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tents

- Foreword

- 人物

- 杨小凯口述：我的一生

- 杨小凯简介（维基百科 中文版）

- 小凯和我在一起 (吴小娟)

- 我的爸爸现在和上帝在一起 (杨小溪)

- 进一步认识上帝--我的第二次见证 (杨小凯)

- 南方周末：逝者杨小凯

- 深得斯密真神眛——悼杨小凯 (文贯中)

- 特立独行的张五常（Steven N.S.Cheung）

- 宪政&中国

- 基督教和宪政

- 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

- 怎样才能使宪法得到尊重

- 中国宪政的发展-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举办的中国宪政发展研讨会上的发言

- 从科索沃事件看中国民主和政党政治的前景

- 革命与反革命，民主与共和，科学与自由

- 中国统一之利弊

- 中国政治随想录

- 中国土地所有权私有化的意义

- 自由与中国的政治改革

- 自由移民

- 中国经济

- 我听杨小凯教授谈 “如何了解大陆经济” (曲祉宁)

- 西方研究中国经济的两派不同观点

- 如何看待中国这些年来经济上的高速发展？

- 中国的经济制度改革（2000年7月）

- 自由企业和中国的经济发展

- 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问题──杨小凯访谈

-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后果

- 杨小凯给中国经济学者的警句

- 杨小凯对中国经济的最后警告

- 经济学

- 好资本主义和坏资本主义

- 为什么工业革命在英国而不在西班牙发生？

- 厂商规模无关论

- 重申经济学的古典思想

- 新政治经济学与交易费用经济学

- 超边际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与保罗.米尔戈罗姆的讨论

- 电子商务的经济分析

- 重新思考比较优势理论

- 有限理性

- 内生与外生比较利益说

- 网络经济的超边际分析--网络经济对经济学的挑战

- 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

- 引言

- 一、晚清的经济历史

- 二、民国经济史（1912-1949）

-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50-1978）

- 四、中国的经济改革（1978-2002）

杨小凯文集

2009-5-1更新版

【说明】：

本《杨小凯文集》是根据网上流传的《杨小凯文集45篇》和《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综合整理而成。整理过程中发现《杨小凯文集45篇》中有重复内容，《杨小凯文集45篇》和《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也有重复，所有重复的内容，都只保留一份。另外，新收集了几篇内容：分别是《杨小凯简介（维基百科 中文版）》，《Xiaokai Yang (Wikipedia English)》，《我的爸爸现在和上帝在一起》，《进一步认识上帝--我的第二次见证》，《南方周末：逝者杨小凯》，《深得斯密真神眛——悼杨小凯》，《杨小凯：站在李慎之与路德之间》，以供大家对杨小凯有更多了解。

在整理过程对文章大致按照类型做了分类，分别是：人物、宪政&中国、中国经济、经济学、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

本整理的文集还有很多有待完善之处，敬请指正补充。希望本文集的能够对您的理解杨小凯先生和他的见解有更多了解。

向杨小凯先生致意，感谢他做出的成就！

人物

杨小凯口述：我的一生

我原名杨曦光，杨小凯是我的乳名，1978年以后重新起用的名字，1948年出生于吉林，从小在湖南长沙长大。我的祖父是个地主，在乡下开办学堂。他受过严格的儒家教育，清末的兴洋学运动中，他也进过洋学堂。我们的父辈从小也受过儒学教育，记得我上小学时，父亲就请姑爹在家里教我读《论语》。

我的父母都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我父亲原来是湖南省委的高级干部，他在1959年因支持彭德怀的观点，反对大跃进、公共食堂，就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那是1959年秋天的事情。当时我还很小，有天爸爸把我抱到窗边，亲切地对我说：“干部在上面机关里时间长了，对下面基层的情况不了解，所以要到下面去了解情况。”我看着窗外的一颗大枫树上的红叶，有点奇怪爸爸当时的态度为什么出人意外地温和。爸爸那些天情绪不好，常常和妈妈争论问题。三年后，我才知道爸爸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爸爸告诉我那年（1962年）共产党为他平了反，承认他们1959年的观点是正确的。

《中国向何处去？》

1966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由于我父母都比较同情刘少奇的观点和彭德怀的观点，又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文革中我们就成了黑鬼的家庭，非常受歧视。当时我是长沙一中高一的学生，因为受歧视不能参加红卫兵，就参加了反对红卫兵的造反派。我参加的组织叫做“夺军权战斗队”，属于“省无联”组织。当时在学校里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分歧就是红卫兵都是出身好的，造反派大多是出身不好的。所以在文革中我们就是支持造反派反对红卫兵，当时在高中的造反派主要反对的是“血统论”。在文革早期，群众可以自己组成组织，可以按自己的观点参加不同的组织。到了1967年，军方取缔群众组织，不准群众搞政治组织。1967年2月4日这一天，中央文革突然下令湖南省军区出动军队，镇压湖南的第一大造反组织“湘江风雷”，抓捕了上万人。这样造反派就和官方发生了冲突。当时我们的造反派组织“夺军权战斗队”也卷入了这场冲突，我被抓进了长沙市公安局看守所，关了两个多月。

那一次被释放出来以后，我陆陆续续写了很多大字报，包括《中国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调查报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等。1968年，我写了一篇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主张中国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体，这篇文章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的第二把手在看到了《中国向何处去？》以后，就连忙在当时的省级干部中打招呼，进行定性。很快，我的文章被报送到了中央文革。

1968年1月24日晚上九点，有些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湖南厅接见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与湖南省一些造反派组织代表，就宣布镇压湖南的一个名为“省无联”的造反组织问题，做了一些很严肃、语气很重的讲话与指示。在接见中，康生几次点到了“一中的杨曦光”与《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说那是“反革命的‘战马悲呜’”。康还断言说：“我有一个感觉，他（指我）的理论，绝不是中学生，甚至不是大学生写的，他的背后有反革命黑手！”江青说得更直接：“那个什么‘夺军权战斗队’，让它见鬼去吧！”几天以后我就被“钦点”抓进监狱，关在长沙市公安局左家塘看守所。

我在看守所被关押了一年多，到了1969年秋天，我在10月份从拘留转为正式逮捕。不久，在11月一个晴朗的冬日，我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押送到岳阳洞庭湖边的建新劳改农场进行劳动改造，直到1978年初刑满释放。

十年铁窗

《中国向何处去？》这篇文章不光使我自己身陷囹圄，而且也给我的家庭带来巨大灾难。康生在1968年1月24日指示中说，“省无联”的《中国向何处去？》、《我们的纲领》、《关于当前形势的决议》不是中学生写得出来的，也不是大学生写得出来的，后面一定有黑手操纵，要揪出这些学生后面摇鹅毛扇子的陈老师。我母亲正好也姓陈，在康生那个指示传到长沙后，她被多次批斗，手被用墨汁涂黑并被强迫跪着示众。涂黑的手象征着“黑手”。她受尽侮辱后，不堪羞辱而悬梁自缢。我母亲被逼自杀后，我两个妹妹就没有了家，我父亲被关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一个妹妹下放到湖南西部的山区，另一个妹妹跑到山西去投靠亲戚，哥哥也被开除公职赶到乡下去了。

在左家塘看守所关押的一年半时间里，我找了位教师学英文，找了位电机工程师学电机，找了位机械工程师学机械制图。我还读《世界通史》，马克思的《资本论》，和一本叫《毛泽东思想万岁》的书。我向同时被关押的一位陈老师借了《资本论》，这样我就在左家塘读完了厚厚的三卷《资本论》。《资本论》最初给我的印象相当好，学术味道浓得多。等我看完第一、二卷后，我却发现劳动价值论忽略了决定价值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使用价值。很多年后我才知道马克思称为使用价值的概念在当代经济学中叫做效用。但我相当喜欢马克思对亚当•斯密的分工论的发挥。看完《资本论》，我不知为什么心中期望未来的我成为一个经济学家。我有了三个念头，一个是把使用价值在价值论中的重要性搞清，第二个是把分工问题糅合到价值理论去，第三个是把价值理论数学化。后来我在劳改队沿着这个思路写了一本经济学笔记。好多年后我才发觉，这些思想早就在现代经济学中变成高明得多的理论了。把经济理论数学化的观点，我最早是在北京大学的一张大字报上看到的。那时另一张刺激我的大字报是关于中国已形成特权阶层，需要用马克思的经济分析方法重新分析中国社会。那个刺激是我后来写《中国向何处去？》的思想起点。

坐牢以后，我的政治哲学已经和写《中国向何处去？》时非常不同。写那篇文章时，我有对理想主义的追求，我认为民主政体应该是民选的，而坐牢的时候我已完全没有理想主义了。我相信人判断自己所追求的价值标准会随历史而变化，所以历史会怎么发展远比理想的目标更重要。以前我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这个世界应该怎样”，在监狱里我问的却是：“这个世界会怎样发展”。最坏的事也许就发生在我们一生的时间内，因此关于好坏是非的主观判断没有任何意义，如何适应环境生存下去才是重要的事情。

在监狱里我学了一些数学，想着用数学来重新想价值理论，想着把当时能够看到的一些马克思的和古典的关于分工的思想数学化，然后慢慢就有了一些想法。由于当时自己也不相信官方的政治经济学，也没有西方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训练，所以比较自由，在那种与世隔绝的状态中就有可能出现一些新思想。在劳改队，我自己推导出“戈森第二定律”（每一块钱的边际效用相等）、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以及劳动分工理论，我以为这些都是自己的伟大发现，但当我能看到更多书时，才发现这些思想早就被西方经济学家发展成数学模型。不过，可庆幸的是，这些是自己想出来的东西，“英雄所见略同”，我也是英雄之一了！

我这十年的经历都写在了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牛鬼蛇神录》一书中。

牛刀小试

1978年4月刑满释放以后，我回到了长沙，由于没有单位敢接收我这个《中国向何处去？》的作者，我就在父亲的家里待了一年，这一年在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了一年的数学课，这些旁听都是由湖南大学刚复职的一些右派教授安排的。这时候，我开始重用乳名杨小凯。后来，我就在邵阳的湖南新华印刷二厂做了半年的校对工人。

1979年我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硕士生，但因为“反革命历史”，被拒绝参加考试。1980年我又再次报考，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的帮助下，终于获得参加数量经济学考试的机会，通过考试后被录取为实习研究员，开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和技术经济研究所工作了近两年。

从1979年到1982年，我很系统地学了新古典经济学，当时经常到一些大学去听课，到北京图书馆去借书，也参加过计量经济学的培训班，学一些系统论、信息论、控制理论、运筹学的东西，作一些计量经济学的研究，计算一些影子价格，翻译了一本经济控制论的教材，出版了《经济控制论初步》和《数理经济学基础》，大概是中级微观经济学的水平，当时还很新。后来我碰到很多人到国外去读书，都说当时他们在国内对西方经济学的主要了解就是看我的这两本书。

到了1982年，我被武汉大学聘为讲师，在武汉大学工作了一年半，教授数理经济学和经济控制论课程。这一段时间我又出版了《经济控制理论》和《数理经济学基础》，同时我开始准备出国留学。由于我的这几本书中的一些计量经济模型引起当时在武汉大学访问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老师的注意，在邹教授的帮助下，1983年我被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录取为博士研究生。出国的时候，由于我还没有被平反，出国政审通不过，这个时候还是靠邹志庄教授的帮助，他写信给领导人，希望得到帮助。后来这封信被转到了武汉大学当时的校长刘道玉那里，请他办理。结果刘道玉校长批准了让我出国的手续。1983年我就到了普林斯顿大学。

同时，在有关领导“杨曦光的问题要由法院依法处理”的批示下，最高法院即责成湖南省高级法院重新审理我的“反革命”问题。到了1983年，湖南省高级法院审判委员会一致认为：《中国向何处去？》“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不具有反革命目的，不构成犯罪。椐此，原一审、二审定性判处不当，均应予以撤消，对杨曦光宣告无罪。”

潜龙腾渊

我的劳动分工理论初步形成是在我坐监狱的时候，真正成熟还是在普林斯顿读博士学位的时候。读博士的时候，有两年的课程学习时间，这两年我就慢慢比较主流学派的思想和我的想法的差别。在北京的两年我基本上是把自己想的东西放在一边，去系统地学习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很多东西都是那两年学的。到普林斯顿以后，学习的一些课程我原来在国内都教过，因此就把新古典的思想和我的思想去比较，看看到底有没有差别，看看我想过的那些东西哪些有价值、哪些没有价值，比如我原来在监狱里用数学自己推导出戈森第二定理，当时认为这是一个发现，一出监狱就发现在100年前人家就知道了。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我都在监狱里想过，在我的《经济控制论初步》中都把这些理论写了进去。我发觉有很多问题我想的不如人家，比如后来我就发现纳什创建的议价模型比我想的好多了，我就放弃了。不过这对我也有一个鼓励：别人想过的很多东西我也想得出来，这就是所谓的英雄所见略同。

读的书多了就发觉要有所创新很难。人都是很类似的，你能想到的别人也能想到。我刚去美国就是这种感觉。我是一个新想法比较多的人，以后看的东西比较多了，发现很多所谓新想法其实几百年前就有人想过。慢慢看过他们的东西，自己的想法原来一点都不新。不过我的运气还好，读了很多书以后，最后比较下来发现我想过的有些东西还没有被别人想到，这就是劳动分工理论的均衡模型，后来这就变成了我的博士论文。

1987年我的论文通过答辩，之后我去了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做了一年的博士后。一年以后我到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系教书，1989年升任高级讲师，1992年成为正教授，1993年当选为澳洲社会科学院院士，2000年升任讲座教授。这些年来，虽然我一直在莫纳什大学教书，但是每年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美国、香港、台湾作客座教授。从1998年开始回国的时间也比较多了，并担任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的客座教授。（本文系本报记者肖瑞、李利明2003年采访杨小凯时，根据其口述整理而成，并经其本人审校修改，编辑时有所删）

杨小凯简介（维基百科 中文版）

网址：http：//zh.wikipedia.org/wiki/杨小凯，搜索日期：2009-4-29

杨小凯（1948年10月6日－2004年7月7日），原名杨曦光，澳大利亚经济学家，华人，基督徒。

杨小凯原籍中国吉林省，在湖南长沙长大。他最突出的贡献是提出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方法和理论。他已出版的中英文专着包括：《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使他获得了世界级的成就和同行的推崇。更可贵的是，他终其一生对国家、民族充满了挚爱与关怀。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年里，他成了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杨小凯曾经被两次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2002年和2003年）[1]

简历

1962年－1968年在长沙市第一中学就读。当时年仅19岁的他曾以一篇名为《中国向何处去》的大字报被点名批判，1968年起被判刑十年。

1968年至1978年，杨小凯在监狱服刑期间向与其共同关押的大学教授、工程师等人学习了大学课程，包括英文、微积分等。

1979年出狱后，杨小凯于在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一年。

1980年杨小凯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1982年毕业，获计量经济学的硕士学位。

1982年杨小凯被武汉大学聘为助教、讲师。

1983年受经济学家邹至庄赏识推荐，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习，1988年被授予博士学位。

1990年杨小凯被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聘为终身教授；

1993年杨小凯当选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

1998年杨小凯任哈佛大学客座教授；

2000年1月，杨小凯成为莫纳什大学经济学系的首席教授。

2004年7月7日早上7时49分，杨小凯因患肺癌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家中去世，享年56岁。

职业成就

在普林斯顿大学完成学业后，杨小凯接受了耶鲁大学的博士后研究奖学金。1988年，他移居澳大利亚，接受了在莫纳什大学的讲师工作。[2]随后他出版了一系列英文的论文和著作，很快获得了广泛的国际瞩目。1989年他成为高级讲师，1993年成为正教授（Reader），他于2000年被授予经济系首席教授。1993年，杨小凯成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3]杨小凯曾经被两次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2002年和2003年）[4]

杨小凯曾与世界顶尖的经济学家合作，包括黄有光（Yew-Kwang Ng）和杰佛瑞•萨克斯，后者曾评价杨：“杨是世界上最有洞察力、最严谨的经济学理论者，他也是经济学界最具创造力的人之一。”[5]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詹姆斯•M•布坎南说过：“我认为现在全世界最重要的经济研究就在莫纳什大学，是杨小凯所做的。”[6]

1. http：//www.monash.edu.au/news/monashmemo/stories/20051005/yang.html

2. http：//www.monash.edu.au/news/monashmemo/stories/20051005/yang.html

3. http：//www.monash.edu.au/news/monashmemo/stories/20040721/vale.html

4. http：//www.monash.edu.au/news/monashmemo/stories/20051005/yang.html

5. http：//www.csaa.org.au/news11.04.html#Vale

6. http：//www.monash.edu.au/news/monashmemo/stories/20040721/vale.html

Xiaokai Yang (Wikipedia English)

网址：http：//en.wikipedia.org/wiki/Xiaokai_Yang，查阅日期：2009-4-29

Xiaokai Yang (a.k.a. Xiguang Yang; Simplified Chinese： 杨小凯; 1948-10-06 to 2004-07-07) was a Chinese Australian economist. He was one of the world's preeminent theorists in economic analysis up until his death in 2004.[1][2] He was also an influential campaigner for democracy in China.

Early life

Xiaokai was born in China， the son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officials. His parents' status meant that he initially had a privileged life， receiving an excellent education by Chinese standards at the time.[1]

However， his life changed dramatically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Yang was a Red Guard in Hunan who was part of the Rebel faction Shengwulian. On behalf of the group， Xiaokai wrote probably the most influential articl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3] He published a political treatise entitled "Whither China?"， which was highly critical of Mao's communist regime.[1] Xiaokai contended that the essential conflict in China was between the new "red capitalist class"， consisting of CCP cadres and their families， and the masses of the Chinese people.[3] This was a shocking and daring deviation from the traditional Maoist view that conflict in China was essentially between Mao and his enemies. Xiaokai's essay was read by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Chinese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t could not be read openly， and was passed secretly between trusted friends， provoking lively debate across China. So great was his influence that members of the 1980s Democracy Movement in China labelled Xiaokai "the forerunner of the Thinking Generation".[3] Mao personally denounced Xiaokai as a counter-revolutionary in 1969. Xiaokai was arrested and sent to prison for 10 years. At one point， Xiaokai learned that he was scheduled to be executed， though this never eventuated. Distraught by her son's treatment， Xiaokai's mother， Chen Su， committed suicide.[1]

While in prison， Xiaokai managed to learn English and calculus.[1] He learnt from and deeply admired a fellow prisoner who happened to be a mathematics professor and a devout Christian. In 2002， Xiaokai himself converted to the Anglican Church.[1]

When he was released， Xiguang Yang (his original name from birth) changed his name to Xiaokai Yang (his childhood nickname)， so that he could find a job. He gained admission to Hunan University and published two highly influential books on economics. He then studied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where he obtained a PhD in economics.[4]

Professional career

Following his study at Princeton， Xiaokai accepted a postdoctoral fellowship at Yale University. In 1988， he moved to Australia and took up a position as lecturer at Monash University.[2] He quickly gained widespread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publishing numerous English-language articles and books. He was made senior lecturer in 1989， reader in 1993， and was awarded a personal Chair in Economics in 2000. In 1993， he was elected to the Australi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5] He was twice nominated for the Nobel Prize in Economics (2002 and 2003).[2]

He collaborated with some of the world's leading economists， including Yew-Kwang Ng and Jeffrey Sachs， the latter of whom stated that "Yang is one of the world’s most penetrating and exacting economic theorists， and one of the most creative minds in the economics profession".[3] In 2002， Nobel Prize Winner Professor James M. Buchanan said that： "In my view， the most important and exciting research in economics in the world is done at Monash， and it is done by Xiaokai Yang."[6]

Xiaokai was a neoclassical economist. He is praised by his colleagues for having cleared up many unhelpful digressions in economic writing， and returning the discipline to the fundamental insights of Adam Smith.[7] His work is found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all persons (potential traders) are equal in all relevant respects. He moved from this to develop an extensive explanatory apparatus. His work encompasses equilibria that involve more behavioral adjustments than those defined in orthodox neoclassical models of general equilibrium. According to Buchanan， this approach has major implications for a wide range of issues in economics， such as globalisation， outsourcing， as well as interoccupational and locational mobility.[7]

Although he was a prolific author in economics， Xiaokai simultaneously wrote a large body of influential political essays in Chinese， including a best-selling book.[3] He championed democracy， decentralisation of Chinese political power， and privatisation of the Chinese economy. When he died， Nanfang Zhoumo (Southern Weekend)， the most influential reformist magazine in China， published a long obituary， praising Xiaokai， and discussing the pervasive impact of his writings.

Professor Xiaokai Yang was diagnosed with lung cancer in September， 2001 and died on July 7， 2004 after a long battle with it， which doctors had predicted would kill him many years before he eventually passed away. He is survived by his wife and three children. His eventful life is described in his memoir， Captive Spirits： Prisoner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Further reading

1. Mehnhert， Klaus， Peking and the New Left at Home and Abroad， Berkle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1969. (This book focuses almost entirely on Xiaokai's writing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2. Xiaokai Yang， Captive Spirits： Prisoner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Xiaokai Yang's memoirs)

3. Xiaokai Yang， Economics： New Classical versus Neoclassical Frameworks， New York： Blackwell，2001. (A comprehensive treatise of Xiaokai Yang's economic thought.)

References

1. ^ a b c d e f PAW | Xiaokai Yang *88

2. ^ a b c Professor Xiaokai Yang inaugural memorial lecture - (Monash Memo， 5 October 2005)

3. ^ a b c d e Newsletter – November 2004 No 30

4. ^ Vale Professor Xiaokai Yang (Monash Memo)

5. ^ Vale Professor Xiaokai Yang (Monash Memo)

6. ^ Vale Professor Xiaokai Yang (Monash Memo)

7. ^ a b Buchanan - Xiaokai Yang： An Economist's Tribute

小凯和我在一起 (吴小娟)

小凯走了！

夜阑人静时，与小凯在一起的日子如涓涓流水淌过心田，勾起我对往事的不尽回忆……

1979 -1983我们在中国

1979上半年在湖南省邵阳新华印刷二厂，我第一次见到小凯。那时我们在同一个车间工作，我排字，他校对。一天上班的时候，小凯来到我的面前，对我说，我的工作有很多错误。他问我一天到晚，想什么东西，质量这么不好。我看着他一副认真的模样，满脸红红的，感到挺好笑又生气。一句话也没说，只是笑了笑，但心里很佩服他做事的负责任。

我每天下班后，练两小时小提琴，然后读小说，过的满自在的。那时我与同事周列娜同住一间宿舍，她下班后没什么事做，觉得无聊。有一天，我问她中学时代有什么爱好。她告诉我喜欢英语。我说，那我可以给你找一个英语老师。听说小凯的英语很好，可以请他教。周列娜说，她一个人不敢去找他。我答应先陪她几次，她再自己去。下班后，我们去小凯的宿舍学英文，我那时还没想学。小凯劝我学，我说我不喜欢英语，我喜欢读小说。陪了几次周列娜后，我就不再去了。

以后，我和小凯常常交换小说，关系慢慢密切起来。我发现小凯非常爱读书，而且读了很多。他将他写的一篇小说《她》给我看。我不太明白他的含意，但开始敬佩他。我想他高中少读一年，没有毕业，可他自己学了不少东西。我也没有读完高中，可我自己无法像他一样。往后听到很多关于他坐牢的故事，更是敬佩他。

我们很快明确了关系，小凯将他和他们一家的遭遇告诉了我，我也将我和我们一家的遭遇告诉了他。他说周列娜已将我们家的一些事告诉过他了。小凯说他感觉我们同命相连。

很快，小凯将我带到他家见他爸爸。我到他家后，吓倒了，发现他们家原来是高干。他爸爸当天单独与我谈话，问了许多关于小凯的问题。我不知自己回答了什么。好不容易见到小凯，小凯就问他爸爸和我说了些什么。这次与他家见面心理压力很大，他爸爸的秘书又去我们家调查，发现我妈妈有精神病。他爸爸担忧我妈妈的精神病会遗传到下一代。

得知我和小凯的关系后，我妈妈去小凯工作的地方，将他大骂了一通。妈妈伤心的和我说，她好不容易离了一个劳改犯（我爸爸是地主的儿子），我又和一个劳改犯要好。我认为，小凯是一个很好的人，政府一定是搞错案子了。我又不想当什么干部，劳改犯也不影响我当一个工人。

不久，小凯被借调去北京工作，很多人说小凯会将我抛弃，要我作好思想准备。我当时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很快小凯写信给我，告诉我北京的情况。我从小就没有觉得自己漂亮，认为自己长得非常一般。可是自认识小凯后，他却把我当作他心中的“西施”打扮。小凯每一次从北京回湖南，都帮我买很多北京最时髦的衣服。那时，我自己从来不给自己买衣服，也不知道穿什么号码的衣服。可是小凯买的所有的衣服我都能穿，而且是我最喜欢的。

小凯从北京来信劝我去寻找我从未见过面的亲生父亲，我那时候才20岁。小凯告诉我很多牢里朋友因为是国民党的后代而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惨故事。他认为我的家庭就是其中之一。不久，我去长沙寻找我的亲生父亲。见面后，父亲非常激动，悲喜交加。我长得十分像我的父亲，可能是从小不在一起的缘故，我对他却没有太多感情。但从那以后，我们倒是常常探访父亲。他告诉我很多我们家族的故事。他说爷爷奶奶一家还在香港，叔叔在台湾的嘉义。1990年，小凯去香港探访了爷爷；1996年，我们一家去台湾的嘉义探访了叔叔。

1980年，我自己积攒了一些钱，去北京探访小凯。这一次，我们像度蜜月一样幸福，在北京的公园里尽情地游览，花前月下倾诉心声，还去了很多博物馆，看了很多艺术品，照了很多像片。但是，在我回湖南的旅途中，大病了一场，只得在河南的一个火车站下车，去急诊医院。医院与小凯联系，叫他马上来领人。小凯不顾当时很快要考研究生，马上到了医院。过了一夜，我的病有好转。第二天他带我回长沙，又马上赶回北京考试。这一次后，我非常感动，认为小凯是一个非常重感情值得终身依靠的人。

小凯很快考进社科院计量经济所，并发表了很多文章。他告诉我他工作量很大，可他每周还给我写一到两次信，为我录下许多录音带，可惜搬家几次，这些录音带也遗失掉了。后来有好朋友告诉我说，有人为小凯介绍北京的女孩子，这样可以让小凯留在北京，都被他婉拒了。

1980年下半年，小凯写信给我和他的爸爸说，我们决定明年春节（1981年）结婚。我一个人在邵阳办了我们的结婚登记，领了结婚证，准备了日常用的一些必须用品带到长沙。一天早上五点钟，我带着笨重的行李，步行从火车站走到小凯爸爸家的后门，拼命叫小凯开门。小凯好像从梦里听到我的叫声，惊喜地起来给我开门。这件事成为小凯美好的记忆，当他每次想到这件事时，都觉得心里甜蜜蜜的。我们的结婚，小凯爸爸不想声张，我们一起买了一些必须的家俱，就住在小凯爸爸家结婚了。尽管只有几个好朋友为我们庆祝，可是我们俩彼此都感到非常幸福。

结婚后，小凯赶回北京，我回到邵阳。不到一年，为了夫妻能够在一起生活，小凯于1982年放弃北京的工作，在朋友的介绍下，和我一起调到武汉大学管理系。小凯当讲师，我在系里的资料室。那时小凯所教的课程没有教材，他就自编了两本教科书。除了教课以外，小凯还每天在家写书和文章，工作非常努力。

1982年中，我怀孕了，小凯怕武汉太炎热，将我送到北京姑妈家。之后又到沈阳的叔叔家避暑，这是第一次见姑妈和叔叔一家。大家很喜爱小凯和我，我们在东北住了两个月，小凯在沈阳给基层的管理干部讲课，我们还见到了辽宁省委书记。离开沈阳后，我们经过大连，在那里看到很多日本人建造的日式房子，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然后，我们乘船到上海，探访在上海的武汉大学的老朋友陈志龙。住在他家时，有天半夜，小凯突然大叫，把我们都惊吓起来。我赶忙到他的床前去看，才知道他又作了坐牢的恶梦，全身冒冷汗。在我们以后二十多年的生活中，这种牢里的恶梦伴随着他的一生。

1983年，我怀孕七个月后，小凯将我从武汉送到长沙他爸爸家，准备将这个孩子生在他的家里，小凯告诉我，这是杨家的传统。2月23日，小溪在长沙出生，小溪的名字是曦光的谐音，意思就是小曦光。我刚生产完，小凯说他爸爸说男孩女孩都一样，我当时不太明白为什么说这些话。后来我生了老二以后，才明白生男孩女孩在杨家还是很不一样的。

由于小凯写了两本教材，在武汉见到了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的邹至庄教授。他惊喜地看到一个没有上过大学的青年，能够写出这样高水准的教材，很快就帮小凯联系到福特基金会的奖学金，去普林斯顿读博士。由于小凯的政治背景，出国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邹至庄教授亲自给赵紫阳写信，希望能够给予帮助，赵紫阳办公室将此信转到武汉大学刘道玉校长办公室。在刘道玉校长的协助下，小凯于1983年9月带着仅有的30美金，一个人去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攻读他梦寐以求的经济学博士。

小凯离开中国不久，想尽办法要将我们母女两人接到美国来陪读。他每星期给我写两封信，劝我们到美国与他相聚。他非常思念女儿小溪，盼望我们到美国，一起共同生活。一年后，我和小溪也来到普林斯顿大学，陪小凯读书。

到美国后，我发现小凯读书很不容易，小凯很快面临博士资格考试。我记得邹至庄教授常常打电话告诉小凯考试成绩，给了小凯很大的鼓励。在普林斯顿大学，博士资格考试对科班学生来说都不容易，对小凯来说就更不容易了。小凯告诉我，这两年读书，比坐十年牢还难，可是不管有多难，小凯却认真对待。很快，他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

1985年中，通过资格考试后，小凯便开始写《牛鬼蛇神录》，白天到学校做论文，晚上在家写《牛鬼蛇神录》。他发现在普林斯顿的图书馆内有他在文革时写的文章《中国向何处去？》，他非常激动能够在国外看到自己的文章。这激励了他把牢里的事情写出来。所以《牛鬼蛇神录》是他在国外的第一本中文书。大概是1986年下半年，中文版写出来后，他很快找到Susan Mcfaddc合作翻译成英文。由于Susan McFadden非常忙碌，英文版的书等我们到澳洲之后才出版。

小凯在1986年认识了索罗斯基金会，他们派小凯第一次回中国与体改所谈有关中国改革的问题，希望他作为基金会的代表。由于小凯的学业很忙，从中国回来后便谢绝了，全力以赴地做他的论文。做论文的过程中，除了吃饭、睡觉，白天黑夜都在学校里。1987年初，我怀了第二个孩子，当时我正在附近的大学全日读书，又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图书馆每周做25小时工，维持家庭经济的需要。刚怀老二时，反应很大，病得厉害，日夜想睡觉，老大在幼稚园。小凯根本顾不上我，一心一意做他的博士论文。

1987年中，普林斯顿的奖学金已经用完了，得另找出路。小凯在耶鲁找到博士后，由索罗斯基金会提供经济支持。于大海帮我们7月搬家到耶鲁。当时租了一个教授家改良的车库。小凯主要任务还是修改论文，每周开车从耶鲁到普林斯顿交给教授改好的部分。那时我一直担心他开车的安全。

