辑一野火集

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生气，没有用吗？

生了梅毒的母亲

难局

美国不是我们的家

幼稚园大学

不要遮住我的阳光

不一样的自由

正眼看西方

“对立”又如何？

焦急

机器人中学

我的过去在哪里？

以“沉默”为耻

啊！红色！

不会“闹事”的一代

自白

精神崩溃的老鼠

台湾是谁的家？

辑二野火集外集

野火现象

又是公假

天罗地网

弱国，你会说“不”吗？

辑三读者回响

读者来信

丑陋的推销术

谁来点燃野火

《野火集》与社会批评的回顾

辑四行万里路

龙应台这个人

行万里路

附　录

传递这把火

一九八六年，台湾

一个冷冷的声音

为你的同胞多写一点肺腑之言

缘

救赎

在昨晚的电视新闻中，有人微笑着说：“你把检验不合格的厂商都揭露了，叫这些生意人怎么吃饭？”

我觉得恶心，觉得愤怒。但我生气的对象倒不是这位人士，而是台湾一千八百万懦弱自私的中国人。

我所不能了解的是：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 ※ ※

包德甫的《苦海余生》英文原本中有一段他在台湾的经验：他看见一辆车子把小孩撞伤了，一脸的血。过路的人很多。却没有一个人停下来帮助受伤的小孩，或谴责肇事的人。我在美国读到这一段。曾经很肯定地跟朋友说：不可能！中国人以人情味自许，这种情况简直不可能！

回国一年了，我睁大眼睛，发觉包德甫所描述的不只可能，根本就是每天发生、随地可见的生活常态。在台湾，最容易生存的不是蝉螂，而是“坏人”，因为中国人怕事、自私，只要不杀到他床上去，他宁可闭着眼假寐。

我看见摊贩占据着你家的骑楼，在那儿烧火洗锅，使走廊垢上一层厚厚的油污，腐臭的菜叶塞在墙角。半夜里，吃客喝酒猜拳作乐，吵得鸡犬不宁。

你为什么不生气？你为什么不跟他说“滚蛋”？

哎呀！不敢呀！这些摊贩都是流氓，会动刀子的。

那么为什么不找警察呢？

警察跟摊贩相熟，报了也没有用；到时候若曝了光，那才真惹祸上门了。

所以呢？

所以忍呀！反正中国人讲忍耐！你耸耸肩、摇摇头！

在一个法治上轨道的社会里，人是有权利生气的。受折磨的你首先应该双手叉腰，很愤怒地对摊贩说：“请你滚蛋！”他们不走，就请警察来。若发觉警察与小贩有勾结——那更严重。这一团怒火应该往上烧，烧到警察肃清纪律为止，烧到摊贩离开你家为止。可是你什么都不做；畏缩地把门窗关上，耸耸肩、摇摇头！

我看见成百的人到淡水河畔去欣赏落日、去钓鱼。我也看见淡水河畔的住家整笼整笼地把恶臭的垃圾往河里倒；厕所的排泄管直接通到河底。河水一涨，污秽气直逼到呼吸里来。

爱河的人，你又为什么不生气？

你为什么没有勇气对那个丢汽水瓶的少年郎大声说：“你敢丢我就把你也丢进去？”你静静坐在那儿钓鱼（那已经布满癌细胞的鱼），想着今晚的鱼场，假装没看见那个几百年都化解不了的汽水瓶。你为什么不丢掉鱼竿，站起来，告诉他你很生气？

我看见计程车穿来插去，最后停在右转线上，却没有右转的意思。一整列想右转的车子就停滞下来，造成大阻塞。你坐在方向盘前，叹口气，觉得无奈。

你为什么不生气？

哦！跟计程车可理论不得！报上说，司机都带着扁钻的。

问题不在于他带不带扁钻。问题在于你们这廿个受他阻碍的人没有种推开车门，很果断地让他知道你们不齿他的行为，你们很愤怒！

经过郊区，我闻到刺鼻的化学品燃烧的味道。走近海滩，看见工厂的废料大股大股地流进海里，把海水染成一种奇异的颜色。湾里的小商人焚烧电缆，使湾里生出许多缺少脑子的婴儿。我们的下一代——眼睛明亮、嗓音稚嫩、脸颊透红的下一代，将在化学废料中学游泳，他们的血管里将流着我们连名字都说不出来的毒素——

你又为什么不生气呢？难道一定要等到你自己的手臂也温柔地捧着一个无脑婴儿，你再无言地对天哭泣？

西方人来台湾观光，他们的旅行社频频叮咛：绝对不能吃摊子上的东西，最好也少上餐厅；饮料最好喝瓶装的，但台湾本地出产的也别喝，他们的饮料不保险……

这是美丽宝岛的名誉；但是名誉还真是其次；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健康、我们下一代的傻康。一百位交大的学生食物中毒——这真的只是一场笑话吗？中国人的命这么

不值钱吗？好不容易总算有几个人生起气来，组织了一个消费者团体。现在却又有“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卫生署、为不知道什么人做说客的立法委员要扼杀这个还没做几桩事的组织。

你怎么能够不生气呢？你怎么还有良心躲在角落里做“沉默的大多数”？你以为你是好人，但是就因为你不生气、你忍耐、你退让，所以摊贩把你的家搞得像个破落大杂院，所以台北的交通一切乌烟瘴气，所以淡水河是条烂肠子；就是因为你不讲话、不骂人、不表示意见，所以你疼爱的娃娃每天吃着、喝着、呼吸着化学毒素，你还在梦想他大学毕业的那一天：你忘了，几年前在南部有许多孕妇，怀胎九月中，她们也闭着眼梦

想孩子长大的那一天。却没想到吃了滴滴纯净的沙拉油，孩子生下来是瞎的、黑的！

不要以为你是大学教授。所以作研究比较重要；不要以为你是杀猪的，所以没有人会听你的话；也不要以为你是个学生，不够资格管社会的事。你今天不生气，不站出来说话，明天你——还有我、还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为沉默的牺牲者、受害人！如果你有种、有良心，你现在就去告诉你的公—仆立法委员、告诉卫生署、告诉环保局：你受够了，你很生气！

你一定要很大声地说。

原载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国时报·人间》

·回应与挑战·

中国人当然不生气

罗肇锦

一个人的人格成长，受家庭影响最大，而家庭的观念又被社会上的风习和制度所支配。这里仅从家庭与个人这个关系面来看中国人为什么“不生气”。

中国人常说“自己”叫“自家”，研究中国社会的学者也认为中国是一个以“家”为中心的家族社会，所以家族的观念左右着个人的行为，家族长辈根深蒂固的想法自然成了个人立身行事的不二目标。如此一代传一代。反复实施，才造就今天这种“不会生气”的性格。这种性格相袭传衍太久远了，所以平日立身行事只知道遵行而毫无自觉，只知接受而没有是非，只懂得“照着做”却说不出“为何做”的道理。当然对他所做所为更无所谓生气或不生气了。所以中国人是“不会生气”的民族。譬如：

家里希望我努力读书，将来赚钱，光耀门楣，是为我好，我为什么要生气？

家里告诉我出外坏人多，不可轻易相信别人的话，是担心我上当；我为什么要生气！

家里叮吟我不可随便救助陌生人，免得惹祸上身，是怕我吃亏，我为什么要生气？

家里教导我不可乱说话，“小孩子有耳无嘴”才不会得罪人家，更是替我设想，我更不会因此生气。

于是，我现在努力读书，将来努力赚钱，大家都会说我有出息，不像那些喜欢打抱不平，整天社会国家的人，虽然急公好义，到头来不是被排挤就是被看成异端，不得善终。日常生活里，每一个聪明人都是快快乐乐出门，不乱听言论，不乱说意见，不乱帮助陌生人，然后平平安安地回家。只有傻瓜和笨鸟才会去救人之难，去谈论批评，去惹是非，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大家如此这般，自私自利，而把除自己有利以外的全置之度外。，可记得幼年时上街，许多长辈们鼓励孩子插队买票，上车抢座位（有人说这是逃难心理），结果孩子身手矫捷不落人后，赢来不少赞赏，俨然自己就是国家未来主人翁一般。这种可以骄其父母的行为，身为一个中国人看来怎么会生气呢？

长大后占人便宜说是为了家计，插队上车是为了早点赶回家照顾子女，亏空公款是为了弥补家庭拮据，遇到困难，找有力人士关说，也是为了这个家。这个想法早年管仲对鲍叔就曾说过，我只能借大家常挂在口头的一句话：“我努力打拼赚钱，劳累委屈，为的还不是这个家。”听来如此冠冕堂皇，扣人心弦，谁曰不宜，谁会生气。

“为了家”是个很管用的口实、有了它可以做出一切“自我”“利己”的弊情而不会令人生气，因为顾家的爸爸就是好爸爸，不管他在外面如何不守公共秩序，如何见死不救，如何为了赚钱而贪赃枉法，瞒上欺下。而顾家的妈妈必定是好妈妈，不管她平日如何喜欢占人小便宜，如何假公济私、挑拨离间，只要她的行为是以“为了家”做出发，那么她所做的一切不合情理法的事都可以被原谅了。

研究中国人性格的社会学者，大都认为人口过剩，灾害频仍及社会贫穷是养成中国人的自我、自利性格的原因。

就以台湾老一辈人的生活背景来看，这种说法的确有其道理。大陆来台的长辈，在幼青年时大多在战乱、饥饿、流离、逃难中长大，在台的老一辈也是战乱、饥饿中挣扎出来的，所以他们常以自己的经验向子女谆谆告诫，希望子女努力读书，将来赚钱容易；所以希望子女除了读书赚钱以外的事最好少管，因此每个人都不知不觉地只紧握那一份自己谋生的资源，死也不肯放松。

他们从战乱饥荒中取得的经验是：“凡是自私自利的心越重，生存的机会越大。”因为在战乱或荒年里如果有一家肯分些粮食去帮助别一家，这慷慨的一家就要减少他们自己生存的价会，要是太慷慨，生存机会便相对减少，甚而不免饿死。所谓物竞天择，在战乱荒年里，有慷慨性格肯于帮助别人的人往往被淘汰，而专为自己打算的人反而得到选择，这种畸形的自我选择与淘汰使得自私自利主义特别发达。

经过割据、抗日等饥饿灾荒而死里逃生的人。对生命当然特别的珍惜、所以他们清楚地知道要生存就要抓住生存的资源——知识和钱财（他们认为知识可以取得高社会地位，代表一份优异的生存机会；钱财可以买通一切急难之需，也是生存最基本的保障）。所以由小到大都为这个生存资源钻营不休，至于社会的公义，人群的互惠互助，都可用冷漠对待它。

如此一来，整个社会风气都从以自我、自家、自私、自利出发，所以一方面用自私自利、见死不救的心态去过现代社会生活，二方面以假公济私、贪赃任法的心理去面对公众，三方面以守旧苟安的心态去保住既得的利益。加上没有很好的法律制度去限制，人人以为自私自利有百利而无一害，你自私我自利，上下交征利，一点也不知道生气。倒是要他们抛弃狭隘的、自利的、“为了家”的自私心态去过合理的现代社会生活，他

们会很生气。或者要他们改正以前那种逃难的、饥荒的、自顾不暇的穷人自私心态去过现代生活，他们会很生气。

中国人，已经把自私自利看成天经地义，那么见到别人自私自利，怎么还会生气；身为中国人自私自利可以存身、可以保家真是有百益而无一害，看到自私自利的事，怎么还会生气。

这下你应当知道，中国人，为什么不生气了吧？

原载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国时报·人间》

想一想，在一个只能装十只鸡的笼子里塞进一百只鸡，会是什么光景？”台湾。就是这样一个笼子：你与我。就是这笼子里掐着脖子、透不过气来的鸡……

※ ※ ※

如果你住在台湾，如果你还没有移民美国或巴拉圭，如果你觉得你的父母将埋葬于此，你的子女将生长于此，那么，这是我给你的一封信。

写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之后；有些人带着怜悯的眼光，摇着头对我说：生气，没有用的！算了吧！

他们或许是对的。去国十年，在回到台湾这一年当中，我有过太多“生气”失败的经验。有些是每天发生的小小的挫败：

在邮局窗口，我说：“请你排队好吧？”这个人狠狠地瞪我一眼，把手挤进窗里。

经过养狗的人家，看见一只巨大的圣伯纳狗塞在一个小笼子里；鼻子和尾巴都抵着铁栏，动弹不得。找到狗主人，我低声下气地说：“这太可怜了吧！”他别过脸去，不说话。狗在一旁呜呜叫着。

有人把空罐头丢在大屯山里，我伸出头大叫：“这么美的景色，别丢垃圾！”没有回音，我只好走过去，自己捡起来，放回我的车上。

南部的商人屠杀老虎，我问环保局：“没有法令保护这些稀有动物吗？”回答是：“没有。”

有些是比较严重、比较激烈的失败：

回台湾第二天，计程车经过路口时，猛然发觉有人躺在马路中间，黑衫黑裤，戴着斗笠，像是乡下来的老农夫，姿态僵硬地朝天躺着。流水似的车马小心而技巧地绕过他，没有人停下来。我急忙大叫：“赶快停车，我去给警察打电话！”

司机狠狠地往窗外吐了口槟榔，回头对我哈哈大笑：“免啦！大概早就死了。打电话有什么落用！”油门一踩，飞驰而去。

《英文邮报》登了一则消息：发现“乌贼”者，抄下车牌号码，请打这两个环保局的电话。几个星期之后，我拨了其中一个号码，正要把“乌贼”报出，那边打断我的话：

“有这样的事吗？哪家报纸登的？”

“《英文邮报》。”我说，于是重新解释一遍。对方显然不知所措，于是要我拔另一个号码——另一个电话也不知道怎么办。最后，接第四通电话的人犹疑地说：

“那你把号码给我好了，我们看着处理。”

我并没有把“乌贼”号码给他；我把电话摔了。

有一段时候我们住在临着大街的十楼上。搬进去之后，发觉对街的夜摊每至午夜，鼓乐喧天，大放流行歌曲。于是我夜夜打电话到警察局去；电话那头总是说：好，就派人去。可是，站在阳台上观望，我知道，没有人去。

失眠一个月以后，我直接打电话给分局长，请他对我这个小市民解释为什么他不执法。这位先生很不耐烦地说：“咱们台湾实情如此，取缔是办不到的。”

过了不久，我打开门，发现上个满脸长横肉的人站在门口，凶狠地说：“哇宰样你报警察。给你讲，哇是会宰人的，哇不惊死！”

走在人行道上，有辆计程车扫着我的手臂飞过，马上又被红灯挡住。我生气地走过去，要他摇下窗户，说：“你这样开车太不尊重行人；我们的社会不要你这样没有水准的国民……”

很可笑的，知识分子的调调，我知道。灯绿了，这个司机把车停到街口，推开车门走了出来，手里守着一根两尺长的铁棍，向我走来……

分析一下这些经验。造成我“生气”失败的原因大致有三个：第一，这个社会有太多暴戾的人，不可理喻。当司机拿着铁棒向我走来的时候，我只能默默地走开。第二，我们的法令不全。老虎如果没有立法来保护，跟唯利是图的人谈人道与生态毫无意义。第三，执法的人姑息。明令摊贩不准随地设摊、污染环境，但是当执法人本身都观念不清的时候，你怎么办？

这些都造成我的失败，可是，你知道吗？这些，还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生气”的人太少。

如果打电话到环保局去的不只我一个，而是一天有两百通电话、三百封信，你说环保局还能支吾其事吗？如果对分局长抗议的不只我一个，而是每一个不甘心受气的市民；——他还能执迷不悟地说“中国台湾实情如此”吗？如果那个养狗的人家，每天都有路人对他说：“换个笼子吧！”他还能视若无睹吗？如果叫阿旺的这个人一插队，就受人指责，一丢垃圾，就遭人抗议，阿旺一天能出几次丑呢？

想一想，在一个只能装十只鸡的笼子里塞进一百只鸡，会是什么光景？台湾，就是这样一个笼子；你与我就是这笼子里掐着脖子、透不过气来的鸡；我们既不能换一个较大的笼子，又不能杀掉—半的鸡（不过，我们混乱的交通倒是很有效率地在为我们淘汰人口）。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要维持一点基本的人的尊严，我们就不得不仰靠一个合理的社会秩序。这个社会秩序不仅只要求我们自己不去做害人利己的事，还要求我们制

止别人做害人利己的事。你自己不做恶事才只尽了一半的责任；另一半的责任是，你不能姑息、容忍别人来破坏这个社会秩序。

最近碰到一位乘告开学术会议的欧洲学者。他自一九六○年起，大概每五年来台湾考察或开会一次。台湾繁荣蒸蒸日上，他说，可是台北，一年比一年难看。我微笑——你要我说什么？我住过美国的纽约、西德的幕尼黑，到过欧洲的罗马、雅典、欧亚交界的伊斯坦堡、非洲的卡萨布兰卡、埃及的开罗、日本的东京；我知道：台北是我所见最缺乏气质、最丑陋、最杂乱的都市。当我站在十字路口，看见红灯未灭就在乌烟瘴气中冲过街去的一张张杀气腾腾的脸，我觉得惊骇：是什么，使这个城市充满着暴戾与怨气？

但是我爱台湾，无可救药地爱着这片我痛恨的土地，因为我生在这里，因为我的父母兄弟、我的朋友同事、学校里每天为我倒杯热茶的工友、市场里老是塞给我两把青葱的女人———他们，还有他们一代一代的子女，都还要在这个受尽破坏的小岛上生长、生活。可是，我是一个渴望尊严的“人”；我拒绝忍气吞声地活在机车、工厂的废气里，摊贩、市场的污秽中，我拒绝活在一个警察不执法、官吏不做事的野蛮的社会里。

我可以从皮夹里拿出护照来一走了之，但是我不甘心，我不相信“台湾实情”就是污秽混乱，我不相信人的努力不能改变环境。

我并不要求你去做烈士——烈士是傻瓜做的。看见那人拿着铁棒来了，夹起尾巴跑吧！我只是希望你不要迷信“逆来顺受”；台湾的环境再这样败坏下去，这个地方，也真不值得活了。我只是谦卑地希望你每天去做一点“微不足道”的事：拍拍司机的肩膀。请他别钻前堵后，打个电话到环保局去，告诉他淡水的山上有人在砍树造墓，写封信到警察局去，要他来取缔你家楼下莫名其妙冒出来的地下工厂，捡一片红砖道上的垃圾，

扶一个瞎子过街，请邻座不要吸烟，叫阿旺排队买票……

我只想做一个文明人，生活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罢了。你说，我的要求过分吗？

原载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六日《中国时报·人间》

·回应与挑战·

该生气就生气，该说话就说话

王民雄

阅贵报（《中国时报》）十一月二十日刊载的“一个题目两人写”专栏：《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感触深深，沉思良久。龙应台先生大作部份尤令一向不生气的我羞惭喟叹，久久不能自已，晚间至北投金马奖戏院观赏《省港旗兵》，进戏院甫坐一下，即感觉“烟香”阵阵扑鼻，片刻后实难忍受，遂鼓起勇气，顾不得后座的瘾君子有女友，劝其熄掉香烟勿再羞人。未几，又见入口处一阵亮光，原来两位少年家一进场就相互

点起烟来，一副悠然自得模样，愈看愈冒火，心想“为什么不生气”，为什么忍其一意制造恶劣空气，于是起得身来，准备前去晓以大义一番。未料才跨出两步，心中又犹疑了起来，胆怯之余，灵机一动，出去找戏院管理员帮忙，说明原委后，只见管理员一再摇头。明白表示这是“无法度”的事情，爱莫能助。经再三强烈抗议，斥其没用、姑息，他姑折衷由戏院打出字幕——请勿在场内吸烟。这是个人亲身的一个经历，也是阅读

《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后所激起的良知与道德勇气，事情微不足道，效果或也仅止于短暂的一个晚上，然而，我仍很为自己高兴、骄傲，毕竟，我已开始在做了，虽然还是有点怕怕。想一想，倘若日常生活当中，你、我、他都摒除从小被养成的自我、自利的习气和观念，鼓起道德的勇气，随时随地，对于身旁周遭令人不快或不当的事物，勇于抗议，敢于检举告发，人人都来管这个社会，相信一定可以积少成多，彻底改造的。

最后，提醒大家，将近两千万人生活在一个小岛上，假如休想拥有一个清爽愉快的生存环境，请别再把自私自利看成天经地义，忍耐、沉默都是懦弱的表现，该生气就生气，该说话就说话，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吧。

原载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廿七日《中国时报·人间》

有一天黄昏，和一位瑞典朋友去看淡水的落日。河水低潮的时候，密密麻麻的垃圾在黑色油腻的污泥中暴露出来。好不容易找到一块离垃圾远一点的地方，刚坐下来，就看到这个毛毛头，五岁大的小男孩盯着我们，转身对抱着布娃娃，更小的小孩，用很稚嫩的声音说：

“妹妹，我会听英文，这个外国人在说我们台湾很不进步……”

我愣住了——因为我的金发朋友一句话也没有说。这个小毛头在捏造故事，可是他捏造了怎么样的放弃啊！中国民族的自卑感已经这么深了吗？这孩子才五岁哪！

火红的太阳在垃圾的那一头沉了下去，我默默地离开淡水河。

而居然有人说：台湾没有你说的那么糟！

要糟到什么程度才能使你震动？

在德国，我看见莱茵河里游着雪白的野天鹅，公路旁高高地抽着鲜红的罂粟花，森林里嘻笑的小孩在寻觅香菇和莓果。

在意大利，我看见裸着身子的女郎在冰凉透明的湖里游泳，老太婆坐在葡萄藤下聊天，贩夫走卒在笼罩着月光的沙滩上跳舞。

在希腊，一个像淡水一样依山傍水的小镇里，我看着渔民把鹅卵石铺在海堤上，就着粼粼的波光喝酒唱歌；干瘠的山上猛烈地开着星星似的野花。

在土耳其，我碰到穿着花裙的吉普赛女人背着满箩筐的花朵，沿着古老的石板路叫卖，脸颊丰润的小孩在山坡上滚来滚去。

回到台湾，我去看山——看见剥了皮的青山。绵延的绿当中突然陷下一大块，砂土被挖走了，红土石砾赤裸棵地暴露出来。台北县的山满目疮疤，像一身都长了癣、烂了毛的癞皮狗，更像遭受强暴的女人……

我去看水。听说关渡有雪白的水鸟，不错。可是水面上密密地覆着一层垃圾，水鸟瘦瘦的脚找不到栖落的地方。嫁笑的小孩涉在乌黑恶臭的水里抓水虫。

居然有人说：台湾没那么糟！

为了多赚几毛钱，有人把染了菌的针筒再度卖出，把病毒注入健康人的身体里去。为了享受物质，有人制造假的奶粉，明明知道可能害了千百个婴儿的性命。为了逃避责任， 有人在肇事之后，回过头来把倒地呻吟的人瞄准了再辗过一次。我们的子女坐在教室里，让毒气给轰倒。我们的朋友喝了伪酒而失明。我们的兄弟，被车撞断了腿，每天拄着拐杖，一跛一跛上学校。而我们自己，心平气和地吃喝各色各样的化学毒素，呼吸污浊的空气，在横行霸道的车辆间仓皇怯懦地苟活，

要糟到什么程度你才会大吃一惊？

※ ※ ※

在《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十一、二十）和《生气，没有用吗》（十二、六）刊出之后，我听说有大中学的老师把文章发给学生，做课堂讨论材料；有人把文章复印了四处寄发；也有人当海报传单一样到处张贴。每天我的邮箱里塞着读者的来信，写信的人有老师、水电工人、学生、军人、理发小姐……其中有两封特别伤感：

——我们的家乡台湾，本来山青水秀，现在被当作歇脚的地方．这些人不打算生根，歇会儿，气力足就走了。你要他们怎么去爱乡爱土？

——今天台湾生活环境之差到了令人想一走了之的地步。可是，眼见苦难的中国人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地方，稍稍享受一点没有饥饿、没有战乱的日子，实在又很想珍惜它；然而我们的环境却又败坏至此，令人痛心不已。

我实在不了解为什么我们的环境会受到如此的破坏。人穷的时候。把门砍破了烧来取暖，还有话说，三十年后的台湾早就“发”了，为什么还在到处打洞？更何况台湾这个“房子”还不是我们的——我们只是百代的过客，我们之后还有一代又一代的人要来这里居住生活。任何房客都没有权利把租来房子的屋顶拆掉、地板挖空、墙壁熏黑，因为将来还有别的房客要来。台湾这个小小的岛屿，我们也还得留给下一代的下一代。我

们哪里有资格，哪里有权利——为了现在多赚几毛钱，疯狂地、忘形地追求所谓“经济成长”——而在苍天有德暂租给我们的这片土地上横行肆虐，把青山毁掉，把绿水弄浑，在泥土里掺毒？以后的人怎么办？中国人还没有短见自私到绝子绝孙的地步吧？

※ ※ ※

诗人说：生了梅毒，还是我的母亲。台湾，是生我育我的母亲；肮脏、丑陋、道德败坏的台湾是我生了梅毒的母亲。你说台湾没有那么糟。我觉得你在做梦；你说，治文学的人不应该为这种凡间琐事费神，我觉得你麻木：我坐在书房里，受噪音的折磨；吃一餐饭，有中毒的危险；出门上街，可能被车子撞死；走进大自然，看不见一片净土。有哪一门“学问”比“生活”本身更重要呢？我之所以越过我森森的学院门墙，一而再、再而三地写这些“琐事”，是因为对我而言，台湾的环境——自然环境、生活环境、道德环境——已经恶劣到了一个生死的关头。我，没有办法继续做一个冷眼旁观的高级知识分子。

所以我伸出手来，急切地想与你接触。我是个大学教授，你或许是个面店老板、小学老师、公车司机，或满手油污的修车工人；在日常生活上，你和我却都是“市井小民”，有一模一样的需求——安静的环境、干净的社区、有条理的街道、文明礼让的邻居。有许多问题，我们这些市井小民不得不仰靠专家，譬如垃圾掩埋的科学方式及山林水土保持的处理。也有许多人，是我没有能力影响或教化的，譬如拿刀杀人的老大或偷偷丢垃

圾的阿旺（他们也不会读副刊吧？！）可是市井小民仍旧可以做许多事情：专家不尽力的时候，你要监督他、指责他，告诉他：做不好，换别人来。至于阿旺，如果他一个人丢，有十个市井小民去捡，我们的街巷仍旧是干净的。台湾的环境不能再往下掉一步，掉一步，很可能万劫不复。

※ ※ ※

今天下午，我在淡水田野间行走，看见一只洁白的鹭鸶轻俏地站在一头墨黑的水牛背上。那头水牛粗糙笨拙，沉重的蹄在沼泽里来回。背着无尽的天光，它悠然地吃着脚边翠绿的水草；不知魏晋、不知汉唐、不知古往今来的一脚一个印子。风轻轻地吹着，我在田埂上凝视许久，心里溢满感谢：感谢这水牛的存在，感谢这鹭鸶与水草的存在。我的母亲生了梅毒，但是至少她还没有死去，她还有痊愈的希望。我既不愿遗弃她，就必须正视她的病毒，站起来洗清她发烂发臭的皮肤。

新春的第一个晴天，我会到大屯山上去看丰硕的芒草。我的车里会有一只大塑胶袋；我会把沿着山路的垃圾捡起来，带走。新春的第一个晴天，你或许会带着学生或者三朋四友，到澄清湖、火焰山，或秀姑峦去寻找一点野气；或许你也愿意带着一个大塑胶袋，捡走花丛里的空罐头。在你弯身的那一刻，或许我也在弯身，如果我们在转角处相遇，就打个招呼吧！

或许这一年的台湾就真的要比一九八四年的台湾稍稍干净一点、安静一点、和谐一点。你，来赴约吧！

原载一九八五年一月四日《中国时报·人间》

有个叫苏格拉底的老头，你大概不认识。

他已经七十岁了！深凹的眼睛，白花花一把胡子。在牢里关了好几天了；明后天等船回来，死刑就要执行。这天清晨．他刚睡醒，一小格窗子透着一点光，非常希腊的天空。

克瑞图是个有钱的老朋友，已经滔滔不绝用尽了口舌，恳求苏老头逃狱。“钱，包在我身上，”他说，“更何况，你死了，谁来照顾你的小孩？”

可是苏老头顽固得很，他一本正经地说：

“雅典政府以‘妖言惑众’判我死刑，固然不合理。但是我如果逃狱而破坏了雅典的法制．那就等于以其人之‘恶’还治其人，使我自己也错了。你要知道，两恶不能成一善。

当我对一个制度不满的时候，我有两条路：或者离开这个国家；或者循合法的途径去改变这个制度。但是我没有权利以反抗的方式去破坏它。让雅典人杀我吧！我愿意做一个受难者而死，不愿做一个叛逆者而生。”

苏老头仰头吞了毒药而死黄黄的药水流下来，弄脏了他的胡子。

※ ※ ※

另外有个人叫梭罗，喜欢独来独往。三十岁那年，一个人到森林湖畔搭了个木头房子，自耕自活。有一次在树林里升火烤肉，差点把康考特的林子烧了一半。

这天黄昏，正在散步的时候，梭罗被抓进了监狱，理由是他拒绝付税。他认为政府用他缴的钱去支持战争（美国人欺负墨西哥人）及黑奴制度，有违他的个人良知，他以立即的、反抗的行动来抵制他认为是错的法制。

“面对不合理的法制时，我们应该盲目地遵从吗？还是暂且遵从，同时慢慢地循合法途径去改革？还是立即地反抗，来抵制、破坏这个法制？”

梭罗问着，而他的回答理直气壮：

“盲目的遵从是最低级的愚蠢。不必考虑。寻求改革途径，时间拖得太长。人生有多少日子？又不是吃饱饭没事干，一天到晚绿头苍蝇似地去改造社会。人生在世为了生活，不是为了改革。所以对付一个不合理的制度，最好的办法就是立即地抵制。”

梭罗并没有尽兴；在牢里兴奋地睡了一夜，第二天就被那个慈善心肠的老姑妈代缴了税金，赎了出去。倒是一百年之后，在古老贫穷的东方，有个叫甘地的人尽了兴，带了千万个人去“立即地抵制”一个不合理的制度。

※ ※ ※

爱恨分明的纽约最近也出了一个人物。戴着金丝眼镜、很文静秀气的葛兹坐在夜车里，一心想回家泡个热水澡。四个年轻的黑小子围了上来，跟他要五块钱。纽约的人都知道，五块钱的下一步大概就是头上五个窟窿。那个脸上有条疤的家伙上个月才把一支枪抵在一个老女人的脖子上，抢走了一条金链子。

但是文静的葛兹怎么办呢？没有警察来保护，没有乘客敢帮助——他究竟应该，如苏老头所说，做一个守法的受难者；还是如梭罗所说，做一个违法的反抗者？换个问法，他究竟应该任这四个人把他毒打一顿、刺上两刀，然后到警局报案；或是应该拿出手里所有的武器打击敌人，使自己成为法纪的犯人？

戴眼镜的葛兹在摇摇晃晃的车中站起来，说：

“我给你们一人五块！”

他连发了五枪。有疤的那个被打中脊椎，半身瘫痪，他今年才十九岁。而葛兹，在家里等候法庭宣判他的命运。

※ ※ ※

还有个中国人，你或许没听说过，叫张系国。他坐上了计程车，恶司机不但绕了路，还要下车来打架。这位高级知识分子的张博士居然撩起袖子来跟司机当街对峙起来。

代表法制的警察先生来了，却认为，打架是不应该的，若轮到他，就该让司机给打伤了，再去告他伤害罪。

也就是说，万一给扁钻刺死了，那么就由末亡人到法庭去告他杀人罪，皆大欢喜。

一个制度无力保护个人的时候，个人有没有权利保护自己？

就法制的基本原则而言，我们不能容许个人的“执法”。如果每个人都拒绝缴税，如果每个人都拿起枪来像约翰韦恩把“坏人”给“干”了，如果每个人都撩起袖子来打架；我们或许就回到了原始蛮荒的时代，人人靠一己的齿尖牙利，适者生存。法制之所以重要，我们说，是因为它使齿不尖、牙不利的渺小的个人也获得保障。

可是，如果“法”的存在是为了“个人”，为什么“个人”却经常要为了“法”而牺牲呢？对于梭罗而言，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保护个人的权益，但当他在争取个人权益的

时候．政府反而要惩罚他。对于葛兹而言，他保护了自己——达到了“法”的目的，却同时也犯了法。只有苏格拉底那个老头，他根本就放弃自己、牺牲个人，所以与法相安无事。

当所谓“法制”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僵硬的方格子，把每一个血肉做成的“人”锁在一方方小格子里的时候，这个法是不是违背了当初之所以有它的本意？当一个警察要老百姓让恶人打伤了再去报案的时候，人是不是已经“文明”得糊涂，忘了“文明”究竟是为了什么？

※ ※ ※

所以我很怕听人说“学校荣誉”，因为我知道，为了这么一个抽象的框框，有多少“不听话”、“不受教”的学生要受到残酷的压制，多少特立独行的个人要被塞进框框里，呼吸不得，动弹不得。

我更不忍心听人宣扬五代同堂的美德。在那个和谐的表面之下，有多少半夜的叹息、破碎的梦想、解体的个人意志，一切都为了一个抽象的理想、一个原本造福个人而往往牺牲个人的制度。

法制、国家、社会、学校、家庭、荣誉、传统——每一个堂皇的名辞后面都是一个极其庞大而权威性极强的规范与制度，严肃地要求个人去接受、遵循。

可是，法制、社会、荣誉、传统——之所以存在，难道不是为了那个微不足道但是会流血、会哭泣、会跌倒的“人”吗？告诉我。

原载一九八五年二月五日《中国时报·人间》

我收到好几十封读者的来信。年长一点的说：“每看你的文章，心情激动难平，一再泪下。”年轻一点的大学生写着：“在成为冷漠的‘社会人’之前，请告诉我们：我们能为台湾这个‘母亲’做些什么？”更年轻的，高中生，说：“反正做什么都没有用：我大学毕业就要远走高飞，到美国去！”

※ ※ ※

少年人激动愤慨，老人家伤心落泪，绝对不是因为我的文章写得好。这一大叠情绪汹涌的信件对有心人应该透露出两个问题：第一是事态本身的严重性；台湾生活环境的恶劣已经不是知识分子庸人自扰的嚷嚷，而是市井小民身受的痛苦。第二是个人的无力感；如果这个社会制度中有畅通的管道让小市民去表达他的意愿、去实现他的要求，他就不会郁积到近乎爆炸的程度，就不需要凭靠区区几篇不起眼的文章来发泄他的痛苦。

第二个问题要比第一个还严重得多。因为环境再恶劣，难题再复杂，个人如果有适当的途径去解决问题，觉得享有可为，他总是肯定的、理性的、乐观进取的。反过来说，即使问题本身并不那么恶劣，但是个人觉得他的一切努力都是一条死巷，他的愤懑锁在堵塞的管道中时，人，是会爆炸的。

半年前，有个爱看书的青年因为受不了隔邻女人早晚不断地诵经，冲进了她的屋子拿刀杀她。暴力当然没有任何藉口，但是我们要追究原因：如果这个青年只要打一通电话，警察就会来取缔噪音的话，这件凶杀案是不是可以避免？换句话说，假使这个青年一通一通电话的哀求警察而警察不管，一次一次地劝告诵经的妇人而妇人不睬；那么，你说；他可以搬家——别开玩笑了，台北什么地方可以让人安静度日？于是，日日夜夜

受噪音的煎熬，又丝毫没有改善的可能，他到底该怎么办？

※ ※ ※

苏格拉底那个老头子被判了死刑之后，不愿逃狱，他说：“当我对一个制度不满时，我有两条路：或者离开这个国家，或者循合法的途径去改变这个制度。但是我没有权利以反抗的方式去破坏它。”（见《难局》，二月五日“人间”）

不错，苏老头是个循规蹈矩的模范公民，但你是否注意到，做个好公民有两个先决条件：首先，不肯妥协时，他有离开这个国家的自由；其次，这个国家必须供给他适当的管道去改变他不喜欢的制度。也就是说，如果雅典政府既不许他离境，又不给予他改革的管道，他就没有义务片面地做个循规蹈矩的公民。

那么我们的情况呢？台湾的生活环境恶劣，升斗小民所面临的选择与苏格拉底没有两样：他可以离开台湾，但这有大多实际上的困难。他可以“循合法途径”去改变现状——

我们有没有这个合法的途径、畅通的管道？

※ ※ ※

一位医生来信叙说他痛苦的经历。住宅区中突然出现一个地下铁工厂，噪音与废气使整个社区变色。他从私下的恳求到公开的陈情控告，无所不试，结果，等于零。这个机构说法令不全，那个部门说不是他家的事，警察更说开工厂的人可怜！这位医生伤心绝望地问：“政府到底在做什么？法律究竟在保护谁？”

连十七岁的高中生都理直气壮地说：“反正没有用！我要到美国去！”

你不为我们的前途担忧吗？

这份绝望的无力感是谁造成的？

※ ※ ※

许多人或许会把箭头指向政府——营建处、环保局、卫生署、警察局等等等，可是我不能，因为我的知识领域狭窄极了；我根本不知道垃圾有几种处理方式、食品进口要如何管制、努力调动要如何分配。我不是专家，没有资格告诉这些在位做的人怎么去做。

但是和你一样，我是个有充分资格的公民。无力感的根源或许是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你或许觉得缺乏畅通的管道咎在政府，我却认为，你和我之所以有无力感，实在是因为我们这些市并小民不懂得争取自己的权利，纵容了那些为我们做事的人。咎在我们自己。

大多数的中国人习惯性地服从权威——任何一个人坐在柜台或办公桌后面，就是一个权威。我看见学生到邮局取款，填错了单子，被玻璃后的小姐骂得狗血喷头。这位学生唯唯诺诺，惊恐万分。我也看见西装笔挺的大男人到区公所办事，戴眼镜的办事员冷眼一翻，挥挥手：“去去去！都快十二点了，还来干什么？”大男人哈腰赔笑，求他高抬贵手。我更知道一般的大学生，在面对一个拆“烂污”的老师时，不是翘课以逃避，

就是附和以顺从。

到邮局取款，拿的是自己的钱，填错单子可以再填，学生为什么却觉得办事小姐有颐指气使的权利？区公所的职员，不到钟点就理应办公，大男人为什么要哀求他？学生缴了学费来求知识，就有权利要求老师认真尽职，为什么老师不做好，学生也无所谓？

所谓政府——警察局、卫生署、环保局——都是你和我这些人辛辛苦苦工作，用纳了税的钱把一些人聘雇来为我们做事的。照道理说，这些人做不好的时候，你和我应该手里拿着鞭子，睁着雪亮的眼睛，严厉地要求他们改进；现在的情况却主仆颠倒，这些受雇的人做不好，我们还让他声色俱厉地摆出“父母官”的样子来把我们吓得半死，脑袋一缩，然后大叹“无力”！

连自己是什么人都不知道，连这个主雇关系都没弄清楚，我们还高喊什么“民主、伦理、科学”？

※ ※ ※

每天清早，几万个衣履光洁的人涌进开往纽约市区的火车到城中上班。车厢内冬天没有暖气，夏天冷气故障，走三步要抛锚两步，票价还贵得出奇。可是因为是垄断事业，所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人人抱怨，人人还是每天乖乖地上车。一直到史提夫受不了了，他每天奔走，把乘客组织起来，拒乘火车，改搭汽车。同时，火车一误点，就告到法庭去要求赔偿。他跟铁路公司“吃不完，兜着走”。

史提夫没有无力感。

※ ※ ※

安东妮十三岁的女儿被酒后驾车的人撞死了。因为是过失杀人，所以肇事者判的刑很轻，但是安东妮只有一个不能复生的女儿，这个平凡的家庭主妇开始把关心的母亲聚集起来，去见州长，州长不见，她就在会客室里从早上八点枯坐到下午五点，不吃午餐。两年的努力下来，醉酒驾车的法令修正了，警察路检的制度加严了。别的母亲，或许保住了她们十三岁的女儿。

安东妮也没有无力感。

※ ※ ※

我并没有史提夫和安东妮的毅力。人生匆促得可怕，忙着去改革社会，我就失去了享受生活的时间。大部分的时候，我宁可和孤独的梭罗一样，去看云、看山、看田里的水牛与鹭鸶。不过，我们不做大人物，总可以做个有一点用的小人物吧？一个渺小的个人，如你，如我，还是可以发光发热。过程会很困难，没错；有些人会被牺牲，没错。可是，在你没有亲身试过以前，你不能说“不可能”！在你没有努力奋斗过以前，你也不能谈“无力感”。问问史提夫，问问安东妮。

讲“道德勇气”，不是可耻的事，说“社会良知”，也并不肤浅。受存在主义与战乱洗礼的现代人以复杂悲观自许，以深沉冷漠为傲；你就做个简单却热诚的人吧！所需要的，只是那么一丁点勇气与天真。你今天多做一点，我们就少一个十七岁的说：“反正没有用，我到美国去！”

美国，毕竟不是我们的家。

原载一九八五年二月十八日《中国时报·人间》

这是一班大三的学生：聪慧、用功、循规蹈矩，标准国立大学的好学生。

看完期末考卷，批完论文报告，我把总成绩寄出，等着学生来我我：零分或是一百分，他们总得看着卷子的眉批，与我印证讨论过之后，才能知道为什么得了一百分或零分。

假期过去了，新学期开始了，学期又结束了。

※ ※ ※

学生来找我聊天、吃消夜、谈功课；就是没有一个人问起成绩的事。

有一个成绩应该很好的学生，因为论文的注脚写得零乱散漫，我特意大幅度地降低了他的分数，希望他来质疑时告诉他一个教训：作研究，注脚与正文一样重要。

但是他也没有来。

等了半年之后，我忍不住了：“你们为什么不跟教授讨论成绩？”

学生面面相觑，很惊讶我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怎么敢呢？教授会很生气，认为我们怀疑他的判断力，不尊重他的权威。去讨论、询问，或争执成绩，等于是跟教授挑战，我们怎么敢？”

那么，假设教授打了个盹，加错了分数呢？或是一个不小心，张冠李戴呢？或者，一个游戏人间的老师真的用电扇吹考卷来决定成绩呢？

逐渐的，我发觉在台湾当教授，真的可以“get awaywith murder”，可以做出极端荒唐过分的事而不致遭到学生的反抗，因为学生被灌输了二十年“尊师重道”的观念；他不敢。

※ ※ ※

有一天，一个泪眼汪汪的女学生半路上拦住了我的车子：“有个同学扭伤了脚踝，你能不能送我们下山搭车回台北？我拦了三辆路人的车，他们都不肯帮忙！”

好吧！于是泪眼汪汪的女学生扶来了另一个泪眼汪汪的人，一跛一跛的，进了我的车。

下山只有几分钟的车程，可是车后两个人拼命掉眼泪、吸鼻涕。受伤的哭，因为脚痛，想妈妈；没受伤的也哭，因为她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个情况。

事实上，这个惊天动地的“情况”只需要两通电话：第一通打给校医，第二通打给计程车行，如此而已。

我很惊异地看着这两个女生哭成一团。她们今年廿岁，正在接受高等的大学教育。

她们独立处事的能力，还不到五岁。

※ ※ ※

开始的时候，课堂上问学生问题得不到回音，我以为是学生听力不够，于是我把英语慢下来，一个字一个字说，再问，还是一堵死墙；于是改用国语，再问。我发觉，语言的问题其次，思想的贫乏才是症结所在。

学生很用功。指定的小说或剧本上课前多半很尽责地读完。他能把故事的情节大纲说得一清二楚，可是，当我开始问“为什么”的时候，他就瞠目以对——不知道，没想过。

他可以读十篇爱伦坡的谋杀小说，每一篇都读情，但不能够综观十篇整理出一个连贯的脉络来。他可以了解苏格拉底为什么拒绝逃狱，也明白梭罗为什么拒绝出狱，但这两个事件之间有怎样的关系；他不知道。他可以说出诗人艾略特对艺术独创与模仿的理论，但是要他对王三庆的仿画事件发表意见——他不知道，他没有意见，他没学过，老师没教过，课本里没有。

我爱惜我的学生；像努力迎取阳光的黄色向日葵，他们聪慧、纯洁、奋发，对老师尤其一片真情。但是，他们也是典型的中国学生：缺乏独立自主的个性，盲目地服从权威，更严重的，他们没有——完全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错在学生吗？

※ ※ ※

当然不是。学生是一坯混沌的黏土，在教育者的手中搓揉成型。从小学到大专联考这个漫长过程中的种种问题，暂且不谈，让我们看看这些“不敢”、“泪眼汪汪”、“没有意见”的大学生正在接受什么样的高等教育。

廿岁的人表现出五岁的心智，往往是因为办教育的人对学生采取一种“抱着走”的育婴方式。常常会听到一些大学校长说，“我把学生当自己的儿女看待”，一派慈祥。他也真做得像个严父慈母：规定学生不许穿拖鞋在校内行走，上课不许迟到，周会时要正襟危坐，睡眠要足八小时，熄灯前要洗澡如厕，清晨六点必须起床作操，讲话时不许口含食物，夏天不可穿短裤上课，看电影有害学业，看电视有伤眼睛，吃饭之前要洗手等等等。

