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原文

I am truly delighted that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my attempt to write a broad synthesis of Chinese history across the last four hundred years, is being published in Chinese translation in Taiwan. It was to Taiwan that I first came in autumn 1963, to study some of the Chinese sources on the K'anghsi reign for my Yale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onTs'ao Yin. In those days, the Ch'ing archives were being held under careful watch in the hills of Wu-feng, not far from T'ai-chung; the Ch'ing archives held on mainland China were at that time totally in accessible to me, due to the turmoils of China during the aftermath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d the preambles to the equally catastrophic"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Looking over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again today, I am rather surprised that I was rash enough to attempt such a task. Rereading the text also reminds me of how difficult it must have been to create the two most prominent previous English-language surveys undertaken by John King Fairbank in the 1960s and by Immanuel Hsu in the 1970s. I would like to acknowledge how much I learned from those two works, just as those authors had learned from earlier Chinese scholarly surveys by Hsiao I-shan, Ch'ien Mu, and many others. In seeking to incorporate new historical materials that had appeared since those various scholars wrote, I perhaps inevitably had to cut back on certain important aspects of the Chinese experience, especially in the fields of diplomatic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this allowed me to include more of the newer interpretations of Chinese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that have been appearing over the last few decades. At the same time, I have tried to include at least some of the exciting new materials on the nature and ideology of the Ch'ing state in its Manchu dimensions, and of the Manchus' own visions of a multilingual "greater Chinese" central Asian empire.

Today's readers will of course notice right away that Taiwan does not get as much coverage in my book as it doubtless deserves. The reason is that when I was writing I was largely echoing what I understood to be the major preoccupations of policy makers in Peking, Nanking, and Chungking, rather than tracking all the details of Taiwan's various alternative trajectories of development. But I hope that I have managed to give at least a sense of the astonishing strides made in Taiwan, both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during the 1980s and 1990s. That story starkly underlines the fact that similar changes, especially in the area of meaningful democratic structures, have still eluded the Chines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It is my conviction that Westerners have no specific right to insist that East Asian nations （or any other nations elsewhere） should follow Western political models. Yet having said that, the fact that Taiwan has crossed the bridge to new levels of individual and group freedom, and allows its people to enjoy them in the dawning year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must be seen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overall Chinese story.

It is my hope that readers in Taiwan and elsewhere will not find this attempt to understand recent Chinese history, made by an Englishman liv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too superficial. It was written from the heart, not just in the dusty study, and is intended to reflect my deep fascination with the many undercurrents that have to flow together, in order to make possible a comprehensible narrative of China's immense struggles across the long span of the last four hundred years.

Jonathan D.Spence

Sterli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Yale University

March 31,2001

中文版序

《追寻现代中国》是我试图纵观中国过去四百年历史的著作，对于中译本能在台湾出版，个人深表欣喜。我是在一九六三年秋天初次造访台湾，为了我在耶鲁大学撰写有关曹寅生平的博士论文查阅中文史料。那时，清史档案还存放在雾峰的山上；而中国大陆的“大跃进”余波荡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山雨欲来，所以我无从接触大陆方面搜罗的清史档案。

如今回头重新浏览《追寻现代中国》，我很惊讶自己竟会贸然尝试如此艰钜的工作。重读此书也提醒了我，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六○年代、徐中约（Immanuel Hsu）在七○年代能以英文写出两部中国历史的巨著，想必是举步维艰。我受教于这两本著作之处甚多，一如这两位作者曾受益于萧一山、钱穆和其他几位先辈中国学者。为了把这些学者之后新出炉的历史素材设法纳入，我不得不割舍中国人经验中的某些重要面向，尤其是在外交史和智识史的领域；这使我有余裕收入过去几十年来对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史所做的新诠释。同时，我还试着至少放进一些令人雀跃的新素材，这些材料或从满人的角度来理解清朝政权的特质与意识形态，以及满人自己对于一个多元语系之“大中华”亚洲中心帝国的看法。

今日的读者当然一眼就会注意到，台湾无疑值得一书，但拙着并未将之含括在内。原因是我写作时大多是在回应我所了解的北京、南京、重庆决策者心中羁绊的要务，而不是钜细靡遗地追索台湾迥然不同的发展轨迹。不过我还是希望，我起码已赋予台湾在八○、九○年代发展经济与实施民主制度方面惊人成就应有的意义。台湾的故事凸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人依然在规避类似台湾所做的变革，尤其是别具意义的民主制度变革。我深信，西方人无权要求东亚国家（或者其他地区的国家）应该追随西方的政治模式。话虽如此，台湾跨越隔阂，在个人与集体自由达致新的境界，在二十一世纪曙光乍现之时，台湾人民得享自由，这个事实必须被视为是所有中国人故事中的一个重要章节。

我期盼台湾以及其他地区的读者，不会觉得由我这位卜居在美的英国人为理解中国近代史所做的尝试太过于肤浅。这是一部发自内心深处、而非仅是在故纸堆里写成的书。种种伏流势必汇而聚之，以对中国在过去漫漫四百年来所做的巨大奋斗有个可掌握的叙述，而本书也反映了我对这个过程的着迷。

耶鲁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史景迁

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第一版序

几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自外于动荡与悲剧。仿佛在人心深处残酷劣根性和施暴的能力永无魇足之日，是故没有任何社会能达致完美的静谧。然而，在每一个国度，人又往往表现出对美的爱好、对知识探究的炽热之情、儒雅、丰美的感性，对正义的渴望，凡此皆照见幽暗，让世界充满光华。人须常宵旰勉行，以认识这个世界，以期免受此世摧残，更有效率地去构筑这个世界，以使子孙得免于饥饿、恐惧所苦。

中国历史的丰饶与陌生与其他国家无异，而中国在与其他国家竞逐稀有资源、进行贸易往来、扩展知识之时，其命运也与其他国家休戚相关。长久以来，西方人莫不对中国感到茫然，纵然物换星移，时值今日，中、西之间仍因语言、习惯与态度的隔阂而产生嫌隙龃龉。现今，中国人口逾十亿，所承受的内在压力我们仅能揣度；中国政治的剧烈摆荡，中国文化氛围的跌宕起伏。中国经济的蹒跚踉跄，在笑脸迎人的背后总是潜滋暗藏对外来影响力的敌意，以上诸多因素往往让我们如坠五里云雾，而不察中国的真实本质。

了解中国并无终南捷径，一如并无方便之门去认识其他异质的文化，甚至了解我们自身。但中国的故事总是令人心往神驰，且足堪我们借鉴，据此，这样的企图总是值得去尝试。本书用意在于，欲认识今日的中国就必须了解其过去；然就某种意义而言，我们应将追索的时间纵轴回溯至何时仍值得深究。中国历史渊远流长；也没有一个社会能像中国般纵贯历史近四千年而活力依旧绵延不绝，并且不惮其烦地记录下所作所为的每个细节。因此，我们可以从任一切入点钻进这个历史记录之中，找到种种事件、典范人物，和文化氛围，并以萦绕脑海、挥之不去的方式与现今呼应。

我的叙事起自一六○○年，因为我认为唯有从这个时间点启始，才能认清中国当前问题的缘由，以及中国人该凭恃何种知识、经济、情感来解决这些问题。藉由把这一故事命名为《追寻现代中国》，我个人衷心盼望能够彰显以下几点旨趣。

一，不管是统治者或是臧否统治者的中国批判者，他们在漫漫的历史长河里各自依循不同的取径，试图建构行之有效的方针来强化边境的防务，理顺官僚机制的运行，免于外人干预而善用自身的天然禀赋，焠炼必要而严谨的知识工具用以权衡政治行动的效率和道德性。

二，尽管不必然步上西方强权或日本的发展“轨迹”，中国总是以强而有力的方式去适应它、扭转它，即使是在适应与扭转的过程中仍奋力维系若干恒定的价值观。在此，我所剖析的泰半历史，无不充塞为了追求进步向展开的瓦解与巩固、革命与演化、征服与运动的交叠循环。

三，本书叙述的是寻寻觅觅的过程，而非寻索的结果。我能理解，一个“现代的”（modern）国家既是融汇一体，又能兼容并蓄，既有明确的自我认同，也能以平等的地位竞逐新市场、新技术、新观念。倘若我们能以这种开放的胸襟来使用“现代”这个概念，我们应不难察觉这个概念的涵意是随着人类生活的开展而时时刻刻处在递嬗之中，因此不能就此把“现代”的底蕴归隶于我们所处的当代世界，而将过去托付给“传统”（traditional），把未来寄望于“后现代”（postmodern）。我个人倾向认为，到了公元一六○○年，已存在具上述意义的现代国家。然而在这段时间里，中国都算不上是现代国家，在二十世纪末亦然。

四，我把“追寻”现代中国看成正在进展的行动，我希望以此为焦点可以厘清中国当前的状况，可以从历史得到启示。中共政府当然能理有所据地声称手中握有革命的印信。但中共政府的官僚机制依旧是一个庞然大物，其领导人仍以超绝真理之名坚持其权力，约制人民在各个生活领域中的远大抱负。这亦与十七世纪晚明、清初的国家面貌并无二致。在与外界的关系方面，中国同样有权宣称她在开创自己的路。然而试图援引外国先进技术解决自身的迫切问题，但又希图避免人民受到腐化流风的濡染，这仍是十九世纪一再俯瞰眺望的探险之域。在单一政治体之内统治十亿公民无疑是史无前例。然在十八世纪时期，中国的人口压力即已告尖锐化；人口成长对土地、经济、治理民间社会所形成的压力自那时就可看得很清楚。

当然，还可以从其他不同的侧面来呈现过去。藉以禁锢女性低落社会、经济地位的风俗习惯，用来灌输子女世代分际与责任概念以形成某种行为模式的教育方法，家庭作为一种组织单位所散发出的力量，地方社群里若干人士得以撷取权力、甚至滥用权力的能力，一六○○年之后的中国皆可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上述社会、文化等面向。在艺术与文学领域上的美学志趣和语言创新，行政结构、流程的钜细靡遗，均曾深刻改变了中国的容颜，且至今犹存。

藉着以十六世纪末作为叙述的起点，也可达致另一个目标。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寻常百姓在恶劣、甚至濒临绝望的环境中，自己掌握命运，投身对抗国家力量的次数有多么频繁。我们可以认识到，一六四四年，复于一九一一年，再于一九四九年，对现况绝望，以及缅怀夙昔的情怀和怀抱未来希望的赤忱是如何彼此融汇，又是如何粉碎既存的秩序，开启了一条通往新时代的不确定道路。倚仗有关中国过去奋斗的历史知识，我们便能更深切体会中国内部面对彼此扞格的力量，以及中国最终能否在这现代世界中索求一席之地的机会。

第二版序

《追寻现代中国》第一版完稿之时，适值中国政府如火如荼展开镇压八九年六月的天安门民主运动。事后观之，这些事件在我心里正凸显了中国人在对抗国家所发出的声音，而变革的契机似乎是如此渺茫。过了九年，我完成了第二版，此时中国与世界的局势又大不相同。应为八九年暴力镇压负最大责任的邓小平已于一九九七年初殁故；邓小平的马前卒、持强硬路线的总理李鹏，也于一九九八年初卸下总理职位。苏联瓦解成十几个宪政共和国，由几个东欧国家所形成的苏联附庸国亦各自步上不同的发展途径。八九年最杰出的学生领袖现已出狱，流亡美国，一如为七八年民主经验代言的魏京生。

中国政府藉着否认了这两场运动的重要性，而与这两场运动的幽灵相安共处。更何况，整个国家把全副心力放在国内经济成长和参与国际金融所萌生的挑战、回绩和混沌不明。这些重要的变革让人权人士──不管是在国内、流亡在外或外国人──难以持续经营中共领导阶层拒采代议政治并骚扰异议分子等重要议题。随着香港于一九九七年夏天安然回归中国，台湾已经更引人注目：中国的对港政策成为吁衡未来经济整合模式的砝码。

在这九年间，我们对于中国过去的知识也大为增加。中国境内丰富的考古发现，扭转了我们对于早期中国社会以及早期统治理论的见解。而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无数领域中，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亦深刻改变了我们昔日的所思所知。

我为了把这些新发现纳入第二版，不得不必须修正许多旧看法，引进新的观点。有关清朝部分，举其大者有：十八世纪清朝皇帝把自己变为亚洲中心统治者的途径；自十八世纪末以降，秘密会社在不同阶段挑战国家时所扮演的主导角色；清代女性读写能力与受教育的特质，这样的特质可用来形塑女性在当时奴从政治的图像；中国民族主义自晚清发展以来的各种类型，以及新形态的印刷媒介对于宣扬中国民族主义的影响。

对于中华民国这个阶段（一九一二至一九四九年），也必须重新思考论题的剪裁：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者，尤其是他们与无政府主义（anarchism）、唯意志论（voluntarism）思想的关联性；与毛泽东意见相左的共产主义积极分子，他们的人生进程与求生存的策略：中国城市商业、社会生活的特质，以及在诠释、彰显现代性时，城市所展现的转变模式；毛泽东透过操纵历史评价和高压手段，以塑造其英雄形象；一九三七年对日抗战爆发前后，共产党员与国民党民族主义分子的地下斗争。

至于一九四九年以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部分，我们可以注意：最近解密档案所披露有关一九四九年在莫斯科和一九五○年韩战爆发时毛泽东与史达林两人的关系；可以被视为是逐步引向一九五七年大跃进运动之不可抗拒的内在因素；开启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的（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心理动机；邓小平领导下经济弹性政策的渐进发展；共产党政府所公布的农业政策与农民本身自发性创新之间的关联性；二十年来思想与文化领域的多元发展。

我尽量把这些新发现融入第二版之中，并增补新的一章，来涵盖自一九八九年到一九九八年这段时期。为了控制第二版的篇幅，我做了许多割舍，少则略微剪裁，若我觉得可以删减，多则一页，甚至一整节。其结果，新版不仅内容更新，分量也较第一版为轻。此外，为使本书更容易阅读，我在新版中先引入基本的经济和人口分析，改变论述国民党和共产党那几章的架构，以不同的形式来呈现各种外交政策的议题，并重新安排节次，来呈现自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的过渡。

若干第一版的读者和评论家希望能依论题或概念的序列、而不是依循年代的顺序来组织本书的内容，也希望本书能更为关注广泛性的社会趋势以及各个政治中心以外地区的经验。他们也企盼拙着能多重视时下流行的各种西方理论，像是后现代主义（postmodemism）、底层研究（suba studies） ,以及新马克思主义（neo-Marxism）学派繁衍出的各种支系。对于这些建议，我还是不改初衷。毕竟，教历史的老师和学历史的学生在探究事情何以发生之前，必须先知道事情是何时发生。中国社会内部酝酿的各种力量当然会影响领导人或接班人的观念和生活，外国强权加诸中国的力量或观念也会有所影响。不过我还是认为，以这种历史导论的方式，立足中心往外看待这种种冲击，是最为恰当的。若是强依理论准则来筛选、组合历史材料、虽然有些读者会蒙其利，但却会让别的读者迷惑、窒碍不前；从当前西方文化世界的性质来看，今天流行的理论不久也可能弃之如敝屉。

所以，在新版本的架构，中心像是一面透镜，读者可以之来观照中国人经验的大千世界。读者若想对个别章节有更清楚的了解，可参考（英文版）附录的进阶书目。中国欲在惊涛骇浪中探索她在这个世界的定位，一九八九年是如此，一九九八年也仍是如此。我期盼，新版的《追寻现代中国》将能引领新的读者以同理心、以及对中国人觉得迫在眉睫的议题有所认识，来跟随中国人的探索。

推荐序一 许伴云（中央研究院院士）

史景迁先生是中国研究的高手。在美国的汉学家中，他以文笔优美、叙事清楚著称。他原籍英国，受过英国教育的经典训练，因此语文根柢深厚，落笔文采斐然，不是一般美国学者能望其项背。史氏更令人钦佩之处，则是其洞察的史识，是以他能由一个焦点透视一连串的变化。他的早期著作，有一本是以清代一个民妇的生死当着眼处，铺陈清代的社会与文化。他的《天安门》（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一书，其实是从天安门的学生运动，上溯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志业与活动。

史氏也擅长于由个别历史人物作为焦点，上下左右，论述其时代的变化及诸于文化与社会因素交织为一时风流人物，他曾经描述康熙、洪秀全、毛泽东的生平，及其出现的背景、因素。在他的笔下，有宏观的历史大框架、历史人物的行为与性格，于是历史是活生生的人生，而不是干燥的排比史事。

史景迁先生是西方文化孕育的汉学家。由于他有西方文化的修养及知识，他在观察中国的历史时，也会将西方的角度编织于中国的变化中。他有一本名著《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The Chan's Great Continent），即介绍欧洲人对于中国的评价及不同时代人物对中国的爱憎与褒贬。史氏对于利玛窦及在华耶稣会士的研究更是兼具从中国化与西方文化交流的研究中，找出一层一层的折射与映照，其中有过滤，也有选择，甚至有误解，以中国文化研究者的词汇来说，他的研究正是将文化交流所发生的discourse，一层又一层地揭开─这一工作，不是为了还原，而是彰显历史发展的过程。

有了这些专着的研究工作为基础，史景迁先生才能写成这一本中国寻索“现代”的历史。本书分为五个大段落；在每一个段落，史氏都十分注意当代人物的思想背景及思维的方式。例如，为了处理中国近代的几次革命，他花了不少笔墨讨论达尔文生物演化论，以及这一理论与社会进化论之问互为影响的过程。于是掌握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化方面持“进步”的理念，在政治方面给予社会主义成长的温床。

不过，史氏并不只以思想与文化为其主题，在近代的几个分段，他都分别提出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数，既作当时情形的说明，也提供时间轴线上可为比较的尺度。例如，从清末洋务运动的业绩，南京时代的十年建设，中共建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果，以至邓小平改革开放以后的发展。合在一起看，读者可有清楚的数据，观知中国经济发展的曲折途径及其整体的方向。

正如史氏在他几本专着中擅长的手法，在本书中，他描写历史人物的性格，也往往从细节见到性格，于是这些人物不是平面的面谱，而是有笑有泪的活人。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都在他的笔端复活了。中国的历史学传统，本来盼望史德、史识、考订，与文笔四项并重。中国史学的祖宗，太史公司马迁，其文笔之优美，使《史记》不仅是历史记载，也是文学作品。这一传统，自从清代考证之学独擅胜场，文章之美，已不受重视。史景迁先生的著作，堪为我人借镜。国内史学界同仁，当可见贤思齐，有所激励。

一本好的历史著作，当有作者自己的观点，太史公所谓“成一家之言”，亦是声明其观点自有独特的角度。为此，我们不能要求任何历史著作都满足不同读者的愿望。虽然如此，我还是不能不表示自己的一些遗憾！我属于在抗战中长大的一代，我们对于那一时代的记忆刻骨铭心，永不能忘。有人询问“抗战的意义何在？”，我的答覆是“中国人九死一生，几乎亡国，而不肯投降，只为了打出一个门国格”。”民族主义是中国当年历史的主调。史景迁先生的大作于抗战一役，着墨不多。抗战八年，单以人命的损失、军民伤亡即数千万人，工业基础全遭破坏，本书于中国牺牲之惨重没有给予应有的叙述。这是我个人深以为憾的省墨！

本书的脉络，把整个中国的发展线索放在大陆，于是台湾部分的中国，只占了很少的比例。中国与中国社会的走向现代，五十年来的台湾发展，在中国历史上仍是重要的一部分。这一遗憾，不能向本书求全责难，我们自己不能逃避补足的责任。

本书以魏京生出狱及朱镕基矢志发展经济为发展一章的结束。史景迁先生提出了一段期许，盼望中国人能从文化遗产与历史教训中寻求意义，走向和谐的现代化，并提供中国人的新视野，供人类世界抉择。他在第五部的叙言中，也向中共提出忠告，要中共自己记得他们曾经许诺终结不平，开拓未来美景；他更盼望他们不要自己成为进步的最大障碍！这两段结语，母宁是全书精神所注。这一位毕生研究中国文化与中国历史的西方学者，毕竟不是仅将中国作为研究课题，他对中国一往情深，有耽忧，也有期许。为此，我向史景迁先生致敬，也致谢！

许悼云谨序

二○○一年四月四日清明

推荐序二 陈国栋（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时报出版公司要我为史景迁老师的《追寻现代中国》写一个序，一时把我拉回到当年在耶鲁的往事回忆。特别是史景迁老师提起这本书是在“那布勒斯披萨店”与“十字校园图书馆”完成写作的，而在多年前，我也曾在那些地方留连。

《追寻现代中国》一书的英文版交付印刷是一九八九年年底的事。那时距我把博士论文提交给学校当局、束装回国才两、三个月吧！倒算回去的一整年，我自己也在为博士论文的写作奋斗；再继续倒算回去一年（一九八七──一九八八），我在伦敦的印度办公室图书档案馆（India Office Library and Records）收集论文资料。看来好像也没什么机会看到这本书的成长。

事实倒未必如此。因为史景迁老师正是英国人，老家就在伦敦肯欣顿花园（Kensington Garden）附近。我在那里时，他回家探望母亲，与我约在国会俱乐部（Athenaeum）见面时，已曾和我谈过写这本书的事。更直接的是：我不得不在最需要时问写作的时刻担任史景迁老师讲授的“中国近现代史”（Modern Chinese History）这门课的助教。一九八八──一九八九那年，我们拿这本书的书稿当教材。

史景迁老师在耶鲁大学部教“中国近现代史”这门课，大约从一九七○年左右就开始了。这是一学期的课，两年才开一次，修课的学生真是如过江之鲗，多得不得了。为了确保学习品质，每次开课都要找很多助教，随班上课，然后帮学生做课后辅导。因为助教需求量大，我的领域又靠近，因此每次都跑不掉。

在《追寻现代中国》的英文版出版以前，美国各大学差不多都用徐中约的《现代中国的兴起》（The Rise of Modern China）当课本。我第一回当史景迁老师的助教时（一九八五年秋、冬），也是那样的。可是随着时问下移，徐中约的书开始变得有点过时，社会上期待一本新的综论性的中国近现代史。史景迁老师教这门课已经很多年，他的文笔更是好得没话说。于是，在完成《胡若望的疑问》（The Question of Hu）一书后，史景迁老师就开始了《追寻现代中国》的写作。

史景迁老师在“那布勒斯披萨店”里写作，他用笔写。他的笔迹虽然不能说极度潦草，却也只有熟悉的朋友能辨认。但他不用烦恼。在一九九五年耶鲁历史系的大秘书佛罗伦斯（Florence Thomas） 女士退休以前，她总是能帮他整理出一份漂漂亮亮的打字稿─史景迁老师自己是不打字的。

史景迁老师的文笔好，在他出道后不久即已受到肯定。但他为什么文笔好，其实还有“用笔来写”这个小诀窍。橐着一支笔，找一个让思绪可以自由驰骋的空间，振笔直书，文思自然泉涌。

对诗人或散文作家言，要这么做显然并不困难，而且说不定还正是他们普遍采用的方式呢！可是这对历史学家来说很难：对学院派的历史学家而言，更几乎是种梦想。

先别说人们越来越倚赖电脑吧。只说历史学家的职业习性通常叫他们被资料左右着工作的空问。写作过程中，随时都有需要去找出出处，必须字字有来历、言说有依据。他们需要经常查资料。于是他们的书房才是最佳写作地点。然而在书房里，写作的思路却也就经常被查阅资料的便利所打断。

史景迁老师幸免于此。然而这不表示他不科学、不尊重史实。他博采周谘、反覆详读相关的著作，其实早将素材融会于心中：而片片段段的念头也早在脑海中荡漾。于是，在“那布勒斯披萨店”角落的一张黝黑的小桌子上，他把他独到的见解，按照既定的构思，让文字在稿纸上沙沙作响。“用笔来写”，完成一个一气呵成的草稿。接下来的工作才是查证必要的细节，于是工作现场当然就转移到“十字校园图书馆”了。经过几回修改，初稿渐次成形。他的博士班学生自然成了第一批读者，然后就成了我们的试教教材。

试教是为了了解读者的反应！史景迁老师是一位十分在乎读者的作家。因为在乎读者，因此在动笔时始终把读者放在心上，特别是那些对中国历史有些好奇、却又所知无多的人。为了帮助这些人理解，或者加深他们的印象，他在叙事之余，往往会来段对比。好比说，在提到中国历史上由于政治权力高张，因此宗教势力相对受到压抑，而城市也没有独立发展的机会，这时候他是拿欧洲来对照着说的。美国或其他英语系的读者，多少会有点欧洲史的底子，这样的对照也真能帮助了解。又如，在提到满清入关与后续征服过程中，满洲军队的运动路线时，他也巧妙地藉由说明这样的行进途径与一九四九年共产党统一中国时的模式如出一辙，从而加深读者的印象。

于是，亲爱的中文本读者！你们不难明白：史景迁老师的令名部分得自于他使用英文写作在文字与风格上的成功──英语世界的读者是他写作时心目中预期的诉求对象。那么，你们一定要问：把史景迁的作品译成中文，还能保存多少文字的精髓与风格的特色？是的，是会有相当大的影响！所以，任何喜欢史景迁的人，最好读一读原着。

然而，抛开文字与风格不论，有中译本可以批览，仍然是件极幸福的事情。读者当然因此省掉一些力气，而且本书的优点本来也不只是写作上的优美而已。

史景迁老师读书甚多，而且“很会读书”──真正能够抓住作者的重点。这从他经常为《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等书评专栏写作就看得出来。正因为这等能力，他也娴熟地掌握住西方人研究中国文史的脉动。而在《追寻现代中国》这本综论的大着里，他总在最适当的地方采用或批判一九八九年以前已经出现的形形色色的议题与观点。详读此书，一方面可以分享史景迁老师多年的心得，一方面也可以迅速掌握西方“近现代中国研究”的学术史。

温洽溢先生为这本书的中译工作花了很大的功夫，译笔也流利通畅。外国书译成中文时，把意思正确地说到，本来就很够了。可是学术书，尤其是有关中国历史的书，读者总期待译者能找出原来的用字。温先生已经尽了很大的力，虽然还有不少地方没有完全达到这个严格的要求。幸好这种“还原”文字的问题，并不十分干扰阅读。

近年来史景迁老师的书在台湾与大陆地区似乎都很受欢迎，中译本已经出现了很多种。这本《追寻现代中国》可能是涵盖面最广、篇幅也最大的一本。做为学生辈的我当然觉得它的出版是件可喜可贺的事，更希望中文世界的读者也能从阅读的享受中获益良多。

二○○一年一月二日，写于荷兰莱顿大学

第一部 征服与巩固

十六世纪末，明朝似乎正是国力鼎盛之时，其文化与艺术成就璀璨夺目，城市与商业生活繁荣富庶，中国人在绘画方面的技巧与丝绸、瓷器的制造能力，令当时欧洲人望尘莫及。即便如此，一般仍习于视“现代欧洲”崛起于此时，然而，我们却不大能说现代中国发韧于此。正当西方世界竞相纵横七海、拓展世界的知识视野之际，此刻的明朝统治者不仅严令禁止海外探险，阻绝了可能因此获得的知识，还采取一连串自毁长城的行政措施，不到五十年，明朝即告覆亡。

晚明国家与经济结构组织的涣散，业已开始在各个不同层面浮现。财政入不敷出，朝廷无法如期发出军饷。士兵的逸逃鼓励虎视眈眈的北方部族进犯。欧洲白银的流入对中国造成超乎预料的经济压力。官仓管理不善，天灾四起，导致农村人口普遍营养不良，疫疠丛生。盗贼蜂起，汇而为寇，他们之所以啸聚山林，无非只为了苟活于乱世。到了一六四四年，所有这些不利因素纷纷汇聚成流，肇致明思宗自缢身亡。

在动荡之中重建社会秩序者，既不是揭竿而起的农民，亦非已经对明朝离心离德的士绅官吏，而是突破北方边防，自称“满人”的女真部落。满人早在伺机入侵中国之前，就已成功地将军事与行政单位融为一体，整合成一种层级节制的紧密组织，满人的胜利得力于此。随着此一制度的建立，以及大批明朝降将贰臣权充满人的政治顾问，满人遂于一六四四年乘机进犯中原。

成千上万军队的转战运动，一如满人当时所感受到的，让我们见识到中国江山的娇娆辽阔。四处叛乱的中国农民，以及明朝的残余势力，各自据地以抵抗满人的扫掠。满人自北南下、由东向西的征服模式，主要是依循中国山川的地理形貌，同时将各区域的政治与经济地缘中心融入新的国家结构之中。（满人进军中国的时机和方向，与二十世纪历经长期分裂之后，共产党于一九四九年统一中国的模式如出一辙。）

意欲征服像中国这般幅员广阔的国家，满人势必要把成千上万的汉人支持者纳入其官僚体系，倚赖汉人的管理人才，使其听从满人的号令来统理国家。少数明室的后裔犹作困兽顽斗之时，大部分的汉人已能够接纳新的统治者，因为满人大致承诺维护中国传统信念与社会结构。清军的入关就算掀起社会的沸腾动荡，也是为期甚短，满人所建立的清王朝屹立不摇，统治中国迄至一九一二年。

不管对满清，或者历代各朝或后继者而言，统一中国需要各种相应之军事战略，以及政治、经济手段的配套。清朝皇图霸业奠于康熙皇帝之手。康熙一朝从一六六一至一七二二年，在位期间依序完成了中国南、东、北、西北疆域的防御工事，同时进一步强化入关前满人所施行的统治机制。康熙特别着力维护科考制度，凭仗着可靠又秘密的驿递讯息，以舒畅朝廷的耳目管道，同时又以朝廷之力，广纳心怀贰志的知识分子。康熙皇帝还设法化解了潜隐在官僚体系、甚至广大社会之中的满、汉族群紧张。不过，康熙在经济方面的建树就略显逊色。康熙一朝虽然商业兴盛农业营饶，但国家的财政左文右绌，终满清王朝，此一弊端始终相随。

康熙之子敏于修补康熙遗留的积弊，特别致力于改革税制、组织文化生活、消弭社会的不平等，以及强化中央官僚体系。然而中国总人口数在十八世纪后半叶急遽膨胀，土地分配压力随之而来，造成严重的社会混乱，庙堂风尚开始隳坏堕落。官吏颟顸昏聩、食污腐化成风，削弱了朝廷的统治能力，这又加重、扩大了清朝的内部问题。在对外政策方面亦然，远渡重洋抵达中国沿海口岸的西方商人，不断抵制清廷加诸在他们身上的种种束缚，清廷的涉外机构面临新挑战，清廷在这方面也是迟钝无方。凡此无能另寻良方以适应新局，为日后十九世纪的一连串浩劫埋下祸因。在十八世纪，曾经一度迷恋中国文明的西方作家、政治哲学家，现在开始细察中国的积弱，认为中国人若无法适存，则有朝一日，中国必定覆亡。

1 晚明

明朝的光辉

公元一六○○年，中国是当时世界上幅员最辽阔、人文荟萃的统一政权。其疆域之广，世界各国均难望其项背，当时俄国才开始形成统一的国家，印度则分别由蒙古人及印度人统治，墨西哥、秘鲁等古文明帝国则毁于疫疾肆虐与西班牙征服者。此时中国人口已逾一亿二千万，远超过欧洲诸国人口的总和。

从京都到布拉格（Prague），从德里（Delhi）到巴黎，都不乏建筑布局华丽、典章制度齐备者，不过这些城市无一能及于北京的宫殿；紫禁城环以高垣厚墙，琉璃屋瓦、金碧辉煌，雄伟庭院敷以大理石，象征了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每一宫殿建筑皆有硕大的阶梯与巨型拱门，栉比鳞次、井然有序，向南一列排开，宛若天子召见朝贡者一般。

欧洲各国、印度、日本、俄国以及鄂图曼帝国的统治者，此刻无不致力于建构有系统的官僚组织，俾以扩张税基，有效统治领土臣民，吸纳农业和贸易资源。然而当时中国已经具备庞大的官僚体系，既受千年文化传统所浸润，也受律令所约束，至少在理论上，这套官僚架构连市井小民的日常生活问题也能处理。

一部分官僚组织位于北京城内，隶属于皇帝之下，依国家事务性质被区分为“六部”：分掌财政、人事、礼仪祭祀、刑名律法、军机要务，以及公共工程。在北京城内还有一批遍览群经的博学硕儒，襄赞皇帝奉行仪典，撰写官方历史，教育皇族子嗣。在警跸森严的深宫大院里，还有为数庞大的内廷人员服侍皇帝个人的需要：宫女与阉官，帝王子嗣与照顾他们的嬷嬷，禁卫军、御厨、内廷侍卫。

明朝将地方行政组织划分为十五个行省（即南、北直隶与十三个承宣布政使司），这是中国官僚机器另一个组成部分。大小官职各有所司，井然节制，其最上层为“省”的三司，下设有“府”的知府及“县”的知县。并在各地设有军站、急递铺、递运所，以及定期向农民征税的粮长。在京城之中与各省，各有一批职司监察的官吏，负责督察官员的品行。

中国大部分城镇建筑不似文艺复兴时期之后的欧洲以砖石所建。除了少数名刹宝塔之外，中国也没有宏伟的基督教教堂或是回教清真寺高耸入云的尖塔。然而这种低伏的建筑形貌并不意味着财力或宗教信仰的阙如。在中国各地都有远近驰名的佛寺与道观，体察天地生生不息之力，还有祭祀祖先的祠堂与奉祀孔子的孔庙。孔子出生于公元前五世纪，是中国伦理体系的奠基者。回教清真寺分布在华东地区以及西部回疆一带，这些地方是中国回民聚落的区域。中国各地还有若干犹太教会堂，犹太人的后裔在此聚会做礼拜。由基督教衍生的“聂斯托理教派”（Nestorian，译按，即所谓“景教”）抵达中土已历千年，此时还有少数信徒，中国的城市建筑与宗教中心不以气象巍峨为务，这并不代表中国人没有民族尊荣感或对宗教抱持冷漠态度，而是政治因素所造就的。中国中央集权的程度甚于其他各国，宗教也受到皇权的有效节制，朝廷无法容许国有二主，也就不可能出现自主独立的城市。

明朝自公元一三六八年起一统天下，于今观之，明朝的太平盛世到了十七世纪初就已结束；不过当时的文化生活依然斐然耀眼，举世难有与之相匹者。假若我们胪列十六世纪末欧洲的非凡之士，我们也可以轻易在同时的中国找到足堪比拟的俊彦翘楚。论题材的丰富，中国没有一位作家能与莎士比亚（Shakespeare）相比；但是在一五九○年代，汤显祖正在写作隽永慧黠的青年爱情故事，以及刻划家族亲情、社会冲突的戏曲，其内容之细腻，情节布局之复杂，足以与《仲夏夜之梦》（A Midsummer Night's Dream）或《罗密欧与茱丽叶》（Romeo and Juliet）相媲美。像塞万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的《唐?吉诃德》（Don Quixote）已是西方文化里的经典，中国虽然没有出现可与之相提并论的作品，不过在一五九○年代却出现一部以宗教探寻、神怪冒险为素材的小说《西游记》，深受中国人喜爱。孙悟空是一只通灵的泼猴，帮助唐三藏远赴天竺求取佛经，时至今日，《西游记》仍是民间文化的泉源。即使不做进一步的文化类比，同一时期中国的随笔作家、哲学家、自然主义诗人、山水画家、宗教理论家、历史学家、医学家，也都创造了无数的传世名作，其中有许多至今仍被视为是人类文明的瑰宝。

在这些丰盛的文化遗产之中，或许要属短篇故事、通俗小说最能彰显明代中国社会的活力，因为这类故事小说往往指向市镇地区新兴的读者群，象征了读写能力的进一步提升，转而观照日常生活细节。在一个由男性宰制的社会里，这些故事小说也说明识字的女性也越来越多。晚明学者的著述阐释了女性读写能力增进所象征的意蕴，这些学者认为教化女性能提振道德伦常，提升教子之方、持家之道、进而净化社会善良风气。

另一部经典小说《金瓶梅》便处理了这些议题。这部小说以化名的方式于十七世纪初刊刻印行。这部小说叙事细腻，性欲描述露骨，作者藉由对故事主角与五房妻妾之间互动关系的临摹，提点出主人翁的性格特质（主角的财产一部分得自经商，另外则得自与官府勾结），而他这五位妻妾迥异的个性各自代表不同的人性面向。《金瓶梅》可以当成寓言体的小说来解读，也可以是警世教化，阐释人性的贪婪自私是如何摧毁那些原握有幸福良机的人。《金瓶梅》也有写实的一面，勾勒出隐伏在富贵人家那种暗潮汹涌。

小说、绘画、戏剧，再加上宫廷生活的梗概与官僚体系的实际运作，在在说明了晚明的光彩华丽、繁荣富庶。有钱人家住在热闹的商业城镇，而非乡下，豪门以宗族为基础，以男性成员形成盘根错节的氏族或血缘组织。这些血缘组织坐拥庞大土地，所聚累的财富足以兴学，在困顿的时候赈济乡民，以及修葺祠堂来祭祖。豪宅大院外有高墙环绕，内则陈设艺术名匠的珍奇古玩，这些艺术名匠有时受雇于国家，不过通常是群聚在由行会控制的工坊。镶刺绢丝的绸缎令富豪巨贾的女眷趋之若鹜，幽雅的青瓷和白瓷甚受富人青睐。亮可鉴人的漆器、玉饰、细致的窗棂、精巧的象牙雕刻、景泰蓝，以及熠熠生辉的紫檀木家具，令这些富豪巨贾的宅邸满室光华。鬼斧神工的木制或石制笔架，华丽的纸绢，连墨砚都有功夫细腻的雕琢，可磨出质佳色黑的墨汁。文人不必振笔挥毫，就已造就了一个繁复的美感世界。

除了奢华的室内陈设之外，富贵人家的饮食也十分美味可口：腰果虾仁、脆皮烤鸭、粟子、蜜饯、温润的果酒、新鲜的蔬果良品。杯盘之间，谈文论艺，吟诗作对。酒足饭饱之后，在这种家庭聚会之中就有可能产生绘画逸品；宾客之中的骚人墨客，在酒过三巡、酒酣耳热之际当众挥毫。

社会与经济品第中的上层是饱读诗书的社会阶层，在知识上由四书五经而具有共通的性格，典籍可远溯孔子之前的商周。学者争论教育对女性的裨益之际，富家子弟约在六岁已接受严格的教育，诵念古文。然后每天到学塾去读书，背诵、解译、钻研古文，到了二、三十岁或许能参加科举考试，求得功名之后从地方的父母官做起，而后入京任官，享荣华富贵。女性不淮参加科举考试；不过出身书香门第的女子往往能随父母或兄长学习吟诗作乐，而青楼歌妓则皆通文墨，能解音律，对于读过书的狎客而言，歌妓的诗艺唱工更增风情魅力。中国在宋代即已发展出刻板印刷的技术，私人藏书蔚为风尚，哲学、历史、诗集、道德训诫俯拾即是，不足为奇。

纵使部分卫道之士不齿逸乐取向的著作，但趣味盎然的通俗作品在十六世纪末的中国民间依旧十分盛行。城市住民玩赏静谧恬淡的自然，迥异于市井的喧哗杂沓，并在用来诠释人间世的艺术作品之中寻访到一种秩序感。这种怡然自得的情愫，在戏曲作家汤显祖于一五九八年的作品《牡丹亭》中表达得淋漓尽致。汤显祖藉着剧中太守杜宝之口说出他心中的话。杜宝因地方政务顺利推展而心喜：

山色好，

讼庭稀，

期看飞鸟暮飞回，

印床花落廉垂地。

一旦卸下缠身的政务，忘却案牍之劳形，自然世界纯粹就只是令人心旷神怡的感知对象，而这种平和有序之感反过来又激起一种呼应天地万物的美感：

红杏深花，

菖蒲浅芽，

春时渐暖年华，

竹篱茅舍酒旗儿叉

雨过炊烟一缕斜。（注一）

如此良辰好景，对许多人而言，也的确是一个光辉时代。只要国家的边防平靖，只要政务能顺利推动，只要农民辛勤耕耘，百工各尽其分，或许明朝的太平盛世便可万代不绝。

城镇与农村

明朝的集镇与城市，洋溢着喧嚣兴旺的气息，尤以人口稠密的东部为然。有些城镇是繁忙的行政中心，地方官吏在衙署中推动政务，征集税收。有些则是纯粹的商业中心，透过门庭若市的贸易与地方市场活动，更可勾勒出市井小民的日常生活样态。大部分的城镇外有城墙环抱，入夜即关上城门并实行某种形式的宵禁。

中国的城镇一如其他地区的城镇，可依据其功能角色与专业分化加以鉴别。例如，地方性的“集镇”（market town）是棺材师傅、铁匠、裁缝师、面条师傅聚集的地方。在小店铺里，贩售一些较为特别的商品，像是工具、酒、首饰，以及香烛、纸钱等宗教祭祀器品。这类集镇都有客栈供往来旅客憩息；在大型的集镇有来自各地的贸易商、买主川流不息，这里设有染布坊、鞋店、打铁铺，以及销售竹器、上等布匹、茶叶的商店。客旅他乡者可在集镇里找到歇脚的客栈，召妓狎玩。在集镇之上的行政层级是协调统合数个集镇贸易的城镇。在城镇的店铺里，人们可以买到廉价的文房四宝，皮革制品、装饰用的灯笼、神坛供桌上的雕刻、面粉，也找得到洋铁匠、刻印师傅、兜售漆器的商人。城镇里有当铺与“票号”（银行）帮旅客处理汇兑业务，旅客也可以在城市里租借轿子，到舒适且陈设华丽的青楼去狎妓。（注二）随着城市的逐渐扩展，顾客越来越富裕，城市里也出现更独特的奢华商品与服务项目，并伴随着种种氛围，在其中，财富时而剧烈、时而隐晦地演变至堕落、势利，以及剥削。

若以明代的集镇与城市来代表当时商品流通、服务供给、建筑风格、建筑结构的复杂程度，以及官僚行政运作的大要，难免犯下过度化约的毛病，若以此理解农村，也无法尽得形色风貌。在中国，城镇乡之间的分界是十分模糊的，密集农耕的郊区地可能就在城墙之外，有时甚至在域墙以内，而工匠有可能在农忙季节参与农耕，在粮食欠收时，农夫也会到集镇里打零工。

准河将中国一分为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两大区块，准河以南的乡村气候宜人，土壤肥沃，可进行集约性的稻米耕作，是最富庶的地区。这里河流水道交错、灌溉沟渠纵横，滋养了稻穗累累的水田，也流入一望无际的湖泊和养鸭、鱼的池塘。季节性的洪涝提供水田所需的养分。在江南，农民植桑养蚕，遍植茶树，经营农副业，使得当地的农村轮廓更形多样化。远在华南地区，除了粮食作物之外，还有蔗糖舆柑橘；西南山区竹林与价值不菲的硬木木材，可为农民带来丰厚的额外收入。华南的水路运输既廉价且迅速便捷。当地绵密的宗族组织，更使农村社群团结一致。

准河以北尽管也有为数不少的富庶村庄，不过大体而言，这一地区的生活较为艰苦。严冬尤其凛冽，刺骨寒风由蒙古南吹，侵蚀了地貌，造成河流淤积，风沙很容易吹进眼、鼻里，令人难以在屋外久留。准河以北以小麦和粟为主食，大都长于过度耕种的土壤，为了避免土壤流失，零星分布的农村就必须妥善回收利用人畜排泄物来涵养土壤。准河以北所种植的苹果、梨子果肉甜美多汁，大豆、棉花质地绝佳；不过到了十六世纪末，大部分土地已是林木不生，蜿蜓流经平原的黄河河道因夹带大量泥沙而淤积。没有南方的堤防、阡陌、沟渠可资屏障，盗匪于是轻易纵横农村地带，强梁以马匹为先导，或护卫侧翼，以避免遭到集镇民团武力的反击或偷袭。淮河以北的宗族组织势力较南方薄弱，村庄通常位处孤悬，社会生活的网络也较为零落，坚忍的自耕农，生活仅能勉强维持小康，地主与佃农的生活境况与自耕农并无殊异。

在中国，形貌分殊的农村景象，意味着我们很难明确区隔“地主”与“农民”的社会位阶。例如，富裕的地主可能离乡而栖居大市镇里，而住在耕地所在农村里的小地主或许仰赖田租过活，或许雇用临时工来耕种。中国也有数以万计拥有小面积的农民，其土地生产所得勉强可糊口，有时也会在农忙时雇请临时工来助耕。耕地生产不足以糊口的农民，可能另外再去承租农地来耕种，或者在农忙时节充当临时工以贴补家用。大部分的农家或多或少都会从事手工业，而这往往将农村家庭与商业网络串连在一起。

社会结构复因民间社会种种土地买卖和租佃契约而益形复杂。国家对每一笔土地交易进行课税，缴税之后官府就在官式契约盖上红色官印。可想而知，许多农民为了逃避官府课税，大都采取非官式的契约。再者，土地买卖的定义也是模棱两可。在大部分的土地交易中，买卖双方大致同意卖方将来可以初始的卖价向买家赎回土地，即使买方已经在这块土地上耕种一段时期，卖方仍然享有所谓的“田底权”。倘若土地涨价，或无法耕种，或被洪水淹没，或是地上已有建筑物，所引起的法律与金钱纠纷，往往会导致亲族反目，甚至闹出人命。

几世纪以来，地无分南北，中国的农民展现了刻苦耐劳的特质，即使遭逢天灾也能绝处逢生。在早涝肆虐之时，也往往透过各类互助、借贷、粮食赈济等形式，帮助他们和家族度过难关。从事门房、灌溉工人、纤夫这类零工，或许得保温饱。幼童在签下短期或长期的卖身契之后，到有钱人家担任仆役。女孩子则可能被卖到城里，纵使最后沦落烟花柳巷，操持贱业，至少一息尚存，她们的家庭也可以省下一口饭。不过，倘若在天灾之外，法律机制、秩序结构开始崩解，这时黎民百姓就真是呼天不应、呼地不灵了。假如市镇紧闭城门，而让绝望的百姓落草为寇，在农村地区四处流窜、打家劫舍，强占农民预备过冬的谷仓，或者抢夺农民准备来春播种的秧苗，这时候陷入困境的农民已别无选择，唯有放弃土地──无论这些土地是租来或是私有，加入飘忽不定、居无定所的流寇行列。

十七世纪初，虽然上流精英一派繁荣景象，但是危兆已浮现。城镇居民得不到官府赈济，就算深锁城门以阻绝乡间饥民涌入，祸患仍会起于萧墙之内。捐苛税杂，民不聊生，前途茫茫，一六○一年，苏州的丝织工人群情激愤，火烧民宅，并对素招民怒的苛吏施以私刑。同年，江西景德镇的窑工因为薪资微薄，加上朝廷下诏提高御用瓷器的产量而作乱。一名窑工跳入砖窑的熊熊火焰中，他的自尽反而陷其他窑工于困境。我们在其他城市、集镇亦可发现类似的社会经济动乱。

城镇纷扰不安，农村也是多事之秋。明末各地的农村动乱事件频传，其中已隐藏了阶级斗争的因子。这些经常酿成流血暴力的抗争事件，大抵可以归类为两种因素：契约工或“卖身为奴者”抗议主子不让他们恢复农民的自由身；另外则是佃农拒绝向地主缴纳不合理的地租。

纵使民间动乱并非常态，但也足以警惕富人了。在《牡丹亭》中，汤显祖在述及官宦生活的悦愉时，也揶揄了农村的庄稼汉，以鄙俗歌谣唱出乡下人草率工作的情景：

泥滑喇，

脚支沙，

短耙长犁滑律拏。

夜雨撒菰麻，

天晴出粪渣，

香风分奄鲊。（注三）

这首歌乍听之下令人忍不住发噱。但是听曲的人可能还没想过，劳动者若是狗急跳墙会有什么结果。

堕落与苦境

在晚明文化与经济生活的金玉外表之下，却有社会结构的内在弊端在其中。部分祸端起于庙堂之上。明神宗万历皇帝长期在位（自一五七二至六二○年），据称神宗即位之初善于治理，朝中又有一群贤能大臣辅佐。但自一五八○年代以后，神宗深居紫禁城内。神宗为了立储一事而与朝中大臣争论不休，朝廷过度保护而无法巡幸四方，也无法亲校大军，令神宗深感受挫，对于老臣在庙堂之上不休的口舌之辩也渐渐不耐。最后他不上朝，也不再研习儒家经史，不批奏章，甚至连朝中要员出缺也不增补。

神宗不闻朝政，结果大权旁落阉官之手。中国内廷启用宦官的历史超过两千年，但是明代任用宦官之多，却是历朝仅见，至万历时，北京的太监人数已逾万名。因为皇帝足不出紫禁城，所以阉官就成为官场与皇宫内院的重要联系管道。朝中大臣若有政事要奏，就得说服太监代为传递讯息；太监自然会向大臣索求回报，有意攀龙附凤的大臣甚至必须百般阿谀、奉承，贿赂较具权势的阉官。

到了一五九○年代，许多宦官身兼朝廷要务，于是开始在政治上担负重任。宦官的权势随着神宗派遣他们分赴各省收税而渐次高涨。宦官的行事专横乖张，经常恐吓勒索地方的豪门巨富，并指挥精锐厂卫贯彻其意志，搜捕刑拷或杀害政敌。宦官之中又以魏忠贤最为权倾一时，起初，魏因负责照料神宗皇子之嫔妃的饮食而受宠信，到了一六二○年代，神宗长孙即位时，魏忠贤已是独揽大权，主宰朝政。魏忠贤大权在握之时，还曾命人修史（译按，即《三朝要典》），诋毁他的政敌，甚至还下令全国各地建祠歌颂他的功绩。

尽管批评皇帝、针砭权臣的行径十分危险，但还是有不少忠臣硕儒对朝纲的隳堕感到忧心。学者开始从理论方面来探索朝政败坏的根由：许多学者认为，朝纲不振源自道德沦丧、教育制度的缺陷，以及恣意妄为的个人主义。对于许多提出批评的学者而言，王阳明有如恶徒，王阳明在其学说中揭示，伦理认知的关键深植在道德本性之中，因此人只要通过“良知”即能获致理解存在意义的力量。诚如王阳明在与友人信中所言：

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若无有物欲牵蔽，但循着良知发用流行将去，即与不是道。（注四）

王阳明又说，“谓之知学，只是知得专在学循良知。”王阳明也主张知行合一，而其门徒在传授与践履先生的思想时，阳明学说往往会导引出违逆世俗的行径，拒斥常规的教育形式，追求新的平等主义。

为了抗拒阳明学说这股潮流，有些弘扬儒家道德思想的学者在十六世纪末着手组识以哲学思辩见长的书院。在书院里，他们一方面准备科学考试，研习伦常；而他们的激辩必然会从伦理的范畴旁及政治，而又兴起政治改革之念。“东林书院”于一六○四年成立，活跃于江苏无锡，到了一六一一年，已是一股重要政治力量。一六二○年，神宗驾崩，东林党人受到神宗儿子、孙子重用，人人以实践儒家的道德教化为务，主张强化边防，整饬经济。不过东林党人执着道德训诫，却也令新皇帝厌烦。东林党人的领袖弹劾魏忠贤，魏忠贤当朝命人廷杖重臣致死，但皇帝并未制止魏忠贤。

魏忠贤受到皇帝默许，于一六二四至一六二七年间，与其朝中党羽以恐怖手段翦除东林党人，许多党人因而丧命或被逼自尽。魏忠贤最后虽被放逐，在一六二七年自尽，不过他的跋扈擅权已经严重挫伤朝廷威信，甚至铸下无法挽回的祸害。一位东林党人的领袖听闻将受厂卫缉拿，而他亦自知在劫难逃，于是在给友人的诀别信里写道，吾先前为朝廷之首辅，首辅遭羞辱，与朝廷蒙羞无异。（注五）

士大夫与政治的沸沸扬扬。使对外关系与经济的沉痾更形恶化。中国在十六世纪面临数次外在威胁，尤其是蒙古游牧民族的威胁，蒙古人把马、羊群驱赶至北京北方与西北边的草原放牧；东南沿海则有倭寇侵扰。明朝开国之初，曾以互市和外交手段安抚蒙古部落，现在蒙古勇士却不时侵扰边境，还曾俘虏皇帝；在另一次战役中，蒙古铁骑又几乎兵临北京城下。十六世纪末，朝廷勤修长城要塞，加强北境驻军的防卫力量，不过朝廷似乎唯有定期“封贡”才能节制蒙古人。东南沿海的城镇饱受倭寇骚扰，贼寇人数有时达百人之多，其中包括日本人，也有中国的亡命之徒，甚至还夹杂从葡萄牙控制的澳门所逃脱的黑奴。这群海寇恣意掠夺沿海，挟持百姓以勒索赎金。

沿海倭寇的势力到一五七○年代已被遏制，但日本的军力却日益壮盛，及至一五九○年代，日本举兵进犯朝鲜，战况惨烈。由于朝鲜历来即为明朝藩属，朝廷认为应不计后果保护朝鲜，于是伸出援手出兵朝鲜。若非日本内部局势生变，复以朝鲜水师有效切断日军的供输线，逼使日本军队于一五九八年从朝鲜半岛退兵，否则三方均会在这场战争中付出惨痛的代价。战况吃紧，加重了东北的危机，在雄才大略的努尔哈赤领导下，东北的女真各部开始汇成一个武装团体，并威胁到明朝在辽东地区的威势。虽然当时还是胜败难料，但是努尔哈赤的军队已是蓄势待发，日后终于灭了明朝。

澳门也是中国面对的新问题。澳门位于广州西南方的一个半岛末端，一五五○年代在中国的默许下，葡萄牙人占领了澳门。到了一六○○年代，朝廷下令严禁商人与敌对的日本进行贸易，葡萄牙趁虚而为中、日两国贺易的媒介。葡萄牙人收购中国的丝绸，将之装船运往日本，交换日本开采的白银。白银的价值在中国要比日本高，于是葡萄牙人又将白银运回中国，再购买更多的丝绸。葡萄牙人将白银带入中国，只是十六世纪白银流通于世界各地并对经济造成剧烈冲击的现象之一而已。

墨西哥与秘鲁银矿储量极丰，是全球自银流通网络的主要来源，而墨西哥、秘鲁的采矿权须得西班牙所特许。西班牙人在菲律宾的马尼拉（Manila）建立新据点之后，美洲的自银在一五七○年代始源源流入中国。由于美洲对中国丝织品的需求殷切，于是几千名中国商人群聚马尼拉，贩售中国的布匹、丝绸，加速白银流入中国。白银的流通范围扩大，商业活动也随之迅速拓展，万历皇帝府库中的白银存量激增。然而，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也带来新的问题，包括通货膨胀的压力，兴盛的投机性商业活动，在若干城市经济成长不稳定，破坏了传统的经济模式。

一六二○年，万历皇帝驾崩，不过在此之前，中国的经济荣景就开始凋零。过去明朝昌盛的商业，曾经促成奢华商品在全国各地流通，以及经营汇兑业务的典当和票号行业的勃兴，现在却受到朝廷军事挫败的牵累。朝廷以农立国，无法有效对民间课征税收，极易受到各省玩忽法令的阉官及其党羽的横征暴敛而蒙受伤害。朝廷治洪无方，赈济无能，又加重了地方上的危机，反过来使得朝廷无法征集足够的税赋。

万历皇帝与几位后继者在位期间，农民的处境更是艰困。信奉“新教”的荷兰、英国劫掠者打击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葡萄牙商贾，扩展了荷、英的贸易版图，国际贸易模式因之丕变，导致流入中国的白银大幅滑落，民间因而开始囤积白银，铜银的兑换比例陡然下降。一六三○年代，一千枚铜钱约可兑换一盎司白银，到了一六四○年，一千枚铜钱仅能兑换到半盎司白银，一六四三年，一千枚铜钱仅能换得三分之一盎司白银。这对农民是一大噩耗，因为地方交易是以铜钱计价，但却须以白银向官府缴纳税赋。（注六）

除了这些新的、看不见的成本之外，朝廷在东北与努尔哈赤的战事节节扩大，军事耗费与日俱增，朝廷所课征的税赋在一六一八至一六三九年间至少增加了七倍。饥荒连年，尤以华北为烈，罕见的干旱与低温笼罩，致使农作物生长季节缩短两个星期，粮食歉收更是严重。（十七世纪又被称为“小冰河时期”〔little ice age〕，世界各国的农耕地带在此时也都感受到气候异常的效应。）天灾频仍，赋税加重，再加上兵丁征补与逃兵的恶性循环，慈善救济机制的迟滞，水利灌溉设施年久失修，防洪计划付之阙如，朝廷所承受的压力以及接踵而至的紧张局势可想而知。等到问题一发不可收拾，无论是朝廷或京城、外省的官员，似乎既无能力，也无资源、意愿去力挽狂澜。

明朝的覆亡

十七世纪初期，朝廷已逐渐无法有效节制农村官僚体系的运作，于是也无法对农村征税。此时，朝廷为了抵御崛起于满洲的女真族领袖努尔哈赤，军需骤增，于是对其仍能驾驭的人口稠密地区百姓加重课税，又裁减西北驿递的人员开支，因为对朝廷而言，西北的局势不若辽东孔急。出身农民家庭的李自成正是被裁减的驿卒之一。

李自成早岁曾在客栈做事，亦曾做过铁匠学徒，具有当时陕西人漂泊、好勇斗狠的性格。陕西是西北的贫穷省份，黄河蜿蜓的河道包覆整个陕西，往北穿越荒凉萧瑟的山岭农村地带可抵长城。但陕西多山，出入不便，素为反贼侵扰繁荣富庶、人口稠密的华东、华南的天然营垒。

一六三○年，李自成在陕西西部从军，再一次对朝廷感到失望。李自成与其他同袍无军饷可领，于是揭竿叛变，不到数年便成为流民领袖，随众数以万计，说明他谋略过人。一六三四年，李自成在近陕南边界被掳，叛军被困于一处峡谷。李自成承诺率部退入陕北的不毛之地而获释，不过后来官军处决三十六名投降的叛军，双方协议因而破裂。李自成杀害几名地方胥吏以资报复。一六三五年，各方叛军首领秘会于河南省中部、黄河南岸的荣阳，李自成是与会的首领之一，至此，李自成的声势壮大更胜往昔。

在这次秘会中，部分势力强大的叛军领袖在华北划分势力范围，并试图协调攻击北京的军事行动。但对于一群乌合之众而言，像这类军事行动的协调并非易事。是年年底，就在叛军谅夺京畿外的明皇陵（译接，指凤阳），监禁守皇陵的随扈之后，反叛军便告四分五裂。崇祯在位期间，他听闻皇陵被叛军烧毁，素服哀哭，遣官告庙，将数名官僚下狱治罪，处决守护皇陵的阉官。李自成与张献忠之间的激烈龃龉，说明了反贼兵戎相见之速，分崩离析之易。占据皇陵之后，李自成旋即要求拥有在“陵篮所”演奏礼乐的太监，而虏获这些太监的张献忠虽勉强从之，但却将乐器捣毁。李自成后来亦处决了这群时运不济的太监。

往后数年，李自成、张献忠率众游移于华北、华中一带，飘忽不定，时而合作，但大多为了争夺接收地盘与兵力而相互寻衅。迄一六四○年代初期，他们二人各自建立据点：张献忠与李自成一样，在饭变之前便加入官军，拥兵深入长江中游的天府之国四川，攻陷成都;李自成则在河北建立根据地，但势力兼及陕西、河南两省。李自成自定国号为“大顺”。这或许并非无心的讽刺，而是出自对未来一统天下的展望。在四川自立为王的张献忠随后亦称帝，国号“大西”，定年号为“大顺”。

李自成、张献忠等流寇对神州大地的蹂躏，复因疫病流行而加剧。根据时人的观察，疫病流行蔓延致令农村居民死亡过半。一位学者描述一六四二年的浙江，疫病丛生，十室九空。严重者，十数口之家无一幸免。起先尸体还置入棺木而后火化，继之弃尸荒野，最后则置于床上无人闻问。有人记述河南一处城镇时说道，街上杳无人迹，仅闻苍蝇嗡嗡作响。（注七）

疫病肆虐成灾，神州哀鸿遍野，这使学者重新思索传统的医疗方法;虽然当时并未找出新的诊疗技术，不过此时医书开始提出有关流行病的新理论。一位江南的医师于一六四二年写道，中国不仅受到异常天候侵袭，同时更因为“邪气”的散播而改变了天、地的均衡。“气”是充塞天地之间浑然天成的力量。这位医师指陈，这类邪气通常是出现在“兵焚之灾与凶岁荒年的时代”。前所未见、闻所未闻的邪气恣意横扫，无人能奈之何。“若人欲与之对抗，则百病过半。人或四肢肿胀，或颅颜浮肿。……人皆苦于下痢，时而发热。或手足痉挛，或长满脓疱，或发疹，或长疥癣，或起水泡。”（注八）从这段描述虽然无法判别疾病性质，不过可以肯定一六四○年代中国受到疫病的侵袭。或许是满人入关引入了病菌，而中原人士没有抵抗力，因而伤亡惨重，一如欧洲人把痳疹或天花等疾病传给墨西哥、北美的印地安原住民。

处于风雨飘摇的明朝也并非只能坐以待毙。晚明仍有一批忠贞将领率军镇压反叛的农民，有时还重挫叛军，或令其撒退，暂时投降。此外还有若干半独立的水师和将领，以山东或沿海岛屿为据点，屡败据守辽东的清军。各地的缙绅纷纷招募武勇，自组武装力量抵抗叛匪的攻势，保护身家性命，捍卫乡梓。崇祯不无力图重振朝纲之心；他裁抑猖獗的阉党势力，同时，崇祯亦不似祖父万历，他定期与朝臣议政。但崇祯皇帝的心力都放在满人身上，因为努尔哈赤与其诸子正积极扩张版图。一六二五年，清军占领奉天，一六三二年攻克大半内蒙古地区，一六三八年绥服朝鲜。明朝亦有不少能征善战的武将，英勇击退清军，尤其是在一六二○年代中叶，重创清军并收复数座城池。但朝中官僚树朋结党，国家财政完罄匮乏，这是明朝无力回天的关键。

在明朝诸多将领之中，要属袁崇焕的威名最为远播，但袁崇焕的一生却见证了明朝党争的祸害。袁崇焕原系南方一介文人，年轻时即任职北京。一六二二年，袁崇焕前往满洲南部勘察形势，自信能戍卫关外通往北京的战略要道。身为兵部主事时，袁崇焕从熟识洋人的火夫处获悉欧洲火炮的知识，凭仗着“红夷火炮”固守辽河，逐退兴兵来犯的努尔哈赤。一六二八年，袁崇焕被拔擢为蓟辽督师，后因猜忌而处决了手下一员猛将。一六三○年，当清军进逼京师附近，袁崇焕被诬陷与满人勾结，遂被罗织以谋反之罪而遭问讯。但当年遭处决的部将在朝中的友人与反袁的宦官联手把持朝政，令袁崇焕无从辩白。袁崇焕反而被施以最惨无人道、最痛苦的极刑──在北京闹市中被凌迟处死。日后学者推崇袁崇焕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军事将领之一。袁崇焕的雄才大略无人能及；袁死后虽仍有若干戍守边关的将领效忠朝廷，但有更多的将帅投附满清。于是，构陷袁崇焕的指控在其他降将身上一一应验。

最终，瓦解明朝江山的不是满人，而是李自成。李自成率军席卷华北，招降官军以壮军容，而于一六四四年大举进犯北京。李自成发动一场高明的宣传战，细数朝廷的失德与残暴，并向百姓许诺和平繁荣的新时代。一六四四年四月，北京城门大开，李自成的军队兵不血刃，进入北京城。根据记载，崇祯皇帝听到叛军入城的消息后，摇铃召唤臣僚商议对策。但无人应声，崇祯步行至紫禁城墙外的御花园。花园中有一座小山丘，昔日皇帝与嫔妃常在丘顶上展望京城景致。这时皇帝并未登上丘顶，而是立于树下将绳子系在树上，然后在此自缢。明朝自一三六八年起即统治中国，期间容或有兴有衰，而最后的统治者就这么崩逝了。

注释

注一：汤显祖着，伯尔契译（Cyril Birch），《牡丹亭》（The Peony Pavilion , Bloomlngton, Ind.: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0），页十四、三二。

注二：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编，《晚期中华帝国的城市》（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 Stanford,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页三五一。

注三：汤憔祖，页三四。

注四：王阳明着，陈荣捷（Wing-tsit Chan）译，《“传习锌”舆其他新儒家的著作》（Instructions for Practical Living and Other Neo-Confucian Writings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3），页一四六，略经修改）

注五：傅路特（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与房兆楹（Fang Chao-ying）编，《明人传记辞典》（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页七〇八。

注六：这是中国舆正在浮现且可描绘的全球经济首次相互撞击的时期。相关参考资料可见，亚特威尔（William Atwell），〈一五三〇至一六五〇年前后的国际黄金流通舆中国经济〉（International Bullion Flows and the Chinese Economy circa 1530-1650），收录在《过去舆现在》（Past and Present），一九八二年五月，第九十五期，页六八至九〇。亚特威尔-〈关于中国与日本“十七世纪危机”的若干观察〉（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Seventeenth-Century Crisis" in China and Japan） ，《亚洲研究学刊》（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一九八六年二月-第四十五卷第二期-页二二三至二二四。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中国舆十七世纪危机〉（China and the Seventeenth-Century Crisis），一九八六年六月，第七卷第一期，页二九至三〇。

注七：邓斯坦（Helen Dunstan），〈晚明时期的传染病：初步研究〉（The Late Ming Epidemics: A Preliminary Survey），见《清史问题》（Ch'ing-shih wen-t'i），一九七五年-第三卷第三期-页二九至三〇 。

注八：前揭文，页三九至四〇。传统中整的基本立论，可多考席文（Nathan Sivin），《当代中国的传统医学》（Traditional Medicine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7）。

2 满清的绥服

清朝的崛起

明朝土崩瓦解之际，新兴王朝崛起于东北。现今所谓的“满人”，原是世居在今日黑龙江、吉林两省的女真部族。远在公元一一二二至一二三四年间，女真即已征服中国北方，一统于“金”的国号之下。一二三四年，金人大败于蒙古人，向北撒迁至松花江（Sungari River）流域，到了晚明，女真再度侵临中国与朝鲜边界。明朝采羁糜政策，透过承认女真领土是明朝边防体系的一部分，册封女真部落领主，给予互市贸易的特权，俾以控制女真部族。

到了十六世纪末，女真部落各有不同的发展之道。有些女真人依然留在松花江流域，仰赖渔猎为生。部分女真人沿着与朝鲜交界的长白山区建立据点，发展出农耕与狩猎混合的经济形态。其他的女真部族则迁徙至辽河以东肥沃、开阔的区域，这批女真人与汉人杂处，或开垦荒地，或买卖毛皮、马匹、奢侈商品。基本上生活在第三种经济形态之下的女真人部落组织已经解体：即便他们聚集的如抚顺、沈阳，昔日是金国的心脏，也多已汉化颇深。

奠定满人灭明宏图根基的努尔哈赤，于一五五九年出生在长白山区女真部落的贵族家庭。努尔哈赤青年时曾出使京城，向明朝的皇帝朝贡，互市贸易，明朝则授予努尔哈赤尊衔，以酬庸他提供援助，助明对抗入侵朝鲜的日人。不过约在一六一○年，努尔哈赤因明朝打击、羞辱其家族，意图瓦解其经济基础，而与明朝反目成仇。

此后十年间，努尔哈赤或以武力征服，或凭藉结盟邻近的女真和蒙古部落，而势力日强。努尔哈赤将部队与族人分为“八旗”，以颜色（正黄、正红、正蓝、正白、镶黄、镶红、镶蓝、镶白）为区别。在征战时用以识别敌我，承平时则作为设籍的依据。努尔哈赤征集大批工匠，制造武器盔甲。在固若金汤的城寨里，努尔哈赤还命人研制女真文字。一六一六年，努尔哈赤自称“汗”，建国号“后金”，藉着此一富有象征意义的举动彰显女真历史的光荣，并公然向明朝的权威挑战。两年后，努尔哈赤结合汉人，与摆脱部落形态、定居辽东的女真人，发动一连串猛烈的军事攻击。

明朝皇帝向来就把辽东地区视为王土，驻有重兵。但努尔哈赤以威胁利诱，劝服驻军将领投降，并派遣身边的汉人顾问向守军将领致意。譬如努尔哈赤在致抚顺明将的信中，言道“若不战而降，必不扰你所属军民，仍以原礼优之。汝若战，则吾兵所发之矢，岂有目能识汝呼？”（注一）努尔哈赤以改革的统治者之姿，提高汉人的生活条件，以削弱明朝在辽东地区的影响力，他还要辽西的汉人加入他所建立的新王国。“勿虑尔田宅将非我有,尽入主人之家”，努尔哈赤在另一封流入民间的书信中这样说，“众皆一汗之民，皆得平等居住、耕种。”（注二）努尔哈赤还表示，他有生之年会以万历晚年的行止为鉴，法尧舜，行仁政，努尔哈赤言明，他不会让“富人粮谷烂于仓中”，而要使“行乞者富足”。

努尔哈赤秣马厉兵，整顿军容，明令禁止掳掠或伤害辽东百姓，公众严惩违纪作乱的士兵。对于投降的汉族文士，努尔哈赤让他们到日益庞大的女真官僚体系中任职，至于归顺的汉族封疆大吏，努尔哈赤则令家族女子与之通婚，授予高官厚爵。一六二一年，努尔哈赤领军攻陷沈阳、辽阳，一六二五年，努尔哈赤定都沈阳（昔日旧称为“奉天”）。所有辽河以东以及部分辽西的地区，旋即落入努尔哈赤的手中。

努尔哈赤下令，凡归顺者都须随女真习俗，剃发结辫，虽然各地对薙发令的接受程度不一，不过最初甚少遭到公然反抗。其中一例外是，当海州守将以丝竹、鼓乐迎接女真人时，有部分海州住民孤注一掷，在水井里投毒，意图毒杀努尔哈赤的部队。在努尔哈赤治下的汉人与部落组织解体后的女真人，两者的命运亦难被归类。他们有些人得到应许的赏赐，有些人离乡背井，为女真人做工。有些人则沦为奴隶或是依契劳动，其他则被纳入新编之汉军旗营内，又以具备火炮知识的汉人为然。此时女真虽然粗具国家雏形，不过火炮营队已是日后连战皆捷的重要关键。

努尔哈赤早在一六二二年就有挥师越过山海关之心，山海关扼长城与渤海之交，自古为战略天险。若非辽东汉人爆发反努尔哈赤的叛乱，或许努尔哈赤在一六二三年就已经统兵南下。这场骚乱的确切缘由不明，可能有数端。大批女真军队行抵辽东，对当地耕地的取得产生极大压力。粮食与盐的匮乏已经到了濒临动乱的地步，饥荒时有所闻。满人采取粮食配给，治下的汉人必须提供无偿劳役，在特别划分的五亩田里耕种。在辽东，部分则是肇因于住房的短缺，女真人迁入汉户共居，一则便于控制，一则是因为住房不够，结果汉人焚烧房舍，再次于水井中投毒，杀害女真妇孺，藏匿粮食，逃入山中。有些汉人杀死边界的哨卒，意图南逃，若是被捕，则遭女真人杀害。

不过明朝并未把握冲突的良机，而努尔哈赤亦迅速敉平骚动。尔后，女真人被警示必须“日夜守护，勿与村中汉人杂处”（注三）而另行安顿，甚至不准进入汉人群聚的街上，或至汉人家中作客。女真人受命随身携带武器，而汉人携械则属违法。对于作奸犯科者，努尔哈赤对女真人法外开恩，对汉人则毫不宽宥，汉人若有偷窃行为，便处以极刑，同时株连家人。

一六二五年爆发第二次汉人暴动，遭到更严厉的镇压。努尔哈赤相信这次动乱系文人鼓动所致，于是大开杀戒，处决读书人。努尔哈赤为了控制平民，将每十三户编为一庄，由汉族的庄头管辖，工作则受女真八旗节制。每一庄至少可拥有七头牛、一百英亩的田地，田地生产所得的百分之二十上缴，然而这类规定是否被确实遵守，不得而知。

明朝将领并未呼应汉人的这两次暴乱，明军到一六二五年，才开始发动一连串的猛烈反击，并在袁崇焕的坐镇指挥下，于一六二六年首度重挫努尔哈赤。同年稍后，努尔哈赤伤重不治，他依女真源自中亚蒙古的习俗，并未指定继承人，也没有将“汗”授予任何人，而是由子侄共管分治。

可想而知，随着努尔哈赤的亡故，后金国内旋即爆发激烈的权力争夺。最后是努尔哈赤的八子皇太极获胜。皇太极能掌握权力，主要系仰赖汉人的襄赞，他也比努尔哈赤更能从正面的角度看待汉人与汉人传统的典章制度。皇太极登基后，仿效明朝建制，设立“六部”，拔擢汉人入朝为官。形式上，六部皆以女真权贵居首任，但是他们往往不理军务政事，将之委由汉人下属执行。皇太极舍弃努尔哈赤用来惩罚汉人所采取的编庄制度；他也循汉人传统，开科取士，来甄拔辽东的官僚；他下令改革满文，以适应新时代簿记、户口调查与税赋征集的需要。背叛明朝的文臣武将纷纷依附这位新任的大“汗”，当中有许多将领是带兵投靠，皇太极对这批归顺的汉人也十分礼遇宽待──皇太极的群臣甚至认为过于“大方”，抱怨粗鄙的汉人充斥宫廷之中。

无论粗鄙与否，奉旨卫戍鸭绿江口与鲁北诸将领叛明而归顺女真，确实使皇太极如虎添翼。一六三七年，皇太极延续努尔哈赤的旧制，设置两个完全由汉人组成的“旗”营，一六三九年增加为四个，一六四二年扩编至八个。一六三五年，皇太极将反明归顺的蒙古人也组成八个全由蒙古人组成的“旗”营。所以到了一六四○年代初，女真的领导人已经完成军政民政一体化的制度架构，从此军人不再采取“轮替制度”，而得以登录入籍，保护妻儿，监督田间耕作。

即使在这些制度建立之前，皇太极于一六三六年即采取一象征性措施，超越了努尔哈赤在一六一六年建立后金朝的作法：皇太极决意切断他那粗具国家雏形的王朝与昔日带有部落印记之女真名号两者之问的关系，并抹灭由此名号所唤起的奴从明朝的屈辱记忆。皇太极宣布新王朝的国号为“清”，此后统理满洲与比邻各族，且比“金”更声威远播。“清”意指“纯洁”或“澄明”，自一六三六至一九一二年溥仪逊位，皆以“清”为国号。皇太极治下的人民称之为“满洲人”，而不再是“女真人”。“满洲”是一个新名词；不过“满洲”一词的确切意义却不详＊，它可能沿自佛经用语“妙吉祥”（great good fortune），意味着清王朝已经承续新的“普遍性”。

皇太极现在蓄势待发。一六三八年，皇太极攻克朝鲜，逼迫朝鲜王断绝对明朝的纳贡，并挟朝鲜王储为人质。在关内，随着李自成、张献忠控制西、北方大半江山，明朝气数衰败，四处可见。清军越长城，逼临京畿，横扫山东。清军强抢民女幼子，掳掠牲畜、丝绸、白银，烧毁蹂躏城镇。

即使满人踌躇满志，更改国号，但满人本身也渐趋疲态。部分满洲人渐渐厌倦战争，习于辽东城市生活的逸乐。身处不曾听闻的奢靡之中，士卒勇猛不若往昔，又不愿尽心耕作，致使农作物收成不佳。年轻的满人甚至不再重视骑射之术，致令武备寝弛，皇太极感叹，他们“怠玩于市集”。倘若欲征召赴沙场，“兵卒滞留于营帐之内，令奴仆上阵杀敌。”（注四）

清军围攻位于大凌河南岸的战略重镇锦州，屡被明朝守将逐退，历时十载，终于在一六四二年攻克。清军士气大受提振。明朝治军有方的将帅屈指可数，锦州一役之后又有两名将军归降满清，并得到皇太极重赏。锦州陷落后，通往京师要道的山海关天险，仍有骁勇善战的吴三桂率重兵把守，而皇太极突然于一六四三年驾崩，年仅五岁的九皇子继承王位，由皇太极之弟多尔衮摄政，监理朝政。

其实满清进一步扩张势力的时机似乎仍不可期、但是一六四四年春天，李自成率军出北京朝东攻打吴三桂，在李自成的眼里，吴三桂是明朝最后一道防线。吴三桂自山海关调回部队，向西行以抵御李自成的攻势。摄政王多尔衮见机不可失，重整满清幼帝的军队，率领满洲、蒙古、汉军各旗的兵力迅速南下，兵不血刃入中原。努尔哈赤的梦想忽焉实现。

＊译注：“满洲”（Manchu）一词的原意众说纷纭。根据乾隆的说法，满洲实为女真国旧称“满珠”的汉语讹误。另一种说法，认为满洲一语的发音与佛教用语“曼珠”近似，意指“妙吉祥”，而此一词汇就出现在藏传佛教女真部落的经文中。又有一说，满洲语出于梵文“文殊”，同指“妙吉祥”。另一种较富神秘色彩的解释，满洲二字分别取自努尔哈赤的敬称“满柱”以及“建州”，且在“州”字加上水字旁而为“洲”。根据阴阳五行，“明”（光明）与明朝国姓“朱”（红）皆属“火”德，而火能克“金”，女真人才改国号。至于“满洲”、“清”三字的部首皆为水，故有制明之用。有关满洲一语的缘起，参见徐中约（Immanuuel C.Y. Hsu）《现代中国的兴起》（第五版）（The Rise of Modem China., New Yori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1995），页四九。

征服明朝

受到李自成与满洲铁骑东西夹击，吴三桂进退维谷。吴三桂的唯一生机是在李自成和满洲人之间择一结盟。赞成与李自成结盟的理由是李自成是汉人，似得天下百姓的拥戴，而且他亦承诺破除明朝滥权的积弊，况且吴三桂的父亲在李攻破北京城时已被扣为人质。反对者主张，李自成的个性捉摸不定，残暴不仁，粗鲁不文；而且，一六四四年四月李自成占领北京之后，其行径令吴三桂这类出身豪门世家、饱读诗书的将领却步。李自成的军队劫掠屠戮北京城，抢夺官宦贵族的家产，掳绑其亲属强索赎款或是要求钜额“保护费”。虽然李自成已自立新朝，不过却无法约束他在北京城内的部将，因此，吴三桂对李自成统一天下的能力不无怀疑。

与满人合作也有难处，满清非属汉族，而传统中国原本就蔑视女真这类半开化的边疆民族；而且，满清崛起之初，威震中国北方，血洗数座城池。不过满人建元之初，也应许了未来的安定：满人设置六部，开科取士，成立“汉军”旗营，以及众多汉人策士位居要津，这种种发展取向都令吴三桂坪然心动。况且，满人也善待归降的明朝重臣。

民间传说李自成强掳吴三桂的爱妾，将她据为己有，吴三桂一怒之下，率精兵与满洲八旗汇流，击退来犯的李自成部队，并恳请多尔衮助他夺回北京。李自成杀了吴三桂之父，并将首级高悬北京城墙之上以泄心头怨气。不过李自成的部队士气低落，即使李自成在一六四四年六月三日登基称帝，也无力回天。翌日，李自成满载洗劫得来的财物，率部仓促西逃。六月六日，清军与吴三桂部队进入京城，满清幼帝入主紫禁城即位，建号“顺治”。李自成也曾以“顺”来称谓他的短命王朝；加上“治”字，显示满人现在已承天命，一统神州。

虽然明思宗在四月自缢，清顺治皇帝业已登基，但这并不意味着明朝的国祚已尽。在李自成进入京师时，许多皇族逃离北京，此外，尚有数百名皇室旁系散居各地，坐拥庞大家产。明朝的国号自一三六八年延续至今，其所象征的神圣尊严不容轻忽。吴三桂在危疑之际或可与满人结盟；但是对数以万计的汉族文士和官员而言，“明”这个国号仍值得为之奋斗献身。

满人花了十七年的光阴追捕在各地勤王的明室苗裔，但是因为满人曾宣称，进入北京城是要为明思宗的殉难报仇，此故，满人还必须追击并瓦解颠覆明朝政权的反叛军。李自成是头号目标，他率军仓皇西逃至陕西西安，二十年前他在此地举兵叛变。清军攻陷并巩固山西省之后，在一六四五年春天采取钳形攻势，合围李自成。李自成再率锐减的随众逃出西安，朝东南方沿着汉水进入武昌，渡过长江，最后被清军逼入赣北山区中。一六四五年夏天，李自成自裁身亡，另一说法则指，李自成在偷食物时遭农民围殴而死。

正当清军追捕李自成之际，第二号反贼张献忠趁机离开华中根据地西走，溯长江而上，穿过险峻的峡谷进入四川。短暂占领重庆之后，张献忠转而定都富庶、外有山陵屏障的成都。一六四四年十二月，张献忠在成都改王称帝，国号“大西”，定年号为“大顺”，与李自成、满人一样都使用“顺”这个字。虽然张献忠亦曾招纳贤良，建立文官体系（其中有许多是被迫上任供职），另一方面开科取士，铸造通宝，不过张献忠政权的寿命并不比李自成久长，张献忠建立了一支一百二十营的武装力量以自卫，最初流窜各地的南明诸王威胁张献忠的程度尤胜满洲八旗。

而后数年间，张献忠逐渐陷入浮夸不实、凶残暴虐、奇幻的自我世界之中。张献忠定下长程的军事计划，不但准备攻克华南、华东，也想降服蒙古、朝鲜、菲律宾、安南（即今日越南）。张献忠严厉整肃他眼中可能背叛大西政权的蜀中人士，把地方上的数百名文人及其族人斩首或肢解，甚至还诛杀手下将士。一六四六年底，张献忠弃守成都，尽焚宫殿瓦舍，将之夷为平地，并采取骇人听闻的焦土策略，而后一六四七年一月，张献忠被清军所杀。

翦除李自成与张献忠二人的力量，对满人征服计划至为重要，但是满人必须把大部分心力用来镇压明室藩王，因为这些藩王可能集结串联，互通声气，阻扰满人问鼎中原。鉴于儒士向来强调忠于在位者，而且自然而然会挺身护卫祖产，不受异族侵凌，一个有能力的明室皇族可号召成千上万的拥护者。首先登高一呼的是万历的孙子福王。福王年纪轻轻，就在河南承继爵位封地，但是一六四○年代初，李自成放火烧毁了他的宫室，杀害他的父亲。俟崇祯皇帝自缢的消息确立，一群朱明的文臣武将即拥立福王克承大统，并在南京登基。此举象征意涵浓厚，因为南京在十四世纪本是明都，后来也一直是陪都。福王曾尝试与摄政王多尔衮协议，假使满人退回长城以北的辽东，明朝愿意岁岁向满人进贡。多尔衮回覆道，假使福王愿意放弃称帝，便容许福王维持小型独立王国的局面。在忠心耿耿的武将劝诫之下，福王拒绝了多尔衮的建议。

随后数月，正当福王倾力构筑南京城的防御工事，朝中却再度掀起类似万历时代的激烈党争，群臣彼此相讥，毫无建树，这包括类似东林党与宦官魏忠贤之间那种亲、反阉党的斗争。就在朝中群臣相互倾轧之际，一支清军顺着中国最伟大的人工河道──大运河南下，于一六四五年五月兵临富庶的扬州城。明军在扬州城内配置数门大炮守护，坚守了七日。最后在清军以更优势的巨炮，以及高昂的士气下被攻破，扬州遭清兵屠城十日，清军以此举杀鸡儆猴。反之，南京城驻军几无抵抗，六月初，清军不费一兵一卒，轻取南京城。福王被俘，押解到北京。隔年，福王亡故。

随着福王的过世，明室诸藩王相继即位抗清，使得局势更为复杂。朱元璋后代的两兄弟，分别于东南沿海的福州（台湾的对岸）与南方的贸易口岸广州，率军抗清。福州的统治者（译按，唐王朱聿键）于一六四六年底被俘身亡；他的胞弟（译按，亦称唐王，名为朱聿录）在清军攻破广州后被杀。朱元璋的另一位后裔（译按，鲁王朱以海）辗转于东部沿海，号召反清复明，曾以厦门、舟山岛为根据地，甚至一度飘泊海上，无处可栖。一六五三年，他取消监国的名号，自此之后，东部沿海地带抗清的重责大任就落到另一位明室后裔桂王的肩上。

在长江流域与沿岸的抗清政权相继失败之后，桂王就成为复兴明室的最后希望。他是所知唯一存活的万历孙子，在北京城陷落时是个骄纵的二十一岁青年，毫无政事与军务经验。张献忠进占湖南时，挂王被迫离开封地，向西逃往广州西边的肇庆。一群出逃的朝臣不顾桂王母亲的反对──她认为桂王太年轻，性格过于柔顺──于一六四六年底拥护桂王称帝。然而被清军赶出广州之后，桂王有一年半的时间在广西境内四处流窜，期间又以在桂林、南宁两地居多。

清兵势如破竹，成功征服北京至广州绵延一千五百哩的领土，但在这片庞大土地上，这种征服势必只是局部的，而憎恨满人入关又鄙视朱明不堪一击的爱国志士也有时间负隅啸聚。一六四八年，一群与满人合作的前明官员反清，投身匡复明室。在清军于广州重挫时，被描述为“充斥着口嚼槟榔的工人以及破落妓院的老鸨”（注五）的桂王政权，被大批热诚的支持者簇拥迎回肇庆。一如先前的南明诸王，这位“皇帝”也试图重建一套可运作的官僚体制，开科取士，成立军事指挥系统，建构可控制农村地区、征集税收的地方行政组织。但是桂王的朝廷依然无法摆脱先前诸王的命运，朝中文官、武将、太监各自树立朋党，相互攻讦，而无法众志成城，对抗满人。

到了一六五○年代初，清军或以联盟，或以武力镇压，扫荡了一些声称拥立桂王的中原地区，并派兵以犄角之势夹击桂王位于南方的根据地。这次南征是委由一六三三年归顺皇太极的几名明朝降将（译按，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领军。一六五○年五月，桂王仓皇出走广东，沿西江进入广西。此后十年，中原已经没有朝廷建制可与满清分庭抗礼，仅有一撮不愿受异族统治的流亡人士渐次朝西退却，由广西进入贵州，再退入崇山峻岭的云南，最后越边界入缅甸。缅甸王最初提供桂王庇护，但后来改变初衷，屠杀了桂王的随从，并拘禁了这位“皇帝”与家人。曾驻守山海关的吴三桂在一六六一年率清军攻入缅甸。缅甸国王尽缚南明朝廷众官交付吴三桂，吴将之押回中土。一六六二年初，明朝末代“皇帝”与独子在云南被处以绞刑。至此，清廷母需再挂虑明室正朔的威胁。

顺应华夏

满人出乎意料之外地在一六四四年轻取北京，在一六六二年诛除南明诸王，不过军事胜利并不意味满人已经解决了如何统治中国的问题。多尔衮身为幼帝顺治的摄政王，承袭了满人在辽东时所发展出的混合体制，将汉制六部与满人军政一体化的八旗组织结合起来。此时，多尔衮必须让这套架构挑起控制莽莽神州的重责大任。

不过至少在服装与发型方面，多尔衮坚持汉随满俗，而不是满随汉俗。多尔衮在进入北京城的隔日即下令，汉人皆须依满人的发式剃去前额头发，余发则编成长辫。结果遭到汉人的强烈反抗，于是多尔衮撒回成命，不过随即在六月又下令汉军必须薙发；这使满人在战场上易于辨识敌我，确保归降者会继续效忠。但是多尔衮手下大臣认为此举犹不足；一六四五年七月，多尔衮再次颁布薙发令，规定在十日内每个汉人都要削前额发，留长辫，不服从者处斩。汉人面临了痛苦抉择：诚如一般俗语的讲法，“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注六）

明代男子留长发，并细心梳理，将之视为男子气概与优雅形象的表征，对多尔衮的薙发令自然是深恶痛绝。许多地方在颁布薙发令之后群起反抗，甚至降清的地区亦然。多尔衮还下令汉人穿着满服──高领的紧身短上衣，右肩上有衣扣，一改明朝的宽松抱子。另一项不同于汉俗的是，严禁满洲妇女缠足。汉族妇女缠足的习俗已历数世纪，即使缠足令人痛楚难耐，不过上至士绅，下至贩夫走卒，无不奉行此俗，小脚成为汉人衡量女性美的标准，妇女只有强忍皮肉之痛。满人排斥汉人这种风俗，力求文化独立，而汉人则因满族女子的天足引不起他们的性趣，形成满汉通婚的障碍。

在紫禁城内，满人辞退上千名太监，过去宦官充斥在明朝宫廷之内，而阉人的结党营私、密谋私通，曾经对明朝政权造成极大的伤害。虽然到了清代，仍由宦官来服侍宫内女眷，不过满人已把其余朝政，特别是财政，移交由一六二○年代和一六三○年代在辽东俘虏的包衣掌理。明朝太监还负责护卫宫殿，到了清代，这种类似军职的角色也被剥夺，而由御林军负责卫戍，其中有许多人的先祖是战士，曾经辅佐努尔哈赤建立女真王国。

满洲八旗悉数驻守在北京城外，皇帝与皇室家族由忠贞军士保护。北京城内的汉族居民被强制迁徙至城南；虽然刚开始颇有不便，不过城南很快就众商云集，人口稠密。除此之外，满人还强制征收华北的数万亩良田，以供养驻军或酬庸将士。这些土地大部分属于明室所有，不过前明高官的封地也在征收之列。据估计，四万的旗人，平均每人约莫分得六英亩田，较大面积的封地则授与满人的封疆大吏。

为了进一步隔离满、汉，多尔衮下令迁移华北的汉族农民。机巧的汉人地主趁着改朝换代，强占无主的土地。结果，百姓怨声载道、土地任由荒芜，成千上万的农民或沦为流民，或落草为寇，甚至集体迁离。然而许多满人本身无力耕作，便与汉人订定各式各样的契约，让汉人承租土地。有些契约使汉人与奴隶无异，需仰主子鼻息，倘若没有驮兽，这些佃农只好自行背负农具犁田。满清入关不到二十五年，北京城方圆两百多里约五万英亩土地悉数为满人所占。不过在土地重分配的过程中，并未演变成封建制度，亦无类似奴工制度出现，传统的农耕、租佃制度，乃至于独立所有权制都在慢慢复苏。

满人的政府体制与教育制度大抵承袭汉人旧制。六部的行政架构原封不动，分管封勋考课、户口田赋、礼仪祭祀、军机要务、刑名律令，以及百工业务：所不同的是每部均设尚书二人，由一名满人与一名汉族武将或文官担任。每一部之内各设侍郎四名，同样采取“多族共治”（multiethnic dyarchy），满、汉各占二人。在六部与皇帝内廷之间还设有“大学士”职衔。顺治统治之初，共有七位大学士：其中两名是满人，两名是汉人，三名则是由归顺清廷的前明官员充任。

德高望重的汉族文士若是愿意效忠清廷，就被拔擢至六部供职或出任大学士。为了进一步充实官僚体系，一六四六年清廷重开科举，殿试有三百三十七人及第，其中多数出身于京畿以及冀鲁两省。不过为了平衡官僚体系的省籍，一六四七年又录取二百九十八人，大部分来自甫攻克的江苏与安徽两省。从挑选主考官也可看出多尔衮对汉人敏感心理的觉察：虽然有二名早年归化的汉人、一名满人文士，但另一名则是由一六四四年方才归附清廷的汉儒担任。

满人唯有摧毁明朝残余势力，各省的行政才能运作，尔后满人渐渐把自己的官员分派至仿效明朝所建立起来的行政体系中。清廷先将明朝的十五个行省建制划分为二十二个行政单位，后来又恢复十五行省，但将最大的三个行省又各自一分为二，而成为十八行省，以利管理。清代每省设巡抚一名，清初各省巡抚多由“汉军”（Chinese bannerman）膺任。多尔衮相信这批人已证明了他们的效忠，况且，他们是汉人，使用汉文，比较能够被同胞接受。在巡抚之外另设道员与按察使，分管省内经济与司法，此外还有一批监察御史。省下有府，监管县级官吏。这一行政层级相当于西方社会的“地方行政官”，管理镇、农村的日常行政业务和税赋工作。

满人的势力在广袤的中国显得势单力薄，尽管在重要省城均驻有官军，不过新王朝基本上得力于维系国家三个组成要素间微妙的权力平衡。首先是满洲人本身，他们有自己的语言，以累世的血缘关系，或是努尔哈赤的苗裔而定品秩。满人以狩猎骑射之术，维持军事武力上的优势；以满语满文凸显文化的独特性。虽然基于现实的考量得让汉族官员使用汉字起草公文文书，不过重要文件都译成满文。满人有属于自己的宗教仪式，由萨满教的男、女祭司来执事，并且严禁汉人接近。

其次是蒙古八旗与汉军八旗，他们大多出身于一六四四年清军降明之前就已归降满人的家庭。蒙古八旗主要分布在北方与西北边境，而汉军则是在清廷统治中国的过程扮演重要的角色。他们自成层级，其爵位部分得自努尔哈赤与皇太极的册封，部分则是取决于他们降清的时机──较早归顺者通常地位较尊崇。许多汉军能通满、汉两种语言，既保有自己的社会规范，也沾染了满人崇尚武勇的特质。对满人而言，他们的支持，其价值无可度量；倘若没有他们，满人可能无法逐鹿中原，更无法巩固江山。

第三部分是汉人。基本上汉人有四种选择：可以积极或消极合作，或是当个反抗者，而抵抗也有积极消极之分。像吴三桂之辈便积极与满人合作（纵使吴三桂从未入籍为旗人）；也有人选择积极抵抗而牺牲；我们在后面也会看到，有人选择消极抵抗。不过大部分的汉人都是见风转舵，被动地与新秩序合作。

出身豪门者欲继续保有先人遗留的土地家产，若是成功，便黾勉子弟参加科考，在新政权中谋得一官半职。然而满人从一六四八年广州数千名降清汉人的倒戈事件习得教训，他们理当对这类人士的忠诚度有所保留。闻名遐迩的明将郑成功于一六五○年代末出兵攻打南方重镇南京时，江南人士纷纷反正。虽然反抗旋即被镇压，但情势也是岌岌可危。满人初始无法在华南建立稳固势力，南明诸王尽除之后，清廷将广大的华南委由吴三桂等降清汉将治理，其地位与独立王国无异。

满人洞察明朝覆亡部分肇端于朋党相争，群臣倾轧，不过自己也无法免于其害。例如，两名系出贵族的将领在翦除张献忠、李自成时战功彪炳，却被罗织领导无方与叛国的莫须有罪名，后来死在北京城内的满人监狱里。摄政王多尔衮的行径更是飞扬跋扈。多尔衮的性格桀傲不驯，平日素以帝王自居，他手中控制有数个旗营，放逐其将领，还强纳政敌的遗孀为妃，并要求朝鲜公主为妾，计划在京城北方的热河建造宫殿和城池。一六五○年，多尔衮于狩猎途中谢世，满洲贵族竞相角逐多尔衮的权柄，清政权遂有分裂之虞。

顺治此时十三岁，工于谋略，遂能巩固帝位。顺治虽长于庙堂，不过比起身边的满族要员，更能适应汉人的方式。顺治生性机敏，不受继承多尔衮的满洲贵族的操纵；而用兵标悍，以成功的战略进逼南明的拥护者。顺治习汉文，雅好汉人的小说与戏剧，并深受一些汉人高僧的影响，到了晚年，迷恋一名年轻嫔妃，冷落了皇后。顺治还把相当大的权力委诸宦官，并恢复征服初期所废的“十三衙门”。顺治这么做的缘由并不清楚，或许是因为他希望维持内廷的私密性，不愿御林军和奴仆将他的一举一动密告宫中的王公贵族。

顺治与“耶稣会”的传教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成为知交，这也颇不寻常。晚明以降，来自欧洲的耶稣会传教士便在中国积极传教。有些耶稣会传教士遭张献忠所擒，而随张献忠的部队抵达四川，有些则随南明诸王流窜。汤若望是少数于一六四四年甘冒危险仍留在北京城内的传教士。鉴于汤若望卓越的科学知识，多尔衮任命汤担任钦天监监正。因为朝廷必须为黎民百姓制定历法，而历法计算的精准，有助于强化顺治身为“天子”的威望。另一方面，汤若望的受宠或许是顺治表现自主性的另一种方式，甚至是顺治因早年失估而对父爱的一种孺慕之情。所以顺治以满语称六十岁的渴若望为“玛法”（mafa，即“爷爷”），定期传召汤若望参加宗教与政治会议，甚至允许汤若望在京城里建教堂。

顺治在宠幸的爱妃去世不久之后，突然于一六六一年驾崩，可能是感染天花的缘故。大行未久，顺治幼子的四位顾命大臣旋即诋毁顺治。这四位辅臣声称手中握有顺治皇帝的临终遗诏，并将公布之。根据这四位摄政大臣的说辞，顺治罪己于背弃满人的尚勇文化，重用阉党，信任汉官胜于满臣。这份遗诏写道，“明之亡国……亦因委用宦寺，朕明知其弊，不以为戒。……朕每自恃聪明，不能听纳。……以致臣工缄默，莫敢进言。”（注七）

居四位顾命大臣之首的鳖拜能征惯战，旋踵之间即独揽大权。这四位摄政一改顺治皇帝的政策，处决了阉党的魁首，废除新设立的太监衙署，并建立一套由满人监控的皇室内务制度。他们在农村地区贯彻执行严苛的税赋政策。在江苏有个案子，朝廷调查一万三千名汉族缙绅是否逃避税赋；结果至少有十八名缙绅遭公开处决，数千名缙绅被革除功名。

汤若望亦被捕入狱，满人位居要津，汉族的博学鸿儒则遭贬抑。为了切断台湾岛上反清复明势力与华东沿海地区拥立明室者的挂勾，以达到孤立台湾反清势力的目的，朝中摄政大臣断然强制沿海地区汉人迁移至二十哩以外的内陆地区，而不顾其后果。以一福建省为例，据闻在一六六一至一六六三年之问，就有八千五百名农渔民因而死亡。迄于一六六○年代末，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顺治等人所树立的顺应华夏政策，逐渐被摒弃于满洲保护主义的名义下。

阶级与对抗

清王朝巩固政权之初，爆发数起肇因于各类经济与社会阶级冲突的事件。前文曾概述李自成向世人宣称救民于涂炭，以及李自成与张献忠二人如何憎恨缙绅与官员而将之杀害。一六四四年明思宗自缢的消息足以使汉人心中的敌意加深加剧，引发事端：农民杀害地主，劫掠或烧毁巨富之室，镇民反抗地方胥吏，或公开与乡村的农民团练作战。有些豪门巨室所雇用的契工聚众骚乱，杀害主人，抢夺主人的财产，在地方上划地为王。渔民则是加入海寇的行列，侵扰沿海。李自成之流的寇首兵败被杀之后，各处仍爆发零星的农民反叛，终顺治一朝，社会的动荡与骚乱不断。期间也有女性率领士卒而名噪一时。也有下属不从上司号令，坚持采取抵抗政策，反倒激发清军对城镇的屠戮。

然而，当时中国社会结构并不存在阶级战争概念所预设的那种僵固的社会位阶，也不是人人皆能清楚意识到自己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诚如我们可以在每一次事件之中辨识出社会的紧张关系，但是我们也可以发现这些社会冲突往往跨越了阶级界线。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即有几名出身名门的儒生。在富有的地主与农民反叛军的斗争之中，农民可能自己组成民团来保护地主。逃到山区的儒士，他们利用在地村民的力量来建构防卫性的网络，以阻扰清军的攻势。逃亡的明室诸王，受到邻近东部沿海地区崇山峻岭中贫困百姓的帮助。镇民保护他们的父母官。满洲人占据明室王孙贵胄的封地之后，就把土地授予在土地上耕种的佃农，给于佃农们过去从来不敢奢望的经济前景。

诚如所见，阶级界线在十七世纪的中国是难以被明确界定的。我们对阶级概念的历史意识，大都得自对封建主义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此一进程的认知，而从研究中我们也了解到，这种社会结构的转变是通过城市资产阶级的力量与代议制度，逐渐从嫌恶的贵族手中夺取权力，不过中国社会里阶级界线的模糊难以辨识，经常令西方人感到困惑不解。

诚如所见，阶级界线在十七世纪的中国难以明确界定，混乱了我们对“阶级”的历史认知：即由城市资产阶级透过武力与代议制度，逐渐从贵族手中夺取权力，而导致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的过程。

在明、清两代，也没有西方式的贵族。一旦王朝覆亡，即使贵为帝王子孙，尊衔与地位也不复存在。所以在明朝，皇族皆享有尊衔，在封地上过着奢华的生活，如福王与桂王，而前朝元代的皇族后裔就无法与之并存。同理，在一六四四年之后，先明贵族也成了寻常百姓，满人自有贵族世系，或是努尔哈赤的后人，或是功勋显赫的武将，或是满清龙兴之初即乞降的汉族将领。清朝的贵族系谱有其巧妙之处，贵族分为九级，拥有爵位者一死，家族品第即下降一等：据此，第三等贵族的后代可能降为第四等、下一代又降到第五等第。除非有彪炳功绩，蒙圣眷擢升，否则贵族家庭最后也会沦为寻常百姓。

虽然无法从贵族的血缘或是明确的经济地位来界定“上层阶级”，中国当然还是有“上层阶级”的存在，而满洲人在征服中原之初也选择不去摇撼既有的上层阶级。上层阶级的形成要素有四：财产、血统、教育、官僚地位。最有价值的财产仍然是耕地，不过清代的上流家庭可能还拥有大量的银锭（银锭是官定的通货）、浩繁的古籍藏书、古董字画、豪宅大院、田产，或者从事典当、药材买卖的事业。

血缘系统有时称之为氏族或是同宗，这是将宗族势力扩展成一种互为奥援的关系网络。各户可能要拿出一些家产，用来维持祠堂或祖坟，以及家族私塾先生的束脩。权贵家族之问的通婚更是仪礼繁琐。我们从现存钜细靡遗的族谱可以窥知这套血缘系统妥善维系、管理的程度。

在清代，假若能谋得一官半职，就能有权有势，于是教育的角色举足轻重。意欲进入官僚体系，就必须通过科举考试。一般只有少数人能凭战功而出将入相，靠金钱流通或是攀附王公贵胄而做大官的就更少了。清朝延续明代的科考取士，不过想要考试及第却是困难重重，因为考生必须背诵、研读指定的儒家典籍，或是孔子弟子的论述，以及解释经典的注疏。这些科目都是以文言文应试，在语法结构上与日常用语迥异。所以只有有钱人才有财力让子弟追随同样通过科考的名师学习，或拥有私塾以延聘社会地位相当的私人教师，不言可喻，富家子弟比较有机会通过考试，在官场平步青云。就算没能当上高官，至少可以因此免除榣役，也免于受杖刑。

在朋党相争的朝廷之上，或是饱受盗匪与兵焚威胁的农村为官，虽有危险，不过浮沉官场数年下来所获得的薪俸、津贴、特别规费，甚或不法贿赂，都抵得上进入官僚体系所花的成本，甚至还有余钱得以买地，以及教育子女。不惟如此，当这些官员退休还乡之后，先前的资历还可以让他们享有地方官的保护。

因为这类上层阶级的财富大都得自土地，所以总是有可能与佃农发生摩擦。明朝的官员察觉，如果地租过高，佃农就可能抗租，或是以武力与地主相向。假若地主收回田地，佃农就可能沦为绿林盗匪或其他形式的社会暴力。不过在十七世纪的中国，并没有单纯的地主─佃农的阶级斗争，因为在土地上耕作的人，社会阶层互异。在一六四0年代，对于每一次的“农民”武装反抗“士绅”的动乱，我们均须细致推敲当地的经济活动以及人际关系。李自成、张献忠的叛乱，追根究底，应该是源于挫折感的扩散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渴求，而非无土地者与地主阶级之间的敌对。

然而在这段过渡期间，社会与经济关系还是有深远的变迁。摄政大臣鳖拜或许能威吓胁迫江苏的地方缙绅按时缴纳赋税，不过满人无法有效清丈汉族富室的田产，而只有清丈土地才可能让朝廷建立一套公平的地税制度。这是一项艰钜的工程，矛盾的是，它又必须仰赖地方上的汉人，他们熟知地方风土民情，知道如何去执行地方税务行政。地主百般推托规避，抱怨费钱耗时，硬是不让丈量田产的工作进行。地税制度的改革政策无法贯彻，徒然让有能力于乱世蓄积土地的家族，在承平时代进一步积累了更为庞大的田产。

某些当代中国史学家论称，基本上，满洲征服者与汉族上层阶级结盟，导致农村地区的“封建关系”持续不坠，并抑制了城市中“资本主义萌芽”的可能性。这点很难证实。虽然满人的政策确实让某些家族更富有，不过仍有许多汉人士绅的思想延续了晚明东林党人的改革主张，他们抗议满人的这类政策，而试图在职权所辖的地方实行公平的税赋制度，不惜牺牲自己的阶级利益。这些士绅失败的原因在于：一六四四年之后，朝中已经无人与其改革主张相唱和，其故旧均在一六四五年先后亡故。不过到了十八世纪，有些建议已付之实行，只是功劳并没有记在他们身上。

特别是长江下游的鱼米之乡江苏，自古以来文风鼎盛，抗清活动主要是出自意识形态。在此一地区，领导抗清运动者有时能以地方上的农民、镇民为后盾。换言之，具备奇魅（charisma）的上层阶级领袖以民族大义跨越了阶级的鸿沟。在许多事件中，薙发令是江南反清的一帖催化剂，不过部分儒生仍不忘前明，即使以身相殉也在所不惜：奉献的伦理精神以及报效朝廷的理念，使他们能无视于历代在位者的积弊陋习，并超越了贫富之问难以逾越的藩篱。假使满人意欲彻底巩固政权，那就必须杜绝这类种族认同感；然而也正是因为满人在一六六○年代实行强硬的排汉政策，才再次激发了这类认同意识。

注释

注一：梅谷（Franz Michael）。《满族统治中国的根源》（The Origin of Manchu Rule in China, New York,1965）页一二一。

注二：罗丝（Gertraude Roth）,〈满汉关系，一六一八至一六三六年〉（The Manchu-Chinese Relationship: 1618-636），见史景迁与威尔斯（John Wills）合编！《从明到清》（From Mlng to Chlng；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页九。

注三：前揭书，页十八。

注四：前揭书，页三○。

注五：司徒琳（Lynn Struve），《南明，一六四四至一六六二年》（The Southern Ming, 1644-1662.,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页一二九。

注六：魏斐德，《洪业》（The Great Enterprls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页五五至五八：司徒琳。前揭书，页四七，五八至六一。

注七：奥克斯南（Robert oxnarn），《马背上的统治》（Ruling from Horsebac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页五二，五六。

3 康熙政权的巩固

三藩之乱，一六七三至一六八一年

满清之初，皇帝皆是冲龄即位。皇帝若要长大成人，就必须迅速茁壮。顺治趁着多尔衮突然辞世而亲掌皇权，当时只有十三岁。顺治之子康熙在第一次挑战鳖拜时，也只有十三岁；一六六九年，康熙在太皇太后与一群满洲侍卫之助下，以跋扈与欺君罪名将鳖拜治罪下狱，当时康熙十五岁。鳖拜旋即死于狱中，康熙自此亲理朝政迄至一七二二年，成为中国历代最受推崇的统治者之一。

青年皇帝主政之后，问题纷来杳至，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在满人治理之下统一天下。虽然吴三桂于一六六二年已敉平南明在西南的势力，但是西南并未被彻底整合到北京的官僚架构中。对北京而言，西南各省地处偏远，朝廷鞭长莫及；且西南地带位处亚热带山区，骑兵作战不易；此地边境非汉人的少数民族又为了保护家园而负隅顽抗；再者，朝廷在此也没有忠贞的官僚。这诸多因素致使顺治与鳖拜不愿把满洲军队投入此一区域，反而将中国的西南与南方委由一六五○年代转战此地的三位汉将治理。

这三位将领之中，尚可喜与耿继茂均系于一六六三年归顺满清的“汉军”，是满清问鼎中原的同盟。尚、耿二人分别向清廷输诚，特别是在一六五○年，他们从明朝拥护者的手中夺回广州，并屠戮了广州城内的守军。第三位将领是吴三桂。尚、耿、吴三人都受封为王，其子嗣皆蒙朝廷优宠，纳娶满洲贵族之女为妻；他们三人治下的领土犹如独立王国，被称为“三藩”。吴三桂据云、贵两省，以及部分湖南、四川境域，尚可喜镇广州，下辖广东全境与部分广西；耿继茂以福州为根据地，统理福建一省。

三藩实际统治的面积约为西班牙加上法国。在三藩的领地内，朝廷虽然派任各级行政官僚，不过实际上，举凡军务、民政、兴办科举，与土著之间的关系往来、征收税赋等权力完全掌握在三藩手中。三藩王不仅保有地方税收，独占互市贸易的利润，还不时向朝廷索求钜额的财政补助，以换取他们对清廷继续效忠。一六六○年代，三藩王每年接受朝廷的财政补助超过一千万盎司的白银。

三藩将爵位视为世袭。一六七一年，尚可喜身患重症，便把军权栘交给儿子尚之信。同年，耿继茂过世，其子耿精忠继承了统治权。虽然现有的史料零碎片段，不过还是可以窥知，康熙皇帝亲政之初便开始思索如何处理三藩的问题，而他身旁的群臣不论满汉，对于如何处理三藩问题却莫衷一是。康熙不似群臣的戒慎，他为了国家长治久安，不惧以兵戎相见。所以，当已届垂暮之年且久病缠身的尚可喜奏请告老归返辽东故里时，康熙见机不可失，便欣然同意尚可喜的请求。吴三桂与耿精忠意欲刺探康熙的心意，亦上书请求撒藩，康熙同表首肯。其实，撒藩的请求只不过是用来试探康熙对于藩镇存废的观感；一俟康熙做出彻藩的决定，双方之间的公开决裂就势所难免了。

若干康熙的重臣劝诫吴三桂平和撤出根据地，吴断然拒绝，而于一六七三年十二月叛变，建国号“周”，并将大批的兵力部署在湖南。耿精忠于一六七四年举兵叛清，率军固守福建，并派兵进入浙江。尚之信软禁其父（尚可喜不改对清廷的效忠），于一六七六年加入反顿的行列，他在广东部署重兵，并挥师北上江西。

三藩之乱正好考验南方和西南方汉人对清廷向心力的矛盾情结。一六四○年代与一六五○年代战乱的幸存者，已经与清政权相安无事，现在他们必须选择是否继续效忠清廷，或是转而寄望于吴三桂的“周”朝政权。吴三桂下令恢复明代旧俗，蓄发易衣冠，藉此唤起汉人的忠诚意识。吴三桂也广征博议，谁应为周朝开国之君，暗示假若能够寻访到朱明族裔，即拥立他登基。况且，吴三桂以“周”为国号，周朝在西元前一千年统治华北，并深受儒家所推崇。吴三桂致书康熙，倘若康熙能彻离华夏，在满洲与朝鲜建立一王朝，那么他可以恩赦康熙。康熙当然拒绝了吴三桂，并处死留在北京充当人质的吴三桂之子吴应熊以泄恨。

吴三桂的军队兵强马壮，又坐拥庞大的行政与经济资源，比起先前南明的福王、桂王，吴三桂及其拥护者更有胜算。更何况，整个南方与西部，忠于满清政权的汉人已被包围，而且人数也居于劣势；虽有不少人不愿向三藩称臣──有的逃入山区，有的装病，还有人自残手足──但多数仍迫于环境屈从三藩。三藩兴乱几乎瓦解了清朝政权。至少表面看起来，满人几乎断送掉长江以南的控制权，若是如此，整个王朝就会处于分裂状态。

不过随着下列五大因素发展的结果，中国依然维持一统（这对后来世界历史的发展，亦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第一，吴三桂对于是否跨越湖南挥师北上，直抵一六七四年当时吴驻防的所在地，显得举棋不定、踌躇不决。第二，康熙虽然年少，不过却有能力团结朝中各大势力以资后盾，擘划长期的作战方针与防守战略。第三，部分满洲武将虽然年轻，未经战火洗礼，但仍英勇、顽强地反击吴三桂。（康熙本人并未御驾亲征。）第四，三藩王彼此不能协调作战，而任何一位藩王又都无法持续发动攻势打击清军。第五，三藩无法号召明室的拥护者，因为他们了然于胸，昔日三藩曾积极与满人合作。

况且，三藩本身的品行也无法扮演好匡复明室的新角色。吴三桂逐渐陷溺于逸乐；另一方面，暴虐无道的尚之信曾纵猎犬噬人，比起先前的反贼张献忠，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耿精忠则是生性软弱无能，于一六七六年向满清俯首称臣，自此之后，三藩就无法采取协同行动。翌年，尚之信继耿精忠之后向满清乞降，尚之信的投降，显然与吴三桂坚持派人入粤任官有关，而尚之信向来以广东为禁脔。

吴三桂最后在一六七八年称帝，但是为时已晚，也不具任何意义。同年稍后，吴三桂死于痢疾，结束了六十六载风风雨雨。吴三桂的孙子以吴的名义继续作战三年余，后在昆明误陷圈套而自尽。吴三桂的追随者，连同耿精忠、尚之信一起伏诛。尽管康熙接受了耿、尚二人的投降，并保留藩王的头衔，但康熙断难容忍像耿、尚这类的人存活在世间。

一六八一年，三藩之乱敉平，曾经主张对三藩采取强硬路线的大臣即受到康熙重用：虽然康熙君臣决定撒藩几乎葬送大清基业，不过他们最后的获胜意味着中国从此将更为强盛。康熙严惩支持叛乱的重臣要员，毫不留情，但下令宽宥战争中的俘虏。诚如康熙所言，他们不过显露出“一时贪生畏死之恒情，若大兵所至，概行诛戮，非朕救民水火之意。”皇帝同样宽待在战乱中遭“贼逆”（康熙通常称之为“贼”）掳获的妇孺：“但贼营妇女，多系掳掠胁从，破贼之后，凡所掳难民子女，许民间认领。”（注一）

随着藩王尽诛，树倒猢狲散。新任的总督与巡抚──多数为绿旗营汉军──被分派到叛乱的各省就职，将之整合进康熙治下。这些地区的赋税开始流进北京的府库，随着财政大权的收回，南方与西南的科举考试亦回归由朝廷举办，人才也慢慢回流到中央。不过饱受兵焚之灾的生活则很难在短时间恢复旧貌。三藩乱后整个康熙年间，湖南、云南、广西、贵州等地沦为边陲地带，而康熙本人的不信任感依然长驻心头。只有少数出身上述省分者被授予高官厚爵。康熙本人虽爱游幸，不过足迹也不逾江南。康熙口中的“南方”是南京与苏州，易言之，真正的南方与西部省份并不在他巡幸的范围之内。三藩之乱带给康熙的震撼，以及他决定三藩“告老还乡”之后，黎民百姓又是如何生灵涂炭，凡此皆深烙心头。不过，康熙从未后侮作出彻藩的选择。

台湾与海上的中国

台湾融入中国的历史始自十七世纪之初。明末，台湾依然鲜为人知：海相危迨，台风频仍，沿海有浅滩拱卫；西部平原连绵错落，后有崇山屏障，与世孤绝。台湾本地不友善的原住民令外来的探险家或移民望之却步。不过还是有少数来自广东、福建各港口的商贾涉险渡海，与原住民进行鹿皮、鹿角的交易，并在岛上的西南部形成小型聚落。中国与日本的海寇也在台湾西部建立避难所。

一六二○年代，台湾登上国际政治的舞台。一度，遇难的海员与传教士是岛上唯一的欧洲人。当时，葡萄牙人曾一探台湾，名之为“美麓之岛”（Ilha Formosa）；但后来决定撒离，而以澳门作为在东亚活动的根据地。西班牙人在北台湾的基隆建立小型据点；信奉新教的荷兰人则在一六二四年于台湾南部安平小镇修茸“热兰遮城”（Zeelandia）。迄于一六四○年代，荷兰人驱逐了岛上的西班牙人与残余的日本海盗，而在台湾、东印度群岛（East Indies，今天的印尼）的荷兰帝国，以及中国东部沿海的商贾官员三者之问形成贸易网络。由于受到贸易利益的吸引，有部分汉人移民先后聚集在西班牙人、荷兰人据点四周，其余则赴台湾西部平原拓荒垦殖。

一六四○年代、一六五○年代间，台湾岛上的荷兰人尽量避免介入残明势力的抗清活动，然而随着沿海战事的发展以及荷兰人与明室拥护者的互动往来，荷兰人无法置身于这场战争之外。当时，权势富室的郑氏家族是游移于福建、台湾、日本南部海域的海盗兼贸易商，郑氏家族的首领（译按，郑芝龙）最后受苟延残喘的南明政权封爵。郑芝龙虽然于一六四六年投降清廷，不过他那性格刚烈的儿子郑成功却拒绝随父降清。郑成功率领部舰继续拥立四处流窜的南明政权，即使郑成功已经退守台湾岛，在名义上则一直奉朱明为正朔。

这位杰出的海将即史上所称的“国姓爷”（明朝赐郑成功国姓，西方人把闽南语发音的国姓爷译成Koxinga），出生于一六二四年，母亲是日本人，所以郑成功的成长背景也反映了国际贸易与文化关系的多语系世界。郑成功父亲的贸易网络从长崎（Nagasaki）绵延至澳门，在位于厦门附近的营垒中可以发现奉基督教与佛教圣像的礼拜堂，也以从澳门的葡萄牙人手中逃脱的黑奴充当卫队，而船只可以直抵营垒之内。

整个一六五○年代，郑成功的船舰一直都在华东沿海地区与满清作战，同时在他的控制之下，厦门成为一个国际转运港。郑成功甚至组织十家销售丝、奢侈品以及糖等商品的商行，以交换海军所需军品与火药来补给船舰。郑成功直到一六五九年正面攻击南京，才遭逢军事重挫。满清大军逼临厦门，郑成功作出攻击热兰遮城的大胆决定。或许是受到曾担任荷兰通译、并熟悉热兰遮城防卫布署的汉人相助，郑成功顺利进围热兰遮城；虽然郑成功轻易就占领热兰遮城周围的田野，杀死荷兰人并虏掠其女子，不过堡垒里的荷兰人却负隅顽抗了九个月之久。到了一六六二年二月，荷兰人才投降，并与郑成功达成协议，把荷兰人全部撒至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巴达维亚城（Batania），而荷兰人留给郑成功的财货与资金估计价值逾一千万盎司白银。

郑成功的成功美景并不长久。由于他不归顺清朝（他的母亲被清军杀害已久），父兄在北京被处死。消息传来或许因此内心难平，于是他开始凌辱臣属，不假词色，严待儿子，后于一六六二年辞世。

虽然摄政鳖拜在一六六一年悍然强令沿海居民迁徙，不过仍无法令台湾归降满清。满清曾与荷兰人联手围堵仍在福建沿海的郑氏家族残余势力，不过两次预备在一六六四年与一六六五年征讨台湾的计划都无疾而终。满洲铁骑毕竟不善于海战，况且一六七三年之后，大批清军被三藩之乱所牵绊，使得台湾的郑家可以继续发展、繁荣其贸易与商业势力：随着沿海居民的迁入，汉人人口在郑成功儿孙治下迅速膨胀，总数已逾十万人，生产大量米、糖，并从事颇有规模的制盐、精糖、造船等商业活动。

即使三藩之乱结束后，康熙仍觉得无力从郑家手中夺回台湾，于是令郑芝龙麾下的水师将领施琅率军远征台湾。施琅早在一六五○年代就归降康熙。康熙这步棋非常高明，施琅不仅能征善战，而且施琅降清之时父兄儿子皆遭郑成功杀害，施琅势必全力以赴。

施琅按部就班，谋划战略，而从三百艘战舰这个数字可以窥见，尽管当时中国海上力量还有待发展，但是潜力实不容轻忽。一六八三年七月初，施琅率舰出闽，在澎湖群岛附近大败郑氏。

三个月后，台湾投降，康熙或许不愿见到平三藩时血流成河之烈，因此厚待投降的郑氏家族与降将，授之以爵，并允其定居北京。郑氏残部多调离台湾，用以充实北方边防，以御俄人。关于如何处理台湾，朝廷百官曾激辩多时。有人建议应该完全放弃台湾，不过施琅则是力陈以台湾为屏障，使中国免受荷兰战舰的侵扰。康熙最后裁决将台湾纳进帝国版图。台湾成为一福建省的一个府，首府设于台南，府下设三县，每县设置县令一名。康熙也派遣一支八千人的清军永久驻防岛上，而岛上原住民的部落地区与狩猎场域受到朝廷的尊重。除此之外，清廷还审慎限制汉人移民台湾。

康熙这种矛盾的措施反映了清朝（之前的明朝亦然）有关海外贸易与殖民政策的模棱两可。中国的统治者对贸易基本上是不信任的，认为贸易活动会带来紊乱失序，担心贸易活动会将军情泄漏给外国强权，造成贵重的白银大量外流，滋生海寇和其他犯罪。因此，即使郑氏家族败亡之后，清廷放弃强制迁移沿海居民的政策，不过仍透过厦门等沿海城市实施特许与限制船只吨位的措施，以控制与台湾之间的往来。

但对于华东沿海昌盛的商业世界，这些政策并不切实际，结果徒让东部沿海地区职掌海上、沿岸贸易的要员坐享暴利。汉族包衣吴兴祚透过父亲的人脉关系，在福建的官场上扶摇直上。一六八○年代之初，吴兴祚为了取得两广总督的职位，支付的贿款总计超过一万盎司白银。吴兴祚得到一干特派官员之助，将大批人口迁回沿海，所分配的土地近乎五十万英亩，人数则超过三万人。吴兴祚在福建省的同僚则是将逾五十万英亩的土地分配给四万名先前居住在此地的百姓。吴兴祚还监督抄缴尚之信在广州的随扈、商贾的家产：其中一名商人所积累的家产超过四十万盎司白银。

国家从合法的对外贸易中可课征十分庞大的税收，而历代也不乏统治者善加利用之。但是除了设置四个海关衙署（分别位于广东、福建、浙江、江苏），以及试行对外国进口商品课征百分之二十的进口税外，清政权未能建构必要之机制，而是采取佣金制或专卖。随着十八世纪更强势的西方贸易商抵达中国之后，这项决定就产生致命的后果。

清廷严禁移民台湾，却无法贯彻这项措施，结果台湾表面上受行政管理机制羁糜，实际上则沦为难以驾驭的化外边陲、紊乱不堪的失序社会，从康熙一朝的记战可一窥渡台开垦的人士：一群来自福建省的兄弟以低价向原住民承租土地，以汉人的灌溉方法大大改善土质。施琅的一位亲戚至北台湾定居，他用自己的家产去闭发荒地，并从人口较为密集的南台湾雇用游民。一个来自广东的汉人娶原住民头目的女儿为妻，并充当岳丈的通译，后来他将部落的土地租给其他汉人移民牟利。凡此或许不能算是传统汉人的典型模式，不过他们却有助于为中国传统帝国增添新的成分。

劝服儒士

南明诸王的顽强抵抗、郑氏家族所获得的拥护，以及三藩之乱的迅速蔓延，几近成功：这些都说明清政权并不受汉人拥戴。康熙从即位之初，一方面肯定满洲贵族崇尚武勇的活力与坚定的政治立场，另一方面也设法让汉人相信，他对汉人传统文化的推崇。藉着谋求两者的平衡，来处理此一问题。

要引起满洲人的共鸣比较容易。康熙幼年罹患天花而无恙是其得以继位的原因之一。康熙身强体壮，对狩猎、射箭之术兴趣浓厚，并精通骑术，因此康熙能策马远行，深入满洲人的发源地。曾经与康熙并辔完成这趟旅程的精锐侍卫与满洲贵族，一直都对主子忠贞不贰；虽然他们关于国家政策曾有过严重的歧见，不过在康熙早年遭逢的种种危机中，他们一直坚定拥护康熙。康熙的祖母（也就是皇太极的遗孀）十分宠爱康熙，她凭恃着家族的关系，大权在握。康熙的皇后与众嫔妃（康熙十一岁初婚，娶一位反鳖拜摄政大臣的孙女）的家族势力，成为康熙政权的有力后盾。康熙在北京城内满人信奉的“萨满教”（shaman）寺庙举行隆重典礼；重用满人与汉人，命满洲贵族执掌“内务府”藉以抑制宦官的势力；宫中杂役则由汉人包衣来担任，而不是太监。

然而，要争取汉人人心就较为棘手。满人说他们于一六四四年入关的目的，就是要为明崇祯皇帝复仇，不过多数汉人无法接受这番托辞。纵然满人所言属实，但根深柢固的忠君思想，议不少汉人在听闻崇祯皇帝驾崩之后自裁殉国，也有人执戈反抗满人，烬管最后证明有些反抗是会出人命的，有更多的汉人宁可选择纵情山林，遗世独立，不愿侍奉新朝。

这种辞官退隐的作法是受到儒家思想的合理化，而康熙亦正是立足在儒家思想上，去面对汉人的抵制行为。儒家训诲在中国社会里是不容挑战的。不过到了十七世纪中叶，对于儒家思想的真实底蕴为何，看法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差异。孔子曾论道，有德者不应侍奉无道之君，假若有必要，有德者必须为捍卫理想原则而成仁。

自从康熙圈禁摄政大臣鳖拜之后，康熙表现出对儒家丰富遗产的崇慕之意。一六七○年，康熙颁布十六条箴言，意在总结儒家思想的道德价值。“圣谕十六条”强调社会关系的等级秩序，以及仁慈、服从、俭约、辛勤工作的美德。康熙又挑选一群满汉大学士，与之精研四书五经。从朝廷的记载可以看出康熙的进步，遇有疑难处便向先生请益。皇帝研读儒家经典、勤练书法的消息被“走漏”给群臣知悉后，群臣盛赞康熙是“圣君”。满汉人大学士还把“圣谕十六条”翻译成口语体，以利康熙的伦理观点向黎民百姓传播。

朝廷的权力之所以至高无上，部分因素在于科举考试受朝廷所控制。顺治恢复了这套考试制度，康熙则是每隔三年开科取士，即使三藩作乱期间，科考也并未中辍。不过令康熙感到不快的是，许多满腹经纶的博学之士不愿参加科考，藉以表明他们身为明朝遗民，不愿出仕而背叛明朝。一六七九年，康熙提出一个巧妙的解决办法，在每三年的科举取士之外，他又下令各省荐举人才，参加朝廷的“博学鸿词特科”，以网罗高才博学的贤良。虽然还是有人坚持不赴北京参加考试，有人则是不愿被列入荐举之林，不过这项举措还是收到成效。这次特科共录取五十名，大部分的学者来自江南，同时，为了刻意表彰这群名儒硕彦对前朝的忠贞，高中特科者均奉命入馆佐修明史。

尽管康熙皇帝尽其所能笼络前朝的山林遗老，不过许多汉人仍对新朝心存观望。有不少文士私自搜集明史相关资料，以期自撰历史不受朝廷监控。因此，如扬州、江阴英勇抗清的城镇虽是功败垂成，不过其事功皆能载入史册，流芳百世。有些曾经在家乡抗清的学者，不理政事之后便撰写晚明东林党或与类似学社的改革儒士的事迹。

这段期间，有三位儒士以其作为、文章而负盛名。一位是湖南人王夫之，他在一六五○年返回故里之前，曾经有数年在西南桂王的流亡朝廷为官。王夫之倾力攻击王阳明信徒的个人主义式哲学，认为阳明学派陷溺在个人意识中寻求道德基础，结果断丧了时代的道德意识。王夫之同时还撰写了一部关于桂王小朝廷的历史，并细加品评先前政权的专擅，这些文字若是让清军发现的话，王夫之恐怕难逃杀身之祸。

第二位是浙江人黄宗羲，他的父亲积极拥护东林党与其他改革派，于一六二六年遭宦官魏忠贤下令杀害。黄宗羲有数年在东部沿海地区随南明藩王作战，并在山区内修筑防栅以阻扰清军的前进。黄宗羲在一六四九年退隐，专心治学。黄宗羲不仅细心撰写明朝重要人物的传记，还试图分析政府的制度结构。他主张回复远古的理想社会，由儒士担负社会的行政工作，并以道德教化的力量来管理，取代当时过分集中化的体制。大部分的中国政治思想家在探索改革之道时，均倾向于思考如何改变介于皇帝与百姓之问的宦官与官僚的行为，但黄宗羲本人却独树一格地认为帝权应该受到制约。

这三人当中以顾炎武最为知名。一六一三年，顾炎武生于江苏，由寡母抚养成人，顾母以严守道德礼教而闻名于乡梓，顾炎武恪遵儒家思想的伦理诫律。晚明时期，顾炎武曾通过乡试，但眼见当时的政治、道德乱象，便潜心钻研传统的经世致用之学、政府体制与军事兵法。一六四四年，顾炎武曾经短暂辅佐福王抗清。顾炎武的母亲因不愿屈从新的征服者而饿死，令顾炎武深为感动。她在给顾炎武的遗书中有言：“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亦不可辱，尔当读书隐居，无仕二姓”。（注二）

虽然顾炎武并未踵继母亲，不过他确实将母亲遗言铭刻在心，余生（他死于一六八二年）都在旅行、反思、研究。他甚至离开富庶的江南家乡，迁居陕西的不毛之地。顾炎武著述立说，一如同时代的王夫之，以抗衡强调形上学二元论（metaphysical dualism）与直观意识而造成道德空洞化流弊的儒家主流学派。顾炎武单骑走遍大半华北地区，考察耕作方法、开旷技术与商人的票号制度，以观察所得写下一系列的文章，试图为严谨、实证的学术研究奠下基础。

顾炎武在卷轶繁浩的著作中，主要关注的议题集中在政府体制、伦理学、经济学、地理与社会关系，并十分重视“朴学”（philology）的方法，他认为朴学的方法是考证中国古代学术遗产真实意蕴的重要工具。顾炎武特别推崇汉代（公元前二○六年至公元二二○年）学术不事雕琢，法度严谨，且无虚玄矫饰。尽管顾炎武声名鹊起，但他依然不参加清廷举办的所有科举考试（包括一六七九年的特科），也不参与由康熙所推动的编修明史工作。顾炎武辞世后，许多学者推崇顾是一位严谨通透的治学典范；顾炎武的著作在十八世纪对中国思想有深远的影响。

然而不独文士、武夫反抗清廷。有许多清初画家也以艺术作品表达心中的愤慨和对新政权的疏离。透过大瞻的创新、古怪的画风以及留白的运用，呈现出一个萧瑟失衡的世界。孤松奇绝，荒山磷绚，林木郁郁，以厚实的笔法跃然纸上，偶有孤鸟游鱼，这都是此类艺术家常取材的主题。其中几位出类拔萃的画家，如石涛或八大山人，他们均与朱明王室有血缘关系，在满清入关后遁入深山僧院。八大山人以沉默来表达对满清政权的抗议。他在自家门上写了一个“哑”字，从此默然不语，即使是大醉或热中创作时放意狂笑或仰天长叹，也不曾开口说话。但石涛则是渐渐涉身社会之中，开始与其他的学者、艺术家论交，即使是这些人曾经侍奉满清政权，他偶尔也会受托于富裕雅士设计庭园。

我们的确可以循着清廷笼络文人的脉络来写一部历史。那些并未出仕或参加科举考试的文人，仍有可能被好友或金钱的承诺所引诱。编修书籍最能凝聚文人的精力。康熙延揽博学俊彦，使之编写字典、百科全书，记录朝廷活动，搜罗古文与古诗。也有王公大臣赞助学者从事地理研究与地方志的编修，于是学者游历不辍，搜集写作材料，然后返回舒适宅邸提笔撰写。也有官员聘儒生任幕僚，责轻事少，便有更多闲暇来规抚创作，或为小说家，或为短篇故事的作家，或为诗人、戏曲作家。其结果就是在异族的血腥统治下，中国文化依然能在十七世纪末大放异彩。

最后，透过孔尚任的艺术手法，明朝遗民抵抗与忠君的题材为康熙一朝所接纳。孔尚任生于一六四八年，是孔子第六十四代子孙，此时满人已入关。孔尚任的父亲是明代知名的学者，孔尚任本人深受明朝覆亡与明代遗民的事迹所吸引。孔尚任在四十几岁谱成一出广为流行的戏曲《桃花扇》，情节描写一位耿直的文士与其所爱的女子，以及他们如何经历南明福王朝廷的苦难折磨。这位女中豪杰抗拒南明权奸的求欢，以扇子敲击奸邪，致使血洒扇面。一位画家将扇面的血迹缀饰成桃花盛开的模样，这出戏就是以此为名，从桃花扇这个出色生动的隐喻可以看到，晚明时代隐伏在道德与知性生活背后那种暴力与美感的交融。在《桃花扇》的剧末，晚明的抗清行动徒劳无功，高风亮节的遗老纷纷遁避山林，不愿接受清廷的招降入朝为官，这对恋人也遁入空门。在剧末的一幕，这对恋人与一位友人同叹：

千古南期作话传，

伤心血泪洒山川，

仰天读罢招魂赋，

场子江头乱瞑烟。（注三）

到了一六九○年代，《桃花扇》已经在康熙的朝廷之上传唱，孔尚任的戏曲深受宫廷中人所喜爱。孔尚任为文捕捉到听众的情绪：

名公巨卿，墨客骚人，骈集者座不容膝。张施则锦天绣地，胪列则珠海珍山。……。盖主人乃高阳相公之文孙，诗酒风流，今时王谢也。故不惜物力，为此豪举。然望歌靡麓之中，或有掩袂独坐者，则故臣遗老也；灯摇酒阑，欷嘘而散。（注四）

此类人物或许满腔念旧情怀，不过终究得设法与当道异族和平共存。

廓清边疆

外国的压力（至少是某些外国技术的成分）在清初已愈加随处可见了。即使对外国风土民情既无了解、亦无兴趣的人，其生活也有可能受到外国器物的影响而为之改观。例如，孔尚任还没写《桃花扇》的时候，视力已开始在慢慢衰退：他曾以诗来描述他如何重拾文人生活，字里行间满溢欣喜之情：

西洋白玻璃，

市自香山坳。

制镜大如钱，

秋水涵双窍。

蔽目目转明，

能察毫末妙。

晴窗细读书，

犹如在年少。（注五）

孔尚任拜自澳门进口的欧洲技术之赐而重获视力，这得多亏朝廷并未下令摧毁这座葡萄牙人的基地。一六六○年代期间，“迁海”政策作为朝廷征讨台湾战略的一环，因此下旨命水师封锁澳门，所有居民悉数撒离。并严禁葡萄牙的船只进出，并以夷平澳门相要胁。但是，地方官员鉴于地方居民的经济利益，并未贯彻朝廷的旨令。另一方面，通过外交使节多次觐见，加上京城耶稣会士的支持，并在一六七八年呈献康熙一只非洲狮子，康熙龙心大悦，葡萄牙人终于说服朝廷让他们继续保有澳门，作为在东亚从事贸易活动的根据地。

不过对葡萄牙人的宽待并没有泽及俄罗斯人。晚明官员与顺治皇帝的阁臣十分清楚，俄罗斯的猎人与移民逐渐迁入东北边境地带。一位俄国使节曾与朝廷交涉，希望允许俄国定期派遣贸易商队到中国，不过康熙虑及此举可能会让俄国影响到边境部落对朝廷的忠诚，曾一度试图将数个边境部落南移，迁离边界，建立一块无人的缓冲地带以使中俄隔绝，这样的设想或许是模仿摧毁明郑所采取的迁海政策，不过此计终因耗费人力财力且不切实际而作罢。

事实上，康熙已经筹思多年，准备对俄罗斯人在黑龙江（Amur River）流域的雅克萨（AlbaZin）城发动攻势。台湾在一六八三年归降之后，部份残余的郑家军被送往北方，参与攻俄战事。郑家军的海战战术对康熙十分有价值，因为康熙需要利用水师巡弋北方河道。南方战事告捷后，康熙下令集中兵力攻击雅克萨城，经过一番激战，雅克萨在一六八五年被清军攻陷。康熙下令放弃雅克萨城，但是清军的指挥将领并未从命，还焚毁了俄国移民在此地种植的大批农作物。于是位于希尔喀河（Shilka Rivcr）西岸的俄国第二大贸易基地尼布楚（Nerchinsk）的驻军将领，命人预先在冬季来临之前预备粮食，重新占领雅克萨城。

康熙闻讯大怒，遂于一六八六年第二度下令攻击雅克萨城，但遭俄人顽强抵抗。不过，俄国的统治者担心面对清军坚决反对，他们是否有能力再占有这片庞大的领土，于是决心求和。双方透过精通拉丁文与满文的耶稣会士居间翻译，于一六八九年在尼布楚会面签约。就其长远的效果来看，〈尼布楚条约〉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条约之一，因为条约所划定的疆界大致维持至今。在最富争议的区域，两国边界定在格尔必齐河与额尔古纳河。俄国放弃雅克萨城并将之焚毁，整个黑龙江流域地区尽归大清所有。两国的逃兵各自遣回，双方互市贸易，但是进行贸易的商人必须持有清廷核发的有效文件。

藉由武力征战，台湾被划归为中国的版图，澳门的葡萄牙人受到未以条约规范的宽大对待，而维持原有的半独立状态。不过就俄国的例子而言，中俄双方是以一种主权对等国家的地位签订条约。清廷这种作法虽然背离了传统中国一贯的对外模式，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自从清朝开国以来，朝廷对待俄国的事务并不是交由职司荷兰、西班牙、葡萄牙诸国之夷狄关系的“礼部”负责，而是责成一特别的衙署“理藩院”来处理。理藩院是由皇太极所设立，本来是为了处理与蒙古人进行外交与商业往来时所滋生的问题。将涉俄事务委交理藩院，象征朝廷承认这是特殊个案，对于涉及远北边界纠纷，必须以不同于对待东南沿海的方式来处理。

大清之所以与俄国签订条约，主要是考量西部的准噶尔部落：清廷深怕俄国人会与这些强悍的游牧战士结盟。准噶尔部落笃信达赖喇嘛（准噶尔部视达赖喇嘛为精神领袖），而噶尔丹（Galdan）又为一代雄杰，准噶尔部在今日外蒙古和青海人烟罕见的地区徙牧，可说不受羁束。到了一六七○年代末，噶尔丹依序占领喀什噶尔、哈密、吐鲁番，控制了这些广为居住的回民城市，以及旅行商队往来中国与地中海之间的通衢。这些地方的部落与噶尔丹交恶，在被噶尔丹击败后东逃，压迫到甘肃。准噶尔部落战士大举迁徙令康熙惶惶不安，唯恐俄国与准噶尔部落结盟。

然而结盟一事并未成真，康熙在签订〈尼布楚条约〉之后，派兵（由康熙的兄弟率军）攻击噶尔丹。在长年征战之后，康熙决定御驾亲征，痛击噶尔丹，而康熙之所以敢于冒险，可能是康熙认为成功击败俄国乃得力于他本人而不是其将领的谋划。清军粮食辎重补给得宜，约有八万大军，兵分三路西进：康熙御下的部队横跨戈壁沙漠，向准噶尔北方的克鲁伦河（Kcrulcn Rivcr）挺进，一六九六年，噶尔丹被逼入死角而在昭莫多（Jao Modo）一役中战败。隔年，噶尔丹殁，所属部众纷纷归附清廷。

成功绥服准噶尔是康熙皇帝亲政以来的全盛阶段。此时康熙四十二岁，他乐于享受这场战争所带来的兴奋与濒临危险的刺激快感：战事结束后，康熙即刻修书给北京朝中的一位宠臣（译按，敬事房总管顾问行），信中提及朗朗睛空、美味珍馐、瑰丽奇景，无不令康熙感到愉悦。“今噶尔丹已死，其下人等俱来归顺”；一六九七年春天，这位皇帝在信中叙述，“朕之大事毕矣……蒙天地宗庙护佑成功，朕一生可谓乐矣，可谓致矣，可谓尽矣。朕不日到宫，另为口传，今笔墨难尽其大概而已。”（注六）

但是在对外政策方面，每一次解决总是会带来新问题。该区域的权力政治并不因为噶尔丹的死就获得解决，而康熙也发现自己在达赖喇嘛遭谋害、且推举出不适当的继任人选时，又身陷准噶尔各部大汗之间复杂的斗争中。不过这也让康熙以执行正义的报复为名出兵西藏（犹如一六四四年清兵入关的藉口）；他下旨兵分两路，一经由青海湖，另一取道四川入西藏。一七二○年秋天，这两支军队在西藏首府拉萨会合，忠于清廷的达赖喇嘛即位。从此以后，中国开始以军事介入西藏的政治。

约在同时，由于台湾岛上生活不定，以及清廷统治失当，一名随同官员抵达台湾的奴仆，名叫朱一贵的福建人，与五十名歃血为盟的弟兄高悬反叛大纛。一方面是时代的动荡不安，另一方面也因为他姓“朱”，是明室的国姓，所以朱一贵的叛变能吸引数百名追随者，并一度占领县治，在台湾自立为王。不过朱一贵的政权只维持了两个月，最后被水师提督施琅之子率军掳获，而在三十八年前率先攻占台湾的正是施琅本人。

尽管清廷无法彻底解决根本的地方问题，但已证明他们有能力迅速、有效地回应边境萌发的两次危机。一七二二年，康熙皇帝驾崩，西藏、台湾两次战役也标帜出清朝向西南和东方延展的极限。就在〈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满洲人祖宗的龙兴之地获得确保，论势力之深之广，史上只有少数朝代能与清朝相提并论。

一份混杂的遗产

康熙皇帝的威名是建立在他追求统一不遗余力以及对外政策充满活力之上。康熙对自己的决断力颇为自豪，因而时常独排朝中满、汉大臣之议；所以当捷报传来时，康熙便自居功绩。不过，在几件大事上头，结果也不尽如他所愿，而留给后继者一个治丝益棼的乱局。其中又以三方面为最：环绕在太子胤礽周遭的争议，与天主教传教士的关系；以及农村地区的行政管理。

康熙亲政之初，亟欲避免一六四○年代摄政大臣多尔衮、一六六○年代鳖拜把持朝纲的历史重演。因此，当康熙的皇后于一六七四年产下胤礽，康熙即册立他为储君。因为胤礽的生母难产病殁，所以胤礽的出生便有了命定的意味，胤礽与其他异母弟弟十分疏远。

胤礽所受的教育是要为天下表率，依循儒家道德诫律，兼修满洲人擅长的骑射之术。康熙挑选最博学的大学士任太子傅，详细查考功课，并重视太子品行操守的涵育和文史的修养。胤礽渐渐参赞政务，一六九六至一六九七年，当康熙御驾远征噶尔丹时，胤礽坐镇北京。康熙甚至一度表明有意退位，好让皇太子登基统理天下。

但是康熙班师回朝之后，开始听闻有关储君行止的种种谣传：胤礽素行乖张，暴虐凶残。康熙巡幸西彊、满洲、大运河与长江沿岸的繁华都城时，也令诸皇子随侍在侧，而胤礽的任性妄为常让旁人难以自处。

康熙所面临的难题之一是无法取得有关情势的正确讯息。朝中文武也因各有所属而开始明争暗斗。七位皇子在年龄、智慧方面足堪与胤礽角逐储位。置身于这种政治情境下，满朝文武不论满汉，少有人愿意吐露真言。于是康熙开始建立新的奏摺制度，以穿透蜚言蜚语的层层迷雾。

皇帝的消息来自京城与各省官员，官员一般是以奏摺的方式向皇帝递呈讯息。这种仔细誊写的文书由驿丞进呈宫中，由内阁先行抄录，附上票拟的意见，再转呈御览。这是比较公开的制度，所以康熙在一六九○年代开始建立“密摺”制度，密摺系由撰写官员的家奴送至宫中，由皇帝身边的宦官呈交，由皇帝私下审视、批阅、密封。然后再把这套程序反过来，有皇帝御笔朱批的密摺再转交由官员的奴仆携回。

这套系统最先是非正式的，康熙要一些派赴各省的亲信包衣详列各地粮价，以便查核官员报告的真实性，发掘未来可能引发骚乱的潜在因素。十八世纪初，康熙开始扩大这套系统；一七○七年，少数康熙的宠臣上奏密告胤礽的行止，说胤礽如何志得意满，以皇帝自居，又凌虐臣属奴仆，还命亲信远赴南方购买童男童女，带回宫里供他狎戏。康熙一直隐忍不发，但是到了一七○八年，已经有太多不利胤礽的证据，康熙不能再有迟疑。康熙一怒废黜胤礽，拘之于“上驷院”，并命四子胤缜监视胤礽；胤礽的党羽，以及涉入的朝臣一一遭逮捕、伏诛。

之后康熙陷入犹豫踌躇的痛苦循环之中。康熙相信对胤礽的指控并非真有其事，而是受人镇魇，于是在一七○九年释放了胤礽。但是到了一七一二年，又发现不利胤礽的新证据，包括意图谋害康熙，康熙再度下令逮捕胤礽。终康熙一朝，不再册立储君，并严惩妄再议立太子的朝臣。庙堂之上流言充斥，康熙诸子各有其党，大清的未来蒙上一层阴霾。

天主教士的问题同样也涉及皇权。康熙自从结束鳖拜的摄政之后，开始任用耶稣会士：康熙令耶稣会士监管“钦天监”，垂询地图的绘制与工程建筑等事务，并允许他们在北京城内与各省传教。特别是在一六九二年后的十年间，康熙下旨容许基督教，耶稣会士开始期盼他们在中国的传教能有转机。不过康熙坚持耶稣会必须同意，中国人祭祖祀孔是世俗典礼，而非宗教仪式，此故，改信基督教的中国人仍可继续祭祖祀孔。因为康熙所持的界定袭自明季知名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 的观点，所以在华的大多数耶稣会士均无从辩驳。

然而不同修会的天主教神甫与传教士，不管是在东亚或罗马，皆深深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康熙是以无上的权威介入宗教教义，耶稣会士的态度会破坏基督信仰的统整。罗马教皇克莱门十一世（Pope Clement XI）为了谋求补救，指派一位年轻但深受信任的主教铎罗（Maillard de Tournon）前来中国、了解情形。一七○五、一七○六年间，这位罗马教皇的特使在北京多次觐见康熙，举行一连串的会议，可想而知，双方看法南辕北辙。于是铎罗主教禁止天主教士遵从康熙的谕旨，否则将会遭受逐出教会的惩罚，康熙于是下令驱逐所有不愿“具结”脱离罗马教会、领取准许在华传教证明之“印票”＊的神甫。虽然大多数耶稣会士均具结并领取印票，不过还是有逾十二位圣方济修会（Franciscan）、道明修会（Donlinican）等的传教士拒绝签署而被逐出中国。由于双方均采取强硬的立场，结果中断了教会在中国的影响势力，阻碍了西方科技向中国的传输。若是双方的立场软化，那么到了十八世纪末，天主教教会接受了伽利略（Oalileo）的科学发现，而传教士开始把新的天文学带到中国来，中国人的思想模式与对待自然的态度说不定也会有所改变。

在税制与农村地区行政管理体制等重要方面，终康熙之世并未完成建设性的转变。他似乎认为，在既存的社会环境下，是不可能普查土地所有权的；在税制方面，他也遵循晚明旧制，以丁役折换等值的银两来纳税。税银仅有少部分留在地方，用以支付官吏与仆役的薪俸，或是地方上的灾难救助和建设经费。所以，地方上的官吏必须另行征收额外的税赋来补充财政，不过大部分的税款都被官吏中饱私囊，作为冰敬、炭敬之用，期使相关权责衙署放松监督与考课。

结果，康熙虽然在统一政治、廓清边疆方面立下显赫功绩，不过在农村地区，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依然处在痛苦的深渊中奋力挣扎。各地总有少数匪帮四处打家劫舍，因为缺乏具有武装力量的民团，所以他们几乎横行无阻，来去自如。县里的贪官污吏横征暴敛，需索无度。有关土地契约的法律诉讼往往缠讼十几年，孤儿寡母若是遭到族里男人的欺凌，往往求诉无门，私仇常引发暴力相向，闹出人命，但庶务缠身的地方父母官又无暇无人来审查凶案。

＊译注：印票系由内务府统一发给，用满、汉两种文字书写的“千字文”印票，票上写着：“西洋某国人，年若干，在某会，来中国若干年，永不回复西洋，已经来京朝觐陛见。为此给票。”发票的顺序是按《千字文》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排列。票由内务府发给，显示康熙是将在华的传教士视为家臣，据此，把天主教会纳入中国政治是康熙的一贯作法。所以，康熙时代的所谓“中国礼仪之争”，不仅涉及中西文化思想的差异，同时亦是满清皇帝皇权与罗马教廷教权之争。详见李天纲着，《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八），页七○至七二。

康熙皇帝并未追究江苏、浙江两个富庶省份拖欠国库的税钱，这或许是康熙思及郑成功在一六五九年战役中受到地方上汉人的支持，也可能是因为江苏与浙江两省是儒家文化的心脏地带。为了维持表面和谐，康熙经常宽待处理地方积欠国库的案例，虽然没有遭受天灾人祸，也减征钱粮。虽然康熙推行“回避制度”，明定官员不能在家乡任官（避免他们以权谋私），不过康熙对于密奏他亲信家族的成员，或是自京城告老还乡的大臣贪赃徇私，总是置若罔闻。

康熙在位的最后十年，似乎由衷相信农村已是一片欣欣向荣，地方官员皆能善用手中的资源适切处理政事。朝廷除了土地税之外，又独占盐、人参、玉等商品，加上富商的“自动”捐输，以及对商品转运的课税，而使国库充盈，财政不虞匮乏，朝廷也开始松怠。康熙相信人口的多寡是衡量繁荣的标准，但是地方官吏唯恐如实呈报，户部也会如实课税，所以往往隐匿虚报，于是断然在一七一二年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依农业耕地来订定征收之差摇的人口数，无论人丁增加多少，朝廷不再增加税收。此后，地方官员才敢据实呈报真正的人口数，而不必担心税赋增加。

由于康熙不再对土地占有情形进行全国普查，因此中国的地税系统在两方面被固定下来：各省入籍的地目是以一五八一年万历年间所做的普查为根据，而每一单位土地应纳的租税是以一七一二年的数据为基准。这让康熙的后继者几乎无法理顺财政。纵使北京已经开始掌握人口实数，康熙对国泰民安深感安慰，但财政的根本弊端还是存在。

“今朕躬抱病，怔仲健忘”，康熙于一七一七年一份谕旨真情流露告诉文武百官，“故深惧颠倒是非，万几错乱。心为天下尽其血，神为四海散其形，既神不守舍，心失怡养，目不辨远近，耳不分是非，食少事多，岂能久存。”（注七）康熙写下这段但绝不快的话语之后，又活了五年，是中国有史以来在位最久的统治者：但是松鹤之寿，带给康熙的却是日薄西山的落寞。一七二二年十二月，康熙崩于北京宫中，储君之位未定。抚今追昔，实难想像康熙临终时是如何郁郁寡欢，才会置国本问题于不顾。

注释

注一：史景迁，《中国的皇帝：康熙自画像》页三。

注二：彼德森（Willard Peterson）〈顾炎武的一生，一六一三至一六八二年〉，见《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二十八期，一九六八年，页一四。

注三：孔尚任着，陈世骊、艾顿（Harold ACton）译，《桃花扇》

注四：宣立教（Richard Strassberg），《孔尚任的世界：中国清初的一位文人》（1983）页二七五

注五：前揭书，页二一九。

注六：史景迁，页一六五。

注七：前揭书，页一四八至一四九。

4 雍正的权威

清朝权力与农村税制

康熙驾崩之后，雍正即位，他在位时间虽不长，却是腥风血雨，诡谲多变，十分关键。雍正践祚之初，就有阴谋篡位的流言，雍正自称康熙龙宾之前已将大位传给他。康熙大去之时，除了维正之外，诸皇子并未在侧，而且九门提督（译按，步军统领隆科多）也是雍正亲信，所以雍正继承嗣统没有人公开质疑；但是终雍正之世（一七二三至一七三五年），僭取皇位的指控都一直困扰着他。

不过，雍正谋篡皇位之说并无实据，况旦康熙对雍正信任的程度胜过其他皇子。康熙与雍正（名为胤缜）常一起讨论政务，一同出游。诚如前述，雍正还一度奉派看守二皇兄，也就是被废黜的王储，以当时的政治环境，这其实是一项极其敏感而危险的任务。

雍正登极之后，逮捕妒恨他继承王位的几位皇子，藉以稳固统治权威。（雍正先是以升官加爵来杜他们之口。）废储胤礽与另外两位遭雍正下狱圈禁的皇子，不久之后殁于狱中。（是否是被杀害或遭恶意虐待致死则不得而知。）其他的皇子不是被禁锢就是受到严密的监控。雍正只信任十三皇弟胤祥＊一人，委任他为总理事务大臣，并封为亲王。

无论我们把这些布局解释成内心愧疚的表示，或是出自防患于未然的实际考量，从中都可看到雍正的帝王心术。雍正为人不厌其细，每天都花许多时间在政事之上，他通常于凌晨四时至七时读史书，七时用早膳，后与朝臣议政到午后，然后批阅奏摺至深夜。雍正不似父皇康熙酷爱木兰秋狝、也不爱巡幸江南。雍正的主要嗜好似乎只是研习佛教义理，他不但是个虔诚的信徒，更是个佛学的研究者，此外，他也只是至北京城西北的圆明园松弛身心。康熙大都用满文书写，而雍正似乎偏好汉文。雍正书写中文快速而流畅，表达亦正确通顺。

雍正皇帝婵精竭虑，欲解决当时政治的积习流弊，这些问题在今日也仍然至为重要，包括官僚结构与农村的财政问题，如何建立有效且可靠的讯息流通系统，以及强化朝廷中央的行政能力。而此三者实乃环环相扣，互为因果；假使能够成功驾驭这三者，便能有效统治中国的广土众民。

雍正登基开始，对于如何着手进行似乎已有定见。雍正的父祖皆是冲龄即位，但他继承大统时已是四十有五，既无监国大臣在旁横加掣肘，又有丰富的政务经验，亲眼目睹康熙朝开始衰颓。雍正渐次扩大康熙朝初设的奏摺制度范围，并正式确立了密摺制度。在日常庶务方面，地方一仍旧制，以奏摺上呈六部和大学士，但是各省督抚多以密摺递呈雍正，报告地方的行政业务细节。终康熙一朝亦并未深究财政危机的弊端，雍正开始了解到府库亏空到什么地步，于是敦促群臣提出改革财政结构的建议，并在“户部”之上另立一小型的财政稽核官署（译按，“会考府”），由十三皇弟胤祥受命主掌。

财政危机千头万绪，即使在位者手握绝对大权，也无法靠一、两则谕令就能解决。一七二三年朝廷的财政岁入约为白银三千五百万两，其中约有六百万两是来自各种商业税，二千九百万两取自“地丁”税，其中有百分之十五至三十留归各省地方事务之用，其余悉数上缴中央；不过留归地方的经费几乎都被分配到一些全国性的计划上，例如军费或朝廷驿站的支出。结果仅有不到总额六分之一的税钱是真正被地方官用在地方的政事上。或许有人会认为，只要提高“地丁”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就能纾解财政短绌的窘境；但是雍正为了克尽孝道，并未试图变更康熙在一七一二年所定的税额标准。况且，满洲人也承袭了传统的政治理论，认为轻摇薄赋才能造福天下苍生，才是皇帝爱民的表现。改革的另一阻力来自户部的官员，他们有自己的行政程序与执行方案，并且经常接受“冰敬炭敬”，他们当然不希望有所改变。

现行的税制不仅固若磐石难以撼动，同时还充斥着形形色色的陋规恶习。上层阶级通常就是富有的大地主，在康熙时代，富有的地主往往透过变造所有权人名、假借人头户、转让所有权、质押所有权等手段规避税赋，所以很难稽查他们到底拥有多少财富。况且，农村的经济权力大都掌握在鱼肉乡民的一小撮地主手中。这些地主往往勾结省城里的官吏，将税赋转嫁到贫农身上，让贫农地承担不成比例的税赋。面对如此恶劣的处境，农民几乎没有任何的救济管道，而实际上已被侵吞的钱两则被视为是一种“拖欠”──亦即归咎于农民怠忽工作，以致无法按时缴纳税钱。

＊译注：鉴于诸位亲王何哥名字的第一个字“胤”与雍正御讳同，所以雍正登极后，为了避御讳，均易为“允”。本书提及人名时，并未做出雍正登缘前、后的区隔。

一七二五至一七二九年间，雍正一改康熙的宽仁作法，下定决心改革地税，并打破处于中介之地方官僚的权力网络。他决心扩张国家权力使之有效深入农村。诚如雍正在一七二五年的谕旨中所言：“以小民之膏血，为官府之补宜，地方安得不重困乎？此朕所断断不能姑容者。”（注一）

雍正通过地方上呈的奏摺，以及委派官吏──通常是较不可能受地方士绅影响的满族或汉军──分任各省巡抚、府库要职明查暗访，慢慢累积相关的正确资讯。之后，雍正建立一套官员所能接受的解决办法，亦即〔火耗”＊，按地丁税的一定比例征收，征集而来的耗羡银归入省的藩库，所有其他滥征的规费和馈赠皆被视同非法。一省藩库所征集的税银依固定比例在省内重新分配。一部分用于提高地方官员的薪俸，称之为“养廉银”，部分税银则拨给州县政府，用来兴建灌溉沟渠、造桥铺路、创办学校，或者提列为不在户部预算范围之内的其他值得或必要的地方建设经费，包括补助在天灾中损失的牲畜，改善狱政，制作政府公报，修缮下水道、公共墓地、闱场，以及购置寺庙的香烛。

我们若是概观当时各地实施新政之后的变化，就可检证改革的成效。雍正的税制改革，在北方省份如山西、河南、河北成效最为卓著。这些地区的农民多为独立的自耕农，土地的登记较为容易，地方官的作为亦受到较严密的监视，而迫使他们必须改变陋习。除了居间勾结不法的地主与部分贪赃受贿的胥吏之外，每一个人都是改革的受惠者。比起过去盛行的横征暴敛歪风，现在以地税为基准课征百分之十五至二十的耗羡银，对农民、甚至大地主而言，税赋负担也没那么沉重。此外，新制的实施也使官吏的俸禄比过去提高许多：现在州县地方官每年的薪俸为六百两至一千两不等，而不同于改革之前的每年四十五两。所以，官吏更能安心推动政事，政务的运作更为流畅，地方官有了真正的自主得以处理特定的计划。

在南方、西南地区，改革就没那么顺畅。这些地区的基本税额相当低，因为有许多新的移民，且人口稀疏；但官僚的员额却居高不下，所以无法与同级的北方官吏享有相等的薪俸待遇。新税制若要运行，就必须授权给地方官员向开垦矿产与控制盐务的行商课税，或在中国各地的通道、运河、河流设置关卡征收过境税。不过即使朝廷授予地方征收这些税目的权利，但是由于路途遥远、所费不赀，许多地方官员也未能将耗羡银转交给省里监管财政的衙署，反而恳请上司在缴回剩余的税银之前，收回他们薪俸制度的所得与地方的经费。可以预见，这会导致先前那种朋比分肥的陋习死灰复燃，妨碍有司依据各地的真正需求全面而公平地分配税银。

在中部长江流域的省份，特别是江苏、安徽、浙江与江西这几省，新制实施寸步难行。在这些地区，住着许多已经告老还乡但仍握有权势的官员及其亲族，这些人持有的土地根本就没有确实登载，还仗着京城的人脉来恫吓地方官吏。康熙对这些地方的缙绅特别宽容，他们对中央加强控制有所反弹。由于阻力是如此之大，雍正不得不特别指派一名满族要员，率领七十名经验丰富的稽核官吏，全面清查这些省份府库里的钱粮，确实丈量田地。

＊译注：根据清史学者孟森的注解，所谓“火耗”，指谓本色折银，畸零散碎，经火镕销成锭，不无折耗，故取于正额之外，以补折耗之数，重者每两数钱，轻者钱余。详见王元化主编《孟森学街论着：清史讲义》（抗州：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页二○六。

他们发觉渎职的情形远远超出想像，错误登载或重复登录的案例极为复杂，恐怕永无厘清的一日。稽核官员发现在某些个案里，地主将土地登记在数百个人头户名下，以为地方官吏不会细细追查每一位小地主所拖欠的丁点税钱。假若稽查官员要赴现场查验，地主就藉故拖延，百般刁难，或封路，或断桥，甚至掀起骚动，以暴力横加阻拦。在押待讯的人，也会被人所救。从稽核官员没收的帐册可看到，豪门富室得地方财政官员之助，几乎不缴一文税金。即使是证据凿凿，稽核官员也难以扳倒贪官污吏，至于要收回千万两税钱，更是难上加难。

这股抗拒改革的阻力正说明了税制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改革者认为，随着税制改革的持续推展，廉洁官员的戮力勉行，以及雍正的激励支持，大清中央官僚体系的效能可臻至新的境界，便能在一六四四至一六八三年所奠下的统一宏图和之后外交政策的成功之上，建构一个真正长治久安、永续运行的政府体制。假若朝廷能控制、经营最繁华省份的资源，必能造福黎民，强固国本。

中央与权力网络

统治者很少能一次只专注在一个问题上头，而雍正亦无法把全副心力放在中部省份的农村税务体制和行政管理的问题上。他必须再次强化朝廷在边境的军事力量。朱一贵在台湾叛变，旋即于一七二一年平定，但如何有效维持台湾的安定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经过几番讨论，雍正决定将几个台湾的县进一步细分，以强化控制，也允许先前赴台垦荒的妻小能渡海与家人团聚，以求社会稳定。雍正也同意汉人得向台湾的原住民订约承租地，同时也为台湾的原住民划定若干保留区。

清廷也与俄国人重新商议，避免〈尼布楚条约〉因西伯利亚南部发现丰富的金矿爆发激烈冲突而形同具文，一七二八年，雍正派出数名满人要员前往谈判，与理藩院的官员合作，于恰克图（Kiakhta）市与俄国人签订一纸补约。根据〈恰克图条约〉，中、俄双方以恰克图至额尔古纳河之间为界，划定属于大清的部落：恰克图是两大新兴边界贸易城镇之一。条约内容规定，每隔三年允许一支俄国商队至北京一次从事买卖，另外也同意俄国人在北京兴建一座东正教教堂。北京城内原有一些俄国人群居，但是先前的战争中，这些俄国人多被逮捕，此时他们已被纳入旗民之中。〈恰克图条约〉的条文特别鼓励俄国人学习汉文。雍正也加强控制最后一个满洲亲王贵族所主掌的满洲旗，并开始认真正视西藏和西南苗疆少数民族的内部问题。

准噶尔部曾在一六九六年被康熙击溃，此时又死灰复燃，雍正视之为长期的隐忧。雍正深信，若是在西彊步步为营，构筑工事，就能镇压准噶尔部。然而补给线绵延千里，清廷难以秘密进行军事布署。朝廷之中耳目多，雍正政策谘询的对象─“议政王大臣会议”─文无法保守秘密。北京城内四处充斥着蒙古亲王公主、旗人将领、旅行商队以及忠于藏传佛教的喇嘛，这些人都有可能泄漏军机。所以雍正在筹划用兵之初，密商的对象仅限于少数几位他最信任的“内中堂”（这一职衔使他们同一般“外朝”的官僚区隔开来）。

这一决策核心包括三位重要成员，即雍正所信任的皇弟胤祥（他也主持“会考府”），以及两位汉族的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张廷玉是康熙最信任的顾问（译按，张英）的儿子，能说一口流利的满洲话，曾任户部尚书；蒋廷锡也曾任户部尚书，同时还是驰名全国的画家。张、蒋同为进士及第，皆因学识渊博而入翰林院。两人均出身于富庶的江南，张廷玉是安徽人，蒋廷锡是江苏人。照传统标准来看，张廷玉与蒋廷锡才干卓绝且位极人臣，在满清得天下逾八十年后，异族皇帝行事举止犹若汉人，两人也忠心不贰。到了一七二九年，胤祥、张廷玉、蒋廷锡这三位大臣综理刚成立的机密衙署“军需房”（Military strategy section＊），三人之外还有一班有经验的满、汉中级官僚襄赞，从各部（以户部为最多）调来。并非所有的大学士都知道军需房的政务细节，一直要到雍正之子乾隆即位之后，军需房才以“军机处”（Grand Council）之名为人所知，并凌驾各部之上。（注二）

一如处理税制问题，雍正再次建构了一种非正式但行之有效的网络来强化个人权力，有时绕过六部及所属衙门获得资讯、作决策。何以雍正要密而不宣地越过例行的管道呢？或许是雍正和身边的臣僚，唯恐在西征繁琐且军费浩大的后勤准备事宜上，有财政分配的问题易落人口实，所以不让六部知悉。也有可能是他们不想让人知道军事行动的规模。我们可以发现军需房记载的物件极为详细，包括运送兵卒所需的军备物资可能需要多少骡、骆驼和马车。

如此安排的另一理由是，内中堂必须经常票拟密摺。有时这些密摺也须归档：毕竟雍正也无法把

＊译注：有关雍正时期“军机处”制度的研究，一般采取官方说法，认为雍正皇帝为佳化君权，有目的地设立权力集中的“内廷”机制─军机处，且历经了三阶段嫂变：“军需房”（雍正七年设）、“军机房”（Military strategy section）、“军机处”（Grand Ｃouncil）。不过据近人考证，揆诸雍正时期的文续，未见军机房一词，且农赞皇帝的内廷，亦即所谓的内中堂，其所秉承的业务亦非制度化，而乏临时交付。有关军机处制度演化的历史以及军需房子名词的中、英文对照，详见白彬菊（Beatrice S. Bartlett），Monarchs and Ministers: The Grand Council in Mid-Ch'ing China. 1723-182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这些细微末节记得清清楚楚，滴水不漏，只有将这些密摺存放在受到严密护卫的特设衙门之中。此外，雍正亦能透过所谓“廷寄”（译按，又称“寄信上谕”）的草拟与前方的将帅互通讯息，廷寄的内容经过讨论，由内中堂起草后，以加急秘密送出。廷寄的设计为皇帝省下不少时问，因为皇帝还必须批阅密摺，每天约有五十至上百份。所以秘密起草的廷寄，让皇帝有更多时间写些体己话，向远方将领表示对他的信任。“卿出边越旬矣，诸凡如意否？鞍马风霜卿好么？”皇帝向驻守在西彊的岳钟琪将军询问道，“官弁兵丁人马安泰否？”或者，“军营出行吉期选择发来。”（注三）

采行新措施是基于国家安全的考量，到最后也是为了防范兵祸由内而生，危及皇帝。例如，雍正即位之初，他最不信任的一位皇弟在西藏战役之中担任大将军。雍正派遣亲信年羹尧率军驻防在四川、甘肃等地，因涉及雍正几个兄弟的谋反，而于一七二七年被雍正敕令自裁。取代年羹尧的岳钟琪虽然深受宠信，不过他是抗金名将岳飞的后人。为了防范身旁武将的潜在威胁，雍正的行事必须谨慎小心。

长期筹划的征讨准噶尔战事并不顺遂。一七三二年，岳钟琪自中军所在的巴里坤（Barkul）出兵。虽然在乌鲁木齐大捷，却无法抵挡敌军对驻防在哈密的反击。岳钟琪麾下将领轻敌冒进，一万大军在科布多（Khobdo）附近中了埋伏：虽然岳钟琪逃过一死，但是他折损近五分之四的兵力与众多部将。有两位将军因这场败仗以及贪渎之罪被雍正下令处斩，不过雍正最后还是免其死罪。由于战事失利，以致朝廷必须再花三十年来解决该地区的边界问题。

雍正也以新的联络管道来协调对西南苗疆民族的作战。三藩之乱平定之后，许多汉人被迫遁入云南与贵州两省，把当地世居山谷的住民赶进山里，而银矿、铜矿的开采更破坏了当地原有的社会组织形态。一七二六年，雍正任命鄂尔泰为云贵总督。鄂尔泰出身满洲镶蓝旗，拥有丰富的行政经验，满语汉语流利，他经常上呈奏摺与雍正交换意见。从奏摺中可看到鄂尔泰欲打破苗疆土著的力量，没收其土地，而将之纳入州县的行政层级结构之中。凡抗拒者一律遭清军的围剿；归顺朝廷虽然失却土地，但朝廷皆授以官衔，享有朝廷命官的俸禄。

一七二八年，鄂尔秦受到雍正皇帝不次拔擢，被授予云南、贵州、广西三省的总督，期使他能迅速扫荡广西境内各部落势力。从雍正对鄂尔泰奏摺的朱批中可以看出，雍正经常黾勉鄂尔泰殚竭心力，彼此讨论棘手的难题，以及评断当地官员的表现。一七三二年，鄂尔泰大致敉平了西南，随即奉召返回北京“军需房”供职。胤祥与蒋廷锡二人于鄂尔泰在西南的时候先后殁故，鄂尔泰接下遗缺。于是鄂尔泰与张廷玉就成为雍正在北京城中最倚重的股肱大臣。

综观雍正一朝的财政整饬、讯息往来系统的建构、建军备战等等事件的发展始末，我们可以一窥清朝是如何藉着大权独揽与专制统治的手段而发展的。自满清入关至雍正时代已近一世纪，满洲摄政王或皇族贵胄，甚至旗人的权势已不如往昔。诸位皇子虽然仍构成威胁，但已在雍正的股掌之间。一般官僚体系在许多方面都能发挥功能，但在要求速度与隐密时就可能是一种障碍，然而雍正并不这么做。专制君主常新设官署，以安插心腹，独占决策大权，雍正选择的是一种更迂回的方式，设置一个不起眼的衙门，容纳各种品第的官员！让不同职司者一起议政；由于他们身兼数职，俸禄、等第也不同于其他部门。雍正敏于操纵非正式、秘密组织，他也相信这一套。就雍正看来，对这些组织结构的操控正是权力的本质。

道德权威

雍正皇帝并不只注意行政事务的管理，更关心道德与文化的价值，许多重大决策也反映了他个人的道德信念。雍正似乎对自己断事的果敢颇为自恃，而从其谕旨也可看出他对权力的基本看法和皇权至上观念之间的关联。我们从雍正对各项议题的决断便可看出端倪：天主教教案、吕留良案、续衍康熙《圣谕》成《圣谕广训》、刊印《古今图书集成》、对佛教的兴趣、对劳动者与鸦片烟瘾者等问题的处置，以及除豁了所谓的“贱民”阶级。就某种层次而言，雍正所扮演的正是儒家圣王的角色，但另一方面却又难掩满洲征服者那种专擅躁急的特性。

在处理天主教传教士问题上，雍正比起康熙晚年更为严峻。这不仅因为“礼仪之争”使中国境内的天主教团体分崩离析，而且有两位自信能令雍正改宗的耶稣会士与最受雍正疑虑的一位皇子有过书信往来。当雍正获悉这件事情后，迁怒于认识这两位传教士的学者与整个天主教教会。除了少数在宫廷供职的传教士之外，各地的传教士均被驱逐至澳门或广州。有些地方的教堂被移作学堂或客栈。由于雍正本人三令五申，反对树立朋党，并不时公开抨击结党营私的歪风，他对教会涉入党争自然是深恶痛绝。在最后一次的禁令中，雍正对天主教的禁革提升至道德的层次：“远夷慕化而来”，他在一七二六年批示道，“惟宜示以恩德，万不可与之争利。”（注四）虽然在这段期间仅有一位传教士遭处决，但是整个教会团体的言行举止都显得格外谨慎。教会的影响力迅速没落，传教士在朝廷所担负的角色仅止于天文历法与绘画方面。

朝廷对吕留良案的处理夹杂着仇恨与悲悯的情结。吕留良是一位激进的反清学者，曾行医，后出家为僧，殁于一六八三年。吕留良在遗言中叮嘱，勿以满人的衣冠入殓安葬。吕留良鄙满轻夷的著述流行于华中一带。另一位年轻的教席曾静服膺吕留良的思想，濡染了吕留良的强烈排满思想，也相信雍正篡谋皇位的传言。一七二八年，曾静意图策动人在四川督导进攻准噶尔兵事的岳钟琪起义反叛雍正。岳钟琪先是对曾静虚应故事，佯装心有戚戚焉，然后把密谋细节向雍正奏报。雍正在审理曾静案时读了吕留良的著作，方知他僭取皇位的流言已是甚嚣尘上。雍正怒不可遏，从三方面处理曾静案：将吕留良的尸体掘出施以裂刑，吕留良的后人或是发配为奴，或是流放边疆；写下批驳吕留良严正声明，证明雍正是康熙亲手挑选的王位继承人，并将此辩驳书颁布于全国的各府州学，明令凡有功名者皆须阅读＊；但对曾静本人，仅以涉世未深、易受煽诱之名，从轻发落。

＊译注：即《大义觉迷录》。其中包括论述整个案件的上谕 曾静自己的口供，以及曾静所写的 忏侮著作《归仁录》。

雍正在别的方面也有意将自己塑造成兼具儒家仁君与严父的形象，包括他进一步阐释康熙所颁布的《圣谕》十六条。雍正长篇累牍，一一演绎每一条圣喻，并准备讲词，令地方上的儒生每月下乡宣讲两次。雍正苦心编撰的道德训律特别着重整合地方社群，以期“完钱粮以省追科，解仇忿以重身命，训子弟以禁非为；尚勤俭以借财用，务本业以定民志；和乡党以息争讼，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所有参加乡试的人均需熟读熟记这些经过阐释的道德律令，以及皇帝对这些律令的评述。雍正身旁的一群臣僚还将这些道德律令予以通俗化，而使一般白丁与不讲汉语的少数民族皆能通晓。雍正以为，这些道德教化若能深入全国各地，就能端正百姓的思想和行止，强化忠君爱国的信念。诸如此类道德劝化的政策在后来的历史中一再出现，无论是十九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之乱，抑或是后来的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政府，皆无例外。

雍正对《古今图书集成》一书出刊的作为，虽然流露出气度狭小的一面，但是他推动此书编撰计划的严肃态度，却是清代政治文化化和文化政治化之价值观的重要展现。《古今图书集成》这部遑遑巨轶的百科全书，是儒士陈梦雷呕心沥血，积数十载的努力成果。陈梦雷先后受到康熙皇三子（译按，胤祉）与康熙本人的赞助，欲搜罗历来有关自然现象、地理、历史、文学、政府体制等方面最好的著作。《古今图害集成》是人类历史上亘古未有的巨著，总共有八十万页，字数逾亿。康熙宾天时，为了刊印这部庞然巨著所铸造的印刷铜版已经完成。

雍正并不愿意让这项丰功伟业的光环落在胤祉身上，故以陈梦雷曾经被迫辅佐福建藩王耿精忠为由，安上叛国罪名，而将陈梦雷流放到东北。雍正彻底抹煞了陈梦雷编辑《古今图书集成》的功劳，也刻意湮没胤祉曾参与《古今图书集成》编辑的事实。雍正又耗费四年的光阴，“重新修订”这部百科全书，书成之后仍以康熙的名义刊印，雍正最信任的内中堂之一（译按，蒋廷锡）列名为修订本的主编。

我们从雍正对佛教问题的处置，再次看到他的两面性格：既要扮演虔诚的信徒，又是一位专制君王。最能吸引雍正的佛教宗派是禅宗。禅宗早在一千年前就已经流入中土。禅宗透过一套严格的冥想与内省功夫，最终可以了悟人世实为虚幻缥缈。禅宗亦相信人人皆有佛性，坚定意念与集中心思，人人均能达致明心见性的境界。雍正皇帝对禅宗的思想十分礼赞，定期在皇宫里与十四人修禅，当中包括雍正还信任的五位阿哥、俗家大臣若干人、道士一人、和尚五人。雍正下旨选录刊印佛教经文典籍。明季两位禅师对禅学义理所作的演绎在雍正年间深受禅宗信众的欢迎，不过雍正却直斥这两位禅师对佛教经典的阐释是邪魔外道，下令销毁其著作（译按，即汉月藏的《五宗原》与潭吉弘忍的《五宗牧》），并把派下的教众逐出禅宗教门。

我们可以看到雍正的社会价值观念也渗入劳动关系的领域。在十八世纪，苏州四周与江南一带是闻名遐迩的丝织与棉布集散中心。这些地区碾布作坊的劳工均属身强体壮的男工，他们以重达千斤的滚筒来碾压布匹。这群所谓的“踹匠”工作辛苦但工钱微薄：踹匠每天需碾压六十八尺的布，但每个踹匠仅能收到十一文铜钱（约百分之一银两）。当时，市面上的一担米基本价格约为一银两，在这种经济条件下，踹匠的工钱所得就只能勉强糊口度日。

康熙年间，踹匠曾经数度停踹罢工，他们不仅要求提高工资，还吁请兴建医院、孤儿院与会堂。聚众罢工的踹匠一无所获，他们的带头者纷纷被施以笞杖之刑，烬管如此，踹匠还是分别于一七二三年、一七二九年两度发动罢踹。由于苏州府周围加入停工行列的强悍踹匠已逾八千人，雍正认为事态严重，不过雍正所关切的并非是踹匠恶劣的经济环境，而是唯恐他们与苏州府以外地区的乱党合流。雍正还特别嘉许逮捕、拷问二十二名踹匠的江苏巡抚。

从现存雍正朱批奏摺里，我们可以发现雍正是如何谨慎进行探查，在所查获的动乱讯息之中，工人里有精于武器制造的工匠、算命师、医师，豢养男妓、女妓之青楼的拥有者，甚至还传言工人之中有与逃至菲律宾之明室苗裔（译按，传说中逃至吕宋的“朱三太子”）互通声息。到了一七三○年，所有的细节都已查明，阴谋者也都服刑之后，雍正才朱批可以上呈奏摺，易言之，北京各部的要员与大学士到这个时候才知悉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鸦片烟的问题是雍正没碰过的。虽然自十一世纪以降，就记载鸦片有医疗与麻醉的效果，但要到十七世纪吸烟流行，再加上被遣往镇压一七二一年朱一贵之乱的兵丁自台湾带回抽食鸦片的方法，鸦片烟才开始流传。雍正即位之初便开始重视鸦片烟问题的严重性，决心禁止贩卖鸦片烟，不过因为在历来律令之中并无前例，所以有多处援引其他法令。于是，鸦片商被视同贩售违禁品，戴伽一个月，然后就被流放边疆边疆充军。引诱不知情者光顾鸦片馆者，刑同宣扬异教邪说惑众，应处以“绞监候”＊。根据大清律，吸食或种植鸦片者将处以一百下杖刑。

然而在一七二九年时，一封洋洋洒洒的奏摺传抵雍正手中，乞请雍正三思鸦片的问题。这一奏摺述及一位陈姓（译按，陈远）鸦片商的鸦片被没入藩库，另被课以伽号充军的刑责。但是陈姓鸦片商喊冤，声称他的鸦片是作为医疗之用，并未制成鸦片烟供人吸食。雍正鉴别证据之后，认为确有区分药用与抽食用鸦片的必要，而官吏应严加探查鸦片的用途，究竟系作为药引或者供人吸食。这位一福建的陈姓商人以干橘饼与一位广东商人交换约四十磅的鸦片，陈姓商人很可能是个守法的生意人或药剂师，而不是恶棍。雍正细察道:“若系犯法之物，即不应宽释，若不违禁，何故贮存藩库，此皆小民贸易血本，岂可将错就错，夺其生计。”（注五）由此具体案例可以看出，当世伟大帝国的专制统治者仍仔细注意社会问题并兼顾到手段的经济公平性，又以至高无上的文化裁定者自居。

雍正在社会民生问题方面，最突出的作为或许要属他对所谓“贱民”阶层的解放。雍正对贱民的除籍，这项政策适用于若干社会群体，包括陕西、山西的“乐户”，浙江省境内的所谓“惰民”：徽州府的“伴当”；宁国府的“世仆”：在东南沿海危险海域采集牡蛎、珍珠的地方族群，被称作“蟹民”；在浙、闽交界以制麻、靛为生的卑微“棚民”：以及绅衿之家的奴仆，这些人曲缩在社会底层，不准入仕，也不准参加科举考试。雍正改善贱民卑下社会地位的真正目的，或许是为了建立一套

＊译注：根据中国律法，绞刑与斩刑各自又分为“立决”与“监候”两种。前者表示刑罚已确定，必须立即执行。反之，后者表示，该项刑罚暂缓执行；在每年早秋于北京执行的秋审时，再进一步考应对原判的绞监候与斩监候刑，是执行绞刑与斩刑，或者改判其他较轻的刑罚。

整全的公共伦理秩序，而非仅是出自内心的悲悯之情。不过雍正在一七二三至一七三一年间颁布的一系列谕旨，令贱民削籍从良。从这个事实也看出雍正终结歧视贱民的一贯与坚定。

雍正的谕令一时之间无法取得预期的成果。纵使法律条文有所变更，贱民别无选择，仍操旧业，或已习于鄙贱而认命。虽然朝廷有旨，一般平民百姓并不热中接纳这些贱民。不过从长远的眼光来看，雍正除豁贱民的作法确实有效果，这些被贱视的群体在清代社会中渐渐能各安其所。

雍正在此有机会认清人性执拗的一面，而他所颁布的谕令未必就能风行草偃，但我们无从知道雍正是否领略到这层道理。雍正对自己本身循循善诱的信心依然不减，也不时训诫身旁臣僚，至崩殂方休。雍正的这种〔实践性道德主义〕（practical moralism），显示儒家的伦理价值观已内化到满清统治者的心中。

注释

注一：曾小萍（Madeleine Zelin）,《知县的银两：＋八世纪清代中国的财政合理化改革》（The Magistrate's Tael: Rationalizing Fiscal Reform in Eighteenth- Century Ch'ing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页八○。

注二：这一 小段与本节其余段落的材料，见白彬菊（BeatriceS Bartlett），《君王与阁臣：中国清代中叶军机处的崛起，一七二三至一八二○年》（Monarchs and Ministers: The Rise of the Great Council in Mid-Ch'ing China, 1723-182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注三：援引（经过修改）自白彬菊，〈朱批：中国清代中叶军机处奏摺制度与中央政府的决策》（The Vermilion Brush: The Grand Council Communications Systems and Central Government Decision Making），（Ph.D.diss., Yale University, 1980）页五七与六一。

注四：罗梭（Antonio Sisto Rosso），《派遗至十八世纪中国的使徒》（Apostolic Legations to China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South Pasadena, 1948），页四五。

注五：传乐淑（Fu Lo-shu），《中西关系文献骗年，一六四四至一八二○年，两卷》（A Documentary Chronicle of Sino-Western Relations, 1644-1820, 2 vols.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66），第一卷，页一六四。

5 中国社会与乾隆政权

社会压力与人口成长

乾隆一朝自一七三六年迄一七九九年，在位时间是中国有史以来最长的。乾隆朝与康熙朝差不多样长， 如果再加上雍正朝，则三位皇帝统治的时间从一六六一至一七九九年。若拿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与同时期北美的历史发展相对照，那么大约是从纽约成为英国殖民地至华盛顿逝世，在英国，则是从查理二世复辟到工业革命时期。从这也可以了解，何以在西方人眼里，中国历史总像一派稳定、绵延万世的景象。

但表面上的稳定以及康熙、雍正二帝在巩固边疆、集中行政权的非凡成就，不应让我们忽略掉一个事实：中国仍不是一个彻底整合或同质化的国家。中国的幅员广袤，各地区的经济变革、家族组织类型、交通运输效率、宗教礼俗、商业的发展，以及土地运用和土地所有权的模式等等，都因地而异。由是观之，欲全盘探究中国的历史，理想上必须以区域特性为基础，一一涵括所有变项的资料，才能呈现出精确变迁的模式，并分析它们与朝廷治策的因果关系。

这项工程尽管令人望而生畏，不过仍有多项研究显示，这条路是可行的。特别是以经济整合为单位，而非传统省、县行政区的划分来分析中国，则我们所立足的资料是当时统治者与官僚阶层所没有的，而我们从这套资料也获致了不同的观点。走这条研究途径的学者将中国区分为九个所谓的“宏观区域”（macroregion），而每一个宏观区域横跨数个省份，皆有一个“核心”，由主要城市繁荣的经济活动、高稠的人口密度、具备运送粮食与商品的细密运输网络而定。每个核心地带环绕着人口密度相对稀疏、较不发达的“边陲”地区，而将不同宏观区域的核心地带予以区隔；同时，这些边陲地带也是非法宗派或盗匪滋生聚啸、而朝廷力量鞭长莫及的区域。（注一）

九大宏观区域一在东北，位于南满，即满人入关之前的龙兴地带。两个位于华北，一在陕西的西安，另一则是北京至鲁西这一区域。有三个宏观区域分布在长江流域，即以南京为核心的东部沿海地区、长江中游的汉口、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第七个宏观区域位于东南沿海的一福建省。第八个是在岭南地带，以广州为核心。最后一个宏观区域地处中国西南，包摄云南、贵州两省。我们不用在此详细研究这九大宏观区域，只消概略观察其中三个，便能析辨是什么样的因素影响了十八世纪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模式。

首先，位于华北的宏观区域，即北京四周与鲁西，绵延至河南与苏北，这一地区虽为京畿所在，但是城市化程度却低于其他的宏观区域：经济运作的模式是以小地主为主。黄河夹带泥沙淤塞河道，造成泛滥的景象司空见惯，但是洪灾赈济的效率也是京城以外地区难以望其项背的。随着纺织、织布技术的改进，棉花成为本地区最有价值的经济作物，而此地的棉纺织业大多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小型工坊为主，能控制环境的湿度，使脆弱的纤维不至于断裂。烟草的种植也随着玻璃制造、煤矿业、酿造技术的发展而普及。社会条件的转变，大运河上从事粮食运输的工人与船民，土壤的贫瘠，以及土地所有权的分割，这些因素的纠结致使本地区犯罪滋生，区域性动乱时有所闻。

反之，长江流域中游的宏观区域人口密度较低，未开垦的土地较多。这时候正有大量人口从其他的区域移入，于是出现庞大的“客居”人口，他们对这块土地和昔日的家乡各有不同程度的认同，而地方上与他们疏离的少数族群则离开自己的土地。长江沿岸繁荣的汉口市，票号、行会林立，是一座商业城市而非行政中心，逐渐成为跨区域的粮食集散地。往南的景德镇已经发展为工业重镇，所制的瓷器深受士绅所喜爱，也大量出口至西方。不过，随着工商业的兴盛，农民建堤以防堵洞庭湖的洪捞对耕地造成灾害，加上地方士绅主持的大型填土工程，最后导致洪水一发不可收拾，把辛勤工作争来的土地又吞噬殆尽。

在第三个例子──即以福建省为主体，涵盖浙南与粤东的东南沿海宏观区域，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因素又不相同。此一宏观区域得临海之便，商人从与台湾、东南亚国家的贸易活动中获得庞大的利润，而发达的贸易往来使厦门港具有某种国际都市的风貌，信用业务与银行机能高度发展。而茶叶产量丰富，更增加了此一地区的繁荣。不过，由于历史的渊源与地理的因素，此一宏观区域民风剽悍，地方色彩浓厚。有势力的家族控制整个村庄，不同家族之间的敌视对峙时有所闻。巨室之家通常楼高墙厚。这一地带的佃租普遍较高，在满布梯田的山峦间，新移民或内陆贫穷农户之间总是关系紧张。

浓厚的地方口音与方言，使得本地人与外界沟通不易。这一地区进士及第的人数越来越少，以致本地士绅在全国的地位下滑。朝廷将这一区域视为潜在的动乱根源，而在此地驻有重兵，其中包括八旗军，以及由地方上汉人所组成的所谓“绿营”。

每一宏观区域各有内在的经济逻辑，因此宏观区域之间的差异总是有升高为冲突之虞。假若中央集权的政府无法缓和或控制冲突的话，便会分崩离析或爆发内战。一六三○年代至一六八○年代之间就曾发生类似的事，农民叛乱，明朝遗老、郑成功的势力以及三藩都曾在不同的宏观区域核心建立暂时的据点。因此，政府的要务就是要透过意识形态与行政机制，若有必要还须辅之以军事力量，而将各个宏观区域整合在一起。假使各宏观区域之间的贸易往来也发达的话，那么这项整合的工作会比较容易了，而十八世纪未的情形就是如此。经济关系的紧密强固了政治的纽带，最后也改变了清代国家与社会的本质。

另一项造成清代中叶社会与经济结构更形复杂的因素是人口急遽成长。虽然康熙意图通过一七一二年人丁税的改革，详实统计人口，但所取得的数据还是不可靠，也难以与昔日数字比较。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明初，约一三九○年前后的总人口约莫在六千五百万至八千万之间。然而到了一七九○年代的乾隆末年，总人口数已经突破三亿大关。清代中叶过渡阶段就人口统计学而言，人口遽增中断了任何稳定与渐进成长的模式。