当时在耶鲁没有朋友。我们又都不懂医疗保险制度，我怀孕七八个月了，从来没有去看过医生。胎儿到了八个月时，在耶鲁的医学院碰到一个湖南老乡，她正在学做超声波，帮我们免费做了检查。一切都正常，而且是个儿子。小凯十分开心，我们马上写信告诉小凯的爸爸。爸爸更是高兴，这时我才理解到杨家一直在盼望小凯有个儿子。很快健思就出生了，医药费花了$5000，当时我们的存款都没有这么多，一半由保险公司付了，另一半由我们自己付了$500以后，其它部分因低收入减免了。孩子用的所有东西，全是邻居给我们的。我生完孩子后，小凯接我回家。第二天，他就又上班了。

小溪、健思和我每天在家。日子过得很辛苦，也很少有朋友探访我们，但我们一家非常幸福。耶诞节时，普林斯顿的老朋友宦国仓来耶鲁与我们一同过节，我们非常高兴。

1988年一月份，小凯为了找工作。去参加美国经济学年会，希望在会上能找到一些面试机会。会后不久，半夜三更他突然从飞机场打电话回来说，已经没有计程车了。我带着两个孩子在冰天雪地里将小凯从机场接回家。漫天大雪，小孩在车里因为冻坏了而大哭。现在回忆起来，都不知道当时是怎么开车去，又怎么开车回来的。这次会议对小凯找工作帮助不大，全家便帮他贴邮票申请在美国的工作。好不容易在纽约大学拿到一份教职，却因没有绿卡无法成行。很多朋友劝他申请政治避难，他不愿意，因为他想回去见他的老爸爸，所以便没有去纽约工作。

这时，小凯开始申请其它国家的工作，包括澳大利亚，拿到阿德莱德的一份研究工作。可能是过度劳累，小凯大病了一场，高烧到41－42度，两天不退。我打电话叫救护车，让他去看急诊，他不去。我只好到附近中国来的学医的学生那里，请他们到家里来给小凯看病，并给我们一些抗生素。看后，说是有发炎，但吃药后烧也不退，我只好自己带他去耶鲁医院住急诊室。一天一夜，我带着孩子一起守着。医生也找不到原因。烧没退，我们只好回家。第二天烧才稍微退了。这时，黄有光教授从墨尔本打电话到我们家，说小凯可以到莫纳什大学工作，给他一年的教职。黄有光在电话里还说，墨尔本有很好的中国人的社交圈子，劝我们来。于是，我们便放弃了阿德莱德的工作，选择了墨尔本的莫纳什大学。

1988年6月，我们带着两个孩子到佛罗里达的狄斯奈乐园痛快地玩了一场。于大海将我们全家送到机场，我们去夏威夷，玩了几天。7月2日我们到了墨尔本机场，带着两个孩子，四个箱子，坐计程车到了莫纳什大学的校门，拿到招待所的钥匙，就住进莫纳什大学招待所。

第二天小凯就开始上班了。他当时的工作是一年的教职，现在想起来那是很担心，一年完了，我们该怎么办？很快，小凯的研究就上了轨道，在美国投出去的文章也开始在顶尖杂志上发表。小凯的教职变成了永久教职，很快就升了高级讲师。

1989年，六四发生前后，小凯昼夜难眠，为中国改革的前途十分忧虑。就在六四的前一个晚上，小凯梦见中国在打仗，早上心里十分难过，忍不住把电视打开，发现中国政府在镇压无辜的学生，小凯抱着电视机痛哭流涕。这是我认识小凯以来，第一次看到他流泪。小凯决志要为这些学生和他们的家属捐款。

我们在北但丁诺（Dandenong North）买了第一个房子，小凯非常高兴。他白天到学校上班，晚上在家里写他的第一本英文经济学书《专业化与经济组织》（见另页）。每写完一部分，他便自费请Jeff Borland修改英文，大概花了苦苦两年时间才完成初稿。所有的手稿，我们一直珍藏着。

1990年，张五常请小凯到香港大学教书三个月。小凯在香港所挣的钱买期货全部输光，打电话回来说怎么办。我掉着泪跟他说，回家吧。那时我一边带着两个孩子，一边在墨尔本的日本餐馆打工还贷款。当时贷款利息是17%，听了小凯输钱的消息非常伤心，却也没有办法。等他从香港回家后，我带着两个孩子到机场接他，全家高高兴兴，跟他说只要人回来了，就好了。

1993年，我们全家都拿到澳洲的护照，小凯带着我们一家到香港中文大学任教。我们便籍助这个机会，十年里全家第一次回到中国，看望小凯的父亲。爷爷第一次看到孙子，高兴得都合不上嘴。我们在香港只呆了半年，很快又回到墨尔本。小凯在香港所挣的钱买了股票，因公司倒闭全部亏光。从那以后，我们总结了两条“经验”：第一不能去香港，因为香港的钱留不下来；第二以后必须由太太掌管钱。

1994年初，我们又去了美国中部，小凯到那里任教。他每月都到美国各地大学演讲，到每个地方宣扬他的经济学思想。这时我又怀了老三。小凯去演讲，孩子们去上学，我在家昏睡。当时我们很矛盾，到底要不要这个孩子？小凯说，你做决定，我都支持。最后，我们的决定还是生下孩子。半年后，我们从美国回到墨尔本。1994年11月5日，泽华出生，全家都非常高兴。生完孩子回家后，我带着三个孩子在家坐月子，小凯便去台大经济系三个月。

1995年2月，小凯回来，在Burwood买了一块地，准备建房子。由于经济上的压力，泽华刚满四个月，我就在一家公司找到工作，泽华送到鹤□妈妈的家里。那时，送孩子来回每天需3－4个小时，白天又要上8个小时的班，晚上还要准备晚饭，生活实在是很辛苦。1995年10月，小凯的爸爸和哥哥来澳大利亚，住上我们的新房，共享天伦之乐。耶诞节时，他的妹妹带着一家从加拿大来探望父亲，这是我们一家相聚人数最多的一次，也是小凯和他父亲最为高兴的时候。

1997年底，小凯决定去哈佛两年，顺便去德国波恩大学。由于我不愿放弃我的工作，所以我决定带着三个孩子留在墨尔本。1998年7月小凯回来将全家接到哈佛，我也把工作辞了。到哈佛后，小凯拼命写他的经济学著作，《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Economics： New Classical Versus Neoclassical Frameworks），是他第二本英文著作。很快又写了《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ivision of Labor）。两年时间里他完成了两部著作。

1999年夏天，全家从美国去欧洲。小凯带着一家人住在荷兰Tilburg的一个郊外，租了一辆小汽车，在欧洲国家玩了一大圈子。我们去了法国、英国、德国、奥地利，玩了一个月。每当小凯带我们外出，他总是非常高兴，特别是看到孩子们玩得很开心的时候，他比任何人还高兴。由于小孩要上学，我带孩子回墨尔本，小凯仍旧留在哈佛，完成他最后半年的研究。

就在我刚回到墨尔本不久，从中国得到消息，我妈妈过世了。我每天在家哭泣，可是又没法回去，准备年底先到北大与小凯会合，再回家处理妈妈的后事。正在伤心时，11月，发现我们的女儿小溪有脑瘤，当时小凯正在从美国到北大教书的路上。我们安排了小溪做手术的时间，小凯12月18日从北京赶回，小溪12月20日做手术，我们便在医院里过了耶诞节。这时，莫纳什大学打电话告诉小凯，小凯被升为讲座教授。小凯放下电话后，长叹一声说，这个教授的位置也救不了我的女儿。

小溪手术过程中，我在医院陪她，小凯在家照顾两个男孩。为了小溪，小凯到处寻找牧师为小溪祈祷。小溪出院不久，便碰到远志明来澳洲传教。通过朋友将远志明请到我们家里，替小溪祷告。当时祷告的非常好，远志明跟我们说，三个月后小溪的脑瘤就会完全没有了。我们简直都不敢相信，因为医生说手术的时候留了靠近脑细胞的瘤子的一部分，要做放疗才能去掉。三个月以后，医院已经给小溪安排了放疗的医生，小溪做了核磁共振，发现脑瘤已经不在那里了，所以不用再做放疗，我们这才相信神已经把她的瘤子拿走了。我们全家非常感谢上帝。尽管小溪没有做放疗，手术后，小溪不能走路。我们每天在医院里训练她走路，再接她到学校上学，准备上大学的考试。这样持续了六个月。

小凯生病了

2000年4月，我带着两个小孩回中国处理我妈妈的后事。刚埋了妈妈的骨灰，我爸爸又得了肺癌。由于这些压力，我在中国发高烧，大病了一场。

处理完我家的事后，我住在小凯父亲家。他说听很多人说小凯很有可能得诺贝尔奖.我当时对他说，诺贝尔奖现在不重要，小凯的身体健康是第一重要.我说小凯已有五十岁了，不必再辛苦了。他爸爸听了以后，认为有道理。有一天，小凯打电话给爸爸。爸爸对小凯说，不要太辛苦了，身体健康是第一重要。后来小凯说，爸爸讲这话的语气和以前不太一样。听了爸爸讲这种话后，小凯心里满高兴的。自此以后，我才知道小凯对他父亲的每一句话都是很认真听的，他真是个孝子。

2000年11月，我和泽华陪小凯又去北大、复旦等大学讲课，也去了香港。那时，我发现小凯的身体不太好了，一讲话就咳嗽。什么样的药物都无法停止咳嗽。回来做X光检查，发现右肺的上角有影子，以为是以前肺结核钙化留下来的，忽略了。

2001年上半年，小凯又去台湾，深圳、湖南、南京、上海等地讲课。再加上料理我父亲的后事，他回家后，身体更不好了。可是，接着莫纳什大学开网路经济研讨会，所有重担都在他一人身上，料理所有的事情。当时他的身体明显已经不行了。七月，会议好不容易完成了，可他几乎讲不出话了。那时以为是没有锻炼，他每天跟张永生打网球，回来便大睡。我跟永生打了电话，说不要再打网球了。

8月底，小凯抽时间去看医生。做完X光后，医生马上打电话要做CT。做完检查，医生立即安排他住院，这时我们才意识到情况不好。9月25日他到医院做开胸手术，发现整个右肺全部是瘤子，已经是晚期肺癌，医生缝上他的右肺。脖子上也有个瘤子，使他无法呼吸，只好在喉管开了个洞，放了个管子出气。等小凯从手术室醒来，发现他自己要通过喉管的管道才能呼吸，他吓得再也不让我走。从那天起，我就日夜守在医院里。三个孩子便在家自己照顾自己。整整两个星期。我们经历了最为痛苦的日子，医生告诉我们这是肺癌晚期，既不能开刀，做化疗也只是暂时的。这是小凯一生中第一次发现谁都救不了他了，科学也救不了他了。

小凯决定信主了。他向上帝忏悔，也跟我忏悔，希望神饶恕他。他开始每天读圣经。2002年2月我们两个同时受洗。在小凯三年重病的过程中，神一直都派送基督徒为小凯祷告，讲圣经，小凯在2002年做了第一次见证，很多人大概都读过了。2003年他又做了第二次见证。

2002年6月，小凯去美国开会，然后又去中国。我和泽华也一起去看小凯的父亲，后来又去了杭州、上海。小凯在上海治病，当时效果显著。大家都非常高兴。这次我将小溪和键思都带去湖南，看望小凯的父亲，这也是我们一家人最后一次看到小凯的父亲。

2002年9月，小凯的父亲病重，小凯一人回湖南看父亲，带着希望能让他信主，将来可以在天堂再相会。可是父亲却不信。2002年10月，小凯再次回湖南，办理爸爸的后事。爸爸离开人间时，不知道小凯的病，要不然，他老人家一定会伤心的。小凯生病的三年中，两个妹妹杨晖、小成和许多好朋友都花了不少心血，各方面关爱有加，到处寻找药物和最新的医治办法。盼望小凯的病会有好转。2003年10月，小凯又去湖大讲课，然后去台北。这时候，小凯的病状有些恶化，我们在台北看医生，发现癌症已转移到背脊椎骨。我们马上赶回家安排放疗，可是放疗却将小凯的抵抗力降低。今年一月份，他开始发低烧不退。医生认为他可能只能活一到两个月。可是小凯又熬了半年，这半年是小凯一生中最痛苦的半年。

小凯在信主的三年中，他的生命真正在改变。小凯信主以后，对信仰益加虔诚，凡事先谦虚自省，尽可能站在别人的立场替别人想。遇到重大的困难，在自己无法作出决定或判断的时候，总会认真地祈祷，求主宽恕并赐予智慧和力量。他对学生的态度越来越像父亲对儿子一样，他常常在家亲自将学生论文全部算一遍，告诉学生哪些地方需要改进。他常常带学生去海边谈话，告诉他们要读什么书，朝什么方向做论文。他为了学生，有时跟系里管事的人吵架，为学生争取权利。举例来说，去年他带了庞春，花了一年时间，甚至亲自去他的宿舍，接他到海边去谈他论文的模型。在这一年中，庞春模型做的非常漂亮，进步很快，小凯替他非常高兴。

今年年初，在小凯病得很严重时，我问小凯，庞春的论文做得怎么样？小凯说，他的论文基本上做完了。今年4月我们从美国回来，小凯马上进了医院，等他出院后，庞春拿他最后一稿给小凯看，小凯带着重病将他的稿子全部改完，在上边写了副导师史鹤□的名字，希望鹤□指导庞春将论文顺利完成。在小凯临走的最后两天，当时小凯已经不能看见任何东西了，当庞春说：老师我来了，小凯将他的手伸出来，与庞春握手。庞春哭着跟小凯说，老师你不能走，你要帮我把论文做完。小凯却摇着头，表示他得走了。第三天的早上他就走了。

小凯去天堂了！

小凯重病时很多学生和朋友都在陪伴小凯，还有侄儿元元，他们帮助我日夜照顾小凯。同时教会的朋友为小凯祈祷唱圣歌，让小凯有一颗平静的心去见他的天父。Eddy学校的祷告会为我们一家做了三周的饭菜，送到家中，还有我的God Monther-Alieen也给我们很大的帮助。我们全家非常感激。最后几天，我们按照小凯的意愿，把小凯留在家里而不是医院，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小凯离开我们一个多月了。对我们全家来说，这段日子就像漫长的十年。家里的每个角落，都留下小凯的影子，无时不在我面前出现。最难过的是在傍晚，我就像丢了魂一样，无法安定，到处在寻找小凯，希望能够再看他一眼。小凯不在，我们不知该怎么办。这种痛苦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小凯已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了，可是上帝将他带到了天国，而我却还留在这世界。这好像将我的生命切成两半，叫我的整个生命都在痛苦之中，无法生活下去。我每日在上帝的面前哭泣，带着眼泪祈求上帝给我平安，叫我不思念小凯。平时我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从来不想死的事情，可是小凯走了以后，死对我来说不是一件惧怕的事了，而是我所盼望的事情。

感谢上帝，小凯给我留下了三个可爱的孩子。每当我看到我们的女儿小溪，就看到小凯的形象，看到她继承小凯感人的演讲能力，写作的天分，生活的自信和聪明才智，还有巨大的同情心。当我看到大儿子泽思眼睛的时候，就想到小凯的执着，诚实，对家庭的巨大的责任感。当我亲我可爱的小儿子泽华时，他的活泼、聪明、伶俐就让我想起小凯。这时，我知道，小凯并没有离开我。他的生命在我们三个孩子的身上。为了小凯和我的孩子们，我应当坚强地生活下去，把他们抚养成人，到那时我再到天堂与他相见，就如他临走时我对他说的那样。

小凯虽然离开我们了，但是他的经济、宪政和文学思想由他所喜爱的学生们继承发扬光大，他曾经对我说，他的学生就像美丽的桃李花会开遍天下！

足印

一个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与天父一起行走在沙滩上。天空上突然闪出了有关他一生的片断，在每一个片断中，他均注意到沙滩上留下两组的足印。一组是他自己的，另一组是天父的。当最后的一个片段闪出的时候，他发现，每当他处于最痛苦，最难受的时候，沙上足迹总是只有一对。他困惑地向神问道：“父啊！你说只要我决心跟随，你便会永远与我在一起.但为何每当我最痛苦、最难受的时候，沙滩上就只留一对足印?我很不明白。为何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便会离开我！”“儿啊！”神回答说.“我珍贵的儿子啊！我爱你，我亦永远不会离开你。在你最痛苦，最难过的时候，沙上之所以只留下一对足印，因为在那时候，我正拥抱着你。”

这个故事，小凯病重时我每天读给他听。现在每当重温这段话，我便从中得到无比的安慰。

小凯走了，他的心与灵会永远和我在一起……

2004年8月于墨尔本

我的爸爸现在和上帝在一起 (杨小溪)

我相信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我的爸爸是一位非常有智慧、知识渊博的人，但是他还有另外的一面。

作为一家之长，我爸爸是家庭里体力上最强的一员。当我们累了的时候，我们经常要他背我们，而且他很喜欢与我们玩显示他力量的游戏。以前他曾经跟我和健思玩“跷跷板”，我们坐在他腿上，他就把腿抬起来像一个跷跷板一样。或者我们玩骑马的游戏，他就是我们临时的“马”，他不时地会把我们掀下“马”来。我个人最喜欢的却是在他腿上翻跟头，幸运的是，我现在长得太大了无法表演给你们看。

当我们住在丹德农时，每年耶诞节时我们会坐火车到城中心的Myer百货公司去看他们的圣诞橱窗布置。妈妈和我总是穿上节日的盛装，而男孩们就衣着随便，只是穿他们平常的衣服。有一年，我为这不公平的安排很不高兴，为什么爸爸不用穿得很正式而妈妈就必须这样呢？我甚至哭起来了。这时爸爸为显示公平就同意那天也穿西装。健思就比较幸运，还是可以穿他平常的衣服。那一整天爸爸会时不时地低声抱怨，说他看起来像个日本游客。

在爸爸生命的最后三年里，当他被诊断为肺癌后，他变成一个基督徒。对我们家来说，爸爸生病是件让我们非常痛苦的事，爸爸情绪波动很大，一会儿他完全相信上帝会治愈他，另一会儿他又被对死亡的恐惧和绝望所征服。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星期里，他的态度又不同，这时他期望着天堂的一切。我还记得我们有一次谈话，我们讨论了天堂会是什么样子，我相信天堂里会有冰冻酸奶机，而爸爸却是很高兴地想到他会和上帝在一起，而且有一天也会和我们在天堂里重逢。

爸爸去世的时候，我正在台湾传教。当妈妈告诉我，爸爸过世了，我感到非常地悲伤，并且开始祷告。这时上帝提醒了我一件事。我相信，每个人在你生命中都会有那么一会儿，你的父母会对你说：“当我小时候……”，而我爸爸也不例外。他总是说：当他年轻的时候，他曾跑过马拉松。我想这只不过是他企图鼓励我们到外面去做运动，而不是坐家里面看电视。这个时候上帝提醒我这个故事是有原因的，我不禁想到爸爸现在是在天堂里跑马拉松，不同的是他现在再也不会感到累了。

所以，今天我很高兴来这里，能对大家说，虽然我的爸爸不是一个完美的父亲，也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但是上帝通过耶稣的血把他变成了一个完人。他现在回家了，跟我们天上的父亲在一起，不管他是在吃冰冻酸奶，还是在跑马拉松。而且我期待著那一天我又会和他在天堂里重逢。

进一步认识上帝--我的第二次见证 (杨小凯)

上次的见证，是我信耶稣半年来的一些体会（我是二○○二年二月受洗的），当时很大的程度是从人的角度看上帝。像我这样从大陆出来的人，受历史唯物论的影响很深，凡事都从历史唯物论的角度看。那时候我要找上帝存在的证明。从我们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就是找基督教对经济的影响，找经济学家的回归分析，发现基督教占优势的国家经济表现都好。这就变成很多中国人接受基督教的第一个原因。他们一看，哦，那些富裕的国家都是信基督教的；穷国家，不是信共产主义，就是信别的。这种看法，在我们大陆来的中国人中很普遍。记得我去香港到一个朋友家里参加家庭教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当时信基督教的这些朋友都是香港大学很有地位的教授，都是从发达国家来的。这是崇拜，不是崇拜上帝，而是崇拜信耶稣的国家创造的物质文明。

知识不是力量

我们在中国都听到过这样的一句话，「知识就是力量」。我当时也受这种「知识就是力量」的影响很深。去寻找上帝的原因都是从知识，从我学到的经济学知识角度来看。这都是人类的知识，而且是追求物质财富的知识。

那么我们看看圣经是怎么说的呢？圣经跟这种想法完全不一样。先看创世记里代表撒旦的蛇来勾引人类吃禁果。「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惟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上帝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创世记三2至7）这段话就是说，上帝不愿意我们知道得太多。祂不让我们吃这个智慧果。吃了就犯罪，然后人就要死。这句话和我们相信的「知识就是力量」，以及我们大陆出来的人对科学的崇拜是不一样的。我当时就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上帝不让我们知道得太多？

人的力量受限制

我在台湾碰到一些基督徒，很重视创世记十一章1至9节：「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作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作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作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这段话是说，上帝不希望人类的能力太强大。当时人们的口音一样，上帝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讲不同的话。上帝要限制人的能力，不让人类太发达。这与我们现代化，和大陆来的人所追求的四个现代化不同。上帝不喜欢人追求现代化，祂用一些办法使人不能团结一致来搞全球化。我们现在有全球化的趋势，慢慢都变成一种语言，大家都讲英文，那人类有可能团结起来，达到上天。但上帝不这样看，怎么理解？

这两段话，都是圣经里非常重要的两段话，跟我们中国人的知识就是力量和追求现代化，包括我们出国，追求物质文明，都是不一致的。

反对追求现代化

我第一次见证的时候，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从追求现代化的角度来认识上帝。好多中国人第一次接触基督教，也是这样的。他也不知道基督教在说什么，但他也发觉发达国家的人，发达国家的地方，都是基督教占优势，所以他们就拜倒在基督教下。但是如果他坐下来老老实实读圣经，他会发觉，圣经讲的跟中国人认识的基督教可能不太一样。它基本上是反现代化，并限制人的能力，并且不能让人知道得太多。

跟这个反现代化有关的一个重要的章节就是，约翰壹书二章15至17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惟独遵行上帝旨意的，是永远常存。」还有五章4至5节：「因为凡从上帝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上帝儿子的么？」就是说，上帝要我们不要关注世界上世俗的事，不能追求现实世界的物质财富。如果你得到世界，但你不能得到永生，那世界对你有什么用呢？主耶稣也讲到不要在现世存钱积财富，要在天上存钱积财富。这些话都跟我们中国人所说的现代化，四个现代化是不一致的。

知识可能是毁灭

我就再读书，读圣经，想理解为什么。为什么上帝教导我们这些？从知识就是力量这点来说，人知道得越多，反而给人带来更多的灾害。这我们已看到很多。我们对武器的知识，造成了那么多战祸，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原子的知识，造成了原子战争威胁。最近我们的知识，就是基因的知识，会造成什么呢？可能造成人类灭种。像克隆技术（cloning），以前我们说，克隆是把我们父亲完全无性生殖地复制出来。实际的操作结果呢？不但不能完全复制，连复制出来的动物，如羊啊，牠很多的免疫力都不如原来的好。而且有的动物可能根本无法复制出来。所以就是说，这种基因知识可能比原子弹对人类的威胁更大，它会使人类灭种。所以，当现代化越往前走，你就发觉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很不正确。真的，知识可能是毁灭，知识可能使人类整个毁灭。知识越往前走，你会发觉，不是知识就是力量，而是上帝是力量。拿物理学的例子来说，我们都知道大爆炸理论。大爆炸理论最后归结到一个起点，那就是说，世界是从一个点大爆炸产生的。过了那个起点的，人类不可能知道。物理知识到了这个程度，它能告诉我们的是，人类不可能知道。

经济发展与幸福不成正比

那经济学呢？上次作见证的时候我谈到，我们经济学家相信并崇拜经济理性。可是，从哈耶克（注一）以来，慢慢的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发觉，经济的发展和推动力是有限理性，否定了经济是完全的理性。我们莫纳什大学（注二）有个递增报酬经济研究中心，根据最近对经济学的研究，我们发觉经济发展不一定增加人们的幸福。就是说，原来我们认为，只要中国自由了，让人们自由贸易，把政府的垄断打破了，把贸易自由的限制打破了，中国就会发达起来。但是到西方来以后，我们仔细看看，这个经济发展给我们带来些什么？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孩子生活更好。孩子现在有计算机、大屏幕电视、有大房子住。我小学的时候没有电视，也没有计算机；但实际上我们那时的生活质量好些，有很多时间与自己的亲人分享和交流。现在的孩子，却花很多时间在计算机、电视上面。对他们实际上没什么好处。电视养成孩子被动学习，没有主动研究，更不要说健康。至于计算机，现在这种生活方式，在我们这一代人中才出现，而所谓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也不会超过一百到二百年。这种生活方式对人的健康和精神很不利。

现代生活方式

就拿计算机来说，我得这个肺癌，也有很多人得肺癌，都是现代生活方式引起的。我看了一下周围，算了一下，得了肺癌的十几个人，都是过着所谓的知识分子生活方式。以我自己来说，就是花很多时间坐在那里读书不动。从一九八五年以来，我长时间坐在计算机前，养成一个对我工作很有利，却对我健康非常不利的习惯，就是读书的时候要敲键盘，把我喜欢的东西记录下来。写书的时候当然很方便，但是我就一天到晚那样坐着。这样就不太呼吸，这肺大概只用到四分之一。尤其认真的时候，屏住呼吸，比正常的呼吸要少。还有一个例子，开车，好像是很幸福的事。但是开车对身体非常不好。开车时人不动，而人本来是动的，自从开车以后就不动了，而且很紧张。有什么事情就屏住呼吸，肺又是呼吸很少。你若是习惯这种生活方式，我看这个肺越来越不好。你还可以找出很多这样的事实。

分工的坏处

我们研究经济理论，理论中有一点说，经济发展来自于分工。分工的发展带来好多意料不到的后果，第一个就是，它的好处和坏处都集中到一个行业。比如说，你不专业化的时候，你做这个化肥或者什么东西，只要一点点，对人的伤害不大。但你现在专业用化肥农药，伤害便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专业化造成很多职业病，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分工呢，使得交易增加，交易中的分层结构，就比没有分层结构有效些。分层结构造成什么呢？就造成组织是分层的，上面是一个总裁，是一个管理者，下面是几个处长，每个处长管几个车间主任。这样的分层结构造成上面这个人的一个小错误，会引起整个系统很大的问题。为了这个人的效率不影响整个系统的操作，必须给他很高很高的工资。这个钱要高到使他自愿拼命给你做。拼命到什么程度呢？要了你的命。按照美国的统计，美国总裁的年薪几百万几千万；但是他们紧张到不敢休息，不敢花时间给自己的太太。

这个世界，虽然我们有原罪，但是上帝给我们自由选择。你有原罪你能自由选择，一般都是罪恶的选择。一个罪恶就是说，因为自由选择嘛，那很多人都选择利用一些「上瘾机制」来把你勾引到他的商业利益里边去。最明显的就是计算机游戏，那东西对小孩一点用也没有。它让小孩被动地去凑一个它预先生成的东西，没有一点原创性，小孩不能学到任何东西。但是他上瘾，离不开那东西，这样就毁了他的身体，毁了他的学习，毁了他的智能。这都是现代化造成的社会倒退。更不要说汽车，汽车制造的污染，毁掉我们的生活环境。

特别是分工造成的竞争压力。原来自给自足的时候，活动效率低一点，你就减少消费。但是现在分工，我专门生产这本书，他也专门生产这本书，我就只要比他高明一点，他的市场就完全掉到我这边来了。生产力的一点差别，会使得收益有很大的差别。这样就把人变成竞争动物。非常紧张，而且仇恨自己的竞争对手，因为竞争对手只要高一点，就会毁了你。

越发达国家越是这样。我们经常去美国。你看美国是不是比我们发达？你按汇率去算她的收入，就是我们的两三倍。噢，他们那些人，特别是职业妇女，在路上开车，可是很凶的，按喇叭。为什么？她在家里担心办公室，在办公室担心孩子。一点点差别会造成很大的收入差别，使人越来越紧张，越来越不幸福。按照一个统计，五十年前，每个美国人有三十至五十个最亲近可以谈心的朋友，他们花好多时间交流。现在没有了，每个人都盯着电视，盯着计算机，他们现在最亲近的朋友，不超过五个。但是他们知道电影明星的私生活非常详细，他们从来不认识那些名人。但对不认识的人可以很详细知道他们的私人生活，对身边的人却根本没有时间分享。这都是现代化带来的，也就是说用金钱、物质来衡量的好处比实际上增加的要少。

你要是仔细看这些东西，就发觉，哦，上帝怎么那么早就告诉我们了！人类知识的增加，这个巴别塔实际上就是全球化的发展。这东西，不是给人带来幸福，而是慢慢地毁灭人的生命。也就是说，最后有一天，我们会因为我们的罪而毁灭自己。我们会有一天活在启示录里边，上帝来拯救，来审判。

所以我自从上次作见证以来，通过读圣经，我慢慢改变原来那种追求现代化的态度，我认识到我们追求这个世界的物质，实际上是在毁灭我们自己。你真正要得到救赎，就要把你的注意力从现世的物质追求、现代化的追求，转到追求上帝，追求上帝的救恩。从大陆来的朋友对这点可能一下很难接受，因为你实在听了太多的「四个现代化」、「知识就是力量」。

信心的医治能力

谢谢我的太太，她介绍我看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Healing Power of the Faith’（信心的医治能力）。我刚才说了，现在很多商业模式用上瘾机制，通过自由化竞争，把现代化变成一个毁灭人类健康的过程。这点来说是最可怕的。为什么呢？小孩子对计算机游戏上瘾啊，他又不知道这个后果。一般要三、四年以后才行。你看我从八五年开始搞计算机，到现在才知道这个后果，但是已经很迟了。如果我早信上帝，我就早知道这些东西了。这些东西都是要你命的。就是上帝说的，你得到整个世界，却丢了生命，那有什么用？我一直到得了肺癌，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死到临头，才知道我当时追求的博士学位、永久受雇权、终身教职、高级讲师、讲座教授，全都拿到了，却把命丢了又有什么用？我说真的，要早信耶稣，要是八五年我就信了耶稣，不就没有这事了吗？

现在有些朋友只相信科学不相信圣经，那我给你这本书。这本书是一种系统的研究，特别是书里边统计的大量例子，都是基督教信仰对人类健康的影响，这都是科学研究。统计上说：信耶稣、经常参加教会活动、经常祷告、有较深信仰的人，与不信教的人相比，在现在所谓的体重增加的现代病的得病统计上，有非常显著的差别。有信仰和没信仰的人，有明显的差别。这是统计上的证据。

刚才我说了，现代化带来的很多疾病，很多问题，都是产生于精神压力。这个精神压力成为一个现代病，对你的身体真的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信耶稣的人平均来说，在统计上很显著地比不信耶稣的人精神压力小，使他不受那么大的损害。这是有统计上的证明的，是研究中心做的统计。很多现代病和其它一般的病（现在很容易发生的），都是因为精神压力。

