首都。④斯大林号召由群众“自下而上地”夺取土地，也号召与“过头的行为”斗争，这些行动都不要军队的帮助，而是要通过农会来进行。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动摇和妥协的领导人应被农民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人代替。必须停止依靠不可靠的将领，应通过动员湖南、湖北两万名共产党员和约5万名革命工农来建立几支新军。必须组织一个以一名非共产党员的着名国民党领袖为首的革命法庭，惩办那些与蒋介石保持联系和纵容士兵压迫人民的军官。斯大林告诫说：“劝说是不够的，应该行动了。流氓必须受到惩办。”

在当时中国的情况下，群众运动遭到残酷镇压，共产党又处于混乱状态，这类命令有如陈独秀后来所描述的，是“在厕所中洗澡”。所有中央委员会委员都知道这类命令不可能执行。据张国焘回忆，见到电报的人“哭笑不得”。因此，党的政治局复电说原则上接受指示，但明确表示这些指示不能立刻执行。①（罗易轻率地向汪精卫出示斯大林电报之事在下面讨论。）

显然，共产党领导人能够全力做到的就是6月4日和5日在武汉组织群众示威行动，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停止在几个省杀人和惩办许克祥及其同伙。请求者承认土地运动由于一些幼稚的行动而受到损害，但又争辩说，这些行动在革命的初期是不可避免的。它们与许克祥及其同伙勾结蒋介石所犯下的暴行根本不能相比；他们的行动破坏了北伐的事业，危及整个革命行动。②一贯喋喋不休的罗易准备了一封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公开信，信中要求发兵镇压长沙的反革命分子，解散长沙各种各样的委员会，由国民政府颁发一项保证湖南工农组织和共产党完全自由的法令。它要求下令归还从工农队伍没收的武器，要求武装农民，作为防备突然爆发的反革命行动的保障。罗易还写了向农民呼吁书，内容是中国共产党号召农民通过夺取土地，继续与大地主、绅士和反革命军阀进行斗争。但是小地主和在前线作战的军官的土地不应侵犯。农民不应把士兵视为敌人，而应与他们建立紧密的联系，进而把大批士兵吸收进农会。罗易的这些话，力劝湖南农民要求长沙的反革命集团投降，组织一次武装起义把它打倒，“帮助国民政府恢复在湖南的权力！支持国民党反对反革命军阀！”①

这个问题不是靠言语而是要靠士兵去解决。许克祥从一开始就与何键将军和唐生智将军通过电报进行联系，他可能是他们的代理人。在调查委员会返回后，唐生智指派第36军副军长周斓作为他的特派员前往长沙，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委任他为特别代表。周将军受命指挥湖南所有部队和加强纪律。双方应停止冲突。省党部、省政府和工农组织将按照中央的命令重新组成。周斓到长沙后，中央收到一封6月7日由张翼鹏、四名教育官员以及41名包括许克祥在内的将领和政治军官签署的电报，表示感谢周副军长转达的指示，为他们5月21日的行为辩解，保证绝对执行中央政府的一切命令。②

虽然语气是服从的，但是那份令人生畏的别有用心地签名的名单，只能意味着表示他们团结一致。周斓在6月9日的一次市民集会上受到热烈欢迎，会上他被敦促参加清党运动。事实上他发现长沙的反共情绪是如此之强烈，以致他感到不能贯彻他的不偏不倚的命令。他打电报给中央，说农民协会反对中央，要求派部队消灭它们。①

湖南农民运动的面铺得太广，共产党领导人又太少和分散，以致不能迅速控制混乱。几份送到中央的报告详细叙述了归咎于农民运动的冲突，其中包括夺取萍乡-株州铁路和包围萍乡的煤矿，使煤炭不能外运，粮食不能运给矿工。50000445_0742_1②6月13日在政治会议对湖南问题的讨论中，汪精卫报告说，在此以前的一次军事委员会上，毛泽东曾经承认农民协会破坏了士兵的家，但是他归罪于湖南强大的秘密会社哥老会的成员，他说这些人已经渗入协会。汪精卫引了毛泽东的话：“他们既不知道国民党，也不知道共产党，而是以杀人放火为业。”关于长沙的马日（5月21日）事变，毛泽东坚持，军队攻打了协会，协会不过是试图自卫，而不是想夺士兵的步枪。取得毛泽东和吴玉章的同意后，政治会议于是决定派不久前从河南战场回来的唐生智去恢复湖南的秩序，但他在执行时不得使用武力。③

在到达他的根据地并对局势进行审度以后，唐生智在6月26日打电报指出，应把两名已在领导许克祥的清党运动的人开除出国民党，对许克祥本人应予记过。但是许克祥不准备受唐的侮辱，他率领他的部队到湖南南部，在那里接受了蒋介石的任命参加清党斗争。①

另一名军人也采取了反对江西共产党的行动。朱培德及其第3军保卫江西省，以防南京集团的可能进攻。在他军队中的反共情绪和

Chapter_18

长沙马日事变的影响下，他决定遣散他军队中大部分是共产党员的政治军官。5月29日，他派其中的142人到武汉，他们在6月1日到达。他还释放了程天放和其他国民党领导人，他们自4月2日起一直被禁，并担心会被处死。6月5日，他命22名为首的共产党员离省，虽然他们备受优待，并得了旅费。此外，他命省总工会和农民协会停止活动，他的宪兵从南昌农民自卫队那里没收了800支步枪以及其他装备。任江西省主席的朱将军显然正在试图阻止已在邻省湖南爆发的那种冲突。他宣布，遣散政工人员的目的无非是为了使环境平静下来。国民党的组织继续存在，群众组织保持其机构，只不过暂停活动，直到武汉中央命令恢复为止。他宣布支持武汉的国民政府，反对南京政府。此外他辞去了管理党务的国民党特别委员会的领导职务，并要求派一批新的委员。可以料想，他是在试探武汉的反应。在乡下，朱培德暂停农工运动的命令被解释为镇压它们的一个机会。省农民协会送给武汉的一份报告声称，运动的大约200名领导人被杀，在一批点名的县中，“土豪劣绅”已经横冲直撞地砸毁了地方农会，并且正在残酷地杀害农民。

怎样处理这种事态的发展？武汉的共产党领导集团存在巨大的分歧。包括罗易在内的人要求惩办朱培德，并策划一次总罢工以支持他们的建议。鲍罗廷对这个主意极为不满。其他的人担心，搞垮朱将军的未遂企图将会带来可怕的后果。当汪精卫在郑州与冯玉祥会谈后返回武汉时，向忠发要求他下令恢复群众运动领导人的职务。后来，当国民党政治会议考虑让朱培德辞职时，汪精卫明确地谈了这个问题：如果不宽恕朱培德的行动，他可能立刻倒向南京，大大地加强这个压迫人的邪恶之源。因此，政治会议连朱培德的辞职问题也不考虑了。为了寻求妥协，政治会议决定派陈公博、陈其瑗连同几名共产党干部前往江西与朱培德会谈，同时谭平山应朱培德的要求，表示要派40名新近从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的人从事江西的低级别工作。6月20日，二陈及共产党干部到达九江，在那里与朱将军会谈。双方都同意一个相当含糊的方案：权力集中在国民党手中，立刻约束不守纪律的人。问题就这样妥协地解决了，在江西省的共产党影响虽然从没有像在湖南省那样强大，也已经明显地减弱。①

共产党党员脱离左派国民党

6月5日，即武汉重要人物将启程与冯玉祥会谈的前一天，罗易向汪精卫透露了斯大林电报的内容。在汪的请求下，罗易后来交给他电文的中译文。汪精卫大为震惊，他和他最亲密的同事花了几个星期，才决定如何应付俄国人对其政党的政策这种危险的转变。②

6月6日。国民党政治会议主席团启程前往郑州与冯玉祥会谈。①冯玉祥掌握主动权，因为武汉军队遭到重大伤亡，其后方又是一片混乱。会议参加者同意冯玉祥控制河南省，批准了他在陕西和甘肃省任命的人，他们因而将成为国民党政府的官员。冯玉祥的军队和河南的杂牌军，将改编成七个由他指挥的前线军。武汉的部队将返师守卫他们的根据地。冯玉祥不同意参加对南京集团的战役，虽然他私下对汪谈到蒋介石背信弃义。会议参加者中有几人还讨论了斯大林的电报，并拟订了限制共产党活动的计划。②武汉的队伍于6月12日匆匆地返回汉口，并带于右任一起离开。留下徐谦与冯将军在一起（他们是老同事）。顾孟馀也留在后面。鲍罗廷从他的观点出发，很快领悟到会议是一次失败。③

武汉政权面临危险的战略形势。张发奎的第4军和第11军作了巨大的人力牺牲，河南的对立的军队才被清除了一些，但是那个靠不住的盟友冯玉祥此时控制着该省。最初的革命根据地广东省被李济深所控制，他反对工农的过激行为，又是蒋介石的潜在的盟友。他封锁了武汉入海的通道。在东面，隶属于南京集团的军队可能对武汉发起进攻，此时，它们已把孙传芳和张宗昌的部队赶入山东；并且人们怀疑蒋介石仍在与张作霖谈判停战。在三省——湖南、湖北和江西——根据地内，由于唐生智及其部下反对好斗的农民运动，他们的忠诚是靠不住的。朱培德刚把为首的共产党员赶出江西，并命令停止农工运动的活动；他似乎试图当国民党两派之间的中间人。斯大林命令鲍罗廷和中国共产党鼓动夺取土地，建立一支独立的武装力量，惩办不可靠的将领，自下而上地改造左派国民党，这个问题使上述的难题又复杂化了。

左派国民党是否应该与共产党员决裂以安抚那些将领，他们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但从而又丧失了苏俄的支持。如果要决裂，在何时并应如何进行？是否有一个军事解决的办法：继续向北京挺进，或征讨南京，或南下重新夺取广东？当国民党领导人从郑州回来时，这些问题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向北京的成功的挺进，将要依靠山西阎锡山的积极参与，他的军队可以东进，在石家庄切断京汉铁路。试图说服阎锡山与冯玉祥一起参加北伐的工作在进行，但是他不可能同意。（事实上他不久宣布支持南京。）如果能劝诱以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为首的桂系转变态度，反对蒋介石，对南京的东征可能成功，但要进行这次东征，朱培德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罗易和少数共产党领导人极力主张南下，左派最忠诚的军事支持者张发奎可能有兴趣，但他的军队仍需从河南的伤亡中恢复元气。汉阳兵工厂正在日夜开工，但是缺乏必需的原料供应：它能否为第二次征战提供足够的武器？

到6月15日，国民党政治会议已经决定准备东征。根据蔡和森的说法，这是鲍罗廷的建议，汪精卫和唐生智接受此建议，指望俄国为这一行动提供资金。在准备东征时，军事委员会提出了新的军队番号。唐生智将指挥第4集团军，它由两个前线军团组成：第1前线军团，由唐直接指挥，下面有第8、第35和第36三个军；第2前线军团，由张发奎指挥，下面有第4、第11和新编的第20（由贺龙指挥）三个军。但在东征开始前，它们必须镇压仍在湖北横冲直撞的杨森和夏斗寅，派唐生智去解决湖南的事务，派陈公博去与江西的朱培德谈判（上面已叙述）。①

共产党领导人面临进退两难的困境。他们知道不可能执行斯大林的命令。共产党员是否应该试图留在国民党党内，在它的旗帜下继续为国民革命工作？这项政策在扩大学生、城市工人和贫苦农民中的党员队伍和影响方面，已经带来了很大的好处。但许多迹象表明，重要的国民党领导人的敌对情绪与日俱增，而且在将领中也出现了一股反对群众运动和共产党本身的反动浪潮。只有通过抑制社会革命，在国民党内部工作的政策才能够继续执行，但是许多共产党员把社会革命视为国民革命的精髓。群众组织是支持共产党的真正的基础。经过激烈争论以后，共产党领导集团在鲍罗廷的忠告下，约在6月中似乎已经决定顺应时势：党员应留在国民党内，并试图限制社会革命。党将支持一场反对蒋介石的战役，以期在胜利后重建支离破碎的队伍和群众组织。②但是，他们的种种算计没有把冯玉祥适当地考虑在内。

郑州会议后，冯将军派他的代表毛以亨前往徐州会见白崇禧和李宗仁，双方同意冯玉祥和蒋介石应该会晤。南京和上海的一个显赫的权贵人物集团于是赶到徐州，在6月20和21日与冯将军会晤。①会议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冯玉祥由于所许诺的每月一笔据说是200万银元的津贴，明显地投向南京一边，②此数远远超过了武汉支付给他的金额。冯玉祥还同意利用他的影响，迫使武汉把鲍罗廷送回俄国（这是2月份以来蒋介石一直试图实现的），驱逐共产党员，说服忠诚的国民党员到南京，重新统一全党，组成一个单一的政府。③6月21日，冯玉祥向汪精卫和谭延闿发了一份最后通牒式的电报。冯玉祥回顾了他们在郑州谈到的情况，激进分子钻进党内，压迫商人、工厂主、绅士、地主和士兵，并拒不服从命令，然后提出了他的条件：鲍罗廷应立刻回国；应准许那些希望出国休息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这样行动；剩下的委员如果愿意，可以参加南京的国民党政府。电报又说：我希望你们接受以上的解决方案，立刻作出决定。第二天，他告诉记者们，他热诚地希望与国民党人合作，清除军阀割据和共产主义。他给了他们电文的副本。①

共产党领导集团内部开展了关于策略问题的激烈争论。为了克服“当前危险的革命危机”，中国共产党书记处在6月23日提出了一个不顾一切的计划：地下的上海委员会必须在一个月内制造一个比两年前五卅运动更加声势浩大的有战斗性的反帝运动，学生、商人和工人宣布罢课、罢市和罢工，在外国租界内示威游行——如果必要，甚至要求没收帝国主义财产和收回外国租界。书记处设想，如果在各界人民中间形成强烈的排外情绪（特别是反对已派军队到山东的日本的情绪），如果蒋介石军队中的士兵的这种情绪特别厉害，它就会促使帝国主义占领南京和上海。这样就会导致一场破坏蒋介石的根基和粉碎武汉政府右派造成的危险的全国性抗议。当蒋介石进攻武汉，或武汉进攻蒋介石时，这个运动就会爆炸性地爆发。共产党能够在新的反帝战争的旗帜下进行社会革命。②政治局50000445_0749_2③撤消了这个对东部被破坏的群众运动的残余力量有潜在自取灭亡可能性的计划。武汉三镇日益敌对的形势迫使党的领导人作出新的决定。

6月19日，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开始在汉口举行，有400多名代表参加，他们有的来自上海和广州的被破坏的工会。①参加会议的还有亚历山大·拉佐夫斯基主席率领的赤色职工国际的兄弟代表团以及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全国总工会和大会都受共产党控制，可是冯玉祥此时明确地要求武汉政权与那个党分开；还有谣言说，几名武汉将领计划逮捕共产党员和镇压劳工运动。谁也不安全。当由苏兆征任主席的大会在进行时，甚至汪精卫在会上讲话表示支持时，共产党的政治局就如何处理总工会和李立三领导的湖北省工会的武装和穿制服的纠察队展开争论。纠察队是使中外工商界深恶痛绝的根源，而为了恢复萧条的经济和为数万名失业者提供工作，武汉政权正在想尽各种办法鼓励中外工商界。纠察队是否应放下武器，作为对国民党的让步？他们是否应渡江到武昌，参加张发奎的部队？6月28日，即大会的最后一天，政治局显然在鲍罗廷家里聚会，决定进一步后退：纠察队将自动解除武装。那天晚上（或是出于巧合，或是在取得默契以后），守卫汉口的军警占领了全国总工会和湖北省工会的总部，纠察队交出步枪，脱下他们的标记和制服。可是在第二天，办公地点还给了工会，并作了挽回面子的道歉，纠察队重新出现，但人数较少，又无武器。那天晚上，大会的代表在联欢会上招待士兵。汪精卫下令不准损害工会。②

要求两党决裂的压力不断增强。唐生智6月26日从长沙发出的电报，把湖南的混乱归咎于那些领导农民运动的人，电报在6月29日公布。同日，第35军军长何键将军发表宣言，要求国民党驱逐党内的共产党员。他威胁要逮捕他的士兵能抓到的任何共产党员。面临这一威胁，共产党领导集团决定把党部搬到江对面的武昌，再在那里举行一次中央委员会扩大的全体会议，以确定一条政策路线。6月30日首先在鲍罗廷家中举行会议，政治局委员和两名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参加。经过一番唇枪舌战以后，会议参加者接受了一系列其后在7月1日被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决议。这些决议标志着共产党为了与左派国民党保持工作关系而作的最后让步。这个无产者的政党决定，工人和农民运动应接受国民党有关部门的命令，并接受它们的监督，不过国民党及其政府必须保护他们的组织；工农武装部队应接受政府的监督和训练，而在武汉的那些仍有武装的纠察队应减少人数或编入军队；工人及其纠察队不得行使诸如逮捕和审讯的司法权，如无国民党党部或政府的同意，也不得在街上和市场巡逻。共产党领导集团很快因迁就法律和秩序的要求而严厉地责备自己。另一个决议是处理在国民政府或地方政府机构中工作的共产党员的问题。他们应作为国民党员而不是作为共产党员进行工作，为了避免冲突，他们可以请假。①

6月份的最后几天，俄国的军事顾问和鲍罗廷的参谋人员开始离开，这些人在帮助国民党革命时曾用尽才能，耗尽精力，而现在，俄国的援助快要终止了。在7月初期访问鲍罗廷的记者们发现他在患病，并且很消沉，但是他决心尽可能久地留下。他的妻子在北京的监狱中，她是在2月28日乘俄轮巴米亚列宁娜号前往汉口时被鲁军捕获的。他在离开前必须先安排释放他夫人的事情，而日本显然愿意充当斡旋人。7月12日凌晨，一名中国法官驳回了对她和在巴米亚列宁娜号上被捕的其他俄国人的指控。法官然后失踪，只是后来才在日本露面，几名原来的俄国在押犯满心高兴地离开北京，只有鲍罗廷夫人被秘密地安排在城内。她在城内的事实被一系列假的消息报道所掩护，如说她已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在外西伯利亚接受采访，在到达莫斯科时发表声明等。到8月底，她伪装成一名修女，成功地离开了北京。①

两党决裂的时刻发生在7月中。通过徐谦屡次向武汉的同僚发出敦促辞退鲍罗廷的电报，通过蒋介石把他的精锐的第1军调到南京和命令第7军及其他两个军开往江西，冯玉祥和蒋介石在施加压力。前几个月留在上海的武汉财政部长宋子文，在7月12日突然回到汉口，他肯定带来了南京集团的信件。在汪精卫家中举行的几次私下会谈，被较为保守的武汉领导人所左右，他们希望找到一个与其南京对手和平解决的办法。这将需要与共产党员脱离关系和要求鲍罗廷离开。（鲍罗廷已经在作从陆路取道蒙古离境的准备。）①

7月14日，政治会议主席团通过了汪精卫的两项建议：派一名高级代表去莫斯科解释孙逸仙的三民主义指导下的联俄联共政策，以便澄清未来的关系；为了避免两党之间意识形态和政策的冲突，特别是为了结束存在两个独立的互相对立的政策机构的制度，应寻找一个管理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的办法。第二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一次扩大会议，听取了汪精卫关于斯大林6月1日那封曾经影响政治局的电报的报告，并得知罗易已经离开和鲍罗廷希望出走之事。会议决定在一个月内召开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考虑政治会议主席团的建议（这显然暗示要共产党员脱离国民党），在此以前，它委托党部处理一些拒不服从命令的党员。会议参加者还一致同意政治会议应选代表去莫斯科，并通过了下令保护工农以及共产党员人身自由的决议。这些决定对一般人保守秘密。②因此，看来这时党的文职领导人计划推迟分离，然后和平地采取行动。一个对自身存亡极为重要的因素，是希望俄国继续进行援助。但是就在这一天，何键将军的士兵在街上搜捕共产党员，其中包括两名已经失踪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吴玉章和谭平山。

他们一定与武汉三镇其他许多有名的中共党员一起躲藏了起来，这是响应共产国际的紧急指示而在7月13日会议上作出的决定的结果。共产国际除了谴责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主义错误外，还要求发表声明，明确宣布共产党员退出政府。但是，它禁止他们退出国民党。即使他们被开除，他们应秘密地与国民党的基层群众一起工作，以形成对领导集团的决定的抵制和提出改变党内领导机构的要求。在此基础上，共产党员然后应准备召开一次国民党大会。①这种表里不一的手法真使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和总书记陈独秀受够了，他多次主张退出国民党，但都被驳回。此时他辞去了总书记之职。中国共产党7月13日的宣言，谴责国民党政府没有保护工商，实际上反而鼓励反动，它还宣布了谭平山和苏兆征辞职。可是还声明共产党员既不退出国民党，也不放弃与它合作的计划。鲍罗廷前往九江附近的山岳胜地休养。此时正好是他妻子从北京狱中被释放以后。会讲俄语的瞿秋白伴随着他，瞿秋白不久在他28岁时将成为党的新总书记。②

两党分离此时已成事实。7月16日，即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公布其限制共产党员但命令保护他们人身和不损害工农运动的决议的那一天，中国共产党的7月13日宣言出现在招贴和报纸上。这促使政治会议主席团公布它关于斯大林的危害性的电报的报道，并附有对共产党员一方面退出政府同时又计划留在国民党内这种做法的谴责。主席团指责说，这等于破坏了国民党的容共政策。它命令所有双重党员退出这个党或那个党。每一方公布了更严厉的文件。但是几名左派国民党领导人则对这种分裂表示痛惜。邓演达发表了谴责声明，并辞去了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和国民党农民部领导的职务。他已经失踪，不久就启程前往俄国。孙逸仙夫人发表声明，谴责其同事已经走上反革命道路，同时她前往牯岭，后来去上海和俄国。两个声明都强调现在基本的中心问题——社会革命。它们指责说，武汉搞妥协的领导人已经转而反对社会革命。①陈友仁也正在准备离开。

反革命这时进入了左派的首都。武汉三镇实施戒严令，部队再次占领工会总部以及其他被怀疑的共产党据点，并且处死了许多不幸的斗士。对共产党领导人来说，似乎只有两种选择；逃亡或是暴动。有名的共产党党员转入地下，或是逃到张发奎军队正向那里调动的江西北部。他的部队有许多共产党的军官。到7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随着两党合作的政策碰上阶级斗争的礁石而遭到破坏，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已经在计划进行暴动；这一计划此时得到了共产国际的鼓励。

鲍罗廷离开汉口，这象征着俄国想通过国民党促进中国革命——作为革命的第一阶段——这一努力的结束。7月27日下午，仍在发烧的鲍罗廷带了一小批俄国顾问和卫兵、陈友仁的两个儿子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丝·斯特朗坐火车前往郑州，火车上载着卡车、重型游览车、大量汽油以及行李，准备在漫长而路线不定的归国之途中使用。留在武汉的最重要的官员进行了隆重的欢送，汪精卫给他一封“致苏俄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同志们”的证明信。这表示中国同志们对鲍罗廷作为国民党顾问作出的杰出成就怀有永恒的感激之情。此信还宣布国民党希望在最近的将来派几名重要同志前往俄国，以讨论使两国团结的途径。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合作仍等待指示，但是汪精卫公开表示，他相信鲍罗廷能对这件事的复杂性提供详尽的报道。信以“致革命的敬礼”的致意结束，落款是国民党政治会议主席团。①

在郑州，鲍罗廷受到冯玉祥殷勤的照顾，冯下令沿途对他进行保护；鲍罗廷然后乘火车西行，同行的是几名知道路线的冯玉祥的俄国顾问。在陇海铁路的终点站，鲍罗廷一行为危险的旅程作了准备，装了五卡车和五辆游览车的给养，往西和往北经过陕西和甘肃到宁夏城，然后穿过戈壁沙漠而至乌兰巴托，他们于9月中到达。经过一段长期的休息后，鲍罗廷飞往上乌金斯克，在那里乘快车前往莫斯科。他在10月6日抵达，时年43岁。②这两个有着对立的社会哲学的民族主义政党这时分道扬镳了——共产党党员走向反叛，国民党人则在不同的派别中间搞不稳定的妥协。对互称“同志”并为了把中国从帝国主义和军阀割据中拯救出来而多年一起工作的政治家、劳工领袖、宣传家和军事将领来说，要分离是不容易的。有的人干脆引退了，但绝大部分的活动家则走这条道路或那条道路。分裂决定了今后几十年中国政治生活的主要发展进程。

① 英国外交部405/253，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304，1927年4—6月，第112号，附件，台克满4月7日发自汉口的快信。美国总领事罗赫德在他的电报和快信（包括他每个月的《工商业评论》）中，详细地报道了武汉的经济形势。离开的外国人的数字按国别载于《中华年鉴，1928年》，第755页。

② 蒋永敬：《鲍罗廷》，第175—179页，和《从容共到清党》，第680—682页，两者都根据存国民党档案馆的4月20日政治会议记录。被任命的四人是陈公博、苏兆征、陈友仁和张肇元，陈公博为委员会主席，以代替缺席的宋子文。

① 引于诺思和尤廷：《罗易之使华》，第186—187页；《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7年》，2，第112—113和115—116页，有罗赫德的几份电报。《人民论坛》，4月23、24日。艾萨克斯以反对的语气写到武汉政权采纳的限制劳工和恢复与外国友好关系的措施。《中国革命的悲剧》，第204—206页。

② 1927年4月30日会议记录，存国民党档案馆。

① 蒋永敬：《鲍罗廷》，第186—194、228—229页；查普曼：《中国的革命》，第134—136页。关于罢工的解决和救济措施，国民党档案馆有5月和6月劳工和外国资本关系委员会的会议记录。汉口总领事罗赫德1927年6月6日致国务卿：《5月份工商业评论》，存美国国家档案馆，第59案卷组。

① 3月10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的决议全文引用于吴天威：《评武汉政权的垮台：1927年的国共分裂》，载《亚洲研究杂志》，29（1969年11月），第129—130页。又卡罗尔·科德·安德鲁斯：《中国共产党对农民运动的政策，1921—1927年：国民对社会革命的影响》，哥伦比亚大学1978年博士论文，第7章，第61—62页，根据1927年6月30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发的文献汇编，国民党档案馆，436/138。蒋永敬：《鲍罗廷》，第268—271页引了决议的几个段落。告农民宣言又载于《中国国民党重要宣言汇编》，第359—365页。12月的决议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332—340、373—374页。国际共产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关于中国形势的论题》，载诺思和尤廷：《罗易之使华》，第139页。

① 安德鲁斯：《中国共产党对农民运动的政策》，第7章，根据国民党档案馆藏当时的文件。

② 蒋永敬：《鲍罗廷》，第269页，4月19日凌炳的报告：湖南500多万组织起来的农民代表了约2000农民万。曼：《我在中国之所见》，第27页，他大约在4月20日在长沙被告知，在75个县的53个县中，不少于513万农民参加了协会。林祖涵：《湖南土地问题、财政问题和党的状况的调查报告》，5月2日（1927年），国民党档案馆，湖南5/53：现在（大约4月30日）65个县有农民协会，会员超过600万。林提了6个共有160万会员的“最先进的县”的县名。但他的数字都以10万计。1926年11月的数字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258—262页。

③ 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英文版），第302—306页；书中有当时左派的长沙刊物关于反农民运动和残酷杀害的报道的引文。李坚持被杀的农民比被杀的土豪劣绅要多得多。

①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载《毛泽东选集》（英文），1，第21—59页，特别是最后一部分“十四件大事”。韦慕庭、夏连荫：《文献集》，第428页。

① 蒋永敬：《鲍罗廷》，第257—264、269页。霍夫海因茨：《中断的浪潮》，第49—51页，推断处决的地方恶霸为数不多，但没有可以证实的证据。李锐：《初期革命活动》，第306页，说被农民直接处死的不超过几十人。小安格斯·W.麦克唐纳统计到5月初期已报道的处决的湖南土豪劣绅，发现“全省约119人”。麦克唐纳：《农村革命的城市根源》，第312页。（但是，有的处决当时的新闻媒介可能从未报道过。）

② 张国焘：《共产党的崛起》，1，第606页。张先生用李立三父亲的例子生动地说明农民运动已经失控的严重程度。县长李先培等人电报的日期是1927年6月6日，电报存国民党档案馆，汉口案卷：湖南争论，1—5/704。这个集团的大部分成员在与县长的部队的一次冲突中被杀，但几名为首者逃脱。电报强烈要求逮捕他们，为民除害。谢冰莹：《自传》，第120—125页，但这书本的译文有错误。

① 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第32—83页，论述了从1926年12月到1927年5月的争论，附争论各方的引文。

② 曼：《中国之所见》，第27页回顾大约4月20至25日在长沙得知的情况，林祖涵：《关于湖南土地问题的调查报告》，有关于他在4月底了解的情况。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土地问题议决案”声称：“不但如此，两湖的农民斗争，已经开始要解决土地问题——没收土豪劣绅的土地，并有分配土地的运动。”斯大林在5月13日的讲话中说，湖南、湖北和其他省的农民已经“在自下而上地夺取土地”。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第86和260页。

① 蒋永敬：《鲍罗廷》，第276—308页，提供了最后的决议草案的文本和辩论的记录。霍夫海因茨：《中断的浪潮》，第36—45页，有关于各会议参加者采取的立场的生动而颇不相同的记载，它部分地根据本文作者对存于国民党档案馆的会议记录所作的笔记。以下的论述根据这些笔记作出。

① 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文件16，第254—263页。

① 这些战役的报道载《北伐战史》，3，第677—755页，附地图；《革命文献》，15，第2412—2492页，附文件；乔丹：《北伐》，第129—132页；詹姆斯·E.谢里登：《中国的军阀：冯玉祥的一生》，第220—224页，附地图。

② 吴应銧：《现代中国的黩武主义：吴佩孚的生涯，1916—1939年》，第143页，有吴佩孚部下的派别活动和吴战败的报道。国民党档案馆，441/22，一份1927年4月的军事预算和帐目表明，4月份靳云鹗收到32万元，魏益三收到10万元，樊钟秀收到44000元，武汉集团希望与之联合的冯玉祥得到73万元，冯在武汉的代表得到37360元。除张发奎外，冯的津贴比其他将领多，张发奎为他的两个军获得90万元多一点。

③ 谢里登：《中国的军阀》，第346页脚注45，引了汪精卫的报告（存国民党档案馆）和总领事罗赫德1927年6月30日发的快信。

① 美国国务院893.00/8929，电报，罗赫德，汉口，5月18日，报告说夏离汉口只有40英里，“相信已与蒋介石联合”。6月1日罗易在一篇为《国际通讯报》写的文章中也这样暗示，称杨、夏和当时也已叛变的许克祥是“傀儡，他们的行动由上海通过南京进行操纵”。孙科在6月20日的一份报告中也指责蒋。报告现存国民党档案馆，484/283。蒋永敬：《鲍罗廷》，第311、313页；关于同样的主张和证明蒋对事态的发展有准确了解的5月20日的文件，见《从容共到清党》，第693—694页。

② 《从容共到清党》第696页引了一个武汉反共组织给南京的一份报告。

① 蒋永敬：《鲍罗廷》，第311—325页；《从容共到清党》，第693—699页，两者都对共产党针对夏的威胁的活动作了敌视的报道，但也提供了战斗的有价值的记载。关于共产党一边的材料，见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起》，1，第627—632页；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文件21、22，第286—292页。孙科在前面引的6月20日的报告中没有提到叶挺的作用，而是说，幸而第6和第2两个军返回，赶走了夏斗寅，然后打败杨森。（1930年，夏成为武汉三镇的戍军司令，1932年任湖北省政府主席。）

② 在《革命文献》，25，第5284—5285页，何键提了四个计划政变的人的姓名。一封代理省主席张翼鹏及许多军官签署的自我辩解的电报，指控激进分子计划对卫戍部队发动进攻。国民党档案馆，汉口案卷，湖南争论，1—5/692、695和700，日期为1927年6月1、4和7日。一个共产党员回忆说，共产党领导人知道进攻正在来临，并试图作准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383页。

① 蒋永敬：《鲍罗廷》，第328—320页，引了6月初期长沙几个人给武汉政府的报告。蒋教授把这次联合会说成是共产党的防御策略。

② 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258页，和布尔曼、霍华德合编：《中华民国传记辞典》，2，第61页。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314页声称，只何键的岳父挨了一次打。他列举了从5月中到5月21日，除长沙外各地对农会的杀害行动。我没有见到证明侵入何键家中的当时的文献。

③ 国民党档案馆，汉口案卷，湖南争论，1—5/709，1927年6月14日，提供了给委员会的购粮款（大部分损失）的账目，以及一名目击者关于攻打省农民协会总部的报道。

④ 吴天威：《评武汉政权的垮台》，第133页脚注30列举许多关于“马日事变”（5月21日）的报道。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第235—236页提供了关于处决的生动的、但基本上没有出处的描述。《从容共到清党》，第699和702页，说3000人被捕，70个机关被封闭。李云汉提了三名被处死的共产党领导人和其他几个化装逃走的人的姓名。

⑤ 湖北省农民协会送出的一份1927年6月15日报告（存国民党档案馆），列举了19个具体的地方，并估计有4000至5000人被杀，许多村庄被破坏。协会请求国民党政府阻止这些攻击和惩办犯罪者。又《从容共到清党》，第699页。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第227页，引了湖北屠杀农民的一份可悲的报告。

① 蒋永敬：《鲍罗廷》，第332—333、337页。

② 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文件23，第302页。

① 布兰特、许华茨、费正清：《文献史》，第112页，引了1927年8月7日《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

② 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第103页，引5月28日的《人民论坛》。

③ 《利昂·托洛茨基论中国》，第220—248页，有托洛茨基在会议期间的讲话和文章。

④ 《关于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文献》，哈罗德·艾萨克斯作导言，《中国季刊》，45（1971年1—3月），第100—115页，附艾伯特·特雷恩特在1935年所写但根据1927年11月发表的文本的英文译文和法文译文。英文译文转载于格鲁伯：《苏俄主宰共产国际》，第490—494页。（斯大林提议给鲍罗廷的指示不过加强了当时中共既定方针的力量。）

① 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第92—93页。他们充分地讨论了5月份莫斯科激烈地展开的关于中国问题的争论。

② 蔡和森和彭述之都指责李停止进攻的命令。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第106页，和布兰特、许华茨、费正清：《文献史》，第487页脚注8。施拉姆断言是毛泽东根据斯大林的指令下的命令。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英文版），第315页注。克莱因、克拉克：《传记辞典》，同意李要为这个命令负责。

③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338页，根据柳直荀发表于一年后的回忆。它的部分英文译文见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英文版），第315—316页。6月1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函湖南特别委员会，内附湘潭党部和农民协会发来的电报，描述了第8、第35和第36三个军的部队进攻工农组织的情况，使人相信5月31日以前侵略来自军方。国民党档案馆，汉口案卷，湖南争论，1—5/693。代理省主席张翼鹏于5月30日电汉口，描述了一些县的群众集会和对不同地方的进攻；后来，“今天上午10时”“数百名带枪的人和数千名携木棍的人”进攻长沙。经过两小时战斗，“农民被全部击溃”。他引了对俘虏的审讯，大意是省农会已下令在20日突入城市并抢劫。“因此，我们才杀人”。国民党档案馆，汉口案卷，湖南争论，1—5/692。（日期令人不解。）

④ 电文载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第106—107页，译自斯大林的两篇1935年的文章。又载尤廷和诺思：《苏俄和东方》，第303—304页。1929年，陈独秀提供了斯大林指示的要点，他说，指示来自共产国际，见《告全党同志书》，第333—334页；艾萨克斯在《中国革命的悲剧》（第245—246页）用了此信。不清楚电报是给鲍罗廷的，还是给罗易或中共中央的。

①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第234—235页；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起》，1，第637页。罗易提供了6月15日发给共产国际电报的电文，他说电报是陈独秀奉政治局之命发出的。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文件29，第338—340页。电报详细叙述了危急的形势，表示共产党当前无力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

② 国民党档案馆，汉口案卷，湖南争论，1—5/696和697，6月4、5日。一份请愿书是武汉举行的湖北省各界代表大会递交的，另一份是武汉庆祝攻占郑州和开封的大会递交的。（有明显的证据说明它们是共同起草的。）

① 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文件26、27，第314—320页，6月3、4日。

② 国民党档案馆，汉口案卷，湖南争论，1—5/700。

① 蒋永敬：《鲍罗廷》，第338页，引了6月13日国民党政治会议的讨论。

② 同上书，第343—344页，引了文件。夺取铁路之事在6月15日的政治会议上报告了。

③ 同上书，第348页，和《从容共到清党》，第707页，两书都引了政治会议的记录。又郭华伦：《中共史论》，1，第243页也有引文。根据蔡和森的说法，鲍罗廷也用了这种解释：湖南农民协会的不法行为“是当地的歹徒和哥老会引导的，我们没有引导”。蒋永敬：《鲍罗廷》，第336页，不过没有说明确切的日期。

① 唐将军6月26日电报的英文译文见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第120—121页，译文取自6月29日的《人民论坛》。中文电文载《从容共到清党》，第708页；又蒋永敬：《鲍罗廷》，第350—351页。

① 这一简要论述系根据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709—715页）和蒋永敬《鲍罗廷》（第354—368页）的材料综合写成，二者都根据当时的文件。

② 汪在7月15日向中央执行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报告了日期和情况，根据《从容共到清党》，第736页，和蒋永敬：《鲍罗廷》，第403—404页。电报要点作为7月19日国民党政治会议主席团的报告，在1927年8月第一次公开透露，并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公布。报告存国民党档案馆。见《从容共到清党》，第745页脚注94。1927年11月5日，汪精卫在广州的一次演讲中详细地谈了当时的情况，但说罗易透露的日期为6月1日。汪精卫的演讲发表在11月9日的《民国日报》上，转载于《革命文献》，16，第2851—2865页，有关的部分在第2861—2862页。

① 汪精卫在6月13日政治会议的第28次会上提名的主席团成员是谭延闿、顾孟馀、孙科、徐谦和他自己。汪提到其他与会者是武汉集团的于树德（唯一的共产党党员）、王法勤、邓演达和唐生智以及冯玉祥、鹿钟麟和于右任。国民党档案馆，005/3。蒋永敬：《鲍罗廷》，第380页又加上了张发奎。安娜·路易丝·斯特朗和雷纳·普罗梅同行；斯特朗小姐在一篇生动的报道中说加伦将军（布廖赫尔）也前往，但鲍罗廷因发烧和伤臂不能启程。安娜·路易丝·斯特朗：《中国大众》，第46—48页。

② 张发奎在与夏连荫的一次会晤中，想起了汪精卫报告共产国际决议——即斯大林的电报？——的内容，以及唐生智报告湖南农民动乱的情况。张将军回忆说，于是作出了“让共产党员脱离关系”的决定。谢里登：《中国的军阀：冯玉祥的一生》，第225—227页，有根据不同史料写的郑州会议的报道。关于讨论共产党问题的报道，见该书第7章的脚注50。可以推测，于树德和布廖赫尔未参加这些会谈。

③ 美国国务院893.00/9106，电报，汉口，罗赫德致国务卿，1927年6月15日，电报报告了鲍罗廷的沮丧和他的信念：如果他参加，会议的结果本来会更有利。罗赫德补充说：“出现了一种日益强烈的〔意见〕，即从这里的国民党各委员会中，将逐渐地清除俄国人和中国的激进分子。”

① 蒋永敬：《鲍罗廷》，第393—394页。郭华伦：《中共史论》，1，第235页，有蔡和森的《机会主义的历史》的摘录。

② 争论的热烈可以从罗易6月9日、15日的文件感觉到，载诺思和尤廷：《罗易之使华》，文件第28、31、32号，以及从1927年8月7日《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对中央委员会政策的批评感觉到，布兰特、许华茨、费正清：《文献史》，第102—118页有摘要。又蔡和森关于以后几个星期的争论的记述，见他在几个月以后所写的《机会主义的历史》，郭华伦的《中共史论》，1，第255—261页，蒋永敬的《鲍罗廷》，第391—394页有摘要。张国焘在《中国共产党的崛起》，1，第647—649页有回顾性的报道。快到5月底，共产国际第八次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决议，在指示中预测对蒋介石的一次征讨：“在蒋介石军队的内部和后方极力进行破坏士气的工作，以图消灭他们；这自然不是说，在适当时机不采取直接军事行动进攻蒋介石的军队。”尤廷、诺思：《苏俄与东方》，第275页。可以设想，这些指示已通过无线电传给鲍罗廷。

① 毛以亨：《俄蒙回忆录》，第244—245页。南京、上海一方的会议参加者除蒋介石外，有胡汉民、蔡元培、张人杰（张静江）、李石曾、黄郛、钮永建、李烈钧、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和吴稚晖（他主持会议）。冯玉祥一方与会者为李鸣钟和何其巩。《从容共到清党》，第718页，根据转载于《革命文献》，15，第2566页吴稚晖的报告。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第256页说徐谦和顾孟馀陪冯玉祥去徐州。

② 毛以亨：《俄蒙回忆录》，第245页。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巴尔敦爵士在6月30日报告说，在6月份的最后两个星期，上海曾出现一次大规模的集资活动，他推测这是为了执行蒋介石资助冯以取得冯支持反对汉口和北京的徐州协定。英国外交部405/254，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第13315号，1927年7—9月，第43号，附件。

③ 蒋介石6月6日的报告，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718—719页有引文。

① 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第256页，他引了1927年7月2日《密勒氏评论报》的电文的一部分。中文电文见《国闻周报》，7月3日；《从容共到清党》，第719—720页；蒋永敬：《鲍罗廷》，第382—383页。

② 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文件35，第361—365页。据罗易，书记处把有这些指示的信送到上海，但是政治局经过漫长的讨论后，以一个反帝斗争的决议代替它。罗易没有引用，而是引述自己的话，政治局推测，他是反对给上海同志们这个蛮干命令的。同上，第366—369页。

③ 中共第五次大会以后，政治局由陈独秀、张国焘、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化名罗迈）、谭平山和蔡和森组成，据李又宁：《瞿秋白传：从青年到党的领导（1899—1922年）》，1967年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第197页。

①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545页以下有会议和几个决议的报道；斯特朗：《中国大众》，第74—88页有会议的描述。

② 《从容共到清党》，第731页，有蔡和森后来对政治局紧急会议的报道；又见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起》，第649页。蒋永敬：《鲍罗廷》，第397页，有汪精卫对突然搜查的描述；美国国务院893.00/9159，电报，汉口，罗赫德致国务卿，6月29日，描述了占领的情况。斯特朗小姐观察了把全国总工会总部还给苏兆征的情况，并讥讽地描述了联欢会。她的报道是在莫斯科写的。见《中国大众》，第87—88页。显然是汉口驻军司令李品仙下令进行这次突然搜查。

① 何键的宣言载《国闻周报》，4.29（1927年7月21日），该周报转载了八篇关于两党分裂的重要的武汉文件。这些文件连续刊登在以后的几期上。蒋永敬：《鲍罗廷》，第399页引了《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11项决议中的4项。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59—260页，列了同一材料的7项决议。

① 美国国务院893.00/9128，电报，北京，马克谟致国务卿，6月23日，转6月22日汉口电报，报告了俄国飞行员在早期离去。维什尼阿科娃-阿基莫娃：《在革命的中国的两年》，第326页报道了她在6月20日以后不久，遵照鲍罗廷的命令与几名军事顾问离开。其他人在7月份也成批随之离开，根据卡萨宁：《20年代的中国》，第291—292页，布廖赫尔将军在8月11日离开。亨利·弗朗西斯·米塞尔维茨：《龙在活动：中国国民党革命概述，1927—1929年》；和文森特·希恩：《个人史》，第240—241页，两书都有对鲍罗廷的采访。希恩详细地叙述了鲍罗廷夫人的逃亡，他大约在这次逃亡中发挥了作用（第255—258页），前引卡萨宁着作第295—296页补充了希恩的报道。

① 美国国务院893.00/9165/9194/9213，北京发给国务卿的电报传送了7月5、11、13日汉口和南京的情报；乔治·索科尔斯基论国民党，载《中华年鉴，1928年》，第1371页，里面有私下会谈的报道，材料可能是宋子文供给的。

② 蒋永敬：《鲍罗廷》，第401—402页；以及《从容共到清党》，第736—740页。两者都引了会议记录。

① 《从容共到清党》，第735—736页引华岗：《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史，1925—1927年》。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第266—267页从《国际新闻通讯》7月28日引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目前情况的决议》，其中有指示，但是它把通讯日期注为7月14日。

② 宣言转载于《国闻周报》，4.29（1927年7月21日），部分英文译文载T.C.武：《国民党和中国革命的未来》，第323—333页。陈独秀的立场在《告全党同志书》中有叙述。维什尼阿科娃-阿基莫娃大概根据俄国人的档案，提供了会议的谨慎的报道。《在革命的中国的两年》，第331页。李又宁：《瞿秋白传》，第221—222页。7月1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的英文译文载朴孝范（音）：《中国共产党文献集，1927—1930年》，第21—29页。

① 上引《国闻周报》有不同方面的文件，少数几件载《革命文献》，16，第2828—2840页。邓演达声明的节录收于美国国务院893.00/9216，罗赫德7月15日电报。蒋永敬：《鲍罗廷》，第409页提供了邓演达到7月18日在郑州时的证据。孙逸仙夫人的声明转载于T.C.武：《国民党》，第270—273页。根据国民党文献的关于分裂的一般叙述，见蒋永敬：《鲍罗廷》，第401—412页；和《从容共到清党》，第741—743页。艾萨克斯的《中国革命的悲剧》中有《武汉：它的垮台》一章。

① 汪起草的日期为1927年7月25日的信的原件，存国民党档案馆，445/35。

② 斯特朗的《中国大众》有旅途的报道。到达日期根据1927年10月7日《真理报》。鲍罗廷生于1884年7月9日。他在莫斯科担任过劳工副人民委员、塔斯社社长助理、纸张工业的经理，1932年起任英文《莫斯科新闻》的编辑。路易斯·费希尔在1929年2月26日至6月29日期间采访过他10次，据他的《人和政治：一份自传》第138页的材料。在《世界事务中的苏联人》，2，第632—679页的一章中，费希尔间接地叙述了鲍罗廷告诉他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情况。鲍罗廷在1949年与其他许多犹太知识分子一起被捕，被送往拘禁营地，在1951年约67岁时死在那里。《纽约时报》，1953年9月3日和1964年7月1日。到最近时期，鲍罗廷的名誉在苏联已被恢复，已有关于他对中国革命的贡献的学术着作。

共产党人转向造反

共产党人转向造反

共产党反叛的开始

7月份的下半月，在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鼓励下和在布廖赫尔将军及其几个参谋人员的建议下，中共领导集团就四省总起义的计划展开了争论。计划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争取控制张发奎第2前线军团中的一些成员，这个军团已调到江西省北部，其中有一批共产党指挥官和许多共产党政工人员。反叛的细节由南昌和九江的一批共产党员制定，并于7月26日，经尚在汉口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带计划回来的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和张国焘——在一次会议上进行讨论，罗明纳兹、布廖赫尔与其他几名俄国人一起参加。密谋者希望能够说服张发奎参加，并带领他的部队回广东；但如果不能说服，那么共产党党员将策划一场叛乱，不论以什么方式去接管部队。莫斯科已得到通知，但在这次会议上共产国际的代表报告了电报指示的内容，即俄国人不参加起义；他还说不提供经费。刚与张将军在前一天进行讨论的布廖赫尔预言，如果张参加起义，将有3万士兵，这足以一路打到广东东部，到那时共产党党员能够把张排挤掉；但如果共产党人在南昌分化他的部队，起义只能争取到5000至8000名士兵。莫斯科的一份电报提出警告，除非有把握取得胜利，否则不要起义。因此，罗明纳兹派张国焘当夜去南昌，把共产国际的含糊其词的指示通知密谋者。①

南昌起义的主要设计师是谭平山、邓中夏、郓代英、李立三、彭湃、叶挺和后来中央派来监督这次行动的周恩来。中国共产党把起义的8月1日定为红军的建军日，以示庆祝。参加起义的几名指挥将领——叶挺、贺龙、刘伯承、朱德、聂荣臻、罗瑞卿、陈毅、萧克和林彪——在红军中继续其辉煌的戎马生涯。②计划已经进行到如此的程度，以致当张国焘前来，试图制止这个行动时，它已处于“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第24师师长叶挺将军准备接管第11军，而第20军军长、尚未成为共产党员的贺龙渴望采取行动，以期取代当时正在避暑胜地庐山与汪精卫、唐生智、朱培德、孙科以及其他将领和权贵人物一起开会的张发奎。③

起义在军事上迅速地取得胜利。叶挺、贺龙两位将军的士兵于破晓前在城内解除了对立部队的武装，朱德带来他的教导团的残部，成为一个新的师的骨干。密谋者取得大量武器和弹药，从城内各银行和省的金库中得到巨额的现洋和钞票。但是，政治上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周密地制订出来。领导集团仍然打着国民党的旗号行动，他们宣布了一个31人的国民党中央革命委员会，提名诸如邓演达、孙逸仙夫人、廖仲恺夫人（何香凝）、陈友仁、张发奎及其两名被取代的军长这些不在场的国民党领导人和17名共产党员为委员。出席的仅有的几名“主席团”成员是谭平山、贺龙、郭沫若和恽代英，所有成立的各种名目的委员会的领导都是共产党员，只有贺龙和郭沫若除外，据报道，两人在征途中入了党。①在成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时，领导人声称它有合法性，但是后来他们自己承认，他们在土地革命、对地方权势者的态度和理财方法等问题上没有一贯的政策；他们甚至就前往广州还是前往广东省的东江区的问题，以及就进军的路线发生了争论。

军队在灼热的4日开始进军，沿途损失了很多装备。由于开小差、痢疾和战斗伤亡，部队的力量削弱了。蔡廷锴将军带了他的第10师逃到浙江，只留下第11军的第24和第25两个师。在瑞金和会昌附近的战斗中遭到严重的伤亡后，进军者把伤员留在福建西部汀州的一所英国教会医院中接受治疗。②军队在途中得不到支持，因为在多山的江西东部和福建几乎没有农民运动。经过一个多月行军到达福建-广东边境地带后，行进的部队短暂地控制了潮州和汕头（9月24—30日），但不能获得群众支持，虽然仅在一年前，香港的罢工和抵制运动在那里曾经非常活跃。到9月底，已被击溃的部队已完全失败。第24师和第20军的残部设法向沿海的陆丰前进，彭湃组织的农民运动在那里仍有力量；但在那里，贺龙的几个师的师长倒向敌人一边。许多共产党的领导人于是乘小船逃往香港，有的则乘船前去上海。周士第指挥的第25师残部和朱德率领的充当后卫的部队逃进山区。后来周士第、朱德率领他们的部队穿过江西南部，然后分开，朱德带领600名左右装备很差的士兵于1928年春季在湖南南部与毛泽东会师。①