事实上，就在一六二○年明万历皇帝驾崩后至康熙敉平三藩之乱（一六八一年）这段期间，中国人口因异族入侵、内战、盗匪滋扰、天灾、灌溉系统失灵以及疫病爆发而骤减。至于骤减到什么程度，我们无法确定。晚明的总人口可能已逾一亿五千万：而在一六七○年代，中国的总人口可能未达一亿人，但确切的数据并不可得。

＊这是1773年的人口统计数字。事实上，从1776年至1790年间，山东省出现异常的人口下降，可能是这段时期的天然灾害与地方叛乱所致。

这段天灾人祸时期的人口骤减却造成十八世纪的经济复苏与人口的成长，因为许多地区都有良田待租与待耕。在康熙一朝，华北曾经遭蹂躏的荒地和历经兵焚之灾的天府之国四川已重新开垦。雍正在位期间，垦荒者陆续进入西南地区，到了乾隆时代，汉人无视于朝廷禁令，大批迁徙至满洲南部以及长江流域与汉水冲积的丘陵高地。此外，还有移民乘桴渡海抵达台湾，甚至远赴马尼拉或东南亚。

在乾隆一朝，我们看到各地人口迅速增长。假设康熙晚年的人口回复晚明的一亿五千万水准，那么到了乾隆末年，中国的总人口已经翻了一翻。乾隆时代的人口数据精确得多，于是我们可以检视特定区域的人口增长，并援引清朝的档案资料验证这些统计数据的可靠性。附表中是河北与山东，以及中国总人口的统计数字。

分析人口成长的变化，可以发现重要的社会与政治意义。虽然在这段期间，过去荒废的耕地已纷纷重新垦殖，也开发了新的耕地，但是自康熙中叶迄乾隆晚年，人口总数成长为三倍，但是耕地面积却仅成长为二倍；个人所拥有的土地面积缩小。加上中国人并不是把家产全数留给长子，而是采取所谓的“平均继承”制度，将家业平均分配给诸子，所以社会上不容易出现大地主。在华北、北京这块宏观区域，每个家庭所拥有的土地面积，根据所取得的十八世纪数据，平均约只有二点五英亩；耕地面积超过二十英亩者十分少见，有四分之一或更多的农户本身没有土地。因此，中国仍然是一个劳力密集、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国家，没有农业技术的创新。

迁移至长江、汉水流域丘陵高地或满洲南部森林地带的家庭依循家乡的作法，为了农耕而砍尽树木，未考虑到此举对生态环境所造成的负面效应。虽然他们所开发出来的土地面积十分可观，但是密集农耕的结果便是土壤流失与林地的消失。山腰地带受到河水冲刷，导致河道淤塞，而下游的耕种区域则有河水泛滥成灾之虞。加上农民大都以人的排泄物充当肥料，使得偏僻的山陵地带已经枯竭的土壤不容易恢复（而邻近人口稠密城镇的耕地就有可能），往往只好任其荒芜。

十八世纪中国人口因生态改变而急遽上升：即自“新世界”输入各种新品种农作物。例如乾隆中期，中国沿海地区广泛栽植甘薯，玉蜀黍与爱尔兰马铃薯盛行于南方和西南地区。花生种植在晚明的

＊这必数据仅限男婴。依据满清八旗制度，道义屯是拥有军事单位的村庄，故其人口普查的重点在于可能的征兵人数。不过在其他地区，人口普查的重点同样是放在男性而非女性的人数上。

华南与西南地带大为盛行，及至乾隆晚年，花生已经成为华北地区的重要作物。这些农作物都有助于提高农村劳动者的热量摄取；更因为这些农作物在贫瘠多山或沙质的土壤地区也能长得很好，使得一些不适于种植其他作物之边陲地带的人口也迅速成长。

道义屯位于南满的沈阳北方，从留存的档案文献，我们对其人口与年龄的统计资料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也可让我们了解乾隆晚年农村家庭的生活脉动。因为道义屯资料是每月登录的，而且婴儿多集中在二、三月出生，我们可以推断，女性大都在初夏受孕，亦即在春耕与秋收之间的农闲时期。有三分之一的男婴未满周岁即告夭折，半数的男婴无法活到二十岁。所以，道义屯男性的“预期寿命”（life expectancy）大约是三十二岁，仅有百分之四左右可以超过六十五岁。女性的年龄分布与男性大致相同。道义屯统计数据特殊之处在于让我们清楚知道女性产下男婴的年龄。这些统计数字显示女性在二十岁的后期最有可能怀孕，倒是令人诧异。这说明了由于粮食的短缺，使得女性承受了来自父母与经济的双重压力，所以在女性最容易受孕阶段的初期反而无法怀孕生子。

从这些数据可以发现人口因素背后的社会与文化效应。因为儿童疾病、营养不良，甚至饥荒时期的杀婴行径──以及官宦之家的三妻四妾，使得道义屯（在其他地区也是如此）的适婚女性少于男性。这对家庭结构所造成的冲击不言而喻：在道义屯，几乎每一位逾三十岁的女性，不是已婚就是守寡，而却有百分之二的男性孓然一身。中国人对家庭的理想化，双亲对子女无微不至的呵护，以及中国人对祖先慎终追远的美德──这种种难以抹灭的信念，对成千上万的独身男性而言却是永无止歇的心灵折磨。而女性却无法终身不婚。这只是对社会不满的倩绪之一而已，而又因为主流的社会价值观遏制了这股潜在的怨怼，使它无法宣泄出来。

“宜日中”

边患不靖，有耗国力，但乾隆（公元一七三六至一七九九年）无视于此，却是在盛世的乐观氛围中即位。雍正的皇四子弘历以二十五岁的年龄和平登基，克承大统，他并未遭逢类似令他父亲年轻时惴惴不安的党派之争。雍正预先将储君的名字密封藏于匣内，放置在干清宫中“正大光明”匾额后，所以乾隆继承王位并无可议之处。乾隆小心翼翼地扮演皇帝的角色，对于自己驾驭王朝的能力或是王朝的恢宏盛世，都无一丝怀疑。

乾隆最重要的成就便是征服西域，并将这片后世称为“新疆”的地区纳入中国的版图，让领土增加了一倍；也结束了准噶尔部的动乱，以及巩固了〈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条约〉所划下的中俄边界。然而这些彪炳功勋却是费时伤财，而且也牵动了（如同康熙与雍正时代）川西与藏北的军事活动。

对西疆的战事，乾隆相当信任兆惠。兆惠是旗人，蒙圣宠之前未受重用。一七三○年代，兆惠官拜大学士，曾在对川战事督导粮运，后来被派往准噶尔部疏论运粮事务。兆惠勇于任事，作风积极。一七五六至一七五九年间，兆惠先后历经盟友变节、密使遇害、粮草断绝以致兵丁互相残食、被迫在恶劣的地区行军数百哩等等危难，终于在一七五九年攻克什噶尔与叶尔羌二城。清军屠戮了准噶尔的残余部众。之后由驻守伊犁的将军与乌鲁木齐的副将统辖治理这块新的疆土。而蒙古各部与清廷的关系更为密切。当兆惠凯旋回京时，乾隆出午门亲迎兆惠，这种殊荣少有人臣得享。

与准噶尔、蒙古诸部之间的事务几乎全委由理藩院的满人处置，所以西部回疆的行政事务同样交付满人与少数经验丰富的汉军旗人。这块地区并未开放给汉族拓垦移民，而是边防要地。约莫有一万五千至两万名的汉军、八旗以及十万名随扈驻扎在回疆，每年至少耗费朝廷三百万两的开销。此地的回民仍保有自己的宗教领袖，严格遵奉饮食戒律；朝廷允许回民蓄留传统发式。回民的民政官即所谓的“伯克”（Beg，总督管之意），由朝廷授之以官衔、薪俸。虽然朝廷独占开采金、玉等贵重矿产，不过铜、贵重石材、硝石、羊毛披肩以及奴隶的买卖依旧十分兴盛。

运筹帷幄这场大战役的军机处已经不是雍正年问那个秘密的小衙署了。虽然军机处一仍雍正时代的旧称，然而其职掌编制都已大幅扩充，权力和名声也喧赫一时。此故，自乾隆以降，英文把“军机处”译为"Grand Council"俾以与雍正时代的"Office of Military Finance"（军需房）区隔，因为军机处的权柄已凌驾于六部之上，甚至超越了“内阁”。乾隆即位后的军机大臣之中，鄂尔泰、张廷玉是雍正先帝的股肱大臣，两人维持了政务的持续运作，之后又增加几位皇帝亲自拔擢的官员。终乾隆之世，军机处的员额一直维持在六至七名。军机处的运作还靠两百五十名以上的文职人员，以轮班的方式日夜当差。

此时，军机处已经成为汇集各地要员奏摺的档案中心。随着奏摺的抄录、票拟，并转发各部讨论，奏摺的象征意义与真正的功能──连系僚臣与统治者的特殊管道──便开始萎缩了。乾隆在奏摺上的朱砂批谕，往往只有“知道了”、“阅”、“转呈相关部署”等寥寥数语，比起康熙、雍正在批阅奏摺时，往往流露出恺切、亲密或愤怒、关心之意，自然是不可同日而语。

不过这并不代表乾隆疏于政事，他确实是一位英主。乾隆定期主持朝政，批示奏摺，巡视江南与满洲访求民瘼，筹谋军事战略，谕令重大政策。只是乾隆将更多的实际决策权赋予军机大臣，因而冲淡了康熙、雍正两朝特有的中央领导权威。这一点从乾隆处理农村税赋改革的方式上也可看出，而农村税赋的革新正是雍正施政特色的展现。乾隆于一七四二年下旨参加进士考试的贡生也要就省级财政分成制度论述己见，乾隆也对大臣提出同样的要求，结果，原有税赋政策的精神渐渐也就不见了。富有省份将部分税收移转到贫穷省份。于是富裕的省份失去了强化地方政府的可能诱因，而贫穷省份则更没有扩大税基或改革经济体质的动力。

更有甚者，县令往往保留地方上的财政剩余，而不必将之上缴省府的藩库。结果，过去巧立名目的杂赋、各式各样的摊派，以及不法的“火耗”等弊端又故态复萌。于是“户部”又逐渐建立了一套制度，地方凡有动用支出之前必须经由北京的有司核定。这不仅造成文牍往来繁杂，琐碎不得要领，而且重大政务根本就寸步难行。从当时河北省呈交户部的档案可以窥见，省级官员必须查核琐碎如支付桥上守卫四十八两、船员一百零五两的薪俸，以及给两名寡妇十二两的抚恤金。

在文化方面，乾隆的作法和雍正差不多。乾隆公开表露孝思，对待自己的亲生母亲更是行礼如仪。乾隆孝敬皇太后的程度令人匪夷所思，多次偕同皇太后南巡，极尽铺张隆重。甚至皇太后春秋已高，无法再下江南时，乾隆还仿江南风格在宫里建造了多条街道。他也不容先帝雍正受侮蔑，收回雍正宽仁的谕示，下令将一七二八年间宣扬吕留良思想的曾静缚于北京东市，凌迟处死。乾隆特别为在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中落榜的驰名学者开设特科，使地方的学宫宣扬儒家的价值理念与康熙的圣谕，也在特定节庆敬老尊贤，表扬贞节烈女。

乾隆自然也有创新处。他大量搜集名家墨宝字画，尽搜千年来的佳作。后人常怪罪乾隆的书法工整平庸，却喜在瑰宝上题诗，因而破坏了原作的精妙细腻。乾隆宫中有几位耶稣会的画家，义大利人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为个中翘楚，他画的皇族肖像维妙维肖，又把狩猎与行伍军容尽收纸上，揉合了中国书法的笔触、西方的透视法与用色，独树一格。乾隆也命耶稣会的建筑师、设计师在圆明园内建造一座西式的避暑行馆；还下旨编撰数部能真正维护、珍视满洲遗产的重要书册，其中包括宗谱、历史、典章仪礼。此外，乾隆为了宣示大清乃护教者，下令在热河避暑行宫内仿西藏布达拉宫（Potala）建造了一座喇嘛庙。

乾隆为了保存中华文化，也下旨穷搜博采历代的文学与历史名著，将之编成巨帙。这部丛书包括经、史、子、集四类而被命名为《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因类取裁，历经康、雍两代编修，但《四库全书》则不同，它是一部完整的“文选”，所辑的著作都全文收录，并附有博古通今的导论。《四库全书》所收的书籍凡三千四百五○册，存目达六千七百五十种，佚书三万六千种，历时十年始告竣工，是中国书志学史上最伟大的成就。

编修《四库全书》兼具文字检查的功能。朝廷下旨广搜私人藏书，凡私藏轻满书籍者皆遭严厉的惩处。若有方志、游记的内容有碍国防，也是悉数销毁。搜罗的行动非常彻底，已知有逾两千部书籍被列册销毁，再也无法觅得。也有参与编修《四库全书》的硕儒，藉着销毁意见与自己相左的著述，或者在校勘中强调自己的观点，以宣扬其心仪的思想派别。

我们从乾隆所颁布的谕令与决策，可追索当时一股潜滋暗藏的逆流。乾隆谀词加身，但自省的功夫却不够，他迎合流俗，务虚而不求实，即便是日常的政务也希望臣下加以肯定支持，对于艰困或不受欢迎的抉择也缺乏能耐贯彻。在乾隆朝中叶，国力颓唐几近崩溃的征候已一一浮现，从读书人都要钻研的《易经》里，就可看到乾隆的败象已露。《易经》第五十五卦“丰”（? ?）意为“盛大”、“通亨”，卦辞解释为：

丰，亨，王假之，勿忧，宜日中。（注四）

根据古人的注解：

日中则昃，日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十八世纪的儒学

若是有人质疑，乾隆当然会说他是以儒家之道来治理儒家的政府体制，且有许多佐证：例如，皇帝与群臣视儒家典籍为伦理智慧的宝藏；儒家经典是学塾与科举考试所必读；儒家讲的忠孝之道将君臣、父子紧紧相系；而地方的学者官员宣讲儒学，目的也在化育黎民，使其忠于君父。但是，随着后人对经文的增删注疏，“儒学”也一直有所变动。在十八世纪，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变迁，儒学也朝向新的方向发展。

十七世纪后半叶，学者致力于探索明朝溃亡的原因，有许多人认为，明季盛行的那种极端个人主义与强调内在道德良知的学术思想，正是明朝覆亡之因。清初康、雍年间，许多博学鸿儒、甚至皇帝本人也开始藉着肯定宋朝（公元九六七至一二七九年）理学的核心价值，以与肇致明朝衰败的学术风尚相颉抗。他们之所以尊奉宋儒思想，主要是因为宋朝哲学家朱熹主张“理”既是宇宙万物的本源，也是行为的准绳。朱熹及其追随者相信，明理有助于安顿人欲，并在公共生活中证成天道。所以尽管宋朝儒学在穷究天道时，必须构设多面向宇宙论的臆想，但是宋朝儒学却对社稷兴亡念玆在玆。再往深层看，即使是有德君子也无法体察天道，这层体认必然使学者自觉无法善尽对社稷的责任，于是焦虑与罪恶之感交集心头。

一如清初居官的硕儒拒斥明代的思想，而藉着论释十二世纪宋朝理学找到安身立命之处，后来清代学人亦批驳宋朝理学，另寻安身之所。到了乾隆朝，许多学者开始不从某些特定的著作找立足点，而比较是在方法论上觅基础。这套方法论名之为“考证”，因为考证是以严格缜密的标准，甄别校勘资料。考证派的学者意图摒弃抽象思辨，而让学术研究根植在“实据”之上。他们穷究声韵之学、算术、天文历法、地理，相信如此才能厘清古圣先贤的真义与意图，并理解当下生活的真实底蕴。（注五）

考证学派的先驱与最受推崇的学者均是康熙年间的人物。顾炎武是前明志士，曾在家乡抗清，也是此学派的重要人物。诚如前述，顾炎武与清朝可说是井水不犯河水，其后半生游历华北，探访各地的工艺技术、金石资料，仔细摹拓石碑刻文，对朴学的研究颇有帮助。顾炎武详细记载所见所闻，这与宋明理学惯以道学或玄学问答、格言、论辩、诗歌等“日志式”书写（例如朱熹的《朱子语类》、王阳明的《传习录》）大异其趣，在顾炎武的《日知录》书，记满对典籍、珍本的注疏，对地理与金石学的观察。（十七世纪耶稣会士将西方的学术，特别是数学、天文历法传入中国，可能影响到考证学派的研究方法，也让他们坚信，在个别哲学流派之上还有个“实在”的世界，这点倒是值得注意。）

阎若璩与顾炎武相善，他运用类似的方法整理《尚书》的历史纪年与语言结构。阎若璩的研究成果虽然在一七四○年代之前是以手稿的形式流传，对当时的学者文化却有如天摇地动之撼。阎若璩仔细排比证据，证明《尚书》（古文经）这部历来国家抡才所依据的典籍是后人所伪造，不值得推崇。（见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

到了一七四○年代，整个科举制度受到批判，因为僵化的考试并无法为国家甄举优秀人才，而阎若璩的论述亦凸显出儒家官学的缺陷。社会的紧张关系更进一步减弱学者对这套制度的信心，因为到了十八世纪中叶，朝廷并未随着人口成长而提高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学子的压力因而提高，即使通过科考也难以谋事，在在令许多饱读诗书的社会精英深感挫折。

十八世纪的文人运用训诂的见解与方法，重新探索儒家的过去。许多学者皓首穷经，研究汉代（公元前二○六至公元二二○年）的经文与注疏，比起官学所宗的宋朝典籍，汉代更近于孔子的年代，所以被认为较接近圣人的真义。不过之后又有西汉、东汉的经文何者较为可信的争论，所以研究汉代经典的学者又出现古文经与今文经之争。这并不只是深奥难解的诘辩，也开始把经典当成历史研究的材料，并本着鲜明、锐利的怀疑主义来看待历史。考证派的著作对十八世纪的政策也有重要的影响，因为学者孜孜不倦有如“蚁行”──一位考证派学者（译按，王呜盛）以此语形容自己的研究工作──积累实证资料，以新的眼光看待水利学、天文历法、制图学，以及讨论治理的古文之中，使学者能以更敏锐的眼界来评判清代的现实。

到了乾隆中叶，考证学派蔚然成风，书商、印书者、藏书家、图书楼，以及具备钻研训诂学的塾师互有关连。考证学派得此支持，学者与商业世界之问的分际也往往泯而不显，因为许多富商也赞助考证研究，建造大型的藏书楼供学者参阅文献。更有考证学者即出身商贾之家，这也反映了新兴市中心的发展，以往泾渭分明的职业界线已不再。

乾隆编修《四库全书》，综理文献甄别、版本校勘以及考据错误的过程即由考证派学者所主导，他们运用新的研究结果来贬抑宋代理学（其中不乏科举中的“正统”理论），又提高考证取向的学者之地位。乾隆对于考证派学者大力搜罗稀世珍本颇感欣慰，所以特别命人将之传抄三份，并下诏在考证学风鼎盛的扬州、镇江、杭州兴建三座藏书楼（译按，依序为文汇阁、文宗阁、文澜阁）存放《四库全书》，以供学者参阅。

高度学术化使得考证派学者遂形成某种学术精英，而与十八世纪越来越多的落第文人扞格不入。（这类精英的困境以及许多自大学者的堕落与傲慢，在《儒林外史》中有刻划入微且诙谐的描述，这部小说写于一七四○至一七五○年间，刊印于一七六八年。）考证的精英世界将寒士、自学文人，与女性摒除在外。十八世纪有人极力主张女性受教育，其热烈的程度为晚明以来所末见。乾隆年间，几位女性文人在诗作方面的表现十分耀眼，然而考证学派本身所需具备的新方法，以及数十寒暑的穷究功夫，使得女性难以进入这种自我限定的学术精英，而没有闲暇，没有名师指导，或者无法寻得有钱赞助者的文人，也势难走入考证的世界。

到了乾隆晚年，纵使是拥护考证传统的人，也渐渐察觉到考据方法的局限性。赫赫有名的学者戴震即是考证派的一员，他开始运用纯粹的哲学语言，回到那种探索人生目的、动机、欲望，与道德行为意义的年代。戴震的知交好友并不认同他这类形上学式论述的重要性，但戴震本人却认为对这类哲学问题的分析，才是其思想精髓。

但儒学并不只是哲学问题而已。中国绘画与书法也总是依托在儒家的价值体系之上，因此，在十八世纪，绘画与书法的旨趣、风格同样起了重大改变。略通文墨的人可以透过一七○一年刊印的《芥子园》这类教人作画的画册，习得传统的绘画技巧。藉助这样一本书，只要是识字的人很快就会描绘梅花盛开的枝蔓、茅舍，或是远方叠嶂的山峦。而文人画家的风格也愈趋古拙奇突，有意打破构图的规范与用色，表现出一种其实是刻意经营的“业余性格”。这种古拙奇突是十七世纪明朝遗民的画风，是一种政治立场的传达；然而到了十八世纪，反而呈现了更富阶级意识的面貌。

书法也有很大的改变。考证派学者挖掘、重刊许多前人抄本，而罕见的拓碑摹本也开始流传，结果复古蔚为风尚。甚至画作上的落款题字，用笔嵚崎有如刀刻，表现出个人的创意与丰富的学养。所以到了乾隆晚年，随着读写能力在安详和乐、人文荟萃的盛世渐次普及，第一流的文人发展出新的文化表现模式。

红楼梦

《红楼梦》成书于乾隆朝中期，是中国最伟大的章回小说。曹雪芹的先祖是康熙的包衣奴才，有钱有势。江宁（南京）的曹家最后以亏空官帑与移转财产，遭雍正抄家禁产。所以，曹雪芹本人对于清代满、汉之间的紧张关系自是体认深刻，曹雪芹在一七六三年撒手人问，尝尽了琼浆玉液的奢华生活与落拓江湖的椎心之痛。

《红楼梦》又名《石头记》，刻划贾府的生活百态。贾府是富甲一方的汉人家族，所在的城市并末具名，但有北京与南京的身影。贾府发生的许多事，显然取材自康熙年间：贾府十分熟稔满人的文化与身段，圣眷隆重而被委以税务要职，他们与宫里关系密切，贾府的女儿甚至还是贵妃。但是这部小说并不以如实勾勒出清代日常生活为满足。这两个书名其实已点出结构的分殊复杂：由“红楼”所牵引出的幻“梦”，精妙且神秘地预示了小说中女性的命运；而“石头”的“记事”，讲的是一块通灵之物，由女娲点化而自有神奇的生命，之后被一僧一道携入红尘。

简单地说，《红楼梦》是一部爱情故事。贾宝玉的命运与豆蔻年华的林黛玉、薛宝钗纠结缠绕，林、薛两人各自取“宝玉”的一字而命名。宝玉深爱黛玉，无奈双亲却安排他与比较富裕、健康的宝钗成亲，三人的美妙关系也就嘎然而止。黛玉因此香消玉殒；最后宝玉虽然进士及第，但还是离开娇妻，抛弃功名家业，遁入空门。

曹雪芹写这部小说固然是自娱娱人，但也有严肃的宗旨。《红楼梦》在情节布局的背后，也探究自我认同与人生之鹄的。它还探讨交织在所谓成与败之中不同层次的实与虚。诚如曹雪芹在卷首所言，“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注六）换言之，“假作真时真亦假”。

虽然这说明曹雪芹意不在“写实”，不过小说情节丰富、结构复杂，共有一百二十回，除了主角之外，还有上百名刻划入微的人物，堪称清代中叶精英生活的缩影，涵括家庭结构、政治、经济、宗教、美学，与性事。即使全书充满了作者想像的自由挥洒，但细看这六大层面，仍可以领略到十八世纪中期清代社会的富丽堂皇，以及繁荣背后的阴暗面。

就家庭结构而言，曹雪芹点出了父亲的绝对权威，尤其是在子女的道德规范与学业养成方面。宝玉的授课先生是父亲所挑选，严格考校功课，宝玉有不检点或失德之处便加以惩处。甚至只要提及贾父发脾气，就足以让宝玉心惊胆颤。母亲则没有父亲那么具有威势；但是宝玉的祖母兼有持家之能与睿智，以年高德劭而受敬重，主掌家务。

就政治层次而论，贾府的权势并不只是因为元春贵为嫔妃，也不是因为据高官厚爵，负朝廷之重任。贾府真正的权力在于地方，他们可以运用特权拉拢地方衙署以牟利。地方官吏绝不敢拿自己的顶戴冒险，而起诉贾家的亲朋好友，所以，贾府的权势蕴腐化于其中，使得贾家的年轻一辈以为作奸犯科也可以不受制裁，甚至贾府有人杀了人，也可以全身而退。此类政治权力有自我繁衍的可能，朝中有王孙贵胄为友，进士及第师友相护，会使少年得志位居要津，权贵联姻而亲上加亲。

在经济层面，贾府所能动用的资源超乎寻常人家所能想像。家有银块丝绸堆积如山，名家书画卷轴不胜数。贾府的林园台榭占地宽广，在别的地方还拥有土地田产，得雇人定期为贾家收佃租。贾府所涉足的商业领域盘根错节，再加上朝廷的委差，以及从与洋人做买卖的商人取得的舶来品。贾府里有成群的小厮、丫环操持府内的庶务，贾府若有人出门，则充当随侍。

在宗教信仰方面，贾府与清代社会都是兼容并蓄。贾府因袭儒家思想的传统，将其地位与成就归因于祖宗的庇佑，所以慎终而追远。婚丧喜庆都极尽铺张，讲究排场。贾府还养了一批年轻尼姑，遇到厄病，则请和尚道士作法，驱除邪灵霉运。宝玉还一度遭恶人魇镇，连他的通灵宝玉都无法护佑他。贾府里有一位长者离家到庙里去求开悟（这位长者后来因服用太多长生不老仙丹而暴毙）。

就美学而论，住在贾府是十分愉悦惬意的，其精致化的程度令人想到晚明上流精英的生活。贾府的青年男女皆能舞文弄墨，故可无止尽地浸淫在诗趣当中，说笑话、打谜语都有典故。书中主角的穿着、装扮，园林，配饰无不高雅精致；品尝的茶酒、膳食皆为色香味兼备的上品。音乐与戏曲更是贾府不可或缺的一环；府内备有戏班，随传随演，其中也包括明汤显祖的《牡丹亭》。

最后，有关性事，贾府中人的行为受到一些限制。年轻人或许活在一个青春的世界里，彼此间的狎戏容或有性暗喻，但基本土是纯洁无邪的，然而长辈却不乏登徒子之流，晚辈耳濡目染，长大后也会效法。贾府不论男女，皆倚仗辈份权力以逞性欲。私通滋生妒恨，爱欲导致情杀。奴仆往往沦为主子狎淫的工具，无处伸冤，只有逃逸或自杀一途。春宫画作能挑动欲望，这可以从贾宝玉初试云雨窥知一二。宝玉看罢唐伯虎的〈海棠春睡图〉后恍惚入睡，作了一个情节诡异、缱绻绮丽的春梦。梦醒之后，宝玉便与袭人领略梦中情事。初入空门的尼姑或贾府内的男伶也会卷入情欲纠葛而无法自拔，即使在传授儒家道德训诫的家塾中，男性之间也存在断袖之爱。

一七六三年曹雪芹殁故，并未完成《红楼梦》，往后数十年间，只有不同的手抄本在知交亲友之间流传。一直到一七九二年才出现《红楼梦》全本，由高鹗续补，以活字刊刻印行。全本成书后广为流传，读者可能包括清代中叶上流社会的男男女女，落魄的骚人墨客和略通文墨、往来穿梭于繁华城市的商贾。

《红楼梦》呼应了晚明小说戏曲与唐宋诗词的传统，我们也无法确定后四十回是否为作者的本意，不过这部小说所表现的原创性令人叹为观止，论规模与细腻的程度都预示十九世纪的文学巨作。曹雪芹对自己的文学成就已无缘置一词，但他藉贾母之口道出，何以在他之前的中国小说戏曲总是流于俗套，不可尽信：

贾母笑道：“有个缘故。编这样书的人，有一等妒人家富贵的，或者有求不遂心，所以编出来槽蹋人家。再有一等人，他自己看了些书，看邪了，想得一个佳人才好，所以编出来取乐儿。他何尝知道那世室读书人家儿的道理？别说那书上那些大家子，如今眼下，拿着咱们这中子人家说起，也没那样的事，别叫他诌掉了下巴颏子罢！”（注七）

曹雪芹或许终身郁郁不得志，但他绝无妒恨豪门巨贾之意，亦未沾染旧小说的习气。他的成就属于他自己。然而，真正讽刺的是，曹雪芹虽已嗅出了隐藏在乾隆盛世背后的颓废，但这部传世巨构却增添乾隆盛世的光采。

乾隆晚年

犹如应验了丰卦的警讯，乾隆晚年经历了一连串的危险。这些骚乱并没有特定的模式，而是朝廷轻忽民怨，导致情势紧张。边疆军情恶化，地方叛乱，官僚贪赃枉法，皇帝偏袒徇私不过是其中数端而已。大环境使传统的学术价值萌生不确定，国家无能洞察整顿财政与行政管理的迫切需要，而人口增长又对土地分配形成空前未有的严峻压力。

乾隆在圣谕里，对自己于一七五○年代克复新骊、运筹帷幄之能耐颇为得意，这场战役容或有运气的成分，但的确是一项大功绩。然而一七六○年代出兵安南，则是毫无章法，与一世纪前吴三桂在此地追捕南明藩王的锐势简直有天渊之别。一七八八和一七八九年，中国与安南两度兵戎相见，暴露出清廷决策的不足。

一七八八年，阮文惠兴兵作乱，据黎城（今河内），安南黎氏王朝出走。黎朝王眷以广西为庇护之所，向清廷求援。乾隆迅速回应，饬令三路夹击安南，一路由两广总督孙士毅自广西南下，一路由滇省往东南进入安南，另一路自广东浮海西行。一七八八年十二月，清军在孙士毅统领之下入黎城，孙士毅向朝廷报捷，并恢复黎氏王朝。乾隆闻讯大喜，加封孙士毅公爵爵位。不到一个月，孙士毅大军在黎城欢度春节之际，阮文惠趁机反扑，屠戮孙士毅的军队四千余人，孙士毅受尽屈辱，逃回广西。乾隆认为黎朝终将覆亡，于是承认阮文惠继承黎氏而统有安南。从这可以看出，此时中国虽仍有声威册封边境的统治者，但军事优势已出现疲态。（这次挫败结束了中国以军事力量介入安南内政。一九七九年，中国再度进军越南，仍告失败。）

不过还是有将领表现卓越，成功击退来犯的尼泊尔廓尔喀族（Gurkhas）即为明证；廓尔喀军队分别于一七九○与一七九一年两度入侵西藏。一七九二年，清军入藏，在几次战役之中大败廓尔咯，逼使他们取道喜马拉雅山隘路退回尼泊尔。清军在世界上最贫瘠的地域作战，展现出非凡的后勤补给与临阵退敌的能力。双方随即缔结和平条约，尼泊尔同意每五年遣使赴京具表进贡，一直延续到一九○八年。不过这场战争耗费不赀，庞大的军事开销根本填不平。在抗击廓尔喀的战事中，负责调兵筹粮的正是在安南战役失利的孙士毅。乾隆无视于孙士毅在安南的挫败，将他调往拉萨，说明了皇帝的个人好恶，胜过对孙士毅能力的真正评价。

外有战事经年，内有阮陧不安。十八世纪未，中国各地乱事频仍。其中一次是在离北京不远、山东省境内的临清城附近，临清城是大运河畔南北织食转运的集散地。此地靠近东北宏观区域的边陲地带，人口增长迅速，心怀不满的农民很容易就与在运河从事漕运、漂泊不定的纤夫和苦力合流。一七四四年，在精于拳脚功夫、以草药行医的王伦带领下，启灵于“无生老母”的庇佑，起事反叛。这次叛乱与地下民间秘教“白运教”有所牵连。白莲教拜“无生老母”，相信人世间在经历劫难之后将会臻至千禧的太平盛世，这种想法至少已经流传了五百年。王伦的教众遍布各行各业：有许多是农民与劳工，也有街头卖艺者、车夫、鱼贩、豆腐商、道士、油商、放高利贷者。我们不能说王伦的起义有明确的政治诉求：王伦虽有农民的支持，不过他并未主张取消佃租或支助贫民，或者平均分配土地。王伦的教众图的并不是改善社会与经济生活的政治处方，而是源自一种对社会主流势力的敌意，这种敌意又受到一种单纯的精神慰藉所煽动。

王伦的宣教让教众相信他们可以抵挡清军的攻击。“千手擒，万手遮，青龙白虎来护着，求天天助，求地地灵，枪炮不过火，何人敢挡我？”（注八）王伦的预言起先似乎应验了：王伦攻占数座村庄，甚至还占领临清旧城，官军闻风溃逃。最后朝廷调集大军，包括八旗兵与由汉人组成的绿营会剿逆民；王伦与各式兵众手执长矛或大刀，不敌官军的猛攻。王伦的教众在纵横交错的街上英勇战斗，最后还是寡不敌众，纷遭绑缚，而与家属一同被处斩。王伦在大营引火自焚，一个部众逃过一死，后遭清军掳获，他生动地向官军供述，王伦在赴死之际，身着紫袍，腕戴两只银镯，腰挂长短双剑，盘腿坐在屋角。王伦的衣服胡须已经着火，却仍是纹风不动。

王伦举兵起事的意义不仅止于它产生的立即效应，更是社会潜藏不满的征兆，所以应该把王伦的叛乱同中国各地掀起没有明确灾厄或目标的乱事一并视之。一七八○年代，天地会众在台湾举事发难（译按，史称林爽文之乱），陷落数座城池，改元建年号“顺天”。一六四○年代，有许多人以“顺天”为年号，藉此昭示满洲已经违逆天意，但此次叛乱似乎是一场福建移民团体为了抢夺台湾经济主导权所掀起的民变。一七八八年，清军平乱，首谋者遭到处决。

甘肃也在一七八○年代出现两次回民叛乱，由反对朝廷指派清真寺教长的“新教”（newscct）教民所发动。（译按，史称苏四十三、田五起事）经过激战，两次回乱均被官军镇压，苗疆的动乱也被镇压。但朝廷也付出沉重的代价，军事胜利并无法有效泯除宗教、经济与种族问题的乱源。一七九九年，乾隆驾崩，白莲教教众亦于华中举事，在四川、湖北、陕西、湖南等地与官军奋战。

我们能把这些动乱与造成民心离散的特定政策连在一起吗？对此并无确证。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到了十八世纪末，朝廷的运作机制开始涣散迟钝：义仓十有九空，大运河多处淤塞，八旗武勇昏聩蛮横，又无法停止危及生态土地再垦殖，官僚结党谋私、凭权纳贿的弊端益形严重。朝廷也可能不愿在新兴移民或人口稠密的地区设置新的县衙，官员的压力也更加沉重。再加上就业的压力与日俱增，意味着求得一官半职者都想尽办法赶快弥补回收他们求官时的苦苦等待与煎熬，于是对乡里农民催逼钱粮，或征收各色的杂赋。一七九○年代，白莲教众就说这是“官逼民反”（注九）。在边境的战事中，或弹压地方叛乱，官吏恃职钻谋的现象也是司空见惯。文臣武将彼此串谋，向乾隆隐匿实情。而乾隆任父皇雍正一手建立的密摺制度流于形式，无法有效侦刺官吏的渎职行为。

一七七五年，满人侍卫和珅受年迈乾隆的宠信，官僚贪赃枉法的行径更加恶化，虽然并不是每一件事皆归咎于和珅。当时和珅二十五岁，乾隆六十五岁，此后数年间，乾隆不次拔擢和珅担任满洲正蓝旗副都统、内务府大臣、户部侍郎、军机大臣。一个年轻人能在官僚体系中如此青云直上，是大清开国以来所仅见，乾隆还将和珅升为户部尚书（一度还任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四库全书》馆正总裁、步军统领、崇文门税务总督，授一等男爵。一七九○年，和珅的儿子娶乾隆的皇十女。

皇帝与这位宠臣暧昧关系的流言蜚语自然会在朝廷中不胫而走。有人说，和珅与乾隆之间有同性恋的私情，因为和珅长相酷似雍正的一名妃子，而乾隆当皇子时十分迷恋她。一名或许是受到这类传说影响的朝鲜使节形容三十岁的和珅“相貌优雅，装扮英俊，但欠缺男子气概。”一七九三年，英王乔治三世（King George III）派往中国的特使马嘎尔尼（George Macartney）勋爵，描述和珅“年约四十到四十五岁，相貌堂堂而体面，有捷才而健谈。”（注十）

我们并没有确切的证据来证明和珅与乾隆之间的暧昧关系。终乾隆有生之年，都对和珅优宠有加。可能乾隆本来希望和珅“为朕耳目”，如同康熙、雍正也都授与包衣奴才与封疆大吏以密摺上奏之权。因此乾隆在一七八○年派和珅前往云南侦刺云贵总督贪污一事，一七八一年再派和珅前往甘肃襄助镇压回乱。但和珅常生病，大都留在北京。大夫诊断和珅之后，表示症状归因于恶气灌入或于体内形成，并在体内游走，病根难除。和珅鼓起勇气向西医求助，传唤马嘎尔尼勋爵的随行医生吉兰（Hugh Gillan）为他诊断。吉兰医生发现和珅染患严重的风湿病，自幼便为疝气所苦，于是吉兰医生为和珅制作合适的疝气带。（注十一）

从马嘎尔尼与吉兰医生两人对和珅的评语来看，和珅手握大权，头脑又灵活。而从各式资料也可以窥见，和珅善于揣测心思，机灵干练，又熟读经书。不过和珅确实利用职位为自己和友人牟取钜款。和珅俨然以帝王自居，骄横跋扈，贪污索贿。乾隆晚年每遇大小战役，和珅无不虚报军需钱粮，中饱私囊，其中又以镇压蔓延数省的白莲教乱期间最为嚣张。和珅的种种败行劣迹让当时既存的问题更加恶化，也使官僚与人民的道德操守日益败坏。

一七九六年后，和珅的权力更大。乾隆在这一年“内禅”，使其在位的时间不超过祖父康熙在位的六十一年，藉以表明孝思。但乾隆并未完全放权让皇子治理朝政，即使在他日薄西山之际，甚至已经不再使用乾隆的年号，其意志还是能通过和珅的把持朝纲而贯彻伸张。乾隆最后于一七九九年驾崩，和珅的权力根基旋即冰消瓦解。继位的嘉庆扬业和珅贪污罪状，赐其自尽。从此结束了中国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太平盛世，虽然令人兴叹，但也不失其分，这个结局凸显了眼前大清王朝国势强弱消长的征兆正渐次浮现。

注释

注一：这三个宏观区域的个案研究引自韩书瑞（Susan Naquin） 与谈懿伦（Evelyn Rawski）合着，《十八世纪的中国社会》（Chinese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第五章。引介与推演宏观区域概念的相关著作?见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在他所编辑之《晚期中华帝国的城市》（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一书中撰写的几篇论文。

注二：河北、山东的数据，徽引自黄宗智（Philip Huang）《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页三二二。全中国的数字，见何炳梯（Ho Ping-ti），《中国人口的研究，一三六八至一九五三年》（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页二八一。

注三：转引自李中清（James Lee）与伍若贤（Robert Eng）,〈十八世纪满洲的人口与家庭史：得自道义屯的初步成果，一七七四至一七九八年》（Population and Family History in Eighteenth Century Manchuria: Preliminary Results from Daoyi. 1774-1798）

见《清史问题》（Ching-shih Wen-t'l），第五卷第一期，一九八四年六月，页三一。

注四：威尔海姆（Richard Wilhelm）与白恩斯（Cary Baynes）译，《易经》（Book of Changes.,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0） ，页二一三，六七○。

注五?对清代考证学派的论述，主要是参考艾尔曼一本有关考证运动的重要著作。艾尔曼（Benjamin Elman）《从理学到模学：中华帝国晚期学术与社会嬗变面面观》（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注六：曹雪芹着，霍克斯（David Hawkes）译，《石头记，卷一》（The Story of the Stone, vol. 1., New York）。

注七：前揭书，卷三，页三一。

注八：韩书瑞《山东的叛乱，一七七四年的王伦暴动》（Shantung Rebellion: The Wang Lun Uprising of 1774.,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页六○。

注九：恒慕义（Arthur Hummel）编《清代名人传略，两卷》（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2 vols.Washington. D.C.. 1943）卷一，页二二三。

注十：康无为（Harold Kahn）《皇帝心目中的君主统治：乾隆朝的形象与实情》（Monarchy in the Emperor's Eyes: Image and Reality in the Ch'ien-lung Reig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页二二五。克莱莫尔─平（J.L. Carnmer-Byng）《抵华的使节：马嘎尔尼勋爵的旅程。一七九三至一七九四年》（An Embassy to China: Lord Macartney's Journey, 1793-1794） （London. 1962）页一二○。

注十一：莱莫尔─平，页二八一至二八三。

6 中国与十八世纪的世界

管理异族

在清朝的官僚结构中，并没有所谓“外交部〕的设置，与非汉民族的往来则委由不同的衙署办理。这种作法意味着异族文化的低劣与地理的边陲性，同时也有防御异族入侵之意。

在北方与西北方，和蒙古、准噶尔以及俄罗斯人的关系是由皇太极于一六三八年设置的“理藩院”负责，理藩院的官吏悉数由满人、蒙古人出任，任务是防止边患形成，因为历来外患都起于此地。为达到抚绥的目的，理藩院设计了一套复杂的制度来调节中亚商队的贸易。清朝往往以皇室公主与蒙古亲王联婚，形成一种私人同盟的保护网络，并辅之以重兵驻守各战略据点。在回民中，有些来自中亚地区，有些则是汉人，他们受到严密监控，不过大致允许他们进行礼拜；雍正派军进驻拉萨，经略西藏，信奉藏传佛教的部落就不再是朝廷的心腹之患。理藩院折冲樽俎，处理“外交政策”问题时娴熟机巧、经验丰富，使得屏障北方边防的长城形同多余。

欧洲传教士来华传教是由“内务府”负责统辖。举凡皇庄的管理，膳食的供应，宫殿的修缮，珍贵丝绸、器皿的制造，对一些特别项目如盐的专卖与国外贸易货品的转运征收特别悦，都属于内务府的职掌。一般是由皇室的包衣奴才──通常有钱有势──直接经办与传教士、宗教使节团往来事务。他们在处理宣教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更强化了一般流行的观点：管理这方面的对外事务其实是大清宣扬国威的一部分，而非关国家的政策。耶稣会尤其觉得这种处理方式限制了他们的角色，而在写回欧洲的信里，也都试着强调他们的独立性。若干耶稣会教士，与其他传教士、中国籍神父受到信徒的保护，秘密传教。假若他们的行径被官府知悉，必遭严惩。

与朝鲜或是东南沿海这块弧型地带接壤的国家，如缅甸、泰国、越南、琉球群岛（Ryukyu Islands）等非汉民族的互动往来，是由“礼部”负责处理。

这些国家分享了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使用中国的历法纪年，部分典籍仿自于中国，尊崇儒家思想、信奉佛教，模仿中国的官僚组织架构。礼部在处理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时，特别彰显典章仪礼与符号象征，中国试图不以武力征服的方式来控制这些国家。这些国家在给中国的国书中用语卑恭，使节谒见皇帝则行三跪九叩大礼，藉以承认中国在文化与政治方面的优越。这些国家则可以得到中国一定额度的贸易馈赏；这些国家每年定期派遣所谓的“朝贡团”前往北京。在向皇帝呈送贡品之后，随同朝贡团抵达北京的使节与商人就在中国做买卖，所有的朝贡团成员均须住在礼部管理的客栈，朝贡结束就必须带着货品离开中国。

不过这套系统还是有相当大的弹性。朝鲜朝贡最为频繁，每年都进贡；朝鲜行旅可以自由与清朝的学者、官吏往来，对北京的社会与文化生活以及儒士的政治态度留下生动的记录。日本人一直不愿承认中国典章制度的优越性，所以从晚明之后便已停止遣使，加上德川政府亦限制外人在长崎居住和从事贸易活动，所以清朝与日本之间几乎没有来往。

朝贡关系之中所蕴藏的军事意涵出现在一七八八年，当时清朝基于权利与义务而出兵援助安南黎氏。诚如前述，当阮文惠接受朝贡制度而向清政府表示归顺，清朝便放弃黎氏政权，转而支持阮文惠。在琉球群岛上，出现了一种“分割式忠诚”（divided loyalties）的奇特现象。琉球群岛事实是受日本南方“萨摩藩王”（lords of Satsuma）的控制，但是在仪礼方面，他们还是臣属于满清政府，向中国进贡。根据十八世纪的记载，若是大清使节抵达琉球群岛，日本船只就悄然彻退，清使一离开，日本船只就返回。

处理西北、传教士、南方异族三种不同的模式反映了中国人的基本信念，认为中国乃“中央”王国，其他的国家皆属远离文化中心的化外之邦。此故，中国对外国的讯息并不感兴趣，亦不愿意仔细研究。纵使在考证运动鼎盛时期，学者对地理、音韵之学的兴趣多半也不出中土范围。中国人对异族的描述一直都混合神话故事与幻想的色彩，常以动物或鸟禽来比喻异族，或冠以轻蔑的用语。

选择离开中原，远赴海外经商或旅行的中国人，会被视为数典忘祖；即使中国与东南亚贸易十分畅旺，但清朝始终无意捍卫华人在东南亚或世界其他地区的权益。（台湾是例外，因为已正式纳入中国版图，成为福建省的一部分。）虽然朝廷也会透过内务府课征贸易的悦赋，但基本上对于对外贸易可能带来的利益并不感兴趣。朝廷不信任做生意的人，一六六○年代的例子可看到，为了达到军事或外交目的，是可以采取严峻手段处置沿海地区的百姓。朝廷保有绝对权威，来规范外国人与中国人的贸易往来，上至贸易地点与交易频率，下至从事贸易的人员与商品的细节，无不可管。

清朝这种观念与作为，势必会与西方强权产生摩擦，尤其是英国、法国、荷兰这些正在扩张版图的国家，踩在昔日海上强权西班牙、葡萄牙的头上，而发展成为海权帝国。我们从逐渐形成的第四种管理外国人的模式，即一般所知的“广州制度”（canton system），来追索这种文化对立的过程，清初，荷兰、葡萄牙的使节团都试图在中国取得贸易特权，但他们必须屈居“朝贡国”，向礼部登记，并只能定期派遣贸易团来中国。

一六三五年起，中国东部海域偶有英国船只出没；在清廷的允许下，或许也是英国人不想与中国建立正式关系，英国商人在舟山、厦门、广州与中国人进行贸易。一六八○年代，清廷取消沿海贸易的禁令，所有的西方强权都蒙其利，而他们对朝贡地位的恶劣观感也随之减缓。为了便于控制对外贸易，并以管制价格来增加利润，一七二○年，广州的中国商人成立“公行”。一七五四年，朝廷下令要求每个行商要具文保证往来的外国伙伴行为端正，按时缴纳过境税。

“英属东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成立于一六○○年，英国政府授予该公司垄断东印度地区的贸易权利，现在，英属东印度公司大量吸收新的投资，开始在印度次大陆掠夺土地，很快就从小本经营，一跃成为全球性的企业体。乾隆在位期间，英属东印度公司的董事和英国政府一样，开始不满清朝政府的种种限制。

一七四一年，英国皇家海军舰队指挥官晏臣（George Anson）承命攻击位于远东的西班牙船只，而他的旗舰遭到暴风雨重创而避走广州湾，英国政府察觉到在远东拥有一个据点的重要性（例如，葡萄牙据澳门，西班牙控制马尼拉，荷兰拥有巴达维亚）。晏臣显然相信，中国会本着西方通行的国际海洋法惯例，以善意的中立国角色来接济他。但广州的官吏却以一道道的行政藩篱刁难，拒绝接见，或不承认他所提供的讯息，过了几个礼拜又接济次级的补给品，却漫天要价，又不让他进行他需要的船舰修补。晏臣写下了他这次所蒙受的对待，出版后广泛流传，并翻译成多种语言，使得英国与西方国家对中国产生恶感。

为了扩展在中国的贸易范围，东印度公司于一七五九年派遣商贾洪任辉（James Flint）到中国进行协商，洪任辉通晓官话，他向清廷抱怨广州设下的贸易限制与广州官吏猖狂的索贿行为。洪任辉靠着瞻识与贿赂，先乘坐一艘七十吨的小船“成功号”（Success）抵宁波，然后抵达天津，向北京一吐心中怨气。乾隆起初似乎察纳其言，同意派钦差南下。“成功号”与洪任辉分别循海路、陆路返回广州。后来乾隆改变心意。洪任辉被依违反航行至北方港口的禁令、不当具文请愿，学习中文等理由遭圈禁三年。

十八世纪末，外国商人络绎不绝，频频叩关，清廷的回应就是强化执行先前订下的法规，对所有外国人一视同仁。一七六○年后，所有欧洲贸易都仅限于广州一港，除了每年十月至翌年三月的贸易季之外，外商不得居留广州。虽然有许多行商的商誉不佳，或是因过度扩张而告破产，但是欧洲商人只能和清廷特许的十家广州行商做买卖。西方人也只能向行商投诉或请愿，之后再由行商具文向朝廷派任兼管贸易的官吏："Hoppo"＊（就像nohong一样，Hoppo也是取西方人对中国字的音译，此处指的是清朝政府的官员）请愿。对于行商的请愿，这位官员如果愿意，可以迳向巡抚或北京上奏；他也可能以种种程序或措辞不当的理由，将行商的请愿留中不发，拒绝上呈。

这套复杂冗长的程序，并不合于西方强权逐渐通行的外交与商业平等的作法。一七七○年代后，中、西双方所感受到的张力与时俱增，特别是英国商人担心贸易逆差恶化，每年要以价值数百万英镑的白银换取中国的生丝、瓷器、茶叶，所以就开始把印度种植的鸦片运往中国南方的港口，以交换中国的商品。随着英国人与美国人钟情饮茶，英国每年外贸入超的数额逐年递增：迄一八○○年止，东印度公司总共购入逾二千三百万磅的中国茶叶，总值为三百六十万英镑。（在一七八四年之后，来自甫独立之美国商人，得以自由到世界各国进行贸易，他们开始直接派船至中国茶叶市场来图利。但限制欧洲人的贸易规定也适用于美国人。）

乾隆晚年，英属东印度公司在英王乔治三世政府的应允下，决定以符合英国身为世界强权之形象的方式，来改善其贸易处境。马嘎尔尼勋爵获派为特使，率领使节团前往中国，马嘎尔尼系出身北爱尔兰的贵族，交游广阔，曾担任英国驻俄国彼得堡公使，具有外交经验。马嘎尔尼还担任过加勒比海 （naribbean）格瑞那达（Crenada）和印度东方之马德拉斯（Madras）的总督，行政历练丰富。搭载英国使节团的是一艘配备六十六门火炮的战舰，随行还有两艘补给舰，每一艘都运载了昂贵的礼品，以炫惧英国非凡的工艺技术。马嘎尔尼的随行约有一百名，其中包括科学家、艺术家、护卫、仆役和来自那布勒斯（Naples）天主教学院的中文教师。

马嘎尔尼的船队于一七九二年九月离开伦敦，一七九三年六月在广州短暂停泊，因为马嘎尔尼表示要向乾隆八十寿辰致礼，所以船队可迳行前往天津上岸。这位特使一登岸便在壮观但系“朝贡团”地位的使节团的簇拥下，浩浩荡荡地前往北京。马嘎尔尼拒绝在谒见乾隆时行三跪九叩礼，同意以晋见英王乔治三世时所行的单腿下跪礼。马嘎尔尼在礼仪方面虽有所坚持，但仍在一七九三年九月先后受到和珅与正在北方热河避暑山庄的乾隆的款待。马嘎尔尼当众要求英国驻节北京的权利，结束限制重重的广州贸易制度，开放新岸口进行国际通商，订定公平对等之关税。乾隆与首辅无意接受英国人的请求。

＊译按：Hoppo应指当时的“粤海关监督”（又称“关部”）。关于Hoppo一称的缘起，众说纷纭。有人解释，康熙皇帝指派一名内务府代表驻留广州征收贸易关税，这名代表或监督再把征收的税银象交送北京的“户部”，故西方贸易商称这名监瞥为Hoppo。也有学者认为，Hoppo系“河治”的晋译，而河泊所是明清两代征收渔税的机构，被引中用来称粤海关监督。前者解释，见穆素洁 （Sucheta Mazumdar）《中国的糖与社会：农民、技街与世界市场》（Sugar and Society in China: Peasants, Technology, and the World Market）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页三○五。后者详马士（Hosea Ballou Morse）着，区京华译，《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三册》（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卷一、二，页七八之注二。

乾隆敕谕覆信英王乔治三世，解释中国不会增加对外贸易，因为中国自给自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亲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是尔国王所请派留京一事，于天朝礼制既属不合，而于尔国亦殊觉无益。”（注一）

马嘎尔尼无力抗衡，只能按指定路线前往广州，离开中国，沿途记下所见所闻，并在日记中抒发个人观感，这个望之令人生畏的国家，实败絮其内，有亡国之虞。他以这趟漫长且不快的海上旅程来比喻，颇为贴切。马嘎尔尼在航程中写道，“中华帝国好比是一艘陈旧、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幸赖先后有几位能干且警觉的军官掌舵，才得以航行一百五十年而不至沉没，它徒然以庞然巨躯令邻邦生畏。”马嘎尔尼又说，设若驾驭能力较逊，中国将会随波漂荡，直到在“岸边撞得粉碎”为止。中国抗拒不了英国所欲遂行的目的，马嘎尔尼认为，因为“企图阻挡人类知识的进步有如螳臂当车”，清朝的所为就是如此。“人类的精神有一种飞跃的本质，踏上阶梯，就会不断克服困难，至顶点方休。”（注二）

整个冒险行程花费了东印度公司一笔小钱，但东印度公司并未获得任何回馈。尽管此行马嘎尔尼堪称称职，不过就面对面外交关系的新纪元而言，却不是个好预兆。马嘎尔尼在出航之前坚持年俸一万五千英镑，最后从这趟旅程获得逾两万英镑进项。至少中国并未阻碍马嘎尔尼的晋升之阶。

外人与中国法律＊

马嘎尔尼在中国所取得的一项有趣收获是抄录了一本大清国律例。这部律例被携回英国，由马嘎尔尼使节团的一位学者翻译成英文。这或许让英国的商人明白，中国与欧洲有着截然不同的法律观，此故，诉诸法律仲裁只会恶化、而非舒缓国际关系的紧张。

＊译注：根据Derk Bodde与Clarence Morris编著之（Law in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Havr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清代中国司法制度的运作程序可大致归纳如下：

中国的法律虽然也建立在各种习惯与判例之上，不过，解释权在国家。不管是在各省或北京，并无独立的审判机关：地方上的法律功能是由县官来执行。州县转呈至府的案件，以及省级政府的案件，最后转报至北京的“刑部”再次审理，并作出裁决。原告若对判决不服，得以上诉，但须依循森严的层级，逐一上诉至朝廷中央的有司。每个死刑案件均须由县官报上级审查，在技术，所有刑案的执行都须皇帝圣裁。但在执行上却不太可能如此，而且裁决往往流于独断。例如，在地方叛乱中，参与者按例即审即决，以做效尤，并防止其他共犯者劫狱生事。涉及外国人的案件，通常也都迅速判决。

在中国的司法制度中，县官基本上同时扮演探长、审法官、陪审团的角色。县官必须搜集研判证据，最后做出判决。对于特殊犯罪的刑判载于律例之中，县官必须依据律例条文进行裁决。虽然县官在进行审判的过程中，通常会仰赖通晓法律的幕僚、书吏的帮助，不过中国并没有独立的法律专业人员或律师。企图介入刑案审判者会受到惩罚。嫌犯在牢中经常受到刑求，设若拒绝招供，通常会被严加拷打。招供后旋即进行审判，除非发现确凿的证据可佐证无罪，否则就是按嫌犯的自白而断刑。由于笞杖逼供往往会导致嫌犯死亡或终身残疾，虽然百姓有时也会因财产、继承或其他金钱纠纷而对簿公堂，但许多中国人还是非常惧怕司法。

百姓若有争端，往往会请求地方士绅或宗族耆宿出面排难解纷。在此类案件中，怕吃上官司的人很可能会花钱消灾；衙门里的师爷差役也可能接受贿赂，充实羞涩阮囊，而把大事化小。犯下偷窃、强暴、杀人罪而被起诉者，也可花钱买通书吏、甚至县官以规避刑责。牢中令人毛骨悚然且可能致命的不人道待遇，也可以送钱给狱卒而获得改善。

清代的刑事制度透过朝廷宣扬儒家思想、也体现上下尊卑的社会价值观。所以，伤害皇帝与皇亲国戚的罪行最大，伤害官僚与贵族亦可能惩以重刑，例如死刑或流（放）刑。在家族内，父亲加于儿子，其刑责轻于由儿子对父亲，丈夫对妻子、老人对青年人亦然。根据一判例，有一父亲活埋儿子，刑部重新更审本案，并认定吉林将军判这位父亲杖刑乃是错判。根据刑部的解释，父唯有当子“无违犯教令”而故杀者才处以杖刑。在本案中，其子谩骂父亲已有应死之罪，所以：“虽系故杀，惟子系谩骂伊父，罪犯应死之人。”（注三）于是该名父亲获判无罪。

即使没有刑部更审，这位父亲也可能无罪开释。审判与判决之后，获判重刑者可以赎金代替刑责而获得减刑，而赎金多寡视犯罪情节轻重而定：半两白银可抵二十笞杖，三两可抵六十下笞杖，十两可抵一年半流刑，七百二十两可抵终身流放，一千两百两可抵绞刑或斩刑。赎刑是取决于个人的身分（如老人、幼童）、官阶，或支付赎金的能力，但是这类制度设计显然利于有钱人，因为这笔钱在富室之家没看在眼里，但对贫农或城镇工人而言，可能就等于数星期乃至数年的收入。更有甚者，取得科举功名的儒生免受肉体刑罚，因此免于承受用来逼迫百姓招供的酷刑。

清代的司法制度复因地方采行保甲制而获得强化。每一“保”有一千户，即十“甲”，而每一甲有一百户。所有家庭都必须登入保、甲册籍，由推选出来而轮流担任的保甲长监视。保甲长要检查每一户的入籍资料，如家庭成员的性别、年龄、关系、职业的正确性，并确保地方秩序的维护。保甲长也要监督堤防修护，巡守农作物，或组织民兵义勇。如遇重大犯罪与疑似叛乱，保甲长须向县府衙门密告求援。保甲长亦须负责征收所属保甲家庭的税赋。他们的工作困难重重，饱受阻力，有时还有危险；在许多地方，没有人愿意出任保甲长，保甲制度已形同虚设。但是对外国人而言，最重要的是保甲制度所体现出来的概念，亦即在社群中，所有成员均须为善良的社会秩序负责，罪犯的邻居朋友都须连带受罚。

虽然中国的刑事制度粗略，但其法律程序的原则足堪与欧洲或美国当时的法律制度相提并论。不过这套体系中并没有为外国人设想。在一般的涉外事务，外国人仍归理藩院、礼部、Hoppo或内务府管辖。倘若外国人犯罪，则按大清律，至少一开始是这么打算的。

在几个涉及外国船员失手杀死中国人的案件中显示，清朝的地方官员起初都接受以支付现金赔偿结案。康熙年间，一群英国船员于一六八九年在广州的湾口附近杀害了一名中国人，地方政府索赔五千两银子。经过讨价还价后，英国人只愿付二千两，但遭中国人拒绝，结果这艘船放弃原订的贸易计划而驶离中国。康熙在位最后一年，即一七二二年，“乔治王号”（King George）的炮兵在上岸狩猎时误杀了一名中国男孩，最后中国人接受了船长赔偿二千两了事。一七五四年，一名英国水手在广州遭到一名法国人杀害，虽然没有中国人涉案，不过满清官员还是干预了在其司法管辖权范围内所发生的案子。满清官员终止与法国的所有贸易活动，直到法国官员交出凶手为止。讽刺的是，乾隆以庆贺在位二十年，以及清廷击败准噶尔为由，大赦天下，结果这名凶手很快就被释放了。

俟公行寡占的制度确立之后，乾隆晚年所发生的案件大都不利于西方人。一七七三年，澳门的葡萄牙总督审讯非法杀死中国人的一名英国人。葡萄牙总督判决这名英国人无罪释放，但满清官员以本案的受害者是中国人为由，坚持有权审理此一杀人案件，满清官员重审这名英国人，将之处决。数年后，清朝官吏再次成功伸张司法权力，介入一桩外国人在中国领土上杀害外国人的案件：一名法国人在打斗中杀死了一名葡萄牙水手，这名法国人被迫与法国领事走出避难所，被公开处以绞刑。

商船“休斯女士号”（Lady Hughes）与“埃米利号”（Emily）这两个案子对西方人的观感产生重大影响，不得不认真思考如何在外交层次上与清朝打交道。第一个案子发生在一七八四年，即马嘎尔尼勋爵使节团抵达中国的九年前。“休斯女士号”是一艘所谓的“港脚船”（country shpi），也就是是一艘私人商船，以英属东印度公司的执照，往来印度与中国间从事贸易活动，让船停泊在广州附近呜放礼炮时，误杀了两名中国的观礼者。“休斯女士号”的船长向中国宣称，他不清楚是哪位炮手误射礼炮，而中国人则以连坐的观念，逮捕了该船的商务负责人。中国也威胁停止与西方人的贸易往来。为了达到威吓的目的，当时在广州进行贸易的各国船只，包括英、法、丹麦、荷兰，以及来自纽约首度在中国海域出现的美国船只“中国皇后号”（Empress of China），包围岸边的商馆区。但中国人不为所动。面对贸易活动即将终止以及这名商务负责人可能有处决之误，“休斯女士号”交出可能犯案的炮手。这名炮手在一七八五年一月问绞。

美国商船“埃米利号”的案子是发生在一八二一年，这是首桩直接涉及美国利益的案件。“埃米利号”船上的一名水手（讽刺的是，这位水手名叫特拉诺瓦〔Terrallova），即“新大陆”之意），扔了一只掏壶，刚好砸在下方小船一名卖水果的中国妇人头上；结果这名妇人落水灭顶。当中国要求交出特拉诺瓦时，美国人最初坚持必须在船上进行审判。就在满清官员下令禁止美国人在广州地区进行贸易后，“埃米利号”的船长开始软化了，或许是因为他的船只非法装载鸦片，恐怕会被没收。特拉诺瓦被交付中国职司。审判过程中不许西方人在场，他被判有罪，隔天即遭处决。刑责之重，处决之速，显然违反了清律意外杀人的罪刑与处决程序。

案件层出不穷，断案时有矛盾，致使西方人深信，必须迫使中国人建构一套能适用于外国人涉案的司法制度。但这也正是中国人坚持不让步的地方。误解加深了争执，光是从律例无法尽窥中国法律体系的复杂；这需要仔细研究，然而能这么做的人有如凤毛麟角。更何况，外国人在中国法律体系的地位与时俱变。例如，明朝律法声称：若在中国领土，“凡化外人犯罪者，并依律拟断。”一六四六年，《大清律例》将之修改为：“凡化外来降人犯罪者，并依律拟断”，这个条文暗示，所有有意与中国进行贸易的外国人均须绝对遵守中国的法律。雍正在位期间，又把准噶尔人、蒙古人、俄罗斯人交由理藩院律法管辖，而其他的外国人都必须服从中国的刑法，因为外国人已“归附天朝，若有违律情事，惩处一如本朝臣民。”（注四）

最后，为了理顺涉及外国人案件的审判，刑部保证严守毋枉毋纵的原则，而于一七四三年在审理外国人案件上，增加了“收禁成招等项目，原不必悉依内地的规模”（注五）的但书。官员认为此一原则有助于“下顺夷情”，一七四○、一七五○年代处置涉外案件就是依此处理＊。到了一八二○年代，这条规定经过修改，西方人认为被剥夺法定复审与上诉复审的权利以及一般中国被告在律法上所享有的缓刑或减刑的权利。

不独西方人抗议中国法律制度的疏漏。士绅与庶民同样不满朝廷在面对外国人要求若干额外与特别待遇时所表现出的软弱态度。一八○七年，英国船只“海王星号”（Neptune）的水手在吵架中杀死了两名中国人，满清官员与英国“大班”（贸易管理人）达成协议，找出一名水手充当替罪羔羊。结果这名顶罪的水手被判处过失杀人的罪名，依据清律减刑的条款，以十二点四二两赎抵刑责。像是经过预谋似的，广州城内到处张贴告示，指控官员将自己出卖给“番鬼”（foreign devils）。这次行动由谁发起不得而知，不过他们喊出的主张，逐渐成为中国历史上一股新兴的力量：“排外的民族主义”。

＊译按：此一原则，系乾隆皇帝谕令上禀处置葡萄牙人在澳门犯案过程的奏摺，尔后确立了清廷处理外国人案件的诉讼程序。关于本案可见《大清律例会通新纂》第四卷。

鸦片

“埃米利号”船长将水手特拉诺瓦交付给中国司法机关，得以幸保船上载运的鸦片，这种行为乃是那个时代的必然物。欧洲、美国在十七世纪对中国茶叶、瓷器、生丝、装饰品的需求日益殷切，与中国输入西方产品如绵布、羊毛、皮发、钟与其他机械产品、锡、铅的数量不成比例，结果贸易严重失衡。西方人主要是以白银来支付中国商品，白银大量流入中国是形成乾隆盛世因素之一，对英国政府也是个警讯。例如，一七六○年代的十年间，流入中国的白银逾三百万两；一七七○年代成长至七百五十万两，到了一七八○年代，则高达一千六百万两。不过到了十八世纪末，英国已经找到新的商品──鸦片，来交换中国人生产的商品。销售至中国的鸦片数量虽然时有波动，但已可明白显示中西贸易的总体趋势。每一箱鸦片重量约在一百三○至一百六○磅之间，视鸦片的产地而定，所以时至一八二○年代，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已足以维持约一百万名上瘾者。我们若将鸦片的进口数量，再加上中国境内本身种植的鸦片（这部分数量较少），就可以感受到中国鸦片问题的严重性了。

英国输出至中国的鸦片数量（注六）

年份 箱数

1729 200

1750 600（约）

1773 1,000

1790 4,054

1600 4,570

1810 4,968

1816 5,106

1823 7,082

1828 13,131

1832 23,570

鸦片消费的成长必须有几个条件：鸦片不虞匮乏；发明抽食鸦片的方法；要有相当的抽食人口使鸦片进口有利可图，另一方面，政府又无力禁绝鸦片。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将中国推入近代史的痛苦深渊。

英国鲸吞了印度之后，刺激了鸦片生产与销售的组织化。在东印度公司的怂恿，加上将领克里夫（Robert Clive）的干练与总督哈斯丁（Warren Hasting）二人的行政手腕，英国于一七五○至一八○○年间，控制了大半的北印度地区，从西部的孟买（Bombay）绵延至东部的加尔各答（Calcutta），再加上南方的马德拉斯（马嘎尔尼曾担任马德拉斯的总督）有数处根据地。英国亟欲寻找新的经济作物出口以积累财富，发现罂粟在某些地区长得十分茂盛，而且印度的劳动力丰沛，可以用来切开罂粟荚果，汲取里面的汁液，（经由煮沸）而制成可供抽食的鸦片膏。

东印度公司垄断了所有印度出产的鸦片，他们选择了几家俗称“港脚商”（country traders）的西方商家，授予买卖鸦片的许可证，东印度公司偏好采取这种间接牟利的方式而介入鸦片的交易。港脚商将鸦片卖到中国之后，把广州的代理商给的白银存放在钱庄，取得信用状；公司再以白银购买茶叶、瓷器等中国商品运回英国销售。如此一来，从英国到印度，从印度到中国，再从中国到英国，形成了一种三角贸易关系，每个环节皆有丰厚的利润可图。

鸦片的消费或许是这整个交易过程中一个较为单纯的面向。历史上出现各种抽食鸦片的方法──将鸦片与其他药草混合来吸食，到十九世纪末将海洛因浓缩成吗啡片，以及今天的注射海洛因等。在中国流行的鸦片吸食法是将一小球经过提炼的鸦片膏置于火上加热，然后以一条细长导管来吸食，这可能是因为在清初抽烟草蔚为流行。烟草的种植是由拉丁美洲引进到福建，然后很快就从福建蔓延到山东等地。从康熙时代的卷轴画作之中，我们可以看到路人三五成群，抽着卷烟漫步市镇街头的景象；而受欢迎品牌的商标就矗立在店家门口。将鸦片混着烟草抽食的方法可能在一七二○年代就已出现，这是由一七二一年派赴台湾镇压朱一贵叛乱的兵丁带回来的。到了乾隆中叶，有关鸦片与如何吸食的详细介绍，能识字的人都读得到。在小型的馆舍里，人们只要付几文铜钱就可以取得一烟斗的鸦片，然后舒适地斜倚着吸食鸦片，于是鸦片便进到城市居民与穷人的生活中。

何以在乾隆中叶与晚期，中国人开始吸食这么多的鸦片呢？因为缺乏相关文献资料，所以我们仅能推敲大致；不过我们知道，吸食鸦片能让周遭世界停顿，模糊所处世界，令时问延伸或消失，远离复杂痛苦的人世间。根据当时的文献显示，鸦片最初吸引的是想排遣无聊情绪或舒缓压力的人。身陷朝廷繁文耨节礼仪中的太监吸食鸦片；在宫中官府担任闲差、无所事事的胥吏也吸食鸦片；没有学习机会、不得出门的官宦之家的女子也吸食鸦片。在县衙内干苦差事的书吏，从事买卖的商人，准备、甚至参加科举考试的学子都抽鸦片。镇压农村叛乱的兵丁也可能吸食鸦片。

时至十九世纪，抽食鸦片的风气迅速蔓延，特别是寻求逸乐的有闲阶级。从事体力劳动的苦力也开始抽鸦片，他们藉由抽食或舔食鸦片，以调剂单调而辛苦的工作，以及日复一日负重所带来的身体疼痛。（无情的雇主察觉，苦力若是吸食鸦片可以搬运更重的货物，所以他们甚至会供给鸦片。）到了十九世纪末，许多农民也染上吸食鸦片的习惯，尤其是那些开始种植罂粟，以补贴微薄收入的农民。

朝廷不知如何处理鸦片问题。诚如前述，第一位禁止贩卖鸦片的皇帝雍正，亦了解到鸦片作为药用也有合法的需求──尤其是在遏止痢疾或赤痢特别有用，然而鸦片不用在医疗上似乎就祸害无穷了。雍正的折衷措施分寸不容易拿捏，煽诱吸食毒品或经营鸦片馆者严惩不贷，“药用”鸦片则可以继续公开贩售。

在十八世纪，整个鸦片的销售多为行商所垄断。但自一八○○年，道光颁谕严禁鸦片进口或在境内种植鸦片，尤其是一八一三年以后，道光进一步禁革吸食鸦片，鸦片贸易就更化明为暗。吸食者将处以笞杖一百，伽号一个月或以上的刑责。行商从此不敢买卖鸦片，不过外国贸易商发现，只要他们在沿岸几个定点下锚，就会有人甘冒风险，向他们购买鸦片。广州以南海湾上的伶仃岛停泊了一艘武装的趸船，而这艘船就成为海上浮动的毒品货栈。只要用轻巧、吃水浅的“快蟹”、“扒龙”，中国的商家便能穿过水师的监视，之后再循水陆两路贸易路线贩售鸦片。随着朝廷下令严惩，并逼问烟客货源何来，鸦片买卖的过程也越变越复杂。根据一八一三年一名遭拘捕的宫内太监向内务府官员透露的供辞副本，扼要道出了取得鸦片的过程：

最初我们直接从回人朱大（译按，引文人名皆音译）那里得到少量的鸦片来抽。那时我得知，当船进入天津港之后，鸦片的价格就下降，所以我向喀喀斯布库借了一百串钢钱，另玲还变卖骡车以换取现钱，我同我的仆人秦保全一同到天津，找秦的老朋友杨怀远充当我的代理人。杨以二百四十串钢钱的代价从姓张的那里取得一百六十盎司的鸦片。我给杨三点八个钢钱作为佣金。（注七）

假设朝廷费心追查这件案子，可能找到两名中问人，以及姓张的销货者。但姓张的也可能只是名小商人，等到逮捕张姓商人时，大盘商与供应鸦片的外国船只早就逃之夭夭了。

西方世界的中国观

迄至十八世纪中叶，中国普遍受到西方人的倾慕。这大部分得归因于天主教、特别是耶稣会传教士的著作与书信在西方广为流传，这些传教士在庞大的中国人口中看到传教事业的远景。虽然大多数的天主教传教士亦察觉到中国若干内在积病，不过他们大抵延续耶稣会士利玛窦的观点。利玛窦于一五八三年至一六一○年卜居中国，他十分推崇中国工艺技术的进步、国家官僚制度的齐备、文化传统之中所蕴含的深邃哲理，和统治者的无上权威。

康熙年间，在华传教活动由法国耶稣会士主导，他们对清初的中国更是充满溢美之词，意在向“太阳王”（Sun King）路易十四请命，企图说服出钱出人，支持传教士。这些谀词描述传达的重要想法是，儒家典籍的伦理意涵证明中国是一个深具道德情操的国家，而且曾实行一神论的宗教形式，而这与犹太教──基督教传统所体现的精神相去不远。因此，悄加努力之后，就可依中国人回复固有的价值观，而不必大费周章让他们改宗皈依基督教。

虽然在康熙末年，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的影响力大幅滑落，而且，在十八世纪，耶稣会在欧洲的势力也逐渐式微，最后在一七七三年解散，不过耶稣会士对中国政府与社会的叙述仍是欧洲人所能读到的最详细的资料。德国哲学家莱布尼玆（Gottfried Wilhelm von Leibnitz）就曾经读过，他对《易经》的八卦十分感兴趣。甚至大力抨击教会的哲学家伏尔泰（Francois Marie Arouet de Voltaire），也深深被有关中国的论述所吸引。伏尔泰对十八世纪法国教会的权力痛加挞伐，他巧妙地利用天主教提供之有关中国的资料，驳斥天主教教会各种极端的主张。伏尔泰论道，假若中国的确是道德崇尚、充满智慧、伦理有序、管理良善，假若这皆归因于儒家思想的浸染，既然孔子不是基督徒，那么即使是没有天主教的宗教力量，仍然可以成为一个受人景仰的国家。

伏尔泰在一七四○至一七六○年间一系列极有影响力的著作中，对中国大加赞扬。伏尔泰在一本小说里指出欧洲、亚洲两个不同社会在道德价值观的呼应。他在一出戏剧里指称，中国人的伦理道德甚至能感化由成吉思汗所领军的蒙古征服者＊。伏尔泰在《诸民族风俗论》（Essai sur les moeurs et l'esprit des nations）一书里，重新省思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并以相当的篇幅来论述中国。伏尔泰意在强调不同文明的价值，并指出欧洲人的傲慢自大：“对中国礼仪的最严重误解，肇始于吾人以己之风俗度衡彼之风俗：吾人以偏颇天性所生之偏见，来看待世界之种种目的。”（注八）伏尔泰无法在欧洲人身上找到“哲王”（philosopher-king），来说明他的宗教与政府体制的观点，他相信，乾隆皇帝可以扮演哲王的角色，他甚至还写诗向遥远彼岸的这位皇帝致敬。

＊译注：此一戏剧即是伏尔泰改编自元曲《赵氏孤儿》而成的《中国孤儿》。

伏尔泰对中国典章制度的礼赞，是发生在欣慕中国文化的社会脉络下。在十八世纪这段时期，欧洲人十分迷恋中国，法文中的“chinoiserie”一词即用来形容对中国的狂热，但是比较是表现在具有中国趣味的装饰格调与设计流风，而非哲学的探索与政府体制架构的擘划。在有关中国式的宅邸、林园的画册里，中国式的镶边丝绸、刺绣以及色彩绚烂的瓷器中，欧洲人发现了一种有别于新古典主义精密几何计算与“巴洛克”（baroque）繁复风格的设计。法国的“洛可可”（rococo）风潮正是此一文化意蕴的代表，这种文化氛围崇尚柔和色彩、不对称性，一种刻意造作的杂乱感，以及梦呓式的官能表现。洛可可的流行风尚在当时的欧洲举目可见，从中产阶级家庭摆饰的“中国风”壁纸与家具，到公园里的凉亭建筑、街上的轿子、中国式的林园造景皆然。

然而随着晏臣那种愤怒与讥讽文字的出现，这股中国趣味的风尚，不管是在知识上或在审美方面，很快就消失无综。启蒙运动时代的许多重要人物，开始认为伏尔泰笔下的中国不足采信，伏尔泰对中国的狂热之情已沦为这些哲学家嘲弄的笑柄。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与孟德斯鸠（Baron de Montesquieu）怀疑，中国人并未享有真正的自由，中国人的法律是奠基于威吓而不是理性，中国的考试制度可能会令中国道德堕落，而非促进道德的进化。其他作家亦表示，中国似乎并未进步，甚至没有进步的观念；此种观点与认为中国日渐退化仅是一步之遥而已。套用法国历史学家布兰杰（Nicolas Boulanger）写于一七六三年、后来翌年被英国激进派的威尔克斯（John Wilkes）翻译成英文的文章：

中国现今所保留的所有古代制度的残余，必然会被未来的革命洪流所吞噬；一如部分古代制度在现今中国消失无踪般；最后，直到中国不再有创新的制度，她将永远落入失败的一方。（注九）

有几位欧洲卓越的思想家细思这些有关中国与中国人说法，努力求索中国未来的前景。苏格兰的思想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于一七七六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分析》（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简称《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一书曾讨论中国的经济。在分析各国的生产力时，亚当?斯密发现可用中国来与其他国家，特别是欧洲各国与北美发展中社会进行比较。若以人口作为国家发展指标，亚当?斯密的结论是，欧洲国家每隔五百年增加一倍，这个成长即使称不上剧烈，也算稳定。北美的人口每隔二十或二十五年就增加一倍，因此北美的劳动力不虞匮乏；此故，“新大陆”是“比较繁荣，而以更快的速度向富裕之道迈进。”（注十）

中国“长久以来便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亦即土地最膏腴，农业最发达，人口最多且最勤奋的国家，”然而无论如何，中国的发展已经到了极限的阶段，“中国的财富已经臻至其法律与制度性质所能容许的限度。”处于如此状态下，持续的人口成长将会带来严重的经济反作用：“在这样的国家，工人的工资在过去足以维持生计，养家活口，但因为工人相互竞争与雇主的利益，工资很快就会下滑至一般人道要求的最低限度。”其结果，“中国最下层人民的贫困，远远超过欧洲最匮乏国民的贫穷程度，”杀婴的行为是社会存在的普遍现象。所以亚当?斯密尖锐地论道：“结婚在中国是受到鼓励的，然而这并不是因为生儿育女会带来福分，而是因为他们有杀害子女的自由。”根据亚当?斯密的说法，中国拒绝改变，结果使这些问题更形恶化。因为自外于世界经济的成长，中国正逐步迈向自我封闭的命运：“忽视或轻蔑对外贸易，只有二、三个港口容许外国船只停泊的国家，断难达到与其不同法律和制度国家所能拥有的商业数量。”（注十一）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于一八二○年代初所作的系列著名讲义中，把布兰杰、卢梭、盂德斯鸠、亚当?斯密等人的批判分析，融入到他对历史初期阶段、现已被扬弃之“东方文明”（Oriental Civilization）的论述里，而中国文明无疑是东方文明之中的佼佼者。黑格尔所建构的“亚细亚社会”（Asiatic Society）概念，对青年马克思（Karl Marx）与十九世纪未思想家有着深远的影响。对黑格尔而言，历史是他称之为“观念”（idca）与“自由”的世界展现的过程。自由是“世界精神”（World Spirit）自我实现的彰示，而世界精神在欧洲与北美的基督教国度里已全然开显。黑格尔对自己所处的时代深感乐观，发展出一套贬抑中国过去文明价值的历史哲学。黑格尔把中国描述为由皇帝或专制君主所宰制的国家，正是“只知道一个人自由”之“东方国家”的典型。在西方的希腊、罗马，“只知道一部分人（指贵族）是自由的”；几世纪后，到了黑格尔所处的时代，却知道全体人们皆是自由的。因为不了解“精神”在世界的进程，所以中国皇帝的“自由”也是“恣意”的，这表现为“残暴──激情的冷酷兽性──或是欲念的，而这种驯服只不过是自然（Nature）的意外。”（注十二）

黑格尔写道，中国的命运部分得归因于地理因素：“亚细亚东部的广大土地偏离了历史的普遍进程。”在一段措辞有力的章节里，黑格尔提及中国人缺乏欧洲人海上冒险的勇气，而宁愿守护着大平原农业的季节性律动。土地所呈现的仅是“永无止尽的依赖性”，而大海却负载着人类“超越这些思想与行动的有限范畴……海洋的无限伸展超脱了大地的制约，然而这正是亚细亚国家的宏伟政治组织所欠缺的，纵使他们本身同样以海为邻，中国即是一例。对亚细亚国家而言，海只不过是大地的尽头、中断，他们与海并没有积极的关系。”（注十三）勇于海上冒险而积累了庞大财富的福建商人，若是看到此类陈述可能会感到十分错愕，不过大清帝国对海上冒险兴趣缺缺，这点黑格尔基本上是说对了。

在这一连串晦暗的结论里，黑格尔将中国置在世界精神进程以外。虽然中国曾经拥有过无数的历史学家，不过他们在自己的框架中来研究自己的国家，殊不知中国本身“犹在世界历史之外，却预先假定若干因素的结合必然造就活泼且生动的进步。”虽然中国皇帝向其百姓所说的话可能是“庄严、宛如慈父一般的和蔼”，不过中国的百姓却“自视卑微，确信人天生就只配给皇帝拉车。”在一段远远超越马嘎尔尼对清代历史命运预言的话语里，黑格尔为中国的百姓感到悲哀：“身上的重担让他们无法喘息，然而这却像是无法逃脱的宿命：他们出卖自己为奴，吞进难以下咽的奴隶饭食，却不以此为忤。”

或许中国在形上学与地理方面尚未陷入完全孤立的状态。在一段看似吊诡的独白里，黑格尔补充道：“与世界其他面向的关系，就只能仰赖另外的民族将它们找出，并研究它们的特质，始可得知。”（注十四）由谁或如何去寻找，黑格尔并未明言，不过西方强权挟其船舰、外交使节团与鸦片很快就要找到答案了。

注释

注一：克莱莫尔─平，《抵华的使节：马嘎尔尼勋爵的旅程，一七九三年至一七九四年》，页三四他。注二：前揭书，页一九一、二一二至二一三。

注三：布迪（Derk Bodde）与莫里斯（ClarenCe Morris）编著，《中华帝国的法律》（Law in Imperial China,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页三九○。

注四：爱德华（Randle Edwards）〈清政府对外国人的司法管辖〉（Ch'ing egalJurisdicton over Foreigners），见孔杰荣（Jerome Cohen）、爱德华、张富美（Fu-mei Change Chen）合编，《中国法律传统论文集》（Essays on China's Legal Tradi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页二二二至二六九。

注五：前揭书，页二二九。

注六：数据得自马士（Hosea Ballou Morse），《中华帝国的对外关系，三卷》（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3vols；Shanghai and London, 1910-1918），卷一，页一七三、二○九；以及张馨保（Chang Hsin-pao），《林钦差与鸦片战争》（Commissioner Lin and the Opium Wa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页二二三。

注七：史景迁，〈清代中国的鸦片吸食〉（Opium Smoking in Ch'ing China），见魏斐德里（Carolyn Grant）

合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页一四三至一七三（略作修改）。

注八：伏尔泰（Francois Marie Arouet de Voltaire），《诸民族风俗论》（Essai sur les moeurs et I'esprit des nations., Geneva, 1771）,卷一，页三六。

注九：布兰杰（Nicolas Antoine Boulanger）着，威尔克斯（John Wilkes）译，《东方专制制度的起源》（Recherches sur I'origine du despotisms oriental., Amsterdam, 1764） ，页二六○。

注十：亚当?斯密（Adam Smith）着，康南（Edwin Cannan）编，《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分析》（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76），页七○。

注十一：前揭书，页七一至七二、九五。

注十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着，何登（E. S. Haldane）、西蒙（Frances Simon）译，《历史哲学》（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New York, 1956），页十八至十九。

注十三：前揭书，页八七、九○至九一。

注十四：前揭书，引言依序为页一一六、一三八、一○一。

第二部 分裂与改革

十九世纪初，中国儒士已察觉到社会所承受的道德与经济压力。他们秉承儒家智识传统，主张行政与教育改革，呼吁重视人口急速成长的警讯，同时提倡财富的合理分配。有人也指出了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吁请重视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的角色地位。

鸦片成瘾日渐普遍，造成尤其棘手的社会问题。学者、阁臣，甚至皇帝本人对于到底要合法化或禁革鸦片各持己见、举棋不定。同时，英国大举投资鸦片制造与流通，而贩卖鸦片的所得在整个英国国际收支中的比重甚大，在在都使鸦片交易成为英国外交政策的重要一环。清朝视鸦片为内政问题，决定采取严禁一途，于是英国以武力相向。英国击败满清，在一八四二年缔结了一纸条约，自此改变了清朝与外国强权的关系架构，结束了长久以来，中国统治者对其领土上外国人的实质控制。

这种乍现的外来压力，与一波波的内在动荡并行而至，也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反清的动乱在十八世纪末愈加频繁。十九世纪的社会失序扩散，带来更大的动荡，在十九世纪中叶迸发出四次大规模的叛乱，其中的太平天国与捻乱，埋下王朝覆亡的种籽。太平天国奉基督教基本教义与均等原则为圭臬，斫断了儒家思想与中华帝国的价值命脉，捻乱采行新形态的动员游击作战模式，更危及正规军事机制的威信。另外两次叛乱分别由西南与西北边疆的回民所掀起，挑战了朝廷对鞭长莫及地区之非汉民族的控制能力。然而，有一群忠于传统中国价值观的儒士，锐意维系既有的社会、教育、家庭体系，他们取得几次重大的军事胜利，使清朝的国祚得以延续。

这群儒士政治家在屡建战功之后，开始锐意仿效或采用外国军事科技与国际法，讽刺的是，他们的努力最终却瓦解了原来他们力图维护的价值体系。不过，这样的结果最先并无法预见，清廷以“自强”为名，实行改革政策，不仅建立了新式的兵工厂、造船厂，还成立了现代化的学堂，教授外国语言，聘雇外人在合理的基础上征收关税，招募了一支由西方船只、海员组成的船队，设立了一个地位等同于“外交部”的总理衙门，这是中国历史上所首见。

然而，中国的对外关系依然紧绷。中国境内爆发教案后，美国国内随即发生排华暴行，美国也发布一连串的禁令，于是华人移民的人数锐减。从这些案例可知，纵使个人的努力证明不同种族间是可以和平相处，相互包容适应的，然而在民族的文化与价值目标上，彼此之间仍充满误解。

到了十九世纪末，尽管外在压力与内部动乱交相煎熬，但清朝似乎可能达致一个新的统合。然而以夷之技用于军事与工业所取得的种种成就却被对法与对日两次军事挫败所粉碎，而让中国沾沾自喜的“现代化”海军葬身海底。一八九八年激发出的改革热情因保守势力的反扑而偃旗息鼓，为一九○○年上演的义和团之乱搭好舞台，中国人内心的仇外情绪被这场动乱所挑起，导致各地攻击外国传教士与信徒。拳民虽然遭到外国武装力量的镇压，但“反清大汉民族主义”已被唤起，反映在报纸文章、各式宣传册子、经济抵制，以及风起云涌的反清起义中。

清朝亟思救亡图存，推动或可收效的政治、军事、经济等通盘改革计划：其中包括试行西方模式的立宪政府，以西方建制重整军队，建构中央掌控的铁路网络以加强控制中国的经济。这套改革计划不但没有带来稳定，反而激化冲突，滋生误解。各省所成立的谘议局成为批判满清政权以及孕育新兴地方利益的着力点。满族将领所领导的强悍、现代化军队虎视眈眈，正威胁着大汉民族主义者推翻异族统治的梦想。同时，朝廷试图集中管理铁路，并向外国贷款以收回路权的举措，激怒了各省的投资者与爱国人士。这股怒火被激进派领袖与躁进的追随者一煽动，清朝惊觉国本已经荡然无存了。

清廷眼睁睁地面对一九一一年底所迸发的军事叛乱，到了一九一二年初，满人别无选择，只能拱手让出政权，清朝至此宣告覆亡。不过国家中枢依然悬荡，并无旷世雄杰能填补权力的真空，徒留意识形态敌对、主张相异的集团相互竞逐。清朝崩解后，取而代之的并不是一个充满自信、崭新的共和政体，而是内战连绵不绝，思想傍徨无依，这对庶民百姓所造成的伤害，犹胜于自二百六十八年前明朝灭亡后的动荡。然而在杌陧不安的时局中，治世经国的思想家、自强运动者、立宪改革者、革命分子胸中所萦绕的那份富强中国的美梦尚未黯然消蚀。满清统治在十九世纪所留下来的积极面在于：中国的伟大不容消失。

7 与西方世界的初次冲突

中国儒士的反应

即使在乾隆皇帝驾崩（一七九九年）之前，儒士已逐渐了解大清王朝面临的国内外问题有多么严重。在考证的实证研究传统中，出现了新的潮流。有些学者开始希望其门人多关注眼前的需求与行政管理的问题；也有人开始大瞻思索中国的未来命运，怀疑儒家思想的传统是否蕴含着变革的因子；但也有人认为，考证学派越来越枯燥乏味，流于形式化，意欲发展新的切入点来著书立说。

学者文人即使暗存批评朝政之意，也还是可能招祸。文人洪亮吉即是一例。洪亮吉与多位考证派学者交好，曾参与编纂《四库全书》。洪亮吉热中功名，京师应试四度榜上无名，最后在一七九○年以四十岁的高龄考中进士。洪亮吉曾任贵州学政，这段历练使他一方面持续对京城内的政治派系进行分析，另一方面又对西南偏远地区有切身的体验。洪亮吉在一七九○年代写了一连串的文章，探讨了中国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其中之一便是失控的人口成长，以及人口压力超过生产能力时可能引发的挑战。洪亮吉也提及城市里奢靡风尚日炽，贪赃枉法屡见不鲜，以及在镇压白莲教与其他叛乱时所衍生的种种弊端。这些文章并未遭到查禁，不过在一七九九年，洪亮吉因抨击大行乾隆皇帝与宠臣和珅的政策，被朝廷依“大不敬”之罪名判刑“斩立决”。但新君嘉庆皇帝（在位期间一七九九至一八二○年＊）重查此案，洪亮吉始获得减刑，改判流放伊犁。

＊译注：理论上，嘉庆朝始于一七九六年乾隆内禅，但诚如前述，乾隆退位后仍旧把持朝政，直到一七九九年崩殂为止。

曾查抄和珅与其党羽家产的嘉庆皇帝似乎看出洪亮吉洞悉了中国所面对的挑战，于一八○○年赦免了洪亮吉。洪亮吉回到安徽闭门读书，著述立说，最后殁于一八○九年，但是他那种深入而务实的著述方式却为后人所继续。其中又以贺长龄最为知名，他编修了一部治国方策的巨轶《皇朝经世文编》。这不只是一部理论著作，还收录清初至当时官员的文集，范围广及人事考核、薪俸、税赋、保甲制度、八旗兵的饷钱、义仓与饥荒的赈济、盐务的垄断、通货、民间宗教、洪灾的控制。这部巨帙是以晚明东林党陈子龙的《皇明经世文编》为范型，于一八二七年竣工，当时的人读了这部书，王朝欲颓的急迫感油然而生。

贺长龄并不只是清代中叶经世学风的代表人物而已，他还具备丰富的行政经验与超凡洞见。讽刺的是，当黑格尔论及中国闭海关以自守的同时，贺长龄却正在规抚一项大计划，主张官仓的粮食不走年久失修的大运河，而改走海路由华中、华南运往北方。一八二六年，在他的建议下，逾一千五百艘快捷平底帆船运载九百万斗的白米，成功地循海路北行。但他的计划危及仰赖大运河漕运的利益生计，不久就被取消了。倘若其计划能持续实施，中国商业海运的成长或许相当可观也未可知。

其他学者则试图为变革找出合理的说法。龚自珍就是属于这类文士。一七九二年，龚自珍生在杭州的一个富儒家庭。龚自珍早岁即濡染金石、目录等考据之学，走的是当时的学术主流，并对“汉学”流派的注疏与文本深感兴趣。然而他对社会与政治体制的批判意识导引他转向《春秋》的“公羊学”。中国历来的史籍蕴涵了一种循环的史观，因而不容有线性的“进步”史观出现，这点已有欧洲学者指出。但是公羊之说有别于此，通过“三世”──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嬗替──提出了历史发展的理论。

龚自珍为人性情炽热、好发议论，不羁的个性呼应了清初文人的狂逸行止：他放浪形骸，书法狂放，往来有鸿儒白丁，纵情赌局，讥评老成长者；但社会批判识见却比洪亮吉还要宏阔。龚自珍盱衡世局，痛陈吏治不修、朝仪繁耨、科举取士迂腐僵化。他也针砭法律不公、财富不均、女子缠裹小脚，沉溺于鸦片，与洋人进行贸易，藉以强调中国正处于“据乱世”的险境。

论到财富的重分配，龚自珍慷概直言。在久远的上古，治者与被治者宛若庆典的宾客，一起参与典礼，共同分享祭品。但迄至商、周两朝，“三代之极其犹水，君取盂焉，臣取勺焉，民取卮焉”。龚自珍以这个比喻，点出中国社会已演变成持大、小汤匙交相攻伐，而统治者独霸整个汤锅的景象。可想而知，这整个汤锅已“涸而踣”。已经到了再次公平分配汤锅菜肴的时候了：

有如贫富相轧，富相耀；贫者阽，富者安；贫者日愈倾，富者日愈壅。或以羡慕，或以愤怨；或以骄汰，或以吝啬。浇漓诡异之俗，百出不可止。至极不祥之气，郁于天地之间。（注一）

龚自珍这类文人从训诂之学入手，透过对研究新的典籍，而对社会展开批判；也有学者取径较为迂回。中国最伟大的讽刺小说之一《镜花缘》，成书于一八一○至一八二O年间的关键年代。《镜花缘》的作者李汝珍，是一位来自北京、师承儒家思想的儒士。他先是热中钻研音韵之学，但眼见社稷岌岌，于是重新反省哲学思想以及哲学与政治的关联，也特别注意男女关系的敏感问题。在《镜花缘》中，李汝珍颠覆了传统男尊女卑的世界。李汝珍在“粉面郎缠足受困，长须女玩股垂情”一回中，写到女儿国的男人戴耳环，忍受缠足之苦，面敷脂粉以取悦女主人，必定是备感羞辱、辛酸而压抑。虽然已有其他作家处理类似的观念，不过没有人像李汝珍这么投入。清朝的男性凡是闻见书中林之洋所遭受的皮肉之痛，对于当时女性所承受的苦楚必然也会有一丝同情的。

不知不觉，那足上腐烂的血肉都已变成脓水，业已流尽，只钊下几根枯骨，两足甚觉瘦小；头上乌云，用各种头油，业已搽的光鉴；身上每日用香汤薰洗，也都打磨干净；那两道浓眉，也修的弯弯如新月一般；再加上朱唇点上广脂，映着一张粉面，满头珠翠，却也窈窕。（注二）

李汝珍对社会的错置深有体会，这在嘉庆年间的落第或待业文人之间必定相当普遍。十九世纪初，受过教育的人数大幅增长，但朝廷并未提高科举取士的人数或官僚的员额。如果这些文人没有个人所得，对变革兴趣索然，无权臧否朝政，艺术才能也有限，那么他们一定过得郁郁寡欢。沈复即是一例。一八○七年，沈复已届不惑之年，写下了篇幅不长但却是鞭辟透彻的忆往文字，刻划出落魄文人前景黯淡，令人掩卷难忘。沈复于乾隆中叶生于苏州，阅历人生，曾设帐收徒、经商、为人幕僚。《浮生六记》的书名颇为贴切，记述沈复辗转各地，寻觅明主，以及如何懔于父亲的权威，如何顺从于不同雇主的过程。

不过沈复的生活也并非一片黯淡。沈复多次经商远行（甚至到了广州），各地的瑰丽奇景尽收眼底。沈复娶得神仙美眷，鹣鲽情深，携手相伴二十三载，直至她殁故。伉俪两人共享美学、闺房、烹调的闲情逸趣。沈复的妻子善诗，才思隽秀，温柔婉约，她尽其所能地挣钱，以贴补微薄且不定的收入。丈夫虽然有夫唱妇随的优越地位，而法律与文化思想也支持这种优越性──这已成儒家传统的一部分──但是沈复所勾勒出的生活却说明了缱绻亲密的婚姻仍是可能的。但这对夫妻终究还是逃不过贫困与失败的摧残，而沈复始终都无法明白，何以命运容不得他们夫妻俩快意人生：“人生坎坷何为乎来哉？”沈复扪心自问。“往往皆自作孽耳。余则非也！多情重诺，爽直不羁，转因之为累。”（注三）然而沈复所处的社会对于这类逆来顺受的传统美德，却是再也不看重了。

中国的政治对策

英国为了不让法国染指澳门，于是以兵戎相见，但除此之外，嘉庆年间没有外国势力压境，倒是得以缓一口气。中国人一定以为是因为英王乔治三世收到乾隆在一七九三年的敕论，慑于天朝威仪所使然，但其间的原因并不是如此。此时欧洲爆发拿破仑战争，英、法两国没有余裕再来推动在东亚的扩张政策，而中国又没有别的强敌。一个世纪之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也有类似的情形，于是日本人在西方人自顾不暇之际，遂行掠夺中国领土的野心。但在十九世纪初，日本德川幕府仍然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并无意对中国施压。

一八一四年，拿破仑兵败滑铁卢（Waterloo）；一年之后，英属东印度公司即派遣使节团，在阿美士德勋爵（William Pitt, Lord Amherst）率领下抵达中国。阿美士德的使命和马嘎尔尼勋爵一样，无非就是扩展贸易优惠、增加开放口岸、要求允许外交人员进驻中国。但阿美士德亦步马嘎尔尼的后尘，受到相当无礼的对待。阿美士德已经饱尝长途跋涉的颠簸，而朝廷方面又坚持他必须行三跪九叩之礼。阿美士德甫到北京一天，就要入朝觐见圣上。于是阿美士德要求给他多一点时间来准备，结果遭到威吓相向，然后黯然被逐出中国。

虽然从这件事情来看，清朝似乎不愿以理性与西方人交涉，但其实朝中大臣已日渐查觉到与西方往来在政治史上的复杂性。我们从广州和职司两广政事官员日益受重视就可看出端倪。鸦片由南方进口，丝、茶也从南方输出，大量的银两在此流通增加了税收，但也使贪污腐败更为严重。行商被迫向朝中和地方大员“捐输”，以继续享有朝廷所授予的贸易特权。但是这种保障往往并不牢靠，许多行商因向洋人借贷而债台高筑，甚至破产，然后又有新的行商取而代之。“公行”制度的存废有赖于“公所基金”这种互保机制的设立。行商将其利润的十分之一提作基金，以备危急之时所需。起初，公所基金是由行商私底下提拨，不过自一七八○起由朝廷所支持，并向外国进口的货物课征百分之三的税赋。到了一八一○年，公所基金向朝廷上缴的银钱每年已达一百万两的水准。

随着广州跃升为财经重镇之后，文人随之而至，书院的设立也如雨后春笋。一八一七至一八二六年间任两广总督的阮元设置“学海堂”书院。学海堂后来成了广州的学术重镇，刊刻印行许多著作，包括有关广州地区的历史。阮元曾经研究过清代重要的数学家，其中有三十七名住在中国并发表论文的欧洲传教士。这部作品也刊行出版，逐渐流传，也引起时人对西方科学成就的兴趣。阮元大力反对买卖鸦片，曾在一八二一年逮捕了数名澳门的鸦片贩子，并试图在广州禁食鸦片。

对于吸食鸦片一事究竟应该绝禁还是弛禁，此时已成为中国对外事务与国内经济的重大议题。而且这项争议也开始影响京官与地方官吏的派系形成与结盟。嘉庆之后，道光（在位期间一八二一至一八五○年）继位，他似乎是个心地善良但无法扭转大局的人。乾隆一朝因和珅专擅而朝网隳坏，嘉庆也无力恢复，道光登基之后便急于重振大清国威，而在一八○○与一八一三年两度下令严禁鸦片买卖，但均告失败。现在，道光皇帝在苦思更为有效的替代方案。

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以支付西方人的鸦片，这严重损及国家的经济，道光到了一八二五年已从御史的奏摺中得知这点。虽然这个现象主要限于东南沿海地区，不过它的效应却深入内陆。白银储备不足，意味着银兑铜的价格上扬；由于农民平常是以铜钱来交易，但却需以银来缴税，所以银价上涨就等于农民纳了更多的税，势必会引起动乱。一八三四年，英国国会取消了东印度公司垄断亚洲贸易的权利，情形更是恶化。因为英国国会通过的法案使得所有人都可以来做中国的生意，鸦片买卖量与来自欧洲各国与美国的商贾人数也随之大增。此外，由于全球性的白银短缺，外国商人改以其他比较不流通的货币来购买中国商品，中国的危机益形加剧。（注四）在一八二○年代，每年约有两百万两白银自中国流出，及至一八三○年代，中国每年流出的白银总数升高至九百万两。乾隆年间，一贯千文的铜钱约可兑换一两白银：到了嘉庆朝，在山东一地，一千五百文铜钱始可兑换一两白银；道光年间，须以二千七百文铜钱来兑换一两白银。

英国政府取消东印度公司贸易特权之后，派遣律劳卑（William John Napier）勋爵为首位驻华“商务总监督”，他在一八三四年抵达广州，结果又节外生枝，加深了中、英双方的误解。律劳卑不愿透过行商，而希望迳自与两广总督进行交涉。朝廷命官回以：“天朝疆吏不得与外夷通达书信。”（注五），于是律劳卑下令停泊于虎门的舰队北上广州；由于律劳卑死于热病，这场一触即发的战端才告平息。而中国的鸦片进口量依然持续攀升，一八三五年逾三万箱，一八三八年上升至四万箱。

一八三六年，道光皇帝谕令臣工针对鸦片问题各抒己见，具章奏报，结果意见相左，各持一端。

主张鸦片贸易合法化的人认为，这不但有助于阻绝官员的贪污舞弊，鸦片买卖所课征的关税亦能大大充实府库。同时也允许中国国内种植鸦片──相信品质会胜过印度鸦片，价格也较便宜──逐渐会取代外国的鸦片。但有许多官员认为这种看法并不可取。洋人生性残酷贪婪，而无论鸦片产自何处，中国人并不需要鸦片。他们认为嘉庆年间的禁令不仅不应废除，更应该严格贯彻执行。

一八三八年，道光广纳众议之后，明令严禁鸦片。道光挑选时年五十四岁的福建人林则徐，以钦差的身分赶赴广州，查禁鸦片贸易。理论上，林则徐是绝佳人选。一八一一年，林则徐进士及第，后入翰林院，先后于云南、江苏、陕西、山东供职。林则徐任湖广总督时，厉行禁烟。直言无讳的龚自珍是林则徐的好友，他在给林则徐的信中提到，吸食鸦片者“宜环首诛”，而贩者造者“宜刎脰诛”。当林则徐奉旨于一八三九年三月抵达广州时，驻节在强硬派占上风的书院（译按，粤华书院），并未在学海堂落脚，因为阮元的后继者已使学海堂变成主张鸦片合法化的中心了。

“林钦差”（Commissioner Lin，这是西方人对林则徐的惯称）为了禁绝鸦片，想办法动员儒家所有的传统力量与价值。他在禁烟文告中强调吸食鸦片对身体的戕害，并下令吸食者在两个月内向职司的衙门缴交持有的鸦片与烟具。林则徐还命令各学官彻查所辖文武生员有无吸食、与贩鸦片者；有者严办不贷，余者仿效保甲制度，派拨五人一组，互相联保。林则徐亦巧妙利用科举考试，将六百名地方上的学生集合起来，除了应答儒家经文之外，还要回答鸦片商号的名称，并就禁革鸦片买卖提出建言。水师营兵也有类似的互保制度。林则徐还扩大保甲制度的组织模式，动员地方的士绅察访有无吸食鸦片的情事。到了一八三九年五月中，已逮捕了超过一千六百人，没入鸦片约三万五千磅、烟具四万三千副；接着在两个月内又查扣一万五千磅鸦片与二十七万五千副烟具。

对于外国人，林则徐也采论理、道德劝说与强制逼迫的手段。我们从林则徐的言论亦可窥知，他并不希望因杜绝鸦片而招致爆发边衅。林则徐先拿行商开刀，他在三月间私下会晤行商。林则徐责备行商不应出面担保查顿（Willialll Jardinc，怡和洋行的创始人之一）、因义士（Jalnes Innes）等英国巨商会谨守清朝律例，因为这些人确实都在买卖鸦片。林则徐透过行商向洋人传达谕帖，要求他们交出存放在仃伶岛附近等地区趸船上的数万箱鸦片，同时还必须具文切结，不再经营鸦片买卖。居住在广州的洋人也必须据实呈报所拥有的抢械数量。林则徐能动用的广州水师并不足恃，他并不希望过度逼迫外国船只，但他有把握给地方上的洋人施压，逼使他们就范。但是林则徐并未针对这批缴交鸦片的外国商人提供任何补偿。

林则徐也试着和洋人讲理，敦促他们谨守茶叶、丝、大黄（林则徐认为洋人性嗜肉食，而大黄有助消化）的合法贸易，并停止荼毒中国人。在查禁鸦片过程中，林则徐与两广总督邓廷桢合作无间，邓廷桢颇为乐观，曾告诉洋人，吸食者必须戒除恶习，贩卖者必须离去。鸦片既然不进口，也就没有对鸦片课说的问题。林则徐呈给维多利亚女皇（Queen Victoria）一封措辞谨慎的信，试图诉诸道德责任感：“闻该国禁食鸦片甚严，是明知鸦片之害也……设使别国有人贩卖鸦片至英国，诱人买食，当亦贵国王所深恶而痛绝之也。”（注六）其实英国本土并未禁绝鸦片，许多知名人物如柯立芝（Samuel Taylor Coleridge）往往将鸦片制成鸦片酊来吃。很多英国人认为鸦片的祸害比不上酒，所以林则徐的道德劝说犹如耳边风，听者藐藐。

虽然惊慌失措的行商恳求洋人顺从朝廷旨令，但是这些外国商人先是藉口手中的鸦片是他人寄存，无权将之缴付官府，后来呈缴了一千箱的鸦片，以求搪塞。林则徐闻讯勃然大怒，下令逮捕英国大鸦片商颠地（Lancelot Dent）。但外国商馆拒绝把颠地交出受大清律的审判，一八三九年三月二十四日，林则徐全面断绝对外通商。所有受雇于洋人的仆役都要离开雇主；在广州的三百五十名外国人，包括英国驻华商务总监督义律（Charles Elliot）都困在商馆中，虽然饮水食物并无匮乏，但其他的用品与讯息就要私运偷带。这是个令他们惶惶不安的时刻，再加上官军的号角锣声彻夜不绝，更让他们备感疲备。六周后，洋人同意呈缴逾二万箱的鸦片，林钦差于是传令彻去对商馆的封锁，除十六名大鸦片商（包括颠地在内）外，其余外国人一概获准离开广州。

林则徐亲临监缴，甚至四、五月间还住在船上，方便就近处理，并防欺瞒或偷窃情事之发生。林则徐眼前的艰钜挑战是如何销毁近三百万磅鸦片烟土。他的办法是命人挖掘三个大沟，每个沟各七英尺深、一百五十英尺长。然后雇用五百名人夫，并由六十名官员在四周巡缉，将烟土球捣毁后倒入沟中，混之以水、盐、石灰，直到烟土颗粒尽化为止。就在本地人与洋人众目睽睽之下，这些浓稠的混合物被排入邻近的河湾之中，随浪流入大洋。

林则徐为此还特别亲撰祭文祭告海神：“谁知毒恣鸩枭，渐致蛮烟之成市；”林则徐默祷：“本涤瑕而荡秽，资激浊以扬清。”林则徐因消化鸦片，致令大海充斥毒物而向海神致歉，他在日记中写道：宜“令水族先期暂徙，以避其毒。”至于被禁闭在商馆在先、又亲眼目睹销毁烟土过程在后的洋人，林则徐在上呈道光的奏摺中写道：“该夷人等倾耳敬听，俯首输诚，察其情形，颇知倾心向化。”（注七）

英国的武力反击

钦差大臣林则徐与道光皇帝均是克尽职守、勤奋工作的人，儒家那一套上下尊卑与统治手段都已经深入两人的心中。他们似乎真心相信，广州臣民与外国商人的个性皆单纯如童稚，会遵奉道德戒条而不悖。可借实情没那么单纯，当时很多人也看出这一点。即使鸦片还没销毁的时候，就有官员直陈，林则徐此举并不能真正解决鸦片问题。一个英国鸦片商回想遭清廷封锁的经验，只是淡淡告诉一位友人说道：封锁商馆“幸可作为我们提出赔偿的理由”。（注八）

中、英两国以兵戎相见似乎已是一触即发。前面已经提到一些大的原因：清朝已出现社会失序的现象、染上鸦片瘾的人日益增加、中国人对洋人愈来愈不满、洋人拒不接受清律的规范、国际贸易结构的丕变、西方文人不再倾慕中国文化。其他的因素则关系到林则徐谈判的背景，也有林则徐所不了解的细节。外国商人观察朝廷于一八三六、一八三八年就鸦片问题的辩论，趋于相信中国会合法化鸦片买卖，于是囤积了大量鸦片，并频频向印度的鸦片农追加订货量。然而随着一八三八年禁革鸦片的强硬路线抬头，鸦片市场亦跟着萎缩不振，鸦片商警觉到库存的问题。

其次，新上任的英国驻华商务总监督改由英女皇选派，而不是东印度公司聘任。倘若中国为难这位商务总监督，这无疑形同侮辱英国，而不是一家普通的商业公司，但中国并未察觉这中间的差别。反过来，商务总监督亦缺乏明确权限约束在华的英国或欧美各国的商人。然而，当他面临重大问题时，却能向英国军队和皇家海军直接求援。

在英国这一方，上述两因素又结合在一起而产生第三个因素：英国的鸦片商积压了大量求售无门的鸦片，于是将鸦片交给继任律劳卑担任在华商务总监督的义律，而义律又将鸦片交给林则徐。英国的鸦片商并不以鸦片被销毁而倾倒入洋为“耻”，而是向英国政府施加压力，俾以向清朝索赔。

英国方面也密切注意中国境内鸦片事件的发展。一八三九年初夏，义律就曾发文向伦敦求援，英国外相巴麦尊（John Henry Temple Palmerston）爵士起初对于不遵守大清律例的英国商人并不表同情，现在已经转而支持英国商人了。巴麦尊在“致中国钦命宰相（The Minister of the Emperor of China）书”中表示，中国官吏竟以“暴力伤害广州的英国臣民，而这些英国臣民却是平和地住在广州城内，信赖中国政府的善意。虽然女皇陛下不会宽赦贩卖鸦片的行为，但她绝不容许海外的英国臣民遭到暴力相向，受到侮辱与不公平的待遇。”（注九），令他“极感诧异”。

随着封锁商馆、扣押销毁鸦片的消息传回英国，在中国拥有庞大贸易与商业利益的商人也开始积极游说英国国会采取断然的报复。腰缠万贯的鸦片商查顿甚至还特地返回英国，以壮声势，期使新教宣教团体所发起之反鸦片买卖的道德声浪不致四处蔓延。在华的烟商曾筹资两万元作为查顿返国运作之所需，倘若有必要，查顿也愿意花更多的钱，“因为目的是如此重要，花再多的钱也是必要、值得的。”甚至还有人要查顿，“如有必要，不妨付出高价，期使若干大报纸能影响视听加以鼓吹。”然而英国国会并未向中国宣战，只是同意派遣一支舰队与动员印度的兵力，以期“满足需求与得到赔偿”，假使有必要，得以“扣押中国的船只与载货”。（注十）在义律的堂兄弟懿律（George Elliot） 率领下，英军出动十六艘战舰，共配备五百四十门火炮，四艘新式的武装蒸汽船，二十八艘运输船，四千名军士，携带蒸汽船用煤三千吨，一万六千加仑甜酒。

此时林则徐仍在广东查禁鸦片，雷厉风行逮捕、侦刺鸦片吸食者与鸦片商，而鸦片的价格也从五百万元一箱，飘涨至一箱叫价三千万元的“天价”。若是英商拒绝具文切结不再贩售鸦片，林则徐便将英商由澳门逐出。为了因应林则徐的驱逐令，义律移居蕞尔荒岛香港，于是揭开了东亚历史的新页。广州的贸易并未因林则徐的动作而陷于停顿，特别是美国人乐于把握机会，居问为英国调停而牟利。美国领事德拉诺（Warren Delano）让美国人签署切结书，承诺不违犯中国法令。一位美国商人解释道：“我们美国佬可没有女皇来担保损失，”假使中国关闭其他的通商口岸，他也会继续“彻出，只要找到新的合作伙伴就会再从事买卖。”（注十一）

虽然贸易往来持续不断，但林则徐同时也在进入广州的水道两旁构筑防御工事，购买新的火炮配置在营垒上，用巨型铁链封锁航道，并着手加强训练兵丁。撤至香港的英国人饱尝当地中国人的侵扰，他们在水井里下毒，不卖粮食给洋人。一八三九年的九、十月间，中、英在香港岛的海湾与虎门附近爆发武装冲突，双方互有伤亡。中国的船只被击沉，进一步协商的可能因而中断。一群喝得酩酊大醉的英国海员在九龙杀害一名中国村人（译按，林维喜），义律拒绝将涉案的一干凶嫌交付衙门。清朝官员向来忌惮群众的示威运动，林则徐竟然一反常态，动员一批“武勇”对抗英军，此举倒是令人讶异。有一份布告是这么写的：“群策群力，购买器械，聚合壮丁，以便自卫。”（注十二）

一八四○年六月，英国舰队在懿律领军下驶抵广州。不过令林则徐失望的是，英军并未攻击林则徐新近部署的防御工事，只留下四艘船舰封锁水路通道，其余船只继续北行。七月，英军再以两艘船舰封锁宁波，并占领浙江外海舟山岛上的城镇，以掐住长江的咽喉。英军在当地知县自杀后，于此地留下一支驻军与一名传教士通译，便直至北河河口，逼临护卫天津交通要道的大沽。一八四○年八、九月间，英方与深受道光信任的直隶总督、文渊阁大学士琦善进行谈判。琦善说服英国人离开北方返回广州，以利完成协定，道光因琦善成功劝离英军而龙心嘉悦，擢升琦善为两广总督。前一年承命任两广总督一职的林则徐，因处置失当遭解职，流放伊犁。

一八四一年一月，琦善与英方达成协议，割让香港岛，赔款六百万元＊，中、英双方公文平等往来，十天内恢复中、英的广州贸易。道光接到协定内容的奏摺之后大为震怒，谕令革除琦善的职务，判处琦善“斩监候”刑，后改判流刑。

＊原注：当时广泛使用的墨西哥银元在中国已被视为一种流通的货币。但中国人本身仍然使用银锭，而非银元。

巴麦尊同样也不满义律未能从中国压榨更优渥的条件。在一八四一年四月的一封私人信函中，巴麦尊彻免义律的职权，拒绝批准这份协定，他叱责这位前任商务总监督：“阁下违背、怠忽所收到之训令等；阁下已被解除一切的权力与兵权；阁下已无须再接受任何低于训令所要求的条件。”巴麦尊特别恼怒义律舍弃舟山，未能坚持索求遭销毁之鸦片的赔款，而仅仅得到香港这座“荒芜、人烟罕见的岩石。”嗣后，璞鼎查（Henry Pottinger）爵士走马上任，接替义律担任在华的商务总监督一职，织续与清廷交涉。在给璞鼎查的最后一道训令中，巴麦尊坚持必须与皇帝本人签署协定。“女皇陛下的政府不容许在英、中的和解过程中，中国人以不合理的举措取代了人类的合理做法。”（注十三）

秉承新训令的璞鼎查于一八四一年八月抵达中国，他发现在中国的局面已有一触即发之势。广州城附近的乡间爆发三元里事件，这场战事是由乡绅组织地方义勇举事发难的，若干英军死伤。英方随之摧毁虎门要塞，击沉中国的舢舨，廓清滨水地带，占领部分广州城。英军在广州官员同意支付六百万元后撇离，但这六百万元是作为广州城免遭洗劫的赎金，或者是先前义律与琦善达成协议的赔款，抑或是两年前被销毁之鸦片的赔偿金，双方并没有一致的共识。

一八四一年八月底，璞鼎查与英国舰队一同北上，厦门、宁波相继失守，英军又占领舟山。来自印度的英国援军于一八四二年晚春与璞鼎查的军队会合，之后璞鼎查又发动新一波的攻势，目的在于切断中国主要河道交通与运河通道，逼迫中国投降。八旗兵勇奋力鏖战依然无法抵挡英军的攻击，六月，英军攻克上海，七月，镇江失陷。就在兵败的消息确实之后，清廷的主战大员（海龄）随即举家自尽。此时，大运河河道与长江下游水路皆遭英军封锁。璞鼎查拒绝清廷请和的要求，继续向长江下游的重镇、曾是明朝都城的南京挺进，而于八月五日兵临南京城下。满清政府立即求和，八月二十九日〈南京条约〉译成中文，由时任钦差大臣的两江总督耆英＊＊盖用关防亲笔画押。道光于九月覆可条约内容，维多利亚女皇则于十二月底批准该项条约。

在进一步评价〈南京条约〉与〈南京条约〉善后附约之前，我们有必要强调，一八三九至一八四二年间，鸦片战争在军事方面的重要历史意涵。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人不仅一改昔日成见，同时亦见识到西方军事科技与战术的革新。最重要的是当属蒸汽动力船舰在海战中发挥作用，这点可由英国战舰“复仇神号”（Nemesis）的作战纪录看出。“复仇神号”是一艘非使用铜皮包覆的明轮铁壳船，靠风力与以木材、煤为燃料的六座蒸汽锅炉为动力，即使天候恶劣，时速也可以维持在七至八海哩。“复仇神号”吃水只有五英尺深，所以能在任何风势或潮汐状态下于沿海浅水处活动。在广州虎门一役中，“复仇神号”即在浅水处往来巡曳，发射葡萄弹（grapesgt）、运送人员，在风平浪静时拖曳船只。在上海战役中，“复仇神号”使用重炮远距轰击城市，并充当运输轮将英军直接运抵码头。这场战役还没结束，类似的新蒸汽船驶抵中国海域；倘若英军储备足够的燃料，这些船只就能源源不绝地为英军补充兵力。

＊译注一：一八四○年二月二十日巴麦尊曾发给义律、懿律一则“第一号训今”，其中包括对中国更多的要求。见茅海建，《天朝的崩溃》（北京，三联书局，一九九五年），页二○六。

＊＊原注，两江总督下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

但是，大清国亦非只是坐以待毙，甘为西方科技与战力的鱼肉。林则徐职司广州政务时，曾责成文士搜集广州与新加坡刊印的书籍，以探访西方的讯息。林则徐还请一位美籍传教士（即Peter Parker）翻译一部国际公法著作的部分章节。（译按，即瑞士名法学家Erneric de Vattetl的《万国公法》〔LaLoi，des Nations〕，翻译此书原是为了“林维喜案”。）而且，在一八四二年中英交战时，英国人也发现清朝官员正试图追赶西方的新科技。英国人在厦门发现了一艘几近竣工、仿造英国双层甲板的战舰，舰上配备三十门火炮；这艘战舰几乎已可下水航行，还有其他同类型的船舰正在赶造。在吴淞，英国人发现五艘中国新造的明轮船舰，船上配有黄铜铸造的大炮。在上海，英国人扣押了十六门崭新的、漂亮的十八磅重火枪，枪身之上有准星，从准星孔可以看到燧石的装置。所有这些枪身被固定在设有铁轮的木架上。（注十四）至少若干中国人已察觉，外夷破门而入固然是奇耻大辱，但也未尝不是一种刺激。

新条约制度

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南京条约〉于停泊在长江水域的英舰“皋华丽号”（Comwallis）上缔结，十月之后分别经维多利亚女皇与道光的认可始于香港换文生效。〈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一纸条约。〈南京条约〉＊主要包括十二条条款，它彻底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商业与社会观。

第一条，英国与大清帝国双方永存平和，“所属华英人民彼此友睦，各住他国者必受该国保佑深加安全。”

第二条，准许英国人民连同所属家眷寄居在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开放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准许英皇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上述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与各地方官公文往来。

第三条，“准将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国君主暨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据守主掌，任使立法治理。”

第四条，“大皇帝准以洋银六百万圆偿补强留粤省之鸦片的原价。”

第五条，取消广州公行独占制度，准许英商在上述五个港口“勿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且由满清政府酌定洋银三百万圆，代公行清还向英商拖欠的债款。

第六条，按数扣除一八四一年八月一日（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十五日）后“英国因赎各城收过银两之数”，拨发“水陆军费洋银一千二百万圆”，以作为英国作战军费的偿补。

第七条，前述提及之第四至第六条三条条文总计二千一百万圆的赔款，分四期于一八四五年十二月底前摊还，假若未能按期如数偿还者，酌定“每年每百圆加息五圆”。

第八条，凡系大英国人，无论本国、属国军民者，“今在中国所管辖各地被禁者，准即刻释放”。

第九条，凡系中国人，前在英人所据之邑居住者，或与英人有来往者，或有跟随及侍奉英国官人者，全然免罪；且凡系中国人，为英国事被拿监禁受难者，亦加恩释放。

第十条，前第二条所列五处条约港口者，“应纳进口、出口货物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一旦英国货物在其中一个港口按例纳税后，“即准由中国商人遍运天下，而路所经过税关不得加重税例，只可按估价则例若干，每两加税不过分”。

第十一条，英国派驻在中国的大员，与京内、京外的满清大臣有文书往来，“用照会字样；英国属员，用申陈字样；大臣批覆用劄行字样；两国属员往来，必当平行照会”。若两国商贾上达官宪时，不再议内，“仍用禀名字样为着”。

第十二条，俟奉大清大皇帝允准和约各条施行，并以此时准交之六百万圆交清，英军即退出江宁、京口，“不再行搁阻中国各省商贾贸易”。“至镇海之拓宝山，亦将退让〕。“惟有定海县之舟山海岛、厦门厅之鼓浪屿小岛”，仍由英军暂时驻守，俟条文所议之洋银悉数偿还，“而前议各海口均已开辟俾英人通商后”，即彻出上述两处英国军士，不复占据。（注十五）

＊译注：〈南京条约〉又名〈江宁条约〉，下述条文内容的中译，转引自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北京：三联书店，一九八二年），第一册之〈江宁条约〉条，页三○至三十二。本章或余后各章节所提及其他清朝条约的条文内容，出处均与上述同。

除一八三九年的协约议定以六百万元作为遭销毁之鸦片的赔款之外，在条约条文之中再也没有只字片语涉及鸦片事宜；同时，一八四三年缔结的附约＊，仅规定茶、丝、棉、羊毛、象牙、各类金属与洋酒等货物关税的税率，亦未论及鸦片。悄后签订之〈南京条约〉的附约中，条文规定之五口通商、保护外人贸易的复杂程序中，鸦片的问题再次被略而不谈。在一次与清朝主谈大臣耆英的私人对话里，璞鼎查提到，避免中国白银外流，英国希望大清国能在以物易物的原则上，将鸦片的买卖合法化。耆英答以他不便提出这个问题，璞鼎查说他亦下令不准提这个议题。

其他列强仔细研究了〈南京条约〉与其附约的条文内容。一八四三年，美国总统泰勒（John Tyier）基于美国利益与美国在华庞大贸易商机的考最，特命顾盛（Caleb Cushing）为使华全权代表；顾盛是美国东部麻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的众议员，而麻州当地有不少富商与中国有贸易往来。顾盛于一八四四年二月抵达澳门，旋即与升为两广总督的耆英展开谈判。谈判期间虽有一名中国人因故攻击美国人反遭杀害的意外冲突事件，但耆英很快就与顾盛在澳门附近的小村落缔结条约，名为〈望厦条约〉。

与美国所签订的条约内容大抵延续中英条约的精神，但中美〈望厦条约〉的条款较多，且增加了许多重要的条款。例如，第十七条的条文攸关美国传教士在华传教的推展，规定美国人有权在这五个港口“设立医馆、礼拜堂及殡葬之处”。第十八条打破中国统治者严禁外国人学习中文的传统，准许美国官民“延请中国各方士民等教习各方语言”。有关司法方面，在第二十一条亦有言明，嗣后美国人在中国犯罪，“由领事等官捉拏审讯，照本国例治罪。”但是为了避免落英国人的口实，第二十三条规定，凡有美国人“携带鸦片及别项违禁货物至中国者，听中国地方官自行办理治罪，合众国官民均不得稍有袒护”。最后，第三十四条规定，“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注十六）

＊译注：即〈五口通商附粘条约〉，又称〈虎门条约〉，共有十六条；另附〈小船定例〉三条〈五口通商章程：海关说则〉十五条，附二十六类货物税率。

一八四四年十月，法国人以〈望厦条约〉为范本，亦与中国签订〈黄埔条约〉。但是法国人在条约中也添加新的条款，例如，条文规定，倘若发生不平之事，遇有领事等官不在该地，法国的船主、商人可委托其他强权国家的领事代为处理；法国人在条约之中特别强调“治外法权”的原则──简言之，即在中国领土上所犯的罪刑，依其本国法律论断的权力，中法条约中有关治外法权权利的授予，比之顾盛签订的条约有过之而无不及。此外，又迫于法方的压力，耆英取得道光同意天主教弛禁的谕旨，从而推翻了雍正时代的禁教政策；在一八四五年的补充声明中，耆英进一步将弛禁的范围扩大至新教。

据此，自林则徐承命任钦差大臣以降的六年内，大清政府不惟无能抵御强权，捍卫自身的一统，更无法控制自身传统商业、社会与对外政策。其他欧美各国也循英、美、法所开的先例。英国人并不需要担心中国与其他国家交涉的内容，因为中国对其他国家奉上的新权利自是不能把英国排除在外。

在一八四三年的附约中，英国人精心设计了一款条文，即第八款有关“最惠国待遇”原则的规定：“设将来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用示平允。”清政府意欲藉这个条款来缓和强权对中国所施加的压力。但是这条规定反而使清政府难以觅得外援或收到以夷制夷之效，严重窒碍了清政府外交政策的空间。

令人诧异的是，英国与其他外国商人对鸦片战争后的商业成果大失所望。虽然这五个口岸皆经过慎选，但福州、宁波两地外贸的成长迟缓，致令洋人一度想交换成其他前景较为看好的城市。迄至一八五○年，仅有十九名成年的外国人选择卜居宁波；在福州的西方人亦仅有十名，其中七名是传教士。厦门的商业前景同样黯淡，因为此地的贸易活动向来为台湾人与菲律宾人所垄断，故难与欧洲人、美国人的商业需求融为一体。惟有当英国的船只开始将此地的苦力载往古巴的甘蔗园做工，劳动力的输出或许还能带来少许的财富。

俟公行垄断制度废止，贸易完全开放之后，广州的庞大商业利润似乎指日可待，然而当地有浓厚的反英、排外情结，洋人发现难以在广州城内寻觅适宜栖居、经商、开设领事馆的处所。整个一八四○年代与一八五○年代初期，广州城内反英骚乱层出不穷，英国人也以暴行报复，反覆循环竟无宁日。但朝廷无法再次承受广州百姓滋生离心离德的情绪，因此对于这类反英暴乱置若罔闻。

在这五个“条约口岸”之中，仅上海一地，因将属沼泽区的租界与人烟稀少的穷乡僻壤划归英、法与其他西方人，而跃升为繁荣的市镇。到了一八五○年，随着湿地排干，堤岸竣工，已有逾一百名的商人住在上海，另外还有各国领事官员、五名医师、十七名传教士定居此地。一八四四年，有四十四艘外国船只进出上海港，一八四九年，增加至一百三十三艘，一八五五年，则有四百三十七艘。上海地区的生丝贸易成长迅速，迄至一八五○年代，生丝贸易的总值已超过两千万元。此时鸦片的交易仍属非法，但上海每年的鸦片到货量至少有两万箱。

对于新的条约口岸制度，朝廷的态度显得模棱两可。耆英的观点与朝中多数大臣一致，认为洋人的动机首在贪财，倘使此种条约口岸制度能持续实行，洋人其他的要求或许会停止。耆英与道光的这种想法，以及对某些权利如治外法权等闲视之的态度，或许只不过是因循旧例──亦即一八三○年代对中亚所采取的外交政策。例如在一八三五年，清廷允许素怀浸略野心的浩罕（Kokand）汗，有权在喀什噶尔派驻一名政治代表，并在叶尔羌与其他贸易重镇派驻商务代办。这名政治代表有权对住在“阿提沙尔地区”（Altishahr region）＊的外国人行使领事权与司法檬，并且对外地输入“阿提沙尔地区”的货物课征关税。清廷还同意，回民的关税仅为非回民的一半（回人的关悦按价征收百分之二点五，非回民则是课征百分之五），从“阿尔提沙地区”出口至浩罕的货物则免收税。清廷显然认为，这种权利的让渡不但无损于主权的宣示，其实还不失为一种解决浩罕对贸易特权需索无度合算便捷的方法。几位曾与浩罕谈判的要员，或曾与浩罕作战的名将，在一八三○年代或一八四○年代分别被调派至东南沿海任职（译按，如奕山、杨芳），足以证明清廷对东南沿海边衅所采取的应变对策是西彊政策的延续（注十七）。

耆英费心安抚中亚那群难以驾驭的大汗，他在〈南京条约〉与其附约缔结后，也可能以同样的态度对待璞鼎查：耆英曾表示愿收璞鼎查的儿子为义子；不时与璞鼎查互赠礼品（包括交换双方妻子的照片）；亲手将梅子喂入这位满脸惊愕的英国全权大使口中；耆英甚至还自创“因地密特”＊＊一词，以示亲密。但面对道光皇帝，耆英则说这是他个人“抚绥羁糜”英国人之道。他不愿与英国开战，“争虚名而无时效”，而是希望“略少小节而就大谋”。（注十八）这个看法的问题在于英国等列强辛苦掳获的条约绝非仅只是徒具“虚名’而已。这些条文就是具体的国际事务与商业行为。耆英与道光若能预见这些条约所产生的剧烈冲击，势必难以接受这等条文。但对朝廷而言，眼前的“大谋”是在于如何维系国祚于不坠。对在位者来说，国内的不满排山倒海而至，对外政策的问题也只不过是细微末节罢了。

＊译注一：Altishahr系土耳其语，意指“六座城市”。此一地区大抵位于天山以南，帕米尔高原以东，昆仑山以北，即当时清人口中的“回部”、“回疆”、“天山南路”。

＊＊译注二：“因地密特”即intimate一字音译。汉学家费正清曾戏称，耆英写给璞鼎查的信，遣词用语犹如一封情书。

注释

注一：鲍吾刚（Wolfgang Bauer）着，萧（Michael Shaw）译，《中国与幸福的追求》（China and the Search for Happiness., New York, 1976），页二五七。

注二：李汝珍着，林太乙（Lin Tai-yi）译，《镜花缘》（Flowers in the Mirro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5），页一一三。

注三：沈复着，普雷特（Leonard Pratt）译，《浮生六记》（Six Record of a Floating Life., New York, 1983），页七。

注三：林语堂（Lin Yu-tang）的译文，见《天下月刊》（Tfen Hsia Monthly）, 一九三五年一月，页三一六。

注四：有两本博士论文，重新反思有关白银问题与行商角色的一般传统观点；林满红，《货币与社会：十九世纪初的中国货币危机与政经意识形态》（Currency and Society: The Monetary Crisis and Political-Economy Ideology of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Harvard, 1989）；陈国楝，《中国行商的破产，一七六○至一八四三年》（The Insolvency of the Chinese Hong Merchants, 1760-1843., Yale, 1989）。

注五：马士，《中华帝国的对外关系，卷一》，页一二六。

注六：张馨保，《林钦差与雅片战争》，页一三四至一三五。

注七：韦利（Arthur Waley），《中国人眼中的雅片战争》（The Opium War through Chinese Eyes ., London, 1958），页四四、四六、四九。

注八：前揭书，页四七；引言见张馨保，页一六○。

注九：马士，页六二二。

注十：张馨保，页一九一，马士，页二五三。

注十一：张馨保，页二○六至二勿七。

注十二：马士，页二四一。

注十三：前揭书，页六六一至六六二。

注十四：关于“复仇神号”的历史与中国人对西方军事技术的仿造，详见万拉汉（Gerald Graham），《中国军港：战争与外交，一八三○至一八六○年》（The China Station: War and Diplomacy, 1830-186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页一一七至一一八、一八三、二一五至二一八。

注十五：（南京条约》的条文内容，引自赫司曾特（Godfrey Hertslet）,《英国与中国、中国与外国强权的条约集，二卷》（Treaties etc.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China and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Powers, 2 vols., London. 1908），卷一，页七至十二。

注十六：马士，页三三，论〈望厦条约〉部分。

注十七：弗莱契（Joseph Fletcher）,〈清朝在蒙古、新疆与西藏统治的全盛时期〉（The Heyday of the Chfng Order in Mongolia, Sinkiang and Tibet），见《剑桥中国史，卷十》（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0., Cambridge, 1978）,页三七七至三八三。

注十八：费正清（John K. Fairbank），《中国洽海的贸易与外交》（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页一一三。

8 内部危机

南北的社会动荡

十九世纪前半叶，英国多次重创中国，这与中国内部萌生的不稳定互为因果。先前已论及许多不稳定的因子，包括人口增长对土地造成空前未有的压力，白银大量外流，文士难以觅得官职，庞大鸦片吸食人口带来的沉重负担，八旗军战力减退，和珅与其党羽在官僚体系中所造成的腐败风气，以及伴随白莲教乱的起落而来的广泛影响。

其他早在十八世纪末就已显而易见的种种流弊，十九世纪初更是变本加厉。管理黄河与大运河疏浚、筑堤的庞大官僚体系日益败坏无能；因人设事造成冗员充斥，而朝廷用作疏浚、筑堤的库银往往被中饱私囊。结果，大运河严重淤塞，而沟通黄河与淮河的大运河，亦无法维持正常的河道水位，严重削弱了江南漕粮北运的机制。漕运机制的崩溃又冲击了大运河沿岸仰赖运送漕粮为生之工人的生计：漕运工人个个拉帮结派，藉以保障饭碗或称霸一方。

盐政也日益 败。在清代，不管是沿海的蒸晒或是内陆的盐井、盐矿，理论上是由朝廷专卖。制盐由朝廷一手控制，也由朝廷将盐售予特许的盐商，再由盐商运往指定的地区贩售。到了十九世纪初，盐政的废弛与隳坏致使盐的私运现象迭兴，而威胁到这套复杂的盐务制度的运行。凡此经济与组织弊病又刺激了后和珅时代官僚体系结党营私、派系分立的现象。国之重臣开始各自形成次级的依附网络，而攀权附势者则是极尽搜括公共资源之能事，挪为己用。

也就在十九世纪初，为了防卫乡里免受白莲教众、散民游勇，或沿海河滨的海盗等劫掠集团的袭击，由地方士绅、地主所领导的团练、义勇这种有组织的武装团体大量涌现。在其他地区，地方领袖则在国家无能之时，组织秘密社团来宣扬神秘的宗教教义并求自保。

吾人可言，私人利益严重腐蚀政府运作的畛域，而帝国的体系架构似乎已无法如往昔般伸张其权力。自一七九九至一八二○年在位的嘉庆皇帝，靠言语修辞，而非提出特定政策来澄清吏治。嘉庆言及节缩臃肿官僚员额是何等沉痛恺切，但开支依然高居不下。和珅的党羽虽已翦除殆尽，但又有佞臣继之而起，在朝中各结党派。嘉庆与其子道光都拔擢了一批固守儒家美德的佐国宰辅，但这批股肱大臣对于困扰朝廷的国内外问题，却无置喙的余地。到了道光末年，群众叛乱蜂起，稽延二十三年之久，几乎葬送了满清国祚。

这些动乱必须置于中国外交政策危机的脉络中来看，所以也必须把这些动乱视为从白莲教乱，以及在华北、华南一连串较为和缓但却寓意深邃的危机所堆叠的阶段。一八一三年林清在华北举事，就是十九世纪初这类群众叛乱的一例。林清生于一七七○年，他的早年算是城市贫民的境况略好而又无所寄托的一种典型。林父在北京任书吏，林清长于距京畿仅有数哩之遥的村庄，他略通文墨，曾在中药铺充当学徒，但不久即遭解雇，转任更夫。林清在父亲过世后设法承继了书吏工作；于是凭恃职权之便，侵占了部分用来修筑大运河的工程款项，并将盗用的公帑开了一间茶铺。林清因赌博而败光家产，之后他便前往满洲；还一度在满洲做工。林清又南行到繁华富庶的苏州，投靠卜居此地的姊夫；在苏州，林清先后担任粮政官员的随扈与县令的小吏。林清又北行，以拉纤往来于大运河的运粮船维生。回到京畿附近的故里之后，开始从事禽鸟买卖。

见过世面的林清加入信仰千禧王国、弥勒佛转世的秘密宗教白莲教，并习得一些神秘咒语歌诀。“每日东方发白，朝礼太阳，诵念真经”，林清这样告诉一个追随他的客栈小厮。“如此得以消除火、水、兵等灾噩；倘遇凶年、天灾，更可趁势开创家业。”（注一）而林清用来召唤神灵的八字真经，即是“真空家乡无生父母”。

地方官吏并未正视这类俗民活动，虽然林清曾于一八○八年因积极宣扬他的新观点而遭到杖打，但是大致说来，林清还是能四处宣扬教义。他的信众渐渐形成，并取得其他派别的领导权。在旁人眼里，林清是一位适应力强、机灵总明、阅历丰富，又熟谙医理与官僚行事的人，所以能赢得数百名村夫，也居然能获得一些宫中当差的、阉宦、落魄汉军、包衣奴才对他的信任。林清的外甥后来向官吏供述，“他素日总是劝人入教，口能舌辩，人都说他不过要人的银钱，说是种福，将来一倍还十倍，就信了他，给他的钱，我也从没有见他还过。他又向人说，能知吉凶，也没见什么应验。”（注二）有些许诺是十分惊人的，供奉林清一百文铜钱，在举事成功之后，将来就可获得一百亩（对华北的贫农而言，这是一笔丰厚的田产）的土地作为回报。

林清与其他有势力的领袖结盟，益发踌躇满志，开始自称“未来佛”，亦即“弥勒”，是由“无生老母”派遣降临人间，于即将到来的“劫”──即宇宙间的生成循环与无数世间的业报──拯救教众于水火之中。我们从林清信徒所诵念的歌诀可以看出，“反清”色彩越来越浓，“单等北水归汉帝，天地乾坤只一传。”（注三）及至一八一三年，林清开始筹谋返京行刺嘉庆皇帝。

当时，林清的阴谋已经事迹败露；地方官员从一位山东的生员，与两位唯恐儿子涉及不法的父亲处获报。部分信众被捕，遭到严刑逼供，是年夏天，爆发数起零星但剧烈的冲突；一八一三年底，少数林清的信徒进攻紫禁城惨败。或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定数，林清在“举事”期间，仍然逗留在故乡家中，在此被当地的衙役捕获，押解送交刑部，而刑部的审讯官员则是不断晓以大义，直言问道：“我皇爱民如子，但有人心，应无不感戴，天高地厚。你即系宛平百姓，更不比得远省之民，皇上种种加惠百姓之处岂有不知，何至纠约多人，持刀突入禁城，虽畜类亦不至此，究竟欲何为？”林清回说：“干出这种事来，总是我活该万死，无福做太平百姓，自取灭亡，更有何说。”（注四）嘉庆皇帝对于这位企图行刺他的无名之徒感到十分好奇，下旨亲自审问。林清不愿再多作辩解，凌迟处死，首级在河南示众，意在警告仍在此间生事的林清教众。由于林清举事的地点邻近京畿，且以皇帝为目标，所以林清的一生与举事过程有个相当完整的记录。而林清啸聚信众、积累银两、激化黎民百姓的不平之鸣，以及泛泛的宗教诉求等运作方式，却成为往后数十年间华北其他类似团体的典型。这类团体虽可演成揭竿起义，但若无具魅力的领袖或是不寻常的天灾推波助澜，则大致还是维持平和、半合法化的行径。

在南方也有诱发社会动荡的潜伏因子，不过其诉求焦点则有所不同。主导的力量是“三合会”（Triad），或称“天地会”，此类秘密会社自有一套歃血誓盟、宗教仪式、兄弟关系。三合会于十八世纪末崛起于台湾与福建，后在广东、广西渐渐坐大。许多三合会早期的帮众曾是航行海上的舢舨或往来南方纵横交错水路的船员，有的则是城镇里的贫民。他们经常从事不法，如勒索、抢劫、拐骗，并受在县城衙门当差会员的保护。迄至一八三○年代，三合会的堂口吸收不少农民新血；这或许是因为在南方通常是由强势的宗族组织控制整个村庄，而三合会能为处在贫困边缘的弱者，形成一种有别于宗族的自保形式与组织。一如白莲教，女性通常也能入三合会，并得到在其他地方得不到的威望与角色。根据资料，比丈夫先加入三合会的女性，她们的家庭地位可能会凌驾在丈夫之上。有些女性会员则是瞒着丈夫加入。

三合会也高悬反清复明的大纛。他们的反清立场或许因为朝廷无能驾驭广州的洋人，以及外国军队数度占领广州城而更形激烈。这些压力又使朝廷难以积极行动，涤荡潜在于内部的叛乱。由于更危险的叛乱团体虽然通常是聚集在如两广交界那种崎岖不平、鞭长莫及的边陲地带，所以地方官员难以协调镇压行动。南方的紧张态势复因世居高地的原住民摇族、壮族不断抵制朝廷整顿地方组织而加剧。而在过去几世纪以来逐渐往南迁徒、在广东俗称“客家人”的农民，又朝西南推进，进入广西，与当地人因争夺土地、工作发生激烈的冲突。

三合会的堂口以及在地方官府中的成员，透过参与地方团练而强化了势力。林则徐在广州曾鼓励组织这种地方兵勇团练以对抗英国，而明末的地方士绅也曾以同样的方法护卫乡里，免受流民或清军的侵扰。广州的团练成了由乡绅领袖、志愿农民、武术派别的成员，或行业团体成员的复杂混合。一八四一年五月，这支混成武力在广州城外的三元里遭逢英国的巡逻队。这群拿着矛、锄与少数枪械的义勇杀了一名英国士兵，并伤及十五名士兵，迫使英军彻退。中国人将这次事件视为是团结力量抵抗外侮的一种象征。

这种地方的武力组织对明、清来说，宛如一刀双刃。若干士绅组织常设、训练有素的团练，有效维持农村地区的秩序或巡防城镇；义务逸逃的现象屡见不鲜，他们也许携带枪械并曾接受过训练，或逃回昔日匪帮贼窟，或将习得的军事技巧传授给帮众。一八四二年，随着〈南京条约〉的签订，上海贸易量遽增，广州的资源外流，这类非正式的团体也渐次滋繁。失业的船夫与苦力、穷困潦倒的工匠、三餐不继的农民，都助长了这类意欲在彷徨年代找寻慰藉的疏离团体。

道光帝在一八四八年间达到高潮的广州仇英事件时曾说：“尤必抚柔我民，所欲与聚，所恶勿施，以固人心而维邦本。庶在我有隐然之威，而在彼亦可稍折其嚣然之气也。”（注五）问题是，抚柔群众暴行在朝廷而言，却是一场危机四伏的赌局。

太平天国

一八四○年代在广西东部贫瘠的农村，酝酿出中国有史以来最为严重、历时最久的叛乱。激荡出这场叛乱的社会与经济发展趋势前已述及，但有一人的生活历练与心智状态赋予这场运动特殊的形貌。这人就是洪秀全，他费尽心力，以期打入士绅阶级的最底层。一八一四年，洪秀全生于广西一处困苦的农家，在家里五名小孩中排行第四。他的双亲是自华中往南迁徙的客家人，他们胼手胝足，让洪秀全接受教育，期盼他能功成名就。洪秀全虽通过初试，取得参加“生员”＊学品考试（即童试）的资格，但在一八三○年代初，洪秀全两度落榜；设若取得“生员”品第，便有权服学袍，免除肉体刑罚，以及从政府取得凛粮银。

＊译注：生员是士绅阶缓中最低一级的学品，即每个州、县学或府学经考试录取的固定数额学生，可参加乡试，入选则为“举人”，后参加会试，入选则为“进士”。而要取得生员资格，必须先经过“州县试”、“府试”、“院试”。见张仲礼（Chung-li Chang）着，李建荣译，《中国绅士：关于其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一九九一年）。

对于任何一个有志仕途的学子而言，落第乃是奇耻大辱，但对洪秀全却未必见得。他藉由游历广州抚平胸中的郁闷。一八三六年，洪秀全接触了一位新教传教士，据信是来自美国、受聘于美国“海员之友社”（Seaman's Friends Society）在黄埔一带传福音的史蒂芬（Edwin Stevens）。像史蒂芬这类早期新教传教士，纵使不谙汉语，并受制于清朝法令无法住在广州城内，一八四二年后又得面对地方上的仇外情绪，不过还是有些贫民因其而信了基督教。就在华人信徒的协助下，他们着手把基督教义翻译成中文。与史蒂芬共事的华人信徒（译按，梁阿发）翻译了若干《圣经》的段落刊印成册，题名为《劝世良言》，发给了洪秀全一册，或许还向洪说了些祝辞或解释。

洪秀全既未仔细研读这本小册子，也未将之丢弃，他似乎只是约略浏览，嗣后便搁置家中。起初，洪秀全并未将这本小册子的内容与他在一八三七年三度落第之后的一连串异梦、异象联想在一起。在这些奇异的情景中，洪秀全曾和授予他宝剑、须髯金黄的老人，以及教他如何斩杀邪魔、洪称之为长兄的人谈话。就在经历过这些异象之后的六年内，洪秀全充任村庄塾师，并准备科考。然而第四度参加“生员”学品科考又落榜后，洪秀全翻开这本基督教的小册子整个读过。洪秀全刹时恍如大梦初醒，六年前他在异象中目睹的那两个人，必定是这本册子所提及的上帝与耶稣，因此，洪秀全自己也必是上帝之子，耶稣基督之弟。

洪秀全犹如三十年前的林清，也能凭恃领导魅力与虔诚信仰，让人相信他的精神力量。但洪秀全不似林清，并非透过地方宗教网络来秘密行动，而是公开宣教，为信徒施洗，捣毁孔子与祖先牌位。

洪秀全的行径虽引发地方人士的义愤，他也因而逃回广西，但并未惊动官府，所以得以继续传教。洪秀全于一八四七年返回广州，并师从美国南方浸信会的传教士罗孝全（Isaachcr Roberts）研读《圣经》，此时《圣经》业已大致移译成中文。是年稍后，洪秀全雕开广州，加入密友、早期的信徒之一（译按，冯云山）在广西东部的紫荆山中所组织的“拜上帝会”。

在这穷乡僻壤的山区里，洪秀全的运动迅速扩展，吸引不少客家人、壮族，与傜族的信徒。到了一八四九年，信徒已约有一万人。洪秀全或许是受到入会的三合会会员的影响，意识形态融合了缔造基督徒社群与反清的思想，而在动人心魄的言辞中，宣布向奸邪挑战。想想吕留良攻讦统治王朝的言词温和得多，仍在死后被挫骨扬灰的命运，我们不得不赞佩洪秀全的勇气与莽撞。然而对洪秀全而言，统治王朝代表的是一种特殊的挑战：满人是与“皇上帝”对抗的“阎罗妖”，“皇上帝”的纯洁性在中国存在已久，只是儒教的力量让中国人偏离了正道。

洪秀全热切的言词吸引了一批忠诚的信徒。在洪秀全的幕僚中，住在紫荆山、目不识丁、孤苦无依、以烧炭过活的杨秀清天生善于谋略；十九岁的石达开出身当地富裕的地主世家。石达开说服家人追随洪秀全，并捐了十万银两。信众还有一批擅长爆破、挖地道的当地矿工，他们在广西东部山区汇聚，后来专门攻城破墙。除了矿工之外，很多追随者各有所长：典当商（经营财货买卖）、朝廷胥吏（建构官僚组织）、前官军或地方团练，以及至少两名著名的女匪酋与数名河域上的船匪。

迄至一八五○年，洪秀全的新旧信众已逾两万人，待宗教运动组织已成，便开始训练兵丁，制造武器，综整军事组织；通过严格的训育以革绝腐化、邪淫、吸食鸦片的陋习，行基督教的礼仪，男子不薙发垂辫，改蓄长发（译按，故俗称太平天国为“长毛”），依母亲、妻子、女儿等身分编入由女官负责的姊妹馆。透过这种种措施，拜上帝会的地位非地方匪帮所能比。一八五○年，道光皇帝驾崩，继位的咸丰皇帝（在位期间一八五一至一八六一年）自西北召回一八四五年流戌边疆的前禁烟大臣林则徐，再次命为钦差大臣剿灭乱匪。但林则徐病逝于赶赴紫创山的途中。

一八五○年十二月，朝廷派遣前去敉平紫荆山洪秀全的官军遭到重挫，领军的满洲将领被杀。一八五一年一月，洪秀全聚集拜上帝会的教众，宣布成立“太平天国”，自任“天王”。在朝廷增调兵力的追剿下，太平天国被迫撒离紫荆山，转战于两广交界，直到一八五一年秋天，洪秀全迂回北行，占领永安，并取得大批银两、粮食，同时吸收新的信徒，太平天国教众剧增至六万人以上。

现在，太平天国的命数受到新颁行、定七天为一周的基督教太阳历（新历法因计算有误，使得太平天国星期日其实是基督徒的星期六）＊导引，太平军于一八五二年春天再次向前推进。他们转而进攻广西首府桂林，虽未能攻克，但由客家女性新编成的队伍却展现出足堪表率的勇气，动绩卓著。（客家女性为了在山间辛勤农耕，所以不似中国其他女性绑小脚。）是年夏天，太平军向湖南挺进，围攻长沙，与官军周旋两个月而不下。太平天国为了赢得民心归向，在此地颁发的檄文措辞更为激烈：“中国尚得唯有人乎？妖胡虐焰墦苍穷，淫毒秽宸极，腥风播四海，妖氛惨于五湖，而中国之人反低首下心，甘为臣仆。”（注六）

一八五二年十二月，太平军突破了僵持不下的战局，几乎兵不血刃就进入洞庭湖东岸的岳州城。岳州财帛富饶不似过去太平天国转战的那些贫瘠地区，所以太平军搜括了大批的战利品、五千艘船只，以及堆积如山的军械火药。（其中部分枪械是两个世纪前，三藩之乱败北之后，吴三桂遗留此地的，当时仍堪使用。）此后，一连串难以置信的战果接踵而至：是年十二月攻克汉口，一八五三年一月攻陷武昌，这些战果使太平军取得更为大型的船舰，并从府军掠夺了一百六十万两白银。一八五三年二月，太平军在几无抵抗的情形下攻克安庆，又在此地搜刮三十万两白银、一百门大炮与大批粮秣。三月，太平军进逼仅有微薄兵力驻防的重镇南京城，埋设炸药炸毁城墙，炮轰城中心，由假扮成僧侣、道士的太平军渗透城内，最后，终于攻占了南京。

南京城内的满人约有四万人，其中五千人是兵丁，太平军入城后，满人兵丁即彻退至内城，在太平军一波又一波的攻势下失守。在战争中幸存的满人，无论男女老幼，悉数遭到焚烧、刺戮、溺毙。这是洪秀全展现扫荡满妖决心的方法。三月底，洪秀全头戴皇冠，身穿龙袍，由十六人金黄大轿簇拥入南京城，驻跸在前明皇殿中。

＊译按：关于太平天国天历的星期会比阳历的星期早一日的问题，有各种解释，其中值得注意的一种说法认为天历因连《旧约》耶和华十诫以安息日为礼拜日而来。曾经教洪秀全研读基督教的美国传教士罗孝全，自述淤一八六○年九月二十二日星期六抵达苏州，那天正是太平天国的礼拜日，就曾说过：“那天是太平天国遵守的礼拜日，他们用的是犹太人而不是基督徒的礼拜日。”此外，亦有考据指出，咸丰年间的“时宪书”本身有误，而导致天历错误可参考罗尔纲，《太平天囚史丛考丙集》（北京：三联书店，一九九五年）。

太平天国“天朝”以南京为大本营，在天王洪秀全统治下，历时十一载（自一八五三至一八六四年）。但洪秀全不久就把权力授予杨秀清，而杨显然让太平军深信他本人即是“圣灵”，是上帝的声音，所以他的命令皆是直接得自上帝，在位阶上优先于耶稣之弟洪秀全。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上，太平天国所施行的政策都是十分激进的，蕴含了浓烈的禁欲主义色彩，严格要求男女分馆，严禁吸食鸦片、卖淫、舞蹈、饮酒。财富全部归于国库，理论上为全民所有，既然太平天国在行军途中和在南京城，总计没入逾一千八百万两白银，似乎保证了天朝的繁荣。考试制度上，改以《圣经》的中文本，以及洪秀全阐释宗教启示的著作及其文学作品为依凭，开科取士。女性则依居住地与行政单位组织起来，得以为官，科举中并特别为女性开设“女科”。

太平天国的政策以土地法最引人瞩目。整合地方兵丁甄补制度的“天朝田亩制度”或许是中国历来人力组织最富乌托邦色彩、最全面性、威权的制度设计。所有的土地按家庭人口数，平均分配给太平天国与其支持者的家庭，男女的土地所得均等。除了维持家庭生计的必需品之外，每一户必须把生产所得尽归国库共有。每二十五户（译按，为一“两”）由一“两司马”统辖，负责登录财货、论断诉讼、监督青年人的《圣经》与太平天国教义的教育养成，在安息日执行基督教仪式。此外，两司马亦从所辖的家庭中遴选壮丁至军中服役。被挑选出来的壮丁均须接受严格的训练，被授以使用暗号、武器与设陷阱的技能，以及在战斗中医疗救助伤患的知识。从天朝南京大本营派出大军，一来向东、向北扩张势力，一则甄补兵源粮秣以维持驻防军力。太平天国的建立似乎诚如向世人所作的昭告──“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注七）

虽然拥有军事和意识形态上的狂热及完美统治的乌托邦梦想，太平天国终究无法推翻满清，反倒遭其歼灭荡平。何以在如此富乌托邦色彩的国号下，以迅雷之势席卷中华的太平天国，最后竟落得一败涂地？

太平天国的败因之一是集体领导制度。源自创教之初的兄弟情谊，洪秀全分封太平天国几位重要信徒为“王”，在洪的指导下共同治理太平天国。但其中两位才干出众的领导人（译按，南王冯云山与西王萧朝贵），死于一八五二年的战役中，其他功勋彪炳的功臣，特别是在紫荆山时代就追随洪秀全的东王杨秀清、翼王石达开又得不到他的信任。

在洪秀全的授意下，僭取大权的杨秀清于一八五六年一场惨暴的宫廷阴谋中遭暗杀；而不负昔日承诺，成为太平天国最伟大将领石达开则在母亲、妻子同遭政敌杀害后出走南京。石达开企图在四川建立独立政权，但一八六三年中官军埋伏，殁于四川。

杰出的辅弼之士一一翦除后，重新掌握实权的洪秀全却又犹豫畏缩。他的作为处处显现出致命的无能与欠缺明确的目标。攻陷武昌后，洪秀全错失挥师北上直捣京城的良机；占领南京后，洪秀全亦未趁势传播太平天国的创新体制。他反而沉溺于官能逸乐与神秘主义的宫廷世界中；洪秀全的身旁妻妾成群，《圣经》中从〈创世纪〉到〈路加一福音〉，处处都有他的天启与“天职”，洪秀全未能利用反清圣战中攸关黎民百姓的潜在议题，也浪掷了他虔诚宗教领袖的名声。

洪秀全无法诉诸反清情绪正是太平天国陷入孤立无援的征兆，纵使当权于南京时亦复如此。倘若太平天国政权能维持南京的繁荣，而洪秀全又能在此获得民心，而缔造稳固根基，太平天国或许还不至于灰飞烟灭。但南京城的汉人，发现太平天国占领者（多数为客家人）奇特的装扮与口音，大脚的女人，怪异的程度不下于洋人与满人。南京城民怨恨太平天国断绝了往昔的经济生活，因为天朝企图设立天库并管制市场，依据性别、职业让百姓分馆而居，甚至意欲施行严格规范人民行为模式的法典。缅怀昔日清朝的统治，或充当朝廷细作，或变节投靠官府，均是消极抵制太平天国政权的惯见方法。（注八）相形之下，清兵入关初期，多尔衮所采取的弹性政策较能为寻常百姓接纳。

在南京之外，太平天国的农村政策同样宣告失败，对信徒而言，财富共享与土地均分的梦想仍未实现。即使在太平天国经年统治下的江苏、安徽、浙江等地，以及间歇控制的北方与西部，他们缺乏足够的决心与人事推动激进的土地改革，农民最后还是得照旧交粮纳税。维持大军需要时时补给粮秣，所以太平天国经常派出搜索小队在几百哩内的农村去搜括。后勤补给的需要，以及经常与官军──他们也需要粮草──作战的耗费，导致中国最富庶的区域一度沦为荒漠。

太平天国也无法与另外两股叛乱势力相互呼应：北方的捻乱与南方的红巾军。一六三○年代，反明叛军李自成、张献忠试图寻求与其他匪酋结为同盟，假若太平天国也能协调行动，满清政权势必崩溃瓦解；尤其，清廷此时又必须面对西方强权的欺凌。但太平天国的禁欲主义与其宗教主张的极端本质，难与其他反叛势力建立同盟关系。

太平天国同样无法取得西方人的认同。西方人（特别是传教士）起初对基督教革命势力许诺社会改革，挫败垂死执拗的满人的前景感到雀跃不已。但传教士渐渐发现，洪秀全对基督教教义的诠释悖逆正统，而贸易商则恐惧太平天国会强力查禁鸦片。最后，西方强权决意支持满清，以免太平天国夺取上海，损及自身贸易利益。自一八五三年迄一八五五年初，随着三合会秘密会社的成员控制了上海的华人地区，太平军攻克上海似乎易如反掌。当太平天国的叛乱已是强弩之末，在蒸汽动力、吃水浅的炮舰护卫下，一支外国佣兵与清军并肩作战，一同对抗太平天国。这支名为“常胜军”的佣兵，是由来自美国麻萨诸塞州的冒险家华尔（Frederick Townsend Ward）领军，华尔死后，遗缺由信仰虔诚的英国炮科军官“中国的戈登”（Charles "Chinese" Gordon）接任。

清朝政权得以存续的另一项因素，是有一批忠心耿耿、不屈不挠的汉族封疆大吏在满洲八旗不敌太平军时，起而对抗太平天国。这批接受儒学教育的文士警觉到太平天国威胁了祖宗基业，痛心太平天国依恃基督教攻讦传统的价值体系。其中又以湘籍要员曾国藩最为重要；一八五二年，曾国藩因丁忧回籍，而率先兴办团练护卫乡梓。曾国藩与兄弟协力统合地方士绅业已动员的强悍农民乡勇，造就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由于湖南八旗驻军战力低落，当地官员又驽钝蒙昧，无法维系地方团练，所以曾国藩的兵勇成为官军以外的重要防御力量。以湘江为名的“湘军”成为太平天国的死敌之一，并在清政府克复南京城的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

概括而论，湘军的成军代表了地方团练在抵抗太平军的无比弹性与精锐战力。太平军因为无法赢得士绅阶级的认同而处处遭到无数由华中、华东士绅组织以捍卫乡里的地方团练之掣肘。即使地方团练的崛起凸显了满清的腐败，但朝廷还是认为地方团练有存在的必要，这些团练士绅地主因而拥有更多的权力。团练领袖藉由开征货物过境税“厘金说”以支撑其军事冒险，经得起持久战的消耗。等到整个地方团结一致，抵抗长毛，太平天国就越来越难取得粮秣给养与兵力甄补。

太平天国政权的致命僵化在试图大瞻改革与“西化”统治模式而告失败便可看得很清楚。这项大胆创新系出自洪秀全族弟洪玕斤之手，他曾在广州与传教士一同研习，是拜上帝会的创始信徒之一。太平天国叛乱之初，洪仁玕卜居香港，因而熟谙港英殖民政府的运作模式。一八五九年，洪仁玕乔装成大夫，循陆路赶赴南京，受到天王热烈的欢迎，拔擢为“丞相”。洪仁玕草拟〈资政新篇〉，于一八五九年底上呈天王。洪仁玕计划在太平天国辖下建立法制架构，兴办银行，筹建高速道路，造火轮车、汽船、开设邮亭、新闻馆；禁革占卜、杀婴陋习。除了开设新闻馆以流通讯息之议被洪秀全批示“此策现不可行，恐招妖魔乘机反间，俟杀绝残妖后，行未迟也”外，其余洪秀全的批语都是“此策是也”。（注九）但太平天国始终未采取具体步骤来施行上述改革。洪仁玕擘划夺取长江上游的大战略终告失败，他下令大举反击苏州、抗州的行动也被官军击退，太平天国已失民心。

诚如曾国藩上奏所夸言，“今则民闻贼至，痛恨椎心，男妇逃避，烟火断绝。贼行无人之境，犹鱼处无水之地，必穷之道，岂有能久之理？”但一八六四年七月，洪秀全殁后──其究系自杀或病故并不清楚──官军直捣南京，曾国藩在奏摺中的语气不无畏惧：“此次金陵城破，十余万贼，无一降者，至聚众自焚而不侮，实为古今罕见之剧寇。”（注十）

西方压力与马克思的观点

无论是委由洋人职掌“上海税务司”征收关税，或让洋军官率领“常胜军”直接参战，西方人于一八六○年代初所提供的援助是满清消灭太平天国的重要因素之一。西方人之所以愿意伸出援手，关键还是基于国际事务的考量，英国再次在其中扮演要角。英国对〈南京条约〉的结果感到失望，对清廷的冥顽不化感到不耐，所以当满清受到太平天国扩张的威胁时，英国的回应是作壁上观。还决意依约而援引“最惠国待遇”的条款，要求比照一八四四年的中美条约，每十二年酌审条约内容。于是英国政府在一八五四年强力诉请中国重新协商一八四二年的〈南京条约〉。

英国外相已经预知此举必定困难重重，他致函香港总督提及：“中国当局可能藉口反对，此刻局势不宜着手进行此项工作。”（注十一）不过他还是建议向清廷提出一系列相当可观的要求：包括允许英国人进入中国内地，否则开放的区域应扩及浙江全省沿海、长江下游至南京等地区；鸦片贸易的合法化；取消外国进口商品的内陆过境税；镇压海盗；管制中国劳工的移民；英国大使驻节北京；修约后条文若有疑义，解释应以英国而非中国观点为准。

英国因涉入“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而与俄国兵戎相向，为求谨慎，联合美、法两国共同向抗拒修约的清廷施压。英国藉口清廷非法搜查已在香港注册的船只“亚罗号”（Arrow），而于一八五六年底兴兵启衅，意欲再次对广州采取军事行动。但英国的军事行动因印度爆发激烈叛乱，加之兴兵东亚的主张不为一般英国人民接受，而有所拖延，迟至一八五七年十二月才占据广州，并将素怀仇外敌意的两广总督叶名琛送至加尔各答扣押。英军几循一八四○年的路线北航，一八五八年五月，英军攻战战略要冲大沽炮台，天津岌岌可危。六月，英军前进北京的通衢已通畅，清廷不得不同意签署新约。基于最惠国待遇原则，英国在此役的斩获与其他强权一体均沾。

一八五八年的〈天津条约〉条件极其严苛。英国大使与随从眷属、官员得驻在京师，依其意租赁房屋。基督教公开传教受到保护。准英国人民持照前往中国内地各处游历，在通商口岸百里内行动，则毋须请照。俟肃清长江上下游贼匪后，英商船只可溯流至汉口各地通商，长江流域另开放四个新的条约口岸（译按，汉口、九江、南京、镇江）。除此之外，再立即开放六口岸：一在满洲（牛庄）、一在山东（登州）、二在台湾（淡水、台南府）、一在广东（汕头），海南岛有一（琼州）。

〈天津条约〉也规定外国进口货物的内地过境税降至百分之二点五。秤码、丈尺悉依粤海关部颁发定式。官式文书往来俱用英文。各式公文论及英国官民不得用“夷”字。英国船只因追捕海盗得自由进入中国任何港口。在一纸有关各项商务协议的附约载明：“洋药（译按，鸦片）准其进口，议定每百筋纳悦银参拾两（约一百三十英镑），惟该商止准在口销卖，一经离口，即属中国货物；衹准华商运入内地，外国商人不得护送。”此一条款实已抵触严禁鸦片买卖与吸食的律例。英军得偿夙愿后，旋即退出天津，将大沽归还清廷。

英国原本期望中国束手就擒，但中国不肯，也无意遵守允许外国使节驻跸京师的条款。一八五九年六月，英军为了强制履行新约，再次攻击已强化守备的大沽要塞。经过一番激战，美国司令官塔特诺（Josiah Tattnall）还违背美国政府中立原则的宣称，高喊“血浓于水”（注十二）而援助负伤的英国海军司令官何伯（James Hope），但英军还是被逐退了。大沽一役遭到挫败后，英国在一八六○年派遣一组谈判代表循不同的路线抵达北京，但却遭清廷扣押，若干代表被处决。英国首席谈判代表额尔金勋爵（Lord Elgin）决意狠狠教训满清政府一次，于是下令军队向北京挺进。一八六○年十月十八日，英军奉额尔金之命，火烧圆明园！这座位于北京美轮美奂的避暑行宫，是为了取悦乾隆而依耶稣会建筑师的蓝图建造的。英军不攻击紫禁城，主要原因是顾及若遭摧毁皇城，则天朝受此耻辱恐难逃崩溃。

咸丰仓皇出走热河，授命的皇弟恭亲王收拾残局。谈判已无回旋的余地，就在圆明园化为灰烬之日，恭亲王再次确认一八五八年的条约条款。另在〈续增条约〉（译按，通称〈北京条约〉）中，皇帝声明，对于与英女皇的换约代表发生嫌隙一事表示“甚为惋惜”，更应允八百万两的赔款，允许华民上英国船只（此条款的立意主要系便于华工出口），开放天津为通商口岸，割让粤东九龙司一地归英属香港。自此之后，“条约制度”到了开花结果的阶段。

随着新的利益一一成为条约文字，并深信恭亲王将会致力履行条款，英国转而支持满清政权。但其行事逻辑其实非常清楚：即设若清廷击垮太平天国，西方人就能继续保有甫获得的成果；假使太平天国推翻了满清，纵使是在洪仁玕提倡的那种“半西化”改革之下，西方人或许还是得另起炉灶，重新进行冗长烦人的谈判。

冷眼旁观这些国际上的变化的马克思（Karl Marx）长期观察太平天国的发展，更关心英国的对外政策。他曾于一八四八年与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合撰《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马克思因思想激进而被逐出日耳曼及法国，一八四九年定居伦敦，以英国为家。到了一八五三年，马克思所寄望的欧洲革命浪潮纷遭反动政府镇压而渐趋平息，于是他转向中国，想为革命巨变依然可期的信念找到佐证。

就在太平天国占领南京城的同一年，马克思写道，他深信中国源源不绝的反叛力量，终于“汇聚成一场势不可儅的革命”，虽然马克思并无法确定太平天国的革命会采取“宗教、王朝还是民族的形貌”，但他坚信，太平天国运动的崛起实归因于英国以船坚炮利强行打开鸦片贸易市场。就在中国结束闭关自守的孤立状态后，粉碎了满清皇朝统治权威的神话，同时，曾经高高在上的官员纷纷陷入走私鸦片、聚敛私财的循环中。结果，“解体必随之而至，一如封存在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必将解体。”（注十三）

马克思以为，中国解体的结局将是波澜壮阔的景象，因为西方强权越来越仰赖以印度生产的鸦片平衡中国的贸易，并以贸易税收支撑国内财政，这是西方强权所不可或缺的。据此，马克思写道：“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满载煤矿的矿坑中，引爆酝酿已久的大危机，这个危机一旦扩及国外，随之而来的将是欧陆的政治革命。”（注十四）马克思此一观察无疑是三十年前，黑格尔断言中国将被迫拖入现代世界之天启式的说法。

迄至一八五○年代末，中国局势的演变却未直接冲撞欧洲社会。不过马克思还是密切关心英国帝国主义在华的新阶段，亦即“亚罗号”事件以及先后促成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战争。马克思把英军炮轰广州的举动，与华克（William Walker）“将军”非法入侵加利福尼亚州（California）、墨西哥、尼加拉瓜相比较，并怀疑“世界文明国家是否会同意，为了违反所谓的空泛外交礼节规章的理由，而未事先宣战就入侵一个和平的国家。”然马克思亦注意到，英国会竟于一八五七年三月谴责巴麦尊掀起战端，结果导致国会解散，举行改选，马克思因而称之为“巴麦尊独裁”（注十五）的终结。

巴麦尊在选举中东山再起，英军复与中国开战，马克思仅能满心无奈，反覆重申，议会整个运作过程令他有不正义的感觉，以及此举对立宪政府所造成的威胁。但马克思也一针见血指出，对中贸易不会如英商殷殷期盼持续扩张，因为中国已无法消化大量的鸦片和从英国进口的商品。他也指出，在漫长的谈判中，斩获最丰的是俄国。俄国虽在克里米亚战争失利，但已经将铁路网络扩展至东亚，进一步强化了她在朝鲜北方海岸线的势力，并占据了黑龙江流域的庞大土地，而远在康熙、雍正二朝缔结的〈尼布楚条约〉、〈恰克图条约〉中，曾将俄国的势力逐出这一领域。

马克思紧随三十年前黑格尔提出的观点，将世界史区分为四个“生产方式”阶段，即“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与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显然古代─封建─资产阶级这种序列在欧洲的世界具有编年与分析意义。这种说法也的确提供了一种方式来概括自希腊罗马时代蓄奴的大帝国，历经中世纪欧洲的封建时代，迄至以商业为导向和独立自治之城市政府的崛起。但是“亚细亚”模式仅具地理意义，它不在另外三者所构成的时间序列之内。尽管马克思认为这四种生产方式体现了“社会经济演进的几个时代”，但实际上他又步上黑格尔的后尘，把中国（与印度）排除于世界历史的进程之外。亚细亚模式并未被纳入后来历史发展模式之中──它只不过在这套模式之外踽踽独行。

马克思在一八五九年的《政治经济批判》（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中提出了强而有力的通则：“无论社会形态为何，在其所容纳的生产力全部发挥出来之前，绝不会灭亡；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于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也绝不会出现。”（注十六）或许马克思采纳亚当?斯密的分析，中国正在耗尽她所能“容纳”的生产力，但马克思也认为，西方人有能力将“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的种籽深埋在中国的土壤里，因为中国（马克思在别处写道）拥有一种“化石般的社会生活形态。”（注十七）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摧毁中，也蕴含了建构设性的效果：弱化中国的传统结构，加速了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到来。

马克思对中国的观照在此打住。到了一八六二年，他日益厌倦、好讥讽有关太平天国种种恐怖行迹。马克思亦未因新的叛乱──即在太平天国遭扫荡之前就开始在中国北方蔓延的捻乱──的迅速爆发而稍感宽慰。诚如他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以生动的笔调所叙述的：虽然“这危险的阶级、社会的渣滓，是旧社会底层中消极腐朽的部分”，有时也会被卷入革命运动的洪流，但最后不免又会摇身一变，作为“反动阴谋家行贿收买的工具”。（注十八）

然而在马克思其他有关中国的文章里，我们依然可以清晰觉察到在他脑海中萦绕的一个坚实观点。马克思反思，欧洲反动分子在不久的将来，面对与之对抗的愤怒无产阶级，而奔逃至他们曾经视为保守力量的最后堡垒寻求庇护，那时他们可能会错愕地发现，在长城上镂刻着几个显眼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注十九）

捻乱

一般把捻乱爆发的时间定在一八五一年，即太平天国正式宣布成立的同一年，但究其滥觞实可追溯至一七九○年代流窜于淮河以北的盗匪，特别是在山东西南、江苏西北、河南东中部与安徽北部的数省交界地带。“捻”这个字在中国亦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或因打家劫舍时脸部涂抹伪装而得名，或指在夜晚抢劫民宅时卷纸作为照明的火把，或者仅指贼匪飘忽不定的作乱形态。

捻匪不似太平天国，并没有旗帜鲜明的宗教渊源、政治立场、战略目标，或统一的领导。但在十九世纪的前半叶，捻匪的数量或势力均日益坐大。若干捻军与白莲教团体、“八卦教”（Eight Trigrams）教众或三合会彼此挂勾，有的则是与靠贩运私盐营生的盐枭互通一气。不过捻匪大都是贫农出身，他们在土壤贫瘠、寒风刺骨，以及因水利系统年久失修而导致洪涝频仍的恶劣环境中苟活。当地普遍杀女婴的风气使得性别比例严重不均；捻匪之中，约百分之二十的人无法成家，致使他们无以寄托、行综不定，不论何时，均得以啸聚结党，流窜各地。地方乡里虽然透过成立乡勇，构筑城墙，编组巡逻等方式护卫桑梓，但捻匪依然能袭击邻近村庄，掠夺农作物、抢劫盐商的运输船只、绑架富裕地主，甚至劫狱以救同伙。

一八五一年后，江苏以北部爆发严重洪灾，使原本的艰困生活雪上加霜，与捻匪素有瓜葛的百姓群起暴动，被朝廷视之为叛乱。一八五五年，太平天国占据南京两年后，黄河水位暴涨，冲垮开封一带的主要河堤，造成黄河改道，转向山东半岛北岸湾口出海；随之而来的灾难让捻匪的声势坐大。此时，捻匪的组织形态也更趋紧密：一八五二年，十八个捻匪组织的首领公开推举皖北大地主、贩卖私盐为生的张乐行为共主。一八五六年，张乐行被公推为“盟主”，建号“大汉明命王”。捻匪划分为五大“旗”，分别以不同的颜色命名，而每一旗则是由各乡里间同姓的叛乱者组成。

捻军中能打仗的可能只有三万到五万不等，但他们造成的影响却与人数不成比例。捻军中有许多人是骑兵，又拥有枪械，所以得以切断京师和包围南京城的官军之间的联系。在淮河以北，捻军构筑厚城，挖掘深壕，并配备大炮防守，建立许多根据地，使他们的军队在蹂躏村庄后得以撒退至安全地带。此外，也有其他村庄市镇自行构筑防御工事，以逐退叛乱团体，故在淮河以北，各式乡勇纵横交错。拥有防御工事的村庄会与邻近的捻军城寨订立“和平条约”，约定互不侵犯。有时，还会支付银两或鸦片权充“保护费”。

这一带农村残破的程度无法正确估计，但势必十分严重。张乐行在一份报告中写道，若躲避捻军，地方百姓的生活就更悲惨。“但我兵所过，尔等自相惊恐，携资逃避。无赖之徒，乘间截夺。家无守户，又被其烧。及至回归，两地皆空。是有救之名，而成害之实也。”（注二○）捻军首领纵使三令五申；严禁奸淫掳掠，但遏阻作用却是微乎其微。对兵丁而言，在荒芜的农田里搜寻蔬菜、狩猎野味、绑架富贾、劫夺地方商队都是家常便饭。有时捻军在返回根据地途中，贱价出售在别处洗劫的战利品，以博得地方上的声望。

捻军的头号劲敌是僧格林沁将军，他出身北京蒙古王公之家，曾任“领侍卫内大臣”。一八五三年，僧格林沁在距天津不到二十五哩处击溃北探的太平军，一八五九年更以完备的防御工事在大沽逐退来犯英军，从而威名远播。但在一八六○年，因防守失利让英军长驱直入京师而被降罪，同一年稍后，僧格林沁承命剿灭捻乱。僧格林沁骁勇剽悍，带领一支满、蒙组成的精锐骑兵，追击捻军不舍，最后在皖北合围捻军，斩杀了张乐行。不过僧格林沁同样让地方百姓惧怕；他放任兵丁恣意践踏市井小民，据闻他在伸出援手之前还曾向地方索贿。诚如一名官员所说：“讵知官兵之扰害，更甚于贼。”（注二一）

其他捻匪酋首很快就取代张乐行的地位。他们成功发展出一套游击战略，得以自官军的攻击中全身而退，官军最后兵疲马困，并受制于地形而逐渐割裂为小单位。此时，重新整军的捻匪就能以带矛步兵、携剑骑兵的优势兵力打击官军。捻军经常采取严酷的坚壁清野战略，把官军诱入寸草不生、住屋船舶尽毁、水井已用石头封死的地方。一八六五年，捻军正是利用这种作战策略，诱使僧格林沁的军队在江苏、河南与山东三省之间疲于奔命，最后僧格林沁误中埋伏被杀，捻匪夺取逾五千匹的战马。

朝廷为因应变局，随即召唤刚赢得南京大捷的曾国藩，命其督师剿捻。除非曾国藩能筹谋周详，在江苏、安徽、河南，与山东四省建构军事据点，并加强主要河道、运河的防御工事以运送粮秣，否则无法彻底剿灭捻匪。此计划还需挖掘运河、沟渠，以阻扰捻军的骑兵活动，并以笼络政策与甄选新的村长等手段，有系统地争取各方村民作为后盾。不过此一战略部署未竟全功，因为四省巡抚无法通力合作，加之南京城收复后，曾国藩即解散不少湘军精锐之师。故曾国藩在剿捻时就只能倚重同僚李鸿章麾下的军队，此时李已位两江总督要津。李鸿章能稳定供给曾国藩所需的军饷，而曾的兵勇大都征募自安徽，以流经皖北的河流为名的“淮军”，但这支军队却未能完全听命于曾国藩。于是朝廷将两人职务对调，由李鸿章出任剿捻统帅，曾国藩转任两江总督。

这次职务对调凸显了权柄流入地方团练将帅手中后，形成的政治新格局的复杂性。李鸿章将政治生涯平步青云归于曾国藩的提携，因其年轻时担任过曾国藩的幕僚。李、曾二人的政治生涯不仅错综纠结，还各自指挥一支军队。李鸿章在剿捻之初也曾遇到类似僧格林沁或曾国藩所经历过的逆境。捻军总是有办法突破封锁线逃逸，甚至还往西北流窜，远抵陕西，而进到西安、延安。诚如李鸿章的叙述：“贼综飘忽，我军与为蹑逐。”（注二二）然而渐进、稳健的消耗战，导致分裂的捻匪于一八六八年全面溃败。按中国人的标准，淮军的饷银十分优渥，且忠于李鸿章及麾下诸将的指挥。他们使用购自洋人的来福枪与西式大炮，在北方水域开始部署炮艇。另外有外国武装战舰──其中有两艘战舰名为“孔夫子号”（Confucius）、“柏拉图号”（Plato）──在山东沿海往来巡逻，防范捻匪逸逃，威胁到因〈天津条约〉、〈北京条约〉条款而蓬勃发展的贸易活动。

一八六八年八月，官军在山东历经一番激战终于战胜，尽屠被围困的捻军残部，清廷前往太庙、武庙祭天。李鸿章受到清廷的不次拔擢，加封太子太保衔。曾国藩在收复南京城后加官晋爵，而李鸿章的稳固仕途也是建立在敉平叛乱的功勋之上。曾国藩殁故于一八七二年，生前他并没有多少时日享受崇荣的地位，但李鸿章却配享高寿。往后三十载，李鸿章俨然是中国权倾一时的宰辅。

回乱

自唐代（西元六一八年至九○七年）以降，已有穆斯林（Muslims）定居中国，有些是从中亚至中土经商，最后在甘肃、陕西落脚；另有阿拉伯的贸易商经常往来于福建、广东等东南沿海城镇。及至晚明时期，许多穆斯林与中国人通婚，使中国穆斯林（即所谓“回部”）聚落数目大增，带给地方行政管理极大的困扰。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曾记录十七世纪初卜居中国的回民人数。乾隆一朝，回民掀起数次暴动；十九世纪初，由浩罕汗发起的圣战（jihad）使满清治下的喀什噶尔、叶尔羌边疆地区常常动荡不安。受到捻乱波及的华北农业地带，尚有可观的回民聚落分布其中，人数甚至可能超过一百万：在河南、安徽可看到人声鼎沸的清真寺，回民有专属的私盐贩卖管道。倘若发生涉及汉回冲突的案件，法律判决通常较偏袒汉人，宗教暴动与汉回反目等事件屡见不鲜。

除甘肃、陕西外，中国本土的回民大抵集中在西南地区，特别是云南一省。回人移居此地的历史可追溯至十三世纪蒙古征服中国时，而与汉族住民的龃龉始终时有所闻。在太平天国逐渐强化南京的统治，捻军开始串联之际，云南在一八五五年也出现三股反清的叛乱团体。暴动的肇因是繁苛的土地税与北京强加在云南回民身上的苛捐杂税，加之云南的财源──金矿、银矿又发生矿权纠纷，致使回民的处境更为艰困。汉人本身矿产已枯竭，意图驱逐回民强占矿区。暴动与骚乱导致汉人大规模攻击回民，回民反击，占据滇西重镇大理，围攻滇省首府昆明。一八六三年，回民叛军一度占领昆明，旋即被清军夺回。不过，回民叛军首酋杜文秀在大理自称“苏雷曼苏丹”（Sultan Suleiman），建国号为“平南国”，这个名称实仿自太平天国。

云南当地的官员昏聩无能，同时又囿于地形，不易兴兵征讨，尤其是历经苗族、宗教教派等乱后，回民势力趁机扩展至云南、四川、贵州三省交界的山区地带。朝廷以离间回民势力，奖赏回民变节者，组织地方防御力量，并倚重干练的巡抚经略地方，加紧压迫回民叛军。一八七三年，大理在激战后陷落，杜文秀自杀未遂，后被清军捕获、处决。

因为地形限制和距离遥远，云南回民难与陕、甘爆发的另一股回乱互通声气。这次回变始于一八六二年，是受到太平天国将领的怂恿，以牵制官军，解南京之危，而捻军亦于一八六○年代中叶流窜至此，寻求同盟。甘肃境内与陕西南方有可观的回民人口，其中多数信奉自中亚神秘教派苏菲教（Sufism）的“新教义”（New Teaching）。一七八一到一七八三年间的一连串回民暴动，促使清廷严格禁止新教的活动，不过清廷的禁令只是徒增民怨而已。

一八六二年西北回乱似乎源于地方上的汉回种族冲突，而非特殊的教派或以反清为诉求。原本就已不稳定的局势复因太平军的劫掠而益形恶化。当地民众仿效东部、北方的因应之道，纷纷组织团练乡勇捍卫家园，以抵抗太平军的威胁；如此一来，回族与汉人各自建立团练。由于大部分八旗兵丁被抽调去追剿太平军与捻军，加之地方绿营本身即是回人充任，清廷在此地的统治权威十分薄弱，只能听任局势持续恶化。暴动起因于一件小意外──一群回民与一名汉族商人因竹竿价格争吵，最后导致斗殴，汉人群集，在士绅率领下，沿着渭水攻击、烧毁回民村落，杀害无辜的回人。回民则是群起携械向汉人（以及拒绝携带武器的同一教派教众）发动报复攻击，六月底，回民围攻陕南最繁荣的两座城市──潼州与西安。

此地官军起初因将帅无能而未应变，嗣后朝廷虽调派杰出将领指挥，但依然饱受士气低落、疫疠丛生与亏欠饷银等挫折所扰。是故，兵勇弃甲逸逃司空见惯。纵使清军死守西安、潼州，但周遭乡村地带均已被回民控制。到了一八六二年底，清军才开始有斩获，回民向西彻退进入甘肃，重新整顿，并对外散播清廷有意剿灭中国境内所有回族的消息。

主要驻守宁夏、兰州，兵力薄弱的八旗驻军无力敉平叛乱，朝廷只能寄望回民贵族发生内讧。在一名满洲要员上奏中，似乎证明了回人的灭种疑虑并非没有依据：“回民凶悍者固多，安分者亦不少，若一概主剿，则是绝其向善之路，将使良善者亦皆变而为贼，诛不胜诛。”但问题涉及的层面十分复杂，这位要员继续说道，由于在甘肃“各处城关均有回民，各营弁兵更多，回教设成燎原之势，其患何可胜言”。结果，在一八六三至一八六四年问，双方历经谈判、对决、欺骗、诈降，与报复等一连串天昏地暗的过程，而地方官员却只能向朝廷建议“暂示牢笼，随时防其中变”（注二三）。到了一八六六年，火药匮乏，米价飘涨，小麦价格数倍于往日。燃料奇缺，马匹因粮秣不足而暴毙，兵勇只能以面粉加水煮汤果腹，百姓无米可炊，不是饿死就是自尽身亡。

朝廷陷于绝望之际，转而任用曾与太平天国抗衡的将领左宗棠。左宗棠与曾国藩一样，生于湖南、长于湖南。一八三○年，左宗棠十八岁，父殁，之后师从清朝大员、经世治国的良才贺长龄；左虽然治学勤勉，但一八三○年代参加进士考试三次皆落第，从此就断了参加科考的念头。但左宗棠不似一般人科考不顺遂即从事塾师教职，转而投身西疆地理与历史的钻研，并自修农务经验，特别在茶、丝农产品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太平天国作乱期间，左宗棠即展现出杰出的军事才能，转战于湖南（左于此仿效曾国藩组织湘军的做法，征募、训练、武装五千名兵丁）以及安徽、浙江与福建。左宗棠不但善于用兵，也在战区重建、鼓励农耕、粮食储备、教育、种植棉花与造船方面，同样表现出色。一八六六年九月，左宗棠出任陕西总督，承命扫荡此地的回乱。一八六七年夏天，左宗棠抵达陕西，一八六八年十一月左宗棠移居陕西首府西安筹划战事。

左宗棠实事求是，耐心经营这曾使前人受挫的西北回疆问题。他受益于自己过去对西域地区所做的研究，以及昔日与林则徐的一席话，当时林则徐正从鸦片战争后流放伊犁的罪责中获得免刑而于返回中土的途中。除了本身带兵杀敌的经验与农业实验之外，对左宗棠最有裨益的还是和曾任林则徐幕僚且长期居住在陕西的一名儒生的长谈与书信往还。这位儒生告诉左宗棠：“明公上奏，先与朝廷约，勿求速效，勿遽促战，必食足兵精始可进讨，请以三年为度。……至它日进兵，视彼中尤骁黠者，诛翦之，余不能尽诛，俟其畏服。”（注二四）

从左宗棠后来的部署可以看出，他把马化龙视为必先打击的首酋，进而严密监控其一举一动。当时马化龙已在金积堡建立固若金汤的据点，其周围有纵横交错的壕沟，以及逾五百座堡垒的拱卫。马化龙被奉为“新教”宗教领袖的代表人物，许多信众相信他是“圣灵”的化身，有先知穆罕默德般的力量。纵使左宗棠兵力充足，但还是耗费了十六个月才攻下金积堡，并折损了一员大将。最后金积堡内回族守军仅能以草根、兽皮，甚至袍泽的尸体果腹，马化龙才于一八七一年三月投降。马化龙与其家人被凌辱处死；逾八十名“官员”遭斩杀；成上千万的回族商贾、妇孺被迁往其他城市或流放满洲北境。回民不得再定居金积堡。

此后，战争的胜负已判。左宗棠并说服朝廷将他省税银移作其军饷，向外国商人举债或开征关税，藉以充实财源。此外，左宗棠主张采屯田政策，使兵马所需的粮秣可自给自足。左宗棠的力量循着旅行商队之贸易路径向西伸展至兰州，并在此建造一座军械库，栽种农作物以供应军需。左宗棠不顾朝廷所下即刻用兵的谕令，依然细密筹划秣马厉兵，准备给予甘肃西北的肃州最后一击。一八七三年十一月，左出兵攻打肃州，屠戮守军，放火焚城。虽有部分回民向西逃往哈密，需要耗费数年予以追剿，不过各省乱事至此大致底定。自一八五○年以降，除条约口岸的地位暧昧不明外，中国全境再次统一在满清政权之下。