精神压力

精神压力，就是我说的现代化分工、自由竞争，是魔鬼通过上瘾机制，用自由竞争摧毁人类过程中产生的。这个精神压力在过去一百年，每个人增加的数量用数字来表达，几千倍几万倍都不止。学生在学时兼职的收入（比如假期打工），跟爸爸妈妈住那么大的房子比起来，他就有竞争压力－－我长大了怎么有可能赚到这么多钱养老婆？大学生就想：「如果我拿个博士，拿个工商管理硕士，到投资公司工作，起薪十万美元、廿万美元；如果拿不到，起薪才三万美元；哦，这个差别这么大，我非得往上面爬！」这种压力越来越大，成几何级数增加，增加到可以牺牲你的爱情，牺牲你的友谊，牺牲你对孩子的爱，牺牲孩子的健康、自己的健康。你可以不顾一切去追求这个差别。比如中国人，想想你跳出中国，在中国每年的收入是几千美元吧，一下子变成几万、十万的，哦，这个差别这么大，却又有很大的压力。这些压力都使人变态、患心理病、自杀。还有，人的一点点差别，造成的后果差别却很大，这使有些人从社会孤立起来，别人不理，他就边缘化。这就是美国人讲的：「你是输家，我是赢家」，讲这话的时候，就给人很大的压力。行为上一点点的差别，造成很大很大的后果差别的这个机制，对竞争失败者产生巨大压力。

信耶稣的好处

但是信耶稣的人，因为有属天的盼望，他们不积累财富在地上，根本就看不起这些，他们要在天国积累财富。我原来不懂，但遇到我的老师－－郑平治教授后才明白过来。他来此地访问时，我们尽量为他安排很好的酒店住；但他不住，他找很寒伧的。他不是没有钱，就是因为信耶稣，不追求这个世界的物质享受，他住很寒伧的小木房子。当时我就说：「哎呀，信教的人不错，在现世是个失败者，所以追求来世。」但是你看看，谁是真正的失败者，谁是真正的成功者？我的学生里，有的做到总裁，就是可以牺牲一切。我原来也是这样，追求终身教职，教授，讲座教授。追求这些的时候，我对我太太好苛求，逼着她去读书，找工作，只追求现世的物质生活。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丢掉了太多。其实这些东西比起人与人之间的关爱真的是一钱不值，要跟永生比起来，更是一钱不值。

我看这本书的统计资料说：凡是真心信教的，因为他们不看重现世，丢掉这些一点都不痛苦（他们不上魔鬼的当，拼命往上爬，不惜牺牲一切；有人确是为了事业成功，可以不惜一切的）。这些东西说得好听一点，就是蝇营狗苟，为了现世的一些物质利益，就要牺牲人与人之间的爱，牺牲对上帝的爱。但是我们信基督的人可以牺牲一切，却不能没有上帝的爱。你不信耶稣，不妨信信这个科学研究。据统计，这些信教的人，他们因为现代化的压力得病的概率小得多，他们克服这个压力的效果好得多。

还有统计资料表明，有些人得了慢性病，没有办法治疗的，信教的人在统计上明显地好于不信教的人。这些信教的人有不同程度，它有回归表明，去教堂活动，参加圣经研读班，经常祷告，都有明显好处。我自己就是个例子。你们也知道我二○○一年十月，诊断为四级肺癌，那时我的右肺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瘤子，光是大瘤子就有三个，每叶肺都有，还有好多小瘤子。开胸手术后，医生根本不敢治疗，只好缝合起来，说你顶多有三个月命，没希望了。我当时也完全绝望了。现在想起来这其实是上帝拯救我的一个过程。就是说，我这种人从来只相信我自己，我取得这么大的成绩－－没有上过大学，可以拿到普林斯顿博士学位，从我们事业来说，爬得比较快，爬得比较高－－也跌得比较惨。我认为凭自己奋斗得到这些，看不起不成功的人，相信自己的个人努力......我接到这样的肺癌诊断之后，绝症嘛，那就相当于宣判死刑。医生还跟你说：我们现在所有的治疗，都是中文叫做「安乐死」的治疗，在你死之前不要太痛苦。他就是这样跟我讲的：安乐死治疗。

我现在好像讲得很轻松，但如果有一天你们碰到这样的判决书，很多人会精神崩溃的。我有几个朋友，他们听到这个消息，就被吓死了。有的不吃药，反正是要死了。有的就动都不动，躺在病床上，很快就死了。而我怎么呢？后来我信了耶稣，天天祷告。每天走路时，别人都带着收音机随身听。我集中精神祷告。走路是最好的时间集中精神祷告。祷告时，你的心平静下来，现世的忧虑慢慢就没有了。而且你还为别人祷告；你爱别人，你心里也好了。你原来处在竞争之中，你心里是恨啊，妒忌啊。像我这样在大陆坐了十年牢的，就恨那些迫害我的；然而你读圣经，圣经却说要爱你的敌人，要爱那些迫害你的，要求上帝宽恕那些迫害你的人。如果你真的有这种心境，你一高兴起来，身体就好了。

你知道我身体为什么不好？我因为长期被迫害，在中国坐牢，牢里还开斗争会（我第一次到香港是九○年，那时候我还不敢回中国，闻到中国的那个气味，马上做噩梦，又回到牢里啦）。那时老是不让我出去，饿得要死老是吃不到饭啊，累得要死实在不想起来，还要你去做很重的体力劳动。但是因为你不宽恕，结果害的是你自己；谁最受苦？是你自己。

信耶稣的人会宽恕。比如说北爱尔兰共和军，他不是杀英国人吗？这历史讲起来很长。有一次，北爱尔兰共和军搞恐怖活动，杀了很多无辜的英国人。电视台采访一个被杀害者的父母，希望他谴责恐怖活动。但是他怎么说呢？他说：「我可以失去一切，但不能失去上帝的爱。」到了这种时候，他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上帝的爱。一般不信基督的人多痛苦啊：我要报仇，要雪恨。这个心理好痛苦的。最大的受害者是谁？是他自己。然而信耶稣的人会饶恕，要上帝饶恕那个杀了他儿子的人，于是他就没那么大压力了。

所以统计上明显证明，凡是信耶稣的，特别是信得深的人，他能克服这种压力，调整自己。对不可治疗的病，比如癌症，效果就好多了。我自己就是一个证明。我现在好好的，你看我像个病人吗？我还在做化疗呢，还有副作用。我在化疗的时候看到有些人被吓坏了，他做化疗后一动不动；但是我每天走路四个小时，我还举重、跑步、打球。为什么？有上帝，我在祷告。我的学生知道，我经常拉着他们到海滩走路的。这是信耶稣的人在现世的好处。但是，永生比这个就大多了。这里有个例子，有人说宗教是种逃避的工具，这样就可以使他逃避现实嘛，这样就可以使他健康、治疗有很多好处。但它也有个对比统计，信耶稣和不信耶稣的人，不信耶稣的人也有逃避术，他们也教好多逃避术，让你从现实压力中间逃出来。这个对比研究表明，信耶稣的人还是要好得多。比那些仅仅用逃避来治疗要好多了。这个就说明，基督教不是一种纯粹逃避现实的技巧。不是的。在我们中国人看来，穷人啊，没有教养的人啊，他们才相信，走投无路的人才信教。但统计上不是这样，反而是受教育程度高的，他通过宗教，通过信耶稣，治疗效果更显著。

这里还有好多例子。自杀率，总的来说，整体来说，信教的偏低。还有治疗毒瘾的例子。好多例子，有些案例非常感人。这些统计是很现实的，就是说，宗教对你的精神生活，对你现实的生活质量，对你的健康，真的是太重要了。而且你信得越早越好，像我这样，太迟了。真的，不要学我。我是要走到人的尽头，才到了上帝的开头。你们应该未到尽头之前，就选择打开心门给上帝。

爱上帝

最后分享我读圣经的两个感受。基督说，最重要的诫命，第一条就是爱上帝，而且要全心的，用全部的力量、脑筋和你的灵魂去爱。这个爱上帝，不要讲别的，它实际上是一种治疗，治疗你自己。爱别人啊，从自私的目的考虑，当然不对。但是如果你不能理解，你这样想吧，你从自私的目的考虑，你爱别人，最大的受益者是你。

就我自己的经验来说，我这个人，他们说我常给人压力，这是一个很不好的评价；就是说，老是急于要把事情做成。这个就有点像癌症。人啊，特别是现在成功的人，有些都带给人压力，就是在很短时间内要达到一个目的，拼命去做，有时候不择手段。这种人就喜欢抱怨，老说你这么做啊，那么做啊。虽然这是他成功的一个原因，也就是说，他对自己也可能这样，老是担心这个做不好那个做不好，精神高度紧张，老是在想问题，然后就抱怨。我经常是这样的。我指责我太太这个做不好那个做不好，一天到晚就是抱怨，总是看到别人的问题，而且总是想在很短的时间内把事情做好。这个就是魔鬼的引诱啊。这种给人压力的动力是从哪里来的？就是刚才我说的，魔鬼、现代化给你这个压力，这样的人好像很成功，但实际上是自我毁灭，就像癌症一样。

我要治我这个癌啊，现在的方法为什么说是安乐死治疗呢？化疗可以把癌细胞杀死，最好是把它杀死；但是你这癌细胞过了晚期，已经扩散了；你把它杀了，它又会复制。癌细胞复制得很快，所以哪怕把癌细胞现在杀死，只要留下一个两个，它又复制，慢慢又起来，所以没有办法根治。

现在有人提议一个「招安疗法」，就是你要变得非常平和，要放弃对这个世界的追求。这一个好难。比如说，要放弃博士学位你做得到吗？放弃讲座教授你做得到吗？真的，这个太难了。人是有罪的，做不到；但你可以求上帝给你力量来做到这一点，把你对现实追求的丢掉。你就慢慢知道，上帝给你的这句话，真的是爱你啊！所以你培养你爱上帝之心，最低层次是救你自己。我就想办法培养我这爱心，首先我不能在家里还老挑毛病。要下定决心，让上帝给我力量，从今天起，要找太太可赞扬的地方。太太小娟的评价是：自从我信耶稣以来，我们的婚姻是最幸福的。也就是说，我们要是早信耶稣就好了。所以说要爱上帝。

爱邻舍

第二是爱你的邻舍像爱自己一样。这个也是很难做到。这个问题跟现代社会的分工、现代化是有关的。现代化使妒忌、仇恨成千倍地增长，因为你跟你的竞争对手只要差一点点，他就会把你的饭碗完全抢掉，所以人变得极其敏感，变得非常妒忌。

对我来说呢，我最敏感的是什么呢？是跟我地位差不多的人。比如说，一九八五年，我有一个朋友，当时他在中国体改所，是赵紫阳底下一个智囊，我把他搞到美国去。他根本就没有经过我们这样的正规训练拿博士，我拿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好辛苦。他只学了几个月英语，就被美国国会请了去，一下爬到我头上去了。我妒忌吧？

原来是你底下的，他一下爬到你的上面，还颐指气使的，你却一点功劳也没有。我曾这般辛辛苦苦的想往上爬。当时你那个心啊，就像虫咬了一样的。

每个人都有这种经历的。你想想你的同班同学，他什么考试都比你好，因此你气得要死。这就是你的邻舍。为什么叫邻舍？就是离你最近的人，最有厉害关系的人。如果你能爱你的邻舍像爱你自己，那你就是得福啦。

爱敌人

爱你的敌人，「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作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祂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么？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马太福音五43至48）「爱敌人」这句话是最难理解的。我不认识的人，我都没感情，我都没法爱，那敌人怎么爱法？这句话我听了以后最受感动的是：上帝，这个基督，比人高明，祂不是人能想到、做到的。这说明基督不是一个普通人，因为普通人讲不出这种话。从常理你想不通爱敌人的理由。上帝还把自卑的升为高，自高的降为卑（参马太福音廿三12）。

你要爱你的敌人。那我们看圣经，看旧约，看很多历史，就发觉，比如说，日本天皇痛恨美国人，特别是丢了原子弹以后，更加恨。但是你想想，真正使日本富强起来的是谁？是美国。也就是说，上帝用敌人来帮你。从长远来考虑，上帝通过敌人来救助你。旧约里，上帝用很多敌国，如巴比伦，来教训犹太人。所以有时候，我碰到有人在找我麻烦，压制我，就想想圣经说过「爱你的敌人」，上帝可能是通过敌人在救助我。你也可以读旧约约瑟的故事（参创世记卅七至五十章）。他们兄弟之间的仇恨，差点把他杀了，把他赶走了，结果就是上帝藉这方法使约瑟成功了。就是他离开父亲的荫庇，到外头闯天下。后来这个家族都靠他来救助。

爱你的敌人，这是常人讲不出的道理；但是，它是真正的道理。你要是真的学通了，第一对你健康有利，第二，对你最后的救赎有利。

结论

我呢，学圣经学得不好，小娟可以批评我，我读经时间肯定没有她多。但是我从上次作见证以来，读经有很多很多感受，每天都学到很多很多东西。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我原来觉得圣经是本什么奇奇怪怪的书，有历史、犹太史，又有一些箴言、诗歌，一本不伦不类的书。你要读那些历史，还不如啃那些史书更加可信。但这就是说，你还没有读通那句话，「谦卑的人有福了」。你这种态度就是不谦卑，你以为人的知识比上帝的要高，还没有脱离「知识就是力量，现代化第一」的这种人类的眼光。如果你改变了这种态度，你就可以像我这样慢慢地学到好多东西，这是无价之宝。对你的生活，对你人生的真正事业是无价之宝。 （张居衍二○○四年八月按录像带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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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注一）哈耶克(Friedrich A.Hayek,1899-1992)，美国经济学家，曾于一九七四年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注二）莫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位于澳洲墨尔本。本文作者杨小凯当时乃莫纳什大学经济学教授。

杨小凯教授简介：

原名杨曦光，湖南人，出身于高干家庭。高中时参加了“文革”造反派的活动。一九六八年撰写了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主张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体，引起轰动，并因此被中共当局以“反革命”罪判处十年徒刑。一九七八年出狱，先当工人，后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研究工作，并在武汉大学任教。一九八一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获硕士学位，一九八三年进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读书，一九八八年获该校经济学博士学位。

曾任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CID）研究员、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美国路意维尔大学经济学系，台湾国立大学经济学系访问教授；台湾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访问研究员，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和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上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访问教授、南京大学兼职教授；莫纳什大学经济学系教授。

他的主要著作是《超边际分析与边际分析》(与JeffSachs合著)，《分工和经济组织：一个新兴古典微观经济学分析框架》(与黄有光合着)，《经济学原理》（中文），“经济增长的微观经济机制“(载《政治经济学期刊》)，“分工和产品多样化”(载《美国经济评论》)，“垄断竞争和最优先产品多样性 ”(载《美国经济评论》)，“专业化、信息和增长”(载《发展经济学评论》)等，著作和文章常发表在著名的匿名审稿杂志上。他和黄有光合着的《专业化和经济组织》一书被权威杂志书评称为“盖世杰作”。财务理论奇才布莱克称此书为“天才著作”。他最近的新作《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被匿名书评人称为 “对经济学根基进行重新梳理，为经济学教学提供了崭新的方法。”该书评人认为“杨正在建立起一个全新的领域。是的，我敢预见，人们对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兴趣将迅速兴起，我认为它很可能成为未来的潮流。”

主要贡献是发展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认为他的工作比卢卡斯（Lucas）、罗默（Romer）、克鲁格曼（Krugman）的要好得多。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阿罗称赞他的研究使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论与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浑为一体。

南方周末：逝者杨小凯

杨小凯的离去意味着平淡世界里一个罕见传奇的终结。

他坐过十年冤狱却自学成才；他没有上过大学却创立了国际性学派；他研究科学晚年却信奉基督。

杨小凯带着坎坷的历史离开了人间，同时带走了他那可贵的批判精神———这一精神贯穿了他不长的一生———而这恰恰是留下的人们最为想念的财富。

这是一个悲伤的瞬间。7月7日清晨7时49分，世界著名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因肺癌医治无效，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家中平静离世，终年55岁。

弥留之际，杨小凯托夫人传达对国内朋友的最后谢意。他说：“谢谢大家，我们会在天国相见。”这位被公认最有可能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裔教授，以一个虔诚基督徒的方式向世界作了最后的道别。

少年无畏

17岁，他的思想开始超越当时的派性争执，转向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深层思考。

杨小凯本名杨曦光，小凯是他的乳名。两个名字代表了他两段不同的人生际遇。1978年以前，“杨曦光”这个名字饱含苦难与奋斗的传奇色彩，和中国当代历史纠葛缠绕。

1948年，杨曦光出生于吉林省，之后一直在湖南长沙长大。他高干子弟的身份常常不为人知，在长沙一中那个高干子女云集的地方，杨曦光腼腆孤独，气质独特。他的父亲当时是湖南省委的高级干部。

1966年“文革”爆发，杨父因同情刘少奇和彭德怀的政治观点而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这使得整个家庭受尽磨难。

1966年底，杨曦光参与了为被打成反革命的工人造反派平反的活动。时年17岁的中学生杨曦光在大肆捕人之际，面对街道上寒光闪闪的刺刀和冷枪，公开张贴大字报、撒传单。他因此被投入长沙市公安局看守所。

两个月的羁押生活，加深了杨曦光对政治的体悟。他的思想开始超越当时的派性争执，转向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深层思考。

自看守所释放后，杨曦光写出了一批文章，其中以《中国向何处去？》最为轰动。这篇文章主张中国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体。

1968年，20岁的杨曦光前往湖南省湘乡县和宁乡县下乡调查农村社会情况。那次下乡的另一个原因是避难。当时，《中国向何处去？》的油印稿不慎外传，已有对他不利的消息传来。

带着对社会的新印象回到长沙时，同学告诉他：康生等人在接见湖南各派代表和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人时严厉批判了《中国向何处去？》，并宣布该文“实质是极右”，杨曦光是“反革命”。康生还说这种文章不是一个中学生能写出来，也不是大学生能写出来的，后面定有黑手。

从那天起，杨曦光开始了一个月的逃亡生活。他白天在住所看书，夜里带着眼镜、口罩、帽子，在街上用手电照着看大字报。

很快，在武汉他就被人检举，由当时的长沙市公安局军管会派人押回湖南。在回长沙的路上，杨曦光看到四处贴着林彪的口号：杀、杀、杀，杀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

他被关押在长沙市公安局左家塘看守所，这个看守所因大门外的一口水塘而得名，是当时长沙最大的关押未定罪人犯的看守所之一。“从那天起，我就从中国社会的上层进入中国社会的最底层，湖南省委大院内的小洋房和一切上层优裕的环境不再与我有缘。”他后来在回忆文章里写道。

在左家塘看守所关押近一年后，1969年11月，杨曦光以反革命罪被判处十年徒刑，押往洞庭湖畔的岳阳建新劳改农场“服刑”。

“那是个阴冷的冬日，我抱着背包和行李踏出九号的牢门，就踩在那看似寒彻入骨的走廊的水泥地上。走进二十三号那厚厚的牢门，我仍感到南方那带有潮气的清冷。”

铁窗十年

那个时代的监狱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知识分子，他们成为杨曦光黑暗岁月中一团团温暖的光。

杨曦光在狱中开始了人生中最为漫长而黑暗的日子。最初的时间里，他狂躁而痛苦，想到漫漫十年铁窗，他绝望至极。在判决下来的当天他甚至想到过越狱。

冷静最终克服了绝望，只有高中学问的杨曦光暗自选择知识作为自己十年的主要生活内容。幸运的是，那个时代的监狱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知识分子，他们学富五车却皆因政治问题入狱。在艰苦繁重的劳动之余，杨曦光拜当时关在牢里的二十几位教授、工程师为师———他们成为杨曦光黑暗岁月中一团团温暖的光。

“一个从四号转到九号来的扒手告诉我，有位姓陈的老师每天都在钻研英文和数学。他有四卷毛泽东选集英文版，他每天都在用英文朗读毛选，他还在钻研他的本行数学。这位扒手告诉我，陈老师还有三卷《资本论》。”

杨曦光最终与这位陈老师成为忘年之交。读罢《资本论》，杨曦光“心中期望未来的我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他当时有三个想法，一是把使用价值在价值论中的重要性搞清，二是把分工问题融合到价值理论中去，三是把价值理论数学化。

在监狱里，杨曦光还拜师学习了英语、机械、经济和数学。与生俱来的质疑精神和个人经历使他并不相信流行的政治经济学，在没有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训练之下，他开始了与世隔绝中的自由思考。

在狱中，杨曦光自己推导出了戈森第二定律、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以及劳动分工理论。“我以为这些都是自己的伟大发现，但当我能看到更多书时，才发现这些思想早就被西方经济学家发展成数学模型。不过庆幸的是，这些是自己想出来的东西，也算英雄所见略同。”

牢狱经历使杨曦光发生巨大转变。他日后说，“以前我会思考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这世界应该怎样。在监狱我想的是：这个世界究竟会怎样发展？”

在长达十年的监禁生活里，杨曦光做了五六十本读书笔记，还有一个电影文学剧本。这些材料中包含很多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不相容的东西。狱友曾爱斌一直帮他深藏在监狱的木工房里。

1976年，杨曦光的妹妹杨晖来建新农场看望哥哥。离开时，那位叫曾爱斌的狱友冒着冬天的寒风和被干部发现的危险在雪地里跑了四五里路，跑得全身透湿，在去岳阳的公路上追上了等车的杨晖，像传递圣经一样把那一大包材料交给了她。

杨曦光出狱时曾爱斌还未满刑，他给杨做了个精致的木盒子作为纪念，外面看上去是本大书，里面可以装笔记本。大盒子正面刻着英文单词：Forward(前进)。

锋芒再露

十年的苦难没有让杨小凯变得偏执和自闭。对于孤独，杨小凯处之泰然。

1978年4月，杨曦光刑满释放时已是而立之年。走出劳改农场的路上，杨曦光心情复杂：“心中充满着对未来的向往和不安。但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情，我一定不能让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种种动人心魄的故事消失在黑暗中，因为我的魂永远与这些被囚禁的精灵在一起。”

杨曦光出狱后，没有一个单位敢录用这位著名反动文章的作者。他在父亲家闲居了一年。这一年，他在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了不少课。这些旁听都是由湖南大学刚复职的一些教授安排的。

也是在这一年，他决定埋葬“杨曦光”，同时埋葬那段苦难的历史。他恢复使用乳名“杨小凯”。

改名后不久，杨小凯找到工作，在湖南新华印刷二厂当校对工。

1979年杨小凯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实习研究员，但因其历史，被拒绝参加考试。1980年他再次报考，在当时的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的帮助下，他终于获得参加数量经济学考试的机会，后被录取为实习研究员。

1981年的冬天，正在准备研究生毕业论文的徐滇庆在国家计委信息中心认识了杨小凯。“每到半夜时分，当我离开机房的时候总看见还有一个人在那里忙碌，他就是杨小凯。当我得知他正在撰写‘经济控制论’，不由得大吃一惊。我是自控专业出身，尚且没有勇气来写经济控制论，而小凯连大学都没有上过。”

徐滇庆说，在他所见者中，杨小凯几乎是智商最高的一个。而且，十年的苦难没有让杨小凯变得偏执和自闭。他穿着朴素，总是一副谦和的笑脸。

杨小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研究所美其名曰“工作”了两年，实际上在那个地方没有人瞧得起他，也没有人管他，他被迫独来独往。

“小凯被单位安排在二环路的一栋宿舍中，房子很小，堆满了数量所的杂物，栖身之处就是一个角落，除了一张床和一张小桌子之外连个转身的地方都没有。”徐滇庆回忆。可杨小凯却处之泰然，他总说，这里比监狱条件好多了。就是在这里，孤独的杨小凯出版了《经济控制论初步》的专著，并发表了若干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经济问题的文章。

尽管杨小凯展示了他过人的才华，但由于没有正规文凭，社科院仍不能正式安排他的工作。1982年，杨小凯被武汉大学聘为助教，教授数理经济学课程。

那一年，徐滇庆留在华中工学院任教。同在武昌，他曾多次骑车去武汉大学看望杨小凯。那时，杨小凯已经结婚，妻子小娟是一位善良的普通工人，两人感情深厚。杨小凯的宿舍被校方安排在水房隔壁的小屋里，又脏又湿。双人床是用木板拼凑的，惟一的家当就是两个粉色皮箱———那是结婚时别人送的。

徐滇庆几乎一直为自己老友的前半生感到委屈，“我们这些研究生被第一批授予硕士，第一批提拔讲师，第一批涨工资。可是这些第一批中都没有小凯。他的才华远远超越了我们，我很为他抱不平。可是杨小凯只是淡淡一笑。”

在武汉大学期间，杨小凯出版完成了《数理经济学基础》和《经济控制理论》两本著作。他估计的一些计量经济模型未能在国内引起反响，却获得了当时来武大访问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的注意。

1983年，在邹的安排下，杨小凯被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录取为博士研究生。伴随杨小凯十几年的厄运在这一年才算最终结束。他没有选择学成回国，从此永远留在了外面。

学者生涯

他的言说中透露着大量的政治智慧，也渗透着他对中国命运的深切关注。

在故土一直无法过上合时宜生活的杨小凯，在随后的岁月中，在远离家园的地方，命运给了他20年的顺境补偿。

在普林斯顿这所世界名校，杨小凯如鱼得水。他师从国际贸易方面的顶尖学者迪克西特(Dixit)、格罗斯曼(Grossmm)，并于1988年获得博士学位。随后杨小凯到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任教，未及一年由讲师跃升为高级讲师，1992年被聘为教授。从获得博士学位到正教授，杨小凯只用了4年时间，并最终当选为澳大利亚国家科学院院士。

杨小凯的出现使国际社会开始重新评价华人经济学者的分量。就全球华人经济学家而言，对中国的政治变迁和经济改革有切身体验和真知灼见者，是少数；能对现代经济学作出理论性贡献或挑战现有理论体系者，是极少数；而同时具备这两者者，更是凤毛麟角。而杨小凯，就是这样一个人。

关于杨小凯的经济学贡献，广为人知的是：他为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分工是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原动力这一伟大洞见，提供了微观机制和数学框架。另一个伟大成就是成功地创立了一个挑战新古典经济学的崭新学派———“新兴古典经济学”，又称“超边际经济学”。

在他离世后，连一向自负的经济学怪才张五常都由衷感叹：“只有上帝知道，如果小凯没有坐牢十年，老早就有像我那种求学的际遇，他在经济学的成就会是怎样的。拿个诺贝尔奖不会困难吧。”

有人分析，杨小凯思想伟大之处还在于其有着强烈的处境意识，即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是他理论的真实背景。正如国际知名学者杰弗瑞•萨克斯所言：毫无疑问，杨小凯也是研究其祖国——中国社会转型问题最深刻而无畏的分析家之一。

杨小凯并非一个纯粹的经济学者，在他的言说中透露着大量的政治智慧，也渗透着他对中国命运的深切关注。他始终关注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变迁并提出了众多观点，如开放户籍制度、破除行业垄断、允许土地自由流转等等。

1980年代在普林斯顿大学一起读书的一位密友说，“当时我对小凯的感觉是，他决心远离中国政治，潜心研究学问，但后来我发现最初的感觉是错的。小凯仍然十分关心‘中国向何处去’。”

“我渐渐发觉他从不回避当代中国面临的许多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他的有些观点会引起很多争论，甚至误解，并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他从不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除非被证明是错误的。”他的老友，著名经济学家文贯中说。

当中国国内对“后发优势”津津乐道之时，杨小凯却浇下冷水。他一语惊人地提出“后发劣势”的假说。说：“中国就是模仿技术、模仿工业化模式，不模仿制度。这样的话，就会形成后发劣势。你光模仿技术，就等于你造了许多汽车而没有建高速公路，制度就是高速公路。”

他说：“经济改革只是宪政改革的一部分，如果忽略或回避经济改革与宪政改革之间的关系，落后国家期望经济改革得到的‘后发优势’最终将成为‘后发劣势’。”

在杨小凯去世后，一位学术上的死对头放下多年的骄傲对他作了一番真诚的评价：其一，小凯是我遇到过的最有预感天分的中国学子；其二，他知道什么是重要的思想。聪明才智之士不少，博学多识之辈也不难求，但预感好，知道什么重要，则要靠天赋，要学也学不来。

平静离去

他的基督教信仰依然和他的学术主张相关。

2001年，正当杨小凯意气风发之时，他被确诊为肺癌晚期。

这对杨小凯是个相当致命的打击———他在平静命运里刚刚想做些事情。

杨小凯因此开始笃信基督，每日祷告。

在一些场合，他平静讲述了自己信仰基督教的心路历程。杨小凯第一次接触到基督教是在监狱。那时候，有个狱友是个被判了十年刑的基督教徒，“他的行为使我非常感动：他尽量帮助别人，每天早晨祷告，在迫害面前一点也没有害怕、恐惧，他在被判刑之前还为我们祷告。他说，是上帝让他去承受苦难。”

而杨小凯的基督教信仰依然与他的学术主张相关。

“哪些行为可以接受，哪些不可以接受，这就是从宗教和意识形态来的，而不是从经济基础来的。是这种意识形态决定整个制度、人与人的关系，然后就再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

2002年12月，杨小凯的身体出现奇迹。他不仅能够运动自如，打网球玩帆船，更奇怪的是，体内的肿瘤不见了。“瘤子是靠祷告消失的。这就是一个见证。当然，你可能说是碰巧了。但我的这一段精神上的灵魂生活绝对是真的。”杨小凯这样解释信仰的灵性。

在努力抗争了几个月后，杨小凯最终还是虚弱地走了。

杨小凯从不吸烟，却患上肺癌。有人认为这恐怕是十年牢狱种下的病根。

杨小凯走后，得到了几乎所有人的悼念和惋惜，包括那些学术上的“冲突者”。一位在学术场上和杨小凯常常剑拔弩张的知名学者说，“他的学术生涯只有二十年：满是火花的二十年。小凯不枉此生。”

2002年春节，杨小凯自澳洲向国内朋友发来新年寄语。他用英语写道：愿上帝保佑中国！

深得斯密真神眛——悼杨小凯 (文贯中)

“ 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 --摘自王曦之“兰亭序”

一、悲乎，小凯已乘风而去

读到文玫传来小凯仙逝的消息已近午夜。小凯离开人世时十分平静，使我心中浮上一丝慰籍。几个月来，对他将不久人世的医生诊断，虽觉得残酷和无奈，但思想上还是有所准备的。可是一旦他永远离我们而去的消息被证实，还是觉得太突然，太匆促，难以接受。为此莫名的悲伤和不平绞缠于内心，思绪纷繁，全无睡意。

我以极沉痛的心情给美国和中国的几个朋友打了报忧的电话之后，内心仍难以平静，便将前些日子为记念芝大恩师约翰逊教授去世而精心制作的CD放入机器。小号吹出的委婉、哀伤的乐声轻轻地流了出来，回荡于厅堂之间，似乎在赞美，在哀祷，在挽留。乐声渐渐变得坚毅，向上，有冲入云霄之势，似乎在远送小凯升向天国。听着听着，我的眼泪不禁悄然淌下，胸中的淤塞似乎得到疏通，变得平静起来。我暗暗希望此时已在天国的小凯也能听到这种天籁之声。

跌宕起伏的乐曲不正象征着他自青年起便多灾多难，但始终自强不息，败不馁，胜不骄，最后终于攀上学术高峰的一生吗？恍惚间我似乎看到他在云端向我露出只有他才有的那种微笑。这种微笑极为动人，充满神秘，既透着智慧，执着，沉毅，深不见底，又带着宽容，潇洒和无以名状的忧郁。这是历经过艰险的世道，又尝到辉煌的成功后才有的大彻大悟的笑容。只有进入智慧和精神最高境界的人，才能从内心深处产生这种几乎永恒的微笑。这种笑容既是明朗的，灿烂的，透彻的，深邃的，又带着因功成名就而感到的些微腼典，以及对世上放目望去仍无处不有的不平和痛苦而感到的遗憾和不安。