南昌起义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九江和武汉地区大规模逮捕共产党嫌疑分子，许多人被处死。但是，大部分没有南征的共产党领导人已经躲藏起来，逃过了清洗。他们正在秘密地制订计划，准备在秋收季节发动一系列农村起义——一般地说，当必须交租时，农村就处于非常紧张的时期。

秋收起义

遵照共产国际的命令，罗明纳兹在8月7日召集当时还在的党中央委员开会，以改组领导结构，同时批判了过去的错误——错误归咎于中国的而不是共产国际的战略家——和批准新的政策路线。约22名中共党员在罗明纳兹的“指导”下，在武汉开了一天会；其中15人是中央委员会委员或候补委员，不足总数的一半。他们选举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政治局，在新的大会召开前处理党的事务。党这时将保持严格的集中和高度的秘密。①8月7日的会议参加者还发了四份文件。据报道，一份文件是罗明纳兹口授的，它指责过去中国领导集团的机会主义，特别指名批评谭平山，还批评了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其他文件制定了一条造反的路线：共产党将设法推翻武汉和南京的两个政权，将在客观情况许可的省组织起义，期待在将来成立苏维埃。起义将在“革命的左派国民党”的旗号下进行。②

原来的计划号召秋收季节在湖北、湖南、江西和广西进行农村起义，但大部分江西的领导人在南昌起义后向南方进军而离开，使该省不可能再举行另一次起义。新的政治局派张太雷作为共产党南方局和省党委的书记坐镇广东。他们把湖北分成七个区，把湖南分成三个区，希望在这两个省发动广泛的农民起义，但由于缺乏指导人员，活动区缩小到武汉以南的湖北省部分和长沙以东的湖南省地区。密谋者命毛泽东负责湖南的行动，与省委书记彭公达一起工作。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也参与制订计划，但不执行湖北南部的任务，这项工作由匆忙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来指导。预定两省爆发起义的日期为9月10日。①农民起义将进行土地革命，推翻武汉政府和唐生智政权，进而成立人民政府。起义必须在组织、技术和政治方面作精心准备，一旦发动，决不能退缩或后退。农民必须组成主力部队，虽然现存的部队和股匪如果改弦更张而为革命事业服务，能够用为辅助部队。“耕者有其田！”“抗税抗租！”“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消灭土豪劣绅和一切反革命！”——这些应该是唤起农村群众的口号。杀阶级敌人和地方官员将促使农民投入广泛的农村起义和夺取县城。然后，武汉和长沙将随之起义。这就是逃亡的政治局的理论。要加以贯彻就更困难了。

在湖北南部，起义在9月8日晚过早地开始，同时出现了一连串的抢劫，特别委员会还夺取了运送的钱和少量武器。但是当地方的共产党领导人按计划最后攻打两座防守严密的有城墙的县城时，他们后退了，因为他们缺乏军事才能，不能以他们的武器很差和从未受过训练的农民军攻占这两座县城。中央已经禁止特别委员会与仍有共产党军官的部队接触。这是一场农民运动。因此，委员会被迫于9月12日在山区的一个小镇成立革命政府。不久，他们开始转到一个市镇——新店——期望得到一支地方自卫队（一支有38支枪的前股匪）的支持，准备联合攻打另一个县城。如果证明不可能做到，他们就越过省界向岳州转移，这样他们就可以与湖南东部的起义连接起来。对委员会来说不幸的是，已经与他们在谈判并且参加抢劫列车的自卫队的首领背叛了他们。他解除了他们小部队的武装，虽然让委员会的委员逃走。这样，经过不到10天的分散的骚乱和杀戮，湖北南部的起义归于失败。①

毛泽东承担指导任务的湖南起义在一开始比较成功，但也以失败告终。在组织阶段，毛泽东与武汉的政治局成员在几个问题上发生冲突。他意识到，如果没有组织起来的军事部队，起义不可能继续，而不论军队是不是所谓的辅助部队。他还坚持，现有的领导集团不应过于分散，而且他不顾中央的意见，把他的努力限制在长沙附近的湘江几县。他还希望在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的旗帜下进行战斗，同时主张完全没收土地和立刻成立苏维埃。中央严厉地批评毛泽东，并派一名俄国顾问到长沙协助他指导工作；从这位马克夫同志的报告，我们才得到了关于起义和毛泽东“错误”的某些有用的情况。①

到9月份的第一个星期，毛泽东有四支可以投入战斗的部队。第一支是由张发奎卫队的逃兵组成的未满员的团，它错过了南昌起义，因士兵开小差而减弱了力量。它的正副指挥官是共产党员，部队驻扎在江西省内靠近湖南边境的修水。第二支是乌合之众的部队，由夏斗寅部队的逃兵组成。带兵的是一个土匪，曾与所谓的第1团发生冲突而被赶出修水。第三支部队称平江浏阳自卫队，它的一部分是5月底曾试图袭击长沙的农民，一部分是地方的民团和土匪。一名国民党军事学校武汉分校的毕业生指挥这支部队，它驻于长沙以东的山区。第四团为萍乡醴陵自卫军，由安源的失业矿工——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很有战斗力的集体——组成。湖南省委把这四个“团”——分布在150公里范围内的三个地方，其中两个互相敌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并授予它们党旗。②

最后的战斗计划要求前两个团进攻长沙东北的平江，其他两个团攻打省城正东面的浏阳。9月11日或以前，在长沙周围农村的预备性骚乱是为了转移对这些有城墙的市镇的进攻的注意，而游击队应当袭扰出来镇压进攻者的部队。应当在北面和南面切断通向长沙的铁路。在夺得平江和浏阳以后，所有部队将在15日直趋长沙，而长沙城将在城内发动群众起义来响应进攻。但是在5月21日事件的前些日子，执行这个计划的共产党员的人数已大为减少——全省从约20000人减少到5000人，在长沙只有约1000名共产党员。此外，进攻部队的武器比较少。

安源的第4团按时间表在9月10日开始进军。它不能攻占萍乡，就在12日转而攻下了位于通往长沙的铁路边的醴陵县县城。它在县城守了一天多，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宣布了没收土地的纲领。一支只有60多条枪的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部队在13日竟能占领离长沙只有50公里的株州，使省城惊慌失措。根据马同志的报道，这个地区数千名以刀枪武装起来的农民参加了冲突，夺得了许多枪支。但是在更远的北方，应当去攻占平江的两个团竟火并起来，第1团的残部在15日退到了江西省的山区。面临这一灾难，湖南省委取消了预定在那一天举行的长沙起义。第3团由于其北面被出卖而丧失了右翼；就在第4团于16日晚设法夺取浏阳城之前，放弃了对它的进攻。第二天，共产党几个团中最精锐的团被包围，几乎全部被消灭，主要是农民部队的第3团也落了同样的下场。马同志责备领导集团胆怯，要求重新发起进攻，但未奏效。

毛泽东在浏阳县的部队之间移动时差一点遭难。他被民团俘获，如果不是成功地逃脱和躲藏起来，多半会被枪毙。不清楚发生这件事的准确日子和毛泽东当了多长时间的俘虏，但他逃脱后，徒步前往第3团残部集结的一个山区市镇，在那里命第1团的残部集结。克服了反对意见，毛泽东说服已被击溃的士兵、矿工、农民和土匪组成的部队退到湖南江西交界的偏僻山区，这就是着名的土匪筑垒地区井冈山。①他在那里开始了他通向取得权力的长征的第一步。过了很长一段时期，他才知道他被清除出政治局以及政治局因谴责湖南的失败而给地方的其他领导人的处分。

广东是命令举行秋收起义的第三个地区，在彭湃一度能够掀起一个强大的运动的东南沿海的海丰和陆丰两个县，存在装备很差的农民部队，在对4月中李济深的反共打击的反应中，共产党领导的一支人马在5月1日已经成功地夺取了海丰，处死了没有逃走的官员和其他反革命分子。这支部队在10天后被赶走，但是起义部队在内地不时进行袭击，农民在可能的地方公然反抗地主。8月22日，共产党广东省委在叶挺和贺龙的部队正在靠近这一消息的鼓舞下，计划在他们来到时举行一次起义。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军能够在9月8日夺取陆丰城，在17日夺取海丰城。经过一段时期的掠夺和杀戮后，他们又撤出这两座城，在一个准备好的山区根据地重新集结，当叶、贺的军队接近汕头时，农民军短期地占领了其他两个县城潮阳和揭阳，但是地方部队和即将到来的部队之间很少配合。农民军得到叶挺一个营的援助，为夺取普宁而打了一仗，但营长，一名共产党员，不准农民部队进城，因为担心他们会大肆杀戮。随着9月底汕头的战败，共产党在广东东部建立一个工农政府的希望暂时破灭。①

统一国民党领导的企图

共产党领导人被赶出武汉后，国民党的三个主要派别立刻进行了和解谈判。上海一派由一批有威望的革命老党员组成，他们因反对孙逸仙倒向俄国和在国民党内容纳共产党人而团结起来。这个集团中的几个人（但不是全部）于1925年11月曾在北京郊外的西山开会，强烈谴责共产党向国民党的渗透，要求解除鲍罗廷的职务，并指责汪精卫。这个持反对意见的集团坚持上海的老国民党执行部是党的真正中心，甚至在1926年3月独自举行了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一批上海领导人在1927年春季的反共行动中，与蒋介石及其南昌来的支持者合作，并于4月份协助组织南京政府，但是这个集团仍保留上海的中央党部。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对被广州领导集团“开除”出国民党之事怀恨在心，而有的人此时正在领导南京的一派。到7月后期，武汉集团已与中国共产党决裂，并且它的最直言不讳的激进主义的——也是理想主义的——党员已经离去。不过和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武汉集团在1927年3月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上试图削弱蒋介石的地位和权力，而在汪精卫回国后，武汉和南京两派已经无所顾忌地互相公开攻击。每一方都宣称自己是真正的党的权力中心。

到8月份，南京集团几次遭受军事挫折，而武汉集团声称为它所有的领土中又有共产党领导的起义，这些情况推动了谈判。由于派部队对付武汉，南京已经削弱它的北线，从而导致北方军事联盟的恢复。张宗昌在7月25日夺回徐州，而孙传芳则向他在长江三角洲的老根据地挺进。在7月中下旬，冯玉祥打电报给南京和武汉，敦促和解，但双方都不信任他，它们自己在8月初互相发电和互派使者。①

在南京集团内部，以李宗仁和白崇禧为首的桂系与蒋介石的黄埔学生之间存在冲突。甚至何应钦对蒋的支持也是不可靠的。总司令由于专横跋扈，似乎有许多政敌，而且他似乎是和解的一个障碍。这时，蒋介石的后备军在北线，而且尽管在上海勒索性地筹款，南京政府在财政上仍存在种种困难，这些情况降低了他的威信。在8月12日军事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蒋谈了他要辞总司令之职和把首都防务交给其他将领的意图。当没有人提出反对时，他认为这是不可容忍的侮辱，于是离开南京前往上海；张静江、胡汉民、蔡元培、吴稚晖随即赴沪，试图劝阻他。蒋的引退声明在8月13日发表，它强调了他为党服务的唯一愿望；如果他的引退会促进团结，他乐于这样做。他回顾了党的历史、孙逸仙联俄和容共的决定，并为他在共产党员因在国民党内部搞阴谋而被清除时所起的作用辩解。他敦促他的同志们同到南京，完成北伐。①

蒋介石离开后，双方使者在庐山讨论和解的条件，并决定9月15日应在南京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以解决分歧。但在召开会议前，南京本身有被重振旗鼓的孙传芳部队占领的危险，孙的部队已经在城东15英里处成功地渡过长江，并且已经切断了通向上海的铁路线。这发生在8月26日，这时李宗仁的原第7军和何应钦的原第1军的一些部队据守此城，虽然这两名指挥官不和。此外，唐生智已派两个军在何键和刘兴率领下向南京逼近，以配合孙传芳的挺进。在这个紧急关头，李、何两位将军捐弃前嫌，在白崇禧和其他部队的援助下把他们的部队投入战斗。国民党人在到8月31日结束的六天的拉锯战中，最后打败了北方的来犯者。约30000名孙传芳部队的退路被国民党海军切断而成了俘虏，国民党军缴获了大批武器。龙潭之战是整个战役中几个关键硬仗之一。它拯救了南京和富饶的三角洲地区，使重组国民党政府成为可能。①第1军然后把孙传芳溃不成军的残部沿津浦线往北赶回徐州。

代表武汉集团的谭延闿和孙科，为了进行党的统一的初步讨论，已经前往南京；同时，在9月初期，随着南京得救，汪精卫和武汉的其他大部分领导人随之前往，与不久前的对手谈判。唐生智虽然已在安庆监督武汉的东征，却拒绝去南京。在9月5日至12日的南京和上海的谈判中，三派制订了一个使各方都有“面子”的巧妙的妥协方案。它们将设立一个中央特别委员会来处理党务，重新组建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准备在1928年1月召开第三次党代表大会。那时大会将使党采取新的路线。甚至对选举大会代表的方法也作了规定。这样中央特别委员会将代替两个对立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各自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组成委员会时，各派提名6名代表和3名候补代表，然后这个集团选举14名最有威望的政军人员——汪精卫、胡汉民、张继、吴稚晖、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唐生智、冯玉祥、阎锡山、杨树庄、李济深、何应钦和白崇禧。这样，中央特别委员会将有32名委员和9名候补委员，并且至少在名义上包括了最重要的军事领袖。共产党员当然没有列入，但是宋庆龄、陈友仁，甚至宋子文的名字也都被删去了。②

但是汪精卫在9月13日辞职，带了几名亲密的支持者离开南京前往九江。他对其召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的建议被一些人所否决表示不满，这些人否认以前3月份在汉口召开的第三次全体会议的合法性。汪精卫公开认为特别委员会不合法。按照中国通常的做法，他发表了拘泥虚礼的辞职声明，表示对他过去错误的检讨。①其他领导人9月15日在南京顺利地按照商定的步骤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他们还发出电报，拒绝汪精卫辞职，要求胡汉民、吴稚晖和蒋介石重新履行他们的职责。中央特别委员会然后选出新的政府委员会，由汪精卫、胡汉民、李烈钧、蔡元培和谭延闿为它的常务委员。②汪精卫和胡汉民都未到任。

妥协性和解从一开始就遇到了个阻碍。新的委员会因不合党章而容易遭到反对，几名原南京和上海的领导没有被安抚，蒋介石仍缺席，汪精卫公开反对它。10月初期，新的南京集团派代表团试图劝说汪精卫，到10日，新的妥协似乎已经达成。第二天，南京的谭延闿、李宗仁、何应钦和程潜通电建议11月1日在南京举行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对汪精卫及其军事支柱唐生智来说，甚至这个让步显然也不够，唐生智要求担任总司令以取代蒋介石。21日，名存实亡的武汉政治会议发表了宣言，声称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恢复之前，它在它所辖的区域是党、军、政事务的唯一权威，唐生智则通电谴责南京，并宣布了推翻那里的篡权者的计划。汪精卫秘密取道上海前往广州，在10月29日到达这个老革命根据地。③

唐生智的挑战可能是对南京政府10月20日对他进行讨伐的命令的反应。他与孙传芳和张作霖的所谓的阴谋据说已在龙潭之战后被发现。对他的征讨将由他的湖南老对手程潜指挥，但程率领的军队还包括李宗仁和朱培德的部队、一支小舰队和几架飞机。看来唐生智有许多敌人，因为冯玉祥从北面，李济深从南面威胁他，而谭延闿的战地司令鲁涤平派他的部队沿江从西面而下。李宗仁的部队一步步地迫使长江北岸何键的部队向湖北后撤，同时南岸程潜的部队则把刘兴的士兵赶向江西，而在那里这些士兵将遇到朱培德的部队。到11月初，南京的海军已占领了通向武汉三镇的入口，而鲁涤平正向岳州逼近，危及唐生智往湖南的退路。唐生智的部将何键、刘兴、叶琪、周斓和李品仙决定退回他们在湖南的老根据地，以便自己照顾自己。11月12日，唐生智宣布退隐，暗中登上一艘日本轮船前往日本避难。①北伐的军事联盟开始分崩离析。

汪精卫回广州成立一个党部，以与南京的中央特别委员会抗衡。陈公博、顾孟馀、甘乃光和何香凝（廖仲恺夫人）等少数的几名左派中央委员参加他的阵营，而他的主要军事支持者依然是张发奎。南昌起义后，张将军把他的残部——三个步兵师、一个炮兵团和一个教导团——调到韶关，该地靠近广东北部边境，在通向广州的铁路线的一端，而张本人应李济深的邀请，通过海路于9月27日回到广州。当他的部队到达韶关时，他下令要它们来广州；它们在广州可能比李济深所辖的部队更强大，因为李的部队分散在三角洲的市镇，而且他已派几个团到汕头地区去阻止贺龙、叶挺的侵犯。经过那次胜利的战役后，李将军开始调回他的部队，这样，汪精卫10月29日抵达广州时，两位将军的军事实力似乎大致相当。李济深对汪精卫的支持只是表面的，因为他和支持南京特别委员会及其政府的桂系的黄绍竑关系密切。但是，对唐生智的征讨已经削弱了桂系对南京的控制，而特别委员会本身也处于困境之中。①

汪精卫到达广州后，立刻发出在广州召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号召，邀请南京和上海的委员参加。李济深拒绝参加发出这一号召。随之而来的又是与南京领导人的几次电报谈判，因为他们以前同意在11月1日开始举行全会，但是在南京举行。全会没有召开，但那一天汪精卫在广州设立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已在李济深反共政权下受到严厉镇压的广州市左派劳工运动，在张发奎和汪精卫回来后显出了生机。几千名手执红旗的工人游行到汪家，要求他释放已被拘禁的劳工领袖，但是警察把他们驱散了。恢复反英抵制行动的努力，可能表示了共产党的主动精神，因为共产党员曾经控制过老的罢工委员会。汪精卫的政治分会和省政府作出了分发给每人现金以遣散留在广州的香港罢工者的安排。②汪精卫一派显然对劳工骚动并不热心。事实证明，汪精卫在广州的逗留只是短暂的，因为11月初期蒋介石带着蒋汪联合反对南京的建议重返政治舞台。

蒋将军在9月28日前往日本，在日本除了进行其他活动，他赢得孙逸仙夫人宋庆龄的同意，让他同她的妹妹宋美龄结婚。这样，他就与孙逸仙的遗孀、宋子文和孔祥熙的妻子有了姻亲关系。③他在11月5日还私下会见了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田中男爵称赞蒋介石及时引退，但告诉他，只有他能够拯救中国革命。他建议蒋介石巩固长江以南国民党的地位，而不要卷入北方的军阀政治。首相说，只要国际条件容许和日本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害，日本将在蒋介石的反共努力中援助他。蒋介石的答复是，向北进军是绝对必要的，并要求日本援助，以便清除日本正在援助张作霖的印象。他说，只有这样，日本才能保证在华日本国民的安全。①每人提出了一个要求和一个警告。

蒋介石安排宋子文前往广州，以实现与汪精卫的和解。宋子文在11月2日抵达广州，蒋介石在10日回到上海，同时他发电邀请汪同他一起讨论，并同意汪的基本论点，即应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以解决党内的一切问题。应该在上海进行初步的讨论。谭延闿也代表南京的特别委员会致电汪精卫，建议上海作为为召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作准备的初步协商的地点。②

当汪精卫和李济深准备到上海参加会议时，李将军要求其同事黄绍竑来广州接管他的部队，汪精卫同意。如果李支持汪，张发奎同意出国；省库拨出5万港币作为旅费——也就是说此款是乐意让张发奎出走的李将军所赠。张将军把他的部队交给他信任的同事黄琪翔将军指挥，在14日前往香港，从那里再与汪精卫和李济深乘船前往上海。

这完全是一个诡计，一个传统的骗局。当汪、李二人在16日离开香港时，张发奎“错”过了船班。在17日破晓前的几个小时，黄琪翔得到薛岳将军和李福林将军的支持，在广州发动一次政变。他们的部队包围了广州李济深、黄绍竑各部队的队部和兵营，并解除了士兵的武装。他们打算抓黄绍竑，而黄预先得到警告，得以逃脱。当政变结束时，张发奎于17日回广州，与陈公博及汪精卫的其他支持者成立了一个新的省政府。这次军事政变是以“护党”的名义发动的。李济深在香港至上海途中的船上无计可施，而汪精卫公开表示对整个事件毫不知情。①

在上海，很少人相信汪精卫。他的政治地位被这次政变削弱了，虽然它已加强他的支持者对富饶的广东的控制。上海的几个老党员——胡汉民、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和张静江——因他背信弃义对他嗤之以鼻，其中有几个拒绝见他。李石曾谴责这次政变是共产党的阴谋，列举政变前的一系列事件和政变后不久他收到的报告以支持他的指责，而汪精卫当然否认这种指责。根据汪的说法，政变完全针对不合法的中央特别委员会。可是，指控——未必是事实——在几个星期内对汪精卫非常有害。刚从唐生智手中赢得武汉的桂系的李宗仁和白崇禧大为恼火。他们甚至讨论进行一次军事讨伐，在广州再把李济深扶上台。这样，在上海进行的争取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的初步协商，就在不协调的气氛中开始。在那些拥护中央特别委员会的人和像汪精卫那样的反对它的人中间，这种不协调特别厉害。胡汉民和汪精卫之间的宿怨一如既往，毫无和解之势。蒋介石因在前三个月中没有与国民党政治发生关系，就处于进行调停的有利地位。初步的“闲谈”于11月24日在上海法租界他的公馆内开始。②

计划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的较正式的“预备会议”于12月3日至10日在蒋公馆举行，中执委和中监委的80名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约35名成员参加，但是各派别之间的争论与以往一样激烈。12月2日，即会议召开的前一天，南京政府因张发奎、黄琪翔“勾结共产党”的政变而下令对他们进行军事讨伐，由于南京政府是有问题的中央特别委员会的产物，斗争更被它的命令所激化。互相进行指责和施加弹劾的威胁，由于这个或那个集团拒不参加核心会议，只能举行四次会议。最后，在10月10日，在蒋介石发表了妥协和团结的呼吁以后，汪精卫提出一个解决办法，即要求蒋介石恢复其总司令之职。为了党的团结，他还明确表示他有意退隐。汪精卫的动议被一致通过。的确出现了一个冯玉祥、阎锡山、何应钦及其他将领通电要求蒋介石复职的运动——这个运动多半是蒋介石自己策划的。虽然蒋将军没有立刻表示他的决定，预备会还是表决通过要求他负责召开应在1月1日至15日举行的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一切有争论的问题都应在全会上解决。总之，国民党领导集团被分歧搞得四分五裂，以致准备会议只能解决一些例行的事务。蒋介石在党内的地位已经大为提高，现在，他可以施加强大的、即使不是决定性的影响，以决定哪些中执委委员和候补委员可以参加即将召开的、被认为能把党重新团结起来的全会。①

准备会议刚休会，上海就立刻得知广州一次共产党领导的起义的搞乱人心的消息，这次起义始于12月11日的黎明。在一开始，起义显然成功地控制了该城的一部分，其特点是掠夺、放火和处死了许多人。张发奎的大部分部队离城与黄绍竑交战，或者驻扎在东江区，但是他下令把他们调回。到第三天，回来的部队足以使张将军在李福林的帮助下把叛乱镇压——残酷地镇压——下去。广州的破坏是严重的。汪精卫的政治地位遭到不可弥补的损害。为了安全，他先住进了医院，然后在12月17日乘船第二次流亡法国。在几年内，他一派的其他领导成员干脆受到排斥，不再参加高级的国民党工作。①

广州公社

灾难性的广州起义，是一小批大胆的中共领导人为了执行上海新的临时政治局的总指示而策划的，它标志着共产党长期夺权斗争的低潮。在长达20年的时期中，这是最后一次共产党领导的大规模城市起义，也是1927年7月共产国际命令执行的起义政策的无容置疑的失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把这次灾难说成英勇的行动，强调参加者的英雄主义，公开宣称起义是一个象征性的胜利，但是它本身仍是一个重大的失算，是共产国际力图指导另一国家的革命的又一次失败。失败和随之而来的残酷镇压，给广州激进的劳工运动一个可怕的打击，并且在其他大城市产生了有害影响。头两天关于广州杀人、放火和抢劫的报道，以及假定的俄国人的参与，使中国的舆论转而反对共产党和苏俄。国民党政府与俄国断绝关系，国民党停止了它与共产国际的支离破碎的“联合”。由于有许多报道性和分析性的记载，我们这里只对事实作一概述。①

共产党临时政治局于11月10日和11日在上海举行了扩大会议，以评估最近的失败和制订重建党的计划。为了“在真正革命的布尔什维克斗争道路上起步”，它为革命制订了总的战略，②然后与广东省省委书记张太雷一起为发动一次广东起义订出计划。黄琪翔11月17日在广州对黄绍竑的政变的消息传来，张发奎和李济深两军之间很快发生冲突似乎有了可能。为了利用这个机会，政治局在11月18日发布了11点纲领，指示广东的共产党员在农村发动农民起义，在县城发动工人起义，在广州发动政治总罢工和兵变。①11月26日，广东省委决定起义，并任命以张太雷为主席、叶挺为总司令的五人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会制订了政治纲领，开始作军事准备，为苏维埃挑选官员，动员残存的红色工会的工人，在部队中秘密征募士兵，试图与附近的农民运动建立联系。12月7日，广东省委在广州秘密召开名为“工农兵代表大会”的会议，会议通过了由15名代表组成的苏维埃，其中9名被列为工人，各有3名被列为农民和士兵，虽然省委后来承认；他们都是知识分子。会议选定12月13日为广州起义的日期。②

到那时，革命军事委员会有相当多的资源。张发奎从武汉带来的军官教导团，其人员在武汉已受恽代英的影响，它有一些共产党军官，而叶剑英就是副团长。委员会已经组织了赤卫队，它由约500名省港大罢工组织的前罢工纠察队队员和约1500名仍受共产党领导的工会的工人组成。在黄埔军校的学生中也有几名共产党员。主要的困难是缺乏武器。在12月初期，广州的守军不多，因为张发奎已把他的大部分部队调出城外去阻击黄绍竑和李济深的部队，只留下一些小部队守卫各指挥部和兵工厂。李福林仍控制河南岛，但只带一支小卫队，因为他的大部分部队都在江门。广州有一支有战斗力和装备精良的警察部队。一个无形的因素是第4军军长黄琪翔将军的左倾情绪，他已经深受邓演达的影响。与共产党党员接近的廖尚果领导第4军的政治部，黄将军也知道共产党领导人正在从香港溜进广州；他甚至把恽代英留在他东山的家中。

共产党在广州活动的消息以及第4军政治部刊物上出现的激进文章显然使上海的汪精卫大吃一惊，因为在12月9日和10日他致电陈公博和张发奎，指示他们采取反对共产党员的行动。他们应派部队包围和搜查苏联领事馆，汪精卫指责那里是计划中的起义的总部；他们还应驱逐苏联的领事。黄琪翔应该暂时引退，同时应该清洗共产党员。①

12月9日，警察发现了一个炸弹的贮藏地。这件事，再加上张发奎计划解除教导团武装的消息，促使革命军事委员会把起义的日期提前。他们匆忙地把叶挺将军从香港召至广州。不利的是，他只是在暴动开始前几个小时才来到进行指挥。此外，提前两天的做法也许使几支已经征募的农民部队不可能到达广州城。据报道，只有500人从近郊前来参加起义。

起义者拥有突然性的有利条件。12月11日星期日凌晨3时30分，工人赤卫队攻打公安局——警察总部——并很快得到大部分教导团学生的增援，教导团已经叛变，并且抢杀了它的15名军官，这时它由叶剑英指挥。攻下了公安局后，攻打者释放了在前两天搜捕时被抓的约700名犯人。这些人大部分来自共产党控制的工会，这时也参加了战斗。到中午，广州城的大部分警察局已被拿下，几个（但不是全部）战地部队在广州的总部也已被攻占。造反者控制了火车站和邮电局，接管了政府机关和国民党省党部。他们夺取了中央银行，但无法打开储藏银元和钞票的金库。他们还抢劫了其他银行和钱庄。公安局成了新苏维埃政府的中心。夜幕来临时，已经发生了许多单独的抢劫、放火和枪杀可疑敌人（其中包括约300名警察）的事件。但是河南岛幸免于难，因为它受到炮艇和李福林的卫队的保护，而且陈公博、张发奎、黄琪翔和其他忠于国民党的人在星期日清晨就逃到了那里。沙面仍是一个外国的庇护地，英国的总领事为忠于

Chapter_19

国民党的人拍发调回西江地区部队的电报，以帮助他们。①

进攻的上午，苏维埃政府宣布成立。中共广东省委已经印了几千份传单，宣告广州苏维埃的成立及其政治纲领，并吁请群众支持。《红旗》也印发了列有新政权官员名单的相似的传单，新政权将以海员工会的受人欢迎的领导人苏兆征为首，他此时还在外国。他的职务暂由张太雷代理。其他9人在工农兵苏维埃中担任其他11个职务，他们大部分，也可能全部是共产党员。除苏兆征外，其他4人也是劳工领袖。②根据警察的估计，虽然约有3000名工人参加了战斗和掠夺，但他们只是广州参加工会的工人（估计有29万人）的一小部分。其他的人或是被前八个月的镇压吓得不敢动弹，或是已经对共产党的工会领导十分敌视，以致他们不是袖手旁观，就是反对起义。几乎没有对苏维埃的民间支持。店主们采取了政变时的传统策略：关门以防抢劫。他们的学徒和店员仍持消极态度。很少武装的士兵参加叛乱，而民众对两次为显示民众支持而举行的集会敬而远之。③要是在起义前号召举行一次总罢工，情况是否会有所不同？革命军事委员会已经决定不打算号召罢工，因为共产党在劳工中的地位太弱了；但后来政治局因为这一错误而加以指责。

第二天，张太雷在战斗中被杀，年29岁。张太雷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缔造者之一，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他是这两个组织的一个主要人物，特别是在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方面。他是1925年省港大罢工的组织者之一，曾担任鲍罗廷的广州办事处的主要秘书，后来是鲍罗廷在武汉时的中文秘书。由于他的死亡，叶挺将军负起了指挥之职，但叶在此以前有18个月不在广州，对当地情况、党员和支持的来源都不熟悉。他的仓促集结起来的部队很快碰上了占压倒优势的敌人。

张发奎将军和李福林将军从西江地区召回他们的部队，他们在12月12/13日晚到达河南岛和广州郊外，薛岳师的一个团和莫雄率领的独立团也同时到达。13日清晨，炮舰以机枪扫射沿江的马路，为从河南岛渡江登陆的士兵扫清障碍。其他部队从西、北、东三面逼近。急于算老帐的机器工会工人的战斗队参加进攻。收复公安局（苏维埃所在地）的战斗持续四个小时。到黄昏时，一切战斗都已停止。许多参加叛乱的工人和士兵阵亡，其他人躲藏了起来，有的人朝西北方向逃走。实际上所有叛乱的计划者和领导人都成功地从这条或那条路逃走了。共产国际驻穗的代理人及协助制订计划和提供经费的牛曼也溜走了。

两名俄国人在与薛岳部队战斗时被杀，参加防卫工农兵苏维埃总部的其他两名俄国人被俘。副领事M.哈西斯带着手榴弹乘领事馆车试图到苏维埃总部时被捕。搜捕者还俘获藏在领事馆附近的其他两名俄国人。这五人游街后被枪决。在搜查俄国领事馆时，领事鲍里斯·波克瓦利斯基连同他的妻子以及几名俄国妇女和儿童一起被捕，但使馆团干预并说服愤怒的当局饶他们一死。广州的新政权在年底把他们驱逐出境。①据说在领事馆发现的文件说明领事馆与密谋有牵连。俄国外交部则否认领事馆与起义有任何关系。

三天的战斗、纵火和抢劫使广州受到很大的破坏。战斗结束时到处是尸体，根据警察后来的报告，46条街上将近900座建筑物被烧光。共产党广东省委在事后几个星期估计，200多名共产党同志和2000多名赤卫队和红军被杀，但是敌人一方死亡不超过100人。在起义中被杀的人，很可能少于平息起义后被屠杀的人。行刑队围捕了几千名嫌疑者，在肆意报复中把他们处死。美国领事馆当时估计，被处决的男女在3000至4000人之间，其中许多人是无辜的，与起义毫不相干，而当局则承认杀了2000人。后来，共产党史料报道的损失甚至更大。①

由于苏联领事馆对广州起义所负的责任，南京国民党政府命令关闭国民党辖区内所有的俄国领事馆和其他机构，并将其人员驱逐出境。在汉口，驻军司令胡宗铎下令搜查苏联领事馆及其他一切被认为隐藏有共产党员的机构。12月16日，士兵、警察和便衣警察突袭和搜查领事馆及其他机构，在法租界和以前的三个租界围捕了200多名被怀疑的中外人士。士兵们包围了武昌的武汉大学及其他学校，抓走了数百名学生。随之而来的是处决劳工领袖和学生，其中许多人是妇女。12月17日，两个有名的左派在日租界被捕，立即处死：一个是李汉俊，中国共产党缔造者之一，但不再是党员；一个是詹大悲，他是着名的反清革命者、孙逸仙的同事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①

汪精卫成立的政府的大部分成员不体面地离开广州，有的人还在省的金库中取走了经费。张发奎和黄琪翔形式上对广州起义负责，交出了他们的指挥权。他们调自己的部队去东江地区，在那里被陈铭枢的部队打败。李济深的部队在12月29日收复广州，他也在1月初回城。

这样，到了年底，汪精卫一派已经丧失了他的权力基础。汪精卫正在前往法国的途中，他的大部分重要支持者都黯然失色。由于八个月的镇压和几次未遂的起义，中国共产党遭到很大的破坏。20多名最优秀的领导人和数千名党员及追随者被杀。将要花多年的殊死斗争，才能把残破的党重新建立起来。

① 本书对南昌起义的描述主要根据这次反叛的计划者和参与者——张太雷、李立三、周逸群和张国焘——在战败后不久的1927年10初到11月初所写的报道，这些报道发表在10月30日和11月30日的中国共产党的新刊物《中央通信》上。韦慕庭在他的《战败的废墟》中把它们译成英文，载《中国季刊》，18（1964年4—6月），第3—54页。王健民的《中国共产党史稿》1，第534—552页的精采论述的依据，也是这些文件以及一些国民党的史料。他提供了有用的战斗序列表。萧祚良的《从南昌到汕头》，载他的《1927年的共产主义：城市与农村之对抗》，是另一篇根据这些原始材料以及张国焘和龚楚的回忆录整理而成的有价值的论文。张国焘的《中国共产党的崛起》1，第672—677页和2，第3—55页，部分地根据他当时的报告提供了带感情的回忆报导。又见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120—123页；和雅克·吉勒马兹：《中国共产党史，1921—1949年》，第150—156页。

② 克莱因、克拉克：《传记辞典》，第1066页列出了40名已知的参加制订计划和行动的人。朱德给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提供了回忆性的报道，发表在《伟大的道路》，第200—209页。

③ 汪精卫在8月5日向武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的报告中，提供了起义消息如何报告给这次会议、张发奎想前往南昌而没有成功和汪精卫对这件事大发雷霆等有趣的内容，根据国民党档案馆所藏的会议记录，转载于《共匪祸国史料汇编》，1，第485—488页。

① 韦慕庭：《战败的废墟》，第31页。

② 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第205页。在回忆1937年的这件事时，朱德似乎仍有深刻印象，他说，“在这所外国医院中的傅医生和英国医生竟照顾我们的伤员！”

① 克莱因、克拉克：《传记辞典》，第247页。

① 这些叙述根据李又宁的慎审的研究《瞿秋白传》，第232—248页。李博士确定了14名会议参加者，并指出以下的人为新政治局委员：瞿秋白、向忠发、李维汉、罗亦农、彭湃（缺席）、苏兆征和蔡和森；候补委员4人为张国焘（缺席）、张太雷、毛泽东和彭公达。萧祚良根据未参加会的张国焘的回忆，提出了一张不同的名单，并认为会议地点在九江。萧祚良：《1927年的中国共产主义》，第39—46页。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1，第503页，和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123页，都肯定会议地点在汉口。

② 八七会议的文件发表在《中央通讯》，2，1927年8月23日。有几篇转载或摘登在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1，第504—528页，和《共匪祸国史料汇编》，1，第445—484页（两者都避讳而去掉了蒋介石的有关材料）。《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和策略决议案》，在朴的《中国共产党文献集》中有英文译文；布兰特、许华茨、费正清的《文献史》，第102—123页有《告全党党员书》和各项决议案的摘要。在这次会议上成为政治局领导的瞿秋白，约在一年后在莫斯科作了长篇报告，内容是会议前的时期和他领导的时期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几个问题。他报告的后半部被译成英文，发表在《中国的历史研究》，5.1（1971年秋），第4—72页。

① 起义的基本材料载《中央通讯》，4—7期和11期，8月30日，9月12、20和30日，10月30日（1927年11月后期也有可能）。这个材料中选出的文献由朴在其《中国共产党文献集》中译成英文：第9号（第59—66页），《湖南湖北起义计划决议案》；第12—18号（第87—113页），关于湖南的文件；第30—32号（第201—215页），关于湖北的文件；第23号（第133—145页），起义后的文件。计划决议案的摘要及其他内容戴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1，第533—560页。这个决议和1927年11月14日的《政治纪律决议案》（未提对失败的责备）在郭华伦的《中共史论》，1，第462—467页有译文。广泛详尽的《湖北秋收暴动报告》，载《中央通讯》，第11期，在日本有错误百出的文本，由三上谛听、石川忠雄和芝田稔译成日文，载《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资料集刊》，大阪，1916年。第二手整理的学术着作有小罗伊·霍夫海因茨：《秋收起义》，载《中国季刊》，32（1967年10—12月），第37—87页，附地图；萧祚良：《1927年的中国共产主义》，第39—80页，附地图；李又宁：《瞿秋白传》，第249—260页。

① 霍夫海因茨：《秋收起义》，第51—57页；萧祚良：《1927年的中国共产主义》，第62—67页。

① 关于毛与政治局冲突的权威性的讨论见斯图尔特·施拉姆：《论1927年毛泽东“异端”的性质》，载《中国季刊》，18（1964年4—6月），第55—66页，讨论根据当时俄国人和中国共产党的文件。霍夫海因茨：《秋收起义》，第61—66页，和萧祚良：《1927年的中国共产主义》，第46—53页也讨论了分歧。

② 这里的叙述根据前面所引的霍夫海因茨和萧祚良的着作以及斯图尔特·R.施拉姆的《20世纪的政治领袖：毛泽东》（第120—125页）对毛的作用的令人注意的推想。它们都根据《中央通讯》的文件，但细节颇不相同。

① 1936年，毛泽东生动地向斯诺谈了他逃脱的情况，在《西行漫记》中成了不朽之说。

① 霍夫海因茨：《中断的浪潮》，第239—248页；卫藤沈吉：《海陆丰——中国的第一个苏维埃政府》，2，《中国季刊》，9（1962年1—3月），第165—170页；韦慕庭：《战败的废墟》，第21、36和43页。

① 李云汉教授根据国民党的档案材料，在他的《从容共到清党》，第756—812页探讨了统一的复杂过程。关于南京和汉口从8月8日至9月20日交换的电报，见《革命文献》，17，第3104—3109页。

① 对蒋介石在这个关键时刻引退有不同的解释。他的引退声明载《革命文献》，15，第2567—2573页和《中华年鉴，1928年》，第1380—1385页。关于蒋介石代理人勒索性的筹款，见小帕克斯·M.科布尔：《国民党政权和上海资本家，1927—1929年》，载《中国季刊》，77（1979年3月），第1—24页。又见科布尔博士同一论题的着作。

① 《北伐战史》，3，第851—916页；《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战史纪略》，第94—105页；乔丹：《北伐》，第138—141页。在采访中，李、白两位将军回忆龙潭之战，认为它对北伐的胜利是至关重要的。

② 姓名和细节，见《从容共到清党》，第766—769页。又见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68—269页。

① 汪的辞职电报载《革命文献》，17，第3105—3106页，以及《中华年鉴，1928年》，第1391页。

② 关于名单，见《中华年鉴，1928年》，第1390—1397页。

③ 《从容共到清党》，第775—777页，以及《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7年》，2，第31—32页。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73页。

① 《从容共到清党》，第780—782页，部分地根据《革命文献》，17，第2996—3064页陈训正关于反唐战役的报道和文件。乔丹：《北伐》，第145页。《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7年》，2，第36—37页。

① 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69—273页。《从容共到清党》，第777页说汪在10月28日抵达广州。

② 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10月14日、11月1日和8日。又S.伯纳德·托马斯：《1927年的中国革命和广州公社中的“无产阶级霸权”》，第21页。

③ 董显光：《蒋介石》，第100—101页。结婚日期是在12月1日，采用民间和基督教的仪式。后来蒋介石皈依基督教。

① 入江昭：《帝国主义：探求远东新秩序》，第157—158页，根据日本外务省的记录。

② 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74页。英国外交部405/255，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第13448号，1927年10—12月，第116号，附件，广州总领事璧约翰致北京蓝普森，1927年11月22日，描述了前几周广州的政治，包括宋子文的来访。

① 李云汉提供了生动的报道，他引了黄绍竑和李济深对张发奎的尖锐指责：《从容共到清党》，第790—794页。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75页。《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7年》，2，第35—36页。总领事璧约翰在前面所引的报道中推测，李济深并非受骗，而是知道自己在广州地位不稳才去上海，由黄绍竑来“背包袱”：根据掌握的证据，这似乎不可能。

② 《从容共到清党》，第792—794页；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75—276页。关于有关的文件，见《革命文献》，17，第3113—3122页。

① 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76—278页；《中华年鉴，1928年》，第1400页；英国外交部405/256，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583，1928年1—3月，第154号，附件。上海总领事巴尔敦致北京蓝普森，1927年12月11日，这是一份关于准备会议的消息灵通的报告。巴尔敦爵士列举了35名参加会议的人，胡汉民因未参加而最惹人注目。巴尔敦举出以下数人为反对汪精卫一派的“南京死硬派”：谭延闿、蔡元培、李石曾、李宗仁、李济深、伍朝枢和吴铁城，一个很有趣的结合。关于蒋介石对会议参加者的呼吁，见《革命文献》，16，第2875—2879页。关于讨伐张、黄的命令，见《革命文献》，17，第3122—3124页。

① 汪精卫的自辩书和引退声明载《革命文献》，17，第3134—3145页。

① 几乎所有的中共党史都描述了广州起义，起义在全世界的报纸上都有详细报道。以下是观察者的报道：J.卡尔文·休斯顿：《1927年12月11—13日中国广州的农、工、兵的叛乱》。致美国驻北京公使马克谟第699号快信，1927年12月30日，藏于胡佛研究所，斯坦福，加州，J.卡尔文·休斯顿藏件，第2袋第2部分第5夹第20件。（第12件是1927年12月11日的中文传单原件，它宣布成立苏维埃和一份官员名单。）总领事休斯顿电报报告的要点可见于《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7年》，2，第39—40页；美国国立档案馆有它们的缩微胶卷。英国外交部405/256，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583，第71号，附件1，1927年12月15日广州詹姆斯·布雷南致北京蓝普森，记事；附件3，12月11日广州散发的传单英文译文；同上，第80号，附件4，香港总督金文泰致伦敦殖民大臣，12月15日，记事；附件5，12月11日《红旗》的英文译文，宣布广州苏维埃成立和官员名单。英国外交部371/13199中有许多金文泰总督发出的快信，提供了12月至1928年2月广州和广东形势的情报。斯威舍伯爵在起义进行时至粉碎后在广州，他提供了目击者的生动报道，报道载肯尼思·W.雷亚编：《革命中的广州，斯威舍伯爵文集，1925—1928年》，第89—125页收了文件的译文和景象可怕的照片。《共匪祸国史料汇编》，1，第510—565页转载了12月13—15日中文报纸的报道，以及一份有价值的文件，1928年1月3日中共政治局决议《广州起义的意义和教训》。广泛使用回顾性文献的有学术性和详尽注释的着作有：S.伯纳德·托马斯：《中国革命和广州公社中的“无产阶级霸权”》；萧祚良：《1927年的中国共产主义》，第134—156页；和《从容共到清党》，第794—799页。

② 计划以11月18日《中央通告第十六号》形式出现，载《中央通信》，13（1927年11月30日），第1—6页。

① 托马斯：《中国革命和广州公社中的“无产阶级霸权”》，第21—22页。

② 同上书，第23页。

① 《革命文献》，17，第3124—3125页。

① 12月15日总领事璧约翰报告所言，载英国外交部405/256，机密13583，第71号，附件1，见本小节第1条脚注。

② 英文译文同上，附件3，和第80号，附件5。照片和斯威舍的英文译文，载雷亚编：《革命中的广州》，第99—102页。苏兆征、张太雷、陈郁、彭湃（未在）、杨殷、叶挺和恽代英的传记见克莱因、克拉克：《传记辞典》。名单的其他数人是周文雍、黄平、何来和徐光英。

③ 叶挺后来雄辩地描述了广州人对起义的敌视和厌恶；引于萧祚良：《1927年的中国共产主义》，第141—142页。

① 休斯敦：《广州的农、工、兵的叛乱》，第36—38页。被杀的人的照片藏于胡佛研究所，J.卡尔文·休斯敦藏品，第2袋，第2部分，第3夹，第11号。收藏品中还有副领事哈西斯的私人文件。

① 萧祚良：《1927年的中国共产主义》，第142页引了广东省委1928年1月1—5日通过的《广州起义决议案》；休斯敦：《广州的农、工、兵叛乱》，第28页；和托马斯：《中国革命和广州公社中的“无产阶级霸权”》，第27页引了载于L.P.杰柳辛编：《广州公社》第207页的1928年1月《布尔什维克》第12期的材料。

① 英国外交部405/256，机密……13853，第144号，附件1—6，代理总领事哈罗德·波特，汉口，1927年12月1日致北京蓝普森，附1927年12月17—21日《汉口论坛报》关于突然搜查的报道摘录，它报告有70O多名中国涉嫌者和17名俄国人被捕，提供了20名被处死人的姓名，其中5名是女学生，年龄从20至26岁。李汉俊传记见克莱因和克拉克编：《传记辞典》，詹大悲传记见包华德和霍华德编：《传记辞典》。奇怪的是，突然搜查显然未能抓住12月14和15日在汉口参加湖北省党代表大会的39名共产党领导人，萧祚良的《关于1927年武汉起义的争论》有叙述，载《中国季刊》，33（1968年1—3月），第108—122、133页。

最后的冲刺——占领北京和南京成为新首都

最后的冲刺——占领北京和南京成为新首都

重新向北京进军的准备工作

为了在军事上统一中国，此时国民党内最有影响的党员蒋介石必须获得足够的财力，重新集结广为分散的军队，并努力把党的领导集团重新团结起来。他说服宋子文重新出任财政部长，在广州时期，宋在这一方面已经表现出非凡的能力；宋子文计划以各种方式增加收入；此时把收入解往政府的只有江、浙两个省。在1月7日就职的那一天，宋宣布每月的收入不足300万元，但支出是1100万元。他希望到3月份能够把收入增加到1000万元。①

要重新建立一个战而能胜的军事联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原来英勇善战的第4军此时已经大为削弱，它的几名最高将领已经引退；大部分老第8军已被赶回湖南，它的军长又在日本；正在湖北建立其权力基地的第7军，由蒋介石的对手李宗仁和白崇禧率领，他们又与南方的黄绍竑和李济深有联系。张作霖的奉军和张宗昌的鲁军，对蒋介石能够指挥的大杂烩军队来说仍是难以对付的敌人；但是仍有希望：冯玉祥和山西的首脑阎锡山（他在去年6月份已经举起国民党旗帜，但在10月份与张作霖发生冲突前，与张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在进军北京时可能进行合作。蒋介石在1月4日回到南京，9日宣布重新任总司令。他还发出了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会的初步号召。

事情很快就一清二楚：蒋介石及其亲密的支持者打算改造和净化国民党，并企图重新组织一个领导集体。当时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宣布，五个省的省党部在改组前应停止活动，浙江和江苏的党的分部正在改组。蒋介石从1月13日至2月1日，把举行拖延已久的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一切事情安排妥当。除了在议事日程和说服几个派系不要提出敏感问题等方面取得一致外，蒋介石必须解决一个问题，即准许谁参加会？两年前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的13名共产党党员当然不得参加这次全会。但是，汪派中许多人对12月份广州共产党的大破坏负有罪责，或至少是疏于职守，对他们该怎么办？5名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提出，汪精卫及其8名同事应排除在外。但结果，只有汪精卫、陈公博、顾孟馀和甘乃光不准参加。其他的人可以来。蒋介石的三个反对者胡汉民、孙科和伍朝枢很容易被说服带着巨额资金出国进行考察，还有其他几个人可能不希望参加。①

29名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出席2月2日联席会议的开幕式。在世的委员和候补委员有77人，其中约50人可以到会。以后，出席会议的人数在30人上下。②全会有三个主要任务：定出党的政策的新方向，停止过去的争论，选出新的管理机构。

与会者听取了蒋介石的政策建议：为了代替共产党鼓动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国民党应提倡国内互助和合作精神。一切宣传都要以已故领袖的《建国方略》为基础，即以受布尔什维克直接影响之前的孙博士的思想为基础；一切受共产党影响的时期的口号都应停止使用。党的出版物应予严格监督；禁止反党或反政府的宣传；对外事务的一切公开言行应符合党的政策。国民党应予净化，办法是在党员重新登记前解散所有省的党的机构，和撤消中央和省党部内的农民、工人、商人、妇女和青年各部。目前只能有三个部：组织部、宣传部和党训部。一切群众运动必须置于国民党的控制之下，必须清除群众运动中的共产党影响，农民协会和工会的武装力量应予严厉处理。教育应强调科学，学生应把他们的注意力放在国家建设方面。①这个保守的建议很快得到全会批准，全会这时清除了内部所有的激进分子和除少数以外的左派党员。它预示了国民党以后的发展方向。

为了掩盖武汉和南京对立两派之间以前的冲突，全会批准了一个妥协方案：以前所有关于联俄容共政策的决议应予作废，而另一方面，作为南京反共运动一部分内容而把一些人开除出党的决定都应宣布无效。但是，将进行一次彻底的党员重新登记；这次全会特别注意清除两个委员会委员中的共产党员。它还以彭泽民和邓演达甘为暴乱的同谋为理由，把他们清除出去，同时还停止了徐谦的中执委委员的权利，和其他两名中监委候补委员的权利。为了填补缺额，空缺由候补委员依次补上。②