我一直以为大学校长是高瞻远瞩，指导学术与教育大方向的决策人，而不是管馒头稀饭的保姆，但这也暂且不提。这一类型的教育者的用心，毋庸置疑，当然是善意的，问题是，我们论“事”的时候，用心如何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实际的后果，而教育的后果何其严重！这种喂哺式、育婴式的大学教育刚好吻合心理学家Levy早在一九四三年给所谓“过度保护”（Overprotection）所作的诠释：第一，给予过多的接触——“有任何问题，随时来找我”；第二，禁止他独立自主——“你不许……”；第三，将他“婴儿化”——“乖，早睡早起”；第四，把自己的价值取向加诸其身——“你听我的……”。

在这种过度呵护的幼稚教育下成长的大学生，遇事时，除了“泪眼汪汪”之外又能做什么呢？

教育者或许会说：这些学生如果进大学以前，就已经学好自治自律的话，我就不必要如此提之携之，喂之哺之；就是因为基础教育没教好，所以我办大学的人不得不教。虽然是亡羊补牢，总比不教好。

听起来有理。其实是个因噎废食的逻辑。这个学生之所以在小、中学十二年间没有学会自治自律，就是因为他们一直接受喂哺式的辅导，那么大学来继续进行“育婴”，这岂不是一个没完没了的恶性循环？把学生口里的奶嘴拿掉，我们总要有个起点；大学不做，更待何时？再说，我们对大学教育的期许是什么？教出一个言听计从、中规中矩、不穿拖鞋短裤的学生，和教出一个自己会看情况、作决定、下判断的学生——究竟哪一个比较重要？为了塑造出“听话”、“规矩”的青年，而牺牲了他自主自决、自治自律的能力——这是我们大学教育的目的吗？

※ ※ ※

在生活上，教育者采取怀里“抱着走”的方式；在课业上，许多教书的人就有用鞭子“赶着走”的态度。

就上课点名这件小事来说。以学生出席与否作为评分标准的老师很多，他们的论点是：学生都有惰性，今天我逼你读书，日后你会感谢我。

这个说法也很动人，却毫不合理。首先，我们不应该忘记，开一门课程最根本、最重要的目的在传授知识不在铃响与铃响之间清数“少了几头牛”。照逻辑来说，如果一个学生不听课就已经具有那门课所要传授的知识，并且能够以考试或其他方式证明

他的程度，那么他就没有必要为了一个人头点名的成规而来报到。归根究底，这个“成规”当初之所以存在，只是为了帮助学生获取这一门知识——让我们在同一时刻同一地点去听同一个人有系统的讲——但是，一个学生，不论原因为何，已经拥有那个知识，那么要他来作充数的形式就是舍本逐末，也是为师者见林不见树的错误。

反过来说，一个学生没有那门知识却一再缺课，教授当然要淘汰他，但淘汰的理由应该是：你没有得到知识；而不是：你点名未到。上课出席率与知识吸取量并没有因果或正比的关系。

为师者“严”，我绝对赞同；愈严愈好。但是那份“严”与“逼”必须在实质的知识上，不在僵化的形式上。换句话说，教授可以用比较深奥的教材，出比较灵活的考题，指定比较繁重的作业，来逼使学生努力。但他如果尊重学生是一个有自主判断能力的成人。他就没有理由拿着鞭子把学生抓到教室里来；充其量，作老师的只能严肃地说：上不上课在你，努力不努力也在你；你要学会如何为自己的行为担负后果。

从小学到高中，我们的学生已经在“鞭策”之下被动了十二年，如果最后的大学四年他们也在鞭下长大——他们会长大吗？毕了业之后又由谁来执鞭呢？

※ ※ ※

这种“赶着走”的鞭策教育贻害极深。学生之所以不能“举一隅而以三隅反”，固然是因为在“抱着走”、“赶着走”的过程中从来没有学过如何去思考，有一个实质上的困难使他即使想开始也不可能。

信仰鞭策教育的人不相信学生有自动好学的可能。于是设置了七七八八的课目，塞满学生的时间。大一的学生，譬如说，一星期就有三十多个小时的课。大四的课少了，

有些系就强迫学生修额外的学分，作为防范怠惰的措施。

可是我面临一个巨大的难题。

文学是思想；每一小时的课，学生除了必须作两小时的课前预读之外，还得加上三小时课后的咀嚼与消化，否则，我付出的那一小时等于零。文学，也不是象牙塔里的白日梦；学生必须将那一小时中所听到的观念带到教室外面、校园外面，与广大的宇宙和纷扰的现实世界衔接起来。否则，这个新的观念也等于零。

这些，都需要时间与空间，可是学生办不到。他们的课程安排得满满的，像媒婆赶喜酒一样，一场接一场。他们的脑子像一幅泼了大红大紫、没有一寸留白的画。

如果怕学生怠情，我们应该增加学分时数强迫学生把“身体”放在教室里呢，还是应该加深加重课程的内涵使学生不得不把整个“心”都投入？这是不是又牵涉到一个本末的问题？

我们如果不给学生时间与空间去思考，我们又怎么能教他们如何思考呢？

在国外教书的那许多年，我踏出教室时常有生机盎然的感觉，因为在与学生激烈的反应与挑战中，我也得到新的成长。在这里，走出教室我常有被掏空的感觉，被针刺破了的气球一般。学生像个无底的扑满，把钱投进去、投进去、却没有什么惊奇会跳出来，使我觉得富有。

※ ※ ※

说学生缺乏自治自律的精神，说他们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我其实还没有碰触一个更基本的先决问题：我们的教育政策究竟希不希望教出独立自主的学生来？答案若是否定的，这篇文章便毫无意义，可以烧掉。我是在假定我们的社会有意造就独立自主的下一代的大前提之下写这篇检讨。

可是，如果这个假定的大前提是对的，为什么我们在思想的训练上，还是采取“骑着走”的方式？

一方面，学生懦弱畏缩，成绩有了失误，不敢去找老师求证或讨论。教授解错了题目，不敢指出错误，大家混混过去。对课程安排不满，不敢提出异议。不愿意被强迫住宿，却又不敢到训导处去陈情。私底下批评无能的老师、社团的限制、课外活动的规则，或宿舍管理方式，可是又不敢光明正大地对当事机构表达意见。偶尔有人把批评写成文章，要在校刊上发表——“不必试，会被压下来！”学生很肯定地说，“反正没有用，我毕了业就到美国去！”

另一方面，作老师的继续努力强调“尊师重道”的传统美德，连学生少鞠一个躬都当作对五千年中华文化与民族的背叛。“尊师重道”这四个字在历史上的意义我不去谈，在现代讲究分工与专业的社会里，却很有商榷的余地。“重道”毋庸置疑；对知识的肯定与尊重是教育之所以成为制度的基础。但是“尊师”，如果指凡“师”必“尊”——只因为这个人在这个位子——那就是鼓励盲目地服从权威。到处都有误人子弟的师，有

不学无术的师，更有招摇撞骗的师；我们有没有权利要求学生“尊”无“道”的“师”？

学生怯懦畏缩，是他们缺乏勇气，还是我们迷信自己的权威，又缺乏自信，不敢给他们挑战的机会？

我们若真心想培养出有能力“慎思、明辨、笃行”的下一代，为什么又惧怕他因为“慎思、明辨”而对我们的权威造成威胁？

台湾的大学在师资与设备上，比我自己的学生时代要进步得很多很多。中国学生的聪慧、诚恳，与一心想讨好老师的认真努力，常常深刻地感动我。而学生资质愈好，这种幼稚化的大学教育就愈令我焦急难过。办教育的人，或许本着善意与爱心，仍旧习惯地、固执地，把大学生当“自己的儿女”看待，假定他们是被动的、怠惰的、依赖的。这个假定或许没错，可是教育者应对的方式，不是毅然决然地“断奶”，而是继续地呵

护与控制，造成一种可怕的恶性循环。

令我忧心不已的是．这些“不敢”、“泪眼汪汪”、“没有意见”、“不知道”的大学生，出了学校之后，会成为什么样的公民？什么样的社会中坚？他能明辨是非吗？他敢“生气”吗？他会为自己争取权利吗？他知道什么叫社会良知、道德勇气吗？

恐怕答案全是否定的。

如果我们把眼光放远，真心要把台湾治好，我们需要能思考、能判断、有勇气良知的公民；在位在权的人必须张开手臂来接受刺激与挑战。如果我们真心要把教育治好，为这个民族培养出能思考、能判断、有勇气良知的下一代，那么办教育的、教书的，就不能迷信自己的权威；他也要禁得起来自学生的刺激与挑战。

※ ※ ※

把我们的大学生当“成人”看吧！给他们一个机会，不要牵着他的手。

原载一九八五年三月十四日《中国时报·人间》

·回应与挑战·

再谈“幼稚园大学”

龚鹏程

拜读龙应台先生《幼稚园大学》（三月十四日“人间”副刊《野火集》专栏）一文之后，感触良多。龙先生的野火烧得很炽烈，对国内高等教育的困境，也批评得很生动。但是我个人有些不太相同的看法。

龙先生认为国内大学生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而且是严重缺乏。其所以如此，原因在于办教育的人，在生活上采取“抱着走”、在课业上采取“赶着走”、在思想训练上采取“骑着走”的态度，不能把学生当做一个成人来看待。这个批评，基本上是相当正确的。

然而，大学教育的问题，其实并不如此单纯。整个机构、制度、从业人员、社会组织，乃至学生本身，都与大学教育的成功与否，有着密切的关系。以社会之组织与规范来说，如果一个人在社会上并不需要独立思考的能力，即能获得成功，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反而到处碰壁，那么请问大学生还会不会渴望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呢？以制度来说，我们已经僵化了的制度，对于一位能够独立思考的学生，和一位毫无思考能力的学生，

有什么保障、鼓励或惩罚吗？如果没有，何能要求学生具有思考能力？如果缺乏思考能力反而能让他顺利获得高分、获得学位，我们又何忍要求学生具有独立思考能力？

我这样说，并不是在替学生辩护，更不是认为独立思考能力不重要。事实上，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辩明以下几点：

第一，独立思考能力，主要是在知识问题上才有需要，一般日常生活中所需之独立思考能力甚少。因此，一个能够独立思考的人，在日常生活方面反而可能显得愚钝，例如大家所熟知的：牛顿拿手表去锅里煮之类，但这并无疑于他成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换言之，像龙先生所举大学女生不晓得脚扭伤了该怎么办这样的事，乃是日常生活之处理，与独立思考能力无太大关系。今天的大学生，其实并不是在处理日常生活上无知，而是在知识上幼稚。在日常生活的处理上，像办活动、游玩、处理人际关系等方面，他们超过幼稚园阶段甚多；但在知识层面的思考能力上，他们似乎依然是罗素所说的“十岁笨童”。

第二，独立思考能力，既然是在面对知识问题时才显得重要，则我们便必须了解近代大学教育在性质与功能上的矛盾及困局。——任谁都知道，在迈向廿一世纪的今天或未来，要使台湾能适应未来的挑战，自须提高人民的知识水准，而要使全民知识水准提高到合于时代需要的程度，在教育的质、量、时间方面，都必须再予延长。所以，高等教育对一般人来说，已经不是奢侈，而是必须。这种情势，不但逼使大学在功能上由高

等教育变成了大众教育（Mass Education），我们这一代的青年，也在这样一种形势之下，被“驱迫”到大学里来。大学对他们而言，是必须，而非向往；获得高等教育所给予的知识和技术，已成为一种责任，而不是兴趣；对于大学崇高的理想，他们缺乏理解；甚至也不晓得究竟为了什么要来到大学。他们虽然也可能知道知识在现代社会和未来世界里的重要性，却远比他们的前辈，显得在心理上怠情，燃不起探询宇宙真理的热情。

因为非常明显地，来到大学既然不是由于对知识的渴慕，不是由于对大学理念的向往与认同，而只是因为将来谋职求生之所必须。那么，只要能够毕业就好，管它学的是什么！

知识的尊严以及独立思考能力，就是在这样一种求知态度中断送的。大学生本身没有责任吗？拷贝文化之盛行、校园中弥漫着的实用导向，早已使大学变成了一座座高级技艺训练班；独立思考能力云云，在学生看来，往往只是不着边际的唱高调而已。我们不要以为这只是中国台湾特殊的毛病，其实这是现代大学性格及其功能蜕变中，普遍发生的世界现象，代表大学本身的危机。只不过是因为欧美各国多有深厚的知识传说，所

以还能保得住学术研究及思考能力的尊严，我们实际上无此传统，再加上开发中的特殊社会性格，遂一发不可收拾了。

第三，如果我们在这样的逆境中，还想使大学具有一些理想性、创造性，具有知识上独立探索的可能，独立思考能力之要求，当然不能放弃。但是，独立思考能力会不会平空而有呢？是不是只要主持教育的人少管一点、放松一些，学生就自然能够独立思考了呢？一只鸭子，没人管它，摆在那儿，十年后还是一只呆鸭。独立思考能力是需要培养、需要训练的。

而这种的训练，莫说学生没有，老师没有，主持教育的人、社会一般人士也没有。熟悉我们的学术界的人都晓得，我们思考能力之贫瘠，已经到了令人不忍再谈的地步了，不只学生是十岁笨童，大多数的学术从业人员也是。今后我们如果不能从大学课程设计上加强思考之训练，不能建立学术评量的规范，再多呼吁“给他们一个机会”也毫无用处，因为机会来了而无能力去掌握，情形会比虽无机会但有能力去创造机会更糟。

另外，有关课程多寡的问题，龙先生认为应该少开课，不能把学生的学分时数填满，而让他们没有思考的空间和时间。这个有关课程应多或应少的争议，其实由来已久，各有利弊，龙先生可能可以先参考一下有关的教育论著，了解一下它的复杂性，不必太匆遽论断。这并不是说龙先生讲得不对，而是我希望主持教育的人，大家都来想想这个制度上的严重问题。毕竟，教育是根本，目前高等教育尤须彻底改革，但如何改呢？我们不妨审慎讨论，这其中便须要知识及独立思考能力，情绪性的争论，越少越好。

原载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九日《中国时报·人间》

·回应与挑战·

戴着面具读书

吴齐仁

龙应台小姐的《幼稚园大学》一文击中不少今日教育上的弊病，也引发了我个人四点不能已于言的感想。（但这四点感想不全与龙文相关）

其一：我个人心中常有一个挥之不去的想法，觉得我们受教育的过程中，脑海中曾洒下了太多的迷雾，这些迷雾有的是属于人生观的，有的是历史观的。或世界观的……不一而足。许多人年纪渐大以后，常要花几年或者几十年，才能逐步解除早年蒙盖在他脑海的迷雾。本来，人所吸收的知识就不可能是完全澄澈的，但是如果其迷雾大多是来自所受的教育，那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现象了。其实，在很多时候，不去知本身就是一种智慧。但如今“老师即真理”或“课本即真理”早已是牢不可移的信条，使许多人没有能力去鉴别什么是迷雾、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应去知、什么是不必去知的。不久前，我

被服务的机构派到高阶单位听一场旅美学人的讲演，那次演讲的内容之荒诞拙劣，演讲者态度之蛮横是很罕见的，但是我的一位年轻同事却仍卖力地笔记着，事后还为我们归纳了两点似通非通的结论。他的勤恳精神是我所佩服的，但我完全不同意他拼命拿泥巴涂自己的眼睛。

其二：关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问题。这一点是龙应台小姐着力特重之处，也是几十年来台湾教育最大的隐忧。我听到过这样一个故事：某小学上美术课时，老师宣布今天要画苹果，学生正要拿起画笔，老师喊“停”！“照讲桌上的模型苹果画！”学生兴高采烈地准备动手了；又一声“停”’“我教你们要这样这样画才行”。每次图画课老师都要叫停数次；躬亲指导每一个细节。后来他班上的一个学生转至他校，上美术课时，所有同学都热热闹闹地画起来了，只有新转来的同学静静坐在那里等老师宣布这一次应该怎样怎样画。这一个故事或许不全真实，但我少年时所受教育的经验，却可以证明这故事不是乱说的。我说这个故事并不是想利用它来提倡“传道、授业、解惑”是完全多余的论调；事实上文明如果不是靠着薪火相传，人类就像被抛掷在野地上的人般，一切得从头开始。故我想表达的，毋宁是“传道、授业、解惑”该有一套适恰的方法，也有其一定的分际，过度保护，过度“提携”，非但不能有益，反可能把学生的脑袋弄坏（而许多人的脑袋确是这样被弄坏了的）。“庄子”“应帝王”里混沌被他的朋友们善意凿窍终至于凿死的故事，及孟子书中“揠苗助长”的典故，既都是大家熟极而

流的，咀嚼之余，怎能不留意“凿”之过度，“揠”之过度的保护型教育对下一代的斵伤呢？

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是学校教育的主要目标之一，但所谓自发，是要在一定的纪律内从事的，而不是要纵容甚至鼓励学生培养“作怪”的能力。独立思考能力之所以值得再三烦言，是因为有感于我们的教育历程中，这一笔可贵的资源流失得最厉害，而且最难从形迹上去察觉。举个例说：记得我念小学时，每逢壁报比赛，老师为了怕出丑，总是替我们包办了五六成以上的工作，那些壁报上过度成熟的造型与笔触，背后是一群

缩在老师身旁惊叹的小鬼，而教室后面橱柜上的锦杯是以牺牲学生的能力换得的。

其三：是教育界官师合一的味道太浓，由于受我们的学制及习俗之影响，校长、院长、主任、教授是呈阶序（hierarchy）排列的，行政职位之尊卑时常左右一个教授在学院中的地位。从表面上可能看不出“官”的势力对“师”毛细孔般渗入，但在真正的运作中政治力量参与作用的情形是非常严重的，不像汉代，博士论辩学术问题时，卿相只能坐在旁听席上。

我个人觉得台湾在任命大学的各级行政主管时特别考虑学术上的声望。美国的大学校长多已沦为募款家或会计师了，台湾则有不少是将此职当作更高政治地位的跳板。

而中国的大学校长社会地位之高是难以想象的，他们的学术思想与风范对学校及社会都发生一种看不见的真实影响力，怎能任令些一辈子只写过两三篇论文的老官僚，尸居其位呢？有些离开学术工作二三十年的老官僚，却又要天天处学术行政，难道处理起来没有“隔”（借用王静安语）的感觉吗？

其四：许多人从五六岁入学到将近三十之龄，几乎没有一天为自己念过书，套用理学家的话头，就是在学问上“终生作客”。从应付学校各种考试，到联招，到托福、GRE……几乎没有一天不是在“应付”，所思所学与自己的生命“只是不相干”。戴震晚年给朋友的信上说“生平所记，都茫如隔世，惟义理可以养心耳”这段告白把与己不相干和与己相干的分别说得再透彻不过了。

但相不相干，为“主”为“客”又不是以学科分的，有些人学了电机，并对电机生死相与，而有些人电机的知识对他还是像客人般的——因为他可能是为了出路或时髦而学，换句话说：他是戴着面具在念书。近代日本哲学家西田几多郎即曾说过：“学问毕竟是为了生命……没有生命的学问，无用也！”这段话对我们那些急急忙忙的学生们特具意义！

笔者对教育虽是个大外行，但充分了解教育变革牵涉层面之复杂及速度之缓慢（有时甚至是用“地质学”的脚步在进行的），但看到教育界一年又一年的重蹈旧辙，又不能不有“无力可回天”之感。而这篇文字，也正是这份无力感下的一点吐露耳。

原载一九八五年三月廿四日《中国时报·人间》

台湾是个标语地区。走上街，看见“两个孩子恰恰好”，上了天桥，读到“迎头赶上”，经过电线杆，瞄见“保密防谍，人人有责”，在公车里坐下，猛抬头就是“敬老尊贤”，走进教室，有熟悉的“庄敬自强、处变不惊”，进了厕所，大概是“养成洗手好习惯”，路过公家机关，就看见“民主、伦理、科学”、“检举坏人就是保障好人”。还有一些根本看不懂的：“拼命就是保命”，横挂在车马杂乱的大街上，好像鼓励开车

的人要冲锋陷阵。

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台湾的标语这么多？是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努力造出一句话来，然后写在纸上、涂在墙上使我们在生活空间中想逃也逃不掉？他的动机在哪里？

答案当然是，“解决问题”。因为有些人很脏，所以贴个“整洁为强身之本”。有人逃兵役，所以横街挂个大布幅：“兵役是光荣的义务”。因为拼命三郎开车喜欢追撞，所以车窗后贴个“保持距离，以策安全”。因为中国人自信心低落，所以在校门柱刻上“作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每一个标语背面都有一个我们希求解决的问题。而台湾标语之无所不在，又使人相信，大概每一个问题都产生一个标语。

这些标语有用吗？你几时在行色匆匆之余，停下脚步来思索“民主、伦理、科学”？有多少人因为看见“消除脏乱、人人有责”的大字墙，回家就打扫庭院？又有谁看了电线杆上“培养书香社会”的条子，开始读起书来？在“倒垃圾者是畜生××”的牌子下尚且有一大堆垃圾，这些不痛不痒、老生常谈的标语口号有什么潜移默化的效果呢？

中国人重形式、作表面的习性到处可见，标语的泛滥只是一个表征。拿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来看：大家都说，现代的中国人对自己缺乏信心，西方的文化只学到皮毛，而且不能消化，自己的传统文化却已完全抛弃。怎么办？很简单！首先，到街头、学校、车站，贴上千千百百个标语：“复兴中华文化！”

然后，在台北市塑造一个比自由女神还要高、还要重的孔子巨像。气魄要大，所以单单铜料就要花一亿元以上。铜像用来宣扬孔子思想、复兴中华文化、改善人民文化气质，更昭告世人，台湾是中华文化的堡垒。

我不是在说笑话；你没看报纸吗？市政府一点没有幽默的意思。

这个庞然巨物建立起来之后，大概会遮掉好大一片天空，使许多住家变得阴暗封闭。冬天的霪雨和市区的污染将为铜像覆上一层肮脏的颜色。铜像边的街道，大概与红毛城四周一样，会有像苍蝇叮肉似的摊贩，而街上的交通将因游客的往来而呈爆炸状态。至于这么一大块铜将如何“宣扬孔子思想”、“复兴中华文化”，我非常迷惑。

如果建个铜像能解决传统失落、自信缺乏的难题，那可好了。我们不是要培养书香社会吗？在基隆港口用水泥塑一本比军舰还大的书怎么样？要发展尖端科技吗？在鹅銮鼻头造个比山还高的塑胶火箭模型吧！要恢复民族自信心吗？何不在玉山顶上刻几个大到火星人都看得见的字：“中国第一”。如果你觉得这些例子很荒谬，那么用几亿元铸个铜像来宣扬中华文化就不荒谬吗？希望一个巨无霸的雕像能解救文化的危机，就好像寄望“在此倒垃圾是狗”的牌子去解决垃圾问题一样的愚蠢。

但是这种形式至上、表面优先的心态以各种方式在各个层面表露出来。学生头发长一时或短一时，似乎比他脑袋里的知识来得重要；制服上多一个钮扣或少一个钮扣，似乎比他心智的成熟与否要严重得多。要招徕国际观光客，不先默默地把环境整治干净，把古迹保存原色，把都市环境美化，却先大声嚷嚷“美丽的宝岛”，努力于宣传。听说要推行绿化运动，好，把树林都砍了，水泥铺上去，再用绿色的油漆把水泥涂绿。我们

的小学生，上学时有憋一整天不上厕所的，因为学校的厕所太破太臭，但是如果有了一笔钱，学校会先考虑在校门口铸个伟人铜像，不会为孩子造厕所。究竟是见不得人的厕所重要呢？还是光洁体面的铜像重要？你告诉我。

有个朋友在我出国前夕，带来几卷中国画，语重心长地说：“送给外国人，宣扬一下中华文化之美！”我听了只有深沉的悲哀——今天的中国人如此渴求别人的认可？如此盼望别人拍我们的肩膀说：“还可以？！”今日的台湾若真有厚实的文化传统，不需要努力地“宣扬”，人家自然会慕名而来。台湾的内在若是空虚浅薄，我们再“宣扬”又有什么意义？我们这样迫切地要求别人的注意，本身就是一个心虚、缺乏自信的表现。可是缺乏自信便也罢了，何不勇敢地承认自己的心虚与弱点，实实在在地去提升自己！相反的，我们做的是没头没脑的“宣扬”工夫——贴标语、作宣传、铸世界上最大、最重、最高、最贵的铜像……这不是心虚的暴发户心态，是什么？

人瘦并不可耻，可耻的是把自己的脸打肿了来冒充胖子。我们有社会问题与文化危机并不可耻，可耻的是造个大铜像来自我陶醉，宣称自己是中华文化的掌门人。走过阴暗狭窄的小巷，我又看见驼着背的老头坐在板凳上，用枯干的手一针一针缝着一只破旧的皮鞋——他知不知道某个衣履光洁的市府官员要从他口袋里拿出钱去造一个巨无霸的铜像“复兴中华文化”？如果报税单上有这么一个名目，我也会和梭罗一样拒绝缴纳这笔铜像税，我宁可坐牢，也不愿支持这样愚蠢的好大喜功。

台北实在够糟了！给我们一片青翠的草地，给我们一点新鲜的空气，给我们一个清静的社区，给我们的孩子一个干净的厕所、一个宽广的公园、一个儿童图书馆，但是不要，不要给我们一个会遮住阳光的大铜像。

原载一九八五年三月份日《中国时报·人间》

她那个打扮实在古怪，而且难看。头发狠狠地束在左耳边，翘起来那么短短的一把，脸蛋儿又肥，看起来就像个横摆着的白萝卜。腿很短，偏又穿松松肥肥的裤子，上衣再长长地罩下来，盖过膝盖，矮矮的人好像撑在面粉袋里作活动广告。她昂着头、甩着头发，春风得意地自我面前走过。

她实在难看，但我微笑地看她走过了，欣赏她有勇气穿跟别人不太一样的衣服。

※ ※ ※

这个学生站起来，大声说他不同意我的看法。他举了一个例子，一个逻辑完全错误的例子。比手划脚地把话说完，坐下。全班静静的，斜眼看着他，觉得他很猖狂，爱自我炫耀，极不稳重。

他的论点非常偏颇，但我微笑地听他说话，欣赏他有勇气说别人不敢说的话。

※ ※ ※

朋友发了两百张喜帖，下星期就要结婚了。可是又发觉这实在不是个理想的结合——两百个客人怎么办？他硬生生地取消了婚宴。

他的决定实在下得太晚了一点，但我微笑地撕掉那张喜帖，欣赏他有勇气做一般人不敢做的事，上了车，还有下车的勇气。

※ ※ ※

简陋的讲台上，披着红条子的候选人讲得声嘶力竭。穿制服的警察、着便衣的监选员，紧张地站在群众堆里。候选人口沫横飞地，把平常报纸绝对不会刊登的言论大声大嚷地说出来。

他举的例子谬误百出，他的用语粗糙而低级，可是我站在榕树荫里，耐心地听他说完，欣赏他有勇气主张与大众不同的意见。

※ ※ ※

那个萝卜头也许很幼稚，只是为了与别人不同而不同。我的学生也许很肤浅，站起来说话只是为了出风头。取消婚宴的朋友或许有朝三暮四的个性，极不可靠。使警察紧张的候选人或许知识和格调都很低，对民主的真义只有很浅薄的了解。

可是，我想，他们有与我不一样的自由，也有与你不一样的自由。

原载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九日《中国时报·人间》

说台湾非常崇洋？

好像是的。不管货品好坏，一加上洋文包装，就有人趋之若骛。走进豪华大饭店，侍者对外国客人殷勤备至，对自己的同胞却往往视而不见。有难题存在，总要打上“有碍国际观瞻”的字号才能得到快速的解决，如果有政客来访，记者最强调的，是此人对台湾印象好不好。在教育上，当年背诵“床前明月光”和“臣密言、臣以险衅”的一代，现在忙着送下一代到英语幼稚园读“哈罗，你好吗”。每年夏天一批一批优秀或不优秀

的青年乘着一架又一架的七四七到西方去接受头脑与精神的改造。到了彼岸，大部分就不再回头。

可是台湾真的祟洋吗？

好像又不是。一个金发朋友在动物园里看槛栏里的猴子，旁边一个年轻人突然大声说：“哇塞！猴子看猴子！”周围的人愉快地大笑。这位中文非常好的朋友一句话不说地走开。认为西方人是猴子、鬼子、蛮子的中国人可还真不少。中国菜世界第一，中国人会用筷子真聪明，中国人讲礼义廉耻、重伦理道德，西方人却功利现实、人情浇薄。中国的夫妻一夜就有百世的恩情，西方的男女轻薄随便，道德败坏。中国人在制礼作乐的时候，西方人还在茹毛饮血呢！

如果说台湾祟洋的心理很深，那么“反洋”的情绪却一点儿也不弱。写文章的A，一旦提到西方的优点，就得赶忙下个注解：“我不是祟洋！”作为招架之用。“祟洋”这个辞本身就是个骂人的话，表示我们的社会一方面深深受西方文明的吸引，一方面心底又有很深的排拒感。在这两种冲突的情绪左右之下，就产生许多奇怪的现象。

譬如说，如果某个生在台湾的金发小孩说，“我要作中国人，我不要回美国”，或是哪个传教士说，“我热爱中华文化，我把一生献给中国”，我们的报纸会大加喧腾，每个中国人都觉得得意。反过来说，如果一个生于美国的中国孩子说，“我不要作中国人”，或一个留学生胆敢宣布“我热爱美国文化，我要献身美国”，恐怕很少中国人不气愤填胸，骂这个人是数典忘祖的叛徒。也就是说，别人仰慕我们理所当然，我们却绝对不可以钦佩别人。这个心理怎么解释？

许多父母千方百计地把儿女送到国外，以逃避台湾的联考制度。这些父母被指责为祟洋媚外。而事实上，在台湾凡是作父母的，大概心头都有一个解不开的结：希望孩子无忧无虑地长大，可是在教育制度的箝制下，不得不眼看着他眼镜愈戴愈厚、书愈读愈死、精神愈逼愈紧张。如果有机会，哪一个父母不希望儿女能逃过这个制度？在这种情况之下，有父母送子女出国，我们不沉痛地检讨教育制度的缺失，问为什么台湾留不住人，反而拿出“崇洋”的帽子来指责，这不是也很奇怪吗？

挣扎在祟洋与排外两种心态之间，我们有时候就像个同时具有自卑感与自大狂的个人。对人，做不到不卑不亢。许多人对金发碧眼的人固然是讨好赔笑，过度的谄媚，也有许多人特意地表现自尊而故意以傲慢无礼的态度相对。我们的驻外人员有时在签证手续土刁难外人，所采的大概就是‘我偏要整你”的心理。在自卑与自大的搅混之下，对事我们就做不到客观冷静。在讨论台湾种种社会问题时，常发现三种直觉的反应。其一

是：“怎么，老说咱们不好，西方就没这些问题吗？”

我可不懂，台湾有的缺点，与西方有什么关系？难道说，好，意大利也脏，所以台湾脏得有道理？墨西哥的污染也很严重，所以我们污染没有关系？别的国家有相似的问题，于是我们的问题就可以随它去？不管西方有没有类似的问题，我们仍旧得正视自己的缺陷，不是吗？

第二种反应是：“你老说欧美文明进步，你崇洋！”这种说辞完全是感情用事。如果有人说欧洲干净，那么正常的反应应该是，第一问，欧洲干净是否事实？第二问，“干净”是不是我们想要的东西？如果两问答案都属肯定，那么第三问：我们如何效法，做到“干净“？整个程序和祟洋不祟洋扯不上一丁点的关系。

第三种常出现的反应，尤其来自官方，是说：“那是西方的，不合台湾实情！”这”不合台湾实情”是个很重的大帽子，一方面骂人家崇洋、一方面骂人家不切实际，一方面也挡住了改革的呼求。什么建议或观念，只要加上“西方”的标帜，就容易以“不合台湾实情”来打发掉、而事实上‘凡是“西方”的，不一定就“不合台湾实情”，‘不合台湾实情”也不表示不能作。公德心不合台湾实情吧？我们要不要公德心？近一代民主是西方的，我们要不要民主？守法似乎也不合台湾实情，我们要不要守法？

这三种反应都很情绪化；“我们应该关切的是欧美一些价值观念或行为值不值得我们撷取。如果值得，那么不管西方不西方，都应该见贤思齐，努力地去“祟洋”。如果不值得，那么不管西方不西方，我们都不要受诱惑。但是我们若不能清除掉对西方的情绪作用——盲目地媚洋也好，义和团式的反洋也好——我们就永远不可能面对西方，就事论事，作客观而合理的判断。

当一个西方人说：“在台湾吃东西有中毒的危险，过街有被撞死的可能。中国人脏、乱、嘈杂、粗鲁”的时候，大概没有几个中国人不勃然大怒的，但是我不，因为我知道，当中国人从东南亚或其他地区回来的时候，他们也说：“哇！那边好落后，吃东西有中毒的危险，上街会被撞死。他们又脏、又乱、又吵，真受不了！”“他们”听了又如何？用自家一把尺量天下的，不仅只西方人而已。这个世界，有丑陋的美国人，也有丑陋的

日本人、德国人、法国人，你想，就少得了丑陋的中国人吗？

更何况，听到别人批评时，正常合理的反应应该，先问他说的是否真有其事？若真有其事，如何改进？在听到西方人的批评之后，或者因民族情绪高涨而勃然大怒，或者特别为了讨好西方而快马加鞭，都是不正常的心理表现。

收音机里听到立法委员说：“我们出去考察，发觉欧美国会议员都有助理，我们没有，害我们很不好意思……”说得理直气壮，我听得一头雾水：因为他们有，所以我们也要——这是什么逻辑？但是今天好像这个现象很普遍：纽约有地下车的涂鸦画，台北也要有，不管有多难看。美国有自由女神，咱们也来个孔子大像，不管是否实际。这是心理上的奴隶。反过来，别人出国深造，我偏不出去，我爱国。西方讲开放容忍，我就偏讲保守的美德；西方人谈尊重个人，我就偏说团队至上。西方愈怎么样，我就愈是不怎么样。这，也是心理上的奴隶。我们必须除去这个心魔，才能正眼看着西方——他们反核，我们要不要？他们反污染，我们要不要？他们有休假制度，我们要不要？他们讲性开放，我们要不要？每一件事作客观冷静的、不自卑不自大、不情绪反应的探讨，中国人才有可能从西方巨大的阴影中自己站出来。否则，祟洋或反洋，我们都是别人的奴隶。

原载一九八五年五月一日《中国时报·人间》

农林厅与养猪的老百姓本来有一个契约：猪价看好的时候，政府抽成；猪价低落的时候，政府补助。这个政策是否智举在此不论。最近市场奇坏，农林厅采取了一项行动：片面毁约。而后厅长在报上说：希望农民“体谅”政府、“支持”政府，不要控告政府。

台电决定要建核厂，先用了老百姓几百万的钱之后，再来征求同意。反对的声浪掀起之后，台电一方面大作广告宣传，一方面说，请大家“体谅”政府、“支持”政府。

这些政府机械的首长之所以会对民众有这样的要求，当然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有权利作这样的要求。从小学里的公民课本到大街上的海报标语，我们被灌输的观念是：人民对政府要“支持”、要“拥护”、要“爱戴”、要“感激”所谓“德政”。人民与政府的“对立”，是危险的。

这种观念，这样的字眼，不能称为民主吧？！所谓政府，是为我这个市井小民做事的；他凡做一件事，我要用监督的眼光衡量他的效率与成果，做得好，是应该的，做得不好，就得换人。我凭什么要不分是非，没有条件地去“拥护”、“支持”政府！政府必须以实际的行动来赢取我的支持，他没有权利全面地要求我的“爱戴”。事情做得好，更不是我必须涕泪感激的“德政”，是他“份内”的责任。

农林厅片面毁约，能要求受损的养猪户支持吗？政府可以毁约，那么屠宰商是否也可以拒绝缴纳一头猪四五百元的屠宰税呢？屠宰商是否也可以在拒绝纳税之后要求农林厅长“谅解”与“支持”呢？农林厅如果不作补救的措施，而我们赤脚的养猪户、屠宰商又不诉诸法律，这就表示台湾的民主完全没有生根。

台电的作为就更令人心惊胆跳。不管核厂在生态、经济各方面考虑之下该不该建，它在计划未通过之前，就先动用了老百姓的钱，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议论的行为。它更在电视的儿童节目里，利用小学生以稚嫩可爱的声音说：“老师说，核电厂对生态没有任何破坏！”台电真的是把我们的民众当傻瓜来处理。

但是我们的民众是不是傻瓜呢？

到大安户政事务所去申请户籍誊本，发觉几十个人背贴背地挤在一个柜台，柜台后只有一个工作小姐埋头苦干，其他部门的人却轻松得很，谈笑的谈笑，吃糖的吃糖。一个戴眼镜的男人把正在踱方步的主任找了出来质问。

“你为什么不能增加人手？”

主任摆出自卫的姿态，不耐烦地说：“上面编制就是一个人，不能增加！”

一个女人扯开嗓门：“那你不能调动别的人来帮忙？你没看到这儿挤得不像话？人家古亭区就不这么糟！”

主任生气地回答：“古亭怎么样与我无关！”

围在他身边的人愈来愈多，一个满嘴金牙的女人大声说：“那个小姐忙不过来，你

这个主任就不能过去帮忙吗？你这算什么公仆？”

主任推开群众，走进办公室，砰一声把门关上。

这是令我高兴的一幕。这个主任就是构成所谓“政府”的一部分。像这样缺乏效率、不知检讨、毫无服务观念的政府“官员”当然不少，但是今天的人民已经不是“愚民”。我很欣喜地看着大学生与学校当局热烈地讨论组织章程，大声地提出反对的意见。我很安慰地看见智能不足儿童的母亲集体到教育部去陈情，慷慨激昂地把现行制度对她们的子女不公平的地方一一指出，要求改善。

有指责，有要求，就算是“对立”，那么对立有什么不好？权利是争取来的。人民如果相信政府是一个需要无条件“支持”、“拥护”、“爱戴’的东西，那这政府也真可以为所欲为了。就是要有“对立”的人民，监督的人民，才可能有好的政府。从前教育不普及的时候，或许政府垄断了知识，民众不得不听政府专家的领导。今天的台湾，“在野”的知识说不定比“在朝”的还多，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能不经沟通就一厢情愿地要求人民“支持”．“拥护”吗？

“政府”，通常是个很吓人的名辞，意味着权威、统治，非常的抽象。事实上，政府由个人组成，而只要是个人，就有个人的偏见、私欲、学识的限制、才智的不足。由各种有缺陷的个人所组织起来的政府，可能“完美”吗？人民怎么可以闭起眼睛来，放心地“拥护”呢？

汤玛斯·曼写过一篇政治寓言似的小说，描写一个魔术师如何用他的意志与伪装彻底地瓦解了观众的意志。他的政治讯息是：如果没有观众的“默许”，这个魔术师不可能得逞；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默许”，任何独裁者也不可能得势。也就是说，民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必须经过理性的争取，不懂得争取权利的人民，而受独裁统治，那是咎由自取。

有一天搭计程车，跳过马路上一个大坑，受惊之余，这个嚼槟榔的司机往窗外狠狠吐了口痰，骂了一句：“操国民党！”

这个司机完全错了；他可以“操”养工处，可以“操”市政府，但路上一个坑，与国民党这个政党何干？他的咒骂完全不公平。可是，或许有一个可能的解释：他骂党，因为他不知道政府哪一个部门负责那一桩事，路上有坑的时候，他不知道该找谁负责；换句话说，当他要争取权利的时候（譬如行路无坑的权利），他并不知道有什么管道可循。

这是一体的两面：如果政府只一味地要求人民盲目地“支持”、“拥护”，而不清清楚楚地告诉他如何由各种管道去争取各种权利，倒过来，当人民不满的时候，他的指责也就变成盲目地乱指一通。我们要的是敢于面对现实、接受挑战，勇于负责的政府，但是要促成这样的政府，我们更需要有批判能力、有主动精神、有理性的人民；归根究底，实在是一句老生常谈：几流的人民就配几流的政府。这篇文章能够刊登，也算是一个小小的指标吧？

原载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九日《中国时报·人间》

·回应与挑战·

余玉贤（农林厅长）／龙应台（《野火集》作者）

编者先生：

贵报（《中国时报》）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九日“人间”副刊，龙应台先生所写《“对立”又如何？》文内有关指责农林厅“毁约”问题，与事实不符，对作者在未明了事实真相之前，即大作评论，竭尽诽谤之能事，本人深感痛心，不知贵刊是否也有“文责”的约束？

龙文说：“农林厅与养猪的老百姓本来有一个契约：猪价看好的时候，政府抽成；猪价低落的时候，政府补助”。“最近市场奇坏，农林厅采取了一项行动；片面毁约。而后厅长在报上说：希望农民‘体谅’政府、‘支持’政府，不要控告政府。”我不晓得龙先生根据什么道听途说舞文弄墨？

跟养猪的老百姓订定产销契约的是台湾省农会，不是农林厅，省农会是农民（人民）团体，不是政府机构。最近省农会“片面毁约”，农林厅站在辅导机关立场，正在设法协助省农会筹措资金，俾能继续办理产销计划。确保养猪户的利益。

农林厅长曾在省议会答复议员质询时呼吁契约养猪户，体谅省农会的不得已作法，大家支持政府的调节毛猪供应计划，不要扩大养猪规模，渡过此次难关，希望毛猪价格能够回升……。农林厅长绝对没有在报上说；希望农民“不要控告政府”。养猪户没有理由控告政府，也不会控告政府。

如能惠予更正或予披露，感激不尽！敬颂

编安

农林厅长余玉贤　敬启 五月十九日

编辑先生：

多谢您转寄余厅长的来信。

关于余厅长谈话的部分，我所依据的是今年五月十日《中国时报》第二版的报导。“余玉贤希望契约户能体谅基金已理赔将竭尽的苦衷，不与兴讼。”该项报导的标题则为：“农户血本无归、农林厅长表歉疚，希望不要兴讼、愿磋商给予补助。”

“对立”一文主旨不在“指责农林厅毁约的问题”，更不在议论毁约一事谁是谁非，文章重点在阐释民主制度中一个权责分明的观念——政府与民众都应以理性的态度就事论事，人民为了争取应有的权利，该“兴讼”时就兴讼，政府为了守约守法，该补偿时就补偿，没有“歉疚”或“体谅”的必要。这种性质的“对立”其实是最有效的“合作”。

我能够体会余厅长的心情，但希望他也了解我谈观念不谈枝节，对事不对人的立场。

祝

编安

龙应台

一九八五年五月廿三日

原载一九八五年五月廿七日《中国时报·人间》

为什么老写台湾的缺点？难道你看不出这里有任何一点美好的东西？为什么不说说台湾的好？

朋友这样指责我。

※ ※ ※

于是我带点罪恶感，走到人头攒动的淡水街头，再深深看一眼。

还有比阿华更好的肉贩吗？他的肉摊子在市场入口第一家。从清晨六点开始剁肉切肉，应该是血肉模糊的木台子却干干净净；他每切一次肉，就清洗一次台面。切肉的时候，专心一致，把皮切开，把肥肉去掉，然后小心地把你要的肉放在秤上，告诉你多少钱，再添上一点瘦肉。包好之后，如果嫌提着太重，他就先把肉放在他的冰箱里，等你回程再取。如果你不懂怎么去清理猪脑，他就做给你看：拿支牙签，很技巧地把表面的

血膜一路卷下来，然后告诉你有几种做法。阿华是个卖猪肉的市场小贩，没读过几年书，可是他弯身切肉那个专注的神情，好像手里一块油腻的猪肉是珍贵的木雕艺术，一刀都错不得。他对自己行业的敬重，比一些大学教授还要来得虔诚。

※ ※ ※

到河边的邮局取信也是件愉快的事。认识你是“淡水人”之后，忘了邮箱钥匙也没有关系，窗后的人并不在意为你走一趟，把信递给你。买邮票少了几块钱也无所谓，下次再带来。 如你有远行，回来时急急探望堆积的邮箱，会发觉整叠整叠的邮件一捆捆扎好，等着你来拿。更好的是，插队的人挤到你前头去时，卖邮票的小姐会很有正义感

地坚持先把邮票卖给你。

早上取信之后，我就绕到邮局后面的淡水河堤。十点钟，正是涨潮，水波一浪又一浪地扑着河岸，皮肤黝黑的渔民蹲在地上修补鱼网。对着观音山，我坐在堤上读信，偶尔，水花会溅到信纸上来。如果是黄昏，艳丽的夕阳就把薄薄的信纸映成透明的红色。

在田埂上坐下。戴斗笠的男人卷着裤脚，正吆喝着黄牛拖犁，犁过的地方。黑色的泥土就松松肥肥地翻起来。面貌包扎得严密的女人用一支耙子，小心地在青叶的周围松土。

“你们种什么？“

“高丽菜。“

“真甘苦吧？”

“自己的土地，也没什么甘苦可讲。人就是爱打拼啦！”

黄牛脚蹄沉重地又迈了过来，女人说：

“阿兄，让牛休困啦！伊在喘呢！”