二、偶然的结识

回想和小凯20多年的交往，既可用淡如白水的君子之交形容，又可用心有灵犀一点通概括。记得第一次见面纯粹出于偶然。大约是1981年暑假，我照例由上海回北京度假。正好美国经济学家应邀在北京中央团校举办发展经济学的讲习班。当时这种国际交流在中国还刚刚开始，名额有限，十分热门。好友兼老邻居何维凌从农村发展组那里获得一个名额，说自己有事去不了，要我代去。这便使我有缘结识小凯。记得起因是我在班上帮助一名国内学者与一名美国经济学家沟通，引起他的注意。课后相互介绍后，得知他在社科院攻读经济学硕士，此时我正在复旦攻读世界经济硕士。两人有相见恨晚的感觉。

在学习班上，我们有机会长谈，对当时方兴未艾的中国经济改革充满憧憬。基于对十年文革的反思，我们都坚信，苦难深重的中国只有走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之路才有救，并觉得有机会一定要去欧美看看，借鉴可供中国参考的经验和知识。分手前小凯介绍了他文革中的遭遇，我才意识到面前的他便是文革中因发表《中国向何处去》而名噪一时的杨曦光！然而，使我万分惊奇的是，我眼前这位个子不高、儒雅文弱的青年，与我本来对他的想象完全相反。我看不出他身上有任何迹象显示他曾是一名高干子弟，既不张牙舞爪，伶牙俐齿，也不目空一切，自以为是。相反，他显得谦和，可亲，甚至有些木纳和腼典。他提到自己利用狱中十年的时间刻苦自学数学的往事，引起我由衷的敬佩。我为偶然之间竟能交到如此杰出而有传奇色彩的朋友庆幸不已。分手时，大家都觉得肚里还有好多话没有倒尽，并意识到今后彼此都会为一个共同的理想而奋斗。

三．西天取经的心路历程

以后两人又各分东西南北，忙于各自的学业以及后来的出国努力。再一次深谈已是1983年底。当时复旦派我在芝大作访问学者，小凯则在邹至庄教授的鼎力帮助下，到了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他获知我到纽约过圣诞的消息后，便邀我去普林斯顿小住。我们以兴奋的心情畅叙别情，交流对国内正如火如荼展开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各种看法，同时也更加意识到学好现代经济学对中国，以及对自己的将来一生的重要性。

我们还交流了各自学习现代经济学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我们两人当时正遇到相反的困难。西方经济学中无处不在的数学对他来说，似乎是小菜一碟，不在话下。然而英语却成了他的心头大病，面对老师，同学，常常感到有口难言，无法充分表述自己的真知灼见和深邃的思想。他见我来，似乎有了倾诉的对象，大大发挥了一通对“文化休克“（cultural shock)的感想，认为他自己还处于这种休克之中。他获知我的家眷还在国内后，又拿出为思念他尚在国内的爱妻小娟而作的古典诗，与我共赏。字里行间的真挚情感跃然纸上，使我感动不已，也加深了对他为人的了解。

和他相反，当时我面临的问题则是数学。文革中我虽然自学了一些东西，但有意抵制数学。在复旦求学期间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曾经恶补了一下，自以为有些进步，到芝大呆了一学期后，痛感不足的不是“文化休克”，而是“数学休克”。我当时已经萌生了攻读博士的想法，但真要这么做还面临不少障碍。首先，不知复旦的意见如何；其次，就是年龄和数学。我因此犹豫不决，便和他商量对策。他看着我，满脸诚恳地说，“我们都有自己的不足之处。但你已经到了芝大这样好的学校，机会难得。不下定决心读出博士学位，以后会终生后悔。我也面临很多困难，年龄大了，英语单词记不住，但我不会轻易放弃自己攻读博士的决心。” 他劝我咬紧牙关，坚持下去，并给我开了一些数学书目，要我细读。他的这番话给我极大的鼓励。他虽比我小两岁，但以他的年龄和坐牢十年的背景，要在博士课程的层次上克服语言和文化的障碍，所需的勇气和毅力令人肃然起敬。后来我拿下芝大经济系博士的学位，虽有复旦和芝大的许多老师、同学以及亲朋好友要感谢，我十分铭感在心的则是小凯身体力行的榜样力量和他对我的及时指点。

他后来前往澳洲工作，估计吃亏的还在于语言，因为他的博士论文当时便获得极大的好评。若无语言问题，他应在美国一流大学轻易找到教职。由于他远在澳洲，我们见面的机会少了，但不断传来有关他的好消息，或看到他的新作，略微弥补了时空的阻隔造成的思念。他在学术上的成就越来越大，成为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我暗暗为他高兴，也更加感到他的坚毅，执着，感佩他永远的奋斗精神，和高人一筹的智慧。逆境不但没有使他自艾自怨，反而激发他更加奋发向上。

欣慰的是，澳大利亚似乎对他是宽厚的，爱惜的，将他选为国家社会科学院院士。他并建立了一个充满生气的家庭，成为一个有三个孩子的十分自豪的父亲。1990年中期，他携全家来美国访问，大海开车将他全家送到我在纽约的家中作客。在热气腾腾的餐桌上，我们有机会再次深谈，交流对各种问题的看法。由于久别重逢，加上谈话十分投机，时间竟不知不觉过去了，直到大海的太太怕太晚了，开车危险，从新泽西打电话来催，他才带全家依依不舍告辞。我目送大海的车子载着他们全家远远离去，深深为小凯和小娟美满的家庭而高兴。对小娟的贤慧，端庄，能干留下深刻的印象。并感到，小凯还是小凯，尽管著作等身，名扬中外，却仍那样的谦和，亲切，充满人情味。

四、潜心追求真理，志在兼济天下

小凯需要克服巨大的语言和文化障碍，可以想见他在学业上一定极为繁忙。但出于对中国改革事业的关心，他仍抽出大量时间为改革事业献计献策，并是“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为此，我们曾有不少联系。1985年于纽约正式成立了学会之后，在每年的年会里总能见到他清瘦的身影，听到他的种种高论。我渐渐发觉他从不回避当代中国面临的许多尖锐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努力寻找能够令自己和别人满意的答案。他的有些观点即使在学会内也引起很多争论，甚至误解，并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他从不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除非被证明是错误的。

他虽然对自己的观点是坚持的，但他对争论对手的人格却永远是尊重的。他的对手中也没有人怀疑他对中国的深沉的热爱。这是他为什么和那么多人发生争论之后，仍能有如此多深深爱他和尊重他的朋友。我对他上下求索真理的执着，勇气和诚实，更是深怀敬意。例如，他坚定地认为，中国需要彻底改革的不仅仅是经济制度，还有政治制度。后来，他系统地写了关于宪政的长文，总结了他对这一问题的理论思考，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遗产。他在所有制问题上也是毫不动摇的，我多年鼓吹土地私有制，可是即使在学会中公开支持者也寥如晨星，小凯是少数几个在学术上有杰出成就而又坚决对我的观点予以支持的人，使我感到气壮和宽慰。

约四年前的夏天，我受学会的委托，为配合中国加入WTO的努力，和国内的几个单位在上海联合举办以中国和全球化为题的国际研讨会。小凯接受邀请，欣然前来参加大会，并向大会提交了他那篇有关宪政的著名论文。在会上宣讲时，他的论文引起极大的争论。我个人十分赞赏他的观点，觉得欧美各国之所以在全球化的早期成为强国和富国，无不得益于其政治－经济制度的突破。中国要在最新一轮全球化的高潮中避免再次成为受害者，就不能回避政治－经济制度的大幅度改革。随着改革进入攻坚阶段，这一点变的越来越明显。可惜在出版会议论文集时，由于种种原因，我未能说服出版社将这篇论文收入。事后我向他一再致歉，也是我内心至今仍对他暗暗感到歉意的事。希望他的在天之灵能够原谅我的难处。所幸经济学消息报以极大的魄力全文刊载了这篇文章，总算多少弥补了我心中永远的遗憾。

五、将古典分工理论发扬光大

他杰出的学术成就早已有许多专家加以鉴定，并日益为国际学术界所承认，不需我在这里赘述。我特别想指出的是，他虽然数学较好，但并未因此钻到数学的象牙塔里，并未精心选择一些缺乏实际意义，基于极不现实的假设，小而又小的课题，大玩数学游戏，以图早日发表。这是不少以数学见长的经济学家，拼搏终身教授头衔的不二法宝。但小凯从不回避经济学的重大而棘手的课题。

在我看来，小凯最主要的贡献是用数学重新阐述亚当.斯密对分工和市场的极为精彩的论述。亚当.斯密早已指出市场和分工互为因果的关系，以及分工的发展对生产效率和经济增长的至关重要的贡献。可是分工理论难于数学化，因而难以结合到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或增长理论中去。因此，到了现代经济学家手中，除了在国际贸易等有限的领域，一般不再强调分工及其对效率和增长的意义。在讨论增长的源泉时，大家注重的是劳动，资本，技术进步，或人力资本等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数学化的因素。小凯及其同事、学生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将古典经济学关于分工的重要性重新发扬光大，创立新兴古典经济学，以使用超边际分析为其主要数学工具。

有意思的是，在小凯看来，自由市场的最主要功能，不在于寻找资源的最优配置，而在于寻找最有效率的分工水平，以此决定市场网络大小，人们购买力高低，生产力高低，商业化程度以及贸易依存度 （《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 p36）。而市场发挥这一功能的两大条件是择业自由和价格自由。虽然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兴古典经济学都提倡自由市场，但是新古典经济学关心的主要是资源的最优配置。可见新兴古典经济学关心的范围比新古典经济学明显扩大，也更接近以亚当• 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的原意。

小凯还指出，随着分工的发展，人们必须交换越来越多的商品，因而交易费用也会增加。所以，在小凯看来，交易效率的提高非常重要，否则会限制分工的深化。正是对提高交易效率的重要性的讨论，使小凯涉及了产权理论，企业理论，信息的透明，内生交易费用的减少，道德风险的规避，城市化，技术进步，保险的发展，直至宪政的确立。这里的逻辑是清楚的。好的政治－经济制度能大大提高交易效率，因而大大促进分工的发展和深化，带来经济的长期繁荣和社会的长期稳定。

可见，以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包含极为丰富的经济学思想。这些思想既是对斯密思想的重新诠述，也是对当代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要成果的借鉴。当然，在小凯的有生之年，他的有些思想还有待更严谨的数学的证明。这使他的早逝格外令人痛惜。不过他已经用自己杰出的成就，向世界表明他不仅仅是个通晓数学，博览群书的经济学家，更是个对古典经济学有着深刻而全面理解的经济学大师。他的成就表明，经济学毕竟是经济学，它和数学还是有着本质的不同。数学是经济学的最重要的工具，但毕竟还不能代替经济学本身。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理论即使在今天对我们也仍有极大的指导意义，而小凯则是深得亚当• 斯密真神昧又有创新的一位大家。

六、人虽远去，向天之问仍在回响

如果我记忆没错，最后一次和他长谈，是约2年前的暑期，我自北美返京度假。他当时应邀在复旦讲学，复旦为他安排进海军医院检查和治疗。我已得知他肺癌又有发展，很为他焦虑。所以从复旦经济学院院长陆德明教授处拿到他的病房电话后，便从北京试探性地和他打了电话。本想简单问候几句，以免累着正在病榻上接受治疗的他。不料在说了问候的话之后，每次想挂断电话，他都说不累，不累，坚持要和我继续交谈。为了使他高兴，我也就不管会不会累着他了。他详细向我描绘自己身体的现状，对复旦和海军医院的照顾似乎充满感激，对未来则充满展望。他的语调仍那么亲切，平和，他那著名的微笑这时又极为生动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更使我吃惊的是，他向我详细描绘了今后的各种雄心勃勃的打算，包括要继续写书，要去世界各处开会，要讲学，要带学生，要将自己的经济学发现向中国，向世界广为宣讲，动动动动动。他旺盛的生命力，对生活的无限热爱，以及对自己的经济学成果的充分信心，使我深深感动。听着这样一个才华横溢，思维活跃，却已患上绝症的人如此滔滔不绝，我暗暗心酸，只能一再要他量力而行。挂了电话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边回味他的谈话，一边默默祷告，希望他能顺利实现自己的宏伟计划。

今年年初在圣地亚哥召开的美国经济学年会上，遇到许多好友。我习惯性地向他们打听是否有小凯的消息，因为内心总有那么一丝不安。往年这时，都已读到他在圣诞前夕发给大家的贺词，介绍他一家的近况，特别是他和病魔搏斗的进展。每次读到他的贺词，总是为他和他的一家没有向病魔屈服而感到无比的宽慰和敬佩。然而这次，他却保持出奇而不祥的沉默。接下来有关他的消息越来越坏。终于，他超脱了病魔的长期纠缠，响应上帝的召唤，离我们远去。他是一个一直走在我们面前的人。这次，他又远远走在我们面前了。

小凯几乎在一切方面都是一个远远走在时代前列的人。这样做是需要勇气的，是需要大智大慧的，是需要对真理的执着的追求的，也是必然要付出沉重代价的。也许一些人认为他和他的理论的某些部分太超前，太不适用于中国。我想指出的是，小凯不是个需要懂得审时度势，满腹韬晦的政治家，他毕竟只是个关心政治和社会进步的学者。但是，他是一个不承认有任何理论禁区的大无畏的学者，并以真理的彻底性为其追求的最终目标。对他来说，理论就是要超前。如果理论不超前，而是跟在实践之后姗姗而行，只能为实践的成功大唱赞歌，或为实践的失败寻找遁词，那么，这样的理论对实践又有什么指导意义呢？要这样的理论又有什么用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小凯为我们树立了一个耸入云霄的榜样。他短暂的一生留下的遗产是丰富的，多彩多姿的，有些甚至是引起争论的。他甘于寂寞，接受冷眼，坦然对待别人的不理解，顽强而勇敢地走着自己选定的路，直到回到他所深深信仰的天父的怀抱中去。

小凯已经离我们远去，但由他将近40年以前首先提出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在关心中国前途的每个人的心中仍在不断回响。幸运的是，他不但为我们提出了问题，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小凯穷其一生，力图回答他自己提出的问题。从青少年时期崇拜巴黎公社，到中年以后从理性上无保留地接受宪政加自由市场，他完成的转变是惊人的。大概也因此过早过快地耗尽了他的体力和智力。

我坚信，随着中国改革的进一步展开，人们对他的遗产的深邃意义，以及他为此付出的巨大心血，会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和发自内心的赞赏。小凯是经济学家的骄傲，是华人的楷模，是我们学会的良心，也是我个人的榜样和益友。我为小凯好友过早离我们而去深感惋惜，也期盼着中国早日展开双手更无保留地欢迎他的理论遗产，并对他崇高的人品和杰出的学术成就给予更多的尊重。

2004年7月9日 于美国康州西哈特福市远思斋

文章转自世纪中国http://www.cc.org.cn/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6296

杨小凯：站在李慎之与路德之间（任不寐）

2004年7月9日星期五

杨小凯先生突然去世的噩耗把我从病床上来拉起来，使我悲寂莫名——又一位思想者离开了以漠视思想为荣耀的时代；又一位自由主义者离开了仍然没有自由的中国；一位走向耶路撒冷的信徒却又孤单地埋于海外的旷野……这里我想起加尔文的预定论：神是万事万物的终极原因——神为何这样早早将先生收回天国，对于我们来说则是隐藏的；面对“神的永恒照管”，心灵只能在

仰望中默默祈祷。但我仍然奢望能领受这一奥秘的祝福和美意：杨小凯先生的思想和他的决别，对汉语思想意味着什么呢？

我与先生相识应该感谢湖南作家向继东先生。那是我正在筹组《大学精神档案》丛书的编委会，我给杨小凯先生去信，他很爽快地答应了——他知道《不寐之夜》的一些情况，这使我们之间的沟通减少了很多麻烦。更深一层的接触则是在《网络公民权利宣言》征集签名的时候，他是第一个给我回话的学者：“您可以用我的名字签署这份文件，我支持。”这使我对先生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杨小凯去世后，思想界的反应还是比较迟钝的。我在网络上看到的纪念文章有两篇。一是留美政论家胡平先生的《永恒的纪念——读杨小凯〈牛鬼蛇神录〉》（首发《北京之春》），另一篇是湖南学者齐辉先生的《悼小凯教授》（首发《观察》）。这两篇文章主要评论了杨小凯先生政治方面的价值。胡平先生说： “在中国，坐过共产党监狱的人很多，但描写共产党监狱生活的作品很少，写得好的则少之又少。”他特别提到，“一九六八年，当时还不满二十岁的杨曦光（杨小凯），因为写了一篇题为《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而被中共当局点名打成“反革命”，整整坐了十年监狱。” 而齐辉先生（自由湘军）则为中国自由主义思潮失去了一位大师而深感难过：“小凯教授已离我们而去，这是继去年李慎之先生去世后中国自由主义的又一重大损失。”

事实上杨小凯先生的思想可能涉及到相互关联的三个方面：政治遭际及政治关怀，经济学创新和信仰归正。在我看来，最后这一点，即杨小凯认信基督教及其从信仰层面开始的学术反思，代表着近代以来汉语思想的一个伟大转折。这个转折的中间阶段是李慎之先生——他使新文化运动告别文学传统并将启蒙精神和英美保守主义传统联系起来（部分和中国本土传统相联系）；而杨小凯则超越了启蒙精神，他使中国自由主义超越了启蒙理性，先追溯到它的经济学理性传统，后触摸到了它的希伯来传统。令人遗憾的是，杨小凯的信仰和神学之旅刚刚开始就中断了，这是困境和分化中的中国自由主义、特别是神学自由主义的一场灾难。

关于杨小凯的经济学贡献，广为人知的是：他为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分工是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原动力这一伟大洞见，提供了微观机制和数学框架。杨小凯的模型容易引起汉语思想争议的地方可能是：他显然强调，国际贸易是生产率增长的一个源泉。然而，对杨小凯这一“古典思想”的批判（所谓 “马太效应”），一方面忽视了中国贸易保护主义结构性存在的话语前提，另一方面基本缺乏制度经济学关于经济增长的常识。而杨关于土地私有制的观点，事实上也是在经济学常识层面展开的，因此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被局限于意识形态对学术的无理指控方面。上述两个问题不需要展开谈，关于杨小凯的经济学思想值得一提的倒是：第一，他的经济学思想有着强烈的处境意识，即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是他的理论的真实背景。“新兴古典经济学”缺乏“社会主义资本积累”及其贫困这一背景，是无法想象的。更重要的是，“杨小凯还阐明了劳动分工的基本决定因素——市场的范围怎样被经济代理人之间的交易成本所影响，那些交易成本怎样反映自然和技术约束（例如运输成本）的结合，以及法律环境决定的缔约成本。斯密强调决定市场范围的自然地理条件和政府政策两个因素，杨小凯遵循了这个传统。”（杰弗瑞•萨克斯，2003）但是，第二，杨小凯的数学模型阐明了劳动分工与市场范围这种相动关系，但却没有在这个封闭系统之中彻底避免循环论证的逻辑陷阱。这使他的思想没有象阿玛蒂亚-森和繆尔达尔那样彻底，他并没有真正在经济学方法论之外寻找更多支持。另一方面，杨小凯的经济学是他在信主之前完成的，这使政治关怀而不是终极关切成为他思想创造的神秘激情。比如，在《土地私有制与宪政共和的关系》一文中，杨小凯重复了经济史学家关于英国议会是以私有财产为基础这一正确判断，但他没有继续追问：什么是土地私有制的基础？这不仅仅是一个“奥卡姆剃刀”的问题。

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杨小凯关于基督教和宪政的思想，以及基督教与资本主义的思想，没有得到经济学界和汉语思想的重视。这不仅仅是因为他还没有来得及深化这些思想就提前去世了，也是因为顽固不化的灾民理性和启蒙理性对中国心灵的绝对统治。显然，杨小凯的这些思想不是开创性的，基本上还是“神学自由主义”和韦伯思想框架之内的。但是，杨小凯先生是从自己的生命体验中，从自己的学术思考中独立提出这些思想的，这就具有更大的经验价值。（参见杨小凯《基督教和宪政》，《杨小凯的见证》等）。杨小凯谈到：“基督教为什么要比其他文明成功得多，其中就有一个所有宗教都有的功能，叫做第三者功能”。但他谈到，基督教信仰使社会实现了“爱”与“秩序”，这是文明得以建立和维系的前提。特别是，他彻底突破了汉语思想关于“经济人理性”和哈耶克思想的迷信（哈耶克恰恰是理性的批判者和传统的捍卫者，但这个传统与儒家传统不同，遗憾的是，杨小凯对这个问题没有谈清楚），他呼吁“放弃使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因为这是秩序社会的基本文化要素。2002年7月杨小凯在上海作了题为“资本主义不等于经济成功”的演讲，他提出了世界上存在有两种资本主义，一种是成功的资本主义，一种是不成功的资本主义——凡是成功的资本主义地区莫不以基督教为精神支柱。这次演讲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和布什总统在清华大学的演讲相媲美，布什说：美国绝大多数人民是有神论者并奉守信仰自由的原则，而信仰上帝对美国的自由是至关重要的。本来，这些西方的常识性思想对于汉语文化的影响应该是革命性的，特别是对于崇拜美国自由主义的中国思想界来说，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的切身感受更有说服力。但遗憾的是，这些影响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杨小凯先生的去世尤其令人绝望。政治遭遇赋予了他勇气，而信仰则赋予了他智慧，象他这样的思想者在中国实在是太少了。现在， “启蒙问题”仍然是中国自由主义打算坚守的文化主题。我不是说这不是一个重要问题，但仅仅这样是不够的。举例来说，****不需要启蒙，他至少不比启蒙者更缺乏启蒙思想。拘捕蒋彦永也不是因为缺乏启蒙。民工和拆迁户捍卫自己的权利也不需要启蒙，他们了解自己的“天赋权利”。中国的问题比这复杂得多，这这些复杂的问题，杨小凯先生已经看到了它的基本真相。同样重要的是，中国的叙事话语也面临着重大的转变。比如，“蒋彦永是民族良知和圣人”这样的口号及其背后的观念仍然是陈旧的，而杨小凯的话语系统已经开始告别这种“口含天宪”的自义传统。这一新的话语系统包含着两方面的观念：第一、除了神，没有义人，一个都没有。第二、十字架使我们活出爱来，而不是惧怕。我们当然应该向蒋彦永先生表达尊敬并为他的自由而呼吁，但没有必要因为政治正确而夸大其词。记得当年侯德健先生离开广场后对记者说：我在广场没有看到死人。我赞赏他这个勇气，真话更有力量。这是杨小凯的思想在话语方式上为汉语思想指明的一条新路。

2世纪下半叶，落马皇帝徳西乌斯与戴克里先对基督徒展开全面迫害。德尔图良说：“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这可能就是神使用林昭（尽管她的信仰状况仍然是个谜）和杨小凯在这地上的美意。在李慎之通往路德的这条路上，林昭和杨小凯是两座丰碑；陈寅榷和顾准是对过去的总结，而杨小凯则代表着未来，一个比路德时代更为荣耀的未来。

http://business.sohu.com/20040719/n221083588.shtml

特立独行的张五常（Steven N.S.Cheung）

很多人不喜欢Steven N.S.Cheung的个性，我在1998年访问他曾教书的西雅图大学时，巴泽尔告诉我，Steven在西雅图教书时，巴泽尔和诺斯与Steven有一个小组，经常讨论产权经济学、交易费用，巴泽尔和诺斯都从他那里学到不少原创性思想。但其它教授对他却很有批评，说他不参加研讨会，少有的一次，只听了一半，就站起来说，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浪费时间，听这种没有一点意思的讲演？说完就离开研讨会。这种不礼貌的举动，使大家十分惊讶。但我可以理解他的感觉，我听了很多新古典边际分析的讲演时，也有同感，觉得是与实际毫无关系的纸上谈兵。但我绝不会像他那样拍案而起。

我对Steven N.S.Cheung的经济学洞察力很佩服。我佩服的人很少。可能他对经济学的边际分析学得不够好，或是数学学得不够，但他根本不理会人家这些东西，完全是从生活中观察到一些他认为关键性的东西。比如他批评外部性效果，评论得很好，说到处都是外部性——如要完全消除吃橘子的外部性，一个橘子一个价，因为每个橘子味道、大小都与其它橘子都略有差别。但实际上橘子顶多分三等或四等价，因为要精确定价格需要费用，所以市场与橘子定价的外部效果是测量费用和不精确测量造成的外部性之间的最优折衷。

他关于合约、企业的观点非常有创见。斯蒂格利茨因他对信息经济学的贡献获得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关于佃租理论的1974年论文中，他指出原创性的思想来自Steven N.S.Cheung的关于佃租理论的论文。是Steven N.S.Cheung首先发现传统理论认为分成租佃合约无效率的看法是错误的，并指出佃农努力程度的不易测度和信息费用，使得分成租佃合约在一定条件下成为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

然而，Steven N.S.Cheung的数学模型不够完满，特别是没有找到一个描述信息费用的好数学方法，反而是后来者斯蒂格利茨利用Steven N.S.Cheung的发现，用严格的道德风险模型，一般化了StevenN.S.Cheung的理论观点，并利用模型解释均衡失业、效率工资等经济现象。假Steven N.S.Cheung积极跟踪文献的最新进展，而不是“不再读书”，并能用较好数学模型一般化他的理论，那么他可能就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了。

Steven N.S.Cheung在一篇文章中谈经历时说：“信息经济学我是鼻祖。”这是真的，特别是分成地租中的信息费用，使分成地租成为有效率的制度算是他第一个提出来，他之前的所有经济学家都说分成地租无效率，所以要土改。Steven N.S.Cheung是第一个来推翻这种支持土改的经济理论的经济学家。

分成地租制度曾被经济学家认为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因为佃农没有得到他的努力所产生的全部边际收益，生产积极性会受到打击。但是1970年发展起来的信息经济学证明，当测度农民努力程度的交易费用很高，且生产有不确定性时，我们会有风险分担和提高激励的两难冲突。当低产量出现时，从分担风险出发，地主不应该对佃户有很大惩罚，但从提供激励考虑，产量不高时地主就应惩罚佃户。而当佃农的工作努力很难测度，生产中的风险很高时，分成地租就是这个两难冲突的最有效折衷。因此在一个自由契约制度中自发产生的分成地租制度是一种有效率的土地制度（斯蒂格利茨，1974，Steven N.S.Cheung，1969）。

土地制度的多样化非常符合现代信息经济学和租佃理论的预期。这些理论证明，当生产中风险很高，生产者的努力水平很难测度时，分成地租是最有效的，而当风险很小时，固定地租最有效率，而生产者努力水平测度费用低时，雇佣关系最有效率，当风险不太大也不太小时，分成地租和固定地租会在合约中同时出现，而分成地租由于地主与佃农分担风险，所以租金水平会高于地主不承担风险的固定地租。

所有这些土地制度都在特定条件下是风险分担和提供激励的两难冲突之间的最优折衷，所以不存在一种制度在所有条件下比所有其它制度坏，也不存在一种制度在不同条件下比所有其它制度好的情况。

匿名审稿制度不利于新思想的产生

Steven N.S.Cheung有一个缺点是不虚心。虽然别人以他的理论为基础，却进一步发展变化了它，而且做得比原来好。他不去虚心地学人家超过他的部分，反而把人家的道德风险模型讲得一钱不值，我觉得这样不好。他早期遇到科斯，很推崇他的理论，特别是诺斯从他那学了很多东西（诺斯曾于1999年在哈佛大学亲口对我承认了这一点）。Steven N.S.Cheung有外国人的劣势，如果从小在美国长大的人，他们之间会有感情纽带，就像美国人崇拜肯尼迪的儿子，虽然他没有什么显赫的功德，但因为从小一起长大，会有感情因素，这是我们华裔没有的。比如我回国，老一辈的人知道我是杨曦光，马上会有很多回忆，无形中有很多感情。斯蒂格利茨实际是二道贩子，把Steven N.S.Cheung的理论贩卖，还做了些具体的事情，靠此出名了，Steven N.S.Cheung却因匿名审稿发表文章不顺利，干脆写些散文。这是中国人和西方人先天条件的差别。另一个是匿名审稿制度的弊端，完全以匿名审稿制度的标准来评判，Steven N.S.Cheung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他早期影响最大的、被引用最多的几篇文章都是未经匿名审稿，由科斯约稿的，包括科斯也是这样。

匿名审稿制度其实对新思想的产生是很不利的，新思想很难经匿名审稿杂志变成主流学派，科斯自己办杂志就是基于这个原因，办了法律和经济学报，Steven N.S.Cheung很多理论就是在那里通过约稿发表的。

哈耶克的理论就是以书的形式先发表。实际上新东西都是在边沿地方产生。另一方面而言，Steven N.S.Cheung已经很幸运了，类似他这样聪明的中国人虽然不多，但别人哪有机会出头？科斯很器重他，对他的文章基本上不经过审稿就发表。如果他是一个英国人，像科斯，照说他的成就应该更大一些。但也不能抱怨什么。有一些“事业钻营家”，在现有制度下只想把自己的事业做成功，很会写稿，在匿名审稿杂志发表记录很好，但文章内涵不够，原创性不可望Steven N.S.Cheung的项背。当然事业成功这也是一门功夫。这些人是成功的事业钻营专家，其实他们中很多人的东西不如Steven N.S.Cheung的思想，但他们总是贬低他。这也可以说是制度演进中的问题，科学演进历史中，一般新东西都在边缘产生，而不在中心产生。从内心来讲，我对Steven N.S.Cheung学术上的评价还是很高。他的分成地租说，成为信息经济学、交易费用经济学的源头之一，它的内生外部性理论、内生交易费用理论、企业和合约理论，后来都被米格龙（Milgfom）等人变成正式合约、企业理论模型，成了主流学派的一部分。

1994年我访问斯坦福大学时，米格龙告诉我，Steven N.S.Cheung1983年那篇关于合约和计件计时工资对他的企业和合约模型的影响。Steven N.S.Cheung的企业规模无关论在哈特的企业理论中也成为经典。笔者和孙广振等人也将其发展为超边际经济学模型。廖柏伟、张永生还找到了支持这一理论的很多经验证据。像他这样成为主流学派三个文献（佃农理论、内生外部性、合约和企业理论）的原创人之一的中国人再找不出第二个了。

我对他的一些观点也有一些保留，一个是他要年轻人不去看文献，我觉得不对。他在这上面是吃了亏的，如果他早把斯蒂格利茨道德风险模型看懂，再发挥和调整，那情况就不同了。不过像Steven N.S.Cheung这样对文献不重视，自己都能原创这么多新东西，的确是奇才。我也自认为有很多新思想，但综述文献后却发现，不少我想的问题别人早就做过了。我就不能不看文献就能想出像Steven N.S.Cheung那样有原创性。

现在国内大多数人没读够文献，只是从很少几个杂志上引用文章，不要说拿诺贝尔奖，就是拿到国际上交稿子，人家都会很看不起，中国现在99％的经济学文章拿到外国来发表，都会因为对文献不熟被杀掉。当然有些东西国内看不到，但也有的是根本不去读。中国人总是别人的东西还没看完，自己就要创新，Steven N.S.Cheung也有这个缺点。