全会考虑和通过了一批议案。国民党政府这时应该更加精心地组织起来，它下设七个部的行政院、最高法院、考试院、监察院、大学院、审计院、法制局和四个委员会（建设、军事、蒙藏和侨务）。它不完全是孙逸仙设想的五院制，而是倾向于这个方向，而且它的大部分仍不过是一个计划。必须在新的中央直接监督下改建国民党。还通过了军事组织的标准制度，批准在军队中改革政治工作——共产党党员已经深入地渗入这一领域。（蒋介石已经选定他的密友、反共思想家戴季陶为政治训练部领导。）全会还举行选举，但不清楚候选人名单的准备过程。蒋介石、于右任、戴季陶、丁惟芬和谭延闿被选进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另外4个位置留给在国外的领导人。49人被任命而进入政府委员会，其常务委员会由谭延闿（任主席）、蔡元培、张静江、李烈钧和于右任组成。新的军事委员会有73人，它的常务委员会有11人，由蒋介石任主席。这样，几个新的委员会安排了当时有良好名声的所有国民党人士和军事领导人，但是其常务委员会则预先安排了保守的老资格党员或有实力的军事指挥官。蒋介石负责军事，而谭延闿似乎被委以监督政府事务之责。①

随着这些政治安排的完成，蒋介石开始为向北京的最后军事冲击进行各种准备。两个月前，冯玉祥已派一支军队沿陇海铁路进军，何应钦已派第1路军沿津浦铁路北上。两支军队在12月16日在两条铁路交叉的战略城市徐州会师。2月9日，蒋将军率其参谋人员离南京到徐州检阅了部队，然后在2月16日前往开封与冯将军会谈，商讨重新进攻之事。冯玉祥的国民军部分地接受南京政府的资金和某些军事给养。冯玉祥还有几个朋友在南京政府任职，黄郛任外交部长，孔祥熙任实业部长，薛笃弼任内政部长。汉口也提供冯玉祥一定数量的资金和武器，也许是作为一种礼物，因为广西的将领们在湖南忙于征战，他们对向北的征战不感兴趣，广州的李济深也是如此。2月28日，新成立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宣布，蒋介石将指挥第1集团军，冯玉祥指挥第2集团军，阎锡山指挥第3集团军。前第1路军军长何应钦已被任命为北伐联军的总参谋长。②

用了约一个月时间才把重新发动的北伐所需要的部队、弹药、给养和资金集中起来。在纸面上，蒋将军统率的第1集团军的大军有分属于18个军的60多个师，这18个军又分归刘峙、陈调元、贺耀组和方振武指挥的四个军团。第1军团由原来的第1军发展而成，由黄埔军校的教官和学生任军官，但它还有张发奎和朱培德提供的几个师和军。与往常一样，第1军团是参战的几个军团中装备最为精良的一个。①陈调元将军是北方人，原来的安徽省督办，1927年3月倒向国民党一边，从而为进军南京打开了通路；但他仍是一名旧式军阀。贺耀组将军在北伐的第一阶段已把他的湖南师带到国民革命军中，并且曾参加夺取九江和南京的战役。他的师已扩大为第14军，守卫南京地区。方振武的革命资历可追溯到辛亥革命，他曾与广州的几个反对派政府有联系。在此以后，他在冯玉祥的国民军中担任过指挥官，1927年5月参加冯玉祥从山西向河南境内的进军。然后他带了他的一支小部队参加国民革命军。这四个军团、其他几支杂牌军和冯玉祥的第2集团军的一部分，负责通过山东进军。这支大杂烩部队与将近两年前从广东开始北伐的有高度信仰和经过较好训练的五个军完全不同。①到北京大约有500英里的距离。

在战役开始以前不久，外交部长黄郛和美国驻华公使马克谟就南京事件的解决办法进行了谈判。谈判是在双方作了相当大的努力和南京政府3月16日公布了两道命令以后进行的；一道命令是宣布与南京事件有牵连的一批士兵和另一些人已被处决，另一道命令是外国人和外国人的财产必须得到充分的保护。两个代表互换了商定的照会，照会表示遗憾，作了解释，并在3月30日签署，这离暴力事件和炮击南京已经有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就美国而言，这样就结束了与南京的外交困难，虽然外交承认要晚得多。但对几名中国官员来说，这个解决办法远不是令人满意的，因为美国一方只表示了遗憾，说“局势失控，有必要采取这样的措施〔即海军的炮击〕以保护南京的美国公民”。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南京事件就是美英炮击南京城。英国公使蓝普森也访问过南京并与黄郛进行了讨论。但他们未能找到一个可以接受的方案。②

最后的军事战役

张作霖元帅全面指挥安国军，这是他自己的奉军、孙传芳的残部以及褚玉璞和张宗昌率领的直隶军和鲁军的不牢固的联盟。奉军负责防守北京以及通往南方和西面的铁路线；孙传芳和鲁军在东面守卫津浦线。但是直隶的大部分和山东西部是开阔的平原，难以防守，更难守住骑兵。西侧的阎锡山使京汉线的防御复杂化了。

冯玉祥的第2集团军打响了国民革命军的春季战役，打进山东的西南，并且在西面对奉军进行了一场牵制战。国民党的第1集团军约在4月9日参加山东的战斗，它沿铁路线推进，并且派一支纵队在沿海附近北上，切断省城济南通向青岛港口的铁路。张宗昌的部队没有显示出什么斗志，但是孙传芳试图反攻。他遭到惨败，从而开放了夺取济南的道路，孙良诚将军带领国民军骑兵于4月30日进了济南城。但是在西线，奉军顽强抵抗第2集团军，第2集团军只推进到河南北端离北京仍约有400英里的彰德（安阳）。4月份，奉军还沿京绥铁路和石家庄通往省城太原的铁路进行先发制人的进攻。就在战斗的这个时期，即5月份的第1周，正在挺进的国民革命军和已被调往济南去保护在那里居住的本国国民的日本正规军之间，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流血冲突。

济南事件，1928年5月3—11日

田中政府虽然对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的运动有好感，但也没有忘记北伐初期几个阶段发生的南京事件和其他的排外动乱。为了在国民革命军重新挺进时作好准备，日本的内阁、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就如何能最妥善地保护华北的日本国民一事进行辩论：

有人主张派一支远征军，也有人反对。①蒋介石和外交部长黄郛试图使日本放心：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在它控制的地区将保护日本人的生命和财产。但是在4月初期，形势趋于明朗，即军事讨伐有可能通过济南向前挺进，尽管田中男爵在此以前，曾向蒋介石和冯玉祥提出绕过这座有2000名日本平民居住的城市的要求，于是日本政府决定行动。到4月18日，田中首相被陆军省说服，并经日本内阁同意，从第6师调一支有5000名士兵的远征军前往山东。公开的声明设法使中国放心，日本无意干涉内战，当不再需要保护日本国民时，部队将撤走。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都抗议这种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而公众的反日情绪迅速高涨。可是，国民党人希望避免冲突。国民党和总司令下了严厉的命令，防止在日本人居住的地方出现反日骚乱和敌对行为。

指挥在4月25至27日到达青岛的第6师的福田彦助将军，自作主张地命令部队前往济南，约500名士兵在4月30抵达，此时北军已撤离此城。这支日本小部队立刻在济南城内立桩标出绝大部分日本人居住的地区——人称日租界——并设立路障，禁止中国人进入。次日孙良诚将军及随后的第1集团军的其他部队涌进济南。当蒋介石在5月2日来到时，他要求福田将军撤军，向他保证维持城市的安宁。福田将军同意，当晚日军撤掉路障，似乎准备离开。向国民党统治的和平过渡似乎是可能的。

不幸的是，5月3日早上发生了双方小部队之间的战斗。战斗的起因和责任成了双方争论不休的问题。局部事件迅速发展成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意识的日中两国士兵之间的全城战斗，尽管蒋将军和福田将军力图制止。双方都进行了加剧冲突的屠杀。①最后，实行了停战，中方同意除留几千名士兵在城内维持秩序外，撤出全部部队。蒋介石显然希望避免陷入只会妨碍他向北京进军的危险冲突之中而不能自拔。

但是，福田将军决心要通过惩罚中国人来维护日本军队的尊严。他要求增援，田中首相和内阁在5月4日决定从朝鲜和满洲再调派部队。5月7日，日本的将领因援军已到济南，准备采取激烈行动。②当天下午，福田将军把一份限期12小时的最后通牒交给中国的代理外交特派员。它要求惩办负有责任的高级中国军官；在日军面前解除负有责任的中国士兵的武装；撤去济南附近的两个军营；禁止一切反日宣传；所有中国军队撤到胶济线两侧20里（约7英里）以外。这样侮辱人的要求是任何中国将领所不能同意的。当晚，已离开济南的蒋介石及其随从参谋讨论了这个新问题；次日上午，蒋将军送去了只满足其中几项要求的调和性的答复。福田将军坚持，由于他的最后通牒没有在12小时内被接受，他被迫采取行动以维护日本军队的尊严。5月8日下午，日本人在城市及周围地区发起进攻。到11日，经过激烈的战斗以后，留城的中国部队已被制服。城市遭到很大破坏，数千名中国士兵和平民被杀。再没有什么更能煽起中国人对日本的仇恨火焰了。①

济南事件使中国国民党人与日本和解的企图成为泡影，但是政府尽一切可能防止与其强大邻邦发生进一步的麻烦。国民党政府要求国联进行调查，呼吁美国政府支持它，但这些要求都没有产生什么效果——以后也屡次出现这种情况。日本战地将领这一蛮横行动是一系列这类行动的第一次，这些行动导致三年以后日本关东军强占满洲，然后导致中日日益扩大的冲突，最后导致1945年日本的最后失败。

谁将占有北京？

1928年春季，日本政府对于中国，主要关心的是保护和加强它在满洲的特殊地位。这可以通过与张作霖或国民党人的合作做到。在试图对战斗双方作出不偏不倚姿态的同时，日本决心阻止把冲突扩大到满洲境内。早在1月份田中首相已向蒋介石的驻东京特使张群提出警告，日本不容许国民党部队在长城以外追击奉军，但作为回报，日本将保证张作霖迅速退到奉天，如果他被打败的话。到4月份，日本政府已经决定维持满洲的和平，如果可能便在交战双方之间安排停火，如果必要便使用武力。

为了避免卷入与日本的争吵，蒋介石已经撤回大部分进入济南的部队，并把他们往西调动，准备渡过黄河后再在北岸集结。在5月份的第2个星期，甚至当日本军队正在济南及其周围打垮中国部队时，国民党的三个集团军开始了总攻，而安国军则朝北京和天津撤退。阎锡山的部队向石家庄推进，他们于5月10日在那里与追击京汉铁路上的奉军的冯玉祥的一批士兵会师。阎锡山的其他部队正在收复山西北部，并沿京绥铁路向北京的后门移动。安国军试图在西面的保定与东面位于山东省北端的德州之间，建立一条较短的战线，这样可以用直隶军来加强鲁军，而这支褚玉璞带领的直隶军已经得到一部分奉军的补充。但是东端顶不住冯玉祥的进攻；德州在5月12日失守，它的防守部队朝天津溃退。5月18日，蒋介石将军和冯玉祥将军在郑州会面，计划向天津推进，如果拿下和守住天津，将切断奉军撤回自己根据地时所需要的铁路线。

此时，奉军准备撤离华北的形势趋于明显。军官们将其家眷及贵重物品运送回家。京绥铁路上的奉军部队开始撤向张家口，然后再撤至更远的地方。在从张家口后撤时，桂系参加了战役。担任战地司令的白崇禧将军率军进入河南，军事委员会指定那个地区由李宗仁任司令的第4集团军负责。5月20日，白将军在郑州会见总司令，接受他的指示。部队是原来唐生智的湘军的一些士兵。①

天津和北京可能在战争中被占领，日本和西方列强担心它们在有五个单独租界的天津的国民的安全，还担心北京的使馆区。南京的经验和最近的济南纠纷，使他们提防不论是胜利的还是战败的不安分的中国军队。根据辛丑和约，多年来列强已在天津保持几支分队，这些守军最近又已加强，随时可以调动几千名外国士兵。5月11日，指挥天津日军的将领提出，按照中国与几个强国签订的1902年的条约，应把中国军队逐出城周围20里的区域。美国不是缔约国，在天津也没有租界。它的海军陆战队指挥官斯梅特利·巴特勒制订自己的保护美国人的计划，而其他列强则制订联合防御的计划。

在东京，外务省正在准备将分送给中国交战双方的警告的文本，它提出日本阻止内战扩大到满洲的决心。5月17日，田中首相会见英、美、法、意四国代表，向他们解释将在次日分送南京和北京两个政府的备忘录的目的。以下是他的部分谈话：

我们制订的政策是制止在北京发生战斗，这是为了不让动乱扩大到满洲境内。如果张作霖平静地撤出北京，维持其士兵的军纪，并且他不被南方人追击，我们将容许他进入满洲；但是如果他在北京战斗，并向山海关撤退，或者撤至我们确定的某个地点，与南方人边走边打，我们将阻止他和南方军队通过，进入满洲。我相信这个计划将起鼓励张作霖不经战斗而平静地离开北京的作用。我还认为，如果张作霖现在撤离北京，南方人不会骚扰他。因此，我期待北京被放弃，平静地转入南方人手中。①

田中男爵指示驻北京公使芳泽谦吉去敦促张作霖，要他不失时机地撤至满洲；上海总领事矢田接到指令，要他通知国民党人，张作霖一旦退回他的根据地，日本将不准他干预长城以内的事务。田中男爵及其政府就是这样计划分割中国和保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势力范围。陆军省向满洲、朝鲜和台湾的指挥官发出了电报指示和日本政策的说明。张作霖等如果秩序井然地返回满洲，他不会接到退出公共生活的建议，奉军也不是非被解除武装不可，但是日军将不准南方部队到长城以外。关东军将为执行这个计划作好准备。

芳泽公使在5月17/18日晚访问张大帅，交给张一份日本人的备忘录。他告诉张，北军快要战败，如果张能接受迅速返回满洲的建议，日本政府能够拯救他和他的军队。但是张作霖拒绝了。根据芳泽的看法，张指望不放弃北京而得到日本的援助。①

第二天晚上，张大帅派一名副官把芳泽深夜讨论的内容告诉英国公使蓝普森，并征求蓝普森的意见。他问蓝普森，是否该把北京和外国人留给无政府主义的部队？蓝普森先生在前一天无疑知道了田中首相向外国外交官员所作的解释，便建议：张作霖及其幕僚应谨慎地考虑。他提出意见，日本没有侵略的预谋，而是要保护在满洲的利益。张作霖应不惜任何代价避免与日本发生冲突。②

日本代表向冯玉祥、阎锡山和蒋介石转达了反对破坏满洲安宁的类似警告，很可能还鼓励各方进行停止内战的谈判。美国政府将不参加日本的外交活动。5月8日，国务卿弗兰克·B.凯洛格电马克谟公使并指示说：“美国将不与日本政府或任何其他国家联合行动，阻止中国人把敌对行动扩大到满洲，或干涉中国军队有节制的军事行动，美国仅仅是保护其本国公民。”③

这时事态发展得非常迅速。奉军难以守住其保定的阵地，而那个重要据点以东的防线很不巩固。国民党在北京有尝试谈判倒戈的代理人。张作霖及其将领们不得不考虑过长地死守掩护京津的直隶东北部的风险，因为担心会被困在那里。但是如果张作霖及其军队撤离，将让谁来接管北京？冯玉祥是张作霖的宿敌。早在4月中，美国公使已经指出，北京政权希望打败和赶走冯玉祥的军队，而与上海和南京达成某种妥协。现在在5月份，冯玉祥的军队肯定能夺取北京城，但为奉军之撤离已作成一笔交易，即让阎锡山的军队在京津捷足先登，而不让冯玉祥取得这一珍贵的战利品。①到5月底，奉军已放弃保定，正向北京撤退。张作霖正准备撤离首都。

6月1日，蒋将军和冯玉祥、阎锡山在石家庄会面，计划接管京津和商定以后的安排。也许在那个时候——虽然也可能更早——冯玉祥才知道他不是去接管北京；也不是蒋介石，他在3日返回南京。次日，国民党政府任命——也就是证实——阎锡山为卫戍北京的司令。

张作霖在6月1日召见外交使团，发表了事实上是一篇告别辞的讲话。他已作出安排，把城市交给以王士珍为首的元老政治家组成的治安维持会来管理，王士珍曾是袁世凯的亲密同僚，一度担任过总理。城内的治安由北京有效率的警察和鲍毓麟将军带领的奉军的一个旅负责，他将留在后面直到把城移交给阎锡山，然后可以不受骚扰地回到奉天。次日，张大帅向中国人民发出告别电，对他未能胜利地结束反赤的战役表示遗憾，并宣布为了避免进一步流血，他要返回满洲。他由其大部分内阁成员和高级将领陪同，在6月2/3日夜乘上专列隆重地离京，但他的火车在6月4日晨驶近沈阳时被炸弹炸毁。大帅负伤，在两小时内死去。他被日本关东军的一批军官所暗害，这些人反对田中的政策，自行策划了这次行动。①

大帅的长子张学良和总参谋长杨宇霆与孙传芳一起，在6月4日前往天津，那里必须坚守到大批奉军已撤往山海关时为止。治安维持会已派使者前往保定欢迎阎锡山来北京。6月8日，第3集团军的一名指挥官商震将军率领他的山西士兵进入首都。6月11日，阎锡山本人在白崇禧将军的陪同下进城。他的另一名将军傅作义通过预先的安排在12日接管了天津。这个过渡除了一个事件，都是用和平方式实现的。率先向北京挺进、其部队此时驻扎在城郊的冯玉祥的部将复韩榘将军，包围并解除了原已保证其安全通行的正在离开的奉军一个旅的武装。北京外交使团曾保证安全通行，于是向南京提出强烈抗议。最后，奉军被释放，收回了他们的一些武器。②

开始全国建设

7月6日，四个集团军的指挥将领在庄严的仪式中，聚集在北京城外西山一座庙宇中已故领袖孙逸仙的灵柩前。他们报告，随着攻占北京和北京政府垮台，期待已久的北伐已经完成。几天以后，指挥将领及其参谋人员召开非正式的军事会议，讨论遣散部队问题。何应钦已经报告过，国民革命军这时约有300个师，分属84个军。部队人数多达220万。（显然这个数字是把所有有组织的部队都算作国民革命军。）如果付满饷，维持这支大军的正常支出每月至少6000万元。总司令部希望把总数减到80个师，120万名士兵，这样只花费全国收入的60％。蒋介石向他的军事同僚提出了一份为即将召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准备的备忘录，它建议成立编遣委员会以专门制订遣散计划，固定部队的人数和支出，并把全国分成一定数量的军区。他提议分成12个军区，每个军区有40000至50000万名士兵。①编遣会议定在1929年1月召开，但成效甚少，因为在那时，地区的军事集团实际上已经分割了全国。不久以后的事态发展迹象，在北京7月份的指挥将领会议上已经显示出来了。冯玉祥因未能染指京津这一战利品而怀恨在心。当北京成立以阎锡山为首的政治分会时，冯将军不同意在其中任职；令人感到不祥的是，他在7月14日离开北京去照顾他的祖坟，然后再去他设在河南的司令部。②

国民党的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会于8月8日至14日在南京召开，以计划国家的未来。冯玉祥、阎锡山两位将军和杨树庄海军上将作为特邀贵宾参加。③全会面临几项全国性政策方面的重大事务。最引起争论的问题是，应该多么快和多么严格地集中政治、财政和军事的大权。由于政治分会实际上把国民党中国分割成军阀割据的局面，它们是否应予撤消？在主张集中的人和希望保持地方权力的人之间经过长时间争吵——争吵几乎使会议开不下去——以后，全会通过决议，肯定中央政治会议应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定，它的决议应通过委员会交给国民政府去执行；政治分会应到年底撤消，在此期间，它们不得以自己名义颁布命令和任免官员。这样，原来孙逸仙根据鲍罗廷建议而设立的作为核心委员会的政治会议，就不会独立于和凌驾于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新近设立的政治分会将不再存在。但是，公布的中央政治会议成员的名单，共有46人，几乎包括全部中执委和中监委的正式委员、大部分重要的军界人士和此时回到党内的几名保守的老资格党员。①它很可能是一个傀儡机构，决定如同以往那样要由一个核心小集团作出。另一个朝集权化方向发展的姿态，是通过了一个决议：作为指导原则，党中央两个委员会的所有委员应住在首都，不得分散在各地。

怎样才能统一政府的财政？财政部长宋子文已经召开过两个会议，一个讨论财政，一个讨论经济建设，它们集中了主要的私营银行家、商人和实业家、各省的财政官员、各军队的代表，以及财政专家。他详细阐述了国家财政的混乱状况，并向全会呈上这些会议的详细建议。这些建议谈到如何划分全国和各省的收入来源，取消国内的过境税，恢复关税自主，清理国家债务，统一币制，促进商业，稳定货币市场，建立政府的中央银行，管理私营的银行体系，发行公债以提供遣散部队和建设的费用。宋博士坚持，财政统一和国家预算的采用是必不可少的；除非实行这两件事，否则恢复财政将是空谈。他的呼吁得到虞洽卿率领的将近100名上海银行家和商人组成的代表团的支持，代表团威胁说，除非实行这些改革，否则不能再从他们那里得到贷款。他们对蒋介石的代理人的敲诈勒索已经受够了。对宋博士来说，财政统一意味着统一雇用财政人员和集中管理岁入的收支。他抱怨说，北伐期间根本没有预算；财政部长只能收集资金，再奉命把资金交给最高军事当局处理。他坚持说，现在一切都应交给国库，同时一个有实权的预算委员会应决定对政府所有部门的拨款，没有委员会的批准，不准挪用。他下结论说，“除非实行健全的国家预算制度，否则恢复财政和建立廉洁而有效率的政府是不可能实现的”。全会认为他的这些建议是“正确和适当的”，于是把它们转给政府委员会进行仔细的考虑和予以执行；它同意建立预算是绝对必要的，于是指示政府委员会组织预算委员会。稍后，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任命一个13人预算委员会，其中大部分是有实力的地方军人，但是它规定，所制定的预算必须由政府委员会批准。①

集权方面的关键问题在军界。只要指挥将领有自己独立的根据地和收入来源，就没有真正的集权可言。他们可能真正被说服而参加中央，或者他们可能被中央降伏。似乎没有其他的道路。蒋介石雄辩地公开呼吁，那些有军权的人应公开宣誓：尽管政治观点不同，他们决不能采用武力互相火并。国民革命军今后只用于国防和镇压盗匪；它决不能打内战。他断言，如果坚守这一原则，有实力的人中间的政治分歧将不会发展成使全国卷入的严重冲突。①

全会就军事改组问题展开辩论，并且就以下几项基本原则通过了决议：（1）军事行政和军事命令必须绝对统一；（2）军队必须迅速减少，军事支出不得超过国家收入的一半；（3）军事教育必须统一集中，所有军事院校必须由中央政府建立，军队和地方当局不准建立军事院校或类似的机构；（4）所有遣散的士兵应用作军垦和建设的劳工；（5）为了作好国防的准备，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以发展海军和空军，加强要塞和海军基地。

这些原则中的最后一条表达了60年的梦想；其他原则也设法提出了中国为保护自己不受外患内乱之害而作的长期努力中产生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不能很快得到解决。全会把另外两个决议——一个涉及党对政府和军队的控制，另一个是禁止军事机构干涉群众运动——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和政府的最高军事机关，指示它们本着党在国内处于最高地位的原则制订详细措施，并予以贯彻。②

由于军事行动这时被认为已经结束，训政时期即将开始，全会决定应起草、通过和实施临时宪法，政府的五院体制应该实现。它还试图立法解决党和政府之间冲突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下面各级显然比最高一级更为严重，因为在最高一级，两个领导集团是合在一起的。如果任何党组织认为同级政府组织的行动不当，它应将情况上报上级党组织，上级党组织即将此事提请其同级政府组织注意；这个政府组织于是根据法律给有过错的下级组织以纪律处分。当下级政府组织对同级的党组织不满而要申诉时，其诉讼程序同上；它应上报，经过横向协商后，有过错的党组织将受到其上级的纪律处分。①但是这个规定不能解决两个权力机关——如果加上军方，就是三个——内在的问题，每个权力机关各有自己的等级组织，而且各有独立的指挥系统。

为了清除中国的外国统治势力，国民革命已经发动起来。给予在华外国国民特权的“不平等条约”，引起了许多爱国的中国人的义愤。北京政府尽全力斗争到最后时刻，企图修改这类条约。7月7日，国民党外交部长王正廷宣布，已经满期或者即将满期的一切条约将被新条约代替，所有其他条约将被废除，重新谈判。在过渡时期，所有在华的外国国民及其财产将根据中国法律予以保护，但是外国人必须受中国法律的约束，接受中国法庭的裁判；他们必须向中国人纳税和纳常规的关税。外交部按照这个命令（却又没有执行的实力），正式要求一些外国政府指定谈判的代表。美国公使马克谟遵照国务卿弗兰克·B.凯洛格的指示的确与宋子文谈成了新的关税条约，并于7月25日签署了这个条约。这个条约接受了中国完全民族自决和两国国民在关税事务上平等待遇的原则。新条约将在下一年1月1日实行，但这还要取决于“最惠国”的条款，这意味着条约在所有其他政府承认中国在关税方面的自决权之前不会生效。谈判和签约得到国务卿批准，这似乎是事实上承认南京政府的一种形式。②此外，在8月8日，英国和国民党政府解决了南京事件，条件类似美国政府的条件。

就是在这种有点得意洋洋的民族主义气氛和情绪下，第五次全会才有了一份谭延闿和蔡元培准备的关于外交政策的备忘录，备忘录号召完全和无条件地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规定1929年1月1日为结束把固定关税强加给中国的条约的日期，要求无条件地取消领事裁判权，立刻归还外国租界，禁止在中国驻扎外国军队和停泊外国军舰。谈判新的互惠条约的过程不得超过一年。①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实际上用了15年才完成。②

全会于8月15日结束，留给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员许多需要它去处理的建议。然后，南京在形式上和人员上忙于筹建新政府。胡汉民于9月3日从国外回来，经过一番犹豫后，同意与戴季陶和王宠惠一起起草国民政府的组织法。他们于10月3日完成这项工作，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10月8日颁布。它首先颁布了训政时期的总原则，这些原则明确指出，国民党通过其全国代表大会及其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中国人民为民主生活进行准备的时期中行使权力。国民党的政治会议在国民政府履行重大国家事务时，将进行指导和监督，政治会议可以修改和解释组织法。③

1928年10月10日，即推翻清王朝的革命的17周年，重新整顿过的国民党政府在一片鼓吹声中在南京隆重成立。它的组织结构是孙逸仙设想的，设立五个独立的院，即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和监察院。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为这些院选了五名院长，全是有威望的老资格党员，他们是谭延闿、胡汉民、王宠惠、戴季陶和蔡元培——不过蔡拒绝接受任命，后来由于右任接受。五个院上面设国务会议，由以上五人及其他12人组成，这些人中有的有实力，有的有威望，有几人远离南京，他们是：冯玉祥、孙科、陈果夫、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何应钦、张学良、林森、杨树庄和张继，蒋介石任主席，这样，蒋成了政府的最高官员，即主席。几天以后，政治会议任命了行政院的几个部长。

由国民党政治会议统治的南京政府的时代开始了。

1928年中国的前景

从1928年后期的前景看，中国的未来似乎是光明的。这是乐观情绪快要达到狂欢的时候。国民党人已经打倒了腐败的、声名狼藉的北京政府，而代之以一个由受过良好教育的爱国人士任职的新政府，这些人长期以来关心国家情况，期待新政府解决国家的许多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国民党领导人计划控制政府和订出政府的政策；在训政时期，他们认为应起管理人的作用。1928年，他们的党受人民拥护。很少中国人会对它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利提出怀疑。它有一段受人尊敬的革命历史，并且刚刚证明它自己在动员和引导力量以完成民众的目标这方面是一个有战斗力的组织。

俄国与国民党发生紧密关系的四年，已经给国民党留下了列宁主义的烙印。它与不时地集合在孙逸仙周围的联系松散的革命者集体大不相同。这时，它实行“民主集中制”，不可避免地强调集中和受少数人支配。党为实行训政比1924年改组前作了更充分的准备。它已改进了宣传技术，虽然仍把民族主义作为宣传的核心主题；它还懂得动员“群众”的效用，也知道动员带来的某些风险。国民党已经建立了一支由它领导的武装力量，这支力量通过政治教导的制度，已经证明是革命的有力工具。国民党这时有了新领袖，即受人尊敬和钦佩的41岁的蒋介石，在审慎地制订计划、筹划阴谋和作出妥协方面，已经证明了他的决心和能力。他深知金钱和刀剑的无比力量。党的领导此时比孙逸仙死后的头两年（鲍罗廷的影响最强的时候），在观点方面要保守得多。党内大部分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人已经离去，共产党员已被清除。如前面已经谈过的那样，此时打算领导党的那个集团被派系活动搞得四分五裂——这在中国的环境中是司空见惯的，但却是一个沉重的包袱。

中国共产党不再是国民党的临时伙伴，也没有迅速地发展党员和势力，这时却起来造国民党的反，它在准备好革命的“第二阶段”——社会主义阶段——之前，早就被迫处于这种境地。人数很可能减到不足一万人，即使到一万人，党成功的可能性也在减少，约20名共产党的领导人——从五四学生运动一代中产生的理想主义的活动家——已被处决，其中包括陈独秀的两个儿子和党的最有威信的领导人之一李大钊。数百名共产党党员已经战死或死于考虑不周的起义；数千人干脆退出了这个会带来危险的党。其余的党员悄悄地住在城市中，或者住在偏远的农村地区，以图保住必不可少的根据地。剩下的几名领导人已秘密前往俄国，去参加1928年6至7月在莫斯科城外一个村庄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大会选出了一个40岁的无产者向忠发为总书记①，并宣誓要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要真正地团结全国，要废除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它号召中国人民推翻国民党，建立工、农、兵代表组成的苏维埃，没收外国企业，进行各种各样的社会改革，因为这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代。在敌对的环境中重建他们的党和使自己摆脱共产国际所定的方向，在这两个方面，这些领导人面临着非常困难的任务。

可是建党以来的七年，已经给领导集团提供了可以利用的宝贵经验以及许多教训。它已经实事求是地学到如何组织以民族主义革命为方向的政治运动，如何通过党的附属组织共青团去吸收爱国青年。这些大部分受过教育的领导人，通过以不同的社会集团为对象的各种各样的刊物，已经完善了他们的宣传技术；他们知道如何组织从中他们可以发现积极分子的爱国示威行动，如何操纵这类运动为党的其他目标服务。他们已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取得经验，即在共同爱国行动——通常是反帝行动——中与形形色色的其他组织联合起来。有的领导人已经懂得如何去“接近”真正的无产阶级；懂得如何把工人组织进党控制的工会和联合会，并在此过程中，懂得如何发动和资助罢工；他们还懂得强制的重要性和促使公众支持的必要性。其他领导人已能在华南组织大批贫农，已经知道什么样的苦难和希望会导致他们进行集体行动；而且还懂得，这种迅速建立的组织在面临有根基的地方力量时，又是多么的脆弱和不堪一击。剩下的领导人中不少人已与军事发生关系，他们或是黄埔军校或其武汉分校的学生，或当过政治教官。从教室、车间或农田开始，到1928年，几乎所有领导人都已经受暴力的洗礼。一个筛选的过程已经淘汰了那些胆怯的人。总之，中国共产党仍有一个生气勃勃的年轻的领导集团，这个集团有许多有才之士，他们联系广泛，有丰富的革命工作经验，但是他们面临的反对力量表面上很可能是强大的。

任何希望按照比较人道的蓝图重新塑造中国的集团、政党或政权，都将碰到一大堆问题。在对外关系领域中，有着70年遗留下来的条约，其中许多是在胁迫下签订的，它们限制了中国的主权，给予外国人各种他们的政府靠炮舰和海军陆战队来行使的特殊权利。虽然英美正在一步步地朝着归还中国“丧失的权利”这一方向进行谈判，日本这一更顽固的帝国主义强国却正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去保护和加强它在满洲的经济统治地位。

在国内，军阀主义没有寿终正寝，虽然像吴佩孚、孙传芳、张宗昌和张作霖那样的军阀已被打倒。他们已被北伐中出现的另一些人所代替。这时，全国有五个地区军事力量集团——以长江下游为根据地的自称为国民党政府的集团；拥有湖北大部分、湖南和广西的桂系；以陕西和人口众多的河南为根据地、这时正扩大到山东和河北境内的冯玉祥的国民军；把其部将安置在京津地区的的阎锡山；控制东北内政的张学良及其他满洲将领。中国的西部和西南的大部分，几乎与北伐没有接触；四川、贵州和云南的指挥官像以前那样保卫和开拓他们的地盘。甚至国民党革命的发源地广东，也只是松散地依附于南京中央。这种根深蒂固的地方力量几乎完全自治的现象——一种地理和历史的产物——必定是所有集权化和全国性整顿的努力的主要障碍。

过去遗留下来的其他许多事物造成了难以克服的问题：一个混乱的货币制度；以剥削穷人为特点并充满贪污现象的税收制度；对现代化国家来说完全不够的运输体系；少得可怜的工厂工业，而且这种工业集中在少数城市，工人住在贫民窟，劳动过度，工资很少。最为严重的是农村的生活条件，农村稠密的人口在极少的可耕地上，并在没有科学的农业技术的帮助下非常勤奋地为维持自己的生活而斗争。教育和公共卫生需要大发展，因为广大的民众是文盲，并被可以预防的疾病所折磨。国家的有些部分周期性地遭受饥荒。

因此，虽然政治上的有识之士在1928年抱着希望展望未来，但朝着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方向的发展，即使在最有利的条件下也肯定是缓慢的。何况条件将不是最有利的。

① 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81页。

① 《从容共到清党》，第804—806页；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81—284页。

② 包括候补委员，两个委员会有80人，但3人已死亡，15人为共产党党员，8人已被开除或出国，3人是俄国人。开幕式的名单载《从容共到清党》，第806页。11名与会者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委员（共36人），10名为候补委员（共24人）；5名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共12人），3名为候补委员（共8人）。

① 《革命文献》，17，第3138—3152页详细介绍了丁惟芬、陈果夫和蒋介石的改造国民党的建议，建议保存在国民党档案馆。关于简要的报道，见英国外交部405/257，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612，1928年4—6月，第36号，附件3，上海巴尔敦致北京蓝普森，1928年2月16日。

② 《从容共到清党》，第807页；驱逐情况见《中国国民党整理党务之统计报告》，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部，1929年3月。

① 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85—286页；英国外交部405/257，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612，第36号，前引附件1号和2号（后者列出政府委员会成员的名单）。关于全会在2月8日发表的公告，见《革命文献》，16，第2887—2896页；关于其他文件，见《革命文献》，17，前面的图版和3153—3155页。

② 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78—279、286—287页；《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8年》，2，第123—125页。

① 根据《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第一军团历史》，1928年3月22至26日期间，一个委员会对这一军团作了一次详细的视察。第10—14页的图表表明，第1军的第1、第2和第22三个师的师部有2681名军官和30269名士兵，配备16236支步枪、502挺机枪和93门大炮。也由军部和三个师组成的第9军有2810名军官和24310名士兵，配备12436支步枪、221挺机枪和77门大炮。但是贵州的第10军只有两个师，有1437名军官和8263名士兵，配备2953支步枪、19挺机枪和29门大炮。全部战斗人员有70770人，但只有31625支步枪，再加上军官使用的1457支手枪。此外，第1军和第9军有5117名搬运工和673匹驮马。三个军的22名指挥官的平均年龄为33岁（从24到43岁），如果指的是虚岁，则要减一年。

① 《北伐战史》，4，第1170页一侧的地图显示了朝北京主攻的四个阶段；战斗序列在第1180页后面。这一卷的全部以及以下几部分论述这最后的战役：《革命文献》，18，第3169—3271页；19，第3479—3503页；20，第3671—3773页；21，第3925—3970页。以下几种着作有简要的报道：乔丹：《北伐》，第151—168页；谢里登：《中国的军阀：冯玉祥的一生》，第236—239页；唐纳德·G.吉林：《军阀：1911—1949年在山西省的阎锡山》，第108—109页。

② 《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8年》，2，第323—369页有漫长的谈判和照会的详细情况。博格：《美国政策和中国革命》，第380—384页作了概述。蓝普森的困难在威尔逊：《英国和国民党》，第644—649页中有说明。蓝普森和马克谟致外交部长黄郛的措词非常亲切的感谢信，转载于黄的遗孀沈亦云：《亦云回忆》，第356—359页。

① 以下主要根据入江昭的学术性论述，《帝国主义：探求远东新秩序》，第193—205页，此书广泛利用了双方的文献资料。中方的报道和其他文件载《革命文献》，19，第3504—3657页；22，第4443—4537页；23，第4783—4815页。《中华年鉴，1929—1930年》，第878—893页有各方的一些文件。最初的美国报告载《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8年》，2，第136—139页。英国驻济南代理总领事发的目击者报告，载英国外交部405/257，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612，1928年4—6月，第238、239号，附件。

① 英国代理领事阿弗莱克先生报告说，他在5月5日被领到日本医院，给看了12具日本人尸体，大部分是已被阉割的男性。英国外交部405/257，前引，第238号，1928年5月7日的《济南事件的报道》。在5月21日的一份报告中，阿弗莱克先生声称，他认为5月3日事件的引起，应归咎于抢劫日本店铺的中国士兵。英国外交部504/258，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613，7—9月，第37号，附件。美国副领事欧内斯特·普赖斯因这一事件的爆发而谴责中国士兵纪律涣散。

② 入江昭教授公正地责备日本人重启战端。见《帝国主义：探求远东新秩序》，第201页。

① 入江昭：《帝国主义：探求远东新秩序》，第207—208页，根据日本的记载。

① 白将军在1962年告诉作者，蒋总司令敦促他率军去援助受沉重压力的冯玉祥和阎锡山。他下面的三名指挥官是李品仙、廖磊和叶琪。白将军回忆道：“当奉军看到如此大的一支增援军来临时，它匆忙地撤出关外。”

① 英国外交部504/258，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613，《济南事件》小节第3段脚注所引，第2号，附件。这是美国大使馆的尤金·杜曼在会见时所作的节录。又见《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8年》，2，第224—225、229页。

① 入江昭：《帝国主义：探求远东新秩序》，第210—211页，根据日本人的记载。

② 英国外交部504/258，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613，第6号，附件。蓝普森致奥斯汀·张伯伦，北京，1928年5月23日，《与吴进先生的谈话记录》。

③ 《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8年》，2，第226页，和入江昭：《帝国主义：探求远东新秩序》，第321页。

① 谢里登：《中国的军阀》，第238页。英国外交部，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613，第40号，蓝普森致奥斯汀·张伯伦，北京，1928年6月8日，快信。

① 入江昭：《帝国主义：探求远东新秩序》，第213—214页和第324页脚注52、53。

② 《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8年》，2，第235—242页；英国外交部504/258，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613，第50和89号，蓝普森的报告。

① 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300页，1928年7月2日。（胜利的国民革命军在1928年7月的人数约160万。）《革命文献》，21，第4067—4071页有蒋介石的初步遣散计划。同上，第4067—4085页有1928年7月算作组成国民革命军的师和军（包括许多未参加北伐的部队）及其指挥将领的名单。英国外交部405/259，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616，1928年10—12月，第46号，附件7，《蒋介石备忘录摘要》，国民通讯社发，北平，1928年7月15日。

② 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300页，1928年7月6日；英国外交部405/259，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616，第9号，蓝普森致奥斯汀·张伯伦，北京，1928年8月1日。

③ 关于第五次全会的一些文件，见《革命文献》，21，第4092—4100页。关于通过的决议，见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305—307页。高声称参加会的有24名正式委员，1名候补委员，8名中监委委员和1名候补委员，以及冯玉祥和杨树庄。

① 除了未参加全会的胡汉民和汪精卫外，原来被排除出第四和第五次全会的汪精卫的两名追随者陈公博和顾孟馀被列入名单，孙逸仙夫人和陈友仁也被列入。重要的军人但不是中执委或中监委委员而被列入中央政治会议名单中的有阎锡山、冯玉祥、杨树庄、白崇禧和陈铭枢。英国外交部405/259，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616，第46号，附件3有根据国民通讯社的一份名单。

① 关于不断向上海商人勒索资金和宋子文大力建立一个更有秩序的财政制度的情况，见科布尔：《国民党政权和上海资本家，1927—1929年》，第14—19页。英国外交部405/209，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616，第46号，附件6有宋子文的建议，第7号，附件1，上海代理总领事加斯廷致蓝普森，1928年9月4日。《革命文献》，22，第4336—4339页有预算委员会的章程和任命的人。他们是蒋介石、阎锡山、杨树庄、王伯群、谭延闿、何应钦、冯玉祥、李宗仁、宋子文、于右任、李济深、蔡元培和蒋作宾。不能参加会的委员可以派代表。

① 英国外交部，前引第46号，附件4，蒋介石提交的备忘录的摘要，根据国民通讯社，1928年8月9日。

② 同上，附件3。

① 同上。

② 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300—304页；博格：《美国政策和中国革命》，第400—402页。

① 英国外交部405/259，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616，第46号，附件5。

② 董霖：《中国和外国列强：不平等条约的冲击和反应》，第249—257页，有1931年9月“沈阳事变”前条约修改的系统叙述。

③ 关于指导原则和组织法，见《革命文献》，22，第4356—4363页；米尔顿谢：《国民党：历史文献选编》，第137—138页有指导原则的英文译文。

① 向忠发被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政治局常委会主席——译者。

第12章 中国的资产阶级，1911—1937年

第12章 中国的资产阶级，1911—1937年

辛亥革命即使不标志资产阶级的诞生，至少也标志着它成为中国经济与社会生活中的一种重要力量的开始。明、清两代商人的发展，使资产阶级在沿海大城市的出现成为可能。18世纪的人口增长和区域间贸易的扩展加速了城市化的进程：城市人口据估计已达2400万。①商人们加强了他们的活动并使之多样化。在全国范围内各地区会馆的数目猛增，在南京条约将宁波和上海辟为商埠开放对外贸易之前，各种新形式的信贷已经在那里出现了。②

19世纪后半期，西方的干预给了沿海城市以新的推动力，并促进了巨大的经济变革。占统治地位的各城市阶级力图从中得利。官僚和商人各有所长：前者掌握行政权和财政权，有责任感和主动权；后者拥有私人财富，互相团结，并勇于革新。从这两个阶级互不情愿的合作与部分地互相融合中，产生了一批界限不明、组织不确定的精英，即所谓“绅商”。20世纪初中央政府的衰落削弱了官僚在精英中的地位。不过，辛亥革命虽然反映和加速了这一发展，但只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这个新兴的资产阶级才真正登上行动的舞台。外国竞争的退出向他们开放了国际和国内市场。在这些领域中各种活动的扩张与多样化有利于一代新型的企业家：银行家与实业家开始从商人手中夺取领导权。战时和战后的年代成了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但是1927年官僚主义和军事专制政权复辟，开始了一个反动时期。资产阶级中最富有活力、最富有创业精神的人们失势，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它基本上只不过是一种高级官员们的资本主义。

20世纪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因而是一段受挫折的历史，我们在往后的叙述中将设法寻找其原因；要从中汲取教训则更困难。当然，我们可以重弹老调：第三种势力难道不仅仅是一种幻影吗？难道它不是自鸣得意的西方向不可能效法它也不情愿效法它的第三世界，投去的一个影子吗？从另外的观点，我们还可以就资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提出疑问：可以绕过这个阶段吗？或者可以将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责任交付给资产阶级以外的其他阶级来承担吗？

历史上每一次失败了的潮流，都有极大可能被当作只不过是无足轻得的背离。但是，中国官僚主义的回潮，先是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后来又在共产党的统治下，都不能抹煞资产阶级对五四运动焕发出来的现代的、民主的和国际主义的传统的贡献，也不能阻止这一传统的复兴。说来好像自相矛盾，只有从长远角度来观察问题，才能深刻认识当年为期短暂而且成就不大的资产阶级实验的得失。

① 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清代和日本德川时代的城市网》，第6页。伊懋可：《中国昔日的模式》，第268页。

② 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第197—204页。苏珊·琼斯：《宁波的金融：钱庄》，载威尔莫特编：《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第47—51页。

中国资产阶级的诞生

中国资产阶级的诞生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经济大变动

中国对外开放以前的许多个世纪都是繁荣和发展的世纪。精耕细作的密集型农业，保证了比欧洲工业革命以前更高的收益。中国的人口在18世纪增加了一倍，据估计到1850年已经超过四亿。廉价而组织得很好的内河运输系统，承担着日益繁忙的地区之间的交通。城市化的步伐正在加快，市场网络日益将农村更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而手工业则已经成为农村里的第二职业。传统技术发展到了极其完美的水平，在不进行一次工业革命的条件下，要更进一步改进看起来既不可能又无利可图，而人口压力、低人均收入、消费需求不足、劳动力充足，以及相对的原料短缺，又阻碍了工业革命的实现。中国的经济好像已陷入了一种“高水平平衡的陷阱”之中。关于这个问题，伊懋可曾有很好的论述。①

西方的干预对中国经济体制的运转，产生了深刻的冲击。在过去，由于明清两代政府抑制贸易和航海事业，中国的经济变成了内向型的。“松动并最终打破中国的这种高水平平衡的陷阱，是现代西方的历史性贡献”。②在本世纪中期的战争和叛乱危机中，新活力的诸种因素正在聚集。1860年以后，对外贸易急剧增长；中国建立起它最初的现代企业，包括兵工厂、轮船公司、钢铁厂和纺织厂。这一新发展的核心是沿海的中心城市，其中的上海很快就确立了它突出的显着地位。这些新的港口城市与中国过去时代的市镇很不相同。以往那些16至18世纪具有中等重要性的城市、市场或者行政中心，以及商人们急于跻身其间的官僚地主名流的聚居地，好像已完美地结合在一种政治与社会秩序之中，而他们的领袖人物同时也就是这一秩序中最活跃的分子和主要受益者。清末的海岸港口与上述城镇的不同之处，不在于它们高度集中的人口——这一点使上海成为20世纪亚洲最大的城市之一，马可·波罗不是早已指出中世纪一些中国城市的人口已经数以百万计了吗？19世纪后半期勃兴的沿海大城市，由于它们已成为技术革新和政治颠覆的焦点，而脱离了中国城市的传统。这一双重的演变是由外国人的到来所引起的，中国人从他们那里学到了新的生产技术和组织方法，并且在他们的租界的庇护下谴责帝国政府的暴虐与无能。尽管朝廷竭尽了各种努力，仍不能像过去控制内地城市那样完全控制这些新的城市中心。诚然，上海-广州-香港轴心只不过是大陆帝国边缘上的一条狭窄的走廊。但是通过这个缺口却涌现出了即将推翻一个已经延续了1000多年的文明的思想、技术和人们（或者只不过是动摇了它的基础？）。

中国的资产阶级正是在这些新的城市中诞生的。它的成长是和向西方影响开放的这一边缘地区分不开的，这一地区被一些人认为与孔夫子的“真正的”农村的中国毫不相干。①资产阶级也受到同样的指责，并因其由买办组成而遭排斥——不过在必要时也因毕竟是中国人而获得谅解。但是正如商埠这一概念也合乎作为一个航海民族的中国传统——这一传统也和占统治地位的大陆帝国传统一样地确实存在——一样，现代资产阶级也密切地结合到传统社会中去了。

复杂的社会基础

当一个现代的经济部门在19世纪后半期开始形成的时候，占统治地位的城市阶级——官僚和商人——就力图对它加以控制，并将由此而来的好处据为己有。

公职人员有接近当权者和掌握公共资金的双重特权。实际上，在所有的“不发达国家”中，掌握政权的人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起主导作用，高级官员们以国家的名义收集情报，准许给予特许证、垄断权、免税权和贷款。在中国，国家控制商界的传统不可避免地加强了政府对现代化的限制。官僚们得到他们的天然盟友士绅的支持。从18世纪起，为数众多的土地所有者陆续返回到城镇里。这些新的显要人物让别人替他们管理乡下的地产，自己则投身于高利贷、商业，或社会公共事业。正是在这一时期兴起了各式各样的慈善组织（善堂）和公务部门（局），通过这些组织，精英们和低级官吏联合在一起，实际上负责管理市政。①

商人阶级的传统可以上溯到帝国的初始年代，这个阶级在中世纪的经济革命时期得到蓬勃的发展：自18世纪以后，这个阶级再度繁荣，并提高了威信，区域性和专业性的同业公会数目猛增就是明证。中国的商人从漫长的历史中继承了商业和财务两方面的高度才能。繁琐的制度、为数众多的中介人，以及运转的专业分工，使得商人能够将小手工业者和农民的产品商业化，从而将其纳入——但不是控制——本地的，或者区域间的，或者在较少的情况下全国性的市场。

中国商人攫取和利用每一个机会致富的非凡才能，鼓励着他们去和外国人合作。在那些开放的港口城市里，西方工厂和运输公司里的投资者很多：在1900年左右，将自己的才能为外国企业家服务的买办人数据估计已达20000。①通过这一类业务上的接触，商人们获得了现代的管理和生产技术。他们构成了一个先驱者集团，对外部世界开放，与外国社团的关系也许比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关系更密切。但是在这种与外国的接触中，中国商人的民族和社会的特性，也许并没有像大批人改信基督教和流行穿西装所显示的那样被消灭掉，反而在地区同业公会、职业社团，1904年以后又在商会的怀抱中，以新的力量激发起来了。

但是，各式各样的障碍延缓了商人阶级转变为由企业家和实业家组成的现代资产阶级的进程。这些障碍部分地来自商人传统自身：例如，来自销售与生产两个网络的严格界限。在19世纪后半以前，中国人几乎不曾采用过由商人将原料分发给手工业者加工的办法，而在曼彻斯特和里昂，正是这种制度的广泛采用标志着资本主义的到来。同样，这些商人的投机倾向也使得他们宁愿承担很大的风险以换取可以迅速得到的高额利润。但最主要的还是商人阶级的社会地位低下，阻碍了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转变。当然，不能把儒家对商业的谴责看得

Chapter_20

过于认真。多少世纪以来的实践一直在和死板的原则相对抗。②实际上，商人对国家权力的臣服并不表现为商业活动受到压制，而是表现为各种形式的控制与合作，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7和18世纪的食盐贸易。不过，这种臣服还是为主动性与发财致富留下了广阔的余地：扬州商人的豪富与权力便是明证。①或者经官僚阶层提拔，或者通过科举与捐官的道路，商人阶级中许多成员离弃自己的出身而爬上社会阶梯。不过这种向上爬的运动部分地为绅士阶层中一些成员相反方向的运动所抵消，这些人暗中或间接地投身于商业活动。