注释

注一：韩书瑞，《中国的千禧年之乱：一八一三年的八卦教起义》（Millenarian Rebellion in China: The Eight Trigrams Uprising of 1813.,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页七二至七七。

注二：前揭书，页八三。

注三：前揭书，页九三。

注四：前揭书，页一八七至一八八。

注五：魏斐德，《城门口的陌生人》（Strangers at the Gat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页八九。

注六：简又文（Chien Yu-wen），《太平天国革命运动》（The Taiping Revolutionary Movemen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页九三至九四。

注七：梅谷与张仲礼（Chang Chung-li），《太平天国之乱：历史与文献，三卷》（The Taiping Movement: History and Documents, 3 vol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6-1971），卷二，页三一四。

注八：有关太平天国治下南京城的事件与社会态度的分析，转引自威热思（John Withers），〈天都：太平天国统治下的南京，一八五三至一八六四年〉（The Heavenly Capital: Nanjing under the Taiping, 1853-1864., Ph.D. diss., Yale University. 1983）。

注九：梅谷与张仲礼，前揭书，页七六七。

注十：梅谷与张仲礼，前揭书，卷一，页一六八、一七四。

注十一：马士，《中华帝国的对外关系，卷一》，页六七一至六七二。

注十二：前揭书，页五七九。

注十三：托尔（Dona Torr）编，《马克思论中国，一八五三年至一八六○年：〈纽约每日论坛报》文集（Marx on Ching, 1853-1806: Aricles from the "New York Daily Tribune".. London, 1951），页一至四。

注十四：前揭书，页七。

注十五：前揭书，页十七、七六。

注十六：马克思（Karl Marx）,〈《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Preface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1859）转引自Shlomo Avineri着，《马克思论殖民主义与现代化》（Karl Marx on Colonialism and Modernization., New York, 1969），页三七。

注十七：前揭书，页四四四。

注十八：马克思与恩格斯，《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见《选集，二卷》（Selected Works, 2 vols.. Moscow. 1958），页四四。

注十九：转引自托尔，页xvii 。

注二○：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华北的叛乱与革命，一八四五至一九四五年》（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 1845-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页一三○。

注二一：前揭书，页一二三。

注二二：邓嗣禹（Teng Ssu-yu），《捻乱与其游击战争，一八五一至一八六八年》（The Nien Army and Their Guerrilla Warfare, 1851-1868） （Paris, 1961），页一六九。

注二三：朱文长（Chu Wen-d>ang），《中国西北的回民叛乱，一八六二至一八七八年：管理少数民族政策的研究》（The Moslem Rebellion In Northwest China, 1862-1878: A Study of Government Minorlyt Policy., The Hague, 1966），页五七，六九。

注二四：前揭书，页九一至九二，引自王柏心的话。

9 改革的中兴之治

儒士的改革

当马克思在一八五○年代末写道，清朝不久即将倾覆，历史演进的逻辑似乎站在他这边。但令人诧异的是，清王朝不仅未立即土崩瓦解，甚至还苟延残喘了整个十九世纪，而延续到一九一二年。

清代政治家惯以“中兴”一词来形容此一延续，历代亦经常为转危为安、维护帝国道德与社会秩序的时期冠上“中兴”一词。此故，“中兴”这一概念既指涉对过去的缅怀，同时也吐露出悲喜交集的情愫：因为历代的中兴即使再富意义，毕竟均已一一消逝，国祚也无法绵延。清王朝的中兴之治不似过去，它欠缺强而有力的领导中心。同治年间即为清代的中兴之治，但同治于一八六一年登基时年仅五岁，他还来不及施展权力，即于一八七五年崩殂。同治政权虽由俨然摄政王地位的母后慈禧、皇叔恭亲王（一八六○年朝廷仓促逃离京城时，独留恭亲王与洋人斡旋），以及一、二位有影响力的大学士统摄，然满清的国祚毕竟还须仰仗镇压太平天国之乱、捻乱、回乱有功的各省督抚鼎力襄赞。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是其中最为显赫的，还有若干督抚的才干也相当卓越。这些地方大员时而彼此齐心协力，时而各自为政，提振经济，构筑新的体制，让大清国有了目标。在国政形同崩解的背景下，这确实是一项傲人成就。

诚如所见，满清官员动员一切军事资源，包括八旗与绿营军、地方士绅组织的团练乡勇，以及诸如湘军、淮军这类半私人性质的区域武装力量，以摧毁反叛政权；他们实行屯田政策，建筑壕沟、堡垒等防御工事，有条件用洋人军官、佣兵，这些措施只不过是中央一贯政策的序曲：同治中兴时期的政治人物亟欲重建儒家政治的基本价值。

这种中兴态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湘籍儒将曾国藩。一八一一年，曾国藩出生于小康的士绅家庭，潜心修习儒家典籍，而于一八三八年中进士第，入翰林院，很快就精通典章礼仪。曾国藩的薪饷微薄，生活拮据，往往必须向京城内的同乡富室举债，才足以支付家用与诸弟的教育经费，一直到他奉派前往四川任乡试正考官之后，经济情况才告好转：一些望子成龙的家庭经常孝敬曾国藩，他才有能力还清债务。

曾国藩克承的是严谨而中庸的儒学思想，试图调和达致儒家真理的三条路径。其一，坚持道德至上以及经由教育成就个人的伦理价值观；其二，采行主导清代考证学派的考据方法；其三，服膺像贺长龄这类思想家的经世致世之学，寻求稳固的基础，得以重建健全、诚实的行政结构。

历经鸦片战败那几年的研究和反思，曾国藩终于统摄了这几方面。曾国藩在这些年陷入长考，在他那钜细靡遗的日记里，记载了他的阅读心得与对自己行为举止的反省。从这段文字可看出，曾国藩的儒学自省功夫是何等坦荡：

起晏。心浮不能读书，翻《陈卧子年谱》，涉猎悠忽。饭后，读《易》“蹇卦”。因心浮，故静坐，即已昏睡，何不自振刷也！未初，客来，示以时艺，赞叹语不由中。予此病甚深。孔子之所谓巧令，孟子之所谓餂，其我之谓乎？以为人情好誉，非是不足以悦其心，试思此求悦于人之念，君子乎？女子小人乎？且我诚能言必忠信，不欺人，不妄语，积久人自知之。不赞，人亦不怪。苟有试而誉人，人且引以为重。若日日誉人，人必不重我言矣？欺人自欺，灭忠信，丧廉耻，皆在于此。切戒，切戒！接次客来，申正方散。写联二付。灯后，仍读《易》，心较静。作〈忆弟〉诗一首。（注一）

太平天国蹂躏了道德思想与学术知识模式，而这正是曾国藩安身立命的所在，于是他被迫重新思考他的价值观。曾国藩坚信，清代中叶危机的背后隐伏着精神文明的堕落，而他秉持的中兴之道就是筹办学校，重新开设儒学课程。他敦勉优秀学生应依循传统正途参加科举取仕，而非向朝廷捐纳买官，当时朝廷确实是通过卖官鬻爵的手段来筹集军饷。他汇编刊印在剿匪征战中壮烈成仁的义士名录，使其典范得以流芳百世。曾国藩一如当时其他督抚，也意图重整农耕秩序。他一面计划将被驱逐的地主发还原籍，重新课征土地税，一面也避免佃农遭到剥削。此外，曾国藩重新安顿成千上万受到兵燹之灾波及而流离失所的老百姓。原本人文荟萃、富庶繁荣，一向吸引西部、北方各省移民前往的华东、华中地区在连年征战中饱受摧残。

尽管这类政策受到朝廷的大致支持，但由于财源匮乏以及其他问题的牵制而无暇兼顾，曾国藩及其地方同僚反而得以放手一搏。地方的革新计划仍有其一贯性，因为这些地方要员有许多是曾国藩所提拔。曾国藩最初即聘雇若干幕僚襄助治军，筹措财源，重建司法体系，赈济饥民。曾国藩自有一套严谨周全的甄选良才的面试、考课方法：他在聘雇之前会一一考评他们的诚实、效率与学识等；鸦片烟瘾者或巧言令色、工于心机、言辞举止粗鄙者，概不录用。到一八七○年代，曾国藩已有多位幕僚受朝廷不次拔擢。由于曾国藩忠君不贰，所以他并无意利用这些人脉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或以自己的名义掌握权柄。

尽管曾国藩拥护传统学术与道德价值，但他绝非一位故步自封的守旧之士。例如，他不仅主张善用以洋人为军官的常胜军，也一眼看出有选择地应用西方技术的价值。首先令曾国藩有此深刻体认的是学者冯桂芬。冯桂芬与曾国藩同为翰林进士（一八四○年科），二人之间的情谊匪浅。冯桂芬的军事历练始于一八五○年代中期，率领一支自愿军捍卫家乡苏州以抵抗太平军的侵扰；一八六○年冯移居上海，此问洋人船坚炮利让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冯桂芬在写于一八六○年的系列文章（并在次年将这些文章给曾国藩看过）中，指出：中国必须在教育之中容纳外语、数学、科学等科目，学习“自强”之道；而擅长这类科目的学子应该授予举人品第。中国面积百倍于法国，两百倍于英国，冯桂芬写道：“彼何以小而强，我何以大而弱？”症结就在于中国有“四不如夷”：“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私，不如夷。”为求中国自强之道，冯桂芬主张“然则有待于者独船坚炮利一事耳。”（注二）为实现此一目标，应选择港埠设置造船厂、兵工厂，聘雇外国顾问训练中国工匠制造器物。既然冯桂芬深感“中华之聪明智巧必在诸夷之上”，那么结论已明如白昼：“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

一年后的一八六二年六月，曾国藩在日记里记录了他对幕僚所说的话：“今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做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功夫。”（注三）是年稍后，曾国藩责成安庆军营的下属，建造一艘小型汽船。虽然它的性能令人失望，但曾国藩并不气馁。曾国藩拥有同辈所没有的恢弘见地，他派遣三十五岁的容闳（Yung Wing）＊远赴美国，为清廷购置建造兵工厂所需的机械设备。选择容闳是明智之举。容闳出身澳门附近的贫家，先后在澳门、香港的教会学校受教育。后于一八四七年首度赴美。容闳先在麻萨诸塞州的预备学校求学三年，一八五四年毕业于耶鲁大学，是第一位自美国大学毕业的中国人。

曾国藩以他惯用的识才。在接见容闳时，先是凝视半晌，不发一语，脸上才泛出一抹笑意。曾国藩一旦信任了容闳，便用而不疑，他从广州、上海的藩库调集六万八千两现银给容闳，供他购买日后建造机械工厂所需的设备。容闳先赴欧洲进行初步评估与考察，途中看到苏伊士运河正在兴建，他亦了解苏伊士运河竣工后可以缩短欧洲至中国的航程；一八六四年春天，容闳抵达美国。

＊原注：Yung Wing是容闳终其一生所使用之粤语罗马拼音的名字。

随着美国南北战争越演越烈，很难找到愿意接受中国订单的美国公司，最后，麻萨诸塞州佛契堡（Fitchburg）的“朴得南机械公司”（Putnam Machine Company）同意接下这笔生意。容闳让一名他在中国认识的美国工程师监督技术细节，自己去参加大学同学聚会，并以美国公民的身分，自愿加入北方联邦阵营，他的赞助于是逐渐被缩减。于是容闳安排机械设备在纽约装船直接运抵上海，他本人则是经由旧金山、夏威夷、横滨返回中国。容闳因公务而环绕世界一周，也为清朝官员开创新局。

当时这批设备与曾国藩先前委派幕僚所购置的设备安装一起，放置在上海附近新建的江南制造局内，曾国藩前往核视。根据容闳的描述，曾国藩“似觉得非常兴趣，予知其于机器为创见，因导其历观由美购回各物，并试验自行运动之机，明示以应用之方法。”（注四）这批设备先是用来制造枪械大炮；但到了一八六八年，在西方技工的帮助和关税税银的挹注下，由中国人自制的船壳和蒸汽锅炉与一具翻新的外国制蒸汽引擎装配起来，第一艘中国人打造的轮船“恬吉号”顺利下水。第二座兵工厂与船坞是由左宗棠负责在福建船政局建造，之后左宗棠就奉派前往西北扫荡回乱。上海与福州两地的兵工厂分别设置了由外国顾问管理的学校，研习机械与航海学，并筹画相关科技著作的翻译。

一位英国人造访兵工厂后，虽有嘲讽之意。但面对这些成就，以及未来在承平与战时所可能发挥的用途，亦难掩惊讶之情：“若干运输船已配置枪炮，多艘炮舰已成功下水，而留置在船坞内的炮舰业已接近完工。前者被用来运送官粮，虽然这些运输船属于本地人所有，由本地人指挥，但这些运输船从未发生意外，倒是值得注意。”（注五）假若自强运动所提出的这些计划能与儒家思想的内在价值熔于一炉，那么重建清朝的国家与经济似乎是指日可待的。

厘定外交政策

一八五○年代的一连串事件迫使上位者不得不承认还有更宽广的世界存在，并且陆续成立一些机构以处理与世界各国互动的事务。其中首先成立的是由外国人主事的“海关税务司”，清海关创立于一八五四年，目的是为了因应太平天国对上海的威胁，并订定公平的关税税率，以及对外国货物课征进口税，以为朝廷开辟财源。一八六○年联军入北京，朝廷出走热河，此时需要授权一衙署与洋人进行谈判。经过一番辩论后，解决之道是在一八六一年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即一般所称的“总理衙门”。这是清朝自雍正皇帝于一七二九年创立“军需房”枢纽朝政以来，中央官僚体系最富意义的制度革新。

总理衙门是由五位封疆大吏（最初皆为满人）共同负责，皇叔恭亲王俨然是总理衙门首座。此外，另有二十四位幕僚襄赞，其中十六位来自六部，八位出于军机处。在官员讨论成立新衙署时，反覆重申这只是权宜机构，俟国内外危机解除之后即行裁撒。恭亲王也向皇帝保证，新成立的衙署隐密低调，宛如朝贡国使者的住所一般。如此一来，外国人也可至总理衙门洽谈业务，用恭亲王的话来说，总理衙门“一切规模，因陋就简，较之各衙门旧制，格外裁减，暗寓不得比于旧有衙门，以存轩轾中外之意。”（注六）为了迁就这一决定，总理衙门的办公衙署最后选定一处拥挤、老旧、残破不堪的建筑物，它是位于北京东堂子胡同“铁钱局公所”的一间厅堂。不过总理衙门换装一扇新大门，期使洋人相信它将发挥重要的功能，一八六一年十一月十一日，总理衙门正式开始办公。

恭亲王是同治中兴时，满族最重要的改革者，当时年仅二十八岁。年少时曾经极端排外的恭亲王逐渐愿意耐心观察，甚至推崇西方人。他对于西方军队在洗劫圆明园之后旋即撒离北京，强迫他签订〈北京条约〉一事，印象特别深刻；他以为，“是该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注七）身为幼帝同治的皇叔、摄政的慈禧所信任的辅佐大臣，恭亲王赋予总理衙门无比的威信。然而，一些劳心事务可能是由总理衙门内干练的第二号人物文祥负责推动。文祥生于一八一八年，父亲是出身满洲正红旗的一名胥吏，一八四五年中进士第，他曾两度积极参与防御京师，对抗一八五三年太平军的北犯，以及一八六○年英军的大掠夺。文祥虽然出身卑微，但此时兼任大学士与兵部尚书，声望显赫。

恭亲王与文祥执掌总理衙门之初的两桩个案显示，清政府在对外新政策方面展现出不同的外交手腕，同时也看出当时局势和“休斯女士号”、“埃米利号”那个年代迥然相异：其一是堪称一场灾难的招募“李?阿袖珍舰队”（Lay-Osborn Flotilla）；其二是成功地以国际公法为原则处理普鲁士事件。

“李?阿袖珍舰队”的成立缘起于一八六二年，当时太平天国在沿海的浙江省境内所向披靡，而使朝廷忧虑沿海的控制权将落入叛军手中。于是，总理衙门亟欲向英国购买一支舰队，并雇请舰队的军官、海员。于是总理衙门找了当时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Horatio Nelson Lay）担任中间人，委交李一百二十九万五千两。李泰国用这笔钱购买了七艘蒸汽船与一艘储藏船，并委由曾任英国皇家海军舰长的阿思本（Sherard Osborn）指挥调度。英国外交部原则上同意，让英国海员于舰队悬挂他国旗帜的情形下在舰上服务。然因为大清国同历代王朝一样都没有专属的旗帜，于是恭亲王知会英国，大清将设计一面旗─即有一条龙居中的三角黄旗。

阿思本舰长率所属舰队于一八六三年九月航抵上海，但旋即面临复杂的问题。恭亲王谕令阿思本舰长为舰队副指挥官，听命于中国水师提督。虽然阿思本本人统御舰上所有的外国人，但在战略上，阿思本必须服从清廷战区将领──即曾国藩与李鸿章──的命令。然问题在于最初在英国与李泰国签约之时，即言明阿思本“统帅所有欧洲建造的船舰”。他只接受中国皇帝直接传达给李泰国的一切谕旨，而“不受其他方面传达之谕旨的约束”。（注八）

事件的发展演变成难以化解的僵局，因为双方都不愿让步。阿思本为人极有原则，他自认被承诺指挥这支舰队。李泰国则是十分傲慢自大（“一位绅士在一个亚洲蛮人指挥下做事是荒谬绝伦的”，是李泰国的名言。）（注九）另一方面，总理衙门也不甘向洋人示弱。历经数星期不得要领的协商，总理衙门承认解决无望，于是支付阿思本与其船员薪饷，然后将他们遣送回国。美国人和满清政府均深惧这支舰队会流入敌人之手──无论是美国南北战争中的南方邦联政府或中国的太平天国。于是英方把船舰卖给本国公司。清廷给予李泰国一笔钜款，后解除他的海关总税务司一职。

总理衙门处理国家主权的第二个例子就较为成功。惠顿（Henry Wheaton）所著《国际公法原理》（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自一八三六年出版以来已成为西方使节所必读。一八六二年，总理衙门获得这部外国法学著作的片段中译。翌年，总理衙门取得该书全译本的手稿，这是由来自印第安那州，长期于宁波、上海传教的传教士丁韪良（W. A. P. Martin） 移译成中文。经过一番讨论，总理衙门接受了这部书的中文译作（译按，《万国公法》），但恭亲王还是命人商酌删润译作文字，使其更为流畅。

恭亲王在与朝廷商讨翻译事宜时，表示他曾告诉洋人，“中国自有体制，未便参阅外国之书。”不过恭亲王自言翻译西书的主要原则方针在于“借彼国事例以破其说。”（注十）一八六四年，世界彼端爆发“丹麦战争”（Prussian-Danish War），战火亦延烧至中国所属海域，普鲁士战舰扣押停泊在大沽的三艘丹麦商船。于是恭亲王与其同僚援引惠顿的著作，善加处理。他们从书中习知领海的定义（丁韪良将领海的定义翻译成“属于一个国家司法管辖的海域”），同时审视大清与普鲁士所签订之条约后，不但强迫普鲁士释放这三艘丹麦籍商船，还索赔一千五百美元。尽管“衡以中国制度，原不尽合，但其间亦有可采之处”（注十一），但恭亲王还是责成总理衙门拨款五百两刊印惠顿这部著作，并分拨三百本给各省官员。恭亲王或许是疑虑保守人士反弹，婉拒具名为此书写绪言。

一八六二年，文祥与恭亲王取得朝廷首肯，在北京设立一所专事翻译的学校，学生不多，年龄皆在十四岁左右，都是八旗子弟，并支付学生津贴以学习英、法文。（十八世纪中叶，北京已设立学校教授俄语多年。）从八旗子弟当中挑选学生的决议反映了朝廷亟欲向保守人士确保，外交政策仍将由昔日灭明的满人来主导。但这种语文学堂随即分设多所，学生也不再局限于满人。由朝廷赞助设立的语文学校分别在上海、广州，与一福州设立。一八六七年，恭亲王与文祥开始筹办把北京的翻译学校，扩充成一所综合性的学校（译按，北京同文馆）。他们提议增加诸如数学、化学、地质学、机械学与国际公法等科目，并聘请外国人担任教席。尽管朝中保守大员大力反对，认为中国人何必“师事夷人”，学习“一艺之末”，即使是两百年前的明君康熙也是“虽用其法，实恶其人”。（译按，见大学士倭仁奏摺）不过还是改革派占了上风。这所教授新课程的学堂终于在一八六七年二月成立，由中国地理学先驱、历史学家徐继畲主其事。

由徐继畲出掌北京同文馆实乃明智之举，这亦显示新思维已经逐渐在中国萌芽。徐继畲于一八四○年代从一福建的美国传教士处见识到有关世界的知识，嗣后入总理衙门供职。徐继畲在著作中盛赞西洋，尤其是美国，“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徐继畲称颂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是“异人也”，其人刚猛，谋略犹胜中国历代文化英雄，故徐继会感叹，“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注十二）在华的美国人必然乐见清廷这项人事安排，因为这似乎是未来两国外交关系修好的先兆。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lingame）馈赠徐继畲一尊史都华（Gilbert Stuart）名作，华盛顿塑像的复制品，徐继畲对华盛顿的颂文被刻在一块产自福建的花岗岩上，后来被镶嵌在高达三百尺的“华盛顿纪念碑”（Washington Monument）上。一八六九年徐继畲因病还乡，继任者就是甫完成惠顿著作中译的丁韪良，他曾在印第安那大学修习国际公法和政治经济学，并取得博士学位。

由于经费充足，“清海关”的设立得以同步进展，主事者赫德（Robert Hart）生于北爱尔兰，在受聘于清廷之前，先后于宁波、广州的英国领事馆任职；在赫德的卓越领导下，奠基于一八五四年成立之税务司制度的清海关，到了一八六○年代已扩充成为一国际性机关，其分支机构遍布所有条约通商口岸。赫德征集了庞大税收，朝廷将部分用于支持兴办学堂和其他现代化计划。与此同等重要的是，赫德的助手搜集到种种贸易模式与各地风土民情的精确统计资料。

历经多年的征战与误解之后，一八六○年代后期似乎正为中国与西方的修好开启新的契机。一八五八年缔结的〈天津条约〉明订一八六八年再行修约，总理衙门的官员（在朝廷合作下）审慎而巧妙地与英国进行协商，英国派出的谈判代表是条理分明、灵活机敏的阿礼国（Rutherford Alock）公使。阿礼国与赫德二人向总理衙门建议，中国应在行政管理、教育、财政预算等方面进行变革。外国使节团的公使平和地走进北京城内的宽敞住所，不过基于同治尚属冲龄，无法接见外国公使，所以关于谒见与叩头的问题暂时被搁置。（此一问题直到一八七三年才在没有引发激烈事端的情形下获得解决，清廷准许外国人依自己本国礼仪向皇帝行礼致意。）一群满清要员偕同赫德赴欧洲，考察当地政治制度，清廷并任命前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为代表，前往美国与欧洲各国进行条约谈判然而在传教与贸易的权利，铁路和电报系统的兴建，鸦片买卖的限制，外国法庭在中国领土上的确切位阶，内陆河道的航运权等，中外之间仍存在着层出不穷的歧见。苏伊士运河于一八六九年正式启用，中国与欧洲的距离刹时之间大为缩短，昔日的贪婪与敌意似乎又再度苏醒。阿礼国和总理衙门老臣文祥就修约一事达成微妙的共识，却于一八七○年遭到英国下议院以多数否决，数年心血尽付东流。赫德沮丧无奈，阿礼国意志消沉。阿礼国前往晋见文祥，向他抱怨英国商人团体屡屡抨击他过于屈从中国人。总理衙门本身的计划亦化为乌有，文祥答覆阿礼国，他已获悉英方报纸的报导，不过他本人同样被指控是背叛者，只不过穿着汉服罢了。（注十三）

传教士的出现

整个一八六○年代，总理衙门致力于认识并进而适应他们所处的新世界，然而在这段过程中，因中国人排斥西方传教士而产生的种种暴行亦伴随而来。在四川、贵州与广东、大运河畔的富庶之都扬州、陕西的荒芜山丘里，均传出传教士与信徒遭到骚扰、殴打，甚至杀害，或财产受到威胁、劫掠的事件。而在天津──一八五八年条约即以之为名，也是中外人士因北京居住权周旋之际，即有许多外国使节选择栖居的城市──终于在一八七○年夏天爆发了令人不忍卒睹的流血冲突。

事件发生前几个月，有关基督徒弄残、毒打幼儿和各种性变态行径的流言不绝于耳。天主教徒不顾百姓的强烈反对，将其高耸的新天津教堂矗立在昔日皇室林园与庙宇之处，因而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批评辱骂。法国领事丰大业（Henri Foutanie）自比为天主教徒的庇护者，屡次向天津官员抗议，但这些官员无法平息沸沸扬扬的民怨，中国百姓依然不断向外国人威吓。丰大业难掩失望与愤怒，腰插两把枪，在军刀已出鞘的侍从陪同下冲至地方衙门。面对中国地方官吏的推诿搪塞，丰大业在盛怒之下开枪，结果并未击中这名官吏，反而误伤了一名旁观者。当时聚集衙门外围观的中国百姓见状群情激愤而发生暴动。丰大业及侍从，连同几名法国商人和妻子在暴动中丧命，教堂被焚毁，一群暴徒闯进“天主教慈悲修女会”（Catholic Sisters of Mercy）的女修道院，该院十名修女受到暴徒袭击，被剥光衣服后遭杀害。当天共计有男、女十六名法国人，以及被群众误认为法国人的三名俄国人遇难。

法方的报复行动旋即而至，清廷被迫做出回应。负责调查本案的大臣有恭亲王和总理衙门的官员，与身体违和的曾国藩，（曾任直隶总督，管辖天津一地）以及继曾国藩之后，接任此职的李鸿章。经过一番拷问审讯之后，十六名中国人被判死罪。基于元凶的人数与法国人的死亡人数吻合，可见这次的审判是基于“以牙还牙”的心态，而非证据确凿。中国人同意赔款二十五万银两，这笔赔款部分移作重建教堂的经费，部分则是赔偿受难家属。天津的地方官被判终身流放黑龙江，此外清廷同意派遣使节团赴法国道歉。一八七○年夏天，普法战争爆发，法国因而无暇东顾亚洲，若非如此，法国应会提出更严苛的要求。

外国人称这次事件是天津“大屠杀”（ｍassacre），是十九世纪最血腥的冲突事件。这类流血事件彰显出基督福音的传播和中国对己身所属之价值体系、权威定位已出现严重的落差。缮写缦骂、挑拨的公告与小册子来攻击传教士的，通常是那些饱读诗书的中国文人，许多次的冲突事件也都是这班文人出面号召啸聚群众。在中国人夸大教徒过当行为的言论背后，隐含着一套真理网络作为依托，而使他们的言论产生说服力：西洋传教士宣扬的是一套异于儒家思想的新教义，他们意图让这套教义渗透到中国内陆，他们在诉讼中袒护华人教徒而不利于非基督徒的中国人，他们创办自己的教育制度，他们经常颠倒黑白而将土地的交易视为对教会的奉献。再者，传教士亟于拯救人类的灵魂，往往接纳或甚至主动寻找染患不治之症而被父母遗弃的婴儿，在婴儿夭折之前为他们施行浸礼。所以，当这些小尸体被怀抱敌意的中国人从坟墓里挖出时，必然使群情更加气愤。

但是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运动并非尽是剥削、误解与敌视。在华传教士分属不同国家，彼此宗教背景迥异。除了耶稣会、其他天主教神职人员与“托钵修道会”（the mendicant orders）神甫之外，在中国还有不少“新教”（Protestant）教派──迄至一八六五年，全中国有超过三十个新教教派。来华传教士所属教派分殊，有创始于一七九五年的“伦敦布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一八一○年成立的“美国（公理会）海外传道部”（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以及“浸信会”（Baptist）、“南方浸信会”（Southern Baptist）、“长老教会”（Presbyterians） 、“美以美教会”（Methodists）、“圣公会”（Episcopalians）、“卫理公会”（Wesleyan）等。这些教会团体源自于英、美、瑞典、法、德、瑞士、荷兰等地。长期下来，不论天主教或新教，都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而微妙的影响，特别是在教育与提高中国妇女地位方面。

在教育方面，传教运动对中国社会的冲击主要是透过基督教义的传播、一般性的历史与科学著作的出版、教育制度的改善、医疗新技术的引介等几个途径。基督教的经文很快就在中国几个地区流传；我们已看到，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就是受到流传于广州的基督教小册子所启发。《圣经》的简易中译本早在一八二○年代就已完成。由传教士团体主导修订的《圣经》中译本与满文的《新约圣经》全译本，于一八五○年开始在中国传播。以罗马拼音编写的《圣经》主要是为了便于在讲宁波话、厦门话、福州话的区域和东南沿海的客家族群中传教之用。西式印刷技术的发展也有助于天主教与新教传教事业的推动。有关西方政府制度与历史的著作，于一八三○年代末开始盛行，这类作品通常是经由教会团体在广州或上海创办的期刊、杂志等管道而引介到中国来。这类著作有系统地把中国置于世界的脉络中，促使中国的文人以全新的视角审视中国的历史。例如，后来担任北京同文馆总理大臣的徐继畲，就是在一八四○年代中期透过厦门的美国传教士雅裨理（David Abeel）的引介，才初识西方历史。

自强运动期间，因新式兵工厂的设置而开办的训练学校对于科技著作中译的引介，又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一八六五年，曾国藩本人曾为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中译之欧几里德（Euclid）《几何学原理》（Elements of Geometry）写了一篇序言。曾国藩指称，完成了利玛窦在二百五十年前率先翻译欧氏名作的前六部，如今伟烈亚力的译作完成了当年遗留下来的未竟事功。曾国藩称赞伟烈亚力的全译本丰富了中国人传统的的数学知识：虽然不能抛弃过去传统中国的数学知识，但不可否认的，中国学生终身演练算术，但是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所以有人认为数学是不可能研究的。利玛窦与伟烈亚力笔下的欧几里德所孜孜探索的不是方法，而是在“点、线、面、立方体”标题所呈现的原理。曾国藩以为认清这些原理，就能解决有关数字的种种问题。（注十四）在一八六○年代期间，伟烈亚力或写或译，接连完成了机械学、代数、微积分学、天文学，与对数表等作品。迄至一八七○年代，西方学者为中国人引介了电学、非有机性化学、蒸汽发动机、摄影、车床、三角测量学、航海学等知识。

整个十九世纪，教会学校在中国持续成立，随着新通商口岸的开放，教会学校的开办也往北部沿海与内陆地区扩展。教会学校通常是由个别传教士或少数教师经营，这些学校传授的知识除让中国青年可以在通商口岸谋得一份需要具备英文能力的职业外，还设法引导中国小孩认识基督教义，若有可能则改变其宗教信仰，并训练他们日后能与西方传教士一起工作。尽管教会学校饱受传统中国教师质疑，但它使过去无缘读书识字的中国贫民，无论男、女，皆有接受基本教育的机会。

因为地方人士对教会学校感到陌生疑虑，所以传教士老师往往必须诱之以利，提供学生免费的伙食与住房、医疗照顾，甚至还提供衣服、津贴。初期通商口岸宁波的教会学校就是一例，这所教会学校在一八四四年招收了三十名孩童，其中八名于一八五○年毕业。毕业学生当中，一人留在学校任教，一位继续研究医学，有四位受雇于长老教会所属的印刷出版社。山东省“齐鲁学堂”于一八六四年开办之初仅有八名学生，一八七七年有三名学生毕业。他们修习的课程主要以中国典籍和基督教伦理学为主，此外还有英语、数学、音乐、地理，这三名学生后来或是教书，或是担任传教土的助理。日后受曾国藩之托出国购买机械设备的容闳，从七岁到十二岁一直受教于一位传教士的妻子，她是澳门一所混合小学的教师。容闳十三岁入澳门一所教会学校就读，与其他五位学生一同学习英语、汉语、地理与算术。一八四七年，容闳修毕基本课程，就在当地西方商人资金的赞助下，免费搭乘载运茶叶的快轮负岌美国深造。

容闳一如当时的中国青年，起初受到西医的吸引而发愿行医。西方传教士很快就注意到西医对中国人所产生的冲击，最初也正是这批所谓的“医师传教士”在传教方面最为成功。中国自有一套医学理论──以把脉，从植物、动物、矿物中提炼药材，运用针灸的方法来进行诊疗的传统其实相当悠久，不过到了十九世纪初，西方在解剖学知识与外科手术技术方面突飞猛进。虽然仍有医疗致死的案例引起地方百姓的愤怒或控诉，但西医在切除肿瘤以及医治诸如白内障这类眼疾方面尤具疗效。迄于一八六○年代，在西方慈善家赞助或地方人士的捐款下，传教士与非教会成员的医生开始兴建医院。最初。这些医院的建筑物同爱盲之家、麻疯病、精神病之家一样，都是集中在通商口岸。有的传教士向农民引介新的育种技术，或引进新的蔬果品种；也有其他传教士热心投入造林计划，以缓和土壤流失对中国业已荒芜的丘陵地造成更严重的伤害。

通过经文、出版品、兴学校、建医院，传教士的作为影响了中国人的思想与行为模式。传教士对中国所造成的冲击虽难以估量，但他们确实提供了中国人一种新的选择，一种看待世界的新视野。传教士的广泛影响作用同样渗透到家庭结构与妇女角色。早期的传教士也有女性，而男性传教士的妻子往往会积极参加当地的公共事务。容闳回忆一八三五年见到他的启蒙老师、亦是一名白人女性的情状：她的“躯干修长，体态合度，貌秀而有威。眼碧色，深陷眶中，唇薄颐方，眉浓发厚，望而知为果毅明决之女丈夫。时方盛夏，衣裳全白，飘飘若仙，两袖圆博如球，为当年时制。夫人御此服饰，乃益形其修伟。予睹状，殊惊愕，依吾父肘下。”（注十五）

但这类恐惧是可以克服的。数千名华人受教于西方人，与他们一同工作，受他们招待，甚至成为朋友。西方女性得以自由从事公共事务以及选择职业生涯，中国妇女似乎难以企及。随着时序推移与传教士家庭的深入中国内地，他们建构了自己的西方世界图象以及西方伦理价值的观念。他们将这些观点同中国妇女一起分享，向她们介绍卫生保健、烹饪、儿童养育的新观念。他们反对缠脚，怜悯鸦片烟瘾者，希望透过宗教与教育的力量来抚慰、改变她们。甚至有人勇于提出新观点来看待妇女的社会地位不公与性别歧视的现象。

日后备受敬重的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曾于一八五○年代任职于宁波、广州；当时年纪尚轻的他即有过一位中国情妇，并为他生了三个孩子。“住在中国的未婚英国人养了一名中国女人是习以为常的事”，他在一份秘密的法律证词中写道，“我不过为人所曾为。”（注十六）后来赫德娶了一位出身良好的英国女性为妻，他付给中国倩妇三千元，并将他们的子女送至英国，避免他们人在中国让他难堪。不过西方人与中国人之间的私人往来，也不尽然都是这种双重标准。容闳娶了一位来自哈德福市（Hartford）的美国女子为妻，育有两名子女，及长，均入耶鲁大学就读。容闳在回忆录里，生动地记载了前述那位令他畏惧的西方教师，是如何帮助三位失明的中国女孩透过点字的方式阅读，尽其所能地将她们从可预期的悲惨命运中拯救出来。

然而及至十九世纪末，若干中国女性自我抉择的范围日益宽广，已不是当初容闳与赫德所能预见的。例如两位毕业于教会学校的年轻中国女性，各自取了洋文名字“Ide Kahn”与“MaryStone”＊，在一八九二年浮海赴美，后来取得密西根大学医学系的学位。一八九六年，两人返华并开始执业行医。这些中国女性的成功以及激荡出这些成功的信仰，是传教士梦想所展现的惊人力量。

＊译注：中文名字依序是康爱德、石美玉。提倡女学的梁启超曾在《时务报》上发表〈记江西康女士〉的文章，文中的康女士即是康爱德。

海外华人

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在兵马倥偬的战乱中丧生或流离失所，而荒年和社会脱序又随之而至，正是十九世纪中叶中国的写照。但土地的压力并未因此而舒缓，一八五○年，中国的总人口数约莫四亿三千万，一八六○年代虽明显下滑，但是到了一八七○年代又再度攀升。

耕地面积不足导致了向内地移民，但中国人的移民并不像美国同一时期的移民潮西行可直通往大平原与太平洋沿岸。中国移民者朝西或西北迁徙，面临的若非高海拔、干燥的西藏高原，便是新疆一望无垠的大沙漠；新疆在一八八四年建省，但尚属禁区。朝西南迁移者则遭遇不友善的山地部落，或今日越南、缅甸境内一些古老王国之间的边疆民族。另外，有人选择前往东北，先是在辽东──满洲人入关前的龙兴之地──不顾朝廷的禁令，选择可耕种地区定居，或继续向北进入今日的吉林与黑龙江两省严寒的山林地带。也有人冒险渡海，抵达移民与日遽增的台湾：台湾在一八五○年代开始移民垦植，一八八五年改制为行省。有些人则是离开农村前往正在兴起的城市──例如汉口、上海、天津──寻觅谋生的机会，这些城市均属新兴工业城市，有许多搬运工的就业机会，但待遇十介苛刻。

另一种面对人口危机的出路是从此舍弃熟悉的中国，飘洋过海到他乡碰运气。作此选择的人大都来自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以广州、澳门作为登船口岸，他们有的是贫无立锥之地的农民、逃离战乱地区的亡命之徒，其中亦不乏胸怀鸿鹄之志的世家子弟，因为他们在清朝社会里看不到未来前景。这类移民大都是新婚的男性，他们梦想有朝一日能发迹致富，衣锦还乡，希图在返回故里后有能力增购土地，光耀门庭。起初，这些海外移民者将希望寄托在三个主要区域：东南亚与印尼、加勒比海地区和拉丁美洲北部国家，以及美国西岸。

移民东南亚既便宜又简便，许多华人移民在当地种植稻米或以渔业为生，以及经营小买卖。尽管当时上层的经济活动被英国人、法国人、荷兰人所垄断，但华人移民凭藉着经营手腕，还是能找到宽广的经济空间。他们成功投入开采锡矿、栽植橡胶树，与经营航运业等经济活动中。在荷兰人统治下的印尼，华人往往替荷兰人收税，从中谋利，或协助荷兰人垄断控制鸦片市场。

由于新移民大多来自福建与珠江三角洲，所以地方社群的凝聚力与语言的共通性仍然十分重要，同乡的中国人往往聚集一起，互为奥援。三合会等秘密社会的帮派活动无孔不入，他们强收保护费，贩卖鸦片，安排廉价的船费，操持贱业；迟至一八九○年，仍然少见已婚的中国女性出现在东南亚的华人社群里。海外移民潮令满清政府不安，一八七三年满清政府在容纳近五十万华人的新加坡设立领事馆，以便就近监视此地中国人的一举一动。此外，满清政府亦通过授予华侨巨富官衔，来争取他们对朝廷的向心力。

拉丁美洲也聚集大批的中国移民，特别是在一八四○年后，该地区有几个国家经济开始起飞。随着当地反对雇用奴工的声浪日益高涨，蒸汽船的船费亦越来越低廉，所以此地有许多就业机会正在向中国人招手。例如，迄至一八七五年约有十万名华人前往秘鲁，这些人往往是受人鼓励或是宣传致富机会的传单所引诱。华人抵达海外之后并未如愿发财致富，反而沦落到铁路、棉花田充当苦力，或是捡拾海鸟粪便，拾鸟粪的工作条件尤其恶劣。从事这项工作的华人在炙热的环境下每天必清理四到五吨的鸟粪，很容易就感染传染病、肺疾或猝死。也有华人做仆役、香烟与面粉制造人。多数华人在签订契约时并不了解契约的内容，而从劳动地点逃逸的人若遭捕获，便会被扣上镣铐继续工作。在拉丁美洲，华工的意外事故频仍。一八六○年代，有数万名华人在古巴的甘蔗园工作，环境也是十分恶劣。华工所受到的待遇犹如奴隶，而非自由劳工，他们在船坞里日以继夜地从事非人道的劳动，假如华工逃离工作地或向雇主投诉，同样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夏威夷甘蔗园、凤梨园的恶劣劳动条件亦不遑多让，此地也有为数不少的中国移民。

一八七三年，总理衙门采取较积极的外交政策，下令两个调查委员会报告秘鲁、古巴两地华人的生活与工作条件。（容闳甫为天津兵工厂购买总值十万元的格林机关枪，旋即被指派担任秘鲁委员会的代表。）这两个调查团的报告提出骇人听闻的证据，证实华工受虐待的现象不仅存在于现实的工作条件中，恐怕一开始就是不公平的。成千上万的华工根本是被诱骗而签下不合理的契约。所以，许多华工其实是被那些为林园主人工作的中间人拐骗，然后囚禁在澳门、广州的废船里等待装载出国。海上航行的条件更是恶劣，平均每一名苦力“乘客”所分配到的空间不足六平方英尺，因此每一趟的航程中均有人丧命，华人“叛变”屡见不鲜。不过自一八七六年以降，为了应付满清的这些调查报告，契约工人受虐待的情形以及在途中所受的待遇均已获得改善。

华人前往美国的第一波移民潮，主要是受到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加州淘金热的推波助澜；事实上，中国人最初称“三藩市”（San Francisco）为“金山”。但只有少部分华人及时赶上淘金热，大多数华人都是在淘金先锋放弃开矿之后，才纷纷转向其他行业。他们分散在洛杉矶至西雅图一线，从事市场的花匠、店员、洗衣工人等工作。另外，就在一八六○年代加州至犹他州铁路建设的最后阶段，有数千名华人加入筑路的行列，之后华人渐渐横越美国大陆移向东部，时间上与美国人西部拓荒的后一阶段相吻合：“奥勒冈铁道”（Oregon Trail）上旅人在日记里记载了当他们看见中国人用筷子吃饭时的惊讶。到了一八八○年，波特兰市（Portland）已有庞大的华人人口，其余则移民至“怀俄明区域”（Wyoming Territory）的山区与爱达荷州境内的蛇河（Snake River）沿岸。美国内战过后，南方一些庄园的主人哄诱许多中国人前往密西西比州、阿拉巴马州，与田纳西州等地，说服他们接替黑奴解放后所遗留下的庄稼工作。及至一八八○年代末期，已有许多华工在密西西比州的制鞋厂、宾夕凡尼亚州的餐具制造厂、纽泽西州的蒸汽洗衣店做工，在波士顿市则有为数不少的华裔人口。

华人在美国落户是一段辛酸的过程。华人移民所遭受的敌视，自始至终既复杂又深远。问题有部分在于多数华人移民的心态与前往东南亚与秘鲁的华人移民想法一致：他们只是在美国工作数年后就要返回家乡。这类心态肇致中国人往往被视为“客居他乡”，而不是真正的移民。其次，中国人工作勤勉，在致富之后经常招来其他失败者的嫉妒。白种工人普遍认为，中国人总是愿意从事其他种族不愿接受的低薪工作，无形之中压低了各个行业的薪资水平。当雇主利用中国工人作为制衡罢工的手段时，这类说法或许还有几份道理。但是这些中国人略通或根本不谙英语，以致往往忽略了加诸其身的社会与经济争端。

许多白人开始把华人称为“蒙古人”，由于西方人对中国的风俗习惯相当陌生，所以对中国人也抱持嫌恶或恐惧的态度。在美国人眼里，华人薙发留辫子的装扮看起来荒诞怪异。美国人觉察到，华人社区里的男女比例十分悬殊──一八八○年，十多万男性华人居住在美国西部，但女性仅有三千人，但美国人不去探究其间缘由，便迳行认定中国人行事异于常态。中国人说话的语气单调乏味，吸食鸦片的癖好，性喜饮酒赌博，食用看起来怪异或难以下咽的食物，这加起来便营造出一种捕风捉影的气氛，把中国人说成邪恶而堕落。

两个不幸的事实导致这类传言演变成全面挞伐。首先，如同其他地区的华人移民，在美国的中国人常因语言与地域的共同性而凝聚一起。他们多数来自遥远的广州，抵达“金山”时，立即组成一个由“六合堂”控制的集团。这些堂会与华人秘密会社皆有深厚渊源，也如秘密会社，扮演保护者与经济剥削者的双重角色。敌对华人集团之间常为争夺地盘而发生各式“堂斗”，所以予美国人一种目无法纪的印象。其次，无论是在三藩市、洛杉矶、波特兰或者后来的纽约，众多华人涌入各地“唐人街”定居，住房阙如，独身男性难以排遣寂寞情绪，容易导致社会气氛浮躁，性事的挫折感，传染病的流行等现象。讽刺的是，有关住房、就学、工作许可，与饮食等各种歧视性排华法案的通过，更把华人逼进唐人街。华人不容易得到法律的救济或赔偿。许多州规定华人不准在法庭上指控白人，不准服公职，连基本受教权也要费力争取。

在一八四九年初次移民潮之后，暗藏的紧绷关系在几年内骤然演变成公开的暴力事件，其中也受到白种工人与其政治支持者种族主义言辞之煽动。最严重的暴动发生在加州与怀俄明两地。一八七一年十月，企图介入一场堂斗的两名警察遭杀害，群众捣毁洛杉矶的唐人街，洗劫商店，烧毁民房，见到中国人就打。等到政府制止时，群众已杀害了包括男性、女性，与小孩的中国人共计十九人，上百名华人受伤。巧的是，暴动中华人的死亡人数，竟然与一八七○年“天津大屠杀”中法国人、俄国人的死亡人数恰好吻合。十四年后，在怀俄明的“石泉区”（Rock Springs），一群下班的白人矿工先用锤子打死了一名华人矿工，之后又放火烧毁华工营舍，并至少杀害了二十八名华人。同时期又爆发一连串规模较小的冲突事件，在“西部开拓史”上扮演了重要、然而不幸的角色。

虽然总理衙门的官员清楚这类问题的存在，但不习于认可移居海外中国人权利的满清政府，反应自然十分迟缓。一八六七年，美国前公使蒲公臣膺任满清政府的使节。翌年，呼应前一世纪法国哲学家极为乐观的口吻，蒲安臣热切解释中国人飘洋过海前往美国与欧洲的原因。“当前中国的开明政府正沿着进步的道路稳健前进”，蒲安臣如此告诉他的听众：“现在她说：给我们你们的小麦、你们的木材、你们的煤、你们的白银、你们各地的商品──你们能供应多少，我们就接受多少。我们会报以茶、丝、自由劳工，大量出口至世界各地。”蒲安臣凭着三寸不烂之舌，促使美国政府于一八六八年签订一纸条约（译按，即〈天津条约续增条款〉，又称〈蒲安臣条约〉，继续给予中国人移民美国的权利。不过蒲安臣亦许诺清政府正准备改信基督而模糊了此次议题；他在中国邀请的西方传教士面前大声宣布，不久之后，中国将准备邀请西方传教士，“在每座山陵、河谷中竖立光辉的十字架，因为中国现在已能讲道理。”（注十七）清廷继蒲安臣之后，于一八七一年派遣外交代表前往法国、英国，一八七八年，全权公使抵达美国。

但排华的政治压力已从加州扩散到华盛顿特区。在民主党与共和党一连串激烈选战中，必须在华人酿成黄祸之前限制移民的偏激论点甚嚣尘上。一八七九年，海斯（Rutherford B. Hayes）总统恪守一八六八的条约，否决了限制每一船只不得载运超过十五名华人的法案＊。不过到了一八八○年，美国说服清政府缔结新约，授权美国政府得以“规定、限制，或暂停”＊＊赴美华工，如果美国政府认为该项限制是“合理的”。一八八二年，接替遭暗杀的加菲尔德（James Garfield）为总统的亚瑟（Chester A. Arthur）决意不否决“暂停”技术性与非技术性华工入境十年的法案，强迫在美的所有华人须持有满清政府的护照，禁止授予华人美国公民的身分。一八八四年，美国国会进一步扩大界定“劳工”的范围，商贩、小贩、渔民也包括在内，且把移民限制条款扩及所有华人，无论他们是否为满清政府的属民。

世界上其他地区贫穷、受压迫的人民，无分种族属性、宗教信仰与出身背景，所怀抱的美国天堂梦因之破碎。此一梦想的逝去复因接续几任美国总统的作为而难以再被唤回。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于一八八八年谴责华人“对我们宪法与法律的无知，不可能与我们的人民同化，危害我们的和平与福祉”，并同意一项新的法案，规定暂时离开美国返回中国的华工不得入境。（注十八）同年，接受共和党征召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哈里森（Benjamin Harrison）论道，他“愿意扛起捍卫我们文明的责任，摒除终究不可能、也不愿与我国人民同化的外来种族。”入主白宫之后，哈里森拔擢国务卿人选是基于他所坚持的排华立场，而非因为他的立论主张有益于美国经济发展；依据这位国务卿的理解，华人已带来“身心疾病的种子，贫困的种子，以及死亡的种子。”（注十九）这时，美国人选择做出中国人是劣等民族的断言，其粗糙而狭隘与过去清代政治人物在天朝光辉灿烂的年代对世界其他民族的判断如出一辙。

＊译注一：即美国国会通过的〈十五名旅客法案〉，因为此一法案在法理上与前述一八六八年中美签订的〈蒲安臣条约〉相抵触。

＊＊译注二：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收录一八八○年中美〈续修条约〉，该条文言“大清国准大美国可以或为整理，或定人数、年数之限，并非禁止前往。”但并未出现作者引文中“暂停”（suspend）的中文字样，此系条约英文本独有。不过之后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则于法有据。

注释

注一：摘引自谢成光（音）,〈曾国藩，十九世纪的儒将》（Tseng Kuo-fan,a Nineteenth Century Confucian General Ph.D. diss, Yale University，1975），页二三。

注二：邓嗣禹与费正清合编，《中国对西方的反应：一八三九至一九二三年文献概览》（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 ,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4），页五三至五四。

注三：前揭书，页六二。

注四：容间，《西学东渐记》（My Ufa in China and American） （New York,1909），页一六八。

注五：万玛丽（Mary Wright）《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防线：同治中兴，一八六二至一八七四年》（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1862-1874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7），页二一三。

注六：圾野正高（Masstaka Banno），《中国与西方，一八五八至一八六一年：总理衙门的起源》（China and the West, 1858-1861: The Origins of the Tsungli Yadme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页二二八。

注七：邓嗣禹与费正清。前揭书，页四七至四八。

注八：马士，《中华帝国的对外关系，卷二》，页三七。注九：马士！前揭，，页三八。

注十：徐中约，《中国走进国际家庭：一八五八至一八八0年的外交局面》（China's Entrance into the Family of Nations: The Diplomatic Phase, 1858-1880 .,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页一三二。

注十一：前揭书，页一三三至一三四。

注十二：龙夫威（Fred Drake），《中国图绘世界：徐塌蓄舆其一八四八年的地理学》（China Chars the World: Hsu Chi-yu and His Geography of 1848,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5），页一五九、一六四至一

一八五；有关华盛顿纪念碑的记载，见该书页一八七、二四五。

注十三：万玛丽，前揭书，页二五二。

注十四：妙尔（G. E. Moule），〈中国对欧洲物理科学的贡献〉（The Obligation of China to Europe in the Matter of Physical Science），见《亚洲文会华北支部杂志》（The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一八七一年第七期，页一五○至一五一。

注十五：容闳，前揭书，页三至四。

注十六：布鲁纳（Katherine F. Bruner）、费正清、史密斯（Richard Smith）合编，《步入中国服务：赫德的日志，一八五四至一八六三年》（Entering China's Service: Robert Hart's Journals, 1854-1863.,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页二三、至二三二。

注十七：卫斐列（Frederick Wells Williams）, 〈蒲安臣与中国派赴外国强权的第一个使团〉（Anson Burlingame snathe First Chinese Mission to Foreign Powers., New York, 1912），页一三六至一三九。

注十八：韩德（Michael Hunt），《中美特殊关系的形成：一九一四年前的美国与中国》（The Making of a Special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o 1914,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页九二。

注十九：韩德，前揭书，页九三；引文摘自布莱恩（James G. Blaine）的话。

10 晚清的新动乱

自强运动与甲午战争

儒士以其卓越的能力、廉洁的操守，坚毅的精神襄助清廷敉平十九世纪中叶的各地叛乱；这似乎显示中国足以回应新的挑战。高悬恢复大清国秩序的大纛，这群儒士建构新的制度架构以处理外交关系，课征关税，建立新式船舰武器，教授国际公法与现代科学的基本原理。“自强运动”证明它并不只是口号，而是一条通向长治久安的可行道路。具备进步思维的汉人与满人似乎齐心合作，选择中国所需之西方知识、技术的要素，以维系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毋庸讳言，中国各地依然存在着农村军事化、地方财政自主的新趋势，地主专擅，官僚腐化，以及好战的外国强权挟军事、外交、宗教等力量入侵。然而只要拥有稳固的领导中心、果敢决断的军机处，清朝似乎就能恢复往昔的盛世。

可惜王朝所赖以延续的强有力领导并未出现。以同治为名的“同治中兴”虽早已统摄中央与地方政府，然而就在同治亲政不久，却于一八七五年一月，以十八岁之龄驾崩。根据正史记载，同治死于天花，但民间传说同治流连于北京的烟花柳巷纵情声色而死。同治崩逝之时，年轻皇后已怀有身孕，但却被同治的母亲慈禧太后排除在讨论皇位继承的重要会议之外。

慈禧太后如欲把持朝政，唯一的办去是继续维持摄政身分；于是，她扶持三岁外甥光绪克承大统，如此便能确保独揽大权多年。慈禧太后的算盘更因同治的皇后于是年春天溘逝，婴儿胎死腹中而奏效＊。但是光绪的践祚已破坏了清朝的皇位继承法统；因为光绪与同治属同一辈分，而非晚辈，所以不能在同治的灵前执子之礼。慈禧太后为杜绝朝臣悠悠众口，承诺俟光绪一有子嗣，将由他继承同治的皇位，履行必要的典礼仪式，有一位刚正不阿的大臣自裁身亡于同治陵寝旁，死谏慈禧太后。但其他文人未以激烈举动表达不满。朝中大臣均默不作声，显然已屈从于女性摄政王垂帘听政时代的到来。

慈禧性格复杂、才干出众，有时迫于情势所需，也会采取残酷手段。有清以来，慈禧是唯一一位能独揽大权的女人，是故经常遭到认为她根本不该拥有权力的男性之入罪；指控她必须为朝廷的种种灾难负责。慈禧生于一八三五年，她的父亲虽系出显赫的满人家族，但官位并不高。一八五一年，慈禧获选为咸丰皇帝的嫔妃，一八五六年因产下一皇子而获宠幸。咸丰经常与慈禧议论政务，允许她阅览刚呈上来的奏摺。一八六○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皇帝仓促出走，慈禧陪同咸丰逃往热河。一八六一年咸丰驾崩，历经一场宫廷政变后，慈禧垂帘听政。于是慈禧便以摄政的身分自一八六一年至一八七三年同治朝，以及一八七五至一八八九年光绪朝掌有大权。慈禧通文墨、画艺精湛，她隐身帘幕之后（基于礼仪），听取朝中男性大臣的报告以了解朝政。慈禧虽然在政治上倾向保守，在财政上挥霍无度，但还是接纳了自强运动者所提出的种种革新政策：另一方面，亦小心翼翼地护卫满清帝室的特权。

洋务势将成为朝廷所有决策的标竿，可惜慈禧于一八六九年与恭亲王爆发激烈冲突，事出一名慈禧宠爱的宦官因滥权而被恭亲王处死。大权旁落阉宦之手，贪赃枉法弊端随之而来，在历史上被视为王朝衰败的征兆，清朝洪业初创的几位统治者便极力避免重蹈晚明纵容宦官把持朝纲的覆辙；因而恭亲王不让旧事重演，但慈禧大后却把这件事视为冲着她个人而来，此后便对恭亲王横加掣肘。

此外，强势的地方要员曾国藩于一八七二年辞世，干练的朝臣文祥殁于一八七六年，左宗棠又远在西北怀柔回人分身乏术，清朝的国势江河日下。京师的军机宰辅个个仕途显赫，但思想作风保守，缺乏创新魄力，无法把中国带到新的道路。虽然自强运动的计划在十九世纪最后几十年间仍继续进行，但大多系由李鸿章一人所擘划。李鸿章深得慈禧太后信任：剿平太平天国与捻乱，在天津教案过程中负责对外斡旋，嗣后李鸿章身兼“直隶总督”与“北洋通商大臣”两项重责大任。中国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的历史，处处可见李鸿章的身影。

李鸿章的治绩表现在三大领域：实业、教育、外交；早在自强运动之初，即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奠定基础。李鸿章设法拓广企业的类别，以期对中国的整体发展有深远的影响。在所谓〔官督商办”的方式下，政府与民间资本合作。李鸿章在一八七二年创立“轮船招商局”就是一例，其宗旨在于打破外国列强对中国沿海航运业的垄断，由李鸿章出任大股东，主要营运收入来自承揽官府漕粮自华中运往京畿的业务。一八七七年后，并下令天津附近的“开平”煤矿增产，以加强控制中国本身所拥有的矿业资源，并为日益兴起的商船运输业提供所需的燃料。一八七八年，李鸿章又在上海成立一家颇具规模的织布坊，以降低中国对外国织品的依赖。

＊原注：皇后似乎是被慈禧逼迫而自尽的，但此项说法仍有疑义。

一八八○年代，李鸿章在天津设立新式兵工厂，预计生产购自国外的“雷明顿”（Remington）与〔克鲁伯”（Krupp）枪枝所使用的弹药。这座兵工厂成立之初，即以自美购得的机器设备率先生产雷明顿来福枪。此外，李鸿章透过原止于上海的国际缆线，先后连接天津与北京两地线路，随之扩充支线至内陆各大城市，而架设起全国电报系统。李鸿章亦下令在南满的旅顺建造新的船坞设备，与一条七英里长的铁路，将开平所产的煤运往附近的水道，以船运抵天津，供应新成立的舰队使用。起初中国只有骡车，但李鸿章的一位助手于一八八一年利用西方的零件制造中国第一具蒸汽引擎，且成功用于运输之上。

李鸿章进一步进行先前的教育改革。他一本初衷，继续推动由容闳倡议、曾国藩支持的美国留学团计划。一八七二年，经朝廷的肯允，中国第一批年约十二至十四岁的幼童被送至哈德福市，这些学童大都是受雇于福州、天津、上海中国新式兵上厂、造船厂之雇员子弟。他们与哈德福市当地的美国家庭一起生活，勤于学习英语、一般教育，以及中文课程。迄至一八七五年，留美学童总计一百二十名。但浸淫在美国都市中的学校与社会环境里，这些中国留学生很难再保有清廷官员所坚持的传统文化价值。他们开始脱掉长抱着洋服，有人因无法忍受当地民众的压力或讪笑而剪掉辫子；也有多人改信基督教。容闳本人娶了哈德福市的一位教师，即是西方世界强大诱惑力的又一明证。

而日后李鸿章的留学团计划之所以中挫，肇因满清发现，美国政府并未如李鸿章所寄望的，挑选高中毕业学生进入“安纳波里斯海军官校”（Naval Academy in Annapolis）与“西点军校”（Military Academy of West Point）继续深造。据此，李鸿章在一八八一年默从朝中保守官员的决议，终止计划并召回留学生。一八八一年八月，他们自三藩市循海路返抵中国。击败奥克兰（Oakland）俸球队是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土地上的最后一场胜仗；奥克兰棒球原本自认可轻易获胜，但却被中国投手刁钻的曲球球路给击败。这些学生回中国之后，在军事、工程、商业各领域均有出色的表现；但李鸿章日后则遴选聪颖的学生分赴法、德、英，因为这些国家并不反对中国学生接受先进的军事技术与海军训练。李鸿章也在天津分别设立水师与陆军学堂。

国际社会的外交氛围对朝廷越来越不友善。李鸿章时而独自一人，时而与赫德、总理衙门的官吏协同，面对纷至杳来的外交难题。一八七○年代的外交困境包括与日本交涉中国在琉球群岛及朝鲜之国际地位的谈判。于几世纪前中国文化优于邻邦而形成的传统“朝贡关系”已荡然无存，清朝无法为中国的特殊权利提出令人信服的主张。对于日本强权在这个时期的积极扩张行动，清廷的确没有回应的准备。迟至一八五四年，美国海军舰队司令培利（Matthew C. Perry）才逼迫日本结束锁国政策，并接受国际关系与国际贸易的现实状况。但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的经济与制度改革极有成效，已使得当时的日本有能力以军事优势压迫中国。一八七九年，日本并吞琉球群岛；而若非李鸿章说服朝鲜国王分别与美、英、法、德（德国于一八七一年完成统一）签订条约，朝鲜半岛也极可能在一八八○年代招致相同命运。

英国领事马嘉理（Augustus Margary）遭到云南原住民谋害，李鸿章于一八七六年与英国政府进行了一连串的艰辛谈判。马嘉理当时承命与英国一支调查队前往探勘在缅甸与云南之间兴建公路或铁路的可行性。在最后的协定中，李鸿章代表清廷坦承过失，同意赔偿七十万两，派遣使节团出使英国向维多利亚女皇致歉，并另外开放四个通商口岸。中国对外交涉中，较有利的一次是一八七○年代末期，由总理衙门、曾国藩之子曾纪泽（时任驻英公使）主导的对俄谈判。一八八一年缔结的〈圣彼得堡条约〉（Treaty of St. Petersburg，译按，中方称为〈中俄改订条约〉或〈伊犁条约〉）里，俄国同意废止先前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编按，一八七九年崇厚先行与俄国签下丧权的〈里发的亚条约〉），将回乱期间遭俄国强占的伊犁地方交还满清管辖。虽然俄国仍然控制黑龙江、鸟苏里江以北，原属满清的大片领地，但〈圣彼得堡条约〉确保了中国在西部边疆的控制权，一八八四年新疆设省之后，清廷对当地的主权宣称更形确立。

这次外交斩获却让朝廷与文士萌发错误的信心。法国罔顾中国对此一区域的特权宣称，于一八八○年占据河内与海防两地，扩张其殖民帝国势力，并开始对中国施压，欲在安南（指现在的越南）成立租界，李鸿章力主谨慎处理。但在一片坚持朝廷应采取强硬立场之好战的汉、满人的促战声浪中，李鸿章的主张听者藐藐。李鸿章在一八八四年试图与法国达成协议，避免冲突爆发，这批立场强硬的主战派依然主张与安南以及邻近东京湾（Tonkin）的法军决一死战。此一地区的法国舰队司令官命令舰队驶向福州港，与中国舰队对峙，以回应中国间歇出现的敌对态度。

李鸿章亟欲与法国达成协议，无论协议内容有多么屈辱，因为他深知成立未久的中国海军不堪一击。谈判于一八八四年八月破裂，停泊于福州港的法国舰队开始向中国轰击，李鸿章不幸言中，已开发的工业强权与大清帝国之间悬殊的实力再次一目了然。法国舰队包括了八艘战舰与两艘鱼雷艇，配备逾七十座的重炮与多挺机枪。法国的船舰与非交战国的船只一同散布在港口内，使得法国船舰很难被瞄准。中国于自强运动期间新造的十一艘南洋舰队──其中有两艘是木材打造的──与一些老旧战船、武装划艇就停泊在附近。这些船舰总计架设四十五座新式大炮，多属小口径武器。八月二十二日午后一时五十六分，法国舰队司令官下令开火，一分钟左右，中国的旗舰就遭法方鱼雷击沉；不到七分钟，中国大多数的船舰已受到重创；不到一小时，中国的船舰或被击沉，或被击中而起火燃烧，兵工厂与码头亦难逃炮火的摧毁。法军损失五人，清军则有五百二十一人死亡，五十一人失综。尽管后来清军在西南地区赢得几场非关键性的战役，然法国控制整个中南半岛的局势已定。一年后，英国仿效法国的侵略行动，宣称缅甸为所属的保护国。李鸿章当时其实可以派遣北洋舰队支援福州的南洋舰队，但他选择保留并加强北洋舰队的实力，藉以巩固他自己在行政官僚体系中的权力基础。北洋舰队除了是李鸿章权力与威望的象征之外，最重要的任务是保持朝鲜半岛海域的通畅。为了因应朝鲜半岛的变局，清政府新设驻朝鲜大臣一职驻节汉城，其重责大任就是要与朝鲜政府维持稳定关系，并确保朝鲜的“独立”不至于削弱了中国的特殊地位。清廷不愿日本插手朝鲜内政。然而到了一八九○年代，日本介入朝鲜半岛政局的意图昭然若揭，朝鲜半岛的紧张情势亦随之升高。一八九四年，朝鲜叛乱爆发，危及国王性命，中、日双方于是趁机出兵保护皇室。比中国更能迅速动员军队的日本，于七月二十一日占领朝鲜皇宫，并扶持一名忠于日本利益的摄政王。

就在同一天，清廷租用一艘英国运输船，载运一千两百名增援军前往朝鲜，途中遭到日本巡洋舰的拦截，因拒降而遭到日舰的炮轰沉没，仅两百人获救生还。月底，登陆朝鲜半岛的日军在汉城与平壤附近的几次战役中击败清军；十月，越过鸭绿江直驱中国领土；十一月，另一支日军占领了中国的重要战略港口旅顺。此刻，日本在中国的地面部队准备经由山海关进入中原，一如两百五十年前的多尔衮。

纵使李鸿章戮力经营，但北洋舰队终究难逃南洋舰队的命运，这也象征了中国自强运动的挫败。北洋舰队包括两艘主力战舰、十艘巡洋舰、两艘鱼雷艇，悉数于九月间，鸭绿江口一场战役中遭到日军重创，残存舰队旋即撤退至山东半岛北岸，重兵守卫的威海卫港。在威海卫港内，清海军提督置舰队于水雷防护网后方，不再加入战斗。但一八九五年一月，一次成功的战略中，日军两万名地面部队连同一万名工兵越过山东半岛的岬角，经由陆路占领威海卫要塞。日军将要塞的炮火转向中国舰队，同时以鱼雷舰穿越水雷区，击沉了北洋舰队一艘主力战舰与四艘巡洋舰。中国两名海军将领与要塞指挥官自戕殉职。

清廷如同三十五年前，夏宫焚毁于不堪的〈天津条约〉协商期间一般的束手无策，只得再度派出已失势的恭亲王出面收拾残局。恭亲王语带悲凄，告诉一位西方的外交官，他被赋予的职责就是弥合起众人摔碎一地的杯子。（注一）为了襄赞恭亲王处理和谈事宜，清廷挑选出声望最显赫的大臣──李鸿章，于是李鸿章衔命只身前往日本，与胜利者举行谈判。

在一八九五年四月签署的〈马关条约〉，对中国而言无碍是一场灾难。若非一名日本刺客向李鸿章闻枪，伤及左眼下方，而使日本政府在国际社会面前蒙羞，日本所提出的条件将会更加苛刻。中国必须承认“朝鲜国为完全无缺乏独立自主”，然而在当时情势下，朝鲜无疑会成为日本的保护国。清政府赔偿日本军费二亿两，除了已开放之通商口岸之外，再加开四个通商港口──其中包括位于长江上游、四川境内的重庆（余为沙市、苏州、抗州），以及“永远”把台湾全岛与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群岛及南满的辽东半岛全部割让给日本。允许日本臣民在各条约口岸城邑开设工厂与各项工业。俄、德、法三国出面干涉，迫使日本放弃辽东半岛，但清廷另行赔偿三千万两，其他条文均获得三国承认。当时许多中国优秀的青年文人齐聚北京，准备三年一次的进士科考，无视于朝廷的威势而强烈要求朝廷废止〈马关条约〉，吁请施行新的、更大胆的经济成长与政府改造，以遏止丧权辱国的悲剧不断重演。但清廷似乎无动于衷。这无疑是自强运动时代所散发出光明希望的黑暗总结。

一八九八年的维新运动

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间，中国正处于独特而隐晦不明的局势，新旧杂陈。在许多层面上，其变幅之大势不可挡，无法逆转。商轮往返于长江水域，宏伟的新银行建筑林立于上海江畔，军事学堂引进西式战术教育青年军官，科学方面的教科书大最付梓，奏摺透过电报系统疾速从地方传抵军机处。西方强权历经几次胜仗，早已活跃在中国土地上，他们大举在中国投资，特别是在矿业、现代化通讯事业、重工业方面。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冲击十分深远，也不断强化随着自强运动发展出来的紧张局势。

这些变革大都限于条约口岸的城市里与西方租界区。即使是最积极的西方商人，他们对中国乡村的经济渗透也是缓慢渐进。西方人大都仰赖中国商人为中介，几无例外──即所谓的“买办”，通过传统的贸易与货物流通渠道，为西方的商品开辟市场。对大部分富裕家庭的青年学子而言，他们接受的教育模式并未改变：记诵儒学典籍，在考中地方“举人”以及全国级的“进士”之前，必须先孜孜不倦取得地方上的“生员”资格。在农村里，女性无法接受教育、依然裹小脚，由父母安排婚嫁。在农耕技术方面，播种收割必须仰赖双手，农作物则是靠人力驮负至市集。洋人一出现，往往会被视为异类或是威胁。中国派驻海外的外交官并不受人尊敬，反之，回国之后往往遭人羞辱，因而被迫提早辞官还乡。

传统与变迁的相互渗透似乎是漫长且隐晦的过程。农民因国内对烟草或棉花这类经济作物的需求，确实比昔日获利更丰，但也比较容易因地方市场波动而受害。生产茶叶与生丝事实上是为了供应世界市场的需求，但世界市场价格的起落，往往莫名地造就一夜致富或顷刻破产的结果。日本、美国两地发展出来的先进机械丝织技术需要的原料是纤维较平整的丝，这意味着几世纪以来用手工养蚕取丝的农村家庭，将面临产品市场萎缩的窘境。印刷技术的精进与新兴的城市读者群的成长，刺激了期刊、报纸的大量涌现。这些期刊报纸向读者引介政治评论，刊登保健与美容产品的广告，提供个人一种新的、可以有所选择的观念。中国人逐渐认识到，中国只是众多国家当中的一个，这样的观念使中国人进一步了解，若无男女公民，国家是不可能存在。中国首次定期刊印报纸宣扬这些理念，而这也是中国文人回应甲午战争与〈马关条约〉带给中国耻辱与挫折的一种方式。

甲午战争之后，广泛流传一种理论，给予那些对自强运动价值有所疑虑的士大夫哲学上的依据：中学为本，西学为用。一般简称为“体用”论的观点，是处于幽暗不明、变动不居──通常是痛苦的变革──时代的一种文化慰藉：在中国道德与哲学价值体系中存在着赋予中国文明延续性与意义的基本结构。中国把握住基本信念，而后便能迅速且大幅采撷西方的实用技术，也可以聘雇西方人为顾问。体用论最受儒士张之洞称道，而他曾是保守派之中主战最力者之一。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内的十八年赢得官声，他或许是继李鸿章之后，最富影响力的地方改革者。张之洞积极向外国贷款，成功地在汉口与北京之间修筑铁路，并在湖北东境的汉冶萍矿区开采、生产煤、铁、钢。但张之洞不断提出渐进改革的保守呼吁，高悬传统儒家伦理基本价值的旗帜，以迎合慈禧太后及其身旁谋士的欢心。

中国年轻一辈儒士当中的佼佼者呼应张之洞的体用论，在获悉〈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义愤填膺地齐聚向皇帝上书陈情，敦促朝廷继续抗日，实行全面的经济、工业与行政改革。这群人原为准备参加一八九五年春天的科考而聚集北京，而由其中最富智识、勇气的康有为、梁启超负责统筹。康有为来自广州、时年三十七岁，是一位才华洋溢的经学家，虽以古典经学见长，但独辟蹊径阐释儒学的作法使他招致猛烈的批判。在早年的著作中，康有为引经据典，试图证明孔子从未抗拒社会变革，儒家思想亦非否定人类发展与进化的基本观点。康有为这方面的思想，主要是受到十九世纪初研究并力倡儒学中“公羊思想”的儒者启迪。梁启超，年二十二岁，是康有为的门生。梁启超早年积极参与地方上的学术活动，当时他刚成立数个全国性的社团组织，鼓吹中国加速实行根本改革。梁启超虽怀抱激进的改革主张，但与康有为都不忘追求功名，因为这仍然是晋升精英之林的终南捷径。

康有为浸淫佛学思想，慈悲为怀，自比拯救天下苍生的新圣人。他游历香港、上海两地，考察西方人科技与城市发展的成就，加上对物理学、电学、光学的研读理解，使他深信综合“体”与“用”的可行性。梁启超分享了康有为的信念与热情。历经各个衙门几番转呈代递之后，光绪皇帝本人终于读到康有为上呈的万言书，康、梁师徒二人闻讯狂喜。时年二十四岁的光绪，适逢慈禧深居重建后的夏宫，较少插手日常政务，得以摆脱其阴影而亲临主政。光绪醉心于改革主张，并濡染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慷慨激愤的言论。

一八九五年各省举人联合上书皇帝（译按，即所谓的“公车上书”），提点出许多中国夙怀远见的文人所苦思的议题：中国需要现代化的军队，且应配备最先进的西方火器大炮。为了发展全国工业基础，朝廷应征召具备科技能力的东南亚华人回国效力。应该集中税款，组建国家银行体系，建设铁路运输网络，建造商轮，成立现代化的邮政系统。中国应该藉由各种训练学校改善农耕品质，成立中心培养工业创新以及激励发明能力，而像美国的发明家一样能够每年申请一万三千件专利。在贫穷落后地区实施再垦殖计划，藉以每年均能吸引成千上万向外移民且具备生产力的华人返乡投资。先前仅有叛乱者如太平天国领袖洪仁玕曾公开倡提这种影响深远的变革，此时，中国最杰出的青年儒士亦已开始探索相同的观点。

这批自训为改革者的儒士以可被接受的传统管道提出诉求，但效果微乎其微。年轻的光绪皇帝纵然满腔热诚，却无政治实权，再者，朝中守旧派大员往往从中作梗，而使这些政策备查列档而石沉大海。然而迄至一八九○年代，要求变革的声浪不再仅局限于惯常、迟缓的渠道。其他改革者如孙逸仙＊，便采取了不同的路径。孙逸仙出身于广东贫苦的农村家庭，不似康有为是书香世家子弟。一如在东南地区一带家境贫寒的中国人，孙家有些人在十九世纪就已移民海外，其中两位死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淘金热：其余则栖居夏威夷。一八八○年初，他投靠他在夏威夷的长兄，并入教会学校就读，就在转往香港的医学院习医之前，他已于此接受了民主、共和政府的观念以及基督教教义的洗礼。文化的交融，再加上个人的雄心壮志以及对中国未来命运的深切忧虑，孙逸仙于一八九四年上书直谏总督李鸿章，表示愿意为中国的防务与发展尽一份心力。李鸿章正忙于处理朝鲜与其他地区危机局势，根本无心理会孙逸仙的上书。

＊原注：Sun Yat-Sen是孙氏惯用的粤语，维马拼音的名字。

孙逸仙深感失望与挫折。英国人未因其优秀医学背景而同意他在英国的属地执业行医，中国人似乎也并不怎么推崇他的西医医术。于是孙逸仙于一八九四年底在夏威夷成立名为“兴中会”的秘密会社，该会的宗旨在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共和。孙逸仙从兄长与友人之处募得一些资金之后，一八九五年返回香港，试图结合广州附近的秘密会社策动军事叛乱，推翻满清政府的统治。由于筹划粗略，加之疏于保密、缺乏弹药、资金，计划为清廷所破获，地方上的叛军首领纷遭处决。

孙逸仙自香港逃至日本，最后前往三藩市与伦敦。在落脚的伦敦，孙逸仙开始广泛阅读西方的政治与经济理论。一八九六年，孙的研究工作中挫，当时清廷派驻伦敦公使馆的职员进行了一次笨拙（但几乎成功）的绑架行动，意图将孙解回中国受审、处决。这一戏剧性的故事经由西方媒体大肆报导后，孙逸仙一夕成名。孙返回东方后在东南亚一带与日本建立若干据点，并透过秘密会社与歃血为盟的同志，继续策划军事行动推翻满清政府。

孙逸仙在众多非坚决效忠清室且已移民海外寻觅机会的华人之间争取支持。宋查理（Charlie Soong，译按，一名宋嘉树、宋耀如）就是这类支持者，而其子女日后在中国政坛上亦将扮演重要角色。宋查理生长在海南岛上一户以渔猎、贸易为生的家庭。嗣后宋查理离开海南岛远赴爪哇投靠亲戚，一八七八年乘船抵达波士顿，充当一位中国商人的学徒。宋查理不久心生厌倦，于是出海航行，担任美国税务机关缉私船的船员，后来透过船长在北卡罗莱纳州一位慷慨友人之助而完成大学学业，且为他的基督教传教士生涯预作准备。一八八六年返回中国之后，宋查理一度从事传教工作，不受尊重且薪资微薄。一八九二年，他将精力转向企业经营，为西方传教士印制传教之用的《圣经》而积累钜额财富。接着，宋查理又利用西方先进的技术投入面粉制品的生产，又迁入位于上海郊区的西式豪宅。就在这时候，透过与秘密会社接触，他开始以金钱支助孙逸仙的地下组织。

迄至一八九○年代，中国人日益熟谙西方世界，已能掌握自明治维新到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拿破仑（Napoleon Bonaparte）与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的革新模式。倡导改革的期刊与历史著作蔚为盛行，称颂昔日的西方思想家，并以波兰、土耳其、印度等国的例子作为中国的借镜，这些国家的领土遭割据，经济凋蔽，政治上受到欺凌。此时，西方列强又向清廷强索特殊经济与居留权──瓜分“势力范围”，这更使清朝的政权危如累卵。

处于如此环境之中，比起几位先帝，光绪皇帝无疑对中国面临的道路抉择有着更宽广的视野，况且他自己本人也正在努力学习英语，他决意表现得像一位独立自主的统治者，以国家利益来采取行动。在一八九八年的六月至九月期间，光绪颁布一系列非比寻常的上谕，史称这段期间为“百日维新”。虽然上谕所提出的改革案大抵承袭自强运动的主张与一八九五年的公车上书内容，然而由皇帝主动提出理念且全力支持的改革仍是史无前例。

光绪皇帝要求在四大面向中进行变革。为了改革科举制度，光绪下令废止所谓“八股文”这类高度格式化、刻板的文章作法，而几世纪以来中国的科举考试一直是以八股文取士。光绪还谕令取消以书法诗词来品秩考生等第；改以有关国家时事策论为考题。除此之外，在教育改革方面，光绪谕令扩建京师大学堂并增设一所医学院校，将传统的书院（以及不必要的农村私塾）改造成中学与西学兼修的现代化学堂，并开设以研究矿业、工业与铁路建筑为主的技职学校。在经济改革方面，皇帝下诏地方官员协调商业、工业与农业改革方案，增加茶、丝的生产以利出口。在北京新设立农工商总局监督茶丝的种植生产，另又特别设立矿务铁路总局管理矿业与铁路，并责成户部拟定每年的全国财政预算。

光绪同时要求强化军事力量。水师建军的大部分经费已挪为重建慈禧太后夏宫之用，其中包括为了让慈禧太后赏玩湖景而打造了一艘大理石制的“船”。清廷以购自国外或由地方建造的方式，组成了一支有三十四艘战舰的舰队。军事训练课程从西制予以标准化。地方团练乡勇的教育训练也要改善。光绪皇帝甚至承诺，将偕同太后检阅天津的新军。光绪并裁撒若干衙署、简化官僚程序，以增加行政效率；同时汰除一些冗员，调派新官僚到甫成立之主管经济计划的衙署中任职。

为了因应维新方案的实行，朝廷进行了部分重要人事改组。李鸿章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已逐渐丧失影响力，现在更不在总理衙门任职。光绪帝师翁同稣也因为忧虑维新运动的改革范围而被罢黜。包括康有为的若干“改良派”思想家被拔擢至军机处或总理衙门任职，参赞机要，直达天听。康有为向皇帝条陈变法之策，并上呈两部分析历史的著作：一是关于波兰的国家命运；另一则是有关明治维新时日本的成功改革。（译按，即《波兰分灭记》、《日本明治变政考》）但许多朝廷要员对光绪的改革政策不无猜忌，认为这些方案既不利于长治久安，又破坏了中国的内在价值。光绪似乎误以为慈禧会赞成他对新中国的看法，而助他排除反对阻力。其实，慈禧正为部分革新方案可能削弱满清的统治权力而惴惴不安，更担忧拥戴光绪的改良派似乎会臣服于英、法两国的压力与影响力之下。

尽管证据仍有矛盾，但当时似乎有不少改良派疑惧可能爆发政变，不利于光绪，因此开始与几位重要将领接触，期望取得支持。但消息传到慈禧太后耳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弹，一八九八年九月，慈禧太后突然返回紫禁城，两天后昭告天下，皇帝要求她重新掌权摄政。她把光绪幽禁于宫中，逮捕光绪身旁六名激进的维新派策士。这六个人还未判处密谋刑责，慈禧就立即将他们处决，这令改良派与在华的外国人大失所望。政变前夕，康有为得外国人之助离开北京，但其弟（译按，康广仁）却是六名牺牲者之一。在清廷提供花红悬赏康有为首级下，康有为搭乘英国轮船安全抵达香港。梁启超也逃离中国，先赴日本，后抵加拿大，开始流亡海外。梁启超与康有为胸中萦怀梦想，在新中国的名义下，由皇帝策动一整套改革方案，最后却是落得悲剧收场。

民族主义的三个面貌

一八九八与一八九九年间，列强开始加强对中国的施压与蹂躏，这正是帝国主义扩张浪潮中的一部分。德国藉口传教士受到攻击而出兵占领山东港市青岛，并宣称拥有在山东采矿与建铁路的特权。英国割据山东半岛北岸的威海卫港（三年前日军击沉停泊在此处的中国舰队），强向清廷租借香港九龙半岛北部的大片沃土，借期九十九年，英国人因而称此地为“新界”（New Territories）。俄国人进逼满洲，强索旅顺，于此大举建造防御工事。法国向外宣称，与东京接壤的云南、广西、广东三省和海南岛享有特殊权力。已经占据台湾岛的日本，继续向朝鲜施压。并加彊对华中的经济侵略。于是美国提出中国“门户开放”政策，意指各国不应阻遏他国进入各自的势力范围内，以期产生道德效应，减缓中国的分崩离析，但它毕竟并不具备真正约束力。所以中国若干有识之士开始忧心，有朝一日中国将遭到列强的“瓜分”。

在这种敌视与惊惧的氛围里，中国悄然萌生一股蓬勃力量。这种力量表现的方式各不相同，但可用“民族主义”一词加以概括，对中国人而言，民族主义包括对他们与外国列强、满清关系的一种新而迫切的认识。民族主义同时也彰显中国人为了民族的生存，必须团结一致的相应认知。我们可以从三个例子看到这种现象的浮现：一九○○年的“拳乱”、一九○三年邹容《革命军》的刊印，与一九○五年所发起的抵制美国货运动。

一八九八年自称“义和拳”的拳民崛起于山东的西北。他们的名号与仪式源出自己在鲁南盛行多年的秘密会社、自卫团体，主要对象是西方传教士和中国的信徒。若干拳民相信自己刀枪不入，这是因为融合民间宗教、通俗小说，与街头杂戏于一身的神衹、护卫能赋予他们神秘的力量。拳民缺少统一的领导，吸收因旱灾、洪捞等天灾而挺而走险的山东农民、工人；他们希望结束中国基督徒所享有的特权，且攻击信徒与传教士。及至一八九九年初，拳民在山东、河北之交捣毁或劫掠在华基督徒教会的财产，严厉警告要求清廷镇压教民与其支持者的外国人。拳民高喊“扶清灭洋”的口号，而且很快就演变为冗长的辱骂：

窃有天主教，

上欺中华君臣，

下欺中华黎民，

毁佛像，

柝庙宇，

占民坟，

万恶痛恨，

国不泰而民不安。（注二）

翌年，这类辱骂进一步谱成朗朗上口的韵文揭帖，其中部分还张贴在义和团分坛附近或街角的墙上：

男无伦，

女行奸，

鬼孩俱是父母产。

天无雨，

地焦旱，

全是教堂止住天。

洋鬼子，

尽除完，

大清一统靖江山。（注三）

一九○○年春天，拳民的诸位领袖断言一个新的宗教年代即将来临，当时他们的势力早已迅速扩展。拳民约有百分之七十属于贫农、男性与青年人：其余则混杂各行各业的手艺者、工匠之流：小贩与人力车夫、轿夫、运河船工、皮匠、磨刀匠、理发匠；有些则是散兵游勇与盐贩私枭。当中亦有女性组织，其中以“红灯照”最富盛名，参加的女性通常在十二到十八岁之间，她们的女性能量是为对抗中国女基督徒的“秽物”而起，她们深信中国的女基督徒会腐蚀男性拳民的力量。“红灯照”最著名的领袖是“黄莲圣母”，她是一名穷船工之女，曾以卖淫为生，被认为拥有神奇的灵力。其余女性则是被集结一起称为“沙锅罩”，负责为义和团的军队提供膳食，据闻拳民用膳之后，灵力就会更为精进。

六月初，依然缺少领导中心的拳民纷纷入京、津一带。拳民游荡街头，头上裹绑着红、黑、黄各色头巾与红色绑腿，腕上系着白色符咒，掠夺、杀害中国基督徒，甚至拥有洋货如灯泡、钟、火柴的人亦不放过。他们还杀害四名法国人、几位比利时工程师与两名英国传教士，拆除铁轨、火烧车站、砍断电报线。对于拳民的暴行，地方官员与朝廷虽有力，但态度摇摆不定，时而用武力镇压拳民以保护外国人，时而纵容、甚至认可拳民的拒外“忠贞”精神。五月底六月初，列强以火车运载四百名增援军队赴北京以保护他们的人民。当铁轨被破坏之后，又加派两千人的援兵防卫天津至北京的通道，但是遭到拳民击退，死伤惨重。

六月十七日，列强从清军手中夺取大沽要塞，以备战争一旦全面爆发，可以掩护军队登陆。同一天，慈禧太后与满洲王公、朝廷要员紧急召开会议，此时要塞失守的消息尚未传到北京。一位与会者曾记下慈禧的谈话，反映了她对倚赖义和团的痛苦与疑虑：“法术不足以恃，岂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国衰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若并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国？”（注四）（在一八四八年，道光皇帝同样思索过，只要能“固人心”，就能驾驭外夷。）两天后，大沽要塞沦陷的消息已传抵京师，德国公使在前往总理衙门交涉的途中遭击毙于街头，拳民包围外国使馆区。慈禧太后现在颂扬义和团是忠贞的团勇，一九○○年六月二十一日，谕颁〈宣战诏〉痛斥西方列强：

彼乃益肆枭怅，欺凌我国东，侵占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慢神圣。我国赤子仇怨郁结，人人欲得而甘心，此义勇焚毁教堂屠杀教民所由来也。（注五）

拳民有了慈禧太后与满洲王公撑腰，不断攻击教会与外国人。山西、河北、河南等地攻击外国人的行径特别嚣张，其中以山西尤其残暴。山西巡抚毓贤把传教士及其家眷召至省会太原，承诺保护他们身家性命安全。然而他们一到太原，毓贤便下令将包括男人、妇女与孩童在内的四十四名外国人处决。

在北京，外国公使的驻警与其眷属退入主要由英、俄、德、日、美等国组成的保护区内，匆忙之间还用家具、沙包、木头、褥垫权充防栅。要是义和团更有组织，或是官军加入义和团的攻击行动，这些外国人势必难逃一死。但义和团的攻击步调不一，清廷的现代化部队袖手旁观，湖广总督张之洞采观望态度，拒绝将新训的军队投入这场冲突。

一九○○年八月四日，一支由日、俄、英、美、法各国士兵组成总数二万人的远征军，在联合指挥系统的运作下，自天津出发。义和团溃不成军，清军将领（译按，裕禄）自裁身亡，外国军队进入北京，八月十四日联军突破义和团的包围。当联军自东门进城，慈禧太后与外甥光绪往西出走，在渭水之滨的西安成立临时首都。经过漫长、由甫抵中国的德国远征军主导之苦战，以及与出亡的朝廷、李鸿章（再次扮演不可或缺的斡旋角色）的复杂谈判之后，终于在一九○一年的九月正式缔结〈拳乱协定〉（Boxer Protocol，译按，中方称为〈辛丑各国和约〉）。

根据和约，清廷同意为逾两百名外国受难者竖立墓碑，外人遇害的城镇停止科考五年，禁止中国进日军火及专为制造军火的器料两年，中国应允各国常留兵队保护使馆，降旨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忝办包括山西巡抚毓贤在内的拳乱首祸诸臣。此外，清廷亦同意支付四亿五千万两（根据当时汇率，约折合六千七百万镑，或三亿三千三百万美元）作为伤害外国人身家性命的赔款，按当时清朝一年税收总和约二亿五千万两来看，可谓一笔庞大的数目。中国的赔款依海关市价易为金款，按年息四厘，至一九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分期摊还。若将利息计算在内，中国分三十九年期全部偿付的赔款总数近十亿两（正确的数字是九亿八千两百二十三万八千一百五十两）。

一九○二年一月，慈禧太后与光绪乘坐火车自西安返回北京，适逢李鸿章病故，享年七十八岁。慈禧重回被外国远征军充做指挥总部一年多的紫禁城。是月月底，慈禧以真诚复交的姿态，亲自在宫中接见外国使节团的资深外交官；二月一日，更史无前例地招待外交官。但仍不许光绪皇帝公开扮演政治角色。

两位流亡海外的改革者孙逸仙与康有为，于一九○○年间，趁着义和团之乱各自展开对清廷的攻势。八月，康有为策动湖北、安徽的起义；十月，孙逸仙在广州以东的惠州举事。康有为的目标是要让光绪成为立宪君主，而孙逸仙则是企盼建立中华共和。两者均未得到资金奥援，协调也不佳，因而轻易就被官军敉平。

现在又回到以著述立说来反清。这当中尤以十八岁学生邹容的鼓吹最为铿锵有力，他的著述可作为我们研究新型民族主义的第二个例子。中日甲午战争后，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子赴日留学，邹容正是其中之一，这些学生慑于日本的力量，欲一探究竟。清政府无能回应危机令邹容日益不满。一如之前的若干秘密会社与太平天国的领袖，邹容把矛头指向满人，但他不只停留在口号的层次，而是长篇大论地痛诋满清的积弱不振。讽刺的是，邹容之所以能肆无忌惮批判满人，是因为他自日本归国之后即栖身上海外国租界区。根据治外法权所衍生出的复杂法律协议，租界住民所服从的司法机关是由西方人所支配的“会审公廨”。所以在租界可以自由撰述，传播著作，而这是受清政府管辖的一般乡镇居民所无法享有的。

邹容的反清思想体现在他所写的小册子《革命军》（一九○三年）之中。邹容慷慨激昂，敦促汉人摆脱满人强加在身上的伽锁，掌握自己的命运。汉族已经沦为奴隶，邹容认为像摧毁太平天国的曾国藩，这类人物不是英雄，而是满人的奴才，是屠杀同胞的刽子手。所以中国人应学习西方人，设若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必能推翻专制政权，摆脱列强的压迫。诚如邹容所道：

吾不惜再三重申详言曰：“内为满洲人之奴隶，受到满洲人之暴虐，外受列国人之凌辱，为数重之奴隶，将有亡国殄种之难者，此吾黄帝神明之汉种，今倡革命独立之原因。”（注六）

他进一步鼓吹汉族同胞改变自己的命运：

尔有政治，尔自司之；尔有法律，尔自守之；尔有实业，尔自理之；尔有军备，尔自整之；尔有土地，尔自保之；尔有无穷无尽之富源，而须自挥用之。尔实具有完全不缺的革命独立之资格。（注七）

这些挑衅的呼吁穿插在邹容许多改革诉求，如选举议会、女性平权、出版与集会自由的保障的论述中，令人读之而热血沸腾。《革命军》流传极广，孙逸仙抢在举棋不定的康有为之前，印制了几千册《革命军》散发给他在三藩市与新加坡的支持者。清政府向上海的西方人施压，交出邹容，以及助他出版、流传著作的若干作家、报界人士。邹容于一九○四年依散播煽动著作的罪名而遭上海的会审公廨起诉，但西方人并未屈从清廷的施压。邹容最后被判处两年徒刑：本案假若交付清廷审问，邹容势必即刻遭到处决。然而造化弄人，邹容虽免于受清廷屈辱、折磨至死，但却在一九○五年病卒于狱中。年仅十九岁，但邹容已经为那个时代立下重要标帜。

就在审讯邹容期间，另一波排外情绪正在酝酿。美国在一八八二年通过排华法案，并经过条约认可而付诸实行，发生许多对华人移民充满敌意的行动。美国财政部的移民官员任意闯入各大城市的华人家中检查证明文件；骚扰华人或遣送华人出境的案件层出不穷；华人抵达美国港口，往往遭到粗暴的待遇，其中包括一九○四年“圣路易市博览会”（St.Louis Exposition）所邀请的代表团。美国的排斥政策扩及夏威夷与菲律宾的华人居民时，情况则更糟。

有些华人为避免这类纠纷而使用伪造的身分证件，却在码头被识破；有些人则比较高明，从其他国家非法取得技术上合法的护照。例如，宋查理在一九○四年送长女霭龄到美国就读大学时，她就是因宋查理拥有澳门居留权而得以持葡萄牙护照出国。宋霭龄抵达三藩市时，起初未获准登岸，被迫待在船上几天，但在友人与当地传教士的奔走下，终于踏上美国的土地。

及至一九○五年，中国以新的回应，彰显中国民族主义情感的第三个面向。甫成立的清朝“外务部”在中国驻华盛顿公使力促下，愤而拒绝与美国签署移民条约。为示立场坚定，广州、上海、厦门、天津等地的商人在一九○五年宣布全面抵制美国货。之前也曾发生过类似的抵制行动，最有名者要属一八八○年代由汉口商人所发起的抵制运动，但规模不似这次那么广且富意识形态的色彩。虽然美国政府提出抗议，若干清朝地方官员也介入，特别是华北各港口的官员，但抵制美货运动在许多城市已产生效应，其中以广州与上海两市最为显著。清廷最后屈从于美方压力，颁布谕令严禁抵制行动；但最后朝廷谕令的告示在许多城市里均被反贴，可见清廷对此项禁令的暧昧态度。加州与俄勒冈州华人出钱赞助，以及爱国的中国学生──尤其甫从日本归国的学人──之鼓舞，中国商人拒绝买卖美国制的香烟、棉布、火油、面粉等产品。团结一致的打击行动与贸易到了九月底才告平静。表面上，这次抵制行动不似拳民的暴力手段或美国的激进言辞那般激烈，但却是中国有史以来首次以一种新的群众运动形态，采取具体的经济抗争手段回应国家所承受的屈辱。

新兴的力量

中国民族主义的滋长与复杂，仅是晚清社会重新追索自我定位的一个面向而已。经济、政治、教育与社会的压力现在才开始施加在每一个中国人身上，或许只有远离城市、仍被传统农村劳动模式束缚的农民还置身事外。但是，连贫苦农民也知道，改革就会增税，所以他们在全国各地聚集抗议，却遭到朝廷以兵勇或新近成立的警察力量加以无情镇压。海外留学生、女人、商人与城市工人过去受到漠视，但在王朝日薄西山之际，他们的怒吼却引起越来越大的回响。

自从清朝从康乃狄克州的哈德福市召回它派留学团之后，中国在一八八○年代，又出现新一波留学欧洲的风潮，其中尤以英、法两国特别受青睐。严复正是这股留学风潮的先驱，一八六○年代，严复受业于福州船政学堂，一八七七年获遴选前往英国，先后在朴资茅斯（Portsmouth）海军学校与格林威治（Greenwich）等地求学。在此，严复学习英国的海军军事科技；尽管面临德国的强大挑战，当时英国的海军军事科技仍执世界之牛耳。严复也花了许多时间观察西方的法律制度，并开始广泛阅读西方的政治理论。在这个过程中，严复萌生对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兴趣（Social Darwinists，即指把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物种演化理论应用到社会组成分子之命运的学者。）

这类理论标榜“适者生存”，物种若欲免于亡种，必须拥有积极适应的能力，对处于危急存亡之秋的中国而言，这似乎令人感到悚惕惶恐但又未尝不是一声暮鼓晨钟。严复移译的这类作品在中国十分盛行。一八七九年严复归国后，在李鸿章创办的“北洋水师学堂”担任教席，一八九○年升任“总办”。在繁杂工作之余，严复又着手翻译一系列富影响力的著作，例如赫胥黎（Thomas Huxley）的《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弥尔（Johm Stuart Mill）的《群己权界论》（On Liberty）、孟德斯鸠的《法意》（Defense of the Spirit of the Laws）、亚当?斯密的《原富》。虽然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的教职苦闷而不顺遂，甚至因深感挫折而染上鸦片瘾，但他引介的思想已经启迪了中国学生。

一九○五年，清廷谕令取消传统的科举考试，中国青年获致知识与研究学术的途径大开，选择也更多。有一位名叫周树人的青年后来以笔名“鲁迅”成为中国最知名的短篇小说家，他就置身这股新趋势之中。鲁迅早岁在浙江的私塾研读四书五经，不到二十岁就读罢严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译作，嗣后加入赴日留学的行列，当时日本已成为中国学子取经的对象。相对于欧美，日本距离近、花费省，历史渊源相仿，衣着、饮食文化差距不大。日本在一八九四年击溃中国，顿时成为学习的榜样，俟一九○四年在旅顺大败俄军，日本就更加令人心往神驰了。日本把立宪政体植入传统帝制结构的方法，深深吸引一心改革的中国青年。中国传统的“体”面临西方的技术力量而逐年凋零的时代，日本的法学院与医学院、军校、政治科学与经济学系似乎都可以带给中国人新的希望。

鲁迅在一九○五年于日本学医时，从幻灯片中看到战胜的日军于漠然围观的中国人群中，处决据闻是间谍的中国人，深受震撼（根据鲁迅的自述，时值日俄战争，所谓“问谍”是指为俄国人工作）鲁迅决心弃医习文，他相信文艺可以唤醒中国人沉眠的意识，认清民族的苦难。鲁迅以为，中国的文化与精神生活紊乱至此，他已无心忧及中国人的体格是否健康。鲁迅开始一步步翻译欧洲与俄国重要的社会写实主义（social realism）文学著作，让中国学生了解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主导世界的重大议题。

许多留日学生由满清政府提供津贴，理论上，学生行为若有不当可将之遣送回国，但满清政府也只能睁只眼闭只眼。孙逸仙积极在满腔赤忱的留日中国学生中招募生力军，于一九○五年联合他的革命组织以及若干激进团体共组“革命同盟会”。同盟会试图打入留日的学生群中，期使有朝一日他们学成返国后，可以为军事起义努力。同盟会的意识形态揉合了孙逸仙的共和理念──这是在欧洲进行研究与嗣后的广泛阅读中所形成的──以及社会主义关于平均地税与节制资本的理论。孙逸仙大胆宣扬采取革命行动，越来越比康有为保守的立宪君主与还政于光绪的主张更能撼动人心。

留日学生当中有许多是女性，这也说明了中国社会与政治生活的剧烈变迁。尽管仍有不少中国的“革命派”带着绑小脚的小妾前往日本，但已有许多独立自主的女性在父母兄长鼓励下拆掉裹脚布，并为基本的受教育权利、甚至深造的机会而奋斗抗争。未出嫁但答应提供住所及经济奥援的姊妹，主张应娶当时罕见的“天足”女性为妻的男性团体，以及积极鼓励她们追求知识的学校给予她们道德与社会的支持。这些女性于是得以在著名的西方女性中找到新的范型，例如圣女贞德（Joan of Arc）、罗兰夫人（Mme. Roland）、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碧雪（Catharine Beecher），她们的生平被杂志所翻译、刊印。此外，还有俄国激进女青年佩若夫丝卡亚（Sophia Perofskaya）这类截然不同的形象：她暗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II），事后被逮捕、处决，但她面对专制暴政时所表现出不妥协、过人胆识，已成为女性的新典范。

尽管觉醒的女性仍属凤毛麟角，迄至一九○九年，全中国妇女仅有一万三千名得以入学，也只有几百人出洋留学，但对于这一万多名的中国女性而言，这是一个可以稳定发展书写能力、思索如何因应中国的积弱不振与家庭生活枷锁的时代。秋瑾正可作为迈向革命女性理想的鲜明范例，她与鲁迅同样出身浙江。秋瑾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很早便嫁给一位她并不喜欢的商人之子，秋瑾产下两子之后就离家出走，于一九○四年只身浮海前往日本，靠变卖首饰和友人支持为生，并开始全面研究西方学科，公开宣扬改革的必要。

秋瑾在日本加入了孙逸仙的同盟会，她偶尔喜作男装打扮，也会做火药实验。一九○六年返国后，成为浙江一所小学里一名激进教师，继续与同盟会会员保持联系，并与地方上的秘密会党成员会面。秋瑾经常练武及骑术，当然招来守旧镇民的街谈巷议，但她并不为所动。一九○七年七月，秋瑾与安徽的一位革命友人（译按，徐锡麟）密谋同时举事。她很快就被清廷的地方兵勇捕获，经过短暂审讯后旋即被处决。或许有人会认为，秋瑾的一生短暂、抑郁且未竟其志；但她留给后世的却是勇敢无畏、积极面对国家挫败的典范，其他的中国女性将会继其志，争取政治自由。

中国的商业在这段期间也随时代的变迁而翻腾。诚如前述，清朝自强运动的政治家为了扩展中国的经济基础而建立了“官督商办”的架构，并在造船、采矿等领域取得成果。但管理事出多门以及资金匮乏，成效逐渐不彰，于是在一八九○年代，又有了所谓“官商合办企业”。其中有许多由上海官员或湖广总督张之洞推广，包括几个新设立的纺纱厂，资本额约在五十万两左右，大都由富有的官员与地方上的绅商筹集，不过也有商人是被地方官员逼迫而“捐输”的。这种模式再往前推一步，就是省级官员扮演独立企业家的角色，或是部分地方绅商不必借助国家的支持而自主经营企业了。曾国藩的女婿姓聂（译按，聂缉规，妻为曾纪芬）任地方要员时投资了上海一家新成立的棉纺织厂（译按，“复泰公司”，一九○八年更名为“恒丰纱厂”）；聂氏两个儿子（译按，长子聂云台、次子聂管臣）会讲英语，没有一官半职，日后却成为知名的实业家，一九○四年，聂家兄弟就为家族赚进逾十万两的利润。

由于清廷、北京官僚、地方要员与商人各有其利益考量，所以无法如日本明治维新，成功制定一整套的经济政策。但是朝廷的有识之士已开始思索如何朝这个方向发展。例如，光绪皇帝的胞弟醇亲王在庚子拳乱之后率领使节团向西方政府致歉，在出国期间曾与许多海外华属会晤。醇亲王返国之后，极力鼓吹国家进行经济干预。在醇亲王推动下，清廷在一九○三年设立“商部”，位阶与传统的“六部”和甫创的“外务部”平行。商部下辖四个司（译按，依序为保息司、平均司、通艺司、会计司）：一职司贸易（专利权与专卖权）；一职司农业与林业；一职司工业；一职司审计（其主管范围包括银行、贸易展览会、度量衡，与商业诉讼。）

这个时候，清廷亦鼓励组织商会，以强化朝廷对商人的控制。但清廷似乎没想到，商会也可能带给商人浓厚的地方独立自主意识。“上海总商会”创立于一九○三年，成员多来自传统的城市行会、钱庄银行组织以及甫发迹致富的新兴企业家，但主要是由出身宁波的金融家所把持。“广州商务总会”的成立稍迟，因为当地商人不愿该会由朝廷监管，但是到了一九○五年，广州商务总会已是一股重要的经济势力。这两个商务总会在一九○五年底曾领导抵制美货运动。随着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华商日益富有，（美、加两地的华商则没那么富有），开始大举投资中国本地的企业或与他人合作到中国进行投资。

这种新的工商发展形态就如同外国帝国主义，成为城市工人生活失序的重要原因。散逸的记载让我们得以窥见这些工人的反应。清初，江西陶炉工人与大运河畔的漕粮工人就曾发生过罢市与罢工。但根据一名二十五岁销售员从上海以“温契斯特连发军火公司”（Winchester Repeating Arms Company）名义寄出的信，显示紧张关系在新的社会现实中渐次升高，以及外国人是如何迅速牵连其中。

这个销售员描写，一八九七年三月底，“上海工部局”（Municipal Council of Shanghai）＊决议提高手推车苦力的税赋，从每月的四百铜钱调高为六百铜钱。（根据当时的汇率，大约从二十五分美分调高至三十七点五美分）苦力群起抗议，开始串连组织，在四月一日将所有的手推车停放在街头。几天后，有一位苦力拉着堆满垃圾的推车试图从法租界到英租界，一群工人见状便毒打他并破坏其手推车。一名警察闻讯欲过去帮助这名苦力，反而遭致工人殴打。在俱乐部的西方人见到警察有麻烦就骑上警察的坐骑欲前往支援，但由于群众拥挤，马匹惊吓过度而不得不下马。苦力用取自附近墙上的竹竿与砖块与警察配剑对抗。二十分钟后，搭载着西方“自愿者”的英国舰炮呜放四声气笛，苦力随即一哄而散，留下三名已被打死的同伴与两名受伤的警察。三十分钟内，来自数艘外国船舰的“蓝夹克”（Blue Jackets）抵达现场并占领重要桥梁与公共场所。街头再度恢复和平，工部局最后决定把增税的议案延搁至七月。（注八）

在张之洞的主导下，汉口跃升成为工业重镇，迄至一八九○年代已有逾万名的工人受雇于现代化的工厂。此地，外国侨民的日益增加，外国租界不断涌现，同样带来严重的社会冲突。农村劳动力移转至已是十分壅塞的城市，寻找固定或临时工作，致使原本就已十分苛刻的劳动条件，如微薄的薪资、低劣的居住环境品质更形恶化。铜矿工人与铸币工人分别于一九○五年、一九○七年举行罢工抗议，街头成千上万的小贩、摊贩在布商店员的声援下于一九○八年发起罢市行动。中国各大城市在外国资本的挹注下，纷纷设立的新式棉纱厂、水泥厂、香烟制造厂、铁工厂、纸厂等各类工厂，同样也埋下剥削与骚动的不安因子。

大多数人虽未能意识到这类工业抗争的共通模式，但一九0五年俄国爆发革命的消息却已震撼全东亚。与孙逸仙来往密切的日本激进分子开始将俄国与中国相提并论，并促成孙逸仙和俄国的革命分子展开接触。诚如一位日本人一语道破，中国与俄国俱是世界上最大的独裁政府，而她们两国所实行的铁腕政策已剥夺了人民的自由。据此，解决之道是不言自明的：“为了文明的进步，就必须推翻这些独裁政权。”（注九）

＊译注：中国人称租界的“市政委员会”（Municipal Council）为“工部局”。清代六部之中，工部职掌各项工程、屯田、水利、交通政务。租界的市政机构主管的也是工程、水利、交通等事务，所以当时西方人称之为“工部局”。见费成康 《中圈租界史》（上海：上海社会科 学院出版社，一九九八年），页二十。

注释

注一：马士，《中华帝国的对外关系，卷三》，页三五。

注二：伯赛尔（Victor Purcell）〈义和团运动：背景研究》（The Boxer Uprising, a Background Stud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3），页二二四。（略经修改）。

注三：周锡瑞（Joseph Esherick），《义和团运动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页二九九至三○○。

注四：前揭书，页二八九。

注五：伯赛尔，前揭书，页二二五。（略经修改）

注六：邹容着。鲁斯特（John Lust）译。《革命军：一九○三年的一本中国民族主义小册子》（The Revolutionary Army: A Chinese Nationalist Tract of 1903；The Hague, 1968）。页一二二。

注七：前揭，。页一二六。

注八：布鲁尔文件（W. H. Brewer Papers），耶鲁大学档案（Yale University Archives）,1/6/185/118v.。

注九：贾士杰（Don Price），《俄国与中国革命的根源，一八九六至一九一一年》（Russia and the Root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s, 1896-1911.,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页二一五。

11 清朝的倾覆

清廷的立宪

一八六○至一九○五年间，朝廷与各省督抚无不试图汲取中国所需的各项西方科技：大炮、船舰、电报、新式学堂、工厂、商会，和国际法。虽然焦点时有移转，但目标总是在师夷长技以制夷。因此，拳乱之后，清廷自然开始转而采撷宪政体制的元素，因宪政看来正是西方强盛的核心所在。

在一八五○年代，像徐继畲这类儒士特别醉心于美国国会与总统制度运作的弹性与公开，清廷初次派遣的留学团也是前往美国研习。若干学者推崇法国大革命所体现的政治理念，艳羡法国国势在十九世纪的急遽扩展。但鉴于共和政体会破坏本身权力合法性，满清政权不可能贸然尝试，于是清廷转而正视既能强化国家能力、又能延续国祚的君主立宪政体。英国当时是世界上头等的工业与军事强权，就是绝佳的标竿；另外如德国亦是迅速跻身世界强国之林的君主立宪国家；第三个例子，也是最令人侧目的典范就是日本；自从日本建立起结合皇权与议会制度的体系之后不及三十载，就已完全改造原有的经济、工业、军事、海军，以及整个土地所有权的结构。其中最令人刮目相看的例证是日本于一八九四年以及一九○四至一九○五年的两次战役中，先后击溃中、俄两国。

立宪改革的第一步是慈禧太后在一九○五年跨出的，她谕令由五位亲王、大臣──三位满人、二位汉人组成研议小组，赴日、美、英、法、德、俄、义等国考察政府体制。此一考察团出使，将有益于巩固满清政权，于是若干激进的大汉民族主义者采取恐怖手段，阻扰清廷实行新的变法方案。九月，一位年轻的革命学生（译按，吴挺）意图炸毁行将离开北京车站、搭载着宪政考察团的火车。但因错过时机爆炸，并未直接命中，这名泰然自若的刺客旋即被处决，不过这次行刺也造成两名大臣负伤，使宪政考察团的出使延容了四个月，朝廷才选派合适的替补人选。

重组后的考察团在赴欧之前，先取道日本，再于一九○六年一月抵达美国华盛顿，然后在欧洲停留到春天。返华之后，他们向慈禧太后建议采行某种形式的宪政改革，而日本就是最可行的典范，因为日本皇族依然维持着统治权。一九○六年十一月，慈禧太后颁布论令承诺预备立宪，重组传统六部并增设新的官僚机关，制衡总督的权限，召开国会，藉以改革行政结构。光绪皇帝的“百日维新”结束不过八载，如今国家却面临存亡绝续的危机，朝中满汉大臣于是接受慈禧太后的决议。

朝廷还没通过决议改革中央政府的体制架构，已有若干官员重新评估地方政府的本质及其与百姓的距离。早在一九○二年，山西巡抚赵尔巽就建议重整地方保安的“保甲〕制度，慎选地方职司，使保甲制成为沟通各乡镇、村庄的地方政府行政网络。如此一来便会产生更小的行政单位，扩大地方行政管理以及拟定财政计划的参与管道。赵尔巽的改革提案还包括设置女子学堂、成立城市警察体系；尤其是提议将地方社群组织如寺庙、宗族团体的基金移作改革地方政府与兴办教育之用。赵尔巽深刻体认到地方结构的改革才是根本之道，因为县令被应接不暇的文牍工作淹没，然山西的多数官员却因循苟且不知创新。在贫穷偏远之地，这类官员安于现状而故步自封。（注一）甫成立的“政务处”昭示天下，朝廷实行改革的决心，一九○五年朝廷谕令，厘定县级以下的行政官制。

这类改革意图凸显的问题说明了“初始民主”（protodemocratic）的脆弱以及在仓促之间建立民主制度的困难。濡染儒家思想的精英，无论是在朝为官，或者身为地主，或经商（有些家族同时兼有上述三种身分），在乡村与城市皆享有先天的优势。他们的权力通过各种建制，包括官僚层级结构、县府衙门、科举制度、保甲法，以及农村税制早已牢不可破。宪政改革的变法不必然会连根拔除精英的权力；假使精英顺势改变，说不定还能维系、甚至增加权力，控制政府的新架构。

“回避原则”就是一例，据此惯例，清朝官吏不得在自己的家乡任官，以避免利用职权，为自己的家族牟利。但诚如山西巡抚的提案，若听由当地人士出任地方官职，他们便可能在当地巩固、滥用权力。改革政策模糊性的另一个例证是一九○五年科考制度的废除。就某种意义而言，取消科考让社会各阶层与各行各业杰出之士有更多的机会，但实际上，无论新式学堂是位于国内或海外都是富有而又野心勃勃的传统精英分子之子弟入学就读；如此一来，这项制度改变所欲达到的平等受教权以作为投票与服公职的依据，可能也强化了少数地方富室的优势。

天津在晚清已成为对外贸易与中国现代化军事与海军学堂的国际化城市，而此地改革派的巡抚袁世凯提出不同的地方变革方案。袁世凯的计划不同于山西的改革人士，他完全摒弃保甲制度而建立一支警力，其人事甄补、教育训练，与薪资供给皆仿效西方建制，藉以强化地方控制。袁世凯与手下在解释清廷所颁布有关地方政府的谕令时，同样受到日本模式的影响，他们随即刻设立了“自治局”，研拟在地方行政架构中组织有限代议制的可行性。设置该局是为了要增强已涌现的城市选民，而非强化已是盘根错节的农村士绅权力。袁世凯的一位策士即坦承，“西方学者曾谓文明的潮流是由东向西。现在，它是自西徂东。我们可以预见自此几年之后，独裁专制国家将不复存在。”（注二）他的对策是举办县级以下议会的选举。虽然对袁世凯而言，这个改变太大，但袁仍在一九○六年下令成立地方的“自治研究所”，为了即将到来的改革教育，北方中国各大城市的居民并在一九○七年责成实行选举，组织天津县议事会。

类似的变法在中国各地亦如火如荼地展开，虽然步调与程度各异，但整个国家已迈向立宪体制的改革路线。一九○八年末，朝廷宣布九年之后将完成立宪，这个预备立宪期限与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之后的筹备时间等同。虽然清朝皇帝仍拥有几乎绝对的样力，凌驾新设的议会制度、财政预算、军事力量、外交政策，与司法体制之上，但需要在中央、省级、地方层次设立民选政府的观念此时已被接受。慈禧太后于一九○八年十一月溘逝，仅比不幸的光绪帝晚一天，而光绪自十年前改革失败后，就一直被幽禁宫中至死，但这并未影响改革的大方向。但是新帝溥仪如同之前的同治、光绪，也是稚龄即位，满族摄政王为他组织了尽是满人的谘询内阁，竟然无视于汉人将因而引发的疑虑，认定朝廷改革的着眼点仅在维系统治王朝的命脉。

一九○九年十月首度召开的省谘议局会议是一个全新的组织，且对这个国家的政治运作有重大的影响作用。虽然谘议局仍由精英团体所把持，其组织成员也仅对有一定年龄、财富、教育水准的男性开放，这些人公开集会，不只是心系于自身家族与地方的利益，也深深关切国家未来的命运。对于像这类全新的制度而言，席次的选举竞争激烈。统治者向来不喜欢公共集会，尤其是具有政治意味的公共集会，这点从晚明对东林党人的处置，或如康熙与雍正三帝欲让政治思维的焦点环绕在道德性与神圣性的“圣谕”之上可见一端。然而现在这类政治集会已经受到官方的认可。而且，会议之上迅速充斥着政论杂志与报纸所传播的新观念，而曾经在军事学堂或海外大学受过训练的与会者，抑或是新兴工业的实业家，他们的经验又强化了新的观念。迄至一九一○年初，各省谘议局已形成一股极大压力，逼使朝廷同意加速改革的脚步，并于十月在北京召开国会。

各省谘议局的专业领域明显为其领导人所主导。广东在十八、十九世纪对外贸易接触频繁，广东省省会广州召开的谘议局会议正是由行商后裔，进士及第的致休官员易学清主持，他曾积极鼓动民族大义以对抗澳门的葡萄牙人，是“广东自治研究会”团体中的领袖人物。久经排外动荡的湖南省会长沙，领导人物则是谭延阖，他是一位优秀的经学家，曾于一九○四年中进士第，后被提点赴翰林院供职。但在任湖南学政时，他日益倾向排外、反帝的思想，积极维护湖南的经济利益。而浙江省随着上海跃升为国际都市，交通网络密布，成为农业与外贸的中心，但是浙江也出现了另一种新形态。浙江省谘议局议长陈黻宸也是进士出身，他与杭州一所激进学堂时有往来。陈黻宸在这所学堂讲学时，结识了一批日后前往日本的狂热反满分子与思想激进的学生。

这批人与其主导的谘议局会采取何种行动，实在很难说得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此刻清廷必须有效保证，未来无论会采取何种行动来强化自己的统治地位，各个社会阶层都会仔细验证，而这些阶层是王朝最信任的对象。

新路、新军

在清廷所面对的各种新科技当中，以铁路的建造带来最多问题。许多中国人认为建造铁路会破坏自然与人的和谐关系：铁路让大地穿肠破肚，搅乱大地的正常脉动，泯灭了大地的慈爱力量；铁路让陆路与运河工人失业，改变了传统的市场模式。尽管十九世纪中叶，已有学者指出铁路正是西方工业发展的主要动力，但官府在上海附近建造的中国第一条短程铁路，却在一八七七年被拆除。

一八八○年，李鸿章曾在唐山铺设一条短程轨道，将开平矿区开采的煤运往附近的运河。一八八八年，这条铁路延伸至天津与附近城镇，一八九四年更延至南满，穿越了清军在二百五十年前入关所经过的山海关。虽然许多外国列强表达极欲贷款给清廷建造铁路网络，但迄至一八九六年年底，全中国境内的铁路总长仅三百七十哩。而美国则有十八万二千哩，英国二万一千哩，法国二万五千哩，日本二千三百哩。

促成中国铁路建设突飞猛进的部分因素是清廷观念的转变，部分原因是来自外国列强的压力。一九○○年，朝廷的观念为之丕变。过去朝廷官员反对延展中国铁路网络的理由是，铁路的建造会加速外国入侵中国。但在义和拳乱期间，清廷发觉可以利用北京的铁路迅速移动军队，且可轻易拆解铁路以防止外国军队前进。这样的策略使慈禧太后的将领得以让西方远征联军在试图解救被围困北京的各国公使时，备感艰困。结果，虽然庚子拳乱中国最终是失败了，但铁路建设却取得更大的优势。

外国强权对中国的施压在一八九四年日本击败中国之后就日益强大，但庚子拳乱之后不到五年就达到新的高峰。如今中国除了过去的债务之外，还要背负四亿五千万两的庚子赔款，开始受铁路建设贷款计划案所吸引，即使贷款来自国外。尽管“大清银行”已成立，但仍无法从中国的股东筹集足够的资本，中国最具野心的铁路建设计划，即北京至武汉＊一线仍告胎死腹中。外国列强明白表示，他们将不顾清廷的抗议，而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兴建铁路。德国开始在山东筑路；英国拟定修筑长江流域铁路线的计划，法国筹划从河内北上昆明的铁路；俄国已与清廷签约，完成一条横越黑龙江省直达俄国主要港口海参崴（Vladivostok）的铁路，现在又增建一条通往旅顺的支线；日本为了在一九○四至一九○五年的战争中攻击俄军，在朝鲜北部与奉天之间兴建铁路。日本战胜后即控制了该区域的主要铁路线，并组成“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外国列强的积极活动在中国完成的铁道哩数上表露无遗：一八九六至一八九九年间，共计二百八十哩；一九○○至一九○五年间，三千二百二十二哩。

在这种竞相扩张的气氛里，中国似乎成为铁路投资的最佳标的；随着像“中英公司”（British and Chinese Corporation，主要合伙人是过去的大鸦片商〔怡和洋行”〔C Jardine, Matheson & Co.〕）。这类银行团的成立，资金源源流入大型铁路发展计划，铁路建设渐渐为众人所关注。一九○五年竣工的南北主要干线连接北京与武汉，这条铁路的第二阶段预计从武汉直通广州。另外还筹备从武汉东行至南京、上海，另一条则由武汉西向抵达四川的成都。由法国出资的昆明线还与自中南半岛达广西南宁的支线连结。

＊原注：武汉系一总称，它是指长江中游武昌、汉口与汉阳。

随着这些铁路计划付诸实行，清廷掩人耳目，表示朝廷是与外商合组的银行团而非外国政府接洽，所以中国在经济上仍能够维持独立自主。不过，大部分的交易背后显然都有外国政府撑腰。举一明显的例子，俄国在某个大清晨宣布，“中东铁路”的所有股权将在当天的早上九点释出。当时没有任何私人资本能在这么短的公告时间内筹足现款，于是俄国政府的代表购得所有的股份。另一个比较复杂的案例，即武汉至广州的南方铁路干线，中方与一家美国公司（译按，“华美合兴公司”〔China Development Company〕）签署了借款协定，但无法阻止比利时的财团──在比利时国王李欧波德二世（King Leopold II）的授意下！收购了这家美国公司的股票。

然而，一股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已经开始在中国酝酿；我们已经在邹容的《革命军》、在排外抵制美货风潮，以及反传教士的活动之中窥见这类民族主义的要素。民族主义情绪风起云涌，中国各地的百姓开始掀起“收回利权运动”，目的是结合地方人士买回铁路路权，由中国人来控制自己的交通运输网络。收回利权运动所弥漫的信心也有经济与技术进步的成分在内。一则由中国企业家经办的新式重工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另外，可以从东南亚海外华人之中募得投资资本；其三，受训于西方的新一代中国工程师，有能力解决在崎岖路段铺设铁路的严峻挑战。一九○四至一九○七年之间，在地方上共有十九个收回路权的团体被授与许可证，几乎涵盖所有省份。

收回路权成为爱国主义者热中的议题。他们结成同盟，其中尤以意图收回京汉铁路的团体以及极力主张修筑成都至武汉铁路的川人最富戏剧性。但这类运动唤起激情，却无法吸引投资；虽然北京至张家口一线获得具体成果，但失败之例不计其数。譬如，为了购回粤汉铁路的路权而在一九○五年筹集了六百七十五万元，但是粤汉铁路在一九○九年也仅完成五十哩。湖广总督张之洞已经完成一项具体计划，但受阻于地方利益介入，加上美国政府突于一九○九年坚持，美国资本必须同时也要参与其他新的大型铁路计划，该项计划因而中挫。

一九一○年，清政府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需要倚赖有效率、中央化的全国铁路网络，于是决议向中国的投资者购回铁路利权，且将铁路系统国有化，由朝廷控制。清廷之所以如此决策，一部分是因为清廷甫设立之“邮传部”（一九○六年设立的）辖下的铁路，每年约有八百万至九百万两的可观岁入。在清廷每年财政收入二亿六千三百万两、财政支出二亿九千六百万两的情形下，这个新财源令人鼓舞。但幼帝溥仪身边那批缺乏经验的满族摄政大臣不知这个议题极为敏感，顾问还建议，中国投资者需要的仅是补偿他们的部分投资损失。一九一一年五月，颁布有关铁路国有化的最后一道圣谕，朝廷以断然口吻陈述此一决策的理由：

国家必待有纵横四境诸大干路，方足以资行政，而握中央之枢纽。从前规划未善，并无一定办法。……贻误何堪设想。用特明白晓论，昭示天下：干路均归国有，定为政策。（注三）

十天后，甫向英美银行团贷款一千万英镑（总计约五千万美元）的清廷，又与同一银行团签署另外一笔六百万英镑的贷款协议，用以收回武汉至广州、武汉至成都两条铁路的利权。许多中国人深信每省均应有权控制自己该省的铁路建设，以及外国强权不应在铁路建设过程中扮演主导角色，至此群情哗然。一九一一年五月，清廷通过此项决定，数周之后，民情激愤，矛头指向清廷，一如以往指向列强。整个夏天，抗议声浪并未缓和，特别是四川一省，该省谘议局的代表以及持有股权的社会贤达，誓言拒向政府缴税，并索回他们应得的权利。

在一九一○年与一九一一年的铁路风潮中，甫实行改革之新军军官与士兵扮演重要的角色。新军之中有许多人怀抱大义，认为清廷乃将国家资源卖给洋人。一名保路同志会军官断指以抗议朝廷的行动。另一名士兵寄血书给清廷的铁路公司，吁请恢复地方的铁路控制标。在四川当地，一名武将曾下令反政府的“保路同志会”成员出列，以确认、驱逐军中反逆，结果所有的士兵都向前跨步以示团结，这位将军只好收回成命作罢。

这类军官与士兵象征着中国政治舞台上即将展现的新要素，这可溯源至一八五○年代，儒将曾国藩组织了一支训练有素、思想忠贞的农民团练。曾国藩给予乡勇团练优渥的待遇，并灌输他们一套行为准则，藉以提升作战能力与道德操守，破除了一般百姓对官军往往趁战乱蹂躏闾里的印象。历经李鸿章等人的戮力培植，北洋军队拥有自己的训练学校、军事学堂、外国教官，及最新式的武器装备，现代化的中国军队至此诞生，取代了满洲八旗。

自一九○一年起，清廷即开始重整武装力量，组建所谓的“新军”。及至一九○四年，朝廷在每一省设置“督练处”，下辖兵备、参谋、教练三处。每一督练处由各省巡抚统管。然而这类军队，基于地域性忠诚与社会关系网络，可能会产生地方分权，威胁到朝廷。朝廷想以自己的方式，来标准化与控制新军，这与处理铁路问题如出一辙。于是，全国各省的新军在北京“练兵处”直接控制下被编练成三十六“镇”（divison）。每一镇的兵力预计编有一万二千五百员，如按计划施行，朝廷将直接统帅四十五万新军。到了一九○六年，清廷厘定官制设“陆军部”，置尚书一人，左右侍郎各一，均由满人出任。一九○七年，又设置“军谘处”，亦由满人出任。同年，最有权势的两位汉人总督袁世凯与张之洞，被调至北京担任军机大臣，名义上虽是擢升，但实则黜免军权。显然朝廷是希望大权由京畿的满人，而非各省的汉人督抚掌握。

荫昌是一位能干的满族大臣，一九一○年被提名为内阁的陆军大臣，旋即跃升为军事改革的首要发言人。荫昌毕业于北京“京师大学堂”，后在德国的军事学校接受训练，返华后执司天津武备学堂。荫昌德语流利，娶了一位德籍女子，极力公开赞颂德国的卓越战力以及扩张快速的德国克鲁伯公司所生产的精良武器。他带兵特别强调荣誉感的灌输与纪律的养成，并严格限制外国顾问的数量及其所扮演的角色。荫昌亦不忘巩固他自己在京畿新军中的权力，且把重要军事将领的人事命令权转移至陆军部手中，藉以削弱督抚对地方军队的控制。此外，荫昌公布了一套军事法令约束军人的行为，使军人不再适用于民法的裁判。

在许多层面上。清廷重新编练新军是颇富成效的。新军驻防在全国战略要地，包括了传统八旗兵驻守的城市。清军在一九一○与一九一一年间颇有斩获，特别是在西藏的几次战役尤其令人刮目相看，面对当时西藏亲王亟思独立，加上英国在北印度的战略部署，清廷对西藏的影响力日益衰退。清廷克服崎岖地形，进行后勤补给与交通运输，派兵进入西藏，攻克了藏东，并在此地设置新的行省──西康省。清军亦克复拉萨，剥夺了几位桀傲不驯的亲王的尊衔，在几个“镇”的驻防之下，迫使达赖喇嘛出走印度。清军甚至推进至尼泊尔、不丹（Bhutan）、锡金（Sikkim）边界，警告英国勿图谋此一地区。对少数满人王公贵族而言，西藏的军事成果无疑是十八世纪乾隆盛世的再造。

然而，清朝的军事制度仍有许多问题。军队的指挥系统依旧四分五裂，特别是华北地区，在北洋军队中不乏效忠袁世凯个人的军事将领。为了翦除袁世凯的势力，清廷于一九一○年以袁世凯健康不佳为由解除袁的职位，这项举措令袁世凯感到愤愤不平，也让效忠袁的高阶将领萌生贰心。新军有许多人是在一九○五年清廷废除科举制度之后转而投向军旅生涯，军队似乎也为这些人提供一条晋身上流社会快捷而稳定的新管道。这类人士多半野心勃勃又汲汲营营，积极介入谘议局所鼓动的风潮，同时新军亦已被效忠流亡海外的孙逸仙反清革命会党的成员所渗透。

当新军的士兵与军官开始接受新式的训练课程，穿着卡其布的制服，使用仿自欧洲与日本军队的现代化装备，他们逐渐感觉到过去视为理所当然的若干积习竟是如此荒谬。例如过去中国人打躬作揖的问候方式，在军中开始被简洁有力的军礼所取代。其中最富象征意义的是，摄政王多尔衮在一六四五年强迫汉人薙发留辫，以示效忠与臣服，但这种发式在现代的战斗中却显得十分荒诞。过去将辫子盘卷在帽下的士兵，现在则纷纷剪掉辫子。一八五○年代，太平天国的兵勇无不剪掉辫子以明其反叛朝廷之志。如今，一九一○年，清廷虽注意到这样的现象，但却无法对其采取适当的惩治行动，只能勉强默从。

民族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

一九○五至一九一一年期间，当清廷徐缓朝立宪改革方向迈进，并试图强化对新军与铁路的控制，国内的异议声有增无减。开始尝到新机会的种种好处之后，各省谘议局的代表、海外留学生、女性、商人、城市工人，与新军士兵都起而向地方政府与朝廷施压，要求采取更有力的方式来回应改革呼吁。然而朝廷无能回应各种要求，批判声浪益发尖锐，其中以中国为一个国家以及社会主义可改造中国的观念于焉诞生。

满人的处境日益艰困。随着八旗军裁减或转任文职，以及计划中的新军羽翼未丰，也尚未全归中央节制，清廷明显缺乏能够驾控全国的军事力量。每一次的改革创新──学校、公共事业、驻外单位的设置──都是可观的花费。陆军部于一九一○年底首次详拟了一份预算，估计扩张军备的结果将使次年军费支出高达一亿九百万两（这笔庞大的预算尚未包括海军军费的支出），其中有五千四百万两流入新军单位。一九一一年，单是军事支出的项目几占全国财政预算三亿三千八百万两的百分之三十五。这个预算总额较一九一○年的赤字预算高出四千万两。于北京召开的资政院会议，决定删除三千万两军事预算。即使如此，庞大的财政赤字依然高居不下，所以必须增加农业税收来弥补；增税的范围十分广泛，包括茶、酒、盐、烟草税、过境税与关税，以及对土地所有权和土地登记课征特别税等均包括在内。

清廷的加税决定令全国百姓怨声载道，纵使清廷立意为善，譬如取缔吸食鸦片的政策，也引起百姓的非议。反对者不再是英国人，而是种植鸦片的中国农民，他们埋怨在罂粟田辛苦耕耘的心血将付诸流水。当时中国国内生产的鸦片已经完全取代英国货；在十九世纪初，中国境内的鸦片产地仅限于云南、贵州，如今四川、陕西与沿海省份浙江、福建均有生产鸦片的大公司。清廷取缔鸦片的政策引发社会各个阶层的反弹声浪，包括销售者、运输者、烟馆的经营者与工作人员，以及成千上万的染上鸦片烟瘾的人，其中有许多人出身豪门。好像这些问题还不够似的，天气的异象也在助长反清之势。一九一○与一九一一年间，长江流域与淮河流域的滂沱大雨酿成严重的水灾，成千上万的良田尽没河底，引起米价飘涨，哀鸿遍野，疏离失所的难民纷纷涌入大城市寻求赈济。

除了条约通商口岸与租界区之外，国家的权力在境内仍然强固，反对的政治势力难以出现。因此，一九○五年后的几年间，大部分有影响的政治批判均源自海外华人，不论他们是自愿离开乡梓或被迫流亡。其中能对清朝进行具体批判并提出自创的政治计划者，有追随康有为步伐的君主立宪派、受梁启超启迪的民族主义者、信仰无政府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各式团体，以及孙逸仙领导的同盟会。

这些批判者以康有为最为海内外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推崇，因为康本是一位经学家，曾中进士第（一八九五年），在一八九八年的维新运动中是光绪皇帝的私人策士。他一直到一九一一年都还在呼吁朝廷改革政府的体制结构，带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使中国有能力仿效日本的改革，进而富国强兵以抵御列强的巧取豪夺。康有为组织各式团体来宣扬他的理念，其中以“保皇会”和“宪政会”最为重要。（译按，保皇会于一九○七年易名为宪政会。）康有为收到旅居东南亚、美国、加拿大各地华商与银行家的大批捐输，期使加速国内改革的进程。一九○○年，康有为领导支持者进行两次反慈禧的拙劣起义，嗣后便不再主张军事叛变。反之，诚如他组织的“保皇会”名称所示，康有为希望自一八九八年起即被幽禁宫中的光绪皇帝能恢复自由，使这位年轻的皇帝扮演如日本十九世纪末明治天皇的角色，引领中国迈向进步坦途。

光绪皇帝于一九○八年崩逝后，康有为顿失效忠对象。不过他依旧主张满人统治，欲建立揉合西方价值与儒家思想的君主立宪政体。然而反清情绪日趋强烈，即使在他的支持者眼中，康有为的行径似乎已经溢出常轨，以致许多赞助者开始质疑他们献金的流向。康有为挥霍无度且不善理财，性喜旅游且常有一年轻女伴相随，他一度栖居巴黎（曾乘坐热气球鸟瞰巴黎），并买下瑞典海岸的一座小岛作为避暑之地。他的投资反覆无常，大笔投入墨西哥投机风险事业的资金，结果因墨西哥革命而血本无归。康有为以典雅的文言文昼写的政治著作，在二十世纪似乎已不合时宜。在最富预言色彩的论着里，康有为思索一个可以泯除所有民族主义争端之世界政府存在的可能性，以及设想一个综理人类从出生到死亡的福利国家。“诚如电之无不相通矣，”康有为言道，“如气之无不相周矣。”（注四）而为了消除性别的差别待遇，康有为主张在政治集会上男女衣着无异；此外，康有为亦建议，以每年订立“交好之约”取代媒妁之言的婚姻制度，立约双方均有权决定是否续约，此一交好之约同样适用于两男或两女之问。但这些预言论着大都仍属手稿形式，当时仅有少数人能一窥康有为思想之全豹。

广州人梁启超是康有为最忠诚的追随者之一，曾与康有为参加一八九五年的进士科考。在情感上，梁启超不似康有为那般热切拥护光绪皇帝或清朝皇族；在政治上，梁启超一度转而激进，欲以自由的药石针砭中国腐化与堕落的病疾。但梁启超终究还是从“法国大革命”的暴力激情中退却，指陈“法兰西自一七九三年献纳牺牲以后，直至一八七○年始获飨者，犹非其所期也。今以无量苦痛之代价，而市七十年以来未可必得之自由。即幸得矣，而汝祖国更何在也。”（注五）

梁启超同样忧虑中国百姓尚未准备承担民主的责任。他又亲眼目睹美国唐人街的生活而更形悲观：对梁启超而言，唐人街的华人各自为政、怯懦，社会条件极差。所以梁启超在公开集会上以他强烈的说服力，在各类报纸上以感情丰沛的笔锋，鼓吹建立一强盛的中国，在强势的民族领袖领导之下，促使每一个人，包括女性在内，形成有教养的市民。他写道，为了实现这种积极而团结的市民社群理想，中国需要某些拥有钢铁般纪律的人物以扭转积弱不振的颓势；譬如斯巴达（Sparta）领袖李克各斯（Lycurgus）或是英人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中国应该暂时忘却世界上有像卢骚或华盛顿这类的人物。但梁启超并未宽恕克伦威尔弑君的行径，他不断颂扬君主立宪的美德，仿若君主立宪制度的确能同时带来进步与经济发展。他的政治理念展现在小说、戏剧、散文里，吸引大批海外华人的目光焦点，并在中国广泛传播。他唤醒走向改革与复兴。

为数众多的中国人转向欧洲各类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议题，形成了更为激进的看法，但较缺乏渲染力且不见华丽辞藻。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和实践于十九世纪的欧洲蓬勃兴盛，甚至迄至一八八三年马克思身后仍然持续不衰。一八八九年，多数形塑于马克思主义者理论、但意识形态各异的各个社会主义政党与工会组织，联合组成“第二国际”（Second International），总部设于布鲁塞尔 （Brussels）。虽然第二国际支持“议会民主”的概念，但它亦寻求战争开展国际社会暴动的可能性，不放过每一个引爆社会主义革命的机会。第二国际的成员是接受马克思社会革命之必然性的论调。

中国最早讨论马克思的文章出现在一八九九年一份刊物上＊。文中总结马克思的论点，在于穷人应继续罢工以逼迫富人，并深信富人阶级的力量将可能超越国界遍及世界五大洲。（注六）一九○五年俄国革命未成，让那些视沙皇与满清皇帝同为独裁君主的中国人精神为之一振，同时激起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兴趣，认为它似乎能为中国提供一个步向现代世界的机会。于是中国人开始研读一本一八九九年出版后被移译成中文的日文著作，即《近世社会主义》（Modern Socialism），书中指出，马克思“以深远之学理，穷究经济之基础〕，“故于多数之劳民，容易实行其社会主义，得多数雷同之赞助，而其事易底于成。”（注七）

＊译注一：此刊物应为《万因公报》。一八九九年，《万国公报》第一二一、一二三期连载了篇题为〈大同学〉的译文，译者为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蔡尔康。文中曾简略提到“安民新派”（即该文译者对社会主义的中译）、“德国的马克偲”。

一九○六年，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被摘译成中文，相较于英文或德文的版本，这个中文节译本饶富诗意，较少激烈的语调。《共产党宣言》的著名结论，即“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仅是伽锁。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被翻译成：“于是世界为平民的，而乐恺之声乃将达于渊泉。噫来，各地之平民，其安可以不奋也。”（注八，这位译者＊指出，基于中文的“工人”〔worker〕意义范围并未含括劳动农民〔laboring peasants〕，而“平民”〔common people〕则可，故他以平民一词来翻译英文的无产者。）

日本社会党于一九○六年成立之后，中国人对于社会主义理论的兴趣更有依附的对象。虽然有组织的中国社会主义政党到一九一一年才出现，但通晓日、英、法、德各国语言的学者江亢虎开始有系统地研究社会主义。江亢虎曾任袁世凯的教育顾问，且是一位热切的女性主义者。一九○九年，他还曾出席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第二国际大会。

也有部分中国人趋向无政府主义，特别是巴枯宁（Bakunin）与克鲁泡特金（Kropotkin）的理论，这些理论批判了现代国家观念的架构，强调个体的角色、文化变迁的力量，以及革命过程中群众参与的重要性。一九○六年，一群栖居巴黎的中国人（译按，张静江、李石曾、吴雅晖、张继等人）组织无政府主义团体“世界社”（New World Society），出版《新世纪》（New Era）刊物。这批无政府主义者亦大都与孙逸仙的同盟会有所联系，所幸当中一名成员拥有一家豆腐厂、饭馆，他们的资金总是不虞匮乏。无政府主义者的目标十分广泛且充满乌托邦色彩：取消政治权威与军队；废除所有法律；消除阶级差异；消灭私有财产与资本。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各式促进革命的方法：写传单、组织群众团体、举行罢工、发起抵制洋货、煽动群众动乱，或者罔顾道德良知，采取暗杀手段。此时，另一个中国无政府主义团体崛起于东京（译按，指刘师培与其妻何震的“社会主义讲习会”，其机关刊物为《天义报》），特别重视传统社会中的女性权利，他们反对现代主义，服膺农业文明。托尔斯泰（L.Tolstoy）是这个团体的英雄，他们正视农民在革命过程所扮演的角色，探讨的议题包括在农村地区形成社群生活和结合农业、工业完善农业经济的可能性。

最后是孙逸仙。自一九○五年之后，其主张兼纳“革命”与反清的组织易名为“同盟会”。孙氏的若干追随者系恐怖主义者，力倡暗杀；但大多数均主张共和革命的理念。他们誓言反清到底，身为“民族主义者”，他们图求中国自西方与日本所施加的沉重经济束缚中获得解放。有些人也是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他们企望中国走出“封建”遗绪，迈入崭新的、进步的发展阶段，但又能避免资本主义的弊端。孙逸仙的同盟会会员中有不少女性，倡导各式议题藉以强化女性在新中国所应扮演的角色。孙逸仙与华南一带的秘密会党也有接触。他本人就曾在一九○四年经人引介，加入“三合会”的夏威夷分会，并仰赖旅居美国、加拿大海外华人中三合会会员的赞助。

＊译注：这位中译者即是朱执信，本文所引之中文翻译，见氏着〈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的文章。

基本上，孙逸仙是民族主义者，拥护共和政体，不过其中亦蕴涵了社会主义的要素。一九○五年，孙氏曾拜访位于布鲁塞尔的第二国际执行局，声称他的党是社会主义政党，并希望成为第二国际的会员。当时比利时的一家报纸就曾引述孙逸仙的谈话，孙期盼中国“引进欧洲的生产模式与使用机器，但又能戒除这过程中所产生的弊端。”为了防范资本主义的弊病，中国人应该“在未来建立一个没有任何质变的新社会。”这位记者写道，“他们承认我们文明的优点，但拒绝沦为我们文明的受害者。”（注九）

孙逸仙不改其志，继续尝试以武力推翻满清政权。一九○六至一九○八年间，同盟会指导或鼓动至少七次反政府行动：三次发生在广东，孙逸仙在此地的联系网络依然十分绵密；其余则出现在湖南、云南、安徽、广西。纵使每一次举事均遭到清廷镇压而宣告失败，但孙逸仙在海外华人的心目中依然深具领袖魅力，他接收了先前康有为的支持者，使他的革命资金源源不绝。大部分的献金来自孙逸仙于美国、加拿大与新加坡演讲时听众的慷概解囊，而在新加坡更有几位富有的华商大力赞助。另外，孙逸仙也出售债券给那些支持他未来政权的人士，承诺假使取得权力之后，他们将可获得十倍于现在投资金额的报酬。（或许孙逸仙并不晓得，此种作法并非由他所首创，林清在一世纪前的叛乱就曾采用过类似的策略。）

虽然他的计划模糊且失败连连，但孙逸仙依旧百折不回、积极鼓吹，坚定推翻满清的立场。到了一九一一年夏天，同盟会的积极成员已由一九○五年的四百人左右增加为近一万人。其中多数是在日本留学的学生，经由孙逸仙或其追随者的吸收而入会，返国后在自己的家乡继续秘密鼓动反政府的风潮。若干同盟会的成员担任甫成立的谘议局代表，有些则加入新军行列或在新军里担任军官；他们在新军中以革命言论或提供物质诱因，积极寻找未来的志同道合之士。这个掺杂着愤怒、挫折、梦想，与金钱的混合物是极具爆炸性的。

清朝的败亡

一连串肇致国祚两个半世纪的清朝政权倾覆的事件是从一九一一年十月九日，武汉三镇之一的汉口市一次意外的炸弹爆炸所触动。但是，这次爆炸事件若不是因立宪主义、铁路、军队、满人权力与列强入侵等问题引起全国动乱，它也许不过是一孤立事件、而为人所遗忘。

自一九○四年以来，几个激进的中国青年团体于汉口和邻近的武昌市散播革命种籽，而这群激进的中国青年有许多人曾卜居日本，少数还是同盟会的成员。这两座城市与汉阳构成三联市，其中拥有大批的工人与长江沿岸的船员、现代学堂、新军组织，还有清朝政府官吏，这使武汉三镇成为政治与社会的实验所。革命党人的长程目标是推翻满清政权、“复国仇”、“兴中华”。（注十）

短期的策略则是渗透进新军之中，协调新军内部各秘密会党党人的政治行动。革命党人的渗透与吸收新会员均是在文学社或共进会之类团体绵密管道的掩护下进行的，以会社的名义举行小型会议以及进行个人意见的交流。若有个别会社遭到地方官吏的调查，革命党人便立即解散该会社，再到他处以别的名称另起炉灶。迄至一九一一年秋天，湖北新军中有五千到六千人已被武汉三镇各式会社所吸收，总数约占所有兵力的三分之一。

十月九日的爆炸事件是一群革命党人正在汉口的俄国租界区制造作弹所引起。他们如同之前上海的反清煽动家，知道外国帝国主义的保护可躲避清廷的巡警，但这次爆炸的威力引起地方官员的调查。受伤最严重的谋反者（译按，孙武）被同志送至医院，清廷巡捕搜查革命党人的总部，发现其余三名革命党人，立即将之处决。地方官吏取得军人与其他加入革命会党的名册。于是革命党人认为，要是不能够马上起事，组织将会曝光，而有更多的革命党人将因此丧命。

率先采取行动的是武昌的工程第八营，他们在十月十日早晨叛变，并占领军械库。城外的辎重营与炮兵队亦参加起义。这些军队对武昌的要塞发动一次成功的袭击，当天，又有三支新军队伍加入举事行列。满人湖广总督瑞征与汉人“统制”（译按，张彪）无法召集效忠军队扼守总督衙门，落荒而逃出城。十月十一日，革命党人又自武昌横渡长江，在武汉三镇的汉阳发动一次成功的叛变，并随同第一营占领汉阳的兵工厂与钢铁厂。汉口的部队则是在十月十二日褐竿而起。

当务之急是让德高望重的闻人承担指挥武汉叛军与领导革命运动的重责大任。因为武汉三镇并没有同盟会的资深领导干部，而其他地方上革命会党干部又不适合担任，叛军一致推举谘议局的议长（译按，汤化龙），但被他慎重婉拒。于是叛军转而选择一位深得人心的湖北新军“协统”黎元洪出任都督。他本人虽不是革命党人（最初，他是在抢口的威胁下勉强接受这项职位），但却似乎是一个出色的人选，因为他一方面得军心，与谘议局的代表关系不错，并积极参与收回铁路利权运动，况且黎又熟谙英语，有能力安抚在武汉的大批外国人。

清廷积极部署以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陆军大臣荫昌衔命以北洋军队两镇的兵力清剿武汉。同时，满人收起傲慢，召唤袁世凯并恢复他在一九一○年被迫“退休”前的职位。清廷相信，以袁长期领导北洋军队与丰沛的人脉，一旦南方的局势稳定之后，必能节制这些军队。但狡滑的袁世凯等到他更能掌握情势的发展，才接受督师的任命。

但局势的发展急转直下，已非任何个人或政治团体所能控制。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二日，陕西与湖南两省的新军叛变，大批满人遭到屠戮，忠于朝廷的长沙将领被杀。这两省谘议局的领导议员纷纷表态支持革命。十月最后一个星期内，又有三个省份祭起反清的大蠹。在山西首府太原，巡抚与其眷属被杀害，议会与叛变的新军同声一气；在江西省，商人、学生、教师联合议员与军官宣告脱离清廷独立；远在西南的云南，武备学堂的教官起义并联合新军攻击效忠朝廷的军队。

自十九世纪末以来，铁路的军事作用一再引起讨论，现在双方皆已能领略铁路的军事价值。清廷利用京汉铁路火速运送部队南下，镇压武汉的叛军，山西的叛军切断荫昌军队欲作供输路线的太原铁路。在十月底，一位统制（译按，张绍曾）断然拒绝清廷命他率军经由铁路南下的命令，反而联合其他将领向清廷发出十二条立宪要求的电文。其中较重要者有：在同年内召集国会，由该国会起草宪法，国会选出内阁总理大臣并由皇帝敕命，皇帝无权命令“就地正法，格杀勿论”，特赦所有“国事犯”，皇族不得任国务大臣，条约之缔结与媾和由国会取决，后以皇帝的名义行之。

清廷在一周内大致同意这些条件。十一月十一日，即北京的国会议员选举袁世凯为中国内阁总理大臣三天后，清廷发布谕旨，命袁世凯为总理大臣，组织内阁。袁世凯接受这项任命后，即刻组织内阁，并以自己的党羽出任重要阁臣的职位。

显然政治局势是朝向由满人引导、近似康有为等人提倡的君主立宪政体发展，而非孙逸仙与同盟会革命党人要求的共和体制。孙逸仙的支持者虽众，但在中国欠缺统一的军事力量，况且孙本人在一九一一年底事件爆发期间，正在美国筹募资金；他在前往堪萨斯市（Kansas City）途中，在丹佛市 （Denver）阅报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孙逸仙认为，当务之急是让欧洲各国承诺在即将爆发的冲突中保持中立，是故，孙逸仙在返华之前先抵达伦敦、巴黎，与当地政府进行协商，而孙也获得具体的政治成果，成功说服英国政府不再贷款给清政府。

整个十一月，袁世凯表现出一种巧妙的平衡，凭藉着对北洋军队的影响力为后盾，对满人与革命党人双方施压。历经激战后，清廷的军队再度占领汉口与汉阳两市（但并未克复长江南岸的武昌）, 但相较于一省接着一省通电宣告附从革命党人，这样的战果无助于缓和朝廷的压力。在同盟会各领导人的鼓动下，孙逸仙的同盟会赢得民心的归附。同盟会扩展组织规模，凝聚目标，在三个省份的革命运动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江苏（十一月三日宣布脱离清朝独立）、四川（十一月二十二日）、山东（十二月十二日）。但在其余地区，同盟会仅是众多反清联盟的成员之一，这些地区的领导人大都来自新军、谘议局，也有若干领导人是绅商出身。

经过数周战况惨烈的战役后，十二月初，满人与效忠朝廷的军队在南京大败，清廷的威信更加一蹶不振。南京在十四世纪曾为中国国都，自此之后南京即拥有其他城市所没有的象征地位。南京城陷落，让中国人忆起一六四五年福王军队在此地的失败，以及一八五三年太平天国的军事斩获。所以，攻陷南京城就成为同盟会巩固自身势力的全国性象征。

监国摄政王载澧退归藩邸，袁世凯接任内阁总理大臣，五岁幼帝溥仪的母后于是出面斡旋。但对许多人而言，这与慈禧垂帘听政的作法无异，所以接受的人并不多。

就在一九一一年圣诞节当天，孙逸仙自法国循海路返抵上海。四天后，十六省谘议局代表齐聚南京召开会议，以选举孙逸仙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昭示他们尊重孙逸仙的领导，以及同盟会的影响。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孙逸仙于南京就职，正式宣告新共和国的诞生，从此之后改采阳历纪元，定七日为一周，不再使用传统中国阴历。就在元旦当天，孙逸仙即电传袁世凯，坦承他自己军事根基的薄弱。在这封电文里，孙逸仙声言他虽然义不容辞，暂时接受大总统之职，但“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注十一）

如今，中国既有共和国总统，也有满人皇帝，因而陷入亟须提出根本解决之道的僵局。随着一连串的暗杀事件几乎夺取了袁世凯与若干满洲亲贵、将军的性命，北京和南京之间的冲突日趋白热化。

是月月底，一枚炸弹作死了满人之中少数的强硬派代表人物，即“军谘府”的副军谘大臣，他长久以来一直致力于把“禁卫军”训练成满人的一支劲旅。这些暗杀行动系由同盟会成员所发动。

对清廷政权的最后一击是在一九一二年一月底，当时有四十四名北洋军将领联名致电北京内阁，敦促成立共和政体。此时一群强硬的满族亲王撤退至满洲，图谋协调兵力进行抵抗，而皇帝的母后与僚臣则与袁世凯进行协商，以保证他们人身财产的安全。袁世凯与南京临时政府的参议院均同意，幼帝与其眷属有权继续栖居北京紫禁城内，并保有皇室原有私产，岁用四百万元由中华民国政府支出，由中华民国设置卫兵保护满人的宗庙陵寝，朝廷于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宣布溥仪逊位。清帝拒绝承认孙逸仙的地位，在简短的退位诏书中授与袁世凯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注十二）并结合同盟会与华中、华南其他反清势力建立统一政体。

仅寥寥数语，中国逾二千年的帝国历史便从此划下休止符。几无任何自治技巧与制度经验的中国百姓，将于世人的众目睽睽之下以及身处于凶险的世界局势之中对他们的未来做出抉择。

注释

注一：汤普森（Roger Thompson），《未来的视野，现今的实情：一九一一年革命前夕的地方行政改革，选举政治与传统中国社会》（Visions of the Future, Realities of the Day: Local Administrative Reform, Electoral Politics,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on the Eve of the 1911 Revolution., Ph.D. diss., Yale University, 1985），页四五。

注二：前揭书页一一一。

注三：修内曼（Ralph Huenemann），《龙舆铁马：中国的铁路经济学，一八七六至一九三七年》（The Dragon and the iron Horse: The Economics of Railroad in China, 1876-1937.,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页七九。

注四：史景迁，《天安门》（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New York, 1980），页三四。

注五：贾士杰，《俄国与中国革命的根源，一八九六至一九一一年》，页一三○。

注六：伯纳尔（Martin Bernal），《迄至一九○七年的中国社会主义》（Chinese Socialism to 1907 .,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6），页三七。

注七：前揭书，页九五。

注八：前揭书，页一一七。

注九：前揭书，页六六。

注十：爱德蒙，方（Edmund Fung），《中国革命的军事面向》（The Military Dimension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1980），页一三八。

注十一：李剑农（U Chien-nung）着，邓嗣禹与英格尔斯（Jeremy Ingalls）合译，〈中国近百年政治史》（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China, 1840-1928., Princeton, N.J.. 1956），页二六○。

注十二：前揭书，页二六六至二六七。

第三部 国家与社会的展望

清政局紊乱的潜在根源之一在于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的失衡。中国的革新派致力于建构可行的共和体制，以取代威信尽失的帝国体系，希望缔建新的政府组织，将中国改造成现代化的民族国家。在北京召开的议会是由各省代表组成，将中央与地方结合在一起。选民的人数近四千万，可确保不同区域和利益能得到照顾。地方政府体制恢复生机，一方面缓和地方利益，另一方面稳定岁收上缴中央，使中央得以进行改革，并压制外国势力。

然而就在一九一二年中国第一次全国普选之后不到数月，这样的梦想破灭了。临时总统袁世凯派人行刺多数党领袖，同时限制其所属组织进行活动。尽管袁世凯胸怀复兴中国的远大抱负，但他欠缺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及圆熟的组织技巧，以致无法整合中央。于是政治权力流向地方精英以及数百名即将主宰各地方权力的军阀手中。中国政治的弱点随着国际局势发展而益形凸显：日本的索求益加蛮横粗暴，而即便在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派遣一百万劳工援助西欧协约国的大胆构想，也无法赢得强权对中国领土主权的尊重。

其结果是政治杌陧不安、思想上空前的反省与探索的时期：许多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深信国家灭亡在即，于是开始钻研各种政治和制度理论，分析他们所处之社会结构的本质，论辩新的教育和文体形式的价值，探索那似乎正是西方科学核心的进步的可能性。这时期通常被称作“五四运动”，虽然其追寻的议题同样可见于明清嬗替之际、与清末有关国家前途的争论中，但是这般密集的智性勃发和怀疑精神，却是中国两千年来所仅见。

五四运动的思想家探讨种种选择方案，这些当时最耀眼的心灵中，有的在苏联派往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的牵引操控下，转而醉心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到了一九二○年，中国共产党已然播下种籽。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举行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虽然孙逸仙领导的国民党享有优势，追随者亦众，但是共产党强烈表达出中国决心反抗军阀、打倒地主，以及外国资本主义的抱负，并为人数日众的工人阶级的困境发出不平之鸣。共产党员联合国民党的激进派，统筹了一连串令人印象深刻且富成效的罢工，尽管有时这类行动须以罢工工人的生命为代价。

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结盟，一半起因于绝望，一半又掺杂了希望。绝望之情来自军阀割据和外国势力造成的分崩离析；希望来自于中国人的精神、技术，和智识力量，这是中国长治久安所不可或缺的。共产党和国民党长程发展目标虽然不同，党员的气味也不相投，但至少在联合军事力量和社会改革的手段、重新统一国家的企图上，还能达成共识。在南方广州，共产党和国民党携手训练一批新的军事精英，成立了农民协会，让农民得以加入已经组织化的工人行列中。一九二六年，成军不久的军队大举北上，推进至长江流域，这次军事行动的成功令人刮目相看。然而迅速推倒军阀只不过加深了国共双方社会政策歧见。对共产党而言，一九二七年是灾难的一年，当时他们试图以计谋打击国民党盟友，并扭转新国家的走向，结果却只能眼看着他们的运动遭到挫败。

共产党撤离城市，企图在偏僻的农村自我重整，此时国民党则试图巩固对全中国的统治。一九二八年后，从满洲到广东，都已在一个旗帜之下。蒋介石为了应付左支右绌的财政，集中精力重新改造国家的行政组织，奖励交通运输、城市公共设施，及教育设备的发展。在此建设过程中，并非所有外国强权皆是敌人：除了传教士之外，美国提供大量资金和技术人员；德国支援军事专家，并拟定数个涉及德国军事设备及中国稀有矿产的计划；然而日本依然故我，成立傀儡政权染指东北，并将势力扩张至长城以内，直到中国同意宣布华北的“非军事化”。知识分子不满国民党姑息日本侵略行径，建国梦想再度破灭。而共产党奠基于自创的土地改革和游击战略的激进组合，开始建构起庞大且强韧的农村政府组织。

一九三○年中期，日本一度成为中国民族复兴的外来刺激及主要敌人。中国共产党受到蒋介石军队持续不断的攻击，最后退出江西苏区这个坚固的基地，展开“长征”，转进贫瘠的北方。共产党一到陕西，成功挑起百姓对骨肉相残、两败俱伤的厌倦情绪。蒋介石被叛军绑架的事件则再度给予共产党进行“统一战线”的机会，团结一致，抵抗外侮。尽管无数中国人在国家分合与改革的过程中历经苦难，但中国人的国家观念依然相当鲜明。

12 共和国的肇建

民主试验

一九一二年二月，满清末代皇帝退位之际的中国与一六四四年五月明祟祯皇帝自缢时不无雷同。各地方政府入不敷出，以致国库空虚，国家财政几近瘫痪。知识分子与官僚对于形同虚设的政权的强烈不满，已经到了非宣泄不可的地步了。驻扎北京的军队虽然不少，但忠诚度不足，难以掌控，而军饷给付一有延迟，还可能引发兵变或是逃兵。农村里天灾肆虐，粮食欠收，哀鸿遍野；而地方政府碍于财政短缺，亦无力赈济饥荒，灾民流离失所。仍效忠昔日统治阶级的旧势力或许是未来政局紊乱的主轴。外患的压力日现，列强侵略迫在眉睫。具独立意识的分离主义政权很有可能出现在中国中部、西部，和南方，更进一步弱化中央的统治权威。

当然，这两个过渡时期亦有迥异之处。其中较重要者有四：首先，一九一二年，至少有七大强权在中国拥有特殊利益，同时中国还向列强大量举债。其次，在一九一二年，通讯、运输，和工业发展的新模式使国家经济结构处于剧烈的转型阶段。第三，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人安身立命的哲学体系，其意义已经受到质疑。第四，一九一二年，尽管多数中国人渴望出现强大、集权的权威中心，但是君主立宪这种折衷之计与帝制同遭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拒斥。

在这段高度紧张的时刻，暴力是难以预测且稀松平常的。两位领袖即将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前崛起，而两人之间的斗争更将影响中国革命的面貌；他们亦在此时初尝暴力冲突的滋味，开始从事政治活动。一八九三年，毛泽东诞生于湖南的农家，学生时代于长沙加人志愿军。毛泽东亲眼看见清军溃散之速，他剪掉发辫，亦曾目睹两位革命军领袖（译按，焦达峰、陈作新）横尸街头，这两位革命军领袖不是被清军所害，而是被支持共和、但主张必须寻求稳健发展的谭延闿所杀。毛泽东曾一度加入湖南的“共和军”，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想家、曾在一九一一年十一月成立“中国社会党”的江亢虎所写的几本小册子。不过，此时毛的政治立场仍十分温和保守：日后毛告诉一位访问者（译按，即《西行漫记》的作者斯诺），他希望政府能请孙逸仙当总统、康有为任总理、梁启超为外交部长。俟战事结束后，毛泽东即自修政治学和经济学，准备直接参与中国未来的社会改造工程。

另一位领袖人物是蒋介石＊，一八七七年出生于浙江通商口岸宁波附近的盐商家庭。当时许多中国有志青年前往日本接受军事教育，蒋介石亦是如此。一九○八至一九一○年，在密友陈其美的引荐下，蒋加入同盟会成为革命党人。一九一一年十一月期间，陈其美膺任上海都督，拔擢蒋介石担任其军团的指挥官。为了革命运动的目标，蒋介石挺身参与抗州的攻坚战役。根据多项资料的记载，蒋介石策动或亲自执行暗杀反对孙逸仙及蒋的导师陈其美的同盟会成员，经历了个人暴力经验的洗礼。

社会秩序的恢复有赖袁世凯将北洋军与同盟会和南京的革命力量结合在一起，也仰赖袁世凯以立宪立宪程序，将新军和各省的议会结合成全国性的政体。然而袁世凯在走向目标的第一步便遭到阻碍。孙逸仙的武装力量虽然无法与袁世凯的军队抗衡，但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孙仍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一个月之后的二月十三日，也就是满清皇帝逊位第二天，袁世凯僭取孙逸仙的临时大总统头衔，孙只好让出职位。同盟会诸位领袖及其支持者要求袁世凯必须于南京就职，以期袁世凯远离他的北方根据地，以象征建立民国重要的一步。但是袁世凯选择驻留北京，藉日军情不稳，需要他坐镇北京。一九一二年三月间，北京、天津、保定等地相继发生叛乱与暴动，似乎证实了袁世凯的顾虑。虽然有些好讥讽之士认为，这些乱象也许是由袁本人所鼓动的，藉以证明北京不可一日无他。至于孙逸仙，则是前往北京以表示他振兴中华的诚意，并受袁世凯之邀，草拟了改造中国铁路系统的蓝图。

当务之急就是制定具实质意义的宪法，并在此宪政架构下举行全国性的选举，以建立新的两院制议会。早在一九一○年八月于北京召集的“资政院”会议是达成此一目标的初步。资政院系采取一院制，会议成员由各省谘议局选举产生，或由朝廷钦定。不过，资政院开议后却联合各省谘议局敦促朝廷应在慈禧太后原订的一九一七年之前就召集全国性议会。于是一九一○年十一月，清廷遂同意缩短预备立宪期限，预计在一九一三年举办国会大选。

＊原注：Chiang Kai-shek此一罗马拼晋系得自地方方言的发晋，而终其一生，西方人都是以这个罗马拼音的名字来称呼他。所以，本书沿袭西方的习惯用法。

虽然资政院是清代的产物，但是在中国未来宪政体制的发展上，仍扮演重要的角色。一九一一年十月三十日，正当清廷为政权作殊死搏斗之际，即授权资政院起草宪法。十一月三日，资政院会议有了初步共识。五天后，资政院会议推选袁世凯为中国首任内阁总理大臣，赋予袁世凯的统治某种形式的民主合法性。

随着北京这种种事件的交错发展，各省在同盟会的鼓动下纷纷召开会议──首先在上海，广州继之，最后则是南京。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南京正式成立临时“参议院”，每一省推派三名代表，对于中国民主的发展，他们的角色基本上有助于民主的成长，因为孙逸仙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的条件，换取袁世凯正式电告临时政府，公开主张“共和国为最良国体”、“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注一）。二月十四日，就在孙逸仙的敦促之下，南京参议院一致通过，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以目不暇给之速度，登上共和政体的顶峰。一八五九年，袁世凯出生于官宦世家。袁并未循科举功名之途，却在一八八○年捐了一个官职，这是清末青年人追求仕途的另一种方法。尔后，袁世凯在朝鲜历任军事及商务等职务十余年，于是对以朝鲜为目标的日本扩张主义者，知之甚深。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战后，清廷指派袁世凯训练中国第一支现代化军队，这段历练使袁有机会在军队培值党羽，奠定日后的权力基础。几乎可以确定，袁世凯曾帮助慈禧太后推翻光绪皇帝与百日维新的改革者，但袁世凯亦成功清剿山东拳乱。一九○一年后，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在这段期间，袁将北洋军训练成中国最精良的军队（在七位统制官中的五位及其余所有高阶军官皆为袁的党羽），同时，袁也表现出改革热诚，包括地方自治、教育体系、警察制度等改革，以巩固其权力基础。袁世凯清末政治生涯的成就让人寄予厚望，盼他领导共和国，成功回应中国所面临的艰困挑战。

孙逸仙在辞退临时大总统一职时，曾要求袁世凯被推选为临时大总统后，必须“誓守参议院所定之宪法，始能授受事权”（注二）。为建立合法的共和政府，一九一二年三月十一日，临时参议院颁布新起草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临时约法保障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全体中国人应享有的平等地位，以及人身自由与财产权利，尊重宗教信仰与集会自由受法律保护；同时，〈临时约法〉亦明定，应于十个月内举行全国大选，并召集国会。届时，临时参议院即行解散，袁世凯当去职，而重新举行总统大选。新国会同样名为参议院，每一行省的代表员额扩增为五名，四月五日，参议院投票决议临时政府迁都北京，中华民国首度成为名副其实的共和国政礼，前清设立的议会至此正式废除。

依据〈临时约法〉的规定，中国开始筹备首次的全国大选。依法，中华民国国会采取两院制：“参议院”，法定席次二百七十四席，任期六年，由各省议会选举产生，每省得选举十名代表，其余则为华侨代表席位：“众议院”，法定席次为五百九十六席，任期三年，依据各省人口数，每八十万人产生一名代表。

满清皇朝终结之后，孙逸仙随即着手领导同盟会改组，将之改造成中央集权式的民主政党，以便在一九一二年即将到来的国会选举中推举候选人。这一重新被命名为“国民党”的政党组织，是由宋教仁主导党务；在孙逸仙流亡海外期间，宋是孙最得力的左右手之一。一九一二年，宋教仁年仅三十岁，即展现出政治组织的天赋，尽管宋跋扈傲慢的态度使他与同志有所隔阂。宋教仁鼓吹限制总统的权力，适切保障议会及其代表的权力。一九一二年中叶，袁世凯显然已经完全掌控由他提名所组成的内阁，并企图扩张总统职权。一九一二年，宋教仁周游湘鄂宁沪各地，竭力宣扬他的政治主张，并不时直言抨击袁世凯扩权的野心。十二月大选前夕，由宋教仁领导之国民党与其他三个主要竞争对手鼎足抗衡：即仅有松散组织形态的进步党（由梁启超领导）、共和党（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以及统一党。此外，尚有三百余个政治党团林立，于此次大选中竞逐国会席位。

尽管全国的大选备受瞩目，但当时农村地区的政治发展也很重要。对于晚清的地方自治，有人怕议会制度的改革将沦为保守士绅巩固权益的工具；因为士绅阶级挟其田产和学识，在地方已经享有影响力，现在又多了官方的行政权力。清帝逊位后一个月，坐实了这样的忧虑，旧问题解决了，但势力强大的地方官员占据各项新职，使中央政府的权威比过去满清时代更加深入渗透乡村社会。除非能遏制这个趋势，否则将会窒碍中国民主政治的实践。然而此刻举国正浸淫在全国竞赛的激情里，这类问题就显得无足轻重，并未为国民党或其他竞争对手直接阐明，尽管在国民党的党纲中确实主张，必须落实地方自治的发展。

新的选举法规于一九一二年公布，规定中国男性年满二十一岁以上，拥有超过五百元财产，或是缴纳二元以上的税金，并具初等教育学历者，才能取得投票权。据估计至少有四千万人──约占总人口数的百分之十──符合上述条件。文盲、吸食鸦片者、破产者，以及精神错乱的病患，均不具备投票权。虽然清末以来，中国女性已经越来越有决断力，妇女投票权也获得当时几位重要知识分子的支持，许多女性加入同盟会或资助同盟会，甚至有些女性加入革命行列，或在战场上担任救护工作，但女性依然无法享有投票权。一九一二年，北京主张妇女参政权的鼓吹者唐群英率领数名女性同胞至南京临时参议院，游说议会将男女平权与女性投票权纳入新宪法条文中，却遭到悍然拒绝，她们于是强行闯入议会会场，大声咆哮，并打碎会场的玻璃窗。嗣后，这群请愿者被逐出会场，诉求也未得到允诺。

中国首度举行全国大选的结果于一九一三年一月揭晓，国民党赢得压倒性的胜利。众议院五百九十六席次中，国民党获得二百六十九席，余者由其他三个主要政党瓜分（在这次选举中，许多政客同时隶属于不同政党，所以这四个政党宣称取得的席次加总后超过五百九十六席）。在参议院方面，总数二百七十四席，国民党囊括一百二十三席。按临时约法的规定，国民党将主导推选总理以及组织内阁，同时，依据临时约法，俟议会选举之后，在国会全面监督下将举行总统大选。

一九一三年春天，中国的新科议员分别取道铁路、公路、河运、海路齐聚北京。三月二十日，议会多数党领袖宋教仁与友人前往上海沪宁铁路车站。当宋教仁在车站月台候车时，一名男子走上前来，近距离朝他开了两沧。宋教仁随即被送往医院，两天后辞世，事件发生的两星期前，正是宋的三十一岁生日。当时盛传，宋教仁将会被提名为内阁总理。一般咸信袁世凯是这桩刺杀案背后的首谋者，因为所有证据皆指向国务院秘书与临时政府的内阁总理（译按，即洪述祖、赵秉钧）涉及本案。刺宋案的几位主谋不是被暗杀，就是离奇失综，而袁世凯个人未曾被正式牵连到刺宋案。

国民党籍代表齐聚议会，急于遏止袁世凯的野心，于是主张建立永久性的宪政体制架构，举行全面的、公开的总统大选。国民党猛烈抨击袁世凯操控国家财政大权，袁世凯不直接提出征税，反而向外国银行团举债超过二千五百万英镑（大约一亿美元），亦即所谓的“善后借款”，引起举国哗然。袁世凯将这些诘责视为针对个人的攻击，决心进行反击。一九一三年五月初，袁世凯解除几名深具影响力的亲国民党都督之职。经过夏天的激战，效忠国民党的势力为袁的军队击溃，九月，南京失守，为支持袁世凯的保守派将军张勋占领，张的部队依然蓄着满清的辫子。十月，袁世凯强迫国会推举他为五年一任的总统（国会进行了三次投票，袁世凯才获得多数票）。最后，袁世凯称国民党为叛乱团体，下令解散国民党，并将国民党籍议员逐出国会。十一月底，孙逸仙黯然离开中国前往日本，再度被迫流亡海外，孙的“共和梦”终究是破灭了。

袁世凯的统治

帝国主义密切观察中国政治局势的发展。列强了解，延续清廷的寿命以确保自一八四二年以来所掳获的不平等条约权利，是没有意义的。于是，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二年间，列强严守中立，调派军队、船舰保护居住在中国的侨民，并在北京至沿海之间的走廊地带巡弋，以防止类似义和团的排外事件再度爆发。列强的优先目标是护卫他们在华的投资利益，据估计，一九○二年，列强在华的投资总额约为七亿八千八百万美元，及至一九一四年，则高达十六亿一千万美元。因此，各国倾向接受任何能创造有利经济条件之党派所组成的政府。

虽然外人投资主要集中在上海和南满，但是投资项目却十分广泛，大英帝国在华投资总额约六亿零八百万美元，投资项目包括香港至广州的铁路、海上运输业、公用设施（如瓦斯、电力、电话系统等）、电车、煤矿、棉花厂、糖厂、纺织厂、制绳厂、水泥厂、不动产等。日本投资额约为二亿二千万美元（三亿八千五百万日圆），投资项目范围与英国近似。美国在中国的经济利益比英、日两国少得多，然而，一九一四年美国在华的投资金额也有四千九百万美元，大部分为教会财产（包括医院、学校）和上海的不动产，一九一五年美国在上海成立第一个商会，随即有三十二家美国企业取得会员资格。（注四）

最初，日本和欧洲列强对袁世凯的新政权不无怀疑，而拒绝正式承认共和国。然而在美国，舆论则偏向袁世凯和新共和国的理念。许多美国传教士同情中国的共和运动，而许多具改革精神的中国人都在教会学校受教育，孙逸仙是基督徒；尽管袁世凯并不信基督教，但他吁请美国的新教教徒到教堂为一九一三年四月新中国召开的议会祷告，而表现出亲基督教的情感。这项恳求登上美国报纸的头条，并赢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和其幕僚的好感。威尔逊说道，他不曾如此感到兴奋和受鼓舞，他的国务卿布莱安（William Jennings Bryan）亦声称，袁世凯的诉求是一世代以来，最引人注目的官方文件。《基督教前锋报》（Christian Herald）甚至将袁的行径与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查理曼（Charlemagne）“引领异教徒臣服基督国度”（注五）的作为相提并论。

虽然美国法律明令禁止输入中国劳工，但仍有大批主张共和体制的中国留学生居住在美国。一九○八年，美国政府决议将庚子赔款退还中国，用以甄选中国学生至美国大学学习，因而使留美中国学生的人数急速膨胀。基于美国在十九世纪末帝国主义争夺战中表现出相对的“利他主义”（altru-ism），特别是美国通过“门户开放政策”的主张，试圆修正美国在国际间的行为模式，多数的美国政界人物相信，美中之间存在着“特殊关系”。一九一二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民主党利用中国议题，主张给予中国完全的外交承认，而使共和党幕僚与塔虎脱（William Howard Taft）总统措手不及。威尔逊赢得总统大选后，即刻令美国退出支持袁世凯“善后借款”的国际银行团，威尔逊总统声称，“善后借款”只不过是列强利益薰心之自私行为的表现。一九一三年五月，美国驻北京公使晋见袁世凯总统，并给予袁世凯政权全面的外交承认。

英国驻北京公使认为，美国承认袁政权“太过鲁莽”，因为此时外国人在华的权利和投资并未得到袁世凯的正式保证。而袁踵武前清政策，宣称西藏仍是中国的藩属，故英国亟欲推动西藏的独立。英国对西藏问题抱持的强硬态度，引起中国人的愤概；但是到了一九一三年十月七日，袁世凯其实已经承认了西藏的独立地位，尽管袁的决定并未得到当时内阁的认可或国会的批准。就在同一天，英国宣布给予共和国正式的外交承认。日本在与袁达成规模庞大的铁路临定之后，亦正式给予袁政权外交承认。同样的，俄国在获得中国允诺外蒙古自治后，也承认了袁政权。

袁世凯分别取得列强对其政权的外交承认，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中国肇始的共和体制已经稳固。此刻，中国的宪政架构仍处在风雨飘摇中。国民党籍议员被驱逐出国会一事拉开袁世凯整肃国民党的序幕，继之，袁命令警察逐屋搜捕国民党籍的议会代表。袁这项搜查行动逮捕到四百三十八位拥有国民党党证的议员，这些国会代表也被逐出议会殿堂。因为出席国会议员不足法定人数而无法开会，十一月底，参议院与众议院两院议长宣布无限期休会。一九一四年元月，议会正式解散，二月，公布解散省级议会和地方政府组织的命令。

袁世凯为了让他的统治具有表面上的正当性，在一九一四年五月一日，从内阁和省级政府各部门召集六十六位代表开会，制定〈中华民国约法〉（新约法），以取代〈临时约法〉。这部〈新约法〉授予袁世凯总统独断对外战争、财政、外交政策，以及公民权方面的权力。在向一位幕僚解释新约法扩张总统权力的体制设计时，袁世凯曾说过，〔议会是一种难以运作的制度，八百人！当中，二百位是好人，二百位是麻雀，其余四百人不适任，他们能做什么？他们甚至连议会的程序都没有共识。”（注六）袁世凯对议会制度的揶揄，恰可作为中国民主希望破灭的讽刺性注解。

袁世凯的政府由于财政窘迫，必须靠举债度日。在袁世凯就任总统之初，国家每年岁入约二亿六千万元，财政收入来源主要有三：土地、盐和铁、过境税，每一部分的税入约四千五百万元。一九一三年，顶多只有二百万元是来自地方的土地税，政府每月的财政赤字高达一千三百万元。袁政府同样无法征得对外贸易的关税，因为在革命流血的混乱时期，“清帝国海关”（赫德殁于一九一一年，现由继任者主掌。）将中国的关说所得存在外国银行，以支付中国积欠外债的利息。中国不仅无法征取税收，甚至丧失可能的利息所得。晚清许多特设的税目依然存在，为了经济发展所需而巧立名目的税种亦不断膨胀，然而这些税入并未上缴北京。甚至盐税也是在列强的监控下，这些税款被用来支付国家的外债，或是转而为政治压力施加在袁世凯身上。

虽然税收有如涓涓细流，但袁世凯为了个人或国家，还是充满雄心壮志。纵使袁世凯曾撕毁临时约法，但他仍试图立基于清末以来的政治改革，致力于建构中国得以长治久安且富强的体制。他为了推动改革，找来一批能干的外国顾问，包括澳洲籍的外交政策专家、日本的铁路顾问、法国的军官、比利时的法学家，但是，诚如他们自己承认的，大多数的顾问均只是尸位素餐而已。

袁世凯继续推动中国司法体系的独立发展，这并非袁个人服膺任何正义理念，而是因为稳定无私的司法制度，正可以用来松绑束缚在中国身上的治外法权。中国的最高法院系由清廷于一九○六年设立的，这使中国在诸如商事法及已婚妇女的权利保障方面颇有进展。除了三个省份以外，各省均设有高等法院，尽管袁世凯并不鼓励县级法院的设立，而偏好将其司法权归隶于地方行政首长而非一独立的司法机关，但是多数的县亦拥有高等法院。为了改革刑法体系，袁世凯着手推进狱政革新，改善监狱的卫生条件，提供罪犯工作机具，进行道德重整工作。在教育方面，袁世凯敦促在全国各地扩大兴办男子初级的免费义务教育，支持启蒙读本的规划，以及教师的再进修训练。袁世凯坚持，为了满足中国公民教育的需要，应将儒家思想纳入主要课程的设计范围内。

为了发展经济，袁世凯下令整治灌溉沟渠，遏制洪灾，提高粮食产量，试验家畜新品种，广值林地，降低贷款利息，减轻铁路运输费率，加速货物流通。同时，在一位接受英国教育的中国科学家的带领下，中国首度进行全国地质资源的调查与丈量。接着集中发行货币，控制货币铸造，收回地方发行之为数庞大的贬值钞票。袁世凯也接续清末以来取缔吸食鸦片的工作，禁烟的成果列入考核县长的项目，所以禁烟计划成效卓著，迫使无数鸦片公司撤至租界区，受外国法律所保护。

一九一四年八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于欧洲爆发，法、英、德、俄等列强无暇东顾，向中国强索更多的利益，这正是袁世凯建立专制独裁的良机。然而日本却趁势取代西方列强，独霸中国，加紧对华侵略。基于早在一九○二年成立的“英日同盟”，日本于一九一四年八月对德宣战，接着出兵山东的德国租界。中国对外宣称，中国军队将对抗德国，并争取与英国合作，但是英国却容许日本在中国土地上恣意扩张。

一九一五年元月，日本得寸进尺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日本向中国要求在东北和内蒙享有更多经济利益；中日联合管理“汉冶萍煤铁公司”；中国所有的港口和岛屿向其他列强开放；日本的警察和经济顾问得以进驻华北；扩大日本在福建的经济利益。中国人对于日本的行径强烈不满，终于激化成全国反日运动的大串连，以及对日本产品的抵制。这场杯葛行动的规模比一九○五年的抵制美货还大、还成功。虽然袁世凯对日本的若干条件稍作修正，不过仍然认为有必要让步。

袁世凯个人威信与声望重挫，但他的手段却是日趋转强。一九一四年，袁世凯颁布禁令，箝制报纸和其他出版品的言论，杜绝批袁声浪；这些禁令严惩“危害公共秩序”（注七）的出版品。同时，为了树立个人权威，重新独尊儒家思想。身为总统的袁世凯乘坐装甲车亲赴“天坛”，在祭天的仪式中担任主祭者。袁世凯有意遵奉前清仪典，身着皇帝的十二章大礼服，头戴平天冠。一九一五年，谣传人民拥戴袁世凯恢复帝制，而袁也真的走向帝制。 八月间，官方鼓动袁南面称帝的行动于全国各地展开。十一月，特别召开“国民（代表）大会”，一千九百三十三名代表居然无异议一致通过 ，吁请袁世凯登基。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袁接受帝位，一九一六年元月一日，正式登基改元。

袁世凯下令前清皇族御用陶窑烧制四万件磁器餐皿，价值一百四十万元。另外，袁世凯亦命人雕作新朝御玺一颗，缝制龙袍两件，每件价值四十万元。

袁世凯和顾问群──其中包括知名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前美国政治学学会会长古德诺（Frank Goodnow）─皆深信，中国渴望在总统之上还有一个中央集权的象征，因此恢复帝制会受到人民欢迎。但是他们错估了情势，袁世凯的盟友纷纷众叛亲离，而其旧部党羽北洋军阀则分崩离析。国人群情激愤，各省接踵表态，抗议袁世凯的“洪宪”帝制。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云南都督宣告脱离中央而独立；一九一六年元月，贵州继之，三月，广西接踵而至，通电独立。列强对于袁的称帝或冷淡以对，或公开批评，并未给予袁所期待的支持。结果，一九一六年三月，袁世凯彻销帝制，以缓和外界的强烈抗议，然而此时袁个人的威信尽失，各省又相继宣布独立于北京之外。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袁世凯殁于尿毒症，享年五十六岁，许多人认为袁愤愧交集，郁郁而终。

总统一职由黎元洪继任。一九一一年十月，黎元洪在半推半就之下与武汉革命军结盟，并自一九一三年起勉强出任并无实权的副总统。黎元洪的权力基础比袁世凯薄弱，因为在黎的背后并没有北洋军以为支撑，却又必须面对日益不满或相继独立的各省势力和国库空虚等难题。接任后，黎元洪的当务之急是召回国会议员（此时议会已休会两年），恢复代议体制，并重新认可一九一二年〈临时约法〉的合法效力。然而这两项举措却引发争议：一九一二年选出的代表任期只有三年，现在这些代表是否仍为法定代表不无疑问；而一九一二年的临时约法早在一九一四年就被袁修法取代，因此，一九一二年的临时约法是否具有法律优位也有待厘清。

黎元洪在位不过一年，就发生军事复辟，发动政变的是张勋。张勋于山东“拳乱〕期间曾任慈禧太后护卫，是清政府的狂热支持者。一九一一年，忠于清廷的张动在南京与革命军发生激战，张动在袁世凯总统任内依然效忠清室，甚至下令部队蓄留辫子。一九一三年，张动击败国民党军队夺取南京，并放任部队烧杀淫掠，但袁世凯后来还是任命张勋为“长江巡阅使”。张动居间调停黎元洪与其他派系军阀（译按，冯国璋），于一九一七年六月率部直驱北京，并由宣布满清逊帝溥仪复位。北京居民满心狐疑，寻找前清旗帜悬挂屋外，而列强此时也折冲樽俎，以外交行动尝试控制中国的情势发展，一小撮前清遗老，其中包括拥戴光绪帝的康有为，身着前清朝服，兼程赶赴紫禁城面圣。

然而张勋复辟的剧码上演不久，驻扎在北京的其他军队向皇殿挺进，两位飞行员向紫禁城投掷炸弹，作死三人，这恐怕是中国有史以来首次的空袭行动。七月中旬，张动的部队失败，张向荷兰使馆寻求政治庇护，从此不再涉入政治活动。溥仪再次遭罢黜，他并未因复辟运动而被入罪，新任总统命令溥仪必须在西方教师的指导下接受现代化的教育。（溥仪到一九二四年都还住在紫禁城，之后才被军阀〔译按，冯玉祥〕逐出清宫，溥仪逃往天津日本租界寻求保护。此后紫禁城成为一座对外开放的文化及历史博物馆。）

在军阀的园剿下，张动的军事政变瞬间灰飞烟灭，中央政府握有实权的说辞也随之消逝。此后，不管是总统或是议会，无非只是军人的玩偶，皆被把弄于股掌之中；有识之士虽然仍愿意在政府任职，但是他们也随着外力干预载浮载沉。民主政治化为乌有，军阀粉墨登场，开始跃上历史舞台。

中国的黩武军人与旅法的中国人

接下来控制泰半中国的所谓“军阀”，各有不同出身背景和巩固权力之道。大部分军阀早年出身北洋军，多为袁世凯的旧部；余者崛起于地方军旅，而于一九一一年底或一九一二年初跃升成为都督或高阶统帅。少数则是出自于地方团练，趁乱世巩固地方势力。有的军阀雄据单一省份，并豢养官僚代为征集地方税收，支撑军队所需；有的军阀只控制几个乡镇，靠着强征“过路费”或搜刮民财以取得财源。部分军阀忠于共和理念，企盼有朝一日将中国建设为宪政国家，也有军阀深信，孙逸仙和国民党才是代表正统的合法政府。不管是出于自愿或是迫于形势，若干军阀向外国强权势力靠拢，如上海的英国、东北的日本，或者西南的法国。另外有些军阀宰控铁路运输的沿线区域，靠着往来旅客和货物运送，以及向铁路沿线城市征募财源。有些军阀则在占领地遍植鸦片，靠着贩卖鸦片充实财库。鸦片的买卖在历经晚清与袁世凯统治之初的抑制之后，再度死灰复燃。

除此之外，军阀的个人人格特质也彼此迥异。例如，有一段时间的山东军阀生性凶残暴虐、耽溺于声色之欲。但也有军阀受过良好教育，试图以所持之道德理念灌输、教化军队。这类道德观可能出于修正之后的儒家思想、基督教义、社会主义学说，或是像山西军阀阎锡山调制出的那种奇特混合物。阎锡山聚集了一批来自欧、美的英才，以实践个人理想。他曾骄傲地表示，他已经构筑一套完美的政治理念，融合了“军事主义（militarism）、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民主政治、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个人主义、帝国主义、普遍主义（universalism）、父权主义（paternalism），以及乌托邦主义等众家精华。”（注八）得以治理山西。

不管这些军阀生性是恶是善，是贤还是愚，当时中国的分崩离析，使统一中国的任务比推翻满清还要艰困。但是，政府的运作仍维系着某种形式，因为北方军阀并未完全废除总统和内阁总理的职权，反而争相把亲信安插在这些职位上，以期他们来日回报故主“德泽”。

在这种局势下，段祺瑞僭取了国家的统治权，于一九一六年担任内阁总理一职。段祺瑞生于一八六五年，是第一批“武备学堂”的预备军官，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由李鸿章亲自遴选派往德国修习军事。段的另一贵人袁世凯则拔擢段祺瑞担任“新建陆军炮队统带”，拳乱期间，段祺瑞于山东效命于袁的麾下。一九○四年，段被擢升为北洋军的“统制官”，一九○六年，又晋升为“北洋陆军速成学堂督办”，使他有机会培植年轻的朋党派系，这和段祺瑞成为袁氏人马的过程如出一辙。一九一一年武昌革命期间，段祺瑞任“第二军军统”，节制湖北军队，嗣后被任命为湖北、湖南都督，藉以酬庸他对袁世凯的忠诚。一九一二年，段祺瑞担任内阁的“陆军总长”，一九一三年在整肃国民党籍国会议员的行动中，段祺瑞率先发难。一九一六年袁世凯去世后，曾反对袁世凯称帝意图的段祺瑞，受到北洋军阀资深军官的拥戴，担任内阁总理一职。

正当段祺瑞在中国巩固他文官与武职的双重权力基础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西欧战火方酣。虽然在历史上，中国未曾远离领土，在国际事件上扮演积极的角色，不过，段祺瑞已经开启中国介入国际事务的新时代。段祺瑞和顾问群密商加入英、法同盟对德作战，他们认为一旦德国被击垮，那么德国位于山东青岛具重要战略价值的租界就可能归还给中国。同时也有两方面的压力，逼使段提出反德声明一方面是来自美国，一九一七年初，美国即准备对德宣战，以报复德国潜艇恣意攻击在大西洋过往的中立船只；另一方势力是日本，日本放弃在东北、蒙古、华南煽动分离主义，而决意贿赂段祺瑞的政府承认日本在华北的地位，以作为对德作战的代价。

一九一七年一月，日本贷款五百万日圆给段祺瑞，对段施加压力。三月，段祺瑞试图说服复职的国会议员同意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然而在正式对德宣战议题上，段必须面对另一场艰困的挑战，因为黎元洪总统与国会认为，必须由他们，而不是内阁总理，来决定是否对德宣战。及至八月，张动复辟失败之后，段祺瑞任内阁总理兼陆军总长，才说服内阁在对德宣战议题上与他采取一致的立场。之后，日本再贷款一亿四千万日圆给段（根据当时汇率，约合七千万美元）。