谁在误解

Steven N.S.Cheung国内误解Steven N.S.Cheung的有几种情况，一是把Steven N.S.Cheung一些不重要也不一定正确的说法看得太重，例如STEVEN说过没有向上倾斜的需求曲线，但只要了解教科书中的标准结果的人就知道，可能有向上倾斜的需求曲线，对非正常商品即收入效果为负的商品，如价格上升，真实收入下降。由于收入效果为负（收入越低买得越多，例如收入下降，多买劣质商品），若收入效果大于替代效果，增加购买的收入效果超过减少购买的替代效果，社会就会出现向上倾斜的需求曲线。Steven N.S.Cheung应该知道这些的，但他说这完全是人造出来的，数学推出来的，现实中不存在。中国可能有些人连教科书都没读过，却说没有向上倾斜的需求曲线，讲得振振有词的样子，这是我很难接受的观点。当然Steven N.S.Cheung讲得有一定道理，像我们说的这个向上倾斜需求曲线的例子（基芬商品）没有很多思想在里面，无非是数学推出一个特别的例子。

另一些批评Steven N.S.Cheung的人不了解西方主流学派的文献，或只了解标准教科书上关于外部性的观点，不知道自Steven N.S.Cheung、科斯以来，主流学派的前沿已用正式模型否定了外部性概念，而用内生外部性、各种复杂的两难冲突解释制度的复杂特点。

以内生外部性文献而言，米格龙等人将其发挥用来研究为什么企业内用计时工资，而不用100％的绩效工资。他用Steven N.S.Cheung的测度费用和不精确测度造成外部性之间的两难冲突的观点做模型，如果完全以绩效定工资，绩效难测度的事就无人做。例如只按学生考试成绩定老师的工资，则老师只教对考试有影响的书本知识，不启发学生的原创性，使学生都成了考试机器。所以西方学校不准以学生考试成绩定老师的工资。所以制度安排中有激励强度与各种活动激励平衡度的两难冲突，有效折衷一般会以牺牲一定激励强度以达到各种活动中激励的平衡，也就是说，最强的激励不一定是最优的。这种模型还指出，计时工资必须与合约中的排他条款相结合才能有效折衷上述两难冲突。排他条款一般是限制雇员兼职（一般西方大学限制教授在其它机构兼职，比如一周只能兼职一天及只能假期兼职）。如无排他条款，以计时工资为主（干好干坏都一样）绩效工资为辅，雇员会将大量精力兼职。

这种模型能用来分析政治制度。政府官员是很难拿绩效工资的，这是因为政府服务的绩效极难测度。所以西方政府官员工资一般不与绩效100％挂钩，但也严格禁止官员兼职，做到这一点当然以官员全职工资和福利比其它的职务待遇至少不会差太多为条件。

Steven N.S.Cheung原创的这种内生外部性理论，现在被主流经济学家（如Holmstrom）发展成复杂的数理模型，来研究监狱、邮政要不要私有化，哪些政府服务可以私有化等问题。一般结论是，测度绩效费用高的服务，且不能通过私营公司适当将此服务与测度绩效容易的服务捆在一起买卖时，就不宜搞私有化。

国内很多人都对这些前沿研究不熟悉，对Steven N.S.Cheung的原创地位也不了解（Steven N.S.Cheung由于不跟踪新的数学模型，他自己对此也不熟悉），加上Steven N.S.Cheung有时喜欢自我夸耀（大多并不言过其实，虽时有过头的地方），有些人就对他的即使是真实的自我肯定也不相信了。国内学界要改变这一状况，还要老老实实从读现代经济学文献做起。

我认为Steven N.S.Cheung的长处是他思想的深度。Steven N.S.Cheung不但直觉特别好，按以往我们做研究的经验，有时候直觉是不可靠的。他不只是靠直觉，还能从复杂的经济现象中抓出关键的问题。他的直觉比传统边际分析更能抓住要害。他有丰富的社会经验，了解真实经济世界，与那些从学校门到学校门，从书上讨生活的人不一样。他的最大缺点是处不好人际关系，包括与政府的关系（例如最近的逃税案）。但我却非常惊讶，在西方制度下，这种特立独行的中国人居然有机会脱颖而出，为世界经济思想史作出特出的贡献。

宪政&中国

基督教和宪政

今天的题目是基督教和宪政。我所说的宪政不是指宪法或民主政治。世界上有三个国家（英国，新西兰，以色列）无成文宪法而有宪政，其中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和最成熟的宪政国家。但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有成文宪法而无宪政。英国1688年之后就实现了宪政制度。宪政制度在当时来说并不是一种民主制度，而是一种共和制度。所谓共和制度就是参加选举的主要是一些上层阶层，只有少数有钱缴税的男人才有选举权，因此你很难说它是民主的。但它是“共和”的，就是说有分权制衡制度，有确定，公平，透明，非歧视的分配权力的游戏规则，特别是权力转移的规则；政治上没有垄断，有进入政治的自由，政党自由（结社自由，所有政党和公民在法律面前平等）；禁止政治和宗教迫害。英国1688年之后实现的宪政有一个特征就是国王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是分开的，翻译成中国的语言就是共产党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分开。还有一个是当时英国执政党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是分开的，执政党在执政的时候不能从事赢利性事业。台湾是在80年代以后才逐渐实行国民党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分开。最近政党轮替后才实行执政党不能从事赢利性事业的制度。执政党从事赢利性事业实际上是违反宪政制度游戏规则的，就是说游戏规则的制订者不能直接去比赛。打个比方说，分饼的人绝对不能先拿饼，不能有利益冲突。政府搞国营企业就违反了这一宪政游戏规则。1980年代中国政府鼓励下级政府创收也违反了这一宪政游戏规则。1990中中国政府禁止军队经商，及最近中国政府规划四统一，禁止下级政府创收搞小金库，就是朝这一宪政游戏规则的进步。美国的成文宪法的特点是，其主要条款全是严格限制政府的权力， 严格保护人民的天赋权利不受政府侵犯。

共和实际是对民主的不信任，它害怕民主变成多数人压迫少数人，所以共和有一种保护少数的机制。比如美国参议院不管各个州的大小和人数多少都是一州两票，所以可以作为少数对抗多数的一个机制。众院是按选民人数选出， 却要受不是按选民人数选出的参院的制衡。选总统的选举团则是众院（民主）和参院（共和）的折衷。所以以选民人数算得票少的小布什可能赢得票多的戈尔。美国另一个对抗民主的制度就是大法官制度。法官不是选举的，而是总统任命的，而且实行终身制。当然总统的任命权受国会制衡，也难得有机会运用此任命权（有个空缺才有机会）。法官是可以对抗舆论的，所以有人说美国是言论自由，这不是绝对的。因此共和与民主是有很大差异的。我在北大教书，就跟他们说，你们北大老是讲民主和科学，现在应该讲自由和共和。讲民主往往就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两极冲突，这是很不稳定的，统治阶级占上风就是专制，被统治阶级占上风就是革命，革命产生暴君，暴君又产生革命，这是很糟糕的事情。而共和和宪政强调权力制衡，任何一极都不能压迫另一极。因此共和与民主的关系是很紧张的。民主制度的一个主要特点是普选制，这在英国是1830年后才实现的。1917年的俄国革命后，苏联式宪法否定了共和制度和宪政的实质，但却实行了没有所有党派平等竞争的（或无差额选举的）普选制。这是一种没有共和制度和宪政的民主。从英国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宪政是以私有财产制度为基础的。而私有财产观念来自圣经中的十戒。宪政的另一基础是法治。法治不同于以法治国。前者以宪法司法为特征，宪法司法过程中政府（国会）立的法可能被判违宪而成为非法。一个没有宪政秩序的专制国家也可以搞以法治国。

我对基督教和宪政关系的认识与我信主的过程有关。我第一次接触到基督教是在监狱里，那时候我的同房有一个基督教徒，他那时被关在看守所。那个教徒在文革期间贴了份大字报，被判了十年刑。他在监狱里的行为使我非常感动。他尽量帮助别人，每天早晨祷告。在政治迫害面前一点也没有害怕、恐惧，他被判刑之前还向我们祷告。他说是上帝让他去承受苦难。我1983年去美国了，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压力很大，对教会的事情没有什么兴趣。但是我太太（小娟）为了学英语得到帮助就去了查经班。查经班那些人给了我很深的印象，我第一次感到世界上有无缘无故的爱。当时小娟没有一点英语基础。基督徒当时帮了我们很多忙，帮小娟找工作，帮她学英语。在我们大陆来的人看来这真是无缘无故的爱，找不出一点利害计算的理由。和当时其它出国的人相比，我相对不太受大陆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我当时不太相信唯物论这些东西。我相信历史唯物论可能是不对的，我对宗教不会太抗拒。但是，我是一个深受理性主义影响的人，所以总是从理性和社会科学的角度去看待宗教信仰。我们从美国搬到澳洲来以后，1989年我们去了教会一年，这一年我就去研究基督教的社会功能，当时有一篇文章叫做《宗教的经济学》。我当时的态度就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去了解基督教，看它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的作用，看它本身的运作在经济上是怎么样维持的。那一年我基本上每个星期都去教会 。一方面是因为我这个人本身对任何东西都没有成见，我觉得你要了解一个东西，先要爬进去，再爬出来。我当时就觉得应该好好了解一下基督教文明是什么，包括从学习西方语言了解基督教文明。

这个过程，大致可以分成这样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经济学、社会科学的角度看，我觉得基督教在经济史上起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后来我信主了以后，要找上帝存在的证明。上帝存在的最好的证明，一个是教会存在了两千年，世界上任何一个政治组织，任何一个意识形态，连续不断的存在两千年，这是很难找到的。我们也可以说还有别的宗教也存在了很多年。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在经济上能够使一种社会秩序不断的扩张的，只有基督教。哈佛大学的教授Shileifer等人也作了一些经验性的研究。他们把经济表现和意识形态作回归分析，就发现有些宗教对经济起着阻碍作用。有些宗教，像基督新教，对经济发展，对社会和平--圣经里说的永久和平和公正秩序--起着促进作用。这有着非常多的证明。它起的这个作用是很复杂的，跟我们中国人信的历史唯物论是完全不相同的。一些经济史学家，比如说North ，他们认为意识形态、宗教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秩序、道德准则，决定了可以接受和不可以接受的行为。这个东西决定政治游戏规则，决定法律制度和经济表现，经济表现在一个国际竞争环境中就会反馈过来，使意识形态发生变化。这和我们大陆来的人相信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很不一样的。历史唯物论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大陆来的人，特别是知识界的人，特别迷信科学。什么东西都要用是不是科学来衡量。但是政治和法律制度对经济发展是起决定作用的。而这个制度不是从科学来的，不单不是从自然科学来的，甚至不是从社会科学来的，它是从信仰来的。是信仰和意识形态影响到人，使人认为什么行为可以接受，什么不可以接受。社会形成一个共识，就会有一个叫做Social Sanction（社会反对和禁止）的机制。在美国，执政党去录反对党开会的音，所有的人都会反对，连当时总统尼克松最亲近的政治朋友都会反对。从政治利害而言，尼克松最亲近的政治盟友是不应该反对尼克松录反对党会议的音。但他们听到录音带的消息后大都背叛了尼克松。为什么？他们有一个意识形态，这种行为是不可以接受的。但毛泽东和大多数中国人却认为这种行为可以接受。他们不理解尼克松怎么可能为了一个录音带而下台。中国政府抓持不同政见的人时，也没有人站出来反对。这里不是说老百姓，是说掌权的人，与掌权的人最亲近的人对迫害不同政见者也不反对。为什么？他们也有一个意识形态，认为这种行为是可以接受的。哪些行为可以接受，哪些不可以接受，这就是从宗教和意识形态来的，而不是从经济基础来的。是这种意识形态决定整个制度、人与人的关系，然后就再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这就是我的第一阶段，我就是从一种理性的角度，我们可以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找到很多证明，基督教，特别是基督新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支持像哈耶克说的‘不断扩张的社会秩序和公正’ 的东西。你如果不相信上帝的存在，这个就是证明。Shleifer及同事作了些经验研究，凡是新教文明占优势的国家，它的宪政秩序、经济表现就好。比如说北美的美国、加拿大，澳洲。荷兰、英国也是新教占优势的地方，这些国家（除荷兰外），它们的文明，它们的法律制度是普通法。它们的经济表现就非常好，它们的秩序就不断扩张。我们今天所说的新教占优势的这些地区，都是从英国那个早期只有几百万人口的很小的岛，一千年之内发展起来的。它就是一个历史证明，从社会科学来说就是这样的，从客观上来说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东西。

第二阶段我就开始克服我刚才所说的这种对社会科学理性的迷信。刚才我说的虽然承认基督教的正面作用，但要让我相信基督，人死了可以活，信主可以得永生，根本不可能。因为我还是一种理性的、崇拜科学的态度。我后来就读了一个很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叫做哈耶克，的书，他对宗教的分析使我受很大的影响。他认为，宗教不是一个理性的东西，但是世界发展的很多重要的东西都不是理性的。我们可以举很多例子，比如说妈妈爱孩子，不是理性的，从个人理性的成本效益分析，妈妈不应该管孩子。但妈妈爱孩子对人类生存是最关键的。不爱孩子的妈妈就会绝后。还有很多例子，比如说我在念博士的时候，当时还没有过资格考试，还不知道能不能拿到博士学位，能不能在外国留下来。当时我的太太就怀孕了。如果你从一个理性的角度计算成本收益你可不可以承担得起？当时我们可能要回中国，我们已经签了约，只能生一个孩子。回去以后会有什么后果。这种理性计算的最优决策，用经济学的话说，就是效用最大的最优决策，就是绝对再不能生孩子了。但是我太太去查经班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她就说我们不能堕胎。现在想起来这个决策真正是太好了，但是它绝对不是以理性为基础。我们还可以讲一些更大的事情，比如说我们人类发展到现在，有了电脑，有更发达的东西，其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祖先他有一个非理性的爱好，就是他喜欢讲话，他乱叫，嗷-----，不像有些动物不太叫。当时如果用理性计算成本收益，你就会觉得这个讲话没什么意思，它也不能给你多少吃的，如果你要决定算计好了讲话的经济成本和收益，再去拼命讲话的话，那你就会计算这个讲话会导致文字，有文字才有文明，有文明才有宪政，才会有工业革命，才会有电脑。如果你要这样计算，我们的祖先不会看到这些东西。所以你要算好了才去用理性来讲话，也可能永远不会讲话。永远不会变成现在的社会文明。当时我们的祖先就是遵循非理性的这种冲动，你也可以说它是信仰。他就觉得想这样讲，结果后来就出现了很多事情。这些东西我们还可以举很多例子。世界上的制度是从宗教来的，不是从科学来的。这些东西都不是理性的后果，所以按照哈耶克的讲法，如果迷信理性和唯物论，这个社会就会变得非常浅薄，成为永远长不大的社会。要认识到宗教和非理性的东西有非常重要的功能。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你就不会用科学的态度去研究基督教，而是像妈妈爱孩子，像我们的祖先喜欢讲话，他就有一种冲动信这个。信基督，很多东西就会产生。不同的动物信不同的东西。如果你信翅膀，老是想动翅膀，后来变成鸟了。人们迷信不同的东西，就会发展出不同的东西。你为什么要去信基督教，你为什么不去信佛教，它也是信仰，也是非理性的，它也会产生一个文明，就是佛教文明。这又回到了我们前面所说的问题，有太多的证据证明，基督教新教文明是别的东西根本没法跟它比的。

有人也许会说现在基督教文明是最有潜力的，过一千年、两千年会不会还是基督教好呢？两千年、三千年后还有没有基督教呢！我想引用哈耶克的观点。哈耶克说，我们人类生活行为是建立在传统基础上的，比如说我们今天在这里和和平平的生活，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有一个共识，比如说偷东西要受罚。我们有这种共识，有警察抓小偷。没有这些东西，你会想象不出社会会怎么样。比如洛杉矶大地震的时候，警察突然就不灵了，有那么多人在大街上抢劫，美国那样的一个社会，经济已经相当发达了，但是在那一个短期内，就完全退到了原始社会。实际上我们不了解我们这个制度有多复杂。它是建立在很长期的历史、宗教和意识形态的基础上。所以，一个宗教意识形态形成一个东西，你不能像有些人那样，老想改革，创造一个新制度。他们老是喜欢讲制度创新，这个制度创新是一种非常幼稚的看法。你是没法创新很多东西的，每个人的行为都是受到传统、意识形态等很多东西约束的。没有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发觉这个社会会乱到一塌糊涂。一个真正了解制度的人，他不会老是说要创新、要改革，他会说要尊重传统。正象普通法尊重先例一样，先例就是法。这个世界上传统是很重要的，在长期历史上经过筛选的意识形态真正成功的，这是人类最宝贵的东西，你不能轻易的用另外的东西来代替它。而且成功的东西往往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基督教要人们服从权威，老老实实交税，也是尊重传统的。哈耶克觉得传统起重要的作用，财产权、意识形态起着重要的作用，人类社会的制度是多么复杂的一个事情。那些激进的改革、革命，制度创新往往是给社会造成灾祸的。我看了哈耶克的这些东西以后，就对宗教有一种敬意。这是我的第二阶段。如果说一个人不是从理性来相信宗教，以前我会说他迷信，没有受过教育，那我现在会尊敬不是从理性来相信宗教的人们。从我个人的经验，当你年纪大了，我会发觉迷信理性往往犯错。这里讲个笑话，经济学家，包括得诺贝尔奖的，他们的经济决策常常错得一塌糊涂，经常会亏钱，卖房子最便宜时卖，买房子最贵时买。反而是他们的没学过经济学的太太做出正确的决策。你有了很多这样的经验，你就会发觉太太们有良心，或者她有时候看起来和你的精细计算不一样，但是她们有时候做出正确的决策。这个时候你就会慢慢地对非理性产生一种敬意。你就不会像刚出国的时候那样，说这是迷信，是不科学的，以这样一种轻率的态度来看待她们。哈耶克的宗教思想实际上还是一种社会科学的想法，他说宗教就像一个万花筒一样，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在长期的国与国竞争中，那个最有利于自发秩序扩张的意识形态，就会胜出。他比较了法国的天主教和英国的新教，天主教对人的行为都有一些跟新教不一样的地方。它就影响到制度和法制，他们的国家（法国）就老是有革命、动乱，他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搞不好，就像中国人一样，相互斗来斗去。他每发生一次革命，就会把殖民地卖给英国人，他的秩序就不能扩张。新教就没有这些问题，人与人的关系，她的游戏规则，就适合社会的持续和平和正义的持续扩张。一个小小的英国，法国人根本看不起的，英国最早的国王都是住在法国的，他不愿意住到英国去。最后的结果是世界上都说英语，不说法语。法国人像中国人一样，不服气，他们老想讲法语，开全世界法语大会，但是有什么办法？这是哈耶克的观点，当然哈耶克的东西比这个深刻多了。他对唯物论，对一张口就是改革，就想制度创新的态度是有很深刻的批判的。

基督教为什么会这么成功，这是很值得去研究的事。基督教里边有几个基本的东西，一个是Free agency，他说上帝虽然是万能的，但他永远尊重让人自由选择。他不会说要用专政来强迫你选择。也就是说他对别的宗教不会用暴力去压制。他爱人，甚至爱敌人，宽恕，还有不把人划分为等级，基督耶稣爱最低贱的人。所有这些，都是形成像《圣经》里说的永久和平和正义的制度的基础。不管你相不相信有没有耶稣或人死了会不会活，你也得相信这本身就是一个神，就是一个灵。他真的是一个人类社会长久和平的基础。但是这还不是宗教信仰，这还是像哈耶克的观点，是一种社会科学的研究。

基督教为什么要比其它文明成功得多，其中就有一个所有宗教都有的功能，叫做第三者功能。就是说买者卖者如果没有第三者来沟通买卖双方，有时候明明是一个互利的买卖都做不成的。但是如果有了第三者仲裁，就是如果我们讲价讲不好了，请个与此没有利害冲突的第三者来给我们定一个价，这样一般就容易成功。所以要使一个社会运作得很成功的话，这个第三者的功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宗教跟社会科学哲学都不一样，社会科学哲学都不是第三者，因为它都是在游戏中玩游戏的人。我是经济学家，我就是社会中的一个人，我有我的效用，我有我的目标，我不是第三者，我跟人家都有利害冲突。但是宗教他崇拜一个现在你还看不到的人，耶稣，他在天上，他跟你没有利害冲突。他不跟你争利，不跟你争钱，不跟你争超级大国地位，他是一个真正的第三者。而一个和平的秩序，一定要有一个第三者功能，就像一个买卖做成功，一定要有一个第三者功能一样。有很多国家完全没有宗教，像我们中国古时候，完全相信孔孟的哲学，哲学不是宗教，它没有第三者功能，因为孔夫子就是今天说的Consultant（顾问） ，他有利害关系，他要讨好国王拿钱。要有国王重用他，他才能够生活。他对国王就比较宠，他对国王进行规劝。但是在基督教里边，上帝对国王有一种威吓作用，你如果欺负老百姓，镇压穷人或对没有钱的人不公，迫害反对派，你死了要去地狱。这个功能哲学家孔夫子是没有的。这就是所谓宗教的功能。但是基督教有一些别的宗教没有的，比如说他无条件地禁止一些行为（十戒）。为什么基督教发达的地方经济也发达？这有很多原因，我刚才只讲了前一个原因。我们在做生意的中间，这信教的人有一个取之有道的承诺，他不会去搞你的鬼。而信教的人平均来说这个承诺比较可信。所以基督教文明的国家大公司可以发展起来。没有基督教文明，只有小家族公司，大公司搞不起来。发达国家有政府和商界形成共识的best business practice codes（最佳商业行为准则），共十条，搞财务和管理的专家都知道，这对大公司的公司治理起关键作用。但最佳商业行为准则源自圣经的十戒。这种基督教经济上的好处还是次要的。更重要的就是政治秩序，政治秩序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也是罗衣思指出的，要有一个永久的社会和平，就要有公平的政治游戏规则，它要满足模糊面纱的原则，即不管你在什么地位，不管你是小偷还是警察，是被告还是原告，都认为游戏规则公平。模糊面纱的原则很难在没有宗教的情况下产生。因为模糊面纱的原则是说，制定游戏规则的人不能替自己着想，要替自己的对手着想，就是基督教说的，爱你的敌人。为什么美国、英国、澳洲的制度这么好，因为他们满足了模糊面纱的原则，这些制定游戏规则的人，在制定游戏规则的时候，他不是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他要考虑自己的对手，要去照顾他们的利益。这个怎么能做得到？第一个你要有爱敌人的想法。第二个你要有害怕下地狱的恐惧。你怎么才会有恐惧呢？你一定要信。这是没有理性的信。只有信的人才会在有权制定游戏规则的时候不是只替自己去着想，而是替敌人去着想。而不能象孙中山那样，当总统时就要选择总统制，在野时就要内阁制。也不能象毛泽东那样，在野时要真正的民主，一旦执政却要搞专政。

你说为什么基督教的国家政府制度这么好，刚才我说的这两条就很重要。而要信，就要放弃使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你要信死后有天堂地狱，你才会恐惧下地狱。你看基督教的国家，不会像中国那样，当了皇帝以后娶一千个老婆。他不敢，为什么，因为他相信圣经上说的要一夫一妻，违背了这个要下地狱。但是如果我不信它，我不怕它，你讲它一百遍我还是娶一千个老婆。就像中国的皇帝一样。所以信在这里是起关键作用的。而这个信绝对不是理性。但是这个后果又是理性的，信的人，国王信，特别是掌权的人信，就会有一个好的社会秩序，就会有一个我们所说的宪政。所以我的第三阶段就是从哈耶克的社会科学的理性追踪到信，信是基督教成功的秘诀。如果用实践去证明死了人可以复活，你怎么去证明？但是信的人他在个人的灵上他会经验到。这又讲到了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它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用经济学家现在最时髦的一句话，它是一个所谓复杂性的理论。复杂性理论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都是由分子构成。人和所有生物的分子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这个分子的不同的组合，就是这个简单的构造的差别，对不同动物不一样，就会变成不同的物种。我们每一个人的利益，不管是经济利益还是什么利益，就相当于分子。但是我这个人和其它人怎么组织起来，就像一个社会的遗传基因一样，像分子的不同的组合。这东西由什么决定？由行为规则决定人与人的关系怎么样。你说爱你的邻居，你看到那个在基督教文化下长大的人，他搬到新地方，首先敲邻居的门，跟他们互相认识，他就有这种跟人打交道的意愿。那我们中国人，住了两三年，隔壁是谁都不去问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差别，因为我们的意识形态不一样。意识形态决定人的行为差别，行为差别决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结构会怎么样，这是由宗教决定的。基督教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爱敌人，他替敌人着想，他有Free agency，尊重别人的选择。他又是排他性的，别的都是假的只有基督是真的。但是他又从来不强迫别人，这就是所谓的Free agency，让人自由选择。这些东西是别的宗教没有的。比如说伊斯兰教排他，但它不尊重别人的选择。伊斯兰教掌权的或占优势的国家，它有时候不尊重别人，或者是儒教掌权的一些国家，有些时候它就会镇压跟自己政见不同的人。但是基督教不是这样的，它讲Free agency。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基督教在天主教还没有进行宗教改革的时候，有一段非常黑暗的历史。在那个时候，宗教迫害等等都有，赚钱是坏事，不能收利息等等。宗教改革以后，把人的价值改变了，每一个人都可以跟上帝交流，不要上级批准。每一个人都可以自己组织教会。正当的发财是上帝的选民。这些是基督教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

实现宪政最困难的不但是有权影响政治游戏规则的人能替政治竞争中的失败者着想，而且是竞选失败者自愿认输。政治竞争往往是零和对策（你死我活的），竞选失败者自愿认输，从理性而言不是失败者的最优决策，因为竞选失败后以前的大量政治投资都废弃了，因此输了不认输是失败者的最优决策。而1917年俄国和很多国家宪政失败都是因为竞选失败者输了不认输，发生革命。基督教信仰对竞选失败者放弃个人的最优决策，为社会牺牲个人利益，输了认输，是关键的。

这些都是社会科学的观点。但是我刚才讲到我进入第三阶段的时候，我就从社会科学追究到基督教成功的根本，它就是信。信就不是社会科学，它是非理性的。我信，我是非理性的。有些人说，我一定要看到耶稣，给我看一个上帝是什么样子？但是我刚才说到那个复杂性理论，要看到上帝才信实际上是一个分子水平的思想方法。分子的关系不同，它可以出现很复杂的事情，很复杂的社会现像。而分子之间的关系是看不见的，你就叫它灵好了！所谓这个复杂性的关系，完全一样的基本元素-分子，它的关系结构不一样，就会出现完全不一样的物种。关系是什么？关系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它是灵。唯物论是分子水平的思想方法，它一定要看见每个分子。DNA怎么排列？这个关系是看不见的。还有比这个更抽象的看不见的东西。这个灵，不是分子本身决定的，你是狗、是猫、是人，而是分子间的关系-灵决定这个东西。虽然我现在不能给你看一个上帝，但这个灵是我们基督徒共同经验的精神经历。这个是很大很大的一个东西，它决定人与人的关系。很多政治组织，它没有基督， 它的生命不超过三百年。但基督教中基督徒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延续了一千多年。这个灵有多大？其它政党都有灵。这个意识形态虽然它不叫神，它叫别的东西。它也是信一个东西，你说给我看看三个代表是什么，他也没法给你看。但是他用这个东西来建立共产党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的上帝，基督，我们祷告的时候会有感觉，这个感觉太真了！你还要什么东西证明？只相信理性，迷信科学，那你永远跨不过这个门槛，你永远到不了灵的世界，你永远停留在这个分子水平上思想问题。你不要以为共产党没有灵，它也有它的灵。它也没有办法给你证明它的三个代表长着几个鼻子、几个眼睛。但是它要靠这个东西来运作它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的。而我们这种精神生活共同经历过的这种经验，就是上帝，就是耶稣，就是圣灵。所以你如果慢慢从迷信科学、迷信理性走到这一步，你就可以跨过这个门槛、走向信仰了。跨过这个门槛只是个开始。我第一次相信这个灵，是因为我每次做错事了，即使没有人谴责我，也没有人发现我做的坏事要惩罚我，但我会觉得过不去，于心不忍。像有一个良心在跟我说话一样，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说的圣灵，它就是上帝的声音。我们所有的人心里都有这个东西，都有良心。再坏的人，比如说杀人犯，他晚上也有睡不着觉的时候，为什么？有良心，有圣灵在他里边对他说话。从我个人经验，去年九月份我被诊断为晚期肺癌，医生就说，你这次没有办法治疗了，我们所有的措施只是减轻你的痛苦。我原来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人，永远要从理性算计成本效益，为什么要这样做，总要讲出个理由来。现在没有理由可讲了。你信科学，现在科学救不了你了。人到了尽头了。我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就开始祷告。所谓祷告，那时只是说要上帝救我这条命。那时我真的感到教会有无缘无故的爱，很多教会的朋友来给我祷告，你看，他们没有什么好处。他们还给我找药等等。然后我就一边养病一边读<圣经>，读很多这方面的书。开始有人跟我说，你真的信了基督教，你现在就死或你四十年后再死，在神的那里只是一瞬间，差别不大的。我心里好痛苦，我现在就要死？你读的书越多，你过了这个门槛，你不再用理性而是用信仰，用灵来想问题的话，你就会发觉，嗷，我不应该求上帝来给我一条命啊！我应该相信上帝，灵会得救，就有永生了。上帝让你做什么，你现在死还是以后死，你就听从他好了。我是搞经济研究的，我现在跟我们的莫那什大学的同事一起搞了一个超边际分析，在国际上评价还不错的。上次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到我们学校来当着校长的面就说，现在世界上经济学研究最重要的就是你们莫那什大学的这个研究。我们当时都受宠若惊。我当时就想，如果我现在就死，也是上帝的安排。我是这个领域的创始人，可能压住了很多年轻人，我就早点去了，那他们就发展了。如果他不让我现在去，那他就是要我传福音给更多的中国人，跟他做更多的事。你这样想的话，你就轻松了，你不会在恐惧中生活。但是有时候有反复，像我们这样，事业上还算成功的。过去很看不起没有成就的人，现在自己到了社会的最底层了，因为明天你可能就是一堆骨头了！再也不会摆架子了，即使社会最下层的人，你都会去尊敬他。当然这是受<圣经>的影响。如果我没读圣经，我会信别的，我可能不会这样想。但是我这个人，因为很多事情都是自己想出来、做出来的，就老是要自己想办法解决一些问题。我就想办法治病，就不能把自己交给上帝。在这个过程中我也经常祷告。有些人不知道怎么祷告，或祷告了很久没有灵的感受。小娟也是在跟上帝做事，有一个ALPHA COURSE，就是教你怎么样祷告，怎么样认识上帝。我也在学这个。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它也是用逻辑上无懈可击的办法证明上帝和耶稣是真的。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来详细介绍这个。像我这样一个非常理性、数学上计算精确极了的人，我都说，不光从信仰上说，而且从逻辑上说，它真是无懈可击的。你们有机会可以去看录像带或这本书。这里的一个关键是，所有的人类文明都是文字记载的，文字记载都是主观的，对不对？因为都是有人写下来的。所以在圣经记载的故事和凯撒大帝所记载罗马历史的故事，在主观性方面是没有什么实质差别的。你要找出客观标准来证明哪一个在逻辑上更可信。比如说考古学家的考据学定的一些标准，用考据学的客观标准来说，圣经上的故事是最可信的。比罗马史还要可信，比中国的春秋战国史还要可信。另一类是我们个人灵性的经验，是你的思想活动的，灵魂活动的，这个东西跟科学所证明的不是一样的。作为基督徒，我有过一次祷告流泪的这样的经验。以前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这样一个很理性的人、数学这么好的人，怎么会为了一个非理性的信仰而哭呢？而且我这个人难哭的很呢，把我抓到监狱里判十年刑我都没哭呢！这种灵性的经验那么多人的经验，这个东西是事实，这就是见证。你说这个东西不算，一定要分子才算，分子之间的关系不算，那你一定会没法了解那个是猴子，这个是人，他们的分子都是一样的。你就永远不可能了解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别，而这个不信基督教、只信旧约的犹太人为什么跟人家打仗打得一塌糊涂？为什么信基督教的国家都这样长治久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如果你不在灵的基础上想问题，一定要在唯物论的基础上想问题，你永远无法解释这个东西。因为这个差别是跟信仰有关的。而约束国王、制定游戏规则的人，一定要那个人信，这个约束才有效。我们这个社会有这么好，阿富汗打仗打得一塌糊涂，中国隔几十年要乱一次，为什么有这个差别？这就是信仰的差别。中国人信儒家，不信天堂地狱，孔夫子劝皇帝做个好皇帝，皇帝还是要三千个老婆，他不怕，他不怕下地狱，因为他不信。我的这个病，这又是一个见证。按照医生科学的说法，我今天根本不会在这里。我每天祷告好多次，已经一年了。和我同类情况的有很多都走了。去年九月份、十月份，有人到医院去看我，我根本不能讲话。那时候医生说我的右肺整个都是硬的了。我一讲话，气就喘不过来。一两个月后，有些好转了，我都不能讲一个小时。我现在都讲了多长时间了？去年十月份我走路走半个小时要停三次，要不然就喘不过气来。还有，胸腔里有液体。但是我祷告，特别是兄弟姐妹帮我祷告。这也是一种灵性生活，它也是实在的。你说你生病了，又不信基督，谁管你呢？只是很亲近的几个人关心你，但他也不会一起给你祷告。那现在大家都看到我的情况，我讲话没问题，我也开始游泳了，我开始打网球了，还玩帆船！我也开始讲课了，瘤子消失了。很多兄弟姐妹给我作见证，瘤子是靠祷告消失的。这就是一个见证。当然你可能说是碰巧了。我的这一段的精神上的灵魂生活绝对是真的。你不要老是停留在那个分子水平上想问题。你就是升高，学点复杂性的灵，同样的分子，不同的组合，会完全出不同的物种。而这个不同的组合就是灵，就是不同的灵魂。