他们的语言，像田里的泥土一样实在，不是我学得来的。他们不吃牛肉，因为牛曾经为他们的土地喘息、流汗。他们用手脚与泥土接触，甘苦不甘苦，这是他们与大地间生命的契约，没有置疑的必要。

谁说我看不出这块土地的美好？

可是，我确实写不出赞美的文章来；我说不出口。

※ ※ ※

住在校园中心，通往外界有三条路可走。出了前门是一条短短的下坡路，左边有栋朴素的老庙，飞檐很轻俏地指向天空。右边是青翠的稻田，荷锄的农人站在田心，远远看去像个稻草人。从侧门走出，是条充满蛙鸣与蟋蟀声的山路，通往长满相思树的山丘。夹道的茅草丛和茅草后的水田里藏了千百只生命旺盛的小东西，在夏天的夜晚，忘情地嘶喊。这条路只能散步，不能聊天，因为虫声很放肆。第三条路则从后门出去，路上没

有一盏灯，就是黑暗中一条荒野小路。草丛的香味浓得像块固体的香皂。有月光的晚上，这条小径就变成了条白色的带子。

一年过去了，第一条路旁的水田被挖土机填平，拥挤的钢筋水泥楼房像肮脏的章鱼，张牙舞爪地延伸。路面被卡车轧坏了，凹凸不平。建筑材料到处弃置。再过几个月，人家会搬进来，骑楼会塞满货物，摊贩会占据路旁，货车会夹在路中；这条路，愈来愈难走。

蛙鸣的山路也结束了。建筑一寸一寸地把水田吃掉，蟋蟀和青蛙被机器压死。后山上满山遍野的相思林整片整片地被砍掉，花枝招展的墓园像癣一样，到处散布。建到一半又停工的房子露着生锈的铁管，很狰狞地霸占着山坡。

这条路，我不再走，因为每走一次，就发觉相思林又秃了一块。

最后那条在黑暗中仰视月光的小径，也失去了。半年前，草丛深处开始有人堆积垃圾，现在，短短一条路上有七个垃圾丘，一转弯就是一个，半年前丢在那儿的免洗饭盒、汽水瓶、废电池，现在还在那，明年，也会在那。有月光的晚上，垃圾的腐臭混合在逐渐消失的草香里。

※ ※ ※

阿华的家就在这条小路底。他有四个眼睛圆滚滚的小孩，成天在外面玩；从前在草丛里玩躲蒙蒙，现在在垃圾堆里玩废电池。

邮局后面的夕阳依旧是红澄澄的一轮，很热闹地把河水染红。只是落潮的时候，河床所暴露的垃圾也是一片猩红。

指责我专挑台湾缺点的朋友；是个比我快乐的人。他可以站在渡船头，迎着河风尽情地去受落日的感动，毫无保留地去爱那满天的彩霞。我望着波光潋滟，想的是水中多少鱼已经含汞。望着河上如水上人家的采砂屋，想的是这些采砂商人如何把砂抽走，使得蚌壳没有附着的沙土而渔民要操作十几个小时才能捞起一点点收获，想的是河底的沙如何淤积在河口，造成浅沙风浪，使小船出海有翻覆的危险。望着美得令人心疼的夕阳，我想的是，为什么这样的美景，我却必须站在垃圾的腐臭中欣赏？坐在杜鹃花围绕的阳台上，我想的是，那三条路正一条一条地干枯，好像有人在我的血管末端打了结，好像

有什么病毒正一寸一寸顺着我的四肢蔓延上来——我想的是：

这个美好的土地，你正在往哪里去？

※ ※ ※

原谅我，我真的写不出赞美的文章来，因为我心急如焚。

可是，你不焦急吗？

原载一九八五年六月八日《中国时报·人间》

有一所国中一口气处罚了八十个学生，因为他们头发过长。有一个教官在大街上罚学生站，因为学生穿着制服当街吃西瓜。还有一位国中校长，因为学生翘课出去闹事，痛心反省之余，大骂经费不足，未能把破损的校墙围好，所以亡羊补牢第一步，申请经费修墙。更有出了名的复兴中学，因为学生台上吻了异性表演者的面颊而将他们记“暗过”。

一个国中三年级的学生来信：“我们训导主任和管理组长专门检查服装仪容。夏天再热，衬衫的袖口不能卷起来，裙子要过膝。冬天的套头毛衣除了黑、白，不能有其他颜色，镶边也不可以。书包的背带不能太长，也不能太短。夹克的拉链必须拉到底。头发一定旁分，一定要用发夹。发长是用尺量的，多出一点点就要记警告；有刘海或打薄的，要记小过，而且，老师还会把你的头发剪成一边长一边短，后面剃平，作为一种羞辱、一种惩罚。”

是谁在作贱我们的子女？老师吗？训导主任和管理组长吗？还是高高在上的教育执政者？

老师们，忙着把联考所需要的知识塞到学生脑子里，恐怕没有时间去管学生的袖子是否卷起。训导人员一手拿着一个四方框框，一手拿着剪刀，看到一个学生就用框框往他身上一套，超出框框的发丝、裙角、手臂、头脑，就咔察一声剪掉，再记个警告。这种所谓“训导”的目的呢，就是使所有台湾地区所培养出来的十几岁的小孩都长得一模一样——发型一样、穿着一样、举手投足一样、思想观念一样，像工厂的生产线所吐出来一部一部机器。当然并非所有的中学训导人员都是剪刀与框框的信徒；把学生当作有尊严的个人去爱之诲之的一定也很多。可是这些剪刀与框框的信徒究竟错在哪里？

一位管理组长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头发多长、制服怎么穿，又不是我的规定，我只是执行任务，尽心职守。你要骂。去骂教育部长好了。

他说得不错；他是用框框去套学生的人，可是制造那个框框的人并不是他。那么这一类的训导人有没有错？那个一口气处罚八十个学生的管理组长、那个当众罚学生站的教官，有没有错？当然有！只有机器人才会拿着工具一视同仁地去“执行任务”，一个榔头打一个钉子。中学的训导人员是知识分子，负有重任的知识分子，他们直接地影响、塑造这整个民族的下一代；他们不应该是，不可以是没有思考力、判断力的机器人。手里拿着一个框框，他首先要问自己：这个框框的目的是什么？女生的头发“为什么“不能过耳？套头毛衣“为什么”不能是绿色？热天里，“为什么”不能卷起袖子？想通框框的本意与目的之后，这个负有训导重任的知识分子还要问：这个框框是否适用于所有的学生，所有的情况7跟我所学的教育的原则与信念是否有所冲突？执行的方式与尺度应该如何调节才不至于使本来是“手段”的框框变成死胡同的“目的”？这个为我们栽培民族幼苗的人更要问自己：我要怎么样运用这个框框才能达到真正帮助学生成长的目标？

学校不是军队，训导人员不是没有大脑的机器人——他要思考、要判断。以“只是执行上面规定”为藉口，只有两种可能：其一，他或许真的没有慎思明辨的能力，其二，他或许有思考能力，但没有勇气去质疑这个框框或改变这个框框。不管前者或后者，这样的人怎么有资格教育我们的下一代？没有思想、没有胆识的机器人能教出什么样的下一代？

归根究底，当然要问：是谁作的框框与剪刀。除了位高权重的教育决策者还有谁？但是这些部长、厅长、局长也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才上任几年，这个框框是传统移交下来的，不是我，是别人。

这个说法可以接受吗？笑话，当然不可以。一个策划百年大计的人，上了台之后就应该细心审视这个由来已久的框框：它应不应该继续存在？它有没有改革的必要？它合不合乎他个人的教育理念？如果他什么都不做，萧规曹随，就等于说，这个框框是他作的，是他把它交给每一个校长、训导主任，每一个教官、管理组长，去套在学生头上。他要负最终的责任。

那么，究竟这个框框有什么不好呢？这个问题比想象中要复杂得多。限于篇幅，我暂且不理论为什么中学生头发非是个倒过来的西瓜皮不可，也暂且不追问为什么不可以穿着制服吃西瓜，为什么不可以把衣袖卷起来等等细节。这种压制性的“管训”教育有两个比较严重的问题。第一是不合理的、僵化的形式主义。认定了凡是合于框框的（头发短、裙子长、书包带子刚刚好）就等于“操行良好”。凡是不合形式的（头发中分、裙不及膝、穿绿色毛衣），就是“品行不好”。头脑再简单的人也看得出这两个等号画得不合理。人的品行是多么深奥复杂的东西，哪里是头发的长度能够代表的；说起来像笑话，在中国台湾的学校里却是件教育大事，真令人瞠目结舌！学生的内在本质似乎无关紧要，紧要的是外表、是形式：样子对了就可以了。这种僵尸式的教育，实在可怕！

“管训”框框的第二个问题恐怕有许多训导人员不愿意承认，是个权威的问题。这个框框是成人用来证实自己权威的工具。当一个教官在震怒之下把学生头发剃掉或罚跪罚站或记学生过，他所愤怒的原因，大概不会是因为他觉得学生发型太难看，而是因为学生没有尊重“校规”、服从师长命令，越过了那个明令颁布的框框。头发长只是表面上的因素，潜在的因素是：学生没有服从我。校规合理与否并不重要，师长的尊严、权

威却不可以破。这个框框像个紧箍，紧紧地夹在学生头上，一有越轨举动，教官就念个咒，让学生得点教训，学习服从权威的重要：一切都是为了你好……

这里我发现一个极大的矛盾。一方面，我们的教育者也的确希望造就出类拔萃的学生——我们也有科学奖、才艺奖等等。报纸特别喜欢报导中国人的孩子在美国如何如何地表现优异，什么人得了总统奖，什么人得了西屋科学奖，什么人年纪轻轻就上丁大学，居然都是台湾过去的小留学生。我们的教育者与父母羡慕之余，不免心里有点狐疑：同样的种，为什么一移植就大放异彩？是我们的教育土壤有问题吗？

问题可多了，这高压性管训教育就是问题之一。教育者一方面希望学生在学问上精益求精，也逐渐领会到启发式教育的重要。许多老师也开始鼓励学生活泼地思考、大胆地创新、勇敢地质疑。可是同时，在行为方面，管训导的人却仍旧努力地把学生压制在框框里，处心积虑地要把他训练成一个中规中矩、言听计从、温驯畏缩的“好”学生。而矛盾就在这里：一个在知识上能够活泼地思考、大胆地创新、勇敢地质疑的聪明学生，可不可能同时在行为上是个中规中矩、言听计从、温驯畏缩的所谓“好”学生？如果他敢在课堂上表示物理老师对流体力学的解释不够周密，他难道不会对训导主任追问他为

什么不可以穿着制服吃西瓜？反过来说，一个老师说一他不敢说二的“乖”学生，他可能把老师的实验推翻而自己去大胆创新吗？

教育者所不自觉的矛盾是：他们在“智”育上希望学生像野兔一样往前冲刺（当然也有为人师者希望学生在智育上也如乌龟）；在所谓“德”育上，却拼命把学生往后拉扯，用框框套住，以求控制。这两者其实不能并存。有高压式的“德”育，就不可能有自由开放的“智”育，换句话说，我们如果一心一意要培养规矩顺从听话的“乖”学生，就不要梦想教出什么智慧如天马行空的优秀人才。“庸材”的“德”育之下不可能有真

正的“智”育。

所以我对这个僵死的紧箍咒框框其实没有什么成见。我们的教育决策者如果不介意或者甚至于有意培养出一代又一代易于控制操纵的机器人，这个框框很实用、很有效，越紧越好。但是如果制造机器人并不是我们的长程计划，如果我们想为这个民族栽培的其实是思考活泼、创新大胆、质疑勇敢的下一代，那么这个掐死人的框子就非解开不可。“吻颊”事件发生之后，报纸舆论固然批评学校过分保守，却称赞教育部“不干涉”的

态度，我很不能理解：这样反人性、反理性、反自然的虚伪教育，怎么能够“不干涉”？难道我们的教育决策者在鼓励这个高压管训的框框的拴紧？我们到底要一个什么样的未来？

台湾的父母，你又要你的子女受什么样的教育呢，小小年纪就送到国外去也实在不是办法；还是在这个又脏又乱又挤的台湾“知其不可而为之”吧！制度是可以改变的，但是没有人的争取与努力，当然就是梦想！

原载一九八五年六月廿六日《中国时报·人间》

·回应与挑战·

“不干涉”为什么可贵？

何怀硕

复兴高中“吻颊记过”的事件，我曾于六月四日在《民生报》，六月十一日于《联合报》各写了一篇文章表示我的看法。我认为姑不论复兴中学校方处分学生，记两个“暗过”一事，是非对错如何，教育部长与教育部能尊重该校的决定，不予干涉，是正确的，也是比较以前为“进步”的。另一方面，我也曾对复兴中学校方的处理方式，对我们教育某些虚伪、敷衍和落伍，对校长、训导与教师对学生教育上的不人道、不合理

处提出了批评。最后我曾说：“学生行亲颊礼而被记过，教育部长尊重校方的决定，不加干涉，这种领导作风，令人激赏。但对学生施行惩罚的校长与教师，其荒谬与错误，谁来惩戒呢？”我并不主张放任。

今（二十六）日读龙应台教授《机器人中学》大文，末段说“吻颊事件发生之后，报纸舆论固然批评学校过分保守，却称赞教育部‘不干涉’的态度，我很不能理解：这样反人性、反理性、反自然的虚伪教育，怎么能够‘不干涉’？……”我觉得在该事件的“舆论”里面，我曾有两篇文字参与其间，有必要说几句话，表示回应。

龙应台与胡美丽的文章，观察敏锐，析理深入，常有独到见解，发人之所未发。她的社会批评，比长期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所见更广，更深，虽然她是回国客座的学人；她的头脑清晰，文字锋利有力，有一股清刚之气，也有热情与魅力。她狂飚野火一般的批评，大多数我都非常钦佩。可能百密一疏，这回她认为教育部应该干涉才对，但她没有想到教育部长久以来对各级学校事事干预，使学校（尤其是各大学）只能成为

教育部的伙计，毫无自立的权限与独立的精神，学校岂不也变成操纵于教育部手中的机器？而龙应台是反对中学制造机器人的教育方式的，而学校既成制造机器人的机器，如何能期望学校不制造机器人？

学校没有自己的风格，也就没有校风可言；自校长到教师，都应是教育家，而不能有创造性与自主权，便变成教育部办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窳败，理所当然。好不容易有一位教育部长尊重校方的决定，不加干涉，我们如何能不赞扬支持？至于学校的校长教师所推行的教育是“反人性，反理性，反自然的虚伪教育”，我认为我们要检讨、追究的是这样的校长、教师是如何委派或遴聘来的？通过什么管道，认定什么资格，引来这

样的一批“教育专家”？而高中可能是直属省教育厅，也不应直接由教育部来干预。我所担心的问题是某些荒谬错误的校长与教师，谁来惩戒？我还是不赞成由部长、厅长、局长来惩戒，所以对“长”字辈的人能尊重各级负责人的决定，总是首先表示激赏，而认为这是开明进步。赞美不干涉，但并不赞成放任。我觉得，教育方面应有一个评鉴委员会，由教育当局召集各级教育界、学术界有关的权威人士组成。（不是由校长、院长、

系主任、训导长等“学官”来组成表决部队，因为现在的不少“学官”太政治化，承恩奉旨的话，决议就不容易做到公正。）只有在超然的，有专业知识，有声望，有独立学术身份的权威人士所组成的评鉴委员会，才可能有正确（或比较正确）的评断。教育部长虽然没有进一步表示应如何纠正教育人员的偏弊，但他不干预的表示，难能可贵；教育的逐步革新，留下希望。如果直接干预，那么教材、教法、学分、课程……连教育哲

学都要唯教育部是赖，不啻将教育部视为“至圣导师”，教育还有希望吗？

我相信龙应台教授深思明辨，绝无这个意思。不过社会上其他人或许会有误解，责怪舆论为什么称赞教育部不干涉呢？我们要知道集权很有力量，但很可怕；开明似乎无力，但能使生机活泼，希望无穷。我们不能既不喜欢集权，又埋怨开明。事实上，容许大家公开讨论批评，虽然没有力量马上制止弊端，但一点一滴的进步必可积成丰硕的收获。最怕的是不容许讨论批评，某些进步就令人痛心的退缩回去。藉此小文对前此浅见加以一点补充；也表示对龙教授《机器人中学》一文基本论点赞赏钦迟之意。

原载一九八五年七月三日《中国时报·人间》

大有为的台电要在立雾溪建水坝，很多人反对。桃园神社差点被拆了，报纸舆论喧腾了一阵。高雄市的古墙被怪手毁了一段，社会上议论纷纷。这两年来，保护自然、维护古迹似乎成为最新的流行：前年人人穿洞洞装，去年个个穿牛仔裙，今年大家都来谈“文明”。而台湾为什么要维护古迹呢？报纸说，是为了保持“国际形象”，不能让西方人觉得中国人没有文化。

动不动就搬出“国际形象”来作为自我督促的标准，泄漏了台湾目前一种缺乏自信的心态：我这样做，别人（西方人）会怎么想？于是一面揣测西方国家的思考模式，一面小心翼翼地决定自己该怎么做。西方讲究人权，所以我们处理政治案件要特别慎重；西方人爱护野生动物，所以我们要节制吃老虎鲸鱼的欲望；西方人珍惜古迹，所以我们也得有一两样，不能太落后。一切一切的努力，都为了一个大目的：避免别人轻视我们，

在国际舞台上不丢人现眼。

这种心态有时候还真有点好处。譬如说，有国际的瞩目，我们的司法单位与情治机构在政治人物的处理上就格外求公正合法，使国民人权获得保障，这是意外的收获。可是如果我们有自剖的勇气，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这种向国际求好的心态其实可悲可叹：讲人权难道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言论、思想的自由？生态保护难道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子孙幸福？维护古迹难道不为了我们自己文化上的需求？在“国际形象”的大旗下，好像人权、自然、古迹等等都只是西方人的标准，而我们只是应付应付，做出一副“文明”的样子来对国际做一种交代。

台湾的英文报纸曾经刊出一封在台外籍人士的读者投书，呼吁我们赶紧保护自然、维护仅存的古迹。这封信马上就得到一个中国读者的反应，他说，西方人要台湾保持自然与古迹是别有用心的，他们自己工业发达，现在要落后地区“存真”其实在防止我们迈入开发国家之林，所以我们不要上当。所谓自然与古迹都是西方人的口味，台湾需要的是开发！开发！开发！

※ ※ ※

让我们暂且只说古迹。古迹真的只是西方人的需求吗？我们自己究竟有没有需要？如果没有，就是为了“国际形象”这个外壳，它值得我们努力吗？你去街头问问那个卖青草茶的老头：桃园神社跟他有什么关系？或者去问树下那个正在嚼槟榔的少年郎：高雄古墙拆了怎么样？或者，停下片刻，诚实地问问自己：多一栋、少一栋所谓古迹，究竟与我何干？

卖荼的老头大概会说“嗯宰样啦！”嚼槟榔的少年大概会坦率地说：没关系啦！而受过教育、思想复杂的你，沉吟片刻，大概会说些“国际形象”、“文化遗产”、“慎终追远”等等有学问的话来。

可是“国际形象”、“文化遗产”、“慎终追远”又怎么样？你刷牙时要“国际形象”吗？上厕所时带着“文化遗产”？摩托车在烈阳下抛锚时你“慎终追远”吗？如果把这些冠冕堂皇其实空洞而模糊的字眼除掉，我们究竟有没有什么迫切的、真实的理由要保护古迹？

※ ※ ※

阿弗瑞是个德国人，今年八十岁。他带我去看他的故乡小镇。

“这栋房子三楼第二个窗，是我出生的房间。”他指着那栋红瓦白墙的建筑；“我的母亲也在同一个房间出生的。”沿着窄窄的石板路就来到古修道院的门墙，厚厚一层青苔柔软地覆在颜色斑驳的石墙上，嫩嫩的青草从墙缝里长出来。

“墙里头埋着一个十二世纪的诗人，以歌颂花鸟出名，还是咱们本家呢！”

阿弗瑞要我走到转角，摸摸看第二排石块是否有个小小的凹孔。

“大概三四岁的时候，父亲每天清晨牵着我的手沿着石板路到修道院散步。每次到这个转角，他就会蹲下来对我说：那边第二排石块有个小小的凹孔，摸摸看里面有什么？我兴冲冲地跑去伸手一摸，凹洞里真有一颗花生米或巧克力糖，又是惊奇又是快乐。一直到五六岁了，才突然开窍，大概不是圣诞老人偷偷放的……我的孙子却还以为花生是洞里长出来的——”

我伸手摸摸，青苔有点湿润，那个凹孔依旧在，浅浅的一点。这个驼着背、拄着拐杖的老人正眯着眼睛怀想他的父亲。石板路再转个弯，就到了他家的墓园；石碑上刻着他父亲、母亲的名字，空白的石碑留给阿弗瑞自己；几丛玫瑰随着风摇荡，飘着若有若无的香气。

※ ※ ※

我也曾经回到我生长的小镇上，可是找不到一条走过的路、住过的庭院，爬过的老墙、认识的坟墓，更看不到一丛似曾相识的玫瑰。可是你说，怀旧也只是流行病，没有“过去”又怎么样？没有过去，就没有情感的羁绊。你为什么把情人给你的野菊花小心地夹在书页里？廿年后的某一天，在枯干的花瓣不经心地掉下来的那一刻，你对人生与爱情会没有特别的感悟吗？枯干的花瓣就是古迹。没有过去，我们就无从体认现在，创造未来。卖青草茶的老头的子孙如果有机会抚摸先人卖茶的木制推车，与青草茶的“过去”比较，他才能了解属于他的“现在”有什么样的意义，也才能决定他所追求的是怎么样的一种未来。盛青草茶的陶瓮与木车就是古迹。

我嫉妒八十岁的阿弗瑞，因为我也希望能牵着幼儿的手，走下一条青青石板路，告诉他第三株庙柱的雕龙嘴里有一颗陈皮梅。我也渴望能站在斑驳的坟头看鲜红的玫瑰花怒长，痴迷地回想当年的母亲如何牵着我的手走下一条青青石板路。没有过去，现在就没有意义，未来就没有方向。古迹，对我而言，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流行的装饰；古迹，是我切身的、不可置疑的需要。

※ ※ ※

苏南成市长拿怪手把高雄的古墙给毁了。他说，如果处处保存古迹，我们岂不是走着碰着的都是古人东西！这是闭眼说瞎话。台湾几十年来所作的是恨不得把整个土地翻过一次，消灭过去所有的痕迹，古迹根本难得，苏市长居然担心太多。至于说，这么长的城墙，只去了一点点，不值得大惊小怪——这是无知。因为你用这个理由切掉这一寸，下一任市长可以用另一个理由切掉那一寸；一堵墙能禁得起几次的切割？苏市长又说，

毁墙没错，错在执行小组技巧不当。这样说，就是市长无能，督导不当，也不是什么可以原谅的藉口。更重要的是：苏市长罔顾法律，因为那堵墙已是内政部选定的“古物”。

苏市长过去的政绩告诉我们他是一个敢作敢当，不怕恶势力的公仆。在我们台湾地区，这样的人才实在太难得，我们一定要特别珍惜。可是珍惜并不表示我们就该姑息他的错误。在这次古墙事件中苏市长所表露的无知无能，就应该受到指责与纠正，内政部说要“淡化”处理，是是非不明、不负责任的态度，苏市长以他直率的一向作风，更应该承认错误，从错误中学习教训。

※ ※ ※

古迹；不是西方人的专利，不是文明的装饰，更不是争取国际形象的手段。古迹，是一面镜子，一个指标，把我们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联系起来；没有古迹——没有书页里的花瓣、青草茶的陶瓮、桃园的神社、高雄的古墙，我们便只是一群无知妄大的盲人。

可是，为什么一个中国人需要写这样的文章呢？历史悠久的中国人？

原载一九八五年八月六日《中国时报·人间》

——为高雄市民喝彩

这一出戏精彩极了！台上有三个主角：一是刚刚上任的大头市长，一是热中连任的市议员，再就是“生气”了的高雄市民。

苏南成当然知道他为什么派任为高雄市长：他有魄力、有勇气对准了脓包下刀。在台湾追求高等生活品质的过程中，环境污染是最臭的脓包，所以他要大刀阔斧地去整治。高雄的市议员团体却有不同的算盘。选举日迫近，选票最重要。摊贩是不是社会脓包根本无所谓；一个摊贩就是一张选票，非保护不可。大头市长又是个外来客，这个时候不欺负他，更待何时？

报纸上描述议员如何团结起来攻击市长罔顾商贩“民生”，来旁听的摊贩集团如何鼓噪叫好，市长如何抱歉——软弱的抱歉，他唯一的支柱是：整理环境是政府的政策，他只是在执行“上面”的政策而已！

作为观众的我，在台下忧心忡忡：坏人的声音这么大，沉默的大多数要沉默到什么时候？这片面的“民主”继续演下去有什么意思？

然而，“哐啷”一声，高雄市民也跳上台了。写信的写信，打电话的打电话，明明白白地昭告世人这出戏里究竟谁扮演主人：我们市民要干净的环境，我们市民要安静的社区；大头市长所执行的不是“上面”的命令，而是“下面”——就是我小市民——的意愿。你别忘了你今天在台上有个角色演只是因为我让你上去演！别忘了谁是老板！

真是大快人心的一场戏。我为每一个写过信、打过电话、表过意的高雄市民喝彩。常有人说：台湾不能实施真正的民主，因为台湾的人民还没有那个水准。这次高雄市民的表现可以作为对这种说法的反证。我们的人民显然渐渐了解到“沉默的大多数”其实是一种罪恶。排队买票时，真正可恨的并不是那一两个插队的人，因为他们是少数；真正可恨的是那一长排、几十个耐心排队的人眼睁睁看着少数人破坏秩序而不说一句话！

没有勇气说，没有正义感！而走出车站时还要抱怨：没有用哪！乱糟糟，没有用哪！

中国人到欧洲旅游，常常赞叹欧洲环境的幽雅清净，欣羡之余，却不曾想到，美好的环境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经由每一个国民的努力争取来的。一个德国市民走在街上看见一个坑，他会生气市政府保养工夫没做好，会打电话去要求立即地改善。具有这种态度他必须先有两个基本观念：第一。他是主人。城市的美好要靠他的督促来维持，政府受雇于他，就有义务把事情做好。第二，他不能“沉默”，他沉默，就不可能有任何进步。

几流的人民就有几流的政府，就有几流的社会、几流的环境，这话一点也不错的。环境脏乱恶劣，就表示这里的人民没有能力创造美好的社会。我们是几流的人民呢？高雄市民拒绝作“沉默的大多数”是个令人欢欣鼓舞的指标。不，沉默不是美德，是耻辱。

原载一九八五年八月廿五日《中国时报·人间》

美术馆长是个艺术工作者，还是政战官？

如果新闻报导没有偏差的话，那么事情是这样的：李再钤的雕塑作品在市立美术馆展出，有人投书认为作品漆成红色有点像中共的红星；苏瑞屏馆长从善如流，立即把该作品花了八千元改涂成银色，遭致雕塑家本身的抗议。这是一件小事吗？我认为非常严重，因为“小事”暴露出两个文明社会所不能容许的心态：第一是对艺术的极端蔑视，第二是极权制度中才有的政治挂帅。

不久前我收到一份“中国天主教文化协会会讯”，发觉其中转载了《野火集》中一篇文章《正眼看西方》。文章是我的，名字也确实是我，但是内容中突然出现一段奇怪的话：“基督宗教——天主教、基督教的信奉，因为先在西方，而我们就认为是洋教，不宜信奉，其实，天主子耶稣基督，人类的救世主，原来降生在中东……”这段话不露痕迹地混进了我的文章，却不是我写的！但是任何读者都看不出来这段文字不属于原文。

这份天主教刊物不曾在事先与报社或作者取得转载许可就径行刊登别人的文章，这是对别人智慧财产的一种掠取行为。而涂改作品、穿凿附会以达到利于自己的目的，这对读者是欺骗，对于作者，是栽脏。如果一个宗教团体可以涂改我的文章，那么一个有政治野心的团体也可以在我的文字中插进它的宣传用语——身为作者的人，要如何向世界澄清他到底写了些什么？文字的后果又由谁来负担？

我相信天主教协会涂改我的文章并没有恶意，但这样的行为所透露的，是对创作者极端的蔑视。作为一个写作的人，我要为所写的每一个字负责；每一篇文章都是我全心全意的努力与我所有智慧的集合。恣意地涂改作品是罪行，也是侮辱。李再铃的作品如果是红色的，那么他一定有他最真切的理由；只有那一个颜色能真实地表达出他创作的意义，换了颜色，那个雕塑品就不再是他的作品。苏瑞屏擅自涂改了一位艺术家的创作，就好像天主教协会私自改了我的文章一样，那篇面目已非的文章不再是我的作品，红色变银色的雕塑品也不再是李再铃的心血。这个行为叫做欺骗，叫做盗窃。天主教协会这样做，我觉得只是欠考虑的结果，或许可以原谅；一个美术馆馆长做出这样的事来，却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更令人忧虑的是，这个涂色“小事”很明白地显示出来，台湾的艺术仍旧笼罩在若有若无的政治阴影里。首先，我们有这么一个人逛到美术馆去，他看的不是艺术品本身，

相反的，他看到这么一件红色的作品，马上兴起政治的恐惧（害怕雕塑家是共产党？害怕红色对观看人有洗脑作用？害怕共产党为这个作品拍照作宣传？）而给美术馆写这封疑神疑鬼的信。

其次，我们又偏有这么一位不用大脑的美术馆长。她涂改作品的动机大致上只有两个可能：第一，她也同样有这位投书人的恐惧；因为同意红色有政治危机，所以改色。第二，她并不同意投书人的说法，但为了避免“有关单位”可能会有的敏感，为了自己是“官”的身分，以为涂改颜色是最保险、最省麻烦的办法。

而最后，还有雕塑家本身。在他的抗议中，他说，只有一个人投书，怎么能算！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两个人或一百个人投书认为红色有“政治”，那么涂改颜色的行为就不算错。

这个涂色事件由三个人共同演出：市民、文化官吏，与艺术家。三个人中，没有一个觉得政治干涉艺术有什么根本上的不对。这是怎么回事？投书的市民患有恐惧症，我们可以说，他只是不懂得艺术独立的重要，可以谅解。那么苏瑞屏呢？她有没有受过任何艺术训练？她了不了解作为一个美术馆长有什么样的责任？她是政战官，还是艺术工作者？至于作品受到涂改的李再钤，难道他真的认为，多几封投书，政治就有理由控制艺术吗？

这真像个指鹿为马的社会。 原载一九八五年八月廿九日《中国时报·人间》

·回应与挑战·

血，也是红的

孟祥森

读了八月二十九日龙应台的《野火集》《啊！红色！》不得不有言。

首先，必得像龙应台一般声明：“如果新闻报导没偏差的话”，因为我甚至连那篇新闻报导也没有看到。

其次，便要问问，市立美术馆馆长苏瑞屏在“立即把该作品（李再钤的雕塑）花了八千元改涂成银色”之前有没有把该作品的“本色”（红色）先用沙纸打掉，或用松香水之类的融解剂化掉、洗掉。

因是，这是一个“绝对”关键性的问题：设若李再钤的雕塑果真又像星状，而且又是红的，则只是表面上用银色把它“涂”起来，“绝对”是问题重大，因为那是“粉饰”，是“掩藏”，是“包庇”——而粉饰、掩藏或包庇的是什么呢？是“红星”！这比赤裸裸的“红星”还要可怕，还要危险，因为赤裸裸的红星众人一望即知——不是有市民投书指出来了吗？——而粉饰的、掩藏的和包庇过的红星，却足以“掩人耳目”，使人视

而不见，见而不明，使人“视线不清”，其将可造成的“潜在”祸害，千百年后，谁能知之？这是“包藏祸心”，其罪当——当什么？我不敢讲，还是请原先那位投书的市民判断和裁决吧！

所以，悔罪避祸之道，首先就是把那银色先“洗”掉，然后，再派人把包藏在银色之内的红色“洗”掉——要记得，必须洗得干干净净的，连一点渣渣都不准留——然后嘛，还先不能涂银色，必须先请各方面人士——当然包括原先那位投书人——从上下左右，四面八方，从各个角度与微角度来察看，李再钤的那件雕塑是不是呈“星”状或“可能”成星状，甚至也“莫须”呈星状，反正，只要有呈“星”状的任何“可能”，都一律把它打磨掉，打磨成什么样子呢？就是打磨成再也不可能成为星状的样子，绝对、永远不再可能成为星状了，这样，才“安全”，才“没有问题”，然后，再把这永不再可能成为星状的东西，涂上银色——注意，什么颜色都可涂，就是不能涂成红色，当然，也不能涂成“近于”红色或跟红色“有关系”的颜色，再者，也绝不可涂成黄色，因为，中共的“五星旗”中，不巧它的图案——也就是那儿颗星——不是红色，而是“黄”色，因此，不但红星不可用，连黄星也是有问题的——这样，把这个除去了星状之一切可能性并涂成银色的东西，再标上“李再钤作品”——这就对了，这才是市立美术馆馆长苏瑞屏该做的事。

其实，这没有什么奇怪，二十多年前，当我们在大学念书时，就曾听我们温文尔雅的美学老师虞君质先生对我们说过，某某年轻的抽象画家在某某国家画廓展出其抽象作品，经人指出，其抽象画中竟隐含有“毛某某”的字样，于是群众大哗，而该画家则遭治安单位扣押询问，而终由虞君质等先生联名保出的事。

到现在我还清楚记得虞先生那文气非常明显的脸上透着的那极难捉摸的笑容来。

※ ※ ※

再举一个例子给那位投书市民和苏瑞屏馆长壮胆：约在半年前（当然，也是“如果新闻报导没有偏差的话”，但那篇新闻报导我是亲眼看到的），台中的某一位女议员在巡视台中通往梧栖港的中港路时，突然发现中港路两旁的行道树开的都是黄花。这一下不得了啦，她立刻赶回议府，发言曰：偌大一条路都开黄花，还成什么话，我们台中市岂不成了“黄色都市”了，因此建议市长把那些树统统砍了，另种别树——至于是什么树，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是不能开黄花，当然也不能开红花，否则，不是黄城就是红城，那还得了！

可惜的是，当时的台中市长并没有“从善如流”，我想他之所以胆敢如此固执，大概是因中港路的行道树开的只不过是黄花，而不是红花，而那女议员参的那一本，也只不过说是“台中市怕要变成了黄色都市”而非“红色”都市，否则，台中市长的肩膀不被她压垮才怪，而中港路的两排行道树即使没有连根拔除，大概也要每一棵都花八千元派人“涂”成银色了。

说实在的，我认为这些事情都还是小得不得了的事情，只不过区区一个李再钤的区区作品而已，只不过区区台中市的区区中港路的区区两排行道树而已，重要的还在后头：重要的是，要把台南市的凤凰木统统砍掉，因为凤凰木这种树还像话嘛，从四月到九月，整整半年，什么花也不开，偏偏开红花，而最糟糕的，它的花瓣是五瓣的（好像；反正是不是真的五瓣也没关系），台南市半年，岂不成了红城，甚至红星城？

如果，红色真这么可怕，照这样推衍下去，还得把一千八百万人各个抽血换血，或发明一种“健康”漂白剂，把血漂一漂——因为血的颜色也是红的！

原载一九八五年九月四日《中国时报·人间》

——给大学生

今年5月27日的《纽约客》杂志有这样一篇文章：

我的母亲生在柏林，侥幸逃过犹太人的大屠杀。今年母亲节，我请她去看场电影。这部影片非常卖座，故事好像与非洲的黑人有关。排队买票的行列很长。有一个年轻白人在行列间来往发散传单，劝大家不要买票，因为这部片子是南非制作的。排队的人大概都想的和我一样：“看不看由我自己决定，不用你来告诉我。”所以没人理他。

入场之后，灯黑了电影正要开始，前座的两个年轻女孩突然站起来面对观众，大声地演讲，解释这部影片如何地蔑视南非黑人的惨境，希望大家抵制。观众中嘘声四起，有人不耐烦地大叫：“这里是美国；你要抗议到外面去！”也有生气的声音喊着：“我们付了五块钱电影票，让我们自己决定爱看不看！”偶尔有个微弱的声音说：“听听她们说什么也好！”但是群众的喊声愈来愈大：“出去！出去！出去！”

坐在我身边的母亲显得很难过，她转身对我说：“这两个年轻女孩竟然愿意花十块钱买票进入一个人人喊打的地方来——或许她们真有点道理也说不定。”

在大家的鼓掌声中，戏院的工作人员很粗暴地把那两个女生架走了。灯又黑下来，但是没几分钟，一个年轻人，带着浓厚的英国腔，站起来说：“这是一部充满种族歧视的影片——”愤怒的观众打断了他的话，有人在叫警察，但这个青年毫无惧色，继续大声说：“你们不让我把话说完，我是不会走的！”群众喊着：“滚蛋！滚蛋！”好不容易，来了两个警察，笑容满面地把那家伙给请了出去。

观众情绪还没有完全稳定下来，一个廿来岁、一脸胡子的小伙子在后排突然站了起来，说：“不不，我跟他们不是一道的；我跟你们一样买了票纯粹来看戏的。我只是想到，或许对于这样一个影响千万人一生的问题，我们应该有个坚定的道德立场，而不只是追求消遣而已。如果五十年前的人也像刚刚这几个人这样对被迫害的犹太人执着的话，我的祖父也许可以活到今天，不至于死在德国的煤气房里。”然后我就听到一个非常熟

悉沙哑的声音突然响起：“他说的一点不错；你可别想叫我闭嘴！”我发觉我六十四岁的老母亲站了起来，面对着整个戏院；她全身在颤抖。

这一则不起眼的小故事可以招引出许多值得争议的问题来。譬如说，这几个为道德感所驱使的年轻人有没有权利阻止别人看这部“种族歧视”的电影？如果我也在戏院里，我会是愤怒的群众之一，叫他们“滚蛋”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没有权利主宰我的思想——这个电影究竟如何要由我自己看过了再作决定。其次，如果这一撮以“道德感”为理由的小团体能打断我的电影，那么，一个宗教团体、政治党派、商业集团等等，都可以

肆意地来强迫推销它的理想，那个人还有什么自由自主可言？

南非的是非善恶也是个棘手的问题。它的种族隔离政策现在是千夫所指，万人唾弃。南非的白人简直是廿世纪的污点。事情的另外一面却是：南非若由黑人自决自主，恐怕歧视与屠杀会比现况更为剧烈——看看乌干达！看看整个非洲大陆！

但是《纽约客》这篇短文令我沉思许久的，却是这几个年轻抗议分子的行为。他们不算少数；哥伦比亚大学在南非有金钱的投资，哥大的学生也曾经热烈地示威过，反对学校当局“善恶不分”的和稀泥作风。而在戏院里“捣乱”的这些年轻人，事实上是一次一次地花五块钱买票——对学生而言，五块钱不是个小数目；进到戏院去让群众嘘骂，然后一次一次地被踢出来。这些人中，当然难免会有少数是为了幼稚的英雄主义或纯粹

嬉闹，但大部分的，是为了一个道德立场，择善固执的理想。在一个人决定到戏院去“闹事”之前，他必须先具有三个条件。第一，他关心这个世界；因为关心，所以才会去注意南非黑人的困境。第二，他能作价值判断。对南非种族问题的报导纷纭不一，他得自己决定站在黑白那一边。第三，他有充分的道德勇气，充分到促使他付诸行动的地步。于是，他走到戏院去买票；五块钱，他很可以拿去溜冰或吃掉。

我们的年轻人呢？或者，缩小一点范围，我们的大学生呢？有多少人具备这三个品质？

就我有限的观察，非常、非常的少。以对社会的关心而言，我们的学生在大学的四面围墙里自给自足地活着，不常把头伸出来。几个月前，当十四位省议员集体辞职时，我曾经对几百位学生作过测验，要他们写下议员辞职的原因，结果正如预料，有少数给了支离破碎而模糊的答案，显然是浏览报纸后的残余印象。百分之八十却很率直地回答：“不知道！”

为什么不知道？当然是因为缺乏兴趣，不关心。坊间杂志选出来的大学校园“美女”，被人问到社会问题时，娇滴滴地说：“好可怕哟！”吐吐舌头。这样“可爱”又“纯洁”的大学女生为数不少，而且讨人喜欢。我们的学生不仅只对台湾本身的社会、政治问题印象模糊，对台湾以外的国际情况就更陌生了。伊索匹亚的饥荒、乌干达的政变、南美的游击战、天主教廷对堕胎与离婚的立场、菲律宾的军队暴行等等，都不存在，都没有

意义。

没有关心，自然没有做价值判断的需要。根本不知道南非有严重的种族问题。当然就不必去思索谁是谁非，因为无从思索起。没有关心，也就无所谓道德勇气和道德行动。非洲的幼儿可以死光，南美的军队可以强暴妇女，因为事不关己。海山的煤矿可以一崩再崩，桃园的古迹可以拆了又拆，内湖的垃圾山可以侥了再烧，事不关己。大学四年之中，只有两件值得关心的事：一是把朋友交好，以后有结婚的对象，一是把功课读好，

将来有满意的出路。对社会的关心，对是非的判断能力，择善固执的勇气，都不在大学的围墙以内。

换句话说，我们的年轻人天真、单纯、听话；他们绝对不会到戏院里去“闹事”。

※ ※ ※

为什么大学生的关心面那样狭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的环境不鼓励，甚至于试图阻碍，他对书本以外的兴趣。大概很少有父母没说过这句话：“你只要把书读好，其他什么都不要管！”大学以前这样说，为了应付联考。进了大学之后这样说，为了应付留考、托福、高考、研究所人考等。“只要把书读好，其他什么都不要管”这个金玉良言是应现代科举制度而产生的。读书的目的在求技能，用来敲开一层一层考试的门。研读哲学、历史、文学、经济等等，都不是为了增加人生的智慧与了解，而是为了取得谋生的技术。因为这种技术与人生无关，所以可以“什么都不要管”。

可是这个金玉良言实在是经不起考验的。在“其他什么都不要管”的前提下，书，根本就不可能读得好。譬如读经济，一个学生可以用课本里的各种定义与学理来解释“通货膨胀”，可是要他分析为什么公务员的薪水要加百分之八他却目瞪口呆，我们能说他书读好了吗？譬如读文学，他可以熟读欧威尔的《一九八四》，洋洋洒洒地写篇论文讨论制度与个人的关系，但是要他对江南案件提出看法，他却一片空白，我们能说他

把书读通了吗？

这个大千世界可以说是各个学科的实验室。学生在黑字白纸之间所学到的理论与例证，都还是抽象模糊的，只有在把知识带到人生的实验室里去观照验证之后，知识才能落实。要我们的学生封闭在大学的围墙里“其他什么都不要管”，等于是把学问与人生割离，也等于要学游泳的人在岸上靠图解学游泳，却不沾水，或学解剖的人在暗室里看幻灯片学解剖，却不动刀子。

※ ※ ※

我们的学生不会“闹事”，因为“闹事”的人要先有自己的主张——不是报纸社论，不是老师的看法，同学的意见，而是自己的主张。对我们单纯、天真的学生而言，独立作价值判断却是件非常困难的事。为什么？

高三那年，开始上三民主义。有个沉闷的下午，我在课本中看到一句话：“三民主义是最适合中国人的主义。”

就这么一句斩钉截铁的结论。我以为自己漏掉了编者解释引证的部分，把课本前前后后翻过，却找不到任何阐释。十七岁的我坐在书前，感觉到深深的挫折：要达到这样一个结论，课本编者应该一步一步来，先解释中国人是怎么样的一个民族，然后说明其他主义如何的不适用于中国社会，最后才能逻辑地演绎出“三民主义是最适合中国人的主义”这个结论。可是编者显然觉得这些辩证的过程毫无必要。

第二天，在课堂上我请求老师解释“为什么”。

老师很惊讶地望了我一眼，好脾气地一笑，回答：“课本这么写，你背起来就是。联考不会问你为什么。”

在我早期的求知过程中，这个小小的经验是个很大的挫折。基本上，课本编者与授课老师并不认为学生有自己作判断、下结论的能力，所以才会有这种“你别问为什么，记住我的答案就行”的态度。他们因此所剥夺于我的，是我求知的权利与独立判断的能力。

现在的教育方式和过去没有太大的改变，我们的教育者仍旧习惯于供给“结论”，仍旧不习惯供给学生“方法”，让他们自己去找结论。最能够反映这种现象的莫过于作文题目了。多少年来，任何考试中，学生面对的总是什么“学问为济世之本”、“忠勇为爱国之本”、“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满招损、谦受益”之类的金玉良言。所谓金玉良言说穿了，也就是死了的人交代下来的“结论”。出这种约定俗成的题目可以塑造学生的思想，使他更紧密地成为传统的一分子，有它教育的意义。但是这种思想传递根本上就不容许独创，不容许学生下自己的结论。如果教育者真正的兴趣不在于学生对传统的妥协与认同，而在于他独立判断的能力，那么同样的题目就应该以疑问的方式出现：“一分耕耘确能导致一分收获吗？”‘你是否同意学问为济世之本？”或者以挑战的方式：“试辩论‘忠勇为爱国之本’一说。”