19世纪末，以官僚和绅士阶层为一方与以商人为另一方的合作增强，并部分地相互融合，结果产生了商业资产阶级。在政府的倡导下，在现代经济部门中出现了混合企业（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它们由公私两方共同出资，在上级官员的监督下由商人经营。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官僚资本主义变得不那么制度化了。当20世纪最初十年这种制度发展到它的最先进形态时，这类企业领导人的亦官亦商的双重依附关系构成了官僚资本主义的唯一基础，张謇或严信厚②就是例子。这一新的城市绅商群体的出现，受到19世纪中叶大规模捐官和20世纪初提高商人社会地位（1903年的诏书）的认可和鼓励，也受到官吏和退职官吏对经商表现出的日益增长的兴趣的鼓励。

在这一新的混杂的阶级里，各种成分的力量对比处于不断的变动中。在20世纪的初始阶段官吏们看起来处于主宰地位。上海和广州的各种慈善团体（爱育善堂）、作为市政参议会雏形的上海中国辖区的总工局，都有官吏担任首脑，甚至还有官员担任新出现的商会会长（清末商会的总数已达800左右）。③但是在以后的年代里，由于科举制度的废除（1905年）、中央政权的衰落，以及各地区的军事化，官僚阶级受到削弱。商人们在城市精英中的重要性开始增加。他们对1905年反美抵制运动的干预，说明了他们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不可轻视的影响。加入了资产阶级队伍的官吏或他们的子孙的行为越来越像公司首脑和私人资本家，曾国藩的外孙聂云台在1920年前后成了中国工业雇主们这个庞大的集体的主要领袖和代言人之一。

条约口岸的作用

中国资产阶级的形成也有外部环境的原因，即外国的干涉和条约口岸内的租界的成长。

在明朝最初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没有开花结果，没有促成一场技术革命，也没有产生现代资产阶级就枯萎了。历史学家们对这一挫折的原因至今还没有清楚的说明，他们各执一词地归咎于官僚主义的压迫（E.巴拉兹），制度运转不灵（费惟恺），原料缺乏以及习于常规办事的小生产者和信息比较灵通的商人之间缺乏配合（伊懋可），甚至还有认为是缺乏能源的。①充其量我们也只能像E.巴拉兹那样指出：在许多个世纪中，商人阶层的兴旺都与国家权力和官僚主义的束缚的减弱同时出现。但是，一旦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秩序受到削弱，从而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它或迟或早都会为随着这种减弱而发生的动乱所扼杀。因此，对于具有瘫痪作用的帝国权力与儒教权力，唯一的替代物似乎就是具有破坏性的无政府状态。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产阶级的勃兴，是由官僚主义束缚的衰落（它释放了商人们的能量），以及相对安全而有秩序的孤岛即“租界的庇护”（这种庇护保存了商人的能量）同时存在而引起的。①尽管居住在租界里的中国商人受到二等居民的待遇，长期被剥夺了参与城市管理的权利而又必须纳税，但也因外国人的存在而受益。租界里的巡捕，必要时为从外国居民中招募的志愿军所加强，保护了这些条约口岸不受动乱与19世纪末以来各省连年不断的小规模叛乱的侵扰。并不是说租界里的这些武装力量有什么了不起，而是来自停泊在各个主要港口和在长江里上下游弋的炮舰的威胁，足以保持这些“国中之国”的和平。在这种和平的保护下，各种公共事业（海关和邮政）引进了公正和正规化等行政优点。那些“模范租界”所提供的公用事业，如廉价的民用和工业用电、自来水、电车和电话，完全可以和西方的大城市比美。但是中国的精英们最希望从租界中得到的，似乎还是他们的货物及自己人身的安全。他们将财产委托给外国银行，其保险库是北京政府永远无法打开的；而为了反抗帝国官吏的高压政策，他们还可以向会审公廨提出申诉。②外国人为了本地区的商业利益，希望保证其正常发展而不受政府当局的干扰，导致上海工部局于1902年提出，在原则上任何租界内的中国居民未被会审公廨审判定罪之前，均不移交给帝国当局。在1903年的“苏报案”中，这一原则得到了具有象征意义的证明，当在南京的两江总督要求立即引渡激进的反满新闻记者的时候，工部局中的英国多数派对会审公廨施加压力，要求按西方法治原则审判，结果只判处了短期监禁。③

由于受惠于这些租界发展成的国际飞地，反抗帝制政权的斗争和资产阶级的形成齐头并进，互相加强。

① 伊懋可：《中国昔日的模式》，第298页。

② 同上书，第314页。

① 参考罗兹·墨菲的论文：《外来人：西方在印度和中国的经验》。

① 有关权力从占有土地的士绅转移到城市、商业或官僚精英手中的问题，参阅伊懋可：《中国昔日的模式》，第235、248—260页。伊懋可用农奴制的衰落来解释这一转移的观点至今尚有争论；但是似乎可以确定的是，所有权制度以及一般的社会结构在18世纪都经历了深刻的变动。参阅托马斯·A.梅茨格：《论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根源：明末清初经济与行政日益分化》，第33—44页，载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编：《中国现代经济史讨论会》（台北，1977年）。关于名流在城市管理中的作用，可参看伊懋可：《上海的行政管理，1905—1914年》，载伊懋可和施坚雅编：《两种社会之间的中国城市》，第241页。

① 郝延平：《19世纪中国的买办：东西方之间的桥梁》，第102页。

② 陈锦江：《中国晚清的商人、官吏和近代企业》，第15—25页。

① 何炳棣：《扬州的盐商：18世纪中国商业资本主义研究》，《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7（1954年），第130—168页。

② 陈锦江：《中国晚清的商人、官吏和近代企业》，第6章《国家控制与官方主办人》。

③ 周策纵：《五四运动：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革命》，第380页。

① 艾蒂安·巴拉兹：《中国的文明和官僚政治：一个主题的种种变奏》，第44页。费惟恺：《中国早期的工业化，盛宣怀与官办企业》，第242页。伊懋可：《中国昔日的模式》，第284—301页。S.A.M.阿谢德：《现代中国早期的一次能源危机》，《清史问题》，3.2（1974年12月）。

① 详细的分析，参看M.克莱尔·贝热尔：《“另一个中国”：1919至1949年的上海》，载C.豪编的《上海，一个亚洲大城市的革命和发展》。

② 费惟恺：《外国在华的存在》（本书第3章）。

③ 约翰·勒斯特：《苏报案：中国民族主义运动早期的一段插曲》，《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学报》，27.2（1964年），第408—429页。

1911年：不明显的资产阶级革命

1911年：不明显的资产阶级革命

1911年真有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吗？

让我们首先抛弃一种或多或少被广泛接受的假说：1911年的革命不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在1949年胜利的前夕，中国共产党将他们的历史用马克思主义的词汇重新作了解释，把1911年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或多或少地描写为封建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资产阶级阶段，把资产阶级设想成这次革命的指导者和主要受益者。这不是事实——除非极其广泛地将资产阶级定义为除工商界和城市知识分子之外，也包括高级官吏、地主、军官、秘密社会和各种武装集团的头子们在内。这些成分的特点和本性与这种看法是不相容的，这样会把资产阶级等同于基本上属于农业的和带传统性的统治阶级。①如果根据更严格的定义，将城市资产阶级限定为和现代工商业相联系的阶级，那么它显然在1911年的事件中只起了次要的作用。这第一次革命——地方精英们所领导的武装起义和暴动，越出了资产阶级并脱离了它的控制。②

在这次革命成功之后，资产阶级曾企图利用这一局势为自己谋取好处，但只获得了一半的成功。它成功地取得了对它的基本利益的尊重，但除了在局部地区以外，却未能夺取到权力。

虽然不能把辛亥革命称作资产阶级革命，事实上它仍然在资产阶级的命运中起了重要作用。它是资产阶级第一次卷入政治，正式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有人评论这第一次亮相说：“当前的革命清楚地指明了强大的商人阶层通过商会这个中介采取行动所表现出的影响和稳定”。①但是在这一特定时期，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还很脆弱，现代经济还很不发达，并且大部分掌握在外国资本集团手里。资产阶级的社会界限还不明确：它因和官僚集团重新言归于好而增强了力量，但却削弱了它的独立性。那么，它的政治作用的重要性是从何而来的呢？

1912年，农商部列举了794个主要和次要的商会，计有196636个会员。②由于商会的会员既包括个人，也包括为数众多的由个人代表的社团、同业公会或者公司，因此加入商会的商人——作为个人或者通过他们指定的代表——人数显然比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要多得多。如果连家属也算在内，商人阶级中最富有最受尊重的部分必然已超过150至200万人，几乎占总人口的0.5％。这个百分比看起来并不大。但是与统治阶级中的其他集团相比，商人的数目就比军官（17000）、③学生（30000）、归国留学生（35000）、④官员（50000），甚至比上层绅士（200000）⑤都多得多。商会多达794个，说明商人阶级遍布全国。由于上述原因（发财致富的新机会，财产和人身安全的保障），大多数最有活力、最富有的商人都聚居在大条约口岸，尤其是上海——这些人最直接地参与现代社会。虽然在全人口中只占少数，商人阶级却是统治集团中人数最多的阶级之一。和绅士阶级联合在一起，这个阶级主要指占主导地位的条约口岸新的现代化中国的精英。

在那个时期，中国资产阶级打算扮演的角色的重要性也可看作一种由意识形态所决定的现象。这个阶级的出现正值自西方引进的民主思想和民族主义在全国传播，在18至19世纪的西方，这些思想的形成一般是和民族资产阶级取得政权联系在一起的。作为由青年知识分子和部分新军军官介绍进来的思想体系（不是没有歪曲和遗漏）的继承者，中国资产阶级力图将这种引进的意识形态与本国的实际联系起来。反清领袖们所宣扬的民主、宪政和民族主义正与资产阶级的愿望吻合，使他们急速觉悟的过程相应地加快了。

资产阶级十分活跃地支持反对派。改良派和革命派同样从他们的支持中得到好处。当意识形态正在摸索中形成的时候，当纲领的模糊不清尚待着名人物的影响来弥补之际，资产阶级表现出迟疑不决是不足为奇的。在下层资产阶级与上层资产阶级之间，在买办与民族企业家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分界线，改良派资产阶级和革命派资产阶级之间的划分似乎也很难预测：在这里，也像在许多其他领域里一样，私人关系在起作用，因此，反对派的领袖们在频繁旅行中和商人阶级建立联系就很重要了。不过在革命前夕，改良主义似乎为大陆上的资产阶级所拥护，而移居海外的华侨则表现得更激进。在条约口岸里的企业总是密切地和绅士阶级结成联盟，与他们一样信仰真正的社会保守主义，并无疑对整个中国的局势抱更现实的观点。通过商会，商人们在立宪运动中甚为活跃；1909年他们被选入省咨议局，1910年又参加了争取召开国会的斗争。①

海外华侨梦寐以求的是用建立最现代化的政治与经济组织的方法，恢复祖国的国际威望。香港、横滨和新加坡的华侨首先从财政上支持孙逸仙的活动。1905年孙逸仙被知识界和军界接受以后，他和商人们的牢固联系仍一如既往。当然，海外华侨参加反对派中的激进派这一事实，不可强调得太过分。改良派领袖康有为和梁启超也能赢得他们的海外同胞的理解，并从他们那里得到很多财政援助。此外，在清朝政府的最后几年中，有志改良的大臣们也在海外找到可贵的合作者，如富商张弼士从新加坡回国，帮助盛宣怀发展国家的铁路系统和建立商部。①而中国境内条约口岸里的商人们虽然参加了宪政运动并支持改良政策，却也并不妨碍他们在时机到来时转而投身革命阵营，支持起义，并管理地方事务以等待新政权的建立。

商人与革命起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是由军界发动的。商人们并没有直接参加，虽然他们促成了导致革命爆发的局势。1911年春夏震动了四川省的反对铁路国有化风潮，得到了重庆和成都的商会和各同业公会的积极支持。是年10月，武昌商人迅速地起来支持军队的起义者。10月12日，起义者向商人提出保证，宣布：

虐待商人者，斩；妨碍商务者，斩；企图关闭商店者，斩；促进贸易者，赏。②

作为对这一保护的回报，商人们参加维持秩序，并组织民兵搜捕抢劫犯和纵火犯，商会会长甚至被任命为治安负责人。商会立即向起义者贷款白银200000两。

在上海，资产阶级与革命者的合作不是在起义以后，而是在以前为它铺平了道路。①

1911年4月，商人们与同盟会领袖陈其美、朱少屏，银行家沈缦云建立了联系。沈缦云是新成立的爱国组织中国国民会的正式代表，他还是商务总会的一名董事和上海华界（即租界以外由中国政府管辖的地区）自治公所的成员。同时，对1906年建立的商团进行了改组，将其置于统一的领导之下，原来估计为350至700人的有效兵力，在 1911年 11月初增至 2000。至少在政治上与公共租界的志愿兵中的“中国连”相联系的这一上海国民志愿队，交由华界自治公所的首领李钟珏（平书）指挥。李属于当地绅商精英中的官僚派。不过在上海，精英们组成了统一战线。②不论他们的出身是商人还是文人，居住在租界还是华界，似乎都同样地同情革命。对中央政权的不满和爱国心是不是足以解释这种一致呢？人们是不是也应该承认起带头作用的为数不多的领导人组成的精英组织的作用呢？他们顶多只有几十个人，却领导着商会、商团和华界自治公所。由于陈其美和李钟珏经常在由沈缦云出资经营的革命报纸《民立报》报馆会面，武昌起义之后两人之间建立起密切的合作。商团控制了城市，华界自治公所使当地警察保持中立，商会答应给革命者财政补助。③当陈其美在11月3日击败了清政府的守军并占领江南制造局以后，上海宣布共和。

在作为辛亥革命特征的中国人民团结精神大爆发中，各省市的情况是不同的。整个资产阶级所扮演的角色不能根据公认是一种例外的上海经验来作出正确的判断。在广州，10月10日起义的消息最初只不过促使两广总督张鸣岐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而宣布在内战中保持中立，并加强省的自治。他的计划得到绅士阶级的支持，却遭到商人的反对，他们于10月29日在爱育善堂集会拥护共和并宣布广东独立。①但是商人们却不能将他们的决议付诸实施；直到11月9日张鸣岐才在革命力量的压力下离开广州，将权力移交给同盟会的代表胡汉民。因此，尽管广州在商业上占有重要地位，广州的商人在这次革命中却只起了有限的作用。分裂是他们软弱无力的原因。商会不能支配其下的72个行会和9个善堂，不能成为整个商人阶级的代言人。这又是经济现代化的缓慢步伐阻碍了城市精英的团结一致。面对坚持其特权和传统利益的绅士阶级，商人们只构成一个重要性不大的孤立集团。

因此，商人们所扮演的角色在各个城市里是不相同的。在新近才移民垦殖的东北地区，他们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现，只满足于保持秩序和采取“等着瞧”的态度，而在内地各省，例如湖南，竞争只在军队、士绅和秘密会社之间进行。在沿海地区，如山东、浙江、江苏，或者在长江中游的大条约口岸如汉口，资产阶级比较活跃。

一般说来，资产阶级在起义中都不是带头人。它只满足于根据自己的力量对其他集团造成的当地政治局势作出反应。即使在上海，它也只扮演了赞助的角色。不过无论如何，它毕竟以同情的态度满怀自信地欢迎革命。革命事件并没有引起任何严重的经济危机。交通受阻和流动资金短缺只导致了暂时的工商业活动衰退。但没有发生恐慌； 12月中旬，上海就开始复苏了。

一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家强调资产阶级固有的内在矛盾，具体表现为他们站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军人一边投身革命，然后——被动荡的规模所吓倒——又马上打退堂鼓，以保障自己的阶级利益，站到绅士们一边去了。①1911年12月在广州商人中和1912年初在成都商人中出现的情绪逆转，使这种说法听起来好像有点可信；但是一般说来，似乎中国的商人们并不比他们的同时代人，更能看出起义的保守性质与作为起义的旗号的革命思想之间的差距。在这里我们是不是应该说“意识形态的混乱”和“政治上的不成熟”呢？②如果我们同意周锡瑞的看法，承认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自由主义不应从个人角度来说明，而是对中央政府极权主义的反抗，③那么，说地方的精英们看见他们自己的权力已经建立起来，就认为自由与民主已经获得胜利，就没有什么不恰当了。

商人与精英的联合阵线

在革命的前夜，由于缺乏中央权力，政府当局腐败，常常导致由城市精英管理市政。“清政权倒台以后，在长达数月之久的时间里大多数中国城市实际上是由商会和行会协同管理。”④

商界对地方政治与行政生活的干预，反映了城市精英自19世纪以来在全国（包括中国内地）所取得的重要地位。但这并不是一种新的政治现象，只不过是延续——并且扩大了——行会联盟的传统，其作用在太平天国起义的危机时期就已经奠定了。①那时候这些行会联盟已经超出社团组织的框架，致力于城市集体的公务事业。在儒家公德责任心的推动下，他们尽力弥补政府当局的无能，并保护他们市镇的切身利益。

1912年，商会在许多大小城镇已经享有权威，它们的目的并没有什么不同。这是个保持社会秩序，与海盗、土匪、毫无纪律的士兵以及秘密会社进行斗争的问题。商人们和绅士阶层从事共同的事业：在这一由名流组成的联合阵线中，没有必要把商人特别突现出来，不过他们在行动中的活力的确是出色的。是商会和行会给军队关饷，贿买盗匪让他们离开，开始解散军队，并在你争我夺的将领们之间斡旋。一位当时人评论说，“在中国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中，商界是最团结同时也是最保守的”。②

但是不论商界的卷入有多么广泛，在政治上却只获得了有限的重要性。实际上他们只是要打进一个早已建立起来的体制的框架里面去，力图纠正其在运转中的毛病而已。商人们并没有为自己争取权力，通常只满足于和现有的当权者协商。真正的当权派是保住了职位的官僚、将领们，或者取得了大权的革命军人。这种间接控制的方法包含着不少风险；地方掌权者经常背叛商人，科以苛捐杂税，威胁和绑架他们。尽管商人掌握着施加财政压力的手段（因为他们提供资金或者为发行纸币作担保），并且为统治权的建立出了力，他们却成了这一权力的第一批牺牲者。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商人们并不准备直接承担传统一直把他们排斥在外的政治责任。他们的卷入只不过是短期的。

在这场波及整个政治体制的普遍危机中，这种权宜之计证明是无效的。安全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不但还在继续，而且越来越糟糕。广东省完全变成了“海盗共和国”。①商人们曾经企图废除的厘金制度，又在商捐或统捐的新名目下出现了。由于政府没有正规的财政收入，商人们也无力独自长期承担公共行政开支。争取安定的努力和统一市场的计划，由于地方政权之间缺乏协作和不关心农村而注定要失败。在中国的各个省份里，商人阶层的权力不可能取代中央政府和各省政府的权力。他们所能做到的只不过是力图对具有破坏性的无政府状态加以限制。和过去一样，无政府状态仍然是帝国体制的唯一替换物。

上海的资产阶级和南京政府

在上海，组织得更好的更强有力的商界精英在摆脱了过去的束缚以后，继续享受到租界内的安全和秩序。他们抓住革命提供的机会，力求实现其在本地和全国的雄心。

在1911年帝国的驻军被打败以后，公共租界和华界里的主要商人毫不迟疑地参加了陈其美将军组织的军政府。陈聘请总商会的董事们担任他的顾问（虞洽卿和周舜卿）。他将财政事务付托银行家朱葆三和沈缦云等人主管，并由一位买办郁屏翰协理；将商业管理交给船东兼工业家王一亭。市政管理则归公共工程承包商李钟珏和粮商顾馨一负责，他们成了陈的顾问。②

上海地处中国沿海，有世界主义倾向，现代化，是最适合于资产阶级的环境。置身其中的上海资产阶级竭力要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力量。如果条约口岸真像一些作者所说那样，是与内地互不交通的外国飞地，上海的商人们也许就不会梦想把他们的活动推广到全中国了。但是沿海的经济却在相似的程度上既指向内地又指向海外。其繁荣同样地既依赖于各省又依赖于同外国的联系。这种经济上的一致性加强了民族统一的需要和愿望。上海的资产阶级接受了孙逸仙的共和纲领，并参加了他的现代化努力。他们和孙逸仙一样，并和他一起为塑造一个新的中国而呼吁海外华侨给予援助；他们想要控制广袤的内地，并将其按沿海的形象加以改造，以便那里的资本主义和民主的萌芽最终能够开花结果。

上海商人据估计资助了约700万两白银。①促成了孙逸仙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布建立中华民国，由各省代表投票使之合法化。这个新建立的自认为是全国性政府的纲领，重复了同盟会纲领的内容。孙逸仙在1912年1月5日发表的宣言中，谴责愚昧的清帝国“贼害吾民，以图自利，宗支近系，时拥特权……又复征苛细不法之赋税，任意取求，迹近掳劫。商埠而外，不许邻国之通商。常税不足，更敛厘金以取益，阻国内商务之发展……”孙逸仙保证：“吾人当更张法律……改良财政，蠲除工商各业种种之限制……”②

在新任命的实业总长张謇的倡议下，设立了工政司，将中央政府的指示贯彻到各省并协调它们的工作。③银行家沈缦云从海外华侨募得500万美元，在孙逸仙和上海总商会会长周金箴①的共同支持下创建了中华实业银行。可是南京政府执政只三个月，这就意味着它不可能有多大成就。不管怎样，它能不能有更大的成就呢？孙逸仙就任大总统后几个星期，“银行家、富有的商人和买办……开始感到这个政权很难忍受”。②商界和陈其美之间的关系恶化，这位上海都督有时为得到必要的款项而采取严厉的手段。③当政府决定以招商局轮船公司作为抵押向外国借款时，它遭到包括周金箴在内的股东们的强烈抗议。④

在上海出现的这一矛盾，与20年代坚持地区特殊论的广东资产阶级对国民党政府的抵抗看起来并不相同。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急于要将其活动扩展到全国，即使以艰难的北伐为代价也在所不惜。上海资产阶级支持孙逸仙迫切要求统一中国的思想。但他们无疑希望在他们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南京政府，能迅速扩大其基础并获得国内其他方面的支持。他们的幻想很快就破灭了。由于缺乏适当的社会基础，南京政府不能指望得到一个高效率的政党的支持。同盟会本来就是个松散的组织，早在1912年初它就遭到一些新政党的竞争，没有多久就只剩下孙逸仙的少数追随者了。面对拥有大多数正规军并得到官僚和传统主义的士绅支持的北京-武昌轴心，孙逸仙被迫逊位，于1912年2月将民国总统的职位拱手让给袁世凯。

就这样，资产阶级的第一次政治实验于1912年春以双重的失败而告终。不错，资产阶级在这段时间里使人感到了它的分量。在各省，它曾协同保证商业照常继续，并维持一定程度的公共秩序。他们对南京政府的支持，阻止了不得人心的清朝复辟，并为共和政体的建立作出了贡献。但是它未能为了自己的发展而成功地建立起不可缺少的政治结构。在各省，它的社会基础的界限很不清楚，所采取的行动很难与士绅们的行动真正区别开来。连上海的企业家们也未能将一个全国性的政府单独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们未能将立足于商业与技术、自由竞争与相对和谐的民主态度之上的新秩序移植到中国内地的农村与官僚统治的社会中去。这种新秩序在条约口岸由于外国的参与有可能建立。

尽管已经有了沿海地区的资产阶级，这个国家的命运仍然继续体现在内陆中国以及军事和官僚的政治机构——只有它能控制这个国家——之中。

倒退

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总统，开始了中国资产阶级政治上的倒退时期。经历了几个月混乱之后，商界急于恢复稳定与安全。他们在稍微迟疑之后就拥护袁世凯，这标志着政治转向的开始。与革命的共和派的联系变得松弛了。1912年4月，上海“敢死队”在他们的领袖刘福标①在公共租界被捕时，谴责上海总商会的背叛。资产阶级的依附者被吸引到新的更温和的政党方面，这些党派在1912年5月改组为共和党。在1912月年12至1913年1月的全国选举中，上海的温和派支持这个政党。此外，袁世凯努力向商人们提供补偿和保证：他承担南京政府与上海商界签定的合同的义务，①并答应赔偿汉口商人在1911年10月因商店被毁而蒙受的损失。②他长时间地出席1912年4月29日在北京召开的临时参议院会议，为争取资产阶级的支持而宣布了一系列的改革：取消厘金，减低出口税，统一币制和一项发展实业的政策。

在1912年最初几个月的停滞之后，商业的复苏转移了资产阶级对政治的注意。由于丰收和国际市场银价上涨，对外贸易的数字与1911年相比，减少甚微：1912年是关银8.43亿两，而1911年是8.48亿两。③繁荣扩展到工业。在上海，1912年必须将电力供应增加四倍以满足新厂——特别是苏州河两岸正在建设的碾米厂和正在扩充生产能力的纺织厂——的需要。④同一时期，面粉业经历了一次迅速发展（在上海、满洲和长江沿岸城市于1913年登记的53家中国公司中，有14家是在 1911年以后成立的）。⑤机械厂的数目也增加了，1912—1913年间新建了5家，大多数都在上海。⑥汉阳钢铁厂的高炉在1911年10月起义时被闲置不用，这时又恢复开工，操作人员自此以后全部都是中国人。⑦在采矿业方面，勘探和开采都在发展，有时得到外资的帮助。⑧上海华界的电车路系统（南道）的建设从计划到完工只用了几个月，完全没有依靠外国的帮助。⑨这一全面的努力得到10多个为鼓励实业而于1912年组成的省级或全国性的组织的支持和配合。①

在这样的情况下，商界最害怕的就是重新出现政治和军事动乱。1913年3月22日袁总统唆使人暗杀了宋教仁，这在上海的巨商中引起了深刻的不安。②不过，孙逸仙的敌对反应比袁世凯的背叛使他们受到更大的震动。在这样一个新建立的国家体制和自由遭到危险的时候，资产阶级唯一担心的是，新的危机将要给他们带来直接麻烦。革命实验带来的失望，有条有理的政权的吸引力，还有经济发展激发起的希望，这一切都综合在一起把他们推向一种互相勾结的中立。③1913年夏季的危机将逼迫他们作出决定。

1913年7月袁世凯与孙逸仙的冲突爆发以后，南方各省的军事领袖宣布独立。上海被卷入这次运动：陈其美担任叛军司令。商人们在和反叛运动公开敌对与为保护自己利益所必需的机会主义之间迟疑不决。总商会拒不赞成独立宣言，又不向陈其美提供他所要求的资金。商人们压倒一切的希望是避免叛军与重新占据了江南制造局的驻军之间的对抗：“鉴于上海是商埠而非战场……任何一方挑起战端均将被视为人民之公敌。”④一个集团的私利就这样简单明了地被等同于全体人民的利益了。

在广州，都督陈炯明于6月21日宣布独立，他遭到商人们的敌对或漠视。⑤国民党的为数不多的支持者来自海外华侨社区或港澳地区。可是没过多久他们之中最活跃的一位陈席儒就被港英当局取消了居民权。在长江流域的主要港口重庆、长沙、芜湖和南京，商人们同样表现得小心翼翼，同样对叛乱抱着隐藏的敌意。①当地的商会致力于保全他们的城市，贿赂叛军撤离，并为北军的和平归来作好准备，在这些方面他们获得了程度不同的成功。可是南京的商人们的这种努力失败了，他们被迫给南军大量的金钱，而在北军入城以后又遭到抢劫而倾家荡产（1913年9月1至3日）。②

资产阶级对“二次革命”的敌视只是极其谨慎小心地表现出来，在那些已宣布独立的省份中尤其如此。各地商会不曾表示公开反对，而只是拒不给与财政上的合作——只要压力不太大。无论如何，斗争的结局主要取决于那些军事领袖和他们部队的人数与质量。在这方面袁世凯占有压倒优势。在1913年，资产阶级的反对或者毋宁说他们的袖手旁观，并没有起决定性的作用，正如在1911年，他们的支持对事件的发展没有什么真正的影响一样。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革命，资产阶级都不过是次要的力量。

1913年起义的失败带来了沉重的赋税和抢劫，迫使资产阶级保护他们的近期利益。袁世凯鼓励商人回到他们社会孤立和脱离政治的传统中去。一旦获得胜利，袁世凯就不再满足于用迫使反对派领袖流亡，并首先解散国民党（1913年 11月）然后又解散国会（1913年12月）的方法来消灭革命。他还把他的攻击指向在革命前后为了地方精英的利益而建立起来的一切代表机构。1914年2月4日，他解散了1912—1913年冬天在扩大了选民范围的基础上（占成年男性人口的25％）复苏的省和地方的议会。①自革命以后，这些地方议会接管了许多原本属于国家官僚机构的行政、财政和军事职能。②此外，它们还成了当时人数日益增多的新的工业家、教育工作者、手工业者和妇女组织的讲坛和活动舞台。正是通过这些组织，一整个社会阶层——士绅，还包括文人学士和小商人——将自己结合进了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这些议会在中国政治传统之内代表很近似于自由主义的某种东西，起着保护地方利益和保护那些被官僚机构拒之门外或忽略了的社会集团的作用。在袁世凯眼中，它们因此对他个人的权力和国家的统一构成了威胁，因为他把国家的统一等同于一种严厉的行政上的中央集权。

对于上海的商人来说，这是一次异乎寻常的经历的结束。在革命以后，华界的市政当局重新命名为“市政厅”，称为“绅商”的城市士绅曾经有机会证明他们的管理能力、现代化才干、对民主程序的理解和他们对重大国家问题的兴趣。③现在，上海商界再也不能恢复这种行政上和政治上的自治了。袁世凯用来代替原来市政厅的“工巡局”（负责管理公共工程、巡警、捐税），被置于地方官的严格管辖之下。1914年制定的法律加强了对商会的控制，剥夺了商人表达政治意见的手段。

商人们就这样被剥夺了主动权，他们好像已经失去了过去10余年中曾经鼓舞过他们的那些伟大的理想。由于不能使全国都接受他们自己在中国所开创的现代化，他们就转而全神贯注于自己的短期利益了。面对这样一个虽然非其所求但也并不难接受的军事官僚政权，他们只得在外国势力的荫庇下努力去加强自己的地理和社会基础之上的自治。因此，他们要求在南京的英国领事将租界①扩展到下关的码头和商业区，以便得到更好的保护。在上海，华界闸北的一些显要人物请求公共租界的巡捕进行干预，并且，用一外国居民具讽刺意味的话来说，寻求“我们专制的市政权的保护”。

不过，袁世凯接掌权力并不是简单的旧政权的复辟。他在担任总统的时期内表现出一种新的进一步发展经济的决心，完成了商业的立法，稳定了财政与货币制度，鼓励私人企业。②自1913年10月至1915年12月担任农商总长的张謇促使关于商业企业和公司注册以及关于开设公司的法令获得通过。他建立了棉花和甘蔗的模范生产基地；并计划统一度量标准。1914年 2月，在梁士诒的创议下，作为统一货币制度的第一个步骤，铸造了袁世凯银元。这种鼓励商业的意愿，与拒绝给予资产阶级最微小的权利形成奇特的对比。这里，袁世凯又回到现代官僚主义的传统，他本人在清朝末年就是这一传统的主要代表之一。作为一个独裁者，袁世凯权力的支柱是军队和官僚集团，他没有必要去讨好商人。因此，如果把他的经济政策视为对资产阶级的支持，那就完全错了。同时，把袁世凯统治时期各大商埠的繁荣归因于他的这一政策，也是错误的。把中国资产阶级推向它的黄金时代的决定性的动力来自别的地方：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改变了的国际局势。

① M.克莱尔·贝热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家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历史评论》，230（1963年10—12月），第403—436页。

② M.克莱尔·贝热尔：《资产阶级的作用》，载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年》，第229—295页。

① 《北华捷报》，1913年11月1日，第352页。

② 参看周策纵：《五四运动：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革命》，第380页。

③ 张仲礼：《中国士绅：对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的作用之研究》，第117—120页。

④ 汪一驹：《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1872—1949年》，第367、64、73页。

⑤ 参阅本页注3。

① M.克莱尔·贝热尔：《中国的资产阶级和辛亥革命》，第53页。

① 陈锦江：《中国晚清的商人、官吏和近代企业》，第131、164、168、183页。

② 贝热尔：《中国的资产阶级》，第59—60页。

① 伊懋可：《上海的士绅民主制，1905—1914年》（哈佛大学博士论文，1967年），第230—246页。

② 1911年末出现的上海商会的短命的竞争者，也许正如J.桑福德所说的那样，反映了商人集团内部的政治分歧。即使确实存在矛盾，也很快解决了，因为这两个商会在1912年初就合并了。詹姆斯·桑福德：《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中国商业的组织和状况》（哈佛大学博士论文，1976年），第259页。

③ 贝热尔：《中国的资产阶级》，第62页。

① 爱德华·J.M.罗兹：《中国的共和革命：广东的情况，1895—1913年》，第222—223页。

① 董必武：《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

② 贝热尔：《中国的资产阶级》，第41—42、125—126页。

③ 周锡瑞：《中国的维新和革命：辛亥革命在湖南和湖北》，第237—250页。

④ 《北华捷报》，1913年11月1日，第352页。

① 窦季良：《同乡组织之研究》，第2章（转引自伊懋可：《中国昔日的模式》，第337页，注18）。

② 《北华捷报》，1913年11月1日，第352页，关于商人在各省城行政中的作用，参看贝热尔：《中国的资产阶级》，第69—80页。

① 让·罗德：《中国革命生活的状况，1911—1914年》，第301、117页。

② 小岛淑男：《辛亥革命时的上海独立与绅商阶层》，《东洋史学论集》，6（1960年8月），第113—134页（《中国近代化的社会结构：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特辑）。

① 《北华捷报》，1912年7月13日，第109页；1913年3月1日，第650页。贝热尔：《中国的资产阶级》，第82—85页。

② 宣言译文，载F.麦考密克：《中华民国》，第457页。（原文见1912年1月5日《孙大总统对外宣言》——译者。）

③ 《近代史资料》专刊，《辛亥革命资料》，1（1961年），第58、201页。

① 《辛亥革命资料》，第96页。参看沈云荪：《中华实业银行始末》，载《近代史资料》，6（1957年），第120—139页。

② 《上海法国总领事的报告》，1912年1月13日。法国外交部档案：中国国内政治，中国革命。

③ 《上海法国总领事的报告》，1912年1月13、17、18日，法国外交部档案：中国国内政治，中国革命。

④ 《北华捷报》，1912年2月10日，第356页；1912年8月10日，第405页；1912年8月17日，第458页。《上海法国总领事的报告》，1912年3月2日。

① 《北华捷报》，1912年4月27日，第217页。

① 《北华捷报》，1912年3月1日，第650页。

② 《北华捷报》，1913年11月9日，第40页。

③ 萧亮林（音）：《中国的对外贸易统计，1864—1949年》，哈佛大学出版社，1974年。

④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1895—1914年》（此后简称《工业史资料》），2，第848页。

⑤ 同上书，2，第908页。

⑥ 同上书，2，第920页。

⑦ 《北华捷报》，1912年11月16日，第479页。

⑧ 《北华捷报》，1912年12月7日，第665页。

⑨ 《北华捷报》，1913年8月13日，第558页。

① 汪敬虞：《工业史资料》，2，第860—867页。

② 《北华捷报》，1913年4月26日，第226、252页；1913年5月10日，第427页；1913年5月24日，第531页。

③ 参看上海钱业公会通电，《北华捷报》，1913年5月17日，第495页。

④ 《北华捷报》，1913年7月26日，第283页。

⑤ 《南华早报》，1913年7月27日、7月29日、7月30日、8月1日。

① 外交部驻华大使与领事档案，书信，F.O.228：2499，卷277，革命，北方与南方，1919年7月24—31日。F.O.228：2500，卷278，革命，北方与南方，1913年8月16—31日。F.O.228：2501，卷279，革命，北方与南方，1913年8月16—31日。特别参考发自镇江、南京、重庆、芜湖的书信。

② 南京通讯，1913年8月29日，F.O.228：2502，卷280，革命，北方与南方，1913年9月。

① 参看本书第4章欧内斯特·P扬：《革命后的政治风云：袁世凯时期，1912—1916年》。

② 1911至1913年之间为地方精英的利益而缩小官僚机构的权力，以及地方精英与私商的结盟，参看周锡瑞：《中国的维新和革命》，第246—255页。

③ 伊懋可：《上海的士绅民主制，1905—1914年》，第73页：《上海市制进化史略》，载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第75—78页。

① 南京无租界，下关江边地带划有外国人居留地——译者。

② 关于袁世凯的经济政策，参考菊池贵晴：《中国民族运动的基本结构——关于排外性联合抵制的研究》，第154—178页。

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1917—1923年

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1917—1923年

不过，资产阶级对革命运动的有限参与和它对社会动乱的保守反应，还不足以驳倒资产阶级革命这一概念，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辛亥革命所产生的影响。虽然引入资产阶级革命的概念对弄清1911—1913年所发生的事件没有多少用处，但是也许对较长时期的社会经济分析是有用的。这样，演变的观念（从“封建的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演变和从官僚主义社会到阶级社会的演变）就应该代替革命性的决裂的观念。这种变化产生于漫长的过程。在中国，这一过程始于16至18世纪在传统经济中出现的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这一演变后来在19世纪变得十分明显。在1911年以后，它仍在继续，成为20世纪经济现代化和社会变革的一部分。因此，不可能把像资产阶级的兴起这样一个发展包括进一次单一的革命事件。

但是，在10至15年这样的一个不长也不算短的期间内，辛亥革命是否加速了工业化的进程，是否改变了社会内部的力量对比和促进了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兴起呢？一些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学家在提到“野蛮的资本主义”以及据认为是由它所释放出来的各种力量的时候，曾经强调指出资本主义的兴起是多么迟缓。①在中国，情形却截然相反，革命后10年，在20年代初，民族资本主义就开足了马力，新一代的企业家就已经出现，他们直接与工业生产和对工资劳动大军的剥削相联系。但是这一城市经济和社会的巨大进步，更多地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经济奇迹，而较少地受惠于一场早已被军人接管了的革命。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逻辑受制于外部的国际关系的演变。

战时与战后的繁荣，1914—1923年

大战把19世纪被“不平等条约”所剥夺了的一部分市场归还中国，致力于他们自己之间的斗争的参战国，无暇顾及中国。欧洲的衰落有利于恢复民族工业的发展，也助长了日本和美国势力的扩张——这就为新的困难和未来的冲突播下了种子。

同时，战争显着地增大了世界对食品和原料的需求（有色金属、植物油）。作为初级产品的一个主要供应者的中国，正处于满足这一需要的有利地位。再者，西方列强增加了他们在中国和印度等采用银本位币制的国家的采购，刺激了1913年墨西哥关闭它的银矿以后已经开始上升的国际银价。这样，中国的货币单位“两”变得坚挺，数年之内，它在西方市场上的购买力提高了三倍。可是，虽然外债的负担因此而减轻了，进口，特别是工业设备的进口却并没有受益；因为尽管战争为中国经济提供了发展的机会，对这一机会的掌握和利用，却受到其“不发达”的经济框架的限制，而且当时中国经济所依赖的那种半殖民体系的活力又正受到波及全球的战争的损害。

由于交战国征用商船，用于商业性海运的吨位减少，其结果是运费上升，从而妨碍了国际贸易。外汇管制以及法国和英国在1917年实施对丝绸和茶叶的的禁运，使一些中国传统的出口商口失去了市场。欧洲列强优先发展军事工业，又对中国采购工业设备产生了不利影响。正当外国竞争减少而刺激民族工业增长时，这些工业要获得所需机器却变得十分困难。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的发展水平不能使它从外国势力相对的撤退中获得充分的利益。不过由战争引起的各种困难只是降低了好处而不是造成直接的损失。对于中国经济中的现代部门，战争年代是一个繁荣时期，但只是到和平恢复以后，民族工商业的“黄金时代”方才到来。

迟至1919年，现代经济部门才开始收获世界大战和重新恢复的和平所提供的利益。对初级产品的需求不但没有减退，反而加剧了。战争的需要被建设的需要所取代。1919年上海的出口值较前一年提高了30％。由于银价上涨以及随之而来的“两”的汇率的升高，出口的这种猛增尤其惹人注目。但是需求紧急的欧洲买主宁愿出高价。由于海运能力增加和战时工业转入平时，中国的实业家们能够回到西方市场去购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他们购买纺织设备所花费的钱，从1918年的180万两增加到了1919年的390万两。①由于各种条件异乎寻常的配合，中国企业能够从以前由外国进口货所开拓的国内市场需求得到好处，并从外国竞争的减弱、从购自欧美市场的设备，以及从有利的汇率得到好处。

对外贸易经历了直至1917年的中等程度的增长之后，其价值又由1918年的10.4亿两增至1923年的16.7亿两。出口量和品种两方面都有进展。②进口的增加不那么快，但结构有了很大的改变：消费品，特别是棉纺织品（中国的纺织工业正在发展）的进口下降，耐用商品则上升了，1920年占中国在国外采购总值的28.5％。③进口与出口增长的差异促成了贸易的平衡。1919年的逆差不超过1600万两。④中国对外贸易的结构仍然属于“不发达”经济的类型；但这种贸易已经不再是附属型经济的了；它大致相当于现代国民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

由于受到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刺激，生产增加了。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相互配合以满足各种需要。缺乏海运能力和设备，1919年以前妨碍了现代工业的增长，但并没有影响手工业。在1915—1916年期间，华北和华中各省织布机的数量都在增加。生产是面向国内市场的。城市的作坊有所发展，商业资本主义扩展到与主要城市邻近的农村。纺织、成衣、针织、玻璃、火柴、制油各业的进展并不只限于原有生产方法的复苏。相反，这时的手工业常采用改进了的技术和来源于工业的原材料（绵纱、化工产品），表现出力图适应的能动性，这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过渡性的现代化的一个特别合适的例子。因此我们不能同意H.H.福克斯那种为他许多同代人所接受的意见，说“工业的进步只限于最主要的条约口岸”。①

沿海城市中现代企业的增长只是更加普遍的发展的一个方面；但毫无疑问，它是最显着的一个方面。从1912年到1920年，现代工业的增长率达到13.8％。②（这样迅速的增长率只是到1953年至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才再度遇到。）首屈一指的例子是绵纱。全国的锭数从1919年的658748增到1922年的1506634，其中63％属于中国厂主。③1928年所登记的120家纱厂中，有47家是在1920年到1922年这段时间里建立的。自1917年至1922年，开办了26家面粉厂，④还购进了一些原来由外商拥有的榨油厂，证明了食品工业的增长。烟草和卷烟工业也有相当大的发展。但是这一黄金时代的热情很少扩展到重工业。南方各省有色金属（特别是锑和锡）采炼的短暂繁荣，完全是由国际投机引起的，也随其消失而消逝。现代煤矿和铁矿仍然是75％至100％都掌握在外资手中。机械制造业的进步最惹人注目。①上海及其附近一带是这一发展的主要受益者，这种发展也影响了天津，并在较小的程度上影响了广州和武汉。

在整个繁荣时期，贸易和工业的增长都得到信贷发达的支持并受到物价和利润上涨的刺激。妨碍了对外贸易业务的外资银行的衰落，并没有影响国内市场，国内市场资金的供应一直由中国控制。相反，国内金融市场向民族工商业提供了大量财源，例如社会显要和买办们的大额资金，前此为了安全的理由一直主要供给外国企业，现在却转向民族工商业了。中国的新式银行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兴起的。仅在1918和1919年，就创办了96家。②但是其中的大多数都与政府当局保持密切关系。官方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数十家省银行都属于这一类，还有许许多多的“政治”银行，它们的创办人都来自政界或者与高级官员有密切关系。所有这些银行的活动都只限于处理国家资金和贷款。另有10多家新式银行，大部分设在上海，则纯粹在商业基础上经营；但是，它们参与向民族工商业提供资金的活动继续受到古老的市场结构的阻碍。在战前，中国没有证券和商品交易所。设在公共租界的上海股票交易所只进行外国股票的交易。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建立与成功激发起许多仿效者。1912年末，上海共有交易所140家，大多数只买卖它们自己的股票，几个月之后发生了称为“信交风潮”的股票交易所倒闭风，才将这股雨后春笋般的交易所创建浪潮煞住。①

为了向企业提供资金，新式银行也不得不像旧式钱庄那样提供直接贷款。但是新式银行要求顾客以财产抵押或货物抵押作担保。而钱庄却接向来的惯例在私人关系的基础上“靠信任”提供贷款，这就使银行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尽管新式银行有了引人注目但本质上是投机性的发展，真正的商业银行还是“钱庄”。1920年上海有71家钱庄，而在1913年还只有31家，1920年钱庄所控制的资本为770万元，是世界大战前夕的五倍。

由于缺乏证券交易市场和国家贴现制度，上海金融市场上各银行间互相贷款的利率（银拆）可以作为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其月平均数由1919年的0.06（每千两每日1分）增至1922年的0.17。虽然这一增涨可以用纯财政的理由来解释（外国银行将黄金运回本国的储备中心和国际黄金市场上的投机抢购），但毫无疑问经济发展的需要起了作用；例如，为出口而在市场上购买农产品就要在金融市场上筹措越来越多的资金。

根据不同种类的调查和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推论出的物价指数，不可能加以精确的分析。②但它们的确表明，在第一次大战期间批发价格增涨了20％至44％。这和同时期内的西方国家相比是不算大的；这是因为和工业品价格猛涨相反，农产品价格是稳定的。在传统的农业经济中，除了某些供出口的产品外，农产品价格稳定较多地表明年景好，而不是表明市场疲软——也就是表明农业社会的相对稳定。农产品价格稳定和工业品价格上涨这是繁荣的互相补充的标志。

在这一繁荣中，最大的受益者是工商界。从1914至1919年，纺纱厂每支纱的利润增加了70％，而钱庄的利润增加了74％。①一些最重要的公司的利润增加了20倍，有些甚至50倍。红利达到30—40％，有时甚至90％。②因为企业家们并不与他们的雇员分享收益，这样高的利润就更加意义重大：实际上技工和壮工的工资在广州只上升了6.9％，在上海上升了10—20％。③

正是在这一物质繁荣的基础上，在沿海的大城市里发展了一种越来越对西方影响开放的都市社会。

都市社会的兴起和资产阶级的转变

伴随着经济繁荣而来的是加速的都市化。城市人口的年增长率似乎比全人口的增长率要大得多。这一现象在上海特别明显，华界人口在10年中增长3倍（参看表38）；其他条约口岸如天津、青岛也吸引了许多新来者。

内地城市也经历了迅速的发展，虽然不那么明显：在山东省的济南，1914—1919年的年增长率为3％，而全省人口的增长率只有10％。④

城市的迅猛扩展既不是因为内地碰到了饥荒，也不是由于社

表38 战争年代中国部分人口增加统计①

会动荡特别恶化。这实质上反映了新的发展中心对农业社会的吸引。贫苦农民、农业社会中的闲杂人员都到市内的作坊和新建的工厂里找工作。他们到码头当搬运工，当苦力或者拉洋车。许多乡村的名流也被吸引到省城或者本地区的大城市里居住，部分地是想在当地的政府或者各种自治组织里混个差事，部分地是急于为自己的子女保证受新式教育的机会后者是都市居民的特权。市区向外扩展；建设起郊区，困难地通过古老城墙的牌楼式城门而与市中心区交通。但是在许多城市里——例如长沙、梧州和广州——城墙被拆毁以修建新区。虽然新建的大多数是住宅，商业建筑却最宏伟。汉口的新世界商场大楼可与1919年在上海开幕的先施公司和永安公司的百货大楼媲美。在广州，大信商场的九家商店自1918年起雄踞在珠江岸上。上海工部局在1915年批准41项建筑工程（西式建筑），1920年批准109项。包括中式建筑、作坊、仓库以及其他各种建筑，工部局在这段时期内批准的建筑工程费用从500万两上升至1100万两。①

在这些迅速发展的城市里，人口从未停止增长，各个社会集团变得更加复杂，互相间的分化也更加明显。出现了工业无产阶级，从城市精英（绅商）中诞生了现代知识阶层和现代资产阶级。这一社会演变引起了外国历史学家的注意，他们注意到这些新的精英们怎样响应西方的经验；同时也引起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注意，他们有时将这些现象从它们所处的仍然基本上是传统的环境中孤立出来，以便更好地证明他们的理论。②

实际上这些演变是很有限的：不但从整个中国社会的观点来看是这样，即使从城市方面看，甚至相对地说从已经现代化了的沿海地区看也是如此。在辛亥革命前夜，被周锡瑞称为“城市改良派精英”的一群名流和法国历史上被称颂为“旧制度的资产阶级”的那些人十分相似，③不先研究这些人的固执和演变，就不可能了解新企业家们所起的作用（稍大于新型知识分子们所起的作用）。

虽然这些名流所从事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活动与农村绅士们所从事的很不相同，但是他们通过对地产的兴趣和与政府当局的密切关系这样两个方面，仍然和旧制度的结构保持着联系。辛亥革命普遍地使他们的地位更形重要。他们的领袖人物总是站在最前列。例如张謇（1853—1926年），他是前清状元，袁世凯手下的实业总长。他在南通的大生纱厂，在1914至1921年间纱锭增加了一倍。①再以虞洽卿（ 1868年—？）为例，他是上海总商会和宁波同业组织的董事，在战时投资200万两办轮船公司——三北（1917年）、宁绍（1917年）、鸿安（1918年）。②还有朱葆三（1847年—？），他在1919年72岁时仍任上海总商会会长。战争也巩固了荣氏兄弟——荣宗敬（1873—1938年）和荣德生（1875—1952年）的财产。③他们出身于无锡的商人兼小官吏的家庭。在1901年创办茂新面粉厂，1913年又创办福新面粉厂。在1914至1920年期间，这两家公司共开办八家新厂，其中有些厂资金高达150万两。同时荣氏兄弟还将他的活动伸展到纺织业，创办了申新纱厂。所有这些先驱者在经济上的成功都得力于他们超群的个人品质，他们在条约口岸通过和外国人接触获得了一些不完全的起码知识，进而了解到掌握现代技术与管理方法的重要性。

但是城市精英中的大多数都主要以他们的政治倾向和社会影响着称，而不是由于对现代企业的参与。辛亥革命以后，官僚机构被代表地方利益的各种组织所产生的新的权力网络所接管。这些组织即省议会、商会、各种教育与农业团体，它们在全国层次上与袁世凯的中央集权努力互相冲突，在地区层次上又与互相争雄的军人野心相矛盾。但是城市精英们的权力毕竟还是增长了。虽然他们未能成功地为当地各种组织保住1912至1914年间争取到的行政特权（尤其是税收权），他们对官僚机构的影响还是较革命以前大多了。其主要原因无疑是这些官僚中的大多数都来自当地。出身本乡本土的官员的比例在革命初期曾经很高（1912年浙江省政府的每7名高级官员中，有5人是浙江人），后来有所降低（ 1920年浙江每 8名高官中有4人是浙江人）。①但是，“回避法”并没有恢复，帝国时期的这一法律禁止从本地的学者中选择地方官。城市精英们或者通过地方代表机构这样的中介直接表达意见，或者间接地向官僚们施加压力，以保障他们的利益不受政府干涉，不受外国人侵犯，并防止广大群众的各种要求。