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

-在上海wto的机遇与挑战国际会议上的发言

杰弗里•萨克斯、胡永泰、杨小凯

杰弗里•萨克斯：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主任和经济系教授

胡永泰：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教授

杨小凯*：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研究员、莫纳什大学经济系讲座教授

译者：李利明 「当代中国研究」2000年第3 期（总第70期）

1、理解经济转轨

研究经济转轨有两种主要方式，其中的一种，由德瓦特里邦和罗兰（Dewatripont and Roland，2000），麦克米兰（McMillan，1996)、布兰查德（Blanchard，1999），及罗兰（Roland，2000）综述。这种方法使用内生交易费用的正式模型分析经济转轨，清楚地说明假设和预测，具有正式模型的所有优势。它的缺点是大多数正式模型都是局部均衡模型，不能描述内生交易费用和劳动分工的网络规模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

这种正式模型也太简单而无法反映制度变化的复杂性。转轨的核心是宪政规则的大规模改变（萨克斯和皮斯特Sachs and Pistor，1997）。经济转轨（即价格自由化和私有化）只是转轨的一部分。

在最近关于渐进式转轨和震荡疗法转轨的相对优点的论战中，渐进主义的观点处于绝对优势。（见罗兰，萨克斯和胡，Roland，2000;Sachs and Woo，1999）.这部分地源于经济学家们缺乏宪政思考。一些赞成渐进主义的经济学家只看到不同转轨方式的短期经济效果就轻易地下了结论。要理解这种看法为什么不恰当，我们可以提出这个问题：如果19世纪法国的宪政转轨是渐进式的话，是否转轨将更加成功，人民的福利更加改进？

回答这一问题有三个困难。首先，宪政规则改变对经济绩效的长期效应与短期影响并不总是一致，不容易区分彼此。例如，在法国，宪政秩序形成始于法国大革命，持续了大约一个世纪。法国大革命对经济的短期影响是灾难性的。（Beik，1970），然而，从旧制度到新宪政秩序漫长转轨过程中出现的拿破仑法典和许多其他制度及政策对于法国的经济发展具有正面的长期效应。这次转轨连同英国、法国、其他欧洲大陆国家和美国之间的竞争，导致了西欧大陆经济发展的跳跃，在19世纪的后半叶超过英国（Craft，1997）。美国独立战争和美国南北战争的短期经济影响也是相当负面的1，但绝大多数历史学家不会否认这两次宪政转轨显著的正面长期经济效应。

至少出于两个原因，从旧体制到新宪政秩序的转轨对经济发展可能具有显著的短期负面影响。首先，转轨必须面对众所周知的一个两难冲突：用来保护所有人的权利的强有力的国家暴力和此暴力合法性之间的两难冲突（Barzel，1997）。布坎南（Buchanan，1989）认为，产权从能够有效地执行对盗窃的惩罚的警察部门的强有力（因而可信）和合法的暴力中产生。但这样强有力的国家暴力通常倾向于侵犯而不是保护个人权利。因为这个两难冲突，宪政规则的改变对于经济发展的短期影响更可能是负面的。第二，建立起参与者对游戏规则的信任要花很长时间。在转轨期间，当游戏规则的改变发生时，新规则的缺乏可信性会造成社会的无序，对经济发展有负面影响。

回答上面问题的第二个困难与一个两难冲突有关：渐进主义提供的平稳收买既得利益者的权力与相伴随渐进主义的双轨制制度化国家机会主义和腐败之间的两难冲突（Roland，2000，and Cheung(张五常)1996）。向一个公正、透明、稳定和确定的宪政规则转轨与双轨制不兼容.双轨制以任意决定的政府权力和不公正、不稳定、不确定、不透明的游戏规则为特征。前者要求政府对游戏规则的可信承诺，而后者却以政府对游戏规则的承诺不可信为特征。双轨制也制度化下列安排：政府官员同时是规则的制定者、执行者、仲裁者和参与者。这与必须使它们分离的宪政原则不兼容。（见4、5节），确定这种两难冲突的有效折衷并不容易，这有效折衷也许因国而异。

如果经济发展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为了找到促进经济发展的制度，许多国家在漫长的时间里进行各种制度的社会试验。一些国家碰巧实验了有效率的制度，而另一些却碰巧试验了无效率的制度。对于前者，经济转轨将与制度的逐步演进相结合；但对于后者，无效率的制度，旧的游戏规则和相关的传统必须被废弃，新的游戏规则和新的传统必须被建立和巩固。这种转轨需要通过主要参与者对放弃旧的游戏规则建立可信的承诺。而这个过程很可能不是渐进的。

回答上面问题的第三个困难涉及到不同代人之间总贴现福利的比较。法国大革命加剧了法国大陆文化和英国普通法传统之间的竞争。这可能增加制度试验的多样性，为人类社会的福利改善创造更多的机会。当然，如果这样的利益存在，它由许多国家的年轻几代人享受而以牺牲法国年老几代人的利益为代价。相似地，美国独立战争增加了盎格鲁一萨克森传统内制度和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因而增加了年轻几代的福利而以年老几代的福利为代价。但我们经济学家对如何在不同代人之间进行福利权衡没有共识。

最后，宪政规则的转轨通常涉及许多阶段。分析转轨的单一阶段的全部影响，如果并非不可能，也非常困难。例如，法国大革命对法国的经济发展有很大的负面直接冲击。然而，它为向以拿破仑法典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基础的新宪政规则转轨清扫了道路，转轨对法国经济发展具有长期正面效应。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早期，在缺乏市场和私有产权下毛泽东的行政分权试验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个灾难。但这对中国的中央计划产生了大动摇，并为邓小平的区域分权和其他市场取向的改革扫清了道路。默克（Mokyr，1990）认为，英法之间的竞争是法国大革命期间及其后法国制度的激进转轨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杨（Yang，1994）认为，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之间竞争是在1960和1970年代的中国，毛泽东对中央计划体制进行大破坏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因此，研究宪政转轨的推动机制比研究宪政规则转轨的许多阶段之一的短期经济影响更重要2。

近来，许多承诺对策模型被用来解释为什么在短期内，在中国缺乏对宪政秩序的可信承诺机制下，双轨制能够运作（Qian，1999）。但使用承诺对策模型来正式描述诺思和温格斯特(North and Weingast，1989)关于为什么对宪政秩序的可信承诺机制是长期经济发展的根本条件的想法更重要得多。

这也许需要含有信息问题的演进对策模型来解释与制度变迁和宪政转轨相结合的游戏规则的内生演进。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这样的模型。现有的演进对策模型只能解释策略的演进，而不能解释游戏规则的演进。我们甚至不能预测通过刑法、司法系统和警察部门来惩罚盗窃的简单游戏规则的出现。也许，正式描述由巴泽尔（Barzel，1997）发展的国家经济学和由布坎南（Buchanan，1989）发展的宪政经济学的演进对策模型，能够最终提供一些转轨经济分析的工具。但此前经济转轨的正式模型可能在政策制定中起着相当有限的作用。它们太简单、太特定而不能接近现实的复杂大规模制度变迁。

因此，另一种不涉及正式模型的转轨经济学，迄今为止在政策制定中非常具有影响，这类研究包括以拉迪（Lardy，1998）为代表的对制度和政策变化及它们的经济后果的非常注意细节的文件记录，和以诺思（North,1997），诺思和温格斯特（North and Weingast,1989），钱和温格斯特（Qian and Weingast，1997），萨克斯（Sachs，1993），萨克斯和胡(Sachs and Woo，1999）为代表的对政策与历史的描述性分析。

在这篇文章里，我们将结合两种方式研究转轨经济学。我们将用劳动分工网络的超边际分析来研究经济转轨，在正式的模型太简单而不能捕捉到制度演进的复杂性时，我们将这种超边际分析与来自宪政经济学、新经济史学派和国家经济学的洞见相结合来分析经济转轨问题。

2、3节讨论怎样运用收集在萨克斯和杨(Sachs and Yang，2000)里的斯密模型来研究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的特征和经济转轨的推动机制。4、5节考察市场取向改革和宪政规则转轨间的关系。6节分析诸如大规模的产出下降和金融危机等转轨现象。

二、社会主义体制和劳动分工的演进

为了理解经济转轨，我们须把注意力放在以下问题：为什么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最终被曾经采纳过它的大多数国家所抛弃？为什么这样一种体制在其最终被抛弃以前能够生存、传播，甚至取得短期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绩效呢？第二个问题与下列问题相关：苏联式经济体制的特征是什么？这一节我们将回答这三个问题，我们首先分析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体制和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区别，然后用这个区别来解释在中国、俄罗斯和东欧之间转轨模式的差别。

兰格、冯-米塞斯和哈耶克(Lange，von Mises，and Hayek)之间的论战与第一个问题相关，冯-米塞斯（von Mises，1922）和哈耶克（Hayck，1944a）相信因为苏联式经济体制在缺乏市场时不能获得必要的信息，它将无法运转。他们声称制订一个内在一致的计划的成本高得不可行。兰格和泰勒（Lange and Taylor，1964）使用新古典全部均衡模型论证市场社会主义能够解决经济计划的高不可及的计算成本问题。在市场社会主义下，允许有消费品市场，但所有企业和生产要素都是国家所有。中央计划者命令全部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最大化给定价格下的利润并向他汇报利润最大化的产量。然后中央计划者根据过量需求调节市场价格，直至消费品市场出清。他们相信市场社会主义能够比资本主义体制更有效地配置资源。哈耶克（Hayek，1988）和弗里德曼（Friedman，1962）不同意。他们认为，中央计划者没有激励调节价格来出清市场，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在缺乏企业私人所有权情况下，没有积极性将利润最大化，相反，中央计划者有全部理由保持正的过量需求，这能够增加计划者的权力并为他带来大量有形无形的利益。

科尔奈（Kornai，1980）认为，如果预算约束是软的，管理者有全部理由低估生产能力高估投入需求，因此在缺乏企业和要素私人所有权的情况下，价格不能传达真实信息。从而非均衡成了长期病，资源配置被扭曲了。

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在1980年代发展了苏联式经济体制的几种理论。其中的一种被称作所有权虚置理论。华生、张学军和罗小朋（1988），易纲（1988），平新乔（1988）和孟庆国（1988）的几篇论文几乎同时提出所有权虚置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国有制故意在不同的机构之间分配同一财产之不同所有权部分。根据产权经济学中所有权的定义，所有权由两部分构成：排它的财产处置权和排它的财产获益（正或负）权（见Furuboth and Peijovich，1974）。在社会主义经济里，财产处置权分属于计委、物价局、劳动局、政府各工业部和企业的管理者。计委对长期投资及相关的资源配置有决定权；物价局对物价有决定权，劳动局对人事安排有决定权，政府各工业部对中期投资和原材料及投入要素的配置有决定权；管理者对日常管理决策有决定权。所有权的另一部分，征集收入或承担损失的权利，在财政部和各工业部之间划分，因此，没有单个人或机构对任一国有财产有完全的所有权。中国人称之为“没有真正老板的体制”或者“所有权虚置的体制”。有人论证说，在没有产权结构任何实质性改变的情况下，这样一种体制的任何分权和自由化的改革都会造成比它所解决的问题更多的问题。张维迎(1986，1999)提出了几个有名的不可能定理：国有制条件下，真正的企业家不可能出现，政企分开不可能，预算约束硬化不可能，破产不可能有效地约束经理，以国有股为主导的公司化改革不可能解决经营者选择问题。

这些文章中有一篇（孟庆国，1988）指出这个事实：如果没有适当的私人产权，所有权的不同组成部分在分割的机构之间的这种分配是一个必要的罪恶。这样一种制度安排模仿现代公司的控制系统，它是一种制衡机制。这种制衡系统与最高官员的重大特权，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控制系统，以及管理这个系统的激励。

张五常（Cheung，1974）与史莱佛和韦斯尼（Shleifer and Vishny，1992，1993）发展了一种价格控制理论，这两种理论与苏联式经济体制有关。根据张五常的理论，价格控制能被用于创造租值，这是官方价格和市场均衡价格之间的差别。竞争租值将造成可能的社会混乱，直至租值被耗散为止。出于对社会稳定威胁的考虑，需要一种等级制的社会结构，它按照人的级别来分配租值。这种等级制被特权阶层用来以社会的利益为代价牟取他们的利益。这种理论意味着，短缺是为了给等级制的社会秩序提供正当理由而故意造成的（也许在官员们的潜意识里）。史莱佛和韦斯尼的社会主义下的普遍短缺理论，说明短缺是政府官员抽取垄断租金的一种方法，因为它能用来掩盖垄断利润，因而减少公众对垄断租金的不满，是比直接的垄断价格更好的一种方法。这两种理论能用来证明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无效。根据张五常、史莱佛和韦斯尼的理论，在一个等级制的社会结构下，如果政府的目标是利用短缺为它的垄断权提供正当理由的话，我们怎能指望它根据过量需求来调节价格呢？

这场论战得出了市场社会主义不能运作的结论3。匈牙利的市场社会主义试验验证了这个结论(Kornai，1986)。然而，这个结论没有回答我们的第二个问题，在1930年代和1950年代苏联并没采纳市场社会主义，但它的中央计划体制不仅幸存下来，在二战后还传播到了许多国家，它取得了1933至40年间年均8%和1948至58年间年均9.4%的增长率，这与改革时代中国的增长率同样令人瞩目4。

为什么冯米塞斯和哈耶克不能预见苏式计划经济的短期成功，尽管他们正确地预见了苏式体制长期的失败。冯米塞斯、哈耶克、弗里德曼、张五常及史莱佛的社会主义的分析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这个问题上。这个问题的答案与仍在进行的关于震荡疗法和渐进主义的论战相关。萨克斯（Sachs，1996），萨克斯和胡（Sachs and Woo，1999）和杨（Yang，1994）给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答案。我们现在将概述这个答案。

如萨克斯和杨（Sachs and Yang，2000）里的斯密模型所示，经济发展是劳动分工演进的一个过程。特别地，黄和杨（Ng and Yang，1997，见Sachs and Yang，第15章）指出，在一个有限理性的世界里，劳动分工的演进由社会通过试验各种劳动分工模式所获得的组织信息和个人关于试验模式的动态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所决定。由社会试验带来的信息收益与试验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劳动分工的好处和交易费用的增加之间的两难冲突，表明试验和交易的效率越高，劳动分工的模式试验得越多，通过市场获得的组织信息越多，既然社会只能逐步获得有关劳动分工的有效模式的信息，当人们缺乏组织信息时，在试验复杂的劳动分工模式之前先试验那些简单的劳动分工模式，这表明经济发展是个从劳动分工的简单模式到日益复杂的模式的逐步演进过程。

然而，如黄和杨（Ng and Yang，1997也见Sachs and Yang，2000，第15章）所示，如果发达国家通过逐步的社会试验已经发现了劳动分工的有效模式，经济发展的后来者能够越过劳动分工的中间层次而模仿劳动分工的有效模式。在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制度有助于由市场试验极其丰富的劳动分工模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免费组织信息为后来者的大推进工业化创造了机会，大推进工业化有可能由并没有资本主义制度基础设施的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来实现，而资本主义制度基础设施是发现有效的工业化模式的根本。在缺乏资本主义基础制度时，通过模仿由资本主义制度创造的工业模式来大推进工业化这种可能性，是1930年代和1950年代苏联式社会主义国家能相对成功地工业化的理论基础，由于忽略了这种可能性，哈耶克和冯米塞斯不能预见到20世纪中期苏联式经济体制的幸存、传播和令人瞩目的增长绩效。

为回答第三个问题，我们简要地勾勒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的特征如下：

（1）通过保持农产品对工业品的相对低价并控制所有企业，这种体制利用全部企业的国家所有权和中央计划来获得国有工业部门的高利润。国有企业的高利润被用来模仿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和重工行业比轻工行业更高的增长率。这种工业发展模式由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所创造。依据史和杨（Shi and Yang，1995也见Sachs and Yang，2000，第12章）的斯密模型，重工业的高增长率通过增加生产的迂回生产链条和生产资料行业的收入比重来实现，这是劳动分工演进的一个方面。

（2）企业的国家所有权和中央计划体制被用来组织综合性的工业投资规划，这些规划在对多种工业品的市场还不存在时，同时创立了许多非常专业化的工业企业，这种综合性的国家投资规划引发了劳动分工网络规模的大跳跃，这表明了高度专业化的工业行业种类的跳跃。这种综合性的国家投资计划在1930年代的苏联，是通过雇用许多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家制订的（Zaleski，1980）；在1950年代的中国，是在来自苏联和东欧的专家的援助下完成的。这种综合性的国家投资规划十分有效地利用了关于劳动分工的有效模式和劳动分工的产业网络效果的免费组织信息。其特例就是1950年代中国的694个大型工程项目和苏联援建的156个关键工程项目的规划，这个规划在很短时间内，在许多高度专业化的企业间成功地创建了一个庞大的劳动分工网络，当时还没有那些高度专业化的生产资料的市场（房，1984）。例如，作为156个关键工程项目之一，在东德的援助下，一个专业生产用于机床工业的人造金刚石的企业在郑州建成，而当时对机床的需求还不足以支撑一个生产人造金刚石的大型专业企业5。

（3）中央计划当局相当系统地模仿工业标准化，大批量生产，生产线，资本主义公司里经理人、司库和会计之间的制衡机制，泰勒科学管理(在中国被称为定额管理)以及资本主义企业发展出来的其他组织模式和管理方法。通过同一财产的处置和收益权在各工业部、财政部、国家银行、计委、物价局、物资局和其他机构之间的分配，政府建立起这些机构之间的制衡机制。中央计划当局通过这种制衡机制对整个经济建立起一个相当有效的控制机制。最高层政府和党的官员共同对计划体制运转的剩余有索取权。因此他们有激励运作这个体制来最大化剩余。列宁认为，苏联中央计划者应当把整个经济组织成一个大公司。但在这种制度的顶层，没有有效的制衡。政府和党组织在成立公司上和在所有行业有垄断权，与1688年在英国创立的具有自由结社（包括私人企业的自动登记制）和独立司法系统的宪政秩序形成鲜明对照，那种宪政体制在政治舞台的顶层建立了制衡。因而，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为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创造了很大空间。

（4）中央计划当局在缺乏中间要素市场的情况下，使用一套物资平衡表和一个试错调节的程序来使商品的供需平衡。这个体制能相当好的接近列昂惕夫（Leontief）的投入产出法所得出的结果6。然而，列昂惕夫投入产出法不能考虑不同投入之间的替代。它不能确定对消费品的最终需求，也不能提供使参与者显示其私人信息的有效激励机制，罗兰（Roland，2000，第一章）指出，通过中央计划的动态试错调节过程得到的均衡是无效率的7。

（5）然而，模仿资本主义成功的工业化模式和资本主义企业内部模式，是通过破坏产生工业化和组织的成功模式的资本主义制度基础设施来实现的。这是第一次中央集权化的经济制度的社会试验。中央集权的社会试验的先决条件是在设计制度安排的部门建立垄断权，这是通过暴力革命、暴力侵犯私人产权和为数众多的清洗运动中的红色恐怖来实现的8。在设计制度安排的部门缺乏公平竞争意味着被选择的制度安排不可能有效。苏联式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由一个政府有意设计的第一种体制，而不是从自发的演进和参与者通过公平竞争与产权的自愿交易的交互作用中出现的。哈耶克认为，有效的制度安排只能作为这样公平竞争和自愿交易的结果而出现。

萨克斯（Sachs，1996）认为，模仿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工业化模式的策略，在缺乏资本主义基本制度时，能够产生短期令人瞩目的增长绩效。然而，当模仿的潜力已经耗尽，或者劳动分工的网络变得日益复杂的时候，这种策略的长期代价将超过它的短期利益，因为这种体制没有自我制度创新能力及相关的制度基础设施。

更一般的，当经济发展的后来者试图赶上发达国家时，它通常遵循着逆向的制度发展工程学。它首先试图模仿工业化模式；接下来是经济制度，诸如私人企业的组织结构；再下来是法律体制，诸如公司法；然后是政治体制，诸如代议制民主；它也许最终采纳一些宪政规则，诸如权力的制衡及来自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和行为规范。诺思（North，1994），诺思和温格斯特（North and Weingast，1989）指出，在英国，经济发展的最初过程是倒过来的，意识形态和道德准则决定宪政秩序，宪政秩序决定政治体制和法律体制，然后政治体制和法律体制产生一定的经济绩效。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没有一个支配一切的政治势力的地缘政治环境里，不同国家间经济绩效的差异将产生改变意识形态和宪政规则的压力。诺思相信，意识形态和道德准则的变化比经济结构的变化要慢得多。

应当注意到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体制本质上不同于苏联式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之间的竞争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创造了一种制度设计层次上的制衡。因此，毛泽东对中苏竞争敏感的政治直觉，导致了他在其1956年“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提出行政分权(毛，1977a）。这一政治竞争是中国和俄罗斯改革产生差别的大背景。

在1958至1961年的大跃进和1966至1970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以及文化大革命以后，一个有效的中央计划体制在中国已不复存在。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实际上仅是一纸空文。1950年代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功导致毛泽东错误地得出“成功归于共产党建立的社会主义体制的优越性”的结论。他不明白成功是基于苏联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模仿。因此，毛试图创造他自己的共产主义制度，诸如人民公社和大食堂。同时，毛有一种强烈的反苏情感，他倡导行政分权反对中央计划，倡导每个企业、每个县、每个省的自给自足而反对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倡导群众路线反对专家路线，倡导技术落后的小规模自给自足的社队企业而反对技术先进的大规模国有企业，等等（见毛，1977b）这样，一方面中国劳动分工演进减慢，中国农村仍停留在传统的自给自足社会，另一方面它造成了在毛的中国协调机制的一个真空：既没有中央计划也没有市场能够协调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里发展起来的劳动分工。这个真空在文革期间被准私人企业和集体企业填充，在1970年代被1984年后称作乡镇企业（TVE）的社队企业和分权的双边及多边讨价还价制度所填充。实施分权协议的定货会议在毛的时代发展起来，在定货会议上物物交换非常普遍，有时候短缺商品被用作商品货币9。

关于转轨经济的1996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指出，尽管有1950和1960年代工业化的成果，改革开始时中国非常贫穷，很大程度是农业经济，农业雇用了71%劳动力，并被课以重税支持工业，社会保障网只提供给国有部门，占大约20%人口。落后的基础设施和强调地方自给自足导致很低的区域专业化和众多的中小型企业。整个经济与苏联经济相比，有少得多的中央计划和管理。地方政府有更大的权力，并发展起相当大的管理能力，这一切为更加分权化的经济做了准备。国有工业企业也得到补贴，但交叉补贴与苏联比并不普遍。因为农业部门被那么严厉地控制，控制一旦解除，立即有所报偿……就这样，中国作为一个农业经济，伴随着比俄罗斯规模大得多的重新分配劳动力开始了大规模的转轨。相比中国18%的劳动力在非农国有企业而言，在前苏联，85%以上的劳动力在非农国有企业（Sachs and Woo，1999，表6）。从1985年起，在苏联体制下，可能前苏联劳动力的99%（包括在国有和集体农场的14%劳动力）被给予“铁饭碗”（见Cook，1993对苏联工人保障的详尽的文件记录)。在东欧经济里，极大部分工人也享受相似的保障。

据杨、王、威尔斯（Yang，Wang and Wills，1992）所记载，直到1978年，中国农村仍是一个相当自给自足的社会。尽管通过模仿苏联的工业化模式，第一个五年计划在中国城市发展了很高的劳动分工水平，1978年前中国农村商业化程度是0.3，这意味着中国农村能够通过商业化或者通过中央计划来发展高劳动分工水平，以一个低劳动分工水平发展一种商品化的市场体制容易些。但是在一个通过中央计划发展起高劳动分工水平的经济里，发展私人产权和相关市场极其困难。由于低劳动分工水平，中国农村改革容易些，相反，由于通过中央计划建立起来的高得多的劳动分工水手，在中国的城市改革更加困难（Byrd，1983，1988，Byrd and Tidrick，1987）。然而，作为一个整体，中国改革比俄罗斯容易得多，因为在文革期间中央计划体制瘫痪了。同时，毛的工业体制比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更分散化和更顷向局部自给自足。

如果一个经济通过中央集权的大推进工业化相当成功地发展起高劳动分工水平，那么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的中央计划体制被包容进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的高劳动分工水平。既然劳动分工的庞大复杂的投入产出网络由中央计划体制协调，那么把中央计划逐步取消的过程与劳动分工庞大网络的协调失灵往往随影相随。如果改革渐进发生的话，就会有一种使用中央计划来协调高劳动分工水平的惰性，在苏联式经济中把中央计划协调机制从高劳动分工水平切除，可能震荡疗法是必要的。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一个庞大的高度相互依赖的劳动分工网络协调失败的高风险，投入产出网络的瘫痪也许不可避免。换句话说，一个相当发达的中央计划体制只能通过震荡疗法取消。因为在从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回到资本主义体制的整个转轨期间，这种体制本身没有发现有效的制度安排所必需的制度基础设施。

在1958至1961年和1966至1970年期间中国经历了震荡过程，那时中央计划体制因毛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而瘫痪；在1971至1976年间也经历了震荡过程，那时毛的行政分权政策盛行。毛的行政分权在中央、省、县各级政府和公社之间划分国有企业的所有权。相反，在苏联，全部国有企业有统一的所有权。邓的区域分权通过制度化中央和省级政府间的财政关系而巩固了毛的行政分权。来自税收和国有企业利润的政府收入依据一定的分配规则在中央和省级政府之间划分。在邓的区域分权的早期，固定数量的省政府收入上交给中央政府，在后期，固定比例的省政府收入上交给中央政府。一种中国式财政联邦主义从这个演进过程中出现，它为1990年代中国改革提供了推动力量。在世界银行的帮助下，这种财政联邦主义把地方政府的税收种类和征收机构与中央政府的税收种类和征收机构分离开（Qian and Roland,1998,Qian and Weingast,1997,Li,Li and Zhang，1998）。邓的财政联邦主义和俄国中央集权型的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形成鲜明的对比（Zhuravskaya，1998和Qian，1999）。这部分地解释了中国和俄罗斯改革绩效的差别。

但是我们不应过高估计邓的区域分权和财政联邦主义对经济发展的贡献。首先，它割裂了市场并增进了地方国有企业的垄断势力（周，1999，何，1997，P206）换句话说，邓的区域分权继承了毛的行政分权坏的方面，因而阻碍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拉迪（Lardy，1998a，P204）以汽车行业为例说明了这一点；其次，中国的财政联邦主义与美国的财政联邦主义之间的差别极大。从1954年开始生效的户籍制度极大地限制了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的自由流动。尽管近来这一制度有了改革，在大城市允许没有永久居住权的移民每年更换暂住证，中国的大城市从农村来的移民还比不上美国的绿卡移民的地位，在中国，移民必须比当地永久居民支付高得多的子女入学费和买房价格。在北京和其他大城市，企业雇用没有当地永久户口的移民会被政府重罚10。最后，中国有非常中央集权的省政府首脑任命制度，中央政府定期在各省之间轮调官员以确保在地方利益与中央政府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对中央政府绝对忠诚。因此，当1989年后邓出于政治原因故意保持一个弱中央政府时，财政联邦主义更类似于美国的财政联邦主义，但在后邓时代，当朱熔基总理采取行动增加中央政府的权力时，财政体制变得远离美国的财政联邦主义。

进入改革时代时，中国仍有采取大推进工业化和模仿策略的很大余地，在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行业的高收入比重表明在缺乏私人产权和市场条件下，仍然有模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劳动分工有效模式的空间，但是当苏联开始它的改革时，这种策略的潜力已经耗尽了。

但中国令人瞩目的发展绩效不仅仅是因为模仿老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模式的潜力，日本、香港、台湾、南韩和其他东亚国家丰富的社会试验也为新模仿策略提供了空间。香港、台湾和其他新兴工业化资本主义经济提供了劳动密集型出口工业化新模式的免费信息，这种模式利用发达经济和不发达经济间人均真实收入的显著差异，出口劳动密集型制成品换取资本密集型设备。来自台湾和香港的华商带来人力资本、企业家技能、制度知识和资本，这些对于中国模仿新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模式极其重要。中国政府也有意识地学习台湾和香港的经验，例如，经济特区无疑是台湾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出口加工区和自由贸易区的直接仿效。这些特区显著地减少了因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造成的交易费用。外国直接投资者的私人权利在特区内比在东道国的其他地区受到好得多的保护。依照杨的资本和劳动分工理论（Yang，1999，也见Sachs and Yang，2000，第16章）以及杨和黄的间接定价理论（Yang and Ng，1995，也见Sachs and Yang，2000，第8章），这表明外国企业家有强烈激励通过创办企业把他们的企业家技能间接卖给东道国。