美国迄至一九一七年四月才加入战局，与英、法站在同一阵线，对欧洲各参战国而言，中国的军事武装力量和美国比起来，显得微不足道，但是中国拥有协约国所缺乏的重要资源──丰富的人力。欧洲战场的杀戮残酷无比：单是一九一六年桑河一役（Battle of Somme），英、法共损失六十万人，翌年，英国又在伊普尔战役（Battle of Ypres）中折损了二十五万人。由于需要不断补充兵源，协约国了解，中国劳工如能加入西欧各项工程建设，欧洲各国便能有更充沛的人力投入战斗行列。

为了这种粗糙但合理的推论，早在一九一六年夏天，英法两国就与中国展开临商。而在中国正式对德宣战前夕，商议有了结果，即在山东威海卫英国海军基地附近设置“招工公司”，后来又在青岛增设分公司。英人以讽刺的口吻将招工公司比喻为“制造腊肠用的碎肉器”（注九），但招工的进度相当迅速而顺利。或许肇因于地方经济的凋敌、政治的不确定感，或者受到英国所提供丰厚薪资的诱惑，数以万计的中国人自愿加人“以工代兵”的行列。每位华工可获得二十元的工资，之后按月交付十元给在中国的家属作为赡养费用。另外，也可以获得一笔衣履及膳食费。华工必须接受健康检查，特别是砂眼、肺结核，以及性病。通过筛选的工人（人数约十万人），即发给连号标签，再将标签以铆钉封在绳索外面，并缠绕在手腕上。接着，从头到脚喷上消毒剂，并且被迫剪去他们在辛亥革命之后仍留着的辫子。

与法国签订合同之后，搭载首批华工的轮船于一九一六年航经印度洋，穿越苏伊士运河，却在地中海惨遭德国潜水艇击沉，五百四十三名华工葬身海底。下一批华工就由太平洋航向加拿大，再经火车运送穿越美洲大陆，为了闪避德国潜艇的攻击，在舰队的护航下取道大西洋直抵欧洲。虽然雇用华工遭到英、法两国人，特别是工会的严重抗议，但是华工很快便投身工作，他们大部分在法国北部。华工的工作包括在船坞上下船货、建军医院、挖掘战壕，以及在铁路调车场搬运弹药、军需品。华工每日必须工作十小时，一周七天，遇传统中国节庆则允许休工。即使在中国正式对德宣战后，华工仍属于“以工代兵”的非参战性质，因为段祺瑞政府不足以支应投入欧战的军事费用。

一九一七年底，旅法的中国人总数约有五万四千人，一九一八年底增至九万六千人，他们制造了许多棘手的社会问题，同时也创造不少服务机会。中国正式对德宣战之前，华工总是在不卫生、危险的环境中工作。有时华工居住的帐棚被德军的飞机或炮弹轰击，或因德国战俘被杀而遭到德军报复。有些华工在清理战场或挖掘战壕时，不慎误触地雷或炸弹而丧命。华工常因饮食习惯殊异或水土不服而染上恶疾，他们甚至会反抗法国或英国的雇主，或是抢夺地方餐馆的食物。从英国部队为其军官准备的中文会话书籍列举的句子可以窥知华工受歧视的程度：例如，“你们何不吃这种食物”、“营帐里不是很干净”、“你们明天必须洗澡”、“军营的厕所是保留给欧洲人使用，不是给中国人使用的。”（注十）

“基督教青年会”（YMCA）认为，华工所处的恶劣环境，正好提供他们服务人群的机会。基督教青年会特别关心中国人的休闲活动和公共教育问题，为了提高华工的识字率，他们设计特殊的教学语汇与教材。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晏阳初，晏阳初是四川人，赴美之前曾在香港接受高等教育，一九一八年毕业于耶鲁大学。为了帮助华工有效运用一千个普通用字，晏阳初设计一份定期刊物《华工周报》（Chinese Workers Weekly），固定使用这一千个字。他也帮数百名华上写信回家。令人惊讶的是，就在这批受过教育的青年会办事人员帮助下，每个月约五万封信件从法国寄抵中国，并在家乡一遍遍地传颂于街坊。尽管这些信件用字十分简单，且都经过协约国军情单位的检查，但仍然是中国人识字率成长的重要指标，提高识字率曾是袁世凯的目标之一，也是日后共产党教育计划的核心环节。

一封当年的信这样写道：

自从接受了阿兄的建议后，我们之间已经相距钱万里。我工作得很好，你不用为我担心。我每天攒三法郎，但生活昂贵，目前我尚没有能力寄许多钱回家。就在我离开之前，在洮湾（音）那天我们曾吵架，忘了它吧! 我不值得你生气。请照顾我们的爹娘，我将在三、五年内回来，那时我会携回足够的钱让他们度过余生。（注十一）

中国人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贡献并非没有付出代价。除了五百四卜二名华工于海上罹难之外，几乎有二万名华工葬身于法国和法兰德斯（Flallders）地区，长眠于异乡特设的公墓。墓园里墓碑井然排列，上头镂刻着死者的中文姓名以及雇主所给的编号，默默见证中国有史以来首度涉入国际事务的这段历史。然而更复杂的是，当成千上万的华工返回中国之后，所带回的不只是足以让家人安然过活的积蓄，此外，还有读写的能力以及有关外面世界的丰富见闻。诚如若干中国社会主义者的观察，这批归国的华工必然会在中国的政治上扮演积极的角色。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德国承认战败，欧战停火，中国的期望随之升高。庆祝胜利的游行于北京展开，清廷被迫为了拳乱中丧生的德国人竖立的纪念碑也遭到群众破坏。段祺瑞已于一九一八年十月去职，北京政府如今在北洋军阀其他派系的总统和总理控制下；但是段在让位之前，他已将日本的巨额借款用于强化他个人的武装力量上，并继续与日本建立密商管道。抵达凡尔赛参加战后条约协商的中国代表团阵容庞大，共有六十二位代表，由五位杰出的外交官率领，但行前并未接获谈判的指示。在凡尔赛迎接中国代表团的是日本代表惊人的声明，亦即早在一九一七年，为了回报日本海军支援对德作战，英、法、义等国就曾签订秘密协约，保证在战后“支持日本有关处置德国在山东权利的主张”。（注十二）

更槽的是，日本接着宣布，他们在一九一八年九月，就曾与当时的内阁总理段祺瑞达成秘密协定。协定内容包括授权日本于济南、青岛布署警力与军防，以及将日本计划于山东修建的两条铁路之全部产权和收入抵押给日本，以支付部分贷给中国的款项。中国代表似乎对这些充满屈辱之秘密协定内容的确一无所悉。美国威尔逊总统先前对于中国亟欲收回山东的权利表示同情，现在却认为，日本关于山东权益的主张在国际法上站得住脚。一九一九年四月三十日，威尔逊总统同意英国首相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与法国总理克里蒙梭（George Clemenccau）等人的意见，把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让给日本。

当巴黎和会背弃中国的事实摆在眼前，各方急电穿梭于巴黎和北京之间，中国群众陷人前所未有的情绪中。在凡尔赛的中国代表团不断接获来自各种政治和商业团体，以及海外华人、中国留学生的请愿和抗议。五月一日，消息传抵北京，中国代表团承认，先前的密约使得谈判毫无转圜余地。此一消息引发了五月四日北京的大游行，接着，全国各地示威抗议四起。至此，中国政府手足无措，要求在凡尔赛的中国代表团拒签和约的压力蜂拥而至。中国总统向来不做明确决断，虽然最后终于发出电报，指示代表团拒绝签字，但是电报传送至凡尔赛时已超过六月二十八日的最后期限。然而，中国留学生与抗议群众包围中国代表团下榻巴黎的旅馆，阻止代表团参加签约仪式。在不为中国接受的情况下，巴黎和会落幕了。

中国新一代的行动派于是开始从西方道德观的本质去探讨问题，唾弃西方国家的嗜血行径与口是心非、表里不一的虚伪面貌。就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市民与学生走上街头，抗议凡尔赛和约，“五四”因而与中国新运动划上等号；在这场运动中，民族主义以及文化的自我反思合力将中国人民带住新的发展方向。

孙逸仙的政治思维

孙逸仙在一九○五至一九一二年领导同盟会期间，并未建构一套详尽或是严谨的政治理念，而仅只是呼吁推翻满清、建立共和，宣扬概括性的社会主义原则，以及一种普遍的希望，，企求构筑一套机制，将中国改造成现代化强国。但是除了指出落实民主政治需要一段军政、训政的准备时期之外，在计划的其他相关细节上，他的态度往往暧昧不明。一九一二年，“国民党”在孙逸仙领导下成立，出现极富弹性的党纲。民主政治需要养成期的理念因选举而被扬弃，党强调的重点转向如何抑制总统权力，确保国会能在未来政治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

孙逸仙被袁世凯驱逐，于一九一三年十二月移居日本，至此开始筹思他认为适于中国国情的计划，以及实践这一计划的政治组织。孙逸仙历经无数次的挫折，但他对自己的信念，以及他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坚信不移，孙逸仙决心要求支持者明确接受他的领导地位。

孙逸仙的首要工作是决定政党重建后的属性以及称谓。受挫于一九一三年的灾难，孙逸仙采取了较国民党更激进的计划，并将改组后的政党命名为“中华革命党”。中华革命党于一九一四年七月成立于东京，孙逸仙并于九月发表第一份宣言。据在宣言中承认，他与流亡同志常感“灰心”，而“二十年来之革命精神与革命团体，几于一蹶不振，言之不胜概叹！”（注十三）然而孙逸仙深信，新的政党将会重聚中国革命的能量。孙逸仙就任中华革命党“总理”之职，党员必须立具誓约按上手印，以示对党魁的绝对效忠。中华革命党的性质仍属“秘密团体”，而不是公开活动的政党组织。

孙逸仙如同许多先辈，意识到中国尚未具备实行民主政治的条件。于是，孙逸仙回归他的三阶段说，坚称革命党在获得权力之后，应该带领中国人民通过军政时期，并在党的领导下过渡到训政时期。一旦中国人民智识大开，具政治责任感，中国人民当可迈向宪政体制的真正自治阶段。第一阶段与第三阶段之间的训政时期，其政府形态为“革命政府”，然而关于训政时期的具体期限，孙逸仙并未详加阐释。

孙逸仙认为，革命党应有等级森严的结构组织，将党员区分为三大类：“首义党员”（革命时期称为元动公民）执行政府的行政和立法功能，取得一切参政与执政的优先权利；在革命军起义后入党的“临助党员”（革命时期称为有功公民），具备选举权与担任公职的权利，革命政府成立之后入党的“普通党员”（革命时期称为先进公民），只能享有选举权。非党员在革命时期不得拥有公民资格，必待宪法颁布之后，始能从宪法而授予公民权利。党政机制包含五大部门（总务部、党务部、军事部、政治部、财政部），所有部门首长均由党的总理指派，负责例行的军事、经济，以及党的事务工作。另设“协赞会”，下辖立法、司法、监督、考试，负责培养未来政府官僚体制中的立法、政治管理人才，并经由考试来甄拔管理干部。

自清末以来，孙逸仙的民族主义概念有了很大的改变。随着满清政府退出历史舞台，孙逸仙似乎愿意淡化这个议题，而尽可能地将精力投注在争取外援。他屡次向日本政府交涉，希望日本政府支持他对抗袁世凯，同时他也愿同段祺瑞一般，提供日本政府重要的政治和经济特权。孙逸仙曾向加州的资本家招手，提出铁路、工业、商品销售通路的特许权，承诺所有铁路的一半所有权，以及来自其他经营项目的庞大利润。孙逸仙也曾与德国政府接触，德国政府提供孙二百万美元去推翻反德的段祺瑞政府。但是，孙逸仙一直苦于革命经费的短拙，就如同一九一一年之前一样，其经费主要得自海外华人的捐赠。

如何为政党拟定凝聚且有效的意识形态、组织形式与策略，是孙逸仙所面临的严峻挑战。社会、经济、政治生活动荡不安，军阀的割据使得任何统合性计划几乎不可行。这段期间，中央与地方之问的紧张关系更形尖锐。袁世凯的改革计划之一，即保留县长的职位，以使地方行政标准化，并通过考试程序检覈官僚的专业技能与知识，以作为人事任用与晋升的标准。然而农村的官员经常以暴力与威吓的手段夺取官职，就如同袁世凯的军队与其党羽，无情地迫害疑似国民党的支持者。在这段时期，清末地方士绅与地主等精英阶层多能进一步强化其经济与社会权力的基础。由于当时中国仍处于农业社会，四亿五千万人口中，据估计至少百分之七十五生活在小村庄，缺乏交通、生产等新技术。于是精英阶层得以藉由彼此的联盟，或是与大城市的地方势力相结合等网络来拓展影响力。因此，这些精英阶层能够加强对地方商业活动的把持，以及不断占有经济成长所带来的利益。虽然时局混乱，经济成长却是稳定的：一九一三年，大约七百个中国人拥有的工厂是使用机器生产，资本额三亿三千万元，雇用二十七万名工人，到了一九二○年，增至一千七百家工厂，雇用五十万名工人，资本额超过五亿元。（注十四）

孙逸仙即使在流亡期间，都试图指挥他的革命党与人称“白狼”（译按，本名“白朗”）的匪帮领袖取得联系，设法使中国社会动荡不安。白狼所部匪帮的行动倏忽不定，在政治上他拥护清室，反对袁世凯政权。白狼的部队是由贫穷无地的农民、各路军队的散兵游勇，以及受官府欺压者所聚合而成。就如同一八六○年的“捻乱”，白狼的部队游移于湘南、安徽等地，并一度于陕西建立根据地，直到一九一四年末遭到镇压为止。

孙逸仙的领导权威曾面临支持者的挑战，抗议他的个人权力，反对以手印宣誓效忠，认为孙的革命蓝图不可行。许多孙的批评者纷纷逃向东南亚、美国等地的华人社区寻求庇护，并继续延用“国民党”之名，而不愿承认“中华革命党”。结果造成反袁力量的溃散与挫败。但是在日本，有一批精英追随孙逸仙，对于中国政治仍继续发出诤言，扮演批判性的角色。胡汉民，一九一三年国民党籍的广束都督，在菲律宾为孙逸仙奔走筹款，随后返回上海统合反袁战争。孙逸仙的早期赞助者宋查理，携女前往东京，两个女儿（译按，宋霭龄与宋庆龄）并曾先后担任孙的私人秘书，长女宋霭龄适孙的好友、实业家兼“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孔祥熙；次女宋庆龄于一九一四年十月嫁给孙逸仙，尽管当时孙长宋二十六岁，已婚，儿子已长大成人。旧金山出生的廖仲恺曾为胡汉民综理广东的财政，当时负责“中华革命党”的财务工作，并出任“财政部”部长一职。

一九一六年夏天，袁世凯病故，孙逸仙返回上海。尔后四年，孙往来居住于上海与广州，在政治上扮演着鲜明但不具决定性的角色。尽管孙很快便指挥若定，然而在中国宪政体制的废墟中，他的政治计划显得无用武之地。例如，袁世凯去世后，黎元洪总统召集一九一三年选出的国会议员，孙逸仙不但不推动军政统治，反而让四十多个“中华革命党”籍的国会代表前往北京接受议员席位。然而，孙逸仙却无法协调他的党员对某些立法议题进行投票表决，亦无法阻止国会的其他党员继续延用“国民党”的称号。一九一七年，北京的国会再度遭到解散，孙抓紧良机，于广州成立新政府，约一百名先前的国会议员跟随孙南下，推举孙为“大元帅”，从而赋予孙一定的合法基础。

一九一八年，孙逸仙被封建军阀驱逐出广州，他于是返回上海，在雅致的法租界内过着舒适的半隐居生活。在此，孙逸仙致力于撰述民主政治及其问题，并分析他认为发展中国宪政体制的政治与心理障碍。孙逸仙为了厘清政治组织，取消了“中华革命党”的称谓，重新恢复“国民党”（当时许多忠诚的党员并未离开），并于一九二○年订定新的党纲。孙逸仙省去奉孙本人为领袖的警约，以安抚那些反对“中华革命党”的人士，取消不同等第的党员资格与党员资格条件的规定，且不再拘泥于训政阶段的形式，把军政时期与训政阶段一并纳入宪政国家的计划中。然而，孙逸仙在私下依然相信这些原则的可行性。

一九二○年代初，上海市是由各国租界所把持，外国人士将事业与家园聚集一地，受到治外法权的保障；其次是各个军阀，他们通常拥有浙江或江苏都督的官式头衔，彼此相互竞逐，争夺上海的中国人地区与近两百万人口的控制权。上海已成龙蛇杂处之地，其迅速发展的新兴工业、国际港口的熙来攘往，刺激了鸦片的大量贩售与吸食，妓女猖獗，组织性犯罪四处横行。法国人似乎颇适应上海的黑金政治，他们挑选中国流氓担任法租界“探长”：主要工作就是把与上海势力最庞大的犯罪集团“青帮”无关的黑帮分子排除在上海之外。青帮人士暗地里与孙逸仙往来密切，但刻意保持低调。例如，蒋介石在未追随孙逸仙赴日的那段日子里，就曾经混迹于上海的边缘社会，与青帮分子熟稔，并时有往来，并在英租界警察局的档案中留下纪录。蒋介石与杜月笙交往热络，杜靠走私鸦片而崛起于上海，一跃成为这座国际殖民都市中最重要的帮派头子之一。当孙逸仙试图通过新近成立的“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Shanghai Stock and Commodity Exchange）筹措革命经费时，正是蒋介石担任了孙逸仙与地方财团之问的媒介，而这些地方财团、黑道势力往往与军阀强人的关系复杂。

孙逸仙在上海的地位微不足道，他在中国政治上的作用仍是隐晦不清。然而在多数议题上，孙逸仙都扮演慷慨陈辞批判时局的角色。例如，一九一七年，孙逸仙反对张动复辟，抗议中国对德宣战。一九一九年，巴黎和会进行中，孙逸仙大声疾呼捍卫中国权益。同时藉由创办《建设》（Construction）杂志，试图使改组后的国民党插足中国新兴政论杂志之林。

《建设》杂志于一九一九年八月发行，孙逸仙在发刊词里重拾早年的批判火力，宣称武昌起义是世所罕见最文明的革命，然而军阀的倒行逆施、官僚的朋比分肥、人民对建国手段的无知，使这场革命的价值丧失殆尽。孙逸仙总结，今后应“万众一心，急起直追，以我五千年优秀之民族应世界之潮流，而建设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注十五）

当年热忱的青年孙逸仙为求中国的富强而上书李鸿章，表明愿为清廷效力的心意，但终究为李所漠视，如今二十五载岁月忽焉已逝。纵然措辞勇气十足，但孙逸仙显然已体认，现今国家衰颓的程度是有清以来所仅见，而重回统一富强之道更是举步维艰。但孙逸仙的顽强不屈以及乐观豁达使他从不轻言放弃，而他坚韧的人格特质亦使他赢得众多支持者，俾以壮大梦想。

注释

注一：李剑农着，邓嗣禹与英格尔斯合译，《中国近百年政治史》，页二六七。

注二：前揭书，页二六八。

注三：数据微引自雷墨（C. F. Remer），《外国在华投资》，（Foreign Investments in China；New York，1933），页七六。

注四：前揭书，页四三。

注五：黎德（James Reed），A传教士的心灵与美国的东亚政笑，一九一一至一九一四年》（The Missionary Mind and American East Asia Policy, 1911-1914.,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页三六至三七。

注六：柏尔（Cyril Pearl）, 《北京的莫里森》（Morrison of Peking., Sydney. Australia, 1967），页二八九。

注七：丁徐丽霞（音） （Lee-hsia Hsu Ting），《近代中国政府对新闻的控制，一九○○至一九四九年）（Government Control of the Press in Modern China, 1900-1949.,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页十三。

注八：吉林（Donald Gillin），《军阀：阎锡山在山西省，一九一一至一九四九年》（Warlord: Yen Hls-shan in Shansi Province. 1911-1949.,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7），页六三。

注九：桑玛斯基（Michael Summerskill），《西线战场上的中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华工》（China on the Western Front: Britain s Chinese Work Force in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1982），页六九。

注十：前揭书，页一六六。

注十一：前揭书，页一二

注十二：周策纵（Chow Tse-lung），《五四运动：近代中国的知识革命》（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页八六。

注十三：于子靥（George T. Yu），《中华民国的政党政治：国民党，一九一二至一九二四年》（Party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 The Kuomintange, 1912-1924.,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页一二二。

注十四：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经济趋势，一九一二至一九四九年〉（Economic Trends, 1912-1949）， 见《剑桥中国史，第十二卷，第一部》（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2, Pt. 1., Cambridge, 1983），页一二二。

注十五：孙逸仙，《建国方略》（Fundamentals of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Taipei, Taiwan, 1953），页二七至二八。

13 “便成了路”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警声

袁世凯统治下领导权威的支离破碎，民国肇建的重挫，巴黎和会上列强的背叛，凡此皆加深了清末以来潜隐在中国人内心深处的忧虑：中国将被瓜分：四千年的悠久历史日薄西山，就要被撕裂。同时，西方盛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被用来分析中国的困境；即使社会达尔文主义仅能带给中国思想家些许慰藉，然而，其理念却把一些方法论带入论辩之中。

一八九五年，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物种源始》（Origin of Species）一书首次于英国出版，书中达尔文以“演化论”（evolutionary theory）概念解释物竞天择的过程如何决定适者生存、不适者灭亡。达尔文乘坐“小猎犬号”（Beagle）航行于佛得角群岛（Cape Verde Islands）、智利、加拉巴哥斯群岛（Galapagos Islands）、纽西兰、澳大利亚诸地，通过广泛观察研究，达尔文了解到在求生存、不断斗争以夺取有限资源的过程中，适应良好的有机体才是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同时，在适应过程中，不适者逐渐被淘汰。进而通过遗传法则，持续或强化物种的适应能力。

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对达尔文的理论进行创造性的诠释。在一八七三年出版的《社会学研究》（The Studies of Sociology）中，斯宾塞将达尔文的理论应用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他在一八六四年创造了“最适者生存”（survival of fittest）一词，他认为这个原则同时主宰了社会与生物的演化。斯宾塞指出，人类社会的演进是由“同质性”（homogeneous）过渡到“异质性”（heterogeneous），最后逐渐迈入“个性化”（individuation）阶段。社会可进一步区份为“军事社会”（military society）与“工业社会”（industrial society）：前者系以武力换取合作；后者则是因认识到个体意识而使自我意志的自发行为抬头。斯宾塞的理论被科学家赫胥黎重新诠释、论证，一八九三年赫氏将研究心得呈现在《演化论与伦理学》一书中。严复于满清“自强运动”时期入福州船政学堂，后负岌英伦，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读毕《演化论与伦理学》一书，一八九六年将该书翻译成中文，并增添自己的评述与诠释，重新更名为《天演论》。或者也是因为严复在这本书中强调原着所没有的民族主义精神，而使此书在清末民初的知识社群中掀起波涛巨浪。

严复在译作中流露出以下的看法：斯宾塞的社会学不仅是分析性与描述性的著作，同时也是一帖“药方”，可供作为改造社会、凝聚社会的手段。严复总结达尔文的思想如下：

民民物物，各争有以自存，其始也种与种争，群与群争，弱者常为强肉，愚者常为智役。（注一）

严复继续论道，斯宾塞“宗天演之术，以阐人伦治化之事。”其他晚清时代的思想家一眼就看出这些观念的重要性。宣扬维新运动的梁启超满怀希望，声称演化论“可以使其种日进于善”。梁启超同样注意到，遗传与教育如何对个人的思想、知识、体格，与习惯产生影响，以及中国人如何强种以奋存：“而各国之以强兵为意者，亦令国中妇人，一律习体操，以为必如是，然后所生之子，肤革充盈，筋力强壮也。”（注二）

社会达尔文主义势必引导中国人探索种族与种族力量的问题，许多人也将这种西方理论与十七世纪反清的民族主义者如王夫之的思想结合在一起。这些作家思索，中国人是否具备与生俱来的本质，倘若有的话，又是于何时发展出来的？假如中国人是黄帝的苗裔，那么繁衍中国人的先祖是从何处迁徙至中国？他们过去适应环境的那段历史，是否迄至受满人与列强野蛮力量的窒碍后才趋于缓慢迟滞？除非民族能发展出新的力量，否则中国注定要亡种，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以意志的力量来完成这项工作。一位知识份子在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前夕写道：“国有魂则长存，国无魂则恒亡。然国魂立基于何处？在国学。”（注三）

然而有些人在可能导向反动路线的“国学”研究中看见危险，而主张移译外国文学作品似乎较能提供成形的中国意识良机，以对抗艰苦的奋斗，这正是鲁迅放弃在日本修习医学，转而从事小说、诗歌翻译工作（尤其是俄国、东欧、德国作品）的目标。鲁迅希望唤醒读者“超人的意志力”，俟“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注四）但鲁迅的译作在当时并未广为接受，一九○八年，鲁迅的作品在东京与上海出版，两地各仅售出二十册。

武昌起义曾一度燃起希望，以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社会竞争观念已受到唾弃。一九一二年孙逸仙改组国民党赢得选举之前曾说：

二十世纪以前，欧洲诸国，发明一种生存竞争的学说：一时影响所及，各国都以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为立国主脑，至谓有强权无公理。此种学说，在欧洲文明进化之初，固适于用，由今视之，殆是一种野蛮之学问。（注五）

到了一九一三年，孙逸仙却语带悲观，世界将被生存斗争的原则所主宰，不管政府或实业无一幸免。严复对于他曾极力鼓吹的演化之说如今也是热情不再，对于建立共和失败以及欧战的杀戳。严复的看法是：“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注六）

这种悲观的情绪很可能动摇为求社会改革而奋斗的决心，事实上，这类心态业已出现在美国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身上。中国共产党创党党员之一的陈独秀，于袁世凯去世后给友人的信笺中直言：“仆误陷悲观罪戾者，非妄求速效，实以欧美之文明进化，一日千里。吾人已处于望尘莫及之地位。然多数国人犹在梦中，而自以为是。不知吾之道德、政治、工艺甚至于日用品，无一不在劣败淘汰之数。”（注七）果真如此，中国将会步向灭亡。

这类思想素质汇聚于中国共产党另一位领导人毛泽东的精神结构之中。一九一七年，毛泽东发表第一篇文章，时年二十四岁。之前，毛曾激烈反抗父亲，不愿在湖南务农，同时也抗拒父母安排的婚约。一九一一年，在短暂的反清军旅生涯之后，毛泽东于长沙过着随性的自我学习生活。毛泽东以自学遍读严复关于弥尔、孟德斯鸠、卢骚，以及斯宾塞等思想家的译着，同时也博览中国政治哲学家的作品，后来毛考进长沙知名学府“湖南第一师范”，专攻伦理学。这加深了毛对斯宾塞与卢骚等人理论的理解，并且开始接触康德（Immanuel Kant）的学说，以及中、外思想的比较之道。

毛泽东最初将中国的积弱不振归咎于“详德智而略体魄”的观念。毛泽东认为，中国国力隳弱，在于武风不振，民族体质娇弱。中国民族体格之轻细，肇始于中国文化自古重文轻武，强调“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因而忽略了体能训练。是故，毛泽东身体力行，以游泳、运动来“野蛮其体魄”。毛泽东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出刊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题为《体育之研究》的文章，黾勉同胞坚实体格之锻炼。毛泽东强调体育之目的，“非第调感情也，又足以强意志。”然而中国文化强调德智的涵养，轻忽体格的强健，“文明柔顺君子之容，虽然，非所以语于运动”，据此“运动宜蛮拙，骑突枪鸣，十荡十决，暗鸣颓山岳，叱吒变风云，力拔项王之山，勇贯由基之札”，这都是中国人应该奋斗的方向。（注八）

两年后，毛泽东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文章中大声疾呼，中国人应团结一致，并以类似十五年前邹容《革命军》那种撼动人心的反清辞藻论道，唯有中国人真正团结一致，如果中国人能形成“民众联合”，那么中国便能融入世界进化之潮流。这股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任是什么人物，不能不受他的软化。”毛总结认为，倘若中国能顺应世界潮流，我辈便能做到“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注九）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毛泽东在长沙当地的《大公报》刊登的九篇系列文章中，显示他此刻已将清末梁启超、秋谨等人对女性权利的反思与他集体奋斗的主张熔冶一炉。梁、秋二人认为，中国女性的力量应用来强化国家，使中国得以全体四亿人口，而不是二亿男性的政治资源，面对世界的挑战。毛泽东系列评论题为〈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叙述该月发生在长沙、新娘于花轿中自杀的事件。名为赵五贞的女学生被迫嫁给吴姓青年。像这类媒妁之言的婚姻是中国的常态，但是赵五贞强烈反对父母安排她的婚姻，遂于出嫁之日在花轿中自尽。赵五贞死之后，赵、吴两家相互争执，要对方负起埋葬的责任。

毛泽东笔锋激奋而尖锐，他指出，如果三个状况之中有一项有所不同，这出悲剧便不会发生：第一，假使赵家不过于强逼，赵女士绝不会死；第二，纵使赵家强迫，但吴家能够尊重赵女士个人的自由选择，而不是坚持履行婚约，赵女士不会死；第三，即使赵家与吴家不能见容于赵女士的自由意志，但如果长沙社会（其实暗指整个中国社会）更有勇气、更开放，赵女士也绝不会死。是故，毛泽东评述赵女之死，兹事体大：事件全起于“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思想不能独立，恋爱不能自由”。但是即使赵女身处于绝望之境，毛并不能宽宥她采取自杀的行止，假若中国人不能面对现实，势将一事无成。毛进一步论称：人们之所以循自杀途径以求解脱，正是因为这个社会剥夺了他们的希望，但纵然身处绝境，“社会夺其希望，吾人应主张与社会奋斗，……与其自杀而死，毋宁奋斗被杀而亡。”（注十）

“毋宁奋斗被杀而亡”这句话充分展现毛泽东勇于反抗的精神，然真正的难处在于谁才是主要敌人？是社会的冷漠？是控制湖南的地方军阀，抑或是北京腐败的政客？是贪婪的外国强权的炮舰，抑或是嗜血资本家的蚕食？或者，问题更复杂：是整个中国的价值体系、经济系统已濒临崩溃瓦解？对于毛泽东这个世代的青年男女而言，这些问题错综复杂，然而，中国若是不屈从于绝望，他们总会提出解决之道。

马克思主义的许诺

一九一七年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Bolshevik Revolution）爆发之前，中国知识分子并未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太大兴趣。除了《共产党宣言》部分章节之外，几乎未见马克思作品译成中文。即使是孙逸仙的社会主义观念，也是源自对英国社会主义者影响极大的亨利?乔治（Henry George）这个不同的理论传统，亨利?乔治主张国家应课征地主高额地租的所有剩余价值，因为这些都是不劳而获、取自社会进步的果实。一开始，马克思主义似乎并不是一种有用的分析工具：除了有关太平天国的探讨之外，马克思对于中国事务本身并没有多大兴趣，况且马克思设想的社会发展阶段论，即从原始共产社会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并不合于中国历史的经验。中国社会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社会，甚至谈不上萌芽阶段，所以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到来必须以推翻资本主义社会为前提的论述，对中国而言，似乎是遥不可及的。

因此，中国报章报导了托洛斯基（Trotsky）成功领导彼得格勒“工人苏维埃”（Petrograd worker's soviet），推翻克伦斯基（Kerensky）政府，列宁（Lenin）成立革命苏维埃政府等事件，但最初并未引起太多的注意。然而，中国人逐渐了解，俄国的革命事件超越了一七八九年的法国大革命，此外，令许多人震惊的是，俄国专制独裁政体如何以其根深柢固的机制，埋下苏联政权崛起的种籽。一九一八年一月，上海国民党机关报盛赞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稍后孙逸仙更命人致函恭贺列宁。

随着布尔什维克与反动的白俄势力之间斗争的白热化，列宁与德国达成和平协定，协约国强权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敌意也日渐明朗，越来越多中国人开始探讨俄国革命事件的意义，企图以俄为师。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大钊正是这股思想转向的先锋。一八八九年，李大钊生于河北农民家庭，及长，变卖仅有的家产进入现代学堂求学。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六年间，李大钊负岌日本研习政治经济学，并以作家和知名编辑而为人所知，也因为如此，一九一八年二月，获聘担任中国最富盛名大学的图书馆馆员。

一九一八年六月，在军阀的乌烟瘴气中，李大钊首次撰文赞颂俄国革命；此时张动拥戴溥仪复辟失败不过数月，而中国对德宣战的争议在北京正是甚嚣尘上。李大钊视俄罗斯文明为正在崛起的“第三新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就地缘而言，俄国横跨欧亚，所以俄罗斯的文明要素，兼欧亚之特质而并有之；是故，李大钊读颂道：“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的发展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李大钊认为俄罗斯的发展潮流势不可儅：英、法文明业已臻至熟烂之期，故无实力越此而上：德国文明虽然如日中天，具支配世界之势力，但同样也步至极盛，所以过此以往，终将由盛而衰；反观，俄国“正惟其孤立，所以较欧洲各国之文明之进步为迟；亦正惟其文明进步较迟也，所以尚存向上发展之余力。”（注十一）中国文明不也能这般跃进？

李大钊不到六个月就在北大图书馆办公室成立秘密研究小组，多位学生与教员相约探讨中国的政治发展。一九一八年，这个研究小组起名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由李大钊带领研读马克思的《资本论》。

陈独秀，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也是当时中国最富影响力的杂志《新青年》的编辑，逐渐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兴趣。一九一九年五月一日，《新青年》出刊“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由李大钊担任主编。刊载文章泰半是从学术的角度分析特定的马克思主义概念，有些则是批判马克思方法论。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详尽分析阶级斗争的概念与资本主义的剥削问题，而“阶级斗争”与“资本主义剥削”两概念此时还未在中国出现；正因为此杂志的风行，这些概念迅速流传于全国广大的读者群中。

＊原注，陈独秀后来受到校园内守旧分子的排挤，而于一九一九年三月被迫离职。

一九一九年七月，俄国外交事务的全权代表加拉罕（L. M. Karakhar）发表宣言，新政府将会放弃过去的帝国主义政策，中国对苏联的休戚之感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据此，苏联将会放弃在满洲的特权，取消所有帝俄时代与中国、日本、欧洲强权所签订的秘密条约，不再追讨山东拳乱的赔款，并愿意无偿归还中东铁路。加拉罕宣言的内容与西方强权、日本行径的对比是如此鲜明，显示苏联才是中国最值得信赖的朋友。尽管后来苏联言而无信改变初衷，否认无偿归还中东铁路的意愿，（俄国人辩称，这一条款是法文误译了加拉罕宣言所致）但这并未影响中国人先前对苏联的好感。中国人仍谨记加拉罕的宽大：苏联的目标就是要“解放外国资本挟带军事力量施加在东方人、特别是中国人身上的桎梏”。（注十二）

到了一九一九年，李大钊的研究小组已吸引了大批学生。当中有些是北大学生精英中的城市富家子弟，但也有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学生。虽然当时毛泽东并非北大学生，而只是北大图书馆的办事员，但他经常参与李大钊研究小组的讨论会，图书馆的工作让毛有机会再次亲炙曾在长沙教他伦理学、时为北大教员的先生（译按，杨昌济）。另一位经常与会的学生是瞿秋白，瞿来自江苏，潜心佛理，国学造诣深厚。瞿秋白的母亲因耽溺于鸦片的丈夫及弃之不顾的家族而走上自杀一途，于是瞿秋白强烈感受到世界的不公。由于家境寒微，瞿秋白并未能进北大就读，而是到外交部设立的“俄文专修馆”修习，在此不仅学费全免，且有一笔小额津贴。第三位是张国焘，张是湘赣边界客家籍地主的子弟，十几岁就帮孙逸仙的革命组织运送枪械，及长成为一名反袁的积极分子。

虽然这些青年学子对布尔什维克主义、马克思主义满怀热情，但若要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与中国的社会环境相扣合，就必须形构马克思主义某些基本前提。其中最令人困扰的问题是，马克思赋予城市无产阶级历史主体的角色，并视共产党为领导无产阶级的先锋，然而当时中国的工业部门仍处繦褓阶段。不过令人鼓舞的是，俄国的社会条件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模式；另一方面，也因为李大钊重新诠释马克思理论，将中国定位为“无产阶级民族”（proletarian nation），而将中国置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场域。李大钊认为，在众多帝国主义势力摆布下，全体中国人受剥削的程度不亚于资本家通过占有生产工具、夺取工人剩余价值的剥削。因此，李大钊的结论是：“全国人民渐渐变成世界的无产阶级。”（注十三）

李大钊这些观念发表于一九二○年一月。同年，李大钊依循这种思维逻辑，推导出他的理论框架，他认为，由于中国人所遭受的压迫来自帝国主义列强，因此他们所承受的痛苦较之单独受资产阶级的剥削更甚：

现在世界的经济组织，既已经资本主义以至社会主义，中国虽未经自行如欧、美、日本等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实业，而一般平民间接受资本主义经济的压迫，较各国直接受资本主义的压迫的劳动阶级尤其痛苦。（注十四）

当李大钊重新思考马克思理论之际，也不忘驱策学生走向农村，研究农村生活，因为李大钊也接受某些早期俄国革命思想所系的民粹主义（populist）观点 。李大钊说，走向农民，学生才得以仿效俄国前辈，用血和汗“宣传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道理”。 李大钊认为，在知识上大胆跃进，这对中国而言比对俄国更有意义：

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故；他们的痛苦，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痛苦；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荒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去开发他们，使他们知道要求解放、陈说痛苦、脱去愚暗，自己打算自己生活利病的人。（注十五）

李大钊以铿锵的口吻为文号召，知识分子应以劳动为荣，随农民加入田间劳作以洗涤城市的颓鄙风尚。他提倡，知识青年下乡将有益于修补中国宪政架构的断垣残壁，因为这群来自城市的学子能向农民解释，投票与地方政府选举的重要意义，并戡查外来的经济利益如何主导并剥削地方。一九二○年初，北大学生所发起成立的“平民教育演讲团”巡回于近郊村庄，教育农民大众，以具体行动践履李大钊的理想。

当然，这类农村经验不只是一种学院式的活动。一九一九年几次的严重旱灾，导致接下来两年间，大半个河北省与毗连的山东、河南、山西及至陕西西部饱受饥荒的肆虐。此地农村每平方哩的平均人口密度约为一千二百三十人，农作欠收，再加上地方政府无力赈灾救济、抒解饥荒，造成至少五十万人死于灾荒。人处于贫穷状态。房屋的门板与横梁纷纷被拆卸求售，或用来燃烧取暖；成千上万难民剧卧街头或铁轨旁，许多人为了强行挤进满载乘客的火车车厢，因而不幸意外残废或丧生；孩童被贩卖充当仆役，其中女孩多沦为妓女或侧室。曾有一村庄六十户人家，因缺乏粮食而被迫以野草、树叶果腹。传染病、特别是斑疹伤寒症大为流行，夺走了那些早已无抵抗力的生命。

在上海、广州等地，这种乡村调查的观念在知识分子和学生社群间广泛流传。共产党许多中坚分子当时都有过这种经验，或在读书会中与工人议论中国的劳动条件及国内外政治局势。在李大钊的研究小组中，瞿秋白游历苏联的独特个人经验使他视眼目睹苏联的发展。一九二○年，跃秋白于莫斯科适逢俄国革命之初的困顿，但依然斗志高昂，并未意气消沉，对瞿而言，艰难处境正足以凸显俄国人前所未有的高贵特质，苏维埃世界此刻正浸淫在新生的光芒中。瞿秋白接受了北京《晨报》（Morning News）的约聘，报导苏联社会的境况，瞿传回国内的一系列报导，内容包罗甚广，从苏联社会各种议题的实地观察，到读颂苏联革命的杂文都有。其中一篇文章里，瞿伙白写道：“如今幸而见着心海中的灯塔，虽然只有赤光一线，依微隐约，总算能勉强辨得出茫无涯际的前程。”（注十六）然而在中国却无法感受到这道社会主义的光芒，瞿伙白自忖，中国这块“阴影”令他“视觉本能几乎消失了”。在此地，瞿秋白亲身接触俄国的时代导师、先知，尽管有时只是惊鸿一瞥，却也让他内心激荡不已。瞿秋白曾与俄国的人民代表一起倾听列宁发表演讲，聆赏任力阿宾（Chaliapin，译按，一译夏里亚宾，俄国著名男低音）演唱以普希金（Pushkin）的诗谱成的乐曲，与俄国教育人民委员会委员长路纳察尔斯基（Lunacharsky）畅谈“无产阶级教育”（proletarianized education）的课题，参加无政府主义大师克鲁泡特金的葬礼，以及与一代文豪托尔斯泰的孙女在这位伟大作家的宅邸散步。

也许是早年感染肺结核病的后遗症，加上俄国的凛冽天候与营养失调，导致瞿秋白有一阵子病倒，但他仍然继续留在莫斯科，并于一九二二年初在当地加入共产党。将苏联社会主义移入中国人的生活，这种可能性渐次升高。李大钊曾告诉中国青年，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可见诸吾人心理结构的三个层面：“在知的方面，社会主义是对于现存秩序的批判主义；在情的方面，社会主义是一种我们能以较良的新秩序代替现存的秩序的情感，这种新秩序便是对于资本制度的知的批判主义的结果，自显于意象中；在意的方面，社会主义是在客观的事实界创造吾人在知的和情的意象中所已经认识的东西的努力，就是以工人的行政代替所有权统治的最后形体的资本主义的秩序的努力。”（注十七）瞿秋白对中国革命的服膺彰显了李大钊这种将理性、情感、意志熔冶一炉的特质。然而当瞿秋白将目光回向投注在祖国身上，于一九二二年春节破晓时分写下几行诗句，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情感已几乎压倒理智与意志：“莫斯科忽然移近东亚，陡然呼吸一舒，好一似长夏清早，登高山而望晓霞。”（注十八）吾人必须做的，似乎就只是驾驭这道不可预测却又绚丽夺目的力量。

五四运动的诸面向

对社会达尔文主义观念的议论、对共产士义兴趣的高涨，正是中国文化剧变将至的症候。这一文化剧变史称“五四运动”，因为这场文化运动可以说是与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发生于北京的事件以及它对全国的影响纠缠一起。故此，“五四运动”一词有广狭两义，端视用来指涉五月四日当天所发生的示威事件，抑或是随之而来复杂的情绪、文化、政治的发展而定。

来自十三个地区大学院校的学生代表于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齐聚北京，通过五项决议：第一，抗议巴黎和会所通过的山东决议案；第二，努力唤醒“全国各地的民众”；第三，倡议组织北京市民的群众集会；第四，敦促成立一个北京全体学生的联合会；第五，决议当天下午举行游行示威，抗议巴黎和会。

第五项提议即刻付诸行动。大约三千名学生不顾警察禁令，齐聚紫禁城前的天安门广场，朝东交民巷西口的外国使馆区前进。在游行队伍的前头，一幅挽联随风飘荡，上面写着亲日内阁阁员的姓名。学生高举用布和纸做成的大幅旗帜，上面以老妪皆解的白话文向市民传递此次示威的目的和不满情绪──将山东的权利让渡给日本，便意味着中国领土不再完整；学生要求民众不分职业阶层，一起加入示威抗议的行列。示威群众受到外国使馆警卫与中国警察的阻拦，转而包围负责与日本协商巨额借款的内阁官员（译按，曹汝霖）的府邸。虽然曹汝霖当时不在家，部分学生依然强行破窗而入，放火烧房，有一些学生发现了其他躲藏在府内的政客（译按，章宗祥），便将他痛殴至不省人事。示威队伍数度与警察发生暴力冲突，一名学生（译按，北大学生郭钦光）重伤，三天后死于北京一所法国医院，是唯一的死者。到了傍晚，大多数示威人群都已散去，增援的警力赶赴现场，逮捕了逗留街上的三十二名学生。

接下来数日，北京的学生及其几位师长重整旗鼓，继续执行五月四日早上所通过的其他决议事项。他们随即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以结合北京市内中、高等学校与各大学院校学生的力量。北京学生联合会成立的重要意义之一在于该会是中国有史以来首次男、女学生一起集会，并正式主张男、女合校，作为男、女分校之外的选择。一九二○年，首批女学生进入北大就读。）这种大规模的学生组织观念迅速在中国各大城市，如上海、天津、武汉，及其他地区流传开来。一九一九年六月，来自全中国超过三十个地区的学生联合会代表成立了“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

学生示威行动也成功地向不同立场的中国人传播他们的理念主张，再次重申学术精英的威望，这些精英曾是儒家教育的重心，而今则换上现代装束。学生的罢课行动以及政府对学生的大规模逮捕，激发全国民众对示威学生的同情。这些支持声浪来自全国各主要城市的商业团体、个别的实业家、店家，及工人。尽管当时中国并没有全国性的工会组织，无从计算正确的数字，不过单是上海一地，就约莫有四十三家企业的六万名工人策动了支持学生的罢市或罢工行动。这些行动大都发生在纺织工厂、印刷厂、金属工厂、公共事业部门、运输业、造纸业、炼油厂、烟草工厂等。这些激进的行动大多数是受到一九一九年间散布各地之社会主义研究学会或团体的鼓吹策动。

随着不满中国国际地位的抗议声浪四处蔓延，新的刊物与报纸亦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涌现。为了便于向市井百姓宣扬理念，这类期刊报纸多以浅显易懂的白话文体行文，分析各类文化与社会问题，昭示串连了阶级、地域、职业等社会新生力量逐渐抬头，引导群众在支离破碎的世界里追求一致性与意义。尽管五四时期的刊物大多持续不久，但是它们的刊名在在反映了时代的骚动：《曙光》、《少年中国》、《新社会》、《民钟》、《新妇女》、《平民》、《向上》、《奋斗》。（注十九）

甫从日本归国的浪漫诗人郭沫若于一九一九年完成的诗句，字里行间彰显出中国青年的奔放热情：

我是月底光，

我是日底光，

我是一切星球底光，

我是Ｘ光线底光，

我是全宇宙底energy底总量。

在这首诗里，郭沫若运用Ｘ和energy两个英文字，为他夸张的语句增添异国风情。（注二○）

在遥远的凡尔赛所发生的事件，以及腐败地方政客的怯儒，似乎已经烙印在中国人民的心中，进而逼迫他们重新探索中国文化蕴涵的意义。身为中国人的意义何在？国家往何处去？在追寻答案的过程中又应采取什么样的价值体系？广义而言，五四运动尝试厘清中国文化，使之成为现代世界有意义的一个环节。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改革者的主张必然大异其趣，取径也各不相同。某些五四思想家力主全面批判儒家思想、父权至上的家庭制度、媒灼之言的陋习、传统教育模式等反动或不切实际的封建遗绪。有些人则是通过改良写作形式，宣扬白话文运动，以期革除崇尚诘屈聱牙之古文所必然衍生的精英主义。此外，也有文人雅士对西方传统艺术与文化心往神驰，其中更有人推崇西方前卫艺术，例如超现实主义（surrealism）与立体派（cubism）的绘画风格，象征主义（symbolism）的诗歌，平面设计，写实主义（realism）的戏剧，以及服装与室内设计。

若干学者力主应用社会学、经济学、史学、哲学等研究方法，针眨中国的沉痾。其他有识之士虽然也采取实用主义（pragmatism）的途径，但认为欲解决中国的弊病，必须更深一层认识西方科学技术如工程、医学的成就。这种实用主义的立场与其他较意识形态化的世界观主张相互抵触，后者主要是受到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等社会批判观点的启发，试图以激进的行动迅速完成社会改造的目标。有的学者受到普罗米修斯式（promethean）浪漫信念的激荡，期望破除阻隔时代进步的藩篱，以实践人类心灵的解放，彻底释放人类的无限潜能。

这类改革者大都胸怀爱国情操，他们无不企求统一、复兴中国，以消弭军阀、被称作“封建的”、其剥削本质的地主经济，以及外国帝国主义等压迫中国人的三大问题。而在推崇西方科技力量、追求西方科学成就的同时，依然不忘主张保存中国文化的本质。

广义而言，五四运动是全国性的文化现象，但是支撑这场文化运动的思想，竟然大都发韧于北京大学。共和国肇建之初，北京大学便窜升为全国知名的学术研究与作育英才的重镇。北京大学能引领时代风骚，部份得归功于一代硕儒兼翻译家严复的勇于任事。严复曾于一九一二年担任这所现代化学府的首任校长。北京大学创校之初，面临预算不足的窘境，严复说服政府相关部门全力支持北大的预算，他说：“今世界文明诸国著名大学，多者数十，少者十数。吾国乃并一已成立之大学，尚且不克保存，岂不稍过？”（注二一）严复在教育方面的成就由五四运动中三位翘楚便可衡量：即踵继严复之后担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北大文学院院长陈独秀，以及北大哲学教授胡适。

此三人以蔡元培年纪最长，地位最显赫。一八九○年，蔡元培年仅二十二岁即中进士第，后升补翰林院编修。清末，蔡元培于家乡浙江担任教育官员，当时即为激进学校与反清会社（译按，爱国学社）的教员与赞助者。蔡元培后来加入同盟会，但武昌起义伊始，蔡正于德国莱比锡大学修习哲学。一九一二年，蔡元培返国参加辛亥革命，在二度赴德（于此研读康德的思想）及到法国协助成立勤工俭学计划之前，曾先后担任孙逸仙、袁世凯内阁的教育总长。一九一七年，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勇敢于与控制北京政府的军人和政客划清界限。他捍卫北大师生的言论自由权利，主张实行“世界观教育”（education for a world view），主张大学校长的职责在于根据思想自由的原则，兼容并蓄，接纳各家学说。（注二二）五月四日学生游行示威运动过后的第四天，蔡元培强烈抗议政府逮捕参与示威游行的北大学生，并辞去北大校长一职。一九一九年底，蔡元培再度被委派膺任北大校长职务，持续担任该职迄至一九二二年，他带领北大师生走过纷乱岁月，坚定人权价值，护卫学术研究的自由，不改其志。

陈独秀则是另一种典型，他的个性不定且多愁善感。一八七九年，陈独秀出身安徽望族，早年接受儒家传统教育，一八九七年，参加江南乡试落第，晚年在自传中，以揶揄嘲讽的语调诉说弥漫在传统考试制度中的病态、虚伪，以及不公。陈独秀两度赴日留学，并在日本组织激进的政治社团＊。当时，陈独秀并未加入孙逸仙的中国同盟会，因为陈认为同盟会反清的革命目标只是一种狭隘的“种族主义”（racist）。陈独秀大力反对袁世凯的帝制野心，一九一五年，创办《新青年》杂志，一九一七年接受蔡元培之邀，赴北大任文学院院长。《新青年》杂志迅速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智识刊物，而身为《新青年》杂志的主编，陈独秀呼吁大胆探索理论，扬弃传统儒家社会伦常与思想的窠臼，涤净个人的品格，提升中国政治的道德水准。

陈独秀以《新青年》杂志鼓动风潮，发起全面批判孔教教义，他认为，儒家伦常的最大弊端在于违逆构筑“现代”生活核心价值必备的独立人格特质。陈独秀曾在一九一六年底论及，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勇猛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注二三）陈独秀又力倡白话文，废除文言文体例，宣扬他所谓的“德先生”与“赛先生”两个概念，痛批儒家思想的“传统主义”（traditionalism）。陈独秀热烈响应五四的学生示威运动，运动期间被北京政府指控散发煽动性言论，遭监禁三个月。陈独秀是在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时被逮捕的，他在宣言中要求罢免亲日的内阁阁员、保障市民言论与集会的自由。陈独秀获释后离开北京迁居上海，越来越热中于马克思主义，并憧憬激进的社会变革。一九二○年，陈独秀成为新成立之中国共产党的创党党员。

＊译按：在日本，陈独秀与柏文蔚于一九○五年筹组“岳王会”。

胡适在这三人当中年纪最轻。胡适本来在理念上与陈独秀契合，是陈独秀志趣相投的密友。胡适也鼓吹中国实践民主与科学的理想，但胡渐感陈独秀的思想走极端，侈言空谈各种“主义”，而不知慎思明辨。胡适也出身安徽的官宦之家，及长至上海入西化的“中国公学”就读。一九一○年，胡适十九岁，获得庚子奖学金赴美，庚子奖学金是美国从庚子赔款份额拨出归还给中国政府，用以资助优秀的中国青年留学美国。胡适取得康乃尔大学（在康大，胡曾入选美国大学学生联谊会）文学士学位，嗣后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仕威（John Dewey）修习哲学。胡适着手研究古代中国逻辑方法的发展，然而直到一九一七年返回中国时，并未完成博士论文。胡适归国后受蔡元培的邀请，获聘为北大哲学教授。

胡适宣扬白话文运动不余遗力，研究文学史也是成绩斐然。他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着重其叙述之明晰、语言鲜活。一九二○年代，胡适首开探讨十八世纪曹雪芹的小说《红楼梦》之风，他研究小说史的学术成就臻至巅峰。胡适让人看到小说中对繁盛之权威家族的描写，部分出自作者的亲身体验。曹雪芹的先祖曾侍奉康熙皇帝，在遭雍正抄家之前，在南京的生活极其奢华。

无论在理智上或情感上，胡适一直在崎岖之道奋力前行。他坚信西方方法论的优越性，拒斥佛教的“命定论”（fatalism），一如他亦扬弃了他曾在一九一一年一度拥护过的基督教教义。在个人情感方面，胡适同样深感束缚重重，他自认处于世代交替，必须对过去与未来承担重责，也注定要为过去与未来奉献牺牲。他对文化与历史问题提出大胆假设，但同时也务求小心求证。他奉行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分析逻辑，追求“不断纯美的永恒过程”，而不是绝对的完美。一九一九年在题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里，胡适猛烈谴责陈独秀等激进的知识分子：

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俱乐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还得意洋洋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注二四）

＊原注：安福俱乐部是由军间、政客所组成、在当时北京政坛上举足轻重的腐化派系。

五四的游行示威过后，胡适继续留在北京大学。胡适在一九二○年代初，政治倾向日趋保守，但他依然孜孜不倦地在彼此竞争的思想派别中寻找民主的中道。然而胡适如五四运动那一代的知识分子，并无法解决隐伏在他那新中国观念中的紧张。胡适一方面维系着媒妁之言的传统婚姻，尽管他对妻子并无太多爱恋，也曾自承狎妓，有过短暂的放荡岁月。但胡适却又戮力鼓吹摆脱传统的束缚，争取婚姻自由，著名的美国女性主义者桑格（Margaret Sanger）于一九二二年造访中国发表节育问题讲座时，胡适即充当翻译。

桑格的造访引起中国对节育这个新议题的兴趣。然而她只是众多访华且对五四那一代思想家造成深刻影响的西方人士之一。一九二○年，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抵达中国，并至各处游历，一九二一年，他深入内地，甚至远抵长沙市。罗素对“数理逻辑”（mathematical logic）精湛的阐释令听众为之着迷，他的和平主义（pacifism）理念也吸引不少追随者。一九一九至一九二○年间，杜威卜居北京，他开设几门课程，到中国各地旅游讲学，嗣后杜威对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的智识生活写过一篇重要的文章。一九二二年底，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在完成“一般相对论”（general relativity theory）的第一部著作后，曾于赴日途中顺道访问中国。稍后，一九二三年，印度诗人、诺贝尔奖得主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到中国巡回演讲，宣扬他的美学、非暴力主张，以及基于自给自足与合作之劳动原则而设立的农村公社理念。

透过这些人物与思想理念的力量，五四运动改变了中国人的意识，而这反过来又为改造中国人的生活与行动形成新的契机。另外一位影响深远的人物是挪威剧作家易卜生（Henrik Ibsen），当时他的戏剧在中国各地上演，受到热烈的赞赏。一九一八年，《新青年》杂志编辑了“易卜生专号”，向中国青年引介这位剧作家对资产阶级虚伪造作外表的批判，以及他对妇女解放运动的倡提。在一九一八年的专号将易卜生的戏剧《傀儡家庭》（A Doll's House）译成中文，故事女主角娜拉（Nora）最后毅然离开丈夫，投入社会，追求自我命运。娜拉的勇敢行径成为五四时代中国年轻女性文化与个人的象征。她们母亲那一辈解除绑小脚的束缚，为基本的受教权利而奋斗；她们离乡背井至各省大学接受教育，男男女女自由自在地栖居一起。她们或为教师、或为作家、或为记者、或为艺术家、或为政治行动者，而活出各自理想中的自由浪漫。

罗素在中国的游伴布拉克（Dora Black）曾惊讶地表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女学生与她侃侃讨论婚姻、自由恋爱、节育等问题，毫无惮忌。（注二五）鲁迅对他所谓“娜拉现象”表示同情，但也略带焦虑。鲁迅在向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发表题为“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时，提醒听众切莫忘记她们身处滚滚红尘的现实世界。女人或许能挣脱婚姻与家庭的伽锁，但除非她们能在经济上独立自主，否则所争取到的自由只会令她们蒙羞。鲁迅指出，男人并不曾轻易放松对经济权的掌控。他“是将娜拉当作一个普通人物而说的”，然后他补上一句，“假使她很特别，自己情愿闯出去做牺牲，那就又另是一回事。”（注二六）

鲁迅无疑是五四运动时代最杰出的作家，他的文字总能吸引大批读者。鲁迅曾在日本习医、翻译，在故里浙江任小吏，以金石为生。一九一七年，三十五岁的鲁迅开始奠定他在文坛的地位。鲁迅脍炙人口的小说大都是在一九一七年与一九二一年间付梓出版，其中包括不世名作《阿Ｑ正传》。在这部小说里，鲁迅将辛亥革命刻划成荒谬绝伦、不得要领的事件，一场由骗子所主导的历史闹剧，终因无知与诳骗，落得性命不保而收场。鲁迅以批判的目光，凝视中国人的文化惰性和道德怯儒，并以此为己任。他的小说洋溢着悲悯情怀，但批判冷峻，语带悲观。鲁迅了解身为一位作家的使命，他曾告诉友人：“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苦处，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吗？”这段话的旨趣与毛泽东那篇论赵小姐的文章相去不远。不同的是，鲁迅依然企盼通过写作唤醒中国人为思想赴死，毛泽东则是坚持拚死奋斗。

鲁迅憎恶儒家遗绪，总是以辛辣讥讽的笔调菲薄孔学教义。《阿Ｑ正传》的主题在鲁迅其他作品一再出现，辛亥革命并未彻底改造中国人的民族根性，反而将一批新的流氓恶棍推向官场。鲁迅认为，或许政治革命有朝一日真能促成社会变革，然而他也忧心，进步的思想混杂着迷信与冷漠会阻碍这些可能。鲁迅悲叹，在中国，要跨越阶级高声呐喊、要脱离破碎的世界而保有希望竟是如此困难。鲁迅在一九二一年出版的著名小说《故乡》（My Old Home），结尾令人动容：“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注二七）

鲁迅这段话虽然含糊些，甚至悲观些，但是却一语道出包括胡适在内“五四”人物的思维。然而，鲁迅就如同参与这场狂飙运动的三十岁以上的健将，皆只是摇旗呐喊，以著述立说为务。不过当陈独秀因散发“不当”言论而身陷囹圄时，五四运动已跨入第二阶段，迈向新的行动主义。年轻一辈的学生对未来更无所畏惧，他们走上这条行动路线，主张将行动的精神推向第三阶段。他们的前辈只满足于“笔下天花乱坠”，然对激进的青年学生而言，五四运动的真正意义正是在于认知到“奋空拳，扬白手，和黑暗势力相奋斗”（注二八）的时刻已悄然到来。

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倘若中国青年正准备扬白手与黑暗势力相搏斗，那么他们就得谨缜筹思缜密的攻击计划。虽然当时俄国革命的成果几乎不保，但在苏联共产党的实钱努力下，这类计划似乎隐然成形。俄共与白俄激战，尤以俄国东部、南部为烈，因而延宕了布尔什维克于一九一七年的夺权行动。欧洲各国对俄共的敌意接踵而至，与时递增。同时，新生的苏联也面临经济情势的残破。然而最令俄共感到沮丧的，莫过于德国、匈牙利、土耳其等国的工人运动遭到当地政府的镇压，相织挫败；另一方面，在先进的工业社会里，也未如许多理论家预言，爆发社会土义革命。

列宁为了在各国点燃社会主义革命的火花，于一九一九年倡议成立“第三国际”，并于该年三月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虽然与会代表均来自俄国或欧洲，但是大会仍提出攸关全世界问题的宣言，宣言中盛识苏维埃模式的政府组织形态，敦促共产党坚定地与非共的劳工运动相抗衡，并向殖民地人民抵抗帝国主义强权的决心表达支持，这当中包括中国人民抵御日本的侵略野心。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亚地区的民族主义风起云涌，助长了各个新兴国家的独立运动。这种新局势的发展令列宁及共产国际的领导面临战略的抉择：是全力支持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而不顾此举可能削弱反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运动；或者支持具浓烈民族主义色彩的领导人，即使这类领导人的阶级属性可能是资产阶级的改革者。在一九二○年二月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采取的立场是：对落后国家而言，只要获得苏联的奥援，资本主义社会不见得是无可避免的历史发展阶段。在这种情况下，落后国家可以建立农民苏维埃（peasant Soviets）的组织形式，暂时与资产阶级民主政党结盟。

早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列宁即委派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维丁斯基（Grigori Voitinsky，译按，又名伍廷康、吴廷康）、杨明斋来华了解中国民情，并试探成立共产党的可能性。时年二十七岁的维丁斯基曾在俄国东部遭反布尔什维克军队逮捕，监禁于库页岛。他在狱中成功策动政治犯进行暴动，嗣后被调往位于西伯利亚伊尔库玆克（Irkutsk）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局工作。杨明斋，山东人，移民西伯利亚，曾于帝俄时代定居莫斯科，并在莫斯科求学，时间长达十年。一九二○ 年，维丁斯基、杨明斋抵达北京，立刻与在北大俄文系任教的俄国籍教授（译按，即柏烈伟〔Sergei A. Polevoy〕）接触，经由他的介绍，会见了李大钊，李大钊最后提议维、杨二人去拜会陈独秀。

陈独秀在五四运动的游行示威之后坐了三个月的牢，然后就离开北京前往上海，定居在法租界，继续《新青年》维志的编务工作。此刻《新青年》的政治立场已偏向左翼思想，使得像胡适这类自由主义派的支持者纷纷离去，与之划清界线。一九二○年五月维丁斯基、杨明斋同陈独秀会晤时，陈刻正日以继夜埋首研究，博览社会主义的理论主张，包括日本的“新村”理论模式、朝鲜基督教社会主义（Korean-Christian socialism）、中国的“工读互助团”，以及杜威所宣扬的社会主义理念。共产国际的代表指引陈独秀成立政治组织的明确方向及必要的组织技巧，俾以结合当时散落在中国各地的社会主义团体。一九二○年五月，一群包括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进步分子，以及隶属于国民党团体的人士开会，推选陈独秀担任临时中央的书记。

之后不到几个月，中共的建党运动获得重大的进展。中共临时中央成立了两个组织，即“华俄通讯社”与“外国语文学校”，其主要用意在于掩护共产党吸收党员的活动。杨明斋与陪同夫婿前来中国的维丁斯基夫人于外国语学校教授俄语，部分学生在熟谙俄语后被选派前往苏联，进一步接受革命组织技巧的训练。共产党透过这类活动，势力范围渐次拓展。湖南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是在毛泽东领导下成立的，尔后湖北的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也先后设立，除此之外，旅日的中国留学生、法国的勤工俭学学生也分别成立了海外共产主义小组。

旅法共产主义小组对中国共产党日后发展的影响尤其重大。在一九一九年与一九二○年两年间，逾千名中国青年学生志愿加入“勤工俭学”计划，该计划是脱胎于一系列稍早的计划（其中好几个出自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之手），结合了留学深造及带有宗教意味几近禁欲的生活形态。旅法小组的成员多于一九一九年经由海路前往法国，其中不乏来自湖南长沙的毛泽东知交。他们曾活跃于故里的劳工活动，以及反军阀、反日抗议活动，并在五四运动期间紧跟北京的步调，在湖南发起反帝国主义的示威游行。

旅法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之一周恩来，于一九二○年底抵达法国，周恩来曾于五四运动期间因领导天津的学生运动，在一九二○年初遭地方公署逮捕入狱。旅法共产土义小组成员中以来自四川的邓小平最为年幼，当时邓年仅十六岁，中学毕业，但已在赴法前于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接受一年的特殊课程训练。

在法国，这些学生大都住在巴黎或巴黎近郊，其他则聚集在里昂大学。他们在专门为中国学生开设的班级里学习法语，部分学生则是迳入“雷诺汽车厂”（Renault auto plant）一类的知名工厂打工，在工厂里学生学到法国的劳工组织原则及社会主义理论。在法国，最激进的学生大部来自湖南和四川两地，他们创办一份属于自己的刊物（译按，即《少年》，后改名为《赤光》）（邓小平曾被冠上油印博士的“荣誉”头衔，以赞扬他对这份刊物的认真负责），不时发动示威抗议，并以从事政治活动自诩。

旅法的湖南籍女学生向警予是毛泽东在长沙的好友，她曾积极参与女权运动，并热中社会主义革命。向警予与在法国的另一位湖南籍学生（译按，蔡和森）缔结了“革命婚姻”：这对革命情侣照相时，一同手持马克思的《资本论》许下誓约。向警予敦促中国女性同胞学习科学，并主张政府不应让女性与男性一起参加考试，因为所有中国女性过去都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她也要求勤工俭学计划应给予男女同等的名额。

旅法留学生经常为窘迫的经济现实所苦，并不时因为敌对意识形态团体之问的相互较劲而困扰。留法学生曾数度聚集在巴黎的中国驻法公使馆，向公使馆递交请愿书，抗议微薄的工资及恶劣的工作环境，结果遭到法国警力强行驱散，接着一九二一年九月，愤怒的激进学生占领了里昂中法大学的建筑物。结果，一百零三位示威学生遭逮捕，然后集体递解出境。周恩来、邓小平虽然加人抗议的行列，但并未被遣送回国，日后他们二人在法国参加共产党，并在欧洲的华人社群里积极招募党员。

设若毛泽东有管道或者经济环境许可，他也许会选择前往法国，然而当时这两个条件无一具备。毛泽东在一九二○年里大都辗转于北京、上海之间，研究《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的中文译作，并曾在一家洗衣店工作数个月。后来毛泽东担任一位国民党要员的随从返回长沙，在一师附小里觅得主事的职务，经济情况顿时获得改善，使他有能力与老师的女儿杨开慧结婚，婚礼在一九二○年的秋天举行，同时他也成立了共产组织。毛泽东开始以作家、编辑、劳工阶级领导人等身分在湖南的政治圈中崭露头角，此外毛也曾领导长沙地区传统工会的工人为改善劳动条件而抗争。毛泽东此时的声名已为党的领导人知悉，所以邀请毛以湖南代表的身分，出席一九二一年七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危殆的政治氛围下，共产党的出席代表不得不秘密聚会。起初，他们在法租界一所正值暑假期间的女子学校（译按，传文女子学校）开会。因为受到法租界巡捕的监视，与会代表移往位于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继续讨论。陈独秀、李大钊二人由于若干因素，未能出席这次大会；同时，也因为维丁斯基已经离开中国，所以这次大会就由另一位甫来华、化名为“马林”（Maring）的共产国际代表主导。马林以及代表全国近六十位党员的十三名中国代表共同讨论重大议题，并起草与苏联基本立场一致的宣言。假若情况许可，他们还可讨论出适于他们所界定之“客观情势”的建党策略。

或许是在马林强力主导下，最终决议党的角色与党组织乃依循列宁主义的路线。很据各代表讨论记录显示，这份新的政治议程其实是从稣联送到中国：

在过渡阶段，为了明确斗争策略就应指明，党不仅是无可避免的，相反的，党必项积极要求无产阶阶级参与并领导资产阶级的民主运动。要求采取的路线是一种军事的、训练有素的无产阶级党组织。共产党应以发展工会运动为主要任务 （注二九）

至于是否与孙逸仙合作这一问题，各代表有过冗长的辩论。有人认为孙是是一蛊惑民心的政客，与北洋军阀不相上下，主张共产党不能与孙逸仙合作，因为共产党与孙逸仙代表了“两个完全相反的阶级”。但多数代表反对这种负面的见解，有人指出：

对于孙逸仙主义采取批刊的态度，但对某些实际而进步的行动应加以支持，惟不取党与党合作的方式。这个原则的决定，构成了日后国共两党合作与反帝反军阀运动发展的基础。（注三○）

陈独秀在缺席的情况下被推选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与会代表回到家乡后，将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告知其他同志，广泛吸收党员。因为一大的出席代表来自广东、湖南、湖北、山东、北京、上海各地，所以他们能迅速传递大会的讯息。即使如此，在全国政治舞台上，中共的力量仍是微不足道。一九二二年，不包括海外入党者，全国党员总数约莫只有二百人。

一九二二年，许多旅法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纷纷整装返国，为中国共产党注入新血，其中湖南籍共产党员向警予尤擅长组织工厂女工。她这项技巧将党的活动带往新的领域，并为党争取到另一股支持力量，因为在中国众多受剥削工人当中，要属在大型纺纱厂做工的女性劳动者（及童工）的境况最为悲惨。然而当向警予的丈夫被选入新成立的中央委员会时，她却只是一度被指定为候补委员，只能说站在妇女运动的边线上。由于向警予必须照顾分别出生于一九二二年和一九二四年的两个小孩，也令她无法投注心力在党务工作。向警予的例子正足以证明，中共的政策主导权几乎完全由男性所垄断。

一九二二年一月，苏联的领导人认为时机已成熟，可以邀请约四十名中国代表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劳苦人民大会”（Toilers of the Far East）。当时仍停留在莫斯科、俄语已经非常流畅的瞿秋白躬逢其盛，是中国代表团的翻译之一。尽管莫斯科的景况令人怵目惊心，同时也陷于粮食严重短缺的窘境，不过来自中国的代表仍在全员大会上与蒙古、朝鲜、日本、爪哇、印度等国代表会晤至少十次以上。共产国际的主席季诺维也夫（Grigory Zinoviev）在大会上向各国代表发表演说。季诺维也夫告诉与会代表，唯有团结起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的强权：

谨记历史的进程向吾人所作的昭示：与无产阶级并肩作战赢得独立，或者一败涂地。从无产阶级手中获得解放，抑或是注定沦为英国、美国及日本奸党的奴隶。（注三一）

当一位事实是国民党党员的中国代表率然地声称，大会只不过重复孙逸仙说了二十年的论点，遭到来自苏联治下土耳其斯坦的一位代表的驳斥。他说道，“国民党已经完成伟大的革命事业”，不过本质上这场革命是属于“民族民主运动”（national democratic movement），基本上仅是革命运动的“第一阶段”，并非真正为“无产阶级革命而奋斗”。

然而，与国民党合作的问题已经不容回避了。马林回到中国后对中共施加压力，结果一九二二年夏天在杭州召开的会议中，与国民党合作的意见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共二大《宣言》的一部分。该《宣言》指称，与国民党暂时的合作，目的在打倒“军阀官潦的封建势力”。一旦民主革命成功，合作阶段就告结束，而无产阶级将进行“第二步奋斗”，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注三二）对付资产阶级。从这些已通过之教条式的煽动声明可以看出，五四运动那种无以名状的使命感与口号，有了特定的形貌和焦点。

工业部门

接下来，共产国际所提供的组织方法必须要能适合中国人的实际生活。因此，对中国无产阶级的抽象礼赞必须代之以能积极鼓舞中国无产阶级的具体行动。中国的政治版图到了一九二○年初仍是四分五裂，然而自清末以来，中国工业部门都有长足的进展，这似乎让中国的激进分子相当振奋。工业部门的成长有几种方式：进一步拓展先前奠下的工业基础，发展由中国实业家创设的新工业，向外借款来发展铁路运输，以及由外资主导在中国土地上兴办重工业。这些发展又会反过来改变中国工业部门劳动力的本质，并为之注入丰沛能量，连带也为工业管理带来新的紧张关系。

晚清中国工业的发展在采矿业、铁制品、成衣制造业等部门最为蓬勃，这些部门的成长一直持续到民国初年、军阀割据时代。尽管军阀的统治时而更迭，但从年产量统计可看出，民国初年煤、铁、钢的产量仍有稳定的成长。位于武汉的“汉冶萍公司”是煤铁重镇，起初是由清朝总督张之洞主其事而发展起来。汉冶萍公司是由汉阳的铁厂、大冶的铁矿、汗乡的煤矿构连而成，这一庞大的企业复合体总共雇用约二万三千名工人，毛泽东与其他中共党员曾由此地获得宝贵的劳工组织经验。（左表钢铁生产迅速的滑落，主要是汉阳工厂于一九二二年关闭所致。）过去，李鸿章为了开平煤旷建了第一条官府许可的铁路，而开平现在只是中国北方唐山附近众多煤矿区之一，一九二○年唐山地区雇用了约二万五千名矿工，到了一九二二年，矿工人数成长至五万人。虽然这些矿工是由所谓“中英联合公司”（Sino-British syndicate）管理，但真正的主导权却是掌握在英国人手中，华人并未积极介入干涉。

在同一时期，中国人控制的棉织品工业迅速扩展，特别是在上海一地，从一九一九至一九二○年间，此地的纺纱厂便雇用了近十万名工人，百分之六十的工人在中国人所属的公司做工，其他则分散在英国人或日本人经营的企业。武汉、广州、长沙、天津也是中国的棉织厂集中地。北京则成了中国主要的毛毡制造中心，全市二百零六家工厂雇用了六千名左右的工人。中国人在海运业极为活跃，海运业的发展始于清末；在中国南方及西部，内陆的水路运输特别发达。不管是损坏的纱锭、轮船的引擎、蒸气机，都需要熟练的技术人员修护，中国企业也培养了众多相关的技术人员，特别是在机械工具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外国资本不再那么充裕，这些技术人员更是不可或缺。

在中国本土的新兴工业方面，要属烟草业的发展般具重要性。“南洋兄弟烟草公司”（Nanyang Tobacco Company）是由广州简家（译按，简照南、简玉阶兄弟）所创立，简家最初是靠海运业发迹。一九○五至一九一五年间，简家的香烟在东南亚拥有可观的销售量。一九一五年，简氏企业打进中国市场，并从美国、日本引进生产技术，一九一九年，香烟的年销售量从九亿三千万提高至二十亿，在一九二○年又翻了一倍。在中国实业家中，简氏企业率先采取西式的广告技巧，藉以招徕额客、增加香烟的销路：他们租用广告看板，以免费赠品吸引额客，赠送绘有广受喜爱之中国传统小说人物的烟卡，使用流行的广告标语。他们深谙在各种宗教、群众、爱国集会上推销产品的可能性，并利用民族主义情绪与美、英商业对手竞争，以提高香烟销售量。他们的产品仿效美式形象，把最畅销的香烟品牌命名为“自由钟”（Liberty Bell）。一九一九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股票公开上市，四年内“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从股市募得一千五百万元；简氏家族控制“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百分之六十的股份。然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仍不算是完全纯种的中国公司，仍带有外国色彩，因为他们大量进口美国的烟草，并把一些工厂设在香港。（注三四）

工业兴起，中国银行界也随之发展。清朝，中国的金融业务主要是控制在分行遍布全国主要城市的山西钱庄手中。清朝日薄西山之际，山西钱庄原本几近垄断之势被新成立的两家全国性银行与六家省级银行所打破，而清朝覆亡时，这两家全国性银行与六家省级银行的资本额总计有三千七百万元。

迄至一九一四年，全国有十七家大型的中国银行，资本额共计一亿二千四百万元；一九一八年，全国的大型银行成长为三十七家，总资本额高达一亿七千九百万元。其中有若干银行管理不善，或沦为军阀的私人财库。一九二○年，“全国银行公会”成立，并加强督导各地银行作业的标准化，接着通过法规，进行货币改革。尔后，各式的储蓄银行、邮政银行、信用公司林立，支持中国扩展经济活动。

山西孔家的崛起则适足以说明中国银行业的兴革。山西孔家在清朝中叶经营小型典当业；清朝末年孔家在华北推动一系列的汇款业务，后来从事银行事业，并成为“英国亚细亚火油公司”（British Asiatic Petroleum Company）和其他大型企业的代理商。孔家的长子孔祥熙毕业于美国“欧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并取得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之后于一九一四年娶宋查理的长女宋霭龄为妻。宋霭龄有三位兄弟（译按，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两位就读于哈佛大学，一位就读于范德比大学（Vanderbilt），归国后从商，并追随孔祥熙服务于国民政府的财政部或其所属银行，这桩婚姻为孔家庞大的金融帝国奠定坚实的基础。一九一四年，宋霭龄的妹妹宋庆龄适孙逸仙，孔家的政治网络于焉成形。

这段期间，尽管中国政府领导权更送频繁，政局杌陧不安，不过外国银行团仍继续贷款给中国的企业。如同从前，国外的庞大借款主要是投注在发展中国的铁路运输网上。一九一二至一九二○年间，在中国铺设的铁路线超过一千哩，这使中国的铁路线累积长达七千哩，其中有三分之一集中在满洲，其中大部分是由日本人兴建的。另一条主要铁路干线，即东起徐州，经开封，预计经由西安直入甘肃，工程经费主要来自欧洲的银行团。一九一八年，通往广州的纵贯干线之武汉─长沙段完工；一九二二年，北京至张家口的铁路线向西延伸至黄河河套的包头，使得过去完全孤立的区域与首都连成一气。这段铁路建设所需的资金，主要系来自美国与日本的共同借款。

在所有这些计划中，用来发展铁路运输的资金，多数为北京政府中饱私囊，或是遭军阀挪用于建设自己的军备。例如，一九一八年著名的一亿两千万元“西原借款”（Nishihara loan）──即当时内阁总理段祺瑞向日本政府贷款，以发展中国的铁路运输与工业──悉数被挪作特殊的军事与政治用途。日本政府对此一事件视若无睹；因为所谓“借款”，本质上只不过是日本政府用来贿赂段祺瑞，以确保在华利益的变相藉口。倘若没有这类层出不穷的贪赃枉法事件，中国的铁路运输网的发展或许能够更迅速。不论如何，铁路运输已在中国工商业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同时也把新的因素带入劳动力：并入全国运输体系的百分之五十五铁路线，总共雇用了约七万三千名的工人。

外资不断涌向中国，特别是挹注于在中国设厂的外商企业，是当时中国经济活动相当突出的现象。世界各工业强权视中国为一潜力无穷的市场，同时也能提供工业强权所需的廉价劳动力。清朝的覆亡仍无法扭转中国对世界各经济强权的依赖。一九一二至一九二三年间，中国经济发展之际，外国资本在航运业的持股比例仍维持在百分之七十七左右，而在棉花纱锭方面的股份占百分之四十五。在煤矿投资方面，一九一四年外资占百分之九十，尽管一九二二年外资的比例已有明显下降之势，但仍高达百分之七十八。中国对外贸易的项目涵盖多种商品，然而一九一二至一九二八年间，中国却仍经常处于短缺的状态（见下表）。

虽然一些老牌的洋行仍有垄断之势，像是英国“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在银行业、航运业、纺织业（过去是鸦片的买卖），德国“礼和洋行”（Carlowitz）在重型机械和武器进口方面（礼和洋行是德国克鲁伯在华的独家代理商），日本“三井物产公司”（Mitsui）在保险业与航运业，以及“英美烟草公司”（British-American Tobacco）、“美孚煤油公司”（United States' Standard Oil），“胜家缝纫机械公司”（Singer Sewing），在华的外国企业多得不可胜数。根据一九一八年的一项统计数字显示，近七千家各式外国企业在华投资，项目遍布各个经济领域。尽管中国国内生产毛额中，外资所占的比例低于百分之十，然而孙逸仙与中国共产党对帝国主义强权的指控亦非无的之矢。对某些中国激进分子而言，帝国主义这种经济权力印证了列宁于一九一七年出版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一书所揭业的理论。列宁认为，资本家为了提高其国内工人的生活水准，安抚他们的不满情绪，将会不顾一切地在海外掠夺原料、剥削廉价劳工，不过这种行径最终只会自取灭亡，进而加速世界革命的降临。

＊百万海关两（haikwan tale）＊＊，一海关两约等于三分之么的中国银元或元。

＊＊译注：“两”是货币流通的单位。在清末，“两”的市值视各地银的纯度而有所差异。

然而当时中国劳动力高流动性的特质，增添中国共产党计划组织工人的困难度。许多人受雇于新兴工业的资本家，而成为劳动人口；但是中国劳动力的数目不应被过分夸大，因为仍有四亿五千万的庞大人口从事传统的土地耕作。大约有五十万、甚至更多的农夫暂时移民东北，种植大豆一类的经济作物，以供应世界市场的庞大需求，形成一种流动的农村无产阶级（这类作物都是经由新建的满洲铁路运输网运往沿岸）。而我们所称的“工人”，可能指的是一些使用传统艺技的工匠，他们大都自负营亏或是彼此间仅有松散的组织。这类工人主要是由行会来管理，而其组织形态早在清朝便已存在；其功能在于确保一定的工资，建立规格化的产品标准，并管制他类工人进入既有行业之中。而尽管他类工人，如黄包车拉夫和舢舨的苦力，有些确实有过组织，也曾试圆进行罢工，却仅能勉强被归入无产阶级的队伍。

每一年约有二十五万名中国人远离土地或是挥别工匠生涯，投身于工业城市的新设工厂、码头，或是铁路运输业，寻找就业机会。这类劳动力自然会带给雇主新的问题。许多人依然遵循着家乡农事的季节规律，可能在拿到薪水之后，于农忙季节或春耕时分辞去工作。有的人可能难以适应工厂作业的刻板烦琐而导致过失或意外。某些人则因不具备机械生产的知识，根本无法学习新的技卫。

如果说某些工人的笨拙困扰了雇主，那么雇主对待工人的冷酷无情亦不遑多让。微薄的工资、超长的工时，罕见、甚至棍本不存在的休假。医疗救助或保险总是缓不济急，工人通常住在工厂或矿区所提洪、住房条件恶劣到令人作呕的宿舍。工人均被以号码而非名字来称呼。商店内，管理人员欺凌工人的恶行恶状司空见惯。工资总是会无故被扣减，要求回扣的现象时有所闻。女工的人数多过男工，有些纺织工厂，女工比侧高达百分之六十五，然而她们的工资甚至远低于同工厂男工。雇用童工的现象十分常见，特别是织纱厂。年仅十二岁的女工赤手在接近沸腾的大水桶里捡拾蚕丝，这类工作经常让她们感染可怕的皮肤病和受到伤害。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工人发动罢工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象征中国的历史发展迈向新的转折。自此之后，抗议者经常发动罢工以作为反抗社会不公的手段，不过最初这类罢工行动的规模都相当小。自一九-二年中以后，新生的中围共产党就经常涉入其中，但还是有一些独立的工人团体基于本身的理念而发起罢工。这种小型罢工的模式因一九二二年一月发生在香港、广州的大规模罢市行动而中断：这次的罢市行动是由国民党的积极分子所领导，近三万名的海员和船坞工人参与这次大罢工，导致载运二万五千吨船货的一百五十艘船困于港口无法动弹。直到一九二二年三月，数以万计的菜贩、电车工人、电气工人亦加入罢工行列，使得参与罢工人数陡升为十二万人，最后资方让步了。海员的工资调高了百分之十五至三十不等，并有其他一福利，同时资方也承认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

悄后，一九二二年五月，两位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李立三（李甫自法国返华）、刘少奇（刘是中共一大后，首批派往莫斯科的学生之一），在安源煤矿工人与大冶铁矿工人之间筹组“工人俱乐部”，以作为工会组织的前哨站。这类俱乐部很快就遍布各大城市，通常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普遍存在于武汉地区的旷工、棉花工人、印刷工人、黄包车拉夫、铁路工人当中。

发动罢工的代价可能非常高。雇主会记下参与罢工工人的名字，事后再将他们解雇。有些罢工工人会受到胁迫，或遭受毒打，或在与警察冲突时丧命。最惨绝人寰的例子是发生在京汉铁路的大罢工，京汉铁路是由北方军阀吴佩牢控制。京汉铁路运送货物的所得是吴佩字一大财源，英国也是仰赖京汉铁路来连送河南的矿产。中国共产党积极鼓动京汉铁路线上的十六个工人俱乐部筹组总工会，一九三三年二月二日全路总工会成立。吴佩字下令警察严阵以待，不准工人集会，二月四日新成立的总工会要求举行全路总罢工，京汉铁路线上火车一律一律停开，因为罢工工人漠视吴佩孚要求他们复工的命令，于是吴在二月七日命令两名军官调集军队，攻击罢工工人。在这场罢工行动中共有三十五名工人被杀，伤者无计其数。

同一天，武汉地区的工会领袖林祥谦──出生于福建，后迁居武汉担任铁路机械工── 在自宅遭逮捕，军队要求林祥谦命令他的工会成员复工。林祥谦悍然拒绝这项要求，军队于是将工人聚集在车站的月台上，并将林祥谦枭首示众。他的头颅被悬挂在车站旁的电线杆上。尽管这次罢工行动博得各地其他工会的共呜，不过罢工的铁路工人还是在二月九日回到工作岗位上。这是一种新形态的斗争。

注释

注一：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页四五至四六

注一一：放口赛（James Pusey），《中国与达尔文》（China and Charles Darwi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Press, 1983），页一一至一三。

注三：拍纳尔，（迄至一九七年的中国社会主义》，页一○○。注四：史景迁。〈天安门》，页六八。

注五：普赛。页四三五。

注六：前引书，页四三九。

注七：林毓生（Lin Yu-sheng），《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进的反传统主义》（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9），页五九。

注八：施拉姆（Stuart Schram），《毛泽东的政治思想（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tung., New York,1972），页一五七、一五八、一六。

注九：前引书，页一六三。

注十：前引书，页三三五至三三六另见?威特克（Roxane Witke），〈五四运动时期的毛泽东、女人与自杀〉（Mao Tse-tung, Women and Suicide In the May Fourth Era），《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第三十一期，一九六七年，页一四二。

注十一：迈斯纳（Maurice Meisner），《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Li Ta-zhao and Chinese Marxi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页六四至六五。

注十二：诺思（Robert North）, 《莫斯科与中国共产党人》（Moscow and Chinese Communist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页四五。

注十三：迈斯纳，页一四四。

注十四：前引书，页一五二。

注十五：前引书，页八O至八一。

注十六：史景迁，页一四）。

注十七：迈斯纳，页一四九。

注十八：史景迁。页一四六。

注十九：所列刊物，见周策纵，《五四运动：近代中国的知识革命》，页一七九。

注二十：林张明晖（Julia C. Lin）,（中国近代诗歌：导论》（Modem Chinese Poetry: An Introduction., 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2），页二九。

注二一：舒衡哲（Vera Schwarcz），《中国的敌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的遣产》（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Intellectuals and the Legac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页四四

注二二：前引书，页四八。

注二三：林毓生。页七六。

注二四：贾祖鹦（Jerome Grieder），《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一九一七至一九三九年》（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Liberal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7-1939.,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页一二四。

注二五：罗素（Bertrand Russell），《罗素自传，一九一四至一九四四年》（The Autobiography of Bertrand Russel'1914-1944., Boston, 1967），页一八三。

注二六：史景迁，页二一七。

注二七：鲁迅，《选集》（Selected Stories., New York, 1977），页六四（略经修改）。

注二八：舒衡哲。页七。

注二九：诺田心。页五八。

注三十：前引书，页五九。

注三一：前引书，页六一。

注三二：前引书，页六三。

注三三：张长基（J. K. Chang），《共产主义中国前的工业发展》（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Pre-Communist China.,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69），页一一七，表A-1。

注三四：费维恺，<经济趋势，一九一二至一九四九年〉，见A剑桥中国史，第十二卷，第一部》，页一二二。

注三五：前揭文，页一二四。

注三六：高家龙（Sherman Cochran），《中国的大买卖：中外香烟工业的竞争，一八九○至一九三○年》（Big Business In China: Sino-Foreign Rivalry in the Cigarette Industry, 1890-193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参见本书对香烟工业的全面分析。

14 冲突迭起

初次合作

一九二○年代初，孙逸仙往来于上海与广州之间，因为军事形势的多变，他几乎维持掌握政檬的希望于不坠。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期间，在广东军阀陈炯明的保护下，孙逸仙被南下的国会议员推选为“非常大总统”。但陈炯明对于孙逸仙计划以广州为统一全国的基地并不表赞同，于是在一九二二年八月，将孙逸仙逐出广州。孙逸仙此刻所面临的困境，显然不逊于清初企图在此巩固政权的南明桂王与平南王尚之信等先辈。

孙逸仙虽然再度流亡，但仍是国民党的领袖。一九一九年孙逸仙解散中华革命党后，即刻恢复国民党，并指派长期追随他的胡汉民、汪精卫起草国民党宣言。在这段期间，国民党内新近崛起的另一名要角是蒋介石，蒋此时已脱离在上海时的沉潜期，来到陈炯明的粤军中担任军官。一九二二年夏天，当孙逸仙近乎绝望之际，助他逃离广州。

一九二一年，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曾拜访孙逸仙，此时正值孙在南方力图统一大业。虽然他们的谈话验未获得特定的共识，不过孙逸仙似乎认为，列宁在当时所推动的新经济政策能使苏联摆脱僵化的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而称许此一步骤。孙逸仙长久以来便不断寻求外国政府的奥援，对于共产国际提供财政与军事援助的建议甚感兴趣。一九二二年秋天，孙逸仙移居上海，共产国际指派多名代表来华，而孙逸仙也同意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一九二三年一月，孙逸仙与苏联使华代表越飞（Adolf Joffe）举行会谈。之后，孙、越二人发表联合宣言，尽管双方措辞谨慎，但从宵一言内容可以窥见，苏联与国民党双方的新政策正在浮现：

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与可使此项共产主义或苏维埃制度实施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惑，且以为中国最重要最急迫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向孙传士保证，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助为依赖。（注一）

不过一个月的下夫，中国军阀政权的更迭已令人眼花撩乱，新的军事集团驱逐陈炯明之后，孙逸仙重返广州，成立了军政府，并自封为大元帅，想必是希望藉此一威名赋予他统摄各军阀的最高领导权威。每位军阀都各自统帅自己家乡的子弟兵，他们大部分出身广东，其余则来自云南、广西，以及湖南、河南。孙逸仙的军政府下辖内政部、外交部、财政部，和建设部。孙的军政府不再与南下的国会议员做任何政治协商。多数国会议员因而返回北京，北京政府的继任总统此刻正需要这批议员的归来，以凑足开会的法定人数，取得合法性。一九二三年，参加会议讨论新宪法条文的国会议员每次支给二十元，只要他们愿意留在北京并依要求投票，另可获得五千元津贴。

孙逸仙需要外援以稳定广州军政府，而苏联也乐于提供援助。在援助的背后，苏联所秉持的战略是由两个思考方向所构成的：即一方面加速推进世界革命的降临，另一方面则希望确保苏联边界的安全。在东亚，苏联国防安全的最大威胁来自日本，而坚持反共立场的日本曾在一九○四至一九○五年的战争中击败过俄国，现在日本又将苏联南方边界的满洲划归其势力范围。孙逸仙曾明白表示支持中苏联合管理中东铁路，中东铁路是贯穿东北的主要交通要道，苏联可藉此与海参威接轨。所以，中国如有能力遏制日本的野心，是符合苏联利益的。同时，苏联继续与前后的北京政权及其他北方军阀进行外交谈判，并在一九二四年初取得中国的外交承认。但是苏联观察家不认为能指望北方有人能完成统一的使命。事实上，受尽日本人摆布的段祺瑞与凡尔赛会议的结果似乎注定中国终将沦为日本禁脔。

一九二三年，拥有约三百名党员的中国共产党正值草创阶段，力量之薄弱显然不足以承担领导国家的重责大任。铁路工人为反抗吴佩孚而举行大罢工，其悲惨的命运就是最佳明证。就中共设想的四大优先目标──亦即统于中国、组织城市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扫除中国农村地区的贫穷与剥削现象，以及根绝外国帝国主义的力量之中，对党而言，统一才是首要的关键问题，因为惟有统一才有机会完成其他三大目标。国民党因为孙逸仙个人声名，而享有全国性的令誉，所以共产国际决定与既存的国民党组织合作，并强化国民党的组织能力。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但仍保留共产党党籍，以便日后利用国民党的组织来遂行共产党的目的。

两党的合作似乎水到渠成，因为在一九二三年，国民党的元老级政治人物就站在同情苏联的立场。例如，孙逸仙在广州军政府的首席顾问胡汉民即深感列宁反帝国主义的论述建构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可观基础。此外，胡汉民，也盛赞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并批判李大钊不能接受所有构成社会上层建筑的政治、智性、精神等要素，只不过反映了底层经济基础与生产方式的立场。胡汉民还试图从中国传统思想中寻找马列主义的因子。一九二二年底，胡汉民与汪精卫二人在孙逸仙的请托下，共同为国民党起草宣言，宣言中写到：“欧美经济之患在不均一，以此痛斥欧美社会的贫富失衡现象，同时誓言中国“不能不激励奋发，于革命史上，开一新纪元矣”。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对于与国民党合作十分不安。陈独秀才刚开始实践创党理想，即使是马林坚持认为国民党“并不是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是各个阶级联合的政党”，陈依然怀疑与国民党结盟的用处以及国民党的合作诚信。陈独秀认为，“党与党的合作将会混淆阶级组织并限制我们独立自主的政策。”（注二）李大钊则支持国共合作，他并不像陈独秀那样相信中国已有一批庞大的城市无产阶级队伍准备迎接社会主义革命；同时，李大钊将他原来视中国为一“无产阶级化”（proletarianized）民族的概念扩大为一以种族议题为中心的概念。李大钊意识到，属于下层有色人种与上层白种人之间的阶级斗争已经萌芽，因此团结中国人以对抗白种人的帝国主义乃是首要任务。（注三）

把国共合作与国民党的改组两项工作结合一起的是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Michcal Markowich Borodin ，本名为iMikhail Gruzenberg），鲍罗廷于一九二三年十月六日抵达广州，一个星期后被孙逸仙指派为国民党的“特别顾问”。一八八四年鲍罗廷出生于俄国的犹太家庭，早岁在拉脱维亚（Latvia）度过，一九○三年开始秘密为列宁工作。一九○五年革命失败，饱罗廷流亡海外，后移居美国，在印第安那州的瓦柏拉依梭大学（Valparaiso University）任教，并在芝加哥成为教授俄侨小孩的优秀小学教师。一九一七年列宁掌握权柄，鲍罗廷返回家乡，日后为共产国际在欧洲、墨西哥、美国等地从事一连串的秘密任务。到了一九二三年，鲍罗廷已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革命家，而赴中国的新任务也给予鲍罗廷机会证明他的才干。

鲍罗廷以娴熟的技巧，协调所有交办任务。他说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阶层相信，加入国民党的策略有利于组织的长期发展，短期内，则有助于采取较弹性的步骤，以便组织城市与农村的劳动者。另一方面，鲍罗廷趁着陈炯明的部队可能重新控制广州此一迫切的危机时刻，试图敦促孙逸仙采取更激进的立场。鲍罗廷论称，倘若孙逸仙能支持每天工时八小时以及最低工资的计划，并将没收的土地重新分配给农民，那么工人与农民便会立刻与孙的军队站在同一阵线上。

孙逸仙并不敢以如此明确的宣示背弃他的主要盟友，不过他确实命饱罗廷筹办国民党的改组及召开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等事宜。孙逸仙的说法是鲍罗廷了解民族主义对革命的重要性，同时他在苏联革命中所获得的经验也相当宝贵。事实摆在眼前，俄国人民已经脱离了外国强权的宰制：“吾党与他等主张，皆是三民主义。主义既是相同，但吾党尚未有良好方法，所以仍迟迟不能成功。”（注四）

国民党海外的支持者电传孙逸仙，他正遭人阴谋“苏维埃化”（Sovietized），孙逸仙答道，如果国民党不能与共产党合作，那他本人将加入共产党。此外，亦有他人试图以反犹太人（anti-Semitic）的理由诘问孙逸仙是否知道饱罗廷的“本名”，孙逸仙则回答，鲍罗廷就叫做“拉法业特”（Lafayette）＊。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大会宣布列宁的死讯（此次大会共有一百六十五位代表莅会，其中共产党员约占百分之十五），孙逸仙公开称颂列宁是一位“伟人”，并遥祭列宁道：“所冀与君同轨并辙，敌则不乐，民乃大欢。”（注五）

饱罗廷着手强化孙逸仙在党内的地位以及国民党的组织训练。孙逸仙的三民主义──反帝的民族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被奉为党的意识形态，孙逸仙本人则被国民党员尊为“总理”。鲍罗廷自苏联引进“民主集中制”（democratic centralism）的既念，在此原则下，国民党内的任何决议只要得到相关委员会成员的多数同意，则对所有党员均产生约束作用。鲍罗廷在中国各大城市遍植国民党的党组织，并统合各地方党部的负责人积极招募新进党员。饱罗廷在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置各部，其功能在于徽募农村与城市地区党员，以及有关青年、妇女、军事等政策。专责人员也开始搜集社会民情相关资料。同时，国民党特别强化工会的力量，而党内的共产党员开始积极向农村的农民进行宣传活动。

除此之外，同样重要的是苏联决定强化国民党的军事武装力量，使国民党成为中国政治上的活跃力量。离广州十哩之遥的黄埔岛被选作设立军校的校址，蒋介石被任命为黄埔军校的首任校长，前不久，蒋介石才被遴选为国民党的特别代表之一，远赴莫斯科停留数月，研习俄国的军事组织。另外，鲍罗廷藉由指派甫从法国返华的共产党员周恩来担任该校政治部主任，巧妙地平衡国共两党在黄埔军校的力量。首批军校的学生主要来自广东、湖南两地的中产阶级青年（入学资格须有中等学校毕业证明，这项条件自然就把所有工人与农民排除在外）；他们使用现代化装备，并接受像苏联顾问瓦西理?布鲁彻（Vasily BIyukher）将军＊＊这类身经百战的军人的严格军事训练。

黄埔军校的学生也必须接受民族主义的国家目瞟与孙逸仙的三民主义的灌输教化。虽然部分军校学生是共产党员或已被吸收加入共产党，像是一九二五年毕业的湖北青年林彪；但大多数的学生并不认同共产党，而是效忠于蒋介石个人。这群忠诚剽悍的青年军官即将在接下来的权力斗争中展现出惊人的影响力。一九二四年十月十五日，他们首次向世人证明了实力。在那一天，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八百名学生在蒋介石的指挥下，协同地方警卫军以及其余小型军事学校的学生，包围广州商团的武装力量，因为他们之前曾对国民党示威群众开枪，并企图扣押一船被没收的武器。

镇压广州商团一事严重破坏孙逸仙在此地的名声，而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孙逸仙接受北方军阀的邀请，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善后会议”。孙逸仙此行由妻子宋庆龄以及汪精卫、饱罗廷陪同，首站抵达上海，并对当地的拥护者发表演说。孙逸仙取道日本，但因病而结束行程，火速前往北京。一九二五年一月，群医会诊后进行手术，发现孙已是肝癌末期。三月十二日，孙逸仙于北京溘然长逝，享年五十九岁，身后留下一份简洁、充满爱国热诚且亲苏的遗嘱以及致苏俄遗书。一般咸信，这份遗嘱是由汪精卫代笔起草的，但汪精卫是否能承继其领导地位仍是未定之数。不只是汪精卫，党内的其他同志也没有人有把握能继承孙逸仙的领导权，因为孙在党内的崇高地位是来自他在清末及流亡日本期间，长期从事建党工作。

＊译注一：Marie-Joseph La Fayette，法国政治家。在北美独立战争期间担任美国陆军上将。孙用这位法国政治家参加北美独立战争的功绩来形容鲍罗廷对中国革命的作用。

＊＊译注二：在中国，布鲁彻将军使用“加伦”的化名。

就在十四个月前，孙逸仙才亲自写祭文悼念列宁，不久后却旋即踵继列宁的步伐殁故，但孙逸仙的溘逝并未稽延国民党原定策略的进展。即使一九二五年二月孙逸仙病危之际，在布鲁彻将军的建议以及新进获自苏联的来福枪、机抢、大炮的补给下，蒋介石率领黄埔军校师生向陈炯明部队主力所在地汕头挺进，并赢得数场胜战，三月，陈炯明部队全面溃败。三个月后，蒋介石的部队击垮企图攻占广州的两名军阀：掳获一万七千名战俘和一万六千支步怆，又是一大胜利。经过这几场战役的洗礼，这支部队已向世人展现他们具有逐鹿中原的实力，诚如布鲁彻将军所说，只要给他三到四支精锐部队，他便能横扫中国，看来并非夸大之辞。

一九二五年五月上海爆发事件后，一股新的爱国主义精神再度弥漫中国。这场危机是由一群因参与罢工而遭到日商棉纱厂解雇的工人所引爆的。盛怒的工人强行进入棉纱厂捣毁机器设备。日本警卫对工人开枪，射杀了其中一名工人。就像其他类似事件的模式一样，死亡之后紧随着一连串的群众暴动、学生示威、罢工，以及逮捕行动。五月三十日当天，在上海的“公共租界”，数以万计的工人和学生聚集在闹区的警察局外面。示威群众要求释放被英国人逮捕的六名中国学生，并抗议军国主义与外国帝国主义的欺凌。情势似乎一触即发。最初，尽管示威队伍群情激愤，鼓噪不已，但并不具攻击性。不过后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聚集警察局外，他们不时高喊着某些目击者看来其实无伤害的口号──“杀死外国人！”而英国的巡官带领一支由中国人和锡克教徒组成的巡捕队伍，大声喝令示威群众解散。数秒钟过后，在群众还来不及听命散去之前，这位英国巡官即下令部属向群众开脍。于是巡捕遵从命令，共开了四十四枪，有十一位群众被射身亡，二十几位受重伤。

对这场屠杀的愤怒立即传遍全中国。至少有二十八个城市在“五卅惨案”之后发动示威游行，其中多数还发生攻击英国人与日本人的事件。上海地区发动总罢工，外国人不得不迅速召集船舰军队往来租界巡逻。嗣后，五卅惨案随之复又牵引出广州爆发的罢工抗议，此一事件导因于共产党和其他劳工领袖发动香港地区的总罢工，抗议英国人在上海屠杀中国人。六月二十三日，由港澳各界，包括大专学生、军人、工人、农民、小学生、童子军、黄埔军校学生所组成的游行队伍行经临近沙面岛的外国租界区时，即刻遭到英国军队的开枪射击。沙基惨案中英军共射杀五十二名中国人，伤者逾百人。中国人开枪还击，射杀了一名外国人。

各地的愤怒情绪渐次升高，而持续十六个月的香港罢工也不断加温，最后演变成全面抵制英国货。五卅惨案呼应五四运动，也升华为爱国的象征以及重振士气的怒吼，然而一九二五年的中国局势已与一九一九年之际大不相同。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抑或是两党的合作，正准备将中国人心中的愤概与挫折纳入自己的党组织中。中国人固有的民族主义正召唤着俄国的组织专才策动有意义的政治行动。或许这才是孙逸仙的真正遗产。

发动北伐

一九二四年，国民党与共产党在广州的合作已经出现初步成果，而北京的政局也迈入新阶段。崛起于一九一三至一九一九年间、控制满洲的大军阀张作霖与北方其他几位军阀缠斗数年。张作霖治军严明、足智多谋，为了巩固地盘，他周旋于日、俄两国之问，充分展现出权术谋略。一九二四年十月北京一战，张作霖削弱了劲敌吴佩孚的权力基础，经由山东挥兵南下。虽然张作霖未必能如多尔衮和清军一般，以满洲到北京地带作为他逐鹿中原的根据地，但是经由津浦铁路，张作霖将兵力迅速推向长江流域。张作霖逐步巩固他在北京的权力根基，加上军事成功布署，让以民族主义为统一号召的国民党备感压力。一九二六年，张作霖透过与昔日敌人吴佩孚的联盟强化对华北的控制，并开始采取强烈的反苏立场，使得国民党的急迫感更是高升。另一方面，吴佩孚也掌握了冀南及湖北等华中地区。

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对于拨乱反正的可能性已感绝望。作家鲁迅善于讥讽社会病态，而非政治行动家，他同样对紊乱的时局充满无力感。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鲁迅刻在北京教书，当时他有数名学生在一场抗议政客面对日本要求东北地区经济特权时卑躬屈膝的示威游行中遭枪杀身亡。当天，四十七位中国青年被杀，鲁迅深感愤慨，之后，携同年轻的妻子先到厦门，后至广州，寻找安全的庇护之所。在一篇文章中鲁迅写到：“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然后悲哀地补上几句，“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觉得很寥寥，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请愿。人类的血战的前行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注六）梁启超年轻时即是清末民族主义的代言人，共和肇建之初梁继续为中国的富强奔走，现在这位五十一岁的老人悲恸地目睹这类事件一幕又一幕地在家乡天津上演。他给赴美读书的两个儿子的信中形容，“北京正是满地火药，待时而发”。（注七）

如何采取有效行动来统一中国，这样的问题在国民党、共产党，以及共产国际的顾问团之间广泛讨论。如发动军事斗争，势必面临诸如后勤补给、人员征募、军备设施，以及掩护侧翼与保护后卫等根本问题。然而，北伐同时也是一场政治斗争，意识形态与宣传机制等问题都必须等量考虑。在政治立场上，国民党无法太向左翼靠眬，否则将会失去主要支持力量，因为国民党的拥护者大都来自地主或实业家，并不认同为求降低农民赋悦或提高城市工人薪资的目的而发动罢工。

廖仲恺的案例就凸显了这个教训，廖是孙逸仙的挚友，一九二五年中即担任支援军队的军需总监，历任财政部长、广东省长、黄埔军校的党代表，以及国民党工人部部长。廖仲恺在遇害之前主要工作在组织群众发动示威游行、抵制英货，以及抗议英国在同年夏天于广州、香港两地的暴行。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当廖仲恺抵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场时，遭到五至六名暴徒乱枪打死。当时人们忖度，凶嫌应是国民党内反左势力所雇用的，或许是反左派势力与英国人共谋，也可能是胡汉民的友人雇请的，因为胡正苦于国民党党内不愿在孙逸仙逝世后承认他的领导地位。不过自始至终，刺廖案仍是一桩悬案。

虽然廖仲恺被暗杀，但在广州，鲍罗廷与左派势力却似乎一跃而凌驾于国民党之上。的确，随着一连串排外的游行示威，以及无数武装工人纠察队巡行街头与工厂，广州被许多观察家戏称为〔赤城”（Red City）。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党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二百七十八名代表中有一百六十八名属于国民党内左派或共产党，只有六十五位是中间派，四十五位隶属于国民党内右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三十六位委员中有七位是共产党员，十四位是左派分子，鲍罗廷信心满满，订立了游戏规则，限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的任何委员会中所占的席次不得超过三分之一，藉此安抚国民党内的中问派。

然而左派分子操控国民党权力机制的现象只不过是虚有其表，究其实，至少有四项重要症候足以显示悖于上述论断的发展趋势。

第一，黄埔军校的学生发起成立名为“孙文士义学会”的组织。此一中立性的组织名称其实掩盖了他们虽然高举民族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旗帜，但是同样强烈反对共产党的事实。他们对强大的、统一的中国的观点并非得自苏联模式，一旦他们取得新职，便立刻在干部之间散播反共情绪。

第二，一九二五年中期之后，广州市泛滥的红潮已经逼使许多商人及国民党原来的支持者纷纷离开，前往上海或北京两地重建据点。

第三，黄埔军校师生在广东省北方及东部成功的军事行动，使得新近归附的军阀被纳编进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军”队伍，自一九二五年以降，“国民革命军”即是国民党武装力量的称号。这些军队大都无法立即摆脱过去的军阀作风，他们缺乏训练与教育，甚至欠缺作战的勇气。一旦被指派危险的任务，他们往往弃甲逃亡，有些人甚至有鸭片之瘾。虽然这些军阀的加入使得国民党的军力上看似壮大，但是无形之中却破坏了布鲁彻将军企图建立一支思想忠诚、训练有素的精锐部队的梦想。历史上，这类收编敌军的作法，效果是相当难料的。以往，这类作法既强化、也削弱了一六四○年代的清军、一八五○年代的太平军，以及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二年的同盟会军力。

最后，一九二五年底国民党内一群不满的元老开始组织小团体，试图扭转党已向左偏离的轨道。因为他们首次会议在西山召开，故史称“西山会议派”，他们誓言将共产党员逐出国民党，绝断鲍罗廷与国民党的关系，并将党中央从广州移至上海。在国民党当时的领导群中，西山派倾向支持政治立场正逐渐转向右翼的胡汉民。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广州爆发另一桩意外事件显示共产党员地位不堪一击以及国共合作所衍生的危险。共产党员辖下的中山号军舰，突然在破晓之前驶进黄埔，没有人知道是谁下的命令，但是蒋介石与其支持者将此解释为共产党企图绑架蒋介石的先声。蒋介石立刻派兵接收中山舰，逮捕其舰长，下令广州卫戍司令部宣布戒严，派遣忠于蒋氏的军校生与警力驻扎在各重要据点警戒，收缴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枪械，以及逮捕当时仍停留在广州、逾三十名的俄国顾问。黄埔军校政治部中多位资深的共产党员被迫进行“再教育”，亲共产党的报纸被禁。之后几天虽然蒋介石逐渐松弛对共产党的压力，并在四月初宣称他仍然信任与苏联的合作关系：但是没有人知道应该如何解读这番陈述。

鲍罗廷早在二月即离开广州，此刻正在北京与俄国的同志举行一连串事关共产国际战略的秘密会议。四月底，鲍罗廷返回广州，随后数日间与蒋达成“妥协”：未来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内要职与中央政府首长；不得诋毁三民主义；凡国民党员不得加入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及第三国际对于国民党内共产党员一切训令，亦应交付国民党会议；共产党应将国民党内之共产党员全部名册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保管。饱罗廷之所以接受蒋氏所提的种种条件，主要原因是当时史达林正在莫斯科进行关键的权力斗争，共产党员与苏联顾问团若是全面撤离广州，可能会损及史达林的威望。

通过政治手腕掌握大权之后，蒋介石和国民党内的其他领导人开始筹划军事行动统一中国。北伐的战略需要三方面军事部署的相互配合：经由粤汉铁路或湘江向湖南重镇长沙市挺进；沿赣江进入江西；以及沿着东部海岸北上福建。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北伐军队可就两项战略方案择一：即挥师直抵长江沿岸并巩固武汉；或是朝东沿着铁路或河道进入南京及工业重镇上海。沿途展开与各军阀结盟，伺机将其军队纳编进国民革命军的行列。

国民党与共产党员会先于国民革命军，组织各地方农民或工人以消解北伐沿线的敌对势力。然而这项工作有时会分化国民党的潜在支持者，像是广州东方沿海海丰县的共产党组织者彭湃的作为就是一例。一九二三年以来，彭湃即在海丰县成立数个农民协会的组织，提供农民诸如医疗、教育、耕种知识等各种社会服务，并推动减租运动──额度甚至高达百分之二十五。彭湃同时帮助农民组织自卫队，以保护他们的田地免受军阀阻扰。然而这类政策激起地方军阀的反弹，对于大部分的国民党支持者而言，这类行动过于严苛激进。

国民党和共产党必须动员许多运输工人，以运送军备物资到达既没有铁路运输、也没有足够道路的偏远地区。他们大都是来自广州的罢工工人，部分则是募集自北伐沿途，为良好待遇与优渥的日薪参与工作的农民，这这些诱因是敌方军阀所无法提供的。铁路工人也被组织起来，干扰敌方军阀所控制的铁路运输网，破坏火车以阻止敌军移动，如有可能则破坏铁轨，切断敌军的退路。

财政与兵力是北伐计划成功与否的两大关键。首先，财政问题因宋子文（T. V. Soong）的灵活手婉而得以解决：宋子文是孙逸仙的妻舅，哈佛大学毕业后曾在纽约“国际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Banking Corporation）任职三年，一九二四年担任广州中央银行总裁。一九二五年，升任广州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凭恃着纯熟的管理技巧使政府财政盈余激增，也使国民党辖区的财政收入成长四倍。他开征运输税、煤油税，一九二五年底这类税收每月高达三百六十万元。此外，也藉由发行公债增加政府财政收入。

至于兵力方面，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共计七千七百九十五名，大都出身富农家庭，接受了后勤学与兵学训练，一九二六年中已是畜势待发。一九二六年初，蒋介石在一次致国民党的特别报告中估计，备战中且忠于国民党的军力共有八万五千人之多。包括来自广东、云南及湖南的军队，虽已纳编为国民革命军，大部分仍由带领他们到广州的将官领军。随即广西又有三万名部队加入国民革命军，以及六千名进人各式军事学校的学生。

一九二六年六月，蒋介石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负责领导这支混合部队，并于七月一日颁布北伐动员令。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此次北伐的目的如下：

本党从来主张用和平方法，建设统一政府，盖一则中华民国之政府，应由中华人民自起而建设；一则凋敝之民生，不堪再经内乱之祸，故总理北上时，即谆谆以开国民会议，解决时局，号召全国。孰知段贼于国民会议，阳诺而阴拒；而帝国主义者复煽动军阀，益肆凶焰。迄于今日，不特本党召集国民会议以谋和平统一之主张未能实现，而且卖国军阀吴佩孚得英帝国主义之助，意欲效袁贼世凯之故智，大举外债，用以摧残国民独立自由之运动。（注八）

我们可以合理推断，在此未点名张作霖，无非是希望这位足智多谋的将军能在国民党军队北上时挥师南下，攻击昔日夙敌。陈独秀领导的共产党认为革命的北伐时机尚未成熟，陈独秀主张，当前首要任务应是“巩固革命根据地广州”并防止吴佩孚南伐的“防御战”。（注九）然而陈独秀无法缓和蒋介石的冒进，而在共产国际的约束下，共产党只得保持缄默，并积极参与北伐。

鉴于陈独秀所提及的防御理由，国民革命军在湖南边境部署兵力，然而因为控制湖南地区四位军阀的内讧致使国民党坐收渔翁之利，国民革命军因而趁势攻击。蒋介石的部队横渡湖南军阀作为防御工事的两条河流，迳向长沙挺进。长沙弃守，国民革命军于七月十一日占领该城。国民革命军不顾河流湍急、霍乱疫瘴、交通运输重重险阻，于八月向北推进，直到追上沿着注入洞庭湖东侧之汨罗江河流域退却的湖南军队。

蒋介石和布鲁彻将军受到桂系加入国民革命军行列的鼓舞，决定在吴佩孚集结重兵南下增援他的湖南盟军之前大胆渡河前进。蒋介石对将领发表谈话，这场战役将关系到“中国国家与民族之能否恢复其自由独立”。（注十）就在八月十七日至八月二十二日之间，国民党放手一搏。国民革命军直接渡过汨罗江，切断岳州驻军与武汉之问的铁路通衢，并包围武汉三镇。岳州的军队部分仓皇乘船溃退，余则被国民革命军掳获，全部辎重悉数落入国民革命军手中。

历经了八月最后一周的惨烈激战后，国民革命军占领了拱卫武汉并有着刺网与机怆构成严密防御工事的桥头堡（译按，汀泗桥、贺胜桥）。吴佩孚重施故技，使用三年半前镇压铁路工人罢工的手法，他当着大军斩下八位将领的首级。然而这招并未奏效。九月初，被吴佩孚视为固若金汤的武汉三镇先后为国民党军队所攻陷。汉阳及其兵工厂因为驻守将领背叛，加入国民党而先告沦陷。商业昌盛，拥有广大外国租界地的汉口继之。（蒋介石不顾反帝国主义的立场，声明担保居住在该城市外侨的人身安全。）

正当武昌的驻军仗着城高墙厚负隅顽抗之际，国民革命军突然遭受江西军阀的威胁。这位军阀治下的精良部队不仅战绩卓著，甚至逮捕知名的激进分子斩首示众，高悬其首级于鄱阳湖畔的九江和南昌两市，以震慑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支持者。然而这类恐怖行动却意外造成反效果。为了被视为“激进”，大批男女学生把头发剪成所谓的“俄式”短发。武昌城内在到处充斥着饥民的状况下，守城司令终于在十月十日下令开启城门；国民革命军一部留驻武昌，其余则向江西回击。就在距武汉首次起义十五年之后的同一天，武汉三镇摆脱了封建军阀，再度迎接未知的革命力量。

上海之春

一九二六年底，国民党和共产党开始巩固对武汉的控制，而蒋介石则将关注焦点转移至江西的战场上。江西的战况十分惨烈，几座具战略价值的城市几度失而复得。迄于十一月中旬，国民革命军在伤亡近一万五千人之后，终于攻克长江沿岸的九江，以及连接鄱阳湖西岸的铁、公路交通要冲南昌市。蒋介石在南昌成立新的根据地，几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随之迁驻该城。其他资深的国民党领导人，特别是共产党员和左派的同情者大都前往武汉，武汉当地风起云涌的排外风潮以及兴盛的劳工运动似乎象征着社会革命即将成功降临。

在国民党北伐计划的战略构想中，国民革命军兵分三路，沿海岸北上的最后一路亦成功推进，部分原因在于透过缜密周详的谈判，诱使敌军一个个倒向国民军，另外也取决于军事行动。同时，也因为倒戈军队增强了海军的实力，切断了敌军的退路，而让国民革命军得以顺利攻克沿海地区。烬管战况激烈，国民革命军还是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中句进驻福建省会福州。至此，国民党控制了七省：最初根据地广东；武力夺取的四省；湖南、湖北、江西及福建；得之于谈判的广西与贵州，七省共计人口约一亿七千万。英国外交部开始考虑扩大对国民党政权的外交承认，另一方面英国驻华公使也于十二月中旬拜访武汉，并与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译按，陈友仁）举行会谈，意味着世界各国观察中国局势发展的视野正在剧烈变化。不过当时，英国政府还是坚定支持吴佩孚。

几次大捷引发国民党党内下一阶段战略的辩论。蒋介石此刻正在南昌根据地，他决定兵分两路先取上海：一是顺长江东下，另一路则是向东北移动，穿越浙江，合力夺取中国工、商、农业的心脏地带。武汉方面的国民党领导人接受已于此地安顿下来的饱罗廷的观点，国民革命军应沿着平汉铁路挥军北上。届时，国民党的部队可与认同国民党的北方军阀结盟，协力进军北京，再一举击溃张作霖和吴佩孚。这两派分别以武汉的“临时联席会议”和南昌的“临时中央政治委员会”为代表，然而双方在一月爆发争执。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一日，蒋介石前往武汉试图陈述其政策立场时，不仅其主张断然被拒，更受到鲍罗廷和其他左翼分子的公开抨击，最后悻悻然地返回南昌。

一九二七年春天决定了上海的命运，不过最后还须取决于几个互为因果的重要因素：北方各个军阀对于华南局势的反应；地方劳工运动发展的强度；城市里反劳工运动力量的性质；租界区外侨社群与驻守部队的态度与行动；在武汉的国民党领导人的心态；史达林与其傀儡共产国际对中共长程行动的规画。

国民党势力由广州向北推进长江流域的速度令多位北方军阀裹足不前。迄今为止，他们在西部的甘肃，中经陕西、河北，东至山东、南满广大区域进行合纵连横，却未能建构一套共同的策略，对于划分势力范围也没有共识，不过他们一致认定，国民党是激进的、甚至是革命的力量，他们也必须对国民党即将北进做出回应。结果，他们仍然意见分歧。三位北方大军阀之一的冯玉祥在访问莫斯科之后，决定加入国民党，并奉行其基本信念。冯玉祥从根据地陕西出发，逐步向河南进逼。吴佩孚正因为武汉的陷落及丧失其铁路王国的南方终站据点而痛心，他虽试图在铁路要冲郑州建立新据点，但是大势已去。

当时控制北京的东北军阀张作霖开始表现出浮夸的一面，他在行经的道路上撒满黄土──象征皇帝的尊荣，举行祭孔仪式，但他的北京政府却是颟顸驽钝。在张作霖的授意下，北京政府在各类仪式庆典事务上挥霍无度，而张本人更是沉溺于打麻将。更有甚者，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底，张作霖动员十五万部队南下至长江流域，企图阻挡国民党军队北伐，但是最后又突然彻回部队。

蒋介石此时极可能已经与张作霖和日本方面达成秘密协议，希望他们在蒋进攻上海时严守中立，以确保国民革命军侧翼的安全。武汉的共产党人对蒋的这种“罪行”痛加挞伐，而张作霖本人无疑是一位狂热的反左派分子：张在北京的司令部，悬挂着“坚决消灭共产主义”的口号。（注十一）一九二七年四月初，张作森突然下令部队搜捕北京的俄国大使馆，逮捕所有在此寻求政治庇护的中国人。其中包括了前自由派分子、中国共产党创党人之一李大钊。张作霖将李大钊连同一起被抓的十九名同志处以绞刑。

尽管劳工运动在北方失利，不过从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以及成立“总工会”临调全国各地工人采取行动以后，劳运仍在华中与华南地区如火如荼地展开。到了一九二六年底，仅武汉地区登记的各式工会组织就高达七十三个，工会成员共计八万二千人，而在上海虽有军阀的敌视、仍有成千上万的工人被组织起来。一九二七年二月，在得到来自“总工会”所属组织的援助下，上海的劳工领袖号召进行总罢工，以支持甫克复杭州的国民革命军。罢工者瘫痪了整个上海市，码头、公共服务、棉纱厂、公众运输，和商业中心纷纷停顿。罢工最后因为军阀势力的介入而中挫，军阀将二十位罢工者斩首，逮捕三百位带头罢工的领袖，解散所有的工人集会。

工人的士气和政治关怀却依旧十分高昂，这得归因于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的持续效应，以及以上海为基地的中共领导人如周恩来、李立三等人策动的结果。“总工会”继续筹划第二波大罢工，组织了五千名工人纠察队，其中有上百名的纠察队配有武装。上海是一座动见观瞻的国际大都市，当地工人的组织行动常有示范和鼓舞作用，他们甚至有可能建立革命的工人政府，而“城市苏维埃”可能像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一样，引起各地群起效尤。

不过城市里也有不少人士亟思扫荡劳工运动的危害。厂方与金融家组成了松散联盟，他们因上海发展为工业中心与国际港埠而蒙利，一波又一波的罢工风潮只会造成他们的钜额损失。若干金融巨头与秘密帮会组织如“青帮”彼此挂钩，而这类帮会组织是靠着经营妓院、职业睹场、贸卖鸦片而致富。只要出价，青帮的头目便能召集帮众解散工会和劳工会议，甚至杀掉顽冥不化的工人。许多青帮的堂主都是厕身上流社会的实业家，其中不乏与国民党私交甚笃者，甚至早在蒋介石混迹上海的那段岁月便与蒋氏熟稔。

一九二六年底，“上海总商会”会长（译按，虞洽卿）至南昌司令部拜会蒋介石，并允诺工商界将慷慨解囊给予蒋经济上的援助。在几次秘密会议中，蒋的亲信（译按，黄邪、俞飞鹏等）成功与上海“中国银行”（Bank of China）的高阶主管（译按，包括副总经理张嘉璈）达成协议。他们也与法租界的巡捕头领──与青帮关系密切的黑社会魁首（译按，黄金荣）──举行商谈，内容应与日后镇压工人动乱的事宜有关。

在上海雅致的外国租界区里，许多殷实的中国实业家住花园豪宅，与外国人往来，甚至共享商业利益。此地部分外侨能讲中文，也关心此间生活细节，然而多数人并不了解当地中国朋友的政治网络或与秘密会社的往来情形。他们关切的无非就是确保他们经营的工厂码头有足够的劳动力，或是其豪奢俱乐部中的繁文缛节，再者就是赛马能不受干扰。他们还希望能保障他们在华的投资利益──据当时估计总值约为十亿马克，避免让财产受到中国极端民族主义的浸犯，或甚至被没收充公。

然而到了一九二七年初，卜居中国的外国人开始紧张。一月，在共产党和鲍罗廷煽风点火之下，群众冲破防栅，进入汉口的外国租界区，洗劫外侨，租界区内妇孺全数撤出，顺着长江南下上海；男人则是聚在岸边的房子里，准备伺机逃离。同一个月，九江也爆发类似的动乱，其中以一九二七年三月，国民革命军从北方军阀手中夺取南京时情势最为危急，革命军劫掠了英、日、美各国领事馆，并杀害这三国及法、义的数名外侨。数艘美国驱逐褴和一艘英国巡洋舰向美孚煤油公司总部周围区域炮轰还击，以帮助疏散外侨，因而炸死几名中国人。在一九二五年的五卅惨案事件中，英国人已证明他们会向具潜在威胁的群众开抢；现在，英美则联手证明了他们还可能炮轰中国城市。但法国人或特别是日本人，会如何因应国民党的武装力量，态势并不明朗。当时，上海地区驻扎了大约二万二千名外国部队和警力，停泊了四十二艘军舰，在中国其他海域还有一百二十九艘各式战舰作为后盾。

武汉的国民党领导人此刻正意图强化他们的政经实力。他们所掌控的正规军少于蒋介石，兵力的相对弱势使他们无法与蒋分道扬镳，公开采取敌对态势。他们仅能集中精神在武汉地区的激进社会改革，然后试图与冯玉祥联合在北推进，同时公然抨击蒋介石对江西劳工组织的攻击，因为当时蒋介石已开始有系统地镇压“总工会”派驻各地的分支机关。

对史达林而言，中国内部冲突所涉及的利害关系十分广泛。主要的原因不只在于冲突事件本身，而是这些冲突事件关联到苏联政局，因为一九二七年初，史达林正身陷和托洛斯基（Leon Trotsky）的权力斗争中。双方争执于意识形态和官僚体系而非武装对峙，其中有关中国革命的解读以及未来走向向更是两人论战焦点。史达林坚称，蒋介石和其部队是中国革命处于“资产阶级民主”（bourgeois-democratic）阶段的关键。于是，中国共产党就必须“留在国民党内织续联合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以打倒封建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势力。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史达林在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中发表演说（译按，题为〈论中圈革命的前途〉），重申中国革命运动的反帝国主义本质，并彊调中共应克制农民运动，在攻下上海之前避免与国民党的将领爆发冲突。然而史达林又抨击托洛斯基怀疑国民党的属性和既存的农民协会组织，同时批评托洛斯基主张在中国迅速成立城市苏维埃，而不顾此举已经“跳跃过革命运动的革命民主（revolutionary-democratic）阶段”，并忽略了革命运动中最重要且具决定性的因素──农民。（注十二）这意味着，在中国的共产党领导人必须继续与蒋介石和国民党进行合作。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上海“总工会”在中共指示下发动大罢工及武装暴动以反抗军阀，支援前进中的国民党部队。约有六十万工人投身这场运动，上海市再度瘫痪。激战后，电力与电话被切断，警察局遭袭击，火车站被占领。不过罢工团体下令，参加起事的人必须严格遵守纪律，不得伤害外侨。翌日，国民革命军第一师进入上海市，“总工会”的组织此时已不需暗中行事，三月二十七日，该组织于前湖州会馆设立新的总部，并举行成立典礼，当天与会者总计一千名工人代表，分别代表三百个工会分部出席参加这场典礼。根据公布的数字，当时上海市共有四百九十九个工会团体，代表八十二万一千二百八十二名工人。此外，上海还有二千七百名工人所组成的工人纠察队，所配备的弹药及军需品悉数抢自警察局和军队。

蒋介石本人于三月底抵达上海。他再三保证外国侨民的安全，同时盛赞工会组织的建设成就。共产党忙于安抚工会成员，要求他们保持缄默，并促使他们解除武装，以及撒回要求各国归还租界的声明，此时蒋介石却与上海的富商巨贾、国民党中央派要员如汪精卫和前任北大校长蔡元培，以及青帮和秘密社会的领袖举行会议。由几位青帮领袖（译按，如杜月笙）发起成立的所谓“共进会”，总部就设在法租界区内探长的家中。这是一个拥有大约一千名武装力量的前沿组织。就在同一时刻，蒋亦安排与上海的银行家会面商谈钜额借款，并将此地同情工人的部队调离上海。

四月十二日凌晨四点，“共进会”的武装成员，穿着蓝衫，一身平民的装扮，臂膀上系着白布，向城内的所有大型工会组织发动攻击。这些反工会的团体是在租界当局知情下（有时甚至还获得支援）而运作的，而激战过后往往能得到国民党军队的掩护全身而退。许多工会成员被杀害，上百名工人遭逮捕，工人纠察队则是被迫缴械。隔天，当上海的市民、工人、学生合力策动示威抗议时，遭到国民党部队的机伧扫射，大约有一百名民众被杀。接连数周，逮捕和处决不断，“总工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上海的所有罢上活动均被明令禁止。上海的春天消逝无综。

武汉的溽夏，广州的严冬

一九二七年四月的上海事件引起武汉的愤怒与自省。饱罗廷与陈独秀二人的棘手工作在于，他们必须提出一套说得通的意识形态架构来解释中国工人被杀的事件。他们只有求助于史达林在四月底对中国局势的分析。这位俄国的领导人在〈中国革命问题〉一文指出，自从一九二六年三月以来，他的目标就是要阻止蒋介石将共产党赶出国民党，同时，他也已经闻始着手要“把国民党右派驱逐出国民党”。在上海，蒋已经显露出他的本性：成为“民族资产阶级”（national bourgeoisie）的代言人，并且在南京成立自己的政府（一九二七年的四月十八日），而藐视国民党。因此，史达林总结，一九二七年的事件“证明这条路线是完全正确的〕。（注十三）

根据史达林的分析，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必须与国民党在武汉的派系密切合作，史达林和顾问群称此派系为“左派的”或“革命的”国民党，是中国革命的真正织承者。史达林寄望这些国民党人能领导“农民群众”打倒军阀、士绅和“封建地主”。于今观之，史达林的希望似乎悖于常理，但当时在武汉，许多非共产党籍国民党员的政治立场的确相当激进，显然比蒋介石或胡汉民更算得上是左派分子，这些人当中以汪精卫最具影响力。汪在晚清便以青年辩论家和革命烈士超拔于世，嗣后在日本和广州两地追随于孙逸仙左右。孙逸仙病危时，汪精卫随侍在侧，孙逸仙逝世时，汪精卫接受了这位领导人的最后教诲和训示。在广州，汪精卫身为政府的主席，往往支持共产党人的意见，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发动“中山舰事件”后，汪即携眷避居法国。一九二七年四月，汪精卫返国，并与陈独秀共同发表联合宣言，重新肯定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关系。

与汪精卫留在武汉的国民党人还有孙科，孙科是孙逸仙与元配所生的儿子（孙与宋庆龄再婚之后并未育有子女）。孙科有政治野心，且具备政府管理长才。他毕业于加州大学，后来靠着国民党的拔擢，担任广州市长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务。陈友仁（Eugene Chen）是武汉另一位重要的领导人，陈出生于千里达（Trinidad），他的父亲因受到太平天国的株连而逃往西印度群岛（West Indies）。陈友仁是孙逸仙的心腹知己，担任广州政府的外交部长，之后负责与英国交涉，成功收回汉口和九江的租界。孙逸仙的遗孀宋庆龄，戏剧般地从南昌飞往汉口，表现她对武汉政权的政治忠诚，宋庆龄不仅因为她与孙逸仙的关系备受敬重，而且天资聪慧，英语流利，社会道德良知崇高，这一切特质使她在国民党内讨论议题时别具影响力。

对武汉的国民党领导人而言，首要目标是继续巩固政权的政治和经济基础。他们并非武汉地区的唯一霸权，更遑论湖北与湖南两地，因此武汉政权仍须与当地的军阀强权──国民党名义上的同盟者──以及实业家、大地主周旋。为了赢得群众支持，武汉的国民党政权还试图收回日本位于汉口的租界。然而这项行动却被机枪的火力以及为保护外侨财产停泊在长江的战舰逐退。武汉地区的动荡不安使大多数外人经营的商店与工厂歇业，造成几千名工人失业。据估计，武汉地区每月约需要一千五百万元维持政府机构与正在华北激战的七万名部队的开销，但武汉政府却仅能筹措到部分财源，并迳以之发行纸币，最后却遭到银行拒绝接受。

如有免费助力，共产党应该已经可以在农村地区发动真正的革命了。一九二六年底和一九二七年初，农村已有农民暴动的明显症兆。在某些地区，农民自己占地，成立“贫农协会”来管理日常事务，并且把他们所僧恨的地主抓来游行示众、羞辱、甚至杀害。彭湃在广州近郊成立了激进的农民临会，相当成功，后来被地主势力反扑而瓦解。毛泽东在广州时担任国民党“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一九二五年和一九二六年曾数度在湖南、特别是长沙地区宣扬共产党理念。一九二七年二月，北伐的国民革命军穿越该地区，毛藉机到湖南对农民运动进行考察，并向共产党的地方期刊投递一份令人激奋的调查报告（译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贫农及其政治意识的力量尤其令毛泽东印象深刻，他写到“他们（农民）举起他们那粗黑的手，加在绅士们头上了，他们和土豪劣绅是死对头，他们毫不迟疑地向土豪劣绅营垒进攻。”那么究竟要“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划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毛指出共产党应该主动支持这群坚定的农民跟随者。但是在这篇报告里，毛只是暗示不应轻忽农民的巨大潜力。根据毛的观察，假若论功行赏，将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民主革命”的功绩以十分计，那么“市民及军事的功绩只占三分，农民在乡村革命的功绩要占七分。”（注十四）

然而在武汉当时的政治氛围下，毛泽东的报告并不实际，也与共产国际的指导方针，即继续与小资产阶级合作的训令互相抵触。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应设法约束农民的革命热情，以维持与国民党及其多数出身地主阶级的重要支持势力合作。在武汉，共产党与国民党曾针对农民问题有过冗长繁复的争论，他们试图以理论为基础，决定应该没收地主多少比例的土地。在正式的讨论中，毛泽东并未如他在二月湖南报告中所表态，要捍卫贫农的权利。不过毛泽东建议，至少在湖南应该改变政策，把对土地“政治性”充公的策略──即将目标指向武汉政权的敌人，转变成“经济性”的没收，亦指国家应征收所有无人耕种的土地，重新分配给没有土地的人。

以武汉为根据地的“中央土地委员会”于一九二七年三月初所公布的最后决议，正是汪精卫、饱罗廷、陈独秀、毛泽东等领导人协商的结果。决议文中主张，在地方上成立乡村自治政府处理土地重分配的事宜；确保亲国民党有地军官的土地不被没收；对于无土地者，则承诺于革命战胜后可领得土地。持有土地面积以良田五十亩或者瘠田一百亩为上限。除非是革命军人，否则超出基准数面积的上地一律没收充公。

类似的观点于数日后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五全大会上被提出讨论，鲍罗廷、维丁斯基（维氏甫由上海四月大屠杀中惊险逃脱），罗易（M. N. Roy，新近被选入共产国际主席团、并由史达林指派来华的印度籍年轻共产党员）与陈独秀之间试图决定农民革命的层级规模。然而鲍罗廷与罗易对其应走多远、走多快并未取得共识，而史达林则是坚持不宜没收亲国民党军官的土地，以防止这些军官阵前倒戈，阻断革命风潮。其实这项争论背后潜隐着莫斯科政局的紧张关系。“汉口武汉领导集团并不是一个革命政府”，是月，托洛斯基曾以此攻讦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制造和散播任何错误就意味着宣告革命的消亡。只有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军人的苏维埃才是革命政府的基石。”托洛斯基不满莫斯科对中国革命的操纵，又附言：“中国革命不能被装入瓶内、打上封印封死。”（注十五）但史达林断然拒绝即刻组织工农苏维埃的主张，“在中国成立苏维埃，同时就是成立“两重政权的统治制度”，推翻武汉政府，成立新的革命政权。”（注十六）

最后是地方军人解决了左派分子之间僵持不下的论争。一九二七年五月十八日，控制长沙至武汉铁路沿线的国民党盟军（译按，驻守宜昌的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叛变向武汉进攻，沿途见农民协会就毁。虽然在激战后被共产党和国民党部队击退，但却已激发其他军人群起效尤。五月二十一日，驻守长沙的将军（译按，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围捕当地的左派组织，搜查档案资料，并逮捕、杀害近百名的学生和农民领袖。传闻农民协会将动员武装力量攻击长沙，于是许克详命令部队开入农村，将农民集合一起后进行大屠杀。成千上万的农民横死，因为那些前不久才遭受羞辱或目睹亲人受到杀戮的地主加入军队或投靠地方的秘密会社，伺机报复强征他们土地的农民。

国民党在武汉领导阶层的回应是指责共产党太“过火”。汪精卫声称、这次的军事叛变“只是因为反感而引起的反动行为”。孙科则表示，这全是共产党“夸大和胡诌”农忖群众运动的错误所致。（注十七）当武装的农民力量开始集结，准备反击长沙的黩武军人，来自武汉共产党的命令却要求他们自我克制，“耐心等候解决长沙事件的委员们，避免爆发进一步的摩擦。”（注十八）然而“政府的委员们”却迟迟未见综影，最后这些农民部队不是被解散，就是遭屠戮。

武汉的国民党领导阶层似乎默从这场屠杀，转而将心力集中在强化与其他军阀的勾连上。史达林仍然必须面对托洛斯基的诘责，托洛斯基抨击史达林企图加强国共合作，而不愿共产党退出国民党，将新的生命力注入中国的农民运动，因此导致农民运动遭到军事镇压。史达林发给共产国际的代表罗易和鲍罗廷一则简短的训令，明确指示共产党必须扭转国民党内左翼的方向，并佯装坚定支持他们。

史达林“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胜利”的训示于六月一日传抵武汉。“我们坚决主张从下面实际夺取土地”。因为多数国民党的领导人“正在动摇和妥协”，因此必须从低层吸收更多新的工农颌袖列国民党内部去：而“这些新的工农领袖的大瞻呼声会使老头们坚定起来”。倘若仍有不足，共产党仍可动员两万名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约五万名的“革命工农”，用军官学校的学生来充当指挥人员，组织一支“可靠的军队”。（注十九）

罗易显然相信这封电报会令国民党认真评估共产党的实力，也或许出自罗易欲抢先饱罗廷一步，于是他出示这封电报，告知汪精卫、陈友仁、宋庆龄。汪精卫大为震惊，更坚定他遏止地方革命气势以及约束共产党权力的决心，他开始策动一连串的交涉，试图与蒋介石和解。在与华北军阀强人冯玉祥商谈时，汪精卫同意压制共产党势力以换取冯对汪的援助。是月月底，冯玉祥也与蒋介石达成协议。尽管共产党发布一则声明，承诺将进一步限制工、农的行动，但此刻共产国际的代表依稀嗅出危机迫在眉睫，于是罗易和鲍罗廷两人开始长途跋涉，乘车穿越戈壁沙漠归返苏联。“革命力量已经前进至长江流域”，鲍罗廷在离华前接受外国记者访问时；“潜入混浊水流中的人会因为怀抱着曾经破碎过的希望而再度浮起。”（注二○）

史达林再次以因应四月上海事件的态度来面对眼前的挫败：他宣称共产国际路线的正确性又一次受到验证，但是此刻“左翼国民党”已经暴露出其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本质，现在正是共产党联合国民党内真正革命分子深化农村革命的时机。陈独秀被指责采取“投降的机会主义政策”（注二一）而遭解除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一九二○年代初远赴莫斯科学习俄语、现年二十八岁的学生瞿秋白接替陈独秀的职位。现在中国共产党已经岌岌可危，即使在武汉地区，中共都不得不在汉口法租界召开中央委员会，而瞿秋白与其余领导人则住在日本租界内。

尽管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并未引起瞩目，同时也遵从共产国际的指示、确保军人的土地不被强征，但他仍奉派到农村点燃革命火苗。身为忠诚党员，毛尽力唤醒惨遭家破人亡之痛的农民之革命意识。九月初，毛泽东在农村征召了近两千名兵力，对长沙附近城镇发动数波攻势。毛的部队是由农民以及不满的失业矿工、国民党的逃兵所混编而成，是毛原先预想号召十万农民武装部队发动这场“秋收暴动”的微弱回应，然而很快就遭到地方势力的强力镇压，伤亡惨重。

比起〔秋收暴动”，在蒋介石原江西根据地南昌所爆发的叛乱声企图更大，刚开始也较为成功。八月初，共产党的军官率领二万人之众占领南昌，并高悬左翼国民党的旗帜，大肆劫夺银行。但他们被邻近地区的将军击败，而这位将军才甫被共产党延揽，加入他们组建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溃败的军队旋即向南退却，短暂占据汕头，这座繁荣的沿海城市一度是陈炯明与孙逸仙作战的基地。这支溃不成军的部队被赶出汕头，共产党残余势力向海丰地区突围，在那里仍有彭湃所领导的激进农民苏维埃运动，刻正抵御当地地主及其广州支援势力的反扑。

令共产党深感抑郁的挫败接二连三，延续到十二月。是月，俄共在莫斯科召开十五全大会，史达林希望在中国获得明确的胜利，以证明他的路线更胜托洛斯基的主张一筹，长久以来，史达林便处心积虑要给予托洛斯基致命的一击。共产国际给中共新领导人瞿秋白的训令，指示他进行武装暴动。瞿秋白为了贯彻共产国际的路线方针，下令共产党人在革命温床广州策划暴动，当广州的权力核心是由曾经镇压南昌暴动的将军（译按，李济琛），以及从武汉返回广州的汪精卫二人共同把持。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拂晓时分，共产党部队与广州工人占领警察局、军营、邮局、电报局，并宣布该市的权力归属于“苏维埃工农兵代表会议”（Soviet of Workers', Soldiers' and Peasants' Deputies），而这正是史达林和瞿秋白心中所企盼的革命组织。

但“广州公社”的组建者在人数上不敌新集结的反共部队，很快就被反共军队击败缴械。公社运动仅持续两天便告结束。数名俄国领事馆人员因让领事馆充当暴动的根据地，而与加入“苏维埃”的工、农行列一同被抢决。许多工人因为在获取胜利之初太快系上围巾而被认定是激进分子。反共部队发觉被浪费在处决犯人身上的弹药过于昂贵，于是下令把叛变者十人或十二人为一捆地绑起来，载上船，然后投入广州附近的河流中。

史达林和共产国际最初倾向认定广州暴动是一场胜利，不过局势的演变让他们不得不承认这场暴动无疑是一大灾难，但他们仍然指控中共必须为这场灾难负责。共产国际斥责中共：以强迫的不当方法举行罢工，过分依赖非共产党的工人群众，攸关农民群众的工作执行不力，不重视颠覆敌军的行动。共产国际警告中共必须审慎评估策略。对于中共本身而言，“他的干部，他的地方，他的中央”必须全部加强。中共被共产国际申斥道：“不做工农的群众运动，而去玩弄暴动，这是输掉革命的‘正确方法’”。（注二二）

注释

注一：尤金（Xenia Eudin）与诺思，《苏联与东方，一九二至一九二七年：文献的考察》（Soviet Russia and the East, 1920-1927: A Documentary Survey., Stanford, Calif, 1957），页一四一。

注二：费波（Lee Feigon），陈独秀：中国共产党的纷造者》（Chen Duxiu: Found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3），页一六九。

注三：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页一九一，二二二。

注四：韦慕庭（C. Martin Wilbur），〈孙逸仙：受挫的爱国者〉（Sun Yat-sen: Frustrated Patriot.,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页一七八。

注五：雅克布斯（Dan Jacobs）,〈饱罗廷：史达林派在中国的人》（Borodin: Stalin's Man in China.,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页一三二。

注六：史景迁，《天安门》，页一九七。

注七：前引书，页二○七。

注八：乔丹（Donald Jordan），《北伐：一九二六至一九二八年中国的国民革命》（The Northern Expedition:China's National Revolution of 1926-1928.,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76），页六四（略经修改）。

注九：前引书，页六三。

注十：前引书，页七六。

注十一：马可考麦克（Gavan McCormack），《张作霖在中国东北，一九一一至一九二八年：中国、日本舆满洲人的观念》（Chang Tso-lin in Northeast China, 1911-1928: China, Japan and the Manchurian Idea .,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页二一。

注＋二：尤金与诺思，页二九二至二九四。

注十三：诺思，入莫斯科与中国共产党人》，页九八（略经修正）。

注十四：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页二五至二五四。

注十五：托洛斯基（Leon Trotsky），《中国革命的问题》（Problem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7），页九四至九五

注十六：尤金与诺思，页三六九。

注十七：霍夫海因兹（Roy Hofheinz），《怒潮：中国共产主义农民运动，一九二二至一九二八年》（The Broken Wav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easant Movement, 1922-1928.,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页四七

注十八：伊罗生（Harold Isaacs），〈中国革命的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页二三六。

注十九：诺思，页一五至一六。

注二：史景迁，《改变中国》（To Change China., Boston. 1969），页二四。

注二一：诺思，页一九，一一二。

注二二：前引书，页一二。

15 政府的试验

蒋介石的权力基础

在清剿共产党方面的成功当然并不意味着国民党已经解决了自身碰到的问题。国家统一的目标仍未实现，而蒋介石贵为北伐军统帅，财政却是捉襟见肘。上海的中国银行家和实业家如果听到史达林说蒋介石已经藉由与民族资产阶级联盟暴露出他的本性时，一定会大吃一惊。因为在蒋一九二七年四月的行动后一个月，就采取恐怖手段对付城里的大户人家。起初，蒋相信这是筹措每月所需军饷、并维持北伐行动财政支出的唯一办法。蒋在强迫“上海总商会”会长（译按，传宗耀）提供一千万元的贷款而被拒后，便没收他的财产，逼使他避走他乡。上海资本家被迫购买政府发行的短期公债三千万元，其中较大商号的指定额度通常至少为五十万元。富商子女因“反革命分子”或“共产主义分子”的罪名入狱，只有在他们的父亲“捐输”钜款给国民党之后始获释放；一名棉纺厂主就在这种情况下，被劝索了六十七万元，另一名富有的布商则是捐了二十万元。

一九二七年六月，为了因应日军入侵山东所带来的新压力，蒋介石发起“对日经济绝交大同盟”的组织，并开始逮捕和处罚违反禁令的商人。各有一名布商与糖商就被罚十五万元。青帮人士控制一大群乞丐协助盯悄，使青帮能自由进出中国城市与外国租界，而让这些逮捕行动和勒索行为顺利进行。青帮领袖组织“劳工联盟”，交由心腹管理，以取代共产党员控制的工会。藉着国民党新近成立的“禁烟局”，帮会的敲诈者和国民党员能从贩毒的利润和上瘾者所缴交的“登记费”瓜分利益。同时，特别是抵制日货运动达到高潮时以及反对外人向外国租界的属家征收不动产说时，国民党也以政治团礼的身分积极运作，筹组富民族主义色彩、且通常是与商会对立的商人组织。

然而，光是开辟财源还是不够，北伐也势必会受到武汉与蒋所属南京政权之间的龃龉所阻扰。七月，在一场争夺战略铁路要冲徐州的战役中，蒋的军队受到军阀的重创，加上武汉领导人不断攻讦，或许蒋亦感筋疲力竭，于是在八月宣布下野。讽刺的是，蒋介石雷厉风行抵制日货，却在卸任后远赴东瀛，虽然此行为的是婚姻大事，非关政治。宋查理的遗孀就住在日本，在经过与蒋冗长的恳谈之后，终于应允他迎娶么女宋美龄。宋美龄一九一七年毕业于韦思礼学院（Wellesley College），也是“基督教女青年会”（YWCA）的活跃成员，以及“上海工部局”辖下童工委员会的委员。宋美龄的两个姊姊分别为孙逸仙的遗孀以及财政部长孔祥熙的妻子，至此，蒋介石已为自己赢得重要的新关系。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蒋介石与末美龄假上海举行婚礼，舆论为之哗然。蒋介石与元配仍有婚姻关系，他们的长子此刻正在莫斯科求学。宋美龄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显然因为蒋介石承诺“研读基督教义”，宋家才答应这桩重婚的婚事。在上海，他们举行了两种结婚仪式。一是在宋家举行基督教仪式，典礼由余日章（David Yui）主持，余是毕业于哈佛大学的教育家，在担任“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之前，曾出任副总统黎元洪的秘书。中式婚礼是在“大华饭店”（Majestic Hotel）的交谊厅盛大举行，由蔡元培担任主婚人，蔡过去是反清的激进学者、前北京大学校长，现在担任国民政府的教育部长。

蒋介石于日本短暂盘桓时，国民党其他领导人发现没有蒋作为后盾，他们筹不到足够的财源。当时孙科已经离开武汉抵达南京，并担任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他无法说服上海的资本家进一步提供钜额贷款，只能勉强徽集杯水车薪。此时，“上海总商会”的运作再度趋于独立自主，孙科不能再强迫资本家认购公债，过去的税收几近乎断绝，一向预备向租界区居民徽收月租金的计划亦告失败。另一方面，因为政府拖欠军队薪饷，驻扎上海的军队拒绝北上讨伐张作霖。

一九二八年一月，蒋介石再度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九位常务委员之一。蒋介石复职后便指派他的新妻舅宋子文担任财政部长，掌管财政。宋子文以高压手段及财政手腕，得以在缺乏正式政府预算的情况下筹足资金，让北伐行动起死回生：每五天一百六十万元。

现在蒋介石开始着手与两位最具练势、且认同蒋再整合目标的北方军阀进行联盟：一位是曾受苏联支持、在一九二七年谈判中扮演枢轴角色的冯玉祥将军，他在河南击败吴佩孚之后，便以该地为根据地；另一位是走独立路线的山西军阀阁锡山。一开始就支持北伐行动的几位挂系将领曾在克复和整肃上海的行动中扮演重要角色，至此则转战于湖南，不愿意投入北伐。

以北京为基地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成为北伐的最终目标，双方的激战始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底。一九二八年四月三十日，蒋的部队进入山东济南，眼看着最后的胜利就要到手，却在关键时刻出现新的横逆。大约有二千名住在济南的日本人对于昔日国民革命军如何攻击汉口和南京的日本租界区记忆犹新，于是，日本内阁决定派遣五千名常备部队进驻山东，直到战事结束。国民革命军进入济南城时，日军的五百名先遣部队已在当地部署完毕。蒋介石抵达济南后，即要求日本政府撇军，日军似乎也已准备撤离。但就在五月三日，战端开启，零星的小冲突最后蔓延成全面冲突，双方均不乏令人发指的暴行，譬如将战俘去势或挖去双眼。日本随后增派援军，五月十一日国民革命军撤离济南。蒋介石一方面诉神谓“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调查济南事件，同时为了避免扩大事端，下令他的军队绕过济南，向西渡过黄河，集结于北岸。济南事件爆发之后，中、日之间浓烈的敌意久久不散。

蒋介石与冯玉祥计划立即联手攻击天津，以切断张作霖驻扎北京的奉军出山海关的铁路要道。然而天津有五个主要的外国租界，外国的投资也在此地，列强不愿见到天津滋生战事。于是日本率先向张作霖担保，只要他弃守北京，和平撇回东北，日本将会阻止南方的国民革命军跨过长城或穿越山海关追击奉军。张作霖在苦思替代方案不得，只好让步，并于六月二日带着随扈乘坐豪华专车离开北京。

六月四日凌晨，张的专车在沈阳附近被炸，列车全毁，张作霖伤重不治。这场暗杀行动是由驻扎东北、不满日本政府谨慎政策的关东军军官所策动，目的在于引爆危机、扩大事端，藉以扩张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势力。但是山西将军阎锡山按国民党的原定计划接收北京，阎的另一位大将（译按，传作义）则进驻天津，过程十分平和。国民党向继承父亲统治东北的张学良施压，和他们达成协议。张学良屈从日本的要求，维持东北的“独立自主”，但他也接受了于十月十日在南京成立的国民政府的任命，担任国民政府委员。一九二八年底，张学良宣誓效忠南京国民政府，升起了国旗。孙逸仙的梦想似乎已经实现，从广州至沈阳，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迎风飘扬。

国民党的当务之急是缔造能稳固北伐成果的政治与经济结构。孙逸仙已经定下了军事行动统一全国之后将过渡到训政阶段的指导方针，蒋介石因而不必再费心去装饰民主政治的门面。一九二八年十月，蒋介石被授与“国民政府主席”的职衔，而国民政府委员会的十六位成员则构成政府的最高领导集团。政府的工作依功能被区分为行政、立法、监察、司法、考试五院，由国民政府委员会成员中的五位委员分别出任五院院长。这样的体制架构大致体现了孙逸仙所宣扬的“五权宪法”精神，不过南京政府的五院制度在仓促间成立，未经选举取得人民支持，而有违孙逸仙五权宪法体系的某些基本价值理念。

五院中以行政院最为重要，其功能涵盖统筹中央各部会、制度经济计划、统帅军队、监督中央与地方关系、指派地方政府官员。谭延阎担任行政院首任院长，直到一九三○年过世为止。行政院在他领导下，确实拥有了威望。谭延闿崛起于清末执掌湖南省谘议局，是一位优秀的行政人才。不过国民政府成立之后，谭延闿仍须听从国民政府委员会的指示。

立法院因负责法统而影响亦深；立法院大约八十名委员的主要工作是讨论和表决新法案。同时得以表决行政院的议案，特别是预算和外交政策相关事务。首任立法院院长是胡汉民，他同样为立法院嬴得声誉、不过立法委员职权不清、出席率不定，逐渐削弱了立法院的权力。其他三院的职掌近似于前清的刑部以及负责科考的官署，职掌任用或弹劾文官、监督司法方面的决议。

蒋介石的权力基础在南京，南京当时已取代北京，经官方明令为中国的首都。定都南京是孙逸仙在一九一二年的原初构想，目的在于牵制袁世凯和北方军阀的势力。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与其他干部训练学校，其成员就如同黄埔军校学生一般，都坚定效忠蒋介石个人。蒋介石将型塑学生意识形态的工作委付陈氏昆仲（译按，陈果夫、陈立夫）负责，陈氏兄弟即陈其美之侄，一九一一年陈其美曾经在上海扶植过蒋介石。（一九一六年陈其美遭暗杀身亡，显然这项行动是由袁世凯授意进行的，因为陈反对袁世凯称帝。）这些训练课程的基调是结合反共产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并注入了重新诠释的、强调秩序、和谐、纪律、阶级节制美德的儒家思想。陈氏兄弟一人控制“监察院”，另一人主掌所谓的“中央统计调查局”（负责反共的反间谍任务），握有大权。

蒋介石不斯提醒众人他和孙逸仙的个人关系与政治渊源有多么深。在南京建造中山陵是绝佳的宣传机会。孙在北平去世之后，遗体暂厝北平城外西山的一处寺庙。孙身着西服，孙逸仙当年慷慨激昂的演讲录音在一旁播放着，还有影片来陈述孙一生几次具有时代意义的片刻。蒋介石在一九二七年到了南京，就选定城外一整座山陵，作为孙逸仙的安眠之所，还计划建造一条从南京直通陵墓的道路。一九二八年，蒋亲自前往孙在北平西山的暂厝地，临柩涕泣。表露心中难以平复的哀思。一九二九年，南京中山陵竣工，气宇雄伟，蒋派遣专车前往北平迎灵，将孙的遗体换上中式长抱。一九二六年六月，蒋在南京亲自主持奉厝大典，巧妙地不让他的政敌出席这个中国历史上充满高度政治意涵的时刻。

虽然国民政府以如此华丽的排场来向国民党的创建者致敬，但是国民政府一如袁世凯时代，同样面临财政困窘的压力。蒋介石半以横征暴敛的手段向上海实业家榨取北伐后期军饷，但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宋子文于是力图说服众人，建立起一套中央预算制度，要求成立一个具实权且独立运作的预算委员会，以分配各部门的财政资金。不过因为预算的最终决议权仍掌握在国民政府委员会手中，所以权限问题与特殊干预终究无法根除。

宋子文初步估计，扣除负债后，政府岁入约为三亿元。但是当时军费支出骤增为每年三亿六千万元，因此军事组织的缩编与改组就势在必行。此外，也必须进一步厘清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入，这项工作因为国民政府在一九二八年时实际只控制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而益形复杂。宋子文同时入主一九二八年底新成立的中央银行，担任总裁一职，当时中央银行据有资本额二千万元。央行成立之初衷在推动金融改革并赎回武汉、广州，及南京政府各自发行的垃圾债券。一九二八年，国民政府即与列强谈判，放弃内陆过境税以及自孙逸仙主政广州政府以降所开征的特别附加说，以换回关税自主。结果，关说的岁入遽增，从每年的一亿二千万元增加至一九二九年的二亿四千四百万元、一九三一年的三亿八千五百万元，远远超过宋子文的预期。

尽管励精图治进行种种改革，但如左图显示，国民党政府因为征税上有困难，依然无法摆脱财政赤字的阴影，政府直到一九三六年都无法课征所得悦（北京政府曾于一九二一年试图开征全国性所得说，但仅征收到一万零三百一十一元）。全国性土地税的征收亦然，因为土地税的所得尽流入国民党无从控制的地方政府手中。另一方面，国民政府亦无法向外国企业课征超过一定比重的税赋，因此工业税的负担就落在本国企业身上。这就造成相当讽刺的结果，像商家所属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一度活跃于一九二○年代，能与强劲的对手英美烟草公司相抗衡，最后却因不断上升的税率而濒临破产。

更麻烦的是，国民政府过度依赖上海的税收。上海的法治不彰，但在金融、文化上极为活跃，此时的人口已逼近三百万大关。上海划分为好几个区域，其中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自条约口岸时代就已存在，享有治外法权的保护，外圈人大部分居住在此，事业也在此。有数千名中国人也是如此。另外就是非租界的市区，此时已发展为庞大的都会，高度工业化。城西是龙蛇杂处之地，大小帮派在此争夺控制权。

上海的确融合了各种面貌，新工业急速发展，国际商港吞吐量大，于是鸦片买卖、色情行业和组织犯罪都相当倡獗。法国人入境随俗，居然任命帮会头子为租界的探长，他的工作就是把和青帮没有渊源的各方势力逐出租界。这些人和孙逸仙及其支持者也有往来，蒋介石就是其中之一，他与杜月笙关系密切。杜月笙靠买卖鸦片成了最重要的帮会首领。蒋介石在一九二八年即与青帮往来从密，有些青帮中人已经开始从事正当的生意，但仍不改其本性。

为了缔造稳固的政治结构，国民政府面临的迫切课题是重建有效的地方行政管理机制。清末的统治者和袁世凯对此力有未逮，而事实证明，国民党亦复如此。国民政府意图建构的是体现在〈县组织法〉条文中既定的县级制度，县由县长管理，每一县内设置数区，每一区有十至十五个乡镇。区以下的行政单位是“村”或“里”，在这行政体系的最底层是类似前清的“保甲制”。区以下的行政组织首长及委员会理应由选举产生；不过在实际上，这些官员都是由县长指派。除了由县长领导的各“单位”之外，还另外设置了直接由省政府管辖的单位，以制约县长对资源的掌控。

这种行政组织未能解决许多地方上的根本问题，许多农村的生活形貌实与清朝并无二致，地方行政长官往往专制腐化，较支持地主，胜于生活困苦的农民。即使遭遇天灾肆虐，地方官员也照样向农民课税或收取佃租，并以警力或军队来遂行私利。农民仍靠双手播种收割，再背负着沉重的农产品到市集兜售，农村地区婴儿的死亡率相当高，预期寿命十分短。许多女孩还是缠着小脚，传统媒妁之言的婚姻形态依然盛行，偏狭的地域派系犹存，教育少之又少，或根本付之阙如。

然而中国的城乡却有着鲜明的对比。城市里，医疗较为发达，也有新式医院，校园内设置有运动场和实验室。负载着卡车和汽车的碎石子路绵延伸展，开启了社会互动、商业交流的新纪元。电厂的设置供应了城市的用电需求；内陆河道和沿海的航运四通八达，降低了贸易往来的成本；火车往来急驰于新铺设的铁道，航空运输得以发展某些国内航线。电影院是城市生活不可或缺的一环；收音机和留声机已经出现在富裕家庭中，中国男人开始穿着西式三件式套套装，头戴礼帽，年轻女孩身着短裙，足蹬高跟鞋。抽烟已成了全国的流行。有钱人的日常生活其实十分惬意，外国人发现，生活在中国的愉悦比起住在世界其他地方不遑多让。一位美国作家在回忆录中便称他这段中国生活为“丰富岁月”。（注二）

不过对农民而言，这可不是什么丰富的时节。一九二○年代末期，世界经济大萧条严重打击那些倚赖某类经济作物为生的农民，生丝、棉花、大豆、烟草这类经济作物的市场价格崩落，成千上万农民的生活顿时无以为继。在农村，迫切需要推动强而有力的政治创新。农村需要规划农作物的多样化，耕地的公平分配，农产品价格的合理化等方面的革新，以及建构地方的信贷组织、教育制度、代议政府等机制。

国民党的领导人知道这些农忖的需要，偶尔也会提到。不过政府财政总是捉襟见肘，而外患与内乱也经常占去政府的心力，以致于共产党仍能在乡村得到相当的支持，形成若干乡村革命政府或是“苏维埃”。蒋介石花了许多钱，也投下许多政治资源，试图铲除这些组织，但始终是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即使是在蒋介石自认为受其掌控的地区，他的领导也不时发生动摇，而他的支持者也曾数度成立政权：一九二九年的广西将领、一九三○年的冯玉祥、阎锡山、一九三二年的胡汉民、一九三三年福建军人与人民的结盟。这也难怪一些温和的土地改革运动是由具奉献精神的个人如晏阳初、梁漱溟所推动。

一次世界大战中，晏阳初在法国基督教青年会任职，投身华工服务，第一次在改革与教育方面受到挑战。一九二一年返华后，晏阳初在河北定县继续从事平民教育的工作。他在定县成立了“模范村”进一步拓展工作范围，在基本的识字课程之外，教导村民卫生常识与农耕技术。到了一九二九年，晏阳初在国际机构的赞助下，于定县已经建设六十几个村和市集，并推动教育、公共卫生、轻工业和农业经济成长，以及自治政府等四项重建计划。

梁漱溟是著名的儒士，他的父亲（译按，梁济）深感于中国的苦难而于一九一八年自尽。梁漱溟在五四运动期间获聘担任北大哲学教授，在南方历经乡村重建的实验工作之后，领导“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试图将邹平、荷泽两县建设成模范社区。在邹平与荷泽两地的实验区里，梁漱溟为了避免采取阶级斗争手段，并引导整个社区发展为一种自我管理的组织体，把心力放在精英与平民共同参与的经济互助与教育计划上。

然而这种渐进、片段式的努力并不足以为中国带来和平与繁荣。只要共产党仍然继续宣扬另一种激进的、革命式的社会改造途径，大声疾呼要求农民掌握自己的命运，那么这种乡村建设的实验就显得缓不济急。

毛泽东与农村苏维埃

因为秋收暴动的失利以及攻占长沙计划的中断，毛泽东受到中共中央委员会的申诫。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毛泽东被解除中央委员会委员一职，连湖南省委员会委员的资格也不保。过了几个月，毛本人或许还不知道中共中央这项惩戒令，因为毛此刻正带领秋收暴动的残余部队，总数约有一千人左右，流窜至长沙以南，在一九二七年十月抵达湘、赣交界、地处偏远的井冈山。就如同清朝及一九二○年代一般，安全的庇护所通常是那些不同行政区域交叠的边区，因为在这些三不管地带，国家统合协调打击力量的能力有所不殆。虽然当时的“国家”仍处在分裂的状态，而毛泽东的敌人则是一群各自与国民党势力维持不同结盟关系的各路军阀，以及国民党本身。

毛泽东在这段期间所采取的行动经常是出自现实因素而非理论考量。秋收暴动前夕，毛曾告诉中共中央委员会，他倾向赞成立即组织强大的农民苏维埃，而且是在以没收和重新分配土地而团结在革命的凝聚力之下的农民苏维埃；另外毛也希望能抛开忠于国民党旗帜的虚假面具。这种政治立场受到当时中央委员会悍然拒斥，但是随着史达林政策的转向，到了一九二七年底，中央委员会认可毛的这三项主张，同时增加党应该支持持续发动农村暴动的立场。农村暴动的目的不仅在于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同时还要维系群众高涨的革命意识，并将其彻底贯彻到参与暴动的武装力量中。

尽管中央委员会做出上述决定，然而，毛泽东在井冈山的实践经验肇使他根本上违背了这些决定。虽然毛泽东在他辖下两百五十公里范围内的五个村庄成立党组织，并意图建立苏维埃机制的运作架构，不过毛还是遭受来自富农以及那些控制着穷困邻里的家族势力的顽强抵制。面对这种种颉顽的力量，毛并未企图依据个人的工作能力来重分配所有土地。毛反而藉由与当地两位土匪头子（译按，即袁文才、王佐）合流来壮大自己的声势，而这两位匪酋都是与“三合会”结盟的匪帮分子，其下六百人的加入，使毛此刻带领的是一支来自社会被剥削者“游民无产阶级”分子的部队。早在此之前，毛泽东就曾以他一贯的生动笔调描述这类人：

分为兵、匪、盗、丐、娼妓。这五种人名目不同，社会看待他们也贵贱各别，然他们之之为一个“人”，他们之有五官四肢则一。他们谋生的方法兵为“打”，匪为“抢”，盗为“伦”，丐为“讨”，娼妓为“媚”，各不相同，然谋生弄饭吃则一。他们乃人类中生活最不安定者。（注三）

无论如何，毛接着说道，“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引导得法可以变为一种革命力量。

虽然井冈山的力量因为一九二七年在华南受到打击的共产党流窜者抵达此地而增强，但是井冈山这块红色根据地还是不断遭受国民党军队的攻击，另一方面，他们仍必须不时派遣精锐部队支援共产党在各地发动的战事。这是中共“六大”所通过的政策，而有鉴于当时中国情势的危殆，于是在一九二八年夏天假莫斯科召开六大会议。在这次大会中，中共回应史达林的训示，决定当前即便尚未出现革命的高潮现象，他们必须随时准备武装暴动并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建立苏维埃政权机关。像这类命令基本上是毫无意义的，因为现在全国各地仍然忠于共产党的工会成员大约三万两千人，而根据周恩来的估算，中共党内无产阶级人数仅占百分之十。到了一九二九年，则下降为百分之三。

一九二八年底，国民党持续攻击火力，迫使毛泽东放弃井冈山根据地。逃亡者逐渐向东转进，越过江西抵达福建西部，最后在另一个边界──闽、赣交会的崎岖山区落脚。在此，中共以瑞金作为新的根据地和新政权──江西苏维埃的中心，而江西苏维埃一直维持到一九三四年。

然而我们不应就此认定，毛已经凭藉超凡的机巧在他的两个根据地成功建立了农民苏维埃政权；也不能妄下断言，毛已在整个农村中国沸沸扬扬地激起农民对地主的怨很。整个一九二○年以及一九三○年代初，中国确实爆发无数意外，愤怒或绝望的农民──三三两两或成群结党──起而以暴力反抗地方权威。但是农民攻击的对象主要是国家的代表：官员与军官；他们强纳苛捐杂悦、横征暴敛，逼迫农民义务劳动，假公共计划之名征收农民的土地，或强制农民种植或拔除他们用来生产鸦片的罂栗，藉以操控地方和全国的贩毒网络。尽管曾有农民冲着地主而暴动，但相对而言，却是少之又少。因为就某种程度上而言，多数地主的佃租收入取决于佃农的财产多寡，所以这类反抗行动的对象通常指向那些在天灾发生时，还向农民课征重税的外地地主或官员。像毛泽东这类共产党人的组织技巧，就在于能将人民对于税赋的不满转化成阶级的斗争，因而在共产党领导下能有效地推动革命性的社会改造。

现在毛所采行的政策日益复杂。井冈山的经验显示极端激进的土地政策只会造成富农的疏离，而富农才是农村社会力量之所系，如此一来，共产党仅能获得来自目不识丁的贫农或是身无寸土的雇工等阶层的支持。所以毛泽东在瑞金，起初似乎（细节并不明朗）采取了避免令富农家庭与共产党疏离的谨慎策略。但诸如此类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还是遭到相当程度的阻碍，一九二九年四月给李立三──一九二七年活跃于上海工人运动的前留法学生，现在则取代瞿秋白，担任中共的总书记职务──的一封信中，毛在强烈表达对农民的信心之余，也不忘试着保证谨遵党的正统亲点：

所以，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 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注四）

一九三○年晚春，通过对寻乌县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加强了他对江西农村面貌的认识。我们从这段调查经验所做的报告可以了解，毛在一九二七年二月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或是一九二九年给李立三那封措词闪烁的信之后，对于农村社会的分析深入到什么程度。一九三○年在寻乌县时，毛泽东深人调查村民日常生活的细节，并研究如何在复维的农村工作及土地所有权情况下，正确划分阶级。现在，毛钜细靡遗地调查市集中不同类型的商业活动及其所得，以取代过去对“无产阶级”和“剥削”等笼统概念化的作法。毛泽东研究寻乌城内的盐商、杂货商、油行、大豆商、屠坊、酿酒商人、贩卖药材、香烟、雨伞、爆竹等店家、木工、豆腐小贩、伙店，打铁匠、表匠、娼妓。毛观察地方市场运作的律动，个别家族组织势力的相对实力，佛寺、道观与其他庙宇及宗教团体的分布与财富，以及一些改信基督教的活跃分子（共十三人，其中十人是新教徒，三人为天主教）。

毛同时也尝试盱衡寻乌县的剥削程度，以便精确分析当地的阶级冲突。他计算寻乌城里的妓女人数，发现在总人口二千六百八十四人的小城市中，大约有娼妓三十余人。另外，毛也发现贫农被迫卖子还债的现象，以及小孩的价钱和被卖时的岁数。卖价从一百元到两百元不等，被卖时年纪大约在三岁到十四岁之问。（毛并未发现卖妻鬻女的例子。这或许是因为寻乌人优先考虑的是劳动力，而不是做家事或性服务。），而一有贫农鬻子偿债，其他债主便蜂拥而至。“听见人家卖了儿子了，债主就急急地到他家里去讨帐。‘卖了奶子（当地客籍人家管儿子叫〔奶子”）还不还埃（我）吗！’”（注五）毛还考察土地占有与地租的实际情况，将结果归纳在一个非单纯以个人土地面积、而是基于地租收人及谋生之道作为合理划分标准的分类表中。（见下表）

昔日，庙宇与家族组织以及其他团体占寻乌县百分之四十的土地，百分之三十归地主所有，农民只占剩余的百分之三十。报告中显示毛对于土地重新分配的权衡判准极为敏锐。毛一方面察觉在革命环境中，大部分土地只是大致依据人口分配，一方面也认识到某些主张按劳动力分配土地的论述。毛认可妇女在分田时的特殊需求，因为她们在耕作上尽的责任要比男子多（也更能吃苦）；还俗僧尼、道士、传教士，以及其他贫民阶层的问题；以及分配房屋、山林、池塘的困难度。

在军事谋划方面，毛泽东也日益成熟机敏。毛在军事方面的修为主要拜朱德所赐。朱德是来自四川的富有军人，早年沉溺于鸦片烟，后来戒除，一九二○年代初，朱德赴德国留学，返华后负责指挥国民党的一个“教导团”。朱德与共产党暗通款曲直到一九二七年八月南昌暴动，朱溃败逃亡，最后投身毛的井冈山根据地。由毛泽东、朱德所建立的“红军”至此发展成一支机动性的游击力量，英勇抵抗国民党军队的攻击。截至一九二九年初，红军仅剩下约二千人，毛与朱强烈反对李立三企图将红军切割成小单位，分散部署在各农村以加速地方暴动的军事方针。毛、朱得意地向李立三说道：

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街，真是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街，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广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街就是游击战衔。大要说来是：

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因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

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注七）

然而讽刺的是，红军在瑞金的成功整编和扩展竟肇致中央委员会过于乐观，判定他们已经强大到可以跨出苏区而投入传统的阵战。所以就在一九三○年，即毛完成寻乌调查不久之后，毛泽东和朱德接获中央直接下达攻击南昌的命令，这个命令是毛、朱无法接受的。此一攻击命令是李立三意图将共产主义斗争推向革命高潮的野心之一；同一时刻，李立三也作出攻击武汉、长沙的计划。尽管国民党再度夺回长沙之前，共产党曾占领长沙十天，然而这三项冒进计划终归失败。南昌一役失利后，毛和朱受命支援长沙的共产党部队，再次发动攻势夺取长沙，他们勉强同意；但是面对自己悉心培养之部队毁于一役，他们在未经同意下就彻离战场返回瑞金。

在江西期间，毛不仅关切经济和军事的演变，同样注意社会改革诸如女权方面的议题。自从一九一九年毛泽东发表论赵小姐自杀的文章之后，他就逐渐意识到经济与家庭的压力阻碍了中国两性关系的平等。在一九二七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文末，毛再度表达相同的情绪，他写道，中国男子普遍受到三种权威形式的支配：政权、族权、神权。而女子还需忍受第四种权力，即夫权的束缚。毛感觉夫权在贫农中比较弱化，“因为经济上贫农妇女不能不较富有阶级的女子多参加劳动，所以她们取得对于家事的发言权以致决定权的是比较多些。”像这类妇女，“性的方面也比较有自由”。毛热切欢迎湖南各地组织〔乡村女界联合会”，促使妇女“抬头”的机会降临。

我们不难想像毛在苏区所公布的重要法案之一就是〈婚姻法〉，新的婚姻法明令禁止媒妁之言的婚姻形态，鼓励自由选择配偶，以及废除一切“封建的包办、强迫与买卖的婚姻制度”。尽管新的婚姻法在措辞方面仍然模棱两可：“现时离婚问题，应偏于保护女子，而把因离婚而起的义务和责任，多交给男子负担”（注八），但是它对于离婚要件的规定相当简单，只要两造有一方诉请即可。唯一例外是红军的妻子不得于丈夫在外征战时，片面提出离婚。

根据共产党干部在江西苏区两个县的调查显示，在三个半月内，就有四千二百七十四人登记离婚，其中百分之八十是由单方提出离婚申请：而同一时期有三千七百八十三人登记结婚。其中有九例是在一天同时完成离婚和结婚手续。毛泽东的立场或许有助于新婚姻法的催生，因为毛本人已离开他在五四运动期间热烈追求的妻子杨开慧与两个小孩子，公开和第二任妻子贺子珍同居，贺子珍在井冈山加入毛的行列，之后就跟随毛到江西苏区。

但是毛同样对他的红军弟兄有所承诺，当时红军大都非常穷，所以期望共产党政府能帮他们讨一房在媒妁之言的婚姻制度下所养不起的媳妇。因而在江西苏区的妇女就经常被迫“成亲”，或是同时与数人发生肉体关系。在这方面，男性干部滥权的现象时有所闻。据说许多寡妇在丈夫死后数日就被迫再嫁。但毛泽东坚持男性最低的结婚年龄是二十岁，女性是十八岁。“洗衣女队”被派至某些单位服务、招徕新兵，说明中共也毫不避讳她们从事卖淫。

及至一九三○年，国民党及其同盟在城市里对共产党的攻击行动日渐猛烈，同时也取得重大斩获。工会组织因国民党特务的渗透而骚动不安，另一方面，实业家也常雇用帮派分子，以暴力破坏工会组织发起的示威抗议。至此，李立三在城市鼓动大规模暴动的意图最后还是一败涂地。莫斯科指派一些新领导人来挽救颓势，结果于事无补。莫斯科派来的人大都年纪轻，缺乏实务经验，只知死守马列主义教条，他们在中国被戏称为“留苏派”。一九三一年，一连串的逮捕行动和叛变导致许多资深的共产党干部全面撒离上海，抵达毛的根据地瑞金。几位重量级的“留苏派”领导人在一九三三年也来到瑞金，并指责毛的富农路线太过右倾，致使毛泽东一度失势。根据一些资料显示，一九三四年间毛确实因为他的错误政策而遭到软禁。（在一九三○年三月共产国际的主要刊物上曾经出现一则毛的讣闻，显示某些老干部欲去之而后快。）

尽管江西苏维埃因毛泽东个人而受到密切关注，但当时毛的江西苏区并不是共产党在农村的唯一红色根据地。全中国至少还有十二个农村有这类组织，各自反抗国民党政府与军阀势力，并尝试推行各种土地政策和社会改革。在江西就至少还有两个苏维埃组织：一是在瑞金东北方，闽、浙、赣三省交会区；另一是在瑞金西北面，湘、鄂、赣边界。其中以张国焘所领导者势力最大。张国焘和毛泽东先前都是李大钊“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一九二一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党党员。张国焘的苏维埃政权活跃于豫、鄂、皖三省交界，后来遭受国民党军队锰烈攻击，才率领残余部队流窜至川北。

共产党一位军官（译按，贺龙）控制着湘、鄂西交会地带；北方的苏区位于陕西的保安，由高岗军队控制着这一偏僻的山区，其范围从陕西绵延至甘肃。高岗曾在自法返国的邓小平所任职的“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受训。邓小平离开西安之后，便前往位于广西百色的苏区，此地大致与云南、越南等距离。根据日后邓小平接受访问的说法，此地的中国人曾与越南人合作发动越南的“工农”反抗法国人。由于中国人提供越南人藏身的庇护所，于是招来法国军机轰炸广西苏区的报复。一九三○年底，邓小平或许是奉李立三之命，率部队向东北前进以支援长沙、武汉、南昌等地的攻击计划。沿途受到严重打击，还没到目的地行动便告失败，最后他的残余部队被纳编到毛、朱江西苏区的军队中。

面对国民党优势的武装力量，共产党成功发展出一套求生之道，要点在于暂时放弃以城市为根据地和对无产阶级的依赖，深入农村地区。现在他们仰赖贫农的支持，并与贫农打成一片、生活在一起，因此中共领导人不得不调整既有的思维模式。蒋介石同样必须反省他的作战方针以及兵力部署的优先顺序。蒋介石统治的国民党已经占领各大城市，并击败北方各大军阀强人，或与之结盟。然而要夺取农村就必须进行大规模动员，并集中军事、政治、经济的打击面。随着蒋逐步迈向目标，各个列强的处境也至关重要。英国在华的经济势力依然庞大稳固，但不若过去那么活跃，同时英国也开始重新思索历经一次世界大战的国力重创，大英帝国已是虚有其表。法国亦复如此。俄国本身正陷于国内政经危机的泥淖而不可自拔，因此暂时不具威胁性。另一方面，美国、日本、德国各自以其方式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产生剧烈的冲击。蒋介石对内政策因而势必要受到国际舞台重大事件的牵绊。

中国与美国

国民党面对世界权力的现实，必须把许多心力放在国际外交的竞技场上。日本代表了最严重的威胁，在我们讨论日本之前，先来看看美国，因为它在国民党的衡量里也占了相当的地位。

一次大战后国际体系混乱失序的十年间，美国对华外交政策出现重大的转折。随着凡尔赛和约协商的开展，日本居然取代了中国，成为支配东亚国际体系的主要角色。讽刺的是，美国的威尔逊总统（President Wilson）在协商中极尽所能地笼络日本，因为他希望建构一全球性的国家联盟以维护国际的永久和平。但是在一九一九年，以及一九二○年，国会两度否决美国加入国际联盟的提案，粉碎了威尔逊总统的梦想。日本强权地位的确立以及海军军备竞赛升高所引发的焦虑不安，促使美国决定推动新的国际协议来确保美国在东亚及太平洋的国际地位，阻断日本在国际间的斩获，并遏止“英日同盟”在亚洲的扩张。英国也渴望保护自己在一次战后摇摇欲坠的全球帝国版图，因而乐于加入国际协商。日本希望自己的国际强权地位能进一步被认可，也十分了解高达总预算百分之四十九的军费支出是沉重的财政压力，所以欣然表示愿意参加谈判。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英、美、日三国代表与法国等六国代表齐聚华盛顿，会议持续至翌年二月。四彊在会中同意，美、日、英、法在危机时刻应该彼此磋商，以取代过去英日军事同盟，美国至此终于达成压制英日扩张主义的目标，四强也同意将所属太平洋岛屿“非军事化”（nonfortification），会后签订了“九国公约”（除上述四强外，还包括中国、义大利、葡萄牙、比利时、荷兰），谴责各国在华划定势力范围，缔约国并同声尊重“中国的主标独立以及领土和行政权的完整”。

在华盛顿会议所签订的第三个条约（即五国海军条约）中，规定三个主要签约国家的主力舰吨位比例固定为五比五比三。美、英两国各为五，日本则为三。日本原初设想的比例是十比十比七，但也欣然接受新的计算法。乍看之下，日本似乎被划入二等国家之列，然而美、英舰队实际上均集中部署在大西洋（英国更要顾及地中海和印度洋的防御），也同意不在太平洋的岛屿上构筑重要军事基地，所以这一条约似乎已确立了日本海军在东亚的优势。而英国也因为此条约既未影响到她在新加坡、澳大利亚、纽西兰的基地，更提升了既有的舰炮优势，因此也深感满意。美国则自认缔造了世界新秩序，并为亚洲国际关系的和平带来一线曙光。

北京政府派出阵容坚强的代表团抵达华盛顿，由前驻英全权公使、时任驻美公使施肇基（Alfred Szc）为首。施肇基的人生历练丰富，提醒着中国人在世界舞台也可以有各种不同以往的经验。施肇基的父亲是江苏人，十分富有，曾中举人，也是成功的丝绸商人，可谓兼顾了儒家传统与商业世界。施肇基生于一八七七年，九岁入当时新创办的“北京同文馆”求学＊，之后便转到上海一所西式学校，即“圣约翰书院”（Si. John's Academy）就读。施曾担任中国赴圣彼得堡（St. Petersburg）和华盛顿大使团翻译，也曾就读康乃尔大学，一九○一年自康大毕业，并入选“优良毕业生学会”（Phi Beta Kappa）的会员。施笔基在清未随从五大臣赴欧美各国考察宪政制度，尔后施肇基服务于“度支部”（Ministry of Finance）负责铁路管理＊＊，一九一九年以资深代表的身分参与凡尔赛和平会议。

＊译注一：根据《施肇基早年回忆录》一书，施肇基早岁曾于设在南京妙香庵之江宁府立同文馆学习英语、法语。

＊＊译注二：根据前揭书，施肇基曾担任“京汉铁路局总办”，然清季时期，铁道业务实归“邮传部”掌管。

施肇基在华盛顿拟定一份“十点原则”提案，意欲界定中国领土范围；重申各国应尊重中国主权独立以及行政权的完整；取消治外法权，并恢复中国的关税自主。最后两项提议是由列强在别的会场讨论，会议结果严重损及中国人的尊严，不过或许也不能全然怪罪列强质疑施肇基所代表的“北京政府”能为全体中国人发言。孙逸仙被视为合法政府的发言人，他下令国民党拒绝接受华盛顿会议的任何决议，而由于俄、德非华盛顿会议的签约国，所以有关中国治外法权与关税自主权的条约仍另由俄国和德国签署始能生效。

日本在会议中表现出惊人的弹性，知悉在南满特殊权益并未受侵犯后，同意撤出苏联海域和库页岛等地，以对抗苏联军队；另一方面也表示尊重中国领土与主权的完整，允诺归还一九一五年“二十一条款”中规定之胶济铁路管理权及一九一四年夺自德国的“胶州租借地”给中国政府。

一九二○年代中叶之后，美国对华政策仍然低调。共产国际在华的进展最初受到美国政府的严密关切，美国政府也普遍赞同蒋介石压制日益膨胀的共产势力。不过，美国人对于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深感忧心，一如一九二七年间汉口和南京两地所爆发的排外事件。面对国民革命军逐步逼近上海，虽然上海工部局董事会的美籍会长费森登（Stirling Fessenden）强烈诉请美国政府派兵保护上海，并成立地方武装力量，不过美国务卿凯洛格（Frank Kellogg）表示无意介入，同时美国的舆论界也普遍反对采取干预行动。费森登顾虑到“革命利益”可能会鼓动“群众暴力”破坏上海租界，于是迳让蒋介石的部队自由进出租界，使蒋氏得以伙同青帮和其他组织发动“四月清共”（April coup）。

一九二八年夏天，宋子文与美国驻华公使在北京会晤，双方签订条约（译按，〈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美国同意中国恢复关税自主。嗣后，全面修订关悦细则，关税税率提高至百分之七点五到百分之二十七不等，为国民政府带来救急的财源。就华盛顿看来，这一条约不啻在事实上和在法理上承认国民政府的合法性；一九二九年二月参议院批准该条约后，国民政府正式获得美国官方的承认。不久之后，美国亦开始与中国谈判在华的治外法权。

宋美龄拥有麻州韦思礼学院的学位，加强了她的家庭与美国的关系，美国人一般乐于见到蒋宋连姻。宋美龄的两个弟弟时正归国襄赞宋子文，两个姊姊更经常是公众焦点，因此宋氏家族就成为国民政府争取美国支持最有力的游说团。一九三○年十月，蒋介石在上海正式受洗成为基督徒，宋氏家族在美国的公共形象更受肯定。然后，蒋与其年轻妻子复诵婚姻誓约，并声言恪守基督教义，终身不渝。

美国对中国的好感反映在他们对华投资的稳定成长，尽管投资步伐和规模仍然逊于英、日两国。若是只看在华制造业的投资，相对于整体贸易、金融、公用实业、不动产的投资，这个差异就更明显。美国在华投资的收益其实不下于英国和日本。

许多美国的在华活动是早期基督教会事业的延续，一九二○年代末和一九三○年初集中在教育训练和医疗照顾等方面，进一步扩展了基督教青年会、基督教女青年会等社会导向计划。随着一九○五年废除传统科考制度，一九二二年有三万四千八百八十人进入到三十七所国立大学、省立院校、私立教会学校就读，中国逐渐接受大专教育的价值。（相对而言，十九世纪每年约有一千四百人中举人，不到一百人中进士第。）虽然教会学校所招收的学生少于国立和省立院校，但是根据下表，前者所录取的女生比例远胜于后者。

许多教会学校都是由美国教会团体兴办的，他们尽量压低入学人数，课程设计偏向传达基督教知识和教义。但随着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这些特色不免造成学校的沉重压力，酿成学生骚乱、暴动，最后退学。北京的燕京大学是由美以美教会、公理教会（Congregational）、长老教会等团体所赞助的四所学院合并而成，在新闻学和社会学方面声誉卓著。好几代中国学生在此或习商，或学管理，或参与乡村重建计划，学习去分析、造福社会。

非教会的天津南开大学是中国人兴办的，创办人（译按，张伯苓）曾于清末赴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研习，后来南开大学接受来自美国的私人赞助与“洛克斐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的支持，逐渐发展成为经济和社会研究的重镇。清华大学的前身即清朝为赴美留学学生预作训练的清华学堂，在一九○九至一九二九年间共有一千二百六十八位学生，留学奖金则得自近乎一千二百万美元的庚子赔款。国民政府北伐后把清华学堂改制成国立清华大学，并在原本已富盛名的文、理、法三个学院之外增设工学院。一九二四年美国国会进一步投票通过止付庚子赔款未付款一千二百五十万美元，而指定十个中国人、五个美国人组成委员会共同管理，用以赞助发展中国的文化和教育事业。

当时中国的医疗设备也有长足进步，这得归功于若干私人慈善团体的大力赞助，特别是洛克斐助基金会于一九一五年在中国赞助成立一所医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受益于洛克斐勒基金会的这项决议，成为全国最大的医疗研究和教育训练中心。虽然该院传授的是西医，摒弃传统中医的把脉问诊、草药、针灸治疗等方法，且以英语教学，但他们所处理的仍是中国特有的或是中国特别流行的疾病。在这所拥有精良设备医院的医学院里，教学过程严谨而从容不迫，同时所费不赀：一九二四至一九三年间，医学院的教职员共计一百二十三位外国人、二十三位中国人，管理六十四位习医的中国学生。洛克斐勒基金会在一九二八年又捐助一千两百万美元，使得北京协和医学院确保它在中国医疗研究的领先地位。唯一可与北京协和医学院媲美的是日本在满洲所成立的医学院，不过该院只招收日本学生。

湖南长沙“湘雅医学院”的设立虽然也是来自美国赞助者哈克勒斯（Edward Harkness）的私人赞助，但却有全然不同的发展经验。一批来自耶鲁大学医学院的教职员与湖南地方政府、士绅合作成立了这所医学院，中国人在教职员中的表现十分突出，至一九二五年，已实际主导了医学院的行政管理工作。这所医学院里的中美医学团队在天花和霍乱疾病的诊治方面有重大的贡献，同时他们也合作灭鼠，以根绝即将濒临大流行的肺炎型鼠疫，除此之外，他们亦从事染上鸦片毒瘾患者之治疗工作。长沙当局并保证供应足够的电力，使湘雅医学院新进的X光机器设备能全天候发挥功能。