只有这样不“既定结论”的思想训练才能真正刺激学生睁着自己的眼睛去观察身边纷扰复杂的世界，用自己的头脑去理出头绪来。当我们的教育者习惯性地把作好的结论抛下，学生也就懒惰地把结论照章收下；他不需要辛辛苦苦地去思索、摸索。

※ ※ ※

在我们的环境里，一个能关心、能判断的学生，却也不太可能有任何道德行动。一般教育者对学生行动采取压抑与抵制的态度，目的在求校园的稳定。

有一个专科学生被同学指控偷窃，教官在原告的带领之下也确实在该生书包中找到赃物，但是在没有听过被告辩解之前，就令这名学生退学。几个大胆的同学出来主持正义，要求学校给被告一个自我辩护的机会。

事情结果如何不论，学校当局对这些挺身而出的学生却有个斩钉截铁的态度：“去读你的书，不要多管闲事。谁闹事，谁就记过。”

奇怪，为什么我们的公民伦理课一再地教导学生要见义勇为，要当仁不让，要择善固执，学生一旦实践了这些美丽的道德理想，我们却恐慌地去压制他？学生对学校措施有所不满而投书、开会、抗议的时候，不正是最好的公民教育机会，帮助学生学习如何去理性地、公平而民主地解决问题，为什么我们反而以记过处分作为镇压的手段？为了表面的安静稳定而扼杀年轻人的正义感，代价是否太高了一点？

敢于表达意见、敢于行动的学生在一次两次的申诫记过之后，当然也学会了保护自己；他发觉，这个社会根本不希望他有道德勇气或正义感。

※ ※ ※

我们的大学生是不会“闹事”的一群。在考试、舞会、郊游的世界中，没有什么值得“闹事”的题材。在是非善恶都已经由父母师长孔子孟子下了结论的世界中，没有什么难题值得重新省思、费心判断。在明哲保身、少做少错的环境中，更没有什么“闹事”的余地。我们的大学生天真、单纯、安分、听话。

可是，如果“闹事”也可以解释为“以行动来改变现状”的话，我们这不会闹事的一代就值得令人忧虑了。四年一过，他就成为社会中坚——一个不懂得关心社会，不会判别是非，不敢行动的社会中坚！公车应不应涨价？不清楚。路边水管爆破了，不是我的事。公营机构亏了多少纳税人的钱？不知道。核电厂会不会贻害万年？不知道。上司舞弊应不应告发？不知道。台湾往哪里去？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一个满足现状的民族不可能进步，但是要对现状不满，一个人必须先有所关心，用心观察，观察之后作判断，判断之后付诸行动。关心可以是感性的，只是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的一份爱，但是空有感情无济于事，它必须有冷静的理性的支持——判断与行动需要坚强的理性。

台湾的现状不能令人满意，但是已经有许多人在关心、判断之后开始了行动。最好的例子是消费者基金会的推动者，他们已经“闹”了不少事。台湾需要闹的事情还很多很多。以妇女问题来说，我们现有的妇女组织还停留在献花、慰问、穿漂亮的衣服开慈善晚会与孤儿拥抱的阶段。在同样的社会版里，我们读到七岁的男孩被母亲活活烫死、十岁的女孩被卖到妓女户、十三岁的女儿被养父强暴而怀孕、三十岁的妻子被丈夫打断

肋骨——我们天真可爱的校园美女觉得将来没事可关心、可“闹”吗？

又是一个学期的开始，让我们想想从哪里做起吧！

原载一九八五年九月三日《中国时报·人间》

我很遗憾我是个女的。我很遗憾别人发觉了龙应台是个女性。

在编辑、记者、读者、作家发现我是个女性之前，我被当作一个正常的“人”看待。他们很冷静地读我的文章，而后写信来。不同意的入试图指出我所忽略的地方；厌恶我的人用最恶毒的语言攻击我；欣赏我的，更是毫不保留地把倾慕的话写下寄来。

我的反应也是一贯的冷静；觉得我用的逻辑不周全吗？好，让我再演绎一遍证明给你看。资料引用有误，对不起，我道歉并且更正。恶毒的人身攻击？我不屑于理会。至于赞美和倾慕，让我清心思索一下自己究竟值得几分；这个世界大得很。

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有人发觉这个阳刚的名字后面居然是个女人！消息传了出去，像野火一样烧开。

突然之间，我不再是教授，而是女教授；不再是作家，而是女作家；不再是博士，而是女博士，总而言之，被人发现正身之后，我就不再是个“人”，而是个“女人”。

本来称我“教授”的大学生，突然改口称“小姐”。本来恨恨想跟我打一场硬笔仗的作家，颓然掷笔长叹：“唉！对方原来是一介妇女！”本来要骂我“刻薄”、“激烈”的人，现在理所当然地改口骂“妓女”。本来想写信来表示欣赏的人，突然犹豫起来：会不会被人误会？

最奇妙的，莫过于访问记者。在我还是个“人”的时候，’访问者所拟的题目往往平淡无奇：你为什么写“野火”？批评家必须具备什么条件？目前教育的最大症结在哪里？等等等。变成“女教授”、“女作家”、“女学者”，换句话说，“女人”之后，访问的内容突然活泼生动起来：你结婚了吗？先生是哪里人？在哪里坠入情网？他在做什么？他对你文章看法如何？他高不高兴太大出名？陪不陪你买菜？你们有几个毛毛？长了几颗牙齿？还打算生几个？用什么避孕方式？一天换几次尿布？谁换？你的文学批评干不干扰卧房生活？你如何一面教书、写文章，一面照顾丈夫？你买什么牌子的尿布？

在被“发现”以前，在我还是个教授、学人、正常“人”的时候，也有人赞美我的文章思考缜密、条理清晰。我觉得没什么了不起；一个思考不缜密、条理不清晰的人本来就不该选择学术的路。头脑清楚只是所谓“学人”的基本条件罢了，就像鸭子非有一身羽毛不可，不然怎么能算鸭子！可是，被发觉是个女人之后，连这个基本条件都在一夕之间变成稀奇的东西，惹来许多问题：

作为一个女人，你怎么会写出理性的文章？你有没有感性的一面？

你究竟为什么会有那样清晰的思路？你是不是个女强人？你是不是为了向世界证明女人也能理性思考所以才写这么强劲阳刚的文章？

你的家庭是怎么教育你的，你会变成这个样子？父母兄弟、街坊邻居看得惯你吗？你的丈夫能忍受你吗？

※ ※ ※

我其实从来也不曾故意隐瞒自己的性别，只因为旅居国外多年，此地几乎没有人认识我。而“龙应台”三个字又十分的男性化；小时候，为了名字，还发展出一点恨父情结，怨他没给我取一个比较秀气的名字，譬如龙咪咪、龙美丽或龙可爱之类。但是父亲后来解释，他当初只有两个方案，一个是龙应台，另一个就叫“龙三条”，因为我排行第三。两相比较之下，我反而心生感谢，还好没叫“三条”。那么，别人是怎么发觉龙

应台是女的呢？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中午，电话铃响……

“请问龙教授在不在？”一个很雄壮的男人声音。

“我就是，您哪一位？”

“嗄嗄！”对方突然断了声音，我的耳朵陷在电话线的真空里。等了半晌，正想挂断，他又说话了，结结巴巴的：

“你你你，你是个——”

我很同情他的受惊，赶忙把声音放得更轻柔一点：

“对不起，是啊！很抱歉哪！”

他长长地嘘了口气，又沉吟了半天，犹疑地说：“我是大文人出版社的负责人——怎么电话里传来香味？”

我赶忙解释：“厨房里正在煎猪脑……”

“哦；是这样的，龙——龙小姐，我打电话来是想征求您的同意将您一篇大作编入我们今年的最佳散文选，不过，现在既然知道您是，是个女的，我就想把那篇大作收在敝社下个月要出版的‘我见犹怜——女作家心心相印散文集’，不知您是否同意？”

“让我考虑一下好吗？”

“好，那我就不打扰了。抱歉妨碍了您煎猪脑——”

“啊！没关系！”我打断他，“是我先生在煎猪脑；我刚刚在修理马桶……”

“嗄———”他又半天没声音，最后才找出话来：“再见，龙小姐。”

※ ※ ※

第二天，龙应台是个女的消息就上了花边新闻，也开始了我这今人同情的遭遇。《龙应台评小说》出版了，记者来电话；是个娇滴滴的女声：

“龙小姐，这本书非常的知性，可是才一个月就印了四版；能不能说说您对这本书的期许？”

“这书只是一个粗砖，我抛出去希望引出文学批评的风气来，使严格公平的批评——”

“您觉得一个女人写这样的东西合适吗？”

“呃———”

“我的意思是说，”她紧接下去，“这样硬的东西平常都由男性来写，您写来觉不觉得奇怪？有没有压力？”

“呃——压力很大，因为有些作家不能忍受负面的批评——”

“对，您先生能不能忍受您的作品风格？”

“呃——我不知道我的先生和我的作品有什么关联—容忍与开放是一个评者必备的态度，他不能以一己的道德意识加诸作品；他不能感情用事——”

“对对对，我很同意；你们夫妻感情如何？”

“感情用事就不能直言针砭，我们需要的是说实话的勇气———”

“您觉得异国婚姻需要特别的勇气吗？”

就是这样！被发觉是“女的”之后，与人的沟通变得比较困难一点。常常这么阴差阳错的，牛头马嘴对不上。但这还算小事，比较令我伤心的倒是，被发觉是个女人之后，我不再能沾沾得意以为自己的文章好。有一天，一位作家（你瞧，我说“作家”，当然指男的，不必加个“男”字）阴恻恻地对我说：“你现在名气大噪，知道为什么吗？”

我理直气壮地回答：“当然因为我文章好——我思考缜密、条理清晰、头脑清——”

“得了！”他打断我，阴恻恻地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说：“得了！文章好！哼。只因为你是女的！女的！”

我顿时觉得心灵受伤，很难过，挣扎着反问他：“拿出证据来！”

他斜眼睨着我，从头看到脚，阴恻恻地一笑：“怎么，你不是女的？”

低下头来看看自己，六个月大的肚围，已经看不到脚指头了。我叹口气：

“是的！我是个女的！”

我很遗憾。

原载一九八五年九月十九日《中国时报·人间》

李国栋床上堆着书，每天晚上睡在榻榻米上。读书读到清晨一两点，读到两眼充血，像针扎一样痛苦，才把书放开。蜷曲到榻榻米上，用条绳子把左腿跟一只桌脚绑在一起，熄了灯睡觉。

“这样一来，我一翻身，扯不动腿，就会醒过来；醒过来就马上爬起来继续看书——今年是第三年了，再考不上，就要当兵去了！”

联考前，李国栋很平静地这样解释他的生活方式。他削瘦的脸颊浮着一层暗暗的青气，眼白里一条一条细细的血丝。讲话的时候，眼神涣散，不知道他在看哪里。

“为什么不换个读书方法？这种煎熬式不是效果很差吗？”

他摇摇头：“我不知道有什么别的方式。”

“为什么不先当了兵再回来考？让心理休息一下？”

他摇摇头：“非考上不可。”

“为什么不找其他出路？不要上大学，读职校或学技术？”

他开始咬指甲，每一片指甲都嚼得烂烂毛毛的：“不行，我非读大学不可。”

※ ※ ※

李国栋后来仍旧落了榜，但是也没去当兵。他在精神病院里住了两个星期之后，有个晚上，偷偷吞了五个大铁钉，从七楼的阳台上跳下来，刚好摔在垃圾车旁边。

※ ※ ※

麦尔教授对老鼠很有兴趣，曾经作过这样的实验：

把老鼠聚集在一个平台上，让它们一个个往下面两个门跳；跳向左门，它会碰得鼻青脸肿，跳向右门，门却会打开，门后是甜美的乳酪。小老鼠当然不笨，训练几次之后，就快快乐乐地老往右门跳去，不再摔得一鼻子灰。

可是，就在小老鼠的选择方式固定了的时候，麦尔就把乳酪从右门移到左门；本来以为可以饱食一顿的老鼠现在又碰得鼻青脸肿，不知道客观情势已经改变了。幸好，摔了几次之后，它又渐渐熟悉了新的情况：原来乳酪在左边！

问题是，这个时候，麦尔又有了新花样；他把门的颜色重新漆过，把乳酪一会儿放左，一会儿放右，老鼠在新的习惯形成之后，发觉原来的抉择方式又行不通，它必须不断地适应新情况，不断地修正自己的习惯行为……

老鼠变不过来，下一个反应就是“以不变应万变”。麦尔发觉，在应变不过来的时候，老鼠就搞“拧”，开始固执起来，根本就拒绝改变方式。譬如说，如果它已经习惯于跳向左门，你就是把乳酪明明白白地放在右门口，让它看见，它仍旧狠狠地往左门去碰肿鼻子，愈碰就愈紧张。如果实验者在这个关口继续强迫它去作跳左或跳右的抉择，老鼠就往往会抽筋、狂奔、东撞西跌或咬伤自己，然后全身颤抖，到昏迷为止。换句话说，这只老鼠已经“精神崩溃”。

麦尔教授于是归纳出导致老鼠“精神崩溃”的五个阶段：首先，对某一个难题（左门或右门），老鼠逐渐培养出一种应对的习惯来（选择右门；右门有乳酪）。第二个阶段，客观环境改变，老鼠发觉惯有的方式已经不能解决问题，因此感到惊骇。下一阶段，不断地焦虑与挫折、失败之后，它就固执地以旧有的方式面对新的情况，不计后果（就是看见乳酪出现在右边，仍旧往左边闯）。第四个阶段，根本放弃努力（乳酪也不吃了，

干脆饿死！）。最后，如果外力迫使它非解决问题不可，它就又回到它所习惯的旧方式（左门就是左门，非左门不可！）当然又碰得鼻青脸肿，饿得老眼昏花。明明只是换个门径就解决了一切，它却柠执在习惯行为中饱受挫折与失败的煎熬，最后以崩溃结束。

[取材自S.I.Haayakawa,“1nsoluble Probleems，”Invention and Design，N.Y.1981.]

※ ※ ※

在垃圾车边被清洁工人发现了的李国栋是一只弄“拧”了的老鼠，我们的社会环境与教育制度是控制乳酪、制造难题的实验家。从前，大学之门是通往乳酪的门，所有的人都往那个门跳。“士大夫”观念深深地植根，因为我们发觉成了“士大夫”之后就有甜美的乳酪可吃。但是，在大家都习惯于这个方式之后，客观情况却变了，乳酪换了门；往“士大夫”那个门撞去，却撞个鼻青脸肿，而且没有乳酪。

可是孩子们继续去撞那一扇门；作父母的继续鼓励孩子们去撞那扇没有乳酪的门。他们说，“有志者，事竟成”；说“有恒为成功之本”；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说“老天不负苦心人”。门的颜色变了，乳酪的位置换了，可是弄“拧”了的人固执地守着旧有的方式，“以不变应万变”。

于是有一天大清早，清洁工人在垃圾车边发现一团血肉模糊的——是人还是老鼠？他吓了一跳。

※ ※ ※

一个人，也只不过是只有可能精神崩溃的老鼠。人生的每个阶段里都有看似不可解的难题时时强迫他作抉择：考试失败了，爱人变心了，婚姻破裂了，工作失去了。每一个难题都需要一个解决的办法。究竟乳酪在左边还是右边？不管在左在右，当一个人不再能以“新”的方式来应付“新”的情况，当他不计后果的，根本拒绝改变自己的时候，他就是一只弄“拧”了的老鼠；精神的解体只是自然的结局；

一个国家，又何尝不是个精神可能崩溃的老鼠？！国际局势的变化多端就好像乳酪的忽而在左、忽而在右。三十年前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见得能解决二十年后的问题。如何能不受制于旧习惯、旧观念、旧方法，如何不搞“拧”了去老撞一扇没有乳酪的门而撞得鼻青脸肿，需要的是弹性与智慧。

智慧，不正是人之所以为人，鼠之所以为鼠的差别吗？

原载一九八五年九月廿六日《中国时报·人间》

啊！光复节！

五颜六色的牌楼又搭了起来，五颜六色的灯又亮了起来。庄严的大人物凑着麦克风讲整齐对仗的句子，报纸的头版有红色的大字，彩色的框框；收音机的钮转来转去都是标准又悦耳的女声……

啊！又是一个光复节！

光复节又怎么样？仍旧是人挤人、车挤车的世界，乌烟瘴气。

可是这是四十周年的光复节——四十年哪，人生有几个四十年？

四十年又怎么样？淡水河是条发臭的毒沟，观音山是长了脓疮的病狗。婴儿喂假奶粉，小孩吃馊水油，大人喝用过的宝特瓶，老人把毕生积蓄交给十信……四十年又怎么样？光复节又怎么样？

立法委员向俞国华我们是否有一个“信心危机”。俞院长说，没有没有；当然没有。江南、李亚频、馊油、十信、毒玉米，都是孤立案件，不代表任何意义。我们信心十足，信心十足。

可是我听到邻居十岁的小孩丢下书包大声喊：“妈妈妈妈，台湾不能住了。我是吃馊油长大的！”我也听到二十来岁刚结婚的朋友皱着眉头说：“结婚可以；生孩子，不可以。每天骑机车上班，眼红疯狂的人潮与车马常勾出我心中对整个人类的仇恨来。一辆机车狠狠插在我前面的那一刻，我血液沸腾得很愿意当场撞得他头壳破裂而不觉一点点惋惜。把新生命带进这样一个世界来，不，太残忍了。”

为什么没出过国的小孩会下“台湾不能住”的结论？为什么一向笃信传宗接代的中国人会觉得台湾这个地方不可以养儿育女？俞院长的“信心”来自哪里，是哪一种信心，我觉得茫然。不肯承认我们有信心问题，是因为看不见问题或不敢说实话，我实在无从判断。我只知道，父母千方百计地把幼儿稚女送出国读书，表示对我们的教育制度没有信心（是的是的，王赣骏与丁肇中的成功等于我们教育的失败……）。有钱人把产业化

整为零地存到国外银行，表示对我们金融制度缺乏信心。政府官员与大学生管珍惜绿卡，每年气喘喘地来回，表示对我们的政治前途没有信心。反对人士必须躲在外国的羽翼下才敢发言批评，表示对我们的民主宪政没有信心。至于年轻人觉得这片土地已经糟到不适于传宗接代的地步——这不是缺乏信心，这是绝望。年轻人的话，令我深深的哀痛；而那些不着边际的高调，令我失望。

※ ※ ※

八年前我带了几份介绍台湾的画报给欧洲的朋友看。这些画报都有中英对照而且摄影图片非常精致。朋友翻看之后不经意地说：“这些很像东德或保加利亚的官方刊物。”我很惊讶：台湾的东西怎么会让他联想起两个共党国家来？

原来也只是一句凭直觉的评语，朋友也得思索好一会才分析出原因来：“因为你看得出这个刊物在刻意地表现美好的一面，刻意地把其实任何社会都有的缺陷与难题都隐藏起来。你看，第一页到末页全是美丽的森林，纯朴的山胞，富庶的农村等等，像人间天堂。相反的，一个开放地区的刊物，通常，在称颂美丽的森林同时，或许会提到酸雨污染的威胁；介绍纯朴的山胞时，也许会说到物质文明的侵略；赞美富庶的农村时，就

不免提到农村人口的流失……你拿东德与西德的画报一比较，就看出很明显的态度上的区别。”

他不说，其实我也该知道这道理。真正有信心的人不怕暴露自己的缺点，更不忌讳承认启己的丑陋。试图遮掩粉饰才真是没有信心的表现。四十年后的台湾固然已经脱胎换骨，却明明白白的有一身病痛：根本的政台问题、烧在眉睫的环境问题、需要急诊的经济转型问题、影响深远的教育问题，还有，使每个人不是咬牙切齿就是摇头叹息的道德沦丧现象。可是，如果我们有能力，我们就不怕面对这些病痛；如果我们有自信，我

们就不怕大声承认：是的，我们确实有这些病痛。避讳或遮盖都是自欺，自欺意味信心不够，这，才是真正的危机，

我从来不忌讳大声说台湾是我“生了梅毒的母亲”，也不犹豫地告诉你台北是我所见过最庸俗最丑陋的都市，更不在乎对你说，中国人是个自私短见乡愿的民族——不怕你觉得刺心。我还可以恨恨地说，台湾的社会是个道德腐蚀到骨髓里的社会——不怕你骂我数典忘祖。

因为我对台湾还有信心。

看看有多少人在角落里默默地播种、耕耘；台湾的“有心人”真多。消费者基金会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成果现在算是大家都看得见了。还有许多看不见的：“妇女新知”的一小撮人在一点一点地提高女性的自觉，教导她保护自己的权益。台大也有一小群人成立妇女研究中心，引导社会重视妇女问题。扶轮社——你以为有钱人都是脑满肠肥之流吗？——正在筹备环保基金会。另外又有几个人正准备推出《新环境》杂志，为我们病重的大地作记录。还有一群理想主义者要出版《人间》杂志：没有穿泳装的明星，没有微笑的政客；杂志关心病患孤儿寡妇，帮助这个爱喊光明口号的社会亲眼看看阴暗痛苦的一面。

这些少数人的努力却要承受很大的压力，就像小草拼命要突破已经龟裂但仍旧坚硬的水泥板一样。当年消费者基金会饱受挫折，好不容易加上“文教”两字才受到教育部的收容而成立，现在扶轮社要建立的环保基金会又在团团转，寻觅出路。妇女消费团体或自觉行动也受法规制度的百般束缚；任何民众为自己争取权益的行动都受到限制与束缚。这些保守而落后的法制就是压住小草的水泥，但是我的信心就在于这些小草伸向阳光的力量。只要有这么多“有心人”，台湾就有希望。坏的可以变好，腐烂的可以新生，染病的，可以复原。

※ ※ ※

可是，你是谁？凭什么你就做“沉默的大众”等这少数人努力了，甚至牺牲了，你再去享受他们的成果？你现在买着消费者团体认可的食品，当初这些人投告无路的时候，你是在一旁观望？嘲笑？还是漠不关心？现在正开始垦荒的小团体，譬如“新环境”，需要人力的支持去研究环境的制度问题、评鉴问题，需要金钱的援助去启发小学生爱生的观念，对老农夫解释滥葬的害处。你关心吗？你在乎吗？你应该现在也变成工作的一分子呢？还是做个“沉默的大多数”等着成果从天上掉下来？

在台湾革新很难，一方面固然是由于许多制度的僵化（一个团体登记之后就不允许第二个性质类似的团体存在——这是什么蠢人订的蠢法？消费者组织不是愈多愈好吗？），另外还有保守的执政单位对社会自觉运动的疑惧。一个更大的障碍，却是民众本身的缺乏动力。美国有个年轻的母亲，因为女儿被醉酒驾车人撞死，组织了“反醉驶运动”，到处陈情、抗议、演讲，教导驾车道德。现在这个组织有六十万个母亲加入。

我们之中，多少人有这种楔而不舍的精神？譬如在月光笼罩的海滩上看见卡车盗沙——你视若无睹呢？还是恨恨骂一声。继续钓鱼？还是打个电话给警察局就算了事？有多少人会追根究底的，要求政府制止盗沙的行为：通知警察局，无效；再试环保局，无效；再试海防部队，仍无效；好，那么从头研究法令，到底海滨的沙地由谁负责。我们有多少人有这种精神？前人种树，后人纳凉是件美事；但是你不种树，身后的人又哪里有凉可纳呢？那群少数人的努力或许能冲破僵硬的水泥地，你就不能也投入作一点草根里的养分吗？

我不知道谁视台湾为家。有人依依不舍地回顾过去的大陆，有人拿着绿卡飞向未来的大陆，有更多的人不想过去，不想将来，也不知珍惜现在脚下的泥土。我是个要浪迹天涯的人，但是深切知道，即使穿着凉鞋的脚踩在土耳其的石板路上，别人问“客从哪里来”时，我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湖南，不是纽约，不是慕尼黑。家，可以暂时挥别，可以离弃，可以忘怀，但家，永远还是那么一个。四十年后的台湾，有想走而走不掉的

人，有可以走而不走的人，也有一心一意在这儿今生今世的人；不管哪一种，只要他把这里当“家”——心甘情愿也罢，迫不得已也罢——只要他把这里当“家”，这个地方就会受到关爱、耕耘、培养。怕的是，过了四十年仍旧不把这儿当家，这个家才会破落。信心不信心。在此而已。

五颜六色的脾楼又搭了起来，五颜六色的灯又亮了起来。庄严的人物在演讲，报纸的刊头用红色……但这是四十周年的光复日，人生有几个四十年？五颜六色之外、欢呼与口号之外，是不是该有——点新的、诚实的省思？

原载一九八五年十月廿六日《中国时报·人间》

菜市场中一地的泥泞。讨价还价的喧嚷夹着刀起刀落的剁声。在菠菜和胡萝卜旁边，居然搁着一本摊开的《野火集》。卖菜的妇人蹲在地上剥玉米。

“欧巴桑，你在看这书吗？”

“勿是啦！”她愉快地回答，“我后生在看啦！伊在读大学。”

撕掉蒙眼布

《野火集》在出书廿一天之中再版廿四次，四个月后，已经迫近五十版，马上要破十万本的大关。文化界的人士咋舌称奇，说是多年来没有见到的现象。书店的经销商说，许多买书人似乎带着一种“使命感”走进书店，买一本给自己之外，还要添一本送人，惟恐读“野火”的人不够多。一位医师告诉我，他买了三百本书四处寄发。学校老师也往往为学生集体订购，作为指定的课外读物。海外的留学生也来信，希望这本书能销到

国外。

这是个非常奇特的现象。《野火集》破纪录地、疯狂似地畅销不是一个偶发、孤立的事件。从专栏时期读者反映的汹涌，到成书之后读者“奔相走告”的热潮，都显示这是一个深具涵义的台湾社会现象。很明显的，我们的社会对“野火”所发出的声音有一种饥渴的需求。

需求什么呢？

“野火”是个强烈的批判声音；当批判的对象是自己的时候，就成为反省。“野火”，因此也是个自剖反省的声音。但是“野火”里头并没有任何新鲜的观念。它指控现代的中国人丧失道德勇气，它要求学生争取独立思考的空间，它要求政治的开放与容忍。近代史上，一波又一波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次又一次地呐喊着同样的话。如一位教授所说：“你的野火精神和当年的文星精神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但是为什么廿年前叫喊的事情

在廿年后还有叫喊的必要？可见我们进步非常有限。”的确，可是这一次的叫喊，在空谷中引起嗡嗡不绝的回声，“野火”由一根小火柴烧成一小片火海，表示这是个不同的时机。或许人们不只是厌倦窠臼本身，也厌倦一次一次叫喊后的失败。在上千的读者来信中，大部分有这么一句话：“啊！你说出了我心中早就想说的话”，然后加上三个惊叹号！！！“野火”显然痛快地供给了情绪的发泄，但是令人心惊的是，在发泄之前，那份情绪有多么堵塞，多么郁闷。

台湾在蜕变中。曾经是个一元化、权威分明的社会。子女遵从父母，学生遵从老师，人民遵从政府。可是经济起飞了，如果上一代努力的是物质上的独立，那么这一代就追求精神上的独立。教育水准提高了，往往子女懂得比父母多，学生青出于蓝，人民所拥有的知识比官僚还高。西方民主文化的冲击更是勇猛直接。里根说卡扎菲计谋暗杀他，台湾的电视就显现：美国记者大声问总统：“你有没有证据呢？没有证据就是撒谎。”这种镜头对我们膜拜电视的社会不可能没有影响。头脑再简单的人也会问一声：“哦，民主是这样的呀？”更何况是已经受了教育，宁可自己思考的人。

经济、教育、外来文化等等，构成伊甸园里的知识之果，台湾的社会大众，是吃过苹果的亚当。吃过苹果，发觉自己的赤裸，于是急切地想看清现实，解决问题，但是亚当的脸上绑着一块蒙眼布——吃苹果之前的旧观念、旧制度、旧作法、旧信仰，遮着亚当睁大的眼睛。多少年来不曾经过审查的教条、口号、神话、谎言，密密地包扎着亚当开始流转的眼睛。

“野火”只有一个简单的要求：撕掉蒙眼布。对“野火”狂热的反响或许也就传达了那么一个简单但迫切、坚决的讯息：我们不要蒙眼布！让子女、学生、人民，都用自己的眼睛去看，自己的头脑去想。

在野之声

“野火”畅销的主因固然是它反对权威、批判现状的立场，但是为什么比它更激烈、更叛逆的刊物，譬如一些党外杂志，却得不到小圈圈以外的回响？其中人为的因素当然很重要，譬如查禁的问题；最主要的因素却在于这些杂志本身的限制。一方面，歌颂权威、膜拜现状的书籍刊物对厌倦蒙眼布的人缺少吸引力，因为它的出发点与目的地都是一种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一些党外刊物，虽然标榜批判，却无法把读者完全争取过去，因为它往往也是以一个特定的意识形态为出发点，以某个政治结构为目的地；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政治目的，但是反宣传可以变成宣传，反教条可以变成教条。如果没有较开阔的胸襟，较长远的眼光以及对理性的坚持，蒙眼布换了颜色还是蒙眼布！而吃了苹果的亚当所急切、不耐、引颈盼望的，不只是换一块蒙眼布！

我们不能没有党外刊物，因为它是一个制衡的声音。从“野火”的现象看来，我们更急迫地需要第三种声音，一个不以单一意识形态出发、没有政治野火、真实而纯粹的“在野”之声。这个声音通常由关心社会的知识分子所发，可是在今天的台湾，这个声音，不是没有，但微弱喑哑。知识分子或者受制于强权而不敢作声，或者屈服于作官的私欲而婉转歌唱，或者受挫于尝试的失败而灰心隐退；仍旧在努力中的，只能支支吾吾、

避重就轻，貌似前进的《野火集》并不例外；或者倒过来说，“野火”这么一本鼓吹最基本的民主观念的书都能引起这么大的震撼，不是“野火”前进，而是这个社会落后；不是“野火”的声音特别清越，而是这个社会根本缺乏嘹亮的在野之声。

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声势浩大的“野火”其实只是一只猴子；台湾需要的，是真正老虎的吼声，许多老虎的吼声。

喜鹊·乌鸦

因为在粉饰、教条、自我吹嘘、自我慰藉的“酱缸”里泡了几十年，我才在极端不耐中开始写“野火”，但是立即招来质问：为什么只写坏的？光明面为什么不写？人民很勤奋呀，政府很努力呀，社会很安定呀！为什么一面倒？是“别有用心”吗？

不错，我是“别有用心”，像个病理学家一样的别有用心。病理学家把带菌的切片在显微镜下分析、研究，然后告诉你这半个肺如何如何的腐烂；你不会说：“奇怪，怎么只谈我坏的半边肺？怎么不夸——夸那好的一半？”

那么，为什么要求社会病理家谈“光明面”呢？

再说，歌颂勤奋的人民、努力的政府、安定的社会的人还不够多吗？何必还需要我也加入？

你有影响力呀！读者相信你。

这话说得何其天真。如果“野火”的作者有所谓的影响力，那纯粹是因为他像只乌鸦一样不说悦耳的话；他怎么可能在赢得“读者相信”之后转而加入喜鹊的行列？一个社会本来就该有许多不同的声音，传达不同的讯息；乌鸦和喜鹊各有所司。但是，如果报喜不报忧的喜鹊觉得自己缺乏信服力，它就必须改变作风，开始说实话，而不是要求有“影响力”的乌鸦换套羽毛，唱喜鹊的歌。

也有人担心地说：“野火”暴露出那么多台湾的缺点，被敌人拿去作宣传怎么办？

不怎么办！只有头脑简单的人才不知道自我批评是一种自省自新的能力。当西德的布朗德与美国的尼克松闹出举世皆知的丑闻时，两国人追究到底的态度赢得的是尊敬，不是轻视，我们的报纸喜欢兴高采烈地报导大陆报纸所揭露的坏事，作为“你看他们多糟糕”的宣传，而事实上，中共愈是容许丑事的揭发，批评的公布，愈表示他们观念的进步，也就愈值得我们思考。

把自己的弱点暴露出来检讨，是优点，不是缺点。“野火”不需要描写台湾社会的光明面，因为，我相信，“野火”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光明面的表现；表现台湾的制度能容忍批评，台湾的人民能自我反省；这是个有更新能力的社会。

让别人拿《野火集》去作宣传吧！

上一代，这一代，下一代

对这本书的两极反应是另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一方面，许多老师以它作教科书外的教科书，鼓励学生讨论并且写读后感；另一方面，有学生来信：“我们教官不准我们读你的书，说龙应台污染青年人思想……”一方面：某些工商机构成百地订书，送给员工阅读；另一方面，有些特定的团体将“野火”明文列为禁书。许多读者赞美作者为“真正爱民爱乡、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却也有人说他是共匪。

白纸黑字一本书，为什么出现两种水火不容的读法？

就读者来信分析，对“野火”存恐惧之心的以年纪较长、度过军旅生活的人较多，支持“野火”的则包括各个阶层、职业，与教育水准，但仍旧以大学生和三四十岁之间、受过大学教育的中产阶级为主流。更年轻的；十来岁的中学生就有点迷惑：“国文老师要我们每个人都熟读野火，可是昨天副刊又有篇文章说你偏激，我应该相信谁呢？你是坏人还是好人？”

这样一分，一条清楚的代沟就浮现了出来。由对“野火”的反应，我们也更明确地看出台湾是怎样的一个转型期的社会。

为了行文的方便，让我用“上一代”、“这一代”这样稍嫌以偏概全的名辞。对于“野火”所鼓吹开放、自由、独立思考的观念感觉恐慌的上一代大致有三种说法。“我们忠心耿耿追随政府来台，政府就像父母一样对我们有恩，”一位退伍军官写着，“你的书所传播的根本就是反叛思想。”

这是第一种。把政府当父母，施政措施作恩德，批评视为“反叛”，流露出来的是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我们的民主历练之浅，由此可见。

另外一种非常普遍的想法：怎么可以鼓励学生独立思考、争取权利？这不是闹学潮吗？大陆就是闹学潮给搞丢了！

这个简单的“历史观”犯了两个根本的错误：第一，学生独立思考、争取权利并不等于闹学潮；第二，当年大陆上的学潮是果，不是因。学潮不是从石头里无缘无故突然蹦出来的孙猴子，一定是先有政治上的病态，人心不满郁积到一个程度，爆发出来才有学潮。我们若要避免学潮的发生，就必须在政治上力求公正合理，而不是设法锁住年轻人的头脑。

第三种说法：我们这一代抛头颅、洒热血、挨饿受冻才赢得今天衣食温暖的安定局面，你们这无知的下一代人在福中不知福，已经有了温饱还大声嚷嚷什么自由、什么人权……一个作家被关上一两年就是大不了的事，哼，比起我们这一代所受的苦，被关几年算什么玩意儿？

大概有不少父母都跟子女说过这样的话，带着很大的说服力。它一则诉诸感情——我为你牺牲过，你要感恩；二则诉诸经验的权威——我吃过苦，你没有，所以我是对的，你是错的。

就某些层面来说，他当然是对的。这一代应该对上一代充满感恩之情。这垂垂老去的所谓上一代，曾经在兵荒马乱之中紧紧搂着怀抱里熟睡的婴儿，曾经饿着肚子带孩子去付医药费，曾经推着脚踏车沿路喊“机器馒头”让孩子缴学费，后来又曾经把薄薄的一叠退休金换取儿女留学的机票。这个上一代，把自己躺下来铺成砖块让我们这一代昂首阔步地踩过去，“衣食温暖的安定”是上一代咬紧牙根拼了命才达到的终点，对这一代，那却是个稀松平常的起点，感恩，当然应该。

可是，这一代的“大声嚷嚷”并不是“人在福中不知福”。他已经有了衣食温暖的福，现在大声嚷嚷，追求的是另一种福，更高层次的福：民主、自由、人权……衣食温暖的安定只是基本的出发点，这一代当然不能以此满足；上一代如果认为这一代吃饱了、打个嗝，就该在安定中唾个午觉，那就太天真了，食物够吃了，开始求烹饪的精致。衣服够穿了，开始求设计的美好。社会安定了，开始要求有所作为。物质的丰富与环境的安定都只是社会要进步的基础条件而已。上一代奠定了这么一个基础，这一代或许就能建立一个开放自由、公理伸张的社会，作为下一代的基础，而“人在福中不知福”的下一代继续“大声嚷嚷”，或许我们就有了真正伟大的思想家、艺术家、政治家的出现。

这一代站在新的起点上准备往前冲刺，要拉也拉不回来的。除非你扭断他的胳膊。我们的社会若要和谐，这一代必须体谅上一代的经验，心存感谢；上一代也必须交放手让这一代奔向一个不同的终点。这样才可能避免那水火不容的两极，也才可能回答更下一代的问题：“我应该相信谁？”

幸福没有止境

市场里的欧巴桑蹲在湿淋淋的地上剥玉米，为了凑足后生上大学的费用。她所关心的，或许是菠菜的收成与一斤几毛的价钱，后生所关心的，就可能是如何争取一个容许他独立思考的环境。“野火”对欧巴桑没有意义．对她的后生却有意义，我们能够盼望的是。有朝一日，后生的后生一出世就在一个衣食温暖、自由开放的环境里，他不需要经过挣扎奋斗就可以尽情尽性地发挥他所有的潜能。

幸福，没有止境。《野火集》不过是一个追求幸福的呐喊！

十万本，代表一个非常迫切的呐喊。

原载一九八六年四月廿四日《中国时报》

假使突然忘了自己身在何处，那么学生缺课的借口往往是最准确的指标。

“老师，下星期我要带家里的猪到德州去参加猪种竞赛，不能来上课。”

“汤姆去比赛驯野牛，他今天赶不回来。”

“老师，我后天要帮家里开收割机；收成季节到了。报告能不能延几天？”

没错，这是堪萨斯，美国的黄金谷仓。学校四周有绵延不尽的麦田，牛马漫步的草原，学校里有这些与泥土青草很亲近的农家子弟。

当皮肤黑得发亮，牛仔裤紧得要裂的约翰对我说：“教授，请原谅我昨天没来；昨天在巴士上被两个人莫名其妙打了一顿，我昏死过去，被人家送到医院……”

我知道，我在纽约市。

金发的茱莉说：“我本来可以赶上课的．但是在一百廿五街等火车的时候，有个人用刀子抵着我的腰，抢走了我的皮包——能不能给我补考？”

然后从委内瑞拉移民来的海蒂垂着头说：“我明天不能来上课。明天是哥哥的葬礼；哥哥上星期在中央公园慢跑，被人用剃刀割了喉咙……”

我仔细听着，点点头，但是不知道应该睁大眼睛表示震惊与同情，或沉着地不露声色——这个海蒂，不是上个月才说她缺牙的老祖母被枪杀了吗？上学期，她不是说做修女的妹妹被强暴了吗？她们一家有多少人？她能缺课几次？

当黑头发的学生在下面说：“林秀美不在，公假！”的时候，我想：啊，回到了台湾！

这“公假”两字，既没有牛羊猪马的乡土气息，也没有杀奸掳掠的煽情刺激；它只是一张缺乏创意与想象力的小条子，上面盖了七七八八的章，但是小条子的意旨非常清楚：我有比你这堂课更重要、更优先的事要这个学生去做！

什么事比教授的讲课讨论还重要呢？

明晚校庆晚会，总务处要我去装饰会场。

南非拳击师协会来访，县政府要我们去招待七天。

青年团办ABC研习会，我要去受训。

土鲁共和国的土鲁大学代表来访，我们得去当翻译。

有议员来演讲，系所要我们停课去听，人太少面子不好看……

这种“公假”整学期络绎不绝，所幸每次、每个人所缺的课，大致不会超出几个小时。就学生而言，跟同学借个笔记，与教授课外讨论一下，倒也还弥补得过来。对教授而言，这不断的公假却是个不大不小的烦恼：我已经给全班考试了，却因为这个学生“布置会场”去了，我必须费尽心思重新出一份不一样的考题，还要安排额外的时间让他补考；换句话说，总务处要“布置会场”，间接地就占用了教授私人的研究时间。

这也还是小事吧？可是有一天，一个陌生的脸孔突然冒了出来：“老师，我缺课两个月，因为政府派我去友好访问，刚刚回来——”

我不能不大吃一惊：一个学期总共不到四个月，缺了一半以上的课，他还能学到什么？这个“公假”未免太神奇了一点。

于是，作教授的就面临一个大难题、他应该挪出晚上看书、喝茶、听音乐的时间来为这个学生补课吗？这对教授不公平。那么，因为这是“公假”，所以老师可以对学生要求降低一点，放一点水，好让他期末过关？这对其他努力了整学期的学生不公平。好吧！公平论事，不管缺课多少，这名学生必须把所有的课业都弥补过来，通过所有大大小小的考试，评分标准也不打任何一点折扣——我大致可以肯定：这个学生非重修不可，因为课堂里讲的东西大部分不是一两本教科书的白纸黑字所能涵盖的，他没有听到，就不可能学到。可是，这对学生又公平了吗？他本来是因为有特殊技艺才光荣地出国“友好访问”，光荣的代价却是重修的惩罚。

占用正课时间，派学生出去的机构又是什么打算呢？要教授“牺牲小我”去补课吗？希望教授在分数上“放水”吗？还是算定了学生该重修呢？

“究竟是哪个机构安排的？”我好奇地问，心想八成是不太懂得教学的部门———

“教育部！”学生说。

※ ※ ※

在美国，常与教学“喧宾夺主”的“公假”通不是政治义务，而是令美国人如痴如醉的明星球赛。每一学期都会有足球教练打电话来：“贵班的吉米要缺一星期课，因为球队要到费城去比赛。”到了紧张的期末，紧张的篮球教练也来探问：“莫里生会不会及格？有没有缺课太多？他英文非过不可，不过就不能当校队，没有他，校队就完了……”

有一次，一位教练写了封正式公函给英文系主任，要求系上批准名叫艾克的足球明星一礼拜请一小时英文课的“公假”。理由非常充分：第一；艾克是校队灵魂，第二，校队是学校的灵魂，每次球赛都为学校争光、赚钱。第三，练球非常耗时，不得不占用正课时间。

英文系主任也回了一个公函，内容大致如下：

史密斯教练：来函敬悉。

您要求让艾克请公假练球，应无问题，但本系亦有一请求。本系高材生威廉具学术及创作天才，本系拟推荐其为罗德创作奖学金得主，但该项奖学金亦要求有体育表现，而不幸威廉君四肢不全，且有交发性心脏病，经常发作。

为使威廉得到该项荣誉，本系想请您以威廉作为校队中锋，但因英文系课业沉重耗时．他势必无法参加您所有的球场练习，请您准予他一星期请一次“公假”，好让他专心写作。

威廉是本系灵魂，若蒙合作，则艾克球员请“公假”事绝无问题。

英文系亚当教授

我们的初高中生常常被调去作“秀”：游行、排字、在大太阳下立正听讲、跳大会舞、作大会操等等。大学生比较少作这种大型“秀”了，却不断地作个别的演出：招待、翻译、受训、导游、国民外交，理直气壮地取消正课。而且所谓“公假”条，并不是一封信征询教授是否学生可以缺那一堂课，而是一纸通知单告诉老师：这个学生我要了，他没空上你的课。

我想，也该有人写这样一封信了：

某某长：

今早我班上有十位学生缺考，“公假”条上是您的签字，原来明天学校要颁荣誉学位给图图主教，您需要学生去准备会场，排演仪式。

虽然为这十位学生我大概得在课外再讲解一次课业，再出一份考题，再找一个适合十个人的补考时段，我却深觉值得，因为颁奖给图图主教当然比教课重要。

在此我也有一个小小的请求。我的戏剧课正在排演法国沙特的《苍蝇》一剧，需要几十人演苍蝇，苦于学生人数不够，所以想借用贵处职员十位，利用上班时间，来英文系分别扮演红头及绿头苍蝇。排演时间大约每次两小时，不知您能否给予您的职员这个小小的“公假”？

原载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六日《中国时报》

又有人在动脑筋了。

台北县政府预备花五亿零五百二十万元的经费在观音山、淡水河口建一个公园，一个石雕公园。

建公园总是好客吧？现代人的生活那么紧张，活动的空间那么局促，一个公园，就像是读一个冗长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句子好不容易盼到的逗点。

不过，台北县政府对这个计划中的公园期待很高，它必须“糅合传统艺术与现代风貌，又兼具文化、教育、休闲、娱乐的功能。”除此之外，它还要以“现代社会进步情况和优良传统伦理道德为题材，表现传统的石雕艺术，发挥美学教育的功能。”（四月十四日《中国时报·地方版》）

这座公园真是任重道远。里头的石雕不只要表现传统手艺；还得宣扬现代台湾社会进步情况。对谁宣扬呢？当然大多是台北县民，为什么要宣扬呢？显然是让民众了解“政府为你做了什么”。如何宣扬呢？所谓社会进步情况，在台湾，那大致是指很硬、很大、水泥做的东西了：高速公路啦，飞机场啦，水坝啦，哦，别忘了核电厂，都是我们最骄傲的成就。八里乡、五股乡，大概没见过世面的草地郎特别多，没见过什么高速公路与核电厂，不知道我们社会的进步情况，所以台北县政府认为这个石雕公园可以担负宣导的任务。拿块大石头，用人工一刀一刀刻出一个核电厂的模型来，就可以充分地“糅合传统艺术与现代风貌”了。