就这样，这一“旧制度的资产阶级”作为稳定力量，在中国社会内部出现了。在浙江省一个地区的首府，1925年掌管当地各级组织的人中，有40％早在1911年已经是活跃分子。不过在这一群人里面，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力量对比正在变化。有功名的文人学士（进士、举人、贡生）的作用已经减少。1918—1921年间，在浙江省议会中，他们的人数不超过6％，而在革命前夜占46％。②死亡减少了他们的人数，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以后得不到补充。在像财务官员和慈善团体管理人这些传统上属于他们的职位中，他们正越来越被政府当局和卫生与公共工程方面的专家所取代。例如济南，情况就是这样，1917年，广仁善局被政府的慈善局所代替。③

这一发展加重了城市精英和曾经是主要力量的士绅间的分裂。同时，它也扩大了城乡之间的鸿沟，迫使农村为城市的各种事业提供资金。以济南为例，维持负责广泛的卫生、公路、法律与秩序，以及救火任务的警察部队的费用，由全省收入提供的几乎和由都市岁入提供的一样多。

自此以后，城市名流来自商人、地主和新式学校毕业生。这些精英们的界限不很清楚，在省议会中团结在一起，并在省议会中占大多数——1921至1926年间在浙江占88％。①这些新的知名人物继续维护已重新组合进各农业社区的地主的利益，但现在更竭力保证商人的利益。商人们常在省议会中处于支配地位。商会会长兼任地方议会议长的情况并不少见。有时商会竟完全取代了地方议会的位置，例如 1922年在浙江绍兴就是如此。20年代商会的数目激增：浙江省的嘉兴县原来只批准设立两个商会，到1924年却已经有了13个。商会在地方各种代表机构中逐渐占居首位。②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城市名流这一上层社会中出现了一个狭小的社会圈子，他们献身于振兴实业、自由企业和经济合理化的思想体系：这是一个真正现代化的资产阶级。在经济奇迹的影响下，这一转变的发生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半殖民地的环境中，却受西方的支配。包括现代的资产阶级的新一代企业家们曾经在外国留学。他们对当时世界的现实情况有更多的了解，并且比较不受旧传统的束缚。其中最着名的无疑是穆湘玥（穆藕初，1876—1942年）。他出生于上海，棉商之子，学习英语，并于1900年通过考试进入海关工作。由于1905年积极参加反美抵制运动而被迫辞职，他在33岁时赴美国接受技术教育。他先在伊利诺斯大学学习农艺学，然后又入德克萨斯农业与机械学院学习纺织工程。1914年归国以后，他努力改进设备以使自己的纺织厂现代化，并引进美国的长绒棉。1915年他在上海创建厚生纺织厂；1916年又创建德大纱厂；1920年再创建豫丰纱厂于郑州。同年，他参加组建棉花交易所，并一直担任首脑至1926年。这是少数经受住了1921年投机风潮的交易所之一。为了帮助中国实业界教育其所急需的领袖人才，他给他最好的学徒们奖学金到美国留学，其中包括1921年赴美，后来成为南开大学经济学教授的方显廷。①

银行家陈光甫（1880？—1974年）的事业和穆藕初十分相似。他出生于商人家庭，11岁当学徒，1904年赴美国学习商业六年，回国后争取到几位以前的同学和曾在海关和邮局供职、精通现代会计方法的人的合作，于1915年创办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40年以前由陈自己经营，是当时最兴旺的私营银行之一。

还有一批工程师，他们出身小康之家，也在外国受过教育，从事双重职业——既当公务员又当企业家。代表人物有江顺德（1880年—？），近代油漆染料工业的先驱之一；和地质学家丁文江（1887—1936年），他创办并在1921至1925年间管理热河的北票煤矿公司。

最后，实业家中的新一代大量来自华侨，他们和留学生一样对现代世界有实际经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简氏兄弟——简照南（1875—1923年）和简玉阶（1877—1957年）——在香港创建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其产品在泰国和新加坡的华侨社会中行销。战争为南洋公司打开了中国市场。1912至1917年间，南洋公司的产量提高了610％。①它在宁波、汉口、上海设立了分支机构，上海的分支机构在1919年成了主要的办事处。简照南成了上海市最有影响的企业家之一，参加了总商会董事会。在他死后，其弟玉阶继承了他的事业，1949年以后在共产党政权下继续作一位民族资本家。

马玉山（1878—1929年）的事业要短暂些。他在菲律宾以饼干生产商的身份开始其事业。辛亥革命使他回到广州和香港，开设了一些新厂。其后他住在上海管理各地的子公司。1912年他企图为中国建立新式制糖工业，在吴淞开办了中华国民制糖公司，上海的资本家们投资1000万两。次年，马玉山游历西方各国，收集制糖技术情报。他甚至试图在满洲种植甜菜。但不久这个试验就失败了，马玉山返回东南亚。②

聂云台在上海商界享有特殊的权威和声望，成为城市名流和企业家两代人之间的纽带。他是曾国藩的外孙，是上层绅士中的一员。虽然居住在中国，却于英语有精深的造诣。当他24岁时，他的任浙江省长的父亲就让他去管理一家他自己用公款收购的纱厂。这家名为恒丰的纱厂在战时有了发展；到1919年，资本已达到100万美元，各车间共雇佣1300名工人。1921年，聂云台创建了大中华纱厂。他还向益中机器厂投资。他既是一个组织者又是一个企业家。1918年他参加创建华商纱厂联合会，并组建了一个改良原棉的委员会；他成功地促使东南大学和许多美国专家参加后一项工作。在1919至1920年的危机时期，当上海总商会中的保守派和激进派互相水火的时候，聂云台出面调解，由于他出任会长而开辟了和解的道路。①

让我们的回顾到此为止。还可以举出一些其他名字，一些威望不那么高的人。但是加起来也不会很多——也许几百人。这些真就能构成一个资产阶级吗？

首先必须指出，在这一群企业家出现的同时，一个新的知识分子阶层也正在形成。蔡元培、胡适、蒋梦麟、郭秉文等新型知识分子也大都在国外受过教育。他们也是在大战开始时归国，拥有新技能和新思想。他们也脱离了旧社会，并与国家开科取士和政教合一的传统割断了联系。同时，他们提倡一种以尊重个性主义为基础的新式教育制度。②这一新的知识阶层的出现，对于新生的资产阶级是一种鼓励。这两大集团的团结一致加强了各自的效能。但是，他们的影响主要在于他们继续和那些城市名流保持联系，在于和他们自己出身的旧制度下的改良派精英们保持联系。

这些年青知识分子和青年企业家受到他们的先辈很大的支持，这既便利了他们的行动，又保证了他们的影响和成功。如果没有像江苏省教育会这样具有代表性和强有力的机构的支持，蒋梦麟的新教育运动能成个什么气候呢？如果那些传统的商人不把战争爆发后，因自德国进口的染料来源断绝而进行投机所获的巨额利润付托给穆藕初，他又到那里去筹措开办他的第一个纺纱厂的资本呢？简照南刚从香港到上海，他就得到总商会的董事们的合作。以城市名流为一方，以知识阶层和现代资产阶级为另一方之间的团结，是以他们共同的保守主义、民族主义，以及对政府权力的不信任为基础。

新生的资产阶级的经济与政治战略，是在第一次大战末期成立的各种商业协会内部形成的。这些协会与职业或手工业行会不同，也和同乡会不同，后两者只是在某些方面代表商人们的利益；也不同于帝国行政机关加给当地社会的那种商会，商业协会是团结一致和自发行动的结果。实际上，这是有关各方自己采取的主动行为。1918年组成的华商纱厂联合会，赋予了前一年为争取保留原棉出口税而团结起来自卫的人们以合法身份，当时日本的棉花购买商正要求废除这种税。1920年，北京的部分主要银行家每星期举行两次友好聚餐会，结果产生了银行联合会。华商纱厂联合会很快发展成全国性组织；第一个地区性银行联合会的成立与1920年12月全国银行总会的成立之间不过时隔三年。

这些新的商业联合会的现代性，表现于它们对自己的任务的了解。它们不再从事宗教或者慈善事业等活动，传统的行会为这些活动献出了它们的大部分财力。它们采取了国际资本主义以发展、进步和竞争为主旨的观点，它们开始传播经济信息，并且出版当时最卓越的经济学家合编的专业评论杂志。因此，在此后几年中，上海的《银行周报》（1917年）；《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1919年）；北京的《银行月刊》（1921年）；汉口的《银行杂志》（1923年）相继创刊。这些刊物提供了关于当时现代经济部门的活动以及在其发展途程中所遭遇的障碍的异常丰富而精确的证据，与此同时它们对研究外国市场的重视，说明了为从世界各种经济激流中寻找中国发展的地位所作的努力。

这时，阶级利益呈现出一种现代面貌，团结一致不再像过去的行会那样是既得利益方面的团结一致，而是争取尚未得到的利益的团结一致。发展的意识取代了垄断的传统。

这一群年青的雇主显然只代表商业资产阶级的一个狭窄的边缘部分。但是这个先锋队的影响却在商人权力的正式组织中发挥了作用——各个商会被迫使自己现代化，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使自己民主化。

在大战刚爆发的时候，上海总商会看起来还好像只是受强大的宁波帮所操纵的一个帮会联盟。高达数百两的年认捐额将会员名额限制在300人。除了各帮会以外，只有一些最重要的企业在商会中有代表。作决定的权力由以德高望重的朱葆三任董事长、35名董事组成的董事会所垄断，他们大都是从老一代商人和买办中挑选出来的。1919—1920年以后由于受到内外压力的影响，商会选举了新的董事会。虽然选举的范围并没有扩大多少，但这个组织确实自此以后有了稍大一点的代表性。自它诞生以后，上海总商会一直从现代部门接纳代表。但是这一现代部门的代表一般仍是那些同样与传统商业保持联系的商人：王一亭、虞洽卿。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商会的董事会扩大，包括银行家（宋汉章、傅筱庵、赵锡恩）；纱厂主（穆藕初、聂云台）；实业家（简照南、荣宗敬），他们的利益和活动完全是朝向现代部门的。在商会内，他们的活动继续沿着在各企业联合会的框架中已经开始的方向：传播经济情报，鼓励新技术，发展职业教育，和政府当局谈判协商。

不过，“旧制度的资产阶级”和新式企业家之间的合作并不完全一帆风顺。上海总商会内部在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时期出现了一场危机。①对抗并不发源于那些新的联合会，而是发源于一些旧式的同乡会，它们和帮会不同，一直让小企业主甚至普通工人参加。1909年由陈洪赉组织的宁波旅沪同乡会，较它所从属的并在一定程度上是它的上级的宁波帮会的贵族气少些。但是各组织中最激进的还要数由汤富福（汤节之）担任首脑的广州帮会。另外，在商会内部，一个由约60名会员组成的反对派迫使朱葆三在1919年7月辞职，并提出一个改革纲领，要求放宽会员条件，降低每年所交的会费，扩大董事会，并成立经济信息服务机构。1920年8月改选董事会，改革派在35席中占20席。他们是些什么人呢？他们之中的一些人——例如汤富福或者冯小山——都以其广州籍贯和积极的政治活动而惹人注目。许多人简直就是新一代的企业家。

改革派未能成功地将商会吸收会员的条件民主化。但是他们的影响却可以从1921年创办的《上海总商会月报》中表现出来，该杂志对经济发展和政治参与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最卓越的分析家中包括方椒伯（积蕃），特别是冯小山，前者1884年生于宁波一个显赫的家庭，是一名银行家和实业家，曾在1922年担任上海总商会副会长；后者也生于1884年，广州人，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股东。

上海总商会所拒绝承担的政治先锋队角色，由1919年春季伟大的民族主义动员期间诞生并在以后继续存在的新组织承担起来了。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自它在1919年3月诞生之日起，似乎就成了当地各种组织的代言人。活跃分子广州人汤富福、冯小山扮演了重要角色。虽然联合会的激进主义经常和商会的保守主义发生冲突，在两个组织中身居要位的却常是同一些人（尤其是虞洽卿）。它们的社会结构几乎没有区别；它们代表同一个资产阶级的两副面孔。

几个月以后成立起来的许多“马路联合会”，代表上海各主要商业街道的中国商人。它们动员自己的会员——拥有自己的商店的店主——起来反对上海工部局的税收政策。因为上海是外国势力的堡垒，这一地方性的冲突在整个国家的解放斗争中就具有重要意义。

这样，上海总商会有时想加以抑制的呼声就在其他的组织里迸发出来了。“上海商会已经不能像往日那样代表中国社会了；其他的组织推翻了它的霸主地位”——上海工部局总董在1920年这样说。①在这些创建了自己的新组织或在传统组织的框架内活动的一代新人的指导下，资产阶级要在政治战线上再显身手了。

自绅士阶级衰落以后，资产阶级成了城市精英中占主导地位的部分。它团结“旧制度”的大部分名流和少数新生的现代企业家组成了一个朝气勃勃的联盟，并从前者继承了他们的社会稳定性，从后者继承了他们的改革与创新精神。这样一个资产阶级丝毫没有丧失它的典型性，相反，它似乎真正代表了当时的城市社会。但是，城市自身却越来越孤立于中国这个国家之外了。它们的进步和西方化——这必然和它们的现代化联系在一起——扩大了它们与农业社会之间的鸿沟。作为一个庞大的农民帝国的中国，怎么能够从少数几个沿海的大城市来加以治理呢？

① 弗朗索瓦·富列：《对法国革命的思考》。

① 贸易（1915、1917、1919年），上海和广州的报告。

① 伍德海编：《中华年鉴，1921—1922年》，第1004—1006页。

② 萧亮林（音）：《中国的对外贸易统计，1864—1949年》，第73—124页。

③ 严中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72—73页。

④ 萧亮林（音）：《中国的对外贸易统计》，第23页。

① 海外贸易局：《中国的贸易与经济状况》，H.H.福克斯的报告。

② 张长治：《共产党统治前中国的工业发展：计量分析》。

③ 严中平：《统计资料》，第134页。

④ 周秀鸾：《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第2章。

① 《大隆机器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等编；并参阅托马斯.G.罗斯基：《制造工业的发展》，载德怀特.H.珀金斯编：《历史剖析中的中国现代经济》，第231页。

② 刘大钧：《中国的工业与财政》，第48页。

① 余耀枢：《论交易所之失败之原因》，《上海总商会月报》，2.8（1922年8月），第8—13页。

②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编：《1913年—1952年南开指数资料汇编》，第2—7页；《物价调查方法》，《中国经济公报》，1924年6月21日。

① 严中平：《统计资料》，表61，第165页；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第202页。

② 参考朱昌峻：《近代中国的维新人物：张謇，1853—1926年》第31页所引大生纱厂的例子。

③ 琼·切斯诺：《1919—1927年中国的劳工运动》，第197页；《上海总商会月报》，4.4（1924年4月），第35—36页。

④ 戴维·D.巴克：《中国城市的变化：山东济南的政治与发展，1890—1949年》，附录B。

① 根据H.O.龚：《中国六大城市的人口增长》，载《中国经济杂志》，20.3（1937年3月），第301—314页；同时参考德怀特·珀金斯：《中国的农业发展，1368—1968年》，附录E，第290—291页。

① 费唐：《费唐给上海工部局的报告》，两卷，1，第347页。

② 琼·切斯诺：《中国的工人运动，1919—1927年》。此书1962年出版以后，作者对中国劳工界似乎回到了较为实际的看法。

③ 周锡瑞：《维新和革命》；F.富列：《对法国革命的思考》，第159页。

① 朱昌峻：《近代中国的维新人物：张謇，1853—1926年》。

② 方腾：《虞洽卿论》，《杂志月刊》，12.2（1943年11月），第46—51页；12.3（1943年12月），第62—67页；12.4（1944年1月），第59—64页。

③ 《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卅周年纪念册》。

① 罗伯特·基思·肖帕：《浙江的政治和社会，1907—1927年：精英势力；社会控制和省的发展》（密歇根大学博士论文，1975年），第218页。

② 肖帕：《浙江的政治和社会》，第254、307页。

③ 巴克：《中国城市的变化》，第147—148页。

① 肖帕：《浙江的政治和社会》，第254页。

② 巴克：《中国城市的变化》，第149页。肖帕：《浙江的政治和社会》。关于其他例子，在河北省，参阅琳达·格罗夫：《农村社会：高阳地区，1910—1947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论文，1975年12月），第49—52页。

① 穆藕初：《藕初五十自述》；方显廷：《一位70岁中国经济学家的回忆录》。

①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第19页。

② 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4卷，1，第502—509页。

① 陈真：《工业史资料》，1，第397—401页；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3版，第328页。聂其杰编：《崇德老人自订年谱》。

② 巴里·基南：《中国的杜威实验：民国初期的教育改革与政治权力》，第56—63页。

① 《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第221—247、376—394页。周策纵：《五四运动》，第6章。桑福德：《中国商业的组织和状况》，第5章。

① 关于联合会，参看《五四运动》，第648—664页。关于上海工部局总董，参看费唐：《费唐的报告》，1，第126—127页。

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失败

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失败

资产阶级和袁世凯政权的本来就并非情愿的合作，没有能持续多久。政府的独裁作风和随心所欲的苛捐杂税，在商人中引起了不满，这在上海总商会中引起了反响。商人的嘴可以被强行封住，但武力并不能防止他们的同情迅速冷却。②1915年各省反对复辟帝制的叛乱、1916年政府在财政上的失败，再加上官办银行延期付款的命令，这些合在一起把市场搅乱了，其结果是资产阶级与政府分道扬镳。

由于没有可能改变政府政策的方向，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只得独善其身，梦想在社会内部创造出一个安全与繁荣的孤岛。在仁爱传统的鼓舞下，他们想象出一种模范社会——有时甚至达到了想要付诸实现的地步。张謇要把南通建成模范城市；朱葆三在上海郊区买了1000亩地，想在那里建设一个模范区。①

走向政治卷入

另一方面，中国工商业的迅速发展要求某些制度的改革——统一币制，改革财政，恢复关税自主，这既是对中央政府的性质和活动的挑战，也是对中国由于各种国际条约导致的半殖民地地位的挑战。现代资产阶级的经济野心必然将它引上更广阔的战场；日益众多的企业家，开始认识到他们的命运是和国家及社会的一般演化分不开的。“人不能离开社会独自生活，吾人不能脱离纷乱而无组织之今日中国社会而自成一体。”②

在1921年的商联会年会上，汤富福发表了激烈的演说，要求参与政治。和过去不同，这已经不是支持这个党派或那个党派，拥护这个强者或那个强者的问题，“我们不能信任任何人……救世主是没有的……”各商会应该把某些直接的责任承担起来：

面对目前境遇的商人们，现在应该是抛弃过时的不过问政治的传统的时候了！我们长期以来拒绝参与所谓肮脏的政治，但是如果政治是肮脏的，那是因为商人们允许它肮脏。各商会过去一贯坚持不过问政治，但是今天，这种不过问已经变得可耻了。③ 穆藕初用稍微平和一点的语气重复了相同的意见：

以前我们认为工商业者只应该关心工商业，这种旧观念今天已经没有用了。团结起来，用一切办法迫使政府改良内政，已经成了我们工商业者的责任……我们相信只有这样办才有希望使我们国家的工商业复兴，如果我们不采取这样的步骤，其结果将是所有企业失败，国民将无以为生，国家将遭到毁灭。①

资产阶级因在经济发展中碰到各种制度性的障碍而突然出现的政治觉悟，是受到五四运动奋发精神的激励而产生的。国家的前途，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及中国资本家在国家工业建设中的作用，成了每一次讨论的中心话题。一切都由同一个固定不变的事实引发：中国的贫穷与落后。只有一个药方：发展工业；只有一个建议：中国从欧洲和美国的经验中汲取教益，但必须避免出现劳资冲突。这些成了孙逸仙在1918年停战以后所写的《中国的国际发展》②一书的主要论题。这是一本带有圣·西门式的工业抒情诗调子的着作。同样的思想在约翰·杜威于1919至1921年间在中国各大学所作的讲学中得到进一步发挥，并在他的影响下由自由派知识分子（张东荪、胡适）加以扞卫，还在一个短时间内得到未来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陈独秀的支持。③

五四思想家们所设想的部分地由国家控制的发展，是建立在一个新的生产者阶级这一基础之上的，这个阶级既包括资产阶级，又包括工人阶级。在1919至1920年期间，强调的重点不是阶级斗争，而是面对发展任务的中华民族所迫切需要的团结。“人类进化之主动力在于互助，不在于竞争”。①在自由派与激进派于1921—1922年期间爆发争论之前，经济发展的迫切性似乎要求将民族主义、工业发展、社会和谐等不同的选择作某种融合。当时中国的政治思潮以极为典型的方式追求乌托邦而开始了它的学徒时期。

直接或间接地集中于资产阶级的作用的讨论，引起了商界的密切注意。上海总商会接待了杜

Chapter_21

威和罗素。张东荪，就他主办的《时事新报》来看，似乎极其靠拢上海的青年企业家们，他支持他们在商会的行动。孙逸仙在商界享有崇高的威信，以至一部分商人准备在上海修建他在《中国的国际发展》中所描述的东方大港。②

但是总的说来，资产阶级的思想更多地源于企业实践而不是理论的推想。在这方面，战时和战后具有决定意义的经验是政治混乱中的经济繁荣。资产阶级似乎更多地注意到后者带来的好处，较少注意到前者带来的麻烦。它几乎还完全不曾经历过现代的经济周期。眼前的兴高采烈胜过了对未来的捉摸不定。资产阶级的乐观情绪和理论家们的乌托邦合拍。因缺乏经验而产生的幻想和政治思想上的犹豫不决凑到一起了。

伟大的向往

资产阶级在商会中采取的立场、在专业报刊发表的文章，以及工商业者发表的宣言所表达的思想，全都集中在某些自相矛盾的伟大主题上：既要民族主义又要国际合作，既要工业革命又要社会安宁。

中国资产阶级附和所有要求废除不公正的呼声：废除二十一条，取消治外法权，还有恢复海关自主。①这些论题没有一个是资产阶级所特有的。对于当时促使城市社会反对外国侵略的潮流，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只是起辅助性作用。和大城市中所有精英们一样，企业家们也受到他们中的一员——银行家赵锡恩——所谓的“社会不公”的损害。“外商在上海似乎形成了一个排他性集团，中国的商人或公司没有和他们来往的权利……这种贵族式的生活方式全然不顾及他们的主人和顾客，伤害了我们商人们的感情”。②

但是外国的扩张虽然损害被统治国的一般利益，却以更直接的方式涉及商业、工业和金融领域，而这些正是工商业资产阶级特殊的活动领域。中国的商人因此发现他们受到双重影响：既作为急于救国的公民，又作为受到竞争的企业家。天津商会的一个负责人在1912年举行的银行公会全国代表大会上致词，强调他们的责任说：我真诚地希望大家把发展工业和管理金融事业看作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中国人民谋福利。③

但是资产阶级虽然要求控制经济发展，并从中为自己谋利，却也认识到经济发展有赖于外国的合作：“如果现在我们想给我们的工业以新的推动力，我们首先必须采取自由贸易的原则，利用外资，从国外引进机器……如果国家企图只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工业，这一目标是无法达到的。”④

就这样，中国的企业家们寄希望于外援。“我们希望你们利用一切机会援助我们的商业与工业企业”。①但是他们对这种援助定下了严格的条件。“合作决不能以任何形式干涉我们国家的财政，也不应妨碍我们的发展”。②它不应该是控制，而应该是“明智的互利行为”。③为了建立在中国的法国商会的主席昂希·马迪埃所谓的“友好的经济协作”，中国资产阶级寄希望于外国人的明智与善意，希望“盟国和友邦中的健康力量能够影响他们的政府，废除或修改有害于合作精神的条约”。④由于受到威尔逊的幻想的迷惑，中国实业界特别寄希望于美国。1918年，他们热情洋溢地欢迎美国总统的特使百万富翁查尔斯·克兰，这位先生特地从芝加哥赶来表示他对中国的同情和援助的愿望。

由于缺少资金，这种不可避免的依赖别人的善意的想法，包含着将本来是未雨绸缪的努力变成乌托邦的危险。中国资产阶级在1919—1920年面对的问题，即不发达国家接受外援的问题，至今仍具有头等重大的意义。这个问题的性质是非常清楚的：怎样在取得外援的同时又使国家的独立受到尊重，还要照顾到有关列强的相互利益。这一虽然很少付诸实施但现在已经变得尽人皆知的思想，在当时却是革命性的。它与19世纪以来追求特权和势力范围的国际外交概念相冲突；并且与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根本不承认国际间有什么互利关系的儒家传统，背道而驰。

这种国际合作的主旨，与国内政治方面实现工业革命所需要的社会和谐思想，正好互相配合。

资产阶级当时对工人阶级所表现的关注可能反映了一些信奉基督教的雇主的忧虑；聂云台、欧朋（音，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创办人之一）和银行家徐恩元都属于这一类人。无论如何，这正与基督教青年会和C.F.雷默、歇伍德·艾地等人自20年代起领导的运动巧合。由于这些影响的汇合以及帮会的传统，产生了温情主义思想，它追求的是将劳动者的福利与雇主的利益调和起来。1920年创刊的《工商之友》宣传减少工时，增加工资，工人分享利润。①在效率的伪装下承认了社会进步的必要性。穆藕初在他于1920年创办的一家新纱厂的开幕式上说，工人的力量是“工业的看不见的资本……这个资本决不可以浪费掉”。面对艰巨的发展任务，资产阶级认为它与工人阶级是互相依靠的，主张制定“民主实业的新制度，实行业主与劳工的互助”。②而这种认识在某些工人团体中得到了响应。③民族工业正遭到外国的竞争，对共同危险的认识加强了团结精神。因此工人阶级的进展不是对大家都有损害的斗争的结果；不是抛开资产阶级而是要和资产阶级一道取得进展，要依靠资产阶级的主动精神。胡适认为，“在充分明智和强大的公共舆论形成之前，在有效的法律通过之前，要解决中国的劳工问题只有靠聪明的雇主如聂、穆诸先生自愿地执行一种改善工人境遇的政策”。④

上海的中国报纸一再重复“聪明”和“有远见”的资产阶级这个话题。它们强调“中国资本家的觉悟”的必要性，并为了这个目的而努力。自由主义大报《申报》要求提高工资，并且解释说，这并不会损害股东们的利益。

实业界为普及教育而作的宣传坚持社会团结的主旨，其直接的目的显然是为工业提供它所需要的职工。不过1917年创刊的出版物《教育与职业》坚持说，群众生活条件的改善是工业与教育协调一致发展的结果：“雇主与学校合作，工作与教育并进”。①

在1919年，中国资产阶级的哲学是扩展的哲学。它和法国社会主义（特别是圣·西门主义）以及英美自由主义之间在某些方面的相似之处，并不应完全归之于文化史。把一切都考虑在内，这是类似经历的结果——成长的经历。因此，资产阶级黄金时代的乌托邦在现代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中占有特殊地位。它反映了那个时代转瞬即逝的现实：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产生的，但是没有前途的经济奇迹。

民族主义的动员

资产阶级不是一个纯一的阶级，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对外国的势力和侵略的反应是不同的。在这方面，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而在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之间所划的分界线，看来并不正确。一方面，大部分新式民族工业都依赖外国人——即使只在财政上。外国银行一直在为中国工业提供直接贷款。例如亚细亚银行就向郑州豫丰纱厂投资，还有日资东洋拓殖会社、东亚兴业会社、中日实业会社等也都曾向中国企业投资。②同时，由于缺乏资金（这是它们那种经营方式所固有的问题），中国的企业家们不得不向旧式银行（钱庄）取得短期贷款，而这些钱庄本身又是部分地由外国银行提供资金的。另一方面，即令任何纯粹的民族资本确实存在，那也不能认为是民族主义产生的主要条件。在某些情况下，由于中国企业家从与外国人的经济合作中得到好处，他们自然就注定倾向妥协。因此，在五四运动开始的时候上海总商会所采取的亲日立场，可以部分地用它的主席朱葆三和主要的董事们如广州商人顾馨一、买办王一亭、宁波煤炭商人谢衡牕等人与日本财界和商界的商业关系来解释。①但是，经济上的依赖并不总意味着政治上的屈从。就在这同一时期，天津买办同业公会就是积极的反日分子天津商会副会长卞荫昌的主要支持者。②因此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并不依赖于纯粹华资企业的发展。

各个商业和职业团体所发表的宣言和采取的立场表明，这一爱国主义分裂成了激进与温和两翼。我们已经指出上海总商会在参加五四运动的问题上表现得犹豫不决。当他们在5月13日决定参加时，他们也是十分谨慎的：6月3日，他们拒不批准由学生所发起的罢市。面对这样一个既成事实，商会的主要考虑是维持秩序；商会的临时会长虞洽卿对军政当局要求商店开市的努力从旁协助。6月9日，商会正式宣布反对罢市：但是商人们没有服从这个决定。在整个这段时期内别的组织在起带头作用。是上海商联会于5月6日致电共和国总统抗议凡尔赛和会的决定：学生们表达了全体国民之公意……我们要求政府不要惩办他们，否则将在全国引起困难。③在5月10日的电报中，商联会进一步谴责了总商会的亲日立场。6月4日，地区商会就已讨论了罢市的计划。正是这些商人在6月5日自行决定关门罢市，并在门上贴出启事：因外交失败，无心营业。④6月9日，宁波、广州、山东帮会和宁波同乡会措词尖刻地拒绝了总商会要求复工的呼吁。⑤

这些不同的联合会的积极参与和总商会的节制态度之间的差异，部分地反映了它们社会组成的不同：银行家、买办、工业家和企业家为一方，商人、小店主为另一方。但是现在只有极少数会员还能弄清姓名的这些联合会，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认为是代表了资产阶级的一个特殊阶层呢？这个阶级的结构还很不完善，其不同集团之间的联系很复杂。同一些人在积极的和保守的两种类型的组织中担任首脑。总商会会长朱葆三和作为它的主要董事之一的虞洽卿同时也都是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有影响的董事。顾馨一是地区商会的会长，同时也是总商会的老牌领袖。他们的态度是可以随时改变的，并且显然自相矛盾。5月底，支持改良派的虞洽卿参与了要求朱葆三复职的活动，朱是因为他的亲日立场在不久前下台的；另一方面，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的创建人之一、广州买办兼实业家陈炳谦却同时又是保守派的领袖。①

这一政治倾向上的混乱，说明社会组织的阶级结构还未能彻底和家族与地区的关系网分离开来。并且，出于对儒家教义的尊重和社会威信的需要，激进派资产阶级继续有赖于他们的长辈，而在上层资产阶级方面，为了不脱离广大的工商业者阶层，又常不得不认可他们未能加以阻止的决定。在1919—1920年公共租界中的中国居民和上海工部局的斗争中，商会勉强支持马路联合会的店主们宣布的抗税斗争，因为按朱葆三的说法：既然你们商人们都反对交这些税，我想我们也只好采取相同的立场，因为我们也是商人，应该采取共同的行动。②

足以淡化利害分歧的这种商人间的团结和儒家式的民主又从经济繁荣和现代企业家的兴起得到支持：这些现代企业家有时和他们的长辈一样保守，例如穆藕初，他就坚决敌视1919年6月的罢市。不过，他们更宁愿作必要的妥协。调和激进派和温和派的责任落到了他们的肩上。1920年聂云台当选商会会长，为妥协打下了基础。以同样的方式，公共租界的中国商人和居民在抗议上海总商会“未经纳税中国人同意就自称代表他们”以后，却选举穆藕初、宋汉章和银行家陈光甫进入顾问委员会，负责在上海工部局中代表他们；这三人都是那个商会的董事。①

这种激进分子和温和分子之间的合作似乎在天津重演了。天津商会颇不情愿地在副会长卞荫昌的诱导下参加了抗日运动。卞荫昌的支持者有买办、纱厂以及各式各样的活动家组成的商会联合会和一个十人团。②

资产阶级由于它的内聚力而从它最激进的一翼和学生、雇员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和工人的联盟中得到好处。它支持城市广大群众的要求，从而对这些要求得以实现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正是因为上海总商会和各银行联合会的坚持，北京政府才同意在1919年6月10日将三个亲日派部长撤职；而另一方面，群众运动的热情也使资产阶级在国家利益的名义下增强了自己对抗外国势力的地位。

经济抵制是进行国民动员的卓有成效的资产阶级方法。在1905年的反美运动和1908与1915年的反日运动中，商人们都用他们自己的方法抗议外国的侵犯和不公正行为：他们的反应是激烈的同时也是短暂的，并且经常带有排外主义的缺点，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成效都不是很大。在1919年以后，在五四运动所引起的民族主义激情鼓舞下，这种抵制变成了半永久性的。紧接1919—1921年的运动之后爆发了1923年的运动，它一直延续到1924年，到1925—1926年扩展成普遍性的运动，其后又成了革命斗争战略的一部分。其间资产阶级常力图利用这种抵制来争取民族市场和促进新生的工业社会。

从1919到1923年，抵制运动完全是针对日本的。受惠于第一次大战期间西方列强自中国的撤退，日本的廉价“劣货”潮水般充斥中国市场，直接和中国企业的产品竞争。1919至1920年由学生发起而由商人付诸实施的抵制日货运动，不失为对缺乏关税保护的一种补救。日本在中国新建企业的速度减慢，以及日本货进口减少，也许部分地是由于这一运动。不过要把这一抵制的影响和当时日本从战时经济过度到和平时期经济这种转变所引起的危机的影响区别开来是不容易的。在抵制日本“劣货”的同时，掀起了提倡本国产品和“爱国货”的运动，这就使这一运动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抵制运动不再是对某一特定措施或某一特定政策的敌视，而是变成了促进中国建立自己工业的“长远计划”和永久性的组织原则。“当每一个地方都回响着‘中国人民自己建立的股份工业公司万岁’的口号声的时候……这一次抵制运动的目的才算达到了。”①资产阶级在这里所表现的已经不再是排外思想和短暂的激情，而是要代之以工业救国的思想。各种情绪的反应必须让位于“国策”。②抵制运动首先要考虑到“民族经济利益”。③这是目的，不是手段。④聂云台将这一分析引向极端，变成了类似甘地的不合作主义。⑤

在这样的环境中，抵制的责任又落到商人的肩上，他们此后应实施抵制的各种规定并亲自保证加以监督，①学生则不应参加进来。这实际上是个防止出事故和出现混乱的问题，是个避免无谓的财政损失的问题，也是个使群众运动为资产阶级所组织的经济发展服务的问题。

在1919—1920年之间的各种经济报道充满了有关抵制对建立中国工业的激励作用的记载。②但是人们怎么能够将这种特定的作用从极端有利的一般经济环境中孤立出来呢？这种作用也不过只是这种有利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罢了。

当资产阶级为了特定的具体任务而进行斗争时，其结果是比较容易看得出来的。1920年10月，列强签署了一项协定，决定组织一个国际银行团负责向中国当局提供全部政府间的贷款。作为担保的方式，银行团建议由他们控制某些国家收入：铁路收益、甚至——根据一再否认的谣言——地产税。新银行团的条款公然说，“欢迎中国资本予以合作”。③当中国的金融团体于1920年12月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他们决定不申请加入这个银行团，而是自己组织一个银行团以应付外国的挑战：“国际银行团一再宣布援助中国的意愿……对此我们深表谢意。但是对中国的行政事务进行根本改革是中国人自己的事。”④

《上海总商会月报》发表了一篇措词强硬的社论，谴责列强包藏祸心，并揭发他们“经济瓜分”的诡计，认为中国正受到这一阴谋的威胁，指出：“指鹿为马，以鸩当醴……昔之自由割据各独享受者，今变为合力并吞分赃享受耳。”①

中国官员和财界坚持不懈的敌对态度使国际银行团的投资计划未能实现。这是资产阶级的一个政治胜利。在前此的年代中，他们力图在经济现代化的任务中取代外国人，获得了某些成功，现在，他们要取代外国人而充当向政府提供贷款和控制政府财源的人了。由于低估了中国银行家们的力量和决心，列强犯了一个错误。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的华盛顿会议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美国的外交政策在英国的支持下把赌注押在中国的资产阶级身上；他们所推行的政策预示了20世纪后半期的新殖民主义，他们力图保证中国权力由当地的精英们，特别是由实业界的人士们接管。

华盛顿会议的声明发表以后，中国的舆论被发动起来进行一场声势浩大的“国民外交”运动，各商会和金融团体在其中起着领导作用。这种由公众直接进行的外交活动，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已经没有统一政府的国家在其政府代表的合法性引起争议时的最后一招。就这样，1921年10月12日至17日教育界和商会代表在上海举行联席会议时，蒋梦麟和余日章两位代表奉命去华盛顿表示“民意”。②。这些区别于政府代表团的“国民”代表主要是教师，但是这两位国民代表和商界都有密切关系。蒋是一位银行家的孙子，他家是上海钱庄的股东。他在1918年和孙逸仙合作出版《中国的国际发展》时，就对经济事务发生了兴趣。余日章作为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也和实业界的领袖们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他作为议董（在上海工部局中代表中国居民的利益），和银行家宋汉章、陈光甫，纱厂主穆藕初有联系，他们全都是他的亲密同事。①

在华盛顿，国民代表们发挥了间接的但却是很积极的作用。他们扞卫了中国对山东省的主权，要求恢复在国际上的平等地位，后者是各金融团体和商会所特别强调的。华盛顿会议部分地实现了中国民族主义者对它寄予的希望。毫无疑问，这一成功更多地是由于世界列强外交战略互相冲突，而不是中国国民外交动员的结果。“如果一只瞎猫抓住一只老鼠，那完全是由于运气！”一位英国新闻工作者这样评论说。②但是，毕竟还是需要那只瞎猫把爪子伸出去。中国资产阶级通过自己的组织表现了它的存在和决心。正是这一点导致英美外交将赌注押在它身上。

实际上，华盛顿会议以后，在华的外国外交官和企业家们加强了他们的呼吁。“代表中国经济生活的人们有责任直接参加中国的政治改组。”——新任英国驻华公使麻克类爵士在北京就任时这样说。③而汇丰银行总裁A.O.兰则发表了如下的见解：“正是中国商界舆论和既得利益集团的主要部分……将证明它是不久将来的主要力量。”④太古洋行老板兼上海英国侨民组织的中国协会主席E.F.麦凯又进一步阐述了这一主题。⑤提出这些呼吁的根据是，据称各商埠“所有”商人的利益都是一致的：使经济发展陷于瘫痪的动乱停止，中国人和外国人都能从中同样得到好处。中国商人有责任保证外国人全心全意祈求的中国政治改革的实现。这一改革的动力应来自内部，但也可从外部加以支援。因此外国人向中国商人发出的这些敦促充满了各式各样提供援助的建议。《字林西报》的社论作者建议：“一名具备良好资格的顾问，在商界的支持下，能够代表一个诚实的政府很快地改组财政工作。”①而E.F.麦凯则预言，在清除了腐败的官僚以后，“商界将接管权力，必要时可由外国顾问协助”。②

外国人小心翼翼地设法发动一场政治运动，他们急不可待地想要利用它的潜在力量。动力似乎来自汉口，1922年11月在那里曾经开了一次万国公民大会，他们并且和正在那里举行全国联席会年会的中国各商会的代表取得联系。③双方就一个遣散军队和建立立宪政权的纲领达成了协议。资产阶级热烈欢迎这一政治上的合作，但极力否认他们有建立“一个附属于他们（外国人）的封建资本制度”的任何意图——这是共产党报纸《向导周报》对他们的指控。④“敦请一友邦为佐理，系自动的而非被动的……系暂时的而非永久的”。⑤孙逸仙本人在1923年1月26日发表的《和平统一宣言》中，似乎也支持“和平之要，首在裁兵”的主张，认为可以“敦请一友邦为佐理，筹划裁兵方法及经费”。⑥

英美外交政策所设想的与中国资产阶级合作的建议，意在推动中国资产阶级逐步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但是这一企图却显得异乎寻常地不成熟，因为资产阶级在当时无力承担其外国导师梦想赋予它的政治命运。

行动中的自由主义

不考虑资产阶级所进行的这场失败了的政治游戏的发展环境，就不可能了解这一场游戏。不掌权的阶级的政治心理的形成，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已经建立起的政权的性质的制约。在当时的中国，传统的意识形态和精英阶层已经衰落，而又未能引入新的自由权以资补偿，在这样一个失去经过验证的组织形式的社会中，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已在一定程度上臻于成熟的中国资产阶级被要求承担起各种责任。专制主义不再与帝制或者与袁世凯的军事独裁有紧密关系：但它还存在，此后是在各地的军阀当中表现出来，他们为数众多，使得他们的对手付出代价而可能取得的部分胜利毫无意义。如果说资产阶级的参与常常显得不明确、混乱而无效果，这部分地是由它在缓慢的形成过程中所处的政治环境的性质导致的。

军阀时代是普遍不安全和剥削的时代。每一个社会集团都受到影响。在资产阶级条约口岸的外国租界里可以逃避内地商人所受的抢掠和横征暴敛。但是它的经济活动是在地区交流的框架内发展的，因此资产阶级就受到社会关系的可靠性每况愈下和交通及货币体系解体的直接不利影响。军人独裁对半自给自足农业生产者社会的影响具有波及面较小的特点。如果一个村庄被路过的军队抢劫了，相距不远的另一个村庄可能幸免。但是这些社会动乱的扩散，却可以不改变这一现象的地区性和局部性的基本特点而将灾难波及到广大地区：这是一种分散的灾难的积累。商人也和其他人一样受到这些危险事件的损害：他们的店铺被抢劫，他们的仓库被焚毁。但是他们还因发生在其他地方的动乱而受害，有时甚至是离他们很远的地方。四川的战争对江苏的农民没有威胁，但是却使上海的工厂主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市场。在20年代初，商业资产阶级是其发展与繁荣直接有赖于中国的内部和平与民族团结的唯一阶级。就这一方面说，它可以被视为反对和平与统一的军事独裁的直接牺牲品。

资产阶级所建议的政治上的补救方法在各商会和金融团体所通过的决议以及企业界各种专业刊物的社论里提出。在许多方面，它紧跟胡适以及他周围那些自由主义理论家们通过他们新创办的《努力周报》所发表的思想。这两个集团都同样呼吁“好人”参政，都寻求用专业技能来解决专门性的“问题”，都开出了“好政府”这个药方（也就是所谓“公开的政府”，必须将财政收支向全国公布），并且要求制定“计划”，俾能在保存个人主动精神的前提下确定各个阶段的发展。①

这些观点彼此类似，这可以部分地从各种个人的、家族的和组织的关系中得到解释；正是这些关系将城市精英们联合在一起。例如，在1922年10月，教育联合会的代表和商会联合会的代表在上海开“全国商教联席会议”，共同拟定政治主张。②无论如何不能将企业家们看作胡适的信徒。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通过对妨碍他们发展经济的种种障碍如军事独裁、财政混乱、官吏专横等的认识，而独立地获得自己的政治觉悟。不存在胡适成为中国资产阶级的代言人的问题。外国的影响在胡适的政治思想中占主导地位，这一点就排除了这样理解的可能性。但是这两股思潮——文化的和资产阶级的——却一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中国的自由主义经常被认为是中国文化史中有点异常的插曲，正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卷入它才具有了政治和社会的意义。

虽然《努力周报》的思想家们和商会中的实干家们所采取的立场往往是完全相同的，行动中的自由主义还是不可避免地被歪曲了，或者毋宁说作了必要的修改。自由主义中国化的最惹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它以扞卫地区的自由代替了扞卫个人自由。胡适和他的朋友们由于受了西方模式的影响，主张保卫个人的权利。企业家们则根据他们共同的或各自的实践，将保护他们这个社会集体不受政权的过分干涉，视为高于一切的任务。但是由于接受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资产阶级只好采取折中办法，将自治的愿望寄托在一个更加广泛的组织体系上，认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最终保证自由的实现。其结果就是从传统的“自治”主题转向“联省自治”。中央政府的衰落给了资产阶级重新规定它与国家的关系的机会。它极力想打破多少个世纪以来如下的恶性循环：要么是企业自由和社会动乱并存，要么是政治稳定和经济剥削（或压迫）同在，这一直是设想任何新的国家结构时仅有的选择。这样，在一段时期里，自治和联邦主义成了资产阶级实现其政治策略和阶级抱负的工具。

自1920年起，这一自治运动好像把基本上互相对立的支持者聚集到了一起：保守的名流和开明的或者野心勃勃的军人、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商会。资产阶级力图利用这个运动来实现它互相矛盾的愿望：自由与秩序。商人们鼓吹制定省宪，鼓励恢复地方政府机构，希望借此加强自己的权力，以对抗来自政府或军事官僚机构的干涉。在那些将首先受惠于这一运动的非官方的地方精英中，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商人阶级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还有，省或地区的框架似乎特别适合于从丁文江到武堉干这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鼓吹的“职业主义”发挥作用。①部分地由于约翰·杜威的行会社会主义的说教的启发，职业主义提倡将公共事务的责任移交给专家。“工匠、农艺师、教授和知识分子的政府万岁！从事工作的人们的政府万岁！……打倒无所事事的人的政府！”①《上海总商会月报》以论战的口吻重复了这一主题，主张“职业政治”：剥夺一切“无职业者”的公民权——指的是“贵族、军阀、官僚和政客”。②

大多数有关制定省宪的主张没有走得这么远，它们在保护职业利益的同时，也给地方当局以广泛的经济权力，例如管理铁路、电话、电报，以及创办发行纸币的银行。③

资产阶级不只是希望通过自治来保证从官僚主义下获得解放，它还希望按着自己的利益建立控制社会的有效体系。新近的研究突出了自治政府机关的发展和“里甲”型税收系统或“保甲”型公安机构的发展之间的共存关系。④20年代初商团的发展同样证明企业界急于负责保障社会秩序的愿望。1916年，对这类团练组织作了严格的规定。这是袁世凯1914年解散地方谘议局的结果，表明了官僚主义的复辟。随着自治运动的发展，商人们要求放宽这种限制。他们“请政府允各商会自练商团而行自卫”。⑤汉口商会援引汉撒同盟⑥的先例，要求组织真正的城市联盟，认为如果全国各城市能真正团结一致，商人将拥有极大之权力。⑦

但是，虽然北京政权的衰落鼓励了自治的倾向，商人们也碰到了消极的影响：没有任何方法可以维持社会秩序，也没有办法引导经济现代化，因为经济现代化加速前进的步伐要求有统一的货币和关税制度。这种对强有力的国家的怀念，在各商会要求“中央”给予指示、发出禁令、纠正错误等数目繁多的动议中都表现了出来。其结果是商人们即使在要求自治的同时，也不肯放弃中央集权的好处。他们认为，采用联邦制就可以克服这种矛盾，满意地调节中央政权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

知识界展开了一场关于宪法知识的较量，不断地比较德国、奥地利和美国宪法的优劣。而上海总商会则坚持市政管理和警察职能必须归地方当局负责，坚持工矿企业不能由中央政府管辖，“不但因为这样会使工业本身的发展陷于瘫痪，并且还会使中央政府有可能将属于这些企业的权益抵押或出售”。①因此，资产阶级继续一方面害怕国家政权的专横行为，一方面又感到自己不能没有它。

在经历了十年的篡夺权力和高压政策之后，资产阶级感到，复兴1912年临时约法所建立的共和国法律实体是困难的。1921年10月，商联会支持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建议各省议会和各商业与教育团体的代表聚集在一起负责决定政体，保证统一国家，遣散军队和改组财政。②

在1922年3月至9月国民会议开会期间，大会只限于提出一些宪法草案。与此同时，自由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的确都寄希望于吴佩孚将军，吴把1917年解散的旧国会的议员们召回到北京，似乎要以共和国法统的名义打出重新统一全国这张牌。可是1922年北京的政治春天太短了，不可能导致商界所希求的宪政复兴。重建地区自由和共和原则的努力以完全失败而告终。

在省一级，自治运动被善于投机取巧的将军们利用，成了变相的军阀割据；而在国家一级，1923年10月10日颁布的宪法则是中央集权和单一政府倾向的胜利。

这部悄悄地产生的宪法颁布时的环境比它的条文更重要。曹锟1923年6月14日发动政变解除黎元洪的总统职务所引起的最后危机，葬送了这个宪法想要恢复的共和国的合法实体。为了解决这一全国性的危机，上海总商会企图建立一个“商人政权”——它的迅速崩溃以半是喜剧半是悲剧的方式说明了中国资产阶级所起作用的局限性。

6月23日上海总商会开非常会议，会上“宣布独立”。①脱离，作为中国历史上表示反对的一种典型形式，一般是地区掌权者所采取的行动：从地理的观点来看，这种现象一般表现为混乱年代政治重心的突然转移。现在，像上海总商会这样一个既无地盘又无军队的组织，竟然采用了这一战略，未免令人感到吃惊。上海商界在和一个信誉扫地的共和国合法实体断绝关系以后，又回到了这样的看法，即中国政治问题要交回“人民手中”才能获得解决——也就是说，开国民会议。但是商界不愿将这个会议扩大，让各方面的城市精英都参加，他们自行建立起一个由70名委员组成的“民治委员会”以恢复“民主”，而总商会的35名董事成了这个委员会的当然委员。这个商人政权抛开分省自治的庇护和任何宪法上的借口，实际要求统治整个国家。

这一胆大妄为的做法引起了两位国民党员徐谦和杨铨的讽刺性批评。“最可笑者，上海商会妄欲组织商人政府……一若除商人外无人民者，又若除上海商人外无人民者……”“我国商人向缺乏政治常识，每激于一时之热情，辄思有所振作，殊不知盲从妄作，根本已错……今上海之商人政府，仅限于商会中会员……以之办理本商会范围内之事，固属甚宜，若谓其即可处理国事，宁非可笑？”①说来奇怪，唯一的鼓励来自毛泽东，这时他支持统一战线的政策，他说：“上海商人……采取革命方法，鼓起担当国事的勇气，进步的非常之快”。②曾经鼓励商人参与政治的美英外交官们对事件的发展并不感到庆幸；《字林西报》讽刺商会要求军人不要干涉政治的作法，把商人比做伊索寓言中的老鼠，问道：“谁去给猫挂上铃铛呢？”③