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六年问，湘雅医学院仅有四十三位中国学生毕业从医，人数少于北京协和医学院。一九二六年，湘雅医学院也有过一段光荣的历史，时值蒋介石抵达长沙与军官团召开军事会议，筹划对武汉和江西的最后一波攻势，湘雅医学院曾派出两名医生（我们可以想像这两名医生是如何战战兢兢）帮蒋拔除疼痛难耐的智齿。一些专门招收女生、大都隶属教会的著名医学院也开始在此时成立。而湘雅医学院也曾与燕京大学合作发展护士训练计划。

“基督教青年会”与“基督教女青年会”等组织的蓬勃发展是美国影响力的另一种表徽。这类组织在军阀时代的成功更是弥足珍贵：一九二二年前后，基督教青年会在全国三十六座城市中拥有五万四千名会员，雇用了四百五十九位秘书，其中有三百七十八位是中国人。服务项目十分广泛，包括公共医疗计划、反吸食鸦片烟、休闲娱乐活动、组织教育和社会议题方面的宣导人员，也经营青年旅舍。虽然青年会的中国会员中拥有像孔祥熙、余日章这类干才，不过他们仍然无法抑止一九二五年的排外怒潮。五月三十日上海大屠杀后，激进的学生指控基督教青年会经常假借体育、教育群众之名遂行传道之实，斫伤了青年人的政治思想。同一时期，基督教青年会在城市劳工之问推动的一些计划亦被攻诘为“欺瞒工人使他们安于现状，误认资本家是其恩主”。（注十二）然而随着一九二七年清共，以及基督教青年会全国总干事余日章于一九二七年底携带中国教徒的讯息亲赴夏威夷解释这场革命，又于一九三一年前往华盛顿抗议日本侵害中国在东北的主权，对基督教青年会的攻讦声浪才趋于平息。一九三○年代初，国民党的领导人开始公开赞扬基督教青年会及该会所推动的各项工作，甚至在青年会的会议上发表演说。

蒋介石与在华传教士的私人情谊也助长了美国的对华影响力。虽然一九二○年代，中国约有五千名天主教神职人员，多为欧洲人或华侨，然而居住在此的六千六百三十六位清教徒中，却有超过半数是美国人，他们的教会规模较小并分散各地。等到蒋介石决心摧毁江西苏区，教会的影响力便与时俱增，因为蒋介石与宋美龄决定在清风和煦、向来是外国人避暑之所的牯岭（近九江）寻觅行馆。蒋氏夫妇选中的宅邸（译按，即美庐）原属于南昌美以美教会，日后蒋夫人与地主詹森（William Johnson）建立深厚友谊；詹森来自伊利诺州美以美教会，一九一○年起就住在中国，对于中国的乡村重建特别感兴趣。虽然蒋介石最信赖的外国顾问是澳洲人端纳（W. H. Donald，亦曾担任袁世凯的特别顾问）, 不过蒋经常与美国教会的传教士促膝长谈。后来蒋聘请几位传教士担任顾问，特别是隶属公理教会的史派德（George Shepherd），人称是蒋介石“圈内”“值得信赖的美国人”。

中美两国关系友好的另一项重要因素是华人移民美国的问题已获改善。清末美国通过排华禁令，海内外华人后来于一九○五年发起抵制美货运动，使两国关系降至冰点。到了一九二○年底，除了美国新的法令规定：即禁止美国公民的中国妻子进入美国；以及夫妻若非定居美国，即使拥有美国公民权，其子亦不能赴美等规定之外，中美之间的关系还是维持现状，并未进一步恶化。一九二○年代，鉴于美国通过排华法案造成在美华人人口骤降而开始趋于和缓，同时，随着新生代华人在美出生，昔日华人男女比例失衡的现象亦获改善。

虽然华人在美国主要还是以经营餐馆、洗衣店为生，不过已有华人开始经触，从事零售业、裂造业，他们踏出西岸旧唐人街的华人社区向其他地方移民。广州人在美优势逐渐消褪，一九二九年来自江苏、浙江、江西的移民纷纷成立互助会，彼此相互扶持。一九三一年，美国社会目睹了在美各省帮派之间的斗殴，留下的负面印象久久挥之不去。

在这个时候，美国国内开始认识到中国的农村生活。美国小说家赛珍珠（Pearl Buck）的小说《大地》（The Good Earth）于一九三一年出版，美国人从她的小说一窥中国农民的生活境况。赛珍珠以细腻的观察，描绘出一个中国农民家庭不断与大地搏斗，力抗大饥荒，加入南京共产党的宣传队伍，最终返回到故乡的一段历程。赛珍珠生长在中国，双亲是长老教会传教士，曾在长江沿岸的镇江布道。她在上海读高中，一九一○年赴美就读大学，一九一四年返回中国并与卜凯（John Lossing Buck）结婚；卜凯是一位农经专家，曾指导过有关中国农民经济和社会环境的研究调查。赛珍珠夫妇一九二七年三月为了躲避上海的排外运动，曾在皖北生活多年，后来又移居南京。这段经验令她既紧张又激动，加上写作欲望的驱使，于是在一九二八年初，花了不到三个月就完成了这部小说。

从一九二○年代末期到一九三○年代，西方人开始出现一股中国热。这股新浪潮不再只是延续十八世纪中叶以来西方世界对中国及其文化的好奇。这时期关于中国的作品有类似施嘉伦（Victor Segalen）那种以象征性、幻想式的手法勾勒满清没落的小说《雷内?雷》（Rene Leys），或者如卡夫卡（Franz Kafka）在近篇《万里长城》（The Great Watt of China）中对帝国官僚的描绘。有些作品充满了政治激情，例如马尔侯（Andre Malraux）两本描述蒋介石清共时期的广州和上海的小说（译按，即《人的命运》〔 Man's Fate〕、《西方的诱惑》〔The Temptation of the West 〕）。有些故事十分诙谐，如布莱哈玛（Ernest Brahma）的小说《凯伦》（Kai Lung）叙述一个喋喋不休的说书人。还有一些作品则是游移于种族主义与幻想之问，例如罗荷玛（Sax Rohmer）笔下的傅满洲（Fu Manchu）就是一位阴险狡猾又自诩为世界征服者的人物。又如，在“探长陈查理”（Charlie Chan）的通俗故事和电影里，中国人的形象机智且开朗。不过这些作品当中，要属赛珍珠笔下克勤克俭、艰苦卓绝，性格踏实，而又不断与无情大地搏斗的中国农民性格最深植美国人心。

赛珍珠的作品在美国向来畅销，仅《大地》一书就卖出一百五十万册，更曾赢得“普立玆奖”（Pulitzer Prize）殊荣，被移译成三十种语言。一九三三年，《大地》登上百老汇舞台，四年后又搬上大银幕，估计美国有二百三十万人欣赏过这部电影。即使美国人喜欢从娱乐中认识中国，但美国人并不需要一个充满异国风情或是令人心往神驰的中国。也许，在大萧条的困境之中，中国恶劣不堪的形势甚至是一种慰藉。

中国与日本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对华政策就历经转折摆荡。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五年间，日本占据德国位于山东的租界并提出二十一条款，可见态度之强硬。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在华盛顿会议上，日本停止对华的索求无度，而将山东的租界与铁路归还给中国。但至一九二七至一九二八年，强硬路线又占了上风，这有一部分也反映了日本认为国共合作终将把中国导向新的排外主义时代，日人更以为任由这种局势发展，将严重损害他们在华中的贸易特权及其在南满的军事优势。对日本而言，国民革命军于一九二八年五月在济南与日军爆发的流血冲突，以及同年六月张作霖将军遭暗杀后的政局演变，正是中国新一波排外心态的明证。

日军与中国不同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其实也反映了日本国内政局问题层出不穷。自十九世纪末以来延续至二十世纪初，日本经济的快速成长在这个时候已经呈现波动和萎缩。日本男子在一九二五年取得投票备，接着年轻且有学者气质的佑仁天皇（emperor Hirohito）于一九一六年登基，似乎在向世人昭示日本活力的源源不绝，不过日本君主立宪政体事实上已开始走向衰败。一般咸认为，日本政府作为靠山的各大财阀此刻已势力庞大到开始腐化，也隳坏了民选政治人物与官僚体系的廉洁。另一方面，装备精良且训练有素的日本陆、海军队，因政府所签订的国际条约与外交政策似乎抹煞了他们的重要性而深感挫折。

日本国内也弥漫着一股颠覆政府的疑惧，即使共产党在日本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日本政府仍在一九二○年代末通过了“治安维持法”（peace-preservation laws），赋予警察逮捕煽动分子的权力。从明治维新以降，日本总人口数已经成长了一倍，一九二八年已达六千五百万人，这使日本开始面临城市人口失业与农业萧条的困境。另一方面，美国股市的重挫连带影响日本丝绸对美国的出口市场，造成日本成千上万工人失业，而农民的成本负担也相对增加，这使日本原本严峻的经济情势更是雪上加霜。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年，生丝的价格跌了四分之三，日本出口至美国的总量滑落了百分之四十。日本向美国输出的珍珠、罐头食品、瓷器复因美国在一九三○年通过的“史穆特─霍雷关税法案”（the Smoot-Hawley Tariff）而受到严重波及，根据这项法案，美国的进口关悦平均提高百分之二十三。同时期日本向中国的出口也下滑了百分之五十。

日本许多学者及政治人物对中国的态度十分复杂，在推崇中国昔日璀璨文化的同时，也交织着对中国现时困境的奚落和蔑视。日本知名的东洋史专家、出版界闻人内藤湖南（Naito Konan，译按，又名内藤虎次郎）正是典型的代表人物。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头一天，二十九岁的青年内藤湖南便写下：日本承担的新“使命”就是要“把日本的文明与生活之道散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因为中国是亚洲的大国，自然“应成为日本践履使命的首要目标”。对内藤湖南而言，这一使命蕴含了特殊意义，因为日本在必然的变迁过程中，已经继中国之后，成为成熟文明的拥有者与发扬者。

内藤湖南认为，晚明中国文化的重镇在江苏、浙江，后来在清初由广东进一步发扬光大，然而江、浙、粤三省在远古就是非汉人居住的蛮夷之邦。内滕指出，到了一九二○年代，“东方文化的中心已经移转至日本”。内藤湖南的用语不时流露出粗鄙与轻蔑，他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曾写道：“吾人勿须探究中国何时即将倾毁。”但他更常使用进步与变迁的比喻来说明日本的中国梦：

倘欲开垦大片稻田，就要先疏通灌溉沟渠。因此，你必须使用铁锤甚至炸药粉碎巨石。假使有人反对你的最终目的，或批评你破坏土地，你该当如何？（注十四）

内藤湖南思维中的中国经济地位，正符合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日本实业家、军人长久以来的想法与作法：“首先须把中国改造成生产重要工业原料的国家。”（注十五）此类观点综合成“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强调在日本强大军事力量领导下，中国和日本会在世上占有一席之地；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即使必须发动战争，逼使中国步上正轨也在所不惜。

那些希冀一九二八年张作霖的暗杀事件会扩大华北战事的日本军人，心里很失望。事后东京政府态度趋于谨慎，未全面动员军队。而且，张作霖之子张学良也成功地继承了父亲的军事领导地位。张学良于一八九八年出生，在父亲的东北军中原是一名不起眼的普通军官，嗜吸鸦片，被张作霖的股肱老臣视为纨袴子弟。最初张学良也确实不让日本人感觉有所威胁，因而被他们戏称为“少帅”。不过在一九二八年的春、秋两季，张学良展现惊人的决心，将父亲势力范围的黑龙江、吉林、辽宁等东北三省归并于国民党的南京政权，在名义上促成统一。南京政府则允诺划热河为东北第四个行省，归张学良“东北政务委员会”管辖，就在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张学良不顾日本反对，誓言效忠南京政府。

此后，张学良的自主性令日本人不得不提高警觉。日本政府意图通过奉系两位军政、民政的领导人（译按，场宇霆、常荫槐），也是张作霖的心腹知交去影响、甚至控制张学良。张学良获悉后，于一九二九年一月宴请这两位重臣，藉口例行注射吗啡而离开现场，然后命人将之击毙。张学良一如乃父在一九二七年突然搜捕苏联驻北京大使馆，他在一九二九年春末也驱逐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及中东铁路管理局的苏方官员，强行接管中东铁路。然而史达林随即下令俄国精兵反击，张学良只能撒回接管行动。但一九三○年秋天，当蒋介石面临北方冯玉祥、阎锡山、汪精卫在军事、政治上联合起来的强力挑战，张学良下令部队开进山海关，占领冀北，使其得以支配平汉铁路、津浦铁路的华北沿线，并控制天津丰厚的海关说收。

蒋介石全力反击敌人，也接受张学良扩张根据地的事实，并确认张学良对拥有近四十万军队之“东北边防军”的管辖。张、蒋二人逐步对日本政府施压，拒绝商讨新的铁路协定，积极谋思收复日本既有的特权，要求终止日本的治外法权，重新开始建设南满港口，以与日人治下的旅顺港抗衡。在朝鲜爆发严重排华事件之后，国民党政府亦相应发起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这时候日本国内的愤怒与挫折也开始升高，除了上述种种挫败，另外也因为在一九三○年春天的伦敦海军会议上，日本政府接受了比低于预期的海军船舰和潜水艇的比例，令一些军人感到震惊。一九三○年十一月，日本首相（译按，滨口雄三）在东京火车站遭到一名自称爱国者的日本青年暗杀身亡。

东京军部、外务省的军官和阁员面对接二连三针对政治人物、实业家的暴力行为，以及经济的衰颓，开始缓和日军在满洲的武装行动。一九三一年九月初，一名高级将领衔命前往旅顺，要求在满洲的日军能够禀持“谨慎和耐心”来处理问题；这项命令一旦正式公布后，日本军队便无法任意采取军事行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经由一则发自东京参谋本部少壮军官的秘密电报，获悉这位将军此行的目的，于是毅然决定在接获这道命令之前，即刻采取军事行动。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晚，日本关东军炸毁沈阳郊外一段铁路，因为此地接近中国东北军驻沈阳的北大营。随后在一片紊乱中，日本军队与中国守军爆发了零星的冲突。关东军的一名高级参谋接着下令全面攻击北大营，继而攻陷高城厚墙拱卫的沈阳城。日本驻沈阳领事一再劝阻停止军事行动，却在其中一位军官拔刀恫吓之下噤若寒蝉。正当日本内阁多数官员力劝自我约束，中国与美国也诉请国际联盟出面斡旋要求停战之际，日本参谋本部发给东北日本驻军的则是暧昧不明的讯息。日本驻朝鲜指挥官于是自作主张，下令部队越过边界南下满洲，沈阳关东军队则是依当时的防卫行动纲领，藉口扫荡盗匪以扩大军事规模。蒋介石因软禁胡汉民而面临政治的危机，无力再发动另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于是蒋介石命令张学良将部队调至长城以南，避免与日军正面对抗。一九三一年年底，东北沦陷，完全被日本控制。

谁将领导这个缔造中的新“国家”？这个问题很快就有了答案。满清废帝溥仪自从一九二五年以来，一直住在天津日租界内。一九三一年七月，溥仪的弟弟赴日访问，会见了日本政要：“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的第十二天，满州国日军司令部代表旋即前往天津与溥仪会商。十月双方继续商谈满州国的未来，日本代表向二十五岁的溥仪保证，日本军事行动只是针对张学良个人及其军队，日本其实希望帮助满洲人建立独立的国家，但至于新国家采取君主政体或者共和体制，日本则未明确表态。显然日本人这番话打动了溥仪，也或许再次唤起他复兴清室的梦想；十一月，他便在日本汽船运送下，悄悄离开天津，至塘沽转乘日本货船前往旅顺。一九三二年三月，溥仪与日本军部代表经过冗长的协商，仍无法如愿复辟为“大清帝国”的“皇帝”，于是退而求其次，接受了满州国“执政”的头衔，而所谓“满州国”意指“满人的土地”。一班前清王公贵族和守旧的汉人遗老纷纷赶来，跟随溥仪缔造的新政权。

国际联盟回应日军侵华的行动虽然迟缓，但并未任由局势发展，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国际联盟决定派遣英人李顿（Lord Lytton）率领的调查团赴束北戡察局势。美国虽然不愿冒险介入，不过仍意图左右其他列强采取坚定的立场。美胡佛（Herbert Hoover）总统的国务卿史汀生（Henry Stimson）在一九二二年一月宣布：美国不愿承认满州国任何蔑视国际和平规范的“立场、条约及协定”。但英国以“目前中国局势混沌未明，无法预测中国未来的发展”为由，尚不愿意正式为尔后所谓的“不承认主义”主张背书（注十六）。

中国的情势或许是混沌未明，不过九一八事件已经唤醒中国人的反日排外情结。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上海抵制外货运动，事态竟严重到导致上海工部局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并部署军队保护由数个外国租界区组成的公共租界，避免一九二七年四月的攻击外人事件重演。当天晚上，日本海军登陆上海保卫日本租界，并与国民党十九路军在贫民区闸北发生激战。日本海军将领声称这场冲突对日本帝国是一种“侮蔑”，于是在一月二十九日下令轰炸闸北。

日本的狂轰滥炸伤及大批无辜市民，引起举世哗然。随后日军更全面攻击上海中国守军，总共投入三个师的兵力，但中国守军仍顽强抵抗。中国守军在枪林弹雨中的英勇行径，令人联想到远在北方黑龙江另一支军队（译按，马占山）坚决抵抗日军的表现，重新燃起外国人对中国作战能力的敬意。日军发动浸略时，其国内社会日渐脱序：日本的大藏大臣在二月大选期间遭狙击身亡，同月，三井商社社长在东京闹区被暗杀，五月，首相则是在官邸遭枪杀；因此日本声称要在分裂的中国重建秩序的说法，实则似是而非。

一九三二年五月，日本宣布上海停战，并片面将上海周边地域划归为中立区，然后强迫中国接受。因为蒋介石并不信任十九路军指挥官，于是便将这支曾英勇抗敌的军队调离上海，南下福建。稍后日本再次挑衅：八月，日本政府宣布给予溥仪满州国正式的外交承认，并表示“股切期盼同文同种的三个独立国家日本、满州、中国，携手并进，共创远东和平繁荣的时刻指日可待。”（注十七），一九三三年一月日本政府获悉李顿调查团的报告虽有调停之意，仍不愿默认中国已丧失东北主权，于是下令日军前进热河，以“热河事件正是满州国的内政问题”（注十八）为侵略的藉口。到了四月，日军已攻陷热河省，并拿下长城东端的山海关战略要冲来护卫其占领地。

一九三三年二月，正当热河战役酣热之际，国际联盟集会表决李顿调查报告。日本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强烈表示国联必须了解日本“殷切期盼以己力帮助中国。这亦是吾国应负之责。”（注十九）他更进一步警告，假若无法认清日本立场的道理，必定会招致“赤色中国”与苏联的结盟。国际联盟的会员国除了暹罗弃权之外，一致通过了李顿的报告书，亦即否认满州国为一独立国家。表决后，日本代表愤而离席，嗣后宣告退出国际联盟。

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根据地这出戏码的最后一幕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上演。日军眼见除非能扫荡长城以南的中国军队，否则便无法巩固在长城以北的势力范围，于是日本关东军就在该月长驱直下，进入河北。日军以武力、诈骗、心理战，攻击河北守军。经过一连串正规军事激战之后，日军把河北守军逼退至白河沿岸。日军透过天津的特务机构，收买了当地军官和昔日军阀，诱使他们叛离或成立敌对组织。日军鼓动地方铋密会社与非正规军群起反抗。他们设立电台拦截中国的军用频道，下达假命令给中国战地指挥官，扰乱其作战计划。另外，日军也派遣战机低空飞掠北平市＊，令市民惊慌无助。

军队溃败、士气涣散、派系之间彼此挞伐，逼使中国军队不得不在一九三三年五月停战求和。就在日本战舰、驱逐舰的炮口下，中国代表在沿海的塘沽签订一纸屈辱的停战协定。<塘沽协定>规定河北省东北部，即白河的东北沿线划归为非军事区，只能由“不对日本抱持敌意”的警察机关负责该地区的治安。而日本除了维持通往北平的道路顺畅所需的军力外，一如先前庚子拳乱议定书所规定的，其他军队撤退至长城一线，日本同时保有空中监视权，以确保没有任何中国军队在此运动，而破坏协定。

就在塘沽停战协定签订后一周内，满州国政府组织形式的相关问题再度浮上台面，由搏仪顾问群及日本军方、内阁等代表齐聚东京展开讨论。会中日本关东军指挥官告诉溥仪，日方大致同意维持帝制，溥仪闻讯立刻安排自北平将清末最后一位成年皇帝光绪的龙袍以船运送给他。

溥仪在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次庆典中，身着借来的龙袍宣布将在新首都长春东郊“天坛”登极。接下来的登基典礼，他则身着戎装。溥仪改年号为“康德”，“康”取自效法康熙皇帝的权力与威望，康熙皇帝在两百五十年前一统大清，抵御俄人捍卫北境。几位满汉朝臣与日本官员围绕虚位皇帝溥仪身旁，或许他们真心相信盛清的光辉岁月将再度跃上舞台。

＊原注：北京于一九二七年改称北平。

中国与德国

凡尔赛和约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华权益的条款，令中国人民义愤填膺。但是对德国而言，凡尔赛和约是一纸惩罚，祸患无穷。德国把大片土地割让给法国、波兰、丹麦，并且被迫放弃所有德属殖民地。流经德国的莱因河（Rhine River）区被划归为非军事区，藏量丰富的萨尔（Saar）煤矿则归法国。德国陆军总数被裁减成十万人。海军亦大幅缩编，停止建造军用飞机，严格限制军需品的制造。连商用船队也被缩减为先前总数的十分之一。由于德国被指控必须为发动战争的罪行负责，协约国向战败国家索求一千三百二十亿金马克（gold mark）的钜额赔款。结果，一九一八年德皇退位出走，软弱的联合政府在一连串填补德皇政治真空的努力中酿成政治、经济、社会的紊乱失序。一九二二年，一百六十马克约可兑换一美元，一九二三年七月，严重贬值到十六万马克兑换一美元；一九二三年十月，迅速跌落到四十亿马克兑换一美元，几无价值可言。

然而，德国此时仍为中国人心目中的文化、科学中心。大批中国学生赴德留学，其中不乏修习人文科学、特别是历史和哲学者，也有人从事冶金学、弹道学、地质学的研究。留德学生最初十分团结，嗣后国、共斗争也反映在不同学生团体间，有时还升高至公开程度的冲突。在柏林就有两个对立团体争相举行孙逸仙逝世十周年纪念大会。几名共产党员意图在当地的中国劳工群众中，例如汉堡（Hamburg）的海员、柏林贫民区的小贩中积极运动，结果引起德国警察密切注意，中国人在政治集会上发表演说，也必须冒着驱逐出境的危险。中、德两国频繁的学术交流起于一九二○年代末，由玆维格（Arnold Zweig）、布莱希特（Bertolt recht）、葛罗比尔斯（Walter Gropius）和克罗维玆（Kathe Kollwitz）等德国人致电孙逸仙遗孀宋庆龄所提的建议，宋庆龄则曾两度长期旅居柏林。

一九二○年代初，孙逸仙曾数次遣派密使至德国，为广州政府寻觅科技与军事顾问。但是孙意欲起用的人不是非堪大任就是志不在此，另一方面，德国外交部也谨慎处理与孙的关系，显然德国政府并不为孙那段“借德国人才学问，以最速时间，致中国于富强，此步达到，则以中国全国之力，助德国脱离〈华塞条约〉（译按，即〈凡尔赛条约〉）之束缚”（注二○）的陈述所动。因此孙逸仙转而寄望共产国际与苏联军事顾问的外援；最后，当三位飞行教官、七位步兵顾问以及几位后勤补给专家、警官等在内的德国人终于抵达中国时，苏联影响力已经相当大了。

就在国民革命军北伐以及蒋介石剿共期间，德国工业开始复苏，大型军事工厂亦已重建。德国因无力偿还赔款而于一九二三年归法国所有的鲁尔区（Ruhr），在一九二五年法军彻出后重新回到德国治下。德国也加入国际联盟成为会员国。兴登堡（Hindenburg）元帅担任总统后随即整顿政治秩序，稳定币值。对于强烈敌视共产党的西山会议派成员而言，德国似乎是中国寻找技术援助的最佳选择，一九二六年底，西山会议派成员与德国积极交涉后，确定由饱尔（Max Bauer）来华担任经济和军事顾问。

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鲍尔就曾任职德军参谋本部辖下的“作战及战略动员处”（Operations and Strategic Mobilization）至战争期间。战后至一九二六年返德之前，曾于苏联、阿根廷担任军事顾问。欧战期间，鲍尔专精于整合军需品与工业产品，与军事工业及重工业部门均维持密切关系，这样的背景使鲍尔成为中国军事、经济顾问的不二人选。一九二七年底，鲍尔抵达广州，因为之前即曾与“容克尔斯飞机公司”（Junkers Aircraft）和“欧力肯”（Oerlikon）军火集团等几家公司接触，日后自然成为它们的在华代表。鲍尔在广州也目睹了共产党十二月暴动的始末。

鲍尔不仅能干，他的华丽言辞充满想像力，展现出桀傲不驯，显然引起蒋介石的共呜。饱尔在第一个备忘录中告诉蒋：“世界即将迈入新的时代，一个互助合作、博爱利他对抗帝国主义、唯物主义的时代，是显而易见的。”他让蒋介石鼓励“健康的民族意识”，也发自内心地赞美中华民族，他写道中国人有权“拒绝‘白色的统治种族’的剥削，因为白种人正蒙受唯物主义论的、纵欲的、胆怯性格的影响而逐渐堕落！”（注二一）

不过鲍尔向蒋介石提及的工业、军备、军事设施等相关计划却是具体合理的。一九二八年蒋介石派遣鲍尔返回德国，在中国驻柏林公使馆的掩护下，鲍尔于德国设置了“商务专员处”（Commerce Department），主要帮助南京政府大量购买军需品与军用设备，以节省昂贵的仲介费用，避免购买非制式或过时的武器，以及鼓励德国人生产符合中国特殊需要的军备。一九二九年正当蒋力战桂系军阀时，鲍尔死于天花；此刻除了先前布鲁彻将军的教导之外，蒋又从饱尔那里认识到现代化的战争形态。鲍尔不仅帮蒋延聘数名有才干的军事顾问，也为蒋招揽农耕技术、城市行政管理、矿业资源、工业工程等领域的专家。顾问团中有些人仍任职于德国政府部门，不过德国军方采取弹性作法，在一九二九年夏天让两名无线电通讯专家到中国服务。

一九三○年代初，中、德之间的蜜月期逐渐结束。中国担心德国银行的破产、高达六百万人的失业人口，以及希特勒（Adolf Hitler）在一九三二年的总统大选中异军突起。德国则对于在柏林的商务专员处缺乏信心，也怀疑蒋介石政权的权力是否稳固。在中国，鲍尔的继任者无法获得蒋的信任，他们甚至大量缩减工作范围，坚持以军事训练为优先，而反对饱尔所关注的经济和工业领域。同时，蒋的政治处境正处于低潮。九一八事变后，蒋氏下野，辞去国民政府主席一职，把国家交由已在广州另立政权的汪精卫、孙科统理。

一九三二年一月蒋再度复职（一如一九二七年底，蒋再次证明他是不可或缺的领袖人物），他开始独揽大权。蒋介石膺任总司令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统帅陆、海、空三军。在一九三一和一九三二年的两次围剿中，蒋介石均无法把共产党逐出江西苏区，反而被红军击败；因此为了进一步剿灭农村苏区的共产党，蒋介石在军事委员会底下成立了“剿匪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因为总司令得以在共产党活动的区域中独揽民政、军事、党务大权，因此国民政府的五院根本无法制衡蒋，当然也无法阻止他将大量资源投注在军事部门。诚如下表政府支出项目所显示的，扣除直接军事费用支出以及政府贷款的利息支出（往往是因应军事的需要而举债借款）之后，余额即为“政府部门”的实际支出总数，而在一九三四、三五年之前，“政府部门”实际支出的数额均不超过总支出的百分之二十。同时，这些数值并不包括省级政府分配用来作为军事防卫与安全的支出。

蒋介石于一九三二年七至八月间亲自坐镇南昌，指挥第三次围剿，此次行动较为成功，蒋的部队不仅重创华中贺龙苏区，并深入追击至江西苏区。蒋和幕僚群通过所谓“三比七”，亦即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基本作战原则，开始重视战争的心理层面。他们在政治作战的方针下开始整饬吏治，废苛捐、惩土豪，办理生产、消费合作社，改善农耕机具，畅通地方货物。蒋的部队亦试图用道德价值和爱国情操来教化地方农民。

另一方面，当国民党开始野心勃勃地计划征调民工，课征额外重税，修筑战地机场和公路网时，同时也在江西苏区周围构筑由坚石或砖块堆砌的碉堡，作为经济封锁之用，同时也是防卫据点，并兼具储藏库、临时野战医院，以及前进基地的作用。在此，蒋介石刻意地采取七十年前曾国藩镇压捻乱的战略。为了支援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的第四、五次围剿，国民党总共构筑一千五百哩的新路以及一万四千座碉堡。

虽然有许多德国军官以顾问身分参与剿匪，蒋介石仍觉得有必要另聘像鲍尔一样真正让他信赖的资深顾问，必须有过人的历练与智慧，得以洞察中国的军事结构。蒋介石最后挑选了一战期间的杰出指挥官塞克特（Hans von Sccckt）将军：塞氏于一九二○至一九二六年间负责整顿德军军纪，作风强悍，把德军改造成训练有素、精神抖擞、装备精良的劲旅。

塞克特于一九三三年五月抵达蒋介石位于南昌附近的枯岭别馆，与蒋晤谈数日。虽然塞克特并未接受蒋介石所接供的德国顾问团高级顾问的职位，但表示愿意研究中国军队现代化的问题。塞克特在他向蒋所提供的建议书中强调，国民党亟需一支素质优良，并由兼具牺牲精神和专业能力之军官团所领导的军队，方能成为中央政府“统治权威的基石”。塞克特认为蒋的军队太多。他建议应以不超过十个师为要。塞克特主张，应先成立教导旅，增进军官的指挥作战能力。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以及随之的合理化改革，蒋介石必须增加德国军事顾问的数量，并提高其工作效率，同时要由德国顾问来掌管教导团的发展。（注二三）另一方而，塞克特也建议，由德国顾问团参与中国军火工业的建设，而中国军火工业的生产应德国顾问加以管理，然后再交还给德国培训的中国人管理。在塞克特所提及的构想中，还包括以中国生产的原料与德国交换中国所需的军需品和其他物资。

在塞克特的建议下，中、德双方于一九三四年一月迈开合作的第一步，德国财政部及军方同意成立一家私人公司＊来处理交易。一九三四年夏天，塞克特二次抵华﹒蒋介石给他月薪相当于美金二千元的优渥待遇，这名德国人在致其姊的信中颇为得意：“在这里我被视为是军事方面的孔夫子。（注二四）嗣后，中、德双方在一九三四年八月签订一项“极叽密”的协定（译按，〈中国矿物及农产品同德国工业品及其他产品的易货协定〉）。中、德双方进行一项总值一亿马克的计划，中方自德国取得军工原料、探勘矿产的机械设备、现代化的兵工厂。塞克特早就指明，中国所生产的军需产品有“百分之七十五到九十不适用于”现代化军队。

＊译注：这家公司的名称即为“Hapro ”，在中国则取其谐音称之为“合步楼”。

德国则是自中国获得“高质量”的矿产。在双方的协议中并未载明矿产种类，不过德国需要的主要是锑和钨，这两种矿产都是现代化战争不可或缺的重要原料。锑可被作成合金，用于军火工业的生产，特别是炮弹弹壳与雷管的制造，钨（提炼自钨锰铁矿中）与其他铁矿高温熔合后可用来制成装甲、能穿透装甲的炮弹、飞机、灯泡的灯丝、电话的零件等。德国并不生产锑、钨，但中国的湘北、湘南，锑的生产占全世界产量的百分之六十，湘、赣两地生产的钨则占全世界总产量的百分之五十。

因为中、德的互援是如此重要，所以德国军方公开掌控前述之贸易公司。一九三五年五月，驻上海的德国总领事迳行向希特勒拍发了一封长电，吁请希特勒支持与南京政府的贸易往来，切莫受其他中国团体（译按，指广东的陈济棠）的利诱。中国方面，国民政府成立“资源委员会”支援政府内不同部门各自统理的经济发展组织。其重要性在于归隶蒋介石直接统御之“军事委员会”。同时，该委员会财务上的收支皆由中央银行成立特别机构（译按，中央信托局）管理。一九三六年初，南京政府设置专司机构管理锑、钨两种矿产，同年政府亦宣布一项关于重工业发展的“三年计划”，而其原料主要取自德国。

此外，另一位造访南京的资深军官建议，德国或许应该帮助中国“对抗日本霸权”；同时开始进行几项重要计划，例如，南京政府很快便与德国“沃尔夫公司”（Otto Wolff）签订两条铁路工程的协议；德国“克鲁伯”公司提供中国政府大量的铁路工程贷款“宾士公司”（Daimler-Benz）设置生产组装柴油卡车的零件工厂，包括轮胎、玻璃、皮革；容克尔斯飞机公司在抗州生产单引擎轰炸机和双引擎飞机；“西门子公司”（Siemens）与南京政府签订船坞建造的契约；“法尔本公司”（I. G. Farben）则有化学工厂的合约。此外尚包括了炼铜厂、锌矿厂、油田的探勘、氮气厂，以及生产真空管、电话、收音机、电线等产品的工厂兴建计划。全部归资源委员会统辖。南京政府希冀通过这些计划将川、湘、赣三省建设成中国的“新经济中心”，以抵抗日军侵略；这类思维模式其实是十九世纪末自强运动的延续。

就国民党计划而言，不幸的是把梦想建筑在国际政治的现实基石上。德国内部各个部门如商业团体、外交部、军方、财政部、职业外交官、在华的顾问之间总是对这些计划存在各式各样的歧见。一九三六年，在希特勒个人强力运作下，德国与日本签订一项针对苏联且极具争议性的〈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Anti-Comintern Pact），并鼓励德国与满州国贸易往来。一九三七年日本展开全面侵华的军事行动时，蒋夫人的姊夫、继宋子文担任财政部长的孔祥熙，正在为维持中、德双方以物易物的协议作最后的努力，他在一封致希特劲的私人信函中，盛赞这位德国的领袖是“我们的模范”，也是一位“为正义、民族自由，和荣誉而奋战的伟大斗士”。孔进一步说道，中国在儒家传统的引领之下并不会倒向共产主义，反之，日本国内则有可能会爆发赤色革命。孔肯定不管是从文化、政治或是军事层面的观点来看，蒋介石“与阁下对于彼此将会有深刻的了解”。（注二五）然而，孔祥熙并没有收到希特勒的回覆。

注释

注一：杨格（Arthur N. Young），《中国国家建设的努力，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财政与经济纪录》（China's Nation-Building Effort, 1927-1937: The Financial and Economic Record.,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71），页三八之表15-1。

注二：凯兹（Qeorge Kates），《丰盛的年代：旧中国的尾声》（Tne Years That Were Fat: The Last of Old China.,Cambridge: MIT Press, 1967 reprint）。

注三：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页二四五至二四六。

注四：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五卷》（北京，一九七五至一九七七年），卷一，页一二三。

注五：汤普森编译，《毛泽东：来自寻乌的报告》（Mao Zedong: Report from Xunwu.,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1990>）。

注六：前揭书，寻乌县的统计表，页一一六。

注七：毛泽东，前揭书，页一二四。

注八：毛泽东，前揭书，页四五至四六。另参见施拉姆，页二五八。三三七。

注九：侯缠明（Hou Chi-ming），《外国的投资与中国的经济发展，一八四至一九三七年》（Foreig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1840-1937.,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页十七之表4。

注十：前揭书，页八一之表18

注十一：鲁兹（Jesse Lutz），《中国与教会学校，一八五○至一九五○年》（China and the Christian Colleges, 1850-1950.,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1），页一三七。孙任以都（E-tu Zen Sun）,〈学术团体的成长，一九一二至一九四九年〉（（The Growth of Academic Community, 1912-1949），见（剑桥中国史，第十三卷，第二部〉（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3. pt. 2），页三七八至三七九，表3。

注十二：嘉瑞特（Shlrley Garrett），〈城市中国的社会改革：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一八九五至一九二六年》（Social Reform in Urban China: The Chinese YMCA, 1895-1926.,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页一七九。

注十三：童威廉（William L. Tung），《在美国的华人，一八二○至一九七三年》（The Chinese in America, 1820-1973., Dobbs Ferry, N.Y., 1974），页十八至三一。

注十四：冈本纯平（Okamoto Shumpei），〈日本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回应：一九二年代内藤湖南的中国图象〉（Japanese Response to Chinese Nationalism: Naito Konan's Image of China in the 1920s），见陈一绢霖（F. Gilbert Chan）皿一埃佐尔德（Thomas Etzold）着，八一九二年代的中国：民族主义与革命》（China in 1920s: 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 New York, 1976），页一六四，一六七。另见谭业新（音）,<一位知识分子对西方干预的回应：内一胜湖南的中华民国观〉（"An Intellectual's Response to Western Intrusion: Naito Konan's view of Republican China"），收锋在入江昭（Akira Iriye）编，《中国人与日本人：关于政治与文化互动的论文集》（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Essays in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页一七二，一七五。

注十五：谭业新，前揭文，页一七八。

注十六：克罗利（James Crowley）,〈寻求自主性的日本：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一九三至一九三八年〉（Japan's Quest for Autonomy: National Security and Foreign Policy, 1930-1938.,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 ，页一五五至一五六。

注十七：前揭书，页一八二至一八三。

注十八：莫力（James Morley）编，《中国的泥淳：日本在亚洲大陆的扩张，一九三三至一九四一年》（Tne China Quagmire: Japan's Expansion on the Asian Continent, 1933-194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页十九。

注十九：莫力，前揭书，页一八五至一八六。

注二：柯伟林（William Kirby），《德国与中华民国》（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 Stanford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页三四至三五。

注二一：前揭书，页四九，梁熹惠（音）, 《中德之间的连结：介于中国与德国之问的法肯豪森。一九州至一九四一年》（The Sino-German Connection: 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 between China and Germany, 1900-1941..Amsterdam. 1978），页八三。

注1111：田弘茂（Tien Hung-mao），《国民党中国的政府与政治，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Kuomintang China, 1927-1937.,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页八三。

注二三：柯伟林，前揭书，页一一一至一一九。

注二四：前揭书，页一一七。

注二五：前揭书，页二三八。九月三日的信。

16 开启战端

长征

一九三四年年中，蒋介石协同公路系统与军事碉堡，对江西苏区进行经济封锁与军事包围，这使共产党的处境极为艰困。同年八月，江西苏区的四位主要军事领导人──红军总司令朱德、留苏派的博古（译按，秦邦宪）、周恩来，以及共产国际的代表布劳恩（Otto Braun，译按，中文名字为李德）──达成弃守苏区的共识，尽管这四人对于撤退的时间、多少军队断后、共军最后目的地等问题并没有一致的结论。

要突破国民党的全面封锁，只有出其不意，因此计划进行得极为机密，大部分地方将领只知道个大概。而且，因为上海的国民党警察破获共产党原本用来与莫斯科联络的通讯设备，中共中央因而无从与莫斯科或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协调最后计划。中共获悉蒋介石意欲于秋末发动新一波攻势，而粤北则有一位国民党将领或许愿意与共产党秘密临商之后，加速了彻退的步伐。

共产党部队探知国民党的军事封锁线的西南角，也就是江西赣州与会昌两市之间最为薄弱，虽然蒋介石的部队在这里布置四道绵延一百五十哩的防线，但驻守此处的广东、广西部队，作战能力不及蒋的精锐部队；更何况，与其在江西苏区北方与国民党军队正面对决，不如向西南地区逃逸较有胜算。于是，共产党备妥且分配粮食、辎重、衣服、医疗用品，打包或销毁文件，决定长征队伍及留守人员之后，九月间，共产党部队伺机向西南突围。

彻退的战略是由周恩来拟定的。以资深红军所组成的“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担任先遣部队。这些部队是分别由曾在北伐和江西苏区声名大噪的两位优秀将领担任指挥：红一军团是由出身黄埔军校、时年二十七岁的林彪率队；红三军团则由三十七岁的彭德怀领军。林彪的部队约有一万五千名兵力，彭德怀麾下则有一万三千人，不过这两股兵力面对国民党封锁，显得军备不足。每一部队仅配有九千枝来福枪（每一技来福枪不到一百发子弹）、两门野战炮、三十门自制的迫击炮，及三百挺机枪。每一挺机枪至多配给五百发或六百发子弹，在激战时高速击发的状态下约莫仅能维持十分钟。另外，大部分战士配备一两枚手榴弹。

紧接在这两支部队之后的是江西苏区的庞大人员。“军委纵队”是由中央委员会委员、情报人员、干部，以及少数防空单位所组成；之后则是“中央纵队”，包括其余的党政人员、野战医疗单位，他们还带着储备的金条银元、制造简易军备的机器，以及油印设备与政治宣传品。这两支纵队有数百名新近徽召来的挑夫，行进速度十分缓慢，一万四千人的队伍中只有四千名是战斗部队。加上三支殿后护卫侧翼的小规模部队，使突围队伍总人数达八万人，每一人携带两星期份的米和食盐。

在这两支纵队中约有三十五名女子，其中包括毛泽东怀有身孕的第二任妻子贺子珍，以及朱德来自农村、年轻的第四任妻子（译按，康克清）。（朱德的前三任妻子，一位死于生产，一位被军阀杀害，一位则是遭国民党处决。毛泽东的第一任妻子阳开慧在一九三○年亦遭国民党逮捕被处决。）但大部分的妇孺──包括揭橥婚姻自由理念的新婚姻法通过后的红军战战士子女──只有留置江西苏区，在国民党军队占领后备受迫害。

留守的还有约二万八千名部队，其中二万名是无法随部队移动的伤兵，为了进行游击战以便夺回江西苏区失地而留下，并从事地下工作，以待有朝一日共产党部队返回。留守人员常中包括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以及在一九二七年第二波红色暴动之后下台的领导人瞿秋白，瞿此时因染上肺结核而无法长途跋涉。毛泽覃后来被国民党部队枪决，而瞿秋白在写下一份诡异的、讥讽的“临终遗言和声明”（译按，瞿称此文为〈多什的话〉），表明他对教条马克思主义的幻灭觉醒，并强调他所追求的是一个更平和、更浪漫的世界之后，同样遭国民党部队枪决。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共产党在夜色掩护下，秘密从江西突围，开启了中共“长征”的序曲，它是中共党史上众多英雄诗篇中最辉煌的一页。中共节节败退，在历时三百七十天、步行六千哩之后，最后却获得战略上的成功，在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日抵达陕西。

长征的最初阶段几乎都按计划行事。两支先遣部队向西南突围，安全横渡桃江，军委纵队和中央纵队紧随在后，沿着湘、赣边境进入到广东省北面的第二道封锁线。虽然林彪的红一军团在南方山区伤亡惨重，不过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很快就突破第二道封锁线。长征队伍面对地方军力和国民党军队的穷追不舍，采取四小时前进、四小时休息循环交替的全天候作战策略，穿越过国民党在粤汉铁路沿线设置的第三道封锁线。长征队伍受累于笨重行李，挑夫纷纷脱逃，又苦于地图老旧，加上湘、桂之交路况恶劣，有时根本无路可行，在十二月中旬沿着湘江准备突破最后一道封锁线时险些被诱捕。虽然国民党及其盟军阻绝了江西主力部队与湖南地区的其余共军会合，但是却无法阻止共军沿着湘、桂边境进入贵州。

接下来数周，长征部队占领贵州境内的数个市集，他们扔掉一些包括大炮、已无弹药可用的重装备，并补充必需品，然后重组队伍。随着敌军的分散，以及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在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利用竹筏横渡乌江，突破贵州守军之后，共军的前锋部队早在遵义城内富商巨贾和国民党官员还来不及潜逃之前，就已进入这座热闹的城市。虽然城内军需物资极度欠缺，他们还是补充了许多迫切需要的粮食和衣物。

当共军驻扎在遵义后，共党领导人开始在此地推动激进的变革。他们召开群众会议、讨论土地改革问题、强制重分配物资、组织革命委员会，再度激起昔日运动的热潮。共产党也在遵义召开了一次紧凑而关键的共产党高层会议。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至十八日的遵义会议，有十八位重要的共产党领导人参加，政治局统治集团的六位成员、政治局的四位候补委员、七位资深军队领导，以及共产国际代表布劳恩。在四天的讨论过程中，与会领导人反覆检讨党在江西苏区挫败的原因，并分析当前所面临的政治抉择。根据会后所公布的“总结决议”，江西苏区的领导人被批评采取“单纯防御路线”而非“运动战”，导致一九三四年初在苏区盲目而拚命与敌人作战，造成共产党军队疲惫不堪，而使中共的突围像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以及搬家式的行动。”（注一）这份总结报告，内容大体反映了毛泽东的观点，所以可视为毛泽东迈向党内权力之路的象微。会后毛泽东晋升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并佐助周恩来谋划战略。留苏派的博古失却他“一个人包办党内一切工作”的那种领导地位；其实自从博古接任党的领导人以来，有关军事决策权早就大权旁落，而为布劳恩所垄断。

长征队伍为了避免重蹈桂王和吴三桂过去受困于偏远山区的命运，故于五月初决意北上，进入四川、西康。长征队伍花了八天的时间，以轻舟横渡金沙江，进入蛮荒的嶙峋山区。穿越横亘在大渡河之上的泸定桥堪称长征途中最惊险的一幕。在水流湍急的大渡河上，唯一通道即是由铁链悬吊着的木板吊侨。敌军拆除大部分的木板，并对准泸定桥架设机抢，严阵以待。二十名红军携带手榴弹攀缘桥索，匍匐爬行一百码去袭击对岸阵地。这次行动使共产党余部得以在一九三五年五月底安全横越大渡河。

接着是翻越大雪山的严酷行程，途中毛泽东染上疟疾，必须靠担架扛着走，林彪则因高山空气稀薄时而昏厥，许多战士受冻疮之害而必须截肢。长征队伍一路饱受西藏部队的攻击以及国民党飞机的零星轰炸，又必须攀爬一万六千尺的险峻高山，最后终于在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二日，抵达川北懋功，但队伍已经折损泰半，只剩下约四万人。

长征队伍抵达川北，与张国焘部队汇合，张适才弃守川东的苏维埃区，带着五万名部队建立新的根据地。依常理而论，共产党军队应该对这次会师感到高兴，因为张与毛过去在北大时就已熟稔，同时在各自成立根据地政府之前，二人皆是一九二一年共产党创党大会的与会代表。然而历经数星期的开会讨论之后，双方歧见也越显尖锐，毛坚持部队北上，继续向东北的陕西或宁夏前进，张则是意图深入川、康边界，成立地处偏僻而易守难攻的苏维埃政权。毛泽东同时表明，一到达新的根据地便成立“统一民族国防政府”（注二）号召联合全体中国人抵御日军的侵略。这一立场正巧与共产国际在莫斯科的新近决议相呼应，尽管我们不知道毛是否曾经与共产国际接触，或者仅只是思路相近所致。张国焘向来就希望共产党能摆脱共产国际的支配，故不乐于支持毛的主张。即使毛以共产党军、政领导人的身分参与辩论，同样无法说服张国焘。在一项或许是朱德奔走协调所促成的妥协中，双方的军队先行混编，后重组。毛泽东指挥“右路军”，麾下包括林彪、彭德怀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的残众以及张国焘的两个军（四军、三十军）；张国焘除了率领自己原先的部队之外，复又取得毛先前的第五军和第九军，另有红军总司令朱德加入张国焘的“左路军”阵营。

现在中共的军力再度分裂。八月底、九月初，正当张国焘准备率部队进入西南地区补充粮食和御寒的冬衣时，毛所率筋疲力竭的部队在青海、甘肃交界的荒凉沼泽地带奋力前进，滂沱的大雨、冰雹，沼泽泥潭，粮食阙如，以及除了站立无法入睡的湿地，导致无数的长征战士饥寒交迫、疠病丛生，折损无数。循着前方斥候设下的细草绳作为指引，长征队伍在黑暗中摸索前进。离开沼泽地带后，毛泽东的部队在横渡黄河西弯处和翻越六盘山时遭逢甘肃、陕西部队的袭击。十月二十日，毛泽东的部队抵达陕北近宁夏边界的吴起镇，与此处一支共产党游击队（刘志丹的红十五军）会师。当初离开江西时跟随毛的八万名部队，现在仅剩八千至九千人。随后数年间，张国焘和朱德二人辖下“左路军”的残余部队慢慢又分别窜入陕北。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毛泽东总结长征的经验说道：“长征是历史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注三）但毛泽东的豪言壮语并不能掩饰共产党己经丧失在华南和华东、城市和乡村所有根据地的事实。十五年的努力庶几付之东流，要在一片废墟中重建党组织更是难上加难。

民族情感与国民党的意识形态

且不论长征在军事上有什么结果，长征作为向全国传播共产主义的宣言、宣传及播种机，已是一项成功。毛泽东讲的正是蒋介石最不愿意听的。这位国民党领导人很清楚，在争取中国人民心向背的这场战役上，鹿死何党还未可知，此时中国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农民和工人的政治立场还未定，对于未来的归向并无成见。

五四运动的狂飙激情在一九二○年代未期的种种冲击下灰飞烟灭，五四那一代打倒偶像的人物有五种选择：成为中共的领导人，作为国民党反共产主义秩序的代言人，中间路线的自由主义捍卫者，严守学院方法论的学者，或成为倡言自由心灵和享乐生活的典型人物。这五类人靠着过去的学科训练，或参与晚清改革，或加入推翻满清的戏码，或浸淫在一种或数种外国文化氛围之中，均足以令他们立们有社会地位。那些在五四运动时才十几、二十来岁的人眼前的选择同样宽广，但是通往目标的道路却隐晦许多。这些年轻人心中无所依从的感受比老一辈人来得强烈，好打的仗已经打胜了，接下来这些年轻人究竟该如何处置看来是留给他们的遗产呢？

对这些问题的探索，代价之高，议题之严肃，可以从两位年轻的探索者身上一窥端倪：即作家丁玲及其夫婿胡也频。一九○四年，丁玲出生于湖南士绅家庭，受教于长沙现代化学堂，与母亲都深受植根在五四运动中的新中国理想所感召。她们和一群一九一九年负岌法国的留学生成为好友，包括几名在法国加入共产党的人。一九二二年，丁玲离开家乡的母亲和友人，前往南京、上海，最后抵达北京。在北京一群作家、艺术家之中，丁玲与胸怀抱负的诗人胡也频同居，过着“解放”的生活。丁玲显然体现了成功挣脱家庭伽锁的“娜拉”典型。

然而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出版的那本令她蜚声文坛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丁玲并未歌咏新生和自由的喜悦。丁玲透过小说人物莎菲女士之眼，反而呈现了孤寂和挫败的低调。莎菲是如此浮躁不安，到了精神失常的地步：她的易怒连最好的朋友都无法容忍而纷纷走避；她故意奔放的情欲到头来只是目取其辱。这篇故事充满张力，又令人低回，在结尾，莎菲女士思索着她的未来：

我是给自己糟蹋了，凡一个人的仇敌统是自己，我的天，这有什么法子去报复而偿还一切的韵失？好在在这宇宙间，我的生命只是自己的玩品，我已浪费得尽够了，那么因这一番经历而使我更陷到极深的悲境里去，似乎也不成一个重大的事件。但是我不愿留在北京，西山更不愿意去了，我决计搭车南下，在无人认识的地方，浪费我生命的剩余；因此我的心从伤痛中又兴奋起来，我狂笑地怜惜自己：

“悄悄地活下来，悄悄地死去。啊！我可怜你，莎菲！”（注四）

丁玲继《莎菲女士的日记》后，在一九二八年又发表一力作《梦珂》，讲一个天真烂漫而动人的乡下女孩梦珂，前往上海这个充满饱经世故的有钱人、生活极度洋化的附庸风雅者，以及思想僵化的激进分子的婆娑世界。梦珂最后成了电影明星，但她靠的是运气，而不是正确的判断，然而功成名就的梦珂失却了人性，沦为男性世界里满足欲望的玩偶。

丁玲声名鹊起，胡也频也从事诗歌、短篇故事的创作，并在丁玲的资助下出版作品。丁、胡二人选择左倾的政治立场以回应时局的动荡。一九三○年，胡也频率先加入共产党，并写下一本关于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煽情而夸张的小说，实际上胡也频当时人在北京，并未目睹事件始未。一九三○年底，胡也频决意前往江西苏区加入农民行列，从事文化和文学运动的相关工作。一九三一年一月，丁玲刚产下头胎，胡也频在上海英租界的共产党秘密会议上遭英国警察逮捕，并交付国民党处置。证据显示，胡也频及其友人是被共产党内的敌对派系给出卖了。胡也频与二十二位同志在草率的审讯后，于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在国民党近上海的守备队司令部一起遭到枪决。之后，丁玲返回湖南老家，将小孩子留给母亲抚养，然后重返上海，加入共产党。

青年人或许是为了实现社会正义而加入共产党，不过一旦成为共产党员，却又发现失去文化创作的自由。自从一九三○年以降，整个中国左派创作活动就被“左翼作家联盟”传递的苏联式政治审美观所宰制。左联的中国领导人紧紧追随史达林在苏联订下的文化路线，限定作者的世界观以及政治立场。史达林主义的前提是“不容置疑”的，任何对社会实情的描述必须如实反映角色与角色之问的阶级关系以及清楚的社会主义革命目标。在此路线的指导下，最重要的作品或许应属茅盾在一九三○年着手写作、一九三二年出版的《子夜》，主要描述上海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世界。丁玲在加入共产党之后也依“左联”的原则著述，然而她及友人所写有关工人和农民的故事大都矫揉做作，也欠缺说服力。

最受青年人敬重的五四老作家鲁迅在一九三○年加人“左联”，尽管鲁迅与前共产党领导人瞿秋白往来密切，甚至也常帮瞿及其家人逃避警察追捕，不过鲁迅还是深感“左联”及其方针绑手绑脚。鲁迅曾有诗句嘲讽苏联那一套观念：

啊，汽笛！

啊，列宁！（注五）

同时，鲁迅也观察到“左联”的成员一边盲从俄国人的创作原则，一边又热中于彼此攻讦。虽然共产党不断怂恿鲁迅加入，但鲁迅均不为所动。反之，鲁迅直到一九三六年死于肺结核之前，都一再鼓励年轻作家紧守中国文化的重要议题，保有敏锐的社会意识，同时不要失却嘲讽的能力。诚如他在一九三四年底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道：“叭儿之类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却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在给另一位朋友的信中，提及“左联”时，则表示：“一到里面去，即酱在无聊的纠纷中，无声无息。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注六）而这些话却是出自一位二十年前殷切盼望要将中国人从铁屋的沉睡中唤醒的人。

当蒋介石和国民党在一九三○年代开始巩固权力之际，另一种觉醒是来自各大学的紊乱失序。五四运动的激情随风消逝后，学生逐渐了解，除部分学者仍保有高风亮节之外，多数教授在政治上显得瞻怯，在学术上则是无知，只知追逐名利。这些教师吹嘘他们具备外国科技的深厚知识，甚至夸大外国社会的进步。像这额令人汗颜的教师根本无法博得学生的尊敬。钱钟书在小说《围城》中生动地捕捉到当时学术界这种晦暗、愚昧的一面。钱钟书在赴欧洲牛津和巴黎研究比较文学之前，就是在这种黑暗的学术气氛中求学。钱所呈现出的荒凉景致犹如吴敬梓眼中业已堕落的儒士世界：早在两百年前的乾隆时代，吴敬梓就以其章回小说《儒林外史》，维妙维肖地描绘出儒士的各种丑态。

然而多数受过教育的中国青年并末丧失赤诚和希望。除了要在国共斗争中做出抉择之外，他们还试图去探寻个人、社会和学术自由的可能空问，以及恢复民族尊严之道。尤其是他们热中于有关日本的相关问题。当时，抗日运动已经成为学生的民族主义核心，无形之中造成国民党教育当局极大的压力；因为国民党一方面暂时姑息日本的侵略，另一方面，又要在积蓄能量俾以抵抗日军的同时，维持国民党透过教育部以及高压手段试图加强控制教育体系，设置各种必修科目和考试制度，让学生穷于应付功课而无法参加示威游行。他们在某些大学里，以恐怖统治的手段如突击搜查、逮捕，来清除激进的学生和教师。虽然此类行动缺乏官方数据佐证，但是在一九三二年的春、夏两季，亦即游行示威抗议日军侵略上海之后，二十二名学生在北京被杀害，一百一十三人遭各大学开除，四百七十一人被捕入狱。一九三四年间，据一位大学教授估计，超过三百名师生遭逮捕，一九三四年底至一九三五年三月，亦即共产党长征期间，另有二百三十名师生锒铛入狱。政府当局同样严格控制报纸、期刊、书籍的出版，并成立箝制大众媒体如电影的审查制度。有些导演则运用讽喻的手法表达其政治议论，一般观众都乐于见到笨拙的检查人员因看不出寓意而放行。

当时兴起一种黑白的图画艺术，有水墨画和木刻两种，它之所以流行主要是画中经常反映了政治生活的真实面貌，另外也是因为制作方便，又能立即产生效果；丰子恺正是个中翘楚。丰子恺精通中、西艺术，曾旅居日本，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的艺术里即使经常蕴含丰富的社会意义，也往往流露出温暖的意象。丰子恺是鲁迅的好友，并为鲁迅在《阿Q正传》里作了清新而直接的插画。鲁迅本人也是这种社会写实主义木刻画的热烈拥护者，他曾经编辑、出版一本欧洲绘画大师的画册，目的在于凸显中国艺术技巧实可与西方并驾齐驱。也整理出版过一本收录中国人画作的集子，其中画作的上题大都围绕在颂扬学生挣脱警察压制的勇气，反抗文学检查制度，强调城市和农村里的残酷、贫穷。

很明显，对蒋介石及其顾问群而言，假若学生、知识分子、特别是城市的工人能够信服国民党所致力于国家统一、经济重建的使命，那么国民党将会发现比压抑学术自由、不断打击共产党、姑息日本侵略中国等更能实践历史使命的方法。一九三四年初，蒋介石开始建构新的、单一的意识形态架构，部分取自孙逸仙的思想，另外带有外国传教士的改良主义社会政策，以及蒋本人对传统儒家思想核心的诠释，特别是儒家思想中关于忠诚与道德的型塑。蒋介石称这套信仰模式为“新生活运动”，他期望着“新生活运动”能在中国引起钜大的迥响。蒋宣称，通过“礼、义、廉、耻”美德的恢复，建构“一种新的民族意识与群众的心理”，以达成“中国的社会新生”。

蒋介石为了阐释这些观念，回过头乞灵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论，他写道：“唯有能够适应于新环境的人，一天接着一天，才能过着正当的生活。当人民的生活经历过这样的适应过程，矫正自己的缺点，去除无益的天性。至此我们才能称它为新生活。”（注七）一九三四年蒋介石在南昌与其德国顾问团策画对江西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时，便着手推行“新生活运动”。“新生活运动”透过国民党的组织网络，从南昌向其他省份、青年团体、公众组织推展开来。许多公共媒介被动员来传播有关一新生活运动”的指示，包括文学、图画、小册子、戏剧、电影等。蒋介石期望通过这次运动，有助于解决人民衣、食、住、行“四大需求”。

一九三四年二月，正当蒋介石意图透过塞克特将军与德国建立密切关系之际，他曾发表演说强调外国人同样可作为中国人典范，因为他们生活“统统合乎现代国民的要求，表现爱国家和忠于民族的精神”。相反的，中国“混乱，阴暗，毫无生气〕。蒋介石的新意识形态融合了法西斯主义的要素，反映出民族存亡的危急。蒋以“新生活运动”，明确表达他所企求的目标在于“使全国国民的生活能够彻底的军事化！能够养成勇敢迅速，刻苦耐劳，尤其共同一致的习性和本能，能随时为国牺牲。”（注八）

蒋介石希望透过这种集体运动的形式消弭不合时宜或粗鄙的行为，如随地吐痰、便溺、抽烟、男女之问的私通以及过于暴露的穿着打扮，而将国家逐渐整合起来面对重大的社会和经济议题。然而尽管广泛地透过学校体系以及童子军、基督教青年会一类组织来推展，但是焦点却往往局限在细微末节之上。结果只是徒增个人的困扰，或干预个人私生活。特别是一些不满清朝结束以来、妇女行为之转变的人士经常以女人为攻击对象，只要女性衣着稍有暴露或是行为轻佻，往往就会受其批判甚至攻击。例如，一位国民党发言人便以社会礼仪为由，批评江苏的年轻女学生，因为在西方社会里，除非有已婚女子作陪，否则未婚女子不能参加公共聚会。男人与女人只能在客厅会面，而不能一起进入卧房。（注九）

中国女性被要求恪守“德、言、容、功”四德，并被教导切勿盲目跟从女性主义观念而受之蒙蔽。前述江苏那位国民党发言人同样训诫，今日社会中的女性运动并不是真正的女性运动，它只不过是一种模仿男人的运动。他坚定认为，中国女性主要就是从事女红、炊事、洒扫、布置庭园等家务。（注十）在江西，政府更进一步公布若干细节，例如衣摆应至膝盖以下（四吋），中国传统式样衣服的开叉应至膝盖（三吋），衣衫必须超过臀线以下（三吋）等等。纵使新生活运动的原初意图是严肃的民族复兴，终究还是流于繁琐与形式化。

同样在一九三○年初，由早期黄埔军校毕业生发起成立一严密的组织，以在未来的长期斗争中巩固政治和军事的领导权。他们严格遵守禁欲的生活准则，不睹博、不嫖妓、不暴饮暴食，由于多数人身着组棉布的蓝衫，因此别名“监衣社”。虽然他们的工作和志向经常是抵触现有的官僚和军事系统，不过随着成员的增加和组织化的结构，蓝衣社的活动还是备受蒋介石的鼓舞。蒋介石最擅长的政治技巧之一就是暗中助长彼此对立的团体，因其存在得以强化蒋的中间人角色。

蓝衣社的一位理论家公开表示，蓝衣社必须像是一把利刃，一把可在战争中用来杀敌的刀，也可以是一把无害的切菜工具。一旦这把刀经过适当的焠炼之后，可能就必须考虑采取正确的行动；否则在这之前，是无法完成任何任务的。同一位理论家主张未来中国应仿效以下三种社会模式：史达林的苏联，希特勒的德国，以及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的义大利。他宣称，这三种模式，在民族或国家社会主义口号背后潜藏的目标，与孙逸仙的三民主义并行不悖。他认为民主体制是伪善的，可能伤害类似中国这种贫穷、处处是文盲的国家，就如同给一个缠脚的乡下女孩一双高跟鞋，然后叫她去跳舞一样。（注十一）

一九三四年左右，有好几位中国作家公开赞赏法西斯主义，特别是墨索里尼。早在清末，梁启超就曾在著作中颂扬由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加里波底（Giuseppe Garibaldi）领导的义大利民族统一运动，到了一九三年代初，墨索里尼政权帮助中国发展空军军力、训练飞行员，甚至建造工厂，于是义大利再度赢得中国人的尊敬。在一九三四年，有一位作家便将这位独裁者崛起的环境与中国和蒋介石相提并论，他指出：欧战结束后两年，义大利就如同我国目前的处境，受到内乱与外患的双重煎熬。但是义大利出了一位墨索里尼，经过他数年的领导，艰苦的奋斗，致力于建设一有效的统治，终于使义大利从沦亡的边缘获救。这位作者高声问道，中国能否得到像墨索里尼这样的领导人？有的，事实上：我们自己有勤奋的、功勋彪炳的、杰出的革命领袖蒋委员长。（注十二）

蓝衣社成员效忠领袖蒋介石，并在行政、军事，以及党部里植根，成员更被赋予反共斗争的特殊角色，所以蓝衣社的细胞组织便逐渐发展成为一种训练有素的军事和秘密警察机器，藉以侦防国内外可能的颠覆力量。蓝衣社的戴笠是浙江籍的黄埔军校毕业生，他操控蒋介石所属的“特务处”，“特务处”后来更名为较委婉的“调查统计局”。最初，戴笠领导的“调查统计局”只有一百四十五人，一九三五年赛胀为一千七百人。一般咸信，戴笠为了清除蒋的异议分子而策划无数桩的政治暗杀行动，包括一九三三年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主席（译按，杨杏佛），以及一九三四年上海著名报纸编辑（译按，《中报》的编辑史量才）。

然而尽管他们可以暗杀异议人士，让抗议的教师、学生保持缄默不语，渗透进工会组织，或是从难以驾驭的乡村地区搜集情报，不过他们终究无法涤除人们心中的不平。我们可以从小说家茅盾在一九三六年的观察来评断国民党在思想驯化方面的彻底失败。茅盾和同伴取自俄国作家高尔基（Maxim Gorky）的构想，他们四处散发传单，要各地百姓写下茅盾他们随机选定的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一日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情。结果获得三千余封回函，几乎囊括每一省份，涵盖所有职业、社会阶层，但这三千多封信异口同声，严厉谴责蒋的新政策和意识形态。这些回函嘲笑新生活运动的虚伪，痛斥国民党强制征收土地、强迫义务劳动等在农村生活中所造成的腐败现象。他们抨击与日本人合作的汉奸，以及主张避免与日军冲突的、似是而非的言论。其中有一封信写到，中国的政、军要员赶忙从华北、特别是冀东安然脱身，好似这里到处是人的粪便。在所有覆函中，有一封信的内容虽充满了黠慧的巧思，但却也积淀着几许悲哀，撰述者用不同地方的方言让北方的中国人误解南方人所表达的情绪。他曾在一条街上看见一幅激励精神的标语，其意为：

物华天宝

人杰地灵

但是如果我们改以粤语发音来读，那么意思就会变得十分消沉：

物瓦天爆

人绝地冷（注十三）

作者明白表示，中国人应该比较相信第二段的口号而不是第一段。

西安的危机

老舍是三年代中国十分受欢迎的作家之一，他是满洲人，一九三○年返回中国之前曾在英国居住、工作六年。老舍十分推崇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劳伦斯（D. H. Lawrence）、康拉德（Joseph Conrad）等人的文采，因而写作时深受影响，他的作品往往语带讥讽，但却能以现实为本，敏锐观察社会，并轻易点出东、西文化的差异。一九三一年左右，老舍在山东济南教书，迷上一九二八年五月北伐后期、济南城内流传的一些地方回忆录，当时中、日之间的严重冲突迫使蒋介石更改北伐的路线。老舍写了一部关于“济南惨案”的长篇小说（译按，《大明湖》）并交由上海知名的“商务印书馆”出版。

可惜的是，上海商务印书馆在一九三二年一月“一二八事变”期间，毁于日军炮火，连带使老舍那本小说的手稿付之一炬。老舍并未重写烧毁的故事，而是另辟蹊径写了一部全新的小说《猫城记》，并连载于一九三二年底至一九三三年期间。虽然老舍自认《猫城记》的技巧拙劣，但再也没有其他一本三○年代的作品如此真实、近乎残酷地刻划出当时这场内战的荒谬和悲惨，国、共双方无休止的缠斗几乎耗尽了国家所有的能量，而让日军为日后的侵略奠基。

《猫城记》是一部不折不扣的政治寓言，故事描述一位太空旅游者飞行至火星，发现“猫国”（暗喻中国）正遭受矮兵（即日本）侵略。叙述者“我”细述猫人因社会和政治的严重分歧，而无法团结抵御外侮，并悲叹这对猫人的意义，因为其中有些猫人是他所尊敬、甚至喜爱的。“革命，革命，每次革命要战争，”老舍小说中叙述者所言其实同样适用于国民党和共产党，“而后谁得胜谁没有办法，因为只额革命而没有建设的知识与热诚，于是革命一次增多一些军队，增多一些害民的官吏：在这种情形下，人民工作也是饿着，不工作也是饿着。”然面临这样的危机，我们必须时而反省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因为“亡国不是悲剧的舒解苦闷，亡国不是诗人的正义之拟喻，它是事实，是铁的事实。”（注十四）在老舍这部令人寒战的小说中，最后残余猫族人就在矮兵众目睽睽下残杀至死。

爱国的中国学生则起而回应老舍的批判。他们在一九三○年代策划数起反日游行示威，一九三二年在江西苏区根据地的共产党主张对日宣战，顺利赢得中国人心归向。共产党历经长征之后抵达陕北，重申中国必须形成“统一战线”以抵抗日本侵略。毛泽东依据长征时期在四川时所提的论点，对“关门主义者”──亦即指中共党内谴责所有民族资产阶级皆是“全部永世反革命”的党员──进行抨击。毛主张采取弹性策略，联合反日势力，而不论阶级属性是否为富有的城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富农、政府官员、国民党控制的工会组织，抑或是军阀。换言之，毛的策略其实呼应了当时共产国际刻正努力寻求合作的力量，对抗欧洲兴起的法西斯主义的共产国际观点。

东北“少帅”张学良是赞同此一观点的强人之一。一九二八年，张学良的父亲被日军作死，在一九三一年率部队撒离东三省。张学良在西医的护理下，于上海戒除吗啡毒瘾，然后到欧洲游历，对义大利和德国的军事力量留下深刻印象。一九三四年，张学良返华担任蒋介石的“豫鄂皖剿匪总司令部”副司令一职，顺利达成肃清豫鄂皖三省交界的共产党苏区的任务。然而令张学良懊恼的是，日军利用他扫荡共产党的时机，发动了新一波的军事行动。日本接着又计划在内蒙古扶持独立政权，并意图扩大一九三三年所签订的〈塘沽协定〉范围，把河北省纳入非军事区内。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日军扶植一名中国将军（译按，殷汝耕）在河北省东部成立所谓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欲将势力伸入当地。

成千上万的学生不顾国民党对示威运动的压制，于十二月九日齐聚北平，抗议日本侵略。警察驻守城门，并在寒风中向人群喷洒水柱，殴打或逮捕游行的学生，藉以威吓抗议队伍。然而这场很快就被命名为“十二?九”的示威游行已经触动了民族情绪：一星期之后，超过三万人、声势浩大的队伍再度于北平游行示威，还有成千上万的群众在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以及武汉、上海、杭州、广州等城市发起抗议运动。共产党积极介入、协调这些示威抗议，并进一步争取妇女、农民，甚至以爱国口号号召警察支持，以扩大“十二?九”运动的群众基础。

此刻，少帅张学良正前往西安清剿陕西苏区，在那里还帮助不少遭警察逮捕的示威者获释。即使张学良遵从蒋介石命令继续执行“剿匪”任务，不过他显然也深受共产党一致抗日诉求所动。当共军折损了张学良部分精锐之师，造成惨重的伤亡，张学良不禁向亲信吐露，似乎已到了和平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时刻。一九三六年一月，共产党迳向张学良所部那些离乡背井的军队提出呼吁，号召他们加入工人民主政府的行列与红军共同抵抗日军浸略。（注十五）二月，张学良与共产党举行至少一次的会商，最后，张成功地促成这群陕西的共产党释放他们所俘虏的、并已被灌输统一战线、一致抗日观念的东北军。

一九三六年春天在张学良认可和默许下，共产党的代表即以张学良的军官组成一个抗日团体。接着在四月底、五月初，张学良抵达共产党位于陕北山区的根据地，与周恩来举行会谈，并协议可能的抗日行动。周恩来幼年曾经住过东北，展现了灵活的手腕；而被共产党人抗日真诚感动的张学良也为周恩来倾倒。

一九三六年夏天，来自西南、正式与蒋介石结盟的粤系（译按，陈济棠）、桂系（译按，李宗仁、白崇禧）将军挥师北上进入湖南、江西，要求应允开赴华北前线抵抗日军，抗日救亡运动因而进一步开展。另一方面，张学良派遣密使与一九一七年以来即控制山西、也是蒋介石反共盟友的大军阀阎锡山密商。而阎由于备感日军对山西边境的强大压力，以及忧心中国未来的命运，也逐渐承认剿共并非当务之急。

尽管蒋介石十分明了举国上下的反日情绪，然而他还是执意先铲除陕西共军、后抗日的“先安内、后攘外”战略。蒋介石于一九三六年十月藉机前往西安，十月底，在包括阎锡山、张学良等人在内的将官为他举行的五十岁寿宴上，蒋介石当场斥责那些不赞同“共产党才是最大敌人”观点的人。然而这群听众已不再信服蒋那套陈腔滥调，问题悬而未决，蒋则返回南京。

一九三六年十月底、十一月，满州国的傀儡军队和蒙古军队在日军战斗机和装甲车的支援下，全面进攻绥远北部。当地驻军（译按，传作义部）的英勇抵抗令全国上下震惊。而在其他地方，日本人所属工厂里的中国工人为了抗议日军的侵华，纷纷举行罢工示威，而所谓“救国会”的领导人也在上海发动数起示威活动。在国际局势方面，德国和日本在十一月底签订了〈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由于蒋介石一向倚重德国军事顾问，因此某些人士担心此协定可能促使蒋倒向日本。等到日本海军登陆了原德国在华租界青岛，逮捕该市的罢工工人与反日人士，并占领青岛市的公共建筑物后，则更加深世人对蒋介石亲日倾向的疑虑。

十二月初，蒋介石不顾亲信的警告决意冒险前往西安。蒋介石在西安接连单独召见少帅张学良摩下将领，以测试他们的忠诚度，并断然决定发动最后一波的剿共战争。蒋下令将嫡系部队调至西安，并派遣空军进驻该市，坚持“八年的剿匪……可望在两星期、至多一个月内完成”。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九日，成千上万的西安学生群聚市内举行“十二?九”一周年纪念活动，蒋介石则是置若罔闻、不为所动，仍然坚持既定政策。学生队伍意图游行至蒋的指挥所，但中途遭警察拦阻，甚至开枪射击，而伤及两名学生。至此，张学良决意迫使蒋介石采取抗日行动，他在十二月十一日与东北军高级将领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十二月十二日凌晨，张的军队袭击蒋在西安郊外（译按，临潼华清池）的指挥所，杀了蒋介石的侍卫，最后在一块巨岩下的山缝里抓到着睡衣仓皇爬过院墙、浑身颤抖、因翻墙而受伤的蒋委员长。

稍后在当天清晨，张学良及其在西安的支持者向全国，包括中央和各省当局、新闻媒体、各个社团组织发布通电。电文中公布他们向蒋介石提的八点诤谏：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释放在上海被俘的爱国领袖；绎放全国一切政治犯；鼓励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的政治自由；奉行总理遗嘱；以及召开“救国会议”。同时，张学良致力于巩固其军事地位，不过最后并未取得护卫西安的战略要地潼关（黄河与渭水汇流处）和洛阳，而只是取得位于西北方的甘肃首府兰州。

尔后两周，则展开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复杂而微妙的一次斡旋行动。南京政府出现两种不同声音，一派主张采取严城的军事报复手段，另一派则是希望通过怀柔协商的方式营救蒋介石，最后国民政府决定双轨并行。一方面动员洛阳军队和空军对西安进行了为期三天的攻击，另一方面派遣蒋的澳洲籍顾问端纳（原为张学良颤问）飞抵西安，同行者包括蒋夫人、蒋夫人的胞兄宋子文、蓝衣社的领导人戴笠。蒋介石的军阀同盟大都采取观望的态度，静待事件发展：不过有一群为数两百七十五员、皆为黄埔军校毕业的青年军官，宣称代表七万名其他军事院校的学生致电张学良，措辞强烈地警告张学良，领袖若有不测，“吾等誓与汝有不共戴天之仇。”（注十六）

在共产党的陕西根据地，蒋介石遭劫持的消息令共产党人既振奋又困扰。共产党内部一如南京政府，也是意见分歧。部分人认为这是处决蒋的绝佳机会；也有人力主藉此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升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关于如何处置蒋介石，中共告诉张学良，必须请示共产国际的意见，而正当共产党人议论纷纷并等待莫斯科的覆电时，一封咸信是由史达林亲拟的长电传抵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领导人手中。史达林表示支持组成民族统一战线，但不认为张学良有权力或才能胜任领袖。史达林论称，撇开一九二七年以来的是是非非，蒋依然是有能力承担此重责大任的唯一人选。史达林同时敦促共产党人确保蒋获释放。史达林在这份出人意表的电文里，再一次显露出他恣意扭曲事实的作法，他认为，整个西安事变可能是日本在幕后操纵的，目的在于激化内战来造成中国的四分五裂。

十二月十六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登上少帅派来的专机飞抵西安，与张学良进行数次私人会谈。周倾向主张由蒋介石来领导民族统一战线的政府，而不是张学良的西北军队。十二月十九日，中共发表公开声明，国民党与张学良双方军队暂以潼关为界，由南京政府即刻召开包括中共代表在内各党、各派、各界参加的和平会议，讨论“蒋先生的处置问题”，并建议以南京作为开会地点。

协商一直持续至一九三六年的耶诞节，蒋介石自遭挟持以来就拒签任何书面文件，然而耶诞节当天，他终于“口头允诺”张学良及西安的其他领导人，将会重新评估局势。经过进一步的协议后，与张学良联盟的其他将领同意在当天午后释放蒋，让他飞离西安。张学良为了证明自己动机纯良以及叛徒的指控，同时也是为了让蒋介石信守承诺，自愿与蒋一同搭机返回南京。蒋一行人大约在下午两点飞离西安，飞机在途中数度落地加油，终于在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午飞抵南京，蒋受到近四十万人夹道欢迎。西安事变以及蒋介石在事件中表现出来的坚毅气节，无疑已使蒋介石成为众望所归的领袖。

不过后续发展却急转直下。张学良在南京被以违纪抗命的罪名遭军法审判，判处十年有期徒刑，旋即特予赦免，委由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对蒋介石抱持敌意的西安军队，在意图政变之后被调至其他地区，由忠于蒋的部队取而代之。中共承诺，一俟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的红军即刻归国民党领导；然而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召开的扩大会议（译按，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国民党重申反共的必要性，断然拒绝落实统一战线。

然而，局势到底已经不同了。此刻陕西根据地一时的喧腾已经冷却下来，共产党逐渐在群山环抱的延安城内巩固势力。蒋夫人、少帅、端纳、宋子文和全中国一同见证，蒋介石悄悄兑现了他的口头承诺，改变了原先的政策方向。突然问，终于有了机会，让老舍心中可怖的疑虑不至于成空，“猫族人”在自相残杀之前似乎已经达成共识，一致抵抗外侮。

中国的贫民

然而，这些大瞻、彻底的政策到底要保护谁？根据南京政府统计，一九三六年当时中国总计有四亿七千九百零八万四千六百五十一人，分属八千五百八十二万七千三百四十五个家庭。他们是否已做好抗日准备，渴望革命到来？

虽然中国的社会科学在一九三○年代蓬勃发展，研究机构纷纷成立，同时也进行过许多研究调查以及统计资料的搜集，易言之，相较过去，有更多关于中国城市与农村人口普查的统计数字可资利用，不过这依然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当然可以肯定的是，尽管东北已经沦陷于日本人手中；城市工业仍不断成长；而新的农业技术和品种也改善了攫食生产的品质；铁、公路交通网的扩展和商业流通渠道的畅通，在在有助于提升成千上万人民的生活条件。但另一方面，仍有数以百万计的百姓，或者更确切地说，有上千万的中国人民，处在悲惨、难堪的贫穷状态，终日劳碌但求生存，从不敢奢望有什么未来，也没有余力思索国家的命运。

工作属于高阶工业部门的工人，例如造船厂、铁路机械厂、织纱厂、热水瓶塞制造厂、铜板厂，每月大约有一百元，甚至更多的工资。但是其他工业部门多数的工资远低于此，在一些制造业领域，例如石灰、染料、霓虹灯、水泥、硝酸、淀粉、酒、废棉布、电池、火柴等工厂工人的薪资就只有二十元，共至更低。女工与男、女童工的工资还要更低，一天大概只有三十分（如棉纺纱厂的童工），或者二十四分（如火柴厂的女工）。对于这类工人，即使一周工作六天，每个月也赚不到七或八元（大约美金二到三元间）＊。虽然一九二○年代工人运动频繁，中国工人的工时仍然很长，上海地区工人平均每天工作九?五小时，北京和武汉则是十小时，其余各省工业城市每天工时甚至高达十一、十二或十三小时。其他工作条件更恶劣：工人一般都是住在工厂的宿舍里，领取公司代钞，仅能在公司自营的商店里换取伙食和生活必需品，女工甚至要用肉体作为保住饭碗的交换条件。

然而并非人人都可以找到工作。诚如前页图示，即使是一项不包括所有省份和城市的非全面性调查，一九三五年部分工业地区的失业总人口数即已超过五百万人。

同一年，尽管政府采取强力政策压制工人抗议行动，依然有总数二百七十五件的工业争端，其中有一百三十五件导致工人全面罢工。这种种工业抗争总共跨越五十三个不同地区，当中抗争发生的产业部门以及其议题可见下表。根据这些数字显示，每一次罢上行动平均有二千六百名工人参加，每一次罢工平均约八天。当时工会组织的力量较显薄弱，因自一九三四年起，蒋介石就在五个省份（河南、湖北、安徽、江西，以及福建）以防止工会剥削为由，明令禁止组织工会，在上海则是向加入工会的会员收取会费，即使勉强苟存的工会也往往受到地痞流氓的控制。在同一年间，就有一千五百零六位工人死于工作意外，四千一百二十三人遭受职业伤害。

＊原注：一九三五年，呼吁全国团结抵抗日本的“十二?九”运动期间，中国“元”与美元之间的官方汇率“固定”在三点三三元兑换一美元。

上海是全中国劳动人口最多的都市，许多研究在此进行，而且成果丰硕。住宅委员会曾依据平均收入、工作技术等级，针对上海三百九十个家庭在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问的消费行为进行调查。上海技术工人剩余支出占总收入的比例甚至不亚于一九三○年代美国的工人家庭。他们平均每个月大约有十元的剩余支出，一般都花费在休闲娱乐、宗教奉献、大众交通运输、阅读、医疗、烟酒，以及婚丧喜庆。对半技术工人而言，扣除每月基本开销之后的“剩余”大约是三点五五元，因此在满足基本需求之后，几无余力从事别的休闲活动。至于无技术工人，基本需求的支出已经超过每月平均收入的百分之十一点六五，因此不足的差额必须仰赖举债或是其他家庭成员打零工──如果有机会的话──才能平衡。

上海这三百九十个家庭当中，没有一家的住房超过一间房间。这份研究调查详细描绘了一户总面积为一百一十八平方尺的住宅。尽管内容看来千篇一律、索然无味，不过却如实呈现出多数都市贫民的生活面貌：

它的中庭加盖。地面楼层的房间被隔成两房，旁边有走廊通往阁楼。前面那一间约有十尺见方，房东和他的家人共五人就住在这一间房，依法他必须支付整栋房子的租金给地主，他把其余房间出租给房客。后面那一间房约为十尺宽八尺长，住有三人。厨房又隔出一间九尺地方的房间，住有三人。楼上，最大一间房被隔成两间。前面那一问与整栋楼的宽度同宽，通风好、光线佳，是整栋楼最好的房间，住了两人。后面那一间因为留有通道的缘故，所以面积较前面那一间小，但住了三人。厨房上面那一间房的优点是比较独立，这里也住了二人。原本这是一栋两层楼的房子，但是外有倾背屋顶的阁楼同样被隔成两间。前面那一间的前侧高度只有五尺，后侧至屋顶高七尺六吋，深八尺，这一间成为二人的栖身之所。后面那一间约十平方吸，正好在屋顶斜背下方，后侧只有三尺高，仅住一人。废弃不用的棚架也被圈围起来，礼面住有两人以上，面积大约九平方尺。（注二一）

这份报告附带说明，这绝非他们所见最槽的环境。为了体验其中滋味，可以试想一座有五千零九十四间由稻草、竹子、茅草盖成的小屋的城市，住有二万五千三百四十五人，其中大部分是工人，平均每月每“房”的租金是四十分到三元不等。

除了城市之外，研究人员也对农村的环境展开研究。像费孝通这类新一代、受过良好训练的中国社会学家，从事农村田野调查研究时，往往是冒着生命危险：费孝通在前往广西的首次田野调查途中，曾误入住民捕抓老虎所设的陷阱，他的妻子则在援救他时不幸溺毙。费孝通大难不死，仍完成了一系列田野调查，他主要是依据贫民与国家之间经济均衡态势的瓦解这一观点来分析中国农村的困境。费相信，在帝国士义以及世界市场的扩展进一步对农村地区造成经济压力之前，这种均衡之势确实存在，不过后来帝国主义与世界市场摧毁了农民赖以摆脱贫穷的手工业及其他副业。（诚如前述，在清朝早期皇帝顺治以及康熙在位期间，不同属性的农民之间、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社会紧张关系业已浮现。）一九三○年代初，英国学者托尼（R. H. Tawney）在中国农业的调查中总结指出，中国农业主要是受困于两种相互纠结的危机：一是土壤养分的流失、滥伐森林、洪灾，以及相对于资源稀少的庞大人口压力等生态环境的危机，另一则是由剥削性的佃租体制、严苛的借贷制度、落后的交通网络、原始的农业技术等因素造成的社会经济危机。

另一位有影响力的研究者是美国的传教士卜凯（John Lossing Back），他主要是靠自学的方式修习农业经济学。（卜凯与小说家赛珍珠的婚姻一直维持到一九三三年。）卜凯在获聘为金陵大学教授之后，利用学生放假返乡时所搜集到的资料写了一系列的田野研究。后来卜凯雇请了一批专业助理，并于一九三七年出版有关“中国土地利用”的研究报告。在卜凯的出版报告中包括一册本文及两册的图表、统计数据，详载了二十二个省份的一百六十八个地区、涵盖近乎一万七千个乡村的资料。卜凯的数据资料不仅包括土地、农作物、家畜等类别，同时还旁及农耕设备、家具，甚至农家的衣着。虽然他发现不少富有的农家，只不过是有少量土地、粮食、工具、衣服而仍处在穷困边缘的农户。虽然卜凯的发现有的难以解读或有争议，不过他的研究报告对其他研究者仍是丰富的宝藏。

经验知识的狂热已蔚为主流，这使得共产党人的开拓工作相形见绌。天津南开大学的经济研究所是由洛克斐勒基金会赞助设立的，它曾经发表过许多有关一九三○年代中国经济的一流研究报告，其中一位中国学者在一九三五年业已注意到，过去十五年来有一百零二篇专论、二百五十一篇期刊论文是以土地问题作为研究主题。在这类期刊中有百分之八十是在一九三三年之后出版的。这些研究显示出中国农村环境的分殊形貌，因此也就很难获得一致的结论或提出共同适用的解决方法。在部分地区，强大的宗族组织支配着整个社群，同时彼此形成复杂的互助模式；有些农业社会则相当分化，这使佃农容易受到住在外地地主阶级的剥削。这些地主背后往往有国民党政权的警察势力撑腰，一九三四年蒋介石重建保甲制的控制机器之后，这种相互监视的制度便取代警察成为地主的最大后台。在其他区域，特别是华北地区，最成功的农民典型是所谓的“经营农场主”（managerial farmer），他们拥有二十至四十英亩的耕地，自己亲自垦殖部分耕地，部分则是雇工耕种。

许多研究报告对农村景况、甚至社会紧张关系的描述都近似于晚明时代，这显示中国新的经济发展成果并未平均嘉惠于黎民百姓。根据搜集到的资料显示，各地仍有庞大的农村人口处在赤贫中。许多人在萧条期间从事拉车、搬运的工作，或者是在农忙时节充当农工，他们的工作所得都仅能勉强糊口。他们得于凌晨四点或更早便成群结队，带着工具，急切地等待工作上门。这群人当中只有少数人有能力成亲，其余多数人均是卑微地度过短暂而坎坷的一生。他们有些人或“逃进”工厂里，或成为人力车夫，拉着双轮的黄包车穿梭在拥挤的城市街道。这些黄包车车夫不时受地痞流氓的欺凌勒索，下工之后各自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阴暗的住所，于狭窄的空间里窝在其他车夫外出工作而空下的位置，与人背靠着背挤在一起睡觉。老舍在小说《骆驼祥子》中就曾翔实勾劲出这类车夫的生活百态，这部小说继《猫城记》之后，于一九三七年出版。

有好几百万人（即在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人分析中的贫农）的耕地面积太小不足养家活口，他们迫于情势不得不“压榨”自己家人的劳动力，因此，即便是家里更需要劳力，有些人仍必须利用农忙季节打工赚取外快。也有许多贫困的农民被迫鬻子或眼睁睁看着小孩子饿死。尽管有机械和燃料，只要仍有剩余劳动力可利用，富农就不会把资金花费在农业机械化上面。他们也不会把钱用在驮兽身上，因为雇用一个人的每日工资大约等于一头驴子每天所需的饲料成本。工人可以因为失去利用价值而解雇，但驴子就需要有人长期加以照料。

贫穷的妇女同样会逃离农村到工厂或是大城市的纺纱厂做工。虽然工作条件恶劣，还会遭受地域和性别的歧视，不过在城市的生活相对比农村要好得多，因为在农村里她们受到媒妁之言的婚姻、辛劳的农事、养育子女等事务的束缚，在闲暇时迩得从事乎工业或植桑养蚕贴补家用。虽然妇女的工资十分微薄，劳力严重受到剥削，但是她们却能团结互助，分享彼此仅有的资源，改善生活，在沉沦的男性世界里相互照应。

对贫民而言，单调的伙食是生存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东西吃才是重点，而不是菜色多寡。位于河北省、天津西北方农村的一位农民回忆他平常的伙食说：

春天，早上吃粥，中午小米干饭，晚饭粥和蔬菜；夏天，早饭吃小米水饭，中午小米干饭和豆面汤，晚饭小米烧饭和蔬菜；秋天，早饭粥，中午小米干饭和豆面汤，晚饭小米水饭。（注二二）

而在山东的农民，他们的主食是甘薯而非小米：

在贫民之间，一整年每天每餐都吃甘薯。从收割到来年的春天，他们吃的是新鲜的甘薯；过了这段时间，他们就吃储藏起来的干薯片。这些干薯片经过煮熟，或者和着面粉捣碎制成面包或细条。除了甘薯外还有一些配菜，首先，是一种由面粉和花生粉做成的稀粥；其次，是用剁碎的萝卜与大豆汁一起炒的菜；最后，是一或二种的腌菜。偶尔，还有一些面饼。（注二三）

日军侵略华北也有意想不到的结果，亦即日本研究人员在当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实证调查，虽然他们是基于政治和军事目的，不过时至今日这些资料仍十分有价值。其中第一组调查队是由日本军事情报局的人员、“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人员，以及在中国留学的日本学生等于一九三五年所组合而成，在华北二十五个村庄从事调查工作。一九三七年初，另一组日本研究人员（没有日本情报单位人员参加）又选择四个村进行深入访谈研究＊。

日本人所搜集到有关中国农村生活的资料可以用来补充七年前毛泽东在江西苏区所做的调查，也有助于我们判断毛泽东在寻乌县所做的经济和阶级分析的正确性。日本人在一九二七年所搜集到的河北省米厂村数据资料大体与毛在江西所做的调查近似。

不过这些调查所搜集到的统计数据少有是在同一地区横跨数代时间的纪录。因此，很难根据这些资料，就断定中国的贫农和雇农的生活是否比十年前更差、不改变，或者略有进步。我们同样也很难拿这些数据来与清朝中叶、或晚明的农民逐一比较。那些力持中国农民境遇每况愈下、终至爆发革命危机的主张，主要立论于两种解释：第一，地主的冷酷结合了外国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压力，加深了对农民的剥削。这两者的发展迫使曾经拥有土地的农民沦为佃农或雇农，并备尝变化莫测的世界市场机制的苦果。第二种解释主张人口的成长、技术的落后、土质的流失，才是造成中国农村日趋贫穷的原因。阶级结构之恶并非主因。不过这两种解释似乎都无法获得有力的证据支持，于是又出现第三种学派，认为伴随农产品的商业化，以及因为使用卡车、火车、蒸汽机所带来的市场机制和运输模式的变革，使得农民在一九二○年代要比在一九○○年的生活条件更好。

＊译注：这份田野调查纪录即所谓的〈满铁调查资料〉，系由南满铁道株式社会调查机关组织编撰，详细内容可参见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磁叫与社会变迁》第二章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农民在一九三○年代初，承受了新一波的危机，使他们的生活陷入困顿。一九三一年长江洪捞肆虐造成约一千四百万人流离失所，泛滥成灾的面积约当等于纽约州大小。日本占领东北则打破成千上万工人随季节流动的习性，日军攻击上海后，在此人口密集的区域造成重新分配。由经济萧条所引发的世界经济变局，遽然重创中国经济作物的出口，挫伤了中国的地方手工业。国民党历次的军事斗争以及重建管理制度和工业体系各种措施的构想，无形之中又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在缺乏正确数据的情形下，我们仅能肯定农民的苦难是无止尽的，贫穷的农家正在困顿的环境中逐渐灭绝，失去土地的农民可能群起为生存而抗争。然而我们并无法论断，这些贫农比起城市人更了解、关切共产党的政策或是战云密布的局势。只是在贫农内心深处越来越清楚，他们再没有理由继续过着如此悲惨的生活了。

注释

注一: 班杰明?杨（Benjamin Yang），〈遵义会议作为毛迩向棹力的第一步：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的蠡测〉（The Zunyi Conference as One Step in Mao's Rise to Power: A Survey of Historical Studie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中国季刊》，一九八六年，第一六期，页二六三至二六四。

注二：范力沛（Lyman van Siyke），〈敌人舆朋友：中国共产党史上的统一战线》（Enemies and Friends: The United Front in Chinese Communist Hist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页四三至四一九。

注三：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五卷》（北京：1975-1977），卷一，页一六。

注四：伊罗生，《草鞋：中国短篇故事，一九一八至一九三三年》（Straw Sandals: Chinese Short Stories, 1918-1933., Cambridge: MIT Press, 1974），页一六九。

注五：史景迁，《天安门》，页二一五。

注六：夏济安（Tsi-an Hsia），《黑暗之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Gate of Darkness: Studies on the Leftist Literary Movement in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8），页一一三至一一四。

注七：而田兹（Michael Lestz），<中国的法西斯主义，一九二五至一九三八年，文献研究〉（Fascism in China. 1925-1938: A Documentary Study ，未出版），页三一一至三一四C

注八：前揭书，页三二八、三三一、三三四至三三五。

注九：前揭书，页三六八。

注十：前揭书，页三七二至三七三。

注十一：前揭书，页二四。

注十二：前揭书，页二四三、二四六。

注十三：高家龙等编译，《中国的一日，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一日》（One Day in China, May 21, 1936.,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3），页二一○至二一一、二四五。

注十四：老舍，《猫城记》（Car Country），（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0），页二六八至二六九、二八至二八一

注十五：吴天威（Wu Tien-wei）, 《西安事变：近代中国史上的转捩点》（The Sian Incident: A Pivotal Point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Michigan. 1976），页二五至二六。

注十六：前揭书，页九二。

注十七：张长基，〈共产主义中国前的工业发展〉，页一三，表二八。

注十八：修订自《中国年鉴，一九三六年》（Cn/na /eareoc＊, 7936., Shanghai, 1936），页三二二。

注十九：《中国年鉴，一九三六年》，页三二一（合并表格）。

注二十：转引自华格纳（Augusta Wagner），《中国的劳动法》（Labor Legislation in China ., Peking: Yenching University, 1938），页四七，甘博（Sidney D. Gamble），《中国家庭如何在北平生活：二八三个中国家庭的所得和支出的研究》（How Chinese Families Live in Peiping: A Study of the Income and Expenditure of 283 Chinese Families., New York and London, 1933），第九章。

注二一：华格纳。页五。引自这一报告的页九九。

注二二：黄宗智，《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书变迁》，页一八九。

注二三：杨懋春（Martin Yang），《中国的一个晨村：山东省台头村》（A Chinese Village: Taitou, Shantung Provi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5; 1968 reprint）,页三二。

注二四：引自黄宗智，页一八六的表＋一之一与页一八八的表十一之二中编号第一、五、八、十号家庭的资料。

第四部 战争与革命

一九三七年夏天，全面对日抗战，蒋介石再无机会建立一强大且中央集权的国家。日军在一年内席卷整个华东，占领了昔日国民党治下的工业重镇与丰饶土地，切断了国民革的对外联击。位于长江上游的战时陪都重庆虽然成为抗日的象征，但并不适宜发动任何反攻。而共产万的势力同样亦孤立在陕西延安根据地内，堪称中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甚至连重庆的农业资源都付之阙如，更欠缺发展工业的能力。我们甚至很难说共产党人可以在延安存活下去，更遑论它会成为传播革命思想的圣域。

在战争的头几年，国家统一的梦想因国、共两党在统一战线原则下所形成有名无实的同盟关系而存在。当日军一指由扶持汉奸的魄儡政权来统治华东时，重庆与延安双方似乎均有意寻求更有利的群众基础。共产党人缓步推行土地改革，缓和昔日尖锐的政治辞汇；国民党则为求国家长治久安而进行经济、行政改革。然而到了一九四一年初，国、共两党再度兵戎相向，看起来，内战似乎较抗日的燃眉之急更有可能发生。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军偷袭珍珠港之后，美国对日宣战，改变了此均卫态势。中国至少在书面上被视为同盟国的“四强”之一，开始取得军事协助和钜额贷款，而军事物资及然料等后勤补给都是经由印度飞越崇山峻岭而来。这些援助大都流入当时被视为中国唯一合法政权的重庆国民政府手中。延安的共产一党仅能依靠自制的粗劣武器，或是袭击日军而获的用品苟延残喘。共产党迫于环境，援引江西苏区所发展出的群众运动技巧，精炼游击战术，并在日军封锁线的后方成立无数的根据地。嗣后，共产党人开始实行较激进的土地征收与再分配，以赢得农村地区的广大民心。

一九四五年战争结东，国民党历经长期战乱之后显得士气低落，人事倾轧，通货膨胀严重，使政府积弱不振。国民党迅速接管日军的占领区域，由于缺乏训练有素的干部以填补日军撤退后遗留下的权力真空，枯竭的财政更使其无力重建战后的残局，在沦陷区树立统治权威。共产党同样在缺乏资源的清形下，迅速接管日军占领区，并在华北建立稳固的据点。共产党尤其觊觎东北，希图以其作为秣马厉兵、予蒋介石最后一击的根据地。事复证明，他们的战略选择相当正确。到了一九四八年，蒋在东北的部队己溃不成军，而他的权力基础又因新一波的恶性通货膨胀而严重受损，大多数知识分子、学生、专业人士、城市工人也逐渐对蒋的统治心生不满。一九四九年，蒋的部队终于瓦解，是年年底，他率领效忠于他的残部彻退台湾，毛泽东则在北京宣布缔造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新秩序的重构不单是军事统一，还涉及全面重建官僚组织与政府结构，并将共产党整合于其中，消弥通货膨胀的压力，实行根本的土地改革，革绝反对势力。这种种工作因韩战的爆发而益形艰难，中国在一九五○至一九五三年韩战期间，投注了庞大的人力物力而损伤惨重。但韩战的正面结果在于帮助中共认清军事重组与军队现代化的迫切需要。就国内政治而言，韩战成为中共调查、攻系、驱逐外国人的藉口，促使中共发动一连串群众运动，打击可能私下认同国民党、外国强权，或先前与之有密切关系的人。另一场群众运动的范围牵连更广，暴力威吓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打击的目标直指官僚体系内的因循苟且与贪污腐化，各宗教派门与其他秘密会社、黑社会组织，以及生性冷酷与自私的城市资产阶级。

俟韩战与群众运动结束后，中国领导人也初步完成其经济成长策略。他们刻意模仿苏联早期经轮，制定了全面性的“五年计划”。其中的工业成长主要是靠榨取农业的剩余才得以完成。为了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以及避免旧社会形能心的复苏，中共实行第二波、更激进的土地改革。过去土地重分配政策并未根绝私有产权的观念，如今新政策则将所有农业耕地集中在一个个约二百至三百个家庭合并而成的大型合作社中。载至一九五六年底为止，几乎所有农民均被编入合作社内，而毛泽东心目中崭新的社会王义中国似乎已经向前跨越一大步。

外交政策的调整与军事组织的变革随着激进土地政策而来。一九五○年代中叶，中国在外交政策和军事组织方面揉取了高度实用王义倾向的专业化立场，似乎有意压抑革命意识形态。学生与知识分子在毛泽东的诱发下，纷纷抒发隐匿心中对党国的怨怼。一九五七年中期，接连数星期的大呜大放震撼了党。一如所料，党并未正面回应种种批评，而是采取反击，将批评者贴上右派标签，成千上万人因而受到惩戒。

毛泽东以及党内资深领导人于是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中共的控制能力渐行稳固。经济也缓慢成长，但农村并未出现预期中令人振奋的成长动能。对毛而言，彻底释放人类意志的力量，而不是中央计划官僚的谨慎实用主义路线，才是通往经济突飞猛进之道。在一场疾风暴雨式的运动中，新成立的合作社又进一步被组建成更大规模的人民公社，中共破除传统性别、年龄、技术、职业的社会区别，发动“大跃进运动”以达致激奋生活动力和促进经济发展的目标。然而它却是一场不切实际的奇想，在激情之后，接踵而至的是让数百万百姓身陷饥荒的大灾难。

大跃进摇撼了中共政权的根基，中共于一九六○年初试图自我重建，重新采取集中控制，并让经济回归到可预测的轨道上。不过这一切都必须仰赖中国自身的资源，因为中苏之间的龃龄于一九五○年代末爆发，一九六○年进而导致全面冲突，于是苏联召回所有的顾问团与技术专家。一如“一五计划”时期，全面性计划经济当道，特别是重工业再次因袭传统的快速成长道路。然而这种中央计划的刻板和官僚本质，加上党对老一代多数来自农村的革命干部的攻击，促使毛泽东进行更疯狂、更激进的大逆转。毛在人民解放军和极力吹捧他为政治天才的国防部长林彪支持下，开始挑战他一手所建构的党内官僚体系。毛泽东首先在又化领域发难，一九六六年继之将矛头扩及政治、社会、教育、经济等范铸。毛及其跟随者激发红小兵反抗师长的火力，发动了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这是一场让中国陷入多年浩劫、社会严重脱序的大规模斗争。党的官僚体系受到空前的挑战，而那些留在权力圈内的干部则是重组“革命委员会”，宣称在每一间间工厂、公社、学校，或是工作单位内灌输激进主义新情神。

文革的混乱相对助长了人民解放军新的权力，人民解枚军如令所扮扮演的多重角色令久眩惑，不过就在毛泽东开始怀疑林彪有个人野心同时，林彪则是日益忧虑自己的命运。在诡异而曲折的故事情节里，林彪据说意图暗杀毛泽东，结果死的却是林彪；而当阴谋论四处流传时，毛泽东的神圣地位也开始受到质疑。中国人如今该相信什磨？他们的革命遗产所剩为何？中国该往何处去？如今或许唯有结束多年来的孤立，重启大门接纳日本和西方的先进技术，才能在经济体制注入新的动力。然而朝向此一目标的同时，势必又将引起人们对毛主义（Maoism）基本教义的质疑。中共面临了两难的抉择。

17 第二次世界大战

华东的沦陷

一九三七年春天，中国正处于风暴前的宁静。正当国共两党在共拥统一战线、互争宣传主导权之际，日本正在一旁虎视耽耽。一九三七年初，日本内阁及军队之间的冲突导致日本政府改组；新内阁首相是作风强势的前陆相林铣十郎（Hayashi Senjure）将军，他在东京召开的首次记者会上宣称：“本人对于轻起战端的外交政策并无信心。”而林铣十郎新任命的外相也公开表示，不愿与中国发生冲突，“日本应直接采取公开的外交途径。”（注一）

林铣内阁几番讨论后，要求日军暂缓进军“独立”的华北地区，并制止满州国军队西入内蒙古，林铣十郎遣使前往天津、旅顺告诫当地日军将领，重申维持现状政策。六月，日军参谋本部遵从内阁政策，警告麾下军官勿生事端。然而，日本军方也不愿轻易放弃在河北、东北的既得经济权益，反而认为当地的资源正是他们全面进攻苏联的基础，甚至有日本人还认为，为免背后受敌，与南京政府的最后决战在所难免。（注二）讽刺的是，中国军队在这宁静之中益发自信而浮躁。一九三七年五月，美国驻南京大使担忧反日情绪最终会演变成“中国种族意识的一部分”，而美国大使的北平参事也认为，在河北所爆发的冲突可能源自中国军队“自信心逐渐增强”。（注三）

一连串大小事件汇聚一起，最后终至步上致命的不归路。林铣内阁经济政策遭到议会否决而解散，由深具影响力但却优柔寡断的近卫文历继之组阁。日军的华北指挥官死于心脏病，由一名资浅的下级军官代之。驻防于卢沟桥（Marco Polo Bridge）四周的中国守军加强永定河沿线的军防。卢沟桥位于北京西郊约十哩处，以风景秀丽著称于世；乾隆皇帝曾在破晓时分观之，赋诗盛赞卢沟晓月。如今，有一条具战略价值的铁路行经卢沟桥附近，在宛平县与南下铁路接轨。因此，只要军队能拿下宛平县，就能控制通往天津、张家口、太原的交通要冲，所以，华北的日军基于战略的理由，经常在此进行军事演习，一如他们在一九○一年拳乱期间被授与的权利。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当地日军与北平驻军的一个营选择卢沟桥作为军事演习的基地。演训部队获得授权，对空击发空包弹来模拟战况。晚间十点三十分，中国守军曾向日军集结地区开火，但未造成伤亡。但是，一名士兵点名未到，日军指挥官怀疑他被中国军队俘虏，于是下令攻打宛平县。日军这项攻击行动立即引起中国守军还击，可说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

翌日，接近宛平县铁路交会点的中国驻军向日军阵地发动攻击，却遭逐退。接下来数日，虽然战火已经平息，不过片面的协商、声明，与反声明在中、日北平当局、中日的地方指挥官，以及南京、东京政府之间往来穿梭。双方的情绪逐渐高升。日本军部要求动员日本国内五个师的兵力前往中国，支应可能在华北、华中爆发的意外，蒋介石则下令四个师进驻冀南的保定。日相近卫在记者会上坚持这场意外“完全出于支那方面有计划的武力抗日行为”，近卫还要求中国当局要为其非法的武力抗日行为向日本政府道歉。蒋介石则在牯岭避暑别馆声言，先前与日本所达戍的协议应尊重现状，蒋表示，“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注四）

七月二十七日，当地军事指挥官即将达成撒军协议，不料双方再度于卢沟桥一带爆发更猛烈的战斗。日军占领卢沟桥，并在永定河左岸挖掘工事，到了月底已完全控制整个平津地区。近卫首相得悉中国反击，要求“彻底解决中日关系”。蒋回应以：“惟有发动整个计划，领导全国一致奋斗，为捍卫国家而牺牲到底，此后绝无局部问题解决之可能。”（注五）

蒋介石在这场军事与战略的豪赌中，决意对上海日本驻军发动攻势，藉以牵引华北战场的日军。蒋在上海的精锐部队由德国顾问团所训练，在共产党被逐出江西苏区步上“长征”后，就进入备战状态。蒋的军队在数量上远胜在上海的日军，约为十比一。蒋也是在德籍顾问的建议下，于京沪铁路的无锡一带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以备撒退之需。华北日军多年来处心积虑计划意外事件，居然疏于防卫上海的陆、海军军事设施。于是，八月初，日本对当地多起事件姑息以待，一直到中国军队进入上海的“非军事区”（这是自一九三二年军事冲突后被迫划定的）之后，日本海军指挥官才开始有所警觉。

八月十四日，蒋介石下令空军轰炸停泊上海的日本战舰。倘若蒋期望这次轰炸可以报复一八九五年日本海军重创清廷的威海卫驻军，那么恐怕他要失望了。因为日军拦截并破译一份密电，让中国空军错失突袭先机，加上空中投弹不准，不仅未中日舰，反而误炸上海市区，伤及数百名无辜市民。虽然国军的行动荒腔走板，日本的舰队司令官依然宣称“皇军已忍无可忍，被迫采取必要且有效的反击手段”。近卫首相宣布，日本政府至此“不得不断然诉诸行动，让南京政府有所醒觉”。（注六）

日本政府在尚未正式“宣战一的状况下，继续增派十五个师进驻华北、华中。蒋介石通令部队，不惜一切代价攻克上海，但还是无法突破日军防线。自八月底以至九、十两个月，日军战舰以重炮轰击、航空母舰及其子机（部分包括来自日本殖民地台湾）的轰炸，以及重装两栖部队的强烈攻势，国军虽然处于守势，但是斗志依然高昂。中国人为响应蒋介石的全面抗日，付出了惨痛代价，死伤人数约二十五万，其中百分之六十是蒋的精锐部队，而日军约仅折损四万人。

日本两栖部队终于从上海南侧的抗州湾成功登陆，突破中国防线，从背后威胁中国。十一月十一日，中国守军开始向西彻退，由于纪律不佳，以致未能守住于无锡预作的防御工事，而直接撇退至首都南京。有些日军将领倡议给予南京致命一击，彻底征服中国，其他军官则力持先行巩固上海周边地区，此时，东京政府正透过德国驻华大使向蒋提出条件以“解决支那事件”。蒋最初因为相信国际社会终究会站在他那一方而避之不谈：然而至十二月初，“国际联盟”仍未采取任何行动，与苏联所签订的〈中苏互不侵把协定〉（Soviet-Chinese nonaggression pact）则证实无法遏制日本的侵华野心，蒋才开始表现出解决冲突的意愿。然而为时已晚，日本军、政要员渴望在华北同样有所斩获，于是，九月底保定沦陷，十月石家庄、十一月太原陆续被攻克。

几个世纪以来，南京饱经战火烟硝以及继之而来的政治宣传：一六四五年满清入主、一八五三年太平天国之乱、一八六四年地方团练、一九一二年的革命。此刻，一九三七年，誓守南京的蒋介石却将守城重责交付给向来就对蒋心存异念的国民党员、前军阀唐生智。唐生智特别笃信一位高僧，长久以来便以其信念教导军队忠贞之道，也指点唐的个人生涯。当时，这位高僧建议他接受卫戍南京的任务，于是唐在上海全面撤退之后受命。日军轰炸南京，并以空投传单承诺善待留在城内的市民，从淞沪之战撒退至南京的中国军队心生疑惧，为得到平民装束以便易装逃跑，于是杀害、抢夺老百姓。十二月十一日，唐生智仓促间弃守南京城；由于他之前誓言与南京共存亡，所以并无任何彻退计划，他的叛逃使得局势更形混乱。

接着就是现代战争史上最令人发指的南京大屠杀。日军在十二月十三日进入南京城，接连七周，以少见的残暴对付中国降军与南京城内百姓。根据外国人观察估计，遭受日军强暴的受害妇女约有两万人，其中多数遭轮奸后再杀害，遭处决的战俘约有三万人之上谱，另有一万二千名市民被杀。烧杀掳掠让南京几成废城，这场恐怖屠杀没有什么道理可以解释，或许也根本找不到理由。原本期待一举征服中国的日军，却在中国战场上苦战数月，而且付出超乎意料的惨痛伤亡代价。他们开始烦躁愤怒、士气低落、身心俱疲。中国妇女手无寸铁，男性同胞又无力保护她们，或者根本就不在身边。这场战而未宣的战役并没有明确的目标或目的。或许所有的中国人，无分性别、年龄，都是这场战争的受难者。

暴行笼罩南京之际，国民军残部沿着长江向西撤退至，意图巩固武汉。武汉曾是民国的新生地，也是日后共产党人的希望所在。一九三八年上半年，中、日战事扩及华中地区。日军势如破竹，只有在鲁南的铁路要冲徐州附近的台兄庄等役受挫而已。四月，蒋麾下最优秀军事将领之一李宗仁在台儿庄设陷阱诱敌深入，歼灭日军三万余人，向世人证明，只要有正确的领导和精良的武器，中国人也能立于不败之地。不过李宗仁的战果未能持久。五月，徐州落入日军之手。

日军欲向西挺进，攻占古都开封，务以控制通往武汉的铁路要道，于是蒋介石下令工程人员炸毁黄河河堤。溃堤的河水困住日军长达三个月之久，但也冲毁了华北逾四千个村庄，导致无数农民丧生。黄河决堤使得一八五○年代以来即从山东半岛北岸入海的黄河改道，转向南流，由苏北流入黄海。

一九三八年夏末，日军集结大批战机、坦克、大炮准备对武汉三镇进行总攻击。双方在武汉的北方、东侧发生激战，战事持续约五个月。日本从北部以铁路增派援军至武汉战场，并派遣战舰巡弋长江，清剿国民政府的防卫阵地。一俟日军集结海军舰队，足以扫荡国民政府亦十分在意的鄱阳湖时，武汉已陷入腹背受敌的险境。

要不是史达林派到中国的俄国飞行员采取英勇的行动，武汉三镇恐怕早已沦陷，史达林之所以再次关心国民政府政权是否能维系，可以追溯到德、日的反共国际结盟。俄国飞行员的基地位于甘肃兰州，补给品则是由骆驼、卡车通过古丝路运送；他们在几次正面对决以及零星的策略运用，重创了日本空军。

不过到了一九三八年十月底，武汉三镇已是满目疮痍。蒋介石早已另觅新根据地，这次是位于长江上游、扼制长江咽喉的四川重庆，而当武汉的国军部队可以撇退时，蒋介石已经安全飞抵达重庆。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五日，日军占领武汉这块饱受兵焚之祸的地区，日军伤亡人数（根据中国的估计）约二十万人，损失一百架战机。而四天前，日本陆海两栖部队攻占了广州。至此，蒋介石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北起山海关、南抵亚热带良港的整个华东区域，包括了当地最富庶的商业、工业重镇、全国最肥沃的可耕地，以及中华古文明的心脏地带。

中国的分裂

到了一九三八年，过去大清帝国治下的广袤江山已经分裂成十个主要单位：满州国、内蒙古、长城以南的华北地区、华东、台湾等地受日本人不同程度的操纵，以及重庆的国民党政权、陕西的共产党根据地。再加山西省大半、特别是太原四周，仍属军阀阎锡山的势力范围。日军占领广州之后，又另外形成一个权力中心，一如远在西部边陲地带的新疆。新疆地区的回民是由自治的“边防督办”盛世才统治，他曾先后向苏联、国民党乞援。而西藏也在寻求独立。

中国自一九一一年以来就不断经历政治的分裂与内战，不过这种各自分立的状态有如十九世纪末外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威胁，中国很可能就此分裂，让中国回到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前的战国时代，或有可能重现公元三世纪至六世纪魏晋南北朝、十世纪至十三世纪五代十国那种治乱循环的历史演变模式。

一九三八年底武汉陷落，标志日军首次大举进兵中国的结束，因为日本军部之前计划最多可在中国战场投入二十五万战斗部队，然而事后证明不可行，而且有越陷越深之虞。日军侵华的目的在于掠夺中国的天然资源，以支应日本国内军事、民生工业，并在日本文化的引领下建构亚洲“新秩序”、这是日本四十年来所企求的梦想。日本无意让兵力被牵制在扩及全中国的战场上，而是计划以满州国的模式，在中国扶植数个傀儡政权，形成一个互通声息的网络，赋予日本在华经济特权，坚持反共立场，并以日本的名义提供军队、巡护各政权领土。日本更阴谋进一步瓦解中国经济，特别是破坏国民政府自一九三五年以来颇具成效的法币改革，那么日本就能动摇中国仅剩的稳定财政。无此财政基础，重庆政府必垮无疑。

日本扶持的第一个傀儡政权满州国成立于一九三二至一九三四年间，已迅速扩张军备与工业的发展。第二个傀儡政权成立于内蒙古，满州国派出先头部队与蒙古军、日军会师，但遭到中国军队顽强的抵抗而进退维谷。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一九三七年的淞沪之役后，日本对逐渐高涨的蒙古民族主义情绪采取姑息政策。蒋介石则一向拒绝姑息，深惧如此一来，蒙古将完全脱离中国。日本更扶持蒙古亲王成立了“联合自治政府”，并由日本“高级顾问”从旁加以辅佐。

这个新政府统辖绥远、察哈尔两省，以及大同附近、原在军阀阎锡山治下的晋北地区。新政府定都张家口，以张家口经大同至包头的铁路线为经济命脉，用来运载此地生产的铁、煤，同时也发展电力生产。日本藉着把史料追溯至成吉思汗时期等手法，鼓动蒙古民族主义。不过将晋北的人口划归“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治理范围内，意味着数量较少的蒙古人会淹没在汉民族之中。“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总人口数约为五百二十五万人，其中汉人逾五百万人，占总人口数的百分之九十五；蒙古人仅有十五万四千人，其余则是来自新疆的回人、朝鲜人、日本人。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旬，南京屠城时，华北的日军把长城以南的各个“委员会”和“自治政府”整合成第三个傀儡政权，命名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日军指派曾任少帅张学良财政顾问的前清举人、外交官、银行家王克敏担任新政府执行委员会的委员长。这一傀儡政府位于北平，并与新成立的“华北开发公司”（North China Development Company）密切合作，进一步有系统地开发先前由一些日本知名会社诸如“三井”、“三菱”（Mitsubishi）、“大东电力”（Taido Electric）、“朝日玻璃”（Asahi Glass）等所经营的各项工业。“华北开发公司”总计资本额三亿五千一万日圆，旗下公司包括“华北交通公司”（North China Transportation）、“华北电话电信公司”（Telephone, and Telegraph Companies），并接收了当地煤、铁开采、设置钢铁厂，以及港口设备的所有权。

另一方面，日本在华北新成立“中央银行”，意图打击南京政府的“法币”货币政策。由于法币仍受此间中国人的欢迎，这家银行一味发行新钞票，结果反而损及自身信用。尽管日本颁布命令处罚使用法币者，并企图禁止市场流通，不过法币仍然通行，是国民政府代表中国的象征。

日本政府此时不愿与西方强权起冲突，所以采取渐进的步骤，慢慢对天津租界施压。日本政府强迫外国人停止法币流通，最后也取得进入各个租界搜捕可能反日的“恐怖分子”─不论是国民党或共产党──的权利。另一方面，日本政府亦积隧阻碍外国人在华的贸易活动，并将“海关总税务司”的税收纳入日本银行手中。尽管如此，日本对华北的宰制并非滴水不漏。迄至一九三八年秋天，在华的日本军队大多部署在由华北地区向东北往满州国，以及通往西北、南下徐州的铁路沿线上。至于地方控制的细节问题则交由临时政府的傀儡军队负责，所以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游击势力依然能在这些地区渗透、移动。

俟南京沦陷之后，日本又如法炮制，在华中成立第四个傀儡政府，不过却很难觅得愿意担任领导的中国人，尤其是这代表必须与受人厌憎、被视为南京大屠杀慕后元凶的日本官员合作。最后是由一位前清举人梁鸿志担任南京“维新政府”的行政院长一职，梁早岁曾定居日本长崎，尔复曾任亲日的段祺瑞内阁的阁员。

这个傀儡政府和北京政府一样，主要是由三个院及其辖下各部所组成。南京傀儡政府一直迫于财政短绌，而不得不与控制上海的黑社会合作，它虽然在日本的支持下，逐渐对海关总税务司施加压一力，迫使海关让渡税收，却并未严格查禁法币的流通。英国的税务官曾经坚持过一阵子，却从未停止关税的储蓄，后来因为对重庆的国民政府大感失望，终于将新征的关税存在日本的银行中。但数额远比日军占领上海时少得多，因为当时日军绕过海关迳行在特定的港口卸货，而对外贸易的额度也从原本的每月三千一百万美元下降至八百万美元，这主要是因为日本政府以战争为由，严禁外国船只往返于长江流域进行贸易。

日本又循华北的前例，成立了所谓的“华中开发公司”（Central China Development Company）, 监督所属企业帮助日本工业的发展。“华中开发公司”的资本额约为一亿日圈（不到“华北开发公司”资本额的二分之一），其主要的工作是修护因激战而受炮火毁损的上海、长江流域的铁路运输网络。在战争期间，多数铁道与桥梁均受到重创，只剩下约百分之七的火车车厢可堪使用。另外，这家公司及其所属子公司还必须负责修护电力厂、自来水厂、大众交通运输系统，以及航行于内陆地区的船舶。上海公共租界也发生了暗杀汉奸、资本家，攻击日本军人及特务的事件，于是日本一仍天津地区惯例，逼使外国社区允许日军进入。

台湾作为日本的第五个殖民政权，其与日本本土经济与政治生活整合的程度远比其他四个傀儡政权来得密切，因为自从一八九五年马关条约签订以来，台湾就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供应日本工业的生产原料，从纸浆、化学原料到铜矿、食品原料皆有之。台湾此时已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机场网络，而且还在进一步扩充之中，以及像基隆、高雄这类港口也有完善的铁路交通运输系统。在台湾的汉人子弟接受的是移植自日本生活习俗价值的皇民化教育，学习的是日文而非汉语。日本反对由台湾人自己选出代表来组织议会，甚至严禁台湾人独立经营报社，台湾国完全仰赖日本而繁荣。

在北京与南京政权统治下的中国人假使对当时的台湾稍有知悉，或许把台湾人的殖民生活当成他们未来的命运。希冀拥有自由的人，无论如何危险，都必须在已各自成立新临时根据地的两个政权──四川重庆的国民党与陕西延安的共产党之间作一抉择。来自重庆和延安内部，呼吁团结一致抵抗日军侵略的声音响彻云霄，基于民族情感，已经不容国共双方回避人民的要求。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不惧旅程险阻，跋山涉水前往四川或陕西的新根据地。工人驮负着工厂重要机械设备长途跋涉。来自北京、天津等大学的各级学生，带著书籍和行囊翻山越巅，以蹒跚的步伐前往刚在云南昆明成立的“西南联合大学”（主要系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高等学府联合而成），在此他们或许可以不必再担心日军的轰炸。工人和知识分子这种投身未知的伟大行迹，堪称另一种“长征”。城里人、自由派知识分子以及年轻人来到贫瘠的农村，忍受匮乏的生活，或进入山里的非汉人族群区，他们对这些少数民族一无所知，更不用说他们的风俗习惯和外貌了。

但在大多数在华北、华东的人却选择留下，他们没有力气，也没有本钱和意愿离乡背井。他们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政策与政治运作中看不到前景，于是宁可在日本统治下面对不可知的未来。对于工厂的工人，或是南方、北方的农民来说，实情确是如此。如果他们放弃工作或离开家园，除非入伍从军，否则无法保证可以找到工作。这类知识分子看过太多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深沉恨意，虽然当时这种恨意在统一战线的口号下被掩盖起来。

鲁迅的兄长＊即是一例。周作人是杰出的文学评论家、翻译家、散文作家，年轻时曾与鲁迅一同赴日求学，尔后娶日本女子为妻，十分推崇日本传统和现代文学。一九二七年时，军阀张作霖大肆搜捕激进分子，他因日本驻北京公使馆武官的保护而逃过一劫。一九三七年后，他选择卜居北平，并先后担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临时政府的“教育总署督办”等职。

一九三七年之后，许多作家与学者也住在上海，在此继续组织文学社团、出版作品，以及从事教学工作。上海公共租界于是成为许多中国人的避难天堂，其中有人写下批判汉奸和反日的作品，不过因为日本不断对上海外国工部局施压，要求全面镇压反日言论，因此，上海工部局并不乐见这类作品的流传。但是，在北平和上海，不管日本人如何利诱，都无法说服中国作家、电影制作人、剧作家创作出“亲轴心国”的作品。即使有，内容也都是矫揉做作而虚伪浮夸，而作者甚至会遭受到沦陷区内别人的严厉谴责；诚如一位上海作家所言，他们是“蜘蛛与蜈蚣交配的杂种。”（注七）对于全体中国人而言，无论政治信仰为何，无论厕身哪一经济阶层，真正的问题依然悬而未决：到底哪一个政权才有能力整合全国势力、领导国家统一的使命？

＊原注：即周作人。“鲁迅 ”是笔名，他的本名为周树人。

重庆与延安，一九三八至四一年

日军凭恃各地的傀儡政府来巩固华北和华东，延安的共产党与重庆的国民党都面临了相同的问题：如何护卫统治区避免遭到日军的攻击，如何讲筑有效率的政府组织，以及如何强化大后方人民的忠诚。在这些迫在眉睫的问题之外，还有另一长远目标：亦即透过游击力量等手段，在日军占领的敌后地区争取民心，以期扩充势力范围。

或许对重庆的国民党而言，这些工作更显艰钜,因为国民党比共产党损伤更大。重庆仍是一座缺乏现代工业及行政管理经验的传统城市，之前国民党在此亦无支持基础，因此当时面临的是可怕的孤立形势。假若我们把铁路交通网视为经济发展与整合程度的指标，那么从重庆在一九三七年与各主要铁路运输网的距离，可看出国民政府当时完全与铁路运输的发展模式绝缘。

国民党为了追击长征的流窜队伍，在一九三五年把势力伸到四川，当时国民政府在四川实行一连串的改革政策，意图压制地方军阀，把四川纳入全国的政治框架之中。这些措施包括成立省级政府、集中地方税收的权力，并派任新的行政长官到四川，监督地方行政管理工作的执行。国民政府将地方军队的数量裁减五分之二，把政府的冗员送进位于成都新设立的职业训练学校。另外，蒋介石还指定特派官员到四川追剿当地的共产党残部。国民政府以地方盐税的收入作为檐保，偿还四川过去曾发行的七千万元公债，同时中央银行的重庆分行也发行三千万元的法币，以收回仍在市场上流通的各式货币。国民政府简化税种，筹划铁路建设，同时为了在一九三九年完成全面禁植罂粟的目标，雷试风行推动反鸦片运动。当时仅重庆一地的鸦片烟馆就超过一千三百间，所以这些改革来得一点都不嫌早。

但是，这些改革的成效有限。一来地方军阀群起抵制，二来一九三六年四川大旱，造成年冬粮食严重欠收。妇孺不时闪躲巡行的警察，只为以市内观赏用的树皮果腹。一九三七年初，在火葬场完成之前，警察甚至必须亲自埋埋葬四千名饿殍。四川各大城市爆发粮食暴动，盗匪自然四起。蒋介石飞离武汉经桂林，而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八日抵达重庆，此地似乎仍在风雨飘摇之中。

蒋的当务之急就是设法使邻省云南与其四川根据地紧密合作。自从一九二七年以来，云南在彝族军阀龙云的独裁统治下，形同独立王国。龙云虽然染上芙蓉瘾，仍不忘开发矿产、发展工业以增强云南的经济力量。云南省的面积差不多是法国的三分之二，省会昆明战前的总人口仅有十四万七千人左右；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间，约有六万名难民涌入，彻底改变了该城的原貌。此时，蒋介石认可龙云作为云南省主席，两人在战争期间合作，但是貌合神离。龙云拒绝配合国民党实行严格的出版检查法令，结果昆明成为战时中国的学术重镇，设立此地的“西南联大”成为华北流亡教授、学生蜂拥而至的栖息之所。起自缅甸腊戍（Lashio）的公路穿越崇山峻岭，预计以昆明为终点，一旦长江河道遭到日军封锁，而法国等国船只在日本压力下，无法从河内经由铁路运载军备物资北上时，昆明的地位就更形重要。

此时，滇缅公路是华南唯一的对外补给线，总长七百一十五哩（其中六百哩在中国境内，一百一十五哩在缅甸），载运着蒋介石抗日所需的战略物资。滇缅公路在华东战事升高之际开工，引起举世瞩目。西方世界对中国人勤奋、有耐力的传统印象，再一次于常时的文字与图像报导中获得力证：成千上万的中国筑路工人，不分男女老幼，在千山万壑之间徒手做工，用竹篮子运土石，以简易的竹管装填火药炸开巨岩石垒。数千名筑路工人死于意外伤害和疟疾，而悻活者则普遍营养不良，因为这些劳工都是征召而来的，最多仅能获得食物。滇缅公路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日通车，不过通车后仍遗留许多问题尚待克服：山崩、单线通行、桥梁载重量不足、雨季里泥泞湿滑的危险路段，以及通讯和加油设施的阙如。不过当首批物资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从仰光（Rangoon）运抵昆明时，仍是一项傲人成就。

国民政府以四川为基地，云南为对外联系管道，得以进一步控制在日本占领区与国民政府统治区之间的其余各省。这些缓冲地区包括：除日军占领之南宁至沿海地区之外的整个广西省；广州四周之珠江三角洲以外的广东省；大半个湖南省；江西南部；湖北西部与河南省大多数地区；陕西南部。浙江和福建两省大部分地区同样仍未沦陷，不过由于相隔遥远，国民政府鞭长莫及，无力控制。从一九三九到一九四○年，日军占领的国民党统治区大都溯长江上行至湖北的粮食集散地宜昌。日军占领宜昌之后，切断了由湘、鄂两省上溯至重庆的粮食运输河道，而导致重庆的粮食供应更形吃紧。

国民政府在重庆所构筑的政府架构是以“国防最高会议”为最高决策机关，由蒋介石出任主席。不过实际权力是掌握在“军事委员会”的手中，“军事委员会”仍然由蒋介石膺任委员长，蒋介石因而得以统一号令中国的陆、空军，并被赋予法定权力“领导全国民众”。（注八）一九三八年，蒋介石被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尊为党的“总戴”，先前仅孙逸仙有过烦似尊衔（译按，孙逸仙曾任“总理”）。自一九三二年即担任国民政府士席的谦和和政治人物（译按，林森）于一九四三年过世后，蒋介石即接任该职。

政府权力虽然高度集中，国民政府的军队虽然号称数量庞大，但都不能掩盖下列事实：蒋介石其实所扮演的只不过是一种松散军事同盟首要协调者。国民政府成立了一个由两百人所组成的准议会团体──“国民参政会”──作为决策谘询机关，以及人民参与政治的渠道。“国民参政会”的两百个席次当中，国民党籍代表占八十席；独立的社会贤达及各界领袖占七十席，其余五十席则为共产党及各党派代表。但是此类组织并无法改善国民政府令出多门的现象，弱化的官僚体系也不足以协调各地官员征集农村税赋或联系各地游击势力等工作。政府财政短缺，军费支出激增，开始把重庆政权推向通货膨胀的无底深渊。同时，庞大的伤亡数字也严重打击了军队的士气。

国民党意图巩固华南、华中之时，延安根据地的共产党人亦积极经略华北。日军进攻上海之后，重庆与延安在一九三七年底达成协议，将红军改编为“第八路军”，归军事委员会统一节制。是年九月，双方宣称在四项关键议题上信守“合作”的承诺，每一项议题都象征共产党对国民党的让步：致力于实践孙逸仙的“三民主义”理想；放弃武装暴动，取消苏维埃组织形式，撒销强行征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撒除陕西苏区现行自治政府的组织结构；取消红军番号，将先前大约三万名红军置于国民政府的指挥之下。此时中共虽然仍须奉行共产国际对世界各国共产党所下达的命令，不过蒋还是严正宣称，这是“民族情感超过其他各种考虑的表现”。（注十）

一九三九年八月，苏联与德国希特勒签订〈德苏互不侵犯临定〉。这则突如其来的声明并未动摇中共统一战线的基本方针。毛泽东乐见希特勒与史达林签订互不侵犯协定，并视之为具有挫败英、法“国际反动资产阶级”阴谋与打击中国“投降派”（注十二）的积极作用。虽然国民党曾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不过苏联与德国签署这项条约并不意味着德国即将恢复一九三○年代与中国合作的工业、军事计划。当时德国忙于欧洲战事，无暇支持日本的东亚政策。

中共不但没有在其控制地区组织新的苏维埃，反而在国民党同意之下，宣布成立两个边区政府。一是“陕甘宁”，取北方陕西、甘肃、宁夏三省的第一个字；第二个是“晋察冀”，意指山西、察哈尔、河北的边区。日本在晋察冀的军力远较在陕甘宁为强大；不过既然日军、华北临时政府或是内蒙古，都无能彻底控制这一区域，所以共产党人在此地有很大的活动空间来筹谋政策，进行敌后破坏行动，甚至补充“八路军”兵源。此外，长征时期滞留华中进行游击作战的共产党残余势力现在也重新整编为“新四军”。新四军拥有一万二千人战斗部队，名义上归国民党号令，不过实际上却完全接受共产党老干部（译按，叶挺、项英）的指挥。

中共在延安的头几年积极强化党、政、军的组织，一如国民党所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这个时期人数陡增，从一九三七年的四万人左右到一九四○年的八十万人，部分原因来自中共不断增补新党员、寻觅人才，另一方面也要归功于中共统一战线政策受到多数人民的拥护。中共暂时停止强制征收土地之后，实行一套有系统的减租减息政策，这套分级税制允许先前处于不利经济地位的地主保留大部分的土地，同时也让为数众多的贫农增加耕地面积。因此，这些村庄因不愿见到分裂斗争，而群起效忠共产党和抗日行动。

至于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则面临双重挑战，一是来自长征时期的竞争对手张国焘，另一位是一九三一年自苏联返华、在以共产国际马首是瞻的所谓“留苏派”中最具影响力的王明。“留苏派”的势力随着“陕甘宁”及其余边区之地方机构的设置，以及诸如宣传、教育、群众运动、妇女工作、出版、青年团等事务功能的组织分化而大肆扩张。延安的“抗日大学”成为培训共产党员以及纯化党员思想的摇篮。尽管共产党所控制的区域民生凋蔽，但却士气高昂；此刻延安似乎已变成许多中国人心中的一盏明灯。

延安的政府包括中央的边区政府及其所属之行政机构，以及在理论上（事实上在某些地区确是如此）能直达县级机关的各级代表大会。统一战线政策的共识在中共实行的所谓“三三制”（three-thirds system）中彰显出来：根据统一战线的原则，共产党员在政府机构中所占的比例不超过三分之一，其余的，用毛泽东的话来说，“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从毛的著作看来，他相信这样的制度可以确保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地位，因为只要有三分之一政府机构的职位由共产党的人担任，“就可以保证党的领导权，不必有更多的人数。”（注十三）下表说明了几个县级代表大会成员的社会成分以及共产党员所占的比重。

共产党的军队不仅包括八路军、新四军──以长征时期的老干部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还有众多来自当地、全职的地方军、民兵。这些地方军力的骨干是由年龄十六到四十五岁、仍然担负农事工作或在城镇里有正当职业的男女所组成，他们的武器装备落后，不过其角色却有助于情报搜集、后勤补给以及掩护正规野战部队的行综。中共十分重视军纪，严禁打家劫舍，买粮食和各类补给品都必须付款，并禁止侵犯民女。中共也小心争取华北地区若干已军事化的地方秘密会社如“哥老会”、“红枪会”的奥援，以奠定中共在其心目中的抗日地位。如此一来，中共逐步扩展群众基础。

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必然会与许多激进分子先前所抱持的意识形态目标和理想抱负相左：减租减息与限制土地重分配范围等政策取代了过去江西和其他苏区所实行的没收富有地主土地的作法。渐进的教育和思想训练途径有别于以往激烈的罢工行动，而温和的农村信贷计划以及发展地方工业则有助于避免富农或边区镇民离心离德。从一份由共产党领导人给地方干部、以问答形式编成的训练手册可以看出，这类政策已经引起共产党人的非议：

问：我认为统一战线以及国共合作是一项重大的政策转变。我们应该做的是打击农村里的头头和重新分配土地。假如我们的行动更加快速，那么革命不就指日可待，不是吗？

答：这种讲法是不正确的，因为今天若是采取这种策略势必引爆内战。如果我们彼此杀伐，那就没有能力抵抗日本，反而会被日本消灭。如果国家灭亡并沦陷在日本人手中，就很难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了。共产主义的实现必须以国家独立为前提。（注十五）

当社会革命的力量在边区偃旗息鼓，共产党在一九四○年对日军在华北的坚固据点及公路、铁路发动一连串的攻击。这场中共党史上所谓的“百团大战”是由彭德怀元帅指挥，事实上，中共军方总计投入了一百零四个团。起初，中共内部对于攻击训画（据称毛泽东事先对此并不知情）以及攻击目的有不同意见：是否与日本正规部队决一死战，团结全国力量一致抗日，抑或转移国民党对共产党新四军在华中扩张势力的注意力。

纵使中共军队英勇杀敌，但这些预设的目标却无一达成。日军确实受到重创，但日本正规部队加上傀儡政府部队的增援，旋即对共产党腹地进行残酷的大扫荡，日军往往将整个村庄夷为平地，人畜、建物无一幸免。结果，共产党根据地的人口从四千四百万骤降为二千五百万，而八路军伤亡、逸逃者总计十万人。而全国抗日的力量也不见强化。一九四○年三月，孙逸仙昔日副手、一度曾为蒋介石之下第二号人物的汪精卫，践轻其社会声望转而接受日本扶持之南京傀儡政府的高官厚禄。日本政府为了掠夺华中地区的经济资源，更进一步给予汪伪政权外交承认。

华北的战事显然也并未转移华中国民党将领对新四军的注意力。国民党将领十分了解，新四军为共产党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占据了有利的战略位置，因为这块被日军控制的地区向来是中国的鱼米之乡及重工业中心。然而这里并没有崇山峻岭作为天然屏障以隐匿游击力量，同时又是国民党正规部队、地方团练、散兵游勇、青帮及其他帮会组织势力等交相渗透之区。其中由蓝衣社领导人戴笠将军统合的势力尤其憎恶共产党人挤进其势力范围内的宁沪铁路沿线一带。国民党后侮在统一战线政策中允许部分共产党军队重整长江以南军备，驻守在这些地区的国民党将领（译按，何应钦、白崇禧等）饬令新四军北上。共产党人坚不从令，国共双方爆发数起零星摩擦以及一场正面冲突，国民政府军队试图强制执行命令却遭到严重挫败。一九四○年十二月初，蒋介石终于下达最后通牒：长江以南的八路军务必于十二月三十一日前渡江彻至江北；同时，新四军必须行进至长江以北，并在一九四一年一月三十一日前彻至黄河以北。

新四军希图延宕，并藉故向国民政府索求，对于撒退路线、行军安全保障、换发装备，以及支付开拔费用进行协议。新四军获悉国民党部队正在集结伺机发动攻势，召开会议声明，虽有部分队伍不从，仍盘据江南，但他们确有意愿接受命令。从一九四一年一月七日至十三日的六日激战中，新四军的南翼部队在山区误陷国民党军队的埋伏，约有三千名共军遭屠戮，其中大部分是在被俘虏或被移送战俘营之后遭到枪决。

人员的伤亡对共产党是一大打击，不过对共产党而言，“皖南事件”却极富官一传价值。他们指控这次伏击乃是蒋的冷血阴谋，蒋所谓中共应受罚于“不服从”的说法是无法令外国人和中国人信服的。嗣后，中共又在江北的六个区域分别重整新四军，并且旋即在太湖西岸重建一处游击根据地。这场日后所谓的“新四军事件”并未瓦解统一战线，不过确实凸显了统一战线政策的内在矛盾。自一九四一年以降，尽管国、共仍维持抗日的合作关系，但双方的龃龉嫌隙则更甚于往昔。

扩大战争时期的重庆和延安

一九三九年夏天，二次大战欧洲战场的爆发有助于日军侵略中国。如同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战，如今法、英、德各国心力都放在本身战事，没有余力关注东亚的国际局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一方面戒慎尊重英、法两国在东亚的利益，一方面僭取德国在华的领地和租界；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显然已有能力将英、法逐出这一区域的强权地位。曾经剧烈冲击中国历史的“欧洲帝国主义”势力，霎时烟消云散。

前文已述及日本政府如何逼迫海关总税务司就范，并对天津、上海曾是不容侵犯的外国租界施加压力；也说到日本如何封锁长江流域，禁止外国船只通航，因而造成一些英国贸易公司的钜额损失；以及日本如何强迫法国关闭越南的铁路运输线，藉以切断昆明、重庆两地中国人所获得的军事援助。就在一九四○年七月，英国正试圆从“敦克尔克大彻退”的危机中逐渐复苏，并为即将到来的英伦空战集结兵力，首相邱吉尔（Winston Churchill）在下议院宣布他将应允日本政府的要求，禁止滇缅公路运送军备、物资、汽油三个月。在这段期间的后期，随着英国对德战事的逆转，邱吉尔始下令重新开放滇缅公路，但蒋介石仍十分愤怒，他指出在如此艰困时期封闭滇缅公路，无疑会永久破坏英国人在中国的声誉。（注十六）

一位美国财政顾问就此观察：“中国如今最令人担忧的是士气，因为中国似乎是孤军奋战，美国必须在中国的士气瓦解之前，赶快采取行动。”（注十七）但是美国政府此刻正专注于日本的势力扩张──日本军队在一九四○年入浸法国殖民地越南，所以在一九三八至一九四年间，美援仅止于美财政部购买了中国的白银，并给予国民政府二千五百万美元至五千万美元不等的贷款。不过这些贷款的用途只能用于非军事支出，或用来稳定币值，或基于国防安全的考量来遏止锡、钨等矿产的出口。然而，如上表所示，中国仍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

重庆政府所面临的最棘手问题之一是国民政府几无任何空军战力。前美国空军飞行员陈纳德（Claire Lec Chennault）自一九三七年即获聘为蒋介石的顾问，武汉沦陷之后，他曾试图说服中国向美国飞机制造厂订购现代战机。中国可用卖给美国财政部的白银所得来支付货款；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间，中国共计出售三亿一千二百万盎司的白银，得款一亿三千八百万美元。不过中国政府内部对于契约的签约人、价格、交货日期等细节争论不休，使购买案不了了之。

俄国受到欧洲战事的牵绊，对中国空军的援助脚步开始放慢，并且调回“志愿”参战的俄国飞行员。在华最后一批德国籍顾问团于一九三八年返德，蒋介石的义大利籍空军顾问团亦随后离华。由义籍顾问协助建造的几座飞机制造工厂很快就被日本空军夷平，使得重庆几无防卫力量，自一九三九年五月之后，日军更是有计划地轰作这座战时陪都。直列国民政府在重庆完成地下的防空坑道，以及在日军防卫线后方成立预警系统，在日军轰炸机起飞时发出警告，日军空袭所造成的严重伤亡才告减少。

一九四○年，蒋介石委派陈纳德至华府寻求援助，这时中国只有三十七架飞机可堪使用，另有三十一架没有夜航装置的旧式俄国轰炸机。日本则有九百六十八架飞机驻防中国，其中更有许多速度快、命中率高的新型“零式”战斗机，另外有一百二十架飞机进驻越南。而美国因为英国战场的庞大需求，没有多余的战机可卖给中国。于是蒋介石又派宋子文为私人特使，以及昔日五四健将、时任中国驻美国大使胡适，抵达华盛顿进行游说。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政府同意运送一百架P-40战斗机给中国。另外，为了避免违背对日本所采取的中立外交政策，美国以非正式协议的方式同意陈纳德招募美国空军飞行员，以“志愿”的方式投入中国战场，一方面担任飞行战斗任务，另一方面训练中国新生代飞行员。陈纳德率领的美国飞行员战绩卓著，“飞虎队”（Flying Tiger）的声誉名闻遐迩。一九四一年，飞虎队几次重创日军，而他们只要击落一架日本军机便可获得五百美元的奖金。从某个角度来看，飞虎队彪炳的功勋可与八十年前的“常胜军”相媲美。

飞虎队的行动仅局限在重庆范围，所以延安的共产党人连这点激励士气的外援也没有。新四军事件重创共产党在长江以南的势力，而随后的百团大战引发日军在华北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扫荡。彭德怀将军企图以正规作战的方式攻击日军，但还是不敌日军在兵力和军备补给方面的优势。一九四一年苏联与日本签订中立协定，承认满州国的“领土完整”之后，中共已无法取得苏联的援助。这时中共也只能以豪语以对之：“我们必须收复中国的失土。我们必须独自打到鸭绿江，并将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注十九）不过局势的发展并无法让中共采取这类行动。一九四一年六月德国人侵苏联，使得中共在欧战结束之前，断难再倚靠俄援为后盾。

新四军事件之后，蒋介石决意进一步孤立延安，他下令对陕西边区政府宝施经济封锁，禁运食盐，并终止在统一战线政策共识下对八路军的补贴。物资短缺在延安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不过亟需而军事援助的中共仍采取一套回馈制度。鼓励百姓于每次战役结束，就到战场上去找武器。农民每缴一挺机枪给共产党，就可以换取五十元报酬，而每一支来福抢的价格是五至十元不等，手枪则是五元。然而诚如干部手册所指出的，现代化武器并非是“绝对需要”的：“旧式的枪炮、矛、大刀、斧、锄头、石头通通可以用来杀敌。”（注二。）

共产党寄望组织农村社群来抵抗日军，却遭遇日军简称“三光”的残酷计划，日军在若干特定地区下令执行“杀光、烧光、抢光”的扫荡策略。农民若是躲在地下交错的坑道躲避日军，日军就包围村庄并将毒气灌入地下坑道内。资料指出，八百名中国人因而死亡。在另一则案例中，冀东一村庄则总计有一千二百八十名村民被日军处决，整座村庄更被夷为平地。一九四一年的八至十月间，日军在华北地区进行所谓的“扫荡运动”、造成四千五百名村民死亡，十五万间房屋烧毁，并有一万七千名中国人被遣至满洲国充当劳役。日军的这类暴行主要是杀鸡儆猴，要中国人别与共产党的游击势力合作。日军的行动有时收到效果，不过还是有无数的例证显示，共产党更能巧妙地加深中国人对日军的仇恨。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军轰炸珍珠港，导致美国全面加入对日作战，重庆政府因而稍有喘息的余地。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件”以来，日本与美国便处于冲突一触即发的状态，日本政府更是将美国太平洋舰队视为其战争目标的主要威胁。因为只要美国舰队能随意调动，日本不仅无法全面封锁中国沿海，也无能力巩固其在越南和缅甸的战果。日军偷袭珍珠港却为中国带来新的援助，此刻美国已将中国战场视为美国战事的一部分。在一项〈租借法案〉签中，美国政府最初允诺六亿三千万美元的援助，国会随即批准了宋子文所要求的五亿美元贷款；然而美国方面没有一个人了解这笔款项的用途，且蒋介石也断然拒绝给予美国任何保证或接受其他附带条件。

罗斯福总统指派资深的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将军担任他与蒋介石的联络人，以及美军在中印缅战场的指挥官，并监督美援的运用。陈纳德的飞虎队正式纳编为美国空军的第十四航空队，陈并被擢升为将军。此时，政府军成功阻挡了日军全面攻击湖南长沙，军民士气大振，也适时凸显了中国是不容忽视的盟邦。虽然英国持保留态度，但中国仍被罗斯福总统纳入包括苏联、英国在内的同盟国四强之一。

中国军队在同盟国的作战中的确扮演相当关键的角色，因为在日本所有可用兵力当中，约有五分之二身陷中国战场而动弹不得。而随着英军转眼间在东亚地区全面溃败，中国抗日的潜在重要性就显得益发鲜明。香港的沦陷并不令人意外，因为香港其实并无任何防御能力，但一般认为新加坡是一座固若金汤的防御要寒，日军绝不敢轻启战端，结果新加坡在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被攻陷，不到一天的工夫，当地十三万守军遭俘虏，英国原本在中国人心目中已经不彰的声誉更是一落千丈。诚如周恩来在一九四二年四月与美国官员的谈话中所指出，“现在英国已被日本人打败了”，中国人“瞧不起英国的地位”。（注二一）

在中国人看来，英国无力守住缅甸，并防御自一九四○年底重新开启的公路补给线，这比起新加坡的沦陷还严重。英军不愿依据中国军队的运动或史迪威将军的建议来调整战略，结果惨遭败北。一九四二年四月底，士气低落的中国军队协同英军作战，结果在与日军激战五小时之后，缅甸的重要城市腊戍就被日军攻下，再度切断了补给重庆的滇缅公路。缅甸战役让蒋介石损失惨重，第五、六军受过德式训练，也是蒋个人权力基础的核心，数量约为其战略后备兵力的三分之一，而第五、六军的重装备几乎不保。自此之后，重庆与延安一样陷入孤立无援的险境，重庆的对外通道就仅剩下飞越喜玛拉雅山（Himalayas）这座“驼峰”抵达印度的危险航道。

重庆政府内部在这个节骨眼出现军事战略方面的争执：空中作战与传统地面作战何者较能有效遏制、进而击垮日军？陈纳德与史迪威对此针锋相对。陈纳德将军建议发展空军战力，他曾经向蒋解释这一战略耗费较省，因为空军从印度起飞不是难事，将飞机的零件、汽油、弹药装备越过喜玛拉雅山脉运抵中国。史迪威反对陈纳德的意见，他认为空军需要坚实基地的防御，而国民政府的部队统帅无方，装备落后，训练不足。史迪威认为，中国首先应发展小型的精锐部队，分别在印度和中国西部接受训练，再从缅甸北部到雷多（Ledo）另外开辟一条内陆补给线，将大型装备运抵重庆。

＊原注：一九四一年美国国会通过租借法案来军援同盟国，规定只要援助对象是与美国对抗共同的敌人就可以不必偿还美援。

最后，陈纳德将军的建议获得采纳，相较于外号“酸醋乔”（Vinegar Joe）的史迪威，陈纳德将军既富谋略又较有耐性，他的服行员也打了几场漂亮的胜仗。史迪威通晓中文，对中国的一般士兵相当友善，不过他十分蔑视蒋介石（他给蒋取了个浑号“花生”）以及他那班惧战又欺上瞒下的将领。因此，虽然史迪威提出若干训练计划，但多数资源还是投入重庆政府统治区域的东缘至湘南衡阳之间、以及甘肃的兰州一带，从事机场建造。

蒋介石为了补给名义上仍由他指挥数量庞大的军队，以及支付空军兵力扩张的费用，于是强制实施一套严苛的税制。随着币值大幅贬值，这套税制规定可依战前税率等值的谷物来抵税，因此农民就用米麦，有时候用大豆、玉米、粟，甚至棉花来缴纳税赋。有时政府的需求超过所征收的税，便“强借”粮食以供应军队和政府的需要。这些额外的粮食据称将来会以约与市价等值的标准来支付。但是政府延迟付款或贪赃柱法的现象在所难免，即使付款也总是以低于市价的价格或以贬值的货币支付。而政府所支付的金额也不敷农民运送所有粮食到达国民政府粮食征集站的成本。

在延安周围的边区政府，共产党同样面临财政短绌、社会控制，以及士气低落的严重问题。在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三年之间，共产党的应对方法是透过群众动员，让共产党人更深入渗透到农村社会的底层。也有证据显示，共产党鼓励农民恢复种植罂粟，并将鸦片销往日军占领区与国民党控制的地区，以缓和财政危机。不过，鸦片是以“特殊物件”或“肥皂”的名义来掩人耳目。仅管共产党也以相当高的税率向贫农徽税，不过减租减息政策仍有助于几无能力缴税的贫农。现在共产党人不再拘泥于统一战线政策或地方政府，内部三三制的实施。干部直接下乡，鼓励农民合作生产粮食。干部说服农民组织互助队一起参加劳动，共同使用耕具、驮兽，以及发起效法“劳动英雄”的群众运动来鼓舞农民生产。在人民坚定拥护共产党的华东和华中若干地区，共产党人也开始发动类似的群众运动。共产党在这些地区再次强调社会斗争，并以剥削的地主阶级、放高利贷者、营私舞弊的地方官员作为群众批判、羞辱、惩罚的目标。

知识分子，特别是延安地区的知识分子，透过“下乡”向农民学习的特殊运动去认识农村的基本生活。从毛泽东早期的文章可以窥见他轻蔑中国传统的精英阶层，正是因为精英阶层全然不知农村疾苦，也不切实际。延安一如重庆，已经成为成千上万难民的落脚处，中共于一九四二年在其治下边区对人民发动激烈的“整风运动”，藉以唤醒人民对社会主义革命至高无上的热情。一些被指控的对象在群众大会上遭受斗争，或被迫做出自我批判，或从要职调到农村，转而从事卑贱的上作。许多人遭受肉体的凌虐或因而自杀。在这些受害者当中，有些人追随与毛争夺党内领导权的王明；王明自苏联返回中国之后，就想办法巩固他个人的权力基础。发动整风运动有助于确保毛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也可让中共的意识形态独立于苏联操控之外。

作家丁玲是众多纡尊降贵、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改造的干部之一，她发表于一九二八年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翔实记录了那个年代中国青年的彷徨惆怅。丁玲的丈夫在一九三一年被处决，之后丁玲便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南京遭国民党的软禁，一九三六年脱逃抵达延安。在延安，丁玲再度透过小说创作犀利地讥讽中共干部对女性劳工的漠视，以及中共如何以意识形态的框架来箝制个人创作与抒发意见的自由。她同时表示，中共的领导人正利用全国团结一致抗日和党的团结等口号，来压制妇女才艰苦取得的权利。

毛泽东以整风运动来批判像丁玲这类的知识分子，藉以惩一儆百，毛力持中国共产党在界定知识分子表达意见与批评的范围所应扮演的角色。为了强化党这个角色，将毛泽东、史达林等人的作品指定为党员和知识分子研读和讨论的教材。毛在一九四二年五月所发表的几次演讲（译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中，论及艺术与文学的社会目的；在延安的这群文艺工作者必须了解他们应该为群众所担负的责任，必须认清“人民生活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而这此矿藏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泉源”。毛表示中国古代的文艺传统，以及五四运动那一代的知识分子、甚至鲁迅所服膺的外国艺术虽不必完全排斥，但必须使之居于次要地位；而且借滥吸收之道是有“文野之分……。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因此，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要投身如火如荼的战斗中，而在骇人的复杂中将其完全吸收：

中国的革命的文学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注二三）

饥饿与剥削的现象到处存在，毛说，“人们也看得很平淡。”然而真正的文艺工作者就是要改变这种态度，而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毛泽东认为，即使是在抗日的兵马倥偬里，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必须以人民长期变迁的需求为念。

战争的结束

日军的占领区跨越太平洋，从吉尔伯特群岛（Gilbert Islands）经东南亚地区西至印度边缘悉数被日军占领，不过在一九四三、一九四四年之间，日军承受的庞大军事压力来自美国，而非中国。中国对于战事最大的贡献，主要来自中国在战场上牵制住大批日本正规军，因为日本从未达到以傀儡政府军队来巩固沦陷区的既定目标。美军在中途岛一役（一九四二年）赢得漂亮的胜战之后，转战至南太平洋跳岛进攻，陷入缓慢而血腥的战斗中。此刻，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Joint Chiefs of Staff）开始筹谋对日本本岛进行战略轰炸，另一方面，也预计在陈纳德将军所建造的机场部署威力强大的新型强大的新型B-29轰炸机，并设法让中国继续留在美、苏、英等阵营之中。

一九四三年的局势进展显示日军的军事胜利以及中国的顽强抵抗已经改变了一世纪以来西方强权对中国的剥削形态。这种局势变迁的重要征兆之一，就是同盟国之间经过冗长的讨论，终于同意废除施加在中国人身上治外法权的桎梏。历经了一整个世纪的屈辱，现今在华的所有外国人（享有外交豁免权的外国人除外）都必须接受中国法律的约束与规范。＊一九四三年八月，在日本人的运作下，汪精卫的南京伪政权收回上海的法国租界。一九四三年十二月，蒋介石与罗斯福、邱占尔出席开罗会议，会议中三位领抽同意战后满洲国与台湾应当归还中国。

另外，从日本人在战时所刻意宝施的政策也可以看出西方人地位的转变。珍珠港事变之后，尽管日本政府允许西方人留在北平与上海少数地区继续就学和从商（通常是有限制的），但是取消了租界与公共租界地境内的其余特权。到了一九四三年三月，日军将北平地区的外国人（德国人和日本的其他盟邦除外）集合起来，让这群背负着行李、高尔夫球杆、毛皮大衣的西方人步履蹒跚、零零落落地前往火车站。在街上，日本人召集了一群中国人默默注视着这些即将离去的西方人。一位美国人回忆道：“我们所呈现的正是日本人所希望看到的滑稽景象。”（注二四）这群来自北平的外国人被日军移往位于山东潍县的收容所。在潍县一处形同废墟的传教士宅邸里，一千名西方人和五百名小孩被剥夺了过去的特权，失去了服侍他们的仆人，必须在粮食供应阙如、几无医疗设备的情形下共同求生存，现在仅剩下他们所能自给的社会礼仪、教育，以及些许的娱乐罢了。

原先住在上海、现被迁移至华中地区其他收容所的美国人、欧洲人亦受到同等对待，不过其中具有犹太人血统的外国人所蒙受的待遇却不尽相同。五月中旬，上海一万六千名来自欧洲的犹太难民大部分被日军移往虹口特设的犹太人社区＊＊。这群犹太人在仓促间被告知之后，被迫以极低廉的价格变卖辛苦赚来的家产、事业，而组织成彼此监督、相互保护的“保甲”组织。社区里的犹太人必须看自诩为“犹太王”的日本官员阴晴不定的脸色。无论他们是要出外营生，参加丧礼，或者有其他紧急事故，这位日本官员有权决定放行与否。（注二五）

许多犹太人沦为当地中国人的“苦力”，或是在地方慈善团体所兴办的公共食堂吃饭，因此几乎所有人都营养不良。有人不得不行乞为生，而有些人最终又得再度沦落到早先所过的悲惨生活。不过日本政府无意仿效纳粹的恐怖手段，因此上海的犹太人并未遭逢欧洲犹太人被集体处决的残酷命运。

＊原注：从一九四三年的六月至战争结束，在华服务的美国官员一直仅接受美国法律的管辖。

＊＊译注：原注：这项强制迁徙命今并不包括出生于Ashkenazic的犹太人，他们大都来自俄国，早在一九三七年之前就已经定居中国。

西方人在中国所受到的屈辱发生在战况惨烈之中国战场上稍缓之时，中国战场上军事对峙的僵持状态突然于一九四四年发生变化。史迪威、英军以及他们所共同训练的中国军队正与日军在缅甸北部进行激战，并开始从雷多建造一条能够接通旧滇缅公路的新路，而陈纳德和成千上万的中国工人也逐渐扩建和改善位于重庆东部的几座机场。一九四四年六月初，进驻中国新机场的B-52轰炸机群在一次训练行动中猛烈轰炸秦国曼谷的铁路调车厂。六月十五日，这群B-52轰炸机某至远抵日本南方的九州（Kyushu），在当地的在当地的“八轿制铁所”（Yawata steel plant）投下两百二十一吨作弹。美轰炸机在轰炸九州的工业重镇之后，又空袭满州国鞍山钢铁厂、苏门答腊的炼油厂，以及台湾的几座机场。

不过诚如史迪威将军所提出的警告，日军随即大举反攻。一九四四年夏天，日军在代号为“一号作战”（Ichigo）的攻势行动中，迅雷不及掩耳地进入河南，肃清平汉铁路沿线的日本占领区，并循湘江南下，直逼长沙。一九四一年，中国军队曾在长沙英勇抵抗日军，但这次日军很快就攻下长沙。在这次攻击行动中，日军仅在衡阳四周及其机场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不过在八月，衡阳也告失守。嗣后，日军继续向广西推进，十一月，占领挂林和柳州的空军基地。两股日本军向西向西挺进，直逼贵阳，严重威胁重庆。显然此次作战的主要目标是要摧毁用来轰炸日本本岛的空军基地，然而日军的攻势却到此停顿。就在日军大啖胜利的果实之际，战局逆转。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底，B-52轰炸机群对东京狂轰滥炸，它们并非来自陈纳德将军长久以来所企盼的华东机场，而是美军新近占领的马里亚纳群岛（Mariana Islands）的空军基地。

日军“一号作战”的攻势重创了蒋介石的部队，使得蒋的数个统治区蒙受巨大损失。无论如何，日军的胜利重挫了中国军队原已低迷的士气，连带使美国对中国的作战能力失去信心。战时的重庆俨然是散播流言辈语的中心，社会贫富差距悬殊，投机炒作、哄抬价格司空见惯，黑市商品以及叛国的传言随处可见。一位中国诗人以西式不押韵诗歌的变体形式于一九四四年发表了一首诗，诗里融合了电影广告、新闻标题，以及国民党官方出版品等素材，生动地捕捉到当时社会的矛盾景象。将这首诗题名为〈标题音乐〉（Headline Music）：

吃紧，吃紧，吃紧

看涨，看涨，看涨

四十万万元在金期里打滚

变，不变，莫谈国事

支支宏壮悠扬

场场歌舞美妙

为慰劳从军同学而歌

为救济后方难胞而舞

长约数十里之行列，餐风露宿

奶油人造冰上绝技，广寒春色

语皆血泪，感激至于涕零

扶老携幼，余等深为感动

国产时装，悲剧巨片

情节哀感，缠绵紧张

奉劝太太小姐多带手帕

天窗，天窗，天窗……（注二六）

就在这个时候有消息传来，曾是国民党控制区的农民杀害、抢夺了从日军“一号作战”撒退的军队，因为这批军队在一年前的饥荒中还来向他们收税。若干美国记者离开重庆抵达河南灾区去探查当地的饥荒，亲眼目睹了令人悚惧的画面。“他们泪痕满面，蓬头垢脸，在萧瑟的寒风中濒临绝望的脸庞，令我们无地自容”，白修德（Theodore White）如此记叙：

中国孩子健康时是美丽的，健康时他们的头发散发出自然的光泽，他们的杏眼闪闪发光。但是这些衣衫褴褛、瑟缩颤抖的小孩，眼眶四周却是凹陷的窟窿；营养不良使他们的头发干涩；饥饿不堪令他们的肚子鼓账；刺骨的寒风造成皮肤的皲裂。他们卢弱的声音尽是一声声乞食的哀啼。（注二七）

这些新闻记者因国民党新闻检查员管制他们这类惨剧的报导而深感愤怒、不齿，但也就此不再控诉重庆政权的人道或军事悲剧。

其他的美国人，包括史迪威将军在内，都被国民党军队所实施的征兵制度，以及被绑在一起送往前线那些光着脚丫、衣衫不整的士兵震骇不已；这些士兵因为患有脚气病或是营养不良而濒临死亡。即使处决了征兵官员（有时还是由蒋介石所下令），也依然有滥征情事。根据估计，一九四三年所征召的一百六十七万人当中，有近百分之四十四的人在前往部队途中逃亡或死去。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的八年抗战中，在赴战场之前就已经死亡的新兵总数约计一百四十万人，换言之，每十名新兵就有一人。

面对重庆政府这种惨况，难怪美国官员要转而寄望于共产党的延安边区政府。罗斯福总统及其“参谋首长联席会议”开始讨论武装共产党部队，使之具备对日作战能力的可行性。纵使美国的援助并无法扩及共产党的个别部队，不过美国军方仍试图把共产党政权纳入租借法案的援助范围内。美国军方不顾蒋介石的愠怒，于一九四四年七月派遣由包瑞德（Colonel David Barrett）率领的观察小组（又名为“迪克西考察团”〔C Dixie Mission〕）抵达延安。这一小组的正式任务是搜集日军部队移动的情报、日军后勤装备的资料，以及协助被击落的飞行员穿越日军防线返回自己的部队。美国军方明令禁止这一观察小组与共产党进行“政治对话”，不过小组的成员不免会与共产党的军队有所接触，而看重共产党的作战能力。

美国观察小组出现在延安地区主要是副总统华莱士（Henry Wallace）在一九四四年六月造访重庆之后一手促成的。美国进一步与中共的敦睦则是由罗斯福总统的特使赫尔利（Patrick Hurley）他大力推动，赫氏在十一月飞往延安访问。就在华莱士与赫尔利分别出访的期间，罗斯福总统对照了第二次缅甸战役──在此战役中由史迪威和训练有素的中国军队表现卓越──以及一号作战的惨败，开始坚持由史迪威将军指挥中国境内的所有中国军队。这项决定难以见容于蒋介石及其资深顾问团，双方争执不下，史迪威终于在一九四四年十月被召回美国，由魏德迈将军（General Albert Wedemeyer）代替。

魏德迈将军在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攻势之后，于一九四四年十二月首度向蒋介石提出国共合作计划，提议重组延安的三个步兵团，共计五千人的兵力，并且由“美国物资供应局”（American Services of Supply）提供共军所需的军备，而这些军队则由十名联络官襄助的美国指挥官指挥作战。这些军队的活动战场位于国民党的统治区内，亦即陕西南部或中国西南地区。蒋介石以地方百姓对共产党抱持敌意、此一计划终究会失败为由，否决了魏德迈的计划。

第二个计划是由魏德迈的参谋长向宋子文提议的。该计划预计派遣美国空军的轰炸大队，约莫四千至五千人，进人共产党的占领区去破坏日军的战备设施。宋子文对此计划不义可否。除此之外，更富野心的第三个计划是由“战略情报局”（0SS，即美国的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擅长游击作战）的官员提出，并曾向共产党探询合作的可能性，计划的要旨是由美国“战略情报局”的部队与共产党的游击部队联合作战，摧毁日军通讯设施、机场、碉堡，并骚扰敌军的大后方。美军的“战略情报局”届时将会训练共产党人有关敌后破坏的行动任务，与如何架设雷达情报通讯网，并武装二万五千名共产党游击队，以及提供十万名亲共产党民团“否尔沃玆”（Woolworth）单发点放手枪。（注二八）到了一九四五年一月，面对国民党的悻悻然以及内战将一触即发的谣言，已转任美国驻华大使的赫尔利和魏德迈将军最后决定将这些计划束诸高阁，这两位先生素有反共情结，势必乐于宣称美国将继续“支持国民政府”，而绝不会在“未征得美军在中国战区最高指挥官的授意之一前，给予中国其他政党、活动分子、个人任何援助，或者与之进行协商、合作。”（注二九）

对于美国的变卦，中国共产党虽然深觉失望，但并不感意外。共产党向来就是独力作战。共产党人一方面向外界传达他们呼吁组织联合政府、团结全体中国人的主张，并在延安根据地欢迎络绎不绝的外国访客和新闻记者，另一方面他们亦决心有系统地耕耘农村群众对共产党的向心力。尽管中共在其统治区内对于如何界定阶级关系仍具弹性，不过这段期间，他们的政策一度偏向激进。地主阶级遭到群众的严厉攻讦，农民再次被依其产业而划分成不同阶级。

根据延安方面的定义，“富农”是指农民家庭的收入有超过半数系得自雇用工人，不过共产党也承认，他们也有可能也是佃农而受剥削。因此，生活水准以及拥有家畜、生产工具的多寡也成为共产党人社会分析与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之一。“中农”和“贫农”是以谋生的方式与拥有土地的面积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就技术上来说，所谓“贫农”是指无论拥有或租佃土地与否，都无法养家糊口者，所以他们必须出卖劳动力以谋生，“中农”是指他们雇用其他人的劳动力或单靠自己家庭成员的劳动力就可以维持自给自足的农户。但在地方人士的眼里，谁理应享有幸福的生活呢？如果根据地方的标准，是贫农而不是中农的话，地方可能就会采取弹性的作法将原本个人所属的阶级调换过来。一位扶养五岁小孩的农村寡妇就是这种弹性作法的最好例子。这位寡妇拥有三点五英亩的土地、三幢房舍及一条猪，就所拥有土地面积与生产工具看来，这位寡妇无疑应被划列为“地主”阶级。不过地方因同情这位寡妇必须养儿育女，而将她列为“中农”阶级。

在整个华北地区，无论是日本占领区或日本傀儡政权统治区，甚至包括国民党军队仍在作困兽之斗的孤立区域，共产党人一直在从事这种阶级的划分、再划分，分析农村社会基本条件以及通过群众运动和自我批评来鼓动农民去打破传统权威模式等复杂的社会过程。外国记者、美国军事观察团，甚至国民党的情报单位显然并不了解共产党刻在进行的这类活动。

在许多地区，共产党干部实施传统相互监视的“保甲”制度。据此，以五人为一互保的小组，小组的每一成员必须担保其他成员不会作奸犯科。这种制度与共产党所标榜的阶级概念并没有必然的关连性，不过保甲制却能让共产党将他们所划定的那些“社会不良分子”逐出社群，以利于共产党人形塑地方社会的团结意识。被归类为社会不良分子包括偷盗粮食者、妓女、与土匪或走私鸦片者勾结的不法之徒、经常出入日军占领区者、秘密会社的帮众，或是曾在傀儡政府任职者。不过共产党人的标准偶尔也是含而糊之，显示他们对邻里村民不信任到什么程度。共产党在进行社会调查的过程中同时也会向那些无法清楚交代过去的人、通奸者、脾气暴躁的人、不愿参加政治会议者、吸食鸦片者，以及坐拥妻妾者提出警告。（注三一）共产党招募新党员的对象，乃是训练有素、能牺牲个人欲望来追求政治新秩序的人。

共产党员人数至此成长为一百二十万人，八路军与新四军麾下共有军队九十万人，毛泽东对华北共产党势力迅速坐大颇为满意，便于一九四五年四月在延安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自一九二八年于莫斯科召开六大以来到一九四五年止，都未曾召开过这类代表大会）。几个毛的昔日政敌都曾分别公开做过自我批判，现在毛泽东的权威已经无人挑战。在新的党章中，毛泽东的“思想”被尊奉为党一切分析和行动的指南，并成为日后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坚实基础。在题为〈论联合政府〉的大会报告中，毛泽东一方面向国民党表态示好，但另一方面又宣称共产党的边区政府才是正确的形式，才是孙逸仙三民主义的真正体现。共产党现在所控制的“解放区”人口总数约为九千五百万人，面对此情此景，毛泽东的确有资格沾沾自喜。新的党章令党的权力更为集中，毛泽东膺任新设立之中央委员会主席的职位。新修订的党章还有其他的特色，包括强化农村地区的代表功能，从党章中剔除仿照苏联及世界共产主义革命运动所使用的术语与观点。中共七大党章的精神大体反映了中共的独立自主路线。

中共选择在这个时候举行“七大”，显然有意与重庆方面召开的国民党“六大”互别苗头。国民党在“六大”会议期间并无法进一步提升蒋介石的地位，反之，来自国民党内青年党员和敌对派系对蒋介石的批判声浪此起彼落。有关国民党内部贪污腐化、士气低落的耳语四处散播。甚至，蒋介石是否能继续保有过去拥护者对他的效忠还是未定之数。

不仅在国内，国民党在海外的影响力也逐渐在消褪。一直对中国不抱任何信心的邱吉尔曾说道，继续让中国维持四强之一的国际地位“简直是一场闹剧”，并指出在“一号作战〕中，中国是如何“荒诞可笑”。一九四五年二月的雅尔达（Yalta）会议，罗斯福、史达林、邱吉尔三人无意让中国对他们所做出的重大决策有任何置喙余地：苏联应在德国投降后三个月内出兵亚洲对日作战；苏联收回帝俄时代割让给日本的所有土地，包括库页岛和千岛群岛（Kuril Islands）；苏联得租用旅顺港作为海军基地，并享有大连商港“国际化”的优越权益，以及中东铁路与南满铁路的特殊权利。最后这三项决议带给战后中国无穷的后患。

随着战况的胶着，中国的唯一希望系于美国织续提供大量战备物资的援助，以及魏德迈将军和他的参谋幕僚装备三十九个师的中国部队以加强其作战能力，并且寄望魏德迈将军谨言慎行，不再谈论武装或训练共产党部队的建议。尽管美国空军密集轰炸日本本岛，盟军在缅甸的地面作战也大有斩获，再度畅通了滇缅公路，不过美军却为赢得太平洋诸岛而付出惨痛的代价。魏德迈和中国一样，并未获悉雅尔达密约的协议内容，以及原子弹这项极机密的研究计划，于是暗忖战事应会延宕数年。他在蒋介石的同意下，草拟一项长程的临时计划，预计在一九四五年底或一九四六年初逐步推进至华东沿海地区或克复广州，随后北进上海。这项作战计划势必让蒋介石回忆起他十九年前的北伐行动。就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初，蒋介石的部队揭开了令人鼓舞的序曲，克复桂林，并开始挥师南下海南岛。

一九四五年五月德国投降，令中国人雀跃不已，不过并未改变他们的既有步调。八月八日，俄军依据雅尔达会议的协定出兵东北、攻击日军。然而就在两天前，美军在日本的广岛（Hiroshima）投下一枚原子弹。九日，美军又以一枚原子弹轰炸日本长崎。五天后日本政府宣布投降。突如其来的结果让中国措手不及，而整个亚洲政治的权力结构亦随之丕变。

注释

注一：克罗利，《日本寻求自主：一九三○至一九三八年的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页三一六至三一七。

注二：前揭书，页三二一。

注三：前揭书，页三一九。

注四：前揭书，页三三一、三三五。

注五：前揭书，页三三八至三三九。

注六：秦郁彦（Hata Ikuhiko），《卢沟桥事变》（The Marco Polo Bridge Incident），见莫力骗，《中国的泥漳：日本在亚洲大陆的扩张，一九三三至一九四一年》，页四五四；另详克罗利，页三四二至三四三。

注七：冈恩（Edward Gunn），《不受欢迎的缪司：上海与北京的中国文学，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Unwelcome Muse: Chinese Literature in Shanghai and Peking, 1937-1945.,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页五三。

注八：易劳逸（Lloyd Eastman）,《中日战争期间的国民政府中国，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Nationalist China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5），见〈剑桥中国史?第十三卷第二部》，页五五九。

注九：刘馥（F. F. Liu），《近代中国军事史：一九二四至一九四九年》（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1924-1949.,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6），页一三三。

注十：范力沛，《敌人与朋友：中国共产党史上的统一战线》，页九二至九三。

注十一：转引自刘馥，页一四五。

注十二：诺思，《莫斯科与中国共产党人》，页一八五至一八七。

注十三：范力沛，页一四一至一四四

注十四：资料转引自范力沛，页一四八。

注十五：前揭书，页一一三。

注十六：杨格（Arthur Young），《中国与援手，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China and Helping Hand. 1937-1945.,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页一一四至一一五。

注十七：前揭书，页一一四。

注十八：前揭书，页四三五至四三七。

注十九：里尔登─安德森（James Reardon-Anderson），《延安与国际强权：中国共产党外交政策的根源，一九四四至一九四六年》（Yenan and the Great Powers: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Policy, 1944-194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页十二。

注二：詹鹅（Chalmers Johnson），《农民民族主义与共产党的力量：革命中国的崛起，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37-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页八六。

注二一：杨格，页二二九。

注二二：刘馥，页二九。

注二三：杜博妮（Bonnie McDougall），《毛泽东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三年本译评》（Mao Zedong's "alks at the Yan'an Conference on Literature and Art" : A Translation of the 1943 Text with Commentar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0），页六九至七。

注二四：吉尔凯（Langdon Gilkey）,（山东宿舍区〉（Shantung Compound., New York, 1966, 1975），页四

注二五：克兰兹勒（David Kranzler），《日本人，纳粹与犹大人：上海的犹大难民社区?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五年》（Japanese, Nazis and Jews: The Jewish Refugee Community of Shanghai, 1938-1945., New York: Yeshiva University Press, 1976），页四八九至五二。

注二六：许芥昱（Hsu Kai-yu）编辑、翻译，《二十世纪的中国诗：名诗选集》（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Poetry: An Antholog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0），页四○三。（这首诗的作者是袁水拍）。

注二七：白修德（Theodore White）与贾安娜（Annalee Jacoby），《中国的惊雷》（Thunder out of China., New York, 1946. 1961）,页一六九。

注二八：罗曼纽斯（Charles Romanus）与森德兰（Riley Sunderland），《在CBI流逝的岁月》（Time Runs Out in CBI., Washington, D.C., 1959），页二五一至二五二。

注二九：前揭书，二五三。

注三○：转引自陈永发，《制造革命：华东m一华中的共产主义运动 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Making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 1937-1945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页一三三。

注三一：前揭书，页一三至一○四。

18 国民党的崩解

日本投降与马歇尔使华

一九四五年八月一日，魏德迈将军在发给“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一封关于电庆战局的冗长电报中提及，“假使和平遽然降临，可以想见全面冲突与动荡将接踵而至。中国人并未拟定复员、流行病预防、公共设施重建、均衡经济，以及安顿数百万难民的相关计划。”至于日本投降后，魏德迈应扮演何种角色，华盛顿方面的任务指示矛盾且有重叠，命其在不介入国共内战的前提下，应竭尽全力帮助国民政府，并“协助中央政府尽速将部队运送至中国各大地区。”（注一）

魏德迈与蒋介石达成共识，俟日本投降，美军即可尽速依序占领五个重要港口：上海、釜山（位于韩国）、大沽、广州、青岛。日本投降不到几周工夫，美国已占据了上述要港与其他港埠，同时派遗庞大的海军往赴北平、天津两市。但他们同时又依据“参谋首长联席会议”指示，尽可能协助空运蒋介石在重庆的部队前往华北、华东，让国民政府能亲自接受日本的投降。裕仁天皇发布投降诏书后不到两个月，美军第十航空队（U.S. Tenth Air Force）所属运输机群即空运了蒋的美式装备部队逾十一万人前往各大城市。日军将领被告知不得向共产党投降，且有证据显示，若干日军仍继续与共产党军队缠斗，直列国民党的官员抵达。不过，另一方面，红军总司令朱德指示共产党员逼迫日本官员必须就地投降，且承担维护地方法律秩序的工作。

接收任务浩繁沉重，须耗时数月。当时有将近一百二十五万的日本部队驻留中国本土，另有九十万部队部署在东北，这还不包括傀儡政权的军队，以及逾一百七十五万武装或半武装的日本文官。国民政府的部队尽管伤亡惨重，仍有二百九十个师，总计二百七十万的军力。共产党的八路军与新四军的兵力加起来也有近百万。在若干地区，受降典礼既正式又隆重，譬如在南京，日本在中国战区的最高指挥官（译按，冈村宁次）于蒋介石本人特别筹办的典礼中向中国投降：受降典礼的地点即位于培养黄埔干部的“中央军校”。但多数地区的接收过程练是充斥着冲突与暴力。在山西，顽强的军阀阎锡山甚至利用日军击退共产党来拱卫他在太原的权力。

苏联军队在东北逮捕满州国皇帝溥仪，迫其逊位。日本投降之后，苏军便将大批武器装备移交给中国共产党。蒋介石还来不及投入足够的兵力遏阻，由林彪指挥的中共军队业已快速移师至东北。

魏德迈在八月忧心复员欠缺临调，结果确实对国民党造成严峻冲击。国民党自日本人手中收复一个又一个城市，在他们的主导下，中国的重新统一似乎指日可期，但他们的漫不经心、效率低落，尤其是贪污腐化的行为，日益腐蚀了国民党的群众基础。过去在战争期间公开与日本唱和的傀儡政权的军队与政客获允留置原职，以堵绝共产党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张，更是令百姓愤怒。惩治汉奸的办法最后于九月底公布，但内容却是疏漏百出，且对于在傀儡政府任职期间略有爱国表现的官员过度宽容。若干曾任职满州国、内蒙或北平等傀儡政权的军官受到擢升，惩治汉奸条例更是形同具文。不过国民党为了遂行特定目的，以汉奸罪名来指控那些未能逃离日本占领区的人士，也是毫不手软，并依叛国的罪名论处。

在冻结日本人或汉奸于占领期间所掠夺的财产，并将之归还原主的过程中，爆发了无数的丑闻弊案。部分叠床架屋、松散的监督机构负责调查企业的厂房与机器设备，编列财产清单。许多案例显示，原本只要停工数日进行移交的工厂或仓库，往往历经数周的调查，之后仍然无法开始营运。已被查封的财产遭劫夺的案件时有所闻，而臂膀上佩带代表政府机构臂章的人员可以任意出入私人住宅，征用民间的私人交通工具，以及从事其他苟且徇私的不法行为。高阶官员也侵占公家财产，甚至连上海闸北警察局局长也涉及不法，因此这类案件通常很难破获。有一群湖南官员自日本人手中接收了三千四百三十八辆车子，然后悉数拆解，再把零件非法卖给地方商人，这只是其中一例而已。

国民党在稳定币值方面也穷于应付。国民政府试图把战时于重庆流通的“法币”以及各傀儡政府过去发行的通货之间的兑换率予以固定。但国民党却未能断然采取行动，因而造成各个城市之间兑换率不一的紊乱局面；譬如，在武汉，法币与伪币之间的兑换比率是一比四十，在上海是一比一百五十，在南京则是一比二百。法币与美元的汇率同样波动剧烈，在天津，法币与美元的汇率一度是七百比一；而在上海，法币与美元的汇率则是在一千五百元至二千元之间震荡。投资客自然会往来穿梭这两大城市间，他们在天津购买美元，然后再至上海抛售。粮食价格亦开始失控，无法固定在合理的水准。

美国即使身处跌宕起伏的局势之中，仍然努力不懈，促成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敦睦修好，以遏止中国爆发内战，并维持最低限度的民主体制。一九四五年八月，赫尔利大使亲自陪同毛泽东从延安飞抵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协商一直进行到十月十日，两造在会谈期间曾为华东与华中的控制权而争吵不休，不过最后还是签订了几项似乎有助于未来双方合作的共识原则（译按，〈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毛与蒋宣称同意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以及所有党派合法平等的必要性。为此，双方均认为应迅速召开“国民大会”或“人民会议”，共商国是，以终结孙逸仙所主张民主政治之前必须经历的“训政阶段”。双方均认为，政府应保障人民享有“人身、信仰、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并取消“特务机关”，而将法律执行留给警察或法院。虽然选举的范围或时机均未达成共识，双方仍同意举办地方自治选举的原则。

双方在有关地方武装力量与共产党控制下的边区政府等议题上更难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共产党已占据北方主要铁路交通枢纽张家口，同意将军队彻出华南地区。反之，蒋介石坚决伸张他对全中国的控制权，于是在十一月下令攻击共产党，经山海关运送精锐部队至东北。蒋至此仍未能彻底掌控南方局势，然而对统一假象的渴望却使蒋忽略了必须采取行动，进一步巩固更宝质的权力基础。随着战况的激烈开展，仍驻留在重庆担任协调人的周恩来飞返延安。赫尔利大使则是意外于十一月底去职。

赫尔利递呈给杜鲁门（Harry Truman）总统的辞职信措辞尖锐，指陈中国的美式民主政体理想，正遭逢共产主义与帝国主义两股力量的威胁。赫尔利更严厉抨击在华的美国外交官，谴责他们全面倒向延安，结果削弱了美国为防止国民政府崩溃所做的种种努力，这些美国外交官甚至警告共产党不应置军队于国民政府的指挥之下。

杜鲁门总统显然深信调停依然可行，所以又在十二月指派备受推崇的前“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将军为特使抵华。随着抗战结束，以及在战争行将结束时始获得美方承诺愿意提供训练装备，蒋介石麾下三十九个师已进入训练的最后阶段，美国是否愿意进一步涉入中国内部事务的态势并不明朗。但是，美国在帮助蒋介石收复众多沦陷城市，提供及时贷款给蒋，并以议价的方式应允总值六亿元军事装备的援助之后，显然已无法再义正辞严，宣称自己站在中立的立场。但是马歇尔仍取得双方的同意，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前停止武装冲突，并说服蒋介石召开他早在秋天即与毛泽东提及的会议。

于是，三十八位代表于一月十一日齐聚南京，召开所谓的政治协商会议。在出席的三十八名代表之中，八位来自国民党，共产党代表有七席，五位是甫成立的“青年党”（该党系高声呼吁和平统一中国、有力而敢言的团体）代表，有二席系出身于为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发言的“民主同盟”。其余代表分属各个小型政治团体与社会贤达。十天会期受到媒体大幅报导，中国的未来又燃起希望，各出席代表似乎对诸如立宪政府、统一军权、国民大会等若干关键议题已达成共识。二月底，由会议全体代表提名选出的委员会公布了整编双方军队的细节。

然而，种种良法美意最后还是付诸东流，原因或许在于陈义过高、不切实际。国共之间的武装冲突于各地爆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擅改会议的重要共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限制共产党人与民主同盟在已规划的“国民政府委员会”中的否决权，重新肯定蒋介石的权力，而非依新宪法确立真正的内阁制度，并取消原先所赋予省级政府的自治权。共产党人与民主同盟声言，除非废止这些片面决议，否则拒绝进一步合作，于是国民党在一九四六年底召开国民大会并起草一部宪法，这都没有民主参与的程序。此情此景不禁令人忆起一九一四、一九一五年间，袁世凯对宪法与国会的操弄。

重建民主政体的大目标烟消云散，对左派与自由派分子的骚扰、甚至暗杀行动又死灰复燃。闻一多是这段期间最著名的受害者，一九四六年的夏天，这位长期以来不断批判国民党的杰出诗人于昆明遭枪杀身亡。一九四六年六月，马歇尔再度出面斡旋，敦促双方停止在东北的武装冲突，恢复受到战火波及且攸关中国经济发展的铁路运输线。（共产党切断部分战后仍正常运作的铁路运轮线，因为国民政府利用这些交通网络运载部队攻击共产党。）理论上，停战临定已经产生效力，不过国民政府仍集结大批部队，准备于七月对东北地区发动第二波攻势。此时，共产党拒绝放弃华北根据地，且将其武装力量重新整编为“人民解放军”，另一方面也把土地改革的政策重心从减租与土地重分配，转移到全面没收上地与暴力惩治阶级敌人的方向上。

在国共对抗中唯一一次合作例外是双方均努力试图导引黄河自蒋介石的工程师在一九三八年炸毁处重新流入北方河道。这次任务是由“联合国赈灾复兴总署”（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的官员所指挥，并于一九四七年完成艰钜的工程。但在这段期间，中国的左翼分子对美国金援国民党以及介入中国政治的批判声浪日益尖锐，因而掀起一波波的示威活动。数名美国军人遭到共产党的绑架，一九四六年七月，一队运输卡车与四十名护卫的海军陆战队于天津至北平途中的安平镇遭到伏击。

这次冲突的性质凸显中国的反美情绪已迈入新的阶段，同时多少也呼应了近五十年前，拳民在同一段路途攻击洋人。美国陆战队的机动车辆受阻于置放在路上的石块而放慢速度，接着察觉去路已被农耕车堵住。他们还来不及彻退，火球便如雨落下，攻击后列部队，而困住其余部队。当时共产党的部队几乎整天埋伏于路边的庄稼物中。三名美国陆战队的士兵被杀，一名伤重不治，十多名受伤。根据空中侦察队的初步观察显示，共产党员死亡的人数途十五人，伤者十二人。最后援军抵达现场，美军旋即前进至共产党人的据点，发现他们已带着伤亡者逃逸。询问附近村民时，他们异口同声表示虽听到声响，但并未看见任何人迹。这类事件凸显美国立场的进退失据，特别是美国政府并无意再卷入另一场亚洲的战争中。

杜鲁门总统在派遣特使抵华时，即明确指示马歇尔坦白告知蒋介石，“一个不统一、被内战所分裂的中国，事实上不能被视为可获得美国援助的适当地区。”（注二）换句话说，除非蒋介石进行政治改革，否则美国将停止援助。杜鲁门总统于一九四六年八月十日致函蒋介石时再次强调其立场，说道“美国虽未因近来的事件而丧失对中国人民追求和平与民主之渴望的信心，但却受到动摇。”倘若蒋再执拗不知变通，杜鲁门补上一句，“我有必要向美国人民重新界定与解释美国政府的立场。”数周后，蒋介石在覆信中淡淡说道，“企求和平必须是双方面的”，并指陈共产党人种种违反停战协定的行为。（注三）

在一九四六年年底之前，零星的信件往返于周恩来、蒋介石、马歇尔、杜鲁门之间，均催促他人做出合理的行动。一九四六年十月十日，蒋介石利用武昌起义三十五周年纪念大会的场合发表重要演说。他以强烈的措辞要求中共“放弃割据土地、武力分裂国家的阴谋”。中共则回应，甫召开的“国民大会”是一种“分化国家”的技俩。（注四）

就算美国有可能成功缓和中国的紧张局势，也是时不我予，现在中国人必须靠自己来解决自己的问题。马歇尔在一九四七年一月初所发表的离华声明中，黯然宣布任务失败。是月月底，美国国务院发出一则十行的简短新闻稿，宣布美国为调解国民党与共产党而成立的联络小组（译按，军事调处执行部）解散。

土地改革与东北根据地

日本投降的隔年，共产党人便积极在势力较大的根据地实施土地改革政策。成员约四千人、致力于从事土地改革政策的“中国农业协会”，在一次一九四六年在上海召开的会议中，一位共产党代表平静而自信地阐述共产党的改革计划。这位共产党代表从过去在统一战线下谨慎进行的减租政策再向前跨越一步，承诺取消地租，并将土地归还给耕种的农民。他宣称这些被“重分配”的土地，原为前清时期的满人、战争期间的“汉奸”所有，也可能是一些为规避税赋而未登记的田产，或是因农民无法偿还贷款而被夺走的土地。国民党发言人在会中否定了激进变革的需要，而声称农村的生活是和谐的，呼吁唯有提高农村教育水准与改善农业生产技术才能符合时代需要。