可是且慢，这个公园还得发扬“优良传统伦理道德”，我们的“优良传统伦理道德”，积五千年之久，实在太多了，最重要的，或许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吧？这么抽象的思想如何表达呢？缺乏艺术修养的我只能想出两种方式；一是模拟，譬如说，将石头刻出一个军人敬礼的姿态，代表“忠”；刻两个石头一立一跪，代表“孝”等等。另一个方式比较简单，干脆把八个石块刻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字，一列排开，让所有进出公

园的人一抬眼就看见。这样直接的教化对五股乡的草地郎较有效，但是有一个缺点，去游访的台北市民会以为这些石块刻着路名。

又是现代社会进步情况，又是优良传统伦理道德，这样双管齐下（“双管齐下”的意思就是，两根管子中部装满了思想的饲料，往一个喉咙同时灌下），观音山下这个公园才可能达到计划中的文化、教育、休闲、娱乐、美学等等多重功能，这些功能翻译出来，就是国民小学墙上到处都写着的“德智体群育乐”的标语。台北县政府真正是面面俱到，一个公园同时也是教室、美术馆、游乐场、博物院，等着教化每一个踱入公园的人。

这种公园真令人不寒而栗。看看我们公园外的世界：道路，是让人走的，可是有人觉得路也要发挥宣导教化的功能。于是我们走路时，眼睛还得忙碌地吸收知识；直的标语、横的口号，像鞭子一样抽打在眼睛上：尊师重道、消除脏乱、两个孩子恰恰好……火车，是让人乘坐从甲地到乙地的，可是一坐下来，眼睛才闭上，耳朵就开始受训：我们要团结合作、自立自强、努力奋斗、自新向上，我们要……信封，是用来装信邮寄的，

一翻过来，跳入眼里就是“保我民族文化，还我民族自由”。餐厅，是让人享受食物的地方，可是一面喝汤，一面就躲不过红柱上的贴条：“注重食品安全，讲究卫生习惯”，“大声喧哗，扰人安宁”。

或者，到淡水看看古迹吧！进入台湾一级古迹的红毛城，放眼看去，到处都是写了字的牌子，不是介绍古迹的解说，而是“禁止在此小便”！禁止在此小便？在红毛城？这牌子或许是立给狗看的，但人的眼睛却不得不看，而且看了之后很难忘记。

好，那么到青翠的郊外走走吧！郊外没有“写”的污染。看看远山，啊，远山上赫然有几个巨大的字，由草木剪排而成，不是学校名称就是伟人的名字。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那么看看近树吧！近树，被剪成鱼，剪成鸟、兔、乌龟，反正就不是树。那么走到岩边远眺吧！岩边有个水泥作的凉亭，鲜红的亭柱上，有字：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到空旷的海边去吧，海边应该只有水天无际。不，海边有个花枝招展的小庙，

庙柱上的文字要人及早觉醒，回头是岸。

字字字字字字字，为什么没有人抗议字的污染，山不是山，水不是水，树不是树。山、水、树，对于某些人，似乎都只是宣传道德思想的工具。我们“教化”的过程开始得很早。上了幼稚园，要跟老师唱“哥哥爸爸真伟大……当兵笑哈哈”，当了小学生，庆祝儿童节的意思就是站在苦热的太阳底下听校长演讲“如何孝顺父母”；中学以后，要诵读青年守则十二条，大学里，作文题目永远是“为学与做人”等。离开学校，以为

饱受“教化”的头脑可以休息一下了，没想到，走路、坐火车、买信封、进餐厅，无处不是教条，无处不是字，霸道地将意义刺进疲倦的眼里，种在已经没有一寸空地的脑里。连本来只有宇宙意义的山林草木都被刻意组排，加上人为的意识，作为宣传的道具。

不留任何一点舒适的空间，充满教条的生活环境像张漫天漫地的巨网，劈头罩下来，无处可躲。

于是又多了一个石雕公园。这一排石头提醒你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上前拐个弯，一个大石碑刻满了字，告诉你，你刚刚经过的那一排石头解释现代社会进步情况，另一排石头提醒你优良传统伦理道德，哦，你还遗漏了厕所前面那个石头，刻着“禁止在此大小便”，厕所后面那排石雕告诉你这个公园耗资五亿零五百三十万元，由纳税人提供，目的在供给你德智体群育乐；这个石雕公园在教育你、美化你、唤醒你、提升你、文化你、改造你……

我所害怕的一个未来：窗外的杜鹃花排出“奋斗”两字，远处的观音山上出现一个大石碑，上面写着“复兴中华文化”。天空里的白云吹成字：见贤思齐。淡水的关渡桥梁钉上四个牌子：“饮水思源”。新兴建筑区飘上一个大汽球，汽球写着“努力向上”。校园里的草坪，由上俯视，排成一个“忠”字。然后，再加上一个扩音器，每个小时播送刚硬的女声：我们要发扬……光大……

啊，是谁在制造这么一个没有逗点没有留白没有空间没有思想自由紧得透不过气来密得挣脱不掉使眼睛耳朵头脑疲备不堪天罗地网的环境？

给我们一个公园，一个没有字，没有意义、没有教化只有青草怒长的公园吧！

原载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七日《自立晚报》

收尸车已经堆得满满的，密密麻麻的苍蝇粘在裸露的尸体上，太阳晒着。工人一把抓起拉吉夫的身体，在尸车上找了一个空隙，把拉吉夫的头往下塞一塞，他的两脚还是在车外；车子又发动了。

小小拉吉夫只有六岁，头发很黑，眼睛很亮，腿很细瘦。美国永备化学工厂泄气，六岁的拉吉夫只是所谓第三世界国家一个小孩，跟他一起暴尸街头的还有几千个印度人，老的少的男的女的。拉吉夫怀孕的母亲，即将生下的孩子不会再有浓密的黑发，明亮的眼睛。

弱国，有些什么特征？许多人会说：人口多、经济落后、政治腐败、社会不安、土地贫瘠等等，然后举印度、菲律宾、乌拉圭……为例。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他不会说“不”。

先进国发展出“神迹麦”、“神迹米”，饥饿的弱国说：“要”，于是大量地引进，新品种很快地取代了传统品种。“神迹米”长得快、长得多，“绿色革命”使弱国充满了希望，使强国充满了成就感。

可是大地有他自己的平衡原则；任何一个种下的“因”，在短近或长远的未来，都会结出一个“果”来。而这个“果”，对短见的人类而言，很可能是个恶果。新的品种需要大量的化学肥料。一亩传统田或许只需要三十磅的氮肥，一亩新品种却不得不用两倍到四倍的氮肥。另外，为了维持新品的高产量，杀虫剂的需要也急剧的增加。记得DDT吗？一点点DDT流入水中，不算什么。但是水中有藻类，经过食物链的积累产生放大作用，由藻类而鱼类，当那一点点DDT渗进吃鱼的鸟类中时，浓度已经达到七万倍；因为体内高浓度的DDT妨碍了钙质的新陈代谢，蛋壳因而变薄，经不起孵就破裂。许多鸟类因此没有下代。

同时，在母亲的乳汁中出现了超过安全度的DDT；鸟，失去了下一代，那么我们的母亲呢？

神迹米需要化学肥料；当先进国的化学企业问是否能到印度设厂时，贫穷的弱国兴奋地说“要”，小小拉吉夫的父亲兴高采烈地变成化学工厂的洗槽工人。毒气外泄的那一晚，拉吉夫的父亲就倒在槽边。

先进国制造了婴儿奶粉，但是自己国中的医生劝导妇女拒用奶粉，于是奶粉企业“跨国”而到第三世界来推销；弱国说：“要！”跨国公司买下广告，告诉弱国消费者奶粉比母奶科学又高级。然后买通妇产科医生，使医生鼓励妇女用奶粉育婴。很有效率的，整个弱国的下一代都成为吃奶粉长大的下一代。

烟，不管科学证据是否绝对，基本上大部分人都相信对人体有害。先进国的烟草企业需要广大的草叶供应，问巴西是否需要外快；弱国说：“要！”于是一亩一亩的大树被砍下，换上烟草。传统的杂粮米麦，也被烟田取代。说“要”的结果呢？钱是赚了，但是非正式的调查指出，每烘焙三百支烟的烟草就是一株大树的砍伐，树的砍伐，对生态平衡造成潜伏的危机。潜伏的危机还不是看得见的危机。这些像王国一样富强有势的

香烟企业，在自己先进国家中饱受约束，不准作电视广告，一些比较守原则的刊物，譬如《纽约客》和《读者文摘》，也拒绝刊登香烟的宣传。香烟王国因而转向第三世界。据一九七六年的调查，雷诺公司花了五百万美元，买通了三十个国家的中小官吏，菲立蒲莫里斯公司则承认花了两百四十万美元用在七个国家的大小官吏身上。这些钱所买得的；是弱国一个大声的“要”字。巴西的街头、电视、广播中，无处不是香烟广告。生动的画面，诱惑的讯息，很技巧地使中年人觉得吸烟代表社会地位，使青少年以为吸烟表示帅气、成熟。愈来愈多的青少年开始染上烟瘾。在土耳其，任何公共场所部是烟雾迷漫，婴儿与小孩在其中，也甘之若饴。

在经济上，台湾已经不弱，但是，在说“不”的智慧上呢？

每一年，我们已经向国外买进近三千万美元的烟草。从今年八月开始，我们对先进国的香烟王国说“要”，就要进口一百亿台币的香烟。这个“要”，当然有它的理由。既然同是损害健康，我就看不出为什么非要指定由公卖局来垄断不可。但是，“要”了香烟之后，还有接着而来的问题：如果香烟王国要求公开作广告呢？我们现在的回答是“不”，可是很令人不放心。如果他们也花五百万美金来与我们的大官小官“沟通沟通”

呢？钱，是不是会把“不”买成“要”？

坚持说“不”，要有智慧，要有勇气，也要有基本的节操。台湾的土地与生活在土地上的人，已经受到多年来闭着眼说“要”的毒害，让我们学习说“不”吧！

原载一九八六年六月三日《中国时报》

为了保护个人，读者姓名全部隐去；

为了传真，信中错别字也加以保留。

每一封来信对我都是一个提醒：

我不是在黑暗中独白。

生气，有用吗？

龙先生大安：

晚辈是在台北市开业之小儿科医师，屡见阁下大作登于时报人间副刊，针砭目前紊乱之社会现象，每次阅毕皆热泪盈眶，未能自已。生为这一代中国人是何等不幸，要忍受这些不正当、不公平、不合理之事实。阁下真是道出众人心愿，令人喝采！

阁下曾说，“只要生气的人多一点就有效”，我们邻间一共八户联名检举地下汽车修车厂，还让我动用了两位议员，才在四个月之后，换取了一张还不见得会执行的罚单。我们生气的人，不可谓不多，请托、电话、陈情所花力量不可谓不大，然而换得是官员的姑息，请问阁下，“生气的人多就有用”，在台湾此种环境是否仍适用？

对地下工厂，目前工务局建管处的态度是检举乃论，只要有人检举、催办，可能就开次罚单（万把元），不过仅限一次而已，有位科员曾经想配合民众，每检举一次就罚一次，但其科长认为罚太多次“会出人命”，因为没有人这么做。请问：政府官员为何如此保护违法的人？为何如此为坏人顾虑周到？这样做，地下工厂怎么可能消失？

一九八五年元月二十日

怕怕

龙先生：

今天再看您的文章，我忍不住快快给你写信，放弃摆在面前待改的试卷和休息，我活了四十多年，第一次在报上看到你这样的人，敢写这种文章的人，而中国时报也敢登（心想，可能是你姓“龙”的关系）。

你太叫我感动了，你才是一位真的爱乡土、爱家的人；你是位有“爱心”的人，更富正义感，不是沽名钓誉的人，可是我替你捏把冷汗，活到今天对所见所闻，可以用“欲哭无泪”来形容，而今，你大胆地说出来，登出来，使我在被捏着脖子之余，露出一丝安慰的笑容。

从前也有像您这样的人：看他们的结果，使我对您有一丝隐忧，龙先生，但愿天保佑您长久，但愿您的呐喊有效，但愿您还有别的保障，不是赤手空拳而来。

我们的家乡台湾，本来山翠水清的地方，现在是被拿来当过客歇脚的处所，他们都不打算生根的，歇会儿气力足了，就走了。这种地方怎么可能叫他们去爱“土”爱“水”，只会搭些违章棚子暂遮风雨而已。这样的处境，除了悲哀无奈，还能做什么？但愿您的呐喊有效，但愿，但愿啊。

我把十一月二十日的报纸给孩子看，他说要影印起来，想贴到班上去又说不敢，怕训导处，我们一直活在怕怕中。

祝您

平安

一九八四、十二、六、午

服从权威有何不好？

龙应台先生安好！

我也是位小人物，但却与您持相反的见解，同样身为中国人，同样有着无力感，而我却赞成“服从权威”。也就是因为中国人有这个习性，才能有五千年文化。在古代，帝王的话没有人敢不遵从。一个命令不合理：但百姓依旧听从。市并小民永远抱着逆来顺受的精神，减少了纠纷。周公制礼作乐，使国家有层次，也减少了国家的暴动。一百人有一百条心，没有权威政府该听何者。而且众人是盲目的，如果太强调，后果便……学生不听从老师教导，“我付钱于您，何要听从于您”那叫老师如何教导？只要讲课就好了吗？欧美文化并不适于我们台湾，但我还是赞同您的合法途径，有些见解令人佩服！我也曾想等学成便去美国，但谢谢您的：“美国不是我们的家。”

晚辈　冬烘先生　敬上

一九八五、二、十八

我是好训导

应台先生大鉴：

最近阅读了先生于六月廿六日中国时报刊载的一篇《机器人中学》的大作，心中有种愤愤不平的感觉，当然训导主任、管理组长、教官中有良莠不齐的现象，他们的做法确属不当，但终究是少部分的人，绝大多数的训导人员都在很辛苦地从事这种吃力又不讨好的“训导”工作。

你可见过学生发生车祸在医院急救，深夜在急诊室中忍着寒冷的时候，忧心如焚的训导主任？你可曾体会过当一个顽劣的学生被训导人员辅导而改过向上的那种成就感？很多以往被认为是不堪造化的人，当他到了某个年龄，有了某些成就的时候，他心里最常记起的就是这些最讨厌的“训导人员”。当他当了父母，他最希望的也就是学校的训导人员能把他的子女教养好。当他的子女有所成就，他心里最感谢的也就是训导人员。

所以训导人员身上的责任最重，而受的责备也愈多。当然这也有“爱之深责之切”的成分在里面，可是也不能排除对训导人员先天就有敌视心理的成分在里面。有国中一口气罚了八十个头发过长的学生，你认为不对，可是能不处罚吗？如果你是训导主任、管理组长，当别的头发合格的学生对你说：“他们头发长都没有受到处罚，那我以后头发长的时候你也不能处罚我”。或者当你下次检查头发的时候，发现头发长的同学增多的时候，想要给予一些处罚，而这些同学对你说：“上次八十多位同学头发不及格你没有处罚，为什么我不及格你要处罚我？”的时候，请问你何言以对。当然有些训导人员的做法实在是不太对，需要改进！但是该处罚学生的时候，必须要处罚，重要的是训导人员要对他说明白，让他心服口服，了解处罚并非目的，而是帮助他改过的一项方法。同时也使其他同学有所警惕。最近几年各级学校也都注重心理辅导，学校也有专职心理辅导的老师，但是有种病态现象：犯过的学生为了逃避处罚，就会到心理老师那儿请求辅导。他的目的并不是请老师给予辅导帮助改过而是请求心理辅导老师向训导人员说情，希望免予处分或轻减处分。结果造成训导人员和心理辅导人员之间的摩擦。在这种情况之下某些著名的学者一定会为文用好大的道理批评训导人员一番。可是，你可知道，你溺爱了这些犯过的学生，会使其他守校规的学生怎么想呢？（老实说，一天到晚骂训导人员的人，他的本身也一定有问题，为了规避处分，希望把这些人给骂倒，才会高兴），如果学校给犯过同学适当的处分，那么学生的想法又不一样了，他们会说：“世界上还是有公理正义的。”“活该，谁叫你要那样。”

如有冒犯之处尚请见谅。说实在的你这篇文章我看了实在是不高兴。我从事训导工作这么多年，许多同学被我辅导过，在事业、品德上都有成就，本来我很有成就感的，被你这篇文章都给否定了，和我同样心理的人很多，希望阁下今后为文一定要三思而动笔。

一九八五、七、十一

梦魇

龙教授您好：

自从拜读了您在人间副刊的《机器人中学》之后，不免觉得您有些少见多怪。不知您在台湾读过中学没有，如果有，你应当不会如此大惊小怪。如果没有，那么我愿将自己六年来的中学经验告诉您。

我今年虚岁二十二，没读过大学，现在某医院任职护士，工作还愉快，有固定一群朋友，家人均和睦相处。老实说，我的人生还算美满顺遂。若要说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没上过大学，好在上大学这码子事于我而言就像身上少了装饰品般可有可无。但是回顾这二十二年来，我的人生里还是有面阴影，这阴影偶尔还会出现在梦中，出现在走在马路上学子们的身上。如今我很庆幸自己脱离了学校生活，脱离了那种三更灯火五更

鸡，读书像拼命一样地漫长梦魇……

我想先描述一下这位我国中教数学的“恩师”。她很担心我班的数学，只要是音乐、美劳、体育课全让她抓来上数学课，考数学，某次本班数学竞试殿了最后，结果全班坐在椅上由她一人一个地左右开弓“拍拍”地打耳光，由第一号打到最后一号。犹记得我还作了最蠢的姿势，两手微交叉挡在脸前像作防护的样子，实在可笑。

这个老太婆更厉害的绝招是排座位。那是按照月考成绩单排出来的，最后一名坐最后一个座位。当全班坐定，由老太婆口中吐出最后一名的时候，那个同学总是双唇抖颤，脸色死白地坐在那个宝座上，以后各科老师来上课时总要看看那个“第一名”是谁。

另外有个老师常罚那些考不好的学生站溜冰场，而溜冰四周均是男生教室，那些放牛班男生常隔了铁窗猛吹口哨，哗笑取闹着。那些被罚的女生总是低垂着头，有的还偷偷掉眼泪也不敢伸手去拭。（据姐姐说，她们那一届的学生均是用跪的，有的还端着考卷到男生大楼去逛一圈回来。三毛女士也有过这样的经验。）

高中阶段，最令我咬牙切齿的是搜书包。每天上朝会的时候，主任总是一边训话，一边张望教室大楼，迨实在没话讲了，又找不着藉口，才郑重其事般宣布，现在教官正一间一间搜书包，请某年级的学生留在原地，其余可回教室上课。那种好似被欺骗的感觉实在实在……

某次正好端端地开班级会议，导师从教务处回来，第一件事便是“搜”。那次好像是因为有人掉钱吧，每个人均把书包打开放在桌上受检。结果钱没怎么找着，倒搜出一些课外书籍和零碎的化妆品（口红）。搜完全班之后，她把那些“战利品”一件件拿出来加以取笑和讽刺。

高中时代，只要是有学生在书包上挂些不起眼的小铃铛或缀些小花朵马上被教官没收。有自称是哥哥表哥表弟的男生打电话或写信到学校的，那个被约的女生绝对有义务向那些“三姑六婆”们把身家仔仔细细交代清楚，把动机解释清楚，下次不予再犯。

若在街上与男生走在一起勾肩搭背者，一律予大过处分。

只要是穿着校服，就不可以去西门町逛街，去看电影，逛书店买书倒是可以啦！只要是身为学生身份的，该去什么地方和不该去什么地方，各位同学应当分野清楚。（结果部分同学很聪明，把便服放在袋子里，放学后马上换掉去赶场电影。结果不是被门口的纠察同学登记名字，便是在早晨朝会搜书包时没收了去。）

龙教授，有时我好恨生为台湾的中国人，为什么我的父母不是留洋华侨？’我的宝贵的少年时代几乎是在“铁窗”里度过的，留了那么难看的西瓜皮，及膝的黑裙，看本《京华烟云》都是偷偷摸摸的。十五岁那年看到赫塞那句：“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个初恋的青年；实践着伟大英雄的行为，却没有能力去履行日常的无聊乏趣功课”。我就泪眼汪汪。二十一岁看到《夜游》里的麦珂说的：年长的人在死亡的威胁下对年轻人嫉妒得要死。他们除了想尽办法折磨年轻人之外，再也没有其他出气的法子了。真让我惊出一身冷汗来。

我暗下立誓：将来绝不生小孩，要不，就把小孩弄到国外读书。我不能忍受我将来的孩子是生活在没有阳光，没有绿坪大树，没有河流，没有篮球、钓鱼竿的少年生活里。而且如果不幸让他碰上了那些性格怪异的、虚伪的、假道学的为人师者（老实告诉您，教师不正常的很多。只要有这种奇怪的教育制度在，就会有这么多奇怪的人员助纣为虐），那么我倒是宁愿让自己的孩子休学在家自读。

龙教授，我们该怎么去拯救那些孩子，以及我们未来的孩子的孩子？

（注：最近看到某国小女生惨遭教师强暴案后，内心实在愤怒：可恶的教师，愚蠢的学生和家长，腐败的教育。）

一九八五、七、廿

学生不该有自由

龙应台女士，

《机器人中学》发表以后，深受同学欢迎、喝彩，但我认为您所说也并非完全合乎“中庸”。

首先文中提到校规问题。我认为学校并非“学店”能让我们任意胡来，现在规定短头发，学生就干方百计想使头发长。有朝一日规定可留长头发，同学更会有一些歪主意，

想变换一下发型。到时候，披头、嬉皮整个学校都是，这如何教学呢？至于衣服卷袖的事情，我的学校也有人卷，教官训导也没有禁止，但卷的人五十人仅可找到一二人，难道夏天只热到他们一二人，其他四十八人全无感觉？这我可以大胆告诉你，这些人只想标新立异。学校又不是服装展示会，想要漂亮回家再耍，何必来学校花枝招展。而且有些乡下学校贫富相差并不太小，你一些较富有穿些较高级的，难不会造成穷学生的自卑？

中学生没有自我思考的能力，如果不加以限制，难免会流于放纵。如果不以校规稍加框起来，您想会流于什么情况。如果没有教官训导加以管教，则会变成什么样子？我想我们要怪只能怪那些执行错误的人员。

学生、军人、公务员是没有自由可言的，难不成规定短头发、穿制服，就会限制一个有“思考”能力的同学发明新东西。笑话！天大的笑话！难不成遵从师训就是懦弱。那为什么还要念前人留下的东西？我想这个“框”只能把我们推入正道，并非限制我们的思想。我想创新大胆不是用在和校规对抗的，是用来改进我们的生活。

至于吻颊这件事，至今我仍然想不通，我们并非西方人，有吻颊这个必要吗？

最后

祝万事如意

一个高中二年级学生

其思也“利”，其行也“险”！

龙女士：

后辈乃一私立大学法律系的准毕业生，此时正忙于准备毕业考试。惟今日拜读大作：《“对立”又如何？》之后，顿感若有百万瓦电力之冲击，震撼之大，莫可言喻。故暂搁书本于案边，不忌文笔之拙劣，疾疾振笔，以表“支持”与“拥护”。

“对立”又如何？只要立于法律基础，即使是赤足的养猪农民，何惧于“霸道”的政府。惟中国台湾政府的权威由来已久，令老百姓惧怕，何敢轻言“对立”，今见贵君仗义直言，且又登载大报副刊之“义文”，直教后辈肃然起敬，老百姓们必然也竖起大拇指，敬称贵君为文学界之女侠。

地痞流氓似的政府事业单位，挟其“老大”地位，为所欲为。水、电、电信单位的附从契约，本就不合法律公平、平等之性质，其种种又为民生必需，老百姓能拒绝吗？老百姓埋怨又能如何？要“对立”，谁又戴得住“反支持”，“反拥护”，甚至“反政府”之帽子呢？近日中油公司又要抬高天然气之单位价格，其负面影响，岂不鼓励老百姓多用“定时炸弹”——瓦斯筒吗？唉！其思也“利”，其行也“险”啊！

“中医师考试泄题案”近日总困扰着后辈之心思，后辈虽不敢断言有无“贿赂”之事实，但“泄题”事实是存在的。题目如何在层层严密的关卡事先流出？补习班负责人的钱给了谁？这是社会大众想知道的，也是司法单位该给社会大众交代的，绝非一个“违反补习教育法”的判决，就能朦庇事实的真象，转移案件的焦点。社会大众不是好见高级“公仆”丢官受处罚，而是希望政府及司法单位共同维持考试的公正性，及保障大多数善良应考入合法（宪法赋予的）的，平等的应考权。社会大众只不过希望法律给予那些侵害考试公正性、公平性的违法人员适当的处罚。老百姓不是愚民，政府怎能“愚”民呢？！

权利是争来的。惟贫弱（知识或力量）的老百姓何德何能去和政府争呢？有力量的人士又有多少想到人民权益去和政府“对立”呢？后辈乃一位本该“乖乖念书”之学生，惟素日于社会众人之事甚为关注，或有不平处，或有失望处（以上所指皆为政府之行为），终因欲诉无门而郁积心室，今读贵君之大作着实感动，故冒然书信，聊表敬佩之意。莽撞、不当之处尚祈见谅！伏乞，敬请

文安

五月十九日

从祖师爷开始吧！

龙老师：收信平安！

常常拜读您的文章．每每心神大振。今日“人间副刊”又见———《不会“闹事”的一代》，于我心有戚戚焉，沉思良久。我对我这一代的青年，所接受的教育模式、思想体系，心智人格的发展，有许多不满。今日，终于见到有人代我说出内心的话，（应该是代所有年轻人说出内心的话），谢谢您。

其实，不是我们“不会”闹事，而是我们“不敢”闹事。小时候，父母禁止我们“闹事”——小孩子懂什么，大人在说话，小孩子少噜嗦！入学后，接受“斯巴达”教育，大家行动一致，思想一致，朝着导师为我们设定好的“模式”去发展。老师惟恐学生“闹事”，若有“见解独特”、“思想突出”者，视为“大逆不道”，将“闹事”学生称为“问题学生”。

您说学生缺少独立思考的精神，试问，又有几个老师有独立思考的精神？老师们也是接受“师祖”设定好的“模式”发展，将师祖们那一套一成不变地灌注在这一代年轻人身上。可惜，师祖们本身也缺乏独立思考的精神。

我师大数学系毕业后，实习一年，现入伍军中。实习期间担任国中管理组长一职，深深体会到所谓“师道尊严”的威力。校长的话就是圣旨，导师的话就是校规。学生从不考虑这种规定是否合理，若有学生敢“反应”便视为问题学生，若有以身试“法”者，立刻记过处分。学生个个惟命是从，不敢妄加“蠢动”。

某师解题时，明明是计算错误，答案与“标准答案”不符，某师一声令下，全班立刻“修正”标准答案。学生提出一难题请教，老师明朋不会做，却总是不慌不忙地说：这题是高中范围，以后高中老师自然会教你们！或是修改题目：这题缺少××条件……。老师们从不“认错”从不“服输”。学生们也从不“思考”。

我个人觉得不应责怪一般年轻人，他们从小到大，根本就不知道他们“能”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权利）。要怪就怪师大的教授们吧！台湾的教育“失败”，他们要负百分之九十的责任，因为他们没把我们这群“教育尖兵”教好！您不妨调查师大学生有几人能独立思考！师大学生的唯一休闲活动是家教。

大四时，导师要求我们的教学方法解题型式必须与他一模一样，不从者冠以“拒绝学习”的罪名，“驱逐出境”，“明年再来”，学生敢“造反”吗？

原谅我“毁诋”母校，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诚心盼望我们能教育出“会闹事”的下一代。

诚心盼望师大的教授们能教育出有独立思考的老师，至于如何改进台湾当前教育缺失，那是李部长的事，我只知道以后（退伍后）做好老师的“本分”。

祝您

常常闹事

九月三日

如果不能教育他们，只有不理他们

龙小姐，

您好：对不起，我想应该称呼您龙教授。看了您的“自白”，我也深感讶异。本来我以为轻视“女性”，只在知识层次较低的地方才会发生的（我是工厂作业员），没想到所谓的知识分子也有这种观念，真是叫人遗憾。

知识是没有性别的，知识的获取也应该不分性别而只是理解能力的差异吧了！也许有些人还忘不了几千年男尊女卑的习惯。龙教授您大可不必为了那些没跨出过象牙塔的人生气。对那些无知的人。如果不能教育他们，只有不理他们了。希望您继续努力，为我们女生出口气。

谢谢您看完这封信，耽误您宝贵的时间，我们的时间一小时值二十多元，您一定无法想象的，我相信只要多一些像您有独到见解的女斗士，那女生的地位就可提高一点。再一次抱歉，我没念什么书，只想说说一点心意。

一九八五、九、廿二

女人自轻

龙教授：

今天我在中国时报的副刊上看到您的文章——自白，心中感到十分惭愧，您说的都是实情，更何况我也是“女的”。

以前，我不知您也是女性，常把您想成一名威武的男士，有一天，我从报上得知你的演讲会吸引了很多人，有一张照片是一个女人绑了一个马尾，我怀疑那是“龙教授”，看来自古人们轻视女子，连我也不例外，自轻，我羞愧极了！

不知从何时开始，还是从“有人”就开始，大家的观念中“女人”应该待在家里，做好妈妈、好太大、好媳妇等等，贤妻良母世所公认，“每一位成功的男人，后面一定有一位伟大的女性”，种种说明“女人”是不宜露面的，适合默默耕耘……

别人加诸于您的种种，让我深深感到惋惜，一样是人，为何不能坦然接受他人的成就，我得知您是“女性”，使我对您更加佩服，同样的工作，由女性来作，往往能力要超出男性更多才行，否则，根本没有机会来争取，您是够坚强的了，在此，我为你加油，迎接更多的挑战。

祝

健康快乐

一九八五、九、廿四

十五岁的迷惑

龙教授：您好！

我很急迫地、着急地、想请教您一些问题，希望您不吝指教。我今年初三，虽联考将至，却还是忍不住地想问、想说。利用模拟考后的小暇片刻，附上这些疑惑、着急。

历史老师告诉我们，“左派”“右派”的由来典故，是因为法国的议会在开会时，较保守的议员总是聚坐于右边，较激进的则聚坐于左边。我老觉得执政党太右，反对党太左了。我对于太多事不懂，像什么是“保钓”“绿化”等。我生于一九七一年，十五岁的我有太多、太大的疑惑。同龄的同学，课余时并不对这些感兴趣，有些甚至一点也没概念。我对这方面较感兴趣，有志于社会工作，在看完《不会闹事的一代》后，更是急迫地去涉猎一些平常不看的社论、时势政局评析之类的文章，愈觉台湾原来这么孤立、政局这么坏，还有那么多我没概念的东西。

在上次选举县市长时，在课堂上，导师向我们进行传导。虽然，我们没有投票权，但是家长有，尤其班上同学的家长有四分之三强，是属于知识水准较低的蓝领阶级。所以在选举之前，实行“选情方针”，主题是：“党内的都可以、党外的都不可以”。我当时楞住了，这不是拉票吗？在我的观念中，党太过腐败不振、问题丛生，不知改革；党外则太缺乏“反对党的水准、忠诚、方法、手段”。我不知道要向谁请教这些问题。

学校里，一大堆保守派的老师，连公民课都不忘教我们容忍、息事宁人。而父母呢？他们虽任教职，却属“太左”，党外书刊看不少，但是主观的性格，已被杂志刊物所左右。报上说您已创造了一个“龙应台时代”，杂志上说您已成为“青年导师”，所以我想问您：中国人的水准太低，所以才会搞成这样，对不？

我实在有沉沉的无力感，自身的安全，大家的权益都面临危机。十五岁的我，是否太早蒙上这灰暗的丑陋。我一直希望中国人也能像日本人一般，有强烈的羞耻心，奋发不懈，也希望像北欧有先进的社会福利，更是希望能有那英国的政治环境，美国的民主制度。这是不是遥远的梦想？会迟到或是永远不到？症结是什么？

读者敬上五月三十一日

老师，说话小心点

龙阿姨：

请容我这样称呼你，因为我是如此尊敬你。

日前看到你在报上所登的《容忍我的火把》一文，对于“赵先生”所做的行动以至造成对你的屈辱，深深的为你抱不平。你发挥勇气与毅力，用行动来表示你爱这个社会，却需忍受一些无知人士的无聊举动及流言毁谤。

而就我所知，我们目前这个社会像“赵先生”这样的人，为数不少，如我有一位老师，他在补习班教课，有一回他在上课时表示中国时报有一些文章实在非常好，能够正确指出我们社会的缺失以及病痛，而座下竟有同学立刻大呼“中学生只读中央日报”，表情严肃且愤怒，再加以这位老师，平日即同你一般，对一切事物就事论事，只认理而不认人，上课时即不断的向学生灌输为人处事所应有的客观态度，所以这学生在数日

后同他的父亲一起到补习班，而这位家长竟冒充自己是“有关单位”的人，要这位老师说话小心点。

我想这位学生以及他的家长乃至于“赵先生”和建议美术馆“避红”的某先生，他们的心绝对是好的，只是他的行为和意识形态是如此的幼稚昏泯，令人不禁摇头叹息！我认为教育制度的僵化，对于这种情形是有责任的。

龙阿姨，诚如你所说的，“他们”代表的是少数，所以请你千万不能灰心。喜欢、支持这把“野火”的人还是非常多的，你的“野火”只烧野草，我们丝毫不以为忤，且感到温暖，在这个道德勇气冷淡鲜见的环境中。

读者敬上

代沟

龙教授，您好：

我是一个补习班的学生，我很喜欢您的文章，您的文章给我很大的启示和感触。虽然面对巨大的学业压力，但我从不错过每天在人间副刊中扫视。

很久以前就想写信告诉您，远在南部乡下也有人对您所写的认真去感受。在《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之前，我从来不看社论之类的文章，新闻也只扫过大标题，但这篇彻底改变了我的“阅报观”。在此之前，我对台湾的社会的一些行为的认识都很零碎，在我心中“台湾本来就是这样，没什么大惊小怪的”。想不到看了这篇之后，开始去关心社会。从那时起，从不放过人间副刊中有关这类检讨社会得失性的文章，这都是您笔

所带来的。

在与“生气”有关的行为，我也曾有过，但很惭愧，我表现得很懦弱。在乡下，晚上大家都较早睡觉，虽然我家门前那条路是全乡最主要的道路，但大家差不多在十点多就关门睡觉了。在接近联考之际，在大家都熄灯后正是我读书的最佳时刻。但就在我家对面一间三角窗房屋之骑楼下，每天晚上总是听到很大的喧哗声，我好几次想去叫他们小声一点，但都鼓不起勇气。我的口才不好，找不到适当的话去说，且那些声音听起来似乎是几个“老伙仔”在喝酒，而那些人正是最难理喻的。直到一天我真的无法在那种情况下将书咽下，又想起《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我就毅然地走出去。结果，却是十几个约二三十来岁的人，他们不和善的脸色来判断，是十足混混型的工人。那时

我真的有些后悔，心跳急速增加，不过没有表现出来，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我只好向他们和气地说：“拜托你们讲话小声一点，人家都在睡觉了，我也要看书。”其中一人只露出一副冷笑的样子，另外一人则以讥讽的口吻说：“人家叫你小声一点。”我讲完就走，连头都不敢转回，因为一转回，可能就会遭殃。等到我回到家里，就听到更高的喧嚣声，“干××，他叫我闭嘴

。我虽然“躲”在家里，但还是紧张得要命，生怕他们来敲我家的铁门，直到十二点多他们散去后，我才稍微平静下来，我真恨我自己为什么这么懦弱。

我并没有把这件事告诉我家人，说出采不被骂死才怪。我家人就像龙教授所写的一样，只叫我用功读书，做个“好”孩子，什么事都不要管，但我却无法这样，因为我讨厌思想受别人左右。从小祖父母、父母都只叫我认真读，将来才不会继承水果园去过苦日子。“人家××都考上国立大学；看看××家的孩子大学毕业，现在做××；你看你的××都到美国留学。现在甚至连大学毕业都找不到工作，考不上大学，你又算什么，像你这种样子也不是做粗重的料子。你弟弟头脑不好，不喜欢念书，以后就让他去种水果。从小大家都说你很聪明，你一定要考上大学，才会有比较轻松的好职业。”我的天啊！我读书是为了将来有安定的好职业，是为了赚钱？小时候做书的奴隶，长大后还要做钱的奴隶！这难道是台湾人的一生吗？我养小鸟，是因为我需要纯洁的朋友；我看电视，因为有很多节目能观察到许多内心与内心、人与人的冲突，这对我有启发的作用；我常把东西拆开看一看，再装回去，因为那带给我满足……。但这些都被视为是成绩退步的祸害，在这样的家庭教育下除了读书外没有一样是我应当做的，我还是个“人”吗？我从小就接受这种教育，就这样养成我的怕事、懦弱、依赖，不过我很庆幸的是我很坚持我的独立思想，我一直视它为我最珍贵的东西，于是造成了我和家人的观念冲突。我起初很纳闷为什么我总是表达不出我意见的理由，后来我在一个叫做JOHN COUGAR的摇滚歌手，他的专辑UH，HUH中的几首歌曲得到了答案，某中Authority Song的一段更让我顿悟：

I fight authority,anthority always wins.

I've been doing it since，I was a young kid．……

So I called up my preacher.

I said:"Give me strength for round 5."

He said:"You don't need no strength,you need to grow up son."

I said:"Growing upleads to growing old and then to dying.And dying to me

don't sound like all that much fun."

我将authority比做我的长辈，而且那preacher所说的话更和我家人不谋而合。“你现在读书苦一点，将来才会好过一点。”我常将这种譬喻告诉同学，只要是肯听我说的，不是赞同我，就是无辞以对，只是不知道是发自内心，还是不好意思反驳我？或者根本听不懂。龙教授，您同意我这种比方吗？不过我从未说给家人听，在此之前，我曾多次尝试解释许多我所说的话的意思。但都遭到误解，这个当然就更难让他们接受，因为“I fight authority,authority always wins．”。例如，我祖母就不懂绝对和相对的意思。我爸爸常常告诉我：“你无法改变环境，你就必须适应环境。”我很不以为然，尤其是看了您那篇提到苏格拉底的文章，更是不向那句话低头。他也常常告诉我，台湾

现在很不好，要考上大学，才能到美国去，但他却没想到自己不能改变它，就去适应它，这不是很矛盾吗？我不能反驳他，因为“I fight authority，authority always wins.”。

又有一次我们看一个电视节目介绍到一个无人小岛，我半开玩笑地说：“如果我能住在那里真好，没有人强制我，没有人压迫我，更没有人要求我。”您绝对猜不到我爸爸的回答：“不努力用功，只在那里空思梦想将来要做什么，是没有用的。”我的天啊！想要逃避竟然得先努力去面对，那叫做逃避吗？我不能告诉他，因为“I fight authority,authority always wins.”。您想这两相径庭的思想能不产生代沟吗？不过它存在于无形，只有冲突发生时才会显现出来。

我家人常叫我将自己管好就行了，不要多管闲事，自我麻烦。他们常说：“要不是你是我们家的孩子，我管他谁去死！”这种自扫门前雪的观念乡下最多。就拿以前我家正对面的一件事来说，一天晚上两个混混骑一辆50CC撞倒一位骑脚踏车的老先生，这时有一位路过的机车骑士下车将那老先生扶起，并问那两个说：“你们是谁的孩子？”不问则已，一问之下，其中一个就翻脸了，“你问阮是谁的子昧用哪？”并出拳打那中年骑士，旁边围观的人不少，却没有人去制止。不久，恰有一辆警车开过，里面坐四个刑警，停车下来问，但那人被打却不敢告诉他们，其他的人也没有说，刑警见没有下文，

就匆匆忙忙开车走了，可能是要去捉逃犯。我当时也没有挺身出来，因为我很懦弱，而且那时我是看了不少人围在对面才出去看的，就算我想告诉他们，也说不出原委。另外一件事，我邻居的先生被卡车撞死，结果警察不但不拍照，有人拍，还叫他不要拍，我想那些条子和开卡车的一定有来往，尤其是收红包。事后，我邻居要求在场的人去做证，准备申诉，但却没有人要去，大家都生怕惹上麻烦，尤其那些开卡车的大多是混混。其实还有很多，这些都只因为大家怕事。人家都说乡下人人情味较浓，但我成长的过程中所看到的乡下人都只关心收成而已。

我是个自然组的学生，但依照我的思想、个性应该读社会组，但我不明白我终究都不改读社会组，或许是读自然组在先，受您文章的影响在后吧！我真羡慕您能将心里所想的表达出来，我真恨自己不能。

罗罗嗦嗦写了一大堆，如能看完，真是万分感谢，措辞用语有许多幼稚之处，尚请一笑置之。

一九八五年九月七日

难民意识

龙先生，您好：

看了您的《容忍我的火把》，我想我有义务写信为您声援，同时表达我个人对您的敬意。

很可惜我只能用这种方式为您打气，可是似乎已经没有更好的方法。因为如果直接投给报社，别家不会登；时报为了避嫌，或同类意见太多，恐亦无见报的机会。

我课余在一家报社兼职，某日下午在社里看外电稿，听到女社长不太大声地向某位干部说：“听说有个叫龙应台的……”接着听到那个干部说：“啊！她很早就被党外利用了。”

我们的社会所以这样一团糟，主要虽然是由一群深具“难民意识形态”的人主政（多数在幕后，我想）把我们的教育搞得僵化不堪，把政治搞得乌烟瘴气，使得贪渎特权横行，社会百病丛生。可是另一方面，我们“老百姓”（他们甚至伯看到人民两字）也有责任，因为我们不敢挺身而出，主持正义。说挺身而出，似乎准备跟人家大打一架，或竟慷慨就义的味道，也许有强人所难之处。但是适当表达我们的正义感和对同胞的关心，应该是经常有机会做的。

可是台北人（也许是绝大多数在台湾的中国人）这样冷漠，只有在作秀时才表现他们的热情，只有对外国人才表现“中国人浓厚的人情味”，至于自己的社会同胞，管他去死！我这人也许比较情绪化，看到周遭环境不合理的事物，常要愤慨不已，想到台湾的未来，总是感到绝望伤心，可是平常无意领受周围人们（亲朋或陌生人）无条件的好意时，又感动莫名，心头十分温暖，觉得台湾也许尚有可为。

读者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五日

人有知的权利

龙教授：

我想每一个人都深爱着这个生活的地方或生长的地方，只不过也许是用着各种不同的方式，但我想只要在出发点上是本着一种真心的喜爱这个地方的话，纵使无法苟同他的行为，也应该可以以一种谅解的眼光来对待。

以我一位在服役中军人的立场而言，这是一件较忌讳的事情，但我想人有知的权利，要求改革的权利。您的书及中国时报在我们单位已经算是被“禁”掉了。虽然我并不赞同这个作法，但军队之所以构成，就是必须懂得服从命令。

这是一份政战部门所下的文，属于“密”件的，也就是对外流传便算违反了规定，所以我并不希望让人家知道我是谁，因为结果是如何，也没有一定的尺寸，反正自我保护一下便是。

中国时报被禁是因为《野火集》的文章，我相当赞同您的说法，我甚至向朋友们推荐，很有趣的是我曾经在努力地让别人接受后，再来宣布大家不要拥有这本书，他们会如何想我并不清楚，我是觉得人应该拥有自己判断的一种能力。

我写这封信的目的是希望让您知道这么一件事情，另一方面更希望它不会影响到您一贯理性及执着的态度，事情总是须不断地检讨才能进步，真理应该是愈说愈明的，在这个社会上每一个人都站在不同的立场来观察这个社会，老一辈人经过许多的奋斗才维持到今日的局面，这也难怪在心态上保持着较保守的立场，虽然有些时候构成进步的阻力，却也是维持这个局面不可或缺的力量。

我非常支持您的努力，这是需要勇气的，也盼望您在“容忍”这件事情之余，能继续让这社会仍旧拥有那“力求改进”的呼声，我们这社会上欢呼的声音已经够多了，我想敢指责出有缺失的一面是我们所更须要的；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要求这个社会进步，都有权利要求您尽一份能为社会贡献出一个国民所能尽的努力，我们当然是包含卖蚵仔煎的妇人，忙碌的上班族及许许多多坚守着自己岗位的军人。

一九八六年元月二十八

风车，有时就是魔鬼的化身

龙老师：

自从入伍后，很少再半夜冲动地提起笔来写信。可是今天看到了你对informer 的辩白，激起我心中积郁已久的不平。能够知道校园中有你这样一位敢于直言的牧者，无疑是件令人兴奋的事，也更庆幸我们的报界能刊登直言不讳如您的文章。曾经把你的文章念给我连上的弟兄听，读完之后接下去的是一阵掌声，我说：“那不是排长写的。该感谢中时有这份雅量登这样率真的文章。”你知道，我的兵有70％以上是国中以下程度，大专兵那时在场的没几个。平常，他们只被允许看几份党报，我只有利用读报（一天三次）或教室课的时间念一些非八股的东西给他们听，否则，我会觉得他们的日子太空洞、单调。