商人政权的幻想事实上很快就消失了，从8月起上海总商会又开始和军阀们谈判维持当地和平的问题：民治委员会让位于一个反对浙江与江苏两省之间的战争的协会。

就这样，商人们无力建立新的政权，只好进行谈判——就像他们一向所干的那样——和现有的当权者谈判。不过在黄金时代的那些年里，传统的实用主义取得了新的意义。除了保护某些集团的利益外，它现在还通过不断地解决种种具体“问题”而确保进步。在胡适的鼓吹下，这种主张被中国银行家们采用来处理他们和已经削弱了的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他们想借此迫使政府接受他们的观点。“在进步已不可能的局势中，总也需采取某些步骤”。④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央政府财政困难，又不能向外国贷款（受到1920年新银行团协议的限制），这使中国的银行家们处于强有力的地位。中国的新式银行被外国银行截断了向对外贸易提供贷款的渠道，又被旧式的钱庄堵死了向国内贸易网提供资金的通路，于是就利用政府增加国内借款所提供的机会获利。由于国家财政处境艰难，这种投资比表面上看起来往往更有利可图。利息实际上是按债券的面额计算的，而债券常常是以极高的贴现率取得的。利润与风险成正比：二者都很高，因为在政局混乱的情况下，公款的投资与兑现自然是非常危险的。

大多数从事这种业务的银行不是具有官方的地位，就是和政界有某种关系。它们大都设立在北京或天津，其董事和贷款人中就有不少过去的部长或未来的部长：例如梁士诒、周自齐、王克敏、曹汝霖、叶恭绰。

北京的银行界和政界之间的微妙关系，可以很好地用交通系的活动来加以说明。乍一看人们会以为，1920年以来使银行家们和部长们分裂的对抗，只不过是掌握统治权的军事政治官僚集团内部派系斗争的表现。①这样分析虽然也对，但不全面。这样的分析没有考虑到在银行家之间已经发展起来的团结一致，以及他们对政府的无能与错误的不满。

北京银行家协会体现了当地金融界的团结和力量。它在全国银行公会联合会中的影响可以和上海旗鼓相当。1920年12月6日全国银行公会联合会在上海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它警告政府，如果想得到资金，就必须缩减军费开支，调整内债，改革币制。②用张嘉璈的话来说，银行家们的不妥协态度只不过是“他们爱国心的表现”。“他们准备为任何有助于国家的公债提供强有力的支持”。① 1921年1月成立中国银行团，这与他们在政府同意为国家公共利益而工作的前提下，帮助政府的意愿是一致的。车辆借款、沪造币厂借款、北京十月借款，都是在银团成立后不久贷与的，都附有严格的条款，强制性地规定改革币制和整理内债。政府同意银团的要求，指派了一个币制改革委员会，并公布了一个偿还长期贷款的计划。

银行界作为对北京政府的具有高度警惕性的批评者，当时似乎已成为代表国家更高利益的发言人。“这是全国人民中一部分人——开始时势必只能是一部分人——对其统治者的主张，这就意味着民主……从财政繁荣和民主的立场来看，近来中国银行家们的发展应该受到赞扬”。②但是，为全体人民的利益而建立控制与为私人利益而建立控制这两者之间——在民主与财阀统治之间——界线是非常不明确的。银团在1922年贷款给梁士诒内阁时，就把自己的原则抛在脑后了。在贷款合同中银行家们获得了异常高的利率，他们就放弃了对政府的控制而宁愿为它效劳，并把赌注押在它的命运上。代替不彻底的自由主义的只有效果不佳的实用主义。

于是，资产阶级的政治能力成了问题。中国的商人和银行家们是不是应该像那些失望的皮格梅隆③、那些外国批评者所指责的那样，被认为是缺乏主动性呢？他们真的“无力作出任何有效的和建设性的集体努力”④吗？真的“总是宁愿花钱而不愿承担起自己的责任”⑤吗？

毫无疑问，失败的原因部分地在于这个反复无常的资产阶级政治上不成熟，它有时仓猝行动而不能坚持到底。“在各商会中不乏远见卓识之士……但不能不令吾人引为焦虑者，即休会之后众人各鸟兽散……谁将为实现此未竟之业者？”①

这一失败可以更全面地用所采用的方法、所选择的目标和中国政治生活中一些持久不变的标准来加以解释。方法就是妥协和谈判。商人们相信他们的宣言和通电能说服军阀放下武器。“谁会相信军阀们会充耳不闻，一如既往扩充军队呢？”②也有人清楚地认识到这种态度是不现实的。“与军阀政客谈判遣散军队，不啻与虎谋皮”。③但是难道这一方法不是与所要达的目的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吗？难道它不正是所要实现的那种自由主义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吗？难道它不已经是这种自由主义的一种表现吗？

在20年代的中国，实现自由主义的机会如何呢？根据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实例，包含自治与议会程序的复杂形式的自由主义政权，除非是在一个起码能容忍各种不同利益互相对立而又不致因分歧而演变为暴力行为，不致引起永久分裂的社会里，是不能运转的，但是那些想要输出这一模式的人和急于从这种模式吸取灵感的人，如美国驻华公使雅各布·古尔德·舒尔曼和哲学家胡适，却不承认这一点。说自由主义无力医治在内战中挣扎、主权正受到威胁的中国的疾病还不够，应该说这些疾病的严重性使自由主义根本无法在中国生根。

但是，1920—1923年期间的自由主义努力却不只是思想史的一种表现。它与一个勉强够格的城市社会的兴起同时，其基础是大企业和现代工业，而且集中在条约口岸。这一社会虽然和巨大的内地农业地区相比，享有较多的自治，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却都不能离开内地而生存。但是它又无力确保内地结合成为一个整体，更不能控制它。事实上，要将有数不清的小市镇、村庄和农民的中国统一起来并使之发展，依靠自由主义，即使是中国化了的自由主义，也是不可能的；需要自由主义之外的意识形态、官僚机构和军事力量起作用。中国资产阶级在它的黄金时代虽然在经济上逐渐繁荣，仍然无力克服这一矛盾。

② 《北华捷报》，1916年2月19日，第467页。

① 《中国经济公报》，1922年12月23日，第2页。

② 蔼庐：《金融界今后之觉悟如何》，《银行月刊》，2.5（1922年5月）。

③ 《北华捷报》，1921年10月15日，第151页。

① 穆藕初：《花贵纱贱之原因》，《密勒氏评论报》，1922年12月23日，第140—141页。

② 此书原用英文写成，后来成为《建国方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译者。

③ R.W.克洛普顿和吴群真（音）编译：《杜威在华演说集，1919—1920年》。

① 孙逸仙：《中国的国际发展》第2版，第158页。

② 《密勒氏评论报》，1921年3月26日，第176页。

① 参看1921年10月在上海举行的商教联席会议提出的要求。《上海总商会月报》，1.4（1921年10月）。

② 《密勒氏评论报》，1922年12月16日，第86页。

③ 《全国银行公会联合会议记》，《银行月刊》，1.6（1921年6月）。

④ 工业高级官员叶恭绰对北京商会的报告，《北京政治》，特刊，1920年1月，第21—22页；1920年1月29日，第147页。

① 穆藕初语，转引自《北华捷报》，1923年1月23日，第95页。

② 全国银行公会联合会第三次决议案，《远东商业公报》，1921年10月，第17—18页。

③ 穆藕初语，转引自《北华捷报》，1923年1月13日，第95页。

④ 《北京政治》，特刊，1920年1月。

① 《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着作编译局编，3，第292—294页。

② 《宁波工厂周刊》，《期刊介绍》，3，第289页。

③ 《工界》，《期刊介绍》，3，第301页。

④ 胡适，《密勒氏评论报》，1920年7月10日，第324页。

① 《期刊介绍》，3，第303页。

② 周秀鸾：《工业的发展》，第80页。

① 《五四运动》，第243—244页。

② 《北京时报》，1919年11月21日。

③ 《五四运动》，第172—173页。

④ 同上书，第386页。

⑤ 同上书，第389页。

① 桑福德：《商业的组织和状况》，第342、361页。

② 《北华捷报》，1920年4月24日，第185页。

① 《北华捷报》，1920年6月12日，第660页；1920年12月11日，第745页。

② 《北京时报》，1919年11月21日。

① 日本外务省外交档案：《中国抵制日货，杂件M.T.3.3.8.5—1》（1919年）。从烟台致领事的急件，1919年8月29日（编号740856—740873）。

② 《提倡国货之我见》，《上海总商会月报》，4.5（1924年5月），《言论》栏。

③ 文汉：《由工业见地上论维持国货与抵制日货》，《实业杂志》，71（1923年9月）。

④ 《提倡国货》，《上海总商会月报》，4·5（1924年5月）。

⑤ 聂云台（聂其杰）：《为日兵枪杀市民事警告国民》，《上海总商会月报》，3.6（1923年6月），《言论》栏。法文译文见M.克莱尔·贝热尔、张福瑞：《救国！中国的民族主义与1919年的五四运动》，第103—114页。

① 峙冰：《国权回复与经济绝交》，《上海总商会月报》，3.4（1923年4月），《言论》栏。

② M.克莱尔·贝热尔：《中国1919年的五四运动：经济局势与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历史评论》，241（1969年4—6月），第309—326页。

③ 伍德海编：《中华年鉴，1923年》，第674页。

④ 《张嘉璈访问记》，《密勒氏评论报》，1921年1月29日，第470页。

① 茹玄：《新银行团与经济瓜分》，《上海总商会月报》，1.6（1921年12月），《言论》栏。

② 《全国商教联席会议始未记》，《上海总商会月报》，1.4（1921年10月），《纪事》栏。

① W.S.A.波特：《参加太平洋会议的人民代表》，《密勒氏评论报》，1921年10月22日。

② 《北华捷报》，1922年2月18日，第420页。

③ 《麻克类爵士与中国商人》，《北华捷报》，1923年2月17日，第446—447页。

④ 《北华捷报》，1923年3月10日，第664—665页。

⑤ 《北华捷报》，1923年5月19日，第471—472页；1923年6月23日，第818页。

① 《向商人们说的老实话》，《北华捷报》，1923年4月14日，第77页。

② 《北华捷报》，1923年6月23日，第818页。

③ 《北华捷报》，1922年12月16日，第711—712页；雪莉·加勒特：《中国城市里的改革者：中国基督教青年会，1895—1926年》，第171页。

④ （蔡）和森：《外国帝国主义者对华的新旧方法》，《向导周报》，22（1923年4月25日），第158—160页。

⑤ 蔡和森：《反对“敦清一友邦”干涉中国内政》，《向导周报》，19（1923年2月7日），第150页。（这是蔡和森引用的商界的话——译者。）

⑥ 《和平统一宣言》，载张其昀编：《国父全书》，第755页。

① 胡适：《我们的政治主张》，《努力周报》，2（1922年5月14日）。杰罗姆·B.格里德英译，见其《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第191页。

② 《全国商教联席会议始末记》。

① 丁文江：《少数人的责任》，《努力周报》，67（1923年8月26日）。武堉干：《联省自治与职业主义》，《太平洋》，3.7（1922年9月）。

① 《北华捷报》，1920年10月28日，第223页。

② （邓）峙冰：《时局杂感》，《上海总商会月报》，3.2（1923年2月），《言论》栏。

③ 谢瀛洲：《中国的联邦主义，对部分省宪法的研究》，第83、204页。

④ 孔飞力：《民国时期的地方自治：控制、自主和动员问题》，载魏斐德、卡罗林·格兰特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第257—298页。

⑤ 《“清合呈政府特许全国商会自练商团案”：四川成都总商会代表提议》，《上海总商会月报》，3.4（1923年4月）。

⑥ 14—15世纪北欧商业城市的政治和商业同盟——译者。

⑦ 《“保护商埠安全议案”：汉口总商会提议》，《上海总商会月报》，3.5（1923年5月）。

① 《北华捷报》，1923年1月6日，第8页。

② 茹玄：《关于国是会议之片言》，《上海总商会月报》，1.5（1921年11月），《言论》栏。

① 《上海总商会月报》，3.7（1923年7月），《会务记载》栏；美国国家档案馆，驻上海总领事克宁翰电，1923年6月26日，89300/5095。

① 《“商人政府”的批评》，《东方杂志》，20.11（1923年6月20日）。

② 毛泽东：《北京政变与商人》，《向导周报》，1923年7月11日，第31—32页。

③ 《字林西报》，1923年6月26日。

④ 蔼庐：《金融界今后之觉悟如何》，《银行月刊》，2.5（1922年5月），《评谈》栏。

① 参看本书第5章；并参看安德鲁·J.内森：《北京1918至1923年的政治斗争：派别活动和宪政的失败》，第74—90页。

② 《全国银行公会之建议案》，《东方杂志》，18.3（1921年2月10日）；英译文载《密勒氏评论报》，1921年1月22日，第412—414页。

① 《密勒氏评论报》，1921年1月29日，第470页。

② 厄普顿·克洛斯（约瑟夫·W.霍尔的笔名）：《中国银行家坚持自己的权利》，《密勒氏评论报》，1921年2月19日。

③ 希腊神话人物，塞普路斯国王，他迷恋上自己雕刻的美女像——译者。

④ 《京津时报》，1923年4月19日。

⑤ 《密勒氏评论报》，1921年10月8日，社论。

① 《“请维持全国商会联合会通过议案力争实行案”：湖北宜都商会提议》，《上海总商会月报》，3.4（1923年4月）。

② 《请分呈各巡阅使各督军息争保民力谋统一案》，《上海总商会月报》，3.6（1923年6月）。

③ （邓）峙冰：《时局杂感》，《上海总商会月报》，3.2（1923年2月）。

从经济危机到政治上的退位，1923—1927年

从经济危机到政治上的退位，1923—1927年

1923年以后，经济奇迹的结束和革命运动的勃兴使资产阶级越来越孤立。和外国人的合作在瓜分利润时本来就已经很困难，到经济危机袭来时更变成了殊死竞争。但是资产阶级退到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却不足以使它和激进的知识界或无产阶级结成同盟，他们的革命民族主义所固有的社会要求对于雇主阶级来说，和外国的竞争一样危险。资产阶级一方面不肯在其外国伙伴甚至已不再装出合作样子的合作中妥协，另一方面又不会走上直接威胁其切身利益的革命道路。它宁愿鼓励传统类型的国家权力的复辟，也就是官僚主义和军事独裁的复辟，希望这样能够既保证民族解放，又保证社会秩序。

经济危机和帝国主义恢复侵略

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失败以后，经济危机又打破了和外国进行合作的迷梦。华盛顿会议的精神消失了，1923年，西方列强在谴责日本在中国的扩张政策的同时，仍然重申和日本保持团结。帝国主义侵略的恢复粉碎了中国资产阶级建立在外国人“明智”和“善意”之上的希望。

民族工业的危机

在1920年以后影响西方和日本经济的复苏危机中，中国的情况比较良好。丝茶出口商由于外贸受到阻碍而受到打击，出口总值由1919年的关银6.3亿两降到了1920年的5.4亿两。但是巨大国内市场的活力阻止了危机的扩大和价格下降：“本来供出口的货物，外国人不能购买，都在国内消费了”。①进口商也经历了同样的困难，他们无力提取已经订购的货物（灾难性的银价下跌导致银两相应贬值），但和19世纪以来的多次投机风潮一样，条约口岸的市场受到震动却并没有引起崩溃。基本情况仍然是，中国工业还在蓬勃发展并继续获得高额的利润。可是，在1923年正当西方和日本市场开始出现转机的时候，中国却受到了打击。

困难在1920年秋季开始，当时棉价向两个不同的方向波动，原棉价格上涨，棉纱价格下跌。1920—1921年由于气候恶劣，棉花歉收，这时，正在全速生产中的中国纺纱厂的原棉消耗量，却从1918年的270万担增至1922年的630万担。②中国纱厂不得不进口越来越多的原棉（1922年达110万担，几乎占其总消耗量的1/3），因而感受到世界范围价格上涨的影响。1920—1922年华北各省的饥荒，1922年吉林、四川、福建的内战都减少了棉纱的销售量，1921年，纱厂每包棉纱尚可获利25两，到1923年每包要亏本15两。许多纱厂都减产。安装一两年前订购的纱锭增加了生产能力，但停工的机器数目也随之而增加。但是，与此同时，日本的纱厂却继续日夜开工，付给股东们30％的红利。大多数英国纱厂也避开了这次危机。

竞争与控制

中国的实业家们对这次危机作过各种各样的分析。他们责怪“市场不利”、“资金不足”、“固定资本比例太高”①、“长期负债”②、“经营缺乏远见”③、“红利过度膨胀”④。但是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不同意英国商务参赞的意见，他认为“日本和英国的纱厂较好地经受住了这场风暴是由于管理较好和融资健全”。⑤中国企业家们说：即使我们的技术和管理和外国人的一样好，我们也无法避开他们的竞争。⑥

在他们看来，中国企业明显的弱点在于它的总的环境，即一种受人主宰的经济；而外国企业的优势则在于它们与世界各地的强有力的联系。根据这一论点，民族工业的危机主要该由日本负责，日本经济战略被认为是十足的殖民主义政策。

“我们的纺织业有一个敌人，也只有一个敌人：日本”。①这一指控不仅仅反映了日本在中国进行领土扩张和攫取政治权利的野心在中国资产阶级中所引起的敌意。日本商人对中国市场的非比寻常的进攻也引起了焦虑。自1918至1924年，日本在华纱厂纱锭增加了388％。②“他们（日本人）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向中国。”③伴随这些工业投资的还有对中国纱厂的财政卷入。在1917至1922年间，中国纱厂所谈判的19项外国贷款中，有14项是由日本公司提供的。当1922年中国的实业家们不再能偿还债务时，日本的参与就变成了控制，例如1923年的华丰纱厂和1925年的宝成纱厂就是例子。④

使中国实业家们惊恐的还不只是这一经济攻势的力量，更重要的是这一攻势所采取的那种集中而系统的形式。他们从中觉察到一种不折不扣的“纺织政策”⑤，一种将“吾国棉业扑灭则已”的“阴谋”。⑥他们谴责日本主宰和独占中国的野心。

1923年春天实行的原棉禁运表明，这是中日实业家之间的一场力量较量。原棉价格上涨使中国纱厂主遇到了困难，致使他们要求完全禁止原棉出口。⑦那时，中国出口的全部棉花几乎全由日本纱厂主收买（1923年出口的974000担中的803000担）。①这些出口的原棉只占中国全部产量的10－13％，但这取自商品棉（约一半），其结果是中国纱厂失去了传统的纺线、絮衣剩下的通常供应它们的原棉的1/4。

虽然中国的分析家们并非不知道棉花生产不足、工业化加速进行和世界棉价演变在这次危机中所起的作用，他们仍然认为禁止出口是解决原棉价格上涨问题的关键。②毫无疑问他们是正确的。即令禁止出口不能解决保持农业发展与工业化之间的平衡问题；即令这并不能阻止日本设在中国的纱厂从本地市场购买棉花，它仍然能在短期内减轻纱厂主们的困难。中国人自己也说，这是“暂时解救燃眉之急”，但容易实施并可收速效。

华商纱厂主联合会在1922年底提出的禁止棉花出口的请求，得到了北京政府的批准，并正式颁布。③日本提出抗议，并得到外交团的支持。他们援引和中国所签订的条约。面对“受惠国”的一致反对，中国政府只得在1923年5月取消这一禁令。④

就这样，这次为解救中国工业的燃眉之急而禁止棉花出口的努力，导致了列强共同阵线的再度出现。当警报响起的时候，帝国主义国家的团结战胜了它们之间的分歧。美国也为日本保卫“条约权利”而帮腔。

危机加剧了经济竞争，使政治上的合作越来越不可能。在1923年，许多外国观察家和侨民感到他们和中国资产阶级的关系恶化——他们认为这种关系太弱也太死板——要求修改在华盛顿会议上制定的外交路线。除了其他的原因以外，有一次事件引起了这一政策的转变。

合作进入了死胡同：1923年的临城事件

1923年5月6日，一列快车在山东省临城被土匪拦截，并绑架了许多乘客，其中有24名外国人。这一事件引发了舆论并触怒了外侨，他们要求恢复武装干涉的老政策。对于那些一直都在谴责他们所谓的“华盛顿错觉”的老中国通，这次事件提供了一次大举报复的机会：他们觉得必须利用这一机会。外国政府应该提出尽可能严厉的要求。①

外交团1923年8月10日提出并由全体列强（包括那些并未受到这次事件直接影响的国家）签署的正式照会除了要求赔偿和惩办以外，还要求建立一支由外国军官领导的特别铁路警察部队。②

其结果是又回到了帝国主义的最典型的做法。一系列其他事件——传教士被杀害、商人被绑架——的清单上又加了临城事件，在19世纪后半期，这类事件一直是列强军事和外交惩罚的导火线。

外国人信心十足，以为这一次旧传统的恢复会得到中国资产阶级的谅解和支持。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只要是商人，不都同样需要安全吗？他们必须团结一致以求重建秩序。在上海的美国人和英国人完全相信本地资产阶级的默契，他们的商会和侨民协会在关于加强外国人对中国的控制的共同纲领中，结论性地提到，“中国主要商界和银行界都同意，他们对局势的混乱感到不满，只是自己不敢采取行动”。③

中国商人真的不敢采取行动吗？《北华捷报》责备他们“巧妙地装聋作哑”；①但是，难道这不恰好表明中国资产阶级拒绝参与他们认为与自己的利益、尊严，甚至是与自己的生存不相容的做法吗？中国商人的确是把临城事件视为国家的耻辱，并竭尽自己的一切可能帮助解决这一事件；各主要商会甚至派出代表亲赴出事地点与绑匪谈判。尽管这一事件是可悲的，但它却不能证明因此就应该对中国实行国际共管。

“敝会深信各友邦与敝国均有多年之友好关系，必不致因一地方之骚扰事件，而遽有损敝国主权，惹起敝国人民反感之行动。”②各行业组织和各商会并由此而更进一步采取攻势，将这一事件的责任加到那些提供“助长内乱之借款与军械”的“各国银行及军械洋行”。③

各商会和商人团体的行动得到了共产党人的称许，誉之为对“帝国主义助长中国内乱”有了认识。“我们希望全国商民总动员反抗外国帝国主义主乱中国”。外国人采取强硬立场，并且拒绝与中国资产阶级合作，岂不是要将他们驱向革命吗？资产阶级怎能经受这种要命的选择呢？但是它又怎能逃避得了呢？

革命运动的兴起和资产阶级日趋孤立

1923年孙逸仙与共产党人的合作和“统一战线”政策的逐步形成，给了革命运动以新的推动力：广州根据地的建立、工会主义的兴起、1925年伟大的五卅反帝国主义运动，以及前一章提到的北伐，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城市中，大批工人和知识分子协力支持革命，而资产阶级——既包括“旧制度的资产阶级”，也包括新企业家资产阶级——却离它越来越远。五四运动时期使人们团结一致的民族主义口号，再也不能抑制当前各种社会与政治的对立。于是斗争迭起——在商会与孙逸仙之间，在商团与国民革命军的军校学生之间，在工会与商会之间。

1923年秋季在广州发生的关余事件导致了孙逸仙与列强之间的直接对抗。尽管几个月前临城事件造成了紧张气氛，资产阶级还是拒绝支持孙逸仙的行动，因为他选作挑战的领域早已被资产阶级认为是他们的独占禁区。广州政府发起的攻势实际上有使偿还内债的体制受到损害的危险。

在大战末期，海关税收的增加使每年都有大量结余，外国银行将这笔余款交给中国的中央政府处理。1919年广州军政府要求分得，而实际上也的确分得了一部分（13.7％）供自己使用。广州政府在1920年被驱逐，停止了这项要求。孙逸仙在1923年3月重新掌权以后，他要求重新获得这笔款项，并要求清偿欠款。但在此期间，1922年7月29日中国总统已发布命令将全部关余拨充偿付整理内债的基金。1923年9月，外交团以遵守条约为借口向孙逸仙提出警告：如果他要用武力夺取当地海关收入，列强就要用武力进行干预。作为警告，是年12月他们派遣23艘炮舰驶入广州水域。

在这段时间里，资产阶级总是在思考他们当前所负责任的代价；上海和天津的商会和金融团体请求孙逸仙不要危害他们的利益：“我公手创共和……素以恤商为宗旨，务恳保全关税，以裕基金，不使商民损失”。①

虽然孙逸仙强调，内债是由北京政府安排的，广州不承认它的合法性，银行家们却不愿卷入政治争论：“当时南方政府承认与否，以及北京政府发行该项公债时之用途如何，人民未便过问。关余既系整理公债基金之重要部分，无论何方，稍涉牵动，人民血本所关，均不能予以承认”。

孙逸仙的共产党盟友站出来帮他说话。他们为他的政策辩护，力图提高争论的层次以开导资产阶级，让他们认识自己的真正利益之所在，并将未来发展的前景和眼前的利益作了对比：“孙中山氏的唯一政策，在收回关税主权……此项政策不仅无丝毫损害商界银行界的意义，而且是专为国家的主权和中流阶级的利益设定的……可怜的中国商人和银行家及一部分新闻记者，未免太缺乏政治上的关心与常识”。①

但是中国商人却宁愿向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爵士呼吁，请他“维护公共信用”。②

如果说临城事件表明了中外合作的极限，那么关余事件则表明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限度。在这一事件中，孙逸仙遭到强大的现代资产阶级——租界里的商人和银行家——的反对，他们是政府债券的主要持有者。但是传统的城市精英们的敌对情绪也同样强烈，在几个月以后的广州商团冲突中达到了顶点。

孙逸仙在1922年被驱逐出广州，次年初，在云南和广西雇佣军的帮助下返回。这时他所建立的军政府很弱，不能控制那些保护他但同时也无休无止地向他要钱的将领们。出于财政上的需要，孙逸仙设法与广州商会谈判贷款100万元。他征收许多附加税；允许重开赌场，将赚得的钱交给他的雇佣军；还掠夺祠堂和几处维持宗教或地方团体的“公共”产业，以及被他“国有化”了的一些私营企业。市政收入在一年之内增加了三倍，在1923年达到900万元。但是这种程度的剥削使全市每一个债权人和所有曾经在辛亥革命时期给予过他宝贵支持的富有的广东海外华侨，群起而反对他本人、他的政府和他的雇佣军。他们感到，自从孙逸仙返回广东以来，土匪和游民就像蚂蚁一般地蜂拥而至。怎么还能希望任何人会为祖国的工业发展而投资呢？“他还不如把钱扔到太平洋里”。①

孙逸仙和当地资产阶级间的紧张关系继续加剧。1924年，商人和经纪人拒绝接受当局发行的期票，日益频繁地举行罢市，并呼吁商团给予支持。

在商会的建议下产生或者复活的商团，在广州迅速发展。1923年末商团有13000余人。其经费由各个企业负担，有的企业供养民兵30余人。②这一民团网络遍布广东省百余个城市。1924年6月，所有这些“志愿兵”结合成一个省商团，由汇丰银行买办、广州商会会长的兄弟陈廉伯指挥。陈廉伯把这一运动与保护当地利益联系在一起：“内地交通常被阻绝，贸易屡被中断，原料不能运抵市场，投资遭到损失，我们对此感到厌烦……广东新商团军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成为一支无党派的地方自卫部队……经验告诉我们，人民必须依靠自己……为共同防卫与自治而一致努力，这是以后考虑并实施其他同样有益政策的一个开端”。③

广东商人在1924年提出的要求重复了区域自治的主题：将城市治安和金融管理交还给行会，并取消苛捐杂税。因此，这些商人民兵组织所体现的思想与政治倾向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但是孙逸仙的政府在1923至1924年间迅速激进化却突出了他们的保守性。

商人们对广州当局的贪婪和一意孤行的反抗，与全国范围的地方社团和商会反对军阀的斗争在某些方面是一致的。但是孙逸仙虽也常使用军阀的手段，他却不像那些军阀。自从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改组大会以后，他的政府一直在努力争取群众的支持。1924年五一节，孙逸仙继续庆祝中国工人和资本家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同盟。但是与此同时，由廖仲恺召开的广州工人代表大会要求政府禁止企业职工参加商团，并且为工人申请并得到了组织自己的自卫民兵的权利。

以商人组织为一方和以革命政府与工会为另一方之间于1924年夏天爆发的冲突，澄清了在自治口号中潜在的不同选择。保护地方权益的斗争一旦和民主的概念混同在一起，它就显得只不过是保护那些精英们。口号中经常提到的“人民”，只不过是少数债权人。正如上海资产阶级在1912年拒绝为自己的国民政府的建立提供经费一样，1924年广州资产阶级也拒绝为统一全国的北伐承担费用。但是广东商人对孙逸仙的计划的反抗，却因他们对他的亲共亲苏倾向深恶痛绝而加倍强烈。1912年南京共和政府的失败，只反映了它社会基础的狭小与孙逸仙的全国性雄心不相称，1924年广州政府与商人间的斗争所导致的武装冲突，却具有阶级战争的全部暴力特点。

城市精英们失去了他们在保卫自己利益中一直加以利用的群众支持，不得不向外国人求援。广州商人在英国领事馆、汇丰银行和海关内为订购、付款和进口武器以武装商团军而建立的广泛关系网，以及进行的狡猾阴谋，实在惊人。大量武器的流入很自然地导致了最后的对抗。1924年10月15日政府军粉碎了商团，广州西部商业区西关被纵火焚毁并遭到抢劫。

在中国，保卫自由和保卫地区特权是一回事，因此与省的自治相联系而爆发阶级斗争，就不足为奇了。被共产党历史学称为法西斯分子的商团证明，资产阶级对那些在他们看来是其地区利益的重大利益非常执着。但是不论1924年粉碎商团这一事件的意义多么重大，它还只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在次一年，当1925年的五卅运动在中国所有主要城市爆发时，资产阶级和革命之间的关系问题就上升到全国性的规模了。

和1919年的五四运动一样，1925年的五卅运动也是在民族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旗帜下开展起来的。它开始于一个地区性事件：一名在上海的日本纱厂的罢工工人之死和对悼念他的示威游行的血腥镇压。它迅速蔓延到中国其他地区，同样严重的事件于6月12日在汉口爆发，6月23日在广州爆发。它是外国势力在中国存在的结果，是条约强加的统治以及租界行政管理的结果。

由总商会于1925年6月提出13条要求，作为北京政府特派员和外交使团代表之间谈判的基础，除要求惩办有关人员和赔偿牺牲者的损失以外，还提出以下要求：将会审公廨的司法权归还中国（第6条），中国居民派代表参加公共租界的工部局（第9条），将越界所筑之路归还中国当局（第10条），取消关于扩大港口权限和检查权的法令的计划（第11条）。但是示威者和中国报纸（特别是此时在工厂、学校和军队中获得了很大成功的地下报纸）①却走得更远：他们要求完全废除“不平等条约”，并向英国和日本宣战。

行动的方式并没有改变。5月31日上海开始的总罢工持续到6月25日。罢工扩大到其他城市。在广州持续了6个月。同时还举行了抵制日货后来又抵制英国货的运动。这一抵制引起了学生和商人之间常见的冲突。

也和1919年的情况一样，资产阶级的内部分裂最后变得明显了。一方面是温和派，如上海总商会的领袖们，他们只把大多数组织提出的17条中的13条呈交当局：在转手的过程中，他们将关于工会权利、取消领事裁判权、撤走外国军舰等条款删除。另一方面则是团结在上海马路工会和商业公团联合会中的激进分子和在6月7日为统一行动而组成的工商学会中的好斗分子。

1925年运动的特点，是在中国各大城市，尤其是上海，出现了一个由列宁主义式革命政党领导的强大工人运动。1925年在上海组成的由共产党员控制的总工会，将117个工人组织联合在一起，会员达218000人。这是一支组织得很好的力量。工人阶级强有力的干预，一方面改变了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对话（或者对抗）的条件，另一方面也改变了民族主义运动核心内的力量对比。

1925年在华的外国侨民害怕了。自义和团危机以来，他们还不曾经厉过如此严重的惊慌。但是使香港的港口和上海的工厂陷于瘫痪的罢工，却不能用国际武装力量的讨伐来解决；他们所要求的是谈判和妥协。各外国商会、各外侨联合会、上海万国商团的官方报纸（特别是《字林西报》，它不久前还一直在反对华盛顿会议“荒谬的宽宏大量”），从现在起都极力表示同情中国的要求，①并更频繁地与中方保持接触。在上海，他们的享有特权的商务关系人自然是总商会的领袖们。为了和这些人结成联盟，外国人愿意归还会审公廨，承认中国居民在工部局中的有效代表权，并答应逐步重建中国的海关自主权。由于工人阶级的干预，民族主义运动获得了新的效力，而资产阶级也终于得到了他们自1905年以来一直不停地要求得到的东西。

如果外国侨民打算通过这些让步来取得上海资产阶级的支持，他们的措施只有一半是成功的。他们在7月16日所作的第一次努力被总商会会长虞洽卿和副会长方椒伯接受了。但是这两人却受到他们受银行家宋汉章影响的同事们的抵制。①而且，虽然在达成协议之后，虞洽卿以最热烈的语言表达了他的感激与热情，商会会报却对此事另有看法：“英国人只是在侮辱了我们，欺凌了我们，并给我们造成了一切损害之后，才采取了这一步骤。因此我们不能感谢或赞扬他们”。②

1925年夏天，上海资产阶级就这样沿着危机前业已存在的不同路线分裂了：老一辈的买办保守派，新一代的银行家与企业家，和广州行会或马路联合会的激进的店主。这一危机的复杂性主要来源于各个不同集团的各不相同与互相矛盾的态度，而不是由于突然变得惊惶失措的资产阶级的急速变化。在开始的时候危机向各商业组织提供了一个居间调停的机会，他们也为自己的利益而抓住了这个机会。公共租界当局无疑正是为了改变资产阶级这一仲裁者的地位，迫使他们和雇主们组成共同阵线——从而放弃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在7月6日切断了电力供应，迫使迄今为止尚未罢工的中国工厂关闭。

这一行动真的足以使资产阶级和革命运动分裂吗？换个说法，它们之间曾经有过真正的联盟吗？

在1925年，很多报刊都重新提出了民族团结这一熟悉的主题，并继续指出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康庄大道。③同时，统一战线的辩证法又为被认为是分别代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两个政党间的合作，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是当孙逸仙于1925年3月逝世时，资产阶级和国民党之间的关系已经变得很松弛。尽管孙逸仙不久前曾经使工商界感到失望，但仍因他在1911年所创建的业迹而能在他们心中唤起感激和崇敬之情，现在这位他们所信赖的老革命领袖去世了。在个人威信常常比纲领更重要的政治环境中，孙逸仙的逝世的确扩大了资产阶级和这个革命政党之间的分裂。

但是，由于受到1925年五卅运动的巨大爱国热情的鼓舞，上海资产阶级仍然通过自己的组织支持罢工者。总商会募集并分配了220万银元。①在工会、学生和教育团体的帮助下，总商会组织了一个临时救济会，并通过向来自英国与日本仓库的货物征收特别税而筹集了一笔罢工基金。②但是如果把这种互助理解为一种真正的政治联盟的表现，那就错了。事实是，在1925年夏天高涨的爱国热情中，存在一个支持罢工者的普遍运动。连军阀和北京政府也提供了资金。③

还有，上海总商会的领袖们倾向于和罢工者谈判，正如他们愿意同任何制造麻烦的人谈判一样。和各省城市中的名流一样，他们也认为自己有责任维持当地的秩序，并愿意为维持“公共治安”而承担很大的财政牺牲。虞洽卿的不同寻常的活动在危机期间起着主导作用，是所有谈判中的首领，他不只是作为上海总商会的会长和商界的代言人而采取行动。他在3月和4月间曾积极谈判建立特别市，并被提名为这个未来的特别市的会办，使他成了当地利益的官方代表。④他急于维护自己的威信，很重视公众舆论：“我们愿意听取很小的中国组织的最琐细的批评”。①当罢工者采取暴力行动的时候——例如8月13日5000码头工人为向商会索取罢工补贴，劫掠了虞所拥有的三北公司的两艘船——他当然更有理由让步。②

除了雇主们对工人事业的同情以外，上海总商会在1925年夏天对罢工者的帮助，还反映出他们害怕群众运动，反映出他们以儒家社会和谐理想为名而实行妥协（以及被外国观察家和历史家们毫不客气地称为脚踏两只船）的惯常做法。资产阶级在夏天逐渐脱离运动，这反映了新的力量均势，而不是造成了这种均势。采取主动的是那些在让步与恐吓之间摇摆不定的外国人，以及把罢工扩展到中国工厂和行政机构的工会。和往常一样，资产阶级对事件作出了反应，但并没有在事件中采取主动。它增加工资，试图分裂工人组织，并在罢工者和外国厂主之间进行调停，以便就工人回到日本公司（8月）和英国公司（10月）工作进行谈判。这是天性谨慎吗？是由于内部矛盾而处于无能状态吗？资产阶级应付各种具体情况，却又一次被历史的进程所抛弃。

转向蒋介石，1927年4月

向蒋介石靠拢使作为政治力量的资产阶级迅速被排除出去，这并不完全是1927年革命扩张所强加的最后一条出路。这是1923至1924年以来一直在进行的政治思考进程所达到的一种选择。

这一动向发源于接近新资产阶级的自由知识界。1924年蒋梦麟注意到自由主义③和新教育已经失败这一既成事实，两者都强调个人的发展。《中国教育改革》在新任编辑陈启天主持下，宣传旨在造就对国家有用的公民的国家主义教育。在中国青年党及其刊物《醒狮周报》支持下，国家主义思潮在五卅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比一般想象的要大。青年党领袖曾琦（1892—1951年）和李璜（1895年—）可能20年代初在法国时受到查理·莫拉的影响，他们宣传国家的“永恒结构”，说它是超越社会变迁的，并号召一种全民革命，即恢复经济、政治和文化平衡而不改组社会秩序。

国家主义运动是对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一种反动，在某些方面与自强思想有相似之处。虽然它确实包含了极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倾向，但一开始并不排斥一切民主实践；它的精英统治论被某种民粹主义软化了。

在国民党内部，戴季陶（1894—1945年）这时也采取了相似的路线。由于他曾经信仰共产主义，所以强调列宁主义组织方法的重要性，梦想把它应用于民族主义革命（国民革命），以求实现“一种中央集权主义政治领导下的总体国家”。①

在1927—1928年南京政府建立以后，大部分民族主义、阶级合作主义和国家主义的主题都被国民党正式采纳。因此，很难评价它们各自在1927年之前的影响。在此期间，它们似乎在传统的和现代的城市精英中都获得了最大的成功。这种意识形态保持了某些基本的价值观念——反对帝国主义、经济现代化——同时排斥阶级斗争，因而符合资产阶级的愿望和利益。在一些基本点上，如社会和谐、民族独立和物质进步，这一纲领令人想起1919年的纲领。但它们的精神却不一样。为了实现这些目的，资产阶级和知识阶层以前是寄希望于西方，现在却似乎要依靠传统文化的复兴和民族主义了。在这方面，最值得注意的是戴季陶用儒家用语来重新解释孙逸仙的学说。这种对中国渊源的回归绝不会吓跑资产阶级。聂云台对城市阔少宣传节俭之类的说教，或者穆藕初为了企业管理方面的问题而到和尚庙里去求签，这些都是仿效古代的做法。

更令人感到诧异的是，资产阶级赞同这样的看法，即由一个有无限权力的国家来充担团结与民族繁荣的保卫者。这种求助于国家的想法，不但与新近引进但未完全吸收的自由主义不相符，并且也与商人阶级传统的经济独立思想相反。如果资产阶级竟然把建立国家主义-中央集权主义的国家视为最后的解决办法，那是因为（正如大多数作家所强调的那样）它把这样的国家当作对抗工人的要求和革命纷扰的最有效保障。但是，也许更为重要的是，资产阶级认为只有强大的政权才能重新获得并且保持民族的独立。

中国资产阶级并不完全是由于倦怠和恐惧而不得不听任蒋介石当权——如它曾经听任袁世凯当权那样。它还希望他能使他们摆脱他们固有的矛盾，从而调和资本主义与民族主义。蒋介石与资产阶级的和解，由于旧的私人关系和上海商人团体的衰落而更加容易实现。

辛亥革命时期，上海都督陈其美随从人员当中的私人关系似乎就已经建立起来了。陈其美死后，他在上海总商会和浙江帮里的老盟友虞洽卿和张人杰（静江），帮助了陈的门徒蒋介石发迹。1920年虞洽卿为了解决孙逸仙所急需的资金，创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让蒋介石加入了这一事业。在这里聚集了所有以后在蒋介石的兴起中起重要作用的人——陈其美之侄陈果夫，国民党卓越的理论家戴季陶，虞洽卿的朋友、上海总商会董事闻兰亭。

这种私人关系的重要性，在1925年孙逸仙逝世后国民党核心中的力量重新组合和右派的形成中，也显示了出来。这个西山会议派引证戴季陶的着作，反对共产党员进入国民党核心。有证据表明虞洽卿和张人杰插手了这一派渗透进上海的事。在广州，孙文主义学会和企业界之间的联系却比较难于建立。直到1925年11月他们最后失败为止，温和派商人似乎宁愿投向孙的对手陈炯明。而且直到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发动政变为止，国民党政府的激进路线阻碍了右派力量的重新聚集。但是张人杰或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首脑筒照南到广州并间歇地参与政府事务，却暗示国民党右派、蒋介石和企业界之间的接触从来不曾断过。

中国资产阶级和国民党之间的关系超出了这种联盟的范围。特别是在广州，这种种联系反映出1925—1926年间所有政治上含糊不清的状态。对于经过1924年秋严厉镇压检验的商界，国民党政府相继使用引诱——强制性的统一战线政策——和警告两种手法。其目的在防止独立的资产阶级力量的复活。商团的重新组织被禁止，一切社会援助和慈善活动被置于严格的控制之下。①同时，政府设法与那些准备与它合作的商人达成谅解。它鼓励成立新的组织以与已经建立的组织竞争。在等待各商会改变态度的同时，它建立起一个广州商人协会以与它们相对抗。②它还组织了一个市民团来代替商团，由各公司出资，但是其政治与军事机构都由政府当局控制。③任何顽抗者都将被列为“买办型商人”而置于国民党商业部门的直接管制之下。④南洋公司因拒绝向政府提供贷款被指控为压制工会而遭到抵制。⑤

这些做法并不只是政治上的操纵。在西方受教育的宋子文，一位经济现代化和扩大民主的鼓吹者，这时出任政府的商务委员并兼1925年成立的中央银行董事。①他在和商人打交道中似乎是一个诚恳而友善的调解人。国民党——即使在它的激进时期——也并不打算瓦解或毁灭商人团体，只是要将它置于党的监护之下，并使它为党服务（党化）。蒋介石在1926年3月20日的政变之后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他的政策的指导思想并没有改变。但是早在6月份已经开始而在7月份北伐军出发后加剧了的工人运动遭到镇压一事，却使资产阶级从中得到了好处。广州根据地成了此后南京政府的战略的试验场。1924年10月广州商团的失败和被消灭；最富有的商人因逃避“赤色分子”而出走；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联系多，而与现代企业家联系较少这种为时已较久的特点，这些都有助于这一政策的成功。

广州的资产阶级就这样被压服了。上海的资产阶级也正在被争取过来。伊罗生和安德列·马尔罗的着名的解释认为，这是资产阶级受到1926年11月和1927年1月起义罢工的威胁而作出的反革命选择。事实上，投靠蒋介石是商人集团核心中进步分子的胜利。1926年夏以来，在北伐胜利进军和此前及同时的起义之后，群众运动已经迫使上海资产阶级居于守势。要么支持群众运动，要么抵制它：没有真正的选择余地。可以选择的只是采取什么方法来抵制。有的建议与浙江孙传芳所代表的本地军事力量结成同盟。另外一些更精明或更了解蒋介石真正动机的人，则设法和国民党内的非共产党分子联合。

1926年6月进行的总商会选举清楚地表明了商人阶级内部的政治分裂。在孙传芳的支持下，1919—1920年间被排斥在外的老亲日派又恢复力量，重新出现。为了对这一不公正的选举表示抗议，前任会长虞洽卿离沪赴日本，150名会员拒绝参加投票。他们的弃权反倒帮助一个清一色的、但代表性不大的董事会取得权力。银行家傅筱庵（宗耀）在执行任务中碰到麻烦，人们对他担任这一职务是否适当一直有争议。①商会核心里的多数人就这样被击败，它被迫从根本上重新调整政治方向。虞洽卿担任商会会长的时期（1924—1926年）恰巧和内战开始及大军云集江浙两省同时，他曾想方设法使上海及其附近地区维持中立，让聚集在市内和江南制造局成为难民的败兵撤退。他同样努力推进淞沪特区的建立，打算使之成为自治市，摆脱省政府的控制。②虞洽卿信守本地精英的思想与做法，他的行动受到上海人，也受到北京政府的欢迎。

孙传芳急于恢复对上海和它的财源的控制，在1926年提出了他自己特殊的大上海市计划。他把这个计划交给胡适的一位朋友地质学家丁文江去组织实施，但一开始他即限制它的管辖权限，将其置于省政府之下。③商界的一个大派系反对这一政策，他们聚集在虞洽卿周围，开始鼓动自治。这一运动在1926年秋变得特别强大。④但自此以后孙传芳得到了商会的支持。商会不反对重开江南制造局，会长傅筱庵还将他担任董事的招商局的轮船提供给孙传芳运送军队。⑤但是，1927年2月17日起义者的罢工虽然被孙传芳的军警野蛮而有

Chapter_22

效地镇压下去了，却仍不足以将资产阶级吸引到他这一边来，因为此时他在战场上败局已定。

1927年3月尾4月初和蒋介石结成联盟、帮助他在上海取得权力的，并不是资产阶级的右翼，而是资产阶级中最拥护民族主义，最现代化，在一定程度上最民主的分子。

如同1924年在广州，1927年春上海革命形势的发展，导致了社会结构的普遍重新组合。20年代初原有的资产阶级激进派继续为争取工部局中的华人代表权、废除会审公廨和反对军阀的侵犯而斗争。但是它在政治棋局中的地位已经完全改变了。在一群买办影响下民族资产阶级背叛了革命这种套话的后面，隐藏着另外一种现实：由于社会-政治紧张关系的全面变化改变了资产阶级与其他集团及政治人物的关系，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已经变质为保守主义了。这种保守主义似乎很像卡尔·曼海姆所下定义的那一种：基本上是作为对进步政见的自觉否定而存在的一种动态运动。①

研究一下1927年春商界各种组织内发生的改组与重新站队现象，即可证实上述的分析是正确的。1926年改选后产生的总商会失去了领导地位，让位于虞洽卿倡导建立的商业联合会。正是这个联合会在3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之际和他取得联系，并立即按照他为恢复秩序而索取的代价向他提供了300万元的贷款：换句话说，让他去摧毁共产党工会的力量。这个联合会是上海各主要商业组织的政治代言人，它在团结一致的坚实基础上同时又加入了沪商协会。这个沪商协会也和所有1926年建立的官方的或地下的商人协会一样，是隶属于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建立的商民部的一个国民党组织。在1927年3月20日沪商协会公开以前，人们对它知道得很少。但它好像和马路联合会的关系很密切，在1927年4月发生的事件中，为了加速沪商协会的发展，它就将马路联合会的各个分会接收过来了。①这就不难看出为蒋介石起家而建立的商业联合会与马路联合会的融合与混合，后者从五四运动时期出现时起，就被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是进步的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与资产阶级合作得到大多数商业团体的支持，因而对蒋介石是至关重要的。商人拒绝参加3月29日在共产党工会领导下成立的临时市政府，从而成功地使工人组织的政治主动性陷于瘫痪。②借给蒋介石的钱使他能招募卫队，他们大多数是青帮分子，于4月12日晨攻击工人纠察队并将他们解除武装。

本来是合作的关系，几乎马上就变成了从属与被剥削的关系。4月12日的政变刚一结束，蒋介石马上就又勒索了700万元，强行借贷3000万元，他不放过任何敲诈勒索的机会，在商人中引起了恐慌。③和任何省商会头面人物被雇佣军头子们勒索时一样，上海资产阶级也一筹莫展。在这一事件中，店主和金融家们在拿枪杆子的人面前所固有的弱点，因内部分裂引起的分歧而更加重了。商会已经失去了以前所拥有的政治威信。蒋介石和这些组织一个一个地分别谈判，使它们不可能进行什么反抗而逐个被吸收进国民党的机构中。另一方面，蒋介石在1927年4月下半月对资产阶级的压迫，却又好像是资产阶级内部派系自相火并的继续。向傅筱庵发出了逮捕令，没收了他的大部分货物，取消了他当选的上海总商会会长的职务并将总商会置于管制之下，这一切都令虞洽卿和他的朋友们感到很满意。这一派在1926年被剥夺了对商会的领导权，1927年4月底，当他们当中的三人虞洽卿、王震（一亭）和冯小山（培熺）奉命参加负责监督商会活动的政府委员会时，又重新控制了商会。

以前每当政府滥用职权时，资产阶级总是极力加以谴责并起而斗争，这次他们却没有反抗，因为这一次符合他们中最大一个派别的利益。1927年，资产阶级不只是背叛了无产阶级，也背叛了它自己。资产阶级由于交出了全部政治自主权，很容易受到他们自己帮助复兴的国家权力的打击。

① 《远东商业公报》，1922年1月。

② 玛丽·克莱尔·贝热尔：《民族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1923年中国纺织业的危机》。

① 之一：《华商纱厂资金问题与棉业前途之关系》，《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4.2（1923年10月），第2—8页。

② 潜园：《纺绩业根本整理之私见》，《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3.4（1922年10月20日），第2—6页；朱仙舫；《整理棉业新议》，《上海总商会月报》，3.5（1923年5月），第1—12页。

③ 振德：《民国十一年度各纱厂营业报告》，《上海总商会月报》，3.5（1923年5月）。

④ B.Y.李：《中国棉纺厂的现状》，《密勒氏评论报》，1923年10月6日。

⑤ 海外贸易局：《中国1923年6月工业和经济状况报告》，H.G.布雷特，上海。

⑥ 潜园：《青岛纺绩业之状况与希望》，《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4.1（1923年1月），第29—32页。

① 李寿浵：《关税加增与我国纺织业之前途》，《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3.2（1922年3月20日），第9—14页。

② 方显廷：《中国的棉业和贸易》，2卷，1，第6—7页；《北华捷报》，1922年2月25日，第518页。

③ 李寿浵：《关税加增与我国纺织业之前途》。

④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1963年第3版，第180—185页。

⑤ 潜园：《纺绩业根本整理之私见》。

⑥ 子明：《世界棉花之需给与中日棉业之关系》，《银行周报》，7.10（1923年3月20日），7.11（1923年3月27日）。

⑦ 沧水：《禁棉出口与今后中日纱市之感想》，《银行周报》，7.6（1923年2月6日），第14—15页；方宗鳌：《禁止棉花出口之我见》，《商学季刊》，1.1（1923年2月），第1—3页。