共产党在苏北、河北与山东两省，以及陕西边区根据地的行动特别活跃，由于这些地区的佃农比例比其他区域来得低，所以土地改革的成效卓著。例如，河北与山东两省的佃农比率仅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十二，西南地区的佃农比率则高达百分之五十六。共产党的说辞在北方特别有效，部分原因是黄河泛滥区一带又遇上日军的“三光”运动以及其他天灾肆虐；加上此地冬季严寒，使得环境条件更形恶劣，而造成更多社会惨剧。但是，共产党在这些地区的成功也有其历史根源。一度仰赖领导人血缘、宗教，以及个人财产与地方福祉休戚与共的这类传统社会秩序已逐渐解体。起初由国民党率先推动、嗣后日本人继之的地方行政机制，却未曾赋予农村社区坚实的制度，农民的经济与社会生活十分脆弱，他们的命运更是掌握在新形态、握有权势、被农民视为“地方恶霸”的农村掮客手上。

共产党人渐次渗透进这类脆弱的社区里。日本人与其他学术研究工作者在一九三○年代首度仔细分析贫农与佃农的生活状态，共产党了解到这些人是最大的盟友，在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七年间不断鼓吹一项土地改革计划，诚如前述发言者所许诺的，该项土地计划将取消地租，并平均分配村内的土地与财产。

一如往常在界定土豪劣绅、个别敌人和地主身分的实践经验，暴力是整个土改过程之中不可分割的内在要素。根据一项粗略的数据调查，在共产党控制下的山东地区，于一九四五年时总共清查出一万九千零七个“斗争对象”，在斗争过程中导致无数地主自杀。农村改革报告显示，社区如何透过群众大会攻击有钱人，杀死大家憎恨的对象，重新分配被充公的财产，没收得来的粮食立即被穷人兴高采烈地享用，而不是储存起来以备荒年之需。山西一处农村甫成立的“农民协会”，其领导描述了一九四六年一月审讯当地地主沈金河（音）的过程，数百名村民和佃农向共产党的地方干部控诉这位地主对他们的不人道待遇：

最后金河在斗争开始时面对了数百人的指控。过去不敢在公开场合讲话的老妇人站起来谴责他。李毛（音）的太太──一位不敢正眼瞧着别人的可怜妇人，也提着拳头指着金河的鼻子大叫，“有一次我去检拾拌落在你的田里的麦子。你却咒骂我，把我赶走。为什么你要骂我、打我？为什磨你要抢我检到的麦子？”虽然提出一百八十个以上的责问，但金河都没有回答。他低着头站在那里。我们问他这些指控是真是假，他回答这全都是真的。我们协会的委员开会计算他负的债，总共是四百袋碾磨好、光滑的谷子。

当天傍晚，所有的村民都到金河家的院子帮忙没收他的财产。那天晚上天气十分冷，所以我们升起火，熊熊火焰映照着星光，十分漂亮。

村民不满意搜到的谷子总量，一再殴打沈金河，并用一根烙铁拷打他。他在饱受惊吓后，终于坦白交代埋钱的地点。农民协会的领导这么总结：

那晚我们从金河那礼找到五百元。当太阳从东方的天空升起，所有人都已疲惫不堪、饥肠辘辘，特别是一些军人，他们召集村民开会，看守金河的居子，殴打他，挖出他的钱。 所以我们决定吃光金河用来准备过新年的食物，那是一整笼用猪肉、胡椒以及其他配并作馅的饺子。 他甚至还有小虾子。

人人都说，“从前我们没有好年可过，因为那时他总是催讨租金 、利息，搜括我们的家当。现在我们可以吃到和想吃的东西。”每个人吃得心满意足，甚至不觉寒冷。 （注五）

然而，华中、东北地区的土地改革政策又是另一种残酷的矫正手段。被剥夺财产、逃过一死的地主──或是已被打死地主的亲人──可能期待有朝一日得以取回被没收的财产。共产党从事地方活动时，一直笼罩在这类归还财产的威胁中。例如，一九四六年夏天，国民党集结了十五万大军，多数配有先进美式或日式武器、装备、运输车辆，前进到江苏省共产党控制的二十九个县，并以武装力量悉数夺回这些县市。共产党在冀鲁豫边区，一九四六年时仍控制六十四个县，此时已有四十九个县被国民党收复。曾经与共产党站在同一条线的人，被冠以“自首忏侮政策”这一委婉名称加以制裁。除非他们能提供赎金，否则将被囚禁在牢中，最后多半遭到处决。

在这段复权期间，地主随同军人的护卫，挨家挨户索讨欠缴的地租。有些政府军枪杀每个曾经参与土改的农民；有的则把曾是农民的领导及其亲戚活活烧死。这类复仇剧码比比皆是。一九四七年，国民党的军队重新占领共产党长期抵抗的根据地延安──这是一次令蒋介石珍视的象征性胜利，农民也遭到同样的报复手段。虽然这种暴力手段强化了阶级之间彼此的恨意与对立，也促使农民痛恨早已任其自生自灭的国民党政权。

由于华中、华北饱受国民党反击的威胁，东北地区成为共产党希望之所系。东北地区虽然硝烟漫漫，但资源富饶，人口总计逾四千五百万，有大型工业城市与丰富的农业资源。茂密的山林是游击作战的天然屏障。东北地区的社会动荡由来已久，可以追溯至一九○六年，中国人与俄国在哈尔滨或铁路工作的工人串连发起的罢工行动。日军占领初期，此地一个活跃的共产党组织就曾在几处孤立地区推动土地改革，并进行游击战，破坏日本人的军用设施。根据日本当局所保留之逮捕记录，显示这是一场青年人的运动，参与者的年龄有百分之二十九在二十一至二十五岁之间，二十六至三十岁之间者占百分之二十九点五。在东北地区，共产党员的职业与社会阶层背景分布亦广：农民、工厂与铁路工人、商人、教师、学生、军人、警察都有。

日本人在对华作战期间，透过满州国搜捕共产党人的技巧愈发娴熟，他们主要得力于“集体村庄”这项残酷政策：日本人将孤立地区的逾五百万农民组织成一万个“集体村庄”，而让农民在重重警力的监视之下生活。农民原有的家庭被摧毁殆尽，所以也就无法庇护敌人。日本人以共产党人（或是疑似共产党人）进行活体实验，更加深了农民心中的恐惧。日本人在犯人身上注射病菌，进行活体解剖，或用来“研究”极冷、极热对人体的影响。

随着日本的战败以及苏联军队进入东北地区，此间共产党残余组织死灰复燃。一九四五年，林彪率领的十万名“八路军”或循陆路从延安穿越绥远，或在山东北岸乘舢舨走海路分别抵达东北，于是此地的游击力量开始复苏。之前从农村地区征募的游击部队已经组或了一支总数十五万人的“人民自卫军”。其中有不少是朝鲜人，他们是在日本人占据家乡时流亡满州，一九四五年后，当朝鲜半岛沿着北纬三十八度线分成南北两半、分属美国与苏联阵营时，这些朝鲜籍士兵即定居东北。此外，转战华北地区的还有少帅昔日麾下的二万五千名老东北军，这支部队是由少帅的弟弟（译按，张学思）领军，在战争期间转而投附共产党。

林彪的军队大多数是东北人，他们在一九四五年的秋天抵达东北，即展现攻占重要城市的决心。这么一来便超越了过去在贫瘠的延安地区面对国民党与日本人攻击时，因无能夺取重要城市而发展出来的农村战略。林彪军队抵达东北后，发现苏联军队早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就己占据各主要工业城、铁路、矿区。苏联军队把接收自日本人的武器、装备、兵工厂转交给共产党人，并阻挠蒋介石的部队前进东北。苏联军队控制了谷仓与机械厂，一方面留作自用，一方面用来补充与德国作战时的庞大耗损。根据美国调查小组的报告，俄国人把电力设备、变压器、电动机、实验室、医院，以及最先进精良的机械工具拆得一干二净。他们夺取了总值三百万美元的黄金，以及大批短期银行债券，最后，还从东北几个大型矿场拆卸了发电设备与抽水机，致使矿场在洪水泛滥时蒙受严重损害。

一九四五年夏天，日本人对东北的投资据估计已有一百一十亿日圆，当苏联军队于一九四六年撒出东北时，这些投资大部分落入国民党手中，例如规模庞大的鞍山钢铁厂、辽阳棉纱厂、抚顺煤矿厂，以及许多水力发电厂。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一如在上海和其他地区，一抵达即在接收工厂的过程中大肆搜刮。中饱私囊的现象司空见惯，也经常为了私利而出租公家的财产。

当时蒋介石为了削弱东北人的地域意识，已将东三省划分为九省，而他指派非满人出任此间重要职位，则使得这些问题更形恶化。走马上任的新科官员往往滥用权力，在辖区坐享其成，而让共产党在农村恣意流窜。这些国民党官员未能掌握其他社会群体的效忠，而倾向与当地昔日汉奸、地主阶级结盟。蒋介石为了避免通货膨胀连带影响法币的币值，决定在东北地区单独发行另一种货币，结果导致当地经济动摇。而国民党居高不下的军费支出以及大量冗员的薪资，就只能透过每月发行数十亿元的银行债券来支应。

因为蒋介石把在押的少帅张学良送到更安全的台湾软禁，与众多少帅旧部期待他获释的想法有出入，以致激化了地方不满情绪。一家报社的特派员于一九四六年底发自沈阳的评论写道：“对于普通百姓而言，他们感到一方面天底下的一切尽属于南方来的人，另一方面他们今日的生活甚至不如满州国时代。”（注六）

此刻共产党的力量仍然十分薄弱，无法与数环庞大、作战力强且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相抗衡，夺下南满城市，因此以松花江北岸的哈尔滨为根据地。这座人口近八十万的工业与商业城市，成为共产党人革命的神经中枢。指挥扩展革命行动的人员在当地的特定机构中接受老干部的训练，而所有现代化的传播管道，如报纸、影片、杂志、收音机，均被用来向市民传递共产主义的讯息。共产党的领导人为了便于管理庞大的人口，将这座城市规划为六大行政区，然后进一步再划分为五十八个街道政府，每一街道政府的人口约一万四千人。为了应付城内众多流动人口──劳工、摊贩、挑夫、俄式马车东夫，共产党采取登记制度，集合盗匪与破坏分子（俄国的秘密警察已经用船把众多流亡的白俄人运回苏联）──一万七千名市民组织成“巡夜自卫队”。倘若仍无法遏止犯罪，每一巷弄街道再组织自己的巡逻队：如传统保甲制度的互保系统，目击犯罪而未能上报者将视同犯罪。旅行则受到严格管制。

另外，控制鼠疫蔓延成为哈尔滨的中共领导一项市政管理上的考验。这场鼠疫起因于日军饲养来进行细菌战研究、长满跳蚤的老鼠。一九四五年八月战争结束时，日本人并未扑灭这些老鼠，反而将它们放生：在一九四六年的一段潜伏期之后，一九四七年发病者逾三万人。在苏联防疫专家的协助下，共产党采取有效的隔离政策以及接种疫苗等方法，并严格管制所有铁公路交通以免疫情扩散。（注七）

共产党亦运用市政权力，动员城市工人支援人民解放军运物、驾车，在战场上抬担架。中共采取营业税的分级办法，严格管制城市的经济活动，压低粮食、燃料、食用油的税赋，但对香烟则课征百分之四十的营业税，奢侈品、消费品的营业税更高达百分之七十。其余商业活动同样须依法课税，而哈尔滨的所有居民也都必须“自动捐输”，援助共产党人作战。一九四七年间，共产党人在哈尔滨透过召开大会、张贴海报、悬挂旗帜、发行报纸，甚至威胁恐吓，至少筹集了二亿元。中共在此习得各种管理技术，这对于他们有朝一日跨出东北，结合散布华北农村的游击力量，治理中国各大城市将会派上用场。这就像一六二○年代与一六三○年代，努尔哈赤与皇太极在满洲习得控制南方广大社会所需的行政管理与政治技巧一样。

共产党从东北中部的根据地哈尔滨派出一队队干部前往农村，承诺更激进的土地改革政策以号召农民。共产党人主张没收所有日本人与亲日分子的土地──从日本人占领区的全面性看来，被充公的土地面积必然十分惊人。当地有许多大地主，所以林彪总计派出一万二千名土改干部，但他们很少对土地面积低于七十五英亩的地主采取行动──长城以南，拥有这么多土地的人似乎已经算得上是大地主了。若干东北的土地占有制度具备“边境社会”的特征，因此颇耗费土地改革者的心思。其中之一即是所谓的“依附制度”（system of dependents），依附于地主的农工既非佃农又非雇工，他们长年与地主家庭同住，在地主家吃饭、工作，收成时按一定比例获偿。另一种称为“转让制度”（assignment system），在这种制度下，工人得到地主授予而拥有自己的土地、农具、住房，不必缴租，但须每年为原地主无偿劳动一段日子。

当城市与农村的改革在共产党控制区里持续开展，林彪则致力于将人民解放军整建成一支正规军而非游击队。这个任务并不轻松。共产党历经一九四五年与一九四六年来自国民党的猛烈攻击，被迫北移，横渡松花江，国民政府沿着山海关北岸扫荡出一条宽阔的走廊地带，打开了锦州至沈阳与长春的交通要道。但林彪的军队固守哈尔滨，且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突然渡过冰封的松花江，袭击国民政府诸将领的冬季驻防地区，又于一九四七年初趁胜追击，数度渡江攻击，不让国军有喘息余地，最后，指挥四十万大军于五月重创铁路要冲四平市。国民政府集结部队在空军掩护下展开反击，林彪部队虽然伤亡惨重，但他还是能重组残部，切断铁路供轮线，藉以孤立国民政府治下各大城市。国民政府守军的士气开始涣散，同时也凸显出蒋介石严重误判形势，权力还不够稳固，便贸然派兵前往东北。国民政府的部队在战斗中丢弃了数最庞大的武器装备，包括库房、运输补给火车，悉数落入共产党手中。国民政府的军队转而采取守势，开始挖掘固定的掩体，而非一味追击林彪的军队。

美国驻沈阳领事馆的武官于一九四七年五月底致电国务院，扼要地总结了国共内战。这封电文归纳出国民党所面临的窘境：

有充分的证据显示，弥漫在国民政府各阶层中的冷漠、怨恨与失败主义氛围，导致投降与败逃。（归因于大量就地增补兵源，加上地下党员与朝鲜部队援助）, 国民政府的士兵对于前途不抱希望，而共产党士兵团结且战斗力旺盛，国民政府军备亡惨重、耗尽兵力，日益对官员的富裕和士兵的微薄薪薪饷、艰困的生活之间的严重落差感到愤愤不平，他们无意离乡背井在人生地不热的异域作战。（而大都是本地人的共产党士兵则是在为自己的土地而战。）（注八）

诸如此类的观察家越来越相信，蒋介石控制东北的企图注定是要落空了。

通货膨胀与溃败

表面上，国民党眼前最迫切危机是北方逐渐落入共产党之手，而军队士气也随之涣散。但通货膨胀的问题也同样重要，通膨破坏了蒋介石及其顾问群力图重新建立有效中央统治的种种努力。

诚如前述，中国政府于一九四五年秋天所遭逢的经济危机源出多端：把日本人与其傀儡企业归还给原所有权人，过程杂乱无章，贪污舞弊丛生；随着国防工业的关闭与士兵复员，失业人口大量涌现：收回傀儡政府的货币，问题千端万绪；币值因地而异，造成了投机行为；蒋介石在东北发行新货币也衍生别的问题。国民党回应财源短绌的一贯手段就是印制更多的钞票，但这只会让通货膨胀更加恶化。以一九四五年九月为基准，从下表可看出，上海地区的趸售物价于一九四六年二月飙升为五，同年五月为十一倍，一九四七年二月为三十倍。

价格飙涨，受害最深的就是所得固定的受薪阶级。工厂工人的抗议声浪尤其激烈。国民党于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严密监控所有工会的活动，何况国民党倡议的“中国劳动协会”正是由上海的青帮分子（译按，朱学范）以及国民党的盟友杜月笙共同控制，但战争结束后，成千上万的工人开始掀起一波又一波的罢工潮。一九四六年，上海一千七百一十六名罢工者与不满的劳工，违反在进行罢工前必须把劳资纠纷交付官方仲裁的规定，迳行策动罢工。共产党人已成功渗透到许多工会，虽然当时仍是秘密行事，但共产党日后透露，共产党在战争最后一年，开始发展影响工会的模式。共产党员秘密渗透到〔上海中纺十二厂”（Number 12 National Shanghai Textile Mill）、“上海海关署”（Shanghai Customs Collection Agency）、“大隆机器厂”（Dalong Machine Factory）、“法商电车电灯自来水公司”（French Tram, Power, and Water Company）、“申新九厂”（Number 9 Cotton Mill）、“上海电力公司”（Shanghai Power Company），以及上海一些大型百货公司。类似的地下党组建模式也出现如天津、武汉、广州等工业重镇。

在战后这一波风潮中，第一次重要的罢工是在上海电力公司。有一批工人代表遭到公司解雇，于是工人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底发动罢上。抗议的群众封锁发电厂，并阻止其他电力公司运作，造成电力中断，谈判于稀微的烛光中展开。二月初，有四十个地方上的工会组织加入抗议示威行列，随后又有七十个企业、商业的工会组织代表展现团结一致的决心。电力公司最后终于屈服了。

政府处理这些罢工事件的手段有别于往常，以较温和的态度来回应，意图收买工人。虽然通货严重膨胀，政府还是保证工人的每月工资将以一九三六年的工资为基数，乘以当时的“生活费用指数”。另一方面，国民党为了加强控制劳工运动，解散了几个工会组织，然后加以分割、重组成更小的团体，以便监控与操纵。一九四六年底，失业率持续高升，上海的失业率约占上海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广州为百分之二十，首都南京则高达百分之三十。

然而以节节攀升的价格指数来稳定工资，既无法安抚工人，也激起雇主不满，他们认为工人薪资过高，已丧失与其他工业国家竞争的优势。于是政府在一九四七年二月实行另一项政策，订定产品价格与工资的上限，将工资被冻结在一九四七年一月生活费用指数的水准，并在所有大城市中管制米、面粉、绵纱、绵布、燃料、盐、搪、食用油等商品的价格。这套严密的系统──至少在纸上作业方面──监控着每个工人所能获取的民生必需品以及烹饪、保暖所需之煤球数量。一九四七年三月间，管制措施有了正面成效，这得归功于警力的密集监视；不过由于配给没有效率，到处囤积居奇，加上若干商品产量下降，旧的通货膨胀问题很快就复发了。到了一九四七年四月，米价几乎是二月时的两倍，食用油则是二点五倍。到了五月，示威游行不断，败象已露，政府便放弃了这项冻结物价的措施。

一九四七年夏天，蒋介石的东北战争也开始陷入窘境。魏德迈将军在杜鲁门总统的要求下返回中国，评占中国的政治与经济情况，国民党再次承认了财政危机的事实。这次政府试图透过中央银行研拟计划，藉由人为干预压低价格的手段来控制食物与食用油的配给。这项计划的受益者是政府公务人员、学者教师、工厂工人，以及部分文化工作者。然而这项很有企图心的计划仅在几个重点城市实施，并未能遏止通货膨胀的燎原之势；但是它确实使上海的生活费用指数低于趸售物价指数，显示这项政策多少有助于人民度过难关。在按比例分配工厂的原料、煤与进口的油给私人企业与公用事业上头也发挥某些功效。但整个一九四七年底到一九四八年这段期间，各项价格以惊人的比例持续攀升。到了一八四八年春天，政府开始发行粮食卡分配食物给住在大城镇的居民，这项措施虽然一时得到部分支持，但仍然无法抑制物价上扬。

从下表可以看到指数的震荡十分剧剧烈，而通货膨胀意味着使用现金简直像一场灾难。即使是发行大面额的钞票，店员一天数次更换价目表，还是无法处理日常的现金交易。一袋米（重约一百七十一磅）于一九四八年六月初的售价是六百七十万元，到了同年八月涨至六千三百万元。同一时期，一包四十九磅的面粉，价格从一百九十五万元涨至二千一百八十万元；一桶二十二加仑的食用油从一千八百五十万元涨至一亿九千万元。（一九三七年夏天，这三项商品的价格分别为十二、四十二、二十二元。）

一九四八年七月，蒋介石与宋子文等顾问会商，讨论出一项扼制财政失控的大胆方案。国民政府决定放弃旧的法币，改发行新的金圆券，汇率定为三百万法币兑换一金圆。多位国民党顾问警告，政府若是无法大幅缩减因蒋的庞大军费支出所造成的财政赤字，发行金圆券并无法控制恶化的经济形势。（一九四八年的财政赤字占总支出的百分之六十六。）这些顾问也认为，除非美国政府同意给中国钜额的贷款，以稳定币值，否则金圆券也无法奏效。事实上，美国拒绝了此项提议。

蒋介石动用总统的紧急处分权，于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公布一系列“财政经济紧急处分”。国民党官员坦承这几乎是力挽狂澜的最后一搏了，因此下了改革的猛药。为了避免引起惊慌，银行暂停营业，然后银行将旧法币悉数回收，汇率则被固定在三百万法币兑换一金圆。同时为建立人民对金圆券的信心，政府允诺金圆券的总发行量限定为二十亿元。严禁罢工与示威，同时冻结工资，禁止哄抬物价。中国公民私人拥有的金、银和外汇，均须至银行兑换成金圆券，以增加政府所持有的“货币准备金”（spccie rcscrve）与外汇存底。此外，为充实国库，大幅调高商品的营业税。不过在海外──例如香港、美国、瑞士──拥有银行帐户的中国人并不需要将存款兑换成金圆券，而一般认为海外置产是富人常使用的手段。海外资产超过三千美元者，仅需向政府做资产登记，但政府并没有有效的机制查核他们是否进行登记。

财政紧急处分唯一有一丝成功希望的，只有上海一地。蒋介石的长子蒋经国于一九三七年自俄返国后，在江西担任行政专员数年，他衔命全权负责这项财政经济紧急处分政策。蒋经国以铁腕作风与无比的热情投入这项工作，这正是他之前建设江西时所展现出的个人风格。在上海，蒋经国动员一切力量扫荡囤积居奇与投机炒作，下令逮捕、立即处决违法乱纪者，突击批发商的仓库或嫌疑犯的住家，致力使人民恪守改革政策。蒋经国本人运用地方上的青年组织，配合甫成立、以反共为宗旨的“戡乱建国大队”来推动这项任务。街头放了“密告箱”，便于民众投诉投机者或违反哄抬价格禁令的商家。载着扩音器的卡车沿街播放，提醒民众新的法律措施。为了杀鹅做猴，蒋经国不惜打击权贵，其中之一是指控涉入黑市股票买卖的青帮头目杜月笙的儿子，有的大财阀则因操纵汇市而锒铛下狱。

在某找方面，蒋经国在上海打击财阀的手段也呼应了蒋介石于一九二七年夏天粉碎上海工会组织之后的铁腕措施。蒋经国和父亲蒋介石都看清了洋货与洋风的腐败影响。蒋经国在大力推动紧急措施时，于日记中提及上海的资产阶级：

他们的财富、洋房是建筑在老百姓的屁骨之土。他们的行为举止和持梭的土匪有何两样。……有钱阶级的汽车、冰箱、香水、尼龙丝袜就像有毒的病菌，是靠寄生贫穷国家而繁衍滋长的。因为使用外汇渴足了上层社会的穷奢极欲，但对国家无疑是一种自杀的政策。（注十一）

纵使有这种道德家式的牺牲奉献与雷喊风行的贯彻精神，但金圆券政策终归失败了。上海毕竟不是孤立于中国之外，蒋经国在上海越成功，上海商人将商品售往其他地区的压力就越大，而别的地方的物价也是持续飙涨。农民若能在其他地区卖得好价钱，也没有道理要求他们以比较低的价格在上海地区出售产品。所以，上海的食物与制造品开始严重短缺，政府的政策也窒碍难行了。当某些消费性商品（譬如香烟）依新的税制课征重税时，商家便歇业，直到取得允诺可以在新税制下提高售价。赶印金圆券的消息传出，不久就超过了政府所允诺的二十亿元上限。到了一九四八年十月，商家已无物可卖，餐馆倒闭，医疗药品无法取得，财政经济紧急处分改革方案显然已告失败。

九、十月期间，上海恶化的经济情势一度获得舒缓，再度燃起经济复苏的希望。不过接下来的发展可以从上表窥见。金圆券开始步入旧法币的后尘。囿于现实，中华民国开始了以物易物的经济活动。

国民党的军事挫败

共产党正是在国民党经济与政治政策挫败、丧失民心的氛围之下，才赢得关键性的军事胜利。一九四七年春天，国民政府靠着武装力量维持了华北四条战略走廊的畅通：一是北平以北，经山海关要道直抵东北的沈阳与长春；一是自北平往西南至阎锡山军队驻防的太原；一是自北平沿张家口的铁路往西北的包头，最后是位于山东省境内连接济南与港市青岛的战略要道。国民政府同时扼守了联络徐州与开封、洛阳与西安的铁路要冲。

不过共产党人此时已控制华北的农村地带。农民游击队经常切断蒋介石的补给线，令蒋用来包围中共的武装力量移动迟滞，且经常暴露在危境之中。沈阳与长春两市遭到共军的围困，只能仰赖国民政府空军的空投获取补给物资。国民政府用来戍守沈阳的二十万大军，即使训练精良，且配备大炮、装甲车等装备，一旦飞机场遭到破坏，这支精锐之师就只能坐困愁城、束手待毙。美军军事顾问建议将这支军队调回关内，以强化华北的防卫力量，但蒋介石照例予以拒绝，他为了自己岌岌可危的威望，在这场战役中投下过多赌注，以至于无法撒手。洛阳在拉锯战中三度易手，最后在一九四八年的四月被共军攻陷，断绝了西安的东向交通。共产党在山东境内的致命一击切断了济南至青岛的战略走廊。这关键性的一役将国民政府的十万守军孤立在济南，无法经由青岛取得海上补给，而当时青岛仍有美国海军特遣部队的三千名陆战队及五十架飞机驻守。共军在彭德怀的统率之下，于三月攻克延安，彭德怀的信心大振，遂大胆南下四川，不过激战之后，彭的部队最后还是被击退了。

毛泽东历经几次知名大捷，锤炼出了信心，又接收了数量庞大的车辆、武器、军火之后，于一九四八年宣布共军将由原先主要的游击战形式，过渡到大兵团对决的正规作战。昔日共产党人在东北已实行过此类战略，此次的目标则是夺取开封。开封临黄河，是拱卫通往武汉、西安铁路交通枢纽郑州市的重要据点。国民政府于开封驻守了二十五万正规部队，并有五万名“和平维护团”的奥援。为了对抗国民政府的武装力量，共产党总计投下二十万劲旅。共产党于六月底控制开封一周之后，又遭国民党军队的反击、空军的轰作而失守。但是国民政府的胜利只不过是虚有其表，这次战役国军共折损了九万人，而共军守纪律、不扰民的表现却赢得一场漂亮的宣传战。所以共产党人的撒退并无法令国民党人稍感释怀，因为国民党的高级军官曾做过国、共双方军力的比较调查，发现共产党人的武装力量已获致惊人的成长，诚如上表所示。

这项残酷的评估完成于动荡的政治局势之中。一九四八年春天，蒋介石获得压倒性的胜利而被新近成立的国民大会──中共与民主同盟宣称不具合法性的代表组织──选举为总统，并被授予大权， 以规避甫通过之一九四七年新宪法的制约，俾使“避免紧急危难，采取紧急措施以维护国家安全。”（注十四）但蒋介石的权力正日渐减弱，他的支持度早已低迷不振，更因一九四八年七月政府军屠戮手无寸铁的学生而蒙受严重的伤害。

这出悲剧可以追溯到充斥着难民的华北各大城市经常发生抗争，其中又以学生最常发声，他们因共产党的军事胜利而远离校园，被国民党安顿在特设的地区。学生领微薄的生活费用，到处游荡，露宿于公园或庙宇，看起来就像乞丐，有时还作奸犯科。政府为了宣传，安排五千名东北学生南下北平，这些学生于一九四八年七月发动示威游行，队伍前进至“北平市政委员会”董事的宅邸。当局不仅不愿倾听他们的不平心声，反而用装甲车辆封锁游行队伍的去路，以机抢向示威者开火。十四名学生罹难，百余人受伤，这一事件不免令人想起一九二五年反英的五卅事件，一九二六年军阀残杀北平学生，或者一九三五年“十二?九”的抗议行动。到了一九四八年九月，栖栖惶惶的流亡学生的数目急遽升高，仅北平一地就有二万至三万人，南京则有二万人，武汉有一万人。

在北平杀戮事件与金圆券改革失败之后不久，重兵防守的济南城旋因士兵叛逃而陷落；至此，蒋介石丢失了山东省的最后据点。九、十月问，林彪以卓越的战略，在东北发动了一连串战役，沈阳与长春相继沦陷，蒋介石的四十万精兵或败、或降、或逃，仅有二万名国府部队经由东北南方循海路彻退。

蒋介石指出，东北的失陷尽管“令人沮丧”，但“就军事防卫而言，缓和了政府的沉重负担”，他仍然试图在华北与华中重组军队、部署防线。共军总司令朱德决定投入六十万兵力夺占铁路交通运输要冲徐州，对抗势均力敌但拥有空中优势的国民政府军队。历经一九四八年底六十五天的激战，共军展现出娴熟的炮战技巧，且在战略方面远胜于蒋的麾下将军而大获全胜。国民政府军队指挥官困于蒋介石个人矛盾而不切实际的命令，以及部队的大量逸逃。邓小平在这次复杂而耗时的战役中，指挥共产党人以无比的毅力，动员四省逾二百万农民提供后勤支援。邓小平曾是留法勤工俭学中最年轻的学生，现在已是四十五岁的老干部了。

第三次战役则与前两次大捷＊时间重叠，林彪于一九四九年一月攻克天津，随后夹带压倒性的战略优势转向西行，成功劝服了国民政有北平卫戌司令（译按，传作义）投降，于是共产党的部队不费一兵一卒就在一月三十一日进人昔日京城。蒋介右确定华北失守已无可挽回，即于十天前宣布下野，辞去总统一职。不过蒋氏仍维持国民党总裁之位，日后证明这种角色的分割只会混淆并挫伤抵御能力。

攻占了华北各大城市之后，共产党即刻面临前所未有的行政与经济课题。毛泽东于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所提报告坦承：

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军将先占城市，后占乡村。（注十五）

就实践层面而言，毛泽东的这段话意味着中共必须根据哈尔滨的经验，竭尽全力避免国民党在一九四五年底接管华东日占区所犯下的严重行政与财政错误。中共三令五申，要求人民解放军在占领城市中严守军纪，不骚扰平民的商业活动，不重分配城市富人的财产给穷人。工厂派有哨兵巡逻，机器皆有守卫以防遭洗劫。新的“人民币”发行后，金圆券必须在很短的期间内兑换新币。自此之后，明令禁止金、银、外币之间的汇兑。

中共干部将国民党的官员与军人安置回原籍，或者经过一段期间的政治教育之后，收编入人民解放军。共产党透过仲裁来防止劳工组织进行罢工活动，并说服劳工在过渡阶段暂时接受资产阶级的“合理剥削”。流民皆能获得喂养，且尽可能送他们回家乡。学生重返学校。政府控制粮食、油的储备，藉以在物资短缺时期稳定物价。为了鼓励城市居民储蓄，中共开办了“折实储蓄”方案，这是一种用来平抑通货膨胀的聪明设计。存款户取得承诺，他们的储蓄将依一般的粮食与燃料价格来计算，在储蓄解约时得调整以等值的粮食与燃料来支付，再加上原来本金的所有孳息。这些措施并非都能立竿见影，但共产党人在实施这些政策时所表现出的真诚，赢得各种政治立场之中外观察家的一致赞赏。

＊译注：这三次大捷即中共史上所谓的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

另一方面，蒋介石大致与三百五十年前满人占据北京侵吞华北平原时南明朝廷所面临的选择一样，只能试图在华中或华南──也许是南京──成立一个政权，依恃长江天险的屏障与共产党分庭抗礼；或者在西南组织一个政权，或在福建的厦门地区或广州建立沿海根据地；抑或同国姓爷一般退守台湾。

虽然蒋介石最初坚称将死守南京、上海，但长江北岸共军声势浩大，使长江防线难以防守。此时如果西南地区的统治将领──即继承抗战期间军阀龙云在此的主导地位者表现出合作意愿，那么西南地区可能可以作为蒋的根据地。但是即使蒋介石亲自造访昆明，还是遭到断然拒绝。而国民党在东南沿海区域缺乏稳固基础，况且也难以固守。据此，蒋介石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在台湾集结战力以作为最后要塞。

自一八九五年以来即为日本人统治且具特殊经济地位的殖民地台湾岛，于一九四五年底为国民政府光复。国民党在重新伸张中央政样的过程中，其行为举止所流露出的“政客”（cartpet bagging）品行一如在上海、东北的表现。他们颟顸无能、腐败，故无法获得人民的拥戴，同时也腐蚀了日本人经济建设中较令人满意的成果。前浙江省军事领导人、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被蒋介石委派担任“台湾省行政长官”一职，因其部属的不当行为引爆了台湾人民的强烈反弹。愤懑的台湾人民于一九四七年二月掀起反政府的骚动，国民政府的军队向人群开火，枪杀许多示威者。随后数周，在一连串可与媲美一九二七年蒋介石上海策略的残酷行动中，陈仪下令逮捕、处决数千名杰出的知识分子与地方领袖，企图瓦解台湾人的精神。

在台湾人的反抗运动爆发后，蒋介石召回陈仪，改派另一位作风稳健的文官（译按，魏道明），就在这位新任省主席主政之下，渐渐把台湾建设成未来可容纳大批外省籍人士的基地。就在北平沦陷的数月前，几千箱清朝档案文件连同前清宫典藏之艺术珍品运往台湾，为国民政府以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人自居的姿态作了一次有力宣传。一支忠于蒋介石的三十万部队，在二十六艘炮舰与飞机的掩护下，于一九四九年初登陆台湾。此情此景正式宣告蒋介石应已作了彻守台湾的抉择。

一九四九年春天是中国休养生息的阶段，当时共产党人正在重新整编、安顿长江北岸的部队，组织华北各省人民政府。蒋介石于一九四九年一月正式下野之后，即由广西军阀李宗仁继任总统。自从李宗仁在南京就职以来，便试图劝服毛泽东对共产党所提之国民党投降八点条件做出让步，但是徒劳而无功。毛泽东坚持下列八项和平条件是不容妥协：一、惩办所有战犯；二、废除不合法的一九四七年宪法；三、废除国民党的法统；四、改编国民政府部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租佃制度；七、废止所有卖国条约；八、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以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李宗仁还在考虑这些条件时，共军严正声明他们不能容忍外国帝国主义利益介入中国内战。而共产党为了表达立场，做出和日本人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因美国炮舰“班乃岛号”（Panay）试图彻出南京危城内美国使馆人员，而以重炮、械枪将之击沉一样的反应。一九四九年四月，英国派遣驱逐舰“紫水晶号”（Amethyst）航行至南京提供使馆人员补给品，同时准备视情势需要撤出英国公民。当“紫水晶号”溯长江而行时，遭到北岸共军排炮的猛烈轰击，英军十七人死亡、二十人受伤。前往援救的英国海军船舰亦遭击退。虽然英国最后还是把船救了出来，但英军无力招架正是反帝国主义的一次杰出表现。

历经了冗长的讨价兴巡价，共产党人终于在一九四九年四月向李宗仁代总统下了最后通牒，要求他必须在五天内接受投降八点条件。在李宗仁拒绝后，共产党重启战端。四月二十三日，南京不战而下，嗣后杭州、武汉旋踵相继陷落。上海在仅作象征性的抵抗之后亦于五月底被共军克复。随后数月间，共军以惊人的速度巩固战果，只有一六四五、一六四六年满人与其汉人附庸问鼎中原可堪匹敌。彭德怀的部队西行占领西安，后虽遭到一位来自甘肃的回人将军顽强抵抗，最后还是于一九四九年八月将兰州纳入共产党版图内。是月，林彪的军队占领长沙，并在彭部朝西北进入新疆之际，飞驰南下广州。九月，国民政府位于新疆的军队随同绥远、宁夏的军队向共产党乞降。而一度受阻于东南沿海的林彪部队，于十月中旬进占广州，以及厦门──这是护卫台湾的最后一道门户，因此设有重兵固守。共产党其他军队转向西南，十一月中拿下贵州；月底则克复蒋介石的抗战根据地重庆。

毛泽东已预期到最后胜利，于九月底在北平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表面上看来这一会议服膺其所宣布的“民主之联合政府”原则，但实际上却由中国共产党一手主导，而该会议所包含的其余十八个党派代表，大都隶属于一些小型政党。他们选出中央政府的成员（毛泽东膺选为主席，朱德则为副主席）；选定北京为中国国都以取代南京市；新国旗则是红底，上饰一颗五角金星，辅以四颗小金星＊；并改以西方通用的格里高里历法（Gregorian Calendar）纪年＊＊。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的开国大典上，伫立在天安门──曾经是明、清皇宫大门──之上俯瞰着欢声雷动的人群，正式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原注一：这颗最大的星星象征共产党，其余四颗小星分别代表建立政权的四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农民。

＊＊原注二：国民党同样采用西历纪年，但以一九一一年革命的翌年为元年，所以一九四八年即为民国三十七年。

即使国民党的垮台并未重演明朝覆亡时种种牺牲小我的英雄事迹，但其意象还是类似的。的确，国共之间数度战况惨烈，蒋介石的几位幕僚和效忠他的一些人选择自裁明志。不过极少人能媲美十七世纪的儒士，以死证道，以生命在各地传续烈火。只有在阎锡山这位长寿军阀治下的山西曾出现牺牲的动人行径。此人并非国民党的正规军人，而是投身“爱国牺牲同盟”的领袖梁化之。梁化之如同阎锡山的其他部将，经年累月与山西共产党人奋战，最后受困于防御工事坚实的太原城。太原一役战况惨烈，因数千名日军受阎锡山之邀，组成先遣部队抵抗共军，因而一度取得优势（阎锡山虽立下决一死战的誓言，但最后还是遗弃了部属）。当共军最后于一九四九年四月攻入太原，梁化之纵火焚烧囚禁共产党人的监狱，并在熊熊火光直入云霄时自裁身亡。

但这类行动毕竟只是少数，全国上下此刻戒慎恐惧者多，以死明志者少。这是一场持久、血迹斑斑、错综复杂、令人困惑的内战；洋溢着英雄主义，也充斥着残酷无情；有崇高的社会理想，也暗藏恶习弊端。我们可以透过西方伟大的摄影家之一、一九四九年底身处中国的卡地亚─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的作品去揣想当年的时代氛围。布列松所拍摄的黑白照片，精准捕捉到中国人心中的彷徨无依。街头的乞妇、饥饿的孩童、痀偻的苦力、肩上披挂着口粮、疲惫不堪的解放军战士，同样疲倦的国民党官员在码头看护着行李、流离失所的农民群众、蜂拥至银行兑换遽然贬值的纸币的市井小民、仓促间竖立布告牌以迎接新征服者的学生，这些人早已成为革命洪潮中的一部分，如今更必须思考如何迈向崭新但不确定的未来。

注释

注一：罗曼纽斯与森德兰，《在CBI流逝的岁月》，页三九与三九四。

注二：美国国务院（U.S. Department of State）编，《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特别有关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九年时期的关系》（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Washington, D.C.,194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页六○六。

注三：前揭书，页六五三。

注四：前揭书，页六七一。六八三至六八五。

注五：韩丁（William Hinton），《翻身：一个中国农村的革命纪实》（Fanshen: A Documentary of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 New York, 1966），页一三七至一三八。（引文略作修改）

注六：胡素珊（Suzanne Pepper），《中国的内战：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的政治斗争》（Civil War in China: The Political Struggle, 1945-194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页一七七。

注七；本段有关满洲各事件的概述，全部取村自列维安（Steven Levlne），《胜利的铁砧：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八年满洲的共产主义革命》（Anvil of Victory: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Manchuria, 1945-1948.,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鼠疫的资料见本书页一四八至一五○。处理早期满洲黑死病危机之类似议题的著作，有纳森（Carl Nathan），《一九一○至一九三一年满洲的黑死病防治也一政治》（Plague Prevention and Politics In Manchuria, 1910-1931.,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注八：美国国务院，页三一六。

注九：易劳逸（Lloyd Eastman），《毁减的种子：处于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政府中国，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九年》（Seeds of Destruction: 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1937-194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页一七四。

注十：张嘉璈（Chang Kia-ngau），《恶性通货膨账：中国在一九三九至一九五 年的经验》（The Inflationary Spiral: The Experience in China, 1939-1950., Cambridge: MIT Press, 1958），页三五六。

注十一：易劳逸，页一八二。

注十二：张嘉璈，页三五九。

注十三：恰森（Lionel Chassin），《共产党征服中国：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的内战史》（The Communist Conquest of China: A History of Civil War, 1945-1949.,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页一七七。

注十四：包华德（Howard Boorman）编，《中华民国传记辞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1971），第一卷，页三三五。

注十五：薛尔顿（Mark Selden），《中华人民共和国： 革命变迁的文件史》（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Revolutionary Change., New York, 1979），页一八○。

19 人民共和国的缔造

乡村与城市，一九四九至五○年

一九四九年中叶，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简述其贯彻新中国政府政策的观点。毛写道，中国人民迄今为止从革命实践过程中得到两项宝贵经验。首先是唤醒全国民众，建立“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国内的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包括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并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建立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第二项涵括革命的国际层面，包括中国与苏联、共产集团的国家以及各国无产阶级的结盟关系。这项革命经验教导中国人应采取“一边倒”的政策方针，亦即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绝无第三条路可走。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完成的，所以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小孩子，也不是十几岁的年轻小伙子，而是一个大人了”。（注一）

接着，毛继续阐释他的观点。新政府愿意与世界上任何尊重中国国际地位平等和领土完整的国家建立关系。中国深信，欲繁荣就必须争取外援。中国在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过程中将会“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毛泽东以揶揄的语气揣想批判者或许会指责他“独裁”，对此，毛的回答是：“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共产党将会向“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但是对于其他的人民，则赋予充分自由，并透过“农业社会化”及与之配套发展的“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工业”两大经济政策来建设新中国。（注二）

使上述转变成真的宪政结构来自《共同纲领》，而《共同纲领》是由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九月遴选代表组成“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草拟完成的。一九四六年也曾召开过“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但是那次会议命运多舛。如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出席代表也是出身不同政治利益和政党团体。《共同纲领》把蒋介石的昔日政党界定为“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的国民党”，而将新的《共同纲领》与旧的相对照，新条文中呼应了毛泽东的主张，其中第五条规定，除了“反动分子”以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享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游行示威的自由权。”《共同纲领》也赋予妇女各项平等权利，并翦除她们生活中的“束缚”。《共同纲领》还勾勒了一项远大的经济计划，希冀通过减租减息和土地重分配来进行农村改革，并发展中国的重工业。由是观之，参与草拟《共同纲领》条文的诸位委员均以苏联发展模式为蓝本。政协委员敦促“应以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和发展重工业为重点”，而条文所列举的重点工业包括矿业、钢铁业、电力工业、机器制造，和化学工业等。另外，《共同纲领》也敦促大学教育协助达成上述发展目标。（注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头几个月，施政重点在于抑制通货膨胀、促进农业生产、恢复在战火中受创的重工业，以及维护法律与秩序等实务。此外，为了重塑人民的意识形态，必须大量训练党的干部。所以，中共的首要之务在说服受过教育的科技与管理精英为新政府服务，而不论其政治信仰或偏好。同样的，尽管中共政权一再以言辞表达反帝国主义的主张，但新政府还是积极鼓励境内的外国科技人员和外商企业留下为新中国工作。

乡村与城市各自有其社会律动与政治考量。新政府为了巩固农村的革命成果，势必藉由各种不同的土地改革，扩大农村之中的群众基础。政权肇建，百废待兴，新政府仍无法承担富农与新政府疏离的后果，因其农业生产关系到全国农村的日常生活所需。结果，纵使一九五○年中叶以后土地改革在全国各地逐次开展，但没收土地的对象仅限于少数。虽然他们确实征收并重新分配地主的土地，许多富农的土地还是未受影响。毛泽东在一九五○年六月初给党的一份报告中，为这项土改政策辩护，他指称这是重新发展经济的必然阶段。他附带说道，现在富农不再像人民解放军公然与国民党作战的时候那样危险了。

当时，土地改革工作依循共产党在华北与东北地区的实践经验。首先，县级政府派出由三至三十人不等所组成的“工作队”到各地统合执行土改政策。工作队有老干部，也有青年学生，他们在土地改革的执行程序方面都仅接受过初步训练。为了带动土改的热潮，工作队会在与他们工作有关的地区挑选一些“重点村”，并成立“农民协会”，有利于工作队界定地主阶级，进而孤立他们，并打破地主权力所赖以维系的尊卑传统。如此一来，工作队很快就能洞悉地主家庭在农村的种种虚伪、诈欺伎俩，包括刻意降低生活水准装穷，购买便宜牲畜，让即将被征收的土地荒芜，或者不再继续从事可能被贴上地主阶级标签的善行义举。

许多妇女也受惠于土地改革政策，因为一九五○年所颁布的〈新婚姻法〉明文规定，未婚、离婚，或者寡妇皆有权以自己的名义拥有土地。此外，被纳入享有重分配权利者还包括小贩、和尚、尼姑、卸甲返乡或受伤的战士，以及已经离开农村、但在城市找不到工作而想要回家乡的出外人。全中国重新分配土地的实际面积难以估算，不过随着工作队在各地的鼓吹，据估计华中、华南地区约从地主的手中征收了百分之四十的可耕地，进行重新分配，而约莫有百分之六十的人口成为受益者。其中平均每人取得六分之一至二分之一英亩不等的耕地，所以一个五口人的家庭总计可获得一至二英亩不等的耕地。这样的耕地面积当然不足以让家庭衣食无虞，但对于昔日不得温饱的人而言，这项政策起码带来一线生机。

土地改革有效抑制了农村地区里传统地主精英阶级的权力根基。为了确保过程能够巩固阶级对共产革命的向心力，中共的地方领导人鼓励佃农、贫农、无土地的雇工，与地主阶级暴力相向。他们遂行改革政策的暴力程度的确可与对抗日军和国民党时相比。粗略估计，六个地主家庭中就有一名成员在这类暴力对峙中丧生；因此，根据中国当时可能被归类为地主阶级的人口百分比来推算，至少有一百万人在此一革命时期死于非命。当时许多中国作家热烈赞扬土地改革的实践过程，他们将暴力的手段视为阶级斗争的要素。作家丁玲藉由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九四八年）对内战期间土地改革的正面评价，弥补她在延安犯下的错误判断。这本小说荣获一九五一年史达林文学奖，显示它符合中共当时对土地改革政策的诠释标准。一些志愿加入工作队的城市青年干部都是在随队到农村之后，才初次体验农村生活，从他们的日记里可以看出，这群新生代的革命学生对于改革的纯真感动。

反之，共产党政府在城市的主要工作是避免社会爆发暴力冲突，鼓励工厂重新开工，工人坚守工作岗位。政府推动工会组织的成立，不过一方面也提高警觉，因为与上海、天津等地传统犯罪网络挂勾的秘密会社分子或地痞流氓，经常运用彼此的联系在工会里扩张势力。除非新政府能完全根除这类分子，否则难以取得人民的信任。至此，一九四八年底和一九四九年的实践经验再次派上用场，不过中共欠缺具有城市生活背景的干部，只能依赖出身农村家庭、仅有少许或是全然没有城市生活经验的干部来推动城市的工作。中共的政策是让约百分之九十五的城市官员继续从事现职，只要他们和教师，甚至警察加入改革小组、参加讨论会、研讨毛泽东的著作，就能获得工作保障。

中共透过报纸、戏剧、电影、广播和小组会议等宣传手法，希冀赢得城市群众的支持，发起一连串运动，打击金融投机客，以稳定新政府的“人民币”。各委员会在大城市建立网络以处理政治、军事、文艺、教育等问题。下至区级的所有市政工作已由市政府各机构和党的代表接管。市民在各自工作的地点被组织成各个“学习小组”，研读新的共产主义词汇，认识其意义。共产党延续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所发起的整风运动，为了各学习小组成员由“专”改造成“红”，鼓励坦白交代内心的想法。

中共逐步控制城市之后，领导阶层开始设置“街道居民委员会”的组织网络。由街坊邻居的住户组合而成，主要的工作是扫街、供水、接种疫苗、经营儿童书店、成立夜校。城市街道居民委员会还负责部分的公安工作，例如犯罪的侦防、执行宵禁、甚至值班巡逻。

在城市街道居民委员会的支援下，城市里发起一波波的反娼、反鸦片烟运动。在住户登记、监视男访客及其离开时间的系统下遏止了娼妓业；另一方面，中共实行“冷火鹅法”＊的戒毒法，并由上瘾者的家人负责继续观察戒烟过程。群众合力反烟、根除罂粟田、处决贩卖者，确保禁烟成效。城市街道居民委员会同时对穿着时髦、打扮挑逗者施加压力。如今的规定远比一九三○年代更严格，结果，昔日蒋介石新生活运动的某些要素被纳入这个新生共产国家之中。

这种审查的习惯实不足为奇，因为许多农民出身的干部，以及长期居留延安或游击队的人，他们的特质与城市的颓废、安逸显得扞格不入。像是一九四九年曾任“上海市政委员会”主席以及当地政府资源领导的饶漱石指称，旧上海完全仰仗帝国主义经济活动的发展而生。一九四九年八月，一家报纸呼应其批评。说上海是一座非生产性的城市。它是寄生的城市。它是罪恶的城市。它是难民的城市。它是冒险家的乐园。（注四）饶漱石甚至大胆提议，把上海的人口随学校与工厂的复员迁徒至内地，让他们致力于生产国内消费所需的工业产品。饶漱石的建议并未被采纳，不过从共产党对其建党地点的想法可以看出，对城市爱憎交织的矛盾情结正是中国共产主义的一项特质。

另一方面，南方的游击势力与来自北方的干部之问也有同样不易化解的紧张关系，南方干部常在日军防线后方冒险犯难或与国民党搏斗，如今却觉得被来自北方的干部排挤。他们被告知，假若想重获权位和影响力，最好停止说家乡话而学习北方“官方”的口音。许多地方干部也发现，中共所谓有效率的城市政府的计划，就意味着他们必须臣服于那应该驱逐的资产阶级手下。许多人在这革命新阶段的矛盾，反映在此时流传于南方的一段俏皮话里：“老革命不如新革命，新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注五）

＊译注：“冷火鸡法”即是“自然戒断法”。就是在戒烟毒时，不使用药物，只供应必要的饮食，强迫戒断。因吸毒者在戒断时会全身发冷，起鸡皮疙瘩，皮肤状似拔了毛的火鸡，故称为冷火鸡法。

新政府的结构

为中国建立有效率的政府是毛泽东的第一优先。这点若能成功，就能支持共产党自称代表新秩序力量的说法，也证明他们有能力成就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与日本及其傀儡政府所无法达成的重新统合国家。在形式制度上，新政府的体制是以党、政、军三大中央体系的权力分工为设计骨干。我们可以合理推断，这一组织架构是来自延安与内战时期的实践经验。

在这一结构中，共产党组织负责监控意识形态以及统合协调政军工作。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时，中国共产党总计有党员四百四十四万八千零八十人。随着国家管理的需要，党员的人数急遽增加，一九五○年底党员人数达到五百八十二万一千六百零四人，遍布各级政府机构、群众组织、司法体系、教育机关、军队之中。党的地方分支是由上层中央委员会统合指挥，一九四九年共计有四十四名中央委员会委员；其中十四名中央委员组成政治局，再由五名常务委员实际负责日常的运作。

一九四九年，这五名政治局的常务委员包括共产党党主席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五人。毛泽东、周恩来与朱德在公众群中所象征的最高领导人地位并不意味另外两人就不重要；我们仅能说刘、陈二人长久以来致力党务，使他们远离了镁光灯的焦点。时年五十岁的刘少奇曾于一九二○年代求学于苏联，一九二○年代至一九三○年代初，以擅长组织工会活动而崛起；一九四○年代初，刘负责于日本占领的“白区”组织共产党小组。他所著的一本小册子《论共产党员的修养》（How to Be a Good Communist），原本是延安马克思列宁学院的演讲内容，后来在一九四○年代和一九五○年代成为中共干部的主要教材。此书引人入胜，融合了儒家道统和正统马列主义学说，并以浓烈的革命语言呈现出来。诚如刘少奇写道：

无论是参加革命不久的共产党员，或者是参加革命很久的共产党员，要变成为很好的政治上成熟的革命家，都必须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必须在广大群众的革命斗争中 ，在各种艰难困苦的境遇中，去锻炼自己，总结实钱的经验，加紧自已的修养，提高自己的思想能力 ，不要使自己失去对于新事物的知觉，这样才能使自己变成品质优良、政治坚强的革命家。

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个封建思想家在这里所说的是他自己修养的过程，他并不承认自己是天生的“圣人”。（注六）

刘少奇此一著作作为教材，主要系针对不断为早已胜利成功的革命寻求深层解释的新生世代而发。刘以革命观点的“纯洁美丽”对照于资本主义世界的“丑陋污秽”，强调大公无私的奉献是目标，也是理想。为了使上层知识阶级安心，刘少奇论及党员阶级的混合出身背景。刘指出，其实只有少数党员属于工人阶级行列的“城市无产阶级”，但是任何人都能通过自我检视以及不断研读马列主义的过程而超越出身背景。

政治局权力核心的第五位成员是陈云，陈生于一九○○年，一九二四年加入共产党，入党前曾在上海当过印刷厂学徒，之后成为著名的工会组织者。陈云和刘少奇一样，都被视为政党理论家，他的著作在一九四二年整风运动期间被指定为共产党员的必读教材。到了一九四九年，陈云已经是中共党内制定经济计划的领导干部，并负责振兴经济的工作。

政府权力结构最顶端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获选为主席：委员会总计有五十六名委员，其中包括延安时代以来共产党内知名的领导干部，或一九二○年代之后党内因“犯错”而遭整肃、如今已获平反的领导干部，或业已脱雕国民党的军事将领，例如令蒋介石揣揣不安的二次大战盟友──前云南军阀龙云。在毛泽东主席之下设有六位副主席；其中三位备受敬重：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以及两位长期以来就是反国民党的积极分子──“民主同盟”的主席（译按，张澜）及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反对蒋介石战后政策的分离主义者（译按，李济琛）。

其他三位就不是因声望而荣膺副主席的了，而是共产党二十年来最富权力、最具影响力的领导人；其中两位是兼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的朱德与刘少奇。第三位是高岗，他出生于一九○二年，在一九三○年代初就是陕甘边界苏区的创立者之一，对于一九三五年从江西苏区彻退的毛泽东和长征队伍而言，高岗的陕北苏区是比较安全的根据地。高岗曾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东北国共内战期间于吉林、黑龙江地区担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兼北满军区副司令”。当林彪部队击败国民党军队、挥师入关后，高岗留守东北担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其司令部就驻扎在沈阳。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之前，高岗曾经率代表团赴莫斯科，临商贸易谈判以利东北工业再起飞。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领导团队是一群身具丰富军事及行政经验的干部，他们的工作与另一中央政府机构“政务院”（State Council，译按，一九五四年后更名为“国务院”）相互配合。政务院在总理周恩来领导下成立了二十四个新部会，均以国家发展的各个重要课题为名：农业部、交通部、文化部（部长为小说家茅盾）、教育部、财政部、食品工业部、外交部（由周恩来兼任部长）、林垦部、燃料工业部、重工业部、内务部、司法部、劳动部、法制委员会、轻工业部、民族事务委员会、华侨事务委员会、邮电部、卫生部、公安部、铁道部、纺织工业部、贸易部、水利部。在二十四个部会当中，司法部、卫生部的首长由女性担任。

政府的体制经常与共产党的党组织结构重叠交错，而政府与党部透过群众组织将全国各地区有着相同业务或共同利益的许多人民团体结合起来，以扩展政府和党的影响作用：一九四九和一九五○两年间，成立的群众组织有：“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苏友好协会”、“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等。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是由蔡畅任主席，蔡是来自长沙的青年激进分子，一九一九年她参加勤工俭学计划前往法国留学。蔡畅尤擅长组织工厂的女工，曾赴江西苏区任职（江西省委组织部部长、妇女部部长）。随红军参加长征，在被拔擢担任妇联会这一重要新职之前，是延安时期著名的政治人物。

全中国有六大行政区，每一区各自拥有军事指挥系统，而人民解放军（PLA）的权力就透过这套系统伸展到社会中。这些大行政区是以“军政委员会”＊为统治机构，大行政区的党部领导兼具军事与政治权力，地位凌驾省长之上，故其权力模式类似清朝时代兼管数省的“总督”。这种大行政区的制度是源自共产党在内战时期边区政府的经验，中共将几个地缘和经济单位整合为大行政区，而一些分析亦认为这种行政划分符合自然地理区位。这些行政区包括：

一、东北局：黑龙江、吉林、热河、辽宁。

二、西北局：甘肃、宁夏、陕西、新疆、青海。

三、华北局：察哈尔、河北、山西、绥远。

四、华东局：安徽、福建、江苏、山东、浙江。

五、中南局：河南、湖南、湖北、江西、广西、广东。

六、西南局：贵州、西康、四川、云南。

＊译注：有些地区不称军政委员会而称人民政府，东北局就设东北人民政府。

依据中央政府结构党、政、军三大系统的性质，中共在每一行政区内设置四大职位：军政委员会主席、党的第一书记、军队司令员和军队政委。所以理论上，大行政区的权力应由二十四位领导干部分享，不过因为许多干部都是身兼二职、甚至数职，是故，实际上所有权力仅仅集中在十三个人手中。

在大行政区政府内有五位领导人别具权力。第一位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副主席高岗，他在东北地区权倾一时，同时身兼东北局四大重要职位。高岗与苏联军、政要员均有密切往来，而俄国对东北铁路和丰富矿藏的觊觎也让他备显重要。第二位是彭德怀，这位常常在攻击敌人时故作武勇的军队司令官（例如，一九四○年的百团大战，一九四八年进攻四川未果），如今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及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因为该地区与苏联接壤，境内少数民族杂处，所以中苏关系显得格外重要。第三位是饶漱石，他是新四军的资深领导干部，在华束地区权力显赫，在这里则同时位居三项重要职位：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区政委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此外，饶漱石还被指派担任上海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一职。最后是林彪和邓小平。同样的，林、邓各自有其主要的区域权力基础：林彪在中南局的四大权力职位中身兼三项（中南军区司令、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邓小平则是在西南局四大权力职位中同时拥有两职（西南局第一昼记、西南军区政委书记）。

这五位领导人日后都分别曾与毛泽东发生冲突而遭到整肃。于今观之，中共政府结构的重建固然令人印象深刻，但中国国内仍有许多悬而未决的老问题。地方与中央、平行的官僚机构之间，个人野心及其权力基础之间的紧张关系，自晚明以来就不断以各种形式困扰着中国，而且无法轻易根绝。

韩战

即使在国民党军队尚未遭彻底扫荡之前，毛泽东便实现他“一边倒”的主张，前往苏联与史达林会面。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毛泽东抵达莫斯科，适逢史达林七十岁寿辰的前夕。这趟莫斯科之旅是毛首度跨出国界远行。对于这个深刻影响他那一世代中国人的国度，毛泽东始终未能亲临一窥堂奥。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正式成立了，毛泽东必须走上国际政治的外交舞台，而许多国家（不只是共产集团的国家）给予新政权外交承认，这显示国际社会的部分成员已经迅速倒向毛泽东这一边。

毛泽东这赵苏联行可谓满布荆棘且百味杂陈。几天下来，史达林不曾对毛造访莫斯科流露出欢迎之意。这位苏联的领导人先前就明白表示，不喜欢毛在中国的拥立者援引毛的观点铺陈理论，并禁止一位美国社会主义者所撰写美化毛泽东的传记在苏联境内流传。经过中、苏双方八星期的讨价还价，毛泽东得到一份军事安全条约，目的在防范日本再次侵略中国；苏联给予中国一笔三亿美元的贷款，分五年摊还；承诺在一九五二年自旅顺、大连撒兵，将主权归还中国。然而中国并非没有付出代价，毛泽东被迫承认地处新疆北方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因而势将无法脱离苏联的控制。过去毛曾数度对外宣称，有朝一日定让蒙古重归中国版图；现在他则不得不放弃收复西疆、恢复盛清版图的希望。

不过在一九五○年春天，外交政策毕竟并非中共领导人的第一要务。他们主要关切的课题还是在于如何建立有效运作的行政架构、遏制严重的通货膨胀，以及重建国内的工业体系。在林彪军队于四月顺利攻克海南岛之后，中共军方把焦点转向统一中国最后的两大障碍：收复西藏和台湾。虽然出兵西藏在理论上十分复杂，不过对于身经百战的人民解放军已不成问题，特别是印度在一九四七年独立之后，英国就已经失却了让西藏成为缓冲国的利益动机。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于一九五○年入藏，“解放”受到“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度。尽管藏人激烈反抗，“从谁手中解放？自什么状态下解放？我们原是拥有解决问题效能政府的快乐国度。”（注八）然而联合国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印度和英国同样也未站在藏人的利益介入。一年内，中国人就已经占领了西藏各个重要据点。

比起西藏，台湾问题更事关紧要。国民党历经一九四七年台湾居民的暴动与陈仪的屠杀后，局势已经稳定。一九四九年一月，下野六个月的蒋介石撒退到台湾。一八九五至一九四五年间，台湾在日本政府的殖民统治下经济繁荣，蒋介石到台湾之后，很快就在岛上居民、流亡的国民党，以及本来就已经驻守在台湾和一九四九年中共占据大陆后撇退至此地总计约一百万的军队之间重获领导地位。解放军的指挥官并未妄想轻易拿下台湾。一九四九年十月，解放军已经在台湾的前哨站金门初尝败绩。

一九五○年二月，驻守在福建、浙江“三野”的司令官原本计划渡海攻台，而今也不得不坦承：

首先必须指出的，东南沿海诸岛屿的解放，尤其是台湾，是个极大的问题，且将会是近代中国战争史上最大的一役……占领（全湾）需要有充分的运输工具，适当的军备，以及足够的后勤补给。更何况蒋介石为数不少的陆海空兵力，连同一小撮自中国大陆脱逃的顽固反动分子都集结在那里。他们构筑坚实的防御工事，还仗着四周大海的保护。（注九）

基于种种困难，毛泽东和政府其他领导人对军事行动的下一步骤意见分歧。一九五○年夏天，华南的军事扫荡大抵完成，一支实力强大的解放军向福建沿海地区移动，不过并未接获进攻台湾的命令。对于解放军突然停止前进，实非关后勤补给和海上运输的战略因素，有一种解释认为这是因为中共领导人寄望于台湾人自己策划暴动，反抗国民党。另一种可能的说法则是那年夏天解放军因流行病肆虐，无力兴兵动武。

中共一方面担心军费支出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又谨记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一下子解除太多军队武装所面临的问题；中央委员会因而决议在政府密切监控下，先让部分军队卸甲归田。就中央委员会的话来说：

在保隙有足够力量用于解放忧湾、西藏，巩固国防和镇压反革命的条件之下，人民解放军应在一九五○年复员一部分，保存主力。必须谨慎地进行此项复员工作，使复员军人回到家乡安心生产。行政体系的整编工作是必要的，必须适当处理编余人员，使他们获得工作和学习的机会。（注十）

当时，虽然愤怒的美国共和党人强烈要求通过援助法案，以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但并没有迹象显示美国政府会进一步介入中国人的冲突。一九四九年夏天，在杜鲁门总统的要求下，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搜集了所有关于中国抗战时期与内战过程的经验以及美国涉入的相关文件，然后在一封电文中提及：“国民政府的军队不一定会被击败：他们是自我瓦解的。历史在在证明没有信仰的政权，没有士气的军队，是经不起战场的考验。”（注十一）艾奇逊的结论是，美国未来的援助或介入将会如过去一样徒劳无功。五四运动前赴康乃尔大学求学期间曾一度信仰基督教的前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即在艾奇逊电文副本的边缘处简略记下〈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第二十四节的内容。（彼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罢。”）（注十二）

杜鲁门总统坚信，对美国而言，不干涉中国的内部冲突才是上策。他在与“国家安全会议”（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的幕僚群会商之后，于一九五○年一月五日发表声明，清楚表达对此一立场。声明中杜鲁门以葡萄牙人使用的“福尔摩沙”（Formosa）一词来称呼这岛屿，这一称谓至今仍为许多外国人延用，杜鲁门说道：

美国政府无意占领福尔摩沙或中国任何其他土地。美国政府现在无意在福尔摩沙谋取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政府也无意使用武力来干预目前的局势。美国政府不打算采取可能卷入中国人内部冲突的政策。

同样的，美国政府将不会向在福尔摩沙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援助或意见。就美国政府的观点，福尔摩沙岛上的资源足够让他们取得他们认为防卫该岛所需的事项。（注十三）

同时，国务院的幕僚群也已先行起草一份官方声明，以便台湾沦陷于共产党人手中之后，得以即刻发表。

占领日本的盟军统部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和艾奇逊二人公开宣布，把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新的“防卫周边”（defensive perimeter）界定在阿留申群岛（the Aleutians）、日本、冲绳（Okinawa）、琉球群岛（the Ryukyus）、菲律宾群岛（the Philippines）这条岛屿炼上。中国人可能已经注意到这种对美国战略利益的定义并不包括台湾在内，也未涵盖南韩；自一九四五年以来，南韩在美国的保护伞下已经是一独立的国家，与苏联卵翼下的北韩隔着北纬三十八度线分立对峙。一旦台湾失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可望取代其联合国席次，事实上，中共已开始为此积极进行游说。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大批北韩军队突然越过三十八度线入侵南韩，打破了美国与中国双方表面上的和谐。

就在几周内，北韩的部队便迅速席卷了朝鲜半岛，攻下汉城，并将南韩的军队逼退到釜山（Pusan）一隅，情势岌岌可危。巧的是，这时候苏联正因为联合国安理会（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否决让中共取代台湾席次，而以拒绝出席表示抗议，没有苏联投票反对的后顾之忧，其他安理会成员国迅速通过对北韩侵略行为的谴责案，并敦促会员国提供必要援助。为了回应联合国的呼吁，杜鲁门总统派遣美国在日本的驻军援助南韩。同时，其他十五个会员国的军队也加入美军的行列，这十五个国家包括英、法、澳、纽、泰、菲、加、希腊、土耳其。顾虑到此刻中共可能趁机进攻台湾，杜鲁门总统下令美国第七舰队巡防台湾海峡，俾使台湾海峡“中立化”。就算中共确实已准备犯台，此刻也已无力执行了。

中国的态度在之后几个月显得十分暧昧。中共的报纸最初慷慨激昂，指责南韩是侵略者，之后就并未特别强调这场战争。中共并未进一步承诺提供任何援助，即使北韩军队初次击退美军，也未见中共采取任何行动。美军在燃烧弹的攻击下前进釜山并未引起中共的注意。中共最关切的是台湾海峡的局势，美军第七舰队巡防台湾海峡的举措引发中共对美国的严厉抨击。身兼外交部长的周恩来发表公开声明：美国第七舰队的巡防是“对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注十四）中共领导人在认清美国第七舰队部署于台湾海峡己使得渡海攻台计划无望之后，旋即下令刻正在福建沿海受训的三万名“三野”部队移防至沈阳地区。其他军队也同样北调至山东半岛。

八月，联合国内部开始进行一连串的缜密协商，包括以通过中共取得安理会席次作为条件，交换中共调停朝鲜半岛的军事冲突。不过就在此时，在朝鲜半岛负责指挥联合国部队的麦克阿瑟将军与蒋介石展开对话，重申支持蒋氏政权，宣称台湾刻为美国空军“岛炼”基地不可或缺的一环。（不过麦克阿瑟并未接受蒋氏所主张派遣国民政府军队加入朝鲜半岛战局的提议。）直到八月底，联合国部队已经开始取得南朝鲜战局的主导权，而展开对北韩补给线的狂轰猛炸，并在坦克、大炮、飞机的掩护之下取得优势。接着，中共逐渐拉高抨击美国的音量，举国上下猛烈谴责美国及其盟友在这场战争中的角色。“美国帝国主义的行径以及入侵朝鲜的侵略行为，”八月底中国公开声明批评，“不仅破坏亚洲与世界的和平，同时也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这份声明进一步谴责：“北朝鲜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朋友。北朝鲜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敌人。北朝鲜的防御就是我们的防御。”（注十五）

到了九月，局势的迅速进展已经逼使中国必须全面介入这场战争。苏俄致力在联合国所推动的和平方案最后终告失败。美国空军战争学院（U.S. Air War College）的院长在美军进攻前曾提及直捣苏联的“A型炸弹巢穴”，后因这一短评而被停职处分。在一次出色的水陆两栖作战中，麦克阿瑟的军队成功登陆了接近北韩防线的仁川（Inchon），使得北韩军队的后方退路有被切断之虞。当北韩的军队开始突围并向后方彻退时，周恩来告知中国对外传递讯息的管道（亦即印度驻北京大使），如果美国的军队胆敢入侵北韩，中国就不得不出面介入。十月七日，美军越过三十八度线，十月十九日占领北韩首都平壤，并逐步向中、韩边界的鸭绿江挺进。

一九五○年十月间，中国军队躲过美国情报人员的侦测，秘密进入北韩，开始援助北韩的共产党。经过数周的相互叫阵之后，十一月底中国部队开始尽全力抵挡南韩与联合国部队的进攻。起初联合国部队方面并不了解中共介入韩战的程度，后来他们获悉中共把二十五万名部队投入战场，尔后更提高到七十多万人。

中共军队的指挥官彭德怀日后回忆，当他被告知中国的军队将进入朝鲜半岛之际，他曾数夜难眠，甚至必须服用安眠药。然而由于彭德怀指挥若定，调度军队得宜，终于在历经十二月一整月的激战之后，将联合国部队驱出三十八度线。一九五一年一月，联合国部队向南节节败退，中共志愿军和北韩部队再度占领烽火漫天的汉城。嗣后联合国部队重新整编，再度占领汉城，最后双方就隔着三十八度线偏北的连绵丘陵僵持对峙。为了夺取优势地理位置的激战继续不断，双方伤亡惨重。在这场战役中，我们首次目睹了人类战争史上喷射战斗机在空中缠斗的景况，以及使用美国直升机快速运送部队赶赴战场。一九五一年四月，杜鲁门总统解除了麦克阿瑟将军的兵权，这一举动意味着联合国部队不再追击逃入中国境内的敌军。这场惨烈的战争持续了两年，终于在一九五三年七月以停战协定收场。朝鲜半岛的停战部分得归功于艾森豪（Dwighi Eisenhower）将军的努力，他在一九五二年的总统大选中承诺抵达韩国视察，不过一旦他当选总统，艾森豪就威胁使用原子弹作为外交筹码，而逼使中共与北韩坐上谈判桌，达成最后的协议。

至此，美国的伤亡人数已高达十六万人（其中死者五万四千人，伤者十万零三千人，有五千人失综），南韩死伤四十万人，北韩六十万人，中共则在七十万至九十万人之间。中共方面从未公布正确的伤亡统计数字，因为中共辩称赴朝鲜半岛的部队都是“自愿”参战者，并不隶属正规部队。在中共近乎一百万人的惊人伤亡数字中，许多人都是在战争的最后一年遭受联合国部队的优势火力攻击而阵亡的，这使中共的领导人决定停战。彭德怀尤其体会到，假如中国欲在传统战中与西方世界相抗衡，就必须发展出像苏联般现代化、装备精良的部队。毛泽东与前妻杨开慧所生的长子也死于朝鲜战场。毛岸英出生于一九二二年，当时毛泽东在甫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授意下，正于湖南组织工人进行早期的几次大罢工，毛岸英曾远赴苏联求学，延安时期则当过农场工人，死后就地埋在朝鲜。（毛仅存的另一个儿子毛岸青，长期患有精神病疾，一生几乎都在疗养机构里度过。）

这场战争对中国内部的冲击是十分深远的。首先，成千上万的中国士兵在战场上饱受煎熬，衣不足以御寒，粮不足以果腹，以简陋装备在寒冬中作战，相对的，敌人则握有飞机和火炮武器方面的绝对优势。中国军人勇敢而不计代价地进攻敌营，令亲眼目睹的外国部队大为震慑。这种勇气升华为中国人坚忍与英雄主义魅力的新神话，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量涌现的战争英雄文学、电影、戏剧、小说之中不断被歌颂；这种英雄典范无非在强化牺牲与革命的价值。韩战也促使中共进一步向苏联靠拢，另一方面，苏联则以支援中共的庞大军备物资来回报中共对共产集团的效忠，纵使这些援助并非无偿的援助。此外，这场战争加深了中国对西方帝国主义邪恶特质的印象，特别是中共把美国视为头号敌人。美国介入韩战证明了美国对东亚的野心及其长久以来对中国及中国人民的浓烈敌意。这类题材反覆体现在韩战小说与报导文学之中。

这种敌意在中国激起了另一种战争效应：中共决定驱逐境内大部分西方人，不论他们是基于商业或者宗教的理由住在中国。大批外国人遭中共逮捕，被控以美国帝国主义间谍的罪名，其中还包括几名传教士。中国政府发动群众运动，将战争热情扩充成察查本国间谍以及或真或假的敌人特务之风潮。这股群众运动也牵连到长期以来与国民党过从甚密，或曾在外国公司、大学、教会组织工作过的人。政府最后不得不承认已经无法达成统一使命。国民党政权已经稳住阵脚，台湾未来有可能作为空袭或渗透破坏中国的前哨基地，并且在美国堂而皇之的援助下，成为所有敌视中共的国家注目的焦点。

战争的影响在美国也非常大，深深损及两国对彼此的观感。中国的“人海战术”唤醒了美国记忆中亚洲人贱轻生命的刻板印象，这种认知又与美国认定中共唯苏联是从，无法采取独立政策的感觉相结合。对中国人的反感与恐惧又因得知中国意图对美国和南韩战俘“洗脑”而进一步强化。事实上，有将近两年的时间，由于中共坚持所有的中国战俘都必须遣返中国，而让韩战的和平谈判陷入僵局。当时有逾一万四千名的中国俘虏不愿被遣送回中国大陆，这亦凸显了中共乃是一专制政权。最后中共在此议题上让步，这一万四千名中国战俘被移送至其他地区──主要前往台湾。

中国共产党在战场上所表现出的韧性也令美国重新省思一九三○年代和一九四○年代的经验，美国对此经验的总结，大体记载在艾奇逊写给杜鲁门总统那份连篇累牍的报告中，这份报告公布一九四九年，总计一千零五十四页，充斥了说明图表与附件。对于那些不管是出自党派立场或是内心信念而倾向敌视共产主义的人而言，过去同情延安政权的美国人之行径无疑是触犯了叛国罪行。赫尔利大使于一九四五年底去职时就曾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如今更有许多美国人都靠向他那一边。然而美国总统与其参谋首长联席会议在一九四四年均曾一度认真思考武装中国共产党，以协同美军作战，这一事实似乎已被淡忘。

美国国内极端反共产主义时期，影响了移民法案、劳工立法、好莱坞的电影工作者以及一般大众媒体，更因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参议员对他人模糊却具杀伤力的颠覆国家的指控达到高潮，导致往后十多年间美国与中共关系无法正常化。虽然在规模上，麦卡锡参议员与其党羽荒谬的反共运动无法与同时期中共缉捕其国内敌人的行动相提并论，但同样对许多美国人造成无可弥补的伤害。国务院内顶尖中国问题专家＊对国家的忠诚度一再遭受质疑、调查，甚至被迫去职或被逐出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一个世代的美国学者、学生、新闻记者无法取得护照前往中国而被剥夺了与其接触的机会。

当时流行一种美国“丢失中国”的说法──不管是刻意的背叛，或是表达不当，抑或是错及军事和财政援助。由于这种观点大行其道，美国很难不干涉受到共产主义颠覆威胁的国家，即使这些国家的政府被公认为腐败、不受人民欢迎，或在经济上对人民极尽剥创之能事。

中国共产党或许从韩战中得到小利，因为美国若是于一九五○年十月战胜，便能扶持一个统一而有活力的非共产韩国政权，届时人民共和国位于东北的工业重镇将会面临敌对的强邻。但诚如前述，中共也为此战役付出极为惨痛的代价，更长远的悲剧则是，中国完全失却了蕴涵于一九四九年间政治修辞及政策对“新民主”政体的渴望。假如苏联是一九五○年六月朝鲜半岛寻衅的幕后黑手（这似乎有几分可能），假如中共以为韩战可收声东击西之效，能轻取台湾而愿意助一臂之力（这点比较不确定），那他们真是大错特错了。无论如何，相对于满清政府在一八九四年的表现，中华人民共和国确实是较顺利地走出韩战的困局。

＊译注：如柯乐传（O.E. Clubb）、戴维斯（J.P. Davies）、谢伟思（J.S. Service）等人。

群众政党，群众运动

在延安时代与内战期间，共产党的势力便在逐步扩展。一九四五年初，共产党党员已逾一百万人，一九四七年攀升至两百万人，一九四八年三百万人，一九四九年四百万人，一九五○年已高达五百万党员。不过在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头几年，中共并不那么期待党员人数的暴增，反而是致力于提高新进党员的政治意识与培养他们的专业知识，并淘汰将入党时未经严格筛选的不适任或贪污者，同时扩大党员的阶级与职业基础。至此，多数共产党党员出身农村，这是因为延安时期的边区政府以及抗日游击战略特质所衍生出而来的必然现象。而今，中共逐步迈向城市的行政管理，因而期盼吸收城市出身、受过良好教育的干部。吸收这类有潜力的干部的方法之一就是在城市里发动群众运动，从而寻获具备牺牲奉献精神的社会主义者以及天生的领袖人物。

在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运动期间，中共体认到如何教党员自我检查，引导党员自我批评，以及运用群体的压力和威吓达到表面上的共识。一九五○年初，这些经验在涉及动员群众的四次主要运动中再一次被运用。首先就是前述提及的“抗美援朝运动”，运动的目标是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党下令公安搜查被指控为特务的人，没收他们的收音机和枪械，并调查一些包括外国人在内或曾经与外国人有过接触的文化、商业、卫生保健、宗教性的公共团体。这类调查吓坏了一些曾经与外国人有过来往的中国人。一九五○年十二月，外商的资产被冻结，外国企业虽不至于被没收，却常常被迫以低价让渡出售。为了偿付中国政府的苛捐杂税，有些人只好放弃资产。外商工厂和企业的工人就在群众大会上抱怨雇主，有时工人集合起来控诉外国人的残酷行径。

一九五一年初，在一场令人回忆起士绅禁教运动或十九世纪末义和团的激烈冲突中，五位管理广州一家孤儿院的修女遭指控杀害受托照顾的二千名婴儿。虽然这些修女并未被处决，但是群情激愤的乡民依然聚众抗议“传言”中所谓的残酷行为。此外，有许多外国人入狱后因不堪洗脑的精神压迫而承认间谍罪行。到了一九五○年底，几乎所有外国人都已被迫离开。中国的基督徒大部分仍然留在中国境内，但被要求重新登记，组织起来推行所谓“三自运动”＊，亦即中国教会从此摆脱外国资助、外国影响，以天主教的情形，就是要脱离梵蒂冈教廷的束缚。

韩战让中国人同仇敌忾，于是中共在第二波的群众运动中将整肃的目标转向反革命分子。中共夺取政权之初，就下令百万名曾经是国民党党员或其青年组织的成员以及曾在国民党军队服务的军人留在家乡不准迁徙。当时并未仔细清查这批人，其中当然不乏亲蒋介石的人士。也有少数人暗中支助远从台湾遣派来中国大陆阴谋颠覆的特务。一九五一年夏天，中共领导人在各大城市纠集群众公开发动反对国内的破坏分子，为他们烙上“反革命分子”之名。随着这场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群众运动也益发野蛮、恐怖。在运动期间，约莫有一百万的中国人受到暴力攻击或是在大庭广众之前遭到羞辱，这意味着无论他们过去的历史为何，此后他们都无法在共产党政权下安然过活。

我们很难正确估算在这场运动中有多少中国人受害，不过仍然可以从某些地区所公布的明确数据看出端倪。例如，在上海，群众运动进行期间成立了两千多个委员会，左邻右舍无不被动员搜捕反革命分子，上海当局公布有四万人被证明是反革命分子而遭清算斗争。广东省宣布，从一九五○年十月至一九五一年八月，总共逮捕了五万二千六百二十名“匪徒”，其他类型的“罪犯”八万九千七百零一人，解决了涉及反革命分子的案件共计一千五百七十一件。在同一时期，广东省有二万八千三百三十二人被处决，二百三十九名共产党的公安及执法人员丧命，超过五千人被捕下狱。

＊译注：一九五○年七月，中国大陆境内吴耀索等四十位各教派的负责人联合发表了“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三自宣言”，声称中国基督教徒从此摆脱帝国主义势力的控制，而实现中国教会的“自治、自养、自传”。

天津在一九五○年春天期间，共处死四百九十二人，其中不乏在大庭广众之下行刑示众者。天津地区所发起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目标不仅针对昔日的国民党党员，同时也处决了欺压工厂工人和苦力的秘密会社头子。天津当局亦以群众运动的恐怖手段，对付仍在当地苟延残喘的宗教团体，如主张折衷、调和的一贯道。在群众大会和控诉运动中，约有四千名一贯道领袖受到攻击，信众纷纷被迫放弃信仰。一九五一年四月，运动进行到高峰时刻，约有一万五千人、其中泰半是妇女，在一天之内即宣告退出一贯道。到了一九五一年底，运动的热潮逐渐消褪之后，共计有二十八万人退出一贯道组织。

中共政权也利用这次反革命运动来解除地方上市井百姓的武装力量，他们所拥有的武器都是在军阀混战、游击作战或各傀儡政府统治时期所取得的。例如，在广东，被搜获的来福枪总计逾五十万支。即使违反了一九四九年颁布之《共同纲领》所赋予人民迁徙自由的权利，同样基于公共安全的理由，超过十五岁的人民都必须从公安机关取得官方的户口证明，如欲迁移至他处也须经由公安机关核可。

嗣后，中共领导人一直在准备第三次的群众运动，目标则针对党内的贪污腐化现象。镇压反革命运动甫结束，中共就动员群众发起所谓的“三反运动”，亦即打击三类职业集团中积存已久的三种恶习：贪污、浪费、官僚主义作风；而三种目标团体是指共产党党员本身，官僚干部（其中多数并非共产党党员，少部分曾经服务于国民党）、工厂里的厂长和其他干部。

三反运动在东北领导人高岗的推动下于东北地区率先发起，起初或许是属于试验性质。迄至一九五一年底，三反运动才在中国各地风起云涌地展开，这场运动并不像前述“镇压反革命运动”那样野蛮暴力，不过同样导致中共展开了对官僚机构和工厂组织的全面清查，许多资深干部或管理人员遭到羞辱或被开除党籍、革职，然而并非所有受难者尽是无辜而被罗织罪名，其中有不少确实依恃特权以营利谋私者。政府也透过三反运动来强化对劳动力的控制。在几个仍由劳动契约和凶悍雇主控制工人的城市里，共产党利用三反运动期间所召开的群众大会，教育工人认清雇主的歧视和剥削模式。激愤的工人被动员起来批判雇主，继而纷纷加入国家领导的劳工组织，党并保证这类组织能根绝数十年来地方上所有渎职、行贿的现象。

三反运动自同时进行的“五反运动”中获得许多能量。五反运动的目的是要全面整肃中国的资产阶级，而这种类似阶级斗争的行动在范围上、激烈程度上、效果上，无非是昔日农村反地主运动的翻版。五反运动的清除目标特别指向共产党接收后仍留在中国境内的实业家和商人，以及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后者的定义含糊，几乎能含摄国家对任何人的指控。在五反运动中，中共所欲根除的五种恶行是：“贿赂、偷税漏税、欺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一九五二年一月，五反运动开始展开，当时朝鲜战场的战局正陷入胶着。这场群众运动则在中国各地进行，不过上海市的五反运动可作为研究这场群众运动的参考个案，因为上海市的规模和商业集团的富裕，几乎涵盖了所有新闻与广播报导的范围。追溯五反运动发展的进程，我们确实可以清楚看到源自延安、东北，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群众运动中群众动员和自我批评的要素和技术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上海的中共干部于一九五一年就已仔细训练工人组织调查雇主的商业活动，并寻找其逃税或其他犯罪事实证据，以预备这场群众运动。不过这一策略却有堂皇的理由，亦即增加国家税收以及遏制通货膨胀，同时也动员了二万名干部和六千名特别训练的商家雇员。为了点燃群众参与的热情，中共特别组建宣传机制，其中包括特别训练的宣传专家，通过电台广播或是新闻报纸以及小组讨论的方式，鼓动群众配合政府的政策。截至一九五一年底，上海一地就有一万五千名受过训练的宣传专家，由势力逐渐壮大的“共产主义青年团”整合协调来推展工作。这群干部及宣传人员的功能之一就是要粉碎雇主──尤其是小型企业束缚在工人身上的人情、情感、家庭等羁绊。即使工人的工资很低，但这种人情脐带经常会超越阶级界线，况且许多雇主与工人之间不必然存在着严重的贫富悬殊。这样的境况亦出现在农村地区，还是有许多农民不愿公开抨击他们所相识、共事的人。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底，中共为即将到来的五反运动成立了一个领导运动的组织；这一组织是由四十九位成员所组成的运动先锋：“上海增产和实验经济委员会”。委员会包括了资深的共产党组织工作者，他们有不少人在抗战和内战期间于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但在这个组织中还有一些“爱国商人”，以及知名的学者。在这一组织的敦促和指导下，依规定所有私营企业主都必须加入成为会员的“工商业联合会”组织机构，于一九五二年一月正式在上海市的各分支机构发起五反运动。

在这一整个月里，商业界的领袖被迫在群众大会上遭受批判，并承认昔日所犯下的经济罪行。虽然大多数人都是写下温和的自白以规避重要问题，不过还是有许多商业界人士为他们确实犯下的不法勾当俯首认罪。另一方面，为了削弱商业领袖的集体意识，共产党亦鼓动他们相互抨击。同时，为了召开群众大会，对特定的商业人士进行公开辱骂而组织全市商家的店员，成立委员会，这加深了这场运动中的阶级斗争要素。中国商业界的领袖曾于一九二七年遭列国民党政权的粗暴对待。如今，他们又再度得承受国家的威吓胁迫。

一九五二年二月初，上海一地共举行了三千场大会，估计有十六万名工人参加过一场以上的群众大会。锣鼓喧天、旗海飘扬的游行，积极分子挨家挨户地拜访，以及透过广播或在上海市各主要街头放置扩音器，以动员整个社区，不断在心理上给予个别的商业领袖施加压力。除此之外，中共更是在邻里街坊组织读报小组，干部藉此向民众解释运动的打击重点，以及这场群众运动的意义。二月的第一周，上海当局宣称收到一万八千封投诉信件：是月二十日，工会的总部宣布接获了二十一万封的申诉信件。（许多信件是由同一人寄出的，一位年轻的工人就曾骄傲地宣称他写了八十封信。）

到了三月，中共决定加快五反的步伐。现在，有一万两千名经过特别训练的干部投身这场运动。或许是模仿农村土地改革时期所使用过的“重点村”方法，中共也在上海地区选定若干工作场所作为“实验重点”，试行如何征收罚款、搜集罪证与指控罪名，嗣后并依工作类型、所属企业性质，将上海的工人组织成“五反工作小队”。五反工作小队的人数不超过二十人，每一工作小队都必须宣誓效忠共产党。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到各个工厂，纠集工人参加斗争大会，并充当最后确认雇主罪状的先锋。四月，成千上万的雇主被迫参加批斗大会，并遭受众人的唾骂，最后不得不公开坦承所有“罪愆”。

基于“试验重点”的概念，初期的打击对象仅局限于小型的商家和企业。在四月，上海地区总计有七万名商人遭受调查和批评。面对中共的斗争伎俩还能安然生存的大型企业主个个噤若寒蝉，所以之后平均一天约有一千名企业主“自愿”认罪。现在，少部分不肯妥协的商业界领袖被孤立起来，他们在特别召开的群众大会上遭到攻击和批判；他们的家人与亲友也被迫加入众人的攻击行列。“大华铜矿公司”（Dahua copper company）的企业主正是这波遭到整肃的知名工商钜子的典型例证。起初他为了免于受到进一步的批评，坦承非法获利五千万元人民币，但是他的员工却逼迫他承认更大的罪状。在家里，他的岳母及女儿以近来许多知名的资本家都在斗争大会上侮悟为例，不断劝说他认罪。他最后积忧成疾，终于“招供”，承认他所收受的贿款总计超过二十亿元。

一九五二年四月三十日，中共宣称五反运动已经取得“初步的胜利”，并且开始在五月初对被揭发的小型和中型企业进行调查。（见下表）其他城市的五反运动最后都是以更粗暴的手段来调查当地的商业团体：在天津地区，以相同的动员群众、调查罪行、坦承犯罪、定罪等程序模式来推动五反运动，不过仅有百分之十的企业主被划归为“守法户”，百分之六十四点二为“基本守法户”，百分之二十一为“半守法半违法户”，以及百分之五点三是“严重违法户”。（注十六）

三反和五反运动已在全国各地造成巨大的冲击。共产党不再保护私营企业，不再容忍自一九四九年以来即持续存在于中国的各类游走法律边缘的企业活动。就如同一年前的外国资本家所遭受的待遇，现在本地资本家饱受相同的威胁，中共当局往往凭藉着未经查证的指控，向本土企业主征收钜额的罚款。另一方面，韩战的爆发亦产生推波助澜的作用，扩大了群众运动的打击层面，因为这场战争为华北的企业创造新的商机和获利的机会（所以天津地区的调查要比山东省更为严苛），不过却使政府蒙受钜额的财政损失。有时政府甚至会贷款给资本家以利其偿还罚款，导致了企业主对政府卑躬屈膝，以及两者之间复杂的借贷关系。

政府鼓动这类群众运动的主要目的，是要重申对工人组织的控制能力，瓦解资本家和官僚体系独立的运作模式。相对于镇压反革命运动，死于三反、五反运动的人明显较少，受害者大都受到胁迫或羞辱，或两者兼有，他们不仅须缴交罚款，更须悉数追缴在运动中承认的贿款或逃漏税金额；有些人甚至在财产没收充公之后，还被下放到劳改营。

三反和五反运动中所使用的“小组压力”技巧并未随着运动在四月结束而束诸高阁。反之，工人、雇主大会已经成为大多数企业的一部分，来自工人和党干部的压力经常令企业主无法独立经营产业。各地阶级划分极为精细，结果如同寻乌县调查或日后的土地改革中的农村工人，城市居民也被仔细地界定阶级。当时新划分的六十种阶级范畴中，包括企业工人、手工业工人、三轮车工人、游手好闲者、城市贫民、小贩、小店主、公家雇员等等。除此之外，这些群众运动中新近崛起的积极分子团体已受国家认可。仅上海一地，就有四万名在五反斗争大会中证明能发挥作用的工人加入新的宣传大队，以因应所需，随时准备为国效力、奉献，在其他城市也成立了类似的庞大宣传队伍。到了一九五二年底，中共领导人已有信心将党员人数膨胀到六百万。即使不曾加入游击作战或经历过农村生活的党员，至少也尝过革命的滋味了。

注释

注一：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五卷》（北京：1977），卷五，页四四一。

注二：同前注，页四一七与四一九。

注三：薛尔顿，《中华人民共和国：革命变迁的文件史》，页一八七至一九三。

注四：高顿（Richard Gaulton）,〈上海的政治动员，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一年〉（"Political Mobilization in Shanghai，1949-1951"），参见克里斯多福?豪（Christopher Howe）主编，《上海：一座亚洲大城市的革命与发展》（Shanghai: R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in an Asian Metropolis., Cambridge, 1981），页四六。

注五；传高义（Ezra Vogel），《共产党统治下的广州：省．的网领与政略，一九四九至一九六八年》（.Canton under Communism: Programs and Politics In a Provincial Capital, 1949-1968.,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页五三。

注六：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How to Be a Good Communist）（北京：19日），页八。注七：引自恰森，《共产党征服中国：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的内战史〉，页二四三。

注八：泽彭（Shakabpa Tsepon），《西藏：政治史》（Tibet, a Political Hist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67）。页二九九至三○五。

注九：惠廷（Allen Whiting），《中国跨过偶绿江：加入韩战的决策》（China Crosses the Yalu: The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New York: Macmillan, 1960），页二一（略经修正）。

注十：同前注，页十八。

注十一：美国国务院（U.S. Department of State），《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特别有关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九年时期的关系》（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 Washington, D.C., 194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页xiv。

注十二：包华德编，《中华民国传记辞典》。第二卷。页一七三。

注十三：史巴奈（John Spanier），《杜鲁门、麦克阿瑟的争辩与韩战》（The Truman-MacArthur Controversy and the Korean War., New York, 1965），页五五。

注十四：惠廷，页五八。

注十五：同前注。页八四至八五。

注十六：参见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天津的革命与传统?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二年》（Revolution and Tradition In Tientsin, 1949-195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一书中对天津运动的详细资料。其中企业的分类，见该书，页一六八表八。

注十七：有关这部分的资料转引自加德勒（John Gardner），〈上海的五反运动：对父固城市控制的研究〉（"The Wu-fan Campaign in Shanghai: A Study in the Consolidation of Urban Control"），见鲍大可（A. Doak Barnett）编，〈中国共产党行动中的政略〉（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in Actio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9），页四七七至五三九。表内的资料见页五二二（百分比方面略作调整）。

20 筹谋新社会

第一个五年计划

随着土地改革的初步阶段完成，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崩解，加上韩战结束，中共在一九五三年得以有余力建构整合性的、以苏联为师的国家经济发展蓝图。苏联一系列五年计划控制下的工业生产被认为是苏联能在一九三○年代跃升为世界强权、且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抵抗、逐退德军的原因。虽有美国掣肘，但军事胜利让苏联在大战结束后，得以扩大在欧洲的影响力。

中国为何会选择他们对其实际运作所知不多的苏联模式？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重要问题。或许在国民党的西方改革路线失败后，苏联模式就成为中共唯一的合理选择，同时，在韩战以及一波波排外群众运动之后，中国就孤立在西方强权之外。采取苏联模式有助于昭示新中国反资本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本质。再者，中共在历经激烈的革命对抗之后夺取政权，更必须依恃某种权力运作模式使其能在贫穷困顿的国家实践社会主义。

中国领导人为准备经济重建，设定了征募新官僚干部甄拔和薪资给付的标准，引进一般行政管理程序，并根据人民所属工作单位来组织群众，以增强社会控制和社会教化的效用。一九五四年，经过中共中央高层领导人的反覆讨论，废除了一九四九年以来所实施的六大行政区制度，重组政府结构。现在，军队被置于隶属国务院的新单位国防部之下。为了贯彻党的决策，中国走向一种高度集中化的机制，各省的党委书记靠着地方次级党务组织的严密连系，确保中央委员会的命令能确实传递。中国现在的行政架构包括二十一个行省＊，五个自治区（新疆、西藏、内蒙古、宁夏与广西），二大直辖市──北京与上海＊＊。在这些行政层级之下，有大约二千二百个县级政府，而县级政府之下约莫有一百万个中国共产党的分支机构散布在乡、村、军事单位、工厂、矿区、学校之中。

然而与此种种基本变革相系的是自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第一波政治大整肃。这波整肃发生在一九五三年底至一九五四年初，受害最深的是分别担任东北和上海地区的政委高岗与饶漱石，他们同时也是重要机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成员（译按，高岗是该委员会主任），负责规划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虽然他们均曾是中国最有权势的政治人物之一，但他们垮台时被指控的理由却极不明确，不脱意图成立“独立王国”或实行“错误的经济政策”等含糊说词。高、饶二人似乎一度企图夺取周恩来、刘少奇手中的权力，成为毛泽东之下的第二号、第三号人物。他们强烈质疑刘、周主导的经济战略，批判刘、周过分保守，公然煽动那些深感自己的革命工作未获合理报偿的资深老干部。不过高、饶二人的图谋似乎走得过头，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在高岗与会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指称现在“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注一）毛泽东在含而糊之的抨击之后，突然消失了三个月，据闻是“度假”去了，他放手让刘少奇在党内审讯高、饶，嗣后开除二人党籍。邓小平日后以中共总书记身分宣布高岗犯下“阴谋诡计”而自杀。对于饶漱石的命运却只字未提。

尽管党内权力结构核心爆发种种危机，不过“一五计划”实施的结果还是大幅提高了各种工业生产。（见下表）一五计划的时问范围涵盖一九五三到一九五七年，不过计划细节因为内部对程序的争执不断而延宕至一九五五年才公布。大部分的生产指标在一九五六年底就已经提早达成。虽然对日抗战、内战，以及中共第一阶段的重整，工业长期凋敝，使一九五二年的产值偏低，但一五计划仍被视为空前的成就。

这一时期也是中、苏两国处于密切合作的阶段。大批苏联技术顾问抵达中国，协助组建工厂设备、订定工业计划、发展水力发电、拓展铁路运输网络，甚至都市的建筑物的兴建；然而这些庞大的建筑物实与中国的都市景观格格不入。苏联的快速工业成长技术可以归纳为五大要素：强调计划期间高成长的必要，以重工业作为经济成长的指标，采取高额的储蓄与投资利率以确保高成长，改造农业体制，以及偏向资本密集的手段。中国就在这五大面向上紧跟着苏联导师。另外又增加一项苛刻的“原始积累”（primitive accumulation）政策，以极低的价格强迫收购超过农民总生产量四分之一的粮食。这项政策让农民仅能维持温饱，而使政府有余力保证城市地区的粮食供应不虞匮乏，并压低城市的工资水准。

＊原注一：台湾仍被划则为第二十二个行省。

＊＊原注二：随后天津也升格为直辖市。

为了达成五年计划，政府必须控制通货膨胀，虽然韩战带来军事生产的压力，不过中共还是在一九五二年达成平抑通货膨胀压力的目标。在中国境内，政府发行新的通货“人民币”，一九五一年三月，中共在回收东北流通货币后，正式完成了币制改革。中央政府为了平衡财政预算，严格控制政府的支出，重建财政制度，提高城市居民的税收。其中最明显的是大幅缩减政府行政费用的预算百分比，以及军事费用的支出。（见上表）相对于行政与国防预算的缩减，如下表所示，在工业快速成长的阶段，政府对公共卫生与社会福利的投资亦随之紧缩。即使政府用于公共卫生与社会福利的预算分配减少，不过随着长期破坏中国的战争的结束，以及实施根本的卫生和防治方法控制传染疾病的流行──这都是采取自愿性的手段和群众运动的方式，中国的人口急遽增加，除广西之外，各省的人口均有大幅成长。我们之所以能了解中国的人口成长概况，主要归因于中国在一九五三年首度采行比较现代化的方法实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自晚清以来中国的人口成长已逾一亿，而今总人口数已达五亿八千二百六十万；迄至一九五七年，中国总人口数增长为六亿四千六百五十万人。

当年国民政府发行新钞票，或向国外大量举债以解决困窘的财政问题，中共则采取发行公债，同时鼓励爱国“捐献”的作法。因为消费物资购买不易，鼓励人民储蓄。“中国银行”（Bank of China）更大幅调降存款利率，以强化人民的经济信心。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当时中国国内银行的存款年利率在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八十之间，一九五○年调降为百分之十八，一九五一年为百分之三。为了进一步提高人民信心，所有的工资都支付给工人，人民的储蓄被转存进国家银行，不过工资与利息给付都是以折实的原则支付“商品篮”──亦即一般以等值的主食、布、煤炭、食用油等四种基本商品偿付。这一商品篮的价值每隔七至十天在各大城市公布，提领存款时以与人民币等价的商品篮支付本金和利息。一九五二至一九五七年问，零售价格的涨幅已被控制在每年一点五个百分点至二个百分点之间。

不过中国此一阶段的发展并非那么平顺。庞大的城市劳动人口大都属于文盲，不足应付工厂里的工作，这种情形与一九二○年代外资大力推动工业成长时所遭遇到的困难雷同。昂贵的外国机械设备常因操作不当、组装错误，或是过程中忘了上油而报废。因强调高额产量而不顾产品的品质或是产品的市场诉求，迳以产量为优先考量的特性，结果是忽略了产品生产的多元化和创新。这种品管问题在一九五五年，中国一家报纸做了如实的报导。报导指出，一位资深厂长命令李姓稽查员让产品通过检查标准，使工厂的产品能达列国家规定的生产额度。李姓稽查员愤而不从，厂长则将李姓稽查员晋升为助理厂长。于是新任的李助理厂长转而威胁他的昔日稽查员同事让产品通过检查，因为现在轮到他必须负责达成生产额度。

中共国家计划官僚往往轻忽基本程序，计划过程常因各种错误、生产瓶颈，以及北京工业部门与地方生产者之间的龃龉而受阻。再者，为了化解一定期限内必须生产定额产品的压力，许多厂长经常私下囤积生产物料。更有甚者，各种产业之间极少合作，反而彼此争夺紧急资源和修护服务。然而，随着国家逐渐介入私营企业的运作，国家与私营企业的紧张关系也慢慢消除。国家对私人企业的干预一直持续到五反运动和一五计划时期，到了一九五五年底，在私人企业正式转为国有之后，纯粹的私人企业不复存在，全中国仅存两种工业组织形态：国营企业与公私合营企业。

由政府集中统筹全国所有的生产、供给、分配等事务，其复杂程度可由自一九四九年以来不断增设的新部委看出。例如，一九五五年，中共新设立了四个“部”来处理食品工业、煤炭工业、电力，和石油工业的行政管理工作。这些新的部门、特别是水利电力和石油方面的科技专家大多在苏联受过专业训练，日后也将各自在政府和党机器内发挥可观的影响力。一九五六年，中共又新成立九个部，分别主管水产、建筑材料工业、化学工业、冶金工业、电机制造工业、农垦、森林工业、城市建设、城市服务等业务。

＊原注：二有些人口统计学者认为，一九五三年的人口数在各地大约低估了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五，因而日后的人口成长其实并未如此剧烈。

对于城市工人而言，生产力的提高带来物质利益，工作也获得保障，不过这却以牺牲人事流动的可能性为代价。如今，工人很难改变国家指派的工作，同时国家亦严格控制农村人口流向城市。相较于国民党时代，此时中共政府通过工作单位与党的组织机器，更能有效控制工人。仔细比较上海一般家庭每年粮食消费水准变动的情形可以得知，一九五六年上海的生活水准要比一九三○年代该市的居民更高（见下表）。不过尽管如此，上海人的日常生活还称不上舒适。

依中国的经济特质，一五计划中的工业部门是与农业发展紧密结合一起。事实上，大部分工业发展所需的原料都是榨取自农业部门；工业投资的资本少数来自税收和储蓄，多数则是政府人为压低价格收购农业部门的产品。通过土地改革政策瓦解地主阶级的传统势力之后，国家开始有组织地将农民组成合作劳动的形式。第一阶段是鼓励农民加入“互助组”，建立在土地改革所形成的社会意识基础上，藉由组织劳动力、生产工具、驮兽以提高农业生产。这类组织一般是由六或七个家庭集合而成；不过富农、甚至中农则因为政治态度不明与潜在的危险性而被剔除在互助组之外。而为了进一步强调这类观点，农村地区沿用了城市里的那套繁琐的阶级划分办法。毛泽东论述中国社会阶级特质的文章被广泛流传，因为乡村社会里大部分农民每每忽略有关阶级概念的关键性词汇，同时中共也有意让农民特别注意毛所述及的“半封建”阶级关系。另外，中共也不忘借镜江西苏区、延安时期、内战时代的土地改革经验。地主阶级又进一步被细分为各种等第，包括“隐性的”、“破产的”、“开明的”、“海外华人”、“专制的”；中农阶级底下又有“新的”、“旧的”、“小康的”等不同的阶级区隔。起初，互助组的运作形态在农忙季节过后便解散，然而随着集体化政策讨论的深入，互助组被固定成一种全年性的组织。

在一九五二和一九五三年，政府尝试将互助组的农工进一步集合成以三十至五十家为一单位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合作社里，土地与劳动力皆为共享，纵使每一户农家在名义上仍保有原先的自留地。这种合作化的形式摒弃传统耕地过分切割的作法，因而使得耕地面积增加，同时，合作化的形式也免除了穿梭各耕地间的麻烦，再加上农业机械化的实施，大大提升了劳动生产力。在每一年的年终，扣除政府计划中收购农产品的定额以及部分投资于合作社的资本之后，剩余再依“土地分成”（land share）原则──每个家庭对合作社所贡献出的土地面积，以及“劳动分成”（labor share）原则──每个家庭每天的工作量，按比例分配。这种模式只是一种半社会主义式的组织形态，因为富农贡献出较多的土地，所得也较其他人多，有鉴于此，这种形式的合作社又被称之为“初级社”。

从互助组逐渐过渡到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组织形态，其实是一连串复杂的决策过程，因为它不仅关系到阶级地位和工作方式，同时还涉及合作社的理想范围，农业机械化的程度或可行性，以及合作社内部权力运作等问题。农村运动的韵律必须被整合进城市地区的群众动能之中，所以对全国而言，农业的集体化并非一蹴可几。然而，到了一九五五年底，历经长期的宣传运动以及政府在试验区的谨慎实验之后，国家开始削减土地分成的比例，相对增加劳动分成的百分比。为了劝服富农或中农上述作法有利于他们，政府继续贷款给这些人或是给予其他便利措施，使富农和中农感受到过渡至“高级社”阶段是有经济利益可图的。这种高级社的范围较大，通常是由二百至三百个家庭组织而成。因此，高级社其实已经超过大部分传统农村的范围，所以需要聘雇更多的全职行政人员和党的代表。一九五六年，这种过渡在中国全面展开，初级社纷纷被合并成为高级社（见前页表）。同一时期，政府不再强调互助组的组织形态，至此，互助组的运作模式已在中国的农村生活中彻底销声匿迹了。

然而，农民在名义上仍保有他们提供给公社的土地，农民亦被应允保有部分自留地供其使用，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自留地被视为个人产权，而且农民在自留地的范围内，可以发挥经营才能。这类自留地不超过高级社所属土地的百分之五，但却广受农民的欢迎，因为农民可以在农村市场上出售产自自留地的农产品，以便在公社的劳动所得外增加额外收入。农民一般都在自留地上种菜，因为蔬菜在市场上的价格比粮食作物高出数倍。一九五六年，在农民全部耕种所得之中自留地的收入约占百分之二十至三十，除此之外，猪只也因为自留地所带来的额外收入可以用来购买饲料或用剩菜喂食，而有了百分之八十三的惊人成长。同样的饲料来源也可以用来喂养家禽。牲畜的排泄物反过来又成为富利用价值的天然肥料，可用来促进蔬菜、水果的生长。

然而私营农业的果实却令毛泽东和其他政府领导人感到怵惕万分，他们唯恐传统农村社会的两大或三大阶级的结构模式会再度复苏，新一代富农将会牺牲掉其他农民的利益。在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七年这段期间内，农民吃得比一九五○年代初要好，平均每一农民的粮食消耗量也高于城市工人。从今观之，自留地的收益连带造成猪只与家禽的大幅成长，鹅、鸭、蛋、猪肉不虞匮乏，让工人的“消费篮”丰富起来。其形成过程不无矛盾，而中央政府如何回应自留地的生产成就将是人民共和国历史下一阶段的重要关键所在。

外交政策与少数民族

清朝初年与中叶时期，中国亟望塑造一幅永恒的形象，亦即位于北京的王朝是邻近各邦、南海诸国朝拜的文化中心，中国的文德斐然，令邻邦滋生孺慕之情。中国皇一帝的权力广披四海，体现在人文文化如儒家经典、天文历法、文字系统的影响力之中。一些心悦诚服的邻国诸邦不时前来“朝贡”，证明了中国的世界中心地位，而中国皇帝有时也会派遣使节出使藩属国，赐封爵位或给予贸易机会以加强这种地位，纵使这类使节只是短期性的，而且多数非朝中重臣。然而，西境与北彊之游牧民族与回民的桀敖不驯却令这种四海臣服的自许无法成真，随后更在欧洲强权短暂顺从之后的侵略行为下彻底破灭。

一九五○年代，中国领导人的首要目标之一是重建中国自袁世凯统治、军阀割据，以及后期国民党统治以降业已衰颓的国际声望。诚如邱吉尔的警示，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角色与同盟国所称之强权地位并不相称。韩战令美国与中国陷入敌对，从而确保台湾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控制，中共无法进入联合国，这使中国的国际处境益发复杂艰辛。

纵使如此，在一九五○年代、亦即第一个五年计划启动的年代，中国的国际地位的确迅速窜升。对中国人而言，这是一个乐观的时代，同时藉由中国当时新进而可靠的国际成员姿态，中国领导人也得以修正国家政策所滋生的极端主义意识。新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擘划者是周恩来。周身兼国务院总理与外交部长两职，更位居政治局五位常务委员之一。处于权力顶端，使他能协调领导高层的所有决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周恩来已是历练极丰，更是共产党内负责与重庆政府周旋的能手；而周恩来灵活的外交手腕部分得自其家世背景，此外，青年时期在法国的留学岁月以及通权达变以达其目标的手腕，皆有助于培养他的外交长才。中共建政之初，周恩来首先致力于与邻国印度敦睦邦谊，并本着相互尊重的原则，与印度独立之后的首任领导人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建立私交。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一年间，周恩来说服印度政府承认中国占领西藏，而当韩战的停战谈判陷入困境时，印度官员更是居中充当中国与美国的调停人。

一九五三年三月，史达林去世，苏联随之修正好战态度，同时也打破了韩战协议的僵局，并缓和了艾森豪可能断然动用核子武力来终结韩战的威胁。或许是虑及未曾有苏联高层领导赴北京做过礼貌性访问，毛泽东决定不前往吊唁，而由周恩来出席史达林的葬礼。周恩来抵达莫斯科之后受到苏方礼遇，破例与苏联新的领导人赫鲁雪夫（Nikita Khrushchev）、马林可夫（Georgi Malenkov）、贝利亚（Lavrenti Beria）并列，而不是被安排在外国官员之林，且与此三位苏联领导人立于运载灵柩的炮架车之后。周恩来与苏联领导人的这次会晤有助于推动赫鲁雪夫在一九五四年年底亲访北京参加中共建国五周年庆祝大会一事。

在周恩来访问莫斯科前后，一直持续加强与邻境主要共产国家的修好，遵循苏联既定的政策路线团结共产阵营。一九五二年底，周恩来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签订了一份经济与文化交流的协定＊，并正式与金日成签订协议，协助北韩重建残破的经济。除此之外，中国也与越南的叛乱分子建立密切关系，在广西境内修筑公路及铁路交通运输系统，藉以运送物资援助胡志明（Ho Chi Minh），此刻胡志明正为了争取越南的独立，与法国作最后的殊死战。中共的援助大抵与法国得自美国的物资数量相仿，这有助于胡志明的势力在猛烈攻击之下，依然得以生存并拖延战事。当苏联表现出身为中立国家的弹性空间时，周恩来则加强与印度的友好关系，并与缅甸的总理宇努（U Nu）举行亲善会谈，这一切外交动作都是在中共新近提出的“和平共处”口号之下进行的。

＊原注：这份协议事实上已经承认外蒙古──即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 从而丧失这部分一度归属清朝或至少为清期控制之领土。

一九五四年四月，周恩来前往瑞士的日内瓦参加商讨法、越战争善后的一项国际会议，这是中共在国际能见度方面的重大转折。周恩来穿梭在苏联、法国、美国、北越等国纵横裨阖之中居问协调，其耐性与机敏有助于化解强权之间的歧见，顺利达成共识。在协议中，共产主义的越盟争取到北越国家独立，与会各造并保证日后（不得超过两年）举行大选进而组成一个统治越南全境的联合政府。尽管担心在中国的压力下让渡太多权益，不过越盟还是应允停止在南越的颠覆活动，并同意从寮国、高棉撒军，促使寮国与高棉成立自主的政权，以作为对前述协议的交换条件。

在日内瓦稍早的一项会议中，周恩来发现他自己正与艾森豪总统的国务卿、也是坚决的反共者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共处一室。此次会面很快就人尽皆知，周恩来欲趋前伸手向杜勒斯致意，不料杜勒斯冷不防地转身走出该室，口中还喃喃地说：“我不能。”对于杜勒斯的无礼，周恩来却只是耸耸肩膀向旁人微笑示意，成功地化解了尴尬的一刻。他也以同样的泰然自若面对杜勒斯坚决反对中国代表担任日内瓦会议主席一事。周恩来在日内瓦期间还曾与卓别林（Charlie Chaplin）共进午餐，卓别林因激进政治立场被美国政府列入黑名单而离开美国，当时正卜居瑞士，餐叙中周恩来的优雅与从容无不令在座者印象深刻。

在一连串外交出击中，最富政治意义的是周恩来在一九五五年印尼“万隆会议”（Bandung con-ference）上的卓越表现。这场会议的背后隐藏着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越盟靠着火力与有效的暴动策略而赢得奠边府（Dien Bien Phu）战役，粉碎了周恩来和平共处的声明，并促使几个反共国家结成联盟。这一所谓“东南亚公约组织”（Southeast Asia Treaty Organization ~ SEATO）

协定，是由美、英、法、澳大利亚、纽西兰，以及菲律宾、巴基斯坦、泰国等诸国，于一九五四年九月在马尼拉所签订的。“东南亚公约组织”的宗旨就是要建立一个国际性联盟来压制共产主义革命的火苗进一步向东南亚诸国延烧。诸会员国特别关注寮国与高棉的局势发展，烬管他们也担心共产主义的威胁逐渐在南越与菲律宾境内坐大。“东南亚公约组织”并没有属于自己的常设军备，但保证会员国的传统武力彼此相互支援；他们在泰国曼谷成立了“东南亚公约组织”的总部，在总部底下设置各个机构，分管公共关系、区域安全、文化事务与区域经济合作等各项业务。

周恩来愤而疾呼，当中国致力于“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美国却联合在台湾的国民政府以及亟欲重整军备的日本共同形成“侵略的联盟”。一九五四年秋天，中共持续炮击位于福建省沿岸、仍有国民政府驻军的岛屿，并派遗侦察机飞越台北。面对中共的炮轰，台湾则以先进的美国战斗轰炸机袭击中国大陆。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就在局势紧张之际，美国与台湾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

为了回应区域紧张关系的渐次升高，所谓的“可伦坡强权”（Colombo Powers）──即印度、缅甸、印尼、巴基斯坦（也是东南亚公约组织的会员国）与锡兰等五个国家，共同邀请中国参加一九五五年春天在印尼万隆召开的会议，而“万隆会议”共有二十九个亚、非国家的代表莅会参加。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以其灵活的外交手腕维持会议的中立立场，如此凸显出美国才是破坏该区域稳定的最大威胁。在尼赫鲁、纳塞（Gamal Abdel Nasser）、苏卡诺（Sukarno）及其他代表的支持下，发表了一份有关宣扬区域和平、销毁核子武器、维护联合国普遍代表原则，以及裁减军备的强烈声明。会中周恩来特别提醒与会代表，“亚洲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第一颗原子弹是在亚洲土地上爆炸的”。

万隆之行还有另一项重要议题，亦即众多华侨在东南亚国家生活所遭遇的问题。东南亚地区的华侨寄回家乡的钱是中共外汇的重要来源，中国此行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缓和这些海外侨民对祖国的向心力。在这些国家，例如印尼（居住印尼的华人超过三百万）、马来亚（Malaya）、越南、菲律宾等国，大量的华人社群及其对当地零售业与其他商业的控制被各个当地政府视为是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

对马来亚而言，这种威胁特别严重。自一九四八年以来，“马共”就一直采取恐怖主义的手段攻击农场主、警察及其同路人，并且如同中国人在抗日期间的所作所为一般，对农村地带的“解放区”进行大扫荡，意图推翻英国殖民政府。但是，因为马共之中逾百分之九十是中国人，很容易令人联想到北京政府在幕后操纵，因而忽略了马来亚与新加坡华侨多数拒绝加入或支助共产党这个事实。在其他存在着庞大华人社群的国家，地方上的共产党势力虽然分散但却很强大，例如菲律宾或印尼，中国人在共产党中不仅只占少数，而且还经常受到这类叛乱运动中狂热民族主义者的歧视。

在东南亚国家一片恐惧中国共产党颠覆声中却出现了一特例，即一九四九年遭中共击溃的国民党部队中，一支数万名军人的部队朝西和南撒退，进入到泰、缅北部的挥邦（Shan）。一九四八年缅甸脱离英国独立时，国民党的李弥将军率领“反共救国军”在掸邦自立山头，并由美国提供部分经费及顾问人员，但经济来源主要来自生产和贩卖鸦片。一九五三年，逾七千名部队被遣送回台湾；但万隆会议召开当时，这七千名军人仍盘据在缅甸、寮国边界，另有一些军队则停留在泰北境内。

中国向来视海外华人为其公民，他们最终必须忠于中国──如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但鉴于这些东南亚国家的疑虑，在中国驻印尼大使与这些国家进行过冗长的协商后，一九五五年中国政府首度签订了一份双重国籍的相关条约，规定中国人在未来两年内有权选择中国或在地国的国籍。事实上，此一条约直到一九五七年才正式生效，另一方面，一九五九年，印尼政府下令关闭多间华人企业和学校，并赦免鼓动排华动乱的暴徒，双方的和平承诺刹时烟消云散。

然而横亘在未来的种种险阻并未损及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灵活与开放的谈判者形象。周恩来对于台湾和福建沿海岛屿危机同样表现出灵活巧思。局势的发展逐渐明朗，如果台湾弃守福建沿海那几座可能成为火药库的岛屿，美国、或许甚至英国将会保证台湾的独立存在，于是周恩来说服中国政府把与之对峙的军队撒出，让蒋介石继续占有金门和马祖。一九五五年五月，周恩来发表正式声明，宣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来将“尽可能地采取和平手段解放台湾”。

虽然少数民族问题非属周恩来的权限，不过中共对少数民族问题的处理可与前述海外华人相对照。根据中共的估算，中国大陆境内至少有五十四个少数民族，总人口数约为三千万。这些少数族群分居重要的战略边陲，清朝时代这些地区其实被视为是汉民族与其他地区居民之间的缓冲地带。中共积极从少数民族中甄拔官僚干部，而毛泽东的二弟（译按，即毛泽民）就是在从事回民工作时于新疆遭到杀害。一九四九年前，中共党内较显著的少数民族党员包括蒙古、白族（位居西南地区）、满洲的朝鲜人、偏远西疆谖的维吾尔人（Uighurs）和回人，也有部分西藏人加入长征队伍并定居在延安。（注七）

因为共产党在非汉民族地区的地方党员明显不足，无法有效运作，于是中共遴选汉族干部到这些地方工作，而对他们而言，这些地区犹如异邦。前往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队会先找出当地较顺从的首领，最好是能说汉语者；接着着手地方上的迫切计划，譬如整治沼泽以控制疟疾疫情，或是建构小型的灌溉沟渠。白天，工作队的队员大都从事枯燥的寻常农务，例如汲水或捡拾生火木柴。傍晚时分，他们就以简单的戏剧表演来解释阶级剥削的观念，直接将必为革命力量推翻的汉人官吏描述为恶棍。俟工作队洞察当地民情之后，干部就将焦点转移至真正受剥削的阶级，例如，在西藏种姓制度下备受轻视而无法在人民议会取得适当比例代表权的铁匠。

但少数民族对工作队极度不信任。如某地谚语所云：“石头做不成枕头，汉人做不了朋友。”一九五七年，一名西南彝族的蓄奴者竟还是当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人民代表。而游牧民族很可能在深夜悄悄离去，让干部在黎明时分惊觉遭人弃置沙漠。某些与汉人合作修筑道路的藏人则会被村人杀害或剁去手足。一九五○年代甘肃回民的问题遥遥呼应一八七○年该地区的叛乱。当时回人被禁止进入某些汉人的城市，只能到某些地方团练的营地，有时甚至还会遭到当地汉人的攻击。

纵使存在着紧张、纷扰不安、甚至公开决裂的现象，中共依然按部就班地拔擢地方干部、训练党员。一九五六年夏天，中共大肆宣扬第一批新进西藏干部（不同于长征时代入党的藏人）加入党的行列。一九五七年，《民族团结》杂志披露，党预计从所有民族自治区中吸收四十万名共产党员（当时全国共有一千二百七十二万名党员）以及六十万名“共青团”团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而言，在整合长期以来多事边疆方面的进展是他们成功与邻国建立紧密联系的一项鼓励。

军事改革

虽然人民解放军在韩战中表现英勇，但也损失惨重。据估计，中国死伤人数大约在七十万至八十万之问。医疗阙如、粮食不足，甚至缺乏得以抵挡朝鲜严冬的衣物。在激烈的严冬作战中，约百分之九十的中国军队受冻疮之苦。使用的武器则是美制、日制、俄制、德制等大杂烩，常常在一联队中同时混用这四种系统的武器，而大部分的步兵最多就只发给八十发弹药。稍后，直到一九五一年，待俄制的米格战机研发成功，中国人才获得相同类型的战机。不过仍欠缺足以克制美国强大海军的海战能力。

早在一九五三年朝鲜战事停歇，中国军队返乡之前，中国就开始庞大的军事组织重建，企图建立专业化的军队，以便在现代技术世界中与其他国家相抗衡。彭德怀是中国的韩战指挥官，嗣后担任中国国防部部长；他相信重建人民解放军的最佳途迳是遵循苏联领导，发展装备精良的传统武力，而不是走回一九三○年代和一九四○年代让毛泽东如鱼得水的游击战略。即使苏联在韩战初期的表现极为吝啬，中国其他领导人还是接受了彭的建议，毛更是于一九五三年呼吁“在全国推动学习苏联的新浪潮”。而由人民解放军训练手册中的语汇更是透露出，中共基于现实考量，修正了先前毛轻蔑拥有原子弹的美国帝国主义是一只“纸老虎”的观点。

美军在政治上是反动帝国主义的军事组织，根本上是一只“纸老虎”。但它是一支具有现代化装备和战门力的军队。美军的训练和装备与反动的国民党军队不同。为了彻底摧毁这类敌军，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现代化国防军队，同时负责的军官应该让解放军的每一位战士全面地、正确地认识美国军队。（注八）

起初，党的领导人做出一项重要决策，亦即裁减军队人数，进而集中力量建立起一支军备上质量兼具的精兵。这也是当年蒋介石身旁多位美军顾问曾提出的建议，不过蒋的部队从未达到此目标。即使在韩战方酣，解放军就已开始着手裁减国内军员，同时为复员的战士在城市或农村的家乡寻找就业机会。一九五三年，人民解放军的员额从一九五○年五百万人的高峰降为三百五十万人，大约有三百万人办理退伍，一百五十万新兵加入军队行列。到了一九五六年，解放军有二百七十五万人，一九五七年有二百五十万人。纵使军中有这么多员额欲办理退伍，中国军队的预算却是意外维持不变，俟国家预算在一五计划中大幅激增之后，军队预算的百分比才开始急遽下降。

一九五四年饶漱石与高岗遭整肃，意味着多数中共领导人认为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六大行政区行政架构中各局的权力过大。一九五四年，中共废除了六大行政区的行政架构，接着在解放军总部指挥下，划分为十三大军区＊，解放军总部对甫成立的“军事委员会”（Military Affairs Commission，毛泽东任主席）和彭德怀领导的国防部负责。虽然重组后的军区涵盖范围依然十分广，基本上一军区包含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省，不过新的组织却使中央能更有效控制军队。此时，一支专业化军队的图象开始浮现，特别是技术性兵种的发展，如工程队、铁道和通信队，以及“ABC”队──一即以“反原子弹”（anti-atomic）、“反生物战”（anti-biological）、“反化学战”（anti-chemical）三者缩写命名的部队。中国咸信，一旦美国全面攻击中国，美军可能使用原子弹、生物战、化学战的作战方式。在各大军区内另外还有公安兵力，而公安系统是委由红军老干部、日后担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将领指挥（译按，罗瑞卿）。

中共把军队的需求与一五计划优先发展项目的工业整合在一起，使得军队能获得包括步枪、机枪、迫击炮、火箭筒、中程火炮等现代化步兵武器的补给。然而基于财源短绌，解放军还是无法获得足够的自走炮、军用运输车、重工程机械与坦克等武器装备。随着北京、南京，与大连等军事学校开始教授现代化战争的战术，解放军军官的素质始获得改善。除此之外，大批解放军军官奉派前往苏联位于基辅（Kiev）的军事参谋院校进修。

＊译注：一九五四年解放军其实总共把中国大陆划分为十二个军区，一九五六年因台海局势紧张才增设福州军区。

经过两年的试行之后，一九五五年中共官方公布〈征兵法〉，征募新血加入军中行列。规定除了犯罪以及被剥夺政治权利者之外，凡年龄十八岁至二十岁之间、体魄健全的男子均须登记列册。地方政府根据国家规定每年需征募八十万名定额，再从这些登记者之中筛检出适当人选。具高等学校或大专院校学生身分的独子不在征募对象之列；但中选者多数都乐于入伍从军，尤其是来自贫穷农村的子弟，因为军旅生涯提供他们力争上游的大好机会，而且更可自此习得一技之长。众多落选者必须至服务性单位服务，为期三年。解放军不断宣传入伍报国的光荣使命，并以生动活泼的方式向人民解释，与国民党时代相较，现在入伍所获得的待遇和未来前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不过，军中的生活仍是困顿的，而各种艰苦、不公的抱怨声也时有所闻。

由于习得新科技技术旷日费时，所以征召入空军者需服役四年，在海军则要五年。经历韩战的洗礼之后，被中共视为对国防极具重要性的海、空军建军基础却十分薄弱，这是因为抗日战争之后留下来的多数军品均落入国民党的手中。解放军中负责空军训练部门的将领恰好是前国民党的空军飞行员，他在一九四六年驾驶美制新型B-24轰炸机从成都叛逃延安。其他领导军官也都曾于一九四五年在苏联军队掩护下参与接收东北日军战机的任务。经过初步审慎的评估，苏联于一九五一年开始为中国制造大批的米格十五（Mig-15）喷射战斗机，以及少量轻型的喷射轰炸机。自一九五四年以降，中共就集中全力于邻近台湾的沿海地区构筑飞机场，显然中共主要着眼于加快犯台步伐。不过当时中共并不以空军战力支援对金门、马祖两离岛的攻击，俨然知道如此一来将会招致美军反击。

自一九五五年开始，苏联授权中共在东北兵工厂生产更先进的米格十七喷射战斗机。中共一向因为欠缺研发人才与设计能力，从未企图自行研发新型飞机。不过此一落后的窘境，就在同年夏天，火箭研究专家钱学森（H. S. Tsien）获准离开美国迎刃而解；在美国，钱学森因悬而未决的诉讼而遭移民局扣留五年。在钱学森的指导下，中国开始召集研究人员发展火箭与弹道飞弹计划。同时，另有一批中国物理学家前往莫斯科附近的“仕伯拿”（Dubna）原子研究所，一半独立研发，一半仰赖与苏联科学家合作，以提升中国本身的原子弹制造能力，同时苏联的领导人也允诺不久将提供一枚原子弹模型给中共。

晚清自强运动的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成立现代化海军是中国赖以抵御外侮、推动成功革新的重要关键；不过在中共而言，这已不再具优先性。中共将其少量海军军力集中在取得并部署舰艇以巡防沿海地区，用意在于防范台湾突击队的骚扰，因为台湾的兵力仍然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积极活动；此外，中共海军另有禁止非法走私以及严防叛逃者逃亡的任务。苏联还提供中共海军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老式潜水艇。一九五五年，苏联终于实现承诺，把军队彻离旅顺，苏联彻军时曾移交部分舰艇给中共，包括两艘驱逐舰和五艘新式潜水艇，而在这五艘潜水艇当中有两艘具备远洋续航的能力。不过，总体而论，中共海军军力一时还无法臻至强国之林。

人民解放军所属各单位的专业化倾向，剧烈冲击着中国社会和中国共产党本身。精英主义倾向再度出现的问题特别棘手。在农村与城镇长期且残暴的反地主、反资产阶级的群众运动之中，高举着平等与合作劳动的价值。但是在军中，以前在打游击的时候，是经过小组讨论之后才做出行动决策，而且意识形态的动员亦是军事策略重要的一环，一九五○年代中叶，解放军的发展似乎逐渐与昔日传统相背离。一九五五年，中共实施十四级的干部等第制度，并以勋章和制服作为职位高低的识别，老同志革命阶段那种圆桌武士般的革命情谊荡然无存。随着职位高低而来的薪资给付之间也有极大的差距，尉级军官的薪资超过一般平民的十倍，而校级军官大约是尉级军官的三倍。受过高等教育或有科学研发能力者，很快就能够进入参谋学校进修或者获得升迁的机会。

除此之外，更严重的问题是，崇高的社会地位再加上离乡背井的心态作祟，经常导致军人滥用职权，日累月积，使得游击战时代红军赖以维生的那种地方凝聚力不复存在。如今解放军部队的行为模式就如同国民党军队或是清朝的八旗。一九五五年夏天，解放军的政治部主任以戒慎的口吻提及，某些军官认为“不需要军民一体、支持政府、爱护百姓的传统”。（注十）这句话意思就是，人民解放军现在会要求分配土地，生活奢华糜烂，驾驶军车时横冲直撞、忽视道路安全，未经许可强占民宅（根据估计，约有七万二千四百幢民宅遭军队霸占）。军官利用军车接送小孩上下学，以特权为自己或家人取得戏票或电影票。由于军人的薪资所得相对较高，于是有越来越多的依附者──配偶、子女、姻亲投靠军官，与之共同生活。一九五六年，根据统计，约莫有三十三万名这类依附者寄生在解放军的各级单位中；截至一九五七年，人数更进一步攀升为七十八万人，这相对使住房、就学、粮食，与医疗需求的供应更为吃紧。在地方上，军人利用职权抢夺民女的耳语时有所闻，我们可以藉由一位资深且功勋彪炳的红军军官对这类败行劣迹的调查报告中一窥端倪。一九五七年，这位军官忧心仲仲地说道：

某些单位的军官在驻地上广纳妻妾，已经导致人民的怨声载道。有鉴于此，建议军官在娶妻时必须遵循下列三点原则：第一，不应在学校寻找对象。第二，不应以金钱或其他物质诱因作为娶妻的手段。第三，严禁干涉其他百姓的婚姻。（注十一）

面对这种种假公济私的弊端，解放军藉由这些军官本身及所属单位在农村地区推行日常的生产与劳动生活以导正其偏差行为；特别是中共意图从初级社过渡到高级社的阶段，中共期待解放军军官能贡献体力与技术专长。一九五六年二月，解放军政治部详拟二十项行为导正守则，并公布在所属各级单位。我们不难想像，一些希冀凭藉入伍从军成为社会精英或出人头地的军官，他们会如何被要求来配合军队的革新，包括所有依附军官生活者被劝说参加合作社的劳动。地方党委会整合军官和民众组织工作队，协助农事，此外，每位军官在一年之中必须为地方建设奉献出五至七天的劳动。假日期间，解放军也必须与地方上的农民一同猎捕所谓的“四害”：即老鼠、麻雀、苍蝇、蚊子。所有解放军军人的排泄物被汇集起来，作为地方农村合作社施肥的肥料。每五十名解放军负责养一头猪。所有军人都必须学讲北京话，并协助地方上的初级学校、夜间学校。军队中的工程站必须帮助地方上的农民修护农具，军中的通讯单位应出借各项设备以利地方联络沟通。

在许多地方，军队这种行事谨慎的表现确实能提升群众对人民解放军的支持，并且缓和先前的不满情绪。不过在军队中，这类管理和管教方式却令军人十分反感，甚至削弱了军人对党的服从性。在毛泽东的著作中，有一句常为人津津乐道、在西方世界里风行一时，往往被用来证明毛泽东思维中的好勇斗狠，即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句话似乎凸显了毛泽东与军阀、国民党将领的思维模式相仿，都是为了逐鹿中原而以万物为刍狗。不过，毛泽东的上下文其实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抢，而绝不允许枪指挥党。”（注十二）随着军中的军官、甚至正规部队开始熟识新的科技技术，而共产党的干部对此却仍一无所悉，如此一来军队与党机器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可想而知的。然而该由谁来主导未来的发展方向，形势似乎尚未明朗。

百花齐放

人民共和国建政的头几年里，中国的知识分子就致力于为自己在新政权中寻找令人满意的定位。传统学习的本质和方法受到五四运动世代中社会批判声浪的全盘攻击，但是接踵而至的知识氛围却益形复杂，因为现代西方学术训练与概念的接纳者只不过是依托于传统思维理路之上，并非彻底取而代之。接受教育同样是一种耗费时间、所费不赀的过程，多数知识分子都是来自拥有祖产或事业的富裕家庭。在政府官僚体系谋得一官半职，以及从事教职、从事法律工作者，都免不了会与昔日国民党政权有所关联，或曾受雇于国民党政府。在大学里执教或具备医疗和科学专长者通常都在海外取得学位，或曾在中国受教于西方人。

具这类背景者如今都被烙印上“封建的”、“反动的”、“买办的”或“资本家的”标签，据此，知识分子有义务向中国共产党输诚。大部分知识分子早已有感于旧中国的积弱不振，更对国民党政权能否承担责任、拨乱反正失却信心，而准备献身新政权。中国共产党承诺，纵使是国民党的官员还是可以留在原职位。中共夺取政样之后，不仅多数学术精英并未逃离中国，前往台湾或西方国家，反之，一九四九年底有大批定居海外的知名人士返回中国，并在一九五○年临助中共政权重建新秩序。这批回归学人有许多是科学家、经济学家，以及国民党时代的驻外大使和领事等外交人员。即使是在国、共两党之中都看出弊病的人，也在爱国心及寻找新机会的心理驱策下返回中国。《骆驼祥子》、《猫城记》的作者老舍，自一九四六年就卜居纽约，并在美国享有盛名，《骆驼祥子》一书在当地极为畅销＊，老舍不顾友人返国之后谋生恐怕不易的警告，毅然决然地于一九五○年回归故乡。

一九五○至一九五一年期间，成千上万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分老少，一律被送往“革命学院”，以特定城市既有的学校为上课地点，接受为期六到八个月的课程，而内容主要在于导引知识分子认清其阶级背景，以及反省迄今为止他们那种象牙塔生活的本质。由资深共产党干部讲授革命性质方面的课程，导论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史达林等人的基本著作。参与的知识分子一同出席学习小组和自我批判大会，同时，还必须准备一份“自传”，坦白交代他们及父母的错误。最后一项要求为终身服膺儒家孝道传统的学者带来深远影响，而整个学习过程也让知识分子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在学习过程中，他们起初兴奋地分享小团体的向心力，随后历经一段恐惧与惶惶不安的隔离和认错时期，到了最后的“行为改变”阶段，则坦承并感谢共产党改造他们的生活。

一份长达十一页、来自曾就读哈佛大学的知名哲学教授笔下的自白．可视为中共试图改造知识分子思想的最佳例证。这位教授首先批判过去自己那种“官僚地主家庭”安逸享乐的生活，接着继续分析禁锢他自己心灵的“自私外表”，他进而责备自己沉溺于颓废的资产阶级哲学，并意图让哲学超脱于政治范畴之外，最后感谢共产党与人民解放军所赐予的“奇迹”让他重拾生活的真谛。（注十三）在思想改造的过程中，最特出的学员要属前清废帝、满州国的统治者溥仪。一九四五年，溥仪遭苏联当局逮捕，嗣后被遣送回中国。一九五二年，溥仪在哈尔滨接受“改造”，并开始撰写他的第一份自白书＊＊。我们很难辨识溥仪的自白书是否发自内心，不过共产党显然认为不够坦率，仍有所保留，因而拒绝接受这份自白。

＊原注一：英译者在未取得老舍的同意下，擅自赋予《骆驼祥子》这本畅销书一个乐观的、浪漫的结局。而原书则结束在悲观面对未来的笔调中。

＊＊原注二：基于溥仪背景的复杂性，他一直到一九五九年才被共产党释放。一九六○年，溥仪被指派到北京植物园内一处机绒修护站工作，一九六七年死于癌症。

知识分子，就如同社会的其他阶层成员，都参与了三反、五反等相互攻讦的群众运动；竭尽所能证明对新政权的效忠，自愿加入土地改革的工作队，宣传党的政策。期刊、政府宣传部门、学校、电影工业等诸多领域都能让知识分子一展所长。当他们透过党的机器探测官方“正确”的政治风向，以及推举昔日小说家茅盾为文化部部长时，无不戒慎恐惧。茅盾曾凭藉着敏锐的洞察力在小说创作中揭示了一九三○年代的社会阴沉面，一九四九年他自香港返回中国。一九五一年中共官方发动群众运动批评一部广受好评的、描写晚清武训行乞兴学的电影，明确表达出中共官方认为知识分子思想必须导正的迫切。武训自幼家境一贫如洗，靠乞讨为生，终至成为一名地主；接着运用他的财力和影响力兴办学校，让穷人家的孩子接受教育，日后方能为国服务。但共产党的理论家却群起攻之，认为像武训这类改良主义行动无疑会腐蚀革命传统的精神。于是中共通令全国各地的学习小组起来抨击这部电影，并且逼使《武训传》这部电影的编导（译按，孙瑜）公开扭转原来的论调。

对中国的知识分子而言，为了加官进爵或甚至苟延残喘，就必须亦步亦趋地遵循毛泽东在一九四二年整风运动期间为党内艺术创作所树立的总体路线；此一路线如今依然是知识分子必须恪遵的基本方针。然而像作家丁玲，她在先前的过错被宽恕后，在文艺界任要职，但她依然敦促作家不要盲从党的号令，因为“作家不似繦褓中的婴儿无法离开母亲，他必须独立自主”。事实上，中共亦认同丁玲此一观点，这可以从一九五三年一份官方期刊将她描写为“寸步不离党之方向”的女人之评语中窥见一斑。（注十四）

一五计划初期阶段，毛泽东开始体察到，中国若要增进生产力，包括作家、科学家、工程师在内的所有知识分子都必须拥有坚定的政治信念。这些创作工作者不应受到类似批判武训电影的那种群众运动或其他这个国家曾经历过的恐怖手段。干部被告诫，“以掌握马列主义的能力作为评断的唯一判准”是不正确的。“能够诚实工作、并认清他们的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受到鼓励。（注十五）

然而当作家依循上述的思维迟辑而走得太远时，即刻遭到党狰狞的反击。作家兼编辑胡风本身即是共产党员，他同时在作家协会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机构担任行政工作。胡风著述立说，直指党在文化领域过度箝制人民的思想观念，肇致人民无法独立思考。党以马克思主义来判断文艺作品的政策是一门“粗糙的社会学”，是一种“罔顾现实”的作法。“这种武器之所以震慑人心，是因为它窒息了创作与艺术的真正感情。”（注十六）

一九五五年，胡风沦为全国批判运动的箭靶，作家协会和其他职位一并遭解除。随着各地掀起的斗争，胡风所受到的指控也越趋严厉尖锐，他起初被抨击脱离中共意识形态路线，接着被指控为反革命分子与帝国主义者，最后则被冠上国民党特务、反共地下组织指挥官等罪名。纵使对胡风的种种指控粗糙不堪，但还是成为各地为深化政治意识而召开的无数会议的焦点；这段时间，正值一九五五和一九五六年间，农村改革运动从初级农业合作社迅速推向高级社的阶段。因此，各地搜寻“胡风主义”成为侦测人民是否反对党牺牲个人优先权以加速土地改革的一种方法。胡风写下三篇长篇累牍的自白书，仍被党认为不够充分。经过秘密审判后，胡风被控以从事反革命活动而入狱；除曾短暂获得自由外，一直遭长期监禁到一九七九年。

当时在一种微妙的境况下，中国高层领导对于如何处置道德沦丧的知识分子，出现两种不同意见；在此事件的立场光谱上，可以看见两极观点明显对立。一派主张继续维持党与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联盟，主张如欲达成一五计划预定目标，顺利过渡到集体化农业阶段，就需要知识分子的专业技术配合，即使知识分子确曾批评党，不过不应就此质疑他们对党的忠诚。另一派认为！党的团结极其重要；而且是党领导革命的，外界的批评不可能不对党的效能与士气造成严重打击。

一九五六年，赫鲁雪夫批判史达林的独裁作风，在苏联引发一连串融雪般的政治变局。上述与知识分子合作的主张因而进一步强化，部分折衷派甚至希望以中共善待昔日资产阶级为诱因，鼓励台湾的蒋介石政权寻求某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和平统一。不过强调团结至上的观点最后还是因为恐惧反史达林风潮将严重破坏人民对党的忠诚以及党纪而坐大。中共政治局上层领导中的毛泽东、周恩来、经济计划领导人陈云、甫任党总书记的邓小平，以及林彪将军等人均倾向赞成放松对知识分子的控制，即使因而引来知识分子对党的攻讦亦在所不惜。主张加强党纪，不需与残存资产阶级联合的领导干部则包括政治局两位资深常务委员，即刘少奇与兼任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的朱德，以及彭德怀将军和担任北京市市长此一要职的老干部彭真。

一段曲折的、所谓的“百花齐放”运动便是从上述领导阶层的歧见中一步步展开。发动这场运动部分是因为共领导阶层认为赫鲁雪夫在一九五六年一月到二月间，于朱德、邓小平亦出席的苏共二十大会议上对史达林身后名声的秘密攻意义非常。这段时间中国大势看好，这可以从衣着限制的逐渐放宽之上看出，花衬衫与窄裙曾一度流行过，甚至可以欣赏到官方禁止的服装表演。赫鲁雪夫认为两大强权之间的战争并非不可避免的谈话再度强化了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发表的和平共处原则。

一九五六年春天，毛泽东曾针对知识分子的议题发表过两次重要演讲＊。四月，毛论及必须以避免人民之间矛盾为目标，缓和党与非党员，特别是曾与国民党对立的各民主组织成员──之问的关系。他还敦促共产党党员关注党外人士的“合理”观点，注意少数派的需求，甚至多研究西方世界、学习外国语言。五月二日，毛泽东在一场党内领导人的内部会议上演讲，呼吁让文化领域“百花齐放”，科学界“百家争鸣”。（注十七）

毛泽东一九五六年春天的几次谈话并未公诸报端，继之而来的是一段宁静，党内领导人个个陷于长思。一九五六年夏天，六十二岁的毛泽东三度畅游长江，证明身体无恙，嗣后并填词以示胜利＊＊，由此可知他正为其一系列政策的成功雀跃欣喜。然而到了秋天，强迫集体化农业政策造成混乱与损耗，加上管理不当与命令前后矛盾，情势开始恶化。一五计划期间那种飞跃式的经济成长已不再，中共领导人眼前是一片残破困局。一九五六年九月，中共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也是自九年前驱逐国民党以来首度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会议上，毛泽东在农业方面快速成长的戏剧性计划被束诸高阁，代之以强势的计划控制。同时在新起草的党章中，所有强调毛泽东思想重要性的说法一并去除，这或许是苏共在攻击史达林式个人崇拜之后不可避免的。

刘少奇解释这项决定：“只是一味重复某些观点而让人民习以为常，这不符合我们的目的。”毛泽东提出他本人欲“退居二线”的宣称，意味着毛将试图和平让渡领导权，这样的推论似乎因党章中有意新增列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职而获得证实。“八大”会议的基调是反对统一战线，强调确实贯彻党的教条和监督工作。中共领导人同时也关切六月发生在波兰的暴动，他们的担忧又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匈牙利爆发反苏动乱而增强。就在同时，西藏也发生游行示威，抗议中共军队进驻西藏。

＊译注一：即指四月二十五日的〈论十大关系〉与五月二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呜〉。

＊＊译注二：词题名为〈游泳〉：

才饮长江水，又食武昌鱼，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学术领域与政治领域中的相互叫阵一直延续到一九五七年。包括北京市长彭真在内的强硬路线控制了北京的各主要官方报纸和期刊，结果毛泽东惊觉难以发扬自己的观点。因此，毛泽东时常以上海作为发声基地，不时宣传或出版其立场、观点。一九五七年一月，毛泽东首度同意将诗作集结出版，目的就在于呈现不同的诗作形式以维护百花齐放的运动原则于不坠。同年二月，毛泽东发表一篇极为谨慎的演讲──＜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内容整整酝酿了一年。毛泽东试图藉由赫鲁雪夫的批判史达林，以及匈牙利革命，特别是应当如何评断事件肇因，究竟是党控制太过松懈，或是党的过度镇压等事件启发，分析中国当前的处境。

纵使问题丛生，他的演讲仍十分乐观：“我们的国家现在是空前的统一的，我们可以看到更加光明的未来。人民厌恶的国家分裂和混乱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注十八）这篇演讲是在受邀在最高国务院会议一千八百名共产党员和非党员代表面前发表的，内容令非共产党员的知识分子滋萌新希望。但是这篇演讲辞并未公开，刘少奇亦未与会。中国各地知识分子看着北京当局暗地出招，心里虽有困惑，但在明确的征兆浮现之现，都不敢大声发言。

毛泽东倾个人的影响力，继续推动百花齐放运动。“我不是鼓励群众制造暴动；我不是要召开制造动乱的会议。”毛在杭州如此告诉拥护者，显然早已耳闻党内强硬路线者的抱怨声音。一九五七年四月底，就在几个月来向北京的彭真以及各地方党书记施加压力之后，报刊和其他宣传机器才开始全面动员起来支持这场运动。知识分子以整风运动的语汇，鼓励站出来批评党内弊端。这场批判运动的首要目标是共产党本身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作风，而这样的批判声音有意呼应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整风运动。不过无论如何，相较于整风运动，中共保证以温和的手段来对待干部。诚如毛泽东所言：

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开会应该只限于人数不多的座谈会和小组会，应该多采用同志间谈心的方式，即个别地交谈，而不要开批评大会，或者斗争大会。（注十九）

中国知识分子现在都相信官方已允许他们公开表达对共产党的不满，尔后自一九五七年的五月一日迄至六月七日这五周内，中国各地的知识分子风起云涌，呼应中共的号召。在共产党代表出席的内部讨论会上、官方传播媒体上、在杂志期刊、校园内的布告栏，以及人群的街头巷议中，人们开始吐露心中郁积的怨怼。毛泽东等高层领导人试图引领批判的浪潮集中在让干部参与体力劳动藉以与群众结合，或是在经济政策制定之前先适度公诸于世等相关议题上。不过公众的批判声浪马上就超出他们预设的对话范围。他们抗议党箝制知识分子、昔日群众运动如对付反革命分子太过粗率残酷、奴从苏联模式、生活水准太差，禁止阅读外国文学、官僚干部贪污腐化，以及党员享有太多特权，成为脱离群众的一群。汉口一位会计学教授即认为早期的群众运动“严重违反人权”。他还说，“这是暴政！这是恶毒的！”保护党候选人的投票制度是一出闹剧。“今天，我们甚至不清楚我们选出来的人高矮胖瘦，更不消说他的品格和能力。我们变成了投票机器。”（注二○）

陕西一位教授描述在共产党治下的日常生活时说道，“有一种无形的压力逼迫人民住口。”一位沈阳的教师则说，“认为所有的农民都是有意识地希望参加农业合作社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多数农民都是被迫加入。”另一位东北的教授写道，他任教学校的行政体系“到处充斥着封建的王公贵族与声名狼藉的江湖术士。”一名鲁迅的朋友提到，作家在蒋介石治下的重庆所能享有的言论自由更甚于今日的北京。几位河南昔日地主指出，“共产党已经智尽技穷，我们的解放时期已经来了。”（注二一）

北京大学的学生在校园内竖立了所谓的“民主墙”，贴满了批判共产党的大字报。一位来自外校、支持胡风的青年女学生于五月底在北大举办的会议上发表演说，强烈抨击延安整风运动扼杀了文学和诗歌的创作，她黾勉学生采取行动配合已经在西北地区、南京、武汉等地展开的示威活动。事实上，中国各地所爆发的示威游行并不局限在上述几处，从成都到青岛，各地频传激愤学生团体四处骚乱，殴打干部，洗劫档案资料，呼吁其他院校或高中学生一同加入抗议行列，吁请制定新的教育政策等等事件的报导。自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展开以来，中国不曾有过像这类完全针对文化和政治领域大声疾呼的示威运动。

几位曾在中国享有盛名的知识分子以前所未有的坦白口吻发表文章。曾以农村中国和传统士绅制度的相关论文、专书，在一九三○年代和一九四○年代期间蜚声于世的社会学先驱费孝通正是当中的代表人物。一九五七年六月，费孝通发表一篇记述他重返早年从事田野调查工作的江苏偏远地区“开弦弓村”的文章（译按，即〈重访江村〉）。他指出，这一地区的许多问题到今天仍未获解决，其中包括紊乱的经济计划，怠忽地方工业发展，不懂饲养适和当地环境的牲畜，完全漠视儿童教育。费孝通的文章暗示，开弦弓村在一九五○年代中叶的许多生活层面并未超越一九三○年代中期。他也委婉流露了他对现行毛主义的焦虑不安：

怀疑合作化的优越性是不正确的，承认合作化的优越性以为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的，我想，也是不对的。这样不对，那样也不对，我们脑筋助搞得简单了当然更会对不上头。请原谅我说起话来不能不啰唆一些：更希望读者不要桃出一两句话来，说我又在吹风了。（注二 二）

至少有九个省的党委书记并不支持这次的整风运动，其他党委书记即使赞成也都谨慎为之。一贯反对整风运动的部分北京领导人支持上述地方干部的作法，不过他们暂时受控于毛泽东的个人权威。毛在了解到批判的浪潮已经直指他本人之后，即转向党内强硬路线的那一方。他修改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文，使内容看来像是毛对知识分子所承诺的自由权利只局限在深化社会主义有贡献者这样的范围内，这一修正观点接着被广为传播。现在这篇演讲已经成为知识分子身上的金箍咒，而不再是毛泽东期盼、鼓励知识分子公开批判的原始初衷。七月，反击那些攻讦党的宣传在全国各主要报刊上喧嚣鼎沸，共产党宣布开始进行“反右运动”。八月初，彭真指控那些批评共产党的行径，犹如一九二七年间“蒋介石、汪精卫等反共、反革命的‘英雄’”：在一九五七年，彭又引述另一段历史来作比附，共产党难道应该同当时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在上海、武汉大屠杀的暗无天日时期一样，“宽宏大量地包容蒋介石、汪精卫等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罪行一样……容忍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吗？”彭的答案可想而知，“绝对不能。”（注二三）

截至年底，逾三十万名知识分子被打上“右派分子”的标签，彻彻底底地葬送了前途。许多知识分子被送到劳改营或锒铛下狱；有些则被下放到农村，并非只是从事农村劳动，而是遭惩罚性地流放以了却其残生。在这些人当中有作家丁玲，她的史达林文学奖、她重申对共产党忠诚的声明言犹在耳，但现已被一笔抹煞、抛诸脑后，丁玲被放逐到黑龙江省边界的一处农场。党内一整世代的青年活跃分子同样受到极大的创伤，在这些人当中有中国最优秀的社会科学家、科学家、经济学家，例如天文物理学者方励之与记者刘宾雁。在这些下放的人当中，许多人早年受到邓小平心腹之一胡耀邦的鼓吹而加入革命时代的共青团。至此，全都心灰意冷了。

费孝通本人则是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开认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形式上还定期召开大会以维持某种全国性之民主参与的象微。费孝通自我否定了他那篇关于开弦弓村的报告，并坦承曾经“怀疑和反对社会主义的目标”、“煽动破坏了党与农民之间的关系”、“甚至计划利用这些材料撰写为外国人宣传的文章”。（注二四）费孝通的众多荣誉职衔一一被剥夺，贴上“右派分子”的标签，并禁止教授、发表，或指导研究有关中国社会议题的课程或论文。然而比起那些在公开的斗争大会上不断承受巨大压力而被迫自杀的教授和学生，费孝通的境遇还算幸运。汉阳第一中学的三名学生领袖因推动反校内共产党干部的激烈示威抗议，在审讯之后旋即遭到枪决；根据“新华社”的报导，中共早在新学年之初就开始执行处决，其中约有一万名受害者，据推测，他们当中有许多人都是学生。百花齐放之后，却以复仇之势告终，且将中国留下等待新的、尖锐的革命斗争年代。

注释

注一：泰伟斯（Frederick Teiwes）, 《中国的政治与整肃：整风与党规范的衰落，一九五○至一九六五年》（Politics and Purges In China: Rectific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Party Norms, 1950-1965., White Plains, N. Y, 1979）,详见第五章论整肃高、饶的部分。泰伟斯所引述毛的评论见页一七二至一七三。

注二：罗斯基（Thomas Rawski），《中国向工业主义过渡；二十世纪的生产财与经济发展》（.China's Transition to Industrialism: Producer Good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0.），页三十九表。

注三：艾克斯坦（Alexander Eckstein），《中国的经济革命》（China's Economic Revolu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页一八六表。

注四：前引书，页一八七表。

注五：雷诺兹（Bruce Reynolds），〈上海工业部门工人生活水准的演变，一九三○至一九七三年〉（"Changes in the Standard of Uving of Shanghai Industrial Workers, 1930-1973"），参见克里斯多一畅，豪主编，〈上海：一座亚洲大城市的革命与发展》，页二二三表。

注六：艾克斯坦，页七一表。

注七：这些有关少数民族的讨论，转引自德雷耶（June Dreyer）,〈传统少数民族，精英与致力于少数民族工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精英〉（"Traditional Minorities, Elites and the CPR Elite Engaged in Minority Nationalities Work"），参见施乐伯（Robert Scalapino）,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英》（Elit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2）。

注八：吉廷斯（John Gittings）《中国军队的角色》（The Role of the Chinese Arm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页一二六。

注九：前引书，页三○九表。

注十：前引书，页一八九。

注十一：前引书，页一九○。

注十二：约菲（Ellis Joffe），《党与军队：中国军官的专业主义与政治控制，一九四九至一九六四年》（Party and Army: Professionalism and Political Control In the Chinese Officer Corps, 1949-196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5），页五七。

注十三：李夫顿（Robert Litton），《思想改造与全能主义的心理学》（Thought Reform and the Psychology of Totallsm） （New York. 1961），页四七三至四八四。

注十四：谷梅（Merle Goldman），《共产主义中国的文艺异议》（Literary Dissent in Communist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页一必四。

注十五：前引书，页一○九。

注十六：前引书，页一三一。一四五。

注十七：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人民内部的矛盾，一九五六至一九五七年〉（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1: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1956-195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页四八至五二，与页三三七注八九论刘少奇的部分。这一演讲稿的译文见马若德、奇克（Timothy Cheek）与吴文津（Eugene Wu）等编，《从百花齐放至大跃进期间毛主席的秘密讲话》（The Secret Speeches of Chairman Mao from the Hundred Flowers to the Great Leap Forwar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页一三一至一八九。

注十八：马若德，第一卷，页一八五。

注十九：前引书，页二一二。

注二○：马若德编，《百花齐放》（The Hundred Flowers., London, 1960），页九二，九四。

注二一：前引书，页九八，一○五，一○九，一七七，二三八。

注二二：麦高夫（James McGough），《费孝通：一位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境》（Fei Hsiao-tung: The Dilemma o Chinese Intellectual., White Plains. N. Y. 1979），页六二。

注二三：马若德，《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页二八九至二九○。

注二四：麦高夫，页八一。

21 深化革命

大跃进

百花齐放运动并非如日后某些批判者所指控的，是毛意欲揭发隐藏在国内右派分子的一项阴谋；虽然他自己在演讲〈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时似乎也曾这样表示过。它其实是肇因于中共党内领导人彼此对立、抗衡的一场混乱而没有定论的运动。其重点在争论中国适用于何种发展的速度和模式，也是对于一五计划的本质及其对未来经济成长的许诺的论辩。这场论辩加上随之而来的政治角力，引爆了大跃进运动。

除了如政府预期般进入到高级合作社的阶段之外，一九五七年的农业生产数据令中共十分失望。一年来的粮食生产仅提高百分之一，但总人口数却成长了百分之二。由于棉花生产短缺，棉制衣服的总量呈现下降的趋势。事实上，虽然一五计划已达成预期目标，不过也暴露出中国经济体系的严重失衡。在一五计划期间，中国的工业产值每年约成长百分之十八点七，但农业产值却只有百分之三点八的成长率。平均每人粮食消耗量的成长率更低，平均每年低于百分之三。随着农村市场的蓬勃景气，当地消费者买走了大部分食物、食用油、棉花，减少了提供给国家或城市人口购买的物资。依据当时的农业生产能力，似乎很难再从农民身上榨取更多的农作物以供应这种苏联式的重工业成长，除非中共仿效苏联在一九三○年代初期，不计后果实施日后引发大饥荒的农业收购政策。但这对中国而言并不可行，因为一九五○年代时期中国每人平均粮食产量远低于一九三○年代的苏联。而且中国共产党党员中约有百分之七十在农村（苏联共产党党员百分之七十是在城市），所以他们并不热中于此一政策，以免农村陷于惨境。

然而为了维持中国重工业的成长速度，中国势必增加农业部门的产量。包括陈云、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一致认为，唯有提供农民足够的物质诱因，增加他们购买消费品的机会，再让他们使用更进步的农业机械设备和更多的化学肥料，才能提高生产量。如果这类消费财和资本财的生产使得基本钢铁工业的发展减缓，而且长期如此，那么这类消费财和资本财的发展也会随之放慢。在起草第二次五年计划时，陈云和其同僚计划将自一九五八迄一九六二年间粮食生产的年成长率定为百分之五点五，从目前的生产量一亿八千五百万公吨目标提高为二亿四千万公吨。

对于合作农场令人气馁的农业生产结果，毛泽东的对策是让地方干部透过道德教化与群众动员的精神领导以提高农业产量。毛泽东这种令人回忆起延安时代的方法获得了当时党总书记邓小平以及毛的接班人刘少奇的支持。透过经济决策权力的下放，这样的发展策略扩大了共产党在农村地区的权力，并相对削弱了经济计划官僚的影响作用。届时经济弊端会因为全国自发性动能的出现而获得解决。

一九五七至一九五八年间，中共内部展开关于经济成长策略的争辩时，中苏关系混沌暧昧。苏联要求中国偿还他们协助中国发展工业的钜额贷款，此一负债因而成为中国急于提高农业生产剩余的理由之一。苏联科技不但已臻至生产原子弹、氢弹的水准，更在一九五八年八月成功试射了洲际飞弹，六个星期之后又发射了“史泼尼克”（Sputnik）人造卫星。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初，当毛为了经济与政治方面的协议二度（也是最后一次）远赴苏联时，苏联再次发射了第二颗卫星，并将一只活的小狗带上太空。

在苏联展现其科技成就的前几个月，毛泽东和平统一台湾的希望就已经破灭了。台湾内部几次的反美暴动遭到蒋介石的严厉镇压，蒋并为这些反美暴动公开向美国道歉。随后在美国的应允下，蒋氏政权在台湾部署了“斗牛士”（Matador）地对地飞弹，这式飞弹可以换装核子弹头，发射到几百哩以外的中国大陆各地区。当时，毛泽东在莫斯科告诉此间中国学生，盱衡国际政治竞赛的态势，是“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是“东风〔中国和苏联〕压倒西风”。这样的结论导致毛泽东认为在核子战争中，中国必将大胜。“极而言之，〔全人类〕死掉一半，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注一）

无论如何，毛泽东开始担忧一旦中国革命无可选择地走向小心谨慎的长程计划阶段，将从此丧失革命的活力。毛的激进思想一向建立在人类意志与群众力量自发的、英雄式的实践之上；早在四十年前的著作中，毛就曾盛赞这种实践精神。那时他目睹挚友纷纷加入结合知识培养与体力劳动的勤工俭学计划，他本人日后也投身于组织基层劳工的工作，教导目不识丁的工人识字读书，并引领他们在资产阶级的剥削之下掌握自己的未来。在这些经验之后，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年，毛泽东又在醉心于当时崛起之农民协会组织合作；毛再次证明，单纯、不识字的农民似乎有能力掌握复杂的策略和政治问题，并应用到他们艰困的环境中。

面对中国一九五七年时的氛围，毛泽东失望地告诉群集在青岛的中共干部，农民和农村干部已经沦入“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绝对平均主义，或自由主义”的行为模式。这其实是对于农民只关心如何在农业集体化之后增加粮产过好日子，以及干部隐藏产量数据、夸大粮食短缺以便从国家多要一些补助的简洁用语，换言之，在毛泽东看来，农民与农村干部妒恨城市工人和城市干部较高的生活水准。

毛泽东以攻击奴从苏联价值来平衡他对农民短视心态的死灰复燃以及他早在百花齐放时期就曾整肃过的那些更固执、短视的党员的强烈批评。毛自苏联返国之后于四川成都召开的会议上，对党员的坦率讲话中透露出这种感慨。他善用家常隐喻和浅显的例子，使其对苏联教条主义与中国人盲从心理的批评别有风味：

害得我三年不能吃鸡蛋，不能吃鸡汤，因苏联有篇文章说不能吃鸡蛋和鸡汤，后来又说能吃。不管文章正确不正确，中国人都听了，都奉行了。总之，是苏联第一。（注二）

毛并以路线有异，但方向一致的思想逻辑揭示了“不断革命”（continuing revolution）的观点。在苏联，“不断”革命的理论被视为托洛斯基主义者的异端邪说签，因其否定了正确的革命阶段以及党的领导角色。毛泽东大胆地以不同的名称来表达相似的概念，试图赋予不断革命论新的地位，以作为中国人对革命理论和实践的贡献。这一概念把中国迄今为止所有的革命经验都囊括在内，并可用来动员至今尚未被唤醒的群众。据此，我们有必要引述在一九五八年一、二月时期流传于资深干部之间的一份毛泽东所写的内部文件！〈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当中的论点为例：

不断革命。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着一个的。从一九四九年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接着又是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现在要来一个技街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十五年后，粮食多了，钢铁多了，我们的主动权就更多了。我们的革命和打仗一样，在打了一个胜仗之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这样就可以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减少骄傲情绪，想骄傲也没有骄傲的时间。新任务压来了，大家的心思都用在如何完成新任务的问题上面去了。（注三）

＊译注：托洛斯基的“不断革命论”具有三层意义：一、革命的历程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阶段的必然性，如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发展；二、个别国家革命与国际革命之间有一必然的联系关系；三、在完成革命之前，要使社会不断处于变动之中。准此，毛泽束虽然在一九三七年自称是“革命转变论者”，不是托洛斯基主义者，但事实上是与托洛斯基的第三层意义近似的。至文化大革命末期，毛泽东复又提出“与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而从“不断革命”变为“继续革命”更有其深邃的意涵。“不断革命”与“继续革命”的区别，主要在于前者是阐述革命历程本身的必然特质；后者则是强调为了确保革命进程的不辍，革命者必须采取积极的行动，而突出人类意志的行动力量。详参John Bryan Starr，《继续革命》（Continuing the Revoluti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最后一章。

毛泽东在苦心推敲不断革命的昂扬观念时，也强调全体中国百姓必须“又红又专”，兼融社会主义者的使命与其技术于一炉。此外，毛泽东夸耀中国六亿人口“一穷二白”的特点是一桩好事，因为“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丽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丽的图画。”（注四）毛的远大抱负中却也将我们拉回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The German Ideology）一书中最富乌托邦色彩、最鞭辟入里、也是在一九五八年左右最广为中国人所引述的一段话。马克思在其中勾勒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欢愉景象：

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 ，因而使我们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腊，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 ，晚饭复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腊人、渔夫、牧人，或评论家。（注五）

一九五七年底，中共领导人开始实验新的社会组织规模，动员农民从事疏通河渠和灌溉耕田的新任务，以证明人类意志与力量可以克服所有自然和技术方面的挑战。直至一九五八年一月，据闻通过兴建这种水利沟渠，一亿农民已经开垦了七千八百万公顷的土地。倘若中国人民可以如此动员，他们同样也可以增加农业产量，唯一有待解决的是，如何发现正确的组织形式来维系群众的动力。但是这种几近强迫性劳役的灌溉计划使得男人必须离开他所属的合作社远走异地，也造成不少新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法之一就是说服农村女人担负更多田里的耕作。因为这其实是让女人走出家务，所以有必要集中看顾儿童以及统一处理包括炊事工作在内的家务。而当党领导人为了全国工业增产，下令某些工业移往农村时，这种家事的集中管理就显得十分急迫。这不但有助于农民学习新的技术，也让他们可以在农闲时刻由此生产性劳动中获利。

因此，将高级社集合为更大的组织单位这种作法转变成中国革命思维中的一部分，势必要增加农村的生产力以带动中国的工业成长，同时释放人类新的潜能与活力。一九五七年秋天，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下令城市地区的干部“下乡”，考察农村的基本生活条件，并在“多、快、好、省”的运动口号下鼓舞农民增加生产。直到一九五八年七月，“人民公社”一词才正式出现在党内的期刊上，但早在四月份，河南地区的二十七个合作社就已经放弃私有化的方式，合并成为拥有九千三百六十九个家庭的大公社。

到了一九五八年夏天，大丰收升高了每一个人的期望，于是结束私有化并将整个农村中国重新组合成人民公社的运动于焉展开；不言而喻，推行成果亦十分成功。中共中央并未下令实施人民公社政策，不过就在毛泽东的称许之下，地方上激进的农村领导干部竞相推行而加速落实人民公社政策，于是一九五八年八月，中共中央委员会在天津附近海滨的避暑胜地北戴河所召开的会议中，不得不承认“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人民公社发展的主要基础是“我国农业生产全面的不断的跃进和五亿农民越来越高的政治觉悟”。面对在人民公社管理制度下农业生产提高两倍、增加十倍，或数十倍这种教人目瞪口呆的宣称时，中共中央委员会终于公布了令人心醉神迷的大跃进纲领：

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成为群众性的行动，进一步提高了五亿农民的共产主义觉悟；公共食堂、 幼儿园、托儿所、缝衣组、理发室、公共浴堂、幸福院、农业中学、红专学校等等，把农民引向了更幸福的集体生活，进一步培养和锻炼着农民群众的集体主义理想。……在目前形势下，建立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注六）

接下来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的武汉会议上，中央委员会指出人民公社这种新的社会组织，如“旭日初升，照耀东亚”，正蓄势待发。全中国各地，七十四万个合作社被合并成二万六千个人民公社；这些公社总计包括一亿二千万个农村家庭，亦即百分之九十九的农民人口。中央委员会还说，公社生产的胜利意味着今后中国不再需要忧虑过剩的人口。对中国而言，即将到来的问题会是“人力的短缺，而不是人口的过剩”。（注七）

这样的口吻完全是自我陶醉的呓语，并完全为毛泽东依恃动员群众的意志与能量，尤其当群众自过分拘谨的计划和故步自封的官僚体系解放出后便得以维持生产的论调背书。几个月以来，这种欣喜持续不断；地方干部将惊人的生产数据传送给地方领导，最后再转达至北京中央。用字遣词千篇一律投其所好；这从一篇对一九五八年秋江西的观察报告中，可以窥知一二：

空中飘扬的小红旗显示这班农民、钢铁工人分属不同企业和小队，他们如军队般被组织起来。地方戏曲高昂的旋律通过高处扩音器倾泄而出，回荡在天际，其间夹杂着吹弹者的哼唱声，汽油引擎的转动声，负载沉重的货车喇叭声，以及牛只拖曳着矿石、煤炭的喘息声。（注八）

这真是中国自上一世纪太平天国洪秀全占领南京以来最丰富的陈述了；说它与实情不符也无损其意象。报告中粮食生产数据显示粮食生产过剩。不过一九五八年所宣布的三亿七千五百万吨粮食总产量必须向下修正为二亿五千万吨（西方经济学家后来估算出真正产量应约为二亿一千五百万吨）。不只地方干部怕被贴上“右派”或“失败主义”的标签，没有勇气据实报告粮食征收数额的下滑；来自中央官僚体系中的许多优秀统计专家，因为历经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运动的打击（包括最好的人口统计学者），也不再敢发布谨慎的统计数据。不仅如此，许多资源纷纷被转送到各地方兴建的小高炉生产钢铁，当时中国各地这类后院兴建的小高炉约有一百万座，但往往无以回收，因为这种小高炉并无法精炼出高品质的钢铁。

大跃进运动确实改变了中国部分的原始面貌。即使较富自主性的核心家庭仍是流行的社会组织形态，然而共担家务、联合托儿所、公共食堂等等已经对中国的家庭结构造成莫大冲击。庞大的农村和城市工人群为了兴建巨型的灌溉设施，开垦梯田，以及建设计划，改变了中国大地的景观，也为过去的贫瘠地区带来繁荣。数千名农民经过简单的训练，授予简便的工具，就被送往内陆的偏远地区去开采铀矿、石油。目的则在证明中国能以自力更生的方式来发展原子弹，以解决长期以来恶性循环的能源短缺问题。在某些地方，农民的开采确实有意想不到的重大发现。中国大陆的城市景观也随之发生变化，不过这种蜕变有时是以牺牲美学视觉为代价，例如，北京的城墙被拆下来铺设街道，城市地底下更有星罗棋布的防空设施，以防美国的原子弹攻击。大跃进期间组建的庞大民兵队伍估计约有二亿二千人，其中三千万配有现代化或简易的武器装备，这样庞大的人员组织为地方带来新的力量，也成了人民解放军的竞争对象。而昔日视诗歌创作为知识精英专利的无数民众，不分男女，都被动员起来，在诗作方面也要有大跃进，同时鼓励田野工作者努力采撷民间故事和民谣歌曲。或许大跃进运动的这个面向接近于体现马克思心目中那种能全然释放人类潜能的社会。

事实上，早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武汉召开的中央委员会议之前，毛泽东的批判以及限制人民公社政策的发展、回归中央计划与集中分配模式的意图早已浮现了。尽管充斥着夸张不实的辞汇，不过并未让党内大部分领导人否认政策走得太远太过了，他们知道长期而言，大跃进运动的成效极微。这些人并不似毛泽东那般，坚信人民公社制度为中国由社会主义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一种表征。迄至一九五九年初，某些人民公社已经恢复过去合作社的组织形态，人民公社的次级单位生产队现在也被承认是新的核算单位。许多地区，个别家庭再度可以分配到小块私有地。在武汉会议期间，毛泽东从领导中央退居二线，一九五九年刘少奇被提名接替毛的国家主席权位。其实毛之前亦宣称将要退居二线，尽管他仍保有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两项强而有力的实权地位，不过在这个敏感时刻辞去国家主席的职衔，似乎显示时势迫人。

虽然大跃进运动造成中国的空前混乱，然而在中共领导阶层之中唯有一人试图批评毛泽东计划中的极端性格。这一批评来自彭德怀元帅于一九五九年七月中共领导高层（陈云和邓小平因其他事务缠身，并未出席）在江西庐山所召开的会议上的发言。在庐山的非正式讨论会上，彭德怀点出大跃进运动的若干缺失，并指称毛的湖南老家村落所接受的国家补贴远比毛本人所知的要多得多。彭德怀还质疑一九五八年报告中钜额粮食收成量数据（三亿七千五百万吨）的可信度，彭在庐山给毛的一封私人信函中对于谎报农村经济条件的病象以及因此而造成国家巨大的冲击深表忧心。

毛泽东并未把这封信视为是出自值得信赖的同僚的剀切意见，反而在与会的资深干部之间散发这封信，并发动对彭个人的攻讦。毛指控彭是在搞“右倾机会主义集团”和“无原则的派别活动”（注九），而且点明他相信甫从苏联访问回国的彭德怀已经将人民公社的负面资料暴露给赫鲁雪夫知悉。

这位苏联的领导人就是援引彭的讯息而在演讲中大加嘲弄人民公社。毛泽东攻击之深，令与会干部震惊，更造成中共党史上一次重大转折。现在，毛认定党内批评大跃进政策的资深干部均是企图挑战其个人领导权威与前瞻能力。彭德怀被彻除国防部长一职，其余高层领导个个默从毛对事件的诠释说法。

在庐山对其同僚发表的演讲中，毛泽东对于大跃进政策与人民公社制度流露出高昂斗志与自我辩解的姿态。他说，孔子、列宁、马克思都曾犯过错，为何要惊讶他也犯错？假若人人都强调他失误的那一面，那他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至于人民公社，毛继续说道，“现在没有一个垮台。准备垮一半。垮七分，还有三分，要垮就垮。”最后毛极尽挖苦地对与会那些口口声声为民请命，仿佛只有他们来自群众而其他人都在闭门造车的干部们说道，“这个乱子就闹大了，自己负责。同志们，自己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注十）

这种“粪便学式”的比喻意在威吓在场的听众，然而或许笑声还真有助于化解当时的紧张气氛。但农村的危机似乎远比毛泽东所了解的还要严酷。就在这时候，毛一直收到有关地方的调查报告，距北京五十哩处的农村，境况就如同中国大陆其他地区，农民个个饥肠辘辘。一位在百花齐放期间被贴上右倾主义标签的党内积极分子日后追忆她到山里捡拾从树上掉下来的杏核，用来炸油或煮粥饭的情景历历在目。村民所能拥有的其他食物就只是米糠或压碎的玉米穗，他们把杏树的叶子晒干后放入这所谓的“面粉”中，再混合磨成粉的樟树树皮，做成另类的“麦片粥”。因为公社猪圈里的猪只与人一样吃不饱，所以村民任由猪只在公社的公厕附近闲逛。因饥荒所造成的营养不良和便秘使得公社里的农民人人肚子鼓胀。一旦他们到公厕如厕，附近的猪只便会一拥而上，用鼻子碰触正在如厕的农民，以便在排泄物落地之前就先吃到它。（注十一）

毛泽东成功地在庐山上整肃了彭德怀之后，对自己的革命观再度恢复信心，他执意重申人民公社制度、官僚权力下放的政策，以及群众的动员。现在，人民公社的制度被进一步扩展至城市地区，俾以鼓舞工厂工人提高新的产量。毛并未担心严重灾区粮食短缺的问题，他反而不顾一切地压榨农民仅有的剩余。许多干部对夸大不实的农业生产数据依然深信不疑，他们甚至下令耕地休耕，建造储藏设施，准备用来储存“预期”丰收的粮食，以防止灾荒对公社的冲击。

一九五九年，中国对工业投资的比例竟高达全国总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三点四，当时为了进一步获得重工业机械，中共还向苏联输出粮食。中国农村平均每人每年的粮食摄取量，在一九五七年是二百零五公斤，一九五八年是二百零一公斤，到了一九五九年陡降为一百八十三公斤，一九六○年情形更加恶化，仅达一百五十六公斤。到了一九六一年，再度下降为一百五十四公斤。结果在全国各地酿成严重饥荒，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二年间，据闻死于饥荒的人数至少有二千万人之众。其他幸免于难者，特别是小孩子和因粮食不足而营养不良的人终究难逃大跃进运动的冲击。大跃进运动发起之前，中国大陆在一九五七年时死亡人口年龄的中间值是十七点六岁：到了一九六三年，下降为九点七岁。换言之，在一九六三年时，死亡人口总数当中约有一半未满十岁。大跃进运动是以激发人民潜能为号召，其结果却反过来以吞噬年轻的生命而告终。

中苏冲突

大跃进运动的谋划与实施，以及随后中共党内对于运动失败理由的论辩，皆发生在中、苏两国关系低迷的时刻。就某些重要层面观察，大跃进运动与中苏关系两者之间其实是息息相关的。因为大跃进运动是失意的毛主义意图突破经济的框限，重申革命社会变迁之重要性的表现，而这种想法是与苏联当时谨慎的经济发展策略、温和的群众动员相对抗的。

一九五○年代中苏之间的龃龉，背后其实匿藏着双方长期以来一段友谊与猜忌交织纠缠的历史。自从一九二○年代末以来，无论是在湖南、江西苏区、延安时代，或者是在内战期间行将结束的时刻，毛泽东早有一套有别于史达林主义、以群众为基础的农村革命理论。在同一时期，毛泽东和史达林揉合了修辞与信念，而将资本主义社会视为中国和苏联发展社会主义的顽强敌人，力主在与资本主义世界来往时必须戒慎小心。

中共建政之初，人民共和国的工业、交通运输、电力事业完全仰仗苏联的技术援助。此外，在诸如建筑、城市规划、高等教育、文学艺术等领域，都留有苏联影响力的深刻痕迹。即使在一九五三年史达林病逝后，苏联对中国的影响似乎仍持续不衰，尤其是中国在朝鲜战场上伤亡惨重，亟需苏联帮助中共整建陆、海、空三军的战力。时任国防部长、曾经在二次大战期间对日发动百团大战、并在韩战期间担任中国志愿军司令员的彭德怀元帅，十分重视与苏联技术交流的价值，并希望进一步强化双方技术交流的层面。中国人接受了苏联是唯一能保护中国、免于遭受美国原子弹攻击的国家这个事实，特别是在一九五七年当美国宣布将在台湾部署“斗牛士”飞弹的紧张时刻。同一时期，毛泽东亦急于增强中国在制造原子弹方面的技术能力，以避免过分依赖苏联所可能衍生的危险。

赫鲁雪夫原是史达林亡故之后苏共众多权力角逐者之一，他最后终于成为史达林的继承人，一九五四年赫鲁雪夫造访中国拜会毛泽东，有部分分析揣测，毛曾发挥个人的影响力而在赫鲁雪夫与马林科夫争夺史达林权柄时支持赫鲁雪夫。果真如此，毛泽东真要为赫鲁雪夫在一九五六年初苏共二十大会议上，当众发表演说，攻击史达林身后名而大吃一惊。赫鲁雪夫在正式鞭笞史达林之前，并未事先将意图透露给毛知悉，共产阵营里过去极力推崇史达林的各国领导人，着实因赫鲁雪夫突如其来的举动而不知所措。自延安时期以来就是毛倚重的军事领导人朱德，当时正以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身分前往莫斯科出席苏共的二十大，并在同一会议上发表赞扬史达林功绩的演讲。随行的中国新闻媒体在其所能控制的范围内，刻意忽略赫鲁雪夫对史达林的抨击。

那年春天，中共高层领导开会讨论赫鲁雪夫说法所可能引发的效应，中共领导人尤其关切俄国在欧洲地区引爆的“去史达林化”（de-Stalinization）运动，是否会造成全面对共产党领导权威、或者特别针对毛泽东个人的攻击。在针对此事件所公布的声明中，诸位中共领导人宣称“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个人和集团的矛盾现象，并不是一件什么奇怪的事”，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变迁，矛盾总是会存在的：“否认矛盾的存在，就是否认辩证法”。（注十二）苏共的机关报《真理报》（Pravda）均未刊载中共这类暗批赫鲁雪夫的演说。

一九五六年六月，赫鲁雪夫邀请南斯拉夫知名的前反纳粹游击队领导人、时任共产党领袖狄托（Tito）元帅访问莫斯科，并提出重建共产集团诸国关系的新途径。中国断难接受将挂冠授予曾经在战后史达林统治期间背离俄国的“修正主义者”的这种作法。中共领导人虽然感到沮丧，但并不表意外，特别是当匈牙利在那年秋天为了追求国家的自由与自主而爆发反抗苏联的暴动。经历一星期血腥的街头激战，匈牙利事件就在苏联坦克的铁蹄之下被敉平了。

即使一九五七年夏天，毛泽东发表了有关矛盾理论（译按，即〈关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的修正观点，中共与苏联之间并未爆发全面性的冲突。在这一篇讲词中毛泽东力陈，即使是处于社会主义国家之中，“非对抗性的矛盾”（nonantagonistic contradictions）的存在亦是无可避免，所以必须承认这种“非对抗性的矛盾”的存在并妥善处理它，毛的讲法可被解读为对苏联让匈牙利局势恶化到不可收拾局面的一种斥责。但赫鲁雪夫还是在一九五七年十月邀请毛访问莫斯科，参加布尔什维克革命四十周年的庆祝活动。这是毛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出国访问：第一次是在一九四九年访苏。十月十五日两国缔结了一项有关“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毛后来宣称，在这项协定中，苏联曾允诺提供中国“一颗原子弹的模型和制造原子弹的相关技术资料”。彭德怀元帅曾陪同毛泽东远赴莫斯科，稍后许多中共资深的军事将领和科学家也与苏联的同行会晤，嗣后双方进一步签订了科技合作的议定书，两年后苏联帮助中国在湖南、江西两地探勘、开采铀矿，在甘肃兰州附近建造一座气体扩散厂，在新疆罗布泊沙漠建造一处核试验基地。另一方面，中共本身也组建了自己的研究队伍，加速核子武器和导弹计划的推展。

毛泽东深信，现在共产集团阵营正准备给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迎头痛击，不过赫鲁雪夫并不愿彻回他在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会议表明的立场，当时他宣布“与其他不同社会体制国家和平共处的列宁主义原则，是吾国外交政策的一贯立场”，并重申他对印度与中国于一九五五年在万隆会议上所揭橥之基本原则的信心。赫鲁雪夫承认，“诚如马列主义的告诫，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不可免”，然而物换星移，这一原则已经过时了。随着无数社会主义国家的缔建，以及工人力量与和平运动在资本主义内部的崛起，赫鲁雪夫总结认为“战争不再是命定无法避免的。”除此之外，赫鲁雪夫也论及，资本主义社会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同样应被视为是一种可行的途径，所以“并非所有的过渡都会随之爆发内战”。假若有无产阶级的支持，“赢得议会的稳定多数”也有可能促使国家机器去维护“根本性的社会改造”。（注十三）赫鲁雪夫这番话的真正精神，已经体现在他不愿对美国海军登陆黎巴嫩事件采取强硬的回应态度上，以及在共军炮击蒋介石部队驻防的金门岛之初，拒绝表态支持中共的行径。赫鲁雪夫甚至明白表示，将不会提供中共核子武器技术的相关协助。

赫鲁雪夫的谨缜小心触怒了面对困局而忐忑不安的中共领导人。他们无法稳定对国家经济的控制；他们必须面对装备美国新式武器的台湾军队；他们与怀有敌意的美国政府相抗衡，他们深信美国政府随时都有可能以核子武器攻击中国。美国与中共双方采行的政策共同造成了中国自外于世界市场、自绝于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使中国过分依赖苏联些微的好处和核子报复力量。中共渴望苏联援助他们的大跃进发展战略，不过他们发现赫鲁雪夫为了提升俄国的生活水准而吝于施舍剩余的资源。一九五九年，中共领导人开始从先前大跃进期间飞速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主张中退下来；中共领导人虽未公开评论，但已经注意到赫鲁雪夫向美国政界人物指称人民公社基本上是一种“反动”的制度，既无法提供足够的经济诱因，又妄想提高生产量。

同样在一九五九年，当中共中央逐渐恢复领导权威，足堪处理国际问题时，一连串的国际事件接踵而至。在寮国，一个即将掌权的民选共产主义政府受阻于可能是美国政府鼓动的右翼团体。在西藏，抗议中国占领西藏的示威游行于三月引爆了一场军事叛变。激战中，许多西藏人遭中国军队枪杀，无数巍峨耸立的喇嘛庙毁于战火。西藏人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逃往印度，印度不顾中共循外交途径的抗议，给予达赖喇嘛政治庇护。中国军队在西藏的获胜显然无法遏制西藏的骚乱，部分原因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的积极介入，他们在位于科罗拉多州的营区训练西藏叛军，结训之后再送回西藏。

除了寮国和西藏之外，另有一危机来自印尼。中国与印尼政府协议华人贸易和居留权的谈判破裂之后，印尼各地出现排华暴动，数千名华人遭杀害或受伤，幸存者被迫抛弃家业远避他乡。随着赫鲁雪夫飞往雅加达，提供印尼二亿五千万美元的贷款，使双方关系更加恶化。最后，因为中共在昆仑山脉南丽一条接通新疆、西藏的战略公路之数条支线明显已经侵犯了印度宣称的主权范围，导致中国与印度濒临开战边缘。接着又引发了中、印在不丹（Bhutan）地带接壤的另一处领土纷争。一九五九年，敌对的双方终于开火。就在大战似乎一触即发之际，苏联表示将增加对印度政府的优惠贷款，明显传达了赫鲁雪夫对中、印冲突所抱持的立场，他拒绝承认中国领土主权的主张，并指称这场边界冲突是“可悲的”、“愚蠢的”。

在庐山会议的会期间，赫鲁雪夫为了履行其“和平共处”的主张而前往美国，并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在“大卫营”（Camp David）举行会谈。九月，赫鲁雪夫在访美行程结束即将返回莫斯科之际，突然改变原订计划而飞往北京，在中国重申“我们这方面应该尽力排除以战争作为解决争端的手段”。（注十四）虽然毛泽东曾在北京机场与赫鲁雪夫会面，不过并未公开评论这位苏联领导人的美国之行、苏联取消援助中国原子弹计划的举动，或赫鲁雪夫的和平共处原则。但无论如何，中共中央还是通过党的喉舌《红旗》杂志发表评论，批评有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暗指赫鲁雪夫）误以为美国人将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清楚传达了中共官方的政策立场。赫鲁雪夫在十一月返回莫斯科之后，把毛泽东的好战成性与托洛斯基在一九一八年的态度相比附以作为回应。（注十五）

一九六○年一整年，社会主义阵营两大强国之间的关系持续恶化。在国际共产主义会议上，这两国彼此叫嚣指责、反唇相讥的情景屡见不鲜。不旋踵，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就成为风暴的中心。中共支持阿尔巴尼亚摆脱莫斯科的约制，追求国家独立自主；苏联则以前所未有的强烈口吻喝斥阿尔巴尼亚的企图，不过据观察家看来，苏联是意有所指地暗批中共。中共以谴责南斯拉夫来回应莫斯科，其选择的攻击议题和立场显然是针对苏联而来。正当苏联集团的国家发表声明，藉以关切核子战争的恐怖以及全世界国家的灭亡，中共媒体呼应毛在一九五七年的陈述，宣称中国绝不受恐吓。《红旗》杂志评论，核子大战一结束，“胜利的人民，他们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将会以极迅速的步伐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创造自己真正美好的将来。〕（注十六）

一九六○年夏天，苏联照会中共，将召回他在中国工作的所有一千三百九十名专家和顾问，九月即全数彻离。中共指出，苏联专家带走了由他们设计或指导设计的所有蓝图，撕毁了三百四十三纸合同和二百五十七个其他科技合作项目。在这批离去的苏联科学家当中有两位是核子武器专家，他们坚决不再提供中国任何有关制造原子弹的资料，中国人还奚落这两位苏联科学家是“哑巴和尚会读不会说”。（注十七）这两位苏联科学家在离去时销毁了部分无法补带回国的文件资料。于是中国人煞费苦心，在这些断简残篇中重建原始文件，最后终于在这批重建后的文件中发现原子分裂的关键性资料。一九六○年十一月，苏联发起八十一国共产党会议，毛泽东拒绝参加。不过毛仍派遣党总书记邓小平以及在大跃进期间接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出席大会。会后公布了一份冗长但充满妥协色彩的文件，陈述了苏联对战争与革命的原则态度，但也勉强承认中国的国际地位，特别是中国在可能爆发区域性冲突之国际事件中的重要性。

在整个一九六一年，中共继续批评赫鲁雪夫的修正主义立场，且展现出前所未有的企图心，意欲在欧洲政治舞台上扮演更积极的角色。中共同意给予阿尔巴尼亚技术援助，以及涉及二十五间化学、冶金、电力工厂的机器设备，藉此证明苏联专家的撤出未能伤害中国。同时，中共贷款给阿尔巴尼亚一亿一千二百五十万卢布，这一数字恰好让他们自一九五六年援助阿国以来，在总数上超过同一时期苏联的援助总额。

然而诚如中国在一九六○年十一月会议之后一项声明中所言，“帝国主义永远以无望的阴谋来分裂中国共产党、苏联共产党，以及中、苏两国的团结”（注十八），流露出恢复合作关系的踌躇犹豫。不过无论如何，当苏联邀请中共参加一九六一年十月在莫斯科召开的苏共党代表大会（二十二大）时，中共不仅同意与会，还派遣毛的亲密战友周恩来总理代表参加。但在这次大会上，赫鲁雪夫又再次激烈抨击阿尔巴尼亚和史达林。双方关系如履薄冰。周恩来退出莫斯科会议会场，随即返回北京。

政治调查与社会主义教育

一九五九年，随着彭德怀遭整肃以及中、苏关系紧张之后数个月的纷扰，中共领导阶层出现权力竞逐的新局势，然而，黎民百姓却挣扎在生存边缘。到了一九六○年底，大跃进的发展策略已经遭到多数人的质疑；诚如毛泽东原先设想的，这次毛果真从第一线退下来，其余中共领导人为了恢复国民生计，提振民心士气，而重新省思大跃进的发展模式。