不知几时发表过“过当言论”。全师的预官只有我被打下连队干排长（自然没入党），并且常受上面责难，尤其是管政战的，将我列入营区重点考核人员之一。为了这一个小报告，我不知已挨了多少黑枪。可是，我并没有放弃神所赐与我的职务。我依然在各面要求我的兵，并且不时地开导他们期盼他们退伍后都能作个有用的人。我的目标与上面的要求相去不远，可是手段却不为他们所苟同。我所受过的教育不允许我用权威式的

leadership style去带领部属。我宁可相信他们的本性是善良的，是想让自己变得更好。这个假定却不是科班出身的军官所能接受。

常觉得，当完这个兵，就再也不亏欠台湾了。因为她拒绝了太多人的关怀与拥抱。我个人这一点小小的挫折与其他人比起来也实在算不上什么，可是也实在有些心灰意冷。我并不是那种领导社团的意见领袖，充其量不过在seminar中与老师，同学辩论，偏偏有些议题就是非常敏感，老师的引导往往不是下结论，而是澄清问题的本质。汇集一些feasible solutions而已。如果就因为这样被摆上一道，我那真是心有末甘！

也许，我不是个好军官。可是，我对自己连上弟兄的一份责任感，却没有因为自己个人的遭遇，而有所消灭。我这个人一点也不是雄才大略，只能为自己的家人、朋友及四周有限的人奉献出一点力量。我关心我的兵不是因为我的军服或阶级，而是因为他们都是一群可爱的弟兄。如果我有学成归国的一天，那也不是响应什么号召，而是我认为我已有能力为更多的人做更多的服务。

与王津平老师有一面之缘；也曾在会议厅见过陈鼓应老师。我为他们今日的处境感到悲哀；我自己的老师因为党籍问题而始终无法升任研究所所长。这些遭遇对于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而言已是司空见惯。我热切地希望你的子弟兵都能青出于蓝，也盼望你有时不要太唐吉诃德。风车，有时就是魔鬼的化身。

中华民族万岁

龙小姐应台教授：

什么是“是”，是“非”，你能告诉我吗？什么是“对”，是“错”，你真能分别吗？什么是“好”，是“坏”，你敢确定吗？

我没有替任何人说话，我只知道，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小单位，我讨厌西洋文化，我不相信它们优于我们，凭什么必须事事处于低姿态，以它们为对，我们为错？试想，是谁害得台湾至今如此“落后”（它们眼中的落后）？是谁传给我们“疱疹”与“爱死病”？是谁发明了色情书刊与电影，来加害我们青少年？是那个混蛋民族流行一些乱七八糟的舞，然后再说：“会导致头发掉落、筋骨拉伤”呢？我恨自己不是

电影中的李小龙，我恨自己没有一身武功来多打一些洋鬼子，我恨……

洋人的政治制度好吗？他们才行多久，一大堆又一堆的问题，让他们穷于应付；我们有五千年的历史、文化，该学它们？何况背景、习惯、风俗完全不同于它们蛮漠之邦，你说呢？凭什么以它们为“是”，我们全“非”？！笑话！

你是否认为孔、孟全是放屁，只是所谓“进步”、“现代化”的绊脚石？中国人就是中国人，该有自己的一套，当我们全成了“洋奴”（好比一些女孩，心甘情愿地给洋鬼子玩弄，只是为了一张卡，他妈的，恶心！）全被洋鬼子吃得干干净净的时候，我敢保证，没人能再找到回头的路，中国，中华民族便完了，乐于见到吧？！教授啊！

我可能会被你教到，我敢写，是受你的影响，感谢你，使我不怕被你“砍”，教授，请别失望，我是不会念英文的——永远！！哈！哈！哈！去你的蛮文，横行霸道的文字，哈！哈！哈！中华民族精神万岁

学生蔡○○上

附记：什么狗屁笔记簿都有洋文，去他妈的！

冷血的知识分子

龙教授：

连夜风雨，快速地读完大作。书中立论绝大多数极为肯切，对这个浑身是病的社会，痛下针砭，那种可贵的道德勇气与权利意识，确实令人感动，而且激赏！如果这些观念能够尽快在社会中传布，那么，弊端必可减少，可怜的升斗小民，应可以活得更愉快，更有尊荣。

不过，大作中有若干地方姿态摆得太高，个人觉得加以讨论的必要；

一、曾经有一阵子，报上的文字极为愤怒地指责杀虎是野蛮行为，大呼要保护虎权虎命，言词激烈，声势可畏。然而我却觉得，这只是一种诗酒文人自命清高的无聊举动，实在荒唐得有点可笑。

个人也读过几年书，虽然学业不成，却沾染了不少多愁善感的书生习气，每走过市场的鸡笼，或者看着村民养的猪只，总要为他们的命在旦夕而悲憾不已！然而，我知道我不能说什么，毕竟我不能全不吃肉，绝大多数民众也不能不吃肉啊！而且鸡与猪长大不宰杀，谁有精神去养它们？又那来这许多饲料？而我疑惑的是：这些文人对于台湾，每天成千上万地宰杀牛、羊、鸡、猪，可以一声不吭，并喝酒吃肉，却对几只老虎的命运大呼小叫，难道老虎的命高于鸡猪？老虎的命需要保护，为什么鸡猪的命就不需要保护？为什么我们必须每天宰杀鸡猪来养活老虎呢？而且就台湾的生态观点论，老虎的重要性会高于鸡猪或青蛙吗？不杀虎，从外国买虎放到山中，难道就有助于生态复原？而以台湾人口的稠密，虎可以放归山林吗？虎不可以放入山中，又不准杀，那到底谁来喂呢？不让杀虎又不出钱喂虎，为了满足诗酒文入的一点清高心态，硬是要别人养虎至死，

硬是要小民倾家荡产每日买肉喂虎，这算那门子人道主义呢？

今天，我又看到你以“稀有动物”、“人道”、“生态”的理由反对杀虎，我想问的是：你既主张禁止杀虎，可连带准备了买虎养虎的经费？要小民凭空负担养虎至死的义务，总不合权利观念吧？！

二、你在九三页上写：一位计程车司机开车撞过马路上一个大坑；受惊之余，骂了一句“操国民党”，你说“这个司机完全错了”，“他的咒骂完全不公平”。然而，我却对他的骂发出会心的微笑。我想假使你肯比较客观地理解台湾的党政关系，理解每一表象背后的结构因素，理解一个良民所受到党政军警税特众多衙门的长久欺压，你也会发出会心微笑的，或者你会感慨地沉默了。因为这根本不是仅仅在咒骂，有没有行路无坑的权利而已！而是在长期非宪暴力的压迫下，在无数重税，无数过桥、过路费、停车费、行政规费的盘剥下，最无奈而可伶的泄恨方式啊！说他无奈是因为根本无法无理可争，遑论什么管道不管道！而之所以可怜是指，在我们台湾，只准讲反话，不准讲真话，挨打你要说不痛，被关你要说感激德政，好要说不好，不好要说好。否则，就像去年的一位计程车司机——老兵余新民一样，向乘客吐露不满政府，思念大陆亲人的心声，遭乘客检举，结果以“为大陆宣传”的罪名；送到绿岛，小小夜曲凄凄唱了！

试问：小老百姓虽然知道个人至少拥有那些权利，但眼见“合法”武力，肆无忌惮地侵入个人权利及私有财产的范围，占地为王，个人既无能自卫，法律又站在强权的一方，你说那位司机不这样骂，又能如何？

三、请恕我犯了爱抬杠的毛病，在《以“沉默”为耻——为高雅市民喝彩》一文中，我觉得你下笔似乎太快了！你说：“苏南成当然知道他为什么派任为高雄市长：他有魄力、有勇气对准了脓包下刀。”我倒觉得这话有点矛盾在，那就是：如果他“知道”他为什么被“派任”为高雄市长，而他又是有魄力，有勇气的人，那么，他绝不会就任高雄市长；如果他就任，他就不是有魄力有勇气的人。因为依据宪法，他只能被选，不能

被“派”。再依据中央法规标准法，他之就任不是合法，勉强只可说合令。请问一个口念三民主义，动机以法以权强制人民，而自己却可以为了升官发财，漠视“总理遗训”，不管法律，不讲道理的人，可以称为“有魄力”“有勇气”么？

在这篇文章中，你把摊贩比为“脓包”“坏人”，而为高雄市民（或者线民）喝彩。我知道你身处上流社会，可以出国留学，可以出有轿车、住民洋房，可以不必为了生活去沐风沐雨，可以不必见到警察就逃，在街头奔命……然而，身为下流社会的一员，我希望你正视贫困小民生命的尊严与生存的权利。

你可知道在邦交断绝，外贸疲弱，地小人多，工商不发达的海岛台湾，升斗小民是怎么求生的？你可知道在农村破产，农产品被低压中，农民辛苦经年，收入不敌一个工厂工人时，农民是如何活下去的？你可知道政府只管收税，不管失业救济，劳动法令残缺，闭只眼睛执行的情况下，劳工受伤，劳工被解雇，找不到工作，是如何解决每日开门七件事的？你可知道矿灾工人死亡，成为植物人，政府及劳保给付如杯水车薪，民间捐款被台北县政府留下一半，矿工子女是如何过活的？……台北、高雄及其他城镇的妓女、乞丐、摊贩之所以存在，绝大部分不是这些人天生下贱，不知廉耻，甘愿在街头淋雨吃尘砂，而是有很多很多原因，逼着他们不得不出此下策。试问：人心都是肉长的，人都知道追求富裕、舒适与尊荣，若不是万不得已，谁愿如此生活在阴暗角落，面对卑微而悲惨的人生呢？“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知识分子如果可以无视于酒肉臭之

当前事实，而独责冻死骨的碍眼，这也冷酷的近乎没有人性了！

当然，都市应该现代化，应该整洁，摊贩应该有一个适当的管理。然而读过现代西方理论的你，应该知道都市现代化不能孤立的看，要求都市整洁也不能单单苛责摊贩。你为什么不问问北高二市府，征收了天文数字的捐税、规费及罚款，到底有多少钱用在为市民谋福的项目上？台北市十六区“社会福利服务中心”，只有人事及行政费，没有活动及服务费，市政府如此漠视社服，却可以胡乱设计工程，设计了不算，白花三千万

设计费，更不必论许多工程做了挖，挖了做，到底浪费多少民之膏血？在多如牛毛的市府法规上，绝大多数都只知道禁止、不准、罚款、拘留、没入、强制征收（以市价四五成），在这群贪权成性的官僚眼中，政治就是管理，法令就是管制，却很少人知道：为人民的生活、社会的发展负起责任，才是政治与法令的积极目的啊！

想一想：社会上一职难求，一枝难觅，升斗小民除了用最原始的商业行为养家活口之外，又能如何？难道要他们去偷去抢？市政府有钱、有权、有人，却不负起养民的义务，又在市政上乱搞，知识分子不敢指责也就罢了，怎可反过头来，落井下石，指骂摊贩呢？

老实说，台湾的文人特别会自命清高，也特别低贱，缺乏民胞物与的精神，更不知何谓“知识良知”？何谓“爱人敬人”？对稼穑之艰难充分无知，歌德献丑却唯恐后人。报纸上“英明伟大”、“感激德政”、“自由安定”是他们不经大脑的口头禅。为虎请命，为墙为日本神社请命，就是他们最英勇的事迹了！然而，许多小老百姓被非法拘留，拘留几天后暴死，人权人命受到最目无法纪的践踏（如不信我可举证）。却从未见到这些文人，用其为虎请命的言词，关怀一下死难的可怜同胞！难道所谓的文人良心，就是“只问畜牲，不问苍生”？所谓文人道德观，就是虎命重于人命，虎权重于人权？

你——龙教授，不但是个大学教授，还是一个知识分子，不但有知识，还有爱心，不愿关在象牙塔中，吟哦现代歪诗，而以可贵的洞察力，关怀我们的社会，这是我特别钦仰你，愿意给你写这封信的原因。但我也殷盼你，不要被纸面资料框住，不要被自我成见蒙蔽，更不要向这些低俗文人看齐。多走出校园门墙，到各处看看，在民生乐利，进步繁荣的背后，是些什么景象。但愿经过了现实的磨洗，你会对这片大地人民，做出更伟大的贡献！

读者敬上二月二十二日

引蛇出洞

龙小姐

我真想不通中常委办的报纸怎会容许你在那里撒野放火？尤其是在这选举前夕？你们不会是在玩什么“引蛇出洞”的把戏吧？

如果你是在“玩真的”，我倒觉得你们这些学院派的人物（区区在下是个“跑江湖”的，所谓太平洋上的腓利斯坦人是也）实在天真得可爱。人家说我们没有信心危机，你居然那么气愤，真是笑死贫道。你难道没听说过慧能的禅宗公案？“贫僧本无信，施主亦无稽。本来无信心，何来心危机？”废话！我们当然没有信心危机。

在下并不怀疑你的智商，只不过担心像你这样天真烂漫（假如你是真的），恐伯很快就会灰头土脸。

首先，你有没有看清楚，你所谓的那一伙“默默播种、耕耘的有心人”，那些要出版“人间”的“理想主义者”和出资人当中，有没有达官贵人的媳妇和嗲声嗲气的女作家？有没有装出一脸“理性、公正”之像的apologist和whitewasher？有没有奉御命出来唱黑脸做陪衬的？有几个是真正的、良心的，社会工作者？你们的出资人经得起吓吗？

其次，你有没有弄清楚权力的本质？有没有搞清楚对象？你知不知道“清君侧”事实上就是在“清君”？（东林儿就是一群在身首异处的时候仍然相信皇上圣明万岁的蠢

蛋，There are only two kinds of believers for Confucianism-masochistic believers and make-believers！）

你晓得不晓得，凡是能够提高社会意识的东西——从草根性的社会运动，到精致的文学、艺术活动——都不利于需要依赖愚民来维持统治的儒家式政权。（你只要看看这个社会庞大的迷信势力，以及令人感到羞耻的电视节目，便会了解，“愚民”的指控绝非诬赖）你能搞得清一些问题的真正本质和根源吗？

举例来说，你能了解你那个“每天骑机车上班”“血液沸腾”‘恨不得去……撞得他头壳破裂……”的朋友，以及那些“疯狂的人潮”和那一部“狠狠插在我前面的”机车的主人的心理背景？你以为那只是交通问题，或者是国民道德问题吗？你能了解那个对你大吼“阮是会宰人”的小贩所受到的压力吗？你有没有听说过“法西斯社会心理”的说法？

你能了解那些为公理。正义、进步、良心、慈爱人士所反对的人是不堪再与邪恶、冷漠、残酷的人为敌吗？（巴勒维就是因为这样腹背受敌才垮的。）你了解传统中国儒家统御官僚的方式，基本上就是强盗帮会集团所运用的裹胁方式吗？（所以庄子才会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在下绝对不是但丁所说的那种“在严重道德危机关头仍然保持中立”的人（地狱里面最炙热的地方是为他们而保留的）。我诚然乐于见到我们有社会运动，然而社会运动若只是涟漪性的、象征性的，搞错目标的（譬如提倡国民道德，譬如海山爱心捐款等）只不过徒然为这个社会制造一些进步的假像而已，无助于基本问题的解决。长远下去反而使我们的社会完全丧失生机。

最后，我也想问“台湾是谁的家？”。老实讲，我也很迷惑。报上看到的小说文章，不是讲新大陆，就是讲旧大陆。这里是谁的家？或者说谁当家？应该是很清楚的。祝野火烧不尽

读者敬上　一九八五、一○、廿八

P．S．我又看到你说的“……民众本身的缺乏动力……”你应该知道，在台湾，国营事业总资本额（党营也算民营）占台湾总资本额的百分之卅五的以上。你再把它加上公教人员、军警、党营、待权事业、小贩、还有不得不逃税的商人，全台湾不看执政者脸色吃饭，敢惹麻烦的（像你一样）能剩下多少？执政者（既然如你所说）不喜欢社会自觉运动．看他们脸色吃饭的人，又不是吃撑了，怎么敢公然支持各种运动？其余的人（像我），抱歉，谋衣食都来不及了，那来闲情雅致。还有你举的例子，要人家看到卡车盗砂时，通知警察局。这大概是信笔的推理（或者是制式化的）。你以为警察光领一份薪水就肯过日子吗？结果“无效”，算你祖上有德。

老一辈有话说

应台小姐：你好。

看完《野火现象》其中“上一代”一段，觉得有点不妥，个人就是你所指较多的人群之一，也有你举例被认为“传播叛逆”者相同身分，只不过是低层次罢。

以一个耳顺之年，坐领退休金生活的人，对一切事物，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来面对社会，读野火集初版时，内心举个多次的手。喝个多次的彩，自娱已足，何必锦上添花，赞许一番呢！和我有相同想法的人，可能为数不少，再者我辈读书不够多的人，不善于书写，看一篇文章，也许能找出路疵（当然不是你评小说的功力），但是，要写一篇什么的，就到处都是瑕疵，所以就形成了你所说的较多的一群了。

老一辈的并非不祈求更高层次的福，更不会天真得民主、自由、人权都不要，俗话说：“起家犹于针挑土，败家犹于浪淘沙”这两句话，非经过体验，是难以深切了解的，

你能想象一个老佃农，胼手胝足（不是现在机械耕作）以其一身辛劳，造就的小康局面，再倾其所有变卖后，去投资一个电脑公司？他们不是反对你，是怕你一竿子，把这竟有的一只船打翻了，因为他们都穷怕了啊！！你为什么不用更具说服力的文章，使人心悦诚服呢？！祝

撰安

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忘恩负义的年轻人

龙应台教授青鉴：

你的大作自去年在中国时报“人间”陆续发表后确实令人振奋与赞誉不已，你能不辞辛劳替读者精挑细选，以勇者姿态替知识分子（写与读）导引至正途可喜可贵。但是近日中国时报一篇《野火现象》细读之后实在感触良多，我们先避大文中所提的民主自由人权不谈，因为这问题太大而且谈这些都离不了权势。而权势的得来（自古中外）一是世袭一是血汗换来，而且谈这问题可能会被有心人乱加帽子（大作中也已提到）。

我只想就你所写的“上一代”“这一代”寥叙一下我的心声（因为我恐怕看不到下一代心智成熟之时所以不谈），你所说的都很对，但你似乎太“讨好”了这一代的年轻人，而且你似乎在鼓吹他们违反家庭背叛父母，走向自私自利弃天伦与不顾的生活（对不起也许我说重了一些）。我现在就说一个实例来证明他们之中有些已经如此（请不要向我要证据那是隐私权对不对），我有一位朋友夫妇俩年均已经身近六旬且健康不佳，且仅

有一子，由其自由发展留学国外获PHD，回台湾后在一所大学任职。由于学业婚姻蹉跎岁月前方于一位辅仁大学毕业之女孩成婚（该夫妇说其子求学阶段所受之物质精神压力与折磨聪慧如你当可思知）。由于两家生活环境不同而且家庭教育宽严殊异，再加上年轻人自由成性，老人家百般忍耐对待媳妇可说较对自己好过千倍。但仍不为其谅解动辄怒目相向，弃二老与不顾迫使老人返回老窝渡其孤寂生活，固然每人都有自由与独立。但这一代有没有替上一代想想所谓“权利”与“义务”相等，虽然有人说“夫妻冤家儿女债”，即使离开“感恩与报答”不谈，单以生存问题总该顾到对不对。难道年轻人自顾自由就可弃孤寂父母于不顾，何况现在的“这一代”就是未来的“上一代”。也许他们会说“不要等到那时我们不要求”，但那是他们的自由，但目前上一代要求的，他们为何不结（上一代已经付出要求回报也都不对？）况且台湾之社会福利还没有达到欧美之水准，否则老年人谁愿意忍辱负重似地受其折磨似地要这一代来养活，也许你会说这是“个案”特例甚至会说“也没有什么不对”。不错！但问题是年轻人为什么不将自己的游乐时间与精力分享一点给其亲属，而有些竟烂用“同情”的一窝蜂的（请原谅我这样

说，就像他们买你的书一样，只是在赶时髦，究竟影响他们多少你也清楚是吧。）助长歪风我长而使投机取巧得势。而真需要帮助的人寂寞无助，我们不说恩，单讲“义”年

轻人总该有吧。我再举个年轻人自由不当的例子，若你在假日到一些游乐场所看一下（包括餐饮店）。挤在那里的多半都是年轻人，这并没有什么不对，问题是他们多半都不是生产者，换句话说，都是拿父母的辛苦钱（说不定也像那卖菜的欧巴桑一粒粒剥来的。）这叫不叫“公平”，当然依有些年轻学者的逻辑来说“他们父母乐意你管不着”，不错，但你有没有想到若有些父母不乐意如此又该如何！事实上多数家庭中孩子已经是其主宰，尤其是你所说的那些“自以为是青出于蓝”自大无知以叛逆为进步者，有些已到了强行掠夺之地步，家庭结构与伦理已到破碎边沿（说到这里请容我对家庭不成熟的见解，就以“家”而来看“家”（是包括了老、中、少）上面“宀”即有庇荫之意，就以洋文home来看Hold-Old-Middle-Eppemiancy都离不了承先启后）耳闻目睹矫纵惯了的年轻人的事例太多，请不要再“风助火威火乘风势”的烧毁了家庭，毁坏了伦理（我知

道你没有这些意思，但恐那些意念末泯、好歹不分、心智未开瞎者胡闹）。所以我觉得你更该运用你的才华发挥学者之良知良能，以及“龙应台风”之影响力巧妙地感情地来劝导那些心智不开、好逸恶劳、急功近利唯利是图，同上一代争自由，争权威的年轻人，少做不义之事（即是争也要公平对不对），你可能不知道有不少的家庭，父母受子媳的气，已经欲哭无泪投诉无门（你也许会说“活该”）。但人都有老的一天也不能与禽兽相比对不对！你在国外求学一定很久，见多识广，他们年轻人在家之用钱与享乐自由如何。当然我们都不要“以偏概全”的方式来衡量，你要鼓吹向权势争自由，民主人权，这是时代潮流谁都阻挡不了，更不会有人去“扭断他的胳膀”，但你在大文中意味着对父母（上一代）再争什么，恐怕“这一代”将来会尝其恶果。而且也会失掉炎黄子孙特有的风格（真正走上四海一家，但就怕别人不肯）时代的悲剧与太多的无奈已经够多。

有人说聪明与智慧不同，你是智者，若你是想投其（年轻人）所好想“名利”双收（由你大文中已经显示），你已得到请你再落笔之时，设法善尽言责，使有些年轻人不要一味地反对家庭（上一代），当然我的意思也不是要你违背你说过的重入“框框”之中，“独立思考”甚之顶撞父母都（说辩驳好啦）在所不计，但请不要助长与父母作对与反对家庭之势才好。你说“嚷嚷”而我这是哀求，请不要将此家看成那“枷”，那

“枷”的家在五四之后，就已打破了真的。我想向你说的太多，我很同意你所说不要两走极端，水火不融，是请权势放手而非让无辜受害。教授先生再次地向你表示，由于我脑昏眼花思维迟钝，言不及意及字草词乱之处甚多，若有无意而你觉得有冒犯之处尚请海涵

耑此祝

教安

一匹夫敬笔

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四日灯下

演讲现场

龙小姐：

今天下班后，抽空前往耕莘6：45PM就已经站满人潮，有几个位置被书本压着，要是以前，我就会把书本丢到一旁去。

站在后排，人愈来愈挤，从正立变成侧肩时，我开始怀疑有必要再等五○分钟吗？于是我把注意力放在周围的面孔上，想从他们的眼神中，去找出他们来听你演讲的动机，但是愈看愈茫然，因为，我以为我是在一场演唱会上。

PM：7：08我决定放弃，因为这种焦躁的环境根本不适合去听下去。没想到从最后一排走出大门也是一场挣扎的过程，因为我要不断推开正想往里面挤的人群。在一五～二○公分的近距离中，脸孔和眼神正急剧地变化，几乎是在一种厌恶的心情下离开会场。

回家的途中，想不出你会在热烈的掌声中找到什么？从照片中看你，还蛮清秀，那些正徘徊在场外的年青人，是否把你当成一种偶像呢？是否这样的摄影，使你的姿态重现一种“自信”的魅力，导致那些憧憬和迷恋你的年青人，产生向往呢？因为我在会场就听到有人说“很迷她”这类的词汇。

尤其是你所要讲那样的主题，真的会有那么多的现象有兴趣吗？还是你的文章一直在满足他们脑中想象有关“闹事、反叛”的乐趣呢？

在少数与多数之间，差不多在三年前，我就肯定群众与非群众的类属。近代的社会及心理学的发展，更证实这种性格也兴趣的偏向差别，所以，我觉得这场演讲会这么轰动是否异常呢？以及近来文艺演讲的盛行。又是否是异常现象？尤其是像今天这种非常严肃的文学批评的演讲，观众怎么会这么多呢？

事实上，我一直怀疑这些现象都是一些表面情绪的反应，跟台湾的经济形态有关，都是暴起暴落的模式。或者是海岛性的人文气息，缺乏一种平稳的个性去沉静面对事物的变化，经常莫名卷入一窝蜂的狂热中。

过去，有一阵子，都是靠上述的方法来调整心情。因为几千年的中国人，难免积习太多代代相传的尾病。大学生也不过是人，过去的科学，也还是有那么多类似的地方，而历史上数得出来的人也不过那几个，今天又怎么去要求呢？最后只是问自己靠那边站的问题而已，日子过久了，没办法去积存那么多的责任、道德和勇气。我能猜的是一千八百万分之一或二三而已。骂群众，久了，又能怎样，校园美女还不是照选。买卖式的

情感还不是一样存在，只不过是一次付清或者分期付款而已（或者零买）。

做人也没什么好骄傲，也没什么好自卑。要尊严就得付出生命和利益。田纳西威廉不也在“玻璃珠动物圈”，把现代人性的缺憾勾勒出来吗？

在台湾这种环境里；还能作多少呢？自己的经验，绕了一圈，又退回到存在主义的阔海里，太多的观点就是在激进的改革行动派与冷眼旁观的侧视党，两极间摆荡，相信你也有冷的时候。焦雄屏不也由热到冷，消极了一阵子。

我只看经验和意志，一个是现象，一个是理想，人最后的表现，就是这二个，前面一个看得见，后面一个说得出。而我只是想最后呢？

当我在上历史哲学时，一下克罗齐、一下黑格尔，我想写却是史记与司马迁，可是我们的历史课本把人简化成伟人，这一个空洞的概念，连司马迁都接不着。而今，以台湾的现实环境，该怎么做，你也很清楚，是否要像司马迁赔进去，去证明一件事，我想司马迁的自叙已提到了。

一度你在骂人时，我以为我站在你那边，后来想想又好像不是，不晓得你是否感受到另外一群人的存在，在过去，在现在他们却不曾被提到，但是他们一生很清楚地活着。

有一天，我发觉到我是属于那一群，渐渐我也感染到他们的生活态度——在可为与不可为之间等待着。

你的演讲，就现实而言，算是成功，也算是一种希望，只是观众本身似乎真的自觉到“什么”那就很难说。

最后，我想说，是有机会时，别忘了留一些刺痛给观众，尤其是面对面。有点伤痕或是疤痕，人才会记住一些事情也才会去想些“为什么？”因为现场的观众，很容易被“新论”“新释”的过滤冲昏了头。这是今天会场的印象之后的想法。

至于台湾的远景，就要问自己是否有足够能力无比的冷静，与坚强的理智来应对，什么时候挺身接棒？什么时候退身交棒？这些都是现阶段试着去要求自己或责问朋友的地方。提供你作再接再励的慰勉。

祝福你

一九八五年九月四日

文正言

有人说现在是商业时代，一切要懂得推销，才有出路。歌星出唱片，要设法上电视综艺节目打歌；食品公司新出品的狗食罐头，要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明年二月要选县市议员和乡镇长，现在你就可能会接到“某某鞠躬，敬请指教”的贺年卡……总而言之，为了推销自己，花样层出不穷，真正是“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不过推销自己也有一个原则，不能过分，过分就迹近无耻！比方说：某食品公司推销狗食罐头，尽可以在广告词中说“我的狗食罐头如何如何好，狗吃了以后，可以长得又肥又壮、又凶又猛，为你看门守卫，万无一失。”如果夸大过分，说“我的狗食罐头营养丰富，色香味俱全，人看到都想吃！”那样不仅是无耻，恐怕还要被人砸掉招牌！

这个月十二日“中时”的副刊有一篇龙应台的文章（姑且称之为文章吧）。看到标题有“火”字，以为她又在烧什么野火，看了几行之后，才知道她是为了推销自己而做的广告，其中肉麻当有趣地往自己脸上贴金，使人怀疑“中时”刊登这种文章，是不是收了广告费！

龙应台说：她过去在“中时”的文章登出来以后，“大学生拿到布告栏上去张贴，又有读者剪下个三四份寄给远方朋友，嘱咐朋友寄给朋友，中学老师复印几十份作为公民课的讨论教材；社区团体复印几百份四处散发，她的邮箱里一把一把读者来信……”（以上是原文照抄，其间有不通的文句，请原谅龙应台。）我有一个正是教国中公民课的女儿，她说：“只有疯子和白痴才会拿这种偏激文字到课堂上跟学生讨论。”我另一个正在台大读政治的儿子，看了之后，呸了一声，十分不屑地说道：“她把大学生当成什么？就凭她那种半生不熟，一只筷子吃藕的文字，就让我们去张贴？她以为她是谁？是胡适之吗？、还是蒋梦麟？胡适之的文章我们学校也没有在公布栏里张贴过！”事实上我儿子为这件事，还死心眼儿地到学校多处公布栏去找。公布栏里除了有人邀约寒假到合欢山去赏雪的启事，还有就是交换邮票的，寻找遗失的雨伞……就是没有看到“龙应台”三个字。他问同学，同学反问他“龙应台是个什么人？是美丽的模特儿吗？为什么你要找她？”

龙应台这种推销术，在影剧界叫做“穿梆”！

“穿梆”的文字还不止于此，在短短不到两千字的“广告文”当中，曾经一再出现。

龙应台又说：“写《野火集》更有快乐的时候，当大学生来信说他们如何在宿舍里争辩野火”所引发的问题，当扶轮社的成功生意人说他们如何把一篇篇文章散发出去，当一小时赚廿元的女工，自称没什么学问的家庭主妇，为人洗油烟机的水电工，来信说他如何开始观察这个社会，思索从来没想到过的现象……”这一段文字最妙的是“一小时赚廿元的女工，和洗油烟机的水电工”。真是神来之笔，看起来跟真的一样，其实龙应台是洋水喝多了，她不晓得论时计工资是美国人搞法，而水电工也不兼洗油烟机。自己编情节捧自己是“社会启蒙大师”，大有“我龙应台不出，奈苍生何”！只可惜她写小说编情节的功力还不够，“穿梆”之后，突然教人觉得肉麻复可笑！

写文章的人，都觉得自己的文章好，这是无可厚非的“自慰”！不过。还是那句话，如果过分，那就牵涉到人格的问题了！

龙应台在“中时”写文章，篇篇都是丑化我们台湾，丑化我们中国人，（据说她有一本外国护照，就如同昨天本报副刊余怀麟先生所说，她虽然是黑头发、黄皮肤、塌鼻子，不见得就是中国人！）以一点概全般，丑化我们的社会，而且鼓煽大学生“闹事”，唯恐天下不乱，唯恐我们一千九百万台湾同胞能继续过好日子，这种人写这种文章，如果说还有人捧着当圣经读，这个社会还有什么是非？事实上，龙应台忽略了这最重要的

一点，我们是一个有是非、有正义、有真理的社会，就凭着这一点，我们能昂首阔步地向前迈进；否则，要是像龙应台说的那样，恐怕我们早就跳海了，也就没有目前这样自由民主开放的社会让龙应台在这里乱开黄腔了！

我们要警告龙应合，不要自不量力想要在台湾复兴基地“传递这把火”，绝大多数善良沉默的大众，都愿意过安定和乐的日子，不愿意有人来破坏，过去曾经有不少比龙应台“功夫深”的人，也曾经想搞点“野火”，想要烧掉台湾安定的社会。最后都遭受社会大众的唾弃了，又都尝到了苦头！前事之鉴，是不能漠视的！

据说龙应台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在台湾读的，到国外接受更高的教育之后，回到台湾，应该回报社会，这是知识分子起码的良知。如今反其道而行，用尖酸刻薄，极富煽动的文字，想要挑起社会大众的激情，不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所应该做的！除非她是别有用心！我们相信她还不致于！

原载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七日《青年日报》

——从阿多诺的省思到龙应台的野火

张旺台

我是一个想做平民知识分子的人，然而，在这一篇文章中用了一些菁英知识人的理论内容，这样取用多了违背了一些我个人的原则，也使读者初看时觉得生硬。

不过，请大家（特别是读过龙应台《野火集》的读者）耐心点，因为，阿多诺的思想和龙应台的野火好像是可以连在一起的。

阿多诺其人

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1903-1969），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音乐理论家。著名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当代知识界已承认或已肯定了，他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知识界的主要启蒙者。

阿多诺大学时在Johann Wolfgang Goethe University接受音乐与哲学的双科教育。二十八岁时，进入法兰克福大学任教。三十一岁，因为犹太人受到纳粹的压迫，因而离开德国。

而后讲授哲学于英国牛津大学（一九三五——一九三八），教音乐于美国普林斯顿（一九三八——一九四一），教社会哲学于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一九四一——一九四八）。最后，他又回到法兰克福大学执教，直到逝世。

阿多诺前半生的研究较着重在美学方面，这多半与他个人对音乐的深厚素养有关系，他同时代的杰出思想家如布莱希特、卢卡契、班杰明均各擅胜场，在三十年代著名的“现代主义与写实主义论战”里，互不相让，各显神通。在艺术哲学方面，阿多诺曾写“新音乐之哲学”（Die Philosophie der neven Musik,1949），至今仍为一本现代音乐理论研究的重要经典之作。

一九五六年，阿多诺回到法兰克福。此时，他已是声誉卓著的大儒，在优渥的学园里，得以专心从事立言的研究工作。与他同时代的班杰明早逝。布莱希特组成“柏林剧团”，在东德专事戏剧工作，亦于该年辞世。卢卡契则投入匈牙利的抗苏（反斯大林主义）运动中，言论受到苏共官方文化打手猛烈攻击，并被开除党籍，流亡出国。所以，到了冷战的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二十世纪早期欧洲的一代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诸人中只剩下阿多诺有条件清静地为德语系统的文艺思想做继续的反省工作。

五十年代在战后的欧美，出现了一个空前未有快速发展的“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成为阿多诺后期思考的主要对象。

基本上，大众文化并不是早期放任自由时代资本主义的产品。它是今日极度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糅合了集体主义（totalitarianism）和法西斯主义的产品。这个产品的本质是集体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然而，它的表象却正好相反，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或者是说借着个人满足与自由表象来完成集体控制的事实。这一切，在三十年前就已被阿多诺看得清清楚楚了。

阿多诺对大众文化的看法

“大众文化”（Mass Culture）的出现，始于二十世纪初期，在德、日、意等国是伴随着法西斯主义有意证的操纵媒体（电影、报纸、收音机、机关刊物）。在英、美、法等国是随着经过自由竞争而出现的言论托辣斯集团，依自己公司利益在操纵媒体（看过电影《大国民》吧？报团、无线电公司、通讯社）。这个现象，到了二次大战以后，更形发达，形成了空前未有之庞大的普及文化——从文明人类生活一切可能接触到的细节着手。普及文化的出现，建立在二个实际的物质基础上：

1．大量的生产（物质生活的商品、精神生活的商品）。

2．规格化的内容（电视剧千篇一律打杀爱、速合面百口莫辩色香味）。

在“文化工业的再省思”（Culture lndustry Reconsidered）一文中，阿多诺认为：古典的上流社会文化，向往一个日常生活之上的更美好世界，可以靠个人修养去实现的。但放任时代资本主义的“内心自由”，到了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则受操纵性的普及文化所侵蚀。在阿多诺及法兰克福学派次级思想家霍克海默眼中，冷战时代的东西两大集团，同样是极权性的，要不为制度所舌噬，唯有靠自己。在极权社会里，普及文化及现代媒介，不论是流行音乐、小说或电影，功能是操纵群众。阿多诺称之为“文化工业”，因为普及文化一词仍假设文化是从群众中来的，但其实先进科技社会，文化工业是由上而下的操纵群众意识。先进科技社会如一极权整体，能控制每一范畴，由文化至经济皆不放过。

在另一本他与霍克海默的作品“文化工业：启蒙就是瞒众”（The Culture lndustry：Enlightenment as Mass Deception）中，阿多诺认为：文化工业制造的是假个人主义。资本主义文化市场及商品看似是可供自由选择，但其实每样文化商品都是预先估计好了市场的反应，故此是基于“划一”原则：个人只是被动的接受。譬如说流行音乐，每多少首歌，必有几首高踞流行榜，音乐消费者以为这是个人自由选择的民主结果，其实是音乐工业推销商品的划一伎俩。

在“大众文化”的时代，个人被不可抗拒的商品集体主义所淹没（在台湾党内、党外亦不必礼让，一起抱住跳进去）。因之，阿多诺的文化观，被逼迫到最后的一条战线，就是“个人”。除非以个人的力量在自省里发出道德的声音，才能够在“大众文化”中，创立一个“异质文化”或“小众文化”。而“异质文化”、“小众文化”在阿多诺眼中，才算是真正表现人类创造力的文化。当然，这种看法和菁英取向有些不谋而合了。

阿多诺不以全面的阶级出发考虑社会改革，而求诸个人自省的看法，似乎是悲观的，而且被不少人评为失败主义路线。然而，从实际的现代社会去看，特别是资本先进国家的现实，全面性的阶级斗争似乎暂无可能。所以，发展个人最前卫的创造力，至少是与大众文化做抗衡的一种方式。且依历史经验，对体制反抗，个人的开始常为充分且必要的。

不过，阿多诺的晚年，对他上述“大众文化／个人”的观念有所修正。他已不像先前那样单一地去看“大众文化”（其实，所有娴熟于辩证史观的人，都应有这样子的本事）。他看出来了，“大众文化”是有双重性的，也就是说，“大众文化”在历史的过程中，也会有其矛盾的转化和整合（若无矛盾，即无辩证，即无发展进化之可能）。阿多诺指出基于意识的双重性，或许文化工业尚未能完全成功地操纵人类意识。当群众参予普及文化活动时，虽为寻求娱乐，但我们不应单面地用道德禁欲主义眼光谴责这种行为，群众的心理，可以是同时向文化工业妥协，同时又作出抗拒。文化工业生产出来的逃避主义普及文化，未尝不是同时生产出它的反面：群众对更美好世界的乌托邦梦想及要求。

之外，人类对快乐的要求是不受历史所固定的，当文化工业不断向人类的快乐原则创造商品的同时，人类是否永远会快乐就非文化工业能力所及了。再者，文化工业所生产的一切文化商品，也是双重性的，其中有建设性的一面，也有颠覆性的一面，这两面的矛盾，将成为今后文化工业的最主要生产与再生产的前提了。

龙应台的野火

《野火集》这本书好厉害，真像野火烧在台湾民间的心灵草丛里。《野火集》不是党外的资源，也不是国民党的资源。它是台湾社会结构里整体的新资源，所以，它又可以说是党外的，又可以说是国民党的，更传神地说它是“超党”的。

其实，如果我们若真正站在这块土地里，要继续生活下去，现在应该重视所谓“超党的力量”。这个“超党的力量”，固然与十年前“以党挂帅”、以“政治地盘重新分配”的党内外对立的民主运动有关。可是，由于历史前进的脚步，以“党内／党外”来分析台湾社会的现况，以“独立／统一”来辩论台湾社会的前途；以“左派／右派”来唯心唯物大战一番，以“现代／乡土”来唇枪舌剑的热烈场面，恐怕都逐渐过去了。

《野火集》站在那里。抗议的声音有了变奏。

《野火集》，在我们看来，它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可以清醒党外运动者一些积在内心的那种对客观事物不够确定的怀疑。

然而，《野火集》却又生存于一个如阿多诺所谓的“大众文化”的时代。它出来如野火，然而我们真的可以抽象地看到另一个更大更安全的消防罩框住了这股火势，这个消防罩主要不是来自于保安单位、情治单位、文工单位。它是来自一个要使《野火集》商品化的无可抗拒的力量。这种例子，要举很多，比如说，当年反主流音乐的“披头四”，以叛逆的形象站在公众面前，轰动了西方世界，结果，电视、电影、报纸上下交征，使“披头四”的命运：以个人的叛逆始，以商品的叛逆终。《野火集》的文章，以及它陆续出现在时报副刊过程到最后集结成册，到成为全国第一畅销书，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合理、而又可喜中带无奈的过程。

然而，商品化的《野火集》就不好了吗？这是见仁见智的看法。然而，本文所以提出阿多诺，即在于指出：台湾在全面升高的大众文化过程中，创造大众文化的知识分子突出前卫性的文化商品，虽不能解决“知识权被剥削”的总局面，可是对“次文化”尊严权利的维护却属必要。《野火集》的意义，不在于它是不是对商品化的社会有何改变。而是，它在这个商品化的社会中能够瓦解多少已经不合时宜的意识形态。龙应台是个情绪文字的博士，不错。龙应台是个抗议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错。龙应台是个煽动家，不错。可是，用句老外的话：So What（又怎么样？）我们如果平心而问：“今天在台湾的读书人，他们里面有多少人了解到自己的历史任务是什么？知道自己的历史任务的人，又有多少愿意去背负这个历史任务呢？”我个人对龙女士的看法是：她自己最初也不是十分去探索这个问题的人，可是，文章一篇接一篇之后，社会的反应一波接一波而来，她被环境所迫，陷入了自我的胶着，于是内外交煎，开始思索和探求她先前所未思之问题。毕竟在社会里受高等教育，比在书房里长进得多，读《野火集》的序言，我们看到的龙应台已经不是早先那个刚点野火的龙应台了。龙应台，我说对了吗？

积极看，《野火集》放在今天的“大众文化”里头，它给大众带来了个人在“先前的大众文化”中所得不到的“刺激”——快乐的或不快乐的。这些“刺激”多少对“先前的大众文化”产生其一定的暖昧作用；甚至于颠覆作用。（国民党的新生代、党外的新生代不是都想这样子做吗？）眼前的事实是，资本主义的气数还在，“庞大的商品堆积”时代还有的是，所以．在这个历史阶段中，《野火集》是一个例子，指出了“个人主义”和“大众文化”之间，是有一个可以辩证出来的新的可能性存在。

消极看，《野火集》并没有使现在的商品法西斯，变得更乌托邦。只要我们打开电视连续剧，或者是到百货公司走一走，我们是不是看到了一个所谓的“商品乌托邦”与“商品法西斯”的综合体呢？

总体看，《野火集》是统治阶层容忍度内的最大声抗议。所以，就统治者看，它有一定的颠覆意义。却有着更多建设意议。

《野火集》暗示了什么？

社会是永远需要被“满足”的。（满足有多种，从宗教的到凡俗的，从高尚的到肤浅的。都算。）

可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给社会“满足”。

因为，社会若已经在“满足”中，是不易接受另一新的“满足”的，这是常识。

所以，给的时机常常是很重要的。

当年，李敖给过好多满足的野火——在体制外。

当年，蒋经国给过好多满足的炮火——在体制内。

结果，他俩都冒起来了，成为一代人物。

现在，龙应台点了一把野火。有那么多人起了“满足”的反应。这是有趣的现象，它是不是意味着另一个时机又要开始了呢？是不是社会从旧权威得到的“满足”，已经乏味了，而正在等待着新的权威带来新方式的“满足”呢？

总之，不需什么大道理，大家都感觉得出来，今天的社会需要新的声音才能“满足”。因为，闷呀！

看来，旧的权威，已经不够了。旧的文化工业，也应付不了了。从龙应台、从白虎社的舞蹈，从赖声川的戏剧。“呜……呜……”我们听到了火车的汽笛声了。

“新满足”号点火专车到了，各位要去点火的乘客请上车！

原载《前进月刊》第二期

何怀硕

大概在六十年代，有一位留华美国学生写了一篇《人情味与公德心》，引起了以青年学生为中心的一个知耻知病，要求改革不良社会风气的社会运动。整个社会被激起自觉自新的热情，一时间风生云起，好不生动。然而，后来余波渐息，社会风气还是旧态依然。

一九七二年四月，《中央日报》副刊连续六天发表了署名“孤影”的《一个小市民的心声》，以似是而非的“大道理”，提倡苟安现状，反对革新，并为贪污的官吏与敛财的奸商巧言辩饰。一时固然麻痹了大多数蒙昧的群众，但也立即引发了一班深思明辨的知识分子强烈的批判与反击。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龙应台以《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一文，点燃了社会批评的野火，得到少有的热烈的回响。当他写了一连串的同类文章，集成《野火集》一书之后，一年之中，所销行的数目，差不多是台湾历史上所未曾有过的记录；在书商的新书“排行榜”中，也几乎长时间独占鳌头。其间虽然也有误解、歪曲、攻讦与言论上的围剿，但是，野火既成燎原之势，锐不可挡。