① 方显廷：《中国的棉业和贸易》，2，附录5。

② 穆藕初：《花贵纱贱之原因》，《上海总商会月报》，3.2（1923年2月）。

③ 《远东商业公报》，1923年3月，第41—42页；《北华捷报》，1923年2月17日，第426页。

④ 《使团与禁棉出口令之取消》，《银行月刊》，3.7（1923年7月）。

① 《北华捷报》，1923年5月19日，第471—472页。

② 伍德海编：《中华年鉴，1924年》，第819页。

③ 《密勒氏评论报》，1923年7月7日，第172页。

① 《北华捷报》，1923年6月30日，第859页。

② 《为外人干预护路事致符领袖公使函》，《上海总商会月报》，3.9（1923年9月），《会务记载》栏。

③ （蔡）和森：《商人感觉到外国帝国主义助长中国内乱的第一声》，《向导周报》，44（1923年10月27日），第333页。

① 《银行界请孙文维持内债基金》，《银行月刊》，3.12（1923年12月），《银行界消息汇闻》栏。

① （蔡）和森：《为收回海关主权事告全国国民》，《向导周报》，48（1923年12月12日），第365页。

② 《北华捷报》，1924年1月5日，第1页。并参阅本书第11章。

① 《南华早报》，1923年7月24日。

② 韦慕庭：《孙逸仙：受挫的爱国者》，第249—264页。《密勒氏评论报》，1923年11月24日，第534—535页；1923年12月22日，第130页。关于商团可参阅本书第11章。

③ 《密勒氏评论报》，1924年6月21日，第82页。

① 尼戈尔·杜里乌斯：《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中国报刊的一些情况》，《中国研究手册》，1（1980年）。

① 《北华捷报》，1925年7月18日，第20页。

① 《北华捷报》，1925年7月25日，第54页。

② 《北华捷报》，1925年9月12日，第348页。

③ 《血痕》，2，1925年6月19日；3，1925年7月12日。《救亡》，2，1925年6月16日。

① 《北华捷报》，1925年11月14日，第294页。

② 《北华捷报》，1925年8月1日，第78页。

③ 《北华捷报》，1925年8月29日，第251页；切斯诺：《中国的工人运动》，第266页。

④ 《北华捷报》，1925年3月21日，第478页；1925年4月25日，第140页；1925年6月13日，第440页。

① 《密勒氏评论报》，1926年7月24日，第188—190页。

② 《北华捷报》，1925年8月15日，第167页。

③ 基南：《中国的杜威实验》，第119页。

① 赫尔曼·马斯特第三和威廉·G.塞韦尔：《出自传统的革命：戴季陶的政治思想》，《亚洲研究学报》，34.1（1974年11月），第73—98页。

① 《北华捷报》，1925年1月17日，第91页；1925年10月31日，第194页。

② 《密勒氏评论报》，1925年3月7日，第21页；1925年11月21日，第228页。

③ 《密勒氏评论报》，1926年4月17日，第179页。

④ 《密勒氏评论报》，1926年2月13日，第316页。

⑤ 《北华捷报》，1925年6月24日，第146页。

① 宋子文任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中央银行成立于1928年——译者。

① 《中国商会的权力与政治》，《密勒氏评论报》，1926年7月24日，第190页；《密勒氏评论报》，1926年7月17日，第176页。

② 《北华捷报》，1925年3月21日，第478页；1925年4月25日，第140页；1925年6月13日，第409页。蒋慎吾：《上海市政机关变迁史略》，载《上海资料研究》，1926年第1版，第78—82页。

③ 《北华捷报》，1926年5月8日，第252页。

④ 《向导周报》，177（1926年），第1832页。

⑤ 《北华捷报》，1926年11月20日。

① 卡尔·曼海姆：《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论文集》，第2章。

① 约瑟夫·费尤史密斯：《商人联合会与国民党在上海的统治的建立》，（向1978年3月31日至4月2日亚洲研究学会芝加哥年会提交的论文）。

② 伊罗生：《中国革命的悲剧》，修定版第2次印刷，第166页。

③ 小帕克斯·科布尔：《国民党政权和上海资本家，1927—1929年》，《中国季刊》，77（1979年3月），第1—24页。

官僚主义的恢复与资产阶级的衰落，1927—1937年

官僚主义的恢复与资产阶级的衰落，1927—1937年

长期以来，南京政府治下的十年（1927—1937年）被看作是资产阶级的极盛时期。30年代的观察家和新闻工作者同意的这一论点，也为研究这一时期的大多数历史学家所接受。迟至1975年，琼·切斯诺还写道：它的（国民党的）权力是建立在保守的管理人阶级和亲西方的企业家阶级的联盟基础之上。①按照这种理解，商业资产阶级，特别是上海的资本家，和地主是这一政权的主要支持者和受益者。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学家们一般采用相似的解释。②他们在修辞上谨慎地满足于谴责买办和官僚资本家，但是事实上很清楚，整个资产阶级都被牵连进了所假定的对蒋介石政权的支持。在共产党的历史学家眼里，的确，正是对这一政权的支持，赋予了这个或那个企业家以买办或官僚的特性。谁也不知道原来的民族资产阶级其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不可思议地从政治和经济舞台上消失了。

最近的研究①已经开始重新考察国民党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这个困难的问题。这种修正后的论点的极端形式认为，“城市经济势力并没有控制或有效地影响过南京政权”，并认为，蒋介石政府只关心“从政治上削弱城市精英和榨取国民经济中的现代化部门”。②

如果这种修正后的理论，如我们所相信的那样，是有充分根据的，那么资产阶级国民党政权这种看法为什么会如此长期地被广泛接受呢？解释的困难显然证明了这个难以分析和描述的政权确实有其模糊不清之处。当一位历史学家失去信心时，他很可能会问自己是不是真的在论述一个没有阶级基础的政权。③但是这种误解似乎是中国人自己故意促成的。急于把中国的发展描述为符合马克思主义客观规律的中国理论家们，试图证实存在一个资产阶级阶段，无论是买办的、官僚的还是半封建的资产阶级。另一方面，蒋介石政府很高明地创造了一个对它自己最有利的形象，一个最可能吸引西方的同情和财政援助的形象。正像毛泽东的中国宣扬节俭和友爱，试图使西方的激进派和左派人士眼花缭乱一样，蒋介石的中国也热衷于夸大其词地宣扬其城市化、现代化和自由化的特点，一句话，它的资产阶级特点，以说服和争取欧美民主国家。他们双方都成功地塑造了自己的形象，这说明我们对中国是多么无知。因为外国人与中国的接触毕竟是有限的，他们不得不依赖一个中介人或翻译。对于国民党中国，宋子文是担任这种角色的最有名的人物。他在哈佛大学受过教育，精通英语。他主持记者招待会，接待企业家和外国顾问。琼·蒙内特说，“我和宋子文打交道很容易，他的文化是欧洲式的”。①但是，要明白南京政府并不像宋子文那样关怀中国资本家，这对蒙内特或其他像他那样的人来说就困难得多了。在宋子文为说给他的外国友人听而制造的神话后面，人们今天开始看到完全不同的情景：资产阶级从属于并被结合进国家机器；官僚机构经常处于变动之中，其目的和手段都不稳定；现代经济部门总是处在国际舞台各种风险的支配之下。

资产阶级的异化

资产阶级自辛亥革命以来所享有并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之后得到加强的政治主动权，被1927年后重新建立起自己的特权和权威的政府剥夺了。这个官僚机构比起清朝政府来，在其目标方面更加野心勃勃，成功地取消了一部分上一个世纪使商人阶级得到好处的自主权。面对民国当局的侵犯，外国租界只能提供越来越脆弱和虚幻的保护。资产阶级别无选择，不管是福是祸，只好让自己被卷入国家机器中去。

资产阶级的组织依附国民党政权

南京政府为使商人组织从属于它，在1927—1932年间采取多种多样和互相补充的战略，发动了攻势：建立平行机构，改组或取消原有组织，逐渐减少资产阶级的政治与社会活动。上海是资本主义的堡垒和国民党的总部，为这一攻势的开展与成功提供了最好的例子。

在第一阶段，成立于1927年的上海商民协会成倍地增加了它的分会：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传统法人团体的统一。从事同种职业活动的行会——如丝织和养蚕业，或豆类和稻米贸易业——被要求改组。采用统一的组织结构往往和管理机构的深刻变化是一致的。老的执事者因被指责为精英统治论和买办主义而威信扫地，被迫让位于因追随国民党而被信任的继承者。

政府一旦建立起对基层组织的控制，就开始攻击各商会；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929年3月）上，曾要求压服商会，但没有成功。在上海，从1929年5月至1930年6月，以虞洽卿为首的一个委员会改组了总商会。在统一商业利益的代表这一借口下，总商会和南道分会（电车系统——译者）及闸北的分会合并，并给商民协会的代表保留了1/3的席位。公共租界里的大多数领袖人物都被撤职：正是他们在20年代初使商会成为有威信和有影响的组织。自此以后，商界受华界小企业主和商民协会的控制，他们没有能力或者不愿意反对当权的政府。新的大上海市商会只不过是当地政府的一个齿轮罢了。①

根据1927年7月和1930年5月颁布的法令，上海市政府在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下享有极其广泛和重要的政权及司法权。所有的商业组织都要受它的社会局的监督。自19世纪以来使这些组织得以管理各城市社区的发展方向，被粗暴地扭转了。自此以后，市政当局不断侵占历来属于商会和行会的领域，一切职业上的争执都要由市政府来解决；收集各种经济统计资料、办理各种慈善事业，也都由市政府负责。

资产阶级被剥夺了自主的代表机构，失去了对地方事务的管理权，并且从他们的传统活动中被驱逐了出来；也同样失去了对某些反对外国的运动的控制，20多年来他们曾经致力于发展这种运动，并从中得到好处。

纳税华人协会继续抗议公共租界工部局强征税收，不过不再从商会的显要人物接受指示，而是从国民党在上海的商民部接受指示。①抵制运动本来是商人们抗议外国权势的一种自发的社会抵抗形式，政府终于试图将它制度化。政府终于得到了一种双刃武器，既可以对付帝国主义，同时又可以对付资产阶级。在1927年6月日军于青岛登陆所引发的运动中，学生和商人都没有掌握主动权。群众团体集合的地方是国民党在上海的总部，各种规定从那里发出，对违犯规定者的处分也由那里公布。虽然准备用来囚禁奸商的牢房似乎经常是空着的，这次抵制仍然给了当局一次控制商业团体的机会。抵制的制度化在以后的运动过程中变得更加正规。作为对日军再次在山东登陆的回答而组织的1928年的抵制运动，从一开始就是由政府控制和指导的。5月初《中央日报》大字标题的内容是：万众愤怒抗议日本出兵，在党的领导下集中权力。②7月末举行的一次全国抗日会议规定了全中国所有抵制组织的正当行动，这一次牢房并没有空着，至少在汉口是如此。③

1931—1932年的抵制运动标志着这一发展的高峰。反对日本侵略满洲的全国性抗议斗争完全掌握在国民党当局的手里。日本在国际联盟声称，是中国当局自己组织了这一运动，这并不是没有根据的。日本人引证了一份文件——1931年9月25日行政院发给各省市当局的备忘录，标题是：抗日行动计划。它明确指示：各级党部都应通过各群众团体组织“抗日救国会”。④C.F.雷默向全世界为中国的论点辩护，说这是一次自发自主的行动，政府当局并未插手，但他也承认这次抵制运动和以往各次相比，配合要好得多。受控制的“自发”群众运动这一策略，并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新发明。

资产阶级被剥夺了一切主动权之后，发现它长期进行的那种“救国”斗争被用来对付它自己了。事实上在1932年末，对真实的或想象的违反抵制规定的行为的惩罚，有了一种新的特点。不再像以前那样登记在案、罚款或者销毁货物。现在是那些其名称会引起人们回忆的秘密团体，“上海除奸热血团”“铁血团”等等，对得罪了人的商人采取赤裸裸的恐怖行动了。在政府官员、国民党强硬派以及受他们保护的地痞流氓的掌握下，抵制运动变成了威吓和进行恐怖活动的手段，变成了使资产阶级顺从国家权力的又一种手段。

受到威胁的租界庇护所

租界的存在曾经促进19世纪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商人们在这些外国飞地里开设商店，逃避中国当局的高压和掠夺。1927年末租界制度——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事实上——日益受到资产阶级曾经鼓励过的民族主义复兴浪潮的威胁，但资产阶级却成了这一浪潮的第一批牺牲者之一。

1927年春天，汉口和九江被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队占领，英国放弃了它在两地的租界，于是列强都学英国的榜样，采取了妥协政策，将33个租界中的20个交还给南京政府。当然，那些最重要的租界还保留着，特别是上海的租界。但是外国人却不得不将上海会审公廨交还给中国，取代它的是在1930年设立的一个地方法院（上海特区地方法院）和一个省上诉法院（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在这些法院里一切外国干预均被排除。公共租界内的中国居民终于在一场斗争中获胜，工部局中有了3名华董；1930年5月又增加到5名。同时，上海特别市政府领导了一场向外国人进行的名副其实的消耗战，提出一起起案件和问题，对条约提出越来越有限制的解释，有时干脆将其置之不理。外国人小心谨慎地避免使用武力。但是一次又一次的妥协消蚀了他们的特权，中国当局赢得了监督租界行政的权利。①

特别是他们成功地扩大了对舆论的控制，或者，至少控制了舆论在学校和报刊上的形成和传播。他们要求所有的学校都必须向政府立案，然后又要求所有报纸注册；并且都做到了。当他们重新取得了对中国居民的司法权时，他们就使外侨社会充分地感受到他们的行政权力的份量。

1927年4月，国民党和上海的黑社会结成联盟，这就进一步加强了他们对租界的控制。行政部门再也不能阻止地痞流氓了。在杜月笙、黄金荣和张啸林的指挥下，人数多达两万乃至十余万的青帮分子也都成了国民党的特务，他们不但追捕工会和共产党的领导人，也绑架、暗杀不肯付钱给政府的富有的商人。从1927年5月至8月，恐怖的浪潮席卷商界，他们被迫为国民党向华北各省进军的部队提供款项。②

租界越来越容易受到国民党合法或不合法的影响，对中国的居民顶多只提供虚幻的保护。中国商人发现他们和自己上个世纪的前辈们一样，在官僚机器与日俱增的压力下毫无防卫能力。

资产阶级：牺牲者还是同谋者？

资本家们对所遭受的剥削和屈辱提出了抗议。1928年夏，北伐结束以后，他们因政治上一定程度的缓和而感到欣喜，并受到当时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的庇护：他们能够向全国经济会议（1928年6月）和全国财政会议（1928年7月）提出自己的不满和要求。1928年10月改组后的全国商联会要求由他们的代表在立法院中占有5个席位。商人们甚至威胁，如果不满足他们的要求，就要停止向政府提供贷款。①

紧接上海总商会改组之后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929年3月）制止住了这些资产阶级闹独立性的表现，而资产阶级也好像放弃了一切反抗的企图。国民党向资产阶级施加的种种压力是否足以解释这种消极的态度呢？我们能不能够不重新提出这个政权的资产阶级基础这一论点，而像J.费尤米斯那样，相信国民党给了资本家们足够的补偿——至少是对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从而才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呢？②

在企业家中，这个政权对银行家们的个人事业和经济利益尽力最多。在民国初年，北京的银行家们与各政治和行政派系关系密切，靠公债发了财。1927年末，轮到一直珍视自己独立性的上海银行家们通过公债成为主要贷款人了，并由此而将他们的事业和蒋介石联系在一起。从1927年到1931年，政府所借的多达10亿元的内债中，大多数（50％至75％）是他们提供的。政府出售债券的价格远远低于其票面值，使各银行得到的实际利润约达20％，大大高于8.6％的官方利率。这个政权的头几年是银行业的繁荣时期。但是在1931年至1932年的危机时期，市场饱和、日本侵占满洲和政治不稳定，导致了公债价格暴跌。接着，在1936年，政府又强行规定偿还公债打折扣。同时，政府通过1935年实施的币制改革和在银行业的突然行动，控制了主要信贷所，此后一律由国民党官员管理。

一部分银行家由于早已丧失了许多特权，又没有任何进行其他活动的途径，只好选择投身政府上层的道路。吴鼎昌（1884—1950年），就是一例。他于1912年在中国银行开始他的事业，曾进行过有利于私股的改革，并按照美国模式改组私营银行，将它们的资源集中到四行储蓄会。但在1935年，他断绝了和私人企业的一切联系，当了实业部长，其后在1937年又就任贵州省主席。①

张嘉璈（1888年—）和吴相似，在中国银行时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上海也都一贯扞卫银行经营自由的思想。他在创建上海银行同业公会和《银行周报》的工作中起过重要作用；作为中国银团的首脑，他曾试图迫使北京政府接受严格的财政控制并进行预算改革。他在1935年的打击下被迫离开中国银行，当了铁道部长，1942年奉派赴美国研究经济建设问题。②

钱永铭（1885—1950年）早在1927年就选择了从事政治和行政工作的道路。钱曾努力反对政府对交通银行的干预，并在1920—1922年上海银行同业公会力争成为有效的和强有力的政治力量的时期，担任该会的会长。他很快加入蒋介石集团，接受了财政部次长的职务，并于次年出任浙江省财政厅长。③

还有一些银行家参加蒋介石集团，是为了以国民党官员的身份保住他们以前以企业家身份经营的企业中的位置。前中国银行董事长宋汉章就是这样，他在1935年改组后，在宋子文的控制下担任中国银行董事会执行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这个在1915年至1916年曾经尽一切可能使中国银行脱离袁世凯政治操纵的宋汉章，从此为南京政府服务。

有一些人虽然没有参加政府，还是受到敦促，或多或少地在政府直接控制下经营，并且由于承担了官方的使命而改变了他们的前途。例如陈光甫，在1937年以前，一直经营他在1915年创办的私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他和孔祥熙有老关系——他们在美国同学，有人说他们是亲兄弟——这也许使他更容易接受后者作为财政部长对他的金融活动所加的控制。这种关系无疑有助于他在政府中的前途。他被派往美国，就币制改革框架内中国白银储备的换算事宜进行谈判。1937年以后，陈就完全从事公职：他负责中国向美国借款的工作，从1938至1941年，又担任财政部对外贸易委员会主任。①

浙江兴业银行的赞助者李铭（1887—1966年）的经历没有发生这样明显的方向改变，但也带有更多的官员的性质。1927年他被任命为国债基金保管委员会主席，保证了对内债的良好管理，提高了政府的信誉。1935年之后，政府任命他负责改革金融部门机构的工作。②

1927—1937年，新政权的借款政策给银行家们带来了财政利益，经济管理部门向他们敞开了官方或半官方前途的前景，这两者既鼓励他们支持政府，也加速了他们由企业家转变为公务员或半公务员。此外，政府通过1935年在银行业采取的突然行动，控制了全国银行66％至70％，没有给他们留下多少选择的余地。相比之下，实业家和商店主则不是被拉拢而是一直受到压制。资本税的负担在新的财政制度下日益加重：1928年制定统一货物税，1928、1929和1939年修定关税。当1935年纱厂和面粉厂大厂主荣宗敬被判决破产，需要政府帮助时，他向政府指出，在前此三年中他总共交纳了1000万元的税款。③穆藕初在1923年的危机中对其纱厂失去控制，而在1929年却接受了财政部次长的职位，①但是，撇开像他这样的少数例外不谈，实业家和商店主当中却没有大批转入仕途的迹象，而在金融界这是引人注目的。实业家和商店主显然不能像银行家们那样为政府的赤字提供财政支持。他们也就得不到同等的优惠待遇。1935年以前，他们还能在自己的企业中保持一定的自主权。那时政府只控制了华资工厂的11％到14％。②但是在以后的岁月中，政府在强有力的国家银行网络的支持下，把它的控制伸向已被世界经济危机削弱了的工商业部门，而没有号召企业家们以其技能为国家服务：他们通常被排挤出去，得好处的是那些已经就任的国民党官员。

就这样，通过强制和授与特权相结合的办法，资产阶级被统一到国家机器中去了。强制打击企业家最甚，而特权使银行家受惠更多。

这个政权急功近利的观念可以解释它为什么给予资产阶级的几个主要集团以不同的待遇。的确，现代银行的运营几乎完全靠公共开支提供资金作为基金，这就使企业家们有接受官僚政治所加的调整的准备而不那么可能接受中国商人和手艺人自主和合作传统的调整。异化了的资产阶级已经不再是自己的主人。自此以后，它的命运要由已经把它置于监护之下的政府决定：资产阶级的命运取决于这个政府的所作所为，更深刻地说，取决于它的真实本性和它对自己应起的作用的看法。对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于是转到了对南京政权的分析。

官僚与资产阶级的共生

正像E.巴拉兹曾经极其生动地描述过的那种循环运动那样，资产阶级一旦从属于国家，胜利的官僚机器就会再度压制它的创业精神。国民党的文职官员和对政府唯命是从的资产阶级在30年代形成的共生关系，与旧帝国衰落时期的官僚资本主义颇为相似。在国民党统治下，也像在清朝统治下一样，政府力图用现代化的企业来加强它的基本权威，而高级官吏则利用在经济发展的幌子下动员起来的人力和物力为自己谋求私利。但是，现代化的主题在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中所起的作用及条约口岸的资源在其财政体系中所占的关键性地位，是否允许我们把南京政府和儒家农业帝国相提并论呢？

从国民党政权所进行的制度改革来观察，可不可以认为官僚和资产阶级共生是因为企业家阶层还很软弱，国家为了鼓励其发展，采取一种国家独立与国内和平的政策，暂时给予救助？德国与日本的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或者，也许我们应该认为，国家的干预根本就不是为了推进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宣告由政府实际接管其发展。资产阶级部分地被吸收进官僚政府，正好与一个技术官僚与管理者阶级的形成同时，和以企业官僚主义化为特征的清朝旧式官方资本主义相比，这是一种以官僚专业化为基础的新的国家资本主义。

在国民党内部，各种意识形态流派矛盾很大，足以支持各不相同的论点。一种论点支持官僚现代化，愿意与企业家们进行对话，急于帮助他们，并让他们参加政府；考察1928至1933年担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出这种论点。他与资产阶级合作的最初尝试，可以上溯到1928年6月他为促进企业家与高级官员会面而召开的全国经济会议。1932年，为了争取企业界的支持以反对蒋介石关于军费开支的政策，宋子文在上海总商会组织了一次反对内战的会议，这是资产阶级最后一次重大的政治表现。第二年，宋子文力图让上海资本家参加国家经济委员会的领导，这是为发展和管理西方国家对华财政与技术援助而设立的一个政府机构。宋子文在1933年10月卸去了政府职务，这一合作因而中断，企业界失去了他们的主要代言人。

实际上这个政权仍然受从孙逸仙的教义那里继承下来、并因世界危机的经验而得到加强的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支配。在1929年3月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它重新肯定了它对私人资本主义的谴责。1930年以后，在从此成为支配力量的蒋介石影响下，这种谴责由于官方的教义中融合了儒家的箴言和法西斯主义的原则，而变得更加严厉。尽管这种反资本主义思潮可以从革命历史中找到正当理由，它却常常是由传统的反重商主义感情决定的：例如1930至1936年任山东省主席的韩复榘对这一点就说得很清楚，他急于改善农村的行政管理，而对过于迅速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表示怀疑。①

主张现代化的人则在德国和意大利的独裁者中寻找榜样，在提高效率的口号下宣扬由国家来计划和协调经济发展。例如中国的法西斯主义理论家和秘密组织蓝衣社的鼓动者刘健群就是采取这种立场的人之一。在他们的惩戒准则中，“奸商”被列入应从社会里清除的“腐败分子”之中，他们的目的是要将重工业、采矿业、运输业和对外贸易重新置于政府的直接管理之下。②推行发展经济的方针是把它当作荣耀和国力的构成要素，它本身并不是十分优先的目标。

在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后面还有许多力量在起作用：对金钱的贪欲，裙带关系和宗派主义。不少高级官员只不过把经济建设当作个人发财的机会，最上层的夫人们尤其如此，特别是蒋介石夫人和孔祥熙夫人。

目标不明确导致了政策的分歧。和平与国内安全的重新建立（特别是在长江中下游）以及对工人罢工和工会运动的镇压，鼓励了企业家们的活动。尤其是长期以来商会和银行家协会、雇主联合会所要求的一系列组织改革，政府都已付诸实施。1931年废除了厘金，中国收回了关税自主权：进口税从1929年的4％增至1930年的10％，1934年又达25％。1932年在上海开办的新造币厂，为1933年3月颁布“两”的废除扫清了道路。这一非常古老的会计单位的消失简化了币制，自此以后币制就以银元为基础了。完成货币统一的时候适逢世界银价上涨：迫使中国在1935年采用法币，发行法币是国家储备委员会监督下的四家政府大银行独有的特权。①

1928年，新的中央银行将半官方的交通银行、中国银行和较晚创立的农民银行置于自己的权力之下，这就可能将现代金融部门加以改组。中央银行从外国银行手中收回了对海关收入的保管权；这一日益增多的收入充实了该银行的资金。1933年，上海票据交换所从汇丰银行手中接管了银行之间的结算业务。

自1911年以来，厘金的负担、关税不能自主、货币与金融体制的混乱，一直被正确地指斥为各种妨碍现代经济部门发展和资产阶级繁荣的原因。南京政府的改革废除了这些障碍，但是它马上又制造了同样大的障碍，在政府管辖的地区，厘金废除了，代之而起的是繁多的产品税：卷烟税和面粉税（1928年），棉纱税、火柴税和酒税（1931年），矿产品税（1933年），等等。新收回的海关自主权所起的作用主要不是保护本国工业，而是充实了国库：对原材料、机器和成品都一律课以同样的进口税。

银行体制的合理化与集中化，导致了1935年11月等于是国有化的突然行动。确立纸币制度使政府在未来能用增加发行来弥补赤字，但同时也为长期的通货膨胀开辟了道路。

的确，资产阶级所寻求的全部改革好像都反击到它自己身上了。尽管注意到某些表面上的相似之处，我们却不能把南京政府的政策和明治时期日本领导人的政策相比。即令这些改革曾经在某些时候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活动，国民党政府的主要目的也不是要建立一个有利于私人企业的组织体制。它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说明它对此没有兴趣：在1932—1935年工商业萧条的头几年中政府不曾给与任何帮助，就是最不容置疑的证明。

有无可能因此而在南京的政策中找出国家资本主义的开端呢？1935年11月银行的准国有化本身并不等于对主要经济活动的控制，因为在中国，现代金融部门的兴起主要是靠公共开支提供资金，而不是靠生产投资。但是银行国有化却大大地增加了政府干预工商业的机会。在经济危机的压力下，工商界自己要求政府进行干预，这种干预最初采取贷款的形式：迟至1935年才成立并在杜月笙控制下的工商业救济贷款委员会，分配了2000万元的贷款。①于是中国银行在新任董事宋子文的推动下，控制了大约15家纺纱厂（总计约占中国纱锭数的13％），并将其干预扩展到轻工业的各个领域：卷烟，面粉，稻米的加工与贸易。

在孔祥熙控制下的中央银行相对来说不那么活跃。但是在这两个例子中，公私利益都错纵复杂地纠缠在一起。例如，孔祥熙和宋子文都是一家私人企业中国建设银公司的主要股东，这家公司创建于1934年，为中国企业吸引外国投资，在1935年以后其主要任务是在国营银行和主持主要发展项目的政府机构——如财政部和全国经济委员会——之间充当中介人。后来发现这两位高级官员和他们的家族也进行私人投资。孔祥熙联合杜月笙一起创办的启新公司对公债、黄金、棉花和面粉进行投机。此外还有很多合营公司。其中有些是赎买处境困难的私营企业的产物，例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到1937年末宋子文成了该公司最大的股东。其中还有许多——中国植物油料公司，中国茶叶公司，上海中心渔业市场——则是1936至1937年任实业部长的吴鼎昌直接组织的，它们都得到各省政府的合作，并由通常属于政府几个派系的私人资本家予以财政支持。这些公司能得到财政津贴，享有垄断权和其他特权，常常挤垮与之竞争的私营企业。①

只有蒋介石和军事委员会直接权力之下的资源委员会采用了没收的政策，其结果是大部分重工业和采矿业都由政府控制。

严格说来，经济的公有部门仍旧是有限的。但是不能将不属于公有部门的工商企业看作纯粹私有部门的组成部分。在这些企业中，握有各式股权的政府高级官员们所起的作用使它们的性质很不明确，这是官僚资本主义的特点。尽管国家利益和官吏们的私利之间存在舞弊和混乱，遭到历史学家们的普遍谴责，却不能据此而给这种体制下定义。而且和19世纪“官督商办”企业的相似之处也只能说明部分问题。1930年的官僚们和1880年的清代官吏事实上是完全不同的。尽管有些人想在吴鼎昌与清代总督之间寻找相似之处，但发展后面的动力却来自中央，而且只限于少数最高级官员（即使不限于共产党史学至今仍然坚持的宋、孔、蒋、陈四大家族）。他们当中最活跃的人物都曾在外国受过教育，对现代世界及其工业与财政方法的了解，胜过他们的清朝先辈，不可相比。这个官僚集团（至少包括中央政府的上层）由于吸收金融和经济专家，加速了它自身的发展。企业资产阶级的衰落与这个官僚集团的现代化是同时发生的。出于政治策略上的原因，共产党的历史家们将这两种现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将前者视为后者的直接后果，并号召资产阶级团结起来反对国民党的政权。

尽管如此，也不能肯定这一双重发展不遵循更普遍的规律：一个巨大的农业国的经济与技术起飞必然会有的规律。资产阶级在其黄金时代已经证明，没有能够维持（或恢复）团结与民族独立的国家机器，这种起飞就不可能。既然中国的历史传统不允许强大的（或相对强大的）政府与多元化社会中的各种自主集团同时并存，因此，和官僚共生似乎就成了资产阶级求生存的唯一可能形式。

在许多方面，这个资产阶级-官僚混合体更接近于今天社会主义政权下的“新阶级”，而不像西方的自由资产阶级，因此评价这个混合体时，就既不能根据它和私营企业的关系，也不能根据它道德上的腐败（这在所有的“新阶级”中都以各种形式普遍存在），而是应该根据它是否能够确保国家经济的发展。

它是否要对道格拉斯·S.帕俄和易劳逸①所指责的停滞负责呢？或者相反，是否应该将拉蒙·迈尔斯②和托马斯·G.罗斯基③所描写的扩展归功于它呢？南京十年的经济平衡表含糊不清，这更增加了分析的困难。不过这种模糊不清主要涉及农村的演变，上述作者们对规模不大的现代经济部门的进步，看法是一致的。张长治编写的工业生产指数表明，南京十年的年增长率为8—9％，其发展速度和民国时期的大部分年份（1912—1937年）相当。此外，T.罗斯基还坚决认为，在这一时期内，发展中的工业在质量上有进步。

不过在这一普遍发展趋势之下，出现了与20年代相似的周期。在战后的经济奇迹之后是1923—1924年的经济危机，它因三年的革命与内战而延长；至1928年末，现代经济部门又经历了一个新的繁荣时期，直至1932年的又一次危机。在1935年，1/4的中国工厂都停工了。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才开始复工。

在30年代，也和20年代一样，这些经济波动主要是由外界事件决定的。在世界经济危机期间，白银大幅度跌价，在1928至1931年这段时间内国际市场上银价下降了一半以上，这实际上等于中国货币贬值。其结果是刺激了出口，从而补偿了西方经济危机的影响，并刹住了某些商品的进口，对于不足以保护本国工业的关税也起了补救的作用。

1931年英镑贬值和1934年美元贬值，引起银价急剧回升，物价下跌对中国制造商立即产生影响，但是在条约口岸，进口商极力将价格维持在前一时期的水平上。白银在中国的购买力不如在外国市场上上升得那样快，这一差距引起白银的大量外流和猛烈的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与收缩的浪潮，加上日本入侵满洲和上海，比其他所有的因素都更强烈地动摇了30年代各条约口岸的经济。

和这种总是从属于国际市场的现象相比，官僚势力的复起和企业资产阶级的衰落其重要性都是次要的。并不是官僚主义化妨碍了现代经济部门的起飞，并最终妨碍了企业资产阶级的发展：而是作为一个国家的中国太衰弱了。不进行政治和社会革命，使国民党政权带有城市色彩的这种资产阶级与官僚的共生现象，不可能为经济的真正现代化开辟道路。

中国资产阶级（无论是作为20年代“自由而西化”的古典型资产阶级，或者是作为30年代的官僚化的资产阶级）的失败，源出于一个更加普遍的原因，也就是使得经济起飞失败的同一原因。

如果我们抛弃自由主义者希望把资产阶级看作第三种力量的源泉的幻想，也抛弃马克思主义者把它看作革命发展的必然阶段的夸大了的信条，那么，是否有必要把中国资产阶级的经历看成只不过是历史中的偶发事件——一个不会再次出现的插曲呢？在以后的革命阶段中，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了。但是一种传统留存了下来：城市的、现代主义的、民主和世界性的传统。这种传统——向世界其余部分开放的民族发展传统——感召着后世的现代化官僚。中国资产阶级是最先作为一个阶级而接受现代化挑战的；这就是它所奠定的这一传统继续感召那些梦想在它失败了的地方获得成功的人们的原因之所在。

① 琼·切斯诺和弗郎索瓦·勒巴比埃：《中国：从辛亥革命到解放》，第188页。

② 陈伯达：《中国四大家族》。许涤新：《官僚资本论》。

① 易劳逸：《夭折的革命：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1927—1937年》。小帕克斯M.科布尔：《上海资本家和国民政府，1927—1937年》（伊利诺斯大学博士论文，1975年）。M.C.白吉尔：《“另一个中国”：1919至1949年的上海》，载C.豪编：《上海：一个亚洲大城市的革命和发展》。

② 科布尔：《国民党政权》，第1—2页。

③ 易劳逸：《中华民国研究通信》，1.1（1975年10月），第14页。

① 琼·蒙内特：《回忆录》，第134页。

① 雪莉·加勒特：《商会》，载伊懋可和施坚雅编：《两种社会之间的中国城市》，第227—228页。科布尔：《国民党政权》，第23页。

① 费唐：《报告》，1，第243页。

② 《申报》，1927年6月24日，第13页；1927年6月30日，第13页；1927年7月2日，第13页。

③ C.F.雷默：《关于中国抵制外货的研究》，第138—140页。

④ 雷默：《关于中国抵制外货的研究》，第269页。

① 贝热尔：《“另一个中国”：1919至1949年的上海》。

② 科布尔：《国民党政权》，第1—2页。

① 科布尔：《上海资本家》，第4章。

② 费尤史密斯：《商人联合会》。

① 包华德和里查德·C.霍华德编：《中华民国传记辞典》，3，第452页。汪—驹：《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1872—1949年》，第418页。

② 包华德和霍华德：《传记辞典》，1，第26页。

③ 同上书，1，第379页。

① 同上书，1，第192页。

② 同上书，2，第316—317页。

③ 科布尔：《上海资本家》，第173页。

① 汪一驹：《中国知识分子》，第477页。

② 科布尔：《上海资本家》，第362页。

① 巴克：《中国城市的变化》，第167页。

② 易劳逸：《夭折的革命》，第47页。

① 保罗·T.K.石（音）：《艰辛的十年：中国国家建设的努力、1927—1937年》；阿瑟·N·扬：《中国的建国成就，1927—1937年：财政和经济记录》。

① 科布尔：《上海资本家》，第267—271页。

① 同上书，第286—301页。

① 道格拦斯·S.帕俄：《国民党与经济停滞，1928—1937年》，《亚洲研究杂志》，16.2（1957年2月），第213—220页；易劳逸：《夭折的革命》，第5章。

② 拉蒙·H.迈尔斯：《中国的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年》。

③ 托马斯·G.罗斯基：《中华民国经济概论》（多伦多-约克大学现代东亚联合中心讨论会论文第1集，1978年）。

书目介绍

书目介绍

1导言：整个民国时期

关于1912—1949年的中国，历史研究和着述主要盛行于世界四个地区——中国、日本、大西洋社区和苏联——但是这四个地区之间的联系并不那么理想。这无疑是由于绝大多数历史学家只有一段生活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他们应当尽力考虑用中、日、英、法、德、俄、朝鲜以及其他语文发表的关于中国的着作，正如他们也应当对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以及其他学科的种种概念发生兴趣。这是一个并不理想的世界。

1912年王朝结束以后，新闻出版业的兴起有助于中国对种种事件的记载。1949年以后，国民党国民政府控制下的台湾和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之后的人民共和国，都从事历史的编纂和出版。80年代出版了大量关于民国史的文献，进行了大量关于民国史的研究和讨论。

同时，日本在大陆的扩张及其后中国共产党革命的胜利促成了越来越多的日本对中国的研究，而苏联卷入中国革命所促成的俄文着作则要少一些。战争和革命也使英、法、德、荷、美等国的汉学研究在“区域研究”的名目下与社会科学结合在一起。结果产生了相当多的历史学术着作。

但是，只有少数中国学者精通日语并能利用日本收集的中国资料。能流畅地运用汉语的西方学者并不总能流畅地运用日语或俄语等有关的语言。我们研究民国还远不具有那种在学术上运用多种文字档案的能力，而研究现代和当代欧洲——如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的历史学家则做到了这一点。

对说英语的历史学家来说，可以认为，精通有关中华民国的史实几乎同样需要中文和日文。这是因为日文的参考着作和有助于研究的书籍总的说来至少仍然能够赶上中文的，即使在某些方面没有超过。简单的说明可见于两卷本的概述《日本的近代中国研究》——第一卷到1953年为止，费正清、坂野正高和山本澄子编；第二卷从1953年到1969年，蒲地典子等编。这两卷所评述的2000多种日本书和论文引用了这一领域的所有中文文献。

英国和美国的中国研究得益于可以广泛接触其政府的领事和外交使团的通信，以及传教士和其他在中国的侨民所留下的大量回忆录。可以利用的苏联文件和回忆录数量较少，只为苏联的中华民国研究工作留下较小基础。但是，20年代和50年代苏联插手中国的种种变化，以及关于意识形态、国家利益和外交关系的种种问题，所有这些结合起来导致苏联对中国的研究不断加强。大西洋社区关于中国学识的最大不足在于它不能充分考虑苏联研究中国的这些着作，即使外国与苏联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的接触，不用说，也为苏联当局所禁止。

由于《剑桥中国史》第10和11卷①的《书目介绍》已经提供了相当数量，我们尽力使这篇综合评述限于涉及课题的重要着作，再加上有价值的条目。对中国传统学识提供最有启发性看法的作品是邓嗣禹和奈特·比格斯塔夫合编的《注释精选中文参考着作书目》，1971年第3版。这部作品说明了民国学识产生的背境。关于共和国继承的清代档案和其他档案，最有启发、了如指掌的看法见于魏斐德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明清史研究》。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民国史的范围非常广泛的项目，计划出版多卷本的记叙体《中华民国史》，约1905—1949年；以及几种多卷本的原始资料集，包括年表、传记和第一手资料，安排了大约600个题目！见巴里基南的报导，载《中华民国研究通讯》，6.1（1980—年10月），第18—19页。

安德鲁·内森的《近代中国，1840—1972年：资料和研究辅助手段概论》是对中国和西方资料的有用的书目指南。次要的文献可参阅袁同礼：《西方文献中的中国》；施坚雅等编：《现代中国社会：有分析的书目》，3卷，此书极其强调20世纪。对本书所论述时期的1000种中国着作的有注释的入门书，是1950年出版的费正清和刘广京的《近代中国：中文着作书目指南，1898—1937年》，修订重印，1961年。新近的编目见于亚洲研究学会主办的年刊《亚洲研究书目》。对事件的最有用的英文综合评述是柯乐博所着《20世纪中国》。

以外国地图和丁文江、翁文灏领导的中国地质调查所指导的实地测量为基础的民国时期的两本地图集是《中国分省新图》（1933年）和《中华民国新地图》（1934年）。关于沿海各省，可以在20年代编纂的县志中找到常常是用从日本得来的制图知识绘制的更精密的地图。

在年表方面，最新的中文着作是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创办人郭廷以所着《中华民国史事日志》，1912—1925年，在他死后于1979年出版。

这里要特别提到某些早期的着作，虽然它们后来已经过时。例如，紧接1924—1927年的国民革命，一批受过现代训练的中国学者开始进行一个大项目，对此前30年划时代的变革进行一系列的历史评述。在上海太平洋书店赞助下出的这套书中，最有声望的着作是李剑农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1931年出版；1947年出增补本《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956年出邓嗣禹和英戈尔斯的英文节译本《中国政治史，1840—1928年》。“三十年历史”这个项目的另一着作是文公直（文砥）的《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2卷；这部书比丁文江出版较早的《民国军事近纪》更全面，但不那么细致。刘馥的《现代中国军事史，1924—1949年》增补了上书。

本书论述了在中国派系政治斗争中、军阀集团中以及国民党和共产党内的权力关系中起作用的亲属关系和其他种种私人关系。过去的王朝史的绝大部分自然是由官员的传记组成的。现代的传记研究也可能使中国人生活中的私人关系这个重要方面得到充分研究。

赵尔巽等编的536卷的《清史稿》，在大量传记中包含了有关民国早期的有用知识。张其昀、萧一山等编的修订本，取名《清史》，添补了更多的传记资料，还增加了索引。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民国史的庞大汇编项目的第一部作品，是李新等编的《民国人物传》，第1卷，北京，1978年。这部书包括政治、军事、文化和实业方面领袖人物的传记条目。

许多英文的综合传记词典已编辑出版。恒慕义编的《清代名人传略》，2卷，下迄民国初年。包华德和理查德·C.霍华德编的《中华民国传记词典》，5卷，集中于这一时期。唐纳德·W.克莱因和安·B.克拉克编的《中国共产主义传记词典，1921—1965年》，2卷，续作。范围更广的是桥川时雄的《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

在现代体裁的大型传记方面，胡适的《丁文江的传记》，用了20年的时间才完成，下笔审慎，明晰、准确、完整，是典范之作。关于金融家-实业家的另一部里程碑似的传记是《周止庵先生别传》，他的女儿周叔媜所作，燕京大学硕士论文。晚清和民国初期错综复杂的私人和派系关系方面的专家沈云龙写了两位民国早期总统的传记：《黎元洪评传》和《徐世昌评传》。

年谱，个人经历的年表或编年记载，是传记编纂的传统形式，可以用来探索民国早期领袖人物错综复杂的私人关系。关于政治史，特别提出《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关于思想史和民国早期的政治，研究者们得益于1958年出版的不朽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篇初稿》，3卷，丁文江等编。其他编纂的年谱涉及的范围很广：段祺瑞、谭延闿、王国维。所有年谱中最详尽的是孙逸仙的年谱。以几种较早的着作为基础，台北国民党的档案馆三次修订和增订《国父年谱》（1958、1965、1969年）。在广州，一个大项目是于1979年开始编纂甚至更为全面的孙逸仙一生的编年史。关于蒋介石，有审定的《民国十五年以前的蒋介石先生》，20册，30年代早期毛思诚编，曾在香港重印。为了尊崇他，一部最详尽的年谱已于80年代完成，在台北出版，名为《总统蒋公大事长编》。

传记的合集有：《革命人物志》，丛书；吴相湘编的《民国百人传》，4卷。闵尔昌编的《碑传集补》，24册，其中的传统体裁的传记在1912—1927年这段时期的历史研究着作中常被引用。关于实业方面的人物，可参看徐盈编的《当代中国实业人物志》。关于地方史，新近的典范是周开庆编的《民国四川人物传记》。还要特别提到两种杂志：《国史馆馆刊》和台北的《传记文学》。

关于中国近现代的出版事业，可参看张静庐编注的一套重要着作：《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1953年；二编，1954年。《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1954年；乙编，1955年；丙编，1956年；丁编，1959年，2卷。《中国出版史料》，补编，1957年。对第一第二两种书的补编的出版早于第二种书的丁编两卷，均为中华书局（北京）出版。周策纵的《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1915—1924年：研究指南》（1963年出版），记述了1915—1923年这个时期的大约600种期刊。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着作编译局编的《五四时期期刊介绍》，3卷，也很重要。

比单一的书目介绍涉及更多题目的中文文献汇编中，最重要的有：北京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近代史资料》，50年代开始出版；国史馆馆刊主办的《革命文献》，50年代开始出版（第1—3、5—23、42—卷涉及1912—1927年这一时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中国外交史资料》，丛书，根据外交部的档案，至1925年。

英文译文的文件集中，可参阅狄百瑞等编的《中国传统资料集》；邓嗣禹和费正清编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米尔顿·J.T.谢的《国民党：历史文献选编，1894—1949年》。

关于重印的政府公报和学术期刊，可参阅华盛顿中国研究资料中心的《通讯》；关于在台湾重印的非共产党杂志，可参阅旧金山中国资料中心的图书目录。

英文的学术期刊有：《亚洲研究杂志》、《中国季刊》、《现代中国》、《近代亚洲研究》和《太平洋事务》等；中文的学术期刊有：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集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新《近代史研究》；日文的有《东洋文库》中的《近代中国研究》等。当然，还有许多扎扎实实的论文，是在日本、台湾、香港的大学的学报和中国大陆的大学的学报中发表的。偶尔也有专题论集的特刊，如《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1979年，即为《郭沫若研究专刊》。大西洋社区的许多中国研究中心通常通过它们的大学出版社出版丛书或小丛书，数量很大，这里难以论列。

2经济趋势，1912—1949年

甚至就20世纪的中国来说，令人遗憾的是仍然没有完整的或可靠的全国经济统计资料。北京政府的农商部确曾发表一系列年度统计表（农商部：《农商统计表》，上海，1914—1919年；北京，1920—1924年）。1914和1918年的统计表相对来说比其他年份好；从整体来看，这种资料是估计而不是核实的调查的产量。例如，全国铁路的统计报表也公布了（交通部：《政府铁路统计表，1915—1936年》，北京，1916—1928年；南京，1931—1936年）。当然，外国管理的中国海关每年都发表通常是极好的对外贸易统计资料。在萧亮林（音）的《中国的对外贸易统计，1864—1949年》中，海关统计资料直接用原始资料有效地核对过。但是一般来说，中央政府在1928年以前太弱，太无效力，不能做出有组织的全国性努力去收集经济资料。

随着国民党国民政府的建立，统计情况多少有所改善。财政部1928—1934年的年度报告是仅有的曾经发布的中国全国财政的真实报告（财政部：《第17、18、19、21、22、23财政年度的年度报告》，南京，1930—1936年）。关于30年代的农业统计资料，包括土地面积和产量，由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编制，并见于其月刊《农情报告》（1933—1939年）。这些估计，连同20和30年代卜凯个人在中央大学农学院主持的着作，大概就是可以得到的中国农业的最好资料（卜凯：《中国土地利用：中国22省，168地区，16786田场及38256农家之研究，（1929—1933）》，其第2卷是卜凯的475张统计资料）。我们能得到详细工业统计资料的唯一一年是1933年。这些资料是刘大钧为军事委员会资源委员会所作一项大规模调查的成果（刘大钧：《中国工业调查报告》，3卷）。刘大钧的资料不包括满洲和满洲以外的外国在华工厂。不过，可以得到日本对满洲工业的调查资料（约翰·扬：《南满铁路会社的调查活动，1907—1945年：历史和书目》）。对在华的外国工业也有许多估计，但没有一种赶得上刘大钧的调查。除了政府主持收集的统计资料外，还有可靠但却零散的私人收集的资料，从事这项工作的，在天津有南开经济研究所（主要是物价资料，见《1913年—1952年南开指数资料汇编》）；在上海有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出版两种文字的月刊《经济统计月志》，1934—1941年）。收集的上海物价指数见于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1921年—1957年）》。

尽管这些资料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大大超过1928年以前的资料，但国民党时期的经济统计资料缺点仍然不少，部分原因是中国在政治上仍远没有统一；部分原因是大部分经济活动仍然是在市场交易之外进行的，因而难以计量；最后还因为统计工作在技术上依旧落后。但是，甚至1928—1937年的相对不足的资料，如果和此后能得到的资料相比，也是天赐之物。战争和内战对收集统计资料部门的损害并不比对行政机构其他部门的损害小。就1937—1949年来说，且莫说财政金融统计资料，任何种类的微观资料都很缺乏，而且不可靠。张嘉璈的《恶性通货膨胀：中国的经验，1939—1950年》一书包括的资料只不过是作者所能得到的，他是中央银行的总裁。

我这里特别提到的统计书刊当然只是一些例子。还有更多的书刊——例如，实业部和南京政府外贸局的出版物，或为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准备的农村调查资料，以及中国地质调查所发表的中国本土及满洲的广泛矿产资料。除了这些官方报告以外，中国和日本的研究者（后者主要是为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出版了数以百计的零散的地方调查材料。但这些材料没有一种单独地——不是所有的加在一起——提供了，或可以容易地从中推导出，有关人口、就业、股本、国民生产和消费、物价、税收、货币流通等的完整资料，供经济史学家对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经济作确定的分析。对国民政府36个部门的介绍材料，见主计处的《中华民国统计提要，1935年》，包括大多数中华民国统计书刊的有用记载。严中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收入范围很广的资料，很有价值；其中的资料都有精心的注释——尽管其编排和评注有倾向性，编者对“指数问题”显然缺乏知识。第2章的脚注提到了其他的原始资料和专题着作的集子。

只能在这种种不利的情况下考察民国这段时期的中国。包含在本章中的大部分微观经济的记述终究只不过是靠智力上的推测，尽管1933年的工业资料公认是比较详尽的。中国国内的资料虽然不足，但还没有被充分利用，而谨慎地利用日本机构如满铁对20世纪中国经济的调查或许将表明，它们比我们所认为的更有助益。读者留意及之。

3外国在华的存在

韦罗璧的《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第2版，1927年；2卷）对这整个论题是有用的概论，尽管过分地墨守条文。王绍坊有很好的同名中译本，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出版。

20世纪早期外国人在华的许多方面，在每个主要订约强国已公布和未公布的外交通信和领事报告中都有相当详细的反映。英国、日本和美国这些年的外交档案的缩微胶卷在主要的科研图书馆中都可以找到。中国方面的外交史可以在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的外交部档案那一部分中加以研究。

在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在中国发行的外人办的报纸和期刊有80或90种。其中有些是传教士的通讯，用中文或某种外文。大约到1920年为止，在主要的通商口岸和北京，但不包括满洲，主要的非宗教性的报刊见表39。这些外国报刊对外交档案提供了重要的补充材料。