但邓的改革时代具有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的两个基本特点：政治权力的一党垄断和国有企业的支配地位。根据拉迪（Lardy，1998）的文献记录，在改革时代，按照产出和雇工水平、雇工比重、收到金融资源的水平和比重，国有部门都在扩张。在最大的特区深圳，国有企业控制着经济。但是，不同于苏联式的制度，中国的不同的政府机构及地方政府之间在经济上有相当激烈的竞争。这种制度的特征是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和腐败，经济发展仍然是特权阶层既得利益的人质。

中国的市场导向改革最重要特征是缺乏宪政秩序和法治，这表明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统治阶层的假公济私和猖獗的腐败。我们将在第5节分析缺乏宪政秩序的情况下市场导向改革的特征。

总结一下，中国1980代和1990年代令人瞩目的增长绩效主要归功于它落后的起始发展水平（即从灾难的毛泽东时代恢复的性质）和模仿新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模式的新机会，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毛的行政分权和国有企业与对台湾和香港新发展模式模仿的一个混合体。这个意义上，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不同于在中央计划和企业的统一国家所有权下模仿老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模式的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也不同于不仿效任何资本主义经验的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在模仿的潜力耗尽以后，中国的社会主义新模式也许会失败，正如在1930和1950年代对老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成功的模仿之后，苏联式社会主义于本世纪末失败一样。

对中国和俄罗斯改革的起始条件和推动力量的误解造成了关于中国和俄罗斯改革之间比较的许多误导观点。

首先一些中国专家对中国发展绩效过高估计，萨克斯和胡（Sachs and Woo，1999）指出，中国的增长绩效并不比其他东亚经济增长绩效好，事实上，在过去的三十年，基于劳动密集型制成品迅速出口增长策略，东亚每个市场经济都非常迅速地增长，1986至1994年间，按购买力平价调整后，中国年度人均GDP增长率在5.6至6.8%之间，其他东亚国家在1965至1990年更长的时间也表现出同样甚至更高的按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年度人均GDP增长率，包括：香港，5.8；韩国，7.4；新加坡7.4；台湾，6.3；印度尼西亚，4.7；马来西亚，4.5；泰国，4.6。另外，在中国和新兴工业化经济，如台湾之间，人均真实收入差距仍在加大。

中国的官方统计也高估真实增长率。拉迪（Lardy，1998）指出，官方数据至少高估增长率1至2%。一些中国学者，例如罗绍（《经济学消息报》1999年5月15日，1版）认为，官方数据高估增长率2至3%。拉迪（Lardy，1998）也提供了中国政府故意隐瞒关于国有银行坏帐和国有企业财务状况信息的证据。中国的发展绩效大大低于官方数据所显示情况。沃尔夫（Wolf，1998，P17）证明，即便中国的增长率比日本、台湾、南韩、美国和德国高得多，因为1979年中国相当低的人均收入绝对水平，2015年前中国与这些国家人均收入的差距仍在增大。因此，人均收入的绝对差距与增长率的差别相比，我们必须给予前者更多的关注。

一些经济学家论证说，中国短期令人瞩目的增长绩效表明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对成功的转轨不是必要的，这等价于如下错误论断：“1930年代苏联短期令人瞩目的增长绩效将确保苏联社会主义体制长期成功”。其他经济学家（Qian，1999）把中国的财政联邦主义看作是令人瞩目的增长绩效的主要解释，这也许不令人非常信服。既然后共产主义东欧作为一个整体比中国的共产党中央集权政府体制更接近于财政联邦主义，东欧制度试验的多样性一定比中国不同省区制度试验的多样性大得多，如果财政联邦主义是转轨绩效差异的最重要决定因素的话，那么应该有更好转轨绩效的是东欧而不是中国。根据我们前面讨论的，不同的起始条件，不同的发展阶段、模仿空间，以及不精确的中国官方数据解释了转轨绩效的差别。

经济转轨是宪政规则转轨的一部分，转轨的速度和时间由它的推动机制所决定。因此，下一节将集中在宪政转轨的推动机制上。

三、转轨的推动机制

许多历史学家同意这个观点：在西欧，试验各种制度，扩散、模仿、转轨到成功的制度的一个重大推动力量是西欧的政治不统一。（Sachs and Yang，2000，第1章），这表明因为较多的国家大小相近，所以在西欧没有能左右其他国家的超大国家。小国许多政府间的激烈竞争有利于更有能力的政府出现。这能够解释为什么庞大的内陆国家，诸如俄罗斯和中国，接受竞争性的制度比其他国家要慢。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小的岛国，如英国、日本和台湾，能够更迅速地接受竞争性的制度。

西欧的文艺复兴在巩固西欧分权政治结构上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影响。在意识形态的层次上，人类和生活本身的价值被放到了复兴了的哲学思索的中心位置。在经济层次上，在文艺复兴的意大利，竞争的城市国家的兴起，与随之而来的银行业、合同法、运输法、担保交易的市场制度一起，激发起国际贸易的需要。由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的《君主论》圆满完成的政治上的思考，探讨了君主在与其他国家竞争中使国家强大的方式，包括国家在促进经济繁荣中的角色。（注：《精神档案》一文中没有这一段）

整个欧洲史上，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创新在一个地区发生，在它们被觉察或证明了有优势的基础上，或者通过征服、殖民化、帝国统治，模仿而传播到其他地区。新的欧洲思想和制度传播进俄罗斯和中国的巨大的内陆地区在很大程度上会更加困难。制度创新传播进诸如中国、印度和俄罗斯这样的大陆、大的封闭社会，比起传播进那些依赖国际贸易、国际联盟和及时地采纳来自海外的最佳实践而生存的小的开放社会，要不成功得多。如果小的实体不是简单地被大势力吞掉的话，也许在经济改革中，小就是美11。无论如何，俄罗斯、中国和印度有过世界上所有传统社会接受来自海外的新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最困难时刻，即使当时那些制度具有非常显著的成功记录，这也许并不意外。

萨克斯和胡（Sachs and Woo，1999）和罗兰（Roland，2000）提供了小的转轨经济在管理转轨方面有更大的国家能力的证据，它们比规模大的转轨国家更快地获得制度知识，能够更好的管理迅速的转轨（Sachs and Woo，1999，P14）。1989年在越南一个相当成功的东欧式振荡疗法改革也部分归功于这个国家规模之小。

东欧的后共产主义国家和亚洲当前的转轨经济，为从社会主义体制到资本主义体制转轨提供了转轨试验中的国家和文化的充分大的多样性，人类社会还从没有过如此丰富的制度试验经验。在许多国家同时进行选择各种转轨模式和速度的试验，可以提供迅速获取有关转轨的制度知识的机会。

许多经济学家也许论证说，不同的发展中国家特定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可能导致不同的转轨路径。要求所有国家遵循同一转轨路径可能被指责为过时的帝国主义心态和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西方传统观点。许多国家的发展经验看来拒绝了这个指责。一些国家，如苏联和1949至1979年的中国，试图模仿资本主义工业化而不要资本主义的法律体系和产权结构，结果失败了。其他国家，如台湾和南韩，在1980年代末以前试图模仿资本主义法律体制和产权结构而不要民主政治体制，在1980年代末他们意识到这样行不通，最终开始实施向宪政民主的转轨。日本从英国和德国模仿了全部的资本主义法律、政治和经济制度，但保留了天皇的特权。在缺乏对天皇权力制衡的情况下，它取得了非常成功的经济发展。接下来它参加了二战，侵略中国和其他国家，给日本人、中国人和其他亚洲人带来灾难。即使在美国军队占领下振荡疗法转轨之后，日本仍然保留了某些关于政府和企业间关系的亚洲人行为准则。这在1990年代日本的金融危机里制造了麻烦。

所有这些经验表明，存在一个制度核心，它是长期成功的经济发展的根本。因此，转轨是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与全球资本主义制度趋同的过程，而不是创造一个本质上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制度创新过程（Sachs and Woo，1999）。罗兰（Roland，2000，PP125至136，315至324)综述了东欧和俄罗斯极其丰富的迅速私有化制度试验，下面我们简单概述这些综述。

在波兰，有人提出了一种让分散所有权的外部人、共同基金和银行参与的私有化模式，但被国有企业的内部人阻挠了四年。相似的方案在捷克被接受。罗兰用两国不同的起始条件来解释差别。捷克斯洛伐克没有经济改革的以往记录，因此没有工会，国家对企业的控制没有削弱。差不多平衡的初始宏观经济状况显示出来软预算约束的问题不象波兰那样极度盛行。

俄罗斯大规模私有化方案的设计者从波兰的失败得出了一个教训，在俄罗斯选择了无偿z给内部人（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和工人）的私有化模式。这两种模式通过减少在位管理者的抵制而增强了事前可接受性。当人们通过代金券方案成功地接受了股份制，捷克的私有化方案也获得了事后的政治支持。

台湾和东德采取了国有企业自上而下出售给外部人的作法（Lau and Song，1992和Roland，2000），这种政策没产生所有权转移和外部基金供应的互相脱节的特征。台湾采取了先进行重要的自由化改革之后再进行私有化的改革程序。在那里，转轨更多地与新私人企业的发展相结合，而更少与现有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相结合。一般来说，在这两个国家和地区，这种自上而下出售的方式具有非常缓慢和不方便的特点。

波兰和匈牙利采用了从下至上出售给外部人的私有化模式，这并不意味着企业以逐步的方式出售。私有化最常见的形式是从下至上方式由几个潜在的买主之一（内部人或外部人），表示出对购买某个企业有兴趣。出售给国内买者的方式多数采取以非现金投标销售形式，诸如租赁、局部购买、分期付款、签订债务合同，分期付款等形式。

这些试验表明，为了获得企业与管理者之间有效的匹配，替换不称职的管理者，无偿给外部人的私有化方式原则上比无偿给内部人的私有化好。然而，如果私有化导致外部所有权分散化的话，这一论断不一定正确。这归因于众所周知的与分散的所有权相结合的“搭便车”问题，小股东没有承担集体行动的足够成本，但却从它的结果中得利，因此分散的所有权就导致了对在位管理者的不充分监督。然而，这种有效的私有化模式也许遭到来自内部人的抵制，这表明了很低的事前政治可接受性。（楷体部分为《精神档案》一书所缺）

四、与宪政规则的转轨相结合的改革

前社会主义国家有两种转轨模式，一种是东欧和俄罗斯采用的，在这种模式里，市场导向型改革只是宪政规则转轨的一小部分。另一种是中国和越南采用的，在这种模式里，市场导向的改革是在共产党制定的游戏规则下实施的（即共产党垄断政治权力）。在这一节里我们首先考虑前一种转轨模式。

近来一些经济学家，如钱（Qian，1999）论证说，中国成功的渐进式和双轨制转轨对于向宪政秩序转轨是经济改革的根本这一传统看法提出挑战，拉迪（Lardy，1998），萨克斯和胡（Sachs and Woo，1999）不同意。他们认为断言中国改革会成功为时过早。在我们看来，许多国家已有的种种制度试验足以保持对传统看法的信念。中国的独特经验不足以改变这一信念。例如，欧洲和美国有比中国的财政联邦主义所能提供的经验丰富得多的有关财政联邦主义的制度知识，有比中国地方政府所有的地方国有企业（包括集体企业）的试验所能提供的经验要丰富得多的有关合作所有企业的制度知识。因为在欧洲和美国自由企业制度下，制度试验的多样性比在共产主义的中国大得多。因此，东欧和俄罗斯一旦重获自由，它们就决定向西方模式的宪政秩序转轨。但宪政秩序的转轨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我们将把俄罗斯作为宪政规则转轨和市场导向改革同步进行的一个例子，下节我们将考虑中国在缺乏宪政秩序的情况下进行的市场导向型改革。

例1：俄罗斯的宪政转轨

萨克斯和皮斯特（Sachs and Pistor，1997，P3-5）指出，俄罗斯缺乏法治传统。在1992年1月到1993年10月这一转轨时期的第一阶段里，改革是在旧的共产党政权下实施的，在这个期间，由三个重要支柱（价格和贸易自由化、稳定化、私有化）支撑着经济改革进行。一开始所有这些措施都不完备，其中一些措施在这一期间甚至失败了。改革受阻与缺乏宪政秩序相关联：政府常常缺乏政治和宪政的手段来实施改革，尤其面对着来自最高苏维埃根深蒂固的反对时更是如此。同样不可忽视的是，政府缺乏对它自身行为的宪政约束，以至于许多改革的机会被官员的滥用职权和腐败行为破坏掉了。

例如，稳定化的失败，能直接追溯到俄罗斯中央银行的行为；它发行了巨大的通货膨胀信贷，信贷的激增主要发生于这一时期：共产主义时代苏联联邦银行的首脑于1992年6月被任命为中央银行主席之后。1992-1993年，俄罗斯中央银行以通过强加在全社会的通货膨胀税提供资金转移的方式，将占巨大比重的国民收入（也许有1992年GDP的40%和1993年GDP的20%)转移到关键压力集团、政府和银行的政治宠儿以及首脑官员的各个密友手中。银行的帐目无法审计，流失的资金无法追查。

改革过程中产生的所有这些扭曲现象，其共同的基本因素是政府决策和行政行为缺乏法律约束，行政程序因人因事而异，处于极不透明状态，大量腐败现象由此滋生。公民社会太软弱，不能给政府以重要的制衡压力，因此无法罅大多数滥用权力的事件。决策过程不是被普适的一般法律规范所指导，而是相当符合特定的企业和压力集团的特别需要。

第一阶段经历了把这个国家带到内战边缘的政治权力斗争的爆发。第二阶段(从1993年10月直到目前)，第一阶段获利最多的那些人在这一阶段采取了种种措施巩固自己的政治、经济势力。这一巩固过程伴随着不总是正式法律也是更有条理规则的治理，国家杜马在新规则下运作，选举按计划如期在1995年12月进行，另外，总统选举按计划在叶利钦的5年任期的最后阶段举行。同时，许多深层次的宪政问题仍然存在，政府和总统机构的不同部门之间争夺行政权的斗争以一种新的，更少戏剧性伪装的方式继续进行——1992年以后，总统机构总是被置于宪政约束和公众监督之外。

在俄罗斯，法治是否已经取得权威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尊重法治的国家通常具有以下特征：他们将政府权力在分离的部门之间分配，牢固确立宪法屏障后面的公民权利（特别是正当的法律程序和法律的平等保护）；通过公平选举提供政治权力的有序转移（Sachs and Pistor，1997），把主权置于预设的法律约束之下，这影响国家公法和私法的发展。在这种约束下，任意的国家干预被最小化，作为一个调节者、税收管理人或者合同执行者的国家行为，变得公正并可预见。

改革司法制度，培训和（或）替换它的职员，用新法律代替现有法律都需要时间。尽管如此，更重要的是，是否对法治有明确的承诺。承诺的指标包括分权制衡、公民自由、独立司法和权力有序转移。法治不同于以法治国。前者以宪法司法(judicial review)为特征，宪法司法过程中政府(国会)立的法可能被判违宪而成为非法。一个没有宪政秩序的专制国家也可以搞以法治国。世界上有三个国家(英国、新西兰、以色列)无成文宪法而有宪政，其中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和最成熟的宪政国家。但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有成文宪法而无宪政。1991年以前，在俄罗斯几乎没有满足法治的特征，从1996年起俄罗斯取得许多重要的成就，开始实行一部新宪法，尽管有人质疑宪法被批准的程序，但它显然已经建立起广泛的合法性。两次议会选举按这部宪法如期进行，最重要的是根据宪法进行总统选举，未成功的竞争者也认输(选举失败者不认输是宪政在很多国家失败的原因)。

这些成就是显著的和非常重要的。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俄罗斯仍然没有经历一个政治权力有序转移，所以新宪政秩序还未经过最艰难的检验。新宪法承认权力的分离，但最近的一个检测显示出这些名义承诺的局限性。特别是立法机关和行政部门之间的权力分割不清楚，最明显的是分配给总统的立法权力：总统可以通过命令统治，他的命令和法律一样有约束力。

值得注意的是，新宪法的大多数规定都经不起宪法学家的严格推敲。公民权利是天赋人权，其思想基础是用作抵御国家暴政的防御手段的自由思想，似乎与俄罗斯宪法性质全然不同。用它的语言来说，国家把这些权利给予它的国民，但国家给予的东西，也可能把它拿回去。另外，宪法缺乏确定性的程序化保障条款来确保包括法律平等保护在内的公民自由的实现。俄国有很多为特定的个人或团体设计的特殊法。它们为税收豁免、个别私有化计划，以及对那些最受惠于总统命令权的人给予权利上的分配提供了法律根据，其结果，国家保留了大范围的专制，这不仅造成了不确定性，也提供了腐败滋生的土壤。这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法律的非歧视性不相容。

格瑞和亨德利（Gray and Hendley，1997）阐述了以法律为基础的私人交易的三个基本条件：正当的法律，健全的司法执法制度，以创造对法律和立法制度需求的激励为基础的市场。在比较匈牙利商业法发展的描述中，他们指出，有效的司法执法制度的发展，不仅在俄罗斯，在其他转轨经济里，也是最难完成的任务。然而，俄罗斯仍不能提供以法律为基础交易的第一条件：减少交易费用并使私人参与者调动他们自己的合法权利的正当法律。皮斯特(Pistor，1997)探讨了在私有化开始时缺乏一部有助于产权的发展和后私有化公司治理的发展的综合性公司法可能产生的影响。她不但从俄罗斯的立法传统，也从经济改革过程中改革者作出的政策选择方面，探寻了后社会主义的俄罗斯颁布的法律规则的性质和质量。她论证说，综合性的立法改革被经济改革优先的主张所耽搁。经济改革以行政决策权的任意行使为基础，这种行政命令对产权以及治理结构的发展往往有害。

萨克斯和皮斯特（Sachs and Pistor，1997）认为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俄罗斯法治的“特殊国情论”和缺乏经济自由的“特殊国情论”有很深的历史根源。“特殊国情论”可追溯到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前，实际上，在十九世纪中期亚历山大二世着手废除农奴制改革的尝试时，“特殊国情论”已经有很不寻常的影响（由Owen，1997所描述）。“特殊国情论”的根源可以上溯回几个世纪，一直追溯到莫斯科公国建国伊始。与西欧诸国相比，在莫斯科摆脱了两个多世纪的蒙古统治以后，法律一直扮演着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中世纪欧洲是西欧法律的形成阶段，当时罗马法的应用，君主们和教皇对政治权威和立法权的争夺，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这一切对俄罗斯只有间接的影响。这里不应该忽视一个重要因素：16世纪后，俄罗斯的东正教被归入国家权力，沙皇兼具国家元首和俄罗斯东正教的首脑两种身份。而政教分离是西欧抵制权力集中在单个统治者手中的关键堡垒之一。在法律限定国家权力和增强政治道德标准这一历史演进过程中，中世纪欧洲教会与国家在对于统治权威、习惯法、政治合法性漫长的争夺中扮演着两个互相制衡的基本角色。相反，在俄罗斯斗争以教会从属于国家统治而告终。

宪政主义的好处与对灵活的、巨大的行政权力的需求之间的两难冲突（Hellman，1997）是俄罗斯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论战的焦点，这与中国的价格双轨制减少既得利益集团抵制和使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之间的两难冲突类似，史莱佛（Shleifer，1994，1998）提出一个论据来支持俄罗斯的休克疗法。与渐进改革相伴随的腐败，是赎买特权阶层的垄断权力的一种方式，然而由于两个原因，腐败不是改革的一种有效方式：第一，基于腐败的不成文合同不容易执行，因为对于出卖政府官员控制权的收益权没有合法的界定；第二，对腐败的容忍将产生创造政府官员更多控制权的“激励机制”。因此，实施改革最有效的方式是通过东欧和俄罗斯的私有化改革去除政府官员的控制权。但正如萨克斯和皮斯特（Sachs and Pistor，1997）所表明，自由化和私有化改革的成功依赖于宪政秩序的转轨。

赫尔曼（Hellman，1997，P58）提供了在东欧和中欧增长绩效与通过宪法之间相关的经验证据。这个结果不令人信服，因为宪政规则的转轨是一个非常复杂而漫长的过程。与美国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中宪政规则的转轨对于经济增长的短期负面效应相比，当前俄罗斯转轨困难并非偶然，也不能归咎于休克疗法。但是由于俄罗斯缺乏法治传统，俄罗斯的转轨也许要比17世纪的美国转轨和19世纪的法国转轨更加困难。法国从旧王朝到新宪政秩序的转轨花了一个世纪，俄罗斯是一个庞大的内陆国家，且有着更不利于转轨的历史。许多学者把俄罗斯不佳的转轨绩效归咎于法律执行不力。然而，皮斯特（Pistor，1997）指出，执行不力起因于不可接受的法律和国家机会主义。诺思对18世纪英法之间的一项比较研究也表明，在英国，出色的国家税收和法律执行能力归因于公正的宪政秩序；在法国，旧王朝极差的税收和执法能力归咎于国家机会主义和缺乏公正的宪政规则。中国的情形为这个观点提供了另一个支持，共产党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使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这种制度用法律（经常是恶法）谋取党的利益，而不惜牺牲社会利益。这种法制，区别于法治，使得中国政府的执法能力极弱，在1990年代，许多法院判决不能被执行（何，1997）。

五、缺乏宪政秩序条件下的市场取向改革

中国的双轨制是缺乏宪政秩序的市场导向改革的代表。中国的宪法在给共产党以政治垄断权，拒绝分权和权力制衡的提法等方面与其他社会主义的宪法相似，中国的宪法与苏联的宪法的区别之一是在它的序言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被当作中国权力结构合法的来源。尽管西方法律学者认为序言没有法律含意，它关于权力来源的看法与权力起源是上帝而不是来自契约和被治者的同意的老看法相似。西方消极宪政主义者，如皮伦（Pilon，1998）特别注意中国宪法的三个特征：第一，它是实用主义的。它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定了一套特定目标。因此，它更象一个“中国股份有限公司”的章程。第二，在中国的宪法里，没有关于公众如何批准宪法的条款。它没有给出公民怎么参与并同意这样影响深远的一个目标的指示。这就产生了关于中国宪法的合法性问题。最后，所有公民权利是由国家和党组织给的，但国家和党组织对权力的垄断来自“上帝”：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而不需要正当的理由。因此，皮伦（Pilon，1998，p355）称中国的宪法为“追求无限政府的一个纲领”12。

到目前，在中国没有反对宪法的有影响运动，中国人民的危机感还不够强烈，这，再加上中国的巨大规模，表明宪政规则转轨的压力太小，因此，中国的市场导向改革只能在共产党游戏规则的鸟笼里实现。从而改革被党组织的既得利益所挟持就不足为怪了。规则制定者、仲裁者、执行者和参与者都是相同的党组织的安排制度化了国家机会主义，其追求党的利益，不惜牺牲社会的福利。国家机会主义可由政府对私人企业进入重要行业的控制和国家掠夺私人企业为例说明。中国有一个不允许私人企业从事的行业表。这些行业包括银行业、邮政和电信业、铁路、航空、保险、航天工业、石化、钢铁、出版、批发业、新闻及其他行业。在这三十个行业之外，私人企业被限制从事二十个行业，包括汽车制造，电子设备、旅游代理等（Huang，1993，P88），另外，国际贸易、批发和零售流通网络，出版及许多其他行业的僵化的许可证制度消除了私人企业的许多有利可图机会，并产生了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贸易冲突。特别地，有权发放许可证的政府机构在许可证申请者运作的行业有既得利益。例如，国际贸易的许可证由外经贸部颁发，它是中国的很多大贸易公司的所有者。批发和零售流通网络的许可证是由拥有地方国有流通网络的地方政府委员会所颁发，当然，发放许可证的原则是追求政府机构的垄断利益。

缪勒（Mueller，1998）记载了电信部门的国家垄断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这种垄断表明这个行业的规则制定者、主要参与者、执行规则的仲裁者都是同一国有组织。因而国家机会主义被制度化而经济发展受到阻碍。中国还有一个非常僵化的成立企业的政府批准制度，除了海南省以外，既没有公司的自由合伙，也没有公司的自动登记，（茅，1999，Pei，1998）还有武断的且经常极高的成立企业的注册资本要求。这连同户籍制度及住房和银行业的国家垄断，提供了许多能用于追求国家机会主义的有效控制方法。皮伦（Pilon，1998）指出，所有的假公济私当然被中国宪法里的基本游戏规则所支持。国家掠夺私人企业开始于1950年代早期的政治运动，白等人（Bai，et al，1999）认为，在改革年代它继续存在。一个持续存在的原因是，在政府内部的权力斗争和意识形态的论战中，对私人企业意识形态上的歧视。白等人用文件证明，在改革时代国家掠夺行为的另一种形式是收入掠夺，不同层次的政府倾向于强加各种税和费以从他们的企业管辖权里攫取尽可能多的可观察收入。一项1988年辽宁省私营企业的研究发现，税和附加费加在一起将取走可观察企业利润的63%，当二十种不同的收费被算进去后，税务负担甚至更高。这样的税务负担使得私营企业除了通过隐瞒交易和收入来逃避税费以外，难以生存。（中国经济年鉴，1989，P107）。十年以后，一项1998年安徽省私营企业的研究报告说，许多产品的总利润大约是总收入的10%，同时总的税费加起来超过10%，强加给一家私营企业的收费有50多种，这些收费的一些种类是政府自己发布的条例和规则所禁止的。这项研究得出结论：不想关闭其企业的所有者，除了通过隐瞒收入逃税外别无选择。农村的农民是过多税费的主要受害者，整个改革期间，政府对农民作了减少勒索性征收和随意征税的无数许诺，然而勒索性征收和随意征税仍旧很普遍。在一些地方，向农民索取61种不同类型的收费。（丁，严，杨主编，1995）

中国1990年代开始模仿西方式的法律，但是在共产主义的宪政规则下，那些法律，如1994年通过的《合同法》，1993年通过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不能贯彻执行。杨（1998）特别提到了《公司法》和共产主义的宪政规则的不相容性，缪勒（Mueller，1998，P200)特别提到电信行业的国家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之间的不相容性，可以下结论说，许多对西方式法律的模仿在共产主义的宪政规则下不能运作。宪政的约束表明中国的改革只能沿着双轨制前进，这种方式产生的长期代价很可能超过它赎买特权阶层既得利益的短期好处，我们将用几个例子阐明这一点13。

例2：中国的农村改革和土地制度

第一个例子是中国的农村改革和土地制度（见Yang，Wang，Wills，1992，Sachs and Woo，1999，P30，Wu，1998）在中国的农村改革里，村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在70年代末分给了农民。在1980年代，土地的出售被完全禁止，尽管从1984年起，已经允许土地使用权转让(Yang，Wang，Wills，1992，P18），村干部根据村庄人口的变化控制土地的重新分配。数据表明，在农业改革的早期，农业部门的自由化和定期土地的家庭承包责任制产生了令人瞩目一次性的农业生产率提高。一个简单的外推计算表明，1978年农业改革使水稻和小麦产量恢复了它们被1958至1977年集体化所压制的潜在增长趋势（集体化在1950年加速，在1958年灾难的大跃进达到顶峰）14。

1985年后，农业部门的增长放慢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农民对将来土地使用权的不确定性，尽管1984年政府决定?农民承包期延长到15年?普拉斯特曼、汉斯坦德和李（Prosterman，Hanstad and Li，1996）在他们的实地工作中发现以下事实：地方官员没有真正贯彻这项政策，在许多村庄，来自集体的代表每三到六年收回村庄的所有土地，重新分配小块土地以适应家庭规模的改变，其结果是抑制了农民对土地进行许多小型长期改进。（例如挖井和小型支流排灌系统，施更多的有机肥），而这些改进将会提高粮食产量15。

约翰逊（Johnson，1994）指出，针对1985年后农业增长减速，政府的一些政策增加了农民对土地安全的担心，因而降低了农民的工作努力和对土地的投资。例如，政府在1990年后期宣布，为了实现机械化的规模经济收割，象耕地、施肥和收割这样的农事活动，将重新集体化。

农业生产停滞第二个重要原因是从1994年起，粮食收购和流通网络的国家垄断被强化，垄断的流通体制造成了骇人听闻的大规模腐败和浪费，在1993年后期，国家决定扼制通货膨胀的时候。粮食收购配额被再次引入，对27种农产品实施价格控制，更糟糕的是，当紧缩银根对付通货膨胀的时候（1985，1989和1992），政府对它的粮食收购支付一部分票证（白条）而代替现金（Sachs and Woo，1999），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粮食生产增长减退。

导致1985年后农业生产率增长放慢的第三个因素是1979年以后的那些年里对农业基础设施（即灌溉工程）投资的大量减少，例如，1994年农业基础设施真实投资水平只是1979年水平的58%。然而，看来很明显的是在广大农村区域，农业基础设施国家投资的下降伴随着国家开发人力资源努力的降低。这能够用土地市场和相关合同的缺乏来解释。即使在缺乏国家投资的情况下，农业基础设施也能够通过相关的土地合同来发展。但在制度约束下，基于地权的工程合同不可行，同样，在缺乏土地贸易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不能通过土地的财产税和销售税增加收入，地方政府必须用乡镇企业的利润、征税和收费增加足够的收入，以保持地方官员的士气，但这使地方官员的腐败和其他机会主义制度化。

根据吴（Wu，1998）的文件记载，这种土地所有权的双轨制产生了土地的有效商业化使用和社会公正之间的两难冲突。沿海省份的许多地方官员把村庄所有的土地划成两部分：能租给外国或私人企业的商用地和家庭耕作的口粮田。在两田制下，村庄的官员获得了对商业用地的控制权并从中攫取租金。作为交换，村民有在租赁土地的企业就业的优先权。但租金与就业收入之间的差别巨大，因此整个过程是地方官员从集体拥有土地的农民手里偷租的过程。既然这种偷取那么不公正，许多农民抗议因此发生，中央政府被迫禁止了两田制的实验，这项禁令阻碍了地方的工业化，消除了许多对社会有利的商业机会。

总之，由共产主义的宪法强加的制度约束产生了公平与效率之间的两难。在缺乏宪政秩序的市场取向改革下发展起来的双轨制制度化了政府官员的腐败和机会主义行为，并造成了宪政转轨的更多障碍。（Yang，Wang，and Wills，1992）估计了农村土地可转让程度并估计了土地所有权私有化的潜在收益。根据他们的人均真实收入、商业化程度（劳动分工水平）界定和行使产权的效率指数之间关系的经济计量模型，在1987年如果土地自由贸易被允许的话，中国农民的人均真实收入将增加30%。这再次验证了萨克斯和胡的断言：尽管在双轨制下，中国的农业部门有一个相当令人瞩目的发展绩效，但如果双轨制被完全的私人所有权所取代，就象1949年前的中国那样，中国的经济绩效将会更好，当前的农业停滞不前将不会发生。

例3：中国的乡镇企业

双轨制的第二个例子是中国的乡镇企业（TVE）。萨克斯和胡（Sachs and Woo，1999）提出，TVE一词有两种通常用法，这两种用法可能令人混淆，统计中的官方用语和所有权类型讨论中的学术用语。官方统计的乡镇企业含义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扩大了。1984年后，乡镇企业统计也包括联合所有（几个人或家庭所有）和个人所有（一个人或家庭雇用不超过7名雇工）。官方统计用语所给的乡镇企业印象，在性质上压倒多数的是私人企业。因为在1994年87%的乡镇企业是个人所有的，个人所有的乡镇企业生产了乡镇企业产出的将近27%和工业乡镇企业产出的将近19%16。