他们所采取的策略之一是遵循毛泽东一九二七、一九二九年分别在湖南和江西两省对地方民情钜细靡遗的蹲点调查方法，随后这些领导人分别下乡调查农村的民生条件。在这类农村蹲点调查中，以陈云在一九六一年初夏的经验较为重要。陈云是最受推崇、最富经验的中共领导人之一，当时位居要津，是权力核心政治局五位常务委员之一。他在一九二○年代曾经当过印刷厂的学徒和工会的组织分子，是一位不折不扣、根正苗红的无产阶级老战士；不但参与过长征，日后更远赴苏联学习，是一九四二至一九四四年延安整风运动期间的杰出领导干部。自从一九四九年以来，陈云已经是中共经济发展领域方面最具分量的发言人。一九六一年六月底，陈云至上海近郊青浦县的一处人民公社（译按，小蒸公社）进行调查；陈之所以选择该地，部分原因是他出生于青浦县，一九二一年，身为党内青年积极分子的陈云还曾在青浦县组织过农民运动。在与当地农民进行为期两周的密集讨论中，陈云详细探询农民养殖猪只的经验、稻谷生长情形、私有地的运用、劳动工资的数额，以及地方上的商业活动与手工业的进展。陈亦问及国家统购统收的份额、共产党地方干部的品行举止，以及地方上的犯罪问题。

陈云一再肯定，农民确实记得他过去的事迹，因此“敢于说真话”。这使得他们揭露出的内幕更令人忧虑。即使此处因邻近上海的庞大市场而理应十分繁荣，然而公社里的农民还是吃不饱。因为缺乏热诚，公社的集体耕地管理松散，农民只关心自己的私有地以及可用来供应市场的农副产品产量。农民确信，公社里的中共干部只是一味瞎指挥，又不愿自我反省批判。干部专横地对农民订出高标准的生产额度，并强制收购同等数量的农产品之后，便“不再参加日常的工作而过着特权的生活”。（注十九）

陈云观察到，地方上的农民似乎十分了解农村生活的细节，这些细节却往往被只知要求农民顺从国家规范、遵循集体化发展的所谓“合理”计划的官僚干部所忽略。他指出，当地农民知道如何让虚弱的小猪贴上母猪的第三颗乳头避免饿死，因为母猪的第三颗乳头能供应丰富的乳水。除此之外，农民也知道在夏天用水草给母猪做床，以防止它中暑。农民知道种双季稻的产量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来得多；知道如果为了空出土地、增加谷物的产量而砍去竹林，那他们不仅会燃料不足，还会只能用简便的耙具来除草。

陈云总结观察，提出五点基本建议。由于农业复苏需要花费好几年的时间，而城市的经济条件同样每下愈况，于是他提议，应遣送自一九五七年涌入城市的三千万名农民回农村，城市里的失业青年也应下乡工作；解散大跃进期间上千家经营不善的工厂；除了仍然维持集体制为经济主体之外，应将百分之六的农村土地分配给农民作为自留地；重新开放农村集市；恢复以个别家庭作为订定粮产额度的标准。经过一九六二年初“七千人大会”的热烈讨论，陈云把他对的悲观评估及其建言，透过党内最有权力的三位领导人──国家主席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党的总书记邓小平呈送给毛泽东。尽管毛认为中国的经济正在复苏，亦强烈反对任何抵触集体制的政策，不过还是同意让陈云的观点在党内传布。

一九六二和一九六三两年间，随着中共采取经济紧缩的政策，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农村的士气日渐低落，而干部的徇私滥权更是时有所闻。这是因为大跃进时期的大饥荒导致的腐败现象。农村干部被赋予更多自主权以满足国家不切实际的粮食收购数额，他们在大饥荒时期不顾一切保护自己和自己人，而让缴交粮食的重担压在弱势者以及他们讨厌的人身上。一俟饥荒灾情舒缓，干部又开始欺压农民。许多报告指称，一些聚赌、从事非法交易活动的地方干部贪赃枉法，或强行安排“交易式的婚姻”。十四岁的少女被以人民币七百五十元的价格出售，有一女孩甚至“结婚”十三次。面对这种不公的社会环境，农民只有遁入受禁止的“神灵和巫术”之中，或者把劳动力留在自己的自留地上。

问题已经严重到让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内的中共领导阶层深感必要筹谋一个新的全面计划，重新打造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价值。于是，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号召下，中共再次高悬阶级斗争的旗帜，于全国各地展开“四清”运动──即指清帐、清库、清工、清财。无数干部被下放到农村去，藉由体力劳动向农民学习，并澄清农民对“群众路线”的认识。中共中央再次强调，集体优先于个人，公有应被置于私有之上。党内的理论家援引中共惯用的数字公式，提出“三三”原则：首先提振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三种主义；其次反对资产阶级、封建、浮夸三种恶劣的工作态度；最后贯彻“三个必须”，亦即以建设社会主义、爱护集体、以民主和俭朴的方式实行人民公社。（注二○）

这些纲领性的指导原则体现在一九六三年五月中央委员会中央工作会议上所提出的十点解决方针（译按，即〈关于当前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草案〉，简称〈前十条〉），将这次运动归诸于毛泽东的“思想”，宣称毛泽东同志对社会主义中阶级、矛盾的分析和论述“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如果离开了这种正确的分析和论断，就会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迷失方向”。这十点方针中的第三点以幽暗的语气指出，地主和富农“总是企图复辟，打击贫下中农，拉拢腐蚀干部，篡夺领导权”。地主富农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利用宗敦和反动社会道门“欺骗群众，进行罪恶活动”。第五点承认，农村地区的对立关系相当尖锐，因此为了避免革命的挫败，更应该依赖贫农和中下农。第十点主张，要深化马克思主义知识在农村地区的传播，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利器。”（注二一）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推展让中共高层众多领导干部纷纷下乡，例如刘少奇及妻子王光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王光美抵达河北省的桃园大队，在此停留至一九六四年四月。她身着一般村妇的日常工作服，以假名隐藏真实身分，以面纱遮住脸庞（当地村妇用面纱来遮挡沙尘和细菌），参加当地的群众大会，并逐步搜集有关地方上的可靠讯息。王光美甚至未向党的地方干部表明身分，她费尽心思搜罗地方干部贪污腐化及资本主义倾向的相关资料，她严词总结，认为“四不清现象仍然普遍存在于干部之间。所有干部，不管职位大小，都有问题，不能信任。”在农民之中，王光美也发现了百分之六十六的初期资本主义的倾向，范围从卖鹳到成立独立的家庭事业都有。当王光美将这份报告呈送夫婿刘少奇时，刘指示她公开发动惩奸除恶的斗争大会。后来，桃园大队的四十七名干部中，有四十名遭到公开的批斗或被解职。一九六四年夏天，这一次刘少奇偕同妻子至华中、华南（他们曾在湖北、湖南、广东、河南四省停留），向干部宣达党反腐败的警讯，并力诫党员坚定正确路线。在这些地方，尤其是广东省，刘、王二人发现诸多“模范干部”贪渎贿赂的惊人案例。

王光美对党内干部的严厉打击，可以被解读为是对于早期在毛泽东农村革命里登上权力阶梯、随后又在一五计划和大跃进期间确立势力的老干部的攻击。这群干部之中，应属山西贫穷山区昔阳县大寨公社生产大队的支部书记陈永贵最富盛名。据说，在陈永贵的领导下，大寨人民辛勤工作，这片原本荒凉贫瘠的地区霎时蜕变成欣欣向荣，农业生产暴增五倍，并见证了毛泽东视农村自力更生与革命热情为中国前途之所系的真理。陈永贵因其成就获选为昔阳县人民代表大会的候补委员，一九六四年当选山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到北京出席会议。紧接着，令人眼花撩乱的盛誉不断涌向陈永贵：他入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主席团，受到周恩来的公开赞扬，蒙毛泽东召见，并且在大会代表面前发表自选主题为“自力更生是实现毛主席政策的魔术棒”的演讲。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下旬，陈永贵与毛泽东合影的照片出现在《人民日报》的头版上。同年稍早，毛泽东发出的“农业学大寨”呼吁已跃上了《人民日报》标题。

不过在这些公开动作中特别重要的是，就在一九六四年底，类似王光美调查队组织与作用的调查工作队已经来到大寨视察陈永贵的领导方式；工作队总结调查结果指出，陈永贵种种戏剧性成果都是根据谎报的生产数据、隐瞒可耕地的面积、夸大粮食销售数额而来，因此完全不可信，事实上，大寨人民根本连温饱都有问题。“大寨红旗旗杆上有蛀虫，一天无法消灭，大寨红旗就无法升起。”（注二二）在正常的状态下，陈永贵应该会像桃园大队或其他被调查的公社干部那样遭到惩戒或革职，但是因为有毛泽东的信心声援，陈永贵安然返回大寨，反倒是调查工作队挫败解散。

一九六三年底，毛泽东号召中国工业应当“学大庆”的口号又是另一种暧昧。庞大的“大庆油田”位于黑龙江省，最初在大跃进期间，几组技术专家带领农民进行探勘，嗣后很快就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资产之一。大庆油田依循中共“自力更生”路线，工人以原始机具，经常于气温零度以下的环境中，为空洞的目的辛勤工作，已经成为中国人勇敢无畏、吃苦耐劳的象征了。但是为了迎合毛泽东的意识形态偏好，大庆油田的资深干部不断夸大未受过训练的地方百姓对油田发展的贡献，完全湮灭了油田管理者必须仰赖外国技术，其中包括向国际市场购买探勘和精炼设备。到了一九六三年，大庆生产四百四十万公吨的石油，超过中国总产量的三分之二，毛泽东见猎心喜，便将大庆油田和石油工业部的官员调进他的经济计划班底。一九六四年这批人员被完善地组合在一起，为毛建构出他那班裹小脚计划官员所做不到的宏伟发展计划。（注二三）

毛泽东在调查工作队方面与刘少奇的较量微妙而重要。刘少奇始终相信，纠正共产党干部的擅权弄私是党内事务，应由党员自己处理，以维持群众威信。随着许多干部在大跃进期间因贪赃枉法而威信全失，这种党内批判的途径显然益发重要。毛泽东同样察觉到党已经露出疲态，但他认为这更应该透过公开的辩论和批判，让人民参与，从而整顿共产党。是故，毛泽东深深以为，他所号召的社会主义运动将会促使无产阶级群起而反抗资产阶级，但刘少奇一帮人却把毛心目中的优先重点搁置一旁，全力推展“四清”运动，或者转向其他细微的经济问题。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让工作队如此专断地进行调查工作，使为数庞大的共产党员信誉受损，所以他无疑是反社会主义的。诚如毛所说的，“虽然你天天重复必须民主，却没有民主；虽然你要求别人要民主，但你自己却不民主。”（注二四）

毛在一九六五年一月说道，党总书记邓小平也有同样的毛病。不宣布工作队的来意，不让地方上的人民大众参与调查的过程，行事“平稳”；就此而论，毛泽东意指邓小平对人民的判断力没有信心，畏惧真正的群众运动。群众运动的过程当然难以逆料，不过毛认为这才是革命的真谛。后来毛对一位资深的老干部、也是刘少奇的挚友说道：“你去发展，去搞群众运动，去领导群众斗争，在斗争中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然后在斗争中造出自己的领袖来。”有党的其他领导干部指出，党员在这种状况尤需“降温”以避免躁进，毛则严厉驳斥，“必须对群众松手”。（注二五）

这种在“抗争”中学习的观念，植根于毛青年狂飘时代对一九一九年赵小姐自杀悲剧的激愤；当上海工人、湖南农民高涨的革命情绪被遏制时，我们看到有一人坚决反对冷却革命热情；在延安时代与大跃进之初，群众的内在热诚同样受到高度赞扬。但对于欲扭转国家发展趋势的中国经济计划官僚而言，这类口号无疑是沉闷空洞的。就经济计划官僚看来，一九六二至一九六五年问的经济成就可谓一目了然。陈云初步的经济整顿计划已经付诸实行，国家关闭了逾二万五千家经营不善的企业，以省下支付百万名无产能工人的工资。虽然这些改革政策相对造成煤、水泥、铁产量的下滑，不过在财政上，从一九六○年的人民币八十亿元赤字，摇身一变，到了一九六二年已有十亿元的财政盈余。农民的生产足堪应付大跃进时代国家庞大的粮食收购量，现在由二十至三十个家庭所组建的小型人民公社中，生产队的农民被赋予生产的经济诱因，他们各自在自留地上耕种用来供应市场所需的农产品。迄于一九六五年，农业生产已经恢复至一九五七年大跃进运动之前的水平，轻工业的产出每年提高百分之二十七，重工业则有百分之十七的成长。另外，在黑龙江省的大庆油田发现了丰富的石油蕴藏，所以自一九五七年之后中国国内的石油产量成长了十倍，这使中国得以摆脱长期以来对苏联进口石油的依赖；另一方面，中国的天然气产量同样提高了四十倍。倘若中国经济能像这样持续的稳定成长，中国就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有机会迈向史无前例的繁荣时代。由是观之，是党内的技术专家与计划官僚，而非毛泽东或群众，才有能力指引中国未来的发展之道。

毛泽东崇拜与批判

人民共和国领导阶层对于百花齐放运动、大跃进模式、中苏冲突、与美国的持续敌对等问题的相左意见已经浮出台面，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进行步伐与关注课题都令毛泽东深感威胁。刘少奇、邓小平、陈云、周恩来等所有老革命的想法，似乎与毛意欲透过不断斗争来激发群众革命潜能的观点渐行渐远；事实上，他们已经不需要毛泽东的现身或启发。现在唯有林彪能让他重拾自尊。林彪出生于一九○七年，曾入黄埔军校第一教导团受训，自延安时代和内战时期以来，一直担任中共党内资深军事领导干部。虽然健康问题让他数度避开一九五○年代的重大政治风暴，但他始终都是一名坚贞的共产党员。彭德怀元帅遭罢黜之后，毛泽东拔擢林彪接任国防部长，成为人民解放军的最高领导。

一九六○年代初，经济计划官僚正于大跃进危机过后重新整顿中国经济，林彪则开始在军中建立毛泽东的伟大领导人物地位。林彪广泛搜罗毛过去三十年来发表过的文章或演讲词，编撰成格言式书册。截至一九六三年，这本《毛主席语录》已经成为人民解放军研读和讨论的必备教材。其内容极力宣扬自我牺牲、自力更生，以及维系革命动力不坠和不断斗争的勇气，不过中共多数领导人却未察此书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重大意义。成千上万军人开始学习、背诵毛泽东的格言，将毛的地位推向新的高峰。毛泽东著作的特殊角色作用在一九六二年不断被强化，相对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与经济计划者陈云的文集却束之高阁，迟迟未能付梓出版。

林彪迅速在军中扩增共产党员的数量。林彪也更动了中共自一九四九年夺权以来构筑的部分组织结构，包括由大军区的负责将领出任大跃进之后组成的六个中央局中的五个书记职位，以确保自己在中南局的角色地位。此外，各层级的党书记亦由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委员代表指派，藉以强化党和军队的紧密关系。此外，毛要求成立庞大的民兵组织，让民兵与解放军一起深入农村基层，推进国防纵深。

一九六三年初，林彪在军中发起群众运动，强调为党牺牲服务的基本价值，进一步推展军中意识形态的教化工作。这场运动以一位名叫雷锋的青年战士的生活为运动主轴，因为雷锋为了国家而奉献出宝贵的生命。人们在他身后发现了一本《雷锋日记》，内容记载雷锋呼吁军人应为革命、国家、同志抛头颅、洒热血，毫无保留地效忠毛主席。事实上，《雷锋日记》是虚构的，是人民解放军那些写作班子捏造出来的，不过，我们不应该据此而轻忽它具有攻击人民共和国内部欠缺革命热情之知识分子与作家这层根本意义。

特别是在大跃进运动过后，这些作家开始反思革命经验的某种暧昧矛盾，农民如何克服经济窘境，或者工人和教师处在新社会中如何面对他们工作的问题。然而在雷锋短暂的生命历程之中从未显露丝毫的犹疑踌躇，他大公无私、恪守纪律。尽管他的家人曾在日本侵略者、右翼国民党人、贪婪地主的欺压下饱尝苦楚，不过雷锋一生的真诚率直使他一直坚持信念。雷锋本来是军用卡车的驾驶员，他渴望见到中国农村的机械化，不过他的模范形象却让他无法鲜明地要求新科技。雷锋的死既无私又平凡，他是在援助同志时被一辆倒车的卡车辗毙。于是，研读《雷锋日记》的运动成为正规教育体制中的一部分，一九六三年底，毛泽东为这本日记落款题名更加强了它的影响力。毛泽东呼吁全国百姓“向人民解放军学习”，因而削弱了这个国家曾经应该向党学习的基本原则。

一九七四年，自力更生与牺牲奉献的精神再次当道，当时越战引发的危机意识弥漫了整个中国，毛泽东下令加速建设西南地区的工业系统与交通运输网络，确保中国人民一旦遭到美国入侵，就能再度快速撒至内陆地区，如同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面对日本侵略时的战略。但无论如何，这次不能再步蒋介石政权的后尘，现在中国必须为长期抗战预作准备。起初，毛泽东个人似乎属意由遭整肃的彭德怀将军指挥这次内陆地区的建设工作，或许是出自林彪的拦阻，这项人事命令并未付诸实现。如今已经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制衡林彪的权势，解放军于一九六二年中、印边界战争中可圈可点的表现更助长其势力；另一方面，一群科学家在解放军的领导之下，于青海、宁夏秘密基地所进行的核试爆计划也取得了丰盛的成果。一九六四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是“五六九”，反讽赫鲁雪夫在一九五九年六月照会中国，苏联将不会提供中共原子弹的模型），当时适逢赫鲁雪夫从苏联的权力云端跌落下来两天后，试爆成功凸显中国新的科技发展能力。

此外，林彪通过与公安系统和文化系统的连系以及把解放军的政工组织深植学校、工厂之中，而向军队系统以外的组织部门扩展权力基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公安与文化之间的紧密程度不下于清朝和民国时期。反对政府政策的异议分子往往通过绘画或文艺作品来抒发内心潜藏的批判声音，或藉古讽今，或以诗歌暗喻来传达不敢公开言明的异议或讽刺。林彪试图以毛主义的意识形态来驯化解放军，另一方面则以更庞大的组织基础创造个人无上力量，压抑潜在的反弹。

毛泽东的第三任妻子江青是林彪的当然盟友，她在文化革命期间才闭始活跃于政治的舞台。江青出生于一九一四年，一九三○年代初在山东和上海期间，江青曾经是舞台剧、电影演员，演出过易卜生《傀儡家庭》一剧主人翁娜拉一角，她在山东农村进行表演以传播社会主义革命的理念。一九三七年到了延安之后，很快便成为毛泽东的枕边人，一九三八年更进一步被视为毛的第三任妻子。（毛的第二任妻子贺子珍在长征时期产下一子，后来因精神疾病赴苏联疗养。）江青为毛产下一双女儿＊，迄一九六○年代初为止，江青一直被摒除在政坛之外，不准过问政事。江青后来追述，当时她为大部分的当代中国艺术，包括她于一九六○年代初在上海观赏的戏剧，处处充斥着传统主义或封建遗绪的内容而忧心仲仲，所以希冀能够改善这些弊端。第三位要角是康生，他与江青有着共同的意识形态目标。康生的权力网络系属于中国的国家安全系统，他是毛泽东在诠释苏联意识形态政策、宣示等问题方面的得力助手。一九三○年代，康生曾在莫斯科的“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接受特务课程的训练，并在后来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成为一位知名的领导干部。迄于一九六○年代，康生同样认为，中国文化正遭受一股批判共产党、甚至批判毛主席的病态精神所腐蚀。康生敦促中国的文艺创作者回归纯洁的革命精神，从工、农阶级获得灵感，康生进一步鼓励工人从事文学和艺术的创造，让中国的文化世界能摆脱占主导地位的传统知识分子宰制。林彪便以雷锋一生为例，激荡人民群众朝向康生所指引的路径迈进。

没有比历史学家，也是作家的吴晗更适合作为这种种激进意识形态刀下的祭品。吴晗是一位研究明史的专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正值盛年的吴晗就曾指桑骂槐、借古讽今，大瞻取明史的例子来批评蒋介石与国民党政权。在大跃进运动中期，毛泽东曾经鼓励吴晗撰写颂扬海瑞的文章；海瑞是明代的清官，曾为了百姓的经济权益而反抗短视近利且保守的恶势力。吴晗第一篇文章中的焦点环绕在海瑞虽然忠于皇帝，但还是批评当道者搜刮民膏民脂而把三餐不继的老百姓逼上梁山的主题上。一九五九年九月，吴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有关海瑞的另一篇文章；这次，明显影射八月才去职的彭德怀。海瑞为官“清廉正直”，因此能得到百姓的爱戴，为人民所歌颂，但他服侍的那位皇帝（即嘉靖皇帝），却是“一意修道，只想长生不老”，并且“自以为是，拒绝批评”。与海瑞同列的其他朝臣，因君道不正而“臣职不明”。（注二六）

＊译注：其实江青只为毛产下一女，即李讷。在此作者似乎将其与贺子珍与毛所生的女儿娇娇混淆，李讷后来被毛改名为李敏，典出《论语》：“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而毛给女儿取名时用“李”姓，原因系江青本姓“李”（名“进”，人女子学堂时更名为李云鹤）。

当时这两篇文章并未被公开批判，其实在一九六0年代早期，吴晗也只是诸多在北京报纸上发表短文，藉史事或其他时事以抨击共产党政府政策，批评毛泽东自外于公共意见的知识分子之一罢了。几位知识分子（译按，即吴晗、邓拓、廖沫沙）联合以“三家村”的笔名发表一系列的杂文，“三家村”系取自宋朝一位官吏辞官归隐乡梓所在的村名。作者之一的邓拓特别赞赏晚明“东林党人”在庙堂之上所展现的刚正不阿、直言敢谏。邓拓曾赋诗一首，称颂东林党人这种大无畏的勇气：

莫谓书生空议论，

头颅掷处血斑班，

力抗权奸志不移，

东林一代好男儿。（注二七）

吴晗还把海瑞骂皇帝的主题演绎成剧本《海瑞罢官》，一九六一年二月在北京公演，并在是年夏天出版。海瑞以生动的语汇诉说时代的危机：

你说百姓是虎狼，

可知乡官把民伤？

鱼肉乡官满朝嚷，

可知百姓吃糟糠？

民为邦本口头讲，

袒官虐民好人装，

为虎作伥欺皇上，

画行愧影夜愧床。（注二八）

三家村的杂文与吴晗的剧本只不过是众多讽刺、批判当朝政治人物作品中的一小部分。不过领导干部并不清楚该如何在他们所控制的新闻报刊上禁止这类作品发表。一九六五年九月，毛泽东就曾要求发起一波攻击“反动资产阶级思想”的浪潮。毛泽东显然并不满意中共中央的软弱无力，而他心目中的理念观点根本无法在那些被其政敌把持的杂志期刊上出现而蔚为风潮，于是毛泽东在十一月雕开北京，消失在众人目光之前。后来得知，毛泽东南下上海，聚集一批持强硬路线的知识分子，并决意把他所认定的社会主义秩序和纪律，带回这个国家的知性生活之中。

一九六五年，林彪不仅再度宣扬毛泽东的思想，他以极端平均主义的手段取消了军中的军衔制度，来重新塑造人民解放军。自此之后，人民解放军的军官和士兵已经无法从外表的军服加以识别，官、兵一起从事日常任务。同时，林彪还大规模进行人民解放军的人事调动，以确保人民解放军对公安部门的控制。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就在毛泽东暂时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之际，江青的亲密战友、并与一群自诩为纯洁的“无产阶级作家”沆瀣一气的姚文元，在上海发表强烈批判《海瑞罢官》剧本的文章（译按，即〈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这篇文章中，姚文元声称，吴晗背离了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前提，亦即人民群众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主动力。反之，吴晗却暗指个人的道德良知能超越他们所处时代的经济与政治现实。

此外，姚文元也质问，在“我国农村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建立了伟大的人民公社”的关键时刻，如何在农村“平冤狱”？姚文元更夸张地追问，吴晗和其同路人难道意图以“地主与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取代马列主义的国家学说？”（注二九）北京报界在沉寂了二十天之后，才开始转载姚文元在上海发表的这篇文章，延宕刊载的动作证明中央对这篇文章的意涵并无定论。这一国家有权的政治人物个个即将表态，公开选择一边。他们支持或者反对吴晗呢？就某种意义而言，意味着他们支持或反对彭德怀？当然，这同时也暗示，他们支持抑或反对毛泽东与林彪？

发动文化革命

一九六六年之初，两组不同团体各自会商讨论吴晗《海瑞罢官》剧本及其相关问题。其中一组人马是由彭真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参与五人小组的成员其实远超过此名称，彭真当时是担任北京市长一职的资深领导干部，政治局的常务委员。这一小组是由一群资深的老干部组合而成，成员大抵出身于出版界、党的研究机构，以及文化部的官员，因此可归类为党的专业官僚和知识分子，而且大都支持刘少奇、邓小平，或是与刘、邓交往密切。

第二组人是在江青指导下于上海会商，形成一个论坛，专事探讨文学和表演艺术背后所蕴涵的政治目的。若粗略界定，这群人可以名之为激进的或“非建制性的”（nonestablishment）知识分子；他们意图推动艺术的社会主义净化，在艺术形式上，倾向与所谓的封建或者西化的五四运动精英价值观决裂，而追寻新的戏剧形式。这批成员赞同毛泽东对于北京文化部依然浸淫在传统的昔日光辉之中的讽刺，认为文化部应更名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是“外国木乃伊部”。（注三○）一九六五年二月，当林彪正式邀请江青指导解放军的文化政策时，上海这批人了解他们宣扬激进观点的时机已经水到渠成了。

彭真领导的“五人小组”采取温和路线，他们将围绕在吴晗《海瑞罢官》的所有争议界定为学术性讨论，而不涉及严重的阶级斗争成分。彭真提交一份措辞谨慎的报告（译按，即〈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从学术批判的角度来审视吴晗的问题，并未将此一问题无限上纲地与对中共文化系统的攻击株连一起。尽管在报告中承认《海瑞罢官》问题意识的严重性，然而彭真也不忘提醒，“我们要有领导地、认真地、积极地，和谨缜地搞好这场斗争”，特别是因为“学术争论的问题是很复杂的，有些事，短时间不容易完全弄清楚。”这种轻描淡写的方法，更因为这一小组所用的词汇语出中共土改时期较和风细雨式的基调，要求成立学术工作者的“互助组”和“合作社”而格外明显。他们指出，“即使坚定的左派（从长期表现来看），也难免因为旧思想没有彻底清理，或者因为对问题认识不清，在某些时候说过一些错话，在某些问题上犯过大大小小的错误。”（注三一），或许这正是毛泽东和江青出其不意进行攻击的关键所在。可想而知，毛泽东本人并不喜欢这份报告的论调，不过中共中央委员会还是在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通过这份报告，视为一份政策讨论的文件而于党内流传。

同样是在二月，江青和一批来自解放军的文艺工作者齐聚上海，观赏多部已经完成的电影和正在拍摄中的作品，参与三部戏剧表演，其中包括了对传统京剧崭新、激进的诠释观点，并且组成毛泽东作品研读小组。他们总结毛泽东个人有关文化的论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他们进一步指称，尽管毛泽东的思想丰富了马列主义的文化观，不过中国依然“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的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他们将吴晗的作品打上这种政治错误的印记，并提出警告，在中国的文化园地里，“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正在丛生蔓延。不过近来京剧的激进化显示，即使是“京剧这个最顽固的堡垒”也是“可以攻破的、可以革命的”。在这条文化战线上，人民解放军是中国百姓与世界革命人民的唯一依靠以及希望之所系，人民解放军在文化领域将会扮演重要的角色，并且“要破除对中外古典文学的迷信”。林彪在给中央军委会常委的信中呼应上述观点，热切地附和道：“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注三二）

在两军对垒情势无可转圜的情形下，中国历史终于走进毛泽东及其支持群众名之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动荡时代。这一运动挑战社会的简单划分，因为暗藏在这种划分之中的是曾经彼此滋养或抗衡的动力。毛泽东以为，由于共产党内守旧派的故步自封，加上庞大官僚体系的因循苟且，中国已经失却了往昔的革命能量，权力圈层的决策也已丧失决断力或创造力。毛泽东宣称，党内许多干部即使高喊社会主义的口号，但骨子里却是在“走资产阶级道路”。同时，毛泽东也意识到他年岁已高，深恐同僚干部将他拱上神主牌位，架空他的权力。江青、上海的激进派文人，以及北京文化官僚体系中试图巩固自身权力基础的官僚干部，两者之间的派系斗争自然有其导火线，但包括刘少奇、邓小平、陈云、彭真在内的那群处于共产党政权结构云端的领导人，在变革的步调和方向上都与毛截然不同，彼此存在着政治角力。此外，当然也有如林彪，以及赞成他把军队的权力触角渗透进政治领域之中，而使解放军变为捍卫文化大革命先锋的那批朋党，他们的动机只不过反映了个人政治野心与权力欲望的作祟。

派系斗争的火苗复因一批与政治绝缘的失意学生之愤怒而进一步激化：他们因父母曾与国民党、旧政权的地主或资本家等剥削者扯上关系，而被中共烙上坏分子的标签。除此之外，还有几百万城市青年曾经在党发起群众运动之初，或者是配合陈云和党内其他领导人为缩减供应城市人口粮食以缓和国家压力所提出的纾困政策，而纷纷下放到农村，他们如今也感到不满。在大城市里，不少莘莘学子被摒弃在为数不多的精英学校之外，事实上，这类学校已经沦为少数高干子弟的“补习学校”。（在中国，大专院校极少，加上繁琐入学考试制度设下层层门槛，唯有在这些少数好学校求学者才有机会进一步接受高等教育。）最后，这些人还认为党机器内的高官厚爵已经完全被那批早年与毛打游击、未曾受过教育的农村干部所垄断把持，这批农村干部不该再恋栈权力，而应让受过良好教育的新人来接棒。

一九六六年晚春，在一片错愕声中，事件发展急转直下，达到新的高潮。五月，“五人小组”呼吁谨慎进行文化改革的报告遭到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否决，而中央委员会之所以做此决定，一般咸信系出自毛泽东的大力游说，嗣后便开始整肃文化官僚体系。彭真黠然下台，文化部的其他重要领导干部纷遭解职，“三家村”的作者群以及吴晗、吴的家人受到严厉的攻击＊。北大激进派的哲学系讲师聂元梓贴出一张抨击北大行政官僚的“大字报”之后，诸如此类的批判和抗议声浪如排山倒海之势淹没各大学。邓小平、刘少奇试图派出“工作队”进驻大学校园，藉以平息如潮水般涌现的激进教师、学生转向攻击党员所造成的混乱局面。然而骚乱之势很快就蔓延至北京地区各中等学校，许多文化革命的激进派学生在臂膀上系上布带，自称是“红卫兵”──意指新时代革命巨变的先锋。

毛泽东为了强调自己依然活力充沛、身体硬朗，七月在武汉附近的长江游泳，此地正是一九一一年国民革命爆发的地点。党内报刊大肆报导毛泽东横渡长江的讯息，此举成为中国的一件大事。返回北京后，毛泽东甚至称许聂元梓的大字报不啻是“二十世纪六○年代的中国巴黎公社的宣言书；意义超过巴黎公社”，藉以激化群众的革命热情。马克思曾激情盛赞、在一八七一年成立的巴黎公社长久以来就被视为是西方历史上自发性社会主义运动与组织建构的巅峰之举。如今毛泽东更宣称，中国将会超越这项成就。当然，毛泽东也注意到，一如巴黎公社在法国的命运，中国的文化革命势必遭逢敌对力量的阻碍。“谁反对文化大革命？美帝、苏修、日本反动派。”但是中国将会“依靠群众，相信群众，斗到底。”（注三三）

一九六六年八月初，中共中央委员会通过关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十六点指导方针（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共简称〈十六条〉），呼吁提高警觉，防止敌人意图从内部颠覆革命的力量。不过，这份文件仍然透露出深谋远虑的领导干部＊＊意欲缓和、冷却文革派躁进的用心：“要用文斗，不武斗”、“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而且要“特别照顾”科学家和科技人员。然而随着八月的到来，毛泽东从北京紫禁城入口处的天安门城楼上，俯瞰着手上挥舞《毛主席语录》小红书，反覆高呼革命口号的庞大红卫兵队伍，浩浩荡荡从他面前游行走过。最初，红卫兵的组成学生大都出身于各精英学校，随后又加入为数众多的叛逆、失意学生，以及受到革命激情的鼓动、推崇毛为革命之父的各省青年，红卫兵的队伍因而迅速膨胀茁壮。八月十八日，林彪告诉一群红卫兵，“毛主席是当代无产阶级最杰出的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毛泽东的作为就是一种“改造我们灵魂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到了八月底，林彪发明了一套公式化的溢美之词，赞颂毛是“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从此之后，这“四个伟大”就成为在中国称呼毛泽东的标准用语。

＊原注：吴晗在几经虐待之后，病逝于一九六九年。

＊＊译注：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论“文革”的专章中，何汉理（Harry Harding）指出这应是周恩来和陶铸二人设法运动的。

一九六六年秋、冬两季，斗争逐渐激化，而且恐怖狰拧，生活的失序、生命的殒逝越来越惨烈。随后所有的学校、大专院校都因成为革命斗争的舞台而被迫关闭，成千上万的革命青年受到文革派领导人的鼓舞，破坏他们居住乡镇的传统建筑物、庙宇、艺术作品，攻击老师、学校行政人员、党的干部，以及自己的父母。就在一小撮毛的心腹，与毛的妻子江青、其他上海的激进文人共同导演下，党内被整肃的领导干部逐级升高，最后刘少奇、邓小平各自下台并与其家人当众遭受批判和唾弃。

文化革命的领导人号召全面清算积淀在中国社会之中的“四旧”──旧习惯、旧风俗、旧文化、旧思想，不过这些名词用语是由地方上的红卫兵率先提出的。在实际执行上，一经选定目标人选之后，红卫兵便打击那些阻挡他们革命行动的人，或是接受西方教育者，与西方商业人士、传教士有所往来者，或是被指控为具有“封建”、“反动”思想模式的知识分子，以证明他们对革命的忠诚。红卫兵所使用的公开污衊仪式日趋复杂、残忍，一些遭点名的批斗对象头戴圆锥形纸帽或在颈上挂着认罪的标语游街示众，在嘲讪奚落的人群面前公开自我批判，最后则以所谓的“坐飞机”姿势弯腰张臂痛苦地罚站数小时。

随着畅快、恐惧、兴奋、紧张的气氛笼罩整个国家，暴力亦四处延烧。为数众多的知识分子或社会人士被殴致死或死于重伤。包括《猫城记》的作者老舍在内，有无数不堪蹂躏的人自戕而亡，其实老舍早在一九三二年就以扣人心弦的笔触，断言中国人将彼此暴力相向。这些自戕者中，有许多人事先销毁藏书或收藏品，但仍无以避免红卫兵骚扰才选择自杀。许多人下狱后被单独囚禁达数年之久。数百万人被下放到农村劳改，试图以劳动来净化他们。

文革期间暴力失控的程度、青年红卫兵反抗长者的狂热，显示出挫折悒郁的情绪一直潜藏在中国的社会底层。这些青年人稍待毛泽东煽风点火，便群起反抗父母、老师、党干部以及长辈，并且报之以不计其数的计划式虐待。几年下来，青年人被要求过着为革命牺牲、禁欲、绝对效忠国家，以及长期受监督指导的生活。他们压抑、愤怒难耐，但却又意识到自己的软弱无力。他们渴望有权破除所有禁忌，所以造成他们生活痛苦的人自然成为他们的标靶。对他们而言，毛泽东超脱这种世俗约制，是一位全知全能的智者。大跃进运动所带来的灾难真相并未被公诸于世，中共想尽办法将其归咎于官僚的无能以及苏联与美国对中国的敌意。毛泽东不断号召追求新希望与自由，而且没有任何可信的反证的情况下，加诸毛泽东种种不切实际的语汇仍然被视同真理。

对于文革期间血雨腥风的另一种解释，则来自对过去十七年来中国政治生活与人事操控的本质。中国人全都陷入一种被贴上阶级标签的状况，让他们完全听命于“主子”，而习惯了群众运动的暴力、恫吓。这种机制同时孕育了恐惧与奴从。

这种狂热的行动主义所蕴涵的正是一种寓意深远的政治工程，或许我们可以将之视为是毛泽东生动地呼吁中国回应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那种“纯化的平均主义”（purist egalitarianism）价值。这种价值观的体现不仅涉及废除私有财产，更进一步要求企业全面国有、国家银行取消利息给付、将地主扫地出门、根除所有自留地，并重新强化公社制度、杜绝私有化市场经济的全部余孽──甚至贫农在农村一角，推着车叫卖自己种植的蔬菜亦在禁止之列。

一九六七年一月，这种疯狂的激进计划被推向高峰，即所谓“一月夺权”。在北京“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散落在中国四处的各式红卫兵团体纷纷驱逐地方上党的领导干部并接管地方党部。这场运动是由一篇元旦的社论（译按，即《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刊载的<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所引发的，文中号召工农群众“斗垮工矿企业和农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敦促工农团体在斗争中与“革命知识分子”结盟。文章中亦正告红卫兵小将，应将文化大革命视为一阶级推翻另一阶级的斗争；为了避免重蹈一九四九年的覆辙，中共必须谨慎运用权力，以防中间分子和自由派人士离心离德，然而到了一九六七年，“任何与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相背离的事物均应被攻击”。（注三四）

不过一月夺权的结果却造成各地混乱不堪，由于未获中央领导的指挥协调，不同激进团体不但整肃各地党内领导干部，同时各激进派系之间彼此亦水火难容。省级行政层级上所点燃的战火更能凸出一月夺权运动的荒唐绝伦。在东北北部的黑龙江省，一位曾反对大跃进运动的激进分子出来领导群众夺权，并意图藉此行动展现其革命热诚，以证明效忠毛主席。在山西，加入红卫兵阵营的副省长驱逐党内的其余领导干部。在山东，天津市政委员会的第二书记与山东党委员会的若干委员联合成立了“省革命委员会”。在贵州，省的副政委与红卫兵结盟。

仅就诸如此类的例子，我们难以判断这些干部是真的在进行斗争，或者只不过是虚应了事、敷衍一番──亦即“群众”真的是夺得实权呢，或者只不过是党的领导人佯装交出权力，但实际上在红卫兵松散的监控下，干部仍然继续执行原来的行政功能？广东省的例子显然是后者，当时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把权力交付“红旗派”手中，而“红旗派”是一群由铁路工人、复员的军人、教师、大专院校与中等学校学生，以及电影广播工作者所组成的松散联盟。正惟如此的表态，赵紫阳与其同僚才能继续治理广东省。

迄至此刻，“激进”一词的意涵出现裂变。例如在上海，当地夺权行动被视为是成功的典型，大约有五十万名强悍工人所组成的工会组织──“赤卫队”，强烈要求改善工资待遇、工作条件，以及有权在保留工资的情形下，离开工作岗位参加“革命实践”。中国各地的其他工人，从三轮车车夫到厨子，从街头的小贩到铁路工程人员，也都发出同样的要求。短期合同工人和临时工的呼声特别响亮，他们经常要求固定的工作，并赔偿他们过去多年来的损失。然而像这类的行动，乍看之下似乎是相当激进的，不过旋即被文化革命的领导人诘责是一种〔经济主义”（economism）的作法。“赤卫队”这种立场立刻被诸如“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译按，简称“上总司”，该组织系由四人帮之一的王洪文带头成立的）的其他团体扣上“保守派”的帽子，“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称自己才是真正激进的革命派。就在一九六六年最后一个月，工人与学生红卫兵队伍之间的恶斗，事实上已经瘫痪了整个上海的行政运作：卸下的船货停放在码头上乏人闻问；铁路运输紊乱不堪，甚至有些铁路路段完全停驶；成千上万从农付返回或逃回上海的红卫兵不断涌入这座城市；由于食物严重短绌，商店的营业时间不断缩短。在这种背景下，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海激进的“夺权”行动，不啻连带制约了工人所能取得的自主权。

＊译注：彭真领导的小组被撤除之后，新小组的成员包括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人。

一九六七年一月，江青的亲密战友之一张春桥初抵上海，上海的夺权斗争于是展开。俟控制具影响力的宣传机器并下令工人返回工作岗位之后，张春桥召开了一连串的群众大会，纠集群众公开谴责、羞辱上海的领导干部，因为他们屈从工人提高待遇的要求而被冠上“经济主义”的罪名。在姚文元加入后，张春桥便动用解放军维持上海的社会秩序，并提出“抓革命、促生产”的新口号。当解放军进驻各个机场、银行、运输站、码头护卫警戒时，学生红卫兵继工人之后拒绝返回学校。

无论如何，此刻的张春桥、姚文元仍须和意欲与工人结合的学生红卫兵队伍周旋。一月底，大批学生团体联合举行一场斗争大会，批斗张春桥和姚文元二人，并“逮捕”了姚手下得力的一干宣传写作班子。二月初，在大批军队的支持下，张春桥再度控制了上海的局势。二月五日，张春桥宣布成立“上海人民公社”，这一举措无疑将上海带向吊诡的局势。在表面上看来革命气息十足的称号底下，昔日全面整党的那批人却处心积虑地要让自己成为中国的新领导人，反过来强迫这群追求自由新时代的学生严格遵守纪律。

整党与林彪之死

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之初受到北京方面的热烈欢迎。但毛泽东很快就改变心意，不再视这类公社组织为全国发展模式，二月中旬，毛下达一份谨慎的指导方针。因为新政策的内涵与激进的一月夺权行动显得扞格不入，所以革命派便将之称为“二月逆流”。毛甚至直接反对妻子江青认为“领导的头衔应该被砸碎”的观点。毛则明白回答，“事实上，领导是必须要的”。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一方面需要重新主张干部本身具备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毛泽东个人的角色同样是不可或缺的”。（注三五）嗣后，毛泽东宣布，除非党领导干部同意，否则“夺权”不再被视为合法的行动。

二月底，毛告诉张春桥将上海公社更名为“上海革命委员会”。这类委员会组织，不管是在大城市内、农村公社里，或是大学、学校、报社等机关之中，一律采取“三结合”（three-way alliance）的组织运作形态，其中成员包括群众代表、解放军，以及态度、行为正确的官僚干部。实际上，这种组织设计大幅缩减工人代表在地方领导上的重要性。例如，二月初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张春桥便控制了一个领导小组，其中成员包括五名工人代表、二名农民、二名解放军、一名红卫兵，以及一名“革命”干部。二月底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小组，其组织成员则有五名“革命”干部、六名解放军，而仅有一名工人代表。这名工人代表是上海一家棉纺织厂的青年干部王洪文，曾帮助张春桥驾驭先前行动激进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顺着“二月逆流”的发展，夺权行动经常受到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节制，这明显表现在周恩来总理发挥个人影响力，控制住造反派对中央政府官僚体系各个部门的攻击。周恩来试图缩小红卫兵暴力夺权的打击面，他告诉学生“可以改造阶级成分实践革命”，并要求军队人事部门将军事训练的对象扩展至大专院校和初级学校，而干部应被允许“改造自己，并藉由做出贡献来弥补自己所犯的过错”。最后有一段时间，尽管局面仍极混乱，然而已经有效遏止极端激进的暴力手段。

人民解放军是“三结合”权力模式的重要组成分子，当时解放军通过这种“三结合”的运作模式，把势力渗透到政府结构之中。解放军不仅在所有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中占有一席之地，甚至镇压意图破坏或整肃解放军组织的造反派。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和解放军不断涉足错综复杂的权力斗争。在某种意义上，“造反派”的领导人是《毛主席语录》的拥护者，他们渴望推翻所有封建、资产阶级、西化的要素，追求组织和程序的绝对平等，然而解放军是一支捍卫国土、防止爆发内战的职业军队。据此，纵使解放军支持红小将的激进武装夺权，也绝对不容许红卫兵干扰军事设施，破坏秘密档案以及工厂生产。解放军同时保护大庆油田的技术设备，阻止红卫兵接管，甚至阻挠包括毛泽东侄子领导的红卫兵，进入机密性的、有许多卓越物理学家正在研发氢弹的工厂。

当江青指责解放军宣传部的领导“让军队沦为资产阶级的军队”，红卫兵队伍就充当先锋到这位领导家里抄家。时值一九六七年一月底，周恩来正与九百位资深的军事领导开会，当他接获红卫兵行动的消息之后，立即发表声明公开谴责红卫兵的行为无疑是“打击军队的威望”。二月初，军方的领导遵从毛泽东指示，前线军区不应受到文化革命的冲击，而即时豁免了各军区受波及，同时亦严禁骚扰海军舰队以及海、空军军事训练学校。

一九六七年一月底，解放军被赋予驱散所有“反革命组织”的任务。解放军迳自将之解释为粉碎与解放军（或是解放军的政治同盟）组织利益尖锐对立的所有武装革命团体。在湖南、广东、安徽三省，解放军迅速击垮自称为“造反司令”与“革命造反工人司令部”的组织。在四川，遭遇激进团体奋力抵抗时，解放军开火还击，上千名四川民众被杀或受伤。在福建，当激进派冲入解放军位于一福州的军事指挥司令部时，解放军宣布这类的举措无疑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攻势。”事后，解放军逮捕了福建当地众多的红卫兵中坚分子。在这些冲突事件中被杀害的总人数并不清楚，不过却有人亲眼目睹，无数的浮尸阻塞了河道，甚至有许多尸体漂到香港的岸边。北京文化革命的后台主子对于解放军竟然攻击那些经常呼应党中央整肃官僚队伍的造反派感到十分沮丧。告诫如雪片，纷纷涌向解放军，敦促他们要自我克制、并深入了解文化大革命的真缔。

军队与造反派之间最严重的一次冲突发生在一九六七年夏天的武汉。早在一九六七年的春天，解放军就已经逮捕了五百名自称代表四十万战士的激进红卫兵和工人团体的领导人。随后武汉地区又爆发另一次流血冲突，这主要肇因于庞大的失业工人聚众抗议，最后终至演变成武装冲突，在暴动中约莫有一千名抗议群众遭解放军杀害。七月，中央文革派的两名要员（译按，即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和公安部长谢富治）从北京飞抵武汉，并谴责解放军的恶行，王力更被解放军的支持队伍从宾馆里绑架，但当地军队并未采取任何营救行动。最后在北京当局下令空降部队、一艘海军舰艇，以及其他增援部队进驻该市维持秩序后，他才获得释放。

武汉事件升高了解放军与激进造反团体之间的暴力和冲突强度，整个夏天，中国各地均笼罩在解放军与造反派暴力相向的阴影中。工人与学生派系之间对峙的态势从未止歇，导致他们彼此攻讦，而在暴动中双方均使用抢自解放军部队的武器弹药，冲突往往以流血伤亡告终。北京和广州两地的流血暴力如火如荼地展开。这两地的冲突最后都被升高至政府体系内的高层。一九六七年八月，当造反派占据外交部，阻扰了外交部的日常运作，并开始“派任”激进的外交官员到世界各地的中国驻外使馆，所谓的“夺权”行动才告真正发生。或许是为了证明这类行动是基于“反帝国主义”的理念，激进派对英国大使馆发动攻击，并放火烧毁英国大使馆。

迄一九六七年九月止，局面的失控让毛泽东、周恩来、林彪、江青等大部分的中央领导人似乎均感受到事态的严重性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一直亟欲把革命斗争推往极至的激进派女性代言人江青，却改口宣称这种暴力冲突是一种“极左的倾向”，并称赞解放军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拥戴者。当各学生派系的相互缠斗持续不辍之际，中共的领导阶层转而通过工人团体遏止学生的过当行为，并将学生驱赶回学校。全国各地的解放军宣传部门现在闭始呼吁加强研读毛泽东的著作，而不是全面攻击“走资派”。在某几省，其境内敌对派系通过错综复杂的协商之后达成共识，结束了彼此之间的敌对，不料先前的斗争动力却又被导向竞逐革命委员会代表权的新冲突点上。伴随着一九六七年初上海所成立的委员会运作模式，这些委员会各自建构了隶属于本身之解放军、群众、“正确路线”干部的“三结合”。在这些委员会中的委员，有权决定在公社、学校、工厂，以及省级政府、北京中央各部委等机构之中谁才是决策者。在制度尚未变动之前，竞逐获胜的一方将在中国取得政治的优势。虽然如此，一九六八年夏天，仍有上百人死于武装暴动中，其中包括五名工人（毛泽东指派这五名工人前往维护秩序）是在北京的清华大学校园内遭学生击毙，事件结束后中共才得以逐渐重建社会秩序。

这种纷扰对抗的事件粉碎了中国的教育体系，对军队伤害极大，同时也严重弱化了中国共产党的效能和士气。因此为了维护党和政治生活的秩序，从一九六七年底至一九六九年这段期间，中共中央发起另一场新的群众运动。这场被称作“清洁阶级队伍”的运动，是由毛泽东、江青和她的支持者──解放军，以及忠于或掌控地方三结合委员会的干部结盟所指导的。这次运动的针对目标，指向过去曾与资产阶级有过关联，或者曾是“叛徒和特务”（例如曾与国民党或西方人有过关系的人）、地主、不知侮改的右派分子因而被怀疑具有“坏成分”的众多干部。这群受到怀疑的干部遭到甫从“革命群众”中遴选出来而组成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联合解放军，及相关革命委员会的全面清查。

每一位受到检查的干部都在学习毛泽东思想、批判刘少奇的小组研讨会上承受沉重的心理压力，刘少奇现在被视为党内头号的敌人。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曾是启迪革命世代思想的著作，如今则被贬抑或驳斥为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言论著作。（刘少奇本人在狱中经常接受审讯，精神受到严重的摧残，也得不到妥善的医疗照顾，最后病卒于一九六九年。）承认犯错被认为是起码的补救之道；若是保持沉默或执拗坚称无辜，就会引来更严厉的处罚以及持续性的小组压力。诚如一份文件简要地表明，“坦白比不坦白好；早坦白比晚坦白好；完全坦白比有保留的坦白好。如果一个人诚实坦白他的所有犯罪事实，并且谦卑地向人民承认他的过错，他就会被宽大的对待并平和的处置，他的案子就不会影响到他的家庭。”（注三六）这后一句话显示，发动这场新运动的主要目的，是要阻止这群背负着“坏成分”阶级背景的人渗透到党内。因为激进红卫兵团体红小将们的出身大抵属于这类阶级背景，他们还企图通过文化大革命运动来证明他们的“自来红”属性，所以这场运动将焦点集中在家庭的阶级历史，意味着这些激进派分子可能再度被摒弃在权力结构之外。

因此，这些调查还是留有很大的操控空间，而如何在一个人的家庭背景、昔日表现，以及今日行为三者之间谨慎求得平衡，就取决于审问队。审讯的过程虽然既冷酷又紧张，他们还是公布了裁决的结果。有人可能从这些学习小组“毕业”，然后安然返回工作岗位；或者被强迫再进一步学习，这意味着不久之后他们将获得释放；或者被赶出学习班，那么他可能就会受到党的整肃。

对成千上万的干部和知识分子而言，这类调查过程和学习小组可能不在他们的家乡而是在特别成立的“五七干校”召开举行，“五七干校”是根据文化大革命之初，毛曾于五月七日这天做出重要指导而命名的＊。这所学校里将辛苦的农业劳动、自我批评，和学习毛泽东的著作结合一起，据言通过劳动与学习的结合，可以将社会主义革命的真蕴灌输到“学生”的脑海之中。不过这些学生犹如监禁在学校的囚徒，失却了所有的自由，或者仅能拥有少许属于自己的时间。他们的家庭被拆散，生活条件十分苛刻，学生只求起码的温饱，也必须挤在一起睡大通铺。他们的工作大都无法取得工分，因为干部和知识分子的耕种能力根本无法与学校附近的当地农民相提并论。虽然通过下放，这些学生见识到农村的荒凉萧瑟景象，不过很少有人会改变他们的想法。知名小说家、学者钱钟书（默存）与六十岁、北京大学外文所教授的妻子杨绛一起被下放到干校，时问长达两年。她记述了他们夫妻迁离豫南五七干校时的情形：

过了年，清明那天，学部的干校迁往明港。动身前，我们菜园班全伙都回到旧菜园来，拆除所有的建筑。可拔的拔了，可拆的拆了。拖拉机又来耕地一遍。临走我和默存偷空同往菜园看一眼告别。衹见窝棚没了，井台没了，灌水渠没了，菜畦没了，连那个扁扁的土馒头也不知去向，祇剩了满布坷拉的一片白地。（注三七）

在文化革命期间，这种结合思想训育与体力劳动的作法，同样可见于全国农村地区。一项对地处广东小村庄的田野调查正可以清楚说明当时的概况。与其他地方一样，陈村的政治波澜与社会动荡发生在两个交叠的层面。一是两位农民之问的权力斗争，这两位农民都是地方上的闻人，依据谁才是真正忠于毛泽东思想和地方社区而捍卫社会主义的标准，他们二人交替主导陈村的政治舞台。（农村里往往没有人愿意接下领导位置，有时情况颇严重，例如清朝时，村民通常逃避而不愿承担保甲长的责任和风险。）另一权力斗争是发生在下放到陈村生活、工作的城市知青与在地村民之间。一般都是由下乡的知青带头领导村民进行政治讨论，因为他们都曾受过教育（陈村村民大部分是文盲），能够使用扩音器──一九六六年陈村电气化之后才开始使用，来维持热烈的政治批评和群众激昂的学习情绪。隐含在这两个斗争层面底下的，还有无数的其他小冲突，村民清查“四旧”的代表，学生整肃“右派分子”，而这些受害者均被隔离，关进名为“牛棚”这种特设的小屋子，每隔一段时问就被拉出来斗争。

＊译注：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毛曾就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报告〉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信中的意见即为所谓“五?七指示”的内容来源。

尽管处于政治风暴之中，面对墙上的革命口号、数不清的毛泽东肖像、扩音器震耳欲聋的声音、“学习大寨”的标语不断萦绕耳边、耳提面命，但无论如何，陈村的农事与家庭生活律动所带来的喜怒哀乐一如往昔。遵从上级的路线指示，村民摒除“私心”或私有产品，回归到大跃进时期中国的一般社会思潮，服膺公有制，将果树、竹林、鱼网，甚至他们饲养的母猪统统收归公社所有。曾有一段时期，由相互熟识的村民所组成的生产队，他们被剥夺了会计、分配工分和土地的权力，而将之移转到生产大队的手中。即使地方上忧心这种制度性的变革，不过在一九六八年，陈村里最优秀农工的个人所得仍高于前四年的任何一段时期。新的资源使集体劳动者的生产多样化，村民得以预见到未来的荣景。几年时间的光景，陈村各盖了一座砖厂、碾米厂、炸花生油厂、糖厂、酒厂，和一座将木薯磨成粉的工厂。

在每一顿饭前，陈村各家都会向毛主席像鞠躬，朗读一段毛主席的语录，合唱红卫兵的圣歌“东方红”，并齐声祝祷：

我们衷心祝福最红的红太阳，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并祝林彪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达健康。我们因土改翻了身，矢志不忘共产党，我们将永远追随毛主席革命！（注三八）

此处论及林彪并非纯属形式上的意义。自从一九六九年毛泽东宣布林彪将继承党主席权柄之后，林彪就升至前所未有的地位。是年，人民解放军因边界的纠纷与苏联的军队爆发几场严重的军事冲突。苏联在新疆边境以及东北的乌苏里江沿岸部署大批部队，中苏之间的紧张态势遽然升高。虽然军事冲突并未导致全面开战，但大约有一百名俄国人被杀或受伤，而中国则有八百人伤亡。不过对中国而言，军事冲突的影响主要还是在国内的政局。战争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人民热烈赞扬解放军的英雄主义行径，并激化了人民反苏的情绪，这使林彪的军队被人民视同吊民伐罪的王师。林彪的声望在陈村，就和其他地区一样臻至高峰。是故，一九七一年底，陈村领导干部匆匆赶往公社总部后返回，他们已获知令人震惊的消息，最初并被要求保守秘密，亦即林彪已背叛毛主席并在空难中丧命。

陈村村民并不知道，毛泽东已经开始防备林彪，以及解放军正在大肆整肃和审讯党内的老干部。毛泽东认为党业已逐渐恢复革命动力，于是决意强化党的角色功能；此外，毛本人和其余领导人亦开始觉察军队在逮捕和审讯干部时，态度漫不经心、且倨傲自大。一九七○年三月，毛泽东提议从宪法中废除自刘少奇下狱之后就一直悬缺的国家主席职位，这意味着林彪不仅无法继任国家主席，而且身为总理的周恩来权位依然凌驾林彪之上。

一九七○年八月，毛泽东开始重新着手党的重建工作，刻意降低自一九六○年代初林彪和解放军大力提倡的革命热诚与净化意识形态的标准。整个一九七一年，毛都在进行他自己后来所称之的“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角”（注三九）三项策略。这个“石头”被毛直接甩向林彪所控制的那批资深军事干部，这些人个个被迫公开自我批判。其次，毛也在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内掺“沙子”，大力调动委员会内原本的人事布局，拔除一批林彪的支持者。最后，北京军区内还留有支持林彪的“墙角”，毛如法炮制，更动重要人事。随后毛泽东继续小心翼翼地在解放军内部发动反“错误的工作态度”的批判运动，而毛本人则前往南京和广州视察，并接见当地的军事指挥员，想必毛欲藉机测试部队指挥官对他的忠诚度。

根据中共后来公布的文件显示，林彪基于无法遂行其政治野心，寻求一干密友支持，意图暗杀毛泽东；而后在事迹败露后，偕同妻儿（译按，叶群、林立果）仓皇间搭乘三叉戟喷射机逃离中国。这份文件进一步指出，飞机的目的地是苏联，但油料存量不足以完成这趟行程；加上机上没有领航员和无线电操作员，于是在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坠毁在蒙古，机上人员全部罹难。不过中共的说法基本上还是启人疑窦，因为当局事后所公布的照片真实性可疑，而林彪的确切计划和其他阴谋者等细节也暧昧不明。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林彪的政治生命，当然还有他的肉身，在当时一并消殒无综。

当林彪处于权力云端之际，曾于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九大”大会上，向与会党代表说道，中国先前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叛变投敌，充当内奸、工贼。”如今，一九七二年，周恩来宣布林彪“叛国投敌”。可想而知，陈村每一位村民必定对中共中央的说词困惑不解。在日后的访问中，陈村一名年轻农民回忆当年说道，“我一向忠于毛主席，但是林彪事件影响了我的想法。”或者诚如下放到陈村的一名城市知青所说：

当刘少奇被斗下台时，我们全都忠心拥护。那时候，毛泽东的地位被抬得很高：他就是红太阳。不过林彪事件给我们上了重要的一课。我们现在才明白，上面的领导人可以今天说这是圆的，明天，说那是扁的。我们已经对这个制度失去信心了。（注四○）

村民的不知所措实不难理解。对领导人的赞美之词响彻云霄，随后接踵而至的就是诽谤辱骂声不绝于耳，中国人民轻而易举地被玩弄于股掌之间。中国社会身上最极端的桎梏，即是她那如脱缰野马般的无政府状态，以及她对基本组织结构肆无忌惮的破坏。大跃进运动起码还预设了深具意义的经济和社会乌托邦理想。然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不管是毛泽东或者中国共产党，均对如何驾驭国家、国家该前往何处感到茫然无知。

注释

注一：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页四八至四九。

注二：施拉姆，《毛主席与人民谈话：讲话与书信》（Chairman Mao Talks to the People: Talks and Letters, 1956-1971.. New York, 1971），页九八。

注三：陈志让（Jerome Chdn）, 《毛泽东文集：文选与文献书目》（Mao Papers: Anthology and Bibliography., H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页六二至六。

注四：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页三五二。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页二一三。注五：边斯纳，页二三四。

注六：薛尔顿，《中华人民共和国：革命变迁的文件史》，页四○二。

注七：前引书,页四一。

注八：前引书,页四一三。

注九：李侃如，〈大跃进与延安领导人之问的分裂〉（"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d the Split in the Yenan Leadership"），见《剑桥中国史，第十四卷》（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14., Cambridge, 1987），页三一三和三一七。拉迪（Nicholas Lardy）, 〈重压下的中国经济：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五年〉（"The Chinese Economy under Stress, 1958-1965"），前引书，页三七九至三八二。

注十：施拉姆，《毛主席与人民谈话：讲话与书信》，页一三九，一四二，一四六。

注十一：乐黛云（Yue Dalyun）与韦克曼（Carolyn Wakeman），《迎向风暴：一位中国革命妇女的漂泊之旅》（To the Storm: The Odyssey of a Revolutionary Wom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页八○和八二。

注十二：札戈利亚（Donald Zagorla），《中苏面突：一九五六至一九六一年》（The Sino-Sovlet Conflict, 1956-1961.,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2），页四三至四五。

注十三：赫德逊（G. F. Hudson）、洛温塔黑（Richard Lowenthal）、马若德，《中苏争端》（The Sino-Soviet Dispute., New York, 1961），页四二至四五。

注十四：前引书,页五八与六二。

注十五：惠廷，《中苏分裂》（"The Sino-Sovlet Split"），见《剑桥中国史?第十四卷》，页五一三至五一四。

注十六：结德逊等，前引书，页九三至九四，文引自《红旗》（Bed Flag）。

注十七：刘易士（John Wilson LewiS）与薛理奉（Xue Litai）。《中国制造原子弹》（China Builds the Bomb.,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页一六○。

注十八：赫德逊等，前引书，页二二四。

注十九：拉迪、李侃如合编，《陈云的中国发展战略：一种非毛主义的选择》（Chen Yun's Strategy for China's Development: A Non-Maoist Alternative., Armonk, N.Y., 1983）。页一五六。

注二○：鲍瑞嘉（Richard Baum）与蔡伟斯，《四清：一九六二至一九六六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Ssu-Ch'ing:The Socialist Education Movement of 1962-1966.,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页五五至五六。

注一二：前引书，页六○至六二，六九。

注二二：鲍瑞嘉，《革命的序曲：毛泽东，党与农民问题二一九六二至一九六六年》（Prelude to Revolution: Mao, the Party, and the Peasant Question, 1962-6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页二七至一二一（转引自本书，页一一九，稍作修改）。

注二三：李侃如与奥森柏格（Michel Oksenberg），《中国的政策制定：领导人、结构与过程》（Policy Making In China: Leaders, Structures, and Proces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页一七五至一八三，弘调大庆油田的部分。

注二四：鲍瑞嘉，页一二四。

注二五：前引书,页一二六。

注二六：谷梅，〈中国知识分子：建议与异议〉（China's Intellectuals: Advise and Disse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页三二至三四。

注二七：谷梅，〈党与知识子，第二阶段〉（"The Party and the Intellectuals. Phase Two"），见《剑桥中国史，第十四卷》，页四四六。

注二八：安斯雷（Clive Ansley），《吴晗的异端：他的剧本〈海瑞罢官〉与其在中国文化革命中的角色》（The Heresy of Wu Han: His Play : "Hai Jui's Dismissal " and Its Role in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71）。页七六。

注二九：前引书,页九○。

注三○：林彪，《关于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文件》（Important Documents on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Peking, 1970），页二九至三○。

注三一：《中共有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文件，一九六六至一九六七年》（CCP Documents of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1966-1967., Hong Kong, 1968），页八、九、十一。

注三二：林彪，页一九九、二○八至二一五、二二一。

注三三：陈志让。页二四至二五。

注三四：李鸿永（Lee Hong-yung），《中国文化革命的政治：个案研究》（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 Case Stud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页一五四。

注三五：前引书,页一六九。

注三六：前引书,页二九二至二九三。

注三七：杨绛（Yang Jiang）, 《干校六记》（Six Chapters from My Life "Down Under ".,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4），页五○（译按，引文迳引自摆绛，《干校六记》〔香港：广角镜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五月〕。页三三。）

注三八：陈佩华（Anita Chan）、赵文词（Richard Madsen）、安戈（Jonathan Unger），〈陈村：毛中国一个农民社群的近史〉（Chen Village: The Recent History of a Peasant Community in Mao's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页一七○。

注三九：布里奇汉（Philip Brldgham）, <林彪的垮台>（"The Fall of Un Piao"），《中国季刊》，第五十五期，一九七三年七月至九月。页四三五。

注四○：林彪，页十四；布里奇汉,页四四一；陈佩华等,页二三一。

第五部 生活在人间

一九六○年代末，文革派领导人毅然决然地与苏联决裂，且和西方强权怒目相视。中国倾一己之资源，希冀建构一个崭新、纯化的社会，试图融合马克思主义的形式与毛泽东思想的动力。但是这种杂乱无章的途径，并无法维系长治久安的局面，特别是中国已经遭逢诸如海上石油开采这类新技术的挑战。是故，纵使这种纯洁化的革命修辞仍然甚嚣尘上，但投石问路者已经踏出家门前往美国，随后于一九七二年尼克森（Richard Nixon）总统造访中国并与毛泽东会面而取得重大外交斩获。毛泽东与尼克森针对中美关系情势以及关于台湾地位的立场发表联合公报，嗣后中国与美国签订多项协定，同时中国亦先后与日本、英国、西德、法国签订有关输入先进技术的条约。

不过，中共领导人内部还是因为对外开放政策的歧见而分裂为两大阵营，特别是当中共领导人发觉输入先进技术的成本十分高昂，眼见国家的收支失去均衡。即使政府渐渐承认国外技术的应用价值，但文革派的领导人仍然高悬大寨与大庆的旗帜，以作为自力更生发展策略的典范。一场新的意识形态运动正在浮现，表面上针锋相对的目标在于“批林（彪）批孔（子）”，但这场运动亦凸显了中共领导人对于过度西化和隳堕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深层忧虑。

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逐渐敢于表达批判共产党的意见，一九七六年春天，中国掀起自中共立足北京以来首宗规模庞大且真正自发性的示威抗议运动。示威者向政府要求更广泛的开放空间，呼吁终结专制独裁政体，回归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真谛。一九七八年政府下令公安部队弹压示威者，促使这场示威抗议进一步被升华，孕育成新一波、规模更为庞大的追求政治自由和学术自由的运动，此即所谓的“民主墙”运动。另一方面，随着毛泽东病故，国家总体方针转向追求经济发展的新跃进，但其新经济政策仍旧亦步亦趋，依循结合自力更生模式以及工业、农业、科技、国防四个现代化政策的发展路线。

截至一九七○年代末期，中国经济生活领域内的新兴趋势隐然成形：集体部门里传统的自力更生理想被一种强调地方创新与工人责任的策略所取代。在若干试验性的计划被证实十分有效之后，农村家庭被允许增加他们所拥有的自留地面积，并得以在市场上以非管制性的价格出售产品。在城市里，中共亦局部鼓励企业主经营非剥削性的事业。

一九八二年，中共实施有史以来最严谨的人口普查，证实了中国的人口总数已经超过十亿。这一发现顿时令中国蒙上一层阴影，因为除非膨胀的人口数能有效遏制，否则即使农业与工业部门的产能大幅增长，也无法提升国家的生活水准。人口普查的结果亦暴露出中国即将面临的其他课题，例如，中国少数民族的高死亡率，以及随着耕地面积逐渐消失所带来的人口密度压力等问题。从年龄层来分析男女性别的比例同样显示，中国强制执行每个家庭一胎化的政策，复又伴随着农村地区勃兴的新经济诱因，导致许多家庭以不法手段处理女婴，而期待下一胎能够生个男孩。

为了驾驭中国，期使化解横亘在眼前的危机，首先必须解决的是攸关政府结构性的课题。虽然毛泽东拥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阶层从未有过真正的团结一致。随着毛泽东溘然长逝，有关政府的结构性弊端逐一浮现：中国政府如何能在讲究关系文化，重视互惠互利、讨价还价过程，强调利益交换的习性中顺利推展行政工作，以及中央官僚体系与省级政府的所有部门又如何能彼此协调采取具体的作为。此外，当前中国身处于新世界之中，必须去处理与外资企业错综复杂、长时期的互动关系，倘若处理不善，结果可能导致人民币数十亿元的损失。这种结构性转型的问题，进一步威胁到中国的经济成长。

纵使文化大革命的语汇与实践被束之高阁，但新的经济发展策略却诱发了腐化现象的警讯，西方世界的文学、电影、艺术、音乐，使中国的知识分子与青年人从马列主义的僵化教义中省悟过来。随后即酿成一股新的文化热潮，这时候政府再度祭起“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的大旗，断然采取粗暴的回应手段。然而当知识公子受到震慑之际，政府却又在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重申个人权利，并制定新的法律制度来安抚外国投资者和本地企业家。

这些征兆显示，随着毛主义乌托邦理想的幻灭，以及贩夫走卒对文革期间若干共产党领导人的不信任，致使中共政权面临严重的权威危机。自中共建政之后，尽管假公济私的现象时有所闻，但时至一九八五年，这类贪赃枉法的腐败行为规模之庞大是中共历来所仅见。从经济改革政策捞得好处的人无不渴望获取消费品，受到诱惑而把稀有资源偷盗至黑市出售的现象难以遏止。政府似乎陷入前所未有的窘境──正当政府放眼未来之际，却又无力摆脱传统力量的牵绊。

迄至一九八六年底，学生、知识分子对政府的失望之情达到引爆的临界点。在一连串的示威抗议声浪中，学生无视政府的禁令，而要求政府赋予人民民主的权利，俾使经济的现代化能朝向更开放的方向迈进。一如往昔，政府对此的回应是谴责学生背弃党国，再度乞灵于圣洁的（但现今看来似乎是食古不化）革命团结、自我牺牲这类陈腔滥调的口号。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因为不能及时阻止这场混乱而遭解除权柄。然当吁请民主权利的声音鼎沸不已时，政府反倒诉诸宪法来保障新兴的工业与农业企业家。

一九八○年代末期，中国的革命元老一一淡出政治舞台（或被冷落一旁），但取代资深革命干部的新领导人，面对困扰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同样深感束手无策。暴发户、先进技术与素朴的生活条件并辔而行，党对开放的要求充耳不闻，猖獗的经济腐败现象纠结着根深柢固的徇私偏袒体制，无不令圈外人感到愤慨与挫折。一九八九年，距离中共压制八六年抗议运动不到两年的时间，潜隐在中国社会底层的暗流再度公开化。不过这次的冲突较上次更为猛烈，而冲突范围之广也是中共历史上前所未有。五月中旬，逾一百万学生群聚北京的天安门广场，要求与政府领导人对有关民主以及遏止贪污等各个生活层面的腐败现象进行对话。这场抗议运动令造访中国、以结束长达三十三年敌对关系的苏联领导人黯然失色，示威学生的诉求越来越高亢，为了进一步对政府施加压力，示威学生不惜牺牲生命，采取绝食抗议的策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颁布戒严令来回应示威学生的压力，但戒严令的实施却首次遭到北京市民油然而生的勇气所掣肘，他们阻挡人民解放军前进至北京城内的心脏地带。最后，主张强硬路线的领导人，无论是在票数上或是在谋略上均胜过主张采取怀柔方法的同僚，并下令召集大批部队，在坦克车的护卫下，扫荡通往天安门道路的所有路障。接踵而来的大屠杀震惊了中国与全世界，这足以证明存在于中国内部，提倡中国人多元生活形态和自由表达意见，以及主张依循传统党国一体化统治机制来遂行改革政策，这两者之间的鸿沟是多么难以逾越。

中国未来的前景，现在隐约可识；除非国家领导人能以富建设性的方法，呼应人民理有所据的抱怨声浪，否则中国的前途仍会混沌不明。设若暴力与威吓仍旧是政府所能提供的唯一答案，届时中国还是难以挣脱示威抗议与血腥镇压的恐怖循环。一旦眼前中国的郁闷，把她现今的苦难与过去的记忆缠绕一起，而使文明古国内的斗争戏码接二连三上演，这个曾经许诺终结压迫、开拓未来的革命政党本身将被视为追求国家进步的最大障碍。

22 重启门户

美国与尼克森的造访

文化大革命运动发轫之初，虽然周恩来疲于奔命，设法在一片批判挞伐声中勉力维持外交部的正常运作，并保护部内资深官员，但中国外交政策的措词却越来越有睥睨一切的革命气息。林彪在一九六五年宣称，农村革命在一九四八年和一九四九年间包围了城市，所以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现在应重施故技，围堵世界强权与其他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林彪这种观念在文革期间成了中国外交政策的基调，许多西方观察家也把这点解释为中国企图在全球动乱中扮演主导的角色，以削弱资本主义国家。

不过这类措词并没有任何军事行动与之呼应，只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它反倒凸显了中国无能以实质的方式帮助那些陷入挣扎的国家。不过，林彪的思维还是用来说明，中国何以与各个激进的反对集团联系，与非洲、中东地区的贫穷国家互通声气，或者“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这类阿拉伯民族主义团体接触。而无视于其恐怖主义主张。中国的报章杂志高唱中国人民与全世界受压迫的民族乃是休戚与共的。看在一些老一辈的知识分子眼中，这类言论或许令人联想起五四运动期间李大钊的说法，李大钊当年曾说外国帝国主义已经将中国人民“无产阶级化”（proletarianized）了。

中共虽然内部混乱，但仍持续援助第三世界国家几个重要的发展计划。毛主席的思想在国际上被奉为革命圭臬，毛语录被译成各种语言，成千上万的小红书在世界各地流传。而在这种历史普遍主义 （historical universalism）之下，最生动的想法莫过于有些中国分析家甚至以为，当年率常胜军协助曾国藩、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之乱的英国军官戈登，日后于一八八五年在喀土木（Khartoum）的苏丹人叛变中遭杀害，可说是劫数难逃，因为非洲人民就是能心领神会太平天国中国受难者向戈登复仇的需要。

一九六○年代末期，中共也加强国际游说活动，以赢回自一九四九年即为台湾国民政府所把持的联合国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次。在一些不结盟国家的声援之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呼吁年年在联合国大会中提出，而美国虽然对所属同盟国施加强大的压力，但是由美国所支持的围堵网络亦逐渐松弛。一九七一年，美国最后放弃反对立场，是年十月，中共取得联合国中国代表席次，台湾则被迫退出联合国。

在联合国席位代表权更易之前，美国就已逐步展开与中共的重新接触。过去几年来，美国与中共双方关系的进展，都是透过美国驻波兰大使与中共驻华沙外交人员之间不时往来的迂回方式为之。肯尼迪（J.F.Kennedy）总统所主导的重新考处不再对中共妥协的种种动作，也因其于一九六三年遇刺而告停顿。到了一九六六年，才又开始推动政策的转向，美国国务卿向中国政府建议，允许部分市中国科学家、学者前往美国进行访问。不过美国的善意却碰上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中国人把这个举动解读为敌对强权了无新意的宣传伎俩，而予以悍然拒绝。

一九六九年，中苏爆发边境冲突，到了一九七○年，毛泽东对于苏联在中国边界驻军的行为益发感到不安，对林彪高涨的政治野心也深感芒刺在背。虽然江青和其他文革领导人高唱革命与反帝国主义的论调，但是开启部分管道与美国接触的观点已悄然在中共领导阶层浮现。大庆油田与“石油工业部”所属部分技术人员，同时也积极游说中央不要再排斥西方的先进科技。这群人当中有许多干部系于一九六四至一九六六年间受到毛泽东的拔擢而进入经济计划部门，但却在一九六○年代末期受到红卫兵的折磨蹂躏，或是被下放到“五七干校”。现在，油田产量持续成长，是中国经济领域中少数成长的部门，同时毛泽东也开始防备林彪以及鼓吹自力更生政策的激进者，“石油派”（Petroleum Group）因而受到毛的宠信。石油派认为，如果要照领导人所希望的速度来提高石油产量，中国就必须在海洋的石油探勘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不过中共在这方面面临资源、技术两缺的局面。外国技术可弥补中国之不足，而在这方面又以美国执世界之牛耳。

一九七○年一月，在华沙会议的第一百三十五次例行会议上，中共打破针对台湾定位议题一贯的愤怒模式，提及可能进一步召开“更高层次或通过双方都愿意接受的管道”的会谈。美国官员在本次会议上亦声明提议，美国可能“准备考虑派遣一位代表前往北京与你们的官员直接会商”。（注一）之后，中共评估美军轰炸北越借道柬埔寨的“庇护所”（sanctuaries）所象微的意义，美军的轰炸行动可能扩大越南的战事，连带使得在中、美之间居中穿针引线的巴基斯坦政府暂时停止动作。中共显然是基于尼克森总统保证彻出大批美军，于是在十月一日释放出关键性的讯息回应尼克森总统的承诺。毛主席邀请美国新闻记者、知名的《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一九三八年）一书作者斯诺（Edgar Snow）造访北京，出席中共建国二十一周年的庆祝大会，并于北京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毛泽东身旁检阅游行队伍。然而，当时美国政府部门却没有一个人解读出这一举措所象征的意义，中共直到一九七○年十二月，才透过巴基斯坦政府以直接的方式向尼克森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季辛吉（Henry Kissinger）传达中共的意愿。经过双方台面下的往来穿梭，中共在一九七一年四月突然邀请正在日本比赛的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中共的动作既直接又公开，这是不容错过的好机会。数日之后，正式开启了中、美双方“乒乓外交”的新纪元。

季辛吉最先瞒住国会、国务院、甚至国务卿本人，经过多次秘密协商之后，于一九七一年七月启程前往中国，晋见周恩来，并安排尼克森总统访问中国的细节事宜。为配合协议内容，美国财政部和其他部门复又取消禁令，自韩战以来首度允许汇美金至中国大陆──美国的华人现在得以汇钱给住在中国大陆的亲戚，允许悬挂外国国旗的美国船只载货运抵中国大陆，以及允许中国货物出口到美国。七月十五日，尼克森总统在加州透过广播及电视，公开宣布他将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邀请访问中国，时间未定，但会在一九七二年五月之前成行。中共同样在《人民日报》头版，以方块提及即将展开的访问。

季辛吉后来在回忆录中说“没有一个政府比台湾政府更不配称加诸其身的待遇”。《注二）从韩战刚爆发、杜鲁门总统宣布协防台湾以遏止中共入侵以来，台湾就成为美国的坚实盟友，也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深具战略价值的飞弹基地，而台湾也从美国身上取得庞大的援助和贸易机会。蒋介石接受了美国的建议，同时也为了政权的存续，在一九五○、一九六○年代励精图治，进行改革。蒋介石实施全面的改革计划，让农民以低价取得耕地，并压制地主阶层，又以国家的力量选择性地扶持台湾企业家，使其具备国际竞争力。然而，台湾政府仍然受到一九四八、一九四九年从大陆撒退至台湾、支持国民党政权的两百万外省人所控制；先前自一八九五至一九四五年间受日本殖民统治的台湾人，纵使受惠于改革政策而在经济领域表现活跃，同时也可以藉由加入国民党而提升地位，不过他们还是再次失去了独立自主的政治生活。

台湾议题在美国也很敏感，因为“中国游说团”高声疾呼，美国必须不顾一切代价防卫蒋介石的政权不受中国大陆的威胁，而任何人只要被指控对共产中国“宽大为怀”，就有可能再次沦为麦卡锡时代的政治祭品。或许唯有像尼克森这种素来对共产主义强烈敌视、甚至无可转圜的共和党籍总统，才能偷偷做出如此冒险的决策，而又不至于在国会引起政治冲突。既然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都认为“两个中国”（two Chinas）会否定己方代表了全中国的基本权利，因而坚决反对这个解决方案，所以不可能轻易达成妥协。尼克森中国之行一经披露，对联合国产生的作用便可预见了。十月底，联合国大会以五十九票对五十五票，十五票弃权，否决了由美国支持让台湾保有联合国席次的程序动议；中华人民共和国藉由正式的投票取得在联合国的代表席位，意味着台湾将被排除在联合国之外。

尼克森总统及幕僚以为此行会受到中国人民夹道欢迎，然后这幅画面会传送回美国，出现在电视上，但是这个感人场面并未出现。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尼克森总统踏上北京机场的柏油路面，公开向在场迎接的周恩来握手寒暄致意──这次握手缓和了十八年前杜勒斯在日内瓦会议上的轻蔑之举──在场只有三五中国官员，以及服装配饰平淡无奇、但令人印象深刻的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前往美国官员下榻宾馆（译按，钓鱼台宾馆）的车队行驶于空荡荡的街道上，途经紫禁城前的天安门广场同样是人迹杳然。

当天下午，尼克森前往会见毛泽东。毛向尼克森解释，谨慎的接待场面主要是因为有一个“反动集团”反对与美国进行任何官方的接触，毋庸置疑，毛所指的就是林彪。毛还开玩笑说，蒋介石也不赞成这次会面。在一些非正式的陈述中──这些言谈可能在事先就已经备妥，毛向尼克森说：“上次选举时，我投了你一票。”然后又继续说，“右派”比较容易捉摸。尼克森想夸赞毛，说他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时，毛回答：“我没能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注三）中共一反常态，把尼克森与毛泽东的这次会面拍成影片，并剪辑成十分钟的短片，在中国大陆的全国电视节目中播放。中共的报纸同样刊登了尼、毛会面的照片。

尼克森和随扈人员还出了北京城，到长城与明陵一游，并出席中方所安排的大宴小酌，此时中、美双方的协商代表则正在筹思尼克森这次中国之行的外交宏旨。双方协议的关键焦点主要环绕在如何妥善处理台湾地位的问题，以及评估预定在五月召开的中、苏高峰会议之后，中国政策的改变对苏联有何影响。两国政策在协议结果中都有重大的转向，并在尼克森于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访问上海时签署。这份声明是以“联合公报”的形式对外发表，美国与中国在其中各自表述了对于国际政治的认知，同时双方在文件中也并未刻意调和彼此的歧见。“美国方面”再次强调美国在越战的角色并未构成对越南内政的“外来干预”，并重申致力“个人自由”的追求。美国亦坚定表示继续支持南韩。在“中国方面”，中共声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抵抗”，并且“一切外国军队都应撒回本国去”，韩国应以北韩所提之朝鲜和平统一方案（即北韩于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二日所提之八点方案）来进行统一。

关于台湾问题方面，〈上海公报〉措辞严谨，声言双方明显的歧见根源于“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欲达成全面共识是不可能的。诚如中共在重申立场时所说的：

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全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美国也在公报中陈述己方观点：

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全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实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注四）

公报最后还建议，在“科学、技术、文化、体育和新闻”等方面“进行人民之问的关系和交流交会是互相有利”，同意逐步发展两国之间的贸易，“不定期”派遣“美国高级官员代表”前往北京访问。（中共得以派代表进驻纽约，这使得中共的高级外交人员能长驻美国土地。因为当时美国在外交上仍然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代表，台湾政府在华盛顿仍派驻大使。）最后，中、美双方将致力于“两国关系正常化”，俾能对“缓和亚洲及世界紧张局势作出贡献”。

这是外交史上令人难忘的一刻。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的断垣残壁中、在林彪之死的打击，以及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等逆势之中、依然奋力重建中国的秩序。而尼克森的个人声望却在国内一片反越战的声浪中滑落；同时，“水门事件”的揭露使美国人民对尼克森产生深切的不信任感，令他的总统任期蒙尘而告中辍。不过，毛、尼二人所希冀之全球政治版块重组的机会业已到来，而两人亦决意把握住这次机会，不容它错过。或许一六八九年的〈尼布楚条约〉、一八四二年的〈南京条约〉、一八九五年的〈马关条约〉对中国人民的震撼更为剧烈。一九七二年的协定虽然措辞力求谨慎简要，不过它在中国外交关系史上，仍是同样重要的转捩点。

批林批孔

倘若要问在文化革命领导人当中谁会在中国现今、未来的政坛上担任要角，那么非出身上海的政客、理论家张春桥莫属；二月二十七日、即〈上海公报〉公布的前夕，张春桥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身分，主持了欢送尼克森总统及扈从官员离华的宴会。在一篇据张春桥本人宣称是得自毛泽东教诲的演说中，上海人是“独立自主，胼手胝足，自力更生”。（注五）张春桥的演说所彰显的正是毛主义“自力更生”的价值观，不过张春桥及在场听众或许都了解，美国将有助于强化中国在经济和战略上的地位，以与苏联相抗衡。

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在北京召开第十届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三十六岁、曾是上海纺织工人的王洪文获拔擢，进入中共的权力核心──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文革领导集团的实力进一步获得强化。张春桥已是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之一，姚文元虽与张春桥同列政治局，但姚不似张，已进入权力圈层的内核（即姚文元虽是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但非常务委员），文革领导集团与江青相互奥援，在中央政治局结成同盟。（江青对美国的敌意在尼克森总统访华期间表露无遗。）不过伴随着林彪的失势，以及在所有中央委员会一百九十五个席次之中，解放军的代表从八十九席减为四十四席，中国政局顿时陷入一片混乱。遭文革领导集团整肃的四十名干部重返中央委员会的权力阶层，昔日的领导干部大有卷土重来之势。邓小平正是这批重返权力舞台之受难者当中的一员。

而且，在中国的城市与乡村，人民的政治期望与几年前已经大不相同。即使刘少奇贵为国家主席、毛泽东四十年来的亲密战友，但是刘少奇在一九六六年遭到整肃时，中国大陆各地也只是淡然接受这个消息。而前述陈村农民的反应，林彪的垮台，以及传言中林彪的叛国与意外亡故就更难以了解。林彪曾是文革的推手，毛语录还留有林彪所写的序言，一九六九年的党章更钦点林彪为毛的接班人。那么党对林彪的诋毁如何服人，党又如何取信于人民群众？

对毛泽东而言，这一问题所牵涉的代价尤其高，因为林彪之死使毛丧失了人民对他的信任，林彪事件也殃及江青、姚文元、张春桥与王洪文这班于一九六六年之后步向权力巅峰的领导干部。成千上万在此时掌握权力的干部，以及百万名新进党员也受到这次事件的波及。中共在这段期间召募新进党员正说明了中共权力更迭的跷跷板模式，文革之初窜升了一批新权贵，之后被反对文革的干部整肃，继之又有一批新干部崛起。意图传承毛泽东领导地位的文革集团，以及先前被整肃像是邓小平这类党员的归队，于是有了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三年的第二波权力交替。

我们可以从党内反对批判林彪一事得知，中共如何来维系党的威望于不坠。起初，在林彪亡故的头几个月，虽然地方领导干部已经接获特别指示，变更计划中的群众运动，不过官方并未提及林彪的名字。但是，报章杂志、党的期刊和电台以不点名的方式，针对所谓的“刘少奇一类骗子”或“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发动一连串的攻势。这些骗子的罪状是“意图以无政府主义的幽灵煽动骚乱并毒害人民群众以达到反革命的目的”，以及他们“狡猾地诱发极左的思想风尚，追求没有集中的民主、没有纪律的自由”。（注七）到了一九七三年初，部分文革集团的领导人必然已经明白，这类批判运动势必引起反弹，因为所安的罪名听起来匪夷所思，好像他们的行为也适用这项罪名。现在，中国人民受到警告，这些骗子的路线是一种修正主义的路线，而不是左派，而这些骗子“会在某些时候、某些议题上……披上极‘左’的外衣以便掩饰他们右派的本质”。这些骗子其中一个用意是“一种企图恢复已被推翻之地主与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欲望”。（注八）这些罪名指的就是林彪，这在中国人人皆知，但是一直到一九七三年八月党的“十大”会议上，周恩来才公开表达官方立场。但是对于林彪的所作所为，党何以纵容林彪，林彪的行动是否有迹可循，周恩来并未提出合理的说法，而这听在别人耳里，也一定是荒诞无稽的。

就在“十大”会议进行期间，中共又发动新一波的群众运动，这次群众运动表面上的攻击对象是孔子，以及孔子的人道思想和保守价值观。中国大陆的学者针对孔子学说发表文章，但文章内容显然涉及文革、官僚体系与劳动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孔子被说成没落的奴隶社会的贵族，憎恨逐渐崛起的封建地主和支持他们的法家学派。因为在公元前五世纪的社经脉络中，从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乃是“进步”──而日后从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也是进步，就此而论，孔子显然是反动分子。

一九七三年底所发表的文章把对孔子的攻击，与对公元前二二一年统一中国的秦始皇的讴歌关联一起。虽然历史视秦始皇为暴君，以中央集权之名令生民涂炭，但是一九七三年的学者却依循法家拥护秦始皇的立论，要人民称颂秦始皇的丰功伟业。这些学者辩称，秦始皇为了巩固“地主阶级专政”，不得不焚书坑儒。在《红旗》杂志上，五四运动时代的知名学者胡适，与“背叛者、卖国奴”林彪一样，都是在捍卫孔子的学说。（任何受过教育的中国人皆知，胡适后来同情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并在一九四○年代初，出任蒋介石政权的驻美大使一职。）胡适甚至被视为当代中国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这是一种错误的理解）。（注九）

到了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运动已蔚为风潮，成为全国性的群众运动。这让人想起一九五○年初政权巩固时期的“反胡风集团”运动，或是引发文革的批判吴晗运动，“批林批孔”运动也在党的小组、大学、解放军单位、地方公安系统，以及人民公社、工厂所召开的群众大会和小组讨论会上展开。就算这类群众运动无聊乏味，人民也只能顺从地方干部的要求，参加小组讨论，阅读指定的相关教材。西方访问者和学者已出现在中国，他们写了无数的报告来叙述这场运动的本质与重要性，以及了解中国历史上新发展的深层意蕴。

中国亦开始批判西方的古典音乐，特别是贝多芬（Beethoven）与舒伯特（Schubert）的作品 ，此举宛如预示了中国已经开始全面清算西方的价值观，其实这类意见亦受到部分西方世界演唱家、交响乐团的喝采。诚如《北京评论》在一九七四年初写道：

某些人以热烈的兴趣谈论资产阶级的古典音乐，浸淫在资产阶缓的古典音乐之中，对它们顶礼膜拜，暴露出他们对所有外国事物的盲从心态。就民族艺术看来，这些人简直是虚无主义者。他们对外国事物的推崇，事实上就是推崇资产阶级。如果这种极力吹捧外国事物，轻视中国事物的谬误思想不被批判，不被拒斥，那么无产阶级的艺术与文学就无法获得发展，毛主席关于艺术和文学领域的革命路线就无法被实践。（注十）

这里表面上说的是音乐，其实抨击的却是周恩来，因为正是周恩来力主对西方世界开放。一九七四年三月，周恩来开始遭到一些大字报的点名批判。

义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拍摄了一部有关中国的纪录片，也受到中国人的猛烈谴责，因为在片中这位导演无视于“新中国”的伟大成就，反而被中国传统耕作模式、旧式建筑物、老房子所深深吸引。安东尼奥尼曾表示他虽钦慕中国，现在他却反被中国诬指“透过影片来毁谤文化革命，诬衊人民群众，中伤领导阶层”。（注十一）抵华的外国访问者莫不因悬挂在工厂与公社里批判安东尼奥尼的旗帜标语感到惊骇，因为讯息再清楚也不过，除非外国人能对举目所见的事物大加颂扬，否则他们在这块土地上是不受欢迎的。不过，政府并不是每次都能预知别人会怎么来运用政令宣传。有些中国教授表示，有老师在课堂上以批孔运动之名。来讲授中国古典文学。在文化大革命运动高潮期间，学习这类古典作品是落伍的象征；然而物换星移，现在，老师故意以无知的语气问道，如果学生不能了解孔子反动言论的微言大义，那学生又怎能彻底批判孔子思想呢？

这种文化的内在张力反映出中共领导阶层内的异议（或许是江青一手主导的），而在这种张力的背后，则是重建中国教育体系的问题。文化革命初期，学校俨然杀戮战场，校园里的建筑物纷纷关闭，学生组织红卫兵队伍或成群结队被下放到农村，行政人员与教师惨遭羞辱或被解职，新的课本教材付之阙如。一九六○年代末、一九七○年代初，中共重新恢复高等中学与大专院校的体制运作，特别是中共于一九七三年恢复大学入学考试，因而引起现在必须重新学习，以应付入学考试之无数学生的强烈反弹。“张铁生事件”是其中著名的个案。张铁生是一名被下放到东北辽宁省五年的知青，后来晋升为生产队队长一职，他因参加大学入学考试时交了白卷而引起全国瞩目。张铁生在考卷上写了一封信告诉阅卷的领导，他在公社里每天辛苦工作十八小时，无暇准备入学考试，他“瞧不起那些书呆子，只是经年累月读书通过考试，而没有其他的贡献”。张铁生在信里写道，他为祖国宵旰勤劳，却因为“几小时的考试而无法进入大学就读”，这是不公平的。（注十二）张铁生的个案受到全国的重视，这显示出有许多领导干部试图以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热烈称颂的“革命纯洁性”，来作为入学的资格标准。

此时，还有两名学生因为他们所抒发抱怨的理由而受到全国的注目。北京一位五年级的学生说道，她决定去挑战她的老师“在班上所享有绝对权威”的权力，她说她相信，教育是一种教学相长的工作，学生应该“帮助他们的老师进步”。另外一位是南京大学哲学系的钟（音）姓学生，他在二年级时就自动退学。钟姓学生曾在一处公社落队插户，他的父亲是一位长征老干部，钟姓学生的父亲曾给南京大学入学委员会打过电话，之后钟姓学生就获准进入这所知名的学府就读。钟姓学生写道，他现在知道像这类攀“关系”、走“后门”的行径是不恰当的，对人民群众是不公平的。他的退学被核准，他再度回到农村的工作岗位上，他的行囊里载满了尊敬他的友人所馈赠的礼物：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与毛泽东的作品集；满袋有关批林批孔的斗争材料；一把锄头、一柄凿刀、一副剪刀，以及一双牢固的草鞋。（注十三）

张、钟两位学生对于大学入学考试所抱持的不同态度，以及他们所共有的农村公社工作经验，正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无数上山下乡的中国青年的心声写照。照中共的想法，知青的下放有益于提高农村生产，并减轻城市人口的压力。这些年来，逾一千六百万名城市青年迁徙至农村，其中约有一百万人来自上海。西南地区的云南就吸纳了来自各个不同城市的六十万名青年人，总计有九十万名中国青年远赴东北与苏联接壤的黑龙江省。这项庞大的人口迁移计划或许能缓和大城市里诸如犯罪、人口过剩等社会问题的严重性，然而相对的，它也对那些不习于农村劳动的城市青年，造成生活适应方面的困扰，无形之中把新的社会和政治冲突带进农村地区。在这些下放到贫瘠农村地区过生活的城市青年当中，只有少数个案才真正符合乐观官员口中所断言的：“在幅员广大、物产丰饶的农村地区逐渐茁壮”。

界定经济范畴，一九七四至一九七五年

到了一九七四年，中共的领导梯队势必有一番剧烈变动。周恩来染患癌症，虽然身为总理，仍然日理万机，但是他常常住院接受治疗；毛泽东的“罗盖瑞症”（Lou Gehrig's Disease＊）已无法再控制了，现在他公开露面时都必须要有护士随侍在侧，对谈论哲学的兴趣越来越浓，而不关注具体的行政问题，毛随时都准备去见马克思。朱德这位垂垂老矣的红军之父，当时八十有余，长久以来就已不再从事公开活动了。

在一班虎视耽耽、蠹蠹欲动的权位觊觎者之中，应属四位领导干部（译按，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所构成的文化革命集团最富野心、也最具实力，他们受到一批自一九六六年以来先后掌握权柄的省级领导或主管传播媒体之干部的拥戴。这样的权力布局意味着，大跃进运动之后所建立的公社体系将会持续运作，在公社层级节制的制度下，农民被重新组织起来，成千上万以十二户家庭为一单位的生产队，进一步被组织成有两三百户家庭的生产大队，这些生产大队最后则结合成约莫二十万个人民公社。北京的领导人督导干部去推动公社的生产配额，分配公社的发展基金和重工业设备，并控制地方的教育、医疗照顾和民兵组织。

这种激进路线继续高县“农业学大寨”的大旗，大寨是山西省所属的一个生产大队，它的神话色彩在一九六○年初期被剥除，现在却再度被媒体渲染成象征无私奉献、体现毛主义自力更生美德之地方创新的真正模式。类似把大寨吹捧成自给自足之农村发展模式的伟大典范这种缢美之词，同样被用在地处黑龙江省哈尔滨西北方的大庆油田身上，大庆油田已经成为重要工业成长的楷模。据说在大庆，强调的仍是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的原则，以及如何通过不断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政治教育，来提升工人的生产力。然而讽刺的是，这类自力更生的情操，却有可能被无限上纲。根据同一时期的报导，在粮食以一九五○年的价格水准卖给城市居民的时候，国家却是以一九五○年当时的两倍价格向公社农民收购粮食。这种变相以粮食贴补来压低城市工资的策略，每年耗费了国家近十亿人民币的公帑。

这种激进主义路线继续坚持具有“优良阶级成分”的中国人本身得以享有特殊权利，所谓“优良阶级成分”是指他们的父亲曾是贫农或工厂的工人，这类人可以不必循正式的考试管道进入大学，而进人大学之后，这群人往往炫跃他们优良的政治血统。激进主义者亦继续强制实行城市知青上山下乡的政策。激进主义路线的自力更生原则同样出现在医疗体系中，他们雇用“赤脚大夫”，而不是受过西式医学训练、拥有昂贵医疗器材的内科或外科医生。到了一九七四年止，全中国总计有逾百万这类赤脚大夫。在文化领域方面，激进派依循江青在文革之初所倡提的观点，希冀严格操控艺术、文学、戏剧蕴含的政治意涵，以避免因暧昧不清的内容而模糊了阶级路线的焦点，或削弱了社会主义宣谕的道德力量。为了达到此一目的，在戏剧表演方面，仅有少数所谓的“样板”戏，如《白毛女》、《红灯记》可获准表演，像这类曲目皆能对革命行动主义的纯洁性，做出深具教育意义的“正确”诠释。

＊译注：这个病的正式名称是“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简称 ALS），因一九四一年美国洋基队的名球员罗盖瑞死于该病而得名。这是一种神经细胞的疾病，破坏运动神经元和神经细胞。经过三到五年的时间，患者便会症痪，甚至无法呼吸。

中共的计划官僚逐渐不满激进派这种自闭式的国家发展计划，他们意欲在维持中国经济与政治完整性的同时，又能吸收外国技术、专家以提振经济成长的动能。这曾经是十九世纪自强运动奋斗的目标，虽然自强运动那一世代的政治人物最后以失败收场，但后继的一九七○年代共产党人却信心满满。周恩来就是这一发展策略的拥护者，陈云算是这一发展策略的核心人物，长期以来主导中共的财经政策，在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期间试图提出实际可行的替代方案，以取代大跃进运动所标榜的快速集体化政策，以及漏洞百出的经济计划模式。陈云于文革初期失势，现在又重返权力圈层。邓小平是此一发展途径的另一位重量级支持者，虽然他在一九六六年遭到整肃，不过邓小平在中共党内依然是众望所归的领导干部。此刻，邓小平复出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一职，在一九七四年的联合国大会上，邓小平发表演说，勾勒出今后中共所欲追求的国家目标。邓小平在演讲中虽然凸显文革派所宣扬的自力更生发展途径，但他却赋予自力更生原则新的意蕴：

自力更生绝不是“闭关自守”、拒绝外援。我们一向认为，各国在尊重国家主权、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条件下，开展经济技街交流，取长补短，对于发展民族经济是有利的和必要的。（注十四）

诚如前述所见，尽管石油派的成员大都崛起于大庆的领导梯队，不过石油派的领导干部同样乐见中国对外面世界的开放。“技术转移”自然会是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考虑因素之一，技术转移也可能包括低利贷款、国际贸易以及雇用外国技术专家。除此之外，技术转移的合作模式，亦可使外国的机械设备整厂输入中国。

余秋里于一九六○年代曾经担任大庆的党书记，现今他膺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一职。一九七三年余秋里为周恩来与国务院草拟一份整合性的长程发展计划，该项计划预计输入总值四十三亿美元的外国机械设备和工厂。嗣后在进一步的计划评估中，这一金额调高为五十一亿四千万美元。同一年，中国政府购买总值逾十亿美元的机械设备。输入的项目遍及中国各个工业部门。不过，这样的成长率并无法长期维持，在一九七四年，中共虽然继续推动几项重大协定，例如中共与日本的“日本钢铁公司”（Nippon Steel corporation）签订合约，在武汉成立一家年产量预计超过三百万公吨的钢铁工厂，但中共还是终止了多项计划案。隔年，中共继续删除多项计划，不过中共还是与英国的劳斯莱斯公司（Rolls-Royce）签订一纸价值一亿英镑的合约，计划在中国生产喷射引擎。到了一九七六年，中共的贸易赤字逐渐扩大，而中共自外国输入整厂设备的总量，仅达一九七三年乐观预期时的七分之一。上列图表清楚显示，一九七○年代中叶以及横跨整个文化革命时期！中共自外国输入整厂设备总量的变化。

造成百分比的下滑，既是经济的因素，也有政治性的作用。中共起初的设想是提高大庆油田的石油产量，增加石油和其他产品的出口，来平衡输入大量机械设备的庞大成本。然而中共的计划官僚并未料到全球的经济衰退与通货膨胀两项不利因素接踵而至，因此到了一九七四年，中国的出口市场开始呈现萎缩，而中国进口机械设备的成本则急遽升高。结果，中共在一九七四年的贸易赤字高达七亿六千万美元，导致激进派对其“崇洋媚外”和追随“奴才买办哲学”的强烈谴责。

历史经验周而复始、反覆出现，“古为今用”的历史分析又再一次被用来作为批判的材料。有一篇文章谴责十九世纪自强运动者李鸿章，自外国进口高科技，并委由外国人经营中国人的工厂，文章的矛头显然是指向总理周恩来。另一篇论文则是批评清季最后一位重要的自强运动者、湖广总督张之洞，他所提出的“体、用”二元论深具影响力，而这篇文章不消说，是冲着邓小平而来。一九七五年秋天，一篇批判立论相仿的文章，以“梁效”的化名，登载在中国最富盛名的历史期刊上，“梁效”是一群捍卫文革集团激进政策的北京知识分子所使用的笔名。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以古讽今，影射十九世纪当时中国的处境：

在政治方面，“全面西化”就是意味着主权与国家尊严的沦丧，完全出卖中国的独立自主与自决……。在意试形态方面，“全面西化”就是意味着崇洋媚外，蔑现中国，宣扬民族虚无主义以瓦解中国精神中的民族意识……。在经济方面，“全面西化”的目的，就是鼓动风潮去盲目信仰西方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而使中国的经济完全沦为帝国主义的附庸。（注十七）

激进派的反击意图，在一九七五年九、十月于山西省盛大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展露无遗。江青、邓小平二人与七千名代表一同出席这次会议。在政治上，江青与邓小平彼此是宿敌，在国家发展战略方面，江、邓二人的见解完全背道而驰。不过在这次会议上，攸关基本政策的总结报告是由华国锋。而不是江青、邓小平负责宣读，华国锋先前担任毛泽东湖南故乡的省委书记，刚被拔擢升任国务院副总理，专责中国的农业发展工作。一九二○年华国锋出生于山西省，一九五○年代在湖南省供职。华国锋的权力基础来自他在一九五九年期间于湖南彻底实行毛所主张的大跃进政策。一九六四年，为了进一步投毛泽东之所好，华国锋师法大寨模式，在湖南广设大寨大队，并组织红卫兵队伍前往毛的故居（译按，湘潭韶山冲）朝拜；在一九六○年代末，毛出生的村子宛若众人朝圣的殿堂。华国锋的另一项成就是，他曾在湖南监管一家年生产量三千万枚毛泽东徽章的工厂。嗣后，华国锋负责调查林彪意图谋害毛泽东的罪行，这项职务的任命更强化了他的政治实力，一九七五年一月。华国锋升任接掌公安部长的要职。农业学大寨的会议上，华国锋长篇大论，在内容贫乏的讲辞中，华毫无愧色地晓谕大跃进时期出台的观念，尤其是华宣称，大寨运动证明了中国的人民公社是一种“工、农、商、学、兵综合的组织”。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若能正确地加以发挥，必能完成毛主义所欲追求的“缩小城乡、工农、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三大差别”的伟大目标。（注十八）

华国锋进一步指出，大寨运动之所以成功，部分原因在于它所标榜的自力更生原则与高额生产标准的政策，另外则是仰赖机械化提升的程度。声称全国有逾三百个县现已达致与大寨相同的机械化、组织化水准之后，华国锋又提出新的挑战，他要求到了一九八○年，全中国三分之一的县必须达到同等的机械化程度。而已经落后的县或公社，则必须透过政治运动的激励来改善落差。粮食生产仍是“纲”，但是棉花、食用油、猪、林木、渔等产业的产量全都必须跟着提高。提高农业生产不仅需要农业的机械化，同时还要兼顾所谓的农业“八字宪法”，实施科学种田，亦即在每一个区域，要积极进行良种的繁育、推广和提纯复壮工作；要改革耕作制度，改进栽培技术，提高复种指数；要多方面开辟肥源，合理施肥，做好植物保护。科学实验的工作必须要能深入每一生产队和家庭之中，而不是仅停留在县级行政单位和人民公社的层次上。

适当实施这类制度之后，华国锋自忖，大寨大队所在地之山西省的全省粮食产量必定能比一九七四年增加一倍半，而所提供的商品粮（marketable grains）将比一九七四年增加近三倍。在这项好大喜功的计划纲要中，华国锋全然无视于粮食作物的类别与各地区资源的差异，总结今后国家农业发展所欲达成的总体目瞟：黄河及秦岭以北的区域，每一亩耕地的农业生产必须达到两百公斤；黄河与淮河之间的地区，每一亩耕地的农业生产必须达到二百五十公斤；淮河以南的地区，每一亩耕地必须达到四百公斤。

华国锋认为，假使欲达到此一目标，唯有迅速扩张集体化经济部门，以及县委领导核心能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政策并团结奋斗。除此之外，党还必须树立贫下中农的阶级优势，使他们能“对资本主义活动进行坚决斗争”。此处所谓的资本主义，并非针对工业资本主义或外国人的经济活动，而是指涉贪得无餍、“小康的”中农阶级。质言之，中共无意对市场经济松掷，没收自留地的政策并未有所转圜。华国锋指出，假使通过这类方法而达成农业的现代化，就能有效带动并确保“工业、国防、科学和技术的现代化”。（注十九）先前周恩来、邓小平业已指出，国家的现代化工作首先应集中在这四大领域，现在华国锋一方面宣扬毛主义有关人民公社的激昂话语，另一方面又大力支持经济成长的实用政策，以两面讨好的妥协立场来树立自己的权力地盘。

大寨会议在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九日落幕，几天之后，呼应大寨会议政策基调的论文、文章、广播节目纷至杳来，向全国各地传递激进路线的讯息。在各式会议、讨论会上，华国锋的观点一再被反覆申论，而地方上的生产单位纷纷研究试行达成新目标的步骤、方法。到了年底，至少有一百万名干部通过生产队和宣传队的途径抵达“前线”，而被下放到他们自己所领导的公社去，成千上万的领导人遭到整肃清洗。随着毛泽东生平两大“敌手”踵继去世之后，意图复苏毛主义革命论述和形象的主调旋律，在全中国大陆回荡不已。其中一位是彭德怀，身为中共重要军事领导人的彭德怀，一九五九年于庐山会议上大肆抨击毛的大跃进政策之后，就断送了他的权力机制；另一位是蒋介石，二十二年前，蒋与毛的农村革命缠斗良久，之后撒退至台湾，凭恃着成功的土地改革政策而延续了政权。在中国的简略报导中，不见对彭、蒋二人功迹的评价。彭德怀于一九七四年十一月过世，得年七十有二；蒋则于大寨会议召开的前几个月与世长辞，享年八十七岁。

一九七六年：老人凋零

眼前死亡的阴影笼罩在中国革命老人的身上。周恩来与癌症搏斗四年之后，率先屈服于病魔，在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凌晨撒手人寰，享年七十八岁。令人诧异的是，在周恩来生命历程中的最后阶段，毛泽东从未亲赴探望他，毛泽东亦未曾发表只字片语表彰周恩来的功勋和他对革命的贡献。毛泽东并未向周恩来的遗孀（译按，邓颖超）吊唁致意，周的遗孀也是一位终身为党奉献、地位崇高的革命老干部。随后，毛泽东本人也未亲临“人民大会堂”参加周恩来的追悼大会。或许有人会以为毛泽东自己同样身染重症，不过至少在周恩来过世的两周前，毛泽东并未因为健康的理由而拒绝接见外国元首，毛甚至还在二月与前美国总统尼克森会面。在诡谲莫测的文化大革命政治漩涡里，毛泽东已经渐渐失去对周恩来的信任，或许这才是毛泽东缺席的真正缘由。

不管毛泽东的态度如何，整个国家陷入一片哀戚。在外国通讯员的笔下，北京有如一座鬼域，周恩来在遗言中表示希望将骨灰撒在他所敬爱的祖国江河大地之上，而非在火化后长埋于纪念堂之中的消息传开之后，中国人民莫不凄然动容。随着周恩来的逝世，成千上万的百姓表达对周的无尽哀思，视周恩来为在动荡时代拨乱反正、力挽狂澜的图腾象征与中流砥柱。

一月十五日，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在邓的悼念文中，大部分的用语都是在呼应中共中央于周恩来过世当日所发表的官方措辞，或是拘泥于周恩来一生非凡、无私、勇于任事之政治生活的细节，不过就在文末，邓还是表达了对周恩来人格特质的个人观感，纵使邓的语言是一种仪典场合的官式口吻，不过这似乎是发自邓内心深处的真实告白：

他光明磊落，顾全大局，遵守党的纪律，严于解剖自己，善于团结广大干部，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他广泛地密切联系群众，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忱……。我们要学习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以身作则、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学习他坚持无产阶级的生活作风，反对资产阶级的生活作风。（注二○）

如果读者愿意的话，可把邓小平在此的简短陈述，视为是对毛泽东及文革集团一种自我克制的尖锐性控诉，因为在这群人之中，没有一个有资格符合“光明磊落”、“善于团结广大干部”的赞美之辞，或是他（她）曾展现出如周恩来般的“热忱”、“谦虚谨慎”美德。

邓小平的悼念演说是否会强化政敌的敌对意识，或促使他们决意再度压制邓小平，我们不得而知。然而就在一九七六年二月的第一个星期，亦即中央委员会提名华国锋出任代总理一职之后，于一九七五年底即已展开的批判邓小平群众运动随之加温。一如中国近来群众运动的惯有模式，先是由大字报和群众集会带头开火，此刻被攻击的主要目标仍是隐而未显：一批来自北大与清大的学生，要求农村与城市的清寒子弟有权继续取得深造的机会，他们指称一小撮“修正主义者”和“走资派”坚持传统精英主义的老路线，轻忽“经验才是科学发展的基础，而不是闭门造车地关起门来办科研”。诸如此类的示威抗议传遍各大学校园，蜂拥而至的抗议声浪直指“中国的第二号赫鲁雪夫”（头号是指刘少奇），一群以“梁效”为化名的理论家发表系列文章，直言谴责邓小平与刘少奇二人捍卫“资产阶级法权”（bourgeois rights）。三月，“中国科学院”公开抨击中国的“走资派”，而刊登在《红旗》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其内容严厉挞伐的对象直指邓小平，不过当时邓尚未被点名批判。作者自述这篇文章是受到江青本人的启发而做的，作者在文中亦指称，江青对于邓小平不愿积极回应江所发起之激进人民戏剧特别感到恼怒。这篇文章写道：

他不仅拒绝观看革命戏剧的模范作品，同时也不欣赏得自革命戏剧模范作品经验的优良戏剧。他去看《春苗》这部电影，但却不高兴地在中场离席，并批评这是一部极左的影片。只要是持反对革命戏剧观点或是扭曲工人、农民、军人形象的作品，他一眼即喜欢，并且赞助和支持这类的作品。简言之，无产阶级所支持的，他都反对；无产阶级所反对的，他都支持。（注二一）

随着批邓群众运动的开展，中共有史以来最不寻常的事件在这个时刻爆开来。这次事件和之后十三年中所发生的事件一样，显现出虽然国家试图把革命的纯洁性加诸人民身上，但群众的自发情绪与偶发行动是如何融汇在一起，左右了大局。一九七六年四月四日，清明祭祖的前夕，成千上万的群众齐聚在紫禁城前天安门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当年（一九六六年与一九六七年），毛泽东和林彪正是在这座广场上接受数以百万计红卫兵队伍的行礼致意；现在，北京市民利用传统祭祖的节日，以花圈、挽联、诗歌、鲜花表达对周恩来总理的无尽追思。

四月五日凌晨，再度聚集在纪念碑的群众惊觉数日前吊唁的花圈、挽联、诗歌、鲜花已经悉数被公安移走。群众抗议，最后导致肢体冲突、拳头相向。公安的警车抵达后开始镇压，而逾十万的群众最后不得不纷纷退入广场周围的各个政府大楼。随着广场传来北京市委书记警告群众不要受到“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坏人的蒙蔽”（注二二）的广播讲话后，大部分的人群在傍晚六时逐渐散去。不过直到晚上十时，一群中坚分子依然伫足广场。就在这个时刻，数以万计的工人民兵与卫戍部队突然冲向示威人群，并逮捕了报导中的三百八十八名抗议者，事实上，被捕的人数应不止于此。遭逮捕的示威者有人被带到设于北京大学内的“人民审判庭”，有人则迳行被送到“劳改营”，“通过劳动来改造他们自己”。清明节因纪念周恩来而引爆的示威抗议，并非仅局限在北京一隅。包括河南的郑州、云南的昆明、山西的太原、吉林的长春，以及上海、武汉、广州，纷纷传出类似的冲突。

最令中共领导当局愤怒的挑衅是，若干示威者和大字报宣称，秦始皇的统治已经结束了，并要求回归“真实的”马列主义。显然，示威者的批判对象指向毛泽东与激进的文革集团领导人，不论示威者的举措是否受到邓小平的唆使，在毛泽东本人的催促下，中央委员会决意开始反击。四月七日，以毛泽东与中央委员会的名义，中共中央发表一则简短声明，解除邓小平“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不过仍让邓保留党员的资格。同一天内，中共中央又发表另一则同等简要的命令，提名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权位仅次于毛泽东）与国务院总理等职位。

随后数月内，声讨邓小平的批斗大会和小组讨论会在全国各地举行，而批判的力度也逐渐升高。天安门事件被视同为一九五六年匈牙利暴动的翻版，邓小平被比喻为新纳吉（Imre Nagy）而遭到公然的谴责，纪念碑上的祭文诗歌被视为林彪暗地里用来攻击毛泽东的反革命“邪恶言论”。随着批邓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各地展开，许多罪名都加到邓小平身上，例如相信阶级斗争的现象已经在中国消失，意图扭曲文化革命的成就，希冀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主张中国必须仰赖技术专家与引入更多的先进外国技术，藉以达成大寨会议所宣示的四个现代化目标等。（注二三）邓小平在两年前就已直言批评这类群众运动，他斥责毛主义的“宗派活动”，嘲讪政治清洗的恶性循环，并悲叹这片土地上：“无论老少，人人自危。这正是我们科技落后的原因。”（注二四）

批邓的风潮席卷全中国，华国锋则汲汲于巩固权力基础，此刻毛泽东的身体显然已经不行了。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接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Zulfikar AH Bhutto），此时毛已扮演完国家最后所托付的官式角色。是年六月，中央委员会宣布，毛泽东不再接见任何外宾，流言盛传，欧洲一位著名的神经外科医生已兼程赶赴中国照料毛泽东。不过全国目光的焦点已被转到另一位革命元老的死亡上，朱德刚过完九十大寿不久，就于七月初病逝北京。甫上任的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在朱德的追悼大会上宣读悼词，文中总结朱德身为解放军总司令、军事战略家、一九三○与一九四○年代红军创建者不平凡的一生。

不到三周之后，即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中国大陆发生前所未见的强烈地震，震央位于河北的唐山。唐山市转瞬之间就被夷为平地，唐山市西南六十哩处、甚至一百哩以外的北京市都受到地震的波及。唐山市毁于一旦，据事后官方的报导，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累计为二十四万二千人，严重受伤者共达十六万四千人。（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最初的估计远超过这一数字：死亡六十五万五千人，七十七万九千人受伤。）无论如何，这都是一场人间惨剧。中国为了奉行自力更生的激进精神，婉拒了国际与联合国的人道援助。中共发起全国性的救援行动，地震过后数日内，来自上海的五十六个医疗队率先抵达灾区。事实上，还有来自各省、自治区的无数医疗、救援队伍分别赶赴唐山市。人民解放军在灾后重建工作中扮演吃重的角色，多少洗刷了军队因文革期间残杀红卫兵以及军事领导人林彪叛国而遭玷污的负面形象。

中国灾后的复原，桥梁的重建，唐山煤矿的迅速复工，唐山钢铁厂矿炉的重新启用，种种表现在全国各地受到广泛讨论，且为人所津津乐道。九月一日召开的救援会议场合上，让华国锋能以“毛主席代表”的身分，利用唐山大地震从中获取政治利益。华国锋指出，紧随在大跃进运动之后一九六○年所爆发的天然灾害，被刘少奇、邓小平用来作为扩张自留地、开放自由市场、鼓励家庭生产和小型企业的藉口。在一九七六年，社会主义原则反而成为处理天灾的重要关键。饶富趣味的是，华国锋在此竟然还向毛泽东的权威乞灵，因为对传统中国史家而言，诸如地震、洪灾或是天上异象等自然剧变，通常是造成王朝更迭之政治动荡的先兆。当然，像这类民间迷信早已是历史的灰烬，然而当毛泽东在九月九日零时十分死于宿疾所引发的并发症，许多中国人必定会将这两个事件联在一起。

中共宣布，全国进入为时一个礼拜的悼念期，毛泽东的遗体将被存放在水晶棺之中，并置于“人民大会堂”内供广大民众瞻仰遗容。确实有三十万名群众前往凭吊，然而人民对于毛的与世长辞虽感到震惊，但却又默然不语，这不似群众对周恩来过世时的反应，内心迸发出激烈澎湃的情绪。来自世界各国的慰问与悼念纷纷传抵北京，其中唯一例外的是苏联，毛泽东逝世的消息被刊登在苏联《消息报》（lzvestia）第三页的下方，同时苏联也拒绝以“国家对国家”的层级致悼辞。不过中国方面也以“党对党”的方式并不恰当为由，婉拒了俄国的慰问之意。中央委员会的公开颂辞，以及华国锋于天安门广场毛泽东追悼大会上百万群众面前所发表的致词，无不颂扬毛泽东的非凡功绩，同时也不忘传达中央的政治讯息：他们称读毛泽东的伟大成就之一，就是镇压党内的“右派与左派机会主义者”，其中所罗列的长串名单，始于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而迄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邓小平。

中共中央委员会几乎是以强制的手段要求举国上下进入悼念期。中共中央下令，在九月十八日下午三点时刻，全国人民都要放下手边的工作，立正默哀三分钟。尽管中国大陆由东至西绵延三千哩，不过全中国不分时区皆以北京的时间为基准。同一时刻，所有的火车、轮船、军舰、工厂必须鸣笛三分钟。各个政府机关、工厂、矿区、军事单位、学校、人民公社、街坊组织的人员全员集合，聆听现场广播或观看北京纪念大会的电视转播。

由华国锋最后致悼辞，引起人民群众的瞩目，另一方面，激进派的文革集团领导人同样吸引了众人的目光。王洪文出任追悼大会的主席，张春桥则是追悼大会筹备委员会的领导。江青伴随着她与毛的小孩，以及毛与前妻所生的子女，出现在追悼大会上，显得十分醒目。镁光灯的焦距也捕抓到姚文元的身影。在动荡曲折的岁月里，最后却以突如其来的事件作为收场，在迅雷不及掩耳的情形下，华国锋于十月六日下令逮捕文革集团这四位激进派领导人，秘密羁押他们。他们被控搞“四人帮”反党集团，而不顾毛本人的警告阴谋篡权。

华国锋成功粉碎政敌的主要关键不在于他具备敏锐的政治洞察力，而是取决于北京重要军事领导人汪东兴在背后的支撑。汪东兴从离开贫穷的农村，于一九三三年加入江西苏区以来，就对毛忠心耿耿，长征期间是毛泽东的贴身警卫员，在延安与内战时期，亦均担任毛的护卫工作。一九四九年之后，汪东兴负责指挥“八三四一”（即中共中央警卫总团的番号）精锐部队，它的任务是保卫中共中央重要机关及特别指定的中央要员＊；汪东兴是“八三四一”部队的司令员，兼任中共中央军委警卫部长，权倾一时。“八三四一”部队承担逮捕和监禁一干文革受难干部如彭真、刘少奇、邓小平的任务。“八三四一”部队同时也负责戒护党的秘密档案，并在一九六七年强制占领北京地区的各大兵工厂与大学，以恢复此地的社会秩序。传言汪东兴本人曾参与粉碎林彪意图颠覆毛泽东权力的阴谋。同时，据闻汪东兴因深信华国锋是毛泽东嫡传继承人的不二人选，所以汪才于十月六日趁“四人帮”一同参加党的会议时将他们一网成擒。虽然有关汪东兴一生的真实面貌仍是隐晦不明，不过从他的权力本质与权力伸展的范围大致可以知悉，结合军人与秘密警察身分的共谋次级集团，依然是决定中国共产党内部权力争夺结果的核心角色。

十月、十一月，越来越多的指控加诸在文革集团四位激进领导人的身上，“四人帮”的称号在中国各地不胫而走。在每一本政治纪实书本内，他们几乎被指控犯下每一条可能的罪名，包括组织宗派活动攻击周恩来，捏造毛泽东的言论，为了安然脱罪而故意冲淡对林彪的批评力道，建构自己的军事力量，瓦解教育体系（伪造张铁生缴交空白试卷的故事），鼓动群众相互攻讦，以一种似是而非的口号如“误点的社会主义列车优于准点的修正主义列车”支持毫无效率的技术，攻击政府的干练之才，抨击大寨和大庆模式，破坏工业生产，阻扰地震的救灾工作，污饥华国锋，诋毁军事干部，出品反动影片，批评优秀的教师，妨碍对外贸易，领导青年人反抗马克思主义，为一己之私利用公安系统。在文革期间，这一集团的成员各个巧思罗织无数罪名来诬指中共党内的知名领导人与知识分子，如今他们饱尝相同的苦果。

＊译注：这相对也是一种对中共领导要员的监视。

那些因林彪倒台而失势的人现在可能会重新思索，然而他们并不被鼓励去公开提出质疑。因为在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华国锋继毛之后获提名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与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位。至此，华国锋已经集党、政、军三大权力于一身，而立于中国政府三大权力结构的巅峰。

一九七六年十月底，上海与北京两地逾一百万的中国人齐聚庆贺华主席时代的来临。十一月，华国锋为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上用以安置毛泽东遗体的纪念堂（译按，“毛泽东纪念堂”）举行奠基仪式。这座纪念堂正位处昔日紫禁城向外辐射的轴心点上，是举目向南方遥望的心脏地带，是中华帝国中心力量向城外之天下黎民百姓伸展的象征。现在，毛泽东那涂满药水的尸体所散发出的耀眼光芒，却成为一道藩篱，永远遮蔽了这一权力中枢的形象。

注释

注一：季辛吉（Henry Kissinger），《白宫岁月》（White House Years., Boston, 1979），页六八七。

注二：前揭书，页七三三。

注三：前揭书，页一一六○至一○六三：尼克森（Richard Nixon），《尼克森回忆锋》（RN: The Memoirs of Richard Nixon., New York, 1978），页五六0至五六四。

注四：〈季刊文献〉，《中国季刊》，第五十期，一九七二年四月，页四○一一。

注五：前引文，页三九二。

注六：李鸿永，《中国社主义国家机器转变中的干部体系》（"The Changing Cadre System in the Socialist State of China"），页二四六。（经作者廉允援用）

注七：〈季刊文献〉，《中国季刊》，第五十三期，一九七三年一月，页一九二至一九三。

注八：〈季刊文献〉，《中国季刊》，第五十四期。一九七三年四月，页四○八至四○九。

注九：〈季刊文献〉，《中国季刊》，第五十七期，一九七四年一月，页二○七至二○九。

注十：〈季刊文献〉，《中国季刊》，第五十八期，一九七四年四月，页四一二。

注十一：前引文，原文引自《北京评论》（Peking Review），第五期，一九七四年。

注十二：〈季刊文献〉，《中国季刊》。第五十六期，一九七三年十月，页八○九至八一○。

注十三：〈季刊文献〉，《中国季刊》，第五十八期，一九七四年四月，页四一四至四一五。

注十四：〈季刊文献〉，〈中国季刊》，第五十九期，一九七四年七月，页六四四。

注十五：布朗（Shannon Brown）,〈中国护取科技的计划〉（"China's Program of Technology Acquisition"），见饱瑞嘉主编，《中国的四个现代化》（China's Four Modernizations Boulder, Col., 1980），页一五九。

注十六：前引文，页一六三。

注十七：前引文，页一六一。有关“梁效”的文章与身分，见乐黛云与韦克曼，《迎向风基：一位中国革命妇女的漂泊之旅》，页三六二至三七五。

注十八：〈季刊文献〉，《中国季刊》，第六十五期，一九七六年三月，页一七○至一七一。

注十九：前引文。页一六八至一七三。

注二○：〈季刊文献〉，《中国季刊》，第六十六期，一九七六年六月，页四二三。注二一：前引文，页四三二。

注二二：〈季刊文献〉，《中国季刊》，第六十七期，一九七六年九月，页六○七，注二三：前引文，页六七三。

注二四 ：毕仰高（Lucien Bianco）等编，《中国：国际工人阶级运动参考书目字典》（La Chine: Dictionnaire bibll-ographlque du mouvement ouvrier international., Paris, 1985），页一六九。

23 再定义革命

四个现代化

毛泽东等领导人尸骨犹未寒，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又达到新的高潮。受到诽谤的邓小平识时务，在一九七六年春天离开北京，南下广州。邓小平在广州受到老资格军事领导干部许世友的保护，并详细规划他政治反击的每一步骤。许世友是一位强悍的军事领导干部，在未投靠共产党之前，曾是军阀吴佩孚麾下的一员。自一九三七年暴动之后，许世友就一直效忠于毛泽东，但许并不为四人帮或华国锋所接纳。在政治方面，更重要的是，许世友不但是广州军区司令员，还是华东地区的第二号强人，因为他曾担任南京军区司令员达十九年（一九五四至一九七三年）之久。南京军区统摄富庶的江苏、安徽与浙江三省。于是，许世友在一九七七年初受到广东省委书记的支持，开始压迫中央委员会让邓小平复出，许世友取得最后的胜利。一九七七年七月，邓小平东山再起，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以及政治局与军事委员会等职衔，而华国锋名义上仍是当时中共最高领导人。

邓小平与华国锋两人政治理念迥异，所以中国国内与外交政策在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年还看不出清楚的大方向，这也是不足为奇的。人民公社制度仍是农村社会的主要组织形态，农民若是过度热中于农副业的生产还是会招致批评或惩罚，工业部门则延续过去的运作模式，依赖政府僵化的经济计划，不过中国在高科技方面的发展还是取得重大的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举发展国内、国际空中航线，在河北省山海关（一六四四年多尔衮曾率军由此进入中国，以向明朝“报复”）附近的港口兴建一座巨型的干坞设备，完成第一艘五万吨级的油轮，铺设了一条联络日本的海底电缆。除此之外，中共还进行一连串的氢弹和其他核子试爆，并在一九七五年开始着手卫星发射的计划，同时进行研发中国自制的洲际弹道飞弹的发射系统（中共在一九八○年五月宣布成功试射弹道飞弹）。虽然与美国的经济交流成长缓慢，但中共已与日本签署一项金额高达一百亿美元的工业协定，两国合作共同开发渤海的石油。另一方面，中共亦扩大与英、法两国的商业往来，显示中国逐步迈向国际舞台。

在外交方面，中、苏之问的态势仍旧紧棚，特别是苏联对越南的援助持续升高，同时，在这个业已统一的国家，苏联所部署的海军军力亦逐渐增强。另一方面，越南本地攻击华侨的手段日趋暴戾，迫使许多越南华侨不得不抛家弃产，返回中国。不过中共积极支持高棉的波帕（Pol Pot）政权，不顾波帕政权“赤棉”（Khmer Rouge）的武装力量是以高压恐怖的手段控制着高棉的人民，而其残忍顽劣的程度更令世界各国发指。包括华国锋、邓小平在内，多位中共资深领导人都曾先后访问金边 （Phnom Penh），藉以凸显中国承认波帕政府是高棉的合法政权。由于水门事件后美国政局混沌未明，一九七二年〈上海公报〉签署以来所开启的中美关系新页依然踟跚不前，中、美并未全面提升两国的外交关系。不过卡特（Jimmy Carter）总统要求中美关系全面“正常化”的呼吁，却得到北京当局的正面回应，随后在一九七八年，美国国务卿范锡（Cyrus Vance）与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先后造访中国大陆。

在内政方面，中国在华国锋主席的领导下，仍然依循“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激进政策。华国锋声称，这是国家追求农业、工业、科技、国防等四个现代化目标真正的道路。一九七八年二月，华国锋把这种含糊暧昧的口号化为一项野心勃勃的十年计划，在这项计划中，预期将每年的工业产值提高百分之十，农业产值提高百分之四至百分之五。此时，邓小平策动文革受难干部的平反取得丰硕成果，也开始进行结合吸引外国资本、技术，派遣中国学生赴海外留学深造的现代化发展策略。一九七八年三月，于北京召开的“国家科学会议”期间，华国锋与邓小平双双莅会发表演讲，进一步推动了邓小平这项现代化发展策略。为了达成能源、电脑、雷射与太空科技、高能物理学和遗传学等优先项目的发展目标，中共提出八十万名科学研究人员的培训计划，以及整合新设立的研究发展中心。

随后数月内，中共提出发展八十八所“重点”大学的计划，透过严格的考试，筛选优秀的学生入学就读，中共还设立许多低阶的技术学院。学校在初期甄拔有天分的儿童，给予深造栽培。文革期间遭下放的科学家，现在一一召回，重返专业工作岗位。一九七八年三月通过的新宪法明文阐释，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仰赖科技专家，并给予这些科技专家发挥专长的机会。一九七八年期间，中国首度遴选四百八十名学生赴二十八个国家留学深造；一九七八年底正当中美关系正常化谈判加速进行之际，中国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Committee 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提出一长串高级科技人员训练的请求。尽管这些请求并未悉数获允，但从中共所提出的需求项目可知，科技训练是后毛泽东时代国家优先发展的重点项目。

这种种新政策正式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底中共所召开的关键会议“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中被提出，并获得中央委员会的政策认可。这次重要会议的召开，适逢四项重大外交政策与三项国内重大政策施行之后。在外交方面的大事是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Sino-Japanese Treaty of Peace and Friendship）（十月二十三日）；邓小平向外界宣称〈苏越友好合作条约〉（Soviet-Vietnamese Treaty of Friendship and Cooperation）对太平洋地区的和平繁荣是一种威胁（十一月八日）；中共对外宣布，美国与中国将于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起建立全面的外交关系，并在同年三月一日，双方互遣大使（十二月十五、十六日）：以及谴责越南支持“柬埔寨民族统一战线”（Kampuchean national united front）意图推翻波帕政权（同样是在十二月十六日）。在内政方面，重要事件有北京市委宣布，一九七六年四月因纪念周恩来逝世而发生的天安门抗议运动，完全是一种“革命的行动”（十一月十五日）；将冤错假狱的平反，往前溯及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运动期间的受害者（同样是在十一月十五日）；北京市内公开出现一张不寻常的大字报，指称毛泽东是四人帮的后台，因此毛必须为“天安门事件”及邓小平所遭受的迫害负责（大字报出现在十一月十九日）。

在三中全会上，即使是对四个现代化意涵的诠释依旧十分简略，不过有关四个现代化目标的呼吁声却已响彻云霄。三中全会总结认为：鉴于大规模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基本上已经胜利完成，因此“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一九七九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不过三中全会的决议，对于何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还是闪烁其辞。

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大幅度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注二）

这场深邃革命所面临的课题之一是，中国大陆境内依然存在“少数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不过中共此刻已有能力妥善处理这类问题。全会进一步指出，横在中国经济管理体制面前的一项艰钜挑战是“权力过于集中”的弊端。依据全会决议的措辞可以预见到，一场重大官僚管理结构的变革即将来临。除此之外，三中全会亦点明权力的运作“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生产单位的三大要素──即共产党、地方政府以及农村企业，彼此之间有一明确的分工与相互合作，以解决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等党政企职权不分的现象；并加强“管理人员”的权限和责任，落实考核、奖惩、升迁等制度。

至于农业政策方面，全会亦提出重要的观照点：

只有大力恢复和加快发展农业生产，坚决地、完整地执行农林牧副渔并举和“以粮为纲 全面发展，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方针，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才能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才能不断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注三）

在这段关键性的引言当中，重点摆在“副业”上面，因为地方在粮食、蔬果、畜牧、家禽的增长与市场化，经常被“左派”的计划官僚和干部抨击为顽固农民的“资本主义倾向”，而意欲加以铲除。其他诸如社员的小块自留地，全会也坚决宣布，“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在攸关农民切身利益的政策转变方面，全会亦建议国务院，粮食统购价格从一九七九年夏粮上市时提高百分之二十，超购的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价百分之五十。像这类粮食政策的转向，对全体中国人民的经济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全会也相应建议，农业机械、化肥、农药、农用塑胶与农用工业品的出厂价格和销售价格，在一九七九和一九八○年降低百分之十至十五。为了保护城市工人免于受到粮食波动的冲击，国家必须对农产品价格的提高而给予工人适当的补贴，以保障职工生活水平不致于因而下降。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所召开的三中全会还敦促致力于结合“集中主义”（centralism）与“人民民主”（people's democracy），以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功，三中全会同时也主张社会主义“法制”对维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果的重要性。全会暗示了中共即将到来的另一项重大制度革新，因为全会宣称，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它们必须同时“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注四）在欠缺独立司法审判条件的中国大陆，全会这类宣称的真正内涵要旨为何并不明朗，然而在三中全会上，中共已经开始承认，地方的商业创新与独立的生产活动（更不用说扩大与外国的接触）势必对司法裁判制度有不同的要求。满清政府当年受困于法律纠纷，西方各国把治外法权强加在中国身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了避免旧事重演，必须想出新的司法防卫措施。

三中全会的结论予人有事后诸葛之嫌，因为它说三中全会上的重要诤言，都是建立在毛泽东思想“不可磨灭的”伟大功勋基础上。三中全会也承认，毛泽东并非没有“缺点、错误”，不过要求一位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从来就不是毛泽东对自我评价的断言。对中国人民而言，基本的关键是要能“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注五）

十一届三中全会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闭幕。就在闭会前三天，即十二月十九日，总部设于华盛顿州西雅图市的“波音飞机制造公司”，其高级干部向外界宣布，中国未来将订购三架波音七四七巨型喷射客机。同样在十九日，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可口可乐公司”的总裁宣布，可口可乐公司已与中共达成商业协定，将于中国大陆销售可口可乐，并在上海设置装瓶工厂。

此后，诸般事件各循其道而发展。大批越南部队在耶诞节当日入侵高棉，意图赶走波帕政权。一九七九年元日一，中美依预定计划，宣布展开全面外交关系，而华盛顿也在此时正式终止与台湾的官方关系。一月二十八日，就在中央委员会下令停止歧视地主与富农子弟的同一天，邓小平飞抵华盛顿访问。抵达华府时，邓小平受到疯狂的群众与大批心急如焚的采访记者的夹道欢迎，邓小平访美的影象，亦透过人造卫星适时传送至中国大陆人民的电视荧幕中，这开了中共新闻史上的先例。在华盛顿期间，邓小平拜会了卡特总统与国会重量级领袖，并在“甘迺迪表演艺术中心”（Kennedy Center for the Performing Arts）接受美国人民的祝贺。邓小平还前往休斯顿的太空中心（the Space Center）参访，了解美国训练太空人的作业。接着，前往亚特兰大与西雅图两地，参观中国新的商业伙伴“可口可乐”与“波音”两家公司。之后，邓小平一行取道东京停留两日，并与日本首相短暂会晤之后，于二月八日返抵中国大陆。

对此新局势的发展，世人或许会忖思，时值此刻，中国自当倾其全力向全世界展现中国人爱好和平的性格，以鼓舞各国前往中国投资，并博取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信任。但是出乎世人意料，二月十七日，人民解放军大举横跨中越边界，开拔入侵越南北境。中共对外宣称，出兵越南旨在回应越南在中越边界的一连串挑衅举措，并阻止越南军队在高棉的军事行动，以及越南政府过度向苏联靠拢。人们同样可以见到，夸耀军力是中共进军越南的另一动机。随着国内经济成长课题被高度凸显，中共领导人决意向世人展示，中国除了关切农业改革、科技训练以及工业发展等在三中全会上所强调的议题之外，他们也不忘还有第四个现代化：国防。

第五个现代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与邓小平访美等重大事件，皆是发生在中国大陆学术思想氛围相对自由的环境中。逾二十年来，在中国，人人庶几噤若寒蝉，没人敢大肆批评国家对人民心灵的禁锢；即使是红卫兵运动也不例外，因为在红卫兵运动中往往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以另一个正统来攻讦既存的正统，以合理化毛泽东思想作为他们手中批判的武器。然而到了一九七八年十一、十二月期间，一方面受到天安门事件示威运动平反的鼓舞，另一方面鉴于中国逐渐向西方世界开放，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开始将思想形诸文字，并以大字报的形式把他们的看法贴在墙上，供来往行人阅读。其中最著名者莫过于北京市内紫禁城西翼区域，这一地带现在部分规划为博物馆与公园，部分则作为中共资深干部的府宅。因为某些大字报的用语十分直率大胆，而且传递的讯息更是考验中共对民主自由的忍受程度，所以北京这一地区遂成为中国闻名遐迩的“民主墙”。

民主墙运动的前身可以追溯至二十世纪的头十年，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如邹容、秋瑾向清廷的权威进行挑战，随后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在五四运动期间不断宣扬破除盲从迷信，极力抨击“封建”与“军阀宰制”等社会冥顽不化的价值体系。于一九三○年代和一九四○年代批判国民党与共产党思想苍白无力、箝制人心的那批知识分子，依然延续着这一批判传统，他们在百花齐放运动期间大呜大放，直言敢谏，乃至最后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中遭到无情的镇压。

在民主墙运动中，最初的先驱者是来自广州的三位红卫兵（李天正、陈一扬、王希哲）一九七四年间他们三人在广州市内的城墙上写下无数宣言。他们取自己真名当中的一个字，在大字报上署名“李一哲”，他们三人控诉社会主义的扭曲，肇致中国的贪污腐化，以及党内一小撮相互声援的官僚干部欺压人民群众。他们吁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保障中国公民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权利，容许中国公民保有自由写作的权利，并停止在低廉工资、超时工作的恶劣工作环境中，还要强迫中国人民跳“丑陋的忠字舞”。最后这三人的言论触怒了领导当局而进了监狱。

一九七八年，在国家控制的杂志期刊上出现新形态的文章。这些文章的焦点放在文革期间中国人所承受的恐惧和悲剧性经验，这种后来名之为“伤痕文学”的写作风格，激发了读者去争辩与探索中国过去历史和未来前景的动机。许多征兆似乎显示，中国新的文化宽松时期即将降临，其中包括吴晗的《海瑞罢官》以及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的《伽利略》（Galileo）等剧获准在北京上演。此外，中国大陆境内（远在云南的昆明）也曾以“比较宗教”这一长期以来被视为学术禁区的主题，召开一场学术会议，会中发很多篇有关佛教、道教、回教、基督教的学术论文。

在这次短暂的民主运劝中，用来表达知识分子思想的主要媒介是在墙上贴大字报，而大字报的内容有文章，也有诗歌，以及一些性质范围广泛的地下杂志，这类杂志通常都是由志趣相投的好友来运作，他们利用有限的编辑人力、难以取得的纸张以油印或复印的方式来出刊。仿若五四运动时代如雨后春笋般所涌现的新刊物、这些刊物的名称所唤起、再现的正是中国人心中郁积已久的情幸：《中国人权》、《探索》、《启蒙》、《四五论坛》、《秋实》、《科学》、《民主法制》、《群众参考消息》、《今天》、《北京之春》。这些杂志上所登载的部分诗歌，有的只是一种公开对即将跃上中国权力巅峰之新导人邓小平所作的政治颂辞，甚至不具任何美学上的意义。

邓小平

智佐笔帅，才继周公＊，

谈笑间，民安国静，

叹什么二落三起，

征途上怎无奸佞。（注六）

＊原注：一九七三至一九七四年的批孔运动期间，“周公”一名曾被用来影射周恩来。

有的诗歌则是直言谴责毛泽东对中国所造成的灾难，而将毛的统治与中国历史的专制王朝等同视之。

皇宫遥对主席堂，

一代导师百代亡，

层层阶梯堆白骨，

檐壁处处滴血浆。（注七）

但也有几位青年诗人受到民主运动的激荡，试图探索何以中共建政之后出版自由一直无法落实在他们自己身上、在他们所居处的世界。他们以为，这或许要归因于对出版自由的蓄意歪曲、爱恨交集，或者长久以来背离了阶级分析的视野，而无法从政治的范畴来思考出版自由的意义。这是崛起于民主运动、出类拔萃的诗人北岛的诗作，诗名为〈走吧〉：

走吧

落叶吹进深谷，

歌声却没有归宿。

走吧

冰上的月光，

已从河床上溢出。

走吧

眼睛望着同一块天空，心敲击着暮色的鼓。

走吧

我们没有失去记忆，

我们去寻找生命的湖。

走吧

路呵路，

飘满红罂粟。（注八）

这一时期所涌现的文章诗作中，以魏京生的作品最富浸染力。魏京生文章所展现的苍劲力道，部分肇因于他所揭示观念的冲击性，部分则源自他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五日贴在北京市内那张大字报所楬橥的“第五个现代化”宗旨。对共产党的领导阶层而言，包括声称四个现代化目标足以构成改造中国基石的邓小平在内，魏京生的呐喊不啻是一记当头棒喝。魏京生坚称，中国人民要现代化，首先就必须实行第五个现代化，否则其他四个现代化“不过是一个新的诺言”。对魏京生而言，第五个现代化就是民主，亦即“把权力交给劳动者全体来掌握”，而不是通过党国已腐化的代理人，将新的独裁政权强加在中国工人与农民身上。“什么是真正的民主？”魏京生在大字报上这样问道。那就是：“人民按他们的意愿选择为他们办事的代理人，按照他们的意愿和利益去办事，这才谈得上民主，并且他们必须有权力随时撒换这些代理人，以避免这些代理人以他们的名义欺厌人民。”（注九）

魏京生思路清晰，勇敢果决，昂扬激愤，正是新中国的声音。魏京生的父亲是赤忱的毛派革命分子，在党的官僚体系中拥有一份令人称羡的职位，魏京生生于一九五○年，从小在每日晚饭前即必须熟读毛主席的著作。文化革命期间，魏京生在就读的一所北京学校加入红卫兵组织，这所学校是在一九六○年中叶设立，专供高干子弟就读。嗣后，魏京生所属的红卫兵组织与忠于江青的敌对派系发生冲突。在遭拘捕并监禁四个月后，魏京生就利用父亲的管道在党的期刊上取得难见的材料，开始研读国际政治。魏京生后来加入解放军，在军中服役四年，之后被分配到电工的工作。魏京生一方面关注一九七六年四月的示威活动，另一方面正与一位西藏姑娘相恋，这位西藏姑娘的父亲曾遭受中共的政治迫害。魏京生于一九七八年时的著作，大体反映他对这段期间人生历练的情绪性控诉。

从魏京生的文章可以知悉，他是一位炽热的社会主义分子，他向往文化革命之初尚未退化成“独裁暴政”的时代。因为对魏京生而言，他在文革初始阶段目睹了中国人民团结一致所彰显的力量，他也看到人民为民主而奋斗所表现出的动能。魏京生与其他人一样，了解环绕在他周遭的中国人无不陷入可怕的贫穷状态，不过魏京生无法接受中国人命定要在贫穷的日子中挣扎的结果，因为他清楚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技能和丰饶的资源。魏京生勇于挑战列宁与毛泽东等人理论的基本假设。魏京生写道：民主并不似列宁编造的说词，仅仅只是社会发达的结果；它同时也是更高阶生产力发展得以存在的条件。“没有这个条件，社会将停滞不前，经济的增长也将遇到难以克服的障碍。”（注十）

这张在民主墙上贴出的大字报，分两期先后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和一九七九年一月登载在《探索》杂志上，嗣后魏京生更进一步推演他的思路逻辑。魏京生说道，我们只要看看中国各地的贫民区、泛滥的淫业（或者淫业的另一面向，即中共干部的性别歧视），以及恼人的贫穷、行乞现象无所不在，就足以证明共产党并未彻底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以欧洲十九世纪伟大社会小说（魏京生心中所想的或许是狄更斯〔Dickens〕、巴尔札克〔Balzac 〕、左拉〔Zola 〕？）来揭示、证明西方文明的腐败堕落，但这些小说中所描述的景象竟与中国今日的处境完全吻合；西方文明腐化的历史正悄悄地矗立在我们眼前。世界上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无一例外，也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而社会主义国家所吹嘘的集体主义却都不攻自破，因为这些国家不容许个人主义的独立存在。魏京生的结论是，今后，中国必须为追求过有意义生活的权利而奋斗。他更进一步主张，自由促进了国家的现代化。“我们不应再沦为奴隶了。”（注十一）

民主运动不能仅是纸上谈兵。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七日，二十八位青年人在天安门广场示威，抗议中国西南地区恶劣的生活与工作环境。虽然抗议人群寥寥可数，然而这群示威者却是代表五万名曾被下放至云南农村工作的青年人，说出他们被压抑的心声，他们甚至自十二月九日即进行罢工，抗议中共地方干部“践踏他们的人权”。（之所以选择在十二月九日这天举行罢工，或许是为了呼应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一群勇敢的民众游行进入北平市，抗议国民党的无能。）在另一场意外事件中，即一九七九年一月八日，成千上万被强迫下乡的群众蜂拥至北京示威游行，他们高举着“反饥饿”、“要民主，要人权”的标语。到了一月底，据估计逾三万名下放工人及其子女进入京城，他们在火车站周围搭营帐或是露宿街头，在冷冽的天候中大多数人仅有单薄的衣裳蔽体，无助地向政府的领导人乞怜，渴望他们能伸出援手。至少有八人在飕飕寒风中冻死。在上海，下放至农村插队落户的青年，集结游行进入该市，并包围上海的共产党市党部，长达数小时之久。在杭州，墙上的大字报不断要求“像人一样生活的权利”，并抗议住房严重短缺、一屋难求的窘境，往往使得年约三十或更年长的夫妻连单人房都难以觅得，更遑论保有个人的隐私权。在广州，抗议地下刊物弥漫全市，墙上的大字报里尽是要求中共当局重新审理一九七四年“李一哲”的案子。

就在邓小平前往华府前夕，有关政府预备镇压民主运动的传言即在一九七九年一月中旬逐渐浮现。人们似乎有理由相信，民主墙运动最初是受到邓小平暗中鼓动的，因为民主墙上有关现代化的论点，与邓小平的主张不谋而合，它们对华国锋与其他激进毛主义分子的批判或攻讦，亦与邓小平的立场相合。然而一旦民主墙运动走得太过头，逾越了共产党所能容忍的范围，邓小平绝不会手软。邓小平对民主运动的打击，令人回忆起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所采取的行动。当时毛泽东发动反右斗争，藉以粉碎他一手促成之百花齐放运动中令他难以忍受的杂音。邓小平当时是党的总书记，曾在一九五七年辅佐毛大力整肃中国的知识分子。

一九七九年反民主镇压行动中的头一个祭品，是一位名叫傅月华的年轻女子，她遭到中共拘捕，被指控煽动和组织下放知青至北京示威游行。傅月华曾有一段悲惨的岁月，她的婚姻破碎，单位领导又曾数度意图强暴她，最后在与领导发生龃龉之后失去工作。傅月华多方奔走，但投诉无门，或许是同病相怜之情油然而生，促使她转而去帮助请愿的民众。傅月华因“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被监禁二年。（刑期届满之后傅月华并未如期获释，反而被中共送至劳改营。中共从未公布傅月华的罪状以及遭受羁押的理由。）

随后中共进行大规模的逮捕，遭拘捕的人大多与地下刊物有牵连或是地下刊物的编辑。在政府政策急转弯的危殆气氛中，他们不仅被指控“破坏国家体制”，还被安上“支援外国人”的罪名，这使他们的活动几乎处在叛国罪的边缘。一九七九年三月底，魏京生已经写下数篇慷慨激昂的文章，其中有一篇更是直指邓小平无视于中国的需求，魏在其他文章中还揭露中国用来监禁高级政治犯监狱的实情，就在这个时候，魏京生遭中共逮捕并被拘留。魏京生不仅因文章内容触怒中共，还被依从事间谍活动、泄漏中越战争的机密给一位外国记者而遭起诉，魏被宣判有罪。服刑十五年。魏京生以从未接触任何机密资料为由，不服判决而向司法单位上诉，不过他的上诉被政府驳回。

以这类罪名来起诉魏京生反倒令中共十分难堪，因为中共原本预期中越战争是一场惩戒越南入侵高棉的局部行动，希望藉机向苏联和世界各国展示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劲旅，无奈战事的发展结果却让中共付出沉痛的代价。（中共军队的司令官正是邓小平两年前的保护者许世友，不过在这场战争中，许因指挥不力而遭降职处分。）历经惨重的伤亡以及后勤补给的困难之后，中共于一九七九年三月五日开始撤军，三月十六日中共军队悉数撒离越南战场。这时恰好是魏京生被捕的两周前。后续的情势进展，邓小平本人出面谴责民主运动逾越尺度，其余民主刊物也一个接着一个被中共勒令停刊，四月一日，除了少数公安监视下的地区之外，中共已明令禁止张贴大字报。到了一九七九年四月五日清明节这天，人们预期一九七六年当时的大规模示威活动会再度上演，然而现在中国民主运动的响应者似乎已筋疲力竭，无力再向中共进行反击，一九七九年的清明节就在一片静寂声中平淡度过。

无论如何，部分人士对于这场昙花一现的民主运动的反思相当透澈，他们警告政府，这场运动所释放出的能量是不会被完全扑灭的。一位在一九七九年五月被捕的知识分子就曾写道、他要为在中共政权统治下成长、并“自发地”起来挑战中共政权那批新中国的第二代抒发心声。他点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批判有两种形式：一种人相信中国共产党确实是失败了，因为中国共产党并未秉持马列主义的原则；另一种人则相信，中国共产党已经称得上是马列主义者的政党。对这第二种人而言，最可怕的正因为他是马列主义者，才会做出荒唐可笑、错误百出的事情。他相信，倘若知识分子能团结一心，民主运动不致遭受如此挫败，然而现在知识分子依旧四分五裂，他们不愿冒险再从事这种有趣的“新闻报导”，深怕此举会引起统治机器的大加挞伐。这场运动的主要成就是由那些年纪在二十至三十岁之间的人士所缔造的，这群“年轻的工人们从未上过大学”，他们仅有中等学校的学历。这位匿名的作者的结论是，这场运动已经展现了民主的潜在力量。纵使共产党与其所属的庞大官僚体系、军队武力如影随形，“他们也会发挥智慧，以一张张报纸，一篇篇文章，一声声呐喊，奋斗到底。”（注十二）

有些人则是舍弃政治分析的方式，而回归诗歌创作。就在一九七九年四月一日，中共宣布镇压民主运动之后，有目击者指出，一名年轻人迅速穿越在民主墙附近逗留的人群，不顾中共的禁令，在一度布满大字报的墙上贴上一首优美的诗歌，不说一句话就匆匆离开。这首诗的作者系以“凌冰”（Icicle）的笔名发表，诗名为〈给你……〉：

我的朋友，

分别的时刻已经临近，

再见了──民主墙，

我能对你说点什么呢？

说春天的寒冷，

说你像腊梅一样显得凋零？

不，还是说欢乐吧！

说明天的欢乐，

说纯净蓝色的天空，

说野外金黄的花朵，

说孩子透明的眼睛，

总之，我们要像男子汉一样分手，

你说对吗？（注十三）

台湾与经济特区

就在中国向美国敞开大门，以及民主运动积极分子挑战共产党的统治权威之际，台湾也迈入新的繁荣阶段，并积极重新追寻自己未来前途的定位。根据一九七九年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官方声明，中国共产党对外做出如下的宣称：

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曾经是阻碍中美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根据上海公报的精神，经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现在这个问题在中美两国之间得到解决，从而使中美两国人民热切期望的关系正常化得以实现。至于解决台湾归回祖国、完成国家统一的方式，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

但是美国政府声明的调子却与中共迥然相异，因为在美国官方声明中，另外提及有关台湾与美国外交关系的结束，以及台湾与美国共同防御条约的终止。美国的声明中也宣布，在与中国签订条约之后，美国将自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起，之后四个月内撤出在台湾的余留军事人员。有关台湾前途的问题方面，虽然美国与中国共同宣布，美国承认（recognized）“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声明的其他段落里美国也详细说明这对台湾的意义：

今后，美国人民和台湾人民将在没有官方政府代表机构，也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保持商务、文化和其他关系……。

美国深信，台湾人民将有一个和平与繁荣的未来。美国继续关心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并期望台湾问题将由中国人自己和平地加以解决。（注十四）

唯有台湾系属于中国的一部分，亦即作为暂时脱离母国的一个行省，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张“解决台湾归回祖国”是“中国的内政”的声明才有实质的意义。事实上，至今台湾仍宣称其政府代表全体中国人，而自一九四九年以降台湾的发展进程，以一种独树一帜的模式，使台湾蜕变成一个具备特殊经济、政治结构的独立社会。

中、美关系正常化之时，台湾的总人口数是一千七百一十万人，占中华人民共和国估算之九亿五千万人口的百分之一点八。但一九七九年当时台湾的人均国民生产毛额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六倍，一九五二至一九七九年间，台湾的人均国民生产毛额成长为百分之四百一十六。这样的非凡成就并非一蹴可几，最初，台湾的成长受惠于美国的大力协助，尤其是通过“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而农复会在一九五○年代的主要功能是督导土地减租、土地出售等计划的实施，以扶持台湾的自耕农。基本上这些计划的成功推展，裨益于台湾控制同四○年代中国大陆一般恶化的通货膨胀问题。把新、旧台币的兑换率固定为一比四万，台湾于一九四九年成功实施了货币改革政策（其结果不似一九四七年在中国大陆上金圆券改革的惨痛经验），而货币改革的成功，大部分归因于台湾领土面积比较小，所以能轻而易举地监督、管制黄金的交易。一九四九年约为百分之三千四百的通货膨胀率，迄至一九五○年已降低为百分之三○六，一九五一年为百分之六十六，而自一九五二年之后，下降为平均每年百分之八点八。截至一九六一年，台湾的通货膨胀率已降低至百分之三。

起初，台湾方面在控制通货膨胀时所运用的操作技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雷同。台湾政府把储蓄率固定为百分之十，并严格控制货币流通等政策，得以牢牢控制新货币的流量。在“耕者有其田”政策方针下，台湾政府把国营企业的股票分配给地主，以补偿其土地的损失；另一方面，佃农只要在十年内按照国家规定的定额缴交粮食，就授予佃农目前耕种土地的所有权。不过台湾是一党专政，权力是由追随蒋介石主导之国民党撤退至台湾的二百万大陆流亡者所垄断，是故在推动改革政策时并不存在相应所需的民主程序。

随着台湾农产品产量提高到能满足国内的需求时，政府开始致力于改变一八九五至一九四五年日据时代所建构以米、糖为主要出口产品的经济形态，转而以先进工业产品为出口的主要项目。政策转向所取得的傲人成就，特别是台湾的出口部门，可以见诸于下表的记载。一九六○年代的经济主力大部份集中在电子产品和其他技术先进的产品，不过在纺织品与橡胶、化学、塑胶方面亦有惊人的成长。一九七三至一九七四年的世界石油危机，导致过度仰赖石油进口的台湾经济饱受剧烈的冲击，然而在动荡时刻所实施的粮食价格贴补政策，再加上断然的货币措施，使得这场危机不至于酿成巨祸。

若以成长率来比较，台湾与实施五个五年计划时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致相当，但于后大跃进的经济混乱时期迅速超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嗣后于文化大革命的失序年代则遥遥领先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有关日本的数据显示，台湾在这段期间几乎赶上日本的成长速率。见下表。）

台湾政府尽量对可能损及其收支平衡的产品设下层层限制，尤其是奢侈品或直接与台湾制造业竞争的产品。反之，国家则通过价廉的出口产品，以及对位于“加工出口区”的企业进行特殊的经济协助，来积极拓展国外市场。第一个加工出口区在一九六○年创立于高雄港，同时，在美援的支持下，高雄港跃升成为一个货运吞吐量庞大的港口。直至一九六九年，又增设了两个加工出口区。在这些区域内，工业园区的行政事务是由一群有效率的官僚来进行管理，以免除政府的行政手续，此外，在园区内外国或台湾本地的企业均能享有减免租税，假若企业生产的产品完全以出口为导向，对于企业进口特殊机械设备，还得以享有免除关税的优惠。

即使一九七二年〈上海公报〉的签订，并未对台湾的经济荣景造成决定性的影响，但公报宣布之前未能事先知会蒋氏政府的作法，的确让台湾十分难堪。当台湾把这样的外交羞辱与台湾任联合国丧失席位联想在一起，愠怒与遭背弃的激愤之情达到沸腾。一九七一至一九七二年期间，台湾爆发反美的骚乱，加上对蒋氏政权的专擅、国民党政府代表性的阙如、生活领域中对个人自由的箝制等等的抗议，使得局势更加不安。蕴含在这种不满情绪之中的是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受压迫群体──一九四五年前即迁居该岛的汉人──其内心深处的无力感，以及他们对一九四九年之后自大陆撤退至台湾的外省人霸占权力位置的愤慨。在这两大群体之间，从婚姻形态到教育方式，都有相当的差异，而使得严重的暴力冲突可能一触即发。蒋氏政府唯恐动乱的蔓延可能进一步鼓舞尚属襁褓状态、却目标鲜明的台湾独立运动顺势坐大，而危及国民党的权力。国民党以绵密的警力与严厉的政治控制，若是有必要，再辅之以优势军力，来镇压内部的异议分子。中华人民共和国受困于本身内部的跌宕起伏，此时并无能力从中加深台湾岛内的裂痕，以遂行其政治目的。

无论如何，一九七九年卡特与邓小平二人达成关系正常化的协议，对台湾而言更具威胁，至少看在美国国内那些国民党支持者眼里是如此。蒋介石于一九七五年溘逝，蒋介石之子蒋经国继承台湾总统的职权，有人担心蒋经国欠缺统治台湾的必要威望。美国终止与台湾的所有官式外交关系，这意味着双方关系只能通过一在台北、另一在华府设立的两个“协会”来进行，尽管这两个协会的行政人员系由已不在其位的职业外交官充任。就台湾的支持者而言，特别令人惶惶不安的是美国政府预计在四个月内撤回台湾岛上的所有美方军事人员，终止美国与台湾的共同防御条约，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达成协议，不再提供台湾新式的防御武器，逐步减少对台湾的军售。

局势进展的结果导致美国国会于一九七九年四月通过〈台湾关系法〉（Taiwan Relations Act），在这项法案中，亲台势力藉由重申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反映出他们内心潜藏的忧虑，特别是该法案凸显“台湾的前途将通过和平方式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针对台湾所采取的任何“抵制或禁运”视同是对“西太平洋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再者，国会进一步强调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坚决反对会“危及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的任何诉诸武力的行为或其他强制性形式的能力。”真正令卡特总统感到欣慰的是，该法案声言美国将同时致力于“维护并促进全体台湾人民的人权”。（注十七）

台湾在一九七九年失去美国的外交承认，但是经济发展并未受到重创。反之，一九七九年是台湾经济发展最强劲的一年，国民生产毛额成长百分之二十点三，总值高达三百二十亿美元。尽管基于实用动机的考量，台湾降低对美贸易依赖的程度，但在同年，台湾与一百二十个国家的外贸总量成长了百分之三十一。台湾的外资总额亦成长迅速，从一九七八年的二亿一千三百万美元至一九七九年的三亿二千九百万美元，增加逾百分之五十。对进口石油过度依赖仍是台湾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台湾每日需进口石油三十八万桶，每年耗费逾二十亿美元；不过台湾核能发电能力的拓展，或多或少缓和了对进口石油过度依赖的问题。（一九八○年，台湾丧失了在“国际货币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席位，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取而代之，但这对台湾的经济发展并无明显的负面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也知道台湾经济的繁荣，他们渐渐认清，无论他们口中所发出的“统一”语汇是何等义正辞严，只要双方的经济落差过大，那么统一就没有指望。下表是一九七○年代中期上海与台北两地工人在食物、衣着、消费性产品方面购买能力的比较。该表显示，台北产品价格占工人所得的百份比，一般远低于上海。据此，台湾工人几乎人人拥有充足的购买能力，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却必须补贴城市居民的粮食支出。此外，再根据上海与台北每月家庭预算的比较，两地在粮食支出占全部所得百分比方面近乎相等，这意味着台北工人的购买力优于上海工人。虽然欠缺更严谨的统计数据支撑，但这样的结论亦是显而易见的。相较之下，台湾工人的所得支出比例大部分集中在住房与医疗照顾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所面对的挑战是，如何在短时间内采取适切的方法以实践四个现代化计划（“第五个”现代化当然不在考虑之列），而解决之道是让中国向国际金融圈开放。似乎是来自广东省的两批官员率先向邓小平提出设立“特区”的概念，藉以发展该省独特的经济资源。中国政治有许多层面是如此隐约晦涩，我们只能合理的推断，邓小平派遣这两人前往广东，表面上他们好像在为自己所属的省份争取有利的政策主张，其实却是呼应了邓小平本人的意图。邓小平于一九七九年四月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工作会议上大力阐扬特区的观念，此时中、越战争刚结束，国内示威抗议运动也趋于沉寂。于是，一组工作队前往南方沿海省份广东、福建两省，一九七九年七月，中央委员会提案设置四个“出口特区”。翌年，“出口特区”更名为“经济特区”，藉以进一步彰显特区所涵盖的广泛经济活动范围，或许这还有与台湾“加工出口区”加以区隔的用意。

经过慎重挑选的这四个地区，主要着眼点是这些地区比邻外国资本来源，且出入便利。珠海邻近澳门，深圳地处香港北方边界，汕头、厦门与台湾相望。十九世纪英国人使用罗马拼音方式所称之为“Swatow”（汕头）、“Amoy”（厦门），均是昔日大国强迫清廷开放的条约港口。挥之不去的帝国主义者幽灵容或带来些许的困扰，不过时移势易，今日中国领导人似乎有信心通过中国人强而有力的控制与监督，来避免外国人对这些地区的主宰。然而，这四个地区所提供给外国人和海外华人的优惠措施仍是十分可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针对外国投资者的企画内容建造所需的厂房提供受过训练（或许还包括服从性强以及并未从属于任何工会组织）、薪资低廉的劳动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亦提供优惠的税率和多项金融诱因，其中还包括该经济特区交通运输网络的建设。

投资者确实有所回应，但速度并不如中国人的预期，来的也不是中国人原先希冀的先进技术。中国劳动力的技术层次不符外国投资者的期望，官僚作风仍是行政运作的障碍，干部素质普遍低落。经济特区的确开始起飞，特别是深圳，它的发展几乎是其比邻高成长型之香港经济结构中次要部门的翻版，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计划官僚而言，经济特区崛起的代价所费不赀，因为计划官僚必须在经济特区投入远超过他们预期的庞大建设资金，构筑其他相关的配套制度。而且，深圳地区进口商品以惊人的速度成长，也令计划官僚感到詑异。同时，一连串的社会问题开始在经济特区浮现，例如港币的流通，黑市的产生，官僚的腐败，街头犯罪与操持淫业。中国政府高层领导人──其中部分领导人或许已警觉到隐伏在邓小平雄心万丈计划中的潜在问题──开始忧虑变革的速度与范围。

早在一九七九年七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即大声疾呼调整经济步调，重新关注农业部门，并建议谨慎、稳健处理四个现代化中其余三个领域的改革问题。资深的经济计划官僚陈云于一九七九年进入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稍后于翌年要求中国经济进入治理整顿时期。这项决策的理由之一是中共发现，纵然经济成长的预期荣景令人振奋，经济特区的潜在利润仍然可期，但一九七九至一九八○年中国的外贸逆差攀升至三十九亿美元，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庞大的贸易赤字。整合进由技术先进贸易国所构成的世界体系中，显然是一项代价昂贵的交易。

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迄今为止所揭露之最严重的贪污弊案，这类弊案的严重性程度容或有不同，但结局同样是沸沸扬扬。一名名叫王守信的共产党中级干部，与一群同样拥有党、政职务的同事于黑龙江省内供职，在超过七年时间的一连串贪渎案件中，至少盗用了国家财产五十三万六千元人民币。王守信的案子牵连甚广，涉及了她所管理的燃料公司与其相关的分配制度。这件案子引起了刘宾雁的兴趣，刘是中国当时最敏锐作家之一，曾于反右斗争与文化大革命运动期间因直言敢谏而遭受迫害。一九七○年代末，“调查报导”的专业素养往往被用来作为抒发不满贪官污吏民怨的管道，而刘宾雁则是把这样的角色发挥得淋漓尽致，纵使他身处于国家机制箝制出版事业的中国世界里。刘宾雁前往黑龙江省访问王守信单位里的人，试图爬梳这件案子的始末。题目为〈人妖之间〉、六十页的杰出报告文学，刊载于一九七九年九月的《人民文学》杂志上。由于这是一份“官方期刊”，中国共产党文化当局显然是认可刘宾雁对党内部份不肖干部的控诉。

在刘宾雁冷嘲热讽的描述中，王守信是一位“感情丰富、爱憎鲜明的女人。她手里这几万吨煤和九辆汽车，就是她的笔和墨，她每天书写着的抒情诗篇。”然而王守信所谱写的诗篇是用来为她自己的家人牟利，以及通过选择性的操纵与贿赂去迎合各级党员、干部所好。刘宾雁顺道提及，王守信其实并不特别，只是王的案子株连甚广而显得非比寻常。王守信仅是一个征候，一个不诚实的人，她的行为经年累月地包藏着“社会风气的败坏，非法活动的逐渐合法化，对于道德沦丧现象逐渐习以为常”。（注二○）假若王守信的确仅是一个先兆，并非是孤立的个案，那么中国向西方世界开放所带来的就不只是机会，接踵而至的还有数不尽的诱惑。

“实事求是”

一九七六年毛泽东过世后的四年间，中国经济政策的剧烈震荡，反映了中央政府内部邓小平与华国锋二人政策走向的深刻歧见。鉴于权力斗争的代价是如此高昂，而上层权力核心之中又欠缺和平转移权力的机制，因此不管是邓小平或华国锋，无不处心积虑地想要击垮对方。在这场权力赛局中，最后由邓小平胜出。

虽然表面上华国锋控制了中共权力结构中的职位，亦即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国务院总理以及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不过邓小平在党机器或是军队之中都拥有丰沛、坚实的人脉，又有学术界的菁英领袖以资奥援。华国锋是以毛本人挑选的接班人自居而逐步攀爬至权力的顶峰，然而随着四人帮的倒台，批评毛的声音也转趋公开化，华国锋猛然察觉对于他的权力巩固，毛泽东的遗泽并不见得有帮助。而且，一九七○年代末、一九八○年代初，邓小平就在卧薪尝胆、默默工作，伺机刻意羞辱华国锋。一九七六年取得权力之后，华国锋轻率鲁莽地对外宣称：“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拥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华反覆宣传所谓“两个凡是”的结果，令他和他的同党被冠上“两个凡是”的称号，不管他们系出自个人情感或者诩诩谢诙自得的心态，结果都在主张应纯化毛主义原则的过程中显得窒碍难行。邓小平则是高悬毛主义的口号──“实事求是”，兴致勃勃地在自己身上涂上实用主义的色彩，并进一步以简洁有力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命题，丰富毛泽东“实事求是”口号的意涵。

邓小平又藉着两位辅弼之士来巩固他挑战华国锋权威的成果。胡耀邦、赵紫阳这两位邓小平拔擢的干才，可谓革命的中坚，而不似四人帮那般声名狼藉。胡、赵虽然未接受革命萌芽之初的洗礼，不过他们二人的成长过程也都经历了中国过去半世纪以来各种不同层面的权力斗争。胡耀邦的年纪较长，胡于一九一五年在湖南一户贫困的农家出生。孩提时代，胡耀邦曾在命运多舛的秋收暴动中被征召支援毛泽东。一九三三年，胡在江西苏区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历经长征，尔后在延安时代与内战期间，于党内官僚体系中渐次获得拔擢，最后升任“共青团”第一书记的职位。文化革命时期，“共青团”被红卫兵视为夺权的潜在竞争对手，当时“共青团”是一个拥有三千万人的庞大组织，最后，胡耀邦在一九六六年被罢黜。一九七五年，胡耀邦复出担任极富盛名的“科学院”的党委书记，任职“科学院”期间，胡耀邦坚定捍卫科学研究，以及知识分子进行研究的权利，渐渐博得声誉。胡耀邦的谈话内容向来辛辣直率，中国人民在历经毛主义所灌输服务人群的陈腔滥调之后，胡耀邦的谈话总是令人有振聋发聩的作用。“科学院就是科学院，”胡耀邦曾说，“它不是生产院。它是从事研究的地方，不是种植甘蓝菜的地方。它不是一块马铃薯田，它是从事科学、自然科学研究的地方。”（注二一）一九七六年，胡耀邦与邓一同遭到整肃，一九七七年复出之后，胡步步高升，先后膺任“中央党校”校长、“中央委员会组织部”部长的职位。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底，胡耀邦进入政治局并被提名为党的总书记。一九八一年，华国锋失势后，所留下的中共中央主席的位置就由胡耀邦接任。

辅佐邓小平巩固权力的第二位干部是赵紫阳。赵紫阳的出身背景与历练途径不同于胡耀邦，但是赵紫阳也是一位卓越的行政干才，一位身经百战的政治领导。一九一九年，赵紫阳出生于河南一户地主人家，一九三二年，赵紫阳在学期间就加入了共青团的组织。十九岁正式成为共产党员，二次大战期间，赵紫阳担任游击根据地的领导干部，在困难重重的豫冀鲁边区从事游击活动。在一九四○年代，这块区域一如往昔，是盗匪黑帮滋生的沃土，例如林清在一八一三年策动的“八卦教叛乱”就是以此地为根据地。共产党夺权成功之后，赵紫阳转往广东供职，在广东的官僚体系中逐渐窜升，于一九六一年当上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为了迎合新的政治方向，在一九五○年代初大力推动土地改革政策；大跃进的经济失序过后，赵积极捍卫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制；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阶段，通过广州红卫兵的任派而成为领导人，直到一九六七年被更激进的红卫兵赶下台止。到了一九七○年代中期，赵紫阳一度于内蒙古供职，之后重返广州。此时，赵紫阳又再次展现他一贯的弹性因应作风，于一九七四年默许三位异议分子化名“李一哲”所张贴的大字报，然后再如同过去的行事般逮捕了这三位异议分子。

赵紫阳的仕途直到一九七五年转往四川膺任省委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职务后，才真正算是扶摇直上。四川自古就是物产富饶之地，一九七○年代中叶人口九千七百万，但在文革期间却饱尝社会失序、经济衰退之苦。狂热的激进干部在该省大力推动极端主义政策，导致农、工业破产，结果素有中国“粮仓”美誉之称的四川，竟然出现了数十年来首次粮食无法自给自足的现象。该省盘根错节的政治网络，纵使在林彪失势而其散落各地的羽翼纷遭翦除之后，四川的政治仍为林彪的嫡系所把持。

赵紫阳身为党委第一书记，必须处理这些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一九七六年底，赵开始实施一系列政策，扭转标志大跃进运动、文革十年浩劫刻痕的经济激进主义。赵紫阳极力主张扩大小块自留地的土地面积让农民耕作，允许四川省内公社土地的百分之十五由私人耕种，同时个人亦可以非管制性的价格把自留地生产的农作物送至市场出售。另外，赵紫阳又允许个别家庭从事“副业”贴补家用。随着个人经济活动创新所滋萌的新自由权利，致使农产品产量获得惊人的成长；一九七六至一九七九年间，四川省粮食作物的产量上涨了百分之二十四。

对于四川所属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运作方式，赵紫阳同样采取弹性作法。厂长被赋予实际的财务自主权，允许他们寻找管道进入市场，以及与其他部门合资兴办企业。工厂的留成利润可用于支付工人的奖金津贴，另一方面则严格管制工厂营运的开支。四川的工业生产在一九七六至一九七九的三年内，以不寻常的速度成长了百分之八十。于是盛传一句以“找”、赵押韵的顺口溜：“要吃粮，找紫阳”。邓小平也是四川人，于一九七七年重掌权柄的时刻，提名赵紫阳为政治局的候补委员，随后赵即受到不次拔擢：一九八○年二月，膺任政治局常务委员；一九八○年四月，晋升为中国的副总理；同年九月，取代华国锋担任总理一职。

于一九七八年从华国锋手中取得“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一职的邓小平，显然已在一九八○年达成他心中所立下的目标：中国国家机器三大部门的关键性职位现已被他本人和另外两位同党所牢牢控制。华国锋并未承担任何刑责，甚至还保有身为中央委员会普通委员的地位和尊严。但华国锋以毛泽东权力接班人身分自居来统治国家的机会已杳然无综，而强调突破旧时代框架的邓小平，正领导党人进行再评价毛泽东遗产的微妙工作。中共不愿目睹党的样威受到削弱，或不愿屈从于已遭官方打压之民主运动所立足的理论基础，但这样的考量又往往会让评毛的工作陷入左支右拙的窘境。党一方面陆续公布那些因批判毛在一九六○、七○年代一连串失误政策而造成可悲案件的人，另一方面则又坚称审判的正确性而迫害、甚且拷问、杀害他们。当时，中央委员会所主导的评毛决议案于一九八一年夏天完成。（译按，即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文中批评了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例如：毛认为资产阶级仍潜伏在共产党内，鼓动群众革命来反击修正主义，呼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中央委员会的最后评价，毛泽东是七分功、三分过，而且大部分的错误都是在他晚年犯下的。不过若是根据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便试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中央委员会总结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注二二）

随着政治斗争逐渐达成结论，国家机器控制下的新闻媒体开始报导着重于揭示中国地方创新的例证，凸显各式小型企业经营的活跃盛行。起初这种地方创新的经营方式十分谨慎低调，诚如一九八○年一对年老夫妻的故事，他们经营一家小型旅社已有数十载之久。这对夫妻所经营的“天义宾馆”（音）小旅社，专供前往北京的农民与住不起普通旅馆的贫穷百姓住宿，宾馆里一个“炕”，可睡八个人。当女性客人与店家的妻子同床时，她的丈夫就去与炕上的人一起睡。三十年下来，这对夫妻就靠着这种克难的方式照料了四万六千名客人，在诡谲多变的政治气候里，这样的故事显然是微不足道、容易被人遗忘。这样的经营方式并未使这对夫妻被贴上“资本家”的标签，根据共产党所属媒体的评述，因为这对夫妻总是“依靠自己的劳力，而非剥削他人”。（注二三）

在另一则广为流传的故事里，四川成都近郊的几户农家因“勤奋劳动而发财致富”。这些农户通过“责任制”承包了一小块公社土地来耕作。超过国家收购额度的所有农作物产品则运往地方上的市场出售。农民的副业包括养蚕织丝卖给公社，豢养猪只出售。农户从事副业每年所得可达七百美元，有鉴于四川省内富有公社每年人均收入是一百六十美元，而四川全省的平均所得是五十五美元，“责任制”代表了富庶繁荣的新契机。到了是年年底，像这类农村商业成功的故事已是司空见惯。在这类故事情节里，点缀其中的是一小撮地方干部所扮演的恶棍角色，这些人不是拘泥于食古不化的官僚流程，就是经年累月地埋首于文牍作业。

置身在这种令人心醉神驰的独立创业氛围里，于文革期间曾蒙遭谤誉的党领导人刘少奇，过去加诸在他身上的所有不白冤屈在这个时候皆得以昭雪。刘少奇本人已在一九六九年病殁，据传他系死于肺炎；但刘的遗孀、曾于大跃进后期加入调查工作队而让毛泽东恼怒不已的王光美，于今仍然健在，故能亲耳聆听到恢复其先夫名誉的演说。现今年轻一代的党员对于平反刘少奇案的观感，必然与昔日其父母辈乍听党对刘少奇做出指控时的心情同感困惑。自从刘少奇蒙受不白之冤之后，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员额已成长一倍，总人数从一九六六年的一千八百万提高至一九八○年的三千八百万，是故党内有半数的党员，其一生的党内生活皆沉浸在刘少奇是“叛徒、内奸、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信念之中。然而一如一九七一年随着林彪罹难经过的传开，党的信用再度濒临破产。

在一九八○年这段过渡期间，时机有利于让四人帮一干人下狱。一九八○年期间，有关审判四人帮的传言甚嚣尘上，但一一被证实是纯属虚构，所以四人帮成员不愿俯首认罪的说法不腔而走。四人帮以这种不妥协的态度，颠覆了传统的正义观──唯有坦承有罪的人才能被审判。不过至少在一九八○年十一月底，法院开始着手审理之前的三十五个案件。其中一例是有关费孝通的案子，他曾于一九五七年被烙上“右派分子”的罪印，但这项指控终于在一九八○年获得昭雪。这位社会学家二十三年来都无法刊登只字片语，他得到平反，被象征性地挪移用来裁定毛泽东那批极端主义追随者的罪愆。虽然基于涉及“国家机密”的理由，禁止外国记者实地采访法庭的审讯，但审判四人帮过程的片段却每天透过国家电视台的频道向中国广大人民播放。列为被告者总计有十人：四人帮、被控共同参与林彪阴谋的五名高阶将官（译按，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较），以及先前毛泽东倚重的秘书、意识形态专家、曾是文革初期的激进派健将陈伯达。

对于这场审判，全国与国际瞩目的焦点均集中在四人帮身上，他们被指控在文革期间让为数约三万四千八百人惨遭“迫害致死”，同时总计有七十二万九千五百一十一人在四人帮掌权期间蒙受“诬陷与迫害”。正当审讯的重点集中在一九六○年代末、一九七○年代初四人帮所犯的罪孽时，检察官突然一改对四人帮痛加批判的作法，转而从遥远的历史过去中挖掘（或罗织）罪状，以降低审判四人帮的政治色彩。例如，江青被控在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年间与国民党合作，并把地下党员的名单泄漏给蒋介石的警察。同样地，张春桥被控于一九三○年代中期曾加入“蓝衣社”组织，而且在一九四○年代初抵达延安之后，张春桥仍在秘密为国民党工作。姚文元被控隐匿了他的家庭先后五代曾是浙江地主阶级这个事实，他还是国民党秘密警察高阶官员的义子。四人帮当中最年轻的王洪文，并未经历过曩昔革命时代的动荡岁月，他被控在韩战中以欺瞒的手段调换任务，从信号员摇身一变，成为乐队中的号手。

在审讯毛的遗孀江青期间，她目中无人，向证人咆哮，怒称审判长是“法西斯主义者、国民党员”，要求即刻从法庭中释放。江青坚持她的辩白，即她在文革期间的所作所为皆是毛泽东所认可，而她只不过是恪遵毛的意志。张春桥在整个审讯过程中保持缄默，拒绝回答检察官所提出的任何问题。其余被告大体显得较为驯服，这显然是受到长年监禁的煎熬而筋疲力竭的结果。然而这场审判并未让观察者对中国已回归法治的论断产生信心。事实上，纵使中国人乐见这群先前的领导人受到应有的果报，不过这场审判对他们而言，无疑是一场令人瞠目结舌的奇景。

在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的正式宣判中，四人帮之中最顽固的江青与张春桥，被判处死刑，但缓刑两年，俾使他们“侮改”，因而使江、张二人免遭处决。王洪文被判处终身监禁；姚文元获判八年徒刑。陈伯达与其余五名军官被判六到八年不等的徒刑。

随着审判的终结与华国锋的倒台，中国的极左政治年代似乎已告结束。新时代的降临，复因刘少奇冤案获得昭雪，甚至若干一九二○年代末、一九三○年代初党的领导人如瞿秋白、李立三从长久以来的诬衊中获得平反而更为彰显。党内领导人于今似乎已觉醒，假若他们意欲重建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他们就必须同时反省党自身过去的历史教训。

注释

注一：饱瑞嘉编，《中国的四个现代化》，页一七○。

注二：〈季刊文献〉，〈中国季刊》。第七十七期，一九七九年三月，页一六八。

注三：前揭书，页一七○。

注四：前揭书，页一七二。

注五：前揭书，页一七三。

注六：古德曼（David Goodman）编，《北京街头之声：中国民主运动的诗抄与政治》（Beijing Street Voices: The Poetry and Politics of China's Democracy Movement., London, 1981），页七九。

注七：前揭书，页九五。

注八：北岛着，杜博妮译，《八月梦游人》（The August Sleepwalker., London: Anvil Press, 1988）。页三四。

注九：司马晋（James Seymour），《第五个现代化：中国的人权运动，一九七八至一九七九年》（The Fifth Modernization: China's Human Rights Movement, 1978-1979., Stanfordville, N.Y., 1980）。页五二。

注十：前揭书，页五四。

注十一：前揭书，页六三至六四、六九。

注十二：前揭书，页一四二。

注十三：前揭书，页一二二。

注十四：《中国季刊》，第七十七期，一九七九年三月，页二一六。

注十五：熊纷（James C.Hsiung）编，《一九五○至一九八○年的台湾经验：当代中华民国》（The Taiwan Experience, 1950-1980: Contemporary Republic of China., New York, 1981），页一三二。

注十六：同前注。

注十七：前揭书，页四三七。

注十八：尼库姆（James E.Nickum）、萨克（David C.Schak）,〈上海与姜湾的生活水准与经济发展〉（"Living Standard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hanghai and Taiwan"），《中国季刊》，第七十七期，一九七九年，页四○。（摘取部分比较选项）

注十九：前揭文?页四二。

注二○：刘宾雁着，林培瑞（Perry Link）编译，《〈人妖之问〉以及后毛中国其他故事和报告文学》（"People or Monsters? " and Other Stories and Reportage from China after Mao.,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3），页二三、五一。

注二一：毕仰高等编，《中国：国际工人阶级运动参考书目字典》，页二四六。

注二二：黎安友（Andrew Nathan），《中国的民主》（Chinese Democracy., New York. 1985），页一○三。注二三：《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一九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24 浏权力圈层

十亿人口

到了一九八一年，尽管中共领导阶层对于经济改革的适当幅度仍然有异见，但是他们却有个共识：假使没有一套严格的人口控制计划，中国将步入一些开发中国家的后尘，陷入饥不择食的惨境。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以来曾做过两次人口统计调查，一九五三年的普查结果显示，中国总人口数是五亿八千二百六十万人；一九六四年的调查为六亿九千四百六十万人。但这两次人口统计调查并不精细，领导阶层深知，为了制定完善的人口计划，有必要知道确实的总人口数以及人口成长速度。于是，中共又订下另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目标日期：一九八二年七月一日。

人口普查的结果证实了中国人口统计学家与计划官僚的预估：中国的总人口数已逾十亿人。虽然国外的人口统计学家曾质疑若干中共学者、官员所使用的调查方法，尤其是人口总数与预计值似乎太过于契合，但大体说来，此一数据是可信的。这次人口普查的工作是在联合国所属人口统计专家的建议下而展开的，并经过几个月的详细筹画；人口资料是由五百万人口调查员搜集而来，并透过二十九部大型电脑来综整归类。最后取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人口数是十亿八百一十七万五千二百八十八人，一般认为这个数据已是尽可能求其精确了。由于在政治上，北京把台湾当成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包括台湾、香港、澳门三地人口在内，中国的总人口数为十亿三千一百八十八万二千五百一十一人。

一九八二年人口普查的结果凸出中国人口结构的年轻化。约有六千万的女性属于三十岁年龄层，而属于二十岁年龄层则有八千万，十至二十岁之间（即将迈入或已届适婚年龄）的女性总计一亿二千五百万人。（见右表）除此之外，预期寿命值（life expectancy）亦大幅提高。

这个庞大的潜在生育人口迫使主张采取强硬家庭计划政策的人更是焦急。从中共建政以来，有关家庭计划实施与否这一问题，社会主义的乐观派与“马尔萨斯主义者”（Malthusian）＊之“人口饱和法则”（law of population limitation）悲观论点之间一直相持不下，乐观派认为社会主义将带给人类生活最激烈的变革，而马尔萨斯主义者则不抱此希望。一九五○年代之初，若干中国最富洞察力的经济学家就已提出警告，如果漠视全国总人口数的成长趋势，将使国家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有许多征兆支持此一结论：一九五○年新颁布的婚姻法允许女性、男性均得与其配偶仳离而另行再婚；由于公共卫生改善，婴儿的死亡率降低；饮食品质与老人医疗服务的改善有助于提高预期寿命值；修道院与女修道院的关闭；严禁卖淫使得更多女性投入“婚姻市场”；中国人以多子多孙象征家族兴盛以及香火绵延的传统观念。

＊原注：根据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一七六六──一八三四年）在《人口论》（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一七九八年）一书中的雅论，当一国的人口成长连度超过可用资源的限制时，它注定要受到饥荒、疾病、战争或其他灾祸的制约。几乎在同时的乾隆晚期，儒者洪亮吉亦提出类似的警语，快速的人口成长可能会斫伤中国。

这些警告促成了一九五三年之生育控制与堕胎等相关法令的通过，以及一九五四年之生育控制研究小组的成立。一九五六年，周恩来敦促限制女性生育的胎数。不过宣扬此一观点的知名经济学家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中纷遭整肃（周恩来仍保有权位），而且在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等政治挂帅的极端主义年代，也没有人敢轻言分析或主张限制中国人口的成长。整个一九六○年代与一九七○年代初，许多家庭有五六个小孩。要不是中国在后大跃进时期经历了大饥荒，而且恶劣的健康条件亦席卷了所谓的“少数民族”地区以及农村的贫穷地带，中国的总人口数的成长恐怕还会更快。

尽管一九七四年中国的发言人在国际会议上仍然向听众保证，“人口爆炸”理论是“列强所兜售的谬论”（注二），不过政府已经开始着手透过大众宣传机器与生育控制方法的传授来遏止人口的成长趋势。中国妇女的受孕率已从一九七四年的百分之四点二降至一九七六年的百分之三点二，一九八○年降至百分之二点二。一九八○年九月，当时仍是政府重要政策发言人的华国锋，在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报告时表示，除了少数民族之外，所有的家庭必须实行一胎化政策，同时把家庭计划纳入中国的长程发展策略之中。

华国锋发表演讲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布了修正后的婚姻法，条文中规定男性的结婚年龄不得早于二十二足岁，女性不得早于二十足岁。（一九五○年婚姻法的规定分别为二十岁与十八岁。）由于政府鼓励晚婚，所以男、女结婚的实际年龄应比新婚姻法中的规定更为年长。这项法律条文的意义在于确立正在提倡的“晚婚晚育”政策，并防止早婚的现象。这一法律对女性初婚年龄的建议是二十四岁，头胎（同时理想上也是最后一胎）的生育年龄是二十五岁。

为了加强华国锋演讲的效果，“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指出，根据一九八一年期间所做的生育研究显示，将近六百万的婴儿系出生在已有一个小孩的家庭中，这个现象显然威胁到一个家庭只生一个小孩的政策主张。结果，政府为了严格执行一胎化政策，强制在生产头胎的女性身体中植入避孕器，强迫对生过第二胎的丈夫或太太进行节育。各省被强制指定进行结扎人数的额度，然后省再将这些额度分摊给各县市去执行，而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有不少妇女被迫堕胎。其次。许多党干部在与农户签订土地承包契约时，均会要求附带签订第二个契约，强迫农户在耕种这块土地期间不得生育小孩。假若农户有了小孩，他们将会被处以罚款或被剥夺耕种这块土地的权利。根据报导，一旦节育队进入农村，当地的夫妻便闻风逃离村子，甚至有些执行节育政策的干部觉得生命受到威胁而要求军队保护。一九八一年九月至一九八二年十月期间，总计有一千六百四十万的女性透过输卵管结扎手术、四百万的男性经由输精管切除手术来进行节育。（注三）