表39 外国在华的主要非宗教性报刊

在华基督教教会数量极多的文献自然主要是传教士们自己出版的，反映了他们的观点。克莱顿·H.朱（音）的《在华美国传教士：从传教研究图书馆论题目录中精选的着作、文章和小册子》，列举了7000个条目，按详尽的论题分类，并不限于美国教会，尽管其书名是美国传教士。赖烈特的《基督教在华传教史》，虽然最早出版于1929年，仍然是一个好的起点。在华出版的新教徒的主要刊物是《教务杂志》（上海，1867—1941年）。《中国传教年鉴》（上海，1867—1941年），后改名《中国基督教年鉴》（1926—1940年），提供了对教会工作一切方面的每一年的评价。对20世纪传教活动的最新研究成果有：保罗·A.瓦格的《传教士、中国人与外交官：美国新教徒在中国的传教运动，1890—1952年》；费正清编的《在华的传教事业与美国》；杰西·G.卢兹的《中国和基督教院校，1850—1950年》；雪莉·加勒特的《中国城市里的社会改革者：中国基督教青年会，1895—1926年》；小詹姆斯·C.汤姆森的《中国面向西方之时：美国改革者在国民党中国，1928—1937年》；以及菲利普·韦斯特的《燕京大学与中西关系，1916—1952年》。关于中国基督教徒中的自主的本国教会运动的发展，可参看山本澄子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

关于海关中的外国作用，可参看斯坦利·F.赖特的《中国争取关税自主的斗争，1843—1938年》。斯坦利·F.赖特的《赫德与中国海关》和费正清、凯瑟琳·布鲁纳等编的《北京总税务司赫德书信集：1868—1907年的中国海关》，揭示了赫德控制海关达40年之久。S.A.M.阿谢德的《中国盐务的现代化，1900—1920年》，分析了理查德·戴恩在盐税中的作用。我见过的北京科学出版社于1957—1962年出版的10卷《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丛书，重印了译自海关档案的重要文件，但除了第10卷关于民国时期处理庚子赔款支付问题的资料外，不包括20世纪的资料。

对外国在20世纪中国的经济作用，非意识形态的论述很少。基本资料可参阅卡尔·F.雷默的《中国的对外贸易》；卡尔·F.雷默的《中国的外国投资》；郑友贵（音）的《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工业发展》；以及侯继明的《1840—1937年中国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发展》。罗伯特·F.德恩伯格的《外国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1840—1949年》（载德怀特·H.帕金斯编：《历史剖析中的中国现代经济》，第19—49页）断定，属于外国的部门“无疑对中国国内经济做出了积极的、直接的贡献”。

4袁世凯时期

包括袁世凯的总统任期，并将辛亥革命和军阀主义的开始分隔开的中华民国的头四年或五年，很少被研究者和历史编纂者当作一个单元。有关的绝大部分集子和评论都是关心辛亥革命的副产品。学术上的注意随着清帝逊位迅速减少，随着孙逸仙集团1913年夏的受挫通常就完全消失了。这种兴趣方面的界限也表现于激发对民国革命进行研究的大型文件集：北京出版的8卷《辛亥革命》；台北国民党档案馆主持的丛书《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尤其是第二部分第3—5卷《各省光复》。《辛亥革命回忆录》中的一些回忆录继续到了民国初年，但涉及的时间通常都不长。为整个现代或至少是为20世纪前半期提供研究资料的系列书刊，尽管仍然很少，但却较好地提供了袁世凯时期的资料：台北出版的《革命文献》，和北京出版的《近代史资料》。这种集中注意力于辛亥革命而忽略其余波的倾向，起到了一些较早集子保持其价值的作用，着名的有：白蕉的《袁世凯与中华民国》，1936年出版；较近出版的沈云龙编的《袁世凯史料汇刊》。扩大出版资料的前景即将到来，因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已着手提供文件和编写中华民国史的雄心勃勃的计划。

对这一时期的总的看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根据当时报纸和秘史撰写的着作所左右。中心话题是袁世凯和他的军阀后继者的丑闻。这个传统最有才华的代表可能是陶菊隐，特别是他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6卷（1957年）。这种情况——只靠浅薄研究支持的传统做法——对任何历史学家显然都提供了完全改变评价的机会。近年出现了异议，但没有人认为应当作出完全相反的解释。陈志让的《袁世凯，1859—1916年》（修订版，1972年）的最后部分提出一种有特点的解释：袁世凯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爱德华·弗里德曼在《退向革命：中华革命党》（1974年出版）中注意袁世凯这些年的某些革命的对手。他使得关于孙逸仙革命动力的描述变复杂了，却没有降低孙逸仙对抗的正确性。欧内斯特·P.扬在《袁世凯的统治：中华民国初年的自由主义和独裁政治》中，试图撇开个人动机，并从争论问题和政治集团的新组合方面分析这位总统任期的政策，但发现政策有缺陷，而且经常是有害的。民国初年的这位总统仍然缺乏维护者。

密切注意一些次要人物导致了对这个时期的更正确的认识。在这方面梁启超提供了最令人注目的机会，因为他处于战略位置并留下了很多记载，包括上文提到的丁文江所收集的无可相比的书信集。张朋园已扩大了这种可能性，着有《梁启超与民国政治》。薛君度的黄兴传和K.S.刘的宋教仁传很有用。外国顾问在袁世凯总统任期引人注目的事件中扮演了某种角色。其中之一莫里循有关这几年的大量文件已精选出版：骆惠敏编的《莫里循通信集，第2卷，1912—1920年》。

民国早期的社会和经济史最初只好由集中于革命前的各种地方或省的研究补缀而成，见伊懋可、周锡瑞、玛丽·巴克斯·兰金和爱德华·罗兹的着作。对袁世凯统治时期经济政策的论述见菊池贵晴的《中国民族运动的基本结构——关于排外性联合抵制的研究》。关于民国早期的经济计划、地方农民斗争和正在兴起的妇女运动的论文，载于重要的日本学术着作：《中国现代化的社会构造：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史研究》，以及小野川秀美和岛田虔次编：《辛亥革命研究》。菲利浦·理查德·比林斯利1974年在利兹大学的博士论文《1911至1928年中国的盗匪活动，特别论及河南省》，论述民国初年的白朗匪帮。

学者们更系统地论述了外交关系，尽管关于国内分裂的争论很难予以澄清。蒲友书在未发表的密歇根大学1951年博士论文中，详细考察了重组贷款：《国际财团重组对华贷款，1911—1914年；战前外交和国际金融的一个事件》。关于西藏的英国国际关系和密谋的分析，见阿拉斯泰尔·拉姆的《麦克马洪线：印度、中国和西藏之间的关系研究，1904—1914年》；以及帕索坦·梅拉的《麦克马洪线及自此以后：英国、中国和西藏之间对印度东北边界的三方争论研究，1904—1947年》。这些年的其他重大的国际关系是和日本的关系。长篇论着中值得注意的有：李毓澍的《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上）》，马德琳·季（音）的《中国外交，1914—1918年》，和臼井胜美的《日本与中国——大正时代》。焦点当然是二十一条，自此以后在关系迅速恶化之前，中日关系没有完全恢复。

关于阻止袁世凯称帝和其后谋求驱逐他，学者们有持久的兴趣但无全面的论述，这可能是由于这类运动的性质很不相同。云南部分最受注意，并被看作真诚的反袁运动。中国的学术研究成果修正了完全归功于蔡锷的说法，并提出蔡锷从北京去之前先已存在的云南年轻军官的计划的重要性，见金冲及的《云南护国运动的真正发动者是谁？》，《复旦学报》，2（1956年）。寺广映雄赞成这种看法，见《中国革命历史的展开》。唐纳德·S.苏顿的着作补充了这一事件的新意义，见《省黩武主义与中华民国：滇军，1905—1925年》，从滇军的发展及其促成军阀主义的出现这一背境认识这一事件。因此，如我们所预料，如果其后的军阀时期是孕育于民国初年，那么其来源是多方面的。

5北京政府，1916—1928年

尽管原始资料很丰富，当时的军阀主义现象和思想革命也受到相当注意，但对北京政府却很少进行研究。关于1916—1928年时期历史情况的总看法，可参看J.E.谢里登：《分裂的中国：民国时期》。关于中央政府制度的研究，可参看钱端升的《中国的政府与政治，1912—1949年》，重印，纸面装；侯服五的《中国的中央政府，1912—1918年：制度研究》；更近一些的着作是安德鲁·J.内森的《北京1918—1923年的政治斗争：派别活动和宪政的失败》。

这些着作部分地依靠当时的中国报纸，如《顺天时报》（北京）、《申报》（上海）和《时报》（上海），以及在中国的外国报刊。报纸是进一步研究可利用的，并且有极有价值的剪报刊物：波多野乾一编的《现代中国之记录》，这份月刊从1924至1931年每月重印中国报纸上的重要文章约400页。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政治事件，以中国、西方和日本当时人物的回忆录和观察资料来补充报纸之不足是很有帮助的。关于初步的指导书，可看施坚雅等编的《现代中国社会：有分析的书目》。许多重要的事实和一字不变的文件也记载于大体上论述当时中国的着作，如刘楚湘的《癸亥政变纪略》，孙曜的《中华民国史料》和岑学吕的梁士诒《年谱》。

从较少被利用的那些种资料可以了解到更多的情况。中国政府机构在很多公报中用文件证明其工作，阐述内阁及其下属政府官员所相信的、希望完成的和实际完成的事情。其中尚存的有许多部的公报、1916—1917年参众两院的公报、各种各样机构如1925年善后会议的公报。此外，政府还出版季刊《职员录》，研究者通过这份刊物可以探索高级官吏任职的连续和变化情况。

外交档案是另一类未被充分利用的资料。不管人们是按传统的说法把民国初年的外交看作中国的灾难，还是像本章这样更实际地看作中国和列强如何行动的历史，都需要更详尽地加以考察。关于这个论题，唯一的现代着作是梁肇庭的《中苏外交关系，1917—1926年》。这部书的书目列举了他所查阅的已刊印和未刊印的中国外交部文件。这个部关于中日关系的档案材料，见郭廷以、J.W.莫利编的《中日关系，1862—1927年：中国外交部档案目录》，附有很有用的中国、日本和朝鲜的人名表。已刊印和未刊印的美国、英国和日本的外交资料也同样重要；每一国资料的简要说明见安德鲁·J.内森：《近代中国，1840—1972年：资料和研究辅助手段概论》。外交报告因其包含中国国内政治的信息，当然很重要。

了解北京政治，需要对思想史、经济史和社会史这些有关的课题继续进行工作。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从晚清开始一直进行到南京十年及其后的宪制争论的具体内容了解甚少。这个课题可以利用政府公报、报纸和《东方杂志》之类的知识性刊物进行进一步研究。多亏张朋园（尤其是他的《立宪派与辛亥革命》、《梁启超与清季革命》、《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和张玉法等人的着作，我们对宪政的基本理论以及提倡宪政的势力的社会和政治性质了解得很多。

金融和政府财政是需要研究的另一个重要课题。贾士毅的简明而广泛的《民国财政史》提供了资料，其意义还要充分加以分析；弗兰克·M.塔马格纳的《中国的银行业与财政》是早期的成果，需要后继的作品。大致同一时期的许多日本的分析对这一论题是重要的，包括《支那金融形势》和香川峻一郎的《论钱庄资本》；其他的分析见于施坚雅的《现代中国社会》、费正清等的《日本的近代中国研究》和蒲地典子等的《1953年以来日本对近代中国的研究》。中国的金融杂志《银行周报》和《银行月刊》也透露了很多情况。

对外国学者和中国的研究者来说，派系活动在近代中国史中都是重要的论题。内森的《北京1918—1923年的政治斗争》，对什么是派系活动和派系活动怎样进行提供了一种分析；对20世纪头20年提出稍有不同解释的着作，其中有齐锡生的《中国军阀的政治斗争，1916—1928年》和吴应銧的《现代中国的黩武主义：吴佩孚的生涯，1916—1939年》。还可参看陈志让的《中国军阀及其派系的界说》。要解释这个问题在近代中国为什么如此严重，需要更多地研究传记。除了包华德和理查德·C.霍华德编的《中华民国传记词典》，要特别提出外务省以不同书名出版的一系列词典。

6军阀时代

研究军阀主义的资料，和军阀时期本身一样，非常混乱。迄今的大多数着作都采用个别军阀的政治传记的形式。地区性研究也已开始。当前的需要是查找那些还没有研究的人物的传记材料，和军阀时代专题研究的地方及地区的历史资料。了解资料大致类别的方便方法是阅读斯蒂芬·菲茨杰拉德的文章《关于国民党和中华民国的资料》，载唐纳德·D.莱斯利等编：《中国历史资料论文集》，以及内森的《近代中国，1840—1972年》。

对军阀主义最全面的研究着作是齐锡生的《中国军阀的政治斗争，1916—1928年》；齐锡生从力量均势方面分析军阀关系，这是有争论的，但他提供了许多有足够文件根据的知识。卢西恩·W.派伊的《军阀政治：中华民国现代化中的冲突与联合》，讲述的内容比书名表示的要少，不过仍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问题。韦慕庭的《民族主义制度下的军事割据和再统一过程，1922—1937年》，提出了有创见的议论。詹姆斯·E.谢里登的《分裂的中国：中国史中的民国时期》，致力于概括论述军阀主义这段历史。

李剑农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是优秀的中文近代政治史概观——写得很好的主要政治事件的确实可靠的纲要。邓嗣禹和杰里米·英戈尔斯的此书的英译本《中国政治史，1840—1928年》有节略，因而和原着有所不同。注意力特别集中于军阀的着作是陶菊隐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引证史料不严谨，但被广泛利用。陶菊隐的《督军团传》论述军阀时期的早期，着重1917年复辟之前的种种密谋。一部重要的日文着作是波多野善大的《中国近代军阀研究》。

关于军阀时期的军事史，没有令人满意的英文着作。拉尔夫·L.鲍威尔的《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年》截止于民国肇始之时，而刘馥的《现代中国军事史，1924—1949年》，主要致力于民国晚期。基本的中文着作仍然是文公直的《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写于1930年，有许多关于军事组织的很专门的知识。《北伐战史》表明了国民党对与军阀进行斗争的看法。国民党档案馆的《革命文献》包括了与军事事务有关的文件。

包华德和理查德·C.霍华德编的《中华民国传记词典》，有有用的详情，但只记述了为数不多的人物。可以补充这部词典的是伍德海编的《中华年鉴》的传记部分，和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出版的《中国名人录》，1925年版。园田一龟的日文传记词典，由黄惠泉和刁英华译成中文：《分省新中国人物志》。还可参看贾逸君编的《中华民国名人传》。许多中文的小型传记词典，有些专收特殊地区的人物，是民国中期的产物，使用时要当心；其记载往往很粗略，而且有时是错误的。

不少民国初期的活跃人物发表了回忆录。例如，黄绍竑的《五十回忆》，刘汝明的《刘汝明回忆录》，刘峙的《我的回忆》，曹汝霖的《一生之回忆》。徐树铮之子发表了他父亲的传记，即徐道邻的《徐树铮先生文集年谱合刊》。较短的回忆录和其他的传记及自传资料按期在月刊《传记文学》上发表。

对军阀研究饶有兴趣的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中国口头历史项目中的自传资料。唐德刚编的《李宗仁回忆录》已经出版。《张发奎将军对夏连荫讲述的回忆》（有关军阀时期的部分在某些情况下是坦率的），是率直而非常吸引人的记载。

在英文的政治传记中，唐纳德·吉林在《军阀：1911—1949年在山西省的阎锡山》中详细记述了这位所谓的模范都督的事迹。詹姆斯·E.谢里登的《中国的军阀：冯玉祥的一生》，研究了这位基督教徒将军。吴应銧在上述的着作中，研究了一度是直系首领的吴佩孚。谢文荪在《一个军阀的思想和理想：陈炯明（1878—1933年）》中，论述了这个南方军阀的精神生活。这些人中每一个都留下了一大批作品。关于他们的中文、日文书和论文见上述研究着作的书目。

黛安娜·拉里的《地区和国家：1925—1937年中国政治斗争中的桂系》，研究主要军阀集团中的一系，对近代中国的地方主义和黩武

Chapter_23

主义的性质提出了敏锐的见解。也集中注意力于地区而不是个人的着作，有罗伯特·A.卡普的《四川与中华民国：地方军阀主义与中央政权，1911—1938年》。戴维·D.巴克的《中国城市的变化：山东济南的政治与发展，1890—1949年》，研究城市史，但以大量篇幅阐述经济和社会问题。加万·麦科马克的《张作霖在中国东北，1911—1928年：中国、日本和满族人的想法》，研究的不只是最有势力的北方军阀，还有日本在中华民国的活动。

外国外交官、新闻工作者、传教士和旅游者的报道非常有用，即使带有成见或偏见的色彩。英国在中国有庞大的领事网，外交部的档案因而很有价值。外交部档案FO228，包括1834至1930年的领事通信。FO371，包括1906至1932年的政治通信。伦敦国家档案局的许多档案都摄制了缩微胶卷，提供给主要的收藏研究资料的机构，如芝加哥研究图书馆中心。美国国务院有关1910至1929年中国国内事务通信的227缩微胶卷，不那么丰富，但仍然非常有用。日本外交档案是非常丰富的原始资料，大多数研究军阀的着作即使利用了，也用得很少。有两部很有帮助的指南：塞西尔·H.乌叶赫拉编的《日本外务省档案馆目录，日本东京，1868—1945年；1949—1951年为国会图书馆制作的缩微胶卷》和约翰·扬编的《日本陆军、海军和其他政府机构精选档案缩微胶卷复制品目录，1868—1945年》。韦慕庭和夏连荫编的《有关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在华苏联顾问的文件，1918—1927年：1927年北京搜捕中查获的文件》，包括与军阀，尤其是与冯玉祥有关的文件。

很少有人试图编写可以严格地称为军阀主义的社会史着作。一篇令人感兴趣的作品——“通过大众文学来写社会史”的一次尝试——是杰弗里·C.金克利的《沈从文对中华民国的幻想》，哈佛大学博士论文，1977年。章有义编的资料《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卷所涉及的时期是从1912年到1927年，有反映这一时期社会状况的着作、报导、期刊文章和其他资料的摘要。

由于军阀年代的混乱状况，明晰而可靠的年表是必不可少的。郭廷以的这种着作上文已经提到。高荫祖的《中华民国大事记》不完全，但仍然很有用。《东方杂志》每一期都有年表，这种资料许多是由中国研究资料中心编写的，构成了6卷《中国大事记》的核心。

丁文江、翁文灏和曾世英的《中华民国新地图》，由于用当时的地名，对研究军阀很有用。

7思想变化，1895—1920年

关于改革时代思想史的基本资料是主要知识分子的着作集以及他们当中许多人编辑的期刊中论述改革的文献。就各个人物和他们发表的着作目录的简短英语记载来说，包华德和理查德·C.霍华德编的《中华民国传记词典》（5卷）是最好的起点。不过，谭嗣同死得早，因而收入了恒慕义编的《清代名人传略》。最令人发生兴趣、最精湛的概述是史敬思的《天安门：中国人及其革命，1895—1980年》。

50和60年代对近代中国早期改革和激进思想的普遍学术兴趣，导致出版了许多最着名的维新期刊的影印本。《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和《庸言》都为梁启超所编，可以从台湾得到重印本。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1957年在北京重印。日本的出版社供应吴稚晖《新世纪》和刘师培《天义》的重印本，而刘师复《民声》的香港重印本也可以买到。数量更多的保守刊物一般没有再版，但仍是重要的资料。保守的刊物有《国粹学报》、梁启超的《大中华》、章士钊编辑的《甲寅》、康有为的《不忍》。

中国人对维新的种种背道而驰的解释，可以在几个有影响学者有大量文件根据的中国思想史的有关篇章中看到。最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是侯外庐的《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还可参阅侯外庐等的《中国近代哲学史》。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提出了一个杰出中国自由主义者的看法，此书第1卷的牟复礼的优美英译本已经出版（1979年）。一种新传统的看法，见于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两部民国知识分子所写的较早着作，提出了令人感兴趣的——虽然形成了对比——见解：郭湛波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1936年出版；贺麟的《当代中国哲学》，1947年出版。这方面最近的主要着作是王尔敏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这方面审慎的日本着作的例子，是西顺藏和岛田虔次编的《清末民国初政治评论集》，这部集子翻译并注释了19世纪和20世纪的63篇重要文章和论文。

关于始于19世纪90年代的中国思想的演变，英语世界学术研究的先驱是李文逊，他的第一部作品是梁启超的传记《梁启超与现代中国思想》（1953年），然后是他的涉及范围很广的《儒家中国及其现代的命运》（3卷，1958—1965年）。这两部作品，即使在其对外国思想影响下传统雅文化所受侵蚀的分析需要修改时，也仍然是解说方式和优雅文体的榜样。强调近代思想和固有思想传统种种方面之间连续性的更近的修正着作有：上述史敬思的很吸引人的概述，史敬思的这部着作探索了康有为等的思想经历；费侠丽编的《变革的限度：关于中华民国时期的保守抉择的论文集》中收入的论文；以及托马斯·A.梅茨格的着作《摆脱困境：新儒学和演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从德文翻译的沃尔夫冈·鲍尔的《中国和对幸福的追求：四千年中国文明史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把近代乌托邦思想编织成了华丽的历史挂毯。

这方面的专题着作，主要是思想传记。许华茨的《录求富强：严复和西方》，对中国所理解的西方思想提供了典型的分析。一般说来，1898年维新运动的领袖们最受注意。除了李文逊的着作，还有两部梁启超的大型传记：张灏的《梁启超和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变》，黄宗智的《梁启超和中国近代的自由主义》。萧公权撰写了康有为的主要传记《近代中国与新世界：改革者与乌托邦主义者康有为，1858—1927年》；补充这部作品的是罗荣邦编的《康有为：传记与论丛》。迈克尔·加斯特的《中国知识分子和辛亥革命》，把孙逸仙的共和主义革命的支持者当作一个集团来研究；而薛君度编的《近代中国的革命领袖》，收入了研究许多次要人物的有用论文。盖伊·阿利多的《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和中国现代性的困境》，补上了关于新传统主义者的传记文学的空白。

大多数关于这段时期思想发展论题的论述，都把注意力集中于革命思想体系的根源。这类论述包括两部研究中国社会主义起源的着作：唐·C.普赖斯的《俄国与中国革命的根源，1896—1911年》，马丁·伯纳尔的《1907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和乔治·于的《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运动》，简要地介绍了无政府主义者。

中国的思想史研究者至今还几乎没有开始把这一时期的思想史和民众觉悟的历史，或者和制度的演变联系起来开展研究。要这样做，需要在第一手资料的运用上和方法论的革新上大大多样化。

8五四时代

论述五四运动的重要起点，是周策纵的开创之作《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1960年），和其书目指南《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1915—1924年：研究指南》（1963年）。这本研究指南，提供了有注释的重要期刊和报纸的目录。刘君若的《现代中国思想史中的争论》，对这个时代的期刊文献做了可靠的初步介绍。范围更广的指南，是《五四时期期刊介绍》。

林毓生的引起争论的着作《中国的意识危机：五四时期激进的反传统主义》，是对五四事件的创造性研究。解说性的概述，可见于许华茨编的《关于五四运动的意见：专题论集》。费侠丽编的《变革的限度：关于中华民国时期的保守抉择的论文集》，提供了保守主义者的看法。O.布赖尔的《中国哲学50年，1898—1950年》，是主要哲学争论和倾向的便于使用的概要。

集中注意力于1919年前后这段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中文概述有：华岗的《五四运动史》，这部书有天野元之助等编译得很好的版本，书名相同，但附关于历史词语和人名的词汇表；陈端志的《五四运动之史的评价》。最重要的文件集，有《五四爱国运动资料》和《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一部有价值的22篇文章的集子是彭明编的《五四运动论文集》。

五四时代思想史的最好着作，是传记形式的作品。最着名的五四知识分子也许是胡适，杰罗姆·B.格里德着有《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37年》。刊载于1920年到60年代几部集子中的胡适自己的着作，可以很方便地在童世纲编的《胡适文存索引》中查找。胡适的美国导师杜威，从1919年到1921年在中国。巴里·基南的《中国的杜威实验：民国初期的教育改革与政治权力》，记述杜威旅居中国和中国人努力贯彻他的思想的情况。杜威在中国时大量发表演说，但后来显然失去了声望。罗伯特·W.克洛普顿和巫群真（音）在《杜威在华演说集，1919—1920年》中，把32篇发表的中文译文回译成英文。

关于蔡元培，可参看威廉·J.杜克尔的《蔡元培：现代中国的教育家》。有大量中文着作可以利用，如陶英惠所编内容丰富的传统体裁的《年谱》（第1卷，1976年），见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专题论着丛书；思想传记有蔡尚思的《蔡元培学术思想传记》；他的着作的主要汇编，是孙德中编的《蔡元培先生遗文类钞》；还有几篇他自己写的自传性短文。

关于保守的儒家思想家梁漱溟——胡适哲学和思想上的对手，可参阅盖伊·S.阿利多的《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和中国现代性的困境》，这部书认为毛主义与儒家思想的共同点远比与胡适自由主义的共同点多，毛泽东本人也可能受过梁漱溟的影响。

莫里斯·迈斯纳的《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是这位首先响应俄国革命并保证献身布尔什维主义的杰出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传记。迈斯纳认为整个李大钊的思想有两个主旨：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唯意志论的解释（对宿命论的一种担忧）和一种富于战斗性的中国民族主义。黄松康（音）的《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对现代中国思想的影响》中翻译的10篇李大钊的文章，很有文献价值。《李大钊选集》汇集了所有李大钊的重要着作，很便于查找。陈独秀仍然缺少一部令人满意的思想传记。

费侠丽的《丁文江：科学与中国的新文化》，清晰地描述了另一个重要人物，并阐明了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中“科学”和“科学态度”的特征。丁文江和科学问题，在郭颖颐的《1900—1950年中国思想中的科学主义》中也占重要地位，这部书记述了唯科学主义的胜利，也论及上文提到的思想家，再加上吴稚晖、张君劢等人。张君劢是1923年科学与人生哲学论战中的一个主要人物。张君劢到论战时的详尽传记，见于罗杰·B.琼斯的《为儒学辩护的诸说混合论：张君劢早年的思想和政治传记，1887—1923年》（乔治·华盛顿大学博士论文，1974年）。下一次关于思想问题的着名的重要论战，是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的论战。阿里夫·德里克在《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编史学的渊源，1919—1937年》中，有杰出的概述。

9文学的趋势，1895—1927年

中国和日本的学者已广泛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个别作家作品的汇编、总目录、选集，以及研究着作和概述很多，不难见到（见赵家璧、张静庐、王瑶、王哲甫、李何林和刘绶松的书目）。不过仍需进行大量研究，尤其需要重新考虑，因为大多数可以见到的次要文献，尤其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缺乏深入的、创造性的分析。对这个论题的一般看法，就其注意表面的思想而没有很严密的辩证分析这一意义上说，是左派的和朴素马克思主义的。毛主义的准则，如在着名的1942年延安讲话中系统地表达的，左右了1949到1979年的中国文学学识。在其后的思想“解冻”中，它巧妙地受到了怀疑。

西方关于现代中国文学的学识在其掌握、出版第一手资料方面，更不用提翻译，落后于中国和日本。最有用的最新指南，尤其是对没有入门的读者来说，是唐纳德·吉林和李允真（音）编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翻译书目，1918—1942年》。《现代中国文学通讯》的仔细观察认为，这个领域是一门正在迅速发展的学科。

直到大约10年以前，西方学识是由欧洲学者，特别是由已故雅罗斯拉夫·普鲁舍克教授领导的以布拉格为中心的学者领先（见其所着《抒情诗与叙事诗：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李欧梵编，1980年）。在美国，第一部重要的学术着作是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最初于1961年出版，现在已出修订第3版。刘绍明编辑并由夏志清写了新序的中译本，1979年在台北和香港出版。尽管这部书有政治偏见，仍然引起人们的兴趣。

西方的大多数着作和夏志清的全面论述不同，限于研究个别的作家。着名的五四作家中，有研究他们的着作出版的包括郭沫若（戴维·罗伊着）、徐志摩（西里尔·伯奇着）、郁达夫（安娜·多列扎洛娃着）、茅盾（玛丽安·加利克着）、丁玲（梅仪慈着）、周作人（戴维·波拉德着、欧内斯特·沃尔夫着）、巴金（奥尔加·兰着）、老舍（兰比尔·沃赫拉着），当然还有鲁迅（黄松康〔音〕着、伯塔·克雷布索娃着、威廉·莱尔着和哈里特·米尔斯着）。有几部重要的学位论文等待出版，其中有：盖洛德·梁（音）论徐志摩（伦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迈克尔·伊根（多伦多大学）和弗兰克·凯利论叶圣陶（芝加哥大学）。史敬思的概述利用了这些和其他有关鲁迅、瞿秋白、徐志摩和丁玲的资料，见其所着《天安门：中国人及其革命，1895—1980年》。最有用的西方新老学者的着作的例子见于默尔·戈德曼编的《五四时代的中国现代文学》，这部书包括了1974年夏哈佛会议和讨论会所产生的传记和文学研究着作。对西方关于中国文学的学识的中肯评价见迈克尔·戈茨的《西方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批评性回顾》，载《现代中国》，2.3（1976年7月）。

传统上认为1917年的文学革命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一些领袖人物，尤其是胡适所促成的一种不真实的说法。新近的研究把它的起源追溯到了晚清。不过，晚清开端的重要性不能过分强调，五四文学无疑有许多真正“新”的特点。

对晚清时期最有学识而孜孜不倦的学者，仍是已故的阿英（钱杏邨），他的许多汇编（尤其是《晚清文学丛钞》）和概述（《晚清小说史》、《晚清文艺报刊述略》），对所有这个课题的学者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除了阿英，中国和西方的学者在最近以前一般都忽略了这个时期。米列娜·多列扎洛娃教授编的讨论会文集《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小说》，包括对许多晚清小说的详尽分析。这些论文一般探讨文学，但这一时期为有兴趣研究现代中国民众文化的历史学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报刊和舆论的兴起、西方历史和文学翻译的开始、城市读者人数的增加、城市民众生活理想和传播方式的发展——这些只不过是研究的一些明显途径。

晚清时期已开始系统地阐述“新文学”的特征和作用，为文学革命的思想做好了准备。夏志清分析了两个主要人物严复和梁启超的看法（见阿黛尔·里基特编的《从孔子到梁启超的中国文学观》）。他们初期的系统表述随后为许多民间“理论家”引伸并搀杂进其他内容。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通俗化过程，是一个待分析的令人发生兴趣的论题。

1911至1917年这段时期，被大多数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历史学家看作五四运动“黎明”之前的“黑暗”间歇期。这可能不是事实。晚清的种种大众化倾向大部分仍在继续：出版了一些令人发生兴趣的小说，尤其是言情类的小说（例如徐枕亚的《玉黎魂》）。上海的新闻出版业，如其主要的代表商务印书馆所证明的（见张静庐编：《中国近代出版史料》），继续繁荣。林培瑞关于繁荣于20世纪第2个十年并继续到20年代的鸳鸯蝴蝶派通俗小说的研究，再次证明了晚清先例的重要性和文学大众化倾向的活力。

名流们对鸳鸯蝴蝶派小说的一种替换物，可见之于南社的诗歌，南社由着名的政治家和文人组成。柳无忌的着作《苏曼殊》简要地论述了南社（柳无忌教授的父亲柳亚子是南社的一个领袖），但南社还待进一步研究。

历史学家们自然是在与五四运动有关的思想动乱的背景下来研究五四文学。周策纵的在任何文字的着作中也是优秀的作品，就有关文学革命的一般知识来说是有用的。对五四时期三个主要思想家——陈独秀、胡适和鲁迅——的更深入的研究可见于林毓生的着作。李欧梵的《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研究了五四早期的浪漫倾向，尽管此书并没有广泛地论述女权运动。梅仪慈的作品，尤其是她研究主要女作家丁玲的着作，填补了这一明显空白。

五四所有作家中最知名的人物——也是最引起人们研究兴趣的论题——无疑是鲁迅。1936年他逝世以来，中国就有名副其实的研究鲁迅的传统。他随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被奉为神圣，更进一步导致出版了数不清的思想上适应形势的论文和书籍。在中国，鲁迅研究可以与“红学”相比：两者都经受住了“四人帮”，然后空前繁荣，有许多新组织的学会、研究团体和多得难以编目的出版物。论述鲁迅的日文着作也同样多。日本的主要学者已故竹内好的鲁迅传记已印行几版，正受到许多新的杰出作品的非难——尤其是伊藤虎丸和丸山昇的作品。

代表西方关于鲁迅的学识的着作有：早期的两篇学位论文（哈里特·米尔斯，哥伦比亚大学；威廉·舒尔茨，华盛顿大学）；许多欧洲学者的专题着作（黄松康〔音〕、伯塔·克雷布索娃）；多列扎洛娃、福克马、李欧梵、米尔斯撰写的收入戈德曼所编《五四时代的中国现代文学》一书的论文；以及新近出版的威廉·莱尔的着作《鲁迅对现实的洞察力》。这些着作中很少能赶上已故夏济安的两篇创始性论文（《鲁迅与左翼作家联盟的解体》、《鲁迅作品中的黑暗势力面面观》，收入其《黑暗之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这两篇论文首次提出了这位“革命作家”比较阴郁和苦恼的方面。对鲁迅短篇小说最透彻的分析，是帕特里克·哈南的长篇论文《鲁迅小说的技巧》。查尔斯·艾伯英译的弗拉基米尔·谢苗诺夫的《鲁迅及其先行者》；是苏联学识的一个例子。

尽管有所有这些辅助性的着作，对一个初学者来说，对鲁迅的最好入门书却可能是他自己的作品——戴乃迭和杨宪益英译的《鲁迅选集》（4卷）。威廉·莱尔现在正从事鲁迅全部小说的翻译。

中国和西方研究个别作家——尤其是鲁迅——的普遍学术倾向，有其长处也有其局限性。五四时代的作家，在吸引力和声望方面地位无疑空前重要。不过，在传记上和文学上仅仅集中注意力于一个作家，这对全面了解中国现代文学是不够的。正如夏志清、刘绍铭、李欧梵所编选集《现代中国短篇小说和中篇故事，1919—1949年》所表明的，这30年中的创造性作品数量很多，而且多种多样，尽管其风尚是现实主义的。

10 1927年以前的中国共产党

关于1949年之前的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文献学作品，是日本学者编着的，他们主要收录了台湾各档案机构保存的文件和主要定期刊物中刊载的论文。见德田教之：《中共党史有关资料目录》。这在蒲地典子等编《1953年以来日本对近代中国的研究》中的条目是5.6.63。（也参阅条目5.6.64—70。）关于英文目录，虽则发表已经20年，见薛君度编：《中国共产主义运动，1921—1937年》。

为了庆祝中共建立16周年，延安解放出版社于1938年出版了精选的党的文件《红色文献》。不过，这部汇编只有21个条目，而日本国际问题研究会编辑的直到1945年的《中国共产党史资料集》有12卷850多个条目（东京，1970年开始出版），可以把两者做一比较。1949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的集子，包括16卷1927年以前的回忆录《红旗飘飘》；和两卷文件，书名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1953年出版，引作《农民》）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1963年出版，引作《工人》）。

精选文件的译文可见于简·德格拉斯的《苏维埃对外政策文件集》，2卷；和简·德格拉斯的《共产国际，1919—1943年：文献选编》，3卷。

期刊当中最容易见到的有：《新青年》，对研究改信马克思主义和当时的社会问题有无法估量的价值；和《向导周报》，是研究共产党对当时种种问题的态度和政策所不可缺少的。较不容易见到的五四期刊，如《每周评论》、《晨报》、《湘江评论》的摘要可见于《五四时期期刊介绍》。莫斯科的看法可见于《国际新闻通讯》和其他苏联的出版物，包括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有关中国问题的资料》，1925—1927年出版。

这个时期的登场人物留下了丰富的资料。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创建成员中，背弃运动的三人记述了他们的经历。韦慕庭1960年编并序的陈公博的《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既然写于1924年，在事实上具有可靠性；此书原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学位论文。张国焘的冗长的回忆录《我的回忆》，最初在《明报月刊》（香港）上连载，英译本2卷，书名是《中国共产党的崛起》。第1卷与1921—1927年这段时间有关。周佛海的回忆录《往矣集》还无译本。《中国革命与中国社会各阶级》一书的作者朱新繁，用李昂的假名写了中国共产党运动的政治情况：《红色舞台》，作为第一篇重要的变节者文献出版于战时重庆。使用这本书必须非常慎重。军事方面还有龚楚的《我与红军》。

彭述之系统地陈述了托派对早期中共党史的看法，他1920年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一个创始人，1925—1927年担任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也是《向导周报》和《新青年》的编者。彭述之在1929年与陈独秀一道被开除出中共以后，是中国托派运动的一个首领。他的再评价见他为《列昂·托洛茨基论中国》一书所写的67页的《导言》（1976年）。这部李·埃文斯和R.布洛克编的选集，取代了1932年的托洛茨基论文集《中国革命的问题》。

陈独秀发表了很多着作，其中《文存》和《辩述状》（1933年2月20日，出版地点不详）意义最为重大。李大钊的《守常文集》（1933年）和《选集》（1959年）记载了一个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转变。由于毛泽东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他的着作受到编者最密切的注意。S.R.施拉姆的《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很有用，而且很可靠。但是，就搜集之广和校勘原文的技巧来说，竹内実编的《毛泽东集》（东京，1970—1972年），仍然是毛泽东1949年之前着作的最好的10卷。非常遗憾的是，出版此书的北望社破产，因而第11卷编年的书目仍然没有出版。

有关中共的重要的辅助性着作很多，这里只能提到几种。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和何干之的《中国现代革命史》，都不能被看作官方的历史。不过，一个作者在党内的上级可能准许他接近重要的文件。何干之论述遵义会议便是一个实例。文化大革命之前出版的李新等编的多卷本《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将重印。以此为基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已着手一个关于党史的重要项目。王健民的《中国共产党史稿》，3卷，以台北收集到的史料为基础，相当可靠。郭华伦的《中共史论》也是3卷，更审慎，更容易阅读。此书的英文节译本出版更早。P.米夫的《英雄的中国：中国共产党的15年》，作为这一革命参与者所写的全面历史，代表斯大林的看法。詹姆斯·平克尼·哈里森的《通往权力的长征：中国共产党史，1921—1972年》，到目前为止仍是最详尽而有条理的记述。

在英国，继柯乐博的领事报告《1932年从汉口报告的中国共产主义》（1968年出版）这一开创之作，有埃德加·斯诺驰名的《西行漫记》和伊罗生的《中国革命的悲剧》。有这些着作做准备，美国的中共研究趋于成熟，1951年出版了许华茨的《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此后的着作有：M.迈斯纳的《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罗伯特·C.诺思和赛尼亚·J.M.N.尤廷的《罗易之使华：1927年的国共分裂》，A.惠廷的《苏联在华政策，1917—1924年》，康拉德·布兰特的《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1924—1927年》，罗伊·霍夫海因兹的《中断的浪潮：中国共产主义农民运动，1922—1928年》，以及安格斯·W.麦克唐纳的《农村革命的城市根源》等，这些着作每一部都有助于了解早期的中国共产党。

在法国，雅克·吉勒马兹的《中国共产党史，1921—1949年》也有英译本。在日本，波多野乾一的《支那共产党史》共7卷，自从1961年出版以来一直是重要的参考书。

李锐的《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北京，1957年；安东尼·W.萨里蒂译、熊价编的英译本，1977年），记述并分析了毛泽东的初期革命活动。毛泽东的传记有S.施拉姆的《20世纪的政治领袖：毛泽东》、陈志让的《毛泽东与中国革命》和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记》。对毛泽东的研究和他的全集将在本书下卷（《剑桥中国史》第13卷）中论述。

11国民革命：广州到南京

就1923至1928年时期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和竞争的活动来说，台湾的国民党档案是十分重要的。这些档案包括党代表大会的会议记录与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和每周例会的会议记录，政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的记录与武汉所谓的联席会议的记录，国民党中央各部（如组织部、农民部等）种类很多的文件，以及现在已少有的刊物，按科目整理的新闻剪辑，党的重要人员的信件，战地报告等等。许多这类档案文件，可见于《革命文献》这套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出版的多卷丛书（第8至12卷尤其和国民革命有关）。有两部着作主要根据国民党档案并由工作人员撰写：李云汉的《从容共到清党》和蒋永敬的《鲍罗廷与武汉政权》。国史馆出版了重要的着作，如孙逸仙的两卷本编年传记，书名为《国父年谱》；和孙逸仙的着作、言论、书信的多卷集《国父全集》（孙逸仙的着作至少有22种不同的集子）。

台湾也有蒋介石一生的档案，这些资料在其形成的时候学者们是难以见到的。毛思诚汇集了直到1926年末的蒋介石经历的编年记载：《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包括许多文件的摘要。国民政府司法部图书馆有1927年前后起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许多档案材料，包括很有价值的党内刊物《中央通信》。这份刊物许多文件的译文，见于朴孝范（音）的《中国共产党文献集，1927—1930年》。台湾收藏的其他重要档案，得自北京政府的各个部（特别是包括外务部或外交部，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和国民政府的各个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许多档案馆正在大力发展。共产国际的档案保存在莫斯科，苏联学者已加以利用。本书引用的书籍和论文也利用了俄国援华使团的记载和其他有价值的历史资料。1927年4月6日北京的中国警察搜查苏联武官处，拿走了苏俄援助国民革命在华活动所形成的大量文件和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文件。这批文件中很多已翻译并出版，已出版的目录见韦慕庭和夏连荫编的《有关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在华苏联顾问的文件，1918—1927年：1927年北京搜捕中查获的文件》，第565—568页。

伦敦档案局的英国档案，有中国和香港与外交部和殖民部的通信。资料尤其丰富的是“绝密复制件”系列，FO405，包括从中国和中国周围来的重要文件，为政府和驻外使团高级官员传阅而复制，然后每半年或每季整理成册。（见内森着作第69页对这一系列的两种指南。）

华盛顿国家档案馆保存的美国政府有关中国的档案，也整理得很好，并可自由利用。美国驻北京的使节和在广州、长沙、汉口、南京、上海的领事官员的文电，对所论述的这段时期也很有用。国务院按年编卷的《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收入驻华外交官员和领事官员与国务院之间的信件摘要，按目编排。大多数文电都有缩微胶卷可以利用。（系列的编目见内森：《近代中国，1840—1972年》。）国家档案馆也藏有陆军和海军情报机关以及驻华商务参赞提供的资料。

对日本已有缩微胶卷的收藏资料的两部有用的入门书，上文已经提到，是塞西尔·H.乌叶赫拉和约翰·扬分别编着的。事件发生当时的期刊很多，是历史资料的重要来源。中国期刊极有价值的指南有，当代中国研究所的《欧洲图书馆藏中国报刊目录》、国会图书馆的《国会图书馆藏中国期刊》。对国民革命最重要的报刊书籍有：《东方杂志》和《国闻周报》，是无党派的新闻舆论刊物，也发表文件；《向导周报》，是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民众论坛》，是汉口国民政府的机关刊物，1927年3—8月。外国报导的有用资料，见于《北华捷报》（英国《字林西报》的每周版）和美国的《密勒氏评论报》，都在上海出版；《华南晨报》，香港；《纽约时报》和伦敦《泰晤士报》。有价值的中国报刊译文丛书是戴遂良的《现代中国》，特别是1—5卷涉及1924—1927年这段时期。重印当时刊物和其他资料的重要集子有：《共匪祸国史料汇编》第1和第4卷，台北出版；《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

其他重印文件的汇编有《中国国民党重要宣言汇编》、《中国五大伟人手札》（即孙逸仙、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和廖仲恺）等。着作言论集很多，国民党方面如张继、蒋介石、胡汉民、戴季陶、邓演达、汪精卫和吴稚晖等人，共产党方面如陈独秀、瞿秋白、李大钊和毛泽东等人都有。有几部可以利用的英文文件集，如米尔顿·J.T.谢的《国民党：历史文献选编，1894—1969年》和康拉德·布兰特、许华茨和费正清的《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不过这一时期的文件两部书都不多。关于苏俄和第三国际的政策，赛尼亚·乔柯夫·尤廷和罗伯特·C.诺思的《苏俄和东方，1920—1927年：文献概览》最有用。韦慕庭和夏连荫编的书上文已经提到，还可参看罗伯特·C.诺思和赛尼亚·J.尤廷的《罗易之使华：1927年的国共分裂》。

许多参加者留下了回忆录。尤其重要的是《李宗仁回忆录》，唐德刚博士一人身兼采访者、研究的学者、作者和编者。李宗仁指挥原来从广西来的第7军，提供了北伐的战役和政治的广泛材料。关于军事组织和战役，仍是极有价值的主要研究资料汇编有：《国民革命军战史》；关于张发奎“铁军”的《第四军纪实》；台北国防部史政局编的《北伐战史》，5卷；台北国防部史政局编的《国军政工史稿》，2卷。

几个援助国民革命并经受住了斯大林清洗的俄国人，在一些被允许接近档案的年轻学者的帮助下，撰写了回忆录。范围最广泛的是A.I.切列帕诺夫将军的两卷记述。但这部书由于不合时宜的偏见，并不成功。第1卷的不准确的译本名为《一个在华军事顾问的手记》。译成英文的还有另两部颇为有趣的回忆录：维拉·弗拉季米罗夫娜·维什尼阿科娃-阿基诺娃的《在革命的中国的两年，1925—1927年》，史蒂文·I.莱文译；马克·卡萨宁的《20年代的中国》，他的未亡人希尔达·卡萨宁娜译。对俄国军事援助团的学识和对俄国最近的研究成果的一部重要资料书，是迪特尔·黑因齐格的《国民党中的苏联军事顾问，1923—1927年》。莉迪亚·霍勒布内奇身后出版的着作《鲍罗廷和中国革命，1923—1925年》，利用并列举了能接近俄国档案的苏联学者新近的着作。利用俄国资料的最近的着作，是丹·雅各布的《鲍罗廷：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人》。许华茨的《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是其出版年代的名着，详细记述了两党合作的早期阶段；韦慕庭的《孙逸仙：受挫的爱国者》，也详细地记述了这个阶段。伊罗生的《中国革命的悲剧》，最初出版于1938年，1951年出修订本，以其提出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运动是“失败者”，以其反斯大林和反蒋介石的看法，曾经很有影响。有类似倾向的还有琼·切斯诺的《中国的工人运动，1919—1927年》，M.H.赖特译自法文。在对外关系方面，两部杰出的着作是：多萝西·博格的《美国政策和中国革命，1925—1928年》，和入江昭的《帝国主义之后：探求远东新秩序，1921—1931年》。

12中国的资产阶级

没有一部全面研究整个民国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的着作。但有大量文件和几部评述其经济和政治活动的作品。关于由城市士绅和商人阶层形成资产阶级，可以参阅伊懋可的《上海的士绅民主制，1905—1914年》。关于城市士绅以牺牲官僚政治为代价以求发展，可以参阅周锡瑞的《中国的维新和革命：辛亥革命在湖南和湖北》。

中国资产阶级卷入辛亥革命，标志着它在政治舞台上出现。关于这一点，可以参阅M.克莱尔·贝热尔的《中国的资产阶级和辛亥革命》、小岛淑男的杰出论文《辛亥革命时的上海独立与绅商阶层》和爱德华·J.M.罗兹更全面的着作《中国的共和革命：广东的情况，1895—1913年》。不过，就英国或法国的观念来说，辛亥革命并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关于这一点，中国的历史编纂学者首先要把中国和马克思所详尽阐述的普遍发展进程联系起来——如M.克莱尔·贝热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家对辛亥革命的评价》一书中努力指出的。辛亥革命还是巩固了资产阶级在地方管理中的作用。尽管这种发展并不是成体系的研究论题，但有几个作者着手研究，见E.扬所写的本书第4章，罗伯特·基思·肖帕的《浙江的政治和社会，1907—1927年：精英势力、社会控制和省的发展》，以及上文已经提到的伊懋可和周锡瑞的着作。

周秀鸾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强调资产阶级在现代经济部门迅速兴起中所起的作用。很多资料可见于从纱厂到水泥公司这样一些中国主要厂商的重要档案汇编，这些汇编正在迅速地继续出版，尤其是上海社会科学院主持的《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其中有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荣家企业史料》。以这些汇编为基础的新近专着，有谢尔曼·科克伦论述烟草业，赵冈论述棉纺工业的中、英文着作，后者分别补充了方显廷和严中平的英文、中文早期着作。这些资料和专着，使我们能更好地理解社会和文化因素（家族风气、地理上的团结，等等）在组织生产中的重要性。应特别提出的是，例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和研究恒丰纱厂的着作。

虽然传统的行会和其他组织是许多着作的论题，但对商会和商业联合会仍然了解不够，尽管它们在1911至1927年间起了重要作用。詹姆斯·桑福德的《19世纪20世纪初上海中国商业的组织和状况》（哈佛大学1976年博士论文），主要不是研究民国时期。这些组织的大多数出版它们自己的刊物：《上海总商会月报》、《银行周报》、《银行月刊》、《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这些评论性杂志可以补充和修正条约口岸出版的外国报刊如《字林西报》、《密勒氏评论报》、《远东商业公报》登载的资料。中国和外国团体当中的竞争和团结，是一个容易探讨但至今还几乎没有加以研究的问题。

分散得很开但为数很多的20年代期刊，使我们有可能研究条约口岸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作用。了解这个时期的名人要困难得多。现存的传记相当少，但要特别提到朱昌峻的《近代中国的维新人物：张謇，1853—1926年》。对于一个操纵上海华人商业团体几近半个世纪的名人虞洽卿，我们所有全部资料只是方腾的一篇文章——《虞洽卿论》！只有几个商人或实业家仿效穆藕初的例子，出版自己的回忆录。见张謇之子张孝若的《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和张謇的主要文集《张季子九录》；也以穆藕初知名的穆湘玥的《藕初五十自述》；和荣德生的《乐农自订行年纪事》。曹汝霖出版的回忆录，包括政府和私营银行的资料。传记集有徐盈的《当代中国实业人物志》；和李新等编的《民国人物传》第1卷出版于1978年，包括记述14个实业人物的12个条目。

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编史工作，新近重要贡献中值得注意的，是帕克斯·科布尔的《国民党政权和上海资本家，1927—1929年》。科布尔的解释——强调1927年以后中国资产阶级的衰落——应当取代那种国民党统治下中国资产阶级胜利的传统的但却是错误的论点。但是这种修正的解释，只是提出了，而没有真正解决30年代资产阶级和官僚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最近的评述见M.克莱尔·贝热尔的《“另一个中国”：1919—1949年的上海》。

和原始资料相对丰富相对照，对资产阶级的研究很少，这表明当代历史学家相对来说缺乏兴趣。在革命为其主要领袖叫做农村革命的条件下，20和30年代的商业资产阶级似乎是具有暂时重要性的一个起码的阶级——或者说只是一个集团。毛泽东逝世后中国政策中出现的方向性变化至少可能导致——即使不完全改变判断——重新发生兴趣和出版更多的着作。

① 中文译本名《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