去年，诺贝尔得奖人李远哲博士回国，对教育与科学发展的批评与建议，亦蔚成旋风。这是近二十多年来，对社会现状所发表的言论，引起广泛而巨大回响的第四回。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二三十年来，台湾的知识分子与舆论界，对于台湾社会的现状与展望，批评与建议，并非一片沉寂，而且可以说，不乏许多掷地有声的．谈论诤言，却为什么难以得到广泛而巨大的回响呢？为什么上述四次言论的旋风，除“小市民的心声”之外，不是发自外国人，便是留洋归国的学人呢？我只有这样回答这个问号：第一是崇洋；第二是外来者较本地学者言论的自我约束较少，有更大胆量畅所欲言，无所忌讳，故较能引起兴奋与共鸣。我说“崇洋”，一方面固然是一种普遍的自卑心态，另一方面却也是理性的衡量——那些在欧美学有所成的人，一般而言，的确拥有远比台湾为开放、自由、丰富的资讯与观念。我们知识的狭窄与落后，不免自愧。当然，外来者往往比“身在此山中”的本地知识分子有更锐敏的眼光，更鲜明的感受，也是他们的言论容易一针见血的原因。

直到今天，有关“孤影”和他的《一个小市民的心声》一文的神秘之谜还不曾解开，十余年过去了，当然谁也再无兴趣探知真相。“孤影”其人其文，是否是《中央日报》当时所曲意“制造”？至今大概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非。根据该文作者自白：“我是一个终年为生活而奔忙的小市民，没有高深的学问，也无特殊地位，过去不曾在任何报纸杂志上写过文章，纯粹为一读者”，作者自认代表社会上的绝大多数（沉默的大众）。

我们且不问作者是否诚实？《中央日报》据此印成单行本，以数十万册广为发行，军政学校，分派阅读，很明显地是党官透过传播媒体推行意识形态的宣传。与后来的《南海血书》一样，引起了舆论界，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批判与反击。当时的《大学杂志》乃于一九六四年五月六月两期，刊登了多篇讨论“小市民心声”的文章，并选辑为《偏安心态与中兴心态》一书（杨国枢等著，环宇出版社出版）。

回顾过去这一段历史，再看看今天的社会现状：不能不说，我们社会确有可喜的进步。我们社会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虽然尚待多多努力，但是党报与官报制造舆论，尤其像“小市民心声”与《南海血书》那样神秘的、启人疑窦的做法，在今天的言论市场上断无销路。《中国时报》刊出了《野火集》各文，表现了一个真实的人，一个关爱民族社会的中国知识分子，面对真实的社会现状，说了许多真实的话。这是言论自由经过

千辛万苦争取得来的大胜利，这个胜利才表明了我们的社会确有重大的进步。李远哲的批评，能够在最有影响力的各报上传播，也同样表现了我们已经朝着更开放，更加自由化的方向迈进。

不过历来在台湾社会轰动一时的社会批评中，《野火集》有它独特的地方。我认为约有这几方面的特色：

第一，许多社会批评往往是针对某一事件或事象而发，所以比较具体而孤立；《野火集》虽然也不无事件或事象的举证，但它所用心的是挖掘这些事象背后的观念与心态，所以比较深入而广袤。第二，《野火集》各文联合起来，成为一个整体的“阵式”，面对中国台湾社会、文化、生活、观念、制度、法律、习俗……提出挑战。细心的读者不难看出在龙应台有力的批评，鲜明的例证背后，颇有传布一个合理的、现代的、富有人的尊严与价值的人生观的抱负。第三，《野火集》对现实触感的明利，说理的雄辩，举例的贴切，充分表现了不寻常的审思明辨的智慧。第四，文章写作的手法不落一般议论文字之窠臼，遣词用字，痛快而干净，以及作者咄咄逼人的道德勇气，都协助它充实的内容，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共鸣。

《野火集》能吸引偌多读者，不是人为的导演，乃是现实的渴望。有“干柴”然后“烈火”能燎原。这一场火，使枯枝野草化为“腐殖质”，将使土壤肥沃。《野火集》的序尾附言．曰：“没有时报编辑的发掘与坚持，《野火集》不可能存在；容我对《中国时报》的‘报格’表示尊敬。金恒炜尤其是‘野火’的支柱。”读《野火集》，我们也不能忘怀在不美满的人间，那些秉承崇高理想，在不同领域里，为社会的进步呕心沥血的少数人。而《野火集》能为社会所容许，并且得到赞赏，心血便没有白费。如果能唤起大众的自觉，我们的社会将有飞跃的进步。只要我们能够朝向更人性、更人道、更坦诚、更民主自由的方向不断进步，我们才能相信，历史发展的主线必跟随着我们的脚步。而犀利的，独立自主的社会批评能够自由传播，是一切可喜的进步中最可贵的一步。

（丙寅岁阑寒夜灯下）

胡美丽

龙应台与我从小一起长大。她逃学的时候，我也背着书包一块儿离家出走。街上逛着无聊，就去偷看电影。两个女生背着书包，不容易混在人群中假装是别人的小孩携带入场，只好去爬戏院的后墙。裙子都扯破了，土头土脸地翻身落地，却让守候着的售票员一手拎一个人，扔出门外：两个十岁大的女孩。

读台南女中的时候，她就是个思想型的人。学校的功课不怎么在意，老是在前十名左右，却很用心地看罗素、尼采的哲学书；半懂不懂地看。放学之后，我把头发卷起来，换上花哨的裙子偷偷去和男生约会，她却只用她纯净的眼睛望着我问：“你跟那些男生谈些什么呢？”我认为她是嫉妒男孩子喜欢我。

《野火集》的个性大概在高中就看得出来。龙应台特别瞧不起一位地理老师——他不但口齿不清、思绪紊乱，而且上课时专门重复自己的私生活故事。上地理课时，我们一般人就乐得打瞌睡、传纸条；下了课跟老师也毕恭毕敬。龙应台却嫉恶如仇似的，一见到这位老师就把头偏开，别说鞠躬招呼了连正眼也不瞧他。后来基隆有个学生用斧头砍死了一个老师；女中这位地理老师私下问龙应台：

“你是不是也想用斧头砍我？”

龙应台的回答：

“你有这么坏吗？”

※ ※ ※

一九七○年，我们又一起进了成功大学外文系。脱离了修道院式的女校环境，龙应台似乎渐渐受了胡美丽的影响：她也开始交男朋友了。成大的女生本来就少，龙应台长相并不吓人，跟其他女孩子比起来，又是一副有点“深度”的样子，所以追求她的人很多。可是我常笑她保守，仍旧迷信“男朋友就是将来要结婚的人”这回事。她当然没有跟当年的男朋友结婚；到现在，她还会问：是谁灌输给我们的观念，女孩子交往要“单

一”？差点害死我！

我想我比她聪明。

※ ※ ※

二十三岁，她一去美国就开始教书——在大学里教正规的美国大学生如何以英文写作，如何作缜密的思考。对一个外国人来说，这是莫大的挑战。

“美国人心胸的开阔令我惊讶，”她来信说，“他们并不考虑我是一个讲中文的外国人，却让我在大学里教他们的子弟‘国文’，认为我有这个能力。你想台湾会让一个外国人教大一国文而不觉得别扭吗？”

三十岁那年她取得了英文系的博士学位，同时在纽约教书；教美国小说、现代戏剧。她的来信仍旧很殷勤，带点日记的味道：

到学校很近，但是要跃过一条小溪，穿过一片树林。所以我经常是一条牛仔裤、一双脏球鞋的模样在教课。秋天了，今早的小溪满是斑斑点点的枫叶。昨夜大概下了一点雨，水稍涨一点，就把我平常踏脚的石头淹住了。我折了一束柳枝当桥过。森林里的落叶踩起来哗啦哗啦的一路跟着我响，横倒在草堆里潮湿的席木都盖上了黄色的枫叶。

我坐下来，陷入干叶堆里。满山遍野遍地都是秋天燃烧的色彩。唉！三十岁真好！可以对天对地对世界，不说一句话。我不想赞美也不想道歉，不觉得骄傲也不心虚；整个森林也无话可说……

很想念台湾，但是不晓得是不是能应付那边的人情世故？

不管能不能应付，她回来了。回来一年之后，就开始兴风作浪。写文学批评，得罪不少作家还有作家的朋友；写社会批评，得罪了大学校长与政府官员。可是得罪不得罪，龙应台的作品像一颗大石头丢进水塘里，激起相当的震荡。《龙应台评小说》出书一个月之后，就连印了四版；《野火集》的文章经常在中学、大学的布告栏中张贴。

一把野火

龙应台，该者对“野火”专栏的反应你满意吗？

我收到的来信的确很多。从《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在去年十一月刊出以来，我几乎还是平均一天收一封信的样子。来信中百分之九十五表示支持、有百分之五却采取一种自衡的态度，把我对台湾的批评看作攻击。我说台湾脏乱，他就说：怎么样？外国月亮圆是不是？！我说我们的教育要改革，他就说：怎么，外国就没有问题是不是？！

这一类人非常感情用事，没有自剖自省的勇气与理性，常使我觉得沮丧。所幸这是少数。我们的年轻人却很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很有希望。

你是不是真的有“外国的月亮圆”的倾向呢？有人批评你说，你拿台湾和欧美比较，台湾当然显得落后；可是如果和印度或东南亚一些国家比，台湾其实可爱得很，你说呢？

我讨厌这种自慰心理。当然有些国家和地区比台湾好，有许多比台湾差；但是为什么要跟差的比？我也不在乎哪国的月亮圆。别人确实比我们干净，别人确实尊重古迹，别人确实珍惜自然生态——我就不能不说，因为我们要警惕、要学习。至于因为说了别人好，而被指为“不爱台湾”或“崇洋”等等，那也无所谓。

你能够分析为什么你的文章吸引人吗？

也不见得吸引人；很多人是不爱看的。在内容上，许多人受“野火”吸引，因为觉得它“敢说话”。但是这个理由令我觉得悲哀。在一个真正基于民意的民主社会里，“敢说话”应该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因为人人都有权利“敢说话”，人人都“敢说话”。我以“敢说话”而受到赞美，对这个社会其实是个讽刺。

至于写作技巧上，“野火”之所以有人读，可能与我“求真”的原则有关。

我尽量不用辞句美丽而意义空洞的语言，譬如什么“人生灿烂的花朵”或什么“青春的滋味”之类。我也不用成语；熟烂的成语在读者脑中会自然滑过，不留任何印象。可以用白话表达的，我就不用文言古句——所以我的文章和大部分中文系训练出来的作品风格上差异很大；也不尽然是我不用，基本上，中文系的人大概识字也比我多！

我不喜欢模糊或抽象的字眼。甚至在说最抽象的观念时，也希望用最具体的生活经验与语言来表达。

是不是做到了当然不见得。这也不是唯一的写作方式。批评的材料会不会写完？怕不怕重复？读者会不会对你厌倦。

当我开始重复自己的时候，读者当然会厌倦，那就表示我应该停笔。说些不痛不痒的话，不如不写。

你对台湾的言论自由尺度满意吗？

开玩笑吧？！任何有良知、有远见的知识分子都不应该对现有尺度觉得“满意”，除非他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或诚实的勇气。

那么《野火集》又能怎么样？

也不见得能怎么样。不过，你注意到我通常避免讨论事件本身的枝节，而着重在观念的探讨。譬如省农会对养猪户片面解约的事，我所关注的不是农林厅应如何解决问题，而是老百姓对政府的观念。“野火”的每一篇大致都在设法传播一种开放、自由、容忍，与理性的对事态度。能有多大效果呢？写作的人也不问成果吧？！做了再说。

你并不在意别人说你很“擅于推销自己”？

我若有心推销自己，大概就不会推辞掉那么多人要求我演讲、座谈、上电视、访问了。不过你说的不错，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我认为《龙应台评小说》是本重要的好书，我说它重要、说它好。并不因为它刚巧是我自己写的就特意去谦逊掩饰。我觉得特意的谦逊，目的在迎合传统、迎合大众的期望；我对迎合没有兴趣。如果因为我不愿意作假，而说我擅于“推销”或“狂妄”，也悉听尊便。

我的人生里没有那么多时间与精力去揣测别人对我的看法与评价；该做的事太多了。譬如什么？

譬如在夜里听雨，譬如和喜欢的人牵着手散步，譬如听一支不俗气的歌，譬如到田埂上看水牛吃草……

发觉龙应台是个女的，大家都吃一惊。在行文之中．你会不会有意掩藏你的性别？

女人！女人！

把我当作男性，固然是因为“龙应台”的名字非常男性化，主要却因为我的文章是属于理性、知性的。我们的社会把男女定型，认为男的刚、女的柔、“女”作家就非写风花雪月、眼泪爱情不可。就让我的文章风格作为一种反证吧！你说它是对这种男女定型传统观念的挑战也未尝不可。要讲“软”的作品，无名氏的爱情小说不“软”吗？怎么不称他为“女”作家呢？

“软”作品并不等于“坏”作品，但是不能以性别来区分；我们有得是多愁善感的男人或坚强理智的女人，都没什么不对。至于认为只有男人写得出思考缜密、笔锋锐利的文章来，那是愚蠢无知的偏见。

不过，男女问题好像是你胡美丽的领域——怎么问我呢？我对女权不女权的没有什么兴趣！台湾的妇女好像蛮平等的嘛！我有个男同事就常说：你看，贾母不是拿大权的吗？婆婆的地位不尊贵吗？中国根本就是个母系社会。

放屁！

别激动呀！

说这种话的男人简直缺乏大脑。他不想想看贾母的权是熬过多少年、多少阶层的痛苦而来的？在没有变成虎姑婆之前，哪个女人不是从女儿、媳妇、妻子、母亲一步步过来？掌权之前她过什么样的生活？更何况，掌权之后的婆婆也倒过来磨媳妇，使另一个女人受苦。用这个例子来证明中国传统男女平等简直是幼稚。

听说你也常收读者来信？

是啊！女性来信大多表示喜欢。年轻的男人有时候会写“胡美丽我爱你”——很诚恳的。年龄大一点的男人就写侮辱性质的很难听的字眼骂我。

不难过吗？

一点也不。这些人骂我，代表保守的阻力；如果没有这样的阻力，胡美丽的文章也就没什么稀奇了。

可是当女性来信支持我的观念，我就很快乐；表示台湾逐渐地在形成一个新女性的自觉；很慢很慢，但是比没有好。

喂，到底是谁在访问谁？龙应台，你别喧宾夺主。谈谈你的异国婚姻吧？！

那是我的私生活，不想公开。

你为什么嫁给一个外国人？

你为什么听交响乐？那是“外国”音乐。

你对中国男人没有兴趣吗？

胡博士，结了婚的女人还谈对男人的兴趣吗？你是不是缺乏一点道德观？

迂腐！迂腐！迂腐2

结婚并不是卖身、卖灵魂。受异性吸引的本能不会在你．发了誓、签了约之后就消减了。结了婚的女人当然有权利同时喜欢丈夫以外的男人，只不过，为了保护她当初的选择，她或许不愿意让那份“喜欢”发展到足以危害到她婚姻的程度。但是她尽可以与丈夫以外的男人作朋友，甚至作谈心的知交。他们可以坐在咖啡屋里聊天，可以去看场电影；总而言之，可以很自然而亲近地交往。

我不能想象一对年轻男女结婚签约之后就说：从此，我只有你，你只有我。与异性的来往一刀两断，以后的一辈子，不再有异性感情的存在。

这种囚禁式的关系不是很可怕吗？

听说许许多多的女性杂志及电视台都找过你，想作访问，你都坚持不肯“曝光”，为什么？

我不像你呀，至少还出了一本书，有一点成果。我写了那么零星几篇短文，算得了什么。我觉得我根本还没有出来“曝光”的分量。

更重要的原因是，胡美丽还有些“爆炸性”的题目要写——譬如性；写出来大概骂我的人会更多一点。现在就出来演讲座谈的，等于自找麻烦。我希望在不受打扰的情况下写作。

你喜欢“胡美丽”这个名字吗？

喜欢极了，因为它俗气；人有俗气的权利。“胡美丽”也是“不美丽”的意思，代表我。

还是谈龙应台好不好？

挂铜铃的老鼠

《龙应台评小说》才上市一个月就印了四版，还上了金石堂的畅销书单。出版界的人士说批评的书卖得这样好非常难得。你的反应呢？

我写书评其实抱着一个很狂妄的野心：希望推动台湾的批评风气，开始一个锋利而不失公平、严肃却不失活泼的书评，而且希望突破文坛的小圈圈，把书评打入社会大众的观念里去。《龙应台评小说》有人买，使我发觉或许这个野心并不那么“狂妄”，或许台湾确实有足够的知性读者，了解书评的重要。

我很快乐，知道自己在为台湾文学做一件很重要的事—虽然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起步。

不要得意太早！一本书能起多大作用？

没关系！有起步就好。我一个人的努力，就像一滴水之于大海，太渺小。可是这样一本书传递了几个重要的讯息：它告诉出版商，只要写得好，批评也是有市场的，那么出版商就比较愿意出批评的书。它告诉有能力写评论的作者：批评是可以有读者的，使作者愿意写大家都认为吃力不讨好的评论。它更告诉读者：文学批评并不一定枯燥可厌。

我迫切地、迫切地希望多一点人来加入我的工作：写严格精确的小说批评、诗评、戏剧评，甚至于乐评、画评。中国人的客气与虚假不能带到

艺术创作里来。

你的批评很受文坛的敬重，可是也有不少人说。龙应台这么敢直言，因为她是女的——大家对女性还是“宽容”一点。或说，因为她不会在台湾生根，人事关系就比较不重要。或说，因为她不认识文坛中人，所以没有人情负担。更有人说，她有博士学位可恃，当然理直气壮。你认为呢？

第一点不能成立。我写了颇长一段时间，大家都以为我是男的；没有什么“宽容”可言。

说我不认识人、不久居台湾，所以能畅所欲言，这是对我个性的不了解。如果我是回来定居的，我一样会写批评。认识了马森之后（而且很喜欢这个人），我评了他的《孤绝》，照样“六亲不认”。马森这个作家也很有气度；他刚巧也同意我对他作的批评，在新版的《孤绝》里就作了一些更改。

会因为我的专业批评而恨我的人，我不会作为朋友；胸襟开阔的人可以作为朋友，也就不会被我得罪。道理很单纯。

至于说我有博士学位可恃——对呀！作文学批评，我所“恃”的就是我背后十年的学术训练，不恃这个，我就只有肤浅的直觉与不负责任的感觉可言，怎么能写批评呢？博士学位没什么可耻。

总而言之，用各种情况来解释“为什么别人能写批评而我不能”，我觉得，是一个软弱的借口。支持一个艺术家的，往往就是一个独立不移的个性，对人情世故过分屈服，就不会有真正的艺术。

你很自负！

一点也不！柏杨在好几年前就写过一篇文章呼吁书评的重要。他说了一个故事：几只小老鼠会讨论如何对付一只凶猫；最好的办法是在猫脖子上挂个铜铃，那么猫一来铜铃就叮当作响，小鼠儿就可以躲起来。

主意是好极了。却行不通——谁去往猫脖子上挂铜铃？！

我只是个自告奋勇去挂铜铃的老鼠——这有什么了不起？更何况，我不是井底之蛙，以为天只有这么大。严格的文学批评在欧美根本是理所当然的稀松常事。我做的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没有自负的理由。

因为你受的是西方的学术训练；如果有人说你是以西方的文学理论模式套在中国的作品上。同意这种说法吗？

完全不同意。

首先，以我的英文博士学位而断定我的批评模式必然是西方的，这犯了逻辑上的错误。任何对我作品的论断必须以我写的白纸黑字为凭，不能以我外在的头衔或背景下理所当然的结论。

至于我是不是以西方观点来评论中国文学，或者更精确地说，以西方理论模式“套”在中国作品上究竟有没有意义——这个问题不那么简单。

我认为，用西方的某些理论来注释中国古典文学，譬如用心理分析中的象征来读李商隐的诗，确实可以偶尔另辟蹊径，但总是末流，不重要。如果以它来“评价”古典作品，那就毫无意义，因为文学批评的标准离不开文化传统的架构。东西文化差异太大，以西方理论来判定中国古典作品的优劣就好像用金发碧眼三围的标准来要求宋朝的美女一样不合理。

可是现代作品就不同了。当代的中国台湾作家——看看白先勇、张系国或马森，甚至于所谓“乡土”的王祯和、黄春明或陈映真；哪一个没听过什么叙事观点或意识流，谁不熟悉所谓“存在的意义”或“现代人的孤绝感”？

难道你在说，现代的中国台湾没有自己独特的文化？

不是。譬如张系国的《游子魂》系列处理的就是中国台湾人特有的难题，还有其他作家的作品。我的意思是说，现代的中国台湾作家与西方的知识分子有一个共通的“语言”，他们所认知的世界不再是一个与外界绝缘的世界。中国台湾作家所用的写作技巧——譬如象征，譬如内心的独白等（想想王文兴的《背海的人》）——也为西方作家所用。而西方作家所关切的主题——海明威的个人尊严或卡夫卡的孤绝感等等——也为中国台湾作家所感。

所以我只批评中国台湾的现代小说。在这种多面的、开放的、交流式的文化环境中，我认为我所作的不应该称作以“西方”理论来评定“中国台湾”作品；应该是，以“现代”理论来审视台湾“观代”作品。重点不在东西之异，而在现代之“同”。前者不可行，因为东西之间缺乏“共识”；后者可行，因为东西之间有一个共通的语言，那就是属于现代的写作技巧与主题。

那么你现在所用的理论够用吗？

就我短程的目标来说，够用。短程的目标就是先把真正凶猛的批评风气打出来，一部一部作品来琢磨针砭。希望更多的人来写批评。但是就长程目标来说，当然不够。台湾必须树立起独具一格的批评理论，用来容纳东西共同语言之外独属中国的情愫。也就是说，中国终究要发展出一套自己的批评体系来。这，恐怕要许多人十年不断的共同的努力。

你会出第二本批评吗？

不知道。

一方面，责任感的督促使我觉得必须一篇一篇写下去。另一方面，我觉得很疲倦。一篇书评要消耗我很多的时间，很大的精力，实在辛苦极了。有一次一位编辑对我说：“你要多写一点，因为大部分的作家都有工作，没时间写书评！”我哑然失笑。他忘了我也有“工作”；写作只是我的副业，我的正业是教书、带学生、作学术研究……

报酬也很低，不是吗？

对。稿费低不说。台湾有各形各色的小说奖、戏剧奖、诗奖，甚至于文艺理论奖，就是没有批评奖！我现在写批评除了一点责任感的驱使之外，几乎没有什么推力要我继续。我很希望有两件事发生：第一是有人设置一个批评奖，用很重的奖金来鼓励批评的兴起。其二是有人给我一笔学术经费（grant），与我定个契约，专门让我写书评。我可以用这个钱来买书，找资料，用助手等等。

要有这种实际的力量来支持我（或者其他有能力，有心献身批评的人），这件事情才真正做得起来。靠一点个人的“责任感”，太不可靠了。

胡美丽与龙应台

在公开场合，你为什么从来不承认你和我胡美丽是至交好友，是知心的伴侣？

我并不完全喜欢你。你有女人的虚荣心：喜欢美丽的衣裙，喜欢男人，喜欢男人的爱慕。你的文章完全以女性的观点为出发点，而且语言泼辣大胆，带点骄横。我写文章的时候，并不自觉是“女性”，而是一个没有性别、只有头脑的纯粹的“人”在分析事情。

笑话！我才看不惯你那个道德家、大教授的派头。难道写《野火集》的人就不会有优柔寡断的一面？多愁善感的一面？柔情似水的一面？愚蠢幼稚的一面？你不肯承认我，恐怕是我太真了，太了解你的内在，你在隐藏自己吧？！

或许。随你怎么说。

原载一九八五年九月《新书月刊》

龙应台

出国十年后，在纽约辞了职，卖了家当回台湾，朋友惊讶地问：真的回去？为什么？

我知道为什么。不是为了爱台湾爱人民，也不为什么服务乡梓，造福社会；一个文学教授有多大能耐我没有把握，热情的高调唱来也不好意思。回台湾，只是很温情主义地想念夏日里恍惚飘漾的茉莉花香。

为了采集印象，我们决定绕个大圈子回家：以台北做最后一站。从纽约出发，德国，是第一站。

巴伐利亚

在西德，我是常客了。每一回从美国飞来——不管是从平野辽阔的中西部或十里红尘的纽约市——一离开法兰克福机场，进入郊区。就冲动地想说：哎，德国怎么这么漂亮？！

在美德之间每年来来去去，每一回都有这种感觉，却又说不上来为什么。这一次，我用心看着，突然有了领会。

美国的壮阔得天独厚，自然景观从沙漠峡谷到鳄鱼丛林，变化无穷，不是小小的西德所能比。但德国的美不在它粗犷原始的大自然——千年的耕耘垦植，哪有“原始”的余地！德国的美表现在人们日常生活的环境里。

野生红艳的罂粟花沿着公路密密地长着，高挺挺地在风里摇曳。从车里往外望。大地是一片绿色的绒毯，一波一波温柔地起伏。深绿的松树林衬着青翠的麦田，壮硕的妇女骑着脚踏车打田埂过，车后载着竹篮。山坡凹处就有个村落。先入眼帘的当然是教堂的尖塔。村屋红瓦的屋顶、白漆的墙，三三两两围绕着教堂。走近点，看见家家户户明亮干净的玻璃窗，窗内挂着雪白的纱帘，窗台上一盆盆火红耀眼的海棠花在绿丛中怒放。走走看看，家家都是清亮透明的玻璃窗，窗窗都有热闹鲜艳的海棠花。

巴伐利亚的村落美得宁静，美得谐调。红顶的住家和山坡上的松林相映衬，像一幅画里不可少的两抹颜色。文明和大自然和谐地构成一个整体。

美国的村镇一般就缺少这份谐调的美感。一片绵延的田野上会猛然冒出一栋孤立的住宅，车行数里，又有一家。即使在密集的镇里，住屋也各形各状，教堂三三两两的，格调不一。一体古色古香的老石屋旁，也许是座张牙舞爪的现代派建筑。美国的历史背景似乎也反映在它村镇的面貌中；这些村镇，就橡一群不同背景的人偶尔凑在一起，各造各的房子，各选各的家。结果呢？房屋街道虽然划分整齐，因为色彩、格调的各自为政，看起来就像一堆小孩玩过的积木，不经心洒了一地。

相反的，德国人受一两千年共同历史文化的熏陶，在教堂尖塔、红瓦白墙和绕城的绿野中就现出一个整体的气质来。为了维持那份谐调的美感，德国政府对建筑有非常严格的限制。古屋不能随意拆除或改建，建筑的格调必须事先经过审核，在一个千年历史风格古典的村落里，譬如说，就不太能出现一栋光怪陆离的现代作品，以免破坏谐调。也因此，尽管经济、科技的发达，德国仍旧有许多城镇保留着中古世纪的风貌；石板路狭窄曲折，城墙上青藤蔓爬，绿苔斑斑，古意可爱。

谁也买不到莱茵河

这个国家环境的美好当然不是偶然的事。工业和都市的发展对纯朴的自然造成很大的威胁。为了保护环境，防止都市无限的蔓延扩张，德国人宁可牺牲一些个人自由。在住宅区外的绿野山林，即使属私人所有，地主也没有建宅的权利。相对的，在美国的限制就小得多。郁郁森林中买块地，谁都可以建造住屋。

也许哈得逊河与莱茵河是个很好的代表。哈河波澜壮阔，气魄超俗，沿河却没有几段供人漫步赏河的小径。河滨主要是横七竖八的铁轨和黑漆漆的工厂。幽美的河岸不是没有，却多变成私人的住宅别墅。偶尔被一条幽深小径所吸引，踏青两分钟，林荫深处赫然已是侯门大院，“不许私闯”的牌后面是隐隐约约的水光山色。

莱茵河灵秀妩媚，沿岸工厂极少。据说从前铁轨也是沿河而建，但为了筑一条滨河的人行道，政府花了大笔资金将铁轨往外移上一大段，好让人无碍地欣赏河光水影。在这里，私人住宅也不能垄断山水，两岸的小径花木扶疏，绵延几百里，任何人都能来到水边，张袖捞一把莱茵河上的清风，探望河里洁白的天鹅，河边每一寸土、每一片砖，都属于渴望自然的大众。

哪一个方式好呢？旅美的德国人批评美国人自私自利，不注重公众的福利。留德的美国人却抱怨德国的方式不尊重个人权益。一个朋友说：“有钱为的什么？就为了要买得起河边一块土地、一片森林，就是要凡夫俗子的大众不能进去，有钱才有意义。以德国那种限制，钱再多也没有意思！”

因为我也是凡夫俗子中的一份，我不能不偏爱德国的环境。现代文明所制造的污染和紧张，使青翠的大自然成为仅有的安慰。在德国，我可以随兴踏进深邃的松林里，呼吸原始的气息；行到金黄色的麦田边，坐在青苔满布的石块上，可以望尽风动的草原，感觉混沌的自然与蒙垢的我毕竟仍是息息相通的一体。在我寻求野气的时候，我不愿看见“不许擅入”的木牌将山光占为己有，更不愿有铁丝网挡住我沾满泥草的行脚。

台湾仍旧山明水秀吗？

意大利

出了德国南境，我们开进奥地利。奥国的边境守卫永远是最和善可亲的；与世无争的国家，谁来都欢迎。

车子在阿尔卑斯山中蜿蜒而行，顺着淙淙的泉水。出了奥国，进入意大利。

意国北角其实是德语区，一次大战前仍属奥地利，战后却被“送”给意大利，种下祸根。这些奥人不与意人认同，激进分子更采取暴力行动与意政府作对。许多男人胸前系着蓝布褂，外人看起来，还以为满街都是屠夫菜贩，其实那块蓝布是抗议的标志。

我们的车子被一队全副武装、神情凶狠紧张的警察拦了下来，检查护照。华德告诉我：“他们在搜恐怖分子。”

坐在啤酒店里，胖嘟嘟，系着围裙的女房东正在擦酒杯。

“你喜欢意大利人吗？”我问她。

她嗤之以鼻，用乡音很重的德语说：“谁喜欢他们？意大利人都是贼，又脏，住到哪，垃圾就到哪，乱七八糟……谁跟他们一流？！”

在加油站碰到一个德国学生，正要到希腊去。

“为什么不在意大利留几天呢？”

他摇摇头：“没意思！到处都脏乱，我看了浑身不舒服。他们在公共场所讲话又大声，吵死了。到处都是脏、乱、噪音，受不了——”

是德国人对意大利的偏见吧？！我想，意国也属高度开发国家，怎么会“脏乱”呢？

离开冷泉淙淙的山区，进入真正意大利区了，交通突然拥挤起来，华德专心开车，我专心看窗外的景致，细细和德国比较——怎么愈看愈觉得像回到了台湾，意大利怎么倒跟台湾的景观相似呢？

德国和奥国的公路上难得见到一株干枯的死树。他们有所谓“树医”，专门照顾生了病的树，死木破坏美感，所以大概一发觉就拔除了。进入意大利，马上注意到夹道的绿荫丛中一两株枯黄僵硬的树尸，大概站在路边也很久了，灰蒙蒙的。

然后注意到垃圾：夹道的树下不是青翠的芳草，而是肮脏的塑胶袋、废纸、压扁的空罐头，在风里从路这头吹到那头。走近乡镇，发觉小河小塘里没有雪白的天鹅，只有积垢的死水，蚊蚋丛生。随便踏进路边的餐馆，嗡嗡的苍蝇爬在桌子上。挥走了又来。

乡镇的景观也缺乏谐调美。绿油油的一顷农田中突出一栋冒烟的工厂，过了工厂也许有几排住家，住家旁又可能是嘈杂的商店市场。房屋的格调也参差不齐；一栋青藤蔓布的古屋旁站着一片四方块、涂着水泥、军营似的丑陋楼房，接着一座太空舱似的现代艺术。如果说美国有些乡镇风貌像散置的积木块，那么意大利今日的村落就橡不留神打翻了的棋盘，一地的乱七八糟。

很明显的，意国的建屋限制和分区（Zoning Law）大概不太严格，使都市肆无忌惮地往郊区延伸，且是没有计划地延伸，结果呢？放眼看去，看不见整片青翠连绵的旷野，也不见谐调美好的村落，只见张牙舞爪的都市建筑把田野割碎，一片很碍眼的杂乱——我突然发觉意大利和台湾貌似的原因了。

意国的一些著名古城——罗马、佛罗伦斯，或是出了罗密欧与朱莉叶的Verona，都保存得非常完美，水城威尼新的灵秀更令人心仪；为什么现代所建的环境却如此杂乱粗俗、如此缺乏美感和气质？悠久的文化对现代的意大利人没有潜移默化的效用吗？

大家来跳舞

地中海的水平静而温暖，我们在沙滩上扎营。夜空里，星星一个个低垂下来，我们到街上走走，看意大利人晚上做些什么！

很多人家都有葡萄架，月光里坐着人，葡萄架阴影里也坐着人，隔着篱笆和邻人说话，笑声像风铃似的在窄窄的巷子里高高低低。巷子暗暗的，家家户户的灯火却照亮一点生活片断：正在洗碟子的母亲，哭得惊天动地的小儿，跷着腿看报的男人，钩毛衣的老妇人。每一家门都是关的，好像隔邻的朋友随时会闯进来串门儿；借盐巴。

这个热络的气氛在干净的德国却是没有的。公婆的房子——也就是华德长大的家，前前后后、上上下下，总计有三十个门，三十个门都是关的；随手关门是每个人的习惯。门关了，保障了个人隐私。朋友要闯进来串门儿、借盐巴，可也就不那么容易。

到了一个鼓乐沸腾的广场，挤满了人。拉风琴的小伙子热烈地奏着轻快的舞曲，一对对男女——漂亮的、肥的、丑的——在水泥地上凑着节拍就跳起舞来。一个秃了顶的矮老头索性跳到桌子上，夸张地扭起腰来，惹来一阵疯狂的掌声。舞曲突然一变，成为优雅的探戈，却也没难倒这些意大利人，就跳起探戈来。

我无限惊异地看着这群乐陶陶的人：这些都是小镇的村民，也许是卖菜的小贩、切肉的屠夫、做面包的师傅、清垃圾的工人——他们怎么这么会创造生活的情趣？

我想到台湾的村民；在一个有月亮的晚上，他们在做什么？也在瓜篷下话桑麻，在谷场上婆娑起舞吗？

希腊

带着朝圣的心情来到这个充满荒山石砾的古国。世上有多少民族像古希腊人那样，一方面一派天真地创造出奇如天马行空的神话，一方面又深沉睿智地写下无可奈何的悲剧？

到雅典、奥林匹克、斯巴达缅怀膜拜之余，最想看的还是二十世纪的希腊。和中国一样，它有光荣的过去；和中国一样，它也有历史的包袱。跋涉万里，我想知道：现代的希腊脏吗？乱吗？人民有气质吗？文化精致吗？

从德国、奥国，南下到意大利、希腊，经济上，愈南，国民所得愈低，愈南，也愈脏。希腊的垃圾比意大利又多了一层。每一棵橄榄树下都有野餐后抛弃的空罐、纸袋；海滩上到处是露营的人前一夜留下来的污秽；咬了一半的西瓜招来一头一脑的苍蝇，每丛树后大概都有几团排泄的污秽和揉皱的卫生纸，在火辣的太阳里蒸腾。

但希腊的脏也许可以辩白：这些垃圾是每年成千上万的旅客所留下来的，不算是希腊人本身的错。一般希腊乡镇倒还算干净。

手编的羊毛地毯及毛毯是特产之一。美丽的色彩织成协调的图案，凹凸不平的结，可以想见葡萄架下劳动的双手。现代的希腊人显然尚未放弃传统的乡土艺术，尚未急功近利地去拥抱塑胶和尼龙的世界。

店主微笑地走近来，只请我进去看看，却不饶舌推销。转身离去时，他也许有点失望，却很文雅地说：“没关系，多看几家也好，喜欢再回头。”我想起意大利的小贩，不但漫天开价，而且咄咄逼人，相形之下，这些低姿态的希腊人显得那么可爱温厚。我一口气买了五条。

希腊的贩夫走卒，我发觉，也有不俗的气质。泥灰造的房子也许简陋，前庭攀爬的绿萌红花，在风里摇曳，却平添几分逸趣。海边的空地，或许没钱盖观光饭店，铺上一层鹅卵石，搁上几张旧桌椅，却也成为喝酒赏月的好地方。

在Agamemnon的古城边有个简单的营地，种满了柠檬树。营主人留着两撇俾斯麦式的胡子，没受过什么高等教育，也不会任何外国语，却能背上几段荷马的《奥德赛》。我们“手谈”投机，同桌喝了几杯酒，他就就着月光和柠檬丝丝的清香，敲着桌子大声唱起歌来。唱了一个晚上。

在一条荒野路上，一个古稀老头骑头灰驴子摇摇晃晃而来，看见我们，骨碌溜下驴背，过来搭讪，比手划脚的，还带股刺鼻的酒味。华德被逼着读过九年的古希腊文，现在正派上用场。大概老头要我们到他的橄榄园里去吃晚饭。我们不能赴约，他倒也不在意，摇摇摆摆又跨上驴子，一转身却听“碰”的一声，驴子把老头摔个四脚朝天，一头的灰。赶忙扶他起来．他也不在意；醉态可掬的，亲了亲灰驴的大眼睛，又摇摇晃晃挣扎上去，对我们挥挥手，蹄声嘀帝哒哒，消失在野路尽头。

裸泳的人

看过希腊的山水，才恍然大悟它为什么有那样的神话：也只有这么神秘、这么粗犷原始的山水，才孕育得出那么出神入化的想象。烟雾蒙蒙的山从广邈的海面陡然升起，不见山的面貌。山却更显得深不可侧。嶙峋的山峰切向海面，形成无数个幽隐的岩岸，岩岸中的水特别清澈，成为裸泳的天堂。

在鹅卵石上铺着睡袋，傍着海水和满天摇摇欲坠的星子而眠。清晨醒来，已经有三三两两的人在海里浮沉。光着身子涉进水里，成群结队，花花绿绿的鱼也赤裸地在水里游荡。四周只有天、水、鱼与长着青苔的岸石。水，温柔而清凉。

几个没穿衣服的人坐在石头上聊聊天，都是来自雅典的年轻医生；既是知识分子，我就问个知识分子的问题：“希腊沦落过那么多次，又受土耳其统治四百年，文化和种族都变了很多——你们还自认是苏格拉底的后代吗？”

李奥是精神科医生，有一头漂亮的黑发，他说：“希腊政府和一些老学究当然坚持我们是苏格拉底直接下的蛋——”他抽了口烟。

“可是谁在乎呢？古希腊的成就是古希腊人的光荣，我们若不是他们的子孙，当然沾不了光；说我们是他们的后代，又怎么样呢？我们凭什么拿祖宗的成就来沾沾自喜？现代的希腊人若要骄傲，就必须靠他自己的努力，以他自己现在的成就而骄傲；硬攀着祖宗的光荣未免太没出息——老实说，我真不在乎我是谁的后代……”

安格拉是妇科医生，笑起来很有苏菲亚罗兰的韵味。她转过来问我：

“你们中国人呢？”

中国人吗？我不能说，我离家太久了，正要回去看看。

原载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九日《美国世界日报》

是的，《野火集》出版成书了。

去年十一月，匆匆写下《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投给毫无渊源的中国时报；原是不经心掷出的一点星星之火，却烧出燎原的《野火集》来。

燎原，因为往往文章一出现——譬如《生了梅毒的母亲》、《幼稚园大学》、《不会‘闹事’的一代》——就有大学生拿到布告栏上去张贴，就有读者剪下个三两份寄给远方的朋友，嘱咐朋友寄给朋友；中学者师复印几十份作为公民课的讨论教材，社区团体复印几百份四处散发，我的邮箱里一把一把读者来信……短短的一年中，这个专栏确实像一缕一缕野火向四方奔窜燃烧起来。

可是，《野火集》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这只是一个社会批评，一个不戴面具，不裹糖衣的社会批评。一般作者比较小心地守着中国的人生哲学：“得饶人处且饶人”、“退一步海阔天空”、“温良恭俭让”等等，写出来的批评就比较客气缓和，或者点到为止。谈教育缺失之前，最好先说“三十年来台湾教育突飞猛晋”。指责行政错误之前，先要婉转地说，“三十年来，安和乐利，国泰民安，领导英明……”。行文中间不能忘记强调自己爱乡爱人爱民的坚定立场，强调自己虽然批评，却不是恶意攻讦，“别有用心”；最后，还要解释“良药苦口”，请大家“包涵包涵”。

这就是一个四平八稳、温柔敦厚的批评，不伤和气，不损自尊，不招怨恨。《野火集》却很苦很猛，因为我不喜欢糖衣，更不耐烦戴着面具看事情、谈问题。习惯甜食的人觉得《野火集》难以下咽；对糖衣厌烦的人却觉得它重重的苦味清新振奋。

赞美“野火”的人说它“过瘾”——不怕得罪人，“敢讲话”。我没有三头六臂，得罪了人照样要付出代价；写了《野火集》的代价大概是：这一辈子不会有人请我“学而优则仕”出来作官了，可是古人不是说“无欲则刚”吗？既然没有作官的欲，这个代价或许也无所谓吧！至于“敢讲话”三个字，与其说是对我的赞美，不如说是对我们这个社会的讽刺与指责——在一个自称民主开放的社会里，为什么“敢讲话”是一个特殊的美德？它不是人人都有的权利吗？

对一个健康人，你拧拧他的手臂、掐掐他的腿，他不会起什么激烈的反应。相反的，一个皮肤有病的——不管是蜜蜂叮咬的红肿，病菌感染的毒瘤，或刀割的淌血的伤口——只要用手指轻轻一触就可能引起他全身的痉挛。台湾如果是个真正开放的社会，什么问题都可以面对，任何事情都可以讨论，人人都可以据理争辩，那么《野火集》再怎么“勇敢”也只是众多火炬之一，不会引起特别的瞩目。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有特别多的禁

忌——碰不得的敏感肿块，“野火”才显得突出。

而《野火集》究竟又碰了什么碰不得的敏感事呢？有些小学用经费去建伟人铜像，却没有钱修建厕所，使孩子整日憋尿；我说，厕所比伟人铜像重要；这是敏感问题吗？政府若失信于民，我说，人民要有勇气兴讼，“对立”也是民主的权利。这个观众“危险”吗？如果我们不把台湾真正当家，继续抱着临时落脚的心态，我说，那么环境与教育这种百年大计的问题就永远不会做好，这个说法是禁忌吗？

许多人用“拍案叫好”这个辞来描述读《野火集》的感觉。可是我承受着相当的压力，冒着所谓“出毛病”的风险，难道只是为了给读者在吃烧饼油条之余一点情绪上的快感？快感过了之后呢？鼓掌的人是否会进一步思索比发泄情绪更重要的问题本体：我们这个号称自由开放的社会为什么有一身敏感发红的肿块？这样一个社会是不是个健康的社会？那些红肿是怎么造成的？如果那些敏感带永远不许碰，又是否有医治的可能？

不，我写“野火”，不是为了哗众取宠；群众的“宠”盲目而肤浅，我不稀罕。我所寄望投诉的，是个拒绝受“哗”之众，是个有深省与批判能力的众。人，和乌龟一样，背着巨大的壳。乌龟的壳是身体上的限制，人的壳，却是他观念上的框框。乌龟不以背上的负担为苦，人，也往往对自己的受限视若不见。但人毕竟不是乌龟，他是个能思考的动物，一旦对那个束缚的壳发生怀疑，就有突破创新的智慧与能力。如果说《野火集》

对这个社会有所要求，大概就在要求重新审视背上那个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的观念的壳。不敢置疑、不懂得置疑是一种心灵的残障；用任何方式——不管是政治手段或教育方式，不管是有意或无心——去禁止置疑、阻碍思考，就是制造心灵的残障。《野火集》所逼问的是一个冷酷的问题：我们，是不是一个残障的民族？

写“野火”有沮丧的时候，当某些人说要扑灭野火，当一些报纸宣称要“围剿”龙应台，当有人每天来一张明信片，上面固定的三行字：“你是卖国叛徒！中华文化万岁！中华民国万岁！”当小团体试图在我头上加上各式各样的“帽子”……沮丧之后，又不禁莞尔：难道执笔之初竟然不知道这是必然的反弹？哪一个社会是在没有阻力与摩擦的情况下往前行进的？不也正因为台湾还有这样不容异己的守旧势力，“野火”才有写的必要？

写《野火集》更有快乐的时候。当大学生来信说他们如何在宿舍里争辩“野火”所引发的问题，当号称“保守”的警官学校或军队里的青年告诉我他们如何讨论“野火”所激起的观念，当扶轮社的成功生意人说他们如何把一篇篇文章散发出去，当一小时赚廿元的女工、自称“没什么学问”的家庭主妇、为人洗油烟机的水电工，来信说他如何开始观察这个社会、思索从来没想过的现象。尤其是，当退伍军人写着：对，我们要有

不同的声音……

唯一令我不知所措的，是当一个眼里既热情又迷惑的年轻人问：你指出了问题，但你没有给我答案；答案在哪里？

我怎么会有答案呢？即使有，我会给你吗？难道说，在我教你不要迷信权威，不要追随口号，不要人云亦云之后，你反而来接受我的答案？难道说，我要求你打破框框、抛弃英雄偶像的目的，是为了成为你新的英雄？如果我也给你一套既成的答案，如果我来取代你从前的偶像，我们岂不是又回到了原点？