有若干研究分析建议，另一种摆脱人口过剩困境的方法就是鼓励不婚。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就有部分女性循此径，她们成立类似“姊妹会”的组织一起生活，共同分享她们的劳动所得以及就业的机会，而她们独立自主的勇气通常是建立在对佛教的信仰之上。不过从一九八二年人口普查所发展出的另一组数据清晰显示，婚姻的归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位妇女内心的渴望。所以，女性的结婚率也高于男性。在清朝与民国时期，许多赤贫的男性由于经济因素孑然一身，而朱门富室的男人却拥有三妻四妾，贫无立锥之地者溺杀女婴的行径不胜枚举，对穷苦家庭而言，适婚女性根本没有任何价值。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之后的社会变迁改变了此类行为模式，二、三十岁年龄层的男女比例达到一○二至一○七比一○○，但仍然有一些男人纵使有意，也无法讨得一房媳妇。

当中国的计划者正在拼凑出新的人口控制方案时，还有许多其他因素须谨慎以对，其中有五大方面：整个中国的农业可耕地面积，整个中国人口寿命结构的轮廓，城乡的均衡，劳动力的特质，以及人民的教育水准。关于这五方面，一九八二年的人口普查提供我们新的、饶富深意的细节资料。

首先，就人均农业耕作土地面积而言，中国比起世界其他国家更为不利，所以没有多少空间可供富想像力的规划。中国的领土面积虽大于美国（九亿六千万公顷＊比九亿三千万公顷），但耕作面积仅达美国的一半（一九七○年代末为九千九百万公顷比一亿八千六百万公顷）。可耕种面积相对狭小，再加上中国庞大的人口，导致中国的人均耕作土地面积仅有零点二五英亩，而在美国则有二点一○英亩。而且，中国的可耕作土地在大跃进前夕达到高峰，之后便开始缓慢减少。这得归咎于政府的许多决策，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效应，例如森林的砍伐毫无节制，水力发电用水坝的建造欠缺通盘规划，以及大量的工业污染；其次则是由于新的住房、工厂、公路、铁路的兴建对农业用地产生排挤效应。虽然农作物新品种的选择、集约且有效的土地利用、化学肥料的喷洒，均有助于抵销农业用地缩减的效应，但可耕地面积逐渐减少，而农民仍仰赖体力劳动在耕种，这确实是一种警讯。不过在可耕地面积相对狭小的既定条件下，这也意味着新的农业诱因机制的确成功地促进生产力的提高。下表数据正可以清晰说明这一发展过程的梗概。

＊原注：一公顷约干于二点四七英亩。

其次，最具危险性之传染病、寄生虫疾病在中国被根除或有效控制，中国人口的寿命随之迅速提高。截至一九八二年，中国城市所有死亡人口中逾百分之六十三是死于脑部疾病（如中风）、心脏疾病、恶性肿瘤（如癌症），而在农村死于这三种疾病者占所有死亡人数的百分之五十三。呼吸疾病是镇（百分之八点七）与县（百分之十一点五）第四常见的疾病杀手。这部分得归功于疾病防治的成效，到了一九八一年，中国人的预期寿命值，城市是六十九岁，农村是六十五岁半。（一九五七年，男性是六十三岁半与五十九点二五岁，女性是六十三岁与五十九点七五岁。）

第三点是城乡的均衡，中国的人口结构显然逐渐朝向城市化的方向发展。但相对于其他开发中国家，中国的过程似乎较为缓慢，这是因为中共透过户籍登记制度，警力的严格监控，依据户籍所在地进行粮食、衣服的配给，强迫成千上万的城市青年（以及右派知识分子、遭受整肃的干部）下乡等政策来控制人口的流动。尽管中共官方在文革期间确实已成功地在城乡之间筑起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但若思及中国人口的数量，那中国大陆城乡人口组成结构的转变不可不谓剧烈。在所有均衡项目调查中，一九八二年的普查凸显出区域人口分布的失衡。例如，某些贫穷地区婴儿在四岁之前的死亡率，是具备较佳医疗条件之城市的六倍。

第四个关键因素是中国的劳动力，它同样是中国必须加以正视的严苛挑战。相较于日本或美国的工人，中国的劳动力存在着就业早、退休早的特质。根据一九八二年的人口调查，中国总劳动力之中有百分之十八点零九是属于十五至十九岁的年龄层。（反之，仅有百分之三点二五的日本工人、百分之七点九四的美国工人是属于同一范畴。）这些年轻的工人往后均没有机会再接受更高阶的教育。因为在中国总人口的年龄曲线中，仅有百分之三十八点一五的劳动力是属于三十五岁至六十岁的年龄层，然而可以预见的，这一年龄层的工人经验丰富，具责任感、能力佳。（相对而言，日本是百分之五十三点五七，美国是百分之五十四点四一。）一九八二年期间，中国的劳动力总计五亿二千一百五十万人，其中百分之五十六点三是男性，百分之四十三点七是女性。男性工人大体集中在体力劳动的职业如建筑业（其中百分之八十一点一三是男性），或是采矿业、木材工业（其中百分之八十点六四是男性）。虽然女性也有平等受教育的机会，但中国人所谓的“政府部门、党与群众组织”的职位，其工作性质并非强调体力劳动，同样被男性所垄断，男性总计占有这类职位的百分之七十九点五五，而在这类职业中由女性出任的职位，位阶通常是属于较低层次的。如同在基本农业劳动方面，从事餐饮业、商业、公用事业与街道邻里服务的男女性别比例大致相等。

这次人口调查也记录了所有劳动人口中教育程度偏低的现象，这令许多观察者感到震惊，特别是那些相信中国人所大力宣传文盲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绝迹之论调的西方人士。仅有百分之零点八七的中国劳动力接受过大专教育，百分之十点五四曾进入高中就读，百分之二十六上过初中，百分之三十四点三八在受过小学教育之后就辍学，而有百分之二十八点二是属于分类中的“文盲或半文盲”。

根据这次人口调查所计算出的各种数据令人怵目惊心，另一方面也使各种类型的分析得以进行，中共领导阶层似乎无法平静接受这项事实：自一九四九年“解放”以来，已过了三十三个年头，全国农民的教育水准依然无法超越小学教育的门槛。更令人难以释怀的，在所有中国的官潦与党的干部之中，仍有百分之二十六点九六未能超过小学教育程度，百分之四十二点七八仅达初中教育程度。其余只有百分之二十一点八七完成高中教育，百分之五点八五曾接受过大专教育。这样的数据在游击作战的群众动员时代，以及土地改革之初、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阶段可能无关宏旨，然而处于中国野心勃勃意欲达成四个现代化目标的新环境中，这样的数据恐怕只会挫伤中共雄心万丈的锐气。

一九八○年代的政府

到了一九八○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开始面对许多新的任务：控制十亿人口，处理价值上兆人民币的国外合约，全面重建经济体制，复原被捣毁的学校、大学使学术与科学的研究能符合国际标准。但现今治理中国的政府结构却杂乱无章，充斥着叠床架屋、相互矛盾的弊端，不足以回应中国所面临的艰钜挑战。更何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之后，其政府曾在短时间内遭逢彻头彻尾的撼动。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两阶段即是最显明的例证，同时，其他事件的爆发亦暴露出中共领导阶层间对若干根本性政治、经济或思想议题，存在着深刻的歧见：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四年高岗与饶漱石事件的危机，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运动，一九六四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争论，一九七一年的林彪之死，一九七六年的整肃邓小平与逮捕四人帮，一九七八年三中全会所象征的政策剧烈转折。在这些事件之中，尖锐的论辩、下台、逮捕、死亡的情节，在在凸显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本身即是凌驾于法律之上，不容许有公开或公正的场域来宣泄民瘼，也缺乏有效的机制使权力和平转移的一党专政国家。为了理解在制衡机制阙如、各种力量相互冲撞的情形下，任何领导人都难以施行特殊的改革策略或方案，值得我们先看看一九八○年代初的政府轮廓。

在中国权力金字塔顶端，是由二十五至三十人所组成的统治集团，而在这轮替更迭的权力集团中，除一人之外，其余均系男性＊。这一统治集团不能单以形式上的权力位阶加以辨识，它的组成分子不必然有相应的官职或头衔。读者必须熟悉中国的政治运作，才能了解谁在这个权力圈里头──这些人大都在位处北京紫禁城之西、警卫森严的“中南海”内生活或办公。（注七）

这个统治集团之中又可归纳出四种类型的领导人。第一类是四到五位党的“元老”＊＊，他们经验丰富，威望崇高，即使他们的官职并不相称，不过他们的意见往往十分受重视。他们与其他资深的党、军同志均时有往来、交情深厚，难以抹灭的革命历史记忆魂牵梦系，深烙于他们的脑海，基本上，这群人是重大政策的决策关键。第二种类型的领导人是指被公认为“最高领导人”的领袖，他们的人脉关系与历练几乎是全面的，他们在党内极具威望，是故，即使他们的观点并不总是让人认可，但却无法被轻忽。自从一九七八年以降，华国锋垮台之后，邓小平无疑是这类型的领导人。尽管邓小平并没有毛泽东般的历史光环，而且本人还两度（一九六六与一九七六年）蒙受整肃与遭到公开诋毁。但是邓小平从早期法国勤工俭学的历练，中经江西苏维埃时期、长征，乃至延安时代，这段革命历程仍然称得上完美无瑕、光彩耀目。更何况，邓小平长年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的总书记，之后又是“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这样的政治阅历使他能积累庞大的人际关系网络，永远都是他的资产。

权力核心集团的第三类领导人是一群所谓的“技术官僚”，他们所受过的教育训练有益于统治集团做出行之有效的政策决定；其中又以经济、工程、军事、宣传及国内安全等专业领域方面最为重要。这类领导人的身分可能是政治局的常委、国务院的总理或副总理之一、解放军或其他军事部门的领导干部，或者是重要部、委的首长。这些机关也提供了权力核心集团第四类领导人养成的处所：即所谓的“通才型”领导人，广泛的政治历练使他们能超越特殊利益的囿限，熟谙长程的政策规划。到一九八○年代中期为止，最能代表这类型领导人物者要属赵紫阳、胡耀邦，以及年纪较轻的李鹏──此人曾负责统筹中共的电力政策。

这群领导人必须处理的问题十分庞杂繁复，这意味着他们并无法凭一己之力，独立处理这些形形色色的问题，在延安时期、内战期间，或一九五○年代的经济与技术草创阶段，情形也是如此。因此到了一九八○年代，统治集团必须逐渐依赖由研究机构和个别技术专家所构成之知识网络，而领导人的个人威望亦时常投射于环绕他身旁的辅佐系统所形成之盘根错节的结丛上；此外，在国家政策的评估与制定方面，又有四个部门与领导人的互动最为密切：“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财政部”。这四个竞相吸收优秀、具备科技训练背景研究生的部委，它们的地位超越其他政府部门，同时领导人也殷切期待他们能跳脱本位主义，制定超越其他部门利益的政策计划，以及政策可行性的评估。诚如前述所见，国家计划委员会于一九七三年起草了一份总值四十三亿（之后提高至五十一亿）人民币的蓝图，企图把现代化的技术引进到中国来；这个委员会所主管的业务涵盖了全部所谓的“第一类产品”（category 1），例如石油、电力、水泥、钢材。国家经济委员会的职掌在于执行国家计划委员会所制定的政策议案，而为了完善执行国家计划委员会所提的政策议案，国家经济委员会必须相应研拟科技与管理技术的改善、原料的分配与输出，以及能源的配置等政策。

＊原注一：属于权力内圈或内圈边缘成员唯一的女性是钱正英，她在一九八二年被任命为水利电力部部长。钱正英出生于一九二二年，大学时代主修工程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新四军”供职。嗣后，她在工程部门的官僚体系中迅速窜升。

＊＊原注 ：在一九八○年代之初，这类型的领导干部包括李先念、彭真、陈云、叶剑英。

计划在为统治集团领导人与其幕僚所接受、上述委员会的核可，以及财政部资金的挹注之后，便层层转发至位于北京的三十八个常设部会进行讨论和执行。在这三十八个部会之中，每一个部门均各有专业职掌、部门人员与财政预算。由于这些部会在位阶上与各省等同，所以部会无法将其意志贯彻到各省去。中央各部为了推动国家政策，必须与受到政策影响之各省讨价还价，或期望这些受政策影响的省份能参与政策的决定。

地方各省各有行政结构与政策优先性，不必然与北京中央的结构与政策优先性契合。而各省的政治是由三位干部来掌控：党的第一书记、省长，以及解放军的将领──军区司令部的司令员，或该省即属于其军区范围的高阶将领。这三位干部各自负责省之政治生活的不同侧面：党委书记监督意识形态工作、群众运动、农村政策与人事任命；省长综理教育与经济发展；解放军干部除指挥军事任务之外，还负责管理与解放军之军事需求、战略计划息息相关的经济活动（各类制造厂、矿场、通讯）。

解放军干部同时还兼管解放军的文化工作队与国内安全的业务。（注八）（这种业务划分系基于行之多年的行政架构；在清朝，其地方行政同样是由统理该省一般行政业务的巡抚、掌管财政税收的布政使司，以及出身八旗或绿营的将领三者分工负责。）这三者之间的权力分布态势各省不同，端赖党、政、军领导人之关系网络，以及与北京中央官僚体系互动关系的亲疏而定。

这三位省级的主要领导人各自有其所属的领导班子，并通过从市到县、乡之层层节制的指挥系统来监督该省的行政运作。在这结构的最底层，无论是在工厂、农村生产大队、医院、学校或政府机关，每个中国人，不分男女，一律被镶嵌进他们工作所在地的“单位”之中。单位内党的领导人，对其所属之单位成员行使无上的权力，因为党的领导人对其人事升迁、教育机会、国内外旅行、结婚生子各方面拥有最终的审批权。学生的住房与入学同样必须向单位领导人登记。于是，每个人都被束缚在一条指挥链之中，无所遁逃，这条锁炼通过寓所、房间、公寓连结到省的行政层级结构，直抵北京中央的领导人。（这同样是清朝皇帝或国民政府在实施保甲制度时的终极目标，但清朝和国民政府都无法如中共一般达致有效的意识形态巩固与监察控制。）

人口要素、私人利益、长期的人际关系，以及地方上的互动往来，这些都是中央与省领导人之间权力拉锯的重要因子。有些省的人口较多，例如，四川的领导人到了一九八○年中叶，统治了一亿人口，河南与山东有七千五百万人，江苏与广东则逾六千万人；因此，这些省份本身具备了中央政府重视的关键条件。其次，某些省份蕴藏丰富的重要原料，而使前述三个中央级的委员会或各部所属机构进驻到该省省会：“石油工业部”在黑龙江、辽宁、山东、河南四省设有分支机构管理当地的油井，同时又在南方成立由国家主办的公司，来经营位于广东与福建沿海甫开发的油田。“煤炭工业部”在山西、江苏等地均设有下属部门管理当地的矿场。反之，各省在首都亦派驻有官僚干部，以利于直接向中央说项。有些北京统治集团的领导人特别偏好来自家乡的干部，且预料他们会同样偏袒自己的家乡。一位省级官员在一九八○年代初曾说道：

没有一个单位或个人会严格遵照规则。相反地，你必须要有“关系”，否则就一无所有。到处都是这样，但在南方尤其严重。“关系”不是指过去在学校的情谊等等。“关系”是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 ，只要你体贴我，我就体贴你。商品与好处的交换确保交易的进行 。这种情形司空见惯，因为在上层办事的方式也是这样，除非他们改变作风，否则没有人会改变的。（注九）

我们可以透过一九八○年代初的三则例证，来阐释这种政治规范具体而微的意义，其中每一个个案均攸关中国的经济荣枯以及地方上所关切的潜在长期发展。在山西省，邓小平个人曾对引进外国技术开发当地蕴藏丰富的煤矿场表示浓厚的兴趣，但中央政府却无法就整体煤矿的开采贯彻其意志。在山西省，煤矿是由三个不同的行政部门管辖，每一个部门之下又有许多分支机构，各自拥有官僚干部、技术专家、监督人员及工人。其中七大煤矿场是由煤炭工业部所属之派出机关“山西煤炭管理区”（Shanxi Coal Management District）营运；二百零九个小型矿场另由“山西地方煤炭管理局”（Shanxi Local Coal Management Bureau）负责管理；这些煤矿场依其管理模式的差异又区分为五大类。一类是与市或县政府共同管理，但把所开采的煤运出山西省供境外使用。一类是由地方管理，但大部分开采的煤留归山西省境内使用。第三类是与其业务相关的官僚部门以及“山西第二轻工业厅”（Shanxi Number Two Light Industry Department）共同管理。第四类是与“省劳改局”共同管理；换言之，这类矿场是由被下放“改造”的囚工来进行开采。第五类是与解放军共同管理，开采的煤矿均归军队使用。其他还有三千个更小型的矿场是委由地方上的乡镇政府经营，矿场所开采到的煤由另一单位，即“山西乡镇企业管理局”（Shanxi Township Enterprise Management Bureau）负责管理。

贯穿这些部门的是不同层级的中央、省、市政府机关，他们分层监管煤的运输及分配，其业务与中国的重工业、电力部门的需求，以及家家户户的烹饪与取暖，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处在这种制度之中，诸如运送煤的铁路车辆的生产与分配这类琐事就显得十分重要。一些小型矿场经常“劫持”铁路车辆一、二个星期，载运它们自己生产的煤到地方或全国市场，然后再把它们归还给理论上拥有这些车辆所有权的大型矿场。中央无法以一己的意志，对煤的分配或开发新矿区等方面做出决策，虽然邓小平最后还是成功说服矿区采用外国进口的技术，不过这项政策却费了几年的时间在部门间的协商与讨价还价的过程上。（注十）

中央、地方以及各省层级结构之问所隐伏的紧张关系，甚至可能瘫痪整个国家的计划。国家计划在传抵地方之前，整个计划的过程总是必须通过重重的部门渠道。宜昌上方长江上游的三峡大坝工程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计划之一，虽然在一九五○年代中期就开始进行讨论，但直到一九八○年代末仍未付诸实行。三峡建坝的目的在于解除困扰中国千年之久的长江水患，且每年发电量有六百四十九亿千瓦，以提升中国的水力发电能力。近代长江最严重的一次洪水肆虐是发生在一八七○年，随后在一九三一、一九三五、一九四九年也都曾泛滥成灾。但三峡工程势必掀起有关建坝对生态环境与自然景观所造成冲击的论辩，而且这项工程对长江下游各城市构成潜在的威胁，所以三峡建坝的计划一直束之高阁，无法顺利推展。

到了一九八○年代，有关三峡建坝可行性、水坝的正确方位及高度、水坝水位的可能深度等议题争论了三十年，其中更有许多部门、人员涉及这项工程计划：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一九八五年就拥有一万二千名职员；数个国务院的部门（涉及这项工程的部门有财政部、水利电力部、电子工业部、交通部、机械工业部）；几位北京中央统治集团的成员，他们的幕僚，以及重要的委员会；从四川至江苏等长江流域各省省政府，以及直辖市上海，重庆市，介于建坝可能地点与重庆市之间的所有主要乡镇，它们可能被江水淹没或被挑选作为安置来自其他地区移民者的栖息之所；进行相关工程研究、设计与建设等业务的五十八个单位与工厂；十一所研究机构与大学；以及来自美、日与其他国家的许许多多谘询顾问和企业家。

在所列举的三个个案之中，以负责在东南海域开发中国海上石油资源的官僚机构较为单纯，涉及这项业务者仅有中央政府的委员会，各重要官僚部门（尤其是“对外经济贸易部”），“中国银行”（Bank of China）＊，以及“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China National Offshore Oil Corporation，成立于一九八二年，系石油工业部所属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在东南沿海一带设立许多分支机构，以利于与外国企业以及从广州市到小型战略港口、交通中心等大大小小的中国城市进行协调工作。事实上，任何占据这些纵横交错网络节点位置者，都有可能让他人眼中的关键性计划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局或者完全被封杀。对中国官僚而言，欲求不满的层级越高，涉及钜额不法的利益就越有可能发生。

清朝统治者耗费两个世纪的光阴致力于理顺官僚程序，整顿、监控各地的官员，让各省臣服于中央的号令，以及涤除由腐化行为所造成的社会苦难。在国民党统治下，随着官僚体系的膨胀，以及因狡诈、无力感、颟顸昏闇而导致中央政府权力的弱化，使得这场战役益发艰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阶层曾经试图彻底荡平过去权力腐化的弊病，现今却觉察到即使是先进的科技计划层级，依然无法摆脱地方主义与人性脆弱面的顽强桎梏。

＊译注：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大陆的举行制度有三大系统：中国人民银行（People's Bank of China）、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Construction Bank of China）。中国银行并不是独立自主的银行体系，它是隶属于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的角色功能，局限在外汇与国际付款业务；而其国内业务往来的对象主要是国家所属的外贸公司。有关中国大陆艰行体系的演变，评见Nicholas R. Lardy，《中国未竟的经济革命》（China's Unfinished Economic evolution.,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8）

繁荣的问题，一九八三至一九八四年

邓小平是这种错综复杂之利益竞逐网络中的最高领导人，他面对接踵而至的反弹与攻讦，仍然试图维系四个现代化运动发展的动力。自一九七七年迄一九八二年初，邓小平致力于确保中国不至于因毛主义残余势力的摇撼而土崩瓦解，并蓄势待发，准备迈入国际商业、外交、科技的领域。在一九八三与一九八四年，也是因为有了前五年的成果，邓小平更是步步为营。有人希望加速改革的脚步，有人倡议采取稳健步调，以维系党的中央权威、缩小西方影响力对中国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腐蚀层面，如今，邓小平必须如临深渊，如屡薄冰，维系两者之间的均衡。由于党内高层都有人支持这两种观点，其结果就是时而逸出常轨，继之退却，然后又大逆转的循环，而非直线式地迈向一个现代化中国。

我们可以透过以下几种经济与社会表征拼凑出这种政策过程的轮廓。在这些表征之中，有三例在性质上涵盖面向十分广泛，且历史背景非常典型；传统革命模式的消蚀、对经济成长本身作为一种基本目标的接纳，以及伴随着前述两股潮流而来所激发出文化与艺术领域的变革，而这种变革的力量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达到高峰。其余四例与当时的议题环环相扣，包括农村责任制与工业激励机制的并辔发展，一九八四年一月发布之“一号文件”对农村责任制与工业激励机制发展的推波助澜，“经济特区”观念的进一步延伸，最后则是贪污腐化新模式的萌生所酿成的社会骚动，这凸显出经济繁荣的潜在弊端。

到了一九八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已能容忍对毛泽东的批评。一般认为毛泽东是革命实践过程中最伟大领导人，但是从大跃进时期以降，他的政策主张却显得反覆无常，且有时酝酿出毁灭性的效应。卷轶浩繁的毛泽东选集现已乏人问津，只是陈列在书店的一隅，沾惹尘埃。他在全国各地的肖像亦被从墙上、公共场所取下。在城市景点与公共广场中，原本四处可见的毛泽东身披大衣、单手举臂致意的雕像，一一被移去。陈永贵，大寨生产大队的革命领导人，一九六六年曾站在毛泽东身旁，一九六九年被拔擢入中央委员会，一九七三年晋升为政治局委员。他于一九八一年失去崇荣的地位与政治局的席次，往日曾是农村生产大队经济计划的图腾象征，却被一九八○年《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抨击为“荒唐行径”，“大寨精神”彻彻底底被埋葬了。而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典范、自我牺牲精神的代表人物雷锋，他的形象虽然于一九八○年代初一度复活，不过终究还是再次从舞台上褪去。雷锋形象所散发出的那种毫不妥协的自力更生气息，与当前中共亟欲从西方国家取得最先进科技的目标扞格不入。

这些曾是为革命牺牲奉献的权威符号，如今，神圣的光环已剥落，经济成长成为最受关注的标的，所争论的焦点只是经济成长的速度与强度而已。在一九七九年第一波经济乐观主义之后，一九八○年出现钜额贸易赤字，使得一九八一、八二年的改革步伐转而稳健，而这正是党内元老陈云所赞成的方式。紧缩投资，取消多项耗费不赀的外国合约，整顿国内财政预算，透过畅旺的出口政策以弥补贸易的赤字。经由上述种种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得以对外宣布一九八二年的贸易盈余为六十二亿美元，一九八三年为五十二亿美元。

在一九八一与一九八二年间，中国内部并未发生政策的震荡转折，公众的焦点已转向地方上各式各样发迹致富的故事，而这些故事情节大都环绕在农村家庭如何善用刚取得的权利，自由出售超过国家规定收购定额的产品，他们又把所得的利润投资在自己的家乡。乡镇地区小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这些乡镇企业之中仅有少数是真正的工业冒险家，大部分是属于街头小贩、小商店，或是在路上的摊贩，他们贩卖热腾腾的点心，修理脚踏车或鞋子，他们系经由“民营集体”（people-run collec-tives）的方式松散地结合一起，共同分享利润的孳长。不过国家对总体工业的控制依然牢不可破。

在文化与艺术领域方面，党开始压抑部分发轫于西方电影、西方抽象画展览、西方戏剧表演、部分源自“民主墙”时代以来自我批判式的探索，所迸发出的创造性与激情。其中最闻名的例子是戏剧作家白桦的事件，他精采的电影剧本《苦恋》，因为散布所谓的“负面信息”，导致根据这个剧本拍摄而成的电影（即《太阳和人》）当时十分受欢迎，但是在一九八○年遭到中共大张挞伐。在电影中，凌晨光是一位年轻的中国革命激进分子、艺术家，为了躲避国民党的镇压而于一九四六年前往美国。后来凌晨光在三藩市成为知名画家，不过到了一九五○年，他毅然决然地偕同妻子（她生长于中国，是属于“蛮民”的少数族群）与初生女儿投入祖国的怀抱，为革命服务。度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之初的欢乐与繁荣岁月后，由于昔日曾和外国人有过接触，致使凌晨光与其家人在文革期间饱受凌辱。因为无注再忍受煎熬，凌晨光在冬天逃出劳改营，一路躲避他自己所虚构出的猎捕者，最后筋疲力竭而死。他们其实不是什么猎捕者，而是负责告知凌晨光在历经苦难之后国家终于证明他是无辜的干部。在电影结尾。镜头徐徐从凌晨光的冰冷尸体移开，观众可以看见他那瑟缩的尸体，形成一个黑色的问号，横陈在皑皑的雪地上。

这部电影播放后就受到强烈抨击，特别是在解放军的政治刊物上。邓小平与胡耀邦最先保持沉默，后来也加入批判的行列中。他们的攻讦火力渐渐殃及像“朦胧诗”这类同一时期出现的文学作品，它们的题材往往是关于共产党干部与解放军将领手下的受难者。到了一九八二年，一种新运动的轮廓渐次成形，共产党把种种不满称为对所谓“精神污染”的攻讦，这一用语意指蕴藏在西方文化中的颓废影响所造成的伤害。白桦的电影是一种对忠诚感与自我责任情怀的剖析，是对爱的真谛的铺陈，呼应了三百年前孔尚任的《桃花扇》。而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也呼应了晚清时期保守自强运动人士的作为，他们一方面基于“实用目的”吸纳西方世界的要素，另一方面又意欲维系纯粹的中国儒家“本体”。

然而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令海内外的知识分子感到沮丧，因为它更加强化了知识分子的观感，认为中国共产党无意松弛对人民生活的宰制。当时，几千名外国人前往中国，其中更有许多人长驻中国，经商、投资、进行学术研究或教学，但是这场运动挫伤了自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家高度赞扬儒家思想以来，西方世界对中国空前未有的狂热。假若这类运动再一次揭橥了潜藏在中国经验中的吊诡，那么踵继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而来的改革历史新页，最终又撼动了主宰中国经济生活几达三十年之久的总体经济框架，并解构了其集体经济的机制。

在一九八三年一月一日刊出的《人民日报》新年社论中，已为新阶段的改革政策定下基调，文章里许诺这将是中国现代化计划中最富意义的一年。国家的优先目标在于完成各省、地区、市等行政层级的“体制改革……改善党的工作作风”，并且把经济成长维持在一九八一年的水平。当总理赵紫阳大声疾呼深化经济改革时，党内一批理论家开始驱策党中央，拔擢年轻干部到权力位阶，他们力陈无论是在党或政府部门，拥有大专教育程度或专业训练能力的干部应被授与省级的领导职权。一如过去的经济改革，四川省在这波人事改革中再次扮演先行者的角色；省级领导人宣称已大幅缩减行政人员，把在职官员的平均年龄从六十点六岁降低为五十二点五岁，并将具有大专教育程度之政府官员的比例从百分之十六点八提高至百分之三十二点二。在新的行政架构中，地方行政是由“地区”（prefecture）与“县”（county）行政层级所构成，完全取消了人民公社的机制。“市”则是作为“它邻近区域的政治、经济、财政、科学、文化、教育与医疗中心”，而市的最重要特征是它所扮演的经济领导角色。行政层级上的“乡”（镇）取代过去的公社，“村”则取代过去公社之下的生产大队。根据报导，辽宁、江苏、广东不久亦实施类似的行政革新政策。

更令人瞩目的是地方上甫出台的“农村承包制度”（rural contract system）、亦即官方的正式称谓“农业生产责任制”（agricultural production responsibility system）的成功事迹。到了一九八三年，中国大陆至少有三种农村承包制。第一种是“包工制”（labor-contract system），在此制度下由一小组农户、个别农户、甚至个别劳动者与村政府订定契约，从事特别的农事工作（例如播种、移植、收割）并履行一定质、量、成本水准的工作表现。如果他们成功履行契约，就能提高“工分”（work-point）的分配，亦即可以取得更多的现金或粮食；反之，假使无法达到契约的规定，将被扣减工分。第二种是〔包产制”（output-contract system），农户被授予一定的耕地生产定额的农作物；假如他们能缴交规定的额度，超产的剩余就归农户保有，反之，倘若生产不足额，就必须补足减产的差额。第三种是“包干制”（net-output delivery system），这种制度的承包对象同样是农户，契约规定农户在完成向国家交付定额的农副产品，以及向集体缴交各种提留与折旧金之后，农户在生产方法以及生产工具、驼兽等数量方面拥有完全的自主权。（注十二）

这份文件之所以名为“一号文件”＊，这是因为它是中央委员会于一九八四年公布的第一份文件，其中明确阐述新经济政策与其原理的梗概：

延长土地承包期，鼓励农民增加投资，培养地方，实行集约经营。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十五年以上。生产周期长的和开发性的项目，如果树、林木、荒山、荒地等，承包期应当更长一些。在延长承包期以前，群众有调整土地要求的，可以本着“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经过充分商量，由集体统一调整。

＊译注：“一号文件”全称是〈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自一九八二年起，中共每年都会在年初发出所谓的“一号文件”，以作为统一处理农村问题的依据。至一九九○年止，中间除因八七年的学运，八九、九○年实施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运动和采取治理整顿措施，“一号文件”的内容系政治性的文件外，其余均与农业问题有关。

这段文字的重点在于对承包期十五年或更长时间的规定，而使得政府几乎恢复了对土地使用与农产品的私有权。但似乎是有意为前述这种极端解释作补充辩解，“一号文件”在强调集体的角色时也特别强调：“自留地、承包地均不准买卖，不准出租”，不准转作建房用地和其他非农业用地。不过整份文件所透露出的意涵还是非常清楚。

同样重要的是，“一号文件”还述及农业资本：

允许农民和集体的资金自由地或有组织地流动，不受地区限制。鼓励农民向各种企业投资入股；鼓励集体和农民本着自愿互利的原则，将资金集中起来，联合兴办各种企业，尤其要支持兴办开发性事业。国家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尽管“一号文件”三令五申，雇主必须履行责任以保护雇工免受企业主的剥削，可是显然国家已经认可了劳动者与“企业主”之间可能存在所得差距悬殊的合法性。同时，对新兴农村企业主的推祟，显示中央委员会不再顾虑昔日那种由富农与遭蒙富农剥削之无地雇工的二元结构而造成的悲惨生活经验会死灰复燃：

农村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output-released contract responsibility）基础上出现的专业户，带头动劳效富，带头发展商品生产，带头改进生产技街，是农村发展中的新生事物，应小口珍惜爱护，积极支持。最为有效的支持，是向他们提供必要的社会服务，满足他们对信息、供销和技术进步等方面的需求。（注十三）

在工业领域方面，同样也有重大变革。现在，企业根据每年的总收入向国家缴纳百分之五十五的税，但允许留存扣除生产成本之后所得利润的百分之五十，利润的另一百分之五十则上缴国库；过去企业则必须向国家缴交所有的利润。中共期望，这一诱因机制能如同农村激励机制促发农户的生产动机般，提高工业的生产。于是，部分工业开始试行承包制，并讨论扩大“管理责任制”（management-responsibility system）范围的可行性。

若干重点地区被遴选为实验的中心，期使工厂的领导与厂长能单独负起工厂的生产与管理责任。这类改革步骤有效切断了往常“党监督下的集体领导制”（collective leadership under party supervision）的观念，而这种制度设计正是自一九五○年代中期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组织的核心机制。获选为实验中心的地区涵盖了中国大陆核心地带的重工业生产重镇，包括大连、沈阳、北京、天津、上海，这类改革政策当然亦可能推而广之，成为普遍的标准范式。其次，国务院亦赋予厂长部分自主权力，以任命工厂的干部，解雇不适任的工人（在中共建政之初的“铁饭碗”制度下，解雇工厂的工人几乎是不可能的惩处手段），以及擢升优秀的工人或提供工人奖金以资鼓励。不过，工人的奖金所得是必须课税的。

有两则个案被广为宣传，显示出地方的商业创新是何等蓬勃发展。有一家岌岌可危的安徽制药公司被一位三十四岁的女性工程师与其他八名雇员接管：凭藉着开发新产品与引进更有效率的生产技术等改良方法，他们在接手后的头一年就创造了人民币二十万元的利润。其二，浙江一家业已破产的成衣制造工厂，在新任管理者的领导下不仅挽救了这家工厂，同时还引进了三项新的管理技术，而使这家工厂一跃成为该省最昌盛的企业：实施薪资与个人产能挂勾的物质诱因机制；谱了一首代表公司的歌曲，要求所有工人必须学唱，藉以提振员工的士气；解聘怠惰的雇员。

中共中央委员会于一九八四年又做出另一项重大的决策，“经济特区”的概念将扩及到十四个沿海城市与海南岛，后者在行政层级上仍隶属广东省，但其位阶被提升为一发展中心与观光胜地区域。这些城市被规划为特殊的“高新技术开发区”（high-technology development areas），外国投资者得以减免赋税，并享有其他优惠措施。除此之外，设定三个“发展三角”（development triangles）加速经济的成长：广东的珠江三角洲、福建的闽江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这三个区域被规划为“贸易投资促进区”（trade and investment promotion zones），这样的用语再次呼应了昔日的自强运动者，它们被视为是一种“过滤器”，可以“消纳”现代化的科学与技术，“俾使剔除糟粕并维系本体”。（注十四）

这种种改革政策都是在中国经济持续成长与一片乐观声中所公布实施的：一九八三年，外国直接投资中国的资本额估计约九亿一千万美元，中华人民共和国进一步又向国际贷得一笔十亿五千万美元的款项。此外，还有一项令人印象深刻的统计数字，亦即自一九七九年以来，共计有九百四十七万七千人（或旅游、或贸易、或学术及其他方面的交流活动）造访中国。同时，有一万一千名中国学生取得公费赴海外五十四个国家留学，七千名学生以自费的方式列国外学校就读。一九八四年四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专利法，以吸引更多外国高科技的进口，并鼓励中国的研发工作。深圳经济特区的经济活动特别蓬勃；这里的企业主与外国企业共签订了二千五百份各类的契约，估计带来一百八十万美元的投资额。取消香港与深圳之间的关税。（基于“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理由，中共也取消了与台湾之间的关税；但双方之间并不存在合法的直接贸易往来，是故这一条款形同具文，并无实质意义。）

不过上述经济活动亦滋生不少棘手的问题，其中特别迫切者有四。第一，反对农村物质诱因机制的意见如排山倒海般而至，政府称这些人为左派分子，其中有人甚至高呼文革时期的口号，证明他们蒙受了《红旗》杂志所谓“独特精神乱象”的伤害。第二，为响应新的劳动机会而形成的工人流动潮流，使“公安部”很难确实掌握市民的行综；故自一九八四年五月七日起，所有逾十六岁的中国人均须携带身分证件。第三，经济改革计划中对沿海城市、发展三角与海南岛的强调，引发中国内陆地区的极度忧虑，特别是人口多但贫穷的西南地区，担心在这场新的经济扩张竞赛中失去先机。

最后，新的经济诱因导致经济犯罪的案件节节攀升。自一九八三年十月迄一九八四年四月期间，单是国家的粮食站，据报导就有一万四千七百件犯罪个案，涉及盗用公款现金人民币一千五百万元（约折合四百万美元）以及百万蒲式耳（bushel）谷类和食用油。这些犯罪的“谷鼠”被追捕，其中罪刑重大者遭处决。至少还有三万件其他类型的案件，归咎于“官僚作风与干部渎职”，总计浪费了人民币八千八百万元的公帑，有时其中甚至还牵涉外国企业。譬如，一家设于广州工厂的主管收受了来自港商一笔二万二千美元的贿款，而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诈骗了二百九十七万美元。案发之后这位主管被处以死刑，贿赂的港商则判处终身监禁。

在中国人为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所举行的演讲与会议上，若干人士将这类弊端视为是一种警讯，但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胡耀邦仍不为所动。诚如胡耀邦前往河南、湖北视察期间于一次会报上向党的干部所做的简洁陈述，“不要害怕致富。”（注十五）

重建法制

中国在实施经济改革政策过程中所出现的改变，并未因一九八四年的大胆决定而结束。改革导致了经济过热现象，于是中央领导人疲于奔命，应付层出不穷的失业、通货膨胀和死灰复燃的贸易赤字等问题，于是中共中央领导阶层保守派在一九八五年要求进行第二波的紧缩措施（前一波实施经济冷却措施的期间是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三年）。但政策的退却只是短暂的，迄至一九八六年，据闻在邓小平的鼓动以及赵紫阳、胡耀邦的领导下，主张加快经改速度的干部展开反击：价格控制的范围开始松绑，再度鼓励劳动与激励机制挂勾的大胆实验，更多的农产品流入到家庭承包单位的手中，是否开放产品原料市场的议题，成为新一波政策辩论与实验的焦点，若干国营或集体企业也出租给个别企业主或工人团体。甚至有企业透过不定期的股份发行，筹集资金，并自组领导班子，在上海亦有小型证券交易所的筹设。

不管改革的进程是放慢还是加快，都不能忽略一个事实：中国政府选择步入了一个法律的世界，而中国政府必须研究、了解、执行繁琐的法律条文与规范。要改善这素来受漠视的课题，有许多不同的解决之道。但是透过概略审视四个面向──即律师的培训、税法的性质、家庭法的施行、国际法的研究──当可对所作的重大调整有个概念。

中国欲发展完善的法律体系，首先要训练自己的律师。但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而言，这是一项特殊的挑战，因为从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国民党统治后期稳定成长的法律专家人数已告停顿，当时个人的法律行为被全面禁止，而法律专家、专才的运用仅限于少数政府部门以及国家控制的司法机关。百花齐放运动期间，中国有八百家“法律谘询事务所”，其中有二千五百位全职与三百位兼差的律师。在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期间，这群具备实务经验的律师大部分遭解聘，及至一九五九年，“司法部”连同律师公会的组织均被裁撒。尽管部分政法学院的法律系仍然继续举办招生，但招收的学生人数锐减，且授课的范围集中在政治议题，而非专业法律知识的培养。在一些重大犯罪事件方面，法律是由国家的法庭机关与国家诉讼人来操控。国家安全侦防事务系由“公安部”主掌，同时遇有犯罪的党员，另有一套适用于党员、属于省级党委会系统的检察、惩处制度。大部分所谓的民事案件则委由地方市政机关或农村生产大队的仲裁者来处理。迄至文革之初，硕果仅存的法律院系逐一关闭，它们所属图书馆纷遭拆除或焚毁，教职员纷纷下放到农村地区。

这个情形一直延续到一九七九年，时间长达十年之久，政府开始采取重建法律体制的基础步骤。法律院系重新招收学生，下乡的教职员返回工作岗位，恢复司法部建制，确立国家法院四级制；不过当时中国的法律仍然规定“反革命分子与反社会主义分子”得以不经公开审判迳自下放劳改营，而暴露出党对司法体系的持续控制。一九八○年正式通过“律师暂行条例”，迄至一九八二年，中国共计有五千五百位全职与一千三百位兼职的律师投入工作。

为了进一步充实法律专业人才，中共把这一设想巧妙地与目前政府试图对人民解放军进行人事缩编的工作结合一起。司法部于一九八二年宣布，将有五万七千名“优秀的军官”转任到文官体系之中，并在奉派到法院系统或公安部之前给予法律专业的训练。就如同延揽更多专业医疗人士以消弭“赤脚医生”的作法般，有二十万名具备管理经验的“司法工作人员”被延揽到司法机构中。

迄至一九八二年，有二十所大学与研究机构提供大学毕业生为期四年的法学训练课程，总计录取了二千名学生。为了取得律师的资格，这些资质优异的学生必须完成课程，以证明他们“心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并在司法单位或法学研究机构从事两年的学徒式工作和通过律师资格考试。除此之外，尚有一百所其他大专院校和司法部本身所属单位亦提供类似或兼职的怯律训练课程。

根据一份司法部用来筛选申请人所设计的考试题目内容显示，学生仍然必须谨守目前政治路线的基调。像是一九七九年所出的考题：

为了完成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哪四项基本原则？

何者才是处理两种不同矛盾的正确方法？

运用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理论来分析与批判极左民主的谬误。

唯物主义辨证法与形上学之间的差异何在？试批判“四人帮”对形上学谬误的散播。

在历史部分所提出的问题组同样显示，有抱负的法律系学生亦需娴熟清朝、中华民国时期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

根据鸦片战争前后政治与经济条件的变迁，分析我国是如何沦落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处境。选择并描述周恩来同志在我国每一民主革命时期的重要革命活动。

列举帝国主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突然发动攻势的三则例证，并解释它们所传达的历史教训。（注十七）

学生们还必须证明他们能阅读没有句读的古文；标点符号是在二十世纪才广泛使用的。这些考试并未将早期中国法律古文素材纳入应考的范围，仅只是将现代的政治文本去除标点符号。

纵使入学考试充斥着政治化的思维，不过一旦入学之后，这些学生都能获得扎实的基础训练。他们的教师大部分是旧世代的耆硕，均曾在欧洲、日本、美国，或苏俄接受法学教育，他们在各个学校开设重点课程，如中国宪法、法理学与法哲学、民法与刑法。若干学校在专长研究领域方面独领风骚：譬如北京大学与上海的“华东政法学院”在国际法与经济法研究领域的表现。在上海，学生同时还必须学习环境法的课程；在南京，婚姻法是必修的科目。

与强化法律学院教学的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事诉讼法〉亦随之展开起草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草拟始于一九七九年，迄至一九八六年，中间历经中国法学家、政治人物无数次的讨论、修正与小组研究会议。〈民事诉讼法〉也伴随着其他新的民法条例的制定以及〈婚姻法〉（一九八○年）、〈经济合同法〉（一九八一年）、〈商标法〉（一九八二年）、〈专利法〉（一九八四年）与〈国际法〉（一九八五年）等的全面修改而重新修订。〈民事诉讼法〉涉及的事项包括：公民（相对于未成年人与精神疾病者）的地位与责任；法律上的合伙关系；将企业定义为“法人”地位，并在法律之下享有同等的权利对待；以及在“中外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等法律条文下企业应负的责任，除非条约特别明文规定，否则中外合资企业与外资企业均须完全接受中国法律的规范；个人基于契约而向集体承包的土地特别明文受到法律的保护，只要农村承包经营户承包土地的目的不是为了“买卖、租让、抵押，或者其他非法转让的手段”。此外，老人、妇女、儿童与残疾者的合法权益皆受法律的保护，同时也保障婚姻的自由，严禁“包办与买卖”的婚姻。（注十匕）

部分法律专门领域很快就受到重视，并强化了中国人对以下观念的认识，亦即不能单纯、孤立地对待新的改革政策。其中之一是税法，鉴于改革政策所发放的奖金与各种利润，以及中外合资企业与外资企业的所得均须课税，所以税法的实施就显得十分迫切。中华人民共和国于一九八○年出炉的第一部所得说法，规定了人民币八百元的免税额度，而把大部分的个人排除在课征所得税的适法范围之外，当时城市工人每月的薪资所得少有高于五十元人民币，农村地区的个人每月所得亦仅约有十五元人民币。初期税法的适用范围大部分是针对在华居住的外国人，特别是美国人。因为该法的施行细则主要是依循国内税务机关的规定。中国公民主要支付的是各种商业税与农业税，偶或有盐税、关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城市房地产悦。但随着中国人民逐渐从自己的新企业获致庞大的利润后，政府开始订定严格的“所得调节税”以抽取超额的收入。

另一渐次复杂化的法律领域是婚姻法与继承法的规定。〈民事诉讼法〉中对女性婚姻权利的规定与一九八○年通过的〈婚姻法〉相呼应，但女性这项权利却经常蒙遭侵害。鬻女成婚，强迫孀妇再嫁，购买妻子，或者父母协议子女的婚姻以交换不同形式的“新娘价格”等现象在中国到处可见。一九八○年代初所公布的一些个案显示，亲戚基于金钱因素干涉子女的爱情最后往往酿成悲剧。法律的争执经常起于毁婚，以及随之而来可动用资产份额的争夺。“订婚聘礼”的费用从人民币一千至五千元不等，其中有一个案是新娘的家人向新郎要求一只价值人民币一百二十五元的手表，十九斤的去壳稻米、十九只鸭子、猪肉、鸡蛋，与橘子各一百零九斤，外加人民币一千九百元的现金。（注十八）（除了拜金主义流风之外，这一例子中所采纳的吉数“九”，似乎也是一种象征吉祥之占卜观念的遗绪。）

确实施行一九八○年通过的〈婚姻法〉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有许多个案显示，惟有将丈夫扭送至法院才能遏制他们殴打、甚至拷打配偶。（对大部分西方国家的法院而言，若干中国人的判决仍属不可思议的，譬如发生在江苏的一则案件中，把丈夫强迫妻子行房的行为判处有罪。）随着婚姻法再次声明妇女的离婚权利，一九八三年的离婚案件陡升，占所有结婚者的百分之五点五（一九七九年仅有百分之三）；一九八三年的离婚诉请者逾百分之七十是由女方提出。一九八○年的〈婚姻法〉亦赋予女方对夫妻共同财产平等处理的权利。（但婚前个人的财产所有权仍然悬而未解。）仳离的夫妻根据新经济制度在离婚前共同承包的农田与果园，在不影响她们与国家的税务责任关系时必须再进行分割。

作为一种普遍性的规律，经济改革与人民公社的解体带来了地方的繁荣，但相应的离婚案件必然也会涉及到庞大产权归属的争议。同样地，对谨守一胎化政策的家庭，小孩子监护权的争夺往往成为离婚诉讼中的棘手问题。随着离婚案件数量的激增，争端层出不穷，处理的手段也日趋多样化，包括诉诸正规的法院程序，聘请法律顾问或仲裁者，或单纯透过家庭或工作单位施加压力。为了处理堆积如山的离婚案件，中国政府声言必须训练更多的法律专业人员，在一九八六年七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律师大会上，也表示需要二万名的法律专业人员。政府的目标是迄至一九九○年将训练五万名法律专业人员。

中国另一重要的法学领域即国际法，在一九八○年代亦历经关键性的转折。尽管于一九七一年重返“联合国”，一九七二年签署〈上海公报〉，中国一直迟至一九七八年才积极培训国际法的专家，俾使中国能善用新的契机，面对新的挑战。（同样地，一八六○年代初总理衙门在恭亲王的综理下刊印了丁韪良中译的众多国际法著作，而使清廷能妥善与外国人进行交涉。）

此一动力同样发轫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而在这次关键性的会议上其他领域的社会、经济、文化政策变革亦受到广泛讨论。随后即于一九七九年三月在北京召开法学研究规划会议，会议中把国际法划列为中国优先发展的研究项目之一，北京大学紧接着于九月录取了三十名主修国际法的研究生──这是中国有史以来首度有如此广泛的研究计划项目。此后，学术工作亦迅速展开。一九六五至一九七八年间，在中国并未见到有关国际法论文的发表。一九七九年，有十三篇；一九八二年，有七十三篇；一九八四年，则有一百一十篇。（注十九）由二十位资深中国法学专家集体编写的国际法教科书于一九八一年出版，这对国际法总体领域的研究发展具有指导性的作用。北京的官员亦邀请许多国外的法学专家造访中国，协助他们剖析国际法的程序，其中具体成果表现在一九八六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法律条文中。

中国的国际法法学专家一般比较忽略理论层面的涵养而呼应邓小平的“实事求是”原则。如今，中国的国际法法学专家少有人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的理论典范。中国政府充分了解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必须参与国际经济活动，并成为世界性经济组织的一员。据此，一九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两年内，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与“世界银行”等国际性组织，履行严格之财政、技术层面的入会资格条件，台湾被迫退出上述两个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动出击伸张她的新权利，积极争取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贷款的分配额度，中共入会后已从过去台湾的第十七位上升为第八位，取得十五亿六千万美元的额度。一九八三年，中国的配额进一步提高为二十六亿三千万美元。中国亦积极与世界银行协商，于一九八一年取得二十亿美元的贷款，作为“大学发展计划”的资金，目的在于提升二十六所重点大学的科学标准与增加入学的员额。一九八二年，世界银行又贷款六亿美元给中国，这笔款项特别指定用来改善华北平原的灌溉与排水设施。随后中国又获得其他贷款与承诺，用以扩张大庆油田的产能与开垦黑龙江省的耕地，以及发展一所电视广播大学。

在国际组织方面，扬弃毛主义意识形态原则最富意义的标志，或许应属倪征噢膺任海牙（Hague）“国际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法官之职并接受这份殊荣。倪征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毕业于史丹福大学法学院，七十五岁当选国际法院法官，他接受了这份荣耀并献身国际法院的工作，这是中国重返国际社会的象征。在联合国大会上，中国向来就是投票支持苏联与第三世界国家，纵使北京在外交辞令上一直对莫斯科怀抱敌意。

与英国达成有关香港的协定，使中国臻至前所未有的国际地位。一九八三与一九八四年间，中国政府在英国这块殖民地的未来定位，姿态强硬、毫不妥协，而这块于一八四○年即遭占领的“荒芜、人烟罕见的岩石”，是在两年后所缔结之〈南京条约〉中由清廷被迫批准割让给英国的。一八九八年，英国政府为了支撑这块殖民地的发展，又向清政府租借了邻近香港岛之中国大陆上的一块土地，即所谓的“新界”地区，租借期为九十九年。一九八○年代初，英国政府将这块殖民地的未来定位摊在阳光下，中国政府明确表示到了一九九七年届时将不会再延展新界的租借期。虑及香港本身并没有军事防卫能力，甚至香港的饮用水均需仰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供应，英国政府别无他途，只能顺从中共的要求，而预计在一九九七年把香港归还给中国。

然而香港本身所散发出的放任自流与孤注一掷的经济风格，让我们很难理解香港将如何去适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剧烈坛变中的制度架构，据此英、中双方政府在这一问题上陷入进退维谷的僵局，而公开向在殖民政府中缺乏代表权的香港华人征询意见。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六日，英国代表在北京与中国政府达成一项声明，宣称香港主权将于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归还给中国，但在“一国两制”的架构下，昔日这块殖民地将成为继续保有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特别行政区”，而此一制度框架在香港主权归还之日起维持五十年不变。北京政府将统理香港的外交与国防政策，但该岛享有高度的经济自主性，继续保持自由港与世界金融中心的角色地位。香港的居民不必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纳税，在这五十年间，英语仍是官方的语言。

在中英双方的联合声明中有两款条文，旨在向香港居民承诺他们的权利将会受到保障。第三款条文坚定陈述道：“现行的法律基本不变。”在第五款条文中甚至更全面性地表示：

香港的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保障人身、言论、 出版、集会、结社、根行、迁徒、通信、罢工、选择职业和学街研究以及宗教信仰等各项权利和自由。私人财产、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以及外来投资均受法律保护。（注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其各阶段的宪法中均曾向人民许诺过类似的权利，然而也都形同具文，无一例外。是故，我们同样仍须拭目以待，中国政府现今是否能彻底省思这些法律条文的真蕴，愿意去保障法律所赋予的基本自由，或者还是像一九四九年之后的作法，任意践踏与中国政府目标相左的法律。

注释

注一：《新中国的人口》（New China's Population,, New York: China Financial and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and Macmiilan Publishing Company, 1987），页二七，表8:14。

注二：迈克拉斯（Colin Mackerras），《近代中国：从一八四二年迄今的历史年表》（Modem China: A Chronology from 1842 to the Present., San Francisco. 1982），页五七八。（一九七四年八月二十一日）。

注三：班尼斯特（Judith Banister），（Chlna'a Chmnglng Popul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页二一五。

注四：《新中国的人口》，页一三二，表9:2。

注五：前揭书，页二一五，表12:2。

注六：前揭书，页一二，表7:6，修正了一九八三年的农村百分比。

注七：关于这种分析中国领导阶层的方法，笔者系援引自李侃如与奥森伯格，《中国政策的制定；领导人、结构与过程》，页三五至四二。

注八：前揭书，页三三九至三四四。

注九：前揭书，页三三九。

注十：有关谋与海上石油的资料。详见前揭书，第五、七章。

注十一：关于三峡的部分，见前褐，特别是页二八三、三二○。

注十二：郭益耀（Y. Y. Kueh）,〈中国“第二次土地改革”的经济〉（"The Economics of the'Second Land Reform' in China"），《中国季刊》，第一○一期，一九八五年三月，页一二三。

注十三：“一号文件”（Document Number One），引自〈中国季刊》，第一○一期，一九八五年三月！页一三三至一三四。

注十四：何汉理（Harry Harding），《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毛后的改革》（China's Second Revolution: Reform after Mao., Washington, D.C., 1987），页一六七。

注十五：施拉姆，〈“经济挂帅？”三中全会以来的意议形态与政策，一九七八至一九八四年》（"Economics in Command?. Ideology and Policy since the Third Plenum, 1978-1984"），《中国季刊》，第九十九期，一九八四年九月，页四五四。

注十六：结门（Richard Herman）,〈中国律师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China's Lawyers"），《奥尔班尼法学评论》（Albany Law Review），第四十六期，一九八二年?页七九三至七九四。

注十七：格雷（Whitmore Gray）与曾亨利（Henry Zheng）合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General Principles of Civil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美国比较法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第三十四期，一九八六年，页七一五至七四三。

注十八：奥柯（Jonathan Ocko）,《清朝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的女人、产权与法律》（"Women. Property, and LawlntheCh'ingandthePRC"）（未发表的手稿），页十三（经作者同意引用）。

注十九：金淳基（Samuel S. Kim）,〈后毛中国之国际法的发展：变与常〉（"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Post-Mao China: Change and Continuity"）,〈中国法学杂志》（Journal of Chinese Law），第一卷第二期，一九八七年，页一一七至一六○。

注二○：援引之原文详见《中国季刊》，第一○○期，一九八四年十二月，页九二○至九一一二。

25 探索界限

一九八五年浮现的危机

后毛时代所蓄积的内在张力以及所提出的未来许诺，到了一九八五年仿佛一一遽然而至。中国人生活的每一层面皆浮现出矛盾的征兆，而让形形色色的论点得以在现实中呈现。农业生产，一胎化政策，工业部门的物质激励机制，以及经济特区，学术表现的氛围，与美、苏两国的关系，党机器与军队的重整，公开示威行动的合法性，每一领域所萌生的事件经常是纷至杳来而非孤立出现，它往往构成国家关注的焦点和龃龉的缘由。

就许多──或许是大多数──农民而言、人民公社的解组与家庭承包制度的施行，带来了自由的空气，亦创造出新的利润。但这样的制度变革并非普遍受到农民的欢迎。对于因人民公社与生产大队之集体结构而功成名就的农民，他们昔日所坚信之形构集体主义社会、经济组织的政治理由原是极富说服力的；同时，对于人民公社是中国经历长久、血腥革命后的最大福祉这样的说法，他们亦深信不疑，现在这些人被迫放弃过去的生活形态而改采家庭承包，若无家庭者则采取个人承包的方式。不过在实施承包责任制的过程中，亦滋衍出浪费公帑的弊端。譬如，山西省生产的小麦和其他谷类作物适合大面积的耕种方式，大跃进运动后，当地人民公社曾经大笔投资，向国家购置如牵引机、收割机等农耕机械。现在，这些耕地被分割成小块面积，致使农耕机械无用武之地，任其在废弃的公社仓库内闲置生锈，或是被拆卸解体供作私人装备。在南方，随着农民受到经济作物之高额利润的驱使，成千上万以昔日公社为基础而兴建的工业企业四处林立，但最后却发觉竞标者难觅而乏人问津。

一旦农村生产大队不再保证供应农村社区居民最起码的粮食时，有能力往返邻近市集者开始前往市集，寻找就业机会赚取薪资，而将承包的粮食生产工作留给女人、小孩，或老人。华南地区有经营头脑的农民企业家向国家承包大面积的耕地，生产高利润的甘蔗；将甘蔗卖出后再到其他省份收购粮食上缴，他们从这两种作物的价差中赚取利润。在广东有一处农村社区，他们至少花费人民币一百万元向河北省购买粮食缴交给国家。

十几年前，成千上万的城市青年下放至农村，现在他们已经可以返乡了，而刚开始他们似乎在这场新兴的农村企业竞赛中被淡忘了。他们当中有的是激进的毛派分子，试图在农村公社中寻觅生命的真谛，他们现在则属于被家园、家人放逐的人，而由于身分地位不明，耕作技术也不如土生土长的农民，所以他们很难在当地娶妻生子。数百名在十七年前热血沸腾、昂首阔步前往陕西农村实践毛主义理想的中国青年，于一九八五年四月非法返回北京。他们蔑视对这种举措的禁令，聚集在中国共产党总部附近，并吁请邓小平倾听他们的心声。他们的出现并未造成公安的严重困扰，不过他们返回首都的要求却得不到明确的答覆。由于他们宣称代表陕西省二万名像他们这样的“城市放逐者”（其实总计有逾四万名青年人被下放至陕西），所以他们的诉求是政府的棘手难题，尤其是北京还有许多人排了几年的队，只是在等候分配小单位的住房。

在农村地区，实行一胎化政策的家庭往往滋生新的问题。因为以农户为单位的激励机制大大有利于以家庭为单位的劳动力，所以许多农户开始了解到子女作为农耕劳动力以及养儿防老的重要性，而不去遵守国家严格限制家庭人口数的既定政策。而且，家庭计划的观念很容易在城市地区引起共鸣，但在乡村地区却是寸步难行。更何况，生产小队、生产大队、公社这种垂直整合体制的解体，导致国家更难贯彻人口控制的政令。

国家对于超过一个小孩的家庭采取各种惩戒手段。凡是遵守一胎化政策者给予特别的经济、教育与住房优惠，而对于超生的家庭则课以罚金，取消住房配给、取消接受教育的权利等处罚。尽管妇女怀孕可以受到较好的医疗照顾，而中共亦放松了过去推行之强制节育的运动，但国家持续一九七○年代晚期所开始实行的手段，强迫部分农妇违反自己的意志去堕胎。还有一些令人发指的个人恶行，包括将婴儿贩卖到外地，由别的家庭扶养。最常见的悲剧是许多一贫如洗的家庭溺杀女婴的不法现象。国家三令五申，严禁这类行径，不过若干西方学者对此一问题的批判声浪亦是震耳欲聋，他们深信中国每年被溺杀的女婴约在二十万人之谱。部分父母亲运用新发展的羊膜穿刺术在怀孕初期判别胎儿的性别，倘若检查结果是女婴就决定堕胎。而对于身染重症的女孩也往往任其自生自灭。

在工业方面，厂长独立经营一度属国营的企业，以及个人独自创业的制度创新，受到人民大众的称颂。一九八五年夏天，中央政府把逾二百架隶属中国空军的运输机卖给个人企业或省属航空公司，使中国朝向更高层次的企业精神迈进。这几桩买卖甚至要求进一步开放引擎、燃料、备用零件、维修设备、飞行人员，与飞机场等装备原料与设施。在其他技术领域方面，中国开始在甘肃试验太阳能电厂的可行性，并在浙江组建一座核能发电厂，以供应上海庞大的电力需求。由政府筹划的这座浙江发电厂系属于世界性计划群组之一，目的是要帮助中国提升核能发电能力，到公元两千年达到一千万千瓦。在煤炭工业方面，这曾经是一九二○年代孕育羽翼渐丰之共产党工会组织技术的圣域，国家于一九八五年初在安徽省开辟两处大型的煤矿区，且与地方集体、甚至个人订定合同，以提高煤的产能与开采的效率。

众多因素阻碍了工业部门的改革。极端官僚主义的作风与“平均主义”（egalitarianism）的观念（此时用以指涉抗拒改革的负面意涵）依然十分盛行，诚如《人民日报》在一九八五年初指出，一项调查显示仅有百分之十五的中国“大、中型企业”在强化经济组织与生产效能方面取得“良好的进展”。大部分（即百分之六十五）略有进展，但仍有多数（百分之二十）处于故步自封的状态。（注一）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亦日益明显。一九八五年夏天，政府宣布自一九五○年代实施经济国有化以来的首桩破产个案。这是发生在东北的工业重镇沈阳市，有三家生产农业机械的中型工厂据称积欠六十万零七千美元的借款，所负的债务超过总资产。在中国这种指令经济与市场经济混合的体制中，欲正确清算资产的价值事实上是不可能的，然而这类问题会随着资本额不足的企业采取投机冒险的策略而层出不穷。尽管党内老干部认为企业破产是对社会主义体制的一种奚落，因而竭力反对，不过破产法的起草一直在持续进行，并于翌年颁布实施。

经济持续向西方世界开放的结果，也滋长了贪污腐化的风尚。现在地方干部有机会控制着眼于中国庞大农民与工业人口所构成之潜在市场而进口的消费性商品。以一九八五年中叶的海南岛为例，这里爆发了中国建政三十六年以来最大宗的经济丑闻，暴露出干部贪赃枉法流弊的严重性，让一九七○年代期间发生在黑龙江省王守信滥用煤炭分配权的案件也相形见绌。一群官员──部分是海南岛本地的官员，部分来自内陆省份──图谋开拓中国经济成长的“企业区”（enterprise zone）。海南岛官员以发展经济为藉口，向北京的银行贷款，却利用这笔款项去购买海外产品，然后销售到全中国。于一九八四年一月至一九八五年三月期间非法转售的进口商品包括八千九百辆汽车、二百九十万台电视机、二十五万二千部录放影机、十二万二千辆机车，所涉及的金额逾十五亿美元。

根据北京在事后组织的百人调查小组所发现的情形显示，这批腐败的海南岛官员所联络的自愿买家，遍及全中国二十九省市区当中的二十七省以及各大城市。至少有七亿美元的款项流向不明，随着调查持续进行，上百辆日本制货车、汽车暴露在海南岛海风的吹拂下任其生锈。事实上，官方很难精准权衡这类贸易活动的合法尺度，另一方面或许亦是为了淡化这一事件，以避免四个现代化运动的“企业区”制度信用破产，首谋官员被依“严重犯错”与忽略政府警告不得转售进口商品的罪名，仅遭降级处分。（被没收的车子当中有许多仍是完好如初，这些车辆随后就被运往北京，然后出售给其他官员。）

这件丑闻唤醒人们对经济特区概念可行性的忧虑。尤其是深圳因无法吸引足够的外资，官员的生活普遍腐化，为了自保与其他上层官员勾结，以及官宦子女在此地霸占肥缺等弊端，而遭到大肆抨击。但是，假使香港成功地被整合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体制架构中，假使台湾最后回归祖国的怀抱，那么类似深圳经济、社会机制的创新就应一直维持下去。同样的，邓小平也公开表示，十四个新近开放的沿海经济区，当中有十个将会放慢扩张的步伐，深圳仅作为一种试行区域在任何时刻都可能面临政策的急转直下，中国政府针对澳门回归的事务与葡萄牙进行协商，而澳门将会是最后一块回归中国大陆的殖民地。

在学术表现方面亦然，一九八五年也是在歧路徘徊的一年。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底，资深党领导干部在“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一次会议上坚定说道，往昔紧随在百花齐放运动之后的反右斗争，与文化大革命时代对学术自由箝制的历史，将不会再重演。一九三○年代以传世之作《家》而鹊起于中国文坛、时年八十岁的耆宿巴金，因病不克出席这次会议，不过在事先准备好、并于会议上代为宣读的演讲稿中，巴金指陈，对中国作家而言，创造足堪与唐诗和清朝《红楼梦》媲美之新类型的“史诗般宏伟巨著”的时代已经成熟了，而这个时代将会为中国造就属于自己的“但丁、莎士比亚、歌德，与托尔斯泰”。一个星期之后，即一九八五年一月五日，党颁布攸关作家创作的“宪章”，向作家承诺“民主与自由”的新权利，并宣称“百花齐放、百家争呜”的时代已重新降临。

但唯恐“齐放”的结果会造成局面失控，复又乞灵于对“资产阶级自由化”（bourgeois liberalization）或“精神污染”的新一波挞伐，作家又被告知仍必须遵循“共产党的领导以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指引”，作家的天职就是要去“开天辟地”。不过党的总书记胡耀邦于一九八五年一月所发表的演讲内容，却与上述论调中所暗含的威胁口吻相互抵触。胡耀邦告诉中央党校的毕业生，不得再接受宁可要“社会主义的野草而不要资本主义的秧苗”那种“激进左派的浑话”。（注二）

另一存在着深层结构矛盾的领域是中国的外交政策，特别是中国对美国与苏联所抱持的意向。中国似乎有可能转而倾向苏联，而对美国持更谨慎保留的态度。不过，我们再次见到这方面出现悖论的讯息。美中关系稳定发展的征候，表现在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前往中国大陆拜会人民解放军的高阶将领。美国进一步同意出售一批数量庞大、技术先进的武器给中国，并签署一项协议，将给中国必要的设备，以提升其核能发电能力。中国亦采取出乎西方强权意料之外的举措，答应与其他核能发电国家一同开放民用核能发电厂，接受“国际原子能总署”（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的安全检查。

但在负面效应方面，美国以中国强制妇女堕胎而拒绝捐款给“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United Nations Fund for Population Activities），中国对此作法感到愤愤不平。美国政府又因几桩案件与中国关系不睦，在中国一家饭店的客房中，有位美籍商人一边抽烟、一边沉沉入睡，结果引起严重的火灾，造成饭店十名房客的死亡，事后这位美籍商人被判处八个月的徒刑，并课以四万六千九百美元的罚金。中国坚称这完全是一宗刑事案，而非意外致死事件，这一冲突呼应了逾一百五十年前《休斯女士号》与《埃米利号》──特拉诺瓦这两个案子中所凸出的法律制度迥异问题。中国为了化解这次危机，而于一九八五年感恩节当天释放这位已服刑五个月的美籍商人。此外，又令美国感到愠怒与难堪的是，美国政府在国共内战期间吸收了金无怠（Larry Chin），此人于一九五二年至一九八一年任职于“中央情报局”，是一位受信赖的翻译、分析人员，结果他在受聘期间曾将机密文件交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则是把钜额的款项存入设于香港的三处秘密帐户中。

在与苏联的外交关系方面，中国仍然坚持在展开更富建设性对话之前必须先解决三点争端：苏联军队停止在中国北境修筑军事设施，苏联从阿富汗撤军，苏联停止援助越南占领柬埔寨。不过苏联新领导人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提出缓和紧张关系的要求则是在一九八五年成功获得中共的回响，其中包括扩大双边贸易与文化交流，中国购买七架俄制喷射客机，安排两国外交部长举行自一九六○年代初关系破裂以来的首次会面，以及在上海与列宁格勒两地重新开设领事馆。

在政府体制与军队改革这一极富争议性的领域方面，虽然整个庞大官僚机构依然持续膨胀，邓小平与一群志同道合的幕僚似乎已在一九八五年取得初步的成果。党内至少有一百四十名老干部据闻是心甘情愿从政治局、中央委员会等要职退休。其余任职于各个政府层级、年龄至少在六十岁以上的九十万余名干部亦同时宣布退休。接替甫退休政府领导人重要职位的六十四位官员，平均年龄为五十岁上下，其中有四分之三拥有大专毕业的教育程度。长久以来就受到期待的军队改革亦于一九八五年三月展开，此一过程始于四万七千名资深军官宣布退役，他们几乎全属一九四九年前毛泽东麾下游击队的老将。四月，中国发布一项更复杂的方案，把现有的四百二十万军队裁减掉近四分之一的兵力。

被精简的一百万兵力将会被重新纳入民间劳动力的运用范围，或转任武装警察、安全单位而由文职官僚领导。其次，解放军宣布在颁授动章时将正式区分军官与士兵阶级，而抹灭了林彪意图取消军衔制度而施行相关措施之中的最后一道痕迹，预料这一改革将使得军中重现专业主义的新趋向。

对于上述种种变革的必要性少有人置喙，但是中国的改革历程一路走来总是崎岖坎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里，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与受尊崇的程度取决于他在党、政、军中所占据的位置，因为职位之便可以带来汽车的使用权利、宽敞的公寓配给、特殊的食物享用、接触机密文件的管道，以及其他的额外津贴。任何希图摇撼这一制度者总会引发强力的反弹。更何况，迅速拔擢一群年纪较轻的新人接替资深老干部的职位，让具有专业技术能力的干部凌驾在教育水准低落、但革命资历齐备的旧世代之上；这批旧世代的干部已经在权力核心边缘觊觎良久，如今他们才蓦然醒觉，通往权力核心的道路将永远被阻绝。

一九八五年的重大群众抗议事件皆是由那些不满四个现代化运动所孵育出新氛围的人士发动的。其中有若干骚乱是肇始于公众微不足道的愤怒情绪，例如中国发生有史以来第一桩的足球赛暴动，这是因为香港队在一项国际性的挑战赛中击败中国队而在北京爆发的。有些人则是对所谓的“进步”抱持独特但可以理解的敌意，譬如，来自新疆成千上万的维吾尔少数民族在乌鲁木齐、上海、北京示威，抗议中共不断在新疆实验基地罗布泊进行核子试爆。这时候也有许多中国人开始对日本不断以经济力量渗透中国表示关切，把此一现象讽喻为“日本的第二次入侵”。一九八五年年底，正当学生团体准备推动大规模的抗议游行时，政府主动宣布将发起纪念“十二?九”运动的一系列活动，政府这一动作的目的是要取得先机，扭转反国家的敌意，避免重蹈五十年前“十二?九”运动反蒋介石政权的覆辙。不过这类的政治赌局犹如在钢索上行走，必须小心以对。邓小平与其他在文革期间受到整肃的老干部所企求的，无非就是一种能与失控之群众运动相抗衡，而又能让共产党的挫折与无能置身于漩涡之外的新生力量。如今他们已明白要将这股力量导向何方。

民主的合唱

纵使邓小平对此一事件做出了正确的抉择，而且在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九日这天中国大陆也并未出现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但人民心中积淀的抑郁情绪却是久久挥之不去。数百万的中国人──尤其是学生，以及教导他们的教师和数量不断攀升的失业青年──越来越难以忍受改头换面后的中国形貌，对于未来何去何从也感到茫然无依。许多人在小说、戏剧、摇滚音乐歌词、诗歌、绘画、漫画与电影创作中抒发、宣泄内心的迷惘，其中虽有少数作品遭到党干部的禁绝，不过大致说来均能自由流传，这一股自由风尚是自一九四九年以降所未见的。其中，像是一九八六年五月四日发表于四川成都的“非非主义宣言”，作者把当时的政治视为一场荒谬绝伦的闹剧，而以道家和盛行于一九二○年代西方社会之“达达主义运动”（Dadaist movement）的图象与思维逻辑来回应这种扭曲的政治现象。

非非：一个涵盖客体、形式、内容、方法论、过程、道，以及前文化思想（Pre-cultural Thought）原理的结果的空白术语。它同时也是一种对宇宙洪荒状态的描述。非非不是“不”。

人与客体被解构成前文化的状态之后，宇宙之内无一不是非非。

非非不是对任何事物的否定。它只是一种自我的表达。非非认识到解放就存在于模糊之间。（注三）

另外，在纪念蒋介石遭挟持的西安事变五十周年大会上，诗人岛子以〈极地〉（Endland）为题把，这块土地描绘成一悲伤的国度：

徽章飞舞

星号成熟

腐朽的古老密藏兽栏

黑色幽灵飞逝──

末日的特写

唤醒狼骸荒野的

凄美

万里怨恨

迎风招展

染色体的抚慰

码蚁反刍毛发指甲

带来地底的腐朽消息……（注四）

从一九八六年开始，一本精采的著作在中国大陆开始流行，书中揭露了潜藏在中国人创造性变革之中的阴暗面，并对中国人的性格痛加挞伐。这本名之为《丑陋的中国人》的小书写于一九八四年，作者是柏杨。这本辛辣的著作能在中国大陆广泛流传颇令人诧异，因为这本书痛批中国人落伍、自我残害的劣根性，这样的笔触令人回想起邹容的《革命军》，或者鲁迅于一九三○年代写作的一系列嬉笑怒骂的讽刺性文章。“中国人为什么如此这般残忍、懦弱？”柏杨问道。“中国人为什么如此这般勇于内斗？”他的答案总起来是十分刺耳的：

没有包容性的性格，如此这般狭窄的心胸，造成中国人两个极端，不够平衡。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卑，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傲。自卑的时候成了奴才；自傲的时候，成了主人；独独的，没有自尊。自卑的时候觉得自已是团狗屎，和权势走得越近，脸上的笑容越多。自傲的时候觉得其他人都是狗屎，不屑一顾；变成了一种人格分裂的奇异动物。（注五）

柏杨、“非非主义宣言”作者、岛子的同胞们，并非人人皆能领略蕴含在这些创作之中的浓郁惆怅。即使凄苦难堪，但中国人还是表现出逆来顺受的无奈，习于生活上种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吊诡。这种情绪在一个例证中彰显得淋漓尽致。有两位中国作家或搭乘火车或靠双脚行遍中国大陆，在旅途之中他们访问各地人士，并将访问后的录音带化为印刷的铅字。有些受访者要求匿名，然而等到这些故事于一九八五年初登载在小众的文学杂志上，嗣后更于一九八六年以书册的形式刊行，锐利的题材与观点立即迷炫了读者。现在，社会各个层面的人均可了解他们的同胞是如何去回应周遭的生活环境。例如，重庆一家风行一时的美容沙龙的首席发型设计师，发表了他对中国政治的独特观点：

我告诉你们，在政治转变受到污染的时候，还是没有人能够难倒美容师的。以反胡风运动为例。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不再整理头发。他们就像老鼠一般，唯恐被人注意、认出、诬陷。如果你们问我，那场运动正是受教育的人走下坡的时候。每次一有运动，我们的生意就一落千丈──反右斗争，一九六二年的阶级斗争、一九六四年的“四清运动”，一直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那时候女人唯一的一种发型就是短发。（注六）

一位过去以耕种为生的农民，一九六○年凶岁时，年仅十二岁的他必须靠沿街乞讨才能苟活于世，文革期间这位农民假装信仰每一派系的主张，所以能从他们那里取得赈济品而舒服地度过文革的动荡岁月，现在他以从事销售家乡工厂生产的乙烯聚合物模具为业。以下是他对推行中的四个现代化运动的观感：

买卖有诀窍吗？多的是！我并不依靠任何记事簿。因为你一丢掉它，你就完蛋了。我把所有的束西都储存在脑子中──包括其他人从事什么行业，他们喜欢吃什么，他们想要什么，我能够从他们身上得到什么。我每到一地，就注意当地欠缺什么。短缺使东西有价值。难道国家的经济与人民的生计不是这样吗？他们依照国家的计划来照料国家的经济，而我整理人民的生计──食物、衣服、消费性商品、娱乐。（注七）

还有一位十分自豪的母亲回想起她在北京每天必须花费两小时时间的单车车程往返于工作的工厂：

我们每一位骑单车的人谁也不认识谁，我们从不互相交谈，我们只是各骑各的路。我想所有的单车骑士都是一样，工人、学生与一般的干部都是去工作或者回家。我曾经有过一种想法，有人应该把我们拍成电影，然后在二十年、三十年后放给我们的孩子和孙子们看。他们应该看看我们是如何抚养他们，像这样骑着单车，取得许可证、配给的书、粮票，和油票。……从早到晚，为了国家和我们的家人，我们骑着单车在车阵里钻进钻出来帮助中国的现代化。（注八）

然后被这样的母亲抚养长大的小孩子，以一副坦白诚实但又略带幽默的口吻向访问者表示，在家庭中他们承袭上一代的辛劳与愉悦，并试着将永无止尽、充满竞争的课业生活置放在更宽广、更开放的未来环境中。“我想要到月球或其他星球旅行，”一个九岁的男孩如此说道。“到这些地方去一定很有趣。在月球上的重力作用比较弱，所以人可以跳得很高，然后再慢慢下降。这听起来十分有趣。”“我想要成为一名运动选手，一名赛跑选手，”第二个小孩这样说道，她是个十三岁的小女孩。“我想要跑得很快；我想要身体康复。所以，我也想要研究医学。我想当一名医生。”“当我一个人在家，”第三个是十二岁的男孩，他说道，“我幻想自己能发明东西。我幻想这些东西，但实际上我并不会做这些东西。”第四个是一名十五岁的男孩，他说：“梦想任何东西。我的雄心是成为一名高官。你们可能会觉得这很可笑，但我是认真的。我希望成为一名高官……有时我梦想我与外国人谈话。我想要了解世界上的所有事物，例如有关美国的政治。我对他们的总统选举很感兴趣。”（注九）

自我怀疑、玩世不恭、骄傲与希望──这几个世代已经用不同的声音表露出这些特质，而这以奇特的方式汇聚在方励之的心灵中。方励之生于一九三六年，十六岁就以优异的成绩进入北大研究天体物理学，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中受尽屈辱并被开除党籍，嗣后方励之于一九七○年代晚期恢复党籍，且成为中国最知名的教授之一。方励之获聘为“科技大学”（原是北京大学的分校，后委由安徽合肥当局主掌）副校长之后，以一种崭新、开放的模式来重塑校风，而这种模式也反映了他对民主政体基本承诺的认知。对方励之而言，为了避免滥用权力，所以权力必须被分享，决策必须是在公开的情形下做出，歧见必须被坦然面对，言论自由必须获得保障。如此一来，大学才能对国家的生机做出贡献，才能推展四个现代化的理想。方励之分别在合肥、北京公开向学生陈述，“现在社会风气不好”，根本的问题是“一些领导同志本身风不正。”方励之继续这个话题，告诉学生：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些年我们关于什么叫共产主义的宣传存在很大问题。我觉得我们的理论体系中，宣传中最大的毛病，就是把共产主义宣传得太有排他性，或者说比较狭隘，实质上也是比较浅薄。我也是共产党员，我追求的束西不是那么狭隘的束西。我们追求更合理的社会，那应当是多样化的，不是排他的，包容着人类一切精华的。这些年宣传的排他性，造成我们现在文化的贫血症、精神上的贫血症。这几年的宣传里头，好像什么东西都是自有共产主义以后，或者共产党成立以后，或者四九年以来，才是最高、最高，以前呢？这是最可怕的一种宣传。如果要加帽子，这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我们现在教育青年要有理想，说到一些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英雄，这是可以的，但你不要把别的人给贬一下。（注十）

方励之的这些话语撩拨了全国人民的心弦。连小孩子也会受到美国总统大选的吸引，那么大专学生表达出同样的兴趣就更不足为奇了。邓小平、赵紫阳等领导人以动人的辞藻呼吁进行政府改造，却不见具体的措施开放体制，让人民真正参与政治决策。于一九五三年制定、一九七九年修订的选举法中，设定了四级制的代议政府架构。这个架构的最底层是每两年举行一次的公社（一九八六年改制为乡级政府）代表大会选举。在这一层级之上的是每三年改选一次的二千七百五十七个县级代表大会。在县级之上才是全中国二十九个省、自治区与上海、北京、天津三个直辖市地区每五年改选一次的代表大会。这一体制架构的最顶层是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党把这一制度定义为“集中主义领导下的民主”（democracy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centralism）（注十一）确立了各级代表大会候选人均须遵循党既定路线的原则。不过偶或有学生试着竞争公社组织或乡级政府代表大会的席次，他们于一九八○年北京、长沙两地的选举活动中竞争尤其激烈。不过即使是他们当选了，学生仍无法取得席位，共产党坚持他们属意的候选人，而控制了一九八二年、一九八四年两次富争议性的选举。

党的领导干部在一九八六年又想如法炮制，不过这次他们却误判了形势。十二月五、九日在合肥市，逾九千三百名学生群集，大声抗议对该市及大学选举过程的操控。他们的宣传标语与张贴的大字报再次呼应了以前所发生过的类似事件：“没有民主化，就没有现代化”；“几乎每一天报纸、电视台和电台都在谈民主，但民主在哪里？”（注十二）在同一星期，武汉地区至少有逾五千名的学生走上街头。骚动的消息迅速传抵北京，要求民主的大字报，连同抱怨生活水准低落以及毕业后薪资所得微薄的标语，纷纷出现在校园内。校方当局连夜把这些抗议海报、标语移去，不过翌日就会有更多的海报、标语出现。有鉴于民主墙嘎然而止，中共随即进行一九八○宪法条文的修正，严令禁止游行示威、禁止张贴未经当局核准的大字报，因此所有示威抗议的学生均将面临负面材料写入个人档案，毁掉个人前途机会，甚至被判下狱的威胁。

但示威抗议的学生并不为所动，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上海一地至少有三万名学生走上街头，游行至“人民广场”与“外滩”（Bund）地区；有许多党政要员就住在往昔英国金融公司在外滩地区所兴建的石造宅邸里。有三万至四万名市民加入学生的抗议游行行列之中。他们手持的旗帜标语上，写着“自由万岁”、“还我民主”的口号。游行队伍不顾警察的阻拦一路前进，但在市政府大楼静坐的学生却被警察强制驱离。昆明、重庆、深圳经济特区亦分别传出示威抗议事件。若干上海学生还准备了一份简洁的宣言，宣言的语调与内容近似昔日五四运动者，学生就把宣言印在三乘五寸大小的传单上散发给群众。

敬告我们的同胞：

我们的指导原则是要在人民之间宣传民主的观念。我们的口号是反对官僚作风与权威主义，为民主、自由而奋斗。把长久以来即遭压抑的民主观念重新唤醒的时代已经到来了。（注十三）

在上海出现的其他大字报与口号，所提出的坦率观点已逾越了党的容忍限度：

“何时才能由人民当家作主？”

“若要知道什么是自由，就去问魏京生。”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该死。”（注十四）

政府官员阻止大众媒体报导学生的观点，并试图让其他地区漠视这些刻正发展中的事件。但学生为突破新闻封锁，邮寄了上百封信与宣言，给散居全国各地的友人和外校学生。其余学生则包围车站，要求离去的旅客代为传达讯息，或聚集在美国领事馆外，高喊他们的观点期使让外界知悉。最后，爆发示威游行的三天后，上海警察发布官方禁令，禁止举行这类集会游行。官方发表声明，藉由攻讦少数滋事者来打击这场抗议运动：

一小撮人企图破坏稳定和分裂团结，利用学生的爱国热忱与对民主的渴望扰乱生产与社会的秩序。（注十五）

纵使政府一再禁绝和口诛笔伐，但追求民主的示威运动一波又一波地在天津与南京两地爆发。在北京，虽然当局以下狱作为要胁，但来自至少四所大学成千上万的学生依然在萧瑟的寒冬以及警力的虎视耽耽中走上街头示威游行。

学生对“民主”诉求的意义何在，进行激辩：有些学生认为民主只不过是个空洞的口号；有人重拾合肥学生所主张的民主观念，认为民主就是自觉地反对政府依口袋中的候选人名单来举行选举的作法。学生辩称，这种选举是完美无瑕、行之有效的政治理念的赝品。也有学生将民主视为是五四运动时代用来解除中国人束缚的中心思想即“科学与民主”当中的第二个关键元素。

随着游行示威运动的激化，若干北京的政治领导人开始谴责学生的行为，并要求强化校园纪律和政治教育。一九八七年一月初，就在北京学生再次挑战警察的禁令而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时，一位政治局的成员大力捍卫强硬路线者的共同立场：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伟大的、光辉的以及政治纪律的党，所以能够持续保持革命的动力。共产党的领导权不是天命授予，它是由无数的革命殉难者，一波又一波，历经半世纪的流血与牺牲而得来的。（注十六）

于是党内强硬路线主张者（根据人们对他们行动方针的解释，强硬路线者可称之为“保守派”或“激进派”），迅速压制了正趋向于资产阶级化的学生运动，他们不仅打击学生，也大肆压制学生的思想启蒙老师。方励之就是学生思想的启迪者之一。方励之教授被开除党籍，取消了所有的教职与研究方面的职务，安徽省委书记更是批判了方励之的政治理念：

方励之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诬衊党的领导与党的干部，否定党过去几十年来的成就，诋毁社会主义制度。他还挑拨党与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的关系。（注十七）

第二位知名的牺牲者是作家刘宾雁，他在〈人妖之间〉一文中揭露了黑龙江省干部王守信贪渎案的始末，而于一九八○年代初声名大噪。刘宾雁在这篇报导文学之后，又在系列文章中揭露党的无知与腐败，指控党的保守派阻挠改革的进程，以及无视于忠诚反对者的价值。像这类反对意见的存在，基本上有益于国家机制的完善健全，在题为〈第二种忠诚〉（A Second Kind of Loyalty）的辛辣故事中，刘宾雁作如此的论述。刘宾雁被开除党籍的理由是他极力认同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的观念，而“违反党的纪律与学说”，然而这样的理由听起来是格外反讽。

起初，对这些公众人物的整肃，转移了一般对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于一九八七年一月突然不在公开政治场合露面这件事的注意力。邓小平于一月中旬加入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全面攻伐，显然胡耀邦本人将沦为这场动乱的替罪羔羊。胡耀邦直言加速改革的必要性，几近公开地蔑视毛派分子的擅自妄为，这样的风格使胡耀邦在党内成为一位饱受非议的领导人物。一月十六日，北京宣布胡耀邦为其“重大的政治原则的失误”做出自我检讨之后，请求“辞去”党中央总书记的职务。虽然胡耀邦仍保有政治局常务委员的席位，不过总书记一职已由赵紫阳兼代，直到选出继任者为止。

几天后，政府宣布成立一新的机构，其功能在于控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所有出版物与媒体，监督所有印刷品原料的供应情形，包括墨水、纸张与新闻纸。爆发示威骚动城市的一群“生事者”，分别被查获、逮捕，并依“反革命活动”的罪名判处长期监禁。二月初，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部长（译按，朱厚泽）遭罢黜，他是胡耀邦所提拔的幕僚，遗缺由强硬路线者且为党的喉舌《红旗》杂志的副总编辑（译按，王忍之）接替。在局势倥偬之际，连以西服、领带为个人标记的赵紫阳，也不免讨伐西方观念里所蕴藏的“毒素”，并宣布中国即将面临的两大主要工作：一是“提高生产与搞活经济”，另外一个是“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我们从若干迹象可窥知中共对倾慕民主政体的示威者的言论主张根本就无动于衷，党再度祭出雷锋，作为一种供人学习的典范。一场全国运动于焉展开，它提醒了中国人民勿忘善良的解放军战士的自我牺牲精神。雷锋精神的本尊，在林彪时代就曾告诉自己，“我将成为一个小螺丝钉，永不怠惰，以照亮我所处的每一个地方。”一九八七年，这类的隐喻又在中国大陆各地传唱不已。（注十八）一九八七年三月，在警卫森严的中南海内组织一场广为宣传的“雷锋精神论坛”，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向在座的党内大老报告：

雷锋精神就是共产党的精神，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就是全心全意、热烈地爱党的精神，就是全心全意，热烈地爱祖国和社会主义的精神，就是辛劳研究，艰苦奋斗，无私忘我，助人为乐……它是年轻一代进步意识形态的代表，是我们时代伟大精神的核心构成部分。（注十九）

宣称民主示威者不仅不是“进步”，而且还违逆了国家的真正需要，这样的说法听起来是再尖刻不过了。

扩展基础

政策的剧烈起伏似乎预示邓小平在面对瞬息万变的结构转型时，有意放慢政策改革的步调。不过另一个说法是，邓小平在共产党组织向来关切的意识形态方面，所抱持的立场依然守旧、裹足不前；但邓小平又有意识地试图在党内秉持列宁主义指导原则的经济计划保守势力和力主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急先锋之间扮演中介平衡的角色。为了维持党内这两股势力的动态平衡，若有必要，邓小平宁可选择牺牲他的同志胡耀邦；若是保守势力威胁到中国对西方世界所采取的开放政策，以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所孕育培植的自由企业体，邓小平也不会听任持强硬路线者为所欲为。显然整个一九八七年的夏、秋两季，邓小平的作为走的是后面一条路。

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全国代表大会（十二大会议已于一九八二年召开），成为攸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策方针之重大决策的讨论场域。党的领导人破例允许西方媒体报导这次大会的过程，这正可以作为中共决心对西方世界实施开放政策的明证。不过这种创新的作法仅是一种表象而已，因为之后拉萨爆发动乱，几百名西藏人抗议中国对西藏所采取的态度，西方记者拍下汉人的挣拧面孔并流传海外，中国政府旋即宣布拉萨实施戒严，下令将所有西方记者驱离西藏，并彻底封锁有关西藏地区的消息。

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五日，赵紫阳在向北京“人民大会堂”一千九百三十六名党代表发表的演说中，力持为了挽救若干关键项目产品，有必要维持市场价格的机能。他进一步指陈，中国共产党应该逐步将党与政府行政部门，党与企业单位区隔开来，而放手让专业的文官与厂长去从事领导的工作。在翌日的一场新闻会议上，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领导人宣布，政府正在考虑赋予农民买卖他们所承包耕作土地的权利，且得由农民的子女继承土地的权利。

仅两天后，外国媒体记者突然在大会会场上失去综影，所有外国记者均被禁止采访正在进行中的会议，这项突如其来的动作暴露出伴随着赵紫阳的演讲和可能承认土地买卖权利的声明而来的瞻前顾后的思虑。流言盛传，现已届八十三岁高龄的邓小平，正在为他主张的政策夙夜匪懈，为了要实践他的政策，邓小平不惜辞去中央委员会的席位。发布邓小平与正在为改革进程而忧心仲仲的保守派陈云、彭真等人辞去中央委员会职务消息的一号通告似乎证实了这项传闻。四位资深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亦随同去职。隔天，赵紫阳正式被推选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党员现在已达四千六百万人，面对如此庞大的党员人数，赵紫阳势必要控制党员人数的成长，并提升党员的教育素质。

有四名干部新近被选入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辅佐赵紫阳。比起退下的老干部，他们象征着共产党年轻世代接班的态势，他们之中仅有一人年届七十岁，其余均是五十或六十多岁。在这四人当中，要属李鹏的关系网络最为绵密＊。

李鹏是四川人，出生于一九二八年，七岁时父亲即遭国民党杀害。膝下无子的周恩来于一九三九年期间在重庆时即十分照顾这位稚龄孤儿，后来又将他安顿在延安地区。俟战争结束后，李鹏随即获选派往莫斯科动力学院学习电力工程，一九四九年末、一九五○年代初，李鹏一直留在莫斯科。一九五○年代晚期以及整个一九六○年代，李鹏跟在电力部门领导人（译按，刘澜波）的身旁，受到这位领导人的大力提携，一直到一九七九年这位领导人升任电力工业部部长，并成为电力业务领导小组内的一员专家为止。（由于文革期间李鹏职司北京市供电局革委会主任，所以能在乱世之中幸免于难、全身而退。）（注二○）由是观之，赵紫阳在一九八七年十一月提名李鹏代行国务院总理职务的作法也就无足为奇了。

邓小平仍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依然掌理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一职，而牢牢控制整个解放军机器。另一方面邓小平又安排八十四岁的杨尚昆出任“国家主席”。杨尚昆的关系网络遍及党、军体系；他的弟弟（译按，杨白冰）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本人长年膺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一职，日后在邓小平之下职司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而且杨尚昆和邓小平都是四川人，他的一生几乎是中国革命史的体现。一九二七年在上海，杨尚昆是一名年轻的工会组织分子，尔后放洋留学莫斯科，一九三○年成为〔国际派”的一员，延安与内战期间，历任党的要职。

＊原注：其余三人是姚依林、乔石，与胡启立。

赵紫阳与李鹏拥有如此强而有力的后盾，有绝佳的机会促进中国的经济改革。同时，有鉴于一九八八年初中国各项经济指标的表现并非十分乐观，所以推动经济改革亦有其急迫性。价格节节攀升，随着农民走进工厂就业或大量种植有利可图的经济作物，致使重要粮食作物的产量大幅滑落。中共再度实施为人所诟病的猪肉、糖、鸡蛋等物资配额政策。

一九八八年初，初步讨论迫切性的议题之后，党的新领导人决定利用三、四月的七届全国人大会议开会期间，进一步巩固经济改革的方向。长久以来全国人大即是党决议政策的橡皮图章；不过七届全国人大会议却成为政策争辩与决定的关键性场域。一千九百零七名代表之中有七分之一是新代表，他们当中有许多人表达出独立自主的观点与政策主张。一反过去全体一致举手表态议决政策的作风，这届人大开始出现投反对票的现象。这股风气是由一位以广东省代表身分出席该届人大会议的香港律师所启动的，这位代表抱怨她无法从专门委员会候选人的名单中选举委员，因为她并不了解这些候选人的名单是如何产生。由台湾前往大陆、居住在北京的一名科学家也发言，力劝出席的人大代表不要投票给一位高龄八十九岁、角逐一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候选人。“他太老了，应该多给他时间休息，”这位代表如此说道＊：现场瞬霎一片错愕，然后从在座代表之间爆出满堂鼓掌声。（注二一）受到这些前例的鼓舞，有更多代表开始对其他候选人品头论足并投出反对票，其中国家副主席候选人王震的反对票就有两百张，而王震正是去年批判学生示威最力的强硬派之一。

作为一种新的方针，会议进行的片段透过全国电视转播网而送到寻常百姓家中，而对这次会议产生参与感，并且也让电视观众目睹了一幕幕鲜活的论辩。外国记者被允许采访所有重要会期（不像一年前的党代表大会，外国记者先是被允许、继之又因故取消其采访权），同时在会议进行期间也经常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开讨论会。

七届人大之前最重要的争议点是由李鹏提出的，李鹏的言论虽然经过认可，但有时却又闪烁其词，似乎传达了一种强烈的保证，其中心指导原则是要加速四个现代化的进程，而反对许多党内资深元老所期待的放慢改革步伐的策略布局。言论中最激进的成份是决定透过宪法的保护，赋予人民买卖土地的使用权或是他们在企业中的利权。（自一九八五年以降，承包者死亡后这一权利是可以被继承的，现在这种权利的转让就更富弹性了。）此外，李鹏所决议的重要政策还包括住房应被视为是一种市场商品，如农业产品在自由市场中或是新兴城市企业生产的工业产品是可以自由买卖的。李鹏指出，住房就应该如同“电冰箱或单车”一样，不过这种比喻似乎对其提案的真正涵意过于轻描淡写。在中国大陆，条件合格的住房是十分短缺的，能否取得舒适的住房是衡量一个人权力与地位的重要指标。假若住房现在就走向市场自由化，那将会对党的社会福利体制造成极大的压力，并进一步恶化在城市与农村渐次浮现的经济不平等现象。

签译注：此人即台湾籍的人大代表黄顺兴，他反对当时已是八十九岁高龄的知名学者周谷城担任人大常委会科教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一职。

另外具有同等重要性的方案是由另一位政治局成员向大会提出的官僚体系重建计划。这项计划从赵紫阳的观点出发，预期把整个官僚体系的人事员额裁撒百分之二十，而这项人事精简计划主要是通过取消政府部门对企业的最终控制权，给予企业体本身自主的管理和利润分配权利来完成。这项政策将使数百万中国人失去工作契约以及他们所享有的额外收入。国务院中有四个部门负责掌理中国的能源与交通运输事业（铁路、石油、煤，与核能发电），这类事业单位亦将遭归并，而以具有独立自主管理权限的公司形式来取代。根据这项计划的预期，理顺后的中国官僚体系会是真正的文官体系，人员晋用的标准将视个人专长而定，非出自党的恩泽。

这些部门中有两个已经展开制度改革的进程了。诚如所见，中国正在试行煤炭生产的重组，而在石油工业方面，中国的公司业已扩大与日本、英、美企业的合资计划。但是问题极为复杂，一家独立的民间机构如何去经营中国羽翼初丰的核能工业，尤其是世界各国的目光焦点正紧盯着车诺堡（Chernobyl）与三哩岛（Three Mile Island）核能事故的后续效应？而中国自一九四九年之后即迅速扩展的庞大铁路运输网络，如今企业管理的问题弊病丛生。铁路运输制度改革的必要性自不待言，根据七届人人开会期间所透露出的新闻报导，在上海积弊已久的铁路黄牛票案件中有二百九十人被捕。这些黄牛先是垄断了所有的车票，然后再依市价的六倍卖给大失所望的乘客。

解放军本身亦正在进行制度性的调整。为了鼓励武器的研发，中国政府允许解放军生产的武器外销，且把大部分武器销售所赚取的外汇留归军队自己使用。这项政策在一九八八年初即收到立竿见影的成果，当时伊朗与伊拉克开始使用中国制之电脑导引、短程的“蚕式飞弹”（Silkworm missile）轰作对方的城市，这些飞弹均是由中国人直接出售或中介商人居间协调而取得的。一九八四至一九八七年间，中国与伊朗签订了总值二十五亿美元的军售协议，与伊拉克的军售金额则有十五亿美元。一九八八年夏天，中国与叙利亚（Syria）洽商出售射程达三百七十五哩的M-9飞弹＊，这款飞弹可携带化学弹头。据闻利比亚（Libya）亦曾与中共接洽同一型的飞弹，为了表示购买诚意，还愿意在浙江一家中国丝厂挹注钜额的资金。中国也出售弹道飞弹给沙乌地阿拉伯。＊＊处在战争与商业利益纠葛的世界里，阿根廷在福克兰群岛（Falkland Islands）一役中发射法制“飞鱼飞弹”（Exocet rocket）几乎击垮了英国的舰队，美国通过虚设的公司提供军火援助“尼加拉瓜反抗军”（Nicaraguan Contras），此时中国人俨然已向西方世界展示他们亦已认识到国际活动、国际贸易的这一特殊层面。

一九八八年头一季，城市地区的通货膨胀指数超过百分之二十，而上述种种制度性的变革与改革方案是如何造成剧烈的通膨，我们并不清楚。但是等到李鹏与其他人所提之宪法、经济与制度改革的方案一一通过之后，致力建设自主性“企业区”的一贯立场同样受到七届人大的核可。通过这次大会的最后一次投票，海南岛脱离广东的行政建制而成为单一行省。随着海南岛的建省，这座海岛被赋予吸收外资、拓展观光贸易事业、商品、服务自由流通等等各种广泛的自主权。前往海南岛的外国观光客甚至可以免签证。海南岛年前才暴露走私丑闻，这项决策这不可不谓果敢，或许可以被视为学习如何管理香港的尝试性作法，或者意欲建立行政与经济分离架构，藉以强化中国对台湾的吸引力的一次实验。假使试验成功，这样的模式同样可以在中国各重点城市实施。

＊译注：中国解放军第二炮兵部队装备的同型飞惮称为东风──十五。

＊＊原注：电脑科技亦被应用在中国军事与太空计划以外的领域。例如，在经济特区深圳的一所大学里，中文系说与电脑科学系合作，研发一套词汇查询的软体，可以用来搜索曹雪芹的《红楼梦》，查询者只要花几秒钟就能标示出他所选择的字串或组群。

台湾的蒋经国总统于一九八八年初召开国民大会前夕溘然长逝，因而扭转了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关系的进程，台湾议题逐渐受到中共的关注。蒋经国在晚年锐志实行饶富意义的民主化改革。台湾现在大体由台湾人自己来综理。蒋经国死后，副总统李登辉依宪法规定继任总统。李登辉，一九二三年出生于种植稻、茶农作物维生的农村家庭，成长于日据时代，于台北研究农业经济学之前曾赴日本接受大学教育。随后李登辉负岌美国取得爱荷华州立大学硕士、康乃尔大学博士的学位。

李登辉继任总统之后，恪遵蒋经国一个中国的宣示，明白揭橥反对台湾独立运动所力持之抗衡中国的政策立场。李登辉就任不到几个月，就开放台湾人赴中国大陆探亲，人潮相当惊人，一九八八年五月，台湾人前往大陆探亲的人数就高达一万人。通过香港代理人或分公司的媒介，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行之多年的商业往来进而解冻，台湾的企业基于经济特区的税赋减免政策以及价格不到台湾十分之一的廉价劳工等诱因考量，开始前往大陆经商设厂。

然而，这些扩大交流凸显了双方社会的差异，也凸显了一脉相承的文化渊源，即使是依香港模式，迅速迈向统一也似乎遥不可及。一九八八年七月，李登辉获选为国民党的党主席，更加强化了他的权力基础，以及坚定他的许诺，把在地的台湾人与一九四九年后自中国彻守台湾的外省人融合成一更为繁荣的实体。台湾在一九七二、一九七九年几乎沦为美国决策者手中的一颗棋子，现今已在国际舞台上一跃成为独立自主、具备国家能力的行动者。在台湾与中国大陆进一步发展出紧密的政治关系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以实际的表现，证明她是有能力造就一定程度的经济成长与发展。

社会危机

正当打击倡导民主或宣扬“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价值观者的镇压行动在中国大陆方兴未艾，另一方面，上百万的黎民百姓却受益于改革政策，理直气壮地成为拜金主义者。诚如流行于中国大陆的一些嘲讽式口号，奚落早期毛派分子的癖好而一一罗列他们政治行为的类别，今日中国人所必备的条件分别是“三高”与“八大”，光是“四要”已经无法令人满足了。所谓“四要”，是指毛主席时代人们追求的物质条件是一辆单车、一台收音机、一只手表、一台缝纫机。在邓小平主导的新世界里，“四要”已经被“八大”取代了：一台彩色电视机、一台冰箱、一台音响、一台照相机、一辆机车、一套家具、一台洗衣机、一台电风扇。而所谓“三高”，是指男人娶妻的必备标准二所得高、学历高、身高高。

一九八八年初，中国本地与外国的媒体赞扬个别企业──无论是属于工业部门或农业领域──利用政策的弹性而成功发迹的案例，一再强调这种乐观的取向。阜新和晋城的案例就是典型的代表。阜新是地处辽宁省的一座七十万人城市，一九八七年甫上任的市长发现这座城市基本上已经破产了，约莫一万三千家国营商店、企业与工厂长久以来即处于连连亏损的状态，他的解决方法就是把企业一一拍卖给地方上的叫价者，所以到了一九八八年，该市的商业活动已开始创造利润。阜新当地一家针织袜工厂的营运可作为中国企业的典型，该厂自一九六六年建厂以来就负债累累，一九八五、一九八六年分别亏损十万美元。市长于是把这座工厂租给厂里的工人陈姿卿（晋），押金为人民币一万二千元（合三千元美金）；假如她无法创造人民币十万元的利润，这笔押金就要被没收。倘若超过这个数目，扣除悦额后，她可以保有所有的利润所得。新任厂长透过裁减行政人员、改善销售技巧、重新规画店面摆设的管理方针，于一九八七年自己经营的头一年即创造近人民币一百万元的利润。

我们亦可从李春柱（音）的身上同样找到发迹致富的农村模式。李春柱在山西南部的晋城市从事农耕工作，他是一位曾遭整肃的地主阶级，土地在土改时期被重分配给农民，后又经历农村集体化与人民公社运动，土地也随着被并入公社，后来人民公社解体，一九八○年代初土地又划归个别农户使用。李春柱同样在承包制度中找到机会；当其他贫农离开土地到新成立的企业单位工作，或者转而种植经济作物或蔬菜类农产品，李春柱坚持生产粮食作物，扩大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并采行机械化耕种术。一九八八年，李春柱以固定的收购把定额数量的小麦卖给国家，而他所耕种的二百零七亩田（约三十四英亩）均与国家订有长期契约。在清朝、国民政府，或人民共和国之初，这样的土地耕作面积是难以想像的。但李春柱运用他的子女、亲戚共九人的劳动力，又从县政府贷款购得的一台牵引机与一台收割机。李春柱估算，他的收获比起固守小块面积之家庭耕种的传统模式要高出百分之八十。

“有些人就是不爱耕种，”李春柱告诉一位来访的西方记者说道，但他本人却是对新的技术大感兴趣。“使用机械，提高农产品的生产”，正是李春柱总结经验后的简单公式。用头脑，又能读书识字，并精准掌握未来的动态，所以李春柱能够善用新的契机。无论到哪里，李春柱总是携带他那本详细记载着产品等级、小麦价格、肥料，与杀虫药等资料的蓝色塑胶皮笔记本。就李春柱关心的层面而言，这就是四个现代化的范畴之一，他一方面服膺政府的政策，另一方面又致力于改善他的生活水准。（注二二）

但是到了一九八八年底、一九八九年初，在经济与官僚体系领域内的企业营运试验已经浮现出新的紧张关系与问题。这些问题日积月累，凸显出中国意欲继续维系邓小平与其同僚改革政策的新兴动力是十分困难的。政府在一九八八年底召开的中央委员全体会议与一九八九年初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讨论这些问题，并对中国的媒体刻意隐瞒，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有七：通货膨胀，粮食作物的减产，工人的骚动不安，贪污舞弊，失控的人口流动，人口的快速成长以及文盲。

受益于四个现代化与新的经济自由化政策，中国人民的所得大为提高，连带导致对民生消费品、住房与资本需求也起伏不定。这种需求量的水准曾一度带动就业机会的增长以及农民、工人自由选择范围的扩大；但它同时也形成通货膨胀的压力，一九八八年初的通货膨胀率约百分之二十，是年年底，城市地区的通货膨胀率则上升至百分之二十六。城市地区的生活水准急遽下降，政府下达的财政紧缩政策又纷告失灵。恐慌性的买入与囤积影响到各类产品，举凡粮食、食用油，甚至牙膏与肥皂皆在冲击之列。

一九八八年粮食产量的下滑肇致囤积问题的益形恶化。造成粮食减产有许多因素。为了缓和农民的骚乱，国家虽然调高向农民收购粮食的价格，不过这样的价格依旧远低于自由市场的价格；同时，粮食生产的利润无法与糖、烟草（这类农作物的产量在同一时期增长迅速）等经济作物相比。另一方面，政府碍于财政短绌，只能以借条或约定的便条形式来支付农民被强制收购的粮食；但农民不得用这些借条来交换燃料、食品，使得农民的窘境更是雪上加霜。当农民目睹他们卖给乡政府的剩余粮食以二倍半、甚至更高的价格出售，农民开始囤积粮食。

工人骚动的原因部分肇因于城市的通货膨胀，部分则源自新兴企业管理者施加在工人身上的恶劣工作条件。这些企业管理者大都与地方上的官僚干部关系密切，并透过地方政治领导人取得有利可图的合约，稀有的原料，便捷的交通运输，以及优惠的税率，以增加投资的利润。随着发放工资的延迟以及工人频遭解雇，于是工人开始走上街头示威抗议。尽管工人示威游行的激烈程度远逊于民国时期，但一九八八年爆发的部分工潮规模还是相当可观的：例如浙江省一家纺织厂，有一千五百名工人游行示威达两日之久；有一家药厂一千一百名工人的怠工期间就长达三个月。

共产党员之间的贪污腐化也很普遍，有许多党员与地方上的厂长挂勾。根据一九八八年透露的数据显示，在一九八七年总计有十五万名共产党员因贪渎或滥用权力的罪刑遭惩治，被调查或起诉的共产党员更是不计其数。逾二万五千人被开除党籍。同年有半数以上的企业以各种名目规避税责，其中有八成是个人企业。在农村地区，农业生产因政府贩售的不合格农药、化学肥料、种子而蒙受损失。于是政府下令，共产党党员每年必须接受廉洁操守与对党忠诚度的考核。

根据报导，兼差工人以及不满或待业之农村、城市人口的流动亦有失控的趋势。政府粗略估计，每年至少有八百万人流向城市地区，现在则有四亿人口散居在中国三百六十五座大城市，这是自一九八二年人口调查暴露出农村人口压力以来另一波的人口增长趋势。据报导，每天有三万名各式各样的流动工人徘徊在四川的火车站；这些失业或暂时遭解雇的工人所形成的“流动人口”，据说在四川就高达一百八十万人，在北京与广州则有逾一百一十万人。诸如此类庞大的人口流动本身仅是更形严酷问题之中的一个环节，因为农村土地使用与生产方法的变革，伴随着政府对农产品收购与新资金挹注计划的冻结，造成高达一亿八千万的农村剩余劳动人口；预计在下一个十年将有二亿人面临相同的困境。

人口成长的数字同样无法令政府的计划官僚稍感宽慰。鉴于中国所有可能怀孕人口的数量与年龄，有关政府单位估算在下一个八年的每年出生婴儿数将达二千万人。依据目前城市地区出生率为千分之十四点三、农村地区出生率千分之二十九点九四的趋势，预估公元两千年中国的总人口数将达十三亿人。事实证明一胎化的政策很难贯彻：在全部出生婴儿数之中有百分之三十二点三三是第二胎；十四点九五是第三胎。就中国三十亿美元的贸易赤字而论，中国粮食进口所占的比重虽然十分高，但其每人每年的粮食消耗量却呈现迅速下滑的趋势：一九八四至一九八八年间下降了四十公斤（即从四百公斤下降为三百六十公斤）。除此之外，这些增长的人口在中国所接受的教育，在质方面可能无法与他们的前几代相比。依据国家统计局的界定，中国大陆境内有二亿三千万的“文盲”（其中百分之九十五是住在农村地区，百分之七十是女性）；“国家教育委员会”亦注意到，许多父母与企业主为了利用廉价的童工在农地与工厂里工作，甚至抵制基本受教权。一九八八年，逾七百万的儿童离开中国的学校，这一数据包括中国四千万中学生的百分之七以及中国所有小学生的百分之三点三。（注二一二）

尽管这些内在问题不至于让政府有关中国转型的计划陷入不可自拔的泥沼，不过外国传来的消息似乎也未能扭转中国内部的颓势。一九八八年，即使外国直接投资中国的总额高达五十二亿美元，签订六千份各类合资契约，不过这个数字并不符合中国原先的期望。一九八八年中国的出口总额为四百七十亿美元，但相对的进口总额却高达五百四十亿美元。身为世界上重要出口国家，中国排名第十六，而香港排名第十一，台湾排名第二十。假若仔细检证不难发现，官方所公布的在华外资数据多属夸大。许多受人瞩目的中外合资企业，例如“美国汽车公司”（American Motors）与“北京吉普车”公司（Beijing Jeep），也都陷入经营危机，这主要归咎于低劣的生产水准、中方厂长的拖延与逃避（无法适应、符合美国人的不妥协态度与不切实际的期望），以及卖场员工的官僚作风。几年前，在东南沿海探勘石油的合资企业夸下海口，但也并未如预期，发现庞大的油源。经济特区同样面临管理不善与贪缄枉法的弊病。在经济特区里，有许多企业是属于党高干子女或亲戚所有，而在这令人眩惑的权力圈层之外的中国人则是公开、无奈地称这群权贵子弟为“太子党”。对于受过教育的中国青年而言，他们仿佛如梦初醒，认清“关系”似乎才是社会的晋升阶梯。他们相对感受到新近取得选择职业的“自由”同样亦威胁到他们自己，因为没有特殊的人脉，他们就不可能获得前程似锦的工作。再者，政府持续缩减大专院校设备费的支出，而任老旧的设备残破不堪，宿舍、餐厅腐朽荒废，学生与教授无不抱怨在这种恶劣环境之中难以从事有效的研究工作。改造中国经济与追求国家现代化的梦想似乎正在众人的眼前灰飞湮灭。

断裂点

对中国而言，一九八九年当是别具意义的一年：这一年是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四十年，与美国重建正式外交关系也已过了十年寒暑。一些杰出的中国科学家、作家──包括已被开除党籍的方励之与诗人北岛──分别致书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吁请他们把握契机，采取必要的步骤，让政治松绑，让中国的政治更开放。魏京生从一九七八年民主墙运动之后，已坐了十年牢，他们敦促中共领导人对魏京生等政治异议分子实行大赦。他们也呼吁政府赋予人民意见表达的自由，以裨益科学发展与经济改革所必须的学术交流，并为了国家的总体发展而挹注更多的教育经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亦阐述，倘若能把“政治、社会与文化的民主化”熔冶一炉，那“社会主义的民主”便指日可期。有些知识分子力陈回归邓小平一九七○年代末著名谈话中所蕴含的实用主义，“不管是黑猫白猫，只要是会抓耗子的就是好猫。”别的知识分子更进一步，例如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苏绍智指称，理论与实践的割裂是当今中国的一种“慢性病”。苏绍智呼应了遭污衊饥的党总书记胡耀邦的观点，倡言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似乎已被冰封在“僵化教条”的牢笼之中。真诚的改革确实能让马克思主义浴火重生，同时又能拒斥所有的“意识形态偏狭与官僚主义”作风、所有的“文化专断”病态。

诸如此类的心声似乎重新肯定了一九八六年合肥学生的诉愿，以及魏京生在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年的大瞻吁求：在马克思主义精神范畴中，仍然留有创造性成长与变革的空问。邓小平、李鹏或赵紫阳等人均不曾公开对各种振聋发啧的声音做出回应，而把这项任务交付下属，无奈这些官员却是嗤之以鼻。在他们的认知当中，像这类的请求和批判，无非是要“鼓动”公众并对政府施加“压力”。既然中国没有政治犯，所以要求“释放”魏京生和其他人也毫无意义。

在这股不安的气氛中，胡耀邦突然于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因心肌梗塞而溘然长逝。胡耀邦是长征老干部、“共青团”的领袖、邓小平钦点的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一九八六、八七年纵容学生运动泛滥的替罪羊。他在一九八七年被罢黜总书记一职，中央委员会命他公布一份“自我批评”文件；然而这种侮辱手段以及邓小平所采取的“宽恕”作法让中国百姓不胜唏嘘。俟胡耀邦逝世的消息传开，北京的学生找到了一种对政府施加压力、深化经济与民主改革的方式。毕竟，正是邓小平本人于一九七八年对七六年因纪念周恩来故总理而掀起的天安门示威运动进行“翻案”，而公开承认这次示威行动的合法性。学生发动支持胡耀邦的游行示威，并要求重新评价胡耀邦个人的功过，相信一九八六至一九八七年的民主示威、或许还有一九七八至一九七九年的民主墙运动所揭橥的观念将会再次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

这个想法似乎出自北京“人民大学”党史系的学生。党史系的学生大多数是共产党员或高干子弟，他们可望在党的官僚体系中平步青云，或在新兴企业中致富。他们懂得如何运用政治压力，如何维持政治压力的强度于不坠。来自北京其余学校成千上万的学生，包括北京大学在内，于四月十七日在天安门广场上加入人民大学学生的行列而形成联盟。学生聚集的目的是为了悼念胡耀邦，要求政府杜绝裙带主义流风，整饬贪官污吏，扩大决策的民主参与，改善大学的研究环境。自一九八○年之后，共产党即宣布大字报为非法行为，但大字报又开始在各地涌现，公开颂扬胡耀邦以及他对自由主义和政经改革的支持态度。放学或图书馆闭馆后，激昂的青年群众便自动聚集一起，共同分享彼此的情怀；而从这类聚会之中又萌生出新的、自主性的学生团体。上海等地的学生濡染了相同的心情，也抒发同样的心声。四月十八日，学生群众在座落于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大会堂”前静坐；是夜，学生群众怀抱着中共建政以来前所未有的勇气，蜂拥至紫禁城边侧的党部以及高干栖居的中南海前静坐。政府宣布将于四月二十二日举行胡耀邦的追悼会；政府也下令禁止集会游行，并封闭整个天安门广场。但学生精心筹划、相互协调，在武警进驻之前即涌入天安门广场，高悬旗帜，井然有序地进行和平抗争。有些学生以一种仪式性但又无比真挚的表达姿态，跪在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请求李鹏出来接见学生并与学生沟通，宛若清代朝礼的再现。李鹅拒绝了学生的请愿。四月二十四日，学生开始发起大规模的罢课行动，意图以此向政府领导人施压，期望他们能倾听学生的心声。

情势发展至此，即使学生越过了七六、七八或八六年的限度，政府与学生双方似乎仍有转圜的空间。学生相信赵紫阳同他身旁的重要幕僚一样，都愿意接纳深化改革的对话，而以赵紫阳身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地位，应该有能力敦促共产党往同样的方向前进。至于赵紫阳本人，他或许把学生发起的这场示威运动视为一种潜在的政治力量，能强化他在党内的权力基础、而削弱李鹏、甚至邓小平本人的地位。（邓小平在一九七八年就曾成功利用民主墙运动巩固地位，打击华国锋。）然而到了四月底，学生群众因《人民日报》刊出杀气腾腾的社论，把这场运动定性为“有计划的阴谋”而群情哗然。这意味着中共将采取逮捕起诉的行动。在这关键时刻之前，赵紫阳已远赴北韩进行官式访问，而《人民日报》的社论显然是代表李鹏或邓小平本人所属党内强硬派集团的观点。

学生并不因此而临阵退缩，他们以无比愤怒与鄙夷的态度来回应中央领导人的立场。现在，学生的老师、记者，以及北京的市民亦纷纷加入集会行列。群众集合的规模与声势日益壮大，要求改革与民主自由的呼声也越来越肆无忌惮。但政府领导人对此似乎置若罔闻，因为对五四运动周年纪念采取任何形式的暴力手段都会令人马上联想到军阀割据的时代。五月四日这天终究是到来了，当天北京有逾十万人的游行队伍，规模之大足令一九一九年的学生运动相形失色，不过还是平和落幕。全国各大城市也都发起类似的团体与游行活动，但只有北京一地成为世界各大媒体追逐的焦点，除了因为学生示威抗议之外，也是因为俄共总书记戈巴契夫将于五月中旬如期造访北京，与邓小平进行一场重要、筹划已久的高峰会。这场高峰会象征自赫鲁雪夫发表令毛震惊的鞭挞史达林秘密演说以降，中苏之间持续三十三年敌对关系的解冻。

戈巴契夫受到北京示威群众的热烈欢迎，这是因为戈巴契夫尝试把政治与学术自由导入苏联，而与中国领导人的顽强抗拒形成强烈的对比。然而随着学生示威群众改采新的绝食策略以凸显其改革理念时，戈巴契夫来访的意义以及邓小平亟欲利用这次机会来营造双方和缓关系的作法，顿时蒙上一层阴影。近三千名绝食者躺在临时搭设的帐棚内，身旁围绕着数以万计的同学、北京市民以及好奇的访客、旁观人士，使天安门广场看起来宛如一座大型营地。北京学生透过一群自号“飞虎队”的机车骑士密切注视最新情势的发展。中国政府取消或变更为戈巴契夫筹备的典礼仪式，随着电视机的镜头把天安门广场的画面传送到世界各地，世人看到了救护车忙进忙出，载运身体虚弱、生命岌岌可危的绝食者。

这种局势的发展是中国过去所未见的，虽然在文革期间曾出现过类似规模的群众集会，但过去的群众运动主要是由国家策动，而群众运动的目的往往在于誓言效忠党与人民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现在，即使赵紫阳依旧试图缓和对峙的紧张关系，认为《人民日报》社论对学生的指控过于严厉，不过示威群众还是公开要求邓小平与李鹏下台。示威学生和支持者时而鼓噪愤怒，时而载歌起舞，或浸淫在政治的论辩，或疲惫不堪而昏昏入睡，霎时成为政府潜在的政治威胁，以及中国其他地区与世界各地人民眼前的奇特景观。李鹏确实曾邀请绝食抗议者的领袖会谈，但结果却是不欢而散。李鹏发觉学生的行为粗鄙无礼且条理不清，而学生则认为李鹏倨傲而冷淡。五月十七、十八日，天安门广场里里外外的示威人群已超过一百万。囿于政府的管制而沉默至今的报社与电视新闻记者、撰稿人，他们开始抛卸身上的束缚，竭尽全力地如实、广泛报导学生的示威抗议行动。五月十九日，总书记赵紫阳前往探视绝食示威者，眼泪几乎夺眶而出，并促他们结束绝食的行动。李鹏与示威者亦进行短暂的沟通，但没有提出任何辩解与承诺。五月二十日，在赵紫阳未发表任何意见的情形下，总理李鹏与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宣布实施戒严，下令解放军进驻北京清理天安门广场并恢复北京秩序。

但持续两周解放军都无法彻底清理天安门广场，军人的行动因北京市民以无比的勇气与团结精神从中作梗而落得徒劳无功。工人起初是学生的同盟，他们现在则组织属于自己的团体加入示威抗议的行列，并阻扰军人的前进。他们包围军用运输车，偷偷把轮胎放气或关掉引擎，与军队争论或劝告军队不要实施戒严，不要把抢悍子对准中国百姓。对军队而言，所接受的任务似乎令他们颇为尴尬，不管是政府或者军队，中央领导阶层的分裂让军队难以适从。邓小平因学生的不妥协态度以及酿成街头的失序状态而震怒，此情此景让他不由自主地回忆起文化大革命的历程，于是他说服了强硬派的拥护者，下令解放军军区司令派遣经验丰富的部队进驻京畿。赵紫阳发觉无法在他的同僚之间获得足够的支持，无能制衡强硬派的部署。

先前几个月在示威群众中被推派出的学生领袖现在察觉，他们必须负责天安门广场上蜂拥而至的人群与随之而来的秽物、垃圾，以及随时可能爆发的传染疾病。到了五月底，学生领袖开始力劝支持者结束绝食抗议的行动，返回学校，并试图继续与政府进行对话，大多数的北京学生也都听从他们的劝告。不过新来乍到者──大都是来自其他城市的示威群众──又取代了他们的位置。学生领袖采纳了强硬的立场，声称彻退即意味着背叛了他们的原则，除非展示他们庞大的动员能力与不屈不挠的韧性持续向政府施压，政府是不可能公开与他们进行对话。一群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竖起一座雕像而吸引众人的目光：这一座三十英尺高的白石膏雕像是学生眼中的民主女神，外观是一尊昂首、双手擎着自由火炬的年轻女性。

稍后，于六月三日的深夜，军队向天安门广场方向挺进。他们并不是一支毫无作战经验、装备落后的部队，而是强悍精锐、装备精良的“二十七军”（指挥官是国家主席杨尚昆的亲戚＊）以及坚定效忠邓小平的部队。在重型坦克车戒护之下，携带武器装备的大军突破了防栅，碾过立在军队面前或阻挡军队去路的人群，从东、西两方通衢大道向天安门广场汇集。配备自动机枪的军队，任意朝奔向附近建筑物或走近军队据点的街上人群扫射。

六月四日凌晨，军队封锁所有通往天安门广场的道路，并关闭天安门广场上的所有灯光。历经冗长与痛苦的激辩，留下来的学生与示威群众决定撒离天安门广场。随着学生与示威群众狼狈但秩序井然地撒退，军队与坦克车占领了他们的营地，并把“民主女神像”推倒、碾碎。军队向广场附近和其他地区的学生、市民扫射，北京市随即陷入一片惨绝人寰的混乱中。哀嚎声回荡在寂静的夜空中，地上满布碎片，遭自制汽油弹击中的军用卡车或坦克车冒出熊熊的焰光。医院躺满无数的尸体与伤患，其中大都是无辜的平民百姓。解放军亦有伤亡，其中部分军人是被一些目睹手无寸铁的示威者遭击毙而愤慨的群众以残忍的手段杀害。蜚言蜚语四起，谣传军队将火烧天安门广场上堆积如山的尸首以湮灭他们凶残的证据。无论传言是否属实──也没有人能通过部队的层层警戒──倒卧街头、医院或横躺在倾倒单车上的尸体，正足以证明暴力凶残的程度。在这场军队武装镇压中，死伤者难以细数。冷酷无情的杀戮行为让人联想到中国早期内战与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时代。（注二四）证据显示，成都以及其他城市皆曾爆发武警镇压平民示威者的事件，但政府全面封锁消息，使外界难以正确估算伤亡的程度。外国记者严禁拍照或进行访问，卫星线路也完全切断。

＊译注：作者所指的将领应是迟浩田。“六四”之后，北京和海外一度盛传迟浩田是场尚昆的女婿，事实上迟、场并无亲戚关系。

几天以来谣言甚嚣尘上，传说其他单位的解放军有感于大屠杀的凶残，可能兴兵攻击二十七军而掀起内战，或是中国工人将举行一场联合大罢工，或是其他城市有志一同的动乱者预备推翻政府，但这些传言无一获得证实。强硬派是“赢”了，不过用“赢”这个字眼事实上诚属勉强。赵紫阳遭到罢黜，这第二位邓小平钦点的接班人亦步上胡耀邦的后尘。李腾与邓小平这两位党内最具权势的领导人，再度身着象征俭朴革命生活形态的传统高领“毛装”，公开慰劳清洗广场的解放军将官、士兵，褒扬他们的勇气卓绝。追随中央步调、识实务的上海市第一书记江泽民，面对街头示威人群仍能维持上海的社会秩序，他接替了赵紫阳的遗缺，晋升为党的总书记。党透过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以反革命、“不良分子”的罪名对示威者大肆攻讦，并扩大追捕学生领袖及其重要支持者。许多中共“亟欲”捕获的学生在警力严密追缉下躲了几个星期，其中少数人还秘密潜逃出中国大陆，这显示中共的追捕行动不符人心，其组织的效率与团结性出现了警讯。不过还是有成千上万的学生遭逮捕、审讯。此外，政府亦遏制任何具自主性之工人团体的成立，对曾经参与抗争的工人施以严酷的惩罚。有许多工人被逮捕，且在众目睽睽之下遭处决。

世界各国政府因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幕屠戮场景而瞠目结舌，但却不知该采取何种适切的行动。有许多外国政府表达强烈的愤怒，下令国人返国，实施经济制裁，透过各种国际组织谴责中共。纵使充满挑衅意味的部队以自动机枪扫射外国人居住的建筑物，也没有一个与中国断绝外交关系。美国使馆给予方励之夫妇所要求的政治庇护，此举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视为是干涉中国内政的不当行为。

六月九日，邓小平亲自出马，在演讲中严厉谴责示威者，而邓的这篇讲稿日后成为全中国各地研讨会议与党内小组讨论的指定教材，明显代表官方对此一事件定性的基本论调。这篇讲稿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总结了中国曾经走过的革命岁月，同时指出希冀从过去的革命经验来映照当前乱局的困难度。邓小平说道，政府所镇压的正是“反革命暴乱”。更何况，这场暴乱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邓小平一方面从这种长期、近乎全视野的角度来诠释这一事件，一方面又告诉在场聆听的党领导人与军队将官，大量的“社会渣滓”意图颠覆党和社会，以“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邓小平并未指名道姓何人是社会的渣滓，但却明白表示这些社会的渣滓是与“群众”、“青年学生”、“围观的群众”有所区隔。军队在镇压暴乱过程中所展现的勇气足堪表率，邓小平道，这显示十八、十九岁的新兵战士懂得如何捍卫社会主义和国家。然而邓小平并未试图解释何以学生要以坚毅不拔的精神来从事示威抗争，何以有这么多的市民拥护他们，邓小平坚持必须毅然决然地粉碎背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最高指导原则的任何举措，以及铲除引进“美国式的三权鼎立制度”的各种意图。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将再次成为一个“关闭性的国家”，或者政府领导人会“重复回到过去那样，把经济搞得死死的”。邓小平在演讲结尾重新肯定加速国家经济发展的必要性：“多搞一点电，多搞一点铁路、公路、航运。”他黾勉干部用十二年的时间完成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的目标，往后五十年再以每年百分之二的增长速度于公元二○五○年达到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在对“这次事件的性质”进行评判之中，邓小平把六月三、四日的冲突与四、五月事件的脉络两相对照，然后思索更为广泛的意识形态课题。中国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邓小平说道，这是一场社会主义与“资产阶级自由化和精神污染”对立的斗争。在这场战阵中，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将为可预知的未来而奋战。遥想江西苏区、延安时期、建政初年那段艰苦但斗志高昂的岁月，邓小平期勉重拾那种勤俭的价值与标准，倡导“朴素的生活”与“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唯有如此，中国才能避免“西方的许多坏的影响进来”，实现她自己的“改革开放”远景。（注二五）

尽管邓小平流露出自信的语调，但他对中国共产党本身所面临的危机必是心知肚明。邓小平在拉下先前两位已被神圣化的接班人胡耀邦、赵紫阳之后，突然把江泽民拱上总书记的位置，这项举措令人忆起毛泽东斗倒刘少奇、林彪而扶持华国锋的这段骇人往事。在中国漫漫的历史长河里，一种和平、可长可久之权力转移机制的哄如，困扰了袁世凯逝世后的民国政局，同时也严重弱化了晚清政权的国力，甚至还一度让贤明的康熙皇帝陷入绝境。

就当时所能预见，邓小平留给中国的遗产是促成一个统一的国家，且充满自信地迈向经济与政治改革的道路。但是在邓小平以及新生代政治人物再度面对满清在十九世纪末所面对的难局，亦即中国能根据自己的认知彻底融入现代世界，但又不至于牺牲意识形态的纯洁性。然而相较于一八八○年代的处境，希冀在一九八○年代恪守意识形态的纯洁无疑是缘木求鱼。等到一些毛泽东的观念遭拒斥以及新兴企业制度的崛起之后，中国共产党教条已经所剩无几，远逊于晚清时期引领变法改革的那种过度形式化的儒家思想。党内元老对赵紫阳及其拥护者的践踏，俨然是慈禧太后为了斫百日维新而罢黜光绪皇帝作法的历史翻版。

邓小平所留下来的另一份遗产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邓小平曾饬令运用武装力量，去弹压严守数星期街头和平抗争、以凸显要求参与政府决策之合法性的中国学生与贩夫走卒。镇压手段的野蛮，中国政府公然向世界说谎的犬儒心态，徒令目前留学海外成千上万杰出的中国学生更为不耻。这群海外留学生，结合了因遭迫害而流亡海外的政治异议分子以及有感于六四屠杀的残酷而在政治上觉醒的华人移民，共同在海外形成一股反对的力量。无论政府在国内压制民主运动的手段是何等残暴，无论政府是如何辩白民主观念与中国的需求扞格不入，海外华人将会拆穿中国政府的虚伪谎言。孙逸仙曾向栖居海外、在政治上已被启蒙的华人寻求奥援。事实上，十六岁即远赴法国从事勤工俭学运动的邓小平，亦是在海外华人社群中开始形塑他的激进主义意识。

即便是邓小平试图把这场浩劫归咎于一小撮不良分子的行径，但他终究还是无法隐匿中国领导阶层正面临新近浮现之潜在能量挑战的这个事实。这是一种富有深刻历史共呜的能量，而这一历史的共呜是由矢志不渝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激荡出的，他们坚持有责任去批判政府的种种陋习积弊，即使面对政府扼杀他们的批判声浪，也不轻言放弃这种自我责任。无论是否出于自我意识，一九七六、七八、八九年走上街头、高声呐喊的中国人，分享了一九三○年代的反国民党国民政府、一九二○年代的五四运动、十九世纪末的反清积极分子、甚至十八世纪“考证”学派的若干儒士、十七世纪的东林党人和明朝遗老萦绕心中的情怀。即使中国政府不断施以学术与政治压迫，但我们仍有充分理由相信八九年的示威抗争事件将会卷土重来。中国市民与工人迸发的愤怒情绪、甚至兽性，无论是如何被激化成杀害军人的野蛮行为，但他们的行止呼应了一种独特的传统模式。长久以来，中国的市井小民欠缺足够、甚至无法接受教育的涵化，加上独特之引导式意识形态的阙如，所以无能反抗压迫者或剥削者。对美好生活的引颈期盼，内心深处的彷徨无奈，以及极端恶劣的生活条件，这些因素均可能蜕变成反抗怠忽民瘼、因循苟且政府的驱力。手无寸铁但又意图杀害兵丁的人，只能凭藉着赤手空拳之力直到他们占据敌人的军械库为止。明季的农民起义，追随王伦、林清或白莲教的教众，捻乱，拳匪以及二十世纪湖南或上海的农民或城市工人，皆足堪证明人民对于蒙遭轻蔑的忍受度是有限的。

无论他们是否会在意此种历史共呜，对于许许多多被迫参与小组讨论会而委身于邓小平只字片语和这场事件的中国人而言，必能细细咀嚼权力中央所酝酿出的种种内在冲突矛盾。领导人坚称，剧烈的经济成长和技术转移可以在不触动根本的政治变革下实现，但要求政治变革的呼声却以雷霆万钧之势而至。四十年前挑战既存社会、政治与经济规范而夺取政权的政党，现在似乎已茫然无绪，但求能豁免挑战。设若中国通过激励诱因机制、经济特区、长期的个人承包制与合资企业而发展成为一现代化的国家，善用契机的这群人势必会在政治决策方面扮演某种角色。对于八○年代的中国领导人而言，一如过去跨越四个世纪的各式历史人物，政治抗争以及分享政治统治权力的渴望依然是一种背叛的明证或社会动荡的先兆。紫禁城隐约闪烁的金黄瓦砖和雕栏玉砌的恢宏宫院今犹在，但横亘在紫禁城前面偌大的开放空间却迸射出新的挑战。唯有人民的心声能获得倾听回应，否则就没有真正的现代中国。

注释

注一:〈季刊文献〉，见《中国季刊》。第一涉二期。一九八五年六月。页三七四。

注二：《纽约时报〉。一九八五年一月六日与一九八五年二月二十一日。

注三：白杰明（Geremie Barme）与闽福德（John Minford），《火种：中国人良知的声音》（Seeds of Fire: Chinese Voices of Conscience., New York. 1989），页四○五。

注四：前揭书，页四一

注五：前揭书，页一七四。

注六：张辛欣（Zhang Xining）与桑晔（Sang Ye），〈中国人的生活：当代中国的口述历史》（Chinese Lives: An Oral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China., New York, 1987），页一七四。

注七：前揭书，页三一三。

注八：前揭书，页一五三。

注九：金安平（Chin Annping），《中国之子：近年来的心声》（Children of China: Voices from Recent Years., New York, 1988），页五三、一○三、二○一。

注十：谢尔（Orville Schell）, 《迪斯可与民主：处在改革阵痛时期的中国》（Discos and Democracy: China In the Throes of Reform., New York, 1988），页一三二。

注十一：黎安友，《中国的民主》，页一九七。

注十二：谢尔，页二一三至二一四。

注十三：《纽约时报》，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一日。

注十四：谢尔，页二二四至二二五。

注十五：《纽约时报》，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一日。

注十六：前揭文，一九八七年一月三日；转引自《人民日报》。

注十七：前褐文，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三日。

注十八：谢尔，页一三四与二九一。

注十九：前揭书，页二九二。

注二○：有关李鹏的个人资料，参见李侃如与奥森柏格，《中国政策的制定：领导人、结构与过程》，页五一至五八。

注二一：《纽约时报》，一九八八年三月三十一日与一九八八年四月九日。

注二二：前引文，一九八八年二月十日、一九八八年二月十九日、一九八八年四月三日、一九八八年五月三十一日。

注二三：所有的数据皆转引自〈季刊文献〉, 《中国季刊》，第一一七期，一九八九年三月，页一八○至一九五；以及第二八期，一九八九年六月，页三九一至四○七。有关“美国汽车公司〕与“北京吉普车公司〕，见孟捷慕（Jim Mann），《北京吉普军》（Beijing Jeep., New York, 1989）。

注二四：有关一九八九年四、五月问北京民主运动与六月大屠杀的详细资料尚未公布。本文的解释系取材自报纸、电视转播报导、新闻性杂志，一些尚未公布的第一手资料，以及座谈会的讨论、评论已公布的文献引自“亚洲人权观察”（Asia Human Rights Watch）编辑之有关示威与屠杀的卷册；另由韩民主（音）主编的那卷，系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详细收录了由示威者所撰写的声明和制作的大字报。此外，还可参考〈季刊文献〉，《中国季刊》，第一一九期，一九八九年九月，所附之重要相关文件。有关示威游行与受难者引人注目的照片，可参见特内（Peter Turnley）等，《北京之春》（Beijing Spring., New York, 1989）。

注二五：《纽约时报》，一九八九年六月三十日。

26 世纪末

恢复成长

邓小平的声望因八九年天安门事件而受到重创，因此，邓小平就只能采取守势，被动以待。一九八九年的下半年，以及整个一九九○年，媒体、官僚体系倾全力围剿民运人士与其支持者，意图消灭民运分子的残余势力。成千上万的民运分子被逮捕、监禁，或者下放到劳改营，其中多数──主要是工人──遭处决。政府所属研究单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术研究机构、特别是赵紫阳一手成立的“智库”，领导干部纷遭整肃，且据传赵紫阳因拒绝自我批判他在示威运动期间所表现的包容态度，被拔除所有官方职位而于北京遭到软禁，甚至一直持续到邓小平过世之后。（注一）

在中国领导阶层内，邓小平的批判怒声指陈，鲁莽轻率地拥抱西方世界已导致中国共产党价值观的腐蚀，造成中国经济结构的倾斜，产生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主掌贯彻党内计划的总理李鹏，力主固守每年百分之六成长率的上限，以遏止酿成八九年社会动荡之通货膨胀危机的复燃。对许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而言，相较于东欧共产集团的冰消瓦解、戈巴契夫的瞬间倒台、苏联本身的分裂，这些仿如中国自身颠簸命运之怵目惊心的先兆，通货膨胀危机的迫切性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是故，对国内异议人士的铲除弹压，对诸如西藏、新疆等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边界地区的严密防范，压缩经济变革的范围与速度，就成为政府优先选择的政策方针。甚至有三十二位资深党员还建议，应完全废除经济特区的制度。

就在中国各地民主运动蒙遭血腥镇压的那一年起，中国境外开始热切勾勒这个国家未来各种可能场景。这些众多预言的可能结果包括：学生或工人群起驱逐李鹏，赵紫阳重返权力中枢，军事政变，因着地理山川的特征而分裂成数个国家，甚至逐步走向前清倾圯后的军阀主义世界。不过最出乎世人预料的是，在邓小平掌舵之下，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通过选择性压缩国内批判空间，同时又加速国内各经济部门成长这种巧妙的均衡手段，不仅屹立不摇而牢牢控制权力，还缔造了惊人的附带价值──即人民财富的大量增加。

邓小平对革命长期以来的忠诚无人能质疑，加上他多年来深获毛泽东的信任，以及在反右斗争、大跃进运动期间所扮演的积极角色，邓小平能团结像陈云这类希望强化集中性计划机制的老干部，以及若干意图回归强化意识形态训育工作老路的顽固毛派分子。强硬派心知肚明，文化大革命的经验，让邓小平对于假借革命名义的青年狂热分子深恶痛绝。同时，邓小平一再赞许人民解放军在一九八九年六月的表现以及解放军面对“暴动”仍能坚定不移的态度。邓小平亦支持解放军从事野心勃勃、有利可图的国际武器销售和国内投资的作法，这使邓小平深获军方的拥戴。

但是，反对加速经济成长的力量却展现出惊人的顽强。深圳地区年轻工人的“淘金”态度遭到强烈批判，而一九九一年八月由苏联共产党老干部策动反戈巴契夫的政变证明，即使是最强势的领导人，在推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本身亦可能遭受严重的伤害。（注二）所以，一九九二年一月，邓小平决意采取大瞻的步骤，以他的威望重新触动中国经济活力、经济变革的中心，亦即发挥中国东南方经济特区的经济效用与天然条件。邓小平曾于一九八四年抵达深圳，凸显他对深圳特区的信心，但时值一九九二年，邓小平这趟南方之行显得更富机巧之意，所要面对的环境亦更为严峻。奇特的是，邓小平称他这趟九二年的旅程为“南巡”，措辞与康熙皇帝于一六八四至一七○七年间先后六次南下江南的用语如出一辙。不过康熙皇帝口中的南方，特指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命脉扬州、南京、杭州，康熙皇帝从未更进一步深入南方地带，远抵位处亚热带的广东。在邓小平的南巡所到之处，包括上海与长江流域的工业重镇武汉，但邓主要关注的是地处更为南方的广州、珠海，以及与香港比邻的深圳。邓小平意有所指，针对“党内保守势力”说道：“意识形态是取代不了米的。”他赞扬广东地区是“经济发展的领导动力”，并力促广东迎头赶上香港、新加坡、台湾与南韩等“四小龙”。

中国媒体最初对这趟行程的态度冷淡，由此可窥知对邓小平的抵制程度。不过稍后在春天，邓小平不仅成功地在报刊杂志上宣扬这趟旅程的意义，且突出经济特区的重要经济角色，还正式把它纳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公开论坛上和中共中央委员会的文件之中。人民解放军也发挥临门一脚的作用。一九九二年春天，中国七大军区的所有司令员，连同五十七位军事将领，联袂访问深圳、珠海经济特区，他们带着对特区“成功经验的信心”返回岗位，并矢志“学习特区的经验”。邓小平指出，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仅“只能是死路一条”。更重要的是，快速发展才是中国的根本之道：“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

只有“左”，邓小平亦表示，才把这些改革视为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或者可能危及中国整体的“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承诺，欢迎所有在海外从事研究的华人返国为经济发展贡献智慧。为了强调这点，邓小平对八九年那场危机的说词显得有些欲盖弥彰，他表示，胡耀邦、赵紫阳二人的失势并不是导因于他们加速经济的成长，而是他们“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跟斗”。（注三）

畛域与竞赛

在南巡途中，邓小平就曾感概，当年在设计经济特区制度时就应把上海列入其中。一九九二年春天，邓小平再次重申这一观点，即使能让邓在党内的主要对手、资深的元老级干部陈云（陈云曾预言邓小平的政策将使党步上俄国、东欧共党国家的后尘而分崩离析）勉强默从，邓小平还是修正了他的观点。邓小平宣称，上海是长江流域的新“龙头”，是现今长江流域开放外国投资之五大城市中对外贸易的重镇。＊同时，连同新疆、福建、云南的“沿边地区”，位处东北、西北与西南的五个城市亦将建设成所谓的“开放城市”。以活络对外贸易与吸引外国的投资。＊＊

这种对外开放区域的逐一扩散其实是模仿自十九世纪末达到高峰的条约港口制度，尽管邓小平表示中国绝不可能再沦落回西方强权倨傲自大、清廷打躬作揖那个充满特权与剥削的世界。

毛泽东对于弥漫在城市──尤其是上海──里那种腐化风尚的疑虑始终不改初衷，虽然毛在文革初期曾以上海作为激进派的据点，鼓吹他的“继续革命”论，但是到了一九八○年代，上海仍是一座庞然大物、其貌不扬的都会城市，惊人的人口生活在住房条件恶劣的环境，只能使用陈旧不堪的交通运输系统、港口设施，而于因循苟且、效率不彰、行政管理体系过时的集体工厂工作。然而，上海的行政管理经验对江泽民而言是重要的关键，江泽民受到邓小平的不次拔擢，从八九年夏天原职上海市委书记扶摇直上，跃居成为领导五千二百万党员的党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旋即善用江泽民具备的两种能力：第一，在党内发动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与极端个人主义”的运动，以杜绝那些批评追求高速成长政策干部的悠悠之口。不过江泽民却鲁莽、不经意地委婉解释道，他所指涉的是“权钱交换，暴饮暴食与非法性关系”；并以逮捕、处决的方式倾全力来遏制这类威胁。（注四）第二，藉着江泽民在党内的地位为一九九二年邓小平的南巡背书，并公布邓小平有关国家经济建设目标的新观点。迄至一九九三年止，江泽民因他的忠心耿耿而获得两项新职的酬庸：军事委员会（Military Affairs Commission）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在江泽民之前，曾集党、政、军权力于一身的还有华国锋。）

＊原注一：这五大城市是芜湖、九江、武汉（汉口）、岳阳、重庆。

＊＊原注二：第二个五大城市包括哈尔滨、呼和浩特、乌鲁木齐、昆明、南宁。

一九九二年夏天，邓小平又提拔了另一位上海官僚朱镕基，使朱成为但进中国经济成长的主要推手。朱镕基系湖南人，出生于一九二八年，一九八○年代出任上海市市长之前，主要专长是电机工程。嗣后，朱镕基在官僚体系中迅速窜升，历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该银行资产总值人民币一兆一千零七十亿元，每年获利人民币九十亿元。）在他的政策陈述中，朱镕基强调，为了促进成长，必须赋予国营企业厂长解雇工人的权力，并让厂长承担企业运作盈亏的责任，就如同管理者必须能不受外界的干预而做出重大决策。企业薪资的调升，必须严格视企业的获利能力而定。然而，若把朱镕基的观点置放在人口成长的脉络里，一九九二年夏天出炉的报告同样注意到，根据第四次的全国人口普查（以一九九○年七月一日午夜十二时的中国人口为基准），中国总人口数为十一亿三千万人，其中三亿一千八百万女性正值生育年龄，可预见的，中国将无法达到“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预计于公元二○○○年前把总人口数控制在十三亿的目标。另一数据显示，中国目前的“流动人口”、亦即迁离他们向官方登记之永久居留地的总人口数约为七千万人。

中国经济开始呈现过热的现象。中国的国内生产毛额──从一九八九年后稳健的百分之六成长率，至一九九二年上升为百分之十二──于一九九三年再次攀高，成长为百分之十四，迄至一九九四年则仍维持在百分之十二的水准。这种成长速度的后果之一便是通货膨胀现象的降临，一九九三年的通货膨胀率高达百分之二十五；其余的负面效应还包括北京、上海和其他各大城市的地产投机风潮，以及银行囿于非专业性的薄弱理由，和基于个人良好党政关系，大量贷款而使呆帐恶化。朱镕基通过紧缩政府支出、节制奢侈商品的进口、遏止股票市场的投机炒作、强化税务稽征机制、强迫购买政府债券以鼓励储蓄、调高贷款利率等政策，把国内生产毛额的成长率压低至百分之八或九，试图控制经济的危机。

朱镕基试图推行的政策，明显与现今邓小平对经济成长的乐观主义基调相左。尽管朱、邓两人刻意避免矛盾的公开化，但邓小平的新口号“发展得太慢就不是社会主义”，尤其再加上已届九十岁高龄的邓小平于一九九四年最后一次造访上海，这种种动作明显不利于对经济成长热度的压缩。即使是通过全国电视网让邓小平老态龙钟、口齿不清的模样一览无遗，但只要邓小平本人在上海露脸就足以促成再一次的经济成长。在短期之内，大城市的通货膨胀率攀升至百分之三十的危险临界点，而全国的通货膨胀率亦高达百分之二十二。同一时期，外资源源不绝流入中国大陆，合资企业的数目成长迅速，其地缘分布的范围也益发广泛；像美国这类并未对中国大陆设置关税壁垒的国家，亦开始出现庞大的贸易赤字。已公布的一九九一年数据显示，中国的贸易盈余达一百二十亿美元，有三万七千二百一十五家外资企业活跃于中国大陆，单是九一年就有三千三百万人曾经造访过中国大陆。

＊译注；在一九八二年制定的宪法中，中共始增设“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机制，从此处的行文看来，作者并未区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党）与“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政）。根据杨中美着《江泽民传》（台北：时报出版公司，一九九六年）一书，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中共召开十三届五中全会，江泽民获推选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继之，在一九九○年三月中旬召开的七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江泽民又接任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之职。一九九三年，于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国家主席。

历经波澜壮阔的示威运动和八九年天安门事件的血腥镇压之后，中国政府成功镇抚了社会的动荡，这无疑强化了中国政府的自信心。尽管就能否接纳多元主义、包容意识与信仰自由，或实行法律保障的意义而言，中国仍不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不过在大城市、建筑形态、自动运输系统、商店展示橱窗、商品广告和服装款式方面，处处展现出剧烈变革的风貌，而使中国大陆的外表涂上了现代感的粉彩。

中国在国际的能见度提高，与国外的交流也日益频仍的情形下，试图寻求以充满戏剧性的方式，以新兴强权之姿来建构新的自我认同。一九九三年中，中国领导人宣布将争取北京举办公元二○○○年奥林匹克运动大会的机会；在象征上和字面意义上，公元二○○○年是中国迈入新的千禧年的契机。为求达到此一目标，政府卯足全力，积极游说在遴选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分量的各国奥委会代表，俾使北京能在强敌环伺中脱颖而出。在多项运动竞赛方面，中国培植的运动选手已是世界级的佼佼者，特别是在跳水、径赛和田赛、体操等项目。况且，随着于一九九二年成功举办亚运会之后，中国已向世人展现其建构顶级运动设施、提供足够住房和交通运输量的能力。到了一九九三年底，北京和中国各大城市纷纷竖立起各型看版，宣称中国是举办奥林匹克运动大会的最佳选择，配有中文字样的奥林匹克运动大会标志随处可见。

当国际奥委会的外国代表团抵达中国，政府特别下令北京附近的工厂暂时歇业，以控制严重的空气污染；同时禁止廉价的计程车和私人汽车奔驰于街道之上。学生被指派清洗交通号志，商店店员接受有关仪态、待人接物的训练课程。基于相同的考量，摊贩、穷苦的流动工人、乞丐一一被驱逐出视野之外，解放军和公安警察不辞辛劳，为即将来访的运动员和各国代表，展现出维持高品质公共安全的能力。

为了对外营造中国新一波改革开放的总体形象，〈第五个现代化〉一文作者、自一九七九年起即遭拘禁、下放劳改营的知名异议分子魏京生，突然于十五年刑期即将届满的前夕、亦即一九九三年九月十四日获得假释。公布释放魏京生消息的时机，恰好选在中国代表团正向即将于九月二十三日在摩纳哥（Monaco）进行投票的国际奥委会各国代表作最后游说的时刻。随后几个可能雀屏中选的城市在投票过程中一一败北：伊斯坦堡（Istanbul）、曼彻斯特（Manchester）、柏林等角逐者一个接着一个被击败，北京则仍在第四轮，也是最后一轮的投票竞赛中进行搏斗。北京虽然动员庞大的人情压力，挹注钜额资金期使求得圆满的结果，但最终却以两票之差（四十五票反对、四十三票赞成、一票弃权）饮恨于澳洲雪梨手中，这样的结局着实伤害到中国人的颜面。

魏京生立刻成为这场竞赛的代罪羔羊，投票失利之后，魏京生再次被逮捕，遭秘密羁押，罪名是阴谋颠覆国家。事实上，魏京生在获假释之后曾与七八、八九年的异议分子会面，也曾与外国记者谈话。更有甚者，尽管于国际奥委会投票前夕，魏京生在面对记者询问他的假释是否与奥林匹克运动会有关的问题时曾虚与委蛇，但俟投票结束后，魏京生还是写了一篇激昂高亢的文章谈论中国、美国和人权议题。这篇文章的题目是〈狼与羊〉，魏京生解释说，中国领导阶层断难接受其他国家真心关切人权；他们亦相信柯林顿总统关注这个议题“只不过是在装模作样。”华盛顿当局所犯的错误，魏京生写道，就在于认为“共产党集合了一群文化落后、智穷才竭的领导阶层，中国无法理解斫断人权是邪恶的”。事实上，中国领导阶层十分明了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是故意“剥夺了人民的自由。”魏京生指称，美国人的作法犹如伊索（Aesop）寓言故事中的羊：“在狼责备羊弄脏了他的饮用水之后，就驳斥道：‘我不可能弄脏你的水，因为我是住在你的下游。’不过，最终狼还是把羊吃掉了。”（注五）

魏京生的文章是登载在一九九三年十一月《纽约时报》的“论牍版”（Op Ed）上，他并与柯林顿政府主管人权议题的副助理国务卿会晤。在争取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失利的背景下，这两桩事件导致了魏京生再次遭逮捕，并受到严厉的指控。历经了长期的秘密监禁之后，魏京生复又如一九七九年般受到不公平的审判，不过这次魏的友人已无法再偷偷夹带录音机进入法庭。魏京生无从申辩而被判处了十四年的徒刑。党一方面在国际舞台上凸出民族的尊荣感，另一方面又处心积虑地不断打击坚定的异议分子，这两者之间的扞格不入在魏京生的案子上表露无遗。到了一九九七年邓小平殁故之后，魏京生才又获释放，并允许他定居美国。

经济小龙

尽管政府对像魏京生这类试图公开呼吁民主的人士采取弹性因应的手段，不过中国内部迹象显示，激发渐进式变革的因子可能缘起于内部而非由外力形塑。譬如，工程浩大、论辩不断的长江三峡建坝计划，即使受到总理李鹏和党内老干部的大力支持，但于一九九二年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拍版定案之前，始终争论不休，有关安全因素以及建坝所造成的环境和社会冲击等议题受到广泛讨论。最后投票结果揭晓，虽然有高达一千七百六十七位代表投票赞成，但亦有一百七十七人公然投下反对票，六百四十四人投废票，数人并未出席投票。在全体橡皮图章中有近三分之一的代表反对政府所推动的重大施政计划，这是中共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趋势。随后的岁月里，中国内部的批判声音，针对大坝计划的各个侧面持续公开表达反对的立场，访问可能因建坝工程而蒙受不利影响的百姓，散播反对这项工程计划之工程人员、官僚的负面报告。同样地，过去习于自动接受党规划之候选人的村级选举，现在已有许多案例显示党所提名的人选纷纷中箭落马，取而代之的是在地方上更受村民欢迎的候选人。

然而这类场景在中国大陆境内仍然极不寻常，且往往取决于少数杰出人士的个人执着。华人社会朝民主方向转折的重要模式，是发生于邓小平呼吁国人要在经济方面加以仿效之“四小龙”当中的两条小龙：即台湾与香港。

这两小龙之中，又以台湾的变化最为剧烈。促成台湾内部变革的重要事件是，蒋介石之子、台湾的总统蒋经国锐意让岛内的两大议会“立法院”（其席次每三年改选一次）、“国民大会”（其中多数席位仍被一九四七年在中国大陆选出的老国民党员占据）进行全面的民主选举。蒋经国又推动了全面民主化的发展：真正竞争的政党政治，公开、公平的选举规则和程序，党与党之间的合作，所有成年公民参与的公开、基础广泛的选举。通过终结台湾的戒严法，合法化反对党的存在，解除出版禁令和修改煽动内乱罪条例，蒋经国于一九八七年踏出关键的一步。随着蒋经国于一九八八年溘逝，过去由外省籍党级大老把持国民党主导政局的局面为之丕变。对台湾而言，最关键性的转变是李登辉继承总统职权。嗣后台湾的“大法官会议”于一九九一年作出释宪解释，明言国民大会内原系一九四七年在大陆地区选出的代表应在同年悉数退职，遗缺由新选出的代表接替以重组新的代议机制，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于焉迈入新的阶段。接踵而来的改革是，以台湾公民直接选出总统、副总统的公开选举，取代过去由国民大会代表推选总统、副总统的办法。另一方面，为了弥补旧时代的伤痕，国民党不仅同意全面、公开研究一九四七年二月战后国民党占领势力屠杀台湾人的事件，同时还为这场悲剧表达诚挚的歉意。（注六）

国民党的主要竞争对手、公开宣扬台湾独立理念的“民主进步党”，于一九九一年的国民大会代表选举中赢得百分之二十的席次，一九九二年的立法委员选举中赢得百分之三十一的席次。一九九三年，由国民党内分裂出来的第三大党“新党”，使得选举的竞赛更形激烈。一九九四年，民进党推出的候选人，在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的台北市长选举中击败国民党的竞争对手。而台湾民主选举过程的高潮，来自一九九六年首次举行的台湾总统大选，其中台湾的主要政党均推出候选人角逐总统的宝座。在这场选战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有百分之七十六合格的台湾选民去投票，李登辉获得了百分之五十四选民的多数支持。在台湾总统大选过程中，中共因意图透过于台湾邻近水域进行飞弹试射和舰队演习等手段威吓寻求台湾独立的潜在支持者而大失民心，中共此举几乎使两岸贸易往来趋于停滞。随着这场选举的展开，我们可以理有所据地说，孙逸仙所设想“训政时期”作为过渡到民主政治的重要中介阶段，至少对地处中国大陆边陲的这个华人社会而言，业已结束了。

台湾成就的社会模式，或许是邓小平心目中所期待中国大陆的未来榜样：迄至一九九○年代中期，台湾的总人口数是二千一百万，每人平均所得一万零五百五十六美元，每天消耗三千卡路里的热量，预期寿命值男性是七十一岁、女性是七十七岁，每年人口增长率低于百分之一。百分之五十七的台湾人接受中学以上的教育程度，而台湾的官僚和议会代表接受高等教育的比率远超过其他社会的同一群体。在总数九百万的劳动力之中，失业人口仅占百分之零点九。

相较于台湾，在“中英联合声明”（Sino-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确立了一九九七年香港主权回归中国大陆之后的“一国两制”架构的阴影下，香港在朝向民主的道路上就显得既迟滞又颠簸。一九九一年夏天，英国放松殖民统治，首度允许香港立法局（Legislative Council）六十席代表中的十八席开放直选产生。其余四十二席中的半数由政府遴选，半数则由医生、律师、教师、贸易公会、商业团体之“功能组别”（constituency groups）间接选举。至少有来自亲北京、亲商业团体、亲民主派人士和个人等各类属性的九十五名候选人竞逐立法局议员席位。这次选举造就了名为“香港民主同盟”（United Democrats of Hong Kong）的多数党团体，这一团体系由思路清晰、善于说理的律师李柱铭（Martin Lee）领导，他曾公开批判中共对人权的钱踏以及对香港事务的干涉。而亲中方的候选人在这次选举中几乎全军覆没。

一九九二年十月，甫获英国任命的总督彭定康（Christopher Patten）宣布港英政府计划将功能组别的席次开放选举，同时增加这类席次的数目，并降低由总督直接任命的议席。彭定康声称，之后将由十八岁以上（含十八岁）的香港全体居民，以全面而公开的选举方式选出立法局议员，这项方案预计在一九九五年实施。彭定康宣称这些革新作法并未违背一九八四年的基本原则，但中共方面质疑彭定康的政改意图。而且政府遴选的议席（现在缩减为十席）同样由更具广泛基础的选举委员会（即由区议会民选议员组成）选举产生。中方怒不可抑，宣称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共产党掌权之后，将解散这个通过公开选举的立法局，并另起炉灶，成立谘询机构听取有关过渡阶段事宜的意见，而这个组织的成员将由中方所提名。一九九四年九月举行的议会选举（即香港区议会的选举），民主同盟赢得的席次是亲中方政党的两倍。一九九五年所举行最后一次、众人期待的立法局选举，民主同盟再次人获全胜，亲中方的政党则近乎溃败。不过令人沮丧的是，在这次选举中，前往投票的选民仅占合格选民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五。中国政府反覆重申，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当香港主权回归中国之后，将解散这届的立法局。

由是观之，中国政府的态度相当程度反映了邓小平所传达的观念：香港、台湾两地华人的经济成就是全体中国人的骄傲，而奠定其经济成就的贸易投资策略和独立自主的管理制度，是值得中国学习的。然而一旦这些地区的华人在达到某种繁荣程度之后，意欲进一步寻求可行的民主改革方案，那么就该予以压制──无论是用威胁、武吓，或等到中国共产党政府能控制局势后便加以镇压。对中国本身而言，“训政时期”显然还是存在的。

下海

在邓小平以“最高领导人”的身分统治中国的晚年里，打击边陲地区的民主试验不仅使中国予人一种盛气凌人的态势；中国境内整个政策和宣告所形成的氛围，显示抗衡西方强权、特别是美国的气焰，已与主张和解者不分轩轾。早在一九九四年初，中国即转换基本用语，在美国身上烙印了新“霸权主义”强权的标签，但自一九六○年代迄于一九八○年代阶段，这类讥骂式的标签常被用来描述苏联及其阴谋破坏中国革命的各种企图。有些资料显示，邓小平试图阻止把昔日这种富争议性的用语从苏联移植到美国身上，但并未能成功，这证明邓小平的个人权力已出现萎缩的警讯。对美国的攻讦实与中共党内若干元老干部和受到波湾战争刺激的军事将领持续施压有关，他们期望人民解放军得到更多的财政挹注，促进军事的现代化和提升战力，以迎接对抗的世界局势。“正是美国霸权主义者说三道四地干预”，诚如人民解放军的总参谋长于一九九四年五月的陈述，给予“我们国家内部敌对因素分裂活动的公开支持，并反对、颠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几位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亦凸显出这类讯息的意义，声言美国的目标就是要“推翻中国政府，压制中国的发展。”（注七）

美国政府纵容其官员与魏京生会面，并针对中共违反人权的议题进行晤谈，意图极为明显；而对伤害中国尊严最深的，莫过于美国反对北京承办公元二○○○年奥运。再者，隐约浮现的挫伤，还有美国国内针对取消中国“最惠国”（most-favored-naiion）贸易待遇的冗长论辩，对于流亡海外的达赖喇嘛寻求阻止中国继续剥削西藏的目标给予道德的支持，指控中国藐视国际协定出售核武技术给伊朗、巴基斯坦。中国回应这种种不友善动作和其他霸权主义者的威胁所运用的手段，包括以核子动力潜艇追综黄海上的美国军舰、迫害中国的基督徒、在南沙群岛（Spratly Islands；位于越南和印尼之间）附近的纠纷海域部署早期预警雷达网，而罔顾南沙群岛距离中国大陆有千万里之遥。

但事实上，尽管中国煞有介事地看待这些来自西方的威胁，不过倘若真有进行“分裂活动”、“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力量的存在，那这些力量必然起于中国内部，而不是受到西方世界倾全力或遮遮掩掩的支持。党统治的本质已经转变，越来越多的人民认清了党过去说词的造假不实和相互矛盾，人民所孕育出的新希望和野心勃勃的抱负如排山倒海之势而至，迫使党只能被动采取守势以对。尽管对毛泽东幽灵的阿谀奉承依然故在，但现今所采取的表现形式却是一种流行文化的崇拜，而不是根深柢固、狂热的信仰体系。一部中国的新浪潮电影，即所谓“第五代”电影制作人制作的电影，自旧中国里召唤出美学的灵魂，以彰显人民中国过去所承受的苦难是何等的荒谬，以及当前党对正义、历史所抱持的态度是如何矛盾而虚伪。中国青年所写夸张的小说与故事，破除陈规的中国式摇滚乐、饶舌歌，冷嘲热讽的漫画和才气纵横的画作，在在传达了他们蛹化蜕变的讯息。中国大陆盛传一则极尽挖苦之能事的笑话，生动地捕捉到这种情绪：一名中国百姓在街头高喊李鹏是“呆瓜”后旋即被捕，他获判二十年的徒刑。这一刑期是由两罪合并执行：表达反革命的情绪判刑五年，泄露“国家机密”判刑十五年。

此时，中国城市与农村的地景风貌也持续改观。道路穿越城市近郊，整个村子被夷为平地，而无视于历史记忆、地方生活形态或美学视觉。就如同台湾与香港，但却又缺乏完善的都市规划和典雅的建筑，高耸入云的旅馆和商业大厦四处林立──其中多数是军方或公安所有或出资，不只是北京、上海，现在连省内城镇的天际线景致亦剧烈变化，程度丝毫不逊于任何经济特区。即使城市里的失业率居高不下，但过时的集体企业依然在竞争的市场机制中苟延残喘；农村生活形态也起了变化，数百万农民投身城市，于震耳欲聋的建筑物内和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小工厂里寻找就业机会。上海的流动劳动力膨胀至二百八十一万，单是每天就有六万人进入北京市内寻找打工的机会；东北吉林因有逾百分之十的农工四处流窜而发出警讯。成千上万的研究人员和干部发觉，单凭他们微薄的薪水势必难以在物价飞涨、新消费形态的世界理讨生活。他们纷纷谋求第二份、共至第三份职业，竞相“下海”寻找机会挣钱。

时代脉动的本质也可以由其他方面的现象、亦即赋予“下海”字意新内涵的人数不断激增而获得辨识。新一代中国移民（大多来自福建）觉得他们在极端困顿的环境下难以一夕致富，于是用金钱买通非法的管道出国。在满载非法中国移民而于一九九三年夏天靠岸纽约长岛的“黄金冒险号”（Golden Venture）案例中显示，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愿意支付至少二万美元，但求有机会偷渡到美国。只要有偷渡航线被美国移民局破获，并加强海岸线的巡逻，就会开辟其他的管道：最先是通过空中穿越加勒比海，之后则是经由东南亚地区纵横交错的海域。偷渡运作的规模，暴露出中国人组织性犯罪的力量是无孔不入，且大都与像三合会这类历史悠久的秘密会社有所牵连（或者至少是名义上），而像这类的秘密会社在清末时期实力是十分雄厚庞大。

唯有通过个人生活的故事，才能彰显这类夹杂着动荡不安、颠沛流离、兴奋刺激、寻找机会的情节。最近于中国农村所做的访问，凸显了在农村发挥作用的这些因素。这些访问显示，一九二○、三○年代历经苦难的文盲农民曾亲眼目睹家人在饥饿边缘哀嚎，日本人侵略家园，共产党人渗透进他们的村庄，他们在一九四九年后乐于和共产党合作，之后在毛主席的话语中过活。然而在邓小平新政之下，他们又必须面临公社的解体，农业机制的去集中化（decentralization）、去集体化（decollcctivization），而被抛向不可知的未来。类似的情节，城市工人同样有话要说，即使我们已从工人在文革期间的“坦白招供”窥知梗概。来源广泛的非官方资料亦披露，在一九九○年代，许多罢工抗争的严重程度超过一般工业骚动，远非党所愿意承认。再者，于反右斗争、文化大革命期间蒙遭蹂躏的高级知识分子，同样记录下他们的故事，这些故事无一例外，都是环绕在他们个人于一九六○、七○年代所承受的狰拧经验，而不是诉说他们如何调整自己去适应邓小平的时代。

对一九九○年代的青年、中年城市专业人士而言，环境的压力其实是因人而异。这群人经常提及他们的生活起伏不定：即便在某种程度上得到父母、配偶的奥援，不过他们仍觉得犹如独行侠般，在茫茫社会里无依无靠。年轻夫妻往往罄其家产作为睹注，独自单枪匹马投入高科技、市场竞争、外贸活动的莫名世界里，另一半则牢牢依附在社会主义机制的网络中，心甘情愿地为享有医疗、社会主义的福利、住房而从事廉价的工作。此种家庭总是听从党的指示，只育有一子；但讽刺的是，为了抒解年轻夫妻的工作压力，养育子女的重担往往又都落在祖父母的肩上，或者送至寄宿学校。这群年轻专业人士的阅读涉猎广泛，尽管有时也会称许党的伟大成就，不过他们对党总是极尽调侃之能事。他们总以为自己仍能扮演一定的角色，以避免国家从踉跄踬颠的情形下滑向无政府的状态。他们亲眼见识到，一九八六至一九九○年代的民主运动，对国家当前的处境几无贡献。于是他们开始转而讲究个人仪表、家庭假期、周遭的美学品味，不过他们之中有些是属于比较简约朴实、乖巧伶俐的一群。青少年时期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对其父母辈和自己所尝的非人待遇记忆鲜明，不过他们总认为昔日的磨难让他们得以坚强面对眼前的世界。

至于他们的父母辈，尤其是在一九二○、三○年代出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或内战期间加入共产党的人，经常怀念起那个年代的世界所给予他们自我选择的机会，以及那个年代对他们所许下美好社会的承诺。对他们而言，所处时代的剧烈递嬗，青年时期恭逢历史盛事的那种感觉历历在目。不过，一九九○年代的喧嚣躁动和鼠目寸光，每每让他们深感悲哀；眼见子女的折腾挣扎，常令他们有爱莫能助的感叹。这种世代的落差清晰可见：第一代，在国民政府时代可能是大地主或留学海外；第二代，他们加入共产党，转入地下工作，从事革命，一直到一九五○年代，生命安全才受到保障；第三代，捱过文化大革命，狂热从事学术研究，然后前仆后继地投身于就业市场（经常是身兼数职）。

举例来说，有个人生于一九五五年，在一九六六年父母被逮捕的时候自谋生计、独立讨生活，之后在一家铁工厂担任教育干部。他在国营投资公司谋得一份差事，替一家香港的企业集团搜购地皮；后来自行创业，专营出售电视广告时段给国内外的赞助厂商。他把所赚来的钱又投资在汽车配件的设计和专利事业上，成立一家专以有钱共产党高干为顾客对象的俱乐部，开设了一家按摩院，并把经营的触角伸展到服饰、出版、网路资讯等领域。（注八）他的同侪大抵从事学术工作，生活十分充实；他们追求知识（基于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博大精深的推崇），尊敬师长，焚膏继晷地工作；惊人地掌握大量的资料和参考书目，雄心万丈地想要在国内、国际的文坛上出人头地。

倘若颠覆党、国的是这类男男女女，那颠覆的力量必定发自他们充沛的活力、独立自主的精神和诚实正直的品行，而不是源于处心积虑的阴谋或者基于邪恶的目的。这群人的目标是在可以预见、翻腾不已的中国内部，于非他们所推崇的领导人统治之下，寻找他们实现希望的契机。

邓小平的辞世

一本引发议论的书于一九九四年底出现在中国，它给予国家情绪一种奇特的观照点。这本书的书名是《第三只眼看中国》，据传作者是一位德籍学者，但很快就被拆穿，原来真正的作者是老干部陈云之子的好友（译按，王山）。这本书大胆主张，邓小平的政策导致中国受困于逆转式的快速、不均衡的经济成长陷阱中；结果，让中国八亿农民犹如“一座活火山”，随时可能爆发。此一蓄势待发的力量现已蜂拥至中国城市内。这位作者活灵活现、拒细靡遗地勾勒出，邓小平为潜在的灾难埋下种子子，而这一灾难的严重程度，甚至可能远超过毛所掀起之造成三千万人死亡的大跃进运动。邓小平的政策将导致中国的失控紊乱，其严重的程度足令毛泽东所造成的灾难相形见绌。

对外界而言，随着斗争在过去悄然无声的领导阶层之间爆发，在中国领导阶层之间所演出的剧码却越来越扑朔迷离。正当若干恶徒（无论是否有无党在背后撑腰）接收工厂或甚至整个农村社区（注十），中国已有两座大型核能发电厂在运转，外汇存底逾三百亿美元，与美国的贸易盈余近二百亿美元。而人民解放军正向已崩溃的苏联购置大量先进的坦克、防空飞弹系统和空中加油机。

正是在这擅替纷扰的世界里，残余的少数毛派代表人物相继从历史舞台上褪去，而这群人的名册宛如革命曲折进程的历史见证。李先念、聂荣臻于一九九二年过世，李先念享年八十三岁，聂荣臻得寿九十三岁，李先念系出生于湖北的木匠，一九二七年即加入中国共产党，日后成为华中地区抗日游击队的领导人，建政之后担任中共财政部长，一九八三至八八年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一职。聂荣臻出身于四川地主之家，一九二○年随同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勤工俭学团体到法国，一九二三年于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身为一名优秀的科学家、洞察力敏锐的军事战略专家，聂荣臻在长征、延安时期、内战期间展现出卓绝的领导才干，嗣后升任人民解放军元帅，以及领导中国核子武器和飞弹计划的“特别技术委员会”（Special Technology Commission）主任。湖南籍的铁路工人王震，曾总绾人民解放军后勤工作，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副主席之职，是中共保守势力的中流砥柱，于一九九三年过世，享年八十五岁。

对邓小平和其亲信幕僚而言，最关键者莫过于高龄八十九岁的陈云在一九九五年过世。陈云于一九二○年代初曾做过“上海商务印书馆”打字员的工作，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为中共首要的工运领导人。陈云衔命发动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大罢工，一九三一年升任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日后成为毛泽东倚重的经济顾问，并担负起一九四九年后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的领导工作。自一九八○年代以降，陈云即是经济去集体化、无节制成长政策的主要批判者，且陈云放眼所见，接踵这些政策而生的尽是中国道德和精神价值的沦丧。陈云的过世对于中国的计划官僚不啻失去一股强而有力的中央奥援，这批计划官僚念玆在玆的是攸关马列主义的基本价值，他们期望透过意识形态的驯化、财政平均主义等手段去建构中国的未来。

就大多数的政治观察家而论，邓小平在一九九○年中叶所扮演的真正角色，有如雾里看花，总是令人难以参透。一九九二年南巡之后，邓小平便不再于公开场合露脸或发表演说。一九九四年造访上海所拍摄的蒙胧照片，是邓小平生平流传于世的最后一组照片。在江泽民、李鹏主政之下，于邓小平晚年对邓个人的崇拜正如火如荼地在中国大陆展开；江、李二人让“邓小平文选”于大陆各地流传、讨论，推崇邓小平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而无视于此刻邓已卸下一切政府公职。假若邓小平真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那这种最高领导人形象的展现是源自于私人生活层面，它的感染力几乎凌驾在公开演讲、会议时的地位之上，这种令人迷惑不解的符号象征是通过邓小平的家族成员、尤其是他的几个女儿和若干资深将领的口中，点点滴滴传出来。形塑邓小平符号象征的还包括少数几位打桥牌的牌搭子，邓小平一直对桥牌很有兴趣，晚年邓小平所保留的最后一个头衔即是“中国桥牌协会荣誉主席”。据闻，邓小平已不再事必亲躬，综揽政务，而乐于享受含饴弄孙的闲情逸趣。

就在这个时刻，尽管经济的成长和变革仍如滔滔洪流莫能御之，但国家的领导阶层似乎已能按部就班地持续运行。总理李鹏的任期至一九九八年三月届满，于一九九五年四月发表公开演说，宣称“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过渡已“顺利”完成，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则已准备就绪。然隐伏在此一宣称背后的，却是步步为营、诡谲多变的政治角力。陈云过世之后不久，江泽民即强迫他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去职。（陈的副手、北京副市长〔译按，王宝森〕则于轰动一时的丑闻中自裁身亡。）身为北京市党委员的主脑，陈希同有权指挥调动首都成千上万的安全警戒力量。拔除陈希同之后，江泽民完成一连串的防患措施，使他得以避免重蹈覆辙而步上毛泽东过世之后四人帮的后尘。江泽民指派他个人的卫士长尤克熹出任北京“中央警卫团”（Central Guards Regiment）团长，占中将缺。中央警卫团即是闻名遐迩的“八三四一”部队，这支部队曾在一九七六年率先发动反四人帮的政变。（注十一）

一九九七年二月十九日，邓小平因肺部受到感染和帕金森氏症并发症而去世，当邓小平的死讯向全国发布之后，举国上下顿时陷入茫然无绪和巨大损失的诡谲气氛之中。政府立即采取断然措施，防止示威者假托哀悼邓小平的藉口，升高对中共政权的政治批判，而大张旗鼓地如法炮制昔日的两起事件：一九七六年四月，凭吊周总理；一九八九年四月，敬悼胡耀邦。第一起事件也就是一九七六年四月事件，最后演变成对毛主席和其政策的公开挞伐，而邓小平本人则被政敌污衊在暗地里挑起事端；俟邓小平于一九七九年执掌权柄，他即刻为一九七六年的事件“翻案”，宣称示威群众批判四人帮和文化大革命的倒行逆施是符合正当性。不过邓小平从未松动官方对一九八九年事件的定调，或者对当时在事件中无辜罹难的学生、市民表达愧疚之意。一九九七年，这时的警力控制有如天罗地网，以避免在追思大会上出现对邓小平个人大肆诋毁或过分歌功颂德的场面，而损及中国现任国家主席、党总书记江泽民的颜面。然而事实上，人民对邓小平殁故的反应却显得出奇冷淡，以致于政府在告别式当天必须有限度、谨慎节制地鼓动哀伤的情绪，不过也唯有国营企业和工作单位的代表获准莅临参加仪式。根据邓小平生前的嘱咐，如同一九七六年对周恩来的处理作法，仪式过后邓的骨灰将遍洒江洋大海。

这种漠然的追悼仪式也益发凸显出微妙敏感的政治思考，即江泽民亟思树立他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邓小平淡出政治舞台已有数年，权力的真正移转正悄然、但有效地在进行之中。为了进一步彰显权力的过渡，江泽民在他的悼念辞中表示，希望党内硕果仅存的资深干部──其中有多人出席这场追悼大会──现在能让位，不要希图终身拥抱权力。这意味着彭真（九十五岁）、薄一波（八十九岁）、杨尚昆（九十岁）等元老的影响作用将被削弱；这批元老长年追随毛泽东，其悠久的革命历练赋予他们一种无形的历史共鸣，而这正是七十一岁的江泽民所无法望其项背的。江泽民本人的革命资历仅仅限于一九四○年代末身为学生领导的经验，尔后的生涯就一直以电机工程专家的身分，在党和官僚体系中历任各项职务。劝服元老干部退职，也意味着现今掌控人民解放军的资深军事将领必须下台，而进一步扩大、强化了江泽民在权力要津“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势力基础。

邓小平撒手人寰的时机，让江泽民得以成为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七月一日之交镁光灯汇聚的焦点，根据一九八四年与英国的先前协议，香港主权将于此刻归还给中国。随着英国国旗和前香港殖民政府旗帜的缓缓降下，人民共和国五星红旗沿着竖立在香港区旗亦即“五星花蕊紫荆花红旗”旁的旗杆冉冉上升。江泽民比邻英国查尔斯王储，一同坐在甫竣工、宏伟的会议中心舞台上，这座会议中心是由一群香港人和海外华人组成的不动产开发集团，于港口边缘、饱受争议的填海造地地带建造而成。

中国属意接替行将去职的港督彭定康的首任香港特区行政首长，是能言善道、顶着平头的实业家董建华，一直以来就用"C. H. Tung"这个英文名字的董建华，一九三七年出生于上海的富商之家，董氏家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就已建立庞大的海运事业；共产党席卷中国之后董氏家族迁居香港，而其家族事业的发展亦在港、台（董氏家族的事业在台湾获得国民党的支持）两地蒸蒸日上。董建华本人曾负笈英国大学就读，在美国数家公司工作十年之后，返回香港加入父亲的事业。董氏家族的事业在一九八○年代初遭逢空前的危机，董建华向北京协商贷得一亿二千万美元款项因而免于破产。董建华自承他之所以能够攫获新职，得归因于他个人在香港华商领袖精英团体之中的卓越地位，而这群华商领袖又为北京政府所熟稔；再者，董建华的观点似乎也与现今所惯称的“新权威主义”（new authoritarianism）笼统概念亦步亦趋：易言之，董建华公开拥护法律与秩序的价值，贬抑任何过度的民主竞赛，赞扬新加坡“集中主义式”的政府是值得仿效的典范，甚至公然附和中国决意取消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立法局。不过董建华也一再向港人保证，他将确保港人的独特生活形态，贯彻《香港基本法》的实施，维护司法审判的独立自主。

然而对中国的讽刺作家而言，共产党数十年来的统治并未能麻痹他们敏锐的洞察力，这群作家再次以旺盛的精力陈述他们的所见所闻。擅长以北京街头生活故事为题材的狂放不羁、资深的作家王朔，是这类讽刺作家的个中翘楚。诚如一个小孩子，王朔在一篇发表于香港主权移交三天前的文章中写道，被教导“中国人全都站起来了，但香港人却仍在为英国人做牛做马。”当他听到香港人没有鞋子穿、靠鱼骨头为生时，怜悯之情在他的幼小心灵中油然而生，久久挥之不去。但现在看来，这样的说法简直是一种奇谭志异。显然，在香港人人均有鞋穿，而且还是皮鞋。更何况港人还都十分富有，而港人的富有让他们得以用淫邪放荡的方式，把“纯洁诚实的大陆人”的“一往情深、老式奸情”转变成出卖肉体的贱业。王朔说他有几位头脑不清的朋友还曾表示，香港的繁荣证明了过去中国应该可以做得更好，就让青岛托付到德国人手中，大连交给日本人治理，使青岛、大连像香港一样成为饱满的“钱箱”。这没什么好损失的：“祖国依旧是伟大的祖国。”王朔说道，论及这里他最好打注。“贫困潦倒的爹爹，还是那副死脾气，任何芝麻绿豆大小的事都会让孩子挨一顿打。”一如从前，现在最佳的策略还是，“像上海人一样：勤奋工作，然后把你自己的人送到北京去接管政治局。”（注十二）

就在庆贺香港结束殖民统治的背后，台湾的问题隐约浮现。香港主权移交前数星期，一个特制的巨型时钟竖立在天安门旷场上倒数计分、时、日，写着“中国热烈欢迎香港、澳门、台湾回归祖国”标语的旗帜在北京迎风飘扬。历经四个半世纪葡萄牙人或全面、或局部的统治，澳门主权预计于一九九九年回归中国。即使香港几个倾向台湾独立团体的示威，都无法见容于中国当局，更遑论西藏人或新疆地区的穆斯林住民群起要求独立的权利，以及台湾李登辉总统的政府，欲联合反对党来终结长久以来即运作自如之台湾“省政府”和台湾中央政府二者并存的制度。这项体制架构变革的内涵就是要与内战和五○年代初期作一决裂，当时台湾只是作为国民政府在流亡阶段暂时栖身的根据地。废除省级代表，即意味着台湾事实上已是一完全独立的政治单位，不再是形式上与中国大陆相互依存的政府。据此，北京政府勃然大怒，抨击这是一种危险的挑衅举措。

事实总是十分反讽。假若中国现今已缓步迈向初步的现代化，一如她的子民长久以来所殷殷期盼的，那驱动中国往这一方向前进的将会是她向来反对的两大遗绪：一是，英国帝国主义不顾共产党一开始即声嘶力竭横加拦阻而在香港所建构的制度；另一是，发轫于日本殖民主义统治、复又历经共产党死敌国民党政府的领导所培值出来的台湾经济、政治动力。

不言自明，香港和台湾已成功转型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华人社会，具备标识现代化社会所需的种种经济、文化潜在性和挑战。香港、台湾社会各自拥有的六百三十万、二千一百六十万人口，相较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近十三亿人，显得十分渺小。况且，中国又须立足在仍由国家来主导重点经济部门的体制架构上，去迎向其未来。截至一九九七年中期，国营企业仍雇用了中国全体城市百分之六十七的劳动力，持续创造百分之六十的国家财政说收；在关键工业项目方面，由国家主控的比例依旧相当高；化学方面占百分之七十七，冶金方面占百分之七十九，电力和石油生产方面占百分之九十以上。一九九七年九月，中国领导阶层决定直接面对此一反常的经济现象，宣布未来至少出售仅存一万三千家大、中型国营企业当中的一万家。为了规避使用“私有化”这样的字眼，中共领导阶层宣称，出售企业的股票让民众持有就是一种“全民所有制”（public ownership）的作法。这是一项大瞻的决策，因为它促使富有创意又充满勇气的经济计划官僚出售国营企业，但又不至于让工业部门的失业现象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以及避免进一步造成原本即已承受水资源短缺、上壤腐蚀、可耕地锐减、空气和酸雨污染危机之农村地区的环境失衡问题。

在公开场合里，党内若干强硬派仍持续宣扬他们所信仰的社会主义价值观。诚如一位尖酸刻薄的共产党员在其所写的匿名文章中陈述，“一种模仿港、台文化、崇洋媚外、向往资本主义世界的心理意识，也从无知的青少年中浸染到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党政干部中。”这位作者剥露出一个“炒股票、炒房地产，倒卖假发票、制‘黄’贩‘黄’，制假贩假，甚至走私贩私”的中国世界，在这样的社会里，全体银行存款总户数之中的百分之二，现在却占有银行存款金额总数的百分之八十。这位作者继续勾勒出与“夜总会、高尔夫球场、蒸汽浴室、按摩室和卖淫业”世界共存之工业抗争、暴力、困顿的农村、纤弱的文化风纪的图象。在他看来，“几乎建国前旧社会的各种丑恶现象都已死灰复燃。”（注十三）

不负责任的领导阶层、贪图奢华的精英集团，道德涣散的中产阶级以及弱肉强食的农村、制造业部门，一同共处在濒临困阨的边缘：这类社会场景，不仅见诸于明朝遗老椎心刺骨地目睹他们的王朝，被不期然崛起的满人所推倒，同样也出现在清末的中国革命洪流，以及共产党人秣马厉兵对抗众所公认的颓废共和世界的那个年代。准此而论，现今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即将要正视的否定性力量，与曩昔悲惨年代所酝酿出的负面作用并无殊异。不过此类论述与批判似乎又太过单向化了。诚如一位甫从美国大学返国的中国留学生，在其一九九六年底出版的书中解释，美国不仅是一个弥漫着“歌声、欢笑声、宴会上散发着烤肉香味”的国家。美国同样也是中国人自身可能拥有“不一样生活形态，免于过去反覆政治运动和生死斗争”的活生生例证。中国领导人必须“控制人民”这并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绝对的”真理。（注十四）

一九九七年十月，江泽民主席赴美进行官式访问，受邀莅临费城“独立厅”（Independence Hall）和“纽约证券交易所”（New York Stock Exchange）时，江隐约暗示他支持更加开放

的立场。数星期之后，就在中国建筑工人完成长江截流工作，俾以展开三峡建坝计划第二阶段工程不久，魏京生便自狱中获释，且允许他踏出国门。几个月后，即一九九八年三月，在中国新任总理朱镕基的演说里，长篇大论畅言中国未来即将要面对的经济挑战，但对毛泽东却只字未提。实用主义式的发展态度加上更为开放的意识形态立场，似乎提供了一条建设性的道路以资迈入即将降临的新世纪。或许，又再一次，中国人的灵巧和洞察力能获得全面释放；同样地，昔日的遗产和教训亦能激荡出深刻的意蕴。果若如此，也未尝不是一种现代化、和谐、远景可期的机会，并提供给这个世界一种何谓中国人的新视野。

注释

注一：迈斯纳，《邓小平时代：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探索，一九七八至一九九四年》（The Deng Xiaoping Era: An Inquiry into the Fate of Chinese Socialism, 1978-1994.,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96），页四七四至四七五。

注二：罗舒（音）,<蛇口风暴：天安门事件前中国青年心态的转变〉（"The Shekou Storm: Changes in the Mentality of Chinese Youth Prior to Tiananmen"），入中国季刊》，第一四二期，一九九五年六月,页五四一至五七二。

注三：《中国季刊》，第一三期，一九九二年六月，页四五四至四五六；《中国季刊》，第一三一期，一九九二年九月。页八六。

注四：《中国季刊》。第一三六期。一九九三年十二月，页一四至一四一。

注五：《纽约时报》，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十八日，“论坛版”,魏京生，〈狼与羊》。

注六：《中国季刊》，第一四八期,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台湾专号”（Special Taiwan issue）；尤其参见马若孟（Ramon Myers）,〈新的中国文明〉（"A New Chinese Civilization"）；田弘茂和朱云汉，<台湾民主的建构> （"Building Democracy in Taiwan"）两篇文章。

注七：此处和余下的段落，摘引自白礼博（Richard Bernstein）、孟懦（Ross H. Munro）, 《即将到来的中美冲突》（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New York: Alfred Knopf, 1997），页七二至七六。

注八：有关这一个案的研究，参见史景迁、金安平,〈发自北京的信：邓的翻承者〉（"Letter from Beijing: Deng's Heirs"）,《纽约客》（The New Yorker）一九九七年三月十日，页六八至七七。其他的例子,取材自作者们未发表的访问和印象。

注九：（纽约时报》，一九九四年十八日；饱嘉瑞，《邓后的中国：探索实相的十套剧本》（"China after Deng: Ten Scenarios in Search of Reality"）,《中国季刊》，第一四五期，一九九六年三月，页一五三至一七五。

注十：河南的王自强（音）是这类事件最鲜明的案例，参见《纽约时报》，一九九三年五月十六日。

注十一：李维（音）〈中国中央领导人的安全业务（"The Security Service for Chinese Central Leaders"）,人中国季刊》，第一四三期，一九九五年九月?页八二三。

注十二：王朔，《欢迎?钱箱》（"Welcome, Cash Box"），《亚洲华尔街日报》（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注十三：匿名（可能是邓立群），〈万言〉（"Ten Thousand Character Statement"），《中国季刊》，第一四八期，一九九六年十二月，页一四二六至一四四一。

注十四：郃培德（Patrick E. Tyler）, 《北京日志》（"Beijing Journal"），《纽约时报》，一九九七年七月一一十一日。这本书的作者是钱宁，他是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