答案，在你的自省与思索中。不在我这里。

过两天，街头书坊会出现这么一本书，黑色的底，红色的、火焰似的，董阳孜题的字：“野火”。它是知识分子的自说自话吗？是理想主义的自我陶醉吗？究竟，有没有用呢？只有你能告诉我。

不过，火既然点燃了，就劳你传递吧！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于台湾

附：没有时报编辑的发掘与坚持，《野火集》不可能存在；容我对《中国时报》的“报格”表示尊敬。金恒炜尤其是“野火”的支柱。

一九六五年，在一个满天星斗的夜晚，坐在一辆塞满破旧家具的卡车里，我们来到了海滨的茄萣乡。道路上有很多坑，从跌跌撞撞的车中望出去，右边是荒草丛生的坟场，左边是漾着水光的鱼塭。

只有这么长长的一条街，街上大概还没有路灯。晚上推着没有灯的脚踏车出门，感觉到头上一点暗暗的月光。车轮突然碰到一团软软的东西，挡在路中央，原来是头黑毛母猪，正在呼呼大睡。我牵着车子绕道而过。她当然累了，白天，母猪带着群小猪到处游荡，在阴沟里搅和一下，浑身脏泥地又晃进卫生所和派出所里去。

简陋的木头造的家就在大路边，睡在家里和躺在大马路上没有两样；街坊邻居的谈笑声、咒骂声就在耳边。黄昏时分，成群结队的少年家嚼着槟榔，足登日本木展，咔啦咔啦地踩过街头，往上茄萣去；那儿有乡里唯一的戏院，戏院中放着一排一排板凳，角落里散着刺鼻的尿味。周末的时候，常常有脱衣舞的插放。

台风一来，海水跟着倒灌，年年闹水灾。有一回在倾盆大雨中搭客运车从学校里回来，下车时，车门一开，习惯性地蹬脚下去，扑通一声，人却大半个泡在水里。板凳、竹篓、瓶瓶罐罐，都漂在街上。涉着及腰的水回家，丢了书包就赶到街去摸鱼。

茄萣人讲话声音特别大；是因为在广邈的沙滩上、在呼啸的海风中对话，需要扯着喉咙喊叫吧！乡人的台语有一种特殊的腔调，和中北部农村里的人非常不一样，听起来很刚硬朴直，三句两句间夹着“猴”的口头禅，好像是茄萣渔民的标记。当我说台语时，卖鸭子的妇人会笑得很开心：

“你的台语有一个腔，真好听呢！这个查某婴仔真有人缘。”然后一刀霍下，把血淋淋的鸭头斩下。

卖鸭子的妇人叫做“驼背嫂”，她的丈夫叫“阔嘴的”，长着很阔的一张嘴，像唐老鸭。一年到头我见他背着鱼篓，赤着脚，脚板又大又扁又黑，踩在地上，紧紧地扣着地面，两只脚板竟然像两只鞋子。“阔嘴”的兄弟叫“黑鼻仔”，鼻子上有块大黑斑，好像不小心滴了墨水似的。“黑鼻仔”喜欢卖弄成语，有一次，他生气地对“驼背嫂”说：“你不要‘指鸡骂狗’，你在说谁‘烂蕃薯充数’？”

“驼背嫂”的女儿书读得很好，但是小学毕业就被送到针织厂作女工去了。

“查某的，读册有什么落用！”她劝告我的母亲“现在让伊去打拼赚钱，廿岁出嫁时，金银首饰嫁妆都赚到了。查某的读册，再读也是别人的！”

“驼背嫂”隔壁的肥胖阿珠，有好几个女儿；每一个都在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卖到高雄的茶室里去。没几年，阿珠就起了楼房。

而我们，继续过着清贫的日子。学校的家庭调查表上总有“家庭经济”一栏，不晓得谁先想的，我们总是填上“小康”两字。可是家里破旧宿舍的墙壁总是斑驳脱落的，一块一块的水渍痕迹和落漆的秃处造成一幅蛮恐怖的画。下雨天，到处漏水；连卧室里都是一地的泥泞。每次填“小康”之前，大概总是开学注册的时候，也就是母亲到对街西药房那儿去借学费的时候。

有一年，一个警员拿了把执勤的枪射杀了他刚考上初中的十三岁女儿，然后用枪对准额头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才三十五岁。据说是因为四处借不到女儿的学费，一时想不开。

另外一个警员用摩托车载着刚考上高中的儿子到高雄去筹学费，在冈山的平交道撞上了火车，人倒过来让头插进松软稻田里。儿子的身体夹在铁轮里被拖得老远。

十五岁的我，觉得茄萣很陌生，可是还蛮好玩的。

※ ※ ※

当价值判断渐渐在我脑中成形，茄萣就不好玩了。

海滩上堆着每天两万人所排泄、制造的垃圾，堆成一座一座发着恶臭的小山。海风一吹，垃圾满天弥盖，擦过什么的卫生纸会“啪”一声贴在脸上。黝黑的孩子们在垃圾山之间追追打打，玩躲蒙蒙的游戏。

庙前的戏台演着歌仔戏，巨大的扩音器把作假的哭调放大到不能忍受的程度。过了午夜，“我的苦命儿哟”的哀嚎还笼罩着整个村镇。塞着耳朵深夜读书，我觉得自己活在一个吃人的世界里。这哪儿是文化呢？

台风年年来，海水倒灌年年来，咸死了椰子树，也把乡民抛到大海里的病死猪又漂上街来。浮浮肿肿的，眼睛陷进腐肉里，只剩一条缝。“死猫挂树头，死狗任水流”，防风林里木麻黄枝上，到处吊着尸身腐臭的猫。死狗和死猪三三两两地点缀着海滩，太阳一出来，尸肉开始蒸腾，惹来密密麻麻的苍蝇。清洁队员在街上掏阴沟，用一很长长的杓子把乌黑恶臭的淤泥挖上来，倒在沟的两边；说是台风过后，沟中必须喷消毒剂。可是从沟中掏上来的污秽却就曝置两旁，一天又一天地搁着，似乎谁也不在意。

“阔嘴”有一天突然失踪了，一天一夜没回来。驼背嫂到派出所去报案。第二天有人在沙滩上捡到一节人腿，连着被咬断的裤脚送到派出所来。

有一天，同学在上大学的哥哥也失踪了。听说是读了不该读的书，说了不该说的话。听说五个便衣警察半夜到他家里去搜查，把他捕鱼的老爸吓得哭了。

有一天，驼背嫂十六岁的女儿拿了一袋草虾到表叔开的冰冻厂里去冰冻。表叔把铁门一拴，就把她搂抱起来，她又撕又咬地一路逃出来，在我的窗外对驼背嫂哭诉。

利用课余时间看罗素、尼采、卡夫卡的我，每天清晨搭台南客运到学校上课。客运车驶过千疮百补的路面，经过湾里的南定桥，颠颠簸簸地在晨曦中行走。当时我当然不知道，南定桥下那一堆堆乱七八糟的垃圾，老是冒着臭烟的垃圾，就是在制造戴奥辛；也不知道，与我擦身而过的年轻女人几年后要产下无脑的婴儿。廿岁的我，只知道我不愿意带朋友到茄萣乡去，不希望朋友知道我住在那么一个肮脏、丑陋、落后、鄙俗的地方。

我头也不回的，离开了茄萣。

※ ※ ※

旅居异国的几年，很少想到那个对我不甚重要的茄萣。只有一次，在纽约的中文报纸上，读到一个警员判刑的新闻。这个警员以贪污受捕，虽然贪的只是很小的数目，好像是一两千块台币吧！司法当局为了“杀鸡儆猴”，将他判了死刑。

在遥远的、下雪的纽约，读报的我流下了眼泪，久久止不住的眼泪。我想起那个拿枪对着自己骨肉的警察，那个载着儿子奔驰借贷的警察，想起我所常见的那些破烂不堪的警察宿舍、宿舍中拥挤的、成群的幼小子女，还有那些子女所倚赖的一个驼了背的父亲与他卑微的所谓薪水……泪眼中，我为那个将受死刑的人伤心，人的命，再贱也不过如此吧？那一两干块钱，是为儿子缴学费的吗？决定他罪应至死的人自以为替天行道，

而事实上只是因为自己不曾受过贫贱的折磨，不知道“贫贱不能移”的艰难，而“杀鸡儆猴”也只是不敢直接杀猴的借口而已。我的眼泪里有愤愤的不平。

※ ※ ※

一九八六年，在踏过千山万水之后，我又回到了茄萣。

兴达港正闹着“绿牡蛎”的问题。可是海滩上没有了垃圾。滨海新建了一条笔直的大路，车辆很少；渔家用路面来晒鱼翅。戏台一座接着一座，正演得热闹。留着山羊胡子的老头穿着黑色的唐装，卷起裤角，坐在板凳上看戏。“阔嘴”，也该是这个年龄吧？光着头的国中生跨坐在脚踏车上，望着台上出神。

我站在路边，望着这些人出神。海水就在耳边刷刷响着，轻轻扑着沙滩。熟悉的夕阳正在同一个角度缓慢地沉落，余晖把戏台前的人都笼罩在一层淡淡的霞色里。

从前是一大片鱼塭的地方，现在新开了一条大路，路很干净，很有都市的气派；拐进一条巷子，却突然又回到了廿年前。一条臭沟上搭着一座又一座的厕所，所谓厕所，不过是一个坑，粪便就落在沟里，沟就在路边，路边就是人家的厨房。外销的鱼翅、鱼干，就铺在沟边让太阳晒。

转一个角，又是一座戏台。上好装的演员正在做最后一分钟的准备。绕到后台，蓦然看见一个满脸大红大紫的年轻女人坐在板凳上，背靠着戏台的柱子，正在给怀里的幼儿喂奶。

她长得很丰腴，穿着短裤，露出两条大腿晃呀晃的。涂得鲜红的嘴唇圆起来，正在哼着歌仔戏词，一副悠游自在、天塌下来也没关系的坦然。孩子有一张圆润的脸，长长的睫毛，满足地吸着奶，在女人的怀里轻轻晃着。前面锣鼓已开始响起来。

我定定地站在那里，泫然欲泣地看着她，看着她抱着婴儿，像看一幅永恒的图画；心里的虔敬比我站在罗浮宫“蒙娜丽莎的微笑”前的感受还来得深刻，来得真实。鄙俗吗？是的。肮脏吗？仍旧。落后丑陋吗？怎么可能呢？还有什么比这幕后戏台的母子更美丽、更深沉？茄萣乡的意义，不是由我这种过路人来赋予的。它的价值，它的尊严，就在它的鄙俗之中。在它的土地上耕耘、海水上挣扎生活的，是眼前这个母亲、这个婴

儿。为茄萣乡在意义的座标上定位的，是阔嘴、是驼背嫂，是满脸油粉喂奶的戏子母亲，是要在茄萣乡的土地上生生世世的这些人。

啊，这样的生命力！

苏黎世

圣诞节的前晚，大雪覆盖了大地，厚厚的一层白雪，像条温柔的毛毯，无声地覆盖。

黑夜里，雪片漫天漫地地翻滚下来。我突然听见歌声。打开门，赤脚站在结冰的阳台上张望：纷纷的大雪中站着四个人，手里捧着一点烛光，在安静的街上，唱歌。藉着雪光与烛光，看得出原来是几个五六十岁的人，胡子上沾满了雪花。

一首又一首。街边公寓里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不知何处的阳台上有人合唱起来。甜蜜的歌声里带着感恩、带着祈求，一条街充满着人间的祥和；烛光在雪地里闪着。

赤脚站在阳台上听歌，冰冷的雪花纷纷洒了一身。

※ ※ ※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会写出“野火”那样的作品来。我给过不同的答案，却从来不曾想过“野火”和我一度引以为耻的茄萣乡有任何关连。在陌生的苏黎世、在大雪中听歌的一刻，却突然又想起了不重要的茄萣：卖到茶室的儿女、海上失踪的阔嘴、被捕的大学生、自杀的警员、借贷的母亲……啊，促使我写“野火”的。难道不是像茄萣乡那样与我有过交集的鄙俗乡里？我对台湾的感情，难道不是来自那些我一直认为与我不同国度的人——阔嘴、黑鼻仔、驼背嫂——他们却其实早就默默地深深植根于我的民族意识之中？我所关切的人，难道不正是那个歌仔戏子怀里闭着眼吃奶的婴儿？

富而有礼的苏黎世人在赞美上天的恩宠、祈求世间和平时，茄萣乡的人还在为生活努力、为作人的基本尊严挣扎；什么时候，茄萣乡黝黑的渔民也和苏黎世人一样，温饱、自由、人权、尊严，都已是生活中理所当然的一部分。在月明的海滩上只需要发出幸福的、感恩的歌唱，为世上其他受苦的人类祈求？

一九八六年，台湾

两年前，我眼中的台湾是一个逆来顺受、忍辱吞声、苟且懦弱的台湾；“野火”的第一把火，《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是一声忍不住的怒吼与指责。两年后的台湾，却是一个相当不一样的社会。草根阶层发起环境自保运动，表示民众生气了。大学校园里发生冲突，表示学生生气了。反对人士组成新党，表示党外也终于忍耐不住了。《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这篇文章大概不可能在一九八六年出现，因为“生气”的中国

人已经很多。

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注重环保等等都是执政者面对“生气”的社会所作的因应措施。但如果政府的觉醒永远落在民众觉醒的后头，如果改革永远来在民众“生气”之后，这个政府是吃力又不讨好的，因为它一切的革新努力都显得被动、被迫、勉强。聪明的政府要走在人心思变的前头，主动地改造环境。

“集外集”收集了“野火”之后所写的社会批评，事实上是一个“野火的告别”。人既然已经在欧洲，我就不可能继续专注地审视台湾。不同的环境有不同的刺激，我写作的触须必然地要伸向新的草原。“集外集”同时是一个历史的见证。一九八六年的台湾社会发生了这么一个“野火现象”，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支持者为什么支持？反对者为什么反对？“集外集”，更是不作假的“小市民的心声”——平常不敢吐露的心声。一千多封来信中，有些信令我惊诧：所谓的市井小民对台湾的问题有那样透彻的了解，对时事有那样尖锐的批判。有些来信则令我难过，最令我难过的，无宁是那篇高三女生的“野火烧死台湾”。她的信中一字一句似乎都出自肺腑，而每一字每一句又都是僵硬的意识形态的灌输结果，像口号一样的喊出来。她的历史诠释、民族意识、是非判断，百分之百地配合官方政策需要。面对这样一个中国的下一代，一个完美的灌输案例，我

的心情特别、特别的沉重。

※ ※ ※

茄萣乡那个戏子怀里的婴儿，那个脸颊丰润、眼睛清澈的中国婴儿，有权利要求我们给他一真正开放自由的社会。

戴小华

那天，当我知道她应新加坡《联合报》系之邀，将于今年五月底出席第五届国际华文文艺营时，就拨了个长途电话给她。

电话那头传来的是她清脆又略显焦灼的嗓音：“看顾孩手的保姆刚离开，两个儿子，一个五岁，一个岁半，如果找不到帮手，我真担心去不成。”

想不到，这位勇敢又洒脱的女性，和一般女性相同照样有她放不下的一面。

时间：一九九一年六月一日

地点：新加坡

人物：龙应台、戴小华

龙应台终于顺利成行。这天，我俩结伴在新加坡的大街小巷闲逛。她对所见的一切都觉得新鲜、好奇，不时摸摸这儿，看看那儿。

眼前的她，一点都不像六年前曾在台湾“兴风作浪”的龙教授，而更像位天真快乐的少女。

她兴奋地说：“这是个内容非常丰富的社会，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种族、不同的语言，全汇聚在这块土地上。”

我想如果她来到马来西亚感受定会更加强烈。

时间：一九九一年六月三日晚上十时

人物：龙应台、戴小华、马来西亚中国报摄影记者

一袭轻便的套装裹住龙应台纤细瘦小的身躯，显得楚楚动人。唯一能将她流动在血液中那股叛逆不羁的性格泄露出来的是，她那头鬈曲蓬松不太受“控制”的长发。

虽有许多人仍怀念过往她所发射出的尖锐锋芒，然而，人到欧洲后，似乎让人觉得她已不再对这个混乱中充满生机的时代怀抱使命。

到底她已不再关切？还是另有所属？从以下的对话中，她会为我们道明因由。

戴：到了欧洲后，你的关切面似乎已不在台湾，是因为台湾的社会已合乎理想？还是你扩大了视野？

龙：这有几个原因：第一，当我在台湾时，脚踩在土地上，我跟那儿的人面临的是同样的命运，任何不合理的现象，我有权利批评。现在，我离开台湾，人在欧洲享受别人所建立起来的比较优美的环境，再去批评台湾的话，对那儿的人就不公平了。

第二，九十年代的台湾，跟八五年的台湾不同了。八五年的台湾是一个在蒸汽锅里，被锅盖盖着，沸腾了四十年，汽没处发的时代。整个社会需要代言人，我适时出现，就被当成文化英雄。现在锅盖已被掀开了！他们自己可以走上街头，不再需要文化英雄来代替他们说话。现在的台湾是一个比较成熟、比较自信的社会。

第三，近几年，欧洲发生了划时代的剧变，刚好我在，难免会从原本局限在对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社会的关切面，扩展到整个世界所发生的种种变化。

换句话说，台湾变了，我也变了。一个社会有时候需要的是大声疾呼的文化英雄，有时候需要的是一个冷静的声音。

作家自己也需要成长，我不能够因为留恋“野’火”时代的掌声而作茧自缚。读者的期望往往是一个圈套，作家自己要去突破自己的过去，不管那过去多么辉煌、美丽。

戴：这两年，你一直住在德国，请问东西德统一后，整个社会发生了什么变化？

龙：非常的复杂。现在的东德人，不是，应该称“德东人”。他们的心理非常不平衡，在围墙倒下前，心里追求的是自由，但在追求自由的时候，心里有一个附带的梦想，就是认为当自由获得时。也就会享受到和“德西人”一样的物质水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心理就不平衡了。

戴：那么德西人又是什么感觉？

龙：德西人一样不高兴，因为他们的损失已经够大了；七月一日为止开始加税，加了百分之七或八。德西人所以有今日的物质享受是他们四十年来努力的结果，现在却凭空让穷兄弟来分享，可是德东人还觉不够；所以，兄弟之间的情绪是不太和谐的。

戴：难道说统一后的德国反而不如以前？

龙：那也不是。

德国统一后，单看现状是问题丛生，人们怨声载道，德东人每两家就有一家失业，可是我个人仍觉得乐观，因为在那层很薄的怨声载道下，有非常浓厚的民族感情做基础。毕竟血浓于水。加上西德的经济实力非常雄厚，假以时日，这个国家定会变成一个真正统一的国家。

戴：有时是非正义并不这么容易就显示出来，由于资讯的被垄断，可能会影响正确的视觉角度。

龙：这是人的悲剧。纳粹的真面目，历史的真相，德国的知识分子在二次世界大战的前期也不知道。日本的知识分子也是到很晚才知道。

戴：不能有全面的资讯来源去判断真正的是非，这是我们寻找真相的最大问题。

龙：一个人的判断，是要靠所知道的真相，而真相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不会是全面的。你只有去设法扩大资讯的来源。人民很可能被执政者对资讯的垄断所蒙蔽，而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希望把这个蒙骗的层面揭开。这是长期要做的工作。

戴：如何训练一个人敏锐的观察力及独立思考的能力？

龙：这需要培养，而培养的方式最重要的就是教育，从小训练孩子用自己的眼光去了解事情，用自己的质疑方式来下结论。譬如过去给我们的作文题是：“台湾是大有为的政府”。，如果要训练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作文题应是：“什么的政府才是大有为的政府”。我们不应先给结论，而是训练孩子自己去寻找结论。

戴：如果学校并不鼓励这种独立思考能力的训练……

龙：就得多看教你思考方法的逻辑以及哲学的书，另外多读好的文学作品，可以对人生的了解多面化。此外，多接触各方面的资讯，才能做出对比；但如果资讯来源的管道都被控制了，就有困难。

戴：学院的训练，使你有缜密的思维，看好的文学作品，让你懂得剖析人性，但是和你一起受同样教育、看同样书的人，未必就有你这种凡事掀开锅盖一探究竟的性格，是否家庭的成长环境也对你有所影响？

龙：我倒从未仔细想过这样的问题……（陷入沉思）嗯……我想母亲确实影响了我。在表面上，看不出我跟母亲有何相同的地方，这是因为我们教育程度的不同，我也没有她的强悍，可能因为我生活比较好，不需要强悍就能生存。但在母亲那个时代，她就必须强悍才能撑住家庭，可是她又不能表现出她比丈夫能干。

她的痛苦在于很多事她能处理得比丈夫好，可是她不能表现，因为她是女人，为了这个，她一辈子受苦。

如果将表层面剥开，可能母亲的强悍及叛逆性影响了我，使我不愿意轻易接受现实的摆布。

戴：这又激发了我的另一个疑问，假设当初你用胡美丽或王阿香的名字发表社会评论，读者又知道你只是一个家庭主妇，你想，文章发表出来产生的效果会是一样吗？

龙：当初我的社会批评，不仅引起一般民众的共鸣，而且也受到知识界的肯定。如果像你讲的这种情形，我想一开始就会受排斥，所以，从《野火集》可以看出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这个社会所流露的心态是，只有男人可以写知性的文章，只有男人有见解，结果事实证明这种认定是一种成见。

戴：像你这类作家的出现，在扭转男女角色分化的刻板印象上，也起了一种教育的作用。

龙：但是，到现在为止，这种对男女性别刻板印象的偏差还存在。既然《野火集》的作者是女的，他们就想，这种女人一定声音极大，人极凶，极不可爱的半女人，总之，谈论多半是负面的。

而写这类文章的若是男性，他们就认为这个男人很有见解，成熟、有勇气……

戴：这次你差点因不能解决托儿问题而来不成新加坡就你认为政府及企业应在这方面尽什么样的责任来协助妇女参与社会事务？

龙：我觉得政府和社会的责任就是提供妇女有选择的机会。想工作的妇女，政府和企业有完善的托儿制度及设备。使妇女能在毫无后顾之忧的情形下工作；想留在家里专心育儿的妇女，也有不出外工作的自由，而社会不致于歧视她没有外出工作的能力。社会必须了解，持家育儿是一个价值很高的真正的“工作”。

戴：这次你的讲题是“作家的使命感”，就这点你有何观察？

龙：我想没有人有资格或权力告诉作家应该有这个那个使命感。不过，我觉得一个越不健康，越不正常，制度越不合理的社会，作家的使命感就越强；在一些已经开放自由的民主社会中，所有的轮子都运转得很顺畅，作家的使命感就不强烈。

戴：文学的理想是能把人从政治、种族、宗教种种的偏见与仇恨中提升出来，至少在文学的领域里，人是平等而相互尊重的；但是文学有时又不能避免与政治结合在一起，原因何在？

龙：文学和政治“结合”是与当时的文化社会背景脱不了节的。我就以东、西德为例：

柏林围墙倒下来之前的东德，是一个比较压抑的社会。没有新闻自由，没有代议政治，也就是说人们没有他自己的喉舌，人民只有投奔作家，找代言人。而作家的创作主题不容易脱离政治的现实，读者与作者间也似乎有种完美的默契。东德读者很擅长读作家作品中的言外之意。东德作家像是走钢索的艺人，他小心地在表演，然后在步步危机中寻求平衡。他需要很高的文字技巧，他不能因为文字跌下来而摔死。读者像是看着高空表演的知音，他们仰头寻找那个作家故意踏空一步，然后在最适切的时候，发出最大的赞叹和惊讶！

戴：现在柏林围墙倒了，作家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是否也变了？

龙：在一个开放自由的社会，人民已不需要代言人，他们已找到自己的声音。人们只有在他真正需要文学慰藉的时候才会去找寻文学，但这种时候并不多。

以西德为例：西德的作家多作品多，一个作品出来，好像一个小水滴掉进大海里，连声都没，更不要说泡沫。作家创作的主题逐渐走入内宇宙的世界，读者成了社会的少数人。

戴：最后我想请问：作家是否应具有使命感？

龙：当然使命感可以成为作家主要创作的泉源。《野火集》本身就是由使命感所点燃的。但是我站在文学评论者的立场，并不赞成将使命感做成一个唯一的文学艺术的衡量尺度。

我们让有使命的作家去拥抱人民，让没有使命感的作家去拥抱自己，各尽所能，各给所有，各取所需，文学社会自然而然会是一个蓬勃的文学社会。

我相信，一个困苦、压抑的社会对有使命感的作家反而是最好的环境，但是，追根究底，文学有一个最爱，它的名字叫做“自由”。

——原载马来西亚《中国报》

柏杨

三十年前，便有人呼吁：台湾需要严正的文学批评！而且也曾有人看上了我，要我写一点书评。我当时就誓死不从，盖中国人的自卑感奇重，什么都受得了，就是受不了批评，一旦被批评，立刻血海深仇。而且“人”和“事”也分不清楚，明明只批评他的创作，他却连自己也塞了进去。所以，我虽然也知道文学批评重要，却绝对不肯提笔上阵。老鼠虽然知道给猫脖子上挂铜铃重要，那可能救大家的命，但谁也不敢去挂。于是

书评的专集虽然出了很多，可是千篇一律全是马屁工。好容易熬到三十年后，一本严正的文学批评，终于问世，那就是龙应台女士写的《龙应台评小说》。她是第一位用文学的观点，来检查台湾小说创作的作家，坦率正直，毫无顾忌。结果，场景在我意料之中，一方面招来好评如风，一方面也招来破口大骂。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她曾指出无名氏先生的小说：“冗长罗嗦得令人疲倦！”“除了滥情外，一无所有。只是一个爱情公式加

上昏了头的呓语和咖啡屋里的故作深沉。”无名氏先生的反击可是森林式的，他发表在他老弟主编的“展望杂志”上，为自己盖世名著声嘶力竭地辩护后，还画龙点睛地攻击她性冷感。

然而，文学批评招来的反击，比起社会批评招来的反击，又轻得多。前者不过想象她性冷感，后者可是想要她的命，龙应台的《野火集》出版后，以《青年日报》，《台

湾日报》两家军方报纸为首的毒箭，密如雨下。王家元先生说了一句“二居心型”的磨刀霍霍开场白：“批评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批评者是怀着何种心态来从事批评。”这就有点不妙，因为杀手的“自由心证”就要出笼。李正寰先生还把台湾当作他被窝里的私产，警告龙应台女士，如果不满意，“为什么待在这里！”又认为杀江南不过小事一桩，他问龙应台女士：“你可知道美国有多少总统是被人暗杀的？”龙应台女士当然不

知道，因为她好像从没有干过这种勾当。余怀麟先生却直截了当地指龙应台是“假洋鬼子”“二毛子心理”，而且断言，如果龙应台到她的“祖国”去做“良民”：“我敢保证，连个屁也不敢放！”打手终究是打手，所以“屁”是他们的特质，在飞帽之余，粗野下流的举动，忍不住爆发。

以上的场景，呈献出的是一个古老的现象：攻击龙应台女士的人，很少讨论事实，而只一味地作情绪性的人身辱骂，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死不认错，第一：我根本没错。一旦被逼得紧啦，把证据挂到鼻子上，第二步的行动则是：老羞成怒。

不过，到底是时代不同，人心大变。我于本年（一九八六）上半年忽然被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禁止出国期间，有一天，龙应台女士拨电话给我，五分钟的电话，竟中断了四五次，她大惊问：“有没有录音？”然后叹息：“我到现在才知道他们的利害。”其实，不准出国以及搞搞电话，不过是小动作，我可是见过大世面，碰上过大动作的。所以龙应台女士应该开心才对，虽然被鲨鱼群咬得遍体鳞伤，但距大动作还有十万八千里。看

完一些老羞成怒的纪录片，我还是为龙应台女士祝福，无论如何，趁着这个没有大动作的黄金排档，再为你的同胞多写一点肺腑之言。这个将被鲨鱼群、马屁精、颟顸头葬送的地区，需要你跟其他几位有爱心的人，如孙观汉先生、马森先生、杨青矗先生一样，伸手拯救。

马森

我交朋友，全凭一个缘字。

跟应台的交往，也是起于一种缘分。

生于同一个时代，又有幸在某一个空间相遇，自然是一种缘。然而时地的缘具备了以后，如双方有一方觉得对方面目可憎，言谈无味，仍然无法成为朋友。有人说决定人间善感或恶感的是人体所含有的化学成分，另一说则是由于人体所发射的电波或磁力。我没有能力做这种科学性的分析，所依赖的不过是一种不由己的主观印象罢了。我常常第一眼就可以从对方的眼眸中直觉到是否是一个可能的朋友。如果对方射出的眼光是冷漠排拒的，就已经表示了他没有跟你接交的意愿。如果对方的眼光是讽讥嘲弄的，大概表示他把你看成了某一种形态的怪物，你又何必去自讨无趣呢？要是对方的眼光一接触到你的，就像有一袭帘幕似地刷地拉了下来，使你无法透视他眼光后面的心思，这表示

他不是对你具有戒心，就是城府极深，这样的征象不能不使你格外小心。如果对方的眼光在热切中含有阿谀的神采，则很可能他看中了你具有某种可资利用的价值。当你具有的这种价值消失的时候，他还愿意做你的朋友吗？就很难说了！

应台的眼光给我的感觉却是坦荡亲切的。她思维缜密，却不具城府；她词锋犀利，并不含恶意。她对朋友有弹有赞，正是一个诤友和挚友所应具备的条件。

记得我们初次见面是在“浓来”周浩正邀请的一次晚餐席上。那时候浩正还正在编《新书月刊》。他说最近有一位在《新书月刊》上撰写书评的作者十分了得，一定要介绍我们认识。并说那位作者已经写好了一篇评《夜游》的文章，预备下期发表，不过发表以前碍难给我事先过目。当然我并不曾提这种无理的要求，是他害怕我欠缺久候的耐心，故意这样说来堵我的嘴的。

那晚应台跟她的夫婿伯恩一同出席。在座的还有也是初次见面的席慕蓉。慕蓉也是那种慧而不黠，言谈爽直的性情中人，使人觉得一见如故。那晚在座的有作者、有编者、有专门挑眼的文评者，说起来颇有针锋相对之势，但事实上交谈却十分融洽、投机。

应台评《夜游》的文章发表以后，我觉得她读得十分仔细，评得很有章法，对文学的鉴赏力和洞察力均属上乘。她挑眼剔刺之处，常常发作者之未见，使作者获益匪浅。当然我们也有不尽同意之处，但那只是普通两个个人在观点或口味上应有的歧异，不足为怪。为了感谢她的批评，我特意约她在罗斯福路一家牛排馆便餐。那晚谈了些什么，已经不记得了。因为也有伊夫在座，大概多半谈了些美加两国的生活吧！

之后，她又写了一篇评《孤绝》的书评。先投给《中国时报·人间》，遭到退稿。以为《孤绝》是联经出版的，不能上时报的副刊，良有以也。后又寄给《联副》，同样遭到退稿。两报的副刊编辑都是我的朋友，没有理由因为原作者而退稿。应台书评的水准，有目共睹，当然也不是因为文评本身的问题。那么问题何在呢？原来台湾副刊的原则是不登书评的，深怕一旦破例，捧场、攻讦的文字潮涌而来，编者就难以应付了。这跟西方专刊书评的报纸副刊很为不同，可见我们素缺客观评论的习惯和训练，才会使编者如此戒惧，以致剥夺了报纸副刊读者读书评、文评的权利。

那篇评《孤绝》的书评，最后还是在《新书月刊》刊出的。

虽然应台的书评越来越受到读者的欢迎，但《新书月刊》停刊以后，立刻便发生了发表园地的问题；幸好主编《自立晚报》副刊的向阳只眼独具，贡献出副刊的篇幅，才使应台的书评得以继续与读者见面。《当代》杂志创刊以后，应台的书评遂移到《当代》发表。

应台的大部分小说评论。后来收在尔雅出版社出版的《龙应台评小说》一书中。当时出版的时候，据说尔雅出版社的主持人隐地只是喜爱应台的评论文章，还难预知出书以后是否可销。以后的畅销，是很出一般出版者的意料之外的。

我在艺术学院客座结束以前，有一次席幕蓉和刘海北约几个朋友到龙潭去夜游，那次也有应台。另外还有张晓风、爱亚、孙春华、林贵真和隐地。在龙潭公园的草地上，真正坐到深夜，看到好大的一盘月亮。第二天早上，隐地还露了一手“荷叶稀饭”。玉色的米，浸入了荷叶的颜色和清香，真正具有分仙气了。本来吃过了如此美味的早餐，就该知趣启程的，无奈大家都赖着不肯走，好歹又赖了席幕蓉一顿炒米粉的午餐。然而客人仍不肯起身，真是请客容易，逐客难！看看都快要把主人急哭了，众人才萌生了体谅主人的心情，起身就道。这时候席幕蓉终于松下一口气来，声言再也不请这群恶客进门。不幸她很健忘，过一段时间，忘了这次的教训，恐怕又要迎客上门了。不过她已搬离了龙潭，月下的赤足莲之夜，已不可再矣！

以后跟应台又见过几次面，有一次介绍她认识了主编时报“人间”的金恒炜，不意在他们两人间竟展开了一次声光俱备的合作——在“人间”推出了龙应台的《野火集》。

龙应台的这一把野火愈烧愈旺，社会上、人心中的一些污秽腐败的暗角，都成了野火焚烧清除的对象。经过一年多猛烈的烧掠，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心是否干净了一些呢？这个问题得需要历史的见证人来解答了。

龙应台以她学院的理性与逻辑训练，加上她热爱乡土的赤诚，再加上率直的个性、敢言的勇气、善言的技巧、无畏的气魄，才能够写得出这种声光并茂、振奋人心的文章。但是如没有一个有眼光、具魄力的编者在幕后支持，再好的文章也无法与读者见面的吧！

我于去年暑假再度来台的时候，应台已经在待产中，有些行动不便了。应台跟伯恩住在淡江大学的宿舍里，但在和平东路还租赁了一间房。我到台北后正无处可住，应台很慷慨地把那间空着的房子让给了我，还特意为我加装了冷气，实在令人感动。应台的弟弟龙医师就住在我的楼下，对我也有百般照顾，还分用了他的电话。在那段时间中，龙医师就成了大家的龙弟弟。好多朋友常常对我说：我请龙弟弟转告你。我也会对朋友说：如果我不在，有什么，就请告诉龙弟弟。

回到伦敦，在圆神出版社社长简志忠的一通长途电话中同时获知了两个好消息：一个是《野火集》结集出版后意外地也是意中地畅销，另一个是应台生了一个儿子。我立刻拜托志忠替我送两打最新鲜的玫瑰花给应台，以表达—个远方的朋友的祝贺之情。

今年春天，接到隐地的来信，他提议我们时常一同出游的一伙朋友合出一本选集，其中有席慕蓉、张晓风、爱亚、楚戈、蒋勋、隐地自己，当然也有龙应台。书名是《希望有一条船》，收有散文作家和诗人的小说和小说作家的诗。

今夏我又告别了对我来说越来越感到冷漠的英伦，回到了热切渴望着的台北。圆神的简志忠说好要来机场接我，但一下飞机赫然发现除了志忠外，还有同坐一条船的那七位朋友。真是使我喜出望外，令我感到似乎是台北通过他们热情的臂膀在欢迎我。

应台是我走出机场后最后看到的一位朋友。远远见她走过来，发现她又恢复了原来窈窕的身材，亲切热情如故。我说：“恭喜呀！去年是你的龙年，不但出了两本龙书，而且生了一个龙子！”

她笑得很开心。但是，她就要走了，伯恩接受了瑞士一家银行的聘约，不久他们全家都要迁居瑞士。那时候距离我的寄居之地倒是近了，但却远离了这两三年来她为之掬心绞脑的故土，在她的笑容中，使我感觉到一种凄怆的意味。

一九八六年七月廿三日于台北

马以工

去年的同学会是在狮头山开的，班上一位混得很不错的同学表示，他要请三桌素席。几部宾士、富豪名牌车浩浩荡荡地杀上了半山的一座禅寺，住持尼姑冷冷地看着这群施主，说着：“那么年轻的人，又没什么大事，吃什么素席！”那么轻易地，就推掉了近万元的收入。天气微暗时，我们被安排吃他们日常的素斋饭，简易的四莱一汤，老尼姑向每一桌交待，庙中没有养猪，碗中不要剩饭。我走到一桌前，正要坐下，老尼姑客气地对我说：“小姐，你们坐那几桌，这一桌是特别修行的，他们吃‘剩菜’的！”一会儿，坐下了几位刚念完经的太大们，看他们穿戴，经济状况应该是十分良好，他们在那桌坐下，甘之若饴地吃着别人的剩菜。

※ ※ ※

可能是为了避免过分刺激，龙应台替《烟幕》一书写的序文《弱国，你会说“不”吗？》六三禁烟节刊登在《中国时报》上时，弱国两个字被编辑拿掉了。《天下》杂志的殷允凡看过这篇文章后告诉我，这篇文章不太像龙应台过去的文章，后半部简直是像我在说话。

我把这段话告诉龙应台后，我们两人在电话中大笑起来，“殷允凡真是好眼力！”我们不约而同地这样说。那篇文章的后段；的确是我所提供一连串的数据，以及一大堆我的气愤，但也经由这篇文章，使我对龙应台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斗鱼

比起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日，龙应台开始在时报“人间”副刊上，写出了《野火集》的第一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一年半后的中国人，很多人真的生气了。特别是环境问题从核能电厂失火、牡蛎、文蛤被污水毒死，更成了人人生气的大题目。台中大里乡仁化村的老百姓，不甘长期忍受三晃农药厂排放出来的毒气，自组了“公害防治协会”。鹿港十万零六千人签名连署，拒绝杜邦化工设二氧化钛厂。到车诺比尔核

电厂发生熔炉意外，反对再兴建核四厂的声音升至最高。

当一种社会运动变得十分热门，或是竟然成为主流时，参与者的心态与组成分子就会变得十分复杂。

“搭便车”的人，在任何社会运动草创的初期，必是躲在幕后，成了气候之后他倒也摇身一变成了支持者。如果他本身专业知识丰足，谈环境问题只是想出出风头，倒也罢了。最怕的是似是而非地在讨论环境问题，或有些人纯粹以关心或爱心为出发点，却不愿意支持专家呼吁的保护方法，甚而错听了非专家的理论，造成爱之反而害之的恶果。这两类的人最容易被对立的利益团体丑化与攻击。

同时，由于环境问题变成了最容易引起共鸣，每一个人切身的问题时，环境问题很容易成为政治反对者，在他提出其他社会改革口号，过于空洞而引不起群众关注时，所剩下来最大的本钱。也有些人，以阶级仇恨的心理来看利益团体。当然也有不少人是真正的“受害者”，这几种人反对的力量可能最为猛烈，但他们反对的效果却不一定卓越，有时他们的反对，反而造成一种反效果。

在这样错综复杂的环境中，我们一些看法相同的朋友，觉得自己像斗鱼，也许是好斗成性使我们仍坚持立场，但是我相信，除了嫉恶如仇外，一定还有些什么，除了做斗鱼之外，一定应该还有一些更人本思想的目标。

龙年

我也尝试看在想，什么才是更高层次的奋斗目标呢？我把龙应台为《烟幕》所写的序文再拿出来看，前半部是一个六岁印度小孩拉吉夫的故事，一开始拉吉夫已经被永备

化工的氰酸毒气毒死，他身为洗槽工人的父亲，在泄气的当时，已先拉吉夫而亡。这样的故事与相同的感动，我曾在读《野火集》时感受到，特别是读到《不会“闹事”的一代》。这篇文章刊出时，我并不在台湾，几乎是同时，我也经历了这篇文章一开始，引述自《纽约客》上的一个故事。

我的故事则发生在旧金山，站在渔夫码头附近的戏院前，挣扎着该不该进去看那部叫《龙年》的电影，看看电影的海报，中国人的形象已经有改善，不再是福满州或陈查礼之类的妖怪，然而骨子中应该仍是一部辱华电影，脑中闪过的是昨天的电视新闻，此间华人抗议的画面，不看是敌忾同仇，看呢？回台湾后多一个吹牛话题，因为台湾势必是会被禁演的。最后我还是决定不看。

我很庆幸我的决定，而后我看到《不会“闹事”的一代》时，激动地流下了眼泪，有学生一次又一次花钱买票进场去抗议，在纽约抗议南非的种族歧视，一次又一次被观众嘘，被警察架出去，故事的结尾最为感人：

“观众的情绪还没有完全稳定下来，一个廿来岁，一脸胡子的小伙子在后排突然站了起来，说：“不不，我跟他们不是一道的；我跟你们一样买了票纯粹来看戏的。我只是想到，或许对于这样一个影响千万人一生的问题，我们应该有个坚定的道德立场，而不只是追求消遣而已。如果五十年前的人也像刚刚这几个人这样对被迫害的犹太人执著的话，我的祖父也许可以活到今天，不至于死在德国的煤气房里。”然后我就听到一个非常熟悉沙哑的声音突然响起：“他说的一点不错；你可别想叫我闭嘴！”我发觉我六十四岁的老母亲站了起来；她全身在颤抖。”

虽然龙应台在后面的文字中，表示她自己可能会基于自由自主的原则而反对这些学生强迫向别人推销自己的理想，但她肯定可以做出这样行为的人，至少先具备了关心此界，有价值判断及充分的道德勇气。不然他们大可拿这买票的五块钱去溜冰或吃掉。

现在想来这一番文字用来形容龙应台也是颇为恰当，她关心世界，有价值判断及充分的道德勇气，否则她一定是吃撑了，她何不挟着她现有的优越条件，和和稀泥在纽约安享荣华富贵。

一九八四

我也曾经问过她写这些文章的动机，她并没有正面的回答，只是说，有些事现在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但只要一些不合理的现象存在一天，这些东西可能会在一夜之间变得声势浩大。

如果做一个简单的抽样调查，知识分子的心中最大的恐惧，很可能都是不愿意生活在如欧威尔所描写的《一九八四》的生活中，龙应台写下了《欧威尔的台湾？》期盼一个健康的民主制度，希望有理性及面对事实的勇气。这是《野火集》中唯一一篇没有刊登过的文章，显然现实与她所期盼的理想之间，还是有距离，这个距离本质上即是一种危机。

生态学上一个故事，正可以来说明这种危机：

假设布袋莲生长的速度是每天一倍，而有一座池塘会在三十天内长满。那么在第什五天时，布袋莲还只占了整个池塘的三十二分之一，对很多人来说，可以根本不觉得池塘中生长着布袋莲，即使到了第二十九天，还有半池塘的水面，只是再过一天，就完全没有水面，全是布袋莲了。

极权的势力只要存在一天，就如同那株小小的布袋莲，无声无息地在那里滋长，如果没有人一再地提醒，或者把这种恶势力铲除，它就会像布袋莲那样突然之间，不声不响满布着整个池塘。

救赎

龙应台回台湾后没多久，我们就在一个饭桌上碰面，她正好坐在我的旁边，瘦瘦地，也不大说话。没有几个月，就看到她以胡美丽为笔名所写的文章，金恒炜说我可能是台北最后一个知道胡美丽就是龙应台的人。接着《野火集》在“人间”副刊开始连载，第一篇的题目叫做《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文章从一个反对消费者保护运动的立法委员，在电视中说：“你把检验不合格的厂商都揭露了，叫这些生意人怎么吃饭？”令

龙应台觉得恶心开始。

看到了摊贩占据骑楼，半夜的喧哗吵闹、垃圾往淡水河中倒，道路上车辆争先恐后，塞成一团，瘦小的龙博士真的生气了，她还大声地问别人，为什么不一起来生气，大家一起争取比较好的生活环境。

这把野火烧得的确声势浩大，据说《中国时报》刊出《野火集》的当天，报纸的零售可以增加数万份，学生把文章剪下来张贴，也有人影印了分送给大家。去年十二月《野火集》出版就卖了十四版，到现在，发行总数已超过十万本了。龙应台受到的支持是空前的，然而她所受到的压力却也相当巨大。

其实她是我看过最婉约的一位反对者，她之所以能引起广大的共鸣，除了她文字平铺直述，条理分明外，她关心的题材是非常非常生活层面的，与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我想更重要的是，她文章的里面，包藏了一颗救赎的心，也只有这种“真”心，才能感动所有的人。

如果没有关心，她大可以高高在上地继续当她的博士、教授，她有美好的家庭，与她一般聪明杰出的丈夫，可爱活泼的儿子，高收入而安定的工作，她为什么要来趟这趟浑水，遭受这么多恶毒的漫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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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想起在禅寺中吃着剩菜的老太太们，她们曾经令我感动，而她们的救赎行为却是消极的，她们可能并不贪恋尘世的荣华富贵，却无补于尘世的苦难。

庆幸的是每个时代，总有些傻子，关心世界，有判断的能力，且有批判的道德勇气，不愿安享荣华富贵，却愿以自己做代价，谋求全体人类更多的幸福快乐。不论你同不同意这些人的价值观，他们都值得我们最高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