然而，关于乡镇企业的所有权结构的大多数学术讨论使用一个狭义的定义：只包括那些正式登记（在我们看来，日益不真实的登记）为乡镇所有和村庄所有的企业。这种狭义的定义解释了为什么诺顿和沃尔德（Naughton and Walder，1995a）把乡镇企业描述为地方政府所有。除非另外提到，在下面关于乡镇企业所有权结构的分析里，我们将坚持乡镇企业作为公共所有企业的这个狭义定义。

乡镇企业几乎没有创新性，因为这样的地方政府或集体所有的企业19世纪末在许多国家，如日本和中国清王朝都试验过，但是在保护企业私人权利的宪政秩序下，多数情况下这样的企业和集体所有的企业不具有竞争力，乡镇企业完全在政府计划外运作，有非常硬的预算约束(几乎收不到来自中央和省级政府的国家预算补贴，只从地方政府那里得到相当少的一点补贴。

毫无疑问，地方政府已经把乡镇企业看作地方预算收入的一个重要的潜在来源(Oi，1992)。1980年代早期，中央政府引进税收合同：中央政府与各省商定收入数额的一种财政合同制度，这种财政合同安排被各级政府逐级复制直至乡镇一级，?其结果，地方政府使用所有可能的方式，包括许多越过法律界线的方式，推动农村工业发展。同时勒索它们以补充政府预算(Zweig，1991）。

一些经济学家把乡镇企业看作是融合了市场激励与公共所有权的一个重要且高度成功的制度创新，相反，另一些经济学家把乡镇企业看作是通往真正私人所有权的道路上一个半截子改革方案。而前者强调乡镇企业是中国不发达经济条件下的特定产物。后者强调如果中国现在不推动乡镇企业的真正私有化，面临着严重的制度束缚和问题（Sachs and Woo，1999）

集体所有农村工业企业的根基是在十年文革间奠定的，当时官方对自力更生的强调和国家分配制度的崩溃造成农村公社扩大他们非农活动。1979年公社制度开始瓦解时，这些社队企业被重新列为乡镇企业。出于对农村低就业和地方发展的担忧，导致了对建立乡镇企业规则的不断放宽。从1984年起批准成立和监督乡镇企业的条件在各地差别很大。

乡镇企业有三种主要类型，第一种类型被称作江苏模式，因为它集中在苏南的三个城市：无锡、苏州和常州。江苏省地方当局对乡镇企业实施牢牢的控制（例如，参与投资决定，控制工资及不同乡镇企业之间的劳力流动），并通过限制能创办的合伙企业和私人企业的数量来保护乡镇企业。

乡镇企业的第二种类型被称作浙江模式。浙江省的地方政府，虽然是许多乡镇企业的重要股东，以乡镇企业向村庄基金进行年度捐款为条件，平常限制对乡镇企业的生产、分红、人事任免的干预。浙江乡镇企业类似于租赁的企业，不同之处在于它们的管理者可能被地方官员免职。

第三种乡镇企业形式是伪装成乡镇企业的真正私人企业。这种情况下，企业的整个资本来自一个人或一个小团体。为了被允许登记为乡镇企业，企业向地方当局付费，这是一种被一般地称作戴红帽子的不加掩饰的伪装。掩盖真实所有权愿望的主要原因是更低的税率，更容易的批准程序，对企业规模和经营的更少限制，以及在改革者的政治命运可能反转下找到政治保护17。

直到1990年代，江苏模式被认为是最佳乡镇企业形式，因为它的信条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最接近18。然而，就象传统的国有企业一样，江苏模式的乡镇企业也遇到了财务困难。结果是1992年第四季度，无锡、苏州和常州通过固定租金或竞价销售的方式把一些为赤字所困的小型国家所有或公共所有企业的经营权转移到私人实业家手里19。

在乡镇企业多样化，它们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以及演变性质都模糊的情况下，不同的作者强调乡镇企业不同的基本特征，而经常不承认它们在时间和地域上的极大差异，因而也是自然的。例如，倪（Nee，1996）把乡镇企业看作政府和私人部门之间的不正规合资企业，经常伴随着集体所有的资产和企业不正规的私有化。而沃尔德（Walder，1995）把乡镇企业看作公共所有权的一种形式，与大型城市国有部门没有差别。彭（Peng，1992）强调乡镇企业的半私有性质而解释它们的经营自主。而欧（Oi，1995）突出强调以国家为中心的观点：乡镇企业是由县、乡镇、村庄分层管理的一个巨大的多层公司的一个生产单位20。1990年代，随着附加的对企业登记为乡镇企业的限制的减轻，如罗纳斯（Konnas,1993）曾经强调的，许多地方出现真正的乡镇企业和红帽子私人企业共存的现象，专门用语的模糊更是不胜其繁。

在改革时代，乡镇企业制度沿袭了毛的社队企业的许多优势和劣势。它歪曲了企业的地理分布，阻碍了有效的城市化，把资源从技术先进的大型国有企业重新分配到技术落后的地方企业，创造了中国式的双轨主义：技术落后的灵活的乡镇企业和技术先进的僵化的国有企业共存21。这种双轨主义表明在技术效率和地理位置效率的利用与X效率的利用之间的两难。因此，乡镇企业令人瞩目的增长也有它的代价。在自由企业制度下，许多乡镇企业可能被位于城市的，比城区的大型国有企业更有竞争力的大型私营企业所代替的。因此，从这个观点来看，乡镇企业非常高的增长率也许有反效率的一面。阿仑杨(Alwyn Young，1999）提供了由乡镇企业和相关的区域分权产生歪曲的经验证据。乡镇企业具有地方政府的控制下的企业系统的全部常见缺陷，既然规则制定者、仲裁者和参与者是同一个地方政府，它产生了不公平的游戏规则，制度化了国家机会主义和腐败，因此，游戏规则不稳定、不透明、不可信。乡镇企业对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没有受到足够重视，同时许多中国专家对它与中央政府完全控制下的苏联式国有企业制度相比的优势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乡镇企业有着比更高级别政府所有的国有企业更硬的预算约束。根据吴（Wu，1998）出色的实证工作，乡镇企业，加上折衷的土地所有权改革方法和户籍制度，产生了一个非常奇特的中国式封建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地方政府官员的地方领土管辖权，司法和执法权，对土地的控制权，他们在党组织里的官位，成立企业的权利，筹集资金的权利，以及对乡镇企业的控制权是不可分割的，就象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制度。大邱庄的例子表明了封建制度的特征（何，1997）。大邱庄党委书记禹作敏在一件谋杀案中阻挠国家警察执行法庭命令。禹是村长、党委书记和这个村全部乡镇企业的董事长。他控制着地方民兵力量，有实际的司法权。许多媒体报道也表明地方政府官员用乡镇企业作为掠夺的一个工具，他们迫使村民捐资成立乡镇企业并承担这项风险投资的全部风险。然后来自风险投资的收入被官员所掠夺（何，1997）。

在中国式封建制度下，人们被排列为有不同权利的不同集团，地方党组织官员是一等公民，他们有全部权利和特权以牺牲别人为代价牟取其既得利益，二等公民是有当地户口的村民。他们能在乡镇企业找到好工作，并有权得到一部分村庄福利基金。三等公民是外来移民，他们在乡镇企业干最脏的工作，不能得到丝毫福利津贴。这类似于一种封建制度，因为一个人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是由她的政治地位和户籍状况所决定，而不是由她的收入和宪政权利所决定。中国式的共产主义封建制度，连同户籍制度和城市的国有房地产制度造成的低劳动力流动性，解释了为什么地方政府所有和集体所有企业在中国农村兴隆，而它们并不象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资本主义企业那样具有竞争力，在资本主义经济里个人有人身自由，能够自由交易劳动、资本、土地和其他财产。封建制度和低劳动力流动性表明社区成员期望永远住在同一地方，在同一地方性的社区，居民的共同利益是相当稳定的。因此，他们比在自由的市场制度下更有激励为乡镇企业出力。

这种新型封建制度不仅歪曲了管理者和企业之间的匹配，企业的地理布局模式和资源配置，阻碍了城市化，也产生了可能造成社会不稳定的社会不公。

依照国际标准，乡镇企业所有权结构极不正常，在大多数有农村工业的东亚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小企业的所有权是私人的，经常在一个家庭内部。相反，乡镇企业的所有权至少根据官方统计所说是集体的。一些学者论证集体所有权反映了深厚的中国文化模式。然而，这种合作文化假说已被质疑：在台湾农村小型私人企业占绝对多数，整个东亚小型的华裔私人企业盛行。如果有关于小企业的任何中国文化特色，看来是私人、家庭所有的企业而不是集体所有的企业。

其他学者说集体所有权是农村企业筹集资本金并通过缩短监督距离而减少委托一代理问题的一种有效方式（Qi，1995，Walder，1995a）。他们用这些理由把乡镇企业所有权结构解释为适应中国落后的生产要素市场，对市场失败的一个最优反应。诺顿（Naughton，1994a）认为在转轨的早期，银行在办理小额贷款申请和评估风险方面条件很差。在中国，地方政府所有权扮演着一个金融中介的关键角色。地方政府能更好地评估在他们的控制下创办企业的风险，并作为向个别的乡镇企业贷款的担保者。

一些经济学家甚至把乡镇企业的成功解释为反对私人所有权是小型企业的天然所有权形式的一般看法的确切证明，并论证说决定效率的不是所有权而是产品和要素市场的竞争（Nolan 1993）。

萨克斯和胡（Sachs and Woo，1999）对这种乡镇企业所有权形式的实用主义解释，尤其是它所强调的国家在金融中介中的优势，持怀疑态度，在1960至1995年间，即使台湾的中小企业遭受着整个国有银行系统的歧视，它们仍表现出充满活力的增长，非正式金融机构自发出现以迎合它们的需要（Shea and Yang，1994）。当1979年开始经济自由化时，市场力量（当被地方当局容忍时）导致金融制度创新的能力近来也在浙江省温州市见到。刘（Liu，1992）报告说，当地私人部门所需资金95%由地下私人金融组织，如台会、专业放债户和钱庄提供22。

一个适当的乡镇企业所有权结构的一般理论应当基于两个主要考虑：第一，直到最近，私人所有权在许多地方被严格控制和歧视。个人所有权在1978年被给予宪法保护，而私人所有权，在中国被认为不同于个人所有权，在1987年才被给予宪法保护。由于企业登记为私人所有面临的歧视，因而（登记的）农村工业的集体所有权是针对歧视的一种自我保护对策。张(Zhang，1993）用“非集体乡镇企业”来称谓合伙、个体和私人企业。他报告说“实际上在与地方政府相关的所有方面（比起）情况相当的集体乡镇企业，非集体乡镇企业往往被歧视”。地方政府表现出对非集体乡镇企业歧视的领域包括：取得银行信贷、获取更大的生产场地，政府对原料和能源的分配，政府协助解决技术问题和创立合营企业。等等。有证据表明，在税收和利润分配方面，非集体乡镇企业面临着被过度勒索的更大风险，地方政府往往比对待集体乡镇企业更随意地对待非集体乡镇企业。

简言之，一些中国专家确认的市场失败不是由私人市场经济固有的无效(象外部性和公共财)所造成的，这些所谓的市场失败实际上是由国家强加的意识形态约束所造成的。特别地，银行因为国家指示而提供给乡镇企业比私人企业更多的贷款，并不是因为乡镇企业内在地更有效，或是因为地方银行认为地方政府是比它们本身更好的风险评估者(Chang and Wang，1994)。

大家普遍同意乡镇企业比国有企业面对着更强的市场激励（包括更硬的预算约束）。萨克斯和胡（Sachs and Woo，1999）指出，三种乡镇企业类型的两种，江苏类型和浙江类型，在本质上相当类似于红帽子私人企业。地方官员有私人激励最大化乡镇企业的利润，因为在县、乡镇和村庄各级官员的仕途和薪水受村企业的效益和发展所直接影响（Oi，1995）。又因为当地居民和工人都没有通过合法，正式的渠道去行使他们的所有权的方法。简言之，乡镇企业由地方官员非正式的私有化已经减少委托一代理问题，并导致了乡镇企业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23。这种私有激励假说解释了为什么彭（Peng，1992）发现农村公共企业和农村私人企业的工资决定过程一样。

如果这种非正式私有化的解释有根据，那么只有地方官员的集体凝聚力不堕落为个人掠夺资产的努力时，乡镇企业继续有效率才有可能。我们看到在1980年代的江苏和山东，集体凝聚力的关键是对这些地区私人企业的严重歧视，在这些地区缺乏隐藏掠夺来资产的经济空间的结果，消除了单个官员掠夺他们所监督的乡镇企业的激励。没有对私有产权的强烈法律歧视，掠夺资产将更随意地发生，通常观察到的非正式私有化的无效率将变得更加普遍。

如果这个观点正确的话，决定性的影响是：私营部门相关规模和劳动力流动的逐步增长将最终削弱地方官员反对个人掠夺资产的集体凝聚力的基础（通过为掠夺的资产提供安全的隐藏地），从而损害乡镇企业的绩效。

1992年初以后，打算改善由1989至91年的紧缩政策造成的农村失业状况，对私人产权的歧视进一步减弱，许多乡镇企业摘掉了它们的红帽子。

当中国迈向市场经济的时候，日益增多的私营企业不再觉得有登记为红帽子或集体所有企业的必要，因为在私营和公共部门之间优惠待遇的差别已经缩小范围。……但有一个问题，集体部门现在表示说没有它们的帮助，私营企业不可能发展，作为这些公司的所谓“所有者”，党组织通常要求“离婚”的高额补偿或者要求这些公司与国有企业合并（“私营企业快速行动摘掉红帽子”，《中国日报》，1994年10月4日）。

例4：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和价格自由化

双轨制的第三个例子是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和价格自由化(Sachs and Woo，1999，P17)。

到1983年，一个事实上的国有企业承包制已经出现。一个国有企业与它的主管部门签订一个合同，规定每年上交国家的收入（税收连同利润）的数量，因而一般相信给予企业最大化其财务盈余的激励。然而，国有企业仍然受软预算约束支配，如果财务结果不佳就被免除了支付合同规定数量的责任。管理者和工人合谋以奖金和各种实物津贴的形式蚕食国有资产，其结果，国家发现财政收入占GPP的比重下降得比预计大得多。

1983年，国家开始以收入税代替承包制，然而，这种收入税制度是短命的，因为它不仅不能抑制财政收入占GPP比例的下降，而且国有企业试图与政府就税收条款讨价还价，并宣称对低利润承担责任的是政府定价而不是他们的管理。到1986年，国有企业转向扩大的承包制，在这种制度下，许多管理者建立集体企业把有价值的资产转移到那里，把所有坏债留在签合同的国有企业，许多承包者也不能执行他们的合同（见《企业经济》1995年第7期，P45）。这并不令人惊异，因为根据产权经济学（Alchian and Demsetz，1972），如果没有人对国有企业有剩余权的话，没有人有激励找到好的承包者并有效地执行合同，1994年1月，承包制再次被收入税代替。杨和黄（Yang and Ng，1995，也见Sachs and Yang，2000，第8章）认为，企业家服务的直接定价成本高得无法接受，而对一个企业的私人剩余要求权是对企业家服务间接定价的根本。因此，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是成功改革的根本，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是否证实这一点有赖于经验证据。萨克斯和胡（Sachs and Woo，1999，PP19至28）叙述说，国有企业的生产率绩效仍然是一个高度争论的问题。一些研究者看到了提高，而另一些没有看到。然而，在评论这些争论以前，值得记住两个重要的一致观点：（1）国有企业生产率提高，如果有的话，也低于非国有企业生产率提高。（2）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如果有的话，也与国有企业财务表现急剧恶化同时发生。根据白，李和王（Bai ，Li and Wang，BLW，即出)），在中国，TFP的提高，如果有的话，(也不增加经济福利，这是为什么中国公众继续把国有企业改革看成一个失败的原因。一些中国国有企业生产没有销路的产品，但有着更大的生产效率。宏观存货数据支持这一理论。1980至93年间中国的存货投资平均是GDP的7%，而相比而言OECD（经合组织）国家平均为2至3%，只有一些东欧国家在1990年以前有那么高的存货投资率。这么高的存货水平表明相当多的产品没有市场，特别地，在中国，卖不出的存货也算作国有企业的产量。因此，基于产量数据的TFP的估计被明显高估。拉迪（Lardy，1998a，P206）也用文件证明了卖不出的存货的堆积如山和国有企业日益增加的坏帐之间的相关。

即便有人相信在中国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主要是最大化利润，技术创新只构成最大化国有企业利润的方法之一。对于中国的一些国有企业管理者而言，花时间与政府官僚搞好关系与增加生产效率相比，也许在财务上更划得来。直到1990年代，大中型国有企业必须以低于市价向政府交售生产定额。他们收到补贴的投入品作为补偿，如果补贴的投入品的数量高的话，这种定额制度将给企业产生高的租金，李（Li，1994）估计，一个在定额生产之上有市场利润的国有企业，在1986至1988年间收到其市场利润2.7倍的租金。官僚主义的讨价还价远远比市场竞争更有利可图。李的租金估计也许是下限，因为它不包括国有企业从税收协议中收到的租金。代替当时开始生效的55%的法定税率，国有企业事实上支付33%的收入税率的习惯做法相当普遍。

经济学家们对国有企业的极差财务表现并无异议，从1980代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改革后，国有企业的亏损稳步增加，1990至91年间当国家试图收回一些移交给国有企业的决策权时，这种状况稳定下来，1992年，为了避免苏联的命运，邓小平号召加快经济改革，那以后，分权的努力在地方领导的带头下加快了，想不到地结果是更高的经济增长伴随着更大的国有企业亏损，1992年当年产出增长13%，而大约有2/3的国有企业经营亏损，这些企业亏损不能归罪于价格控制，因为在1992年价格控制只覆盖国有企业的一小部分，从此以后，国有企业的亏损继续加快，在1996年第一季度，整个国有企业部门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首次滑入红灯区，它报告了34亿元的净亏损24。

一些经济学家强调管理者和工人对企业利润的自发侵吞是国有企业利润普遍下降的最重要原因，随着中央计划的终结和财务决策权下放给国有企业，工业局有关国有企业信息的主要来源是由国有企业自己提交的报告，在持续软预算约束的条件下，国家监督能力的降低意味着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几乎没有激励抵制工资需求，因为他们将来提升到更大的国有企业部分地由他们任期内增加工人的福利所决定的25。

最早的把国有企业的利润流失归于分权改革的是1986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指出了国有企业出现的通过各种记帐手段来过度消费和过度投资的趋势26。胡、海、金、樊（Woo，Hai，Jin and Fan，1994），胡（Woo，1994），樊和胡（Fan and Woo，1996）用各种样本和官方数据显示出直接收入（工资和奖金）与间接收入（例如补贴和各种分发）的总和增长得比劳动生产率提高要多，米纳米和翰代（Minami and Hondai，1995）发现从1988年起，机械工业产出的劳动比重开始随着1985年的分权改革的加快而上升，并超过了估计的产出弹性。波森（Bousin，即出）计算出1989至1993年工业国有企业的边际劳动生产力增加了5%，而工业国有企业工人的工资上升7%。孟和帕金斯（Meng and Perkins，1996）研究了1980至1992年间广州、厦门、深圳和上海（更激烈的市场竞争典型的4个沿海经济体）149个工业国有企业和139个非国有企业的工资和劳动需求的决定因素。孟和帕金斯发现，分权改革下的国有企业象劳动者管理的企业一样，最大化每个雇员的收入（通过动用利润），而非国有企业象资本主义企业一样最大化利润。

诺顿（Naughton，1994b）对过度补偿解释表示怀疑，因为国有企业的工资单，包括全部货币补贴，1978年以来几乎不变地保持为GDD的大约5%。这个观点被认为有两个问题：第一，对过度补贴假设的正确检验是通过国有企业部门的增加值，而不是通过整个经济GDP来估计国有企业的工资单。第二个困难是直接现金收入只是劳动补贴一揽子交易的一个部分。为了控制通货膨胀和挪用公款，直接现金补偿的主要类别已经处于严格的国家规定之下，工资和奖金条例迫使国有企业通过更好的住房，改进的交通工具，新的娱乐设施，实物津贴、学习旅游等间接方式增加职工的收入27。国有企业的财务困难已经通过三种渠道的增加货币发行而动摇了宏观经济。第一种渠道是来自国有企业部门的财政贡献下降造成的日益增大的国家预算赤字的货币化。1978年国有企业上交的收入税占GDP的19.1%，1988年占6.6%，1993年占1.7%，而它们相应地上交了整个利润的19.1%，0.5%和0.1%。（World Bank，1995，表7.3，1996b，表23）。

第二种货币发行的渠道是通过银行贷款为增加的国有企业亏损提供资金。第三种渠道是向国有企业支付投资贷款来弥补它们资金融通能力扩张和技术升级所需的内部资本的短缺。

即使国有企业绩效改进，这反而会加强裁判-球员一体化的国家机会主义。因此国有企业绩效改进对社会福利而言可能并不是好事。中国的儒家学者早就了解这点。他们认为政府经商是与民争利。现代宪政规则也严禁执政党直接从事营利性活动。美国的执政者必须将其营利性生意交给独立的信托行。一些经济学家声称国有企业关心政府的社会福利，新的非国有企业有更年轻的员工，几乎没有养老金支付和其他福利津贴的负担。因此，当私人部门的规模相对于国有部门增加时国有企业恶化的财务状况，可以理解。

拉迪（Lardy，1998a，P53至57）记载了这个事实：依据产出和就业水平，依据就业比例和资金融通比重，国有企业一直在扩张。尽管它的产出比重下降，财务状况恶化。由垄断的国有银行体制提拱的贷款大多数进入了国有企业。对国有企业的其他投入也持续增加。如他所示，在过去的二十年，尽管日益增加的竞争和持续的市场自由化，国有企业的财务状况已经恶化。国有企业负债对资产的比例在1995年升至平均85%，这也许是最有力的证据。根据拉迪（Lardy，1998a，P119）的分析，中国的四个主要国有银行作为一个整体的净值为负，因而无清偿能力。这个潜在的金融危机主要是由国有企业恶化的财务状况造成的。他指出，上升的储蓄率和国家发行货币权力相结合已经提供给中央政府用来暂时掩盖根深蒂固的结构性问题的金融资源。与白等人（Bai，et.al，1999）相反，这个观点表明在中国造成异常高储蓄率的存款匿名制，是潜在金融危机的一个来源而不是中国发展的一种推动力28。

值得注意的是，1989年天安门游行示威者最初的要求是降低通货膨胀和减少腐败。我们因而认为以保持社会稳定为借口反对中国私有化的观点忽视了因资产掠夺、腐败以及国有企业未改革的所有权结构导致的宏观经济不稳定而造成的社会紧张。（当然，腐败地管理私有化，象俄罗斯的情形那样，也可能导致极度的不平等和社会不稳定）。何清涟（1997，PP71-240）

记载了由土地市场、国有企业改革和价格改革双轨制造成的大规模腐败。在她看来，大规模的腐败已普遍到使不道德和机会主义传播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我们接触过的许多中国人认为，对这种大规模的腐败造成的社会不公的不满，可能造成政治动乱。但双轨制这个严重的潜在后果并没有得到中国以外的经济学家们的应有注意。

从1995年起，报告显示中小型国有企业的全面出售已经在全中国发生，最为人知的例子是山东省诸城市。1992年诸城开始私有化国有企业，当时它的国有企业有2/3亏损或者刚刚收支平衡29。在诸城差不多90%的县属国有企业已经被私有化。国有企业转变到股份合作公司的加速反映了领导层的看法：通过股票市场上公开的证券出售以及与外国公司合资的局部私有化是承包制的一个改进。然而在缺乏正式私有化的情况下，国有企业的公司化造成大规模腐败。

何清涟对中国两种类型的自发私有化的记载说明了双轨制和腐败之间的关系。何（He，1997，PP101至138）记载了1987至93年间在中国，国有企业通过股份化的局部私有化30。在规则制定者、仲裁者和参与者都是同一政府代理人的游戏规则下，这种自发的私有化产生大规模的腐败。她分析了在这种政府内部人控制过程中的四类腐败。腐败的第一种方式是直接把国有合股公司的股份分配给那些有成立和管理这些公司的批准权的政府官员和有权分配土地、银行贷款和其他重要资源的政府官员。（He，55）。在第二种方式下，在香港或海外建立私人公司作为国家合股公司的合作者或子公司，然后通过两个企业间不正常的各种交易（例如低价卖出高价买进），国有资产从后者转移到前者（He，P60，P69），在第三种方式下，在这样的合股公司里，私人股东收买政府代表通过各种所有权的重组计划无偿地把政府的股份转移给前者。（He，PP57至60页）。在第四种方式下，国有企业和外国公司的合资企业中的政府代表故意低估国有资产的价值，然后在私下得到外国合资者的报酬。最终，许多真正私人合股公司在这个期间产生，但这些公司的所有者必须支付非常高的贿赂金以使它们得以登记并保持运转（即得到土地和其他基本原材料以及各类官方的批准和允许，以避免政府没收和限制私人企业）。在中国，有权的政府官员对私人企业的有力监护，是私人企业生存之绝对必要条件31。何（He，1997）和其他中国学者坚持说国有企业通过股份化的局部私有化是一个失败。大多数股份化的国有公司的绩效没有改进，甚至在1994年中国的《公司法》通过以后，中国的《公司法》的同股同权原则在这些股份化的国有公司里没有贯彻。政府持有的股份有更多的投票权，内部人交易和腐败非常普遍，在何（He，1997）的记载中，这种国家控制公司的自发私有化的许多实例，涉及到资本外逃32。这种公司模式变成了内部人窃取国有资产的一个工具。

何（He，1997，PP71至100）也记载了在土地的国家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交易的双轨制下，土地使用权自发私有化的许多例子，在她看来，这是一个大规模腐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有取得土地批准权的政府官员为了钱而出卖他们的批准文件。用于购买土地的钱大部分来自国有银行。因此，在1988至94年大规模的中国圈地运动中，许多有贷款审批权的国有银行官员和他们的主管人卷入腐败。再一次，双轨制一方面创造了土地作用权市场，另一方面制度化了腐败和国家机会主义。

在1995年，“国际透明度”进行的41个国家腐败严重程度排序，中国按腐败程度排名第二(Sachs and Woo，1999)。继续腐败和国有资产的滥用将进一步降低公众对现存政治制度的支持。双轨制的负面效果也许大大超过通过赎买其既得利益而增加改革支持者的正面效果。

另外，双轨制产生了与无效率相结合的非常不平等的收入分配。由户籍制制度化的对农村居民的歧视造成了城乡之间反效率的不平等收入分配。给予部分沿海地区贸易特权制度化了对内陆地区的歧视，它造成了沿海和内陆地区之间反效率的不平等收入分配。由简，萨克斯和沃纳（Jian，Sachs and Warner，1996）所记载的沿海和内陆省区增大的收入差距以及一个日益增加的基尼系数不仅限制了市场的范围，阻碍了劳动分工的演进，而且产生了对政权普遍的强烈不满，这已经造成许多抗议并可能导致大规模反抗33。

在我们看来，中国的双轨制并没有提供世界其他地方制度试验不曾提供的多少新信息。

它恰好再次验证了成功的经济发展不仅需要市场，还需要宪政秩序和法治来保持个人权利并提供对政府权力的有效制衡。适当的道德准则，行为规范以及打破执政党的政治垄断是宪政秩序形成的根本。

六、可靠性与劳动分工网络效应之间和激励提供与稳定性之间的两难冲突。

在东欧和俄罗斯转轨期间产出下降是许多经济学家没有预料到的现象，罗兰（Roland，2000，P20）报告了这样令人吃惊的产出下降规模。波兰的实际GDP增长率在1990年和1991年分别是-11.6%和-7.6%；匈牙利在1990，1991，1992，1993年分别是-3.5%，-11.9%，-3.0%和-0.9%，捷克相对应的数字分别是-0.4%，-14.2%，-6.4%，-0.9%，俄罗斯的真实GDP增长率在1991，1992，1993，1994年分别是-13%，-19%，-12%，-15%。在这一节里，我们使用刘(Lio，1998），萨克斯和杨（Sachs and Yang，2000，第10章）发展的模型和类似于阿洪、班切塔、班尼杰（Aghion，Bacchetta，Banerjee，1998）模型之一的蛛网模型解释产出下降现象。

刘模型（Lio，1996，1998）表明完全保险能增加劳动分工的网络可靠性，从而提高分工的均衡水平和相关的总生产率。改革以前，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通过模仿资本主义工业化模式建立起劳动分工的庞大网络，在社会主义阵营，在专业于一个部门的每个国家供给其他所有国家这种产品，并从其他国家的每一个专业生产部门购买商品。例如乌克兰专门生产谷物，捷克专门生产机车和其他机械，东德专门生产机床。在缺乏保险的情况下这种劳动分工的庞大网络有非常低的可靠性。因此，在社会主义国家发展起一个隐性的完全保险制度，有全部就业保险、养老金保险、医疗保险、贸易保险等等。在中央计划者将全部买下商品的意义下，每个国有企业是它生产的全部商品的受保人。尽管这种完全保险产生大量的道德风险，但它为劳动分工庞大网络提供了可接受的可靠性。

由于苏联解体，前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完全贸易保险消失了。由中央计划体制在1950年代建立的劳动分工庞大网络的可靠性，在保险市场发展以前的新改革时代，当然成指数下降。罗兰（Roland，2000）指出，产出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前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贸易联系的中断。从杨和黄（Yang and Ng，1993，第11章）的模型我们知道，在加深与现在贸易伙伴的关系和拓宽潜在的贸易联系之间有个两难冲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僵化的中央计划体制的等级结构，拓宽潜在关系的交易费用系数极其巨大。因此，没有太大的空间为了增加劳动分工网络的可靠性而进行在大量的潜在伙伴与深厚的现存关系之间的有效折衷。当苏联瓦解和社会主义阵营分裂，切断了许多高度专业化企业之间的既存贸易联系，劳动分工的整个网络当然无法运作。根据这个理论，在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后，如果没有这样巨大的产出下降才是很令人惊奇的事。

刘模型（Lio，1996也见Sachs and Yang，2000，例10-6）展示了能被保险的不完全增加的激励提供与能被保险增加的劳动分工网络的可靠性收益之间有个两难冲突。这个两难冲突表明，如果注意力集中在激励提供而忽略了完全保险对劳动分工网络的可靠性的正面贡献，也许得不到这个两难冲突的有效平衡。多样化保险市场的发展是私有化改革成功的根本。最近的俄罗斯金融危机与国际资本的高度流动相关，阿洪、班切塔、班尼杰（Aghion，Bacchetta and Banerjee，1998）发展了一个蛛网模型解释为什么在一个发达的国际金融市场，巨大的资本流动性可能降低市场稳定性，他们的故事如下：如果在经济绩效和金融信号之间有一个时间滞后，在激励提供和反馈过程的稳定性之间有个两难冲突。激励提供能因信号与参与者的行动之间反馈的敏感性而增加，反馈过程的稳定性将因敏感性的增加而降低。

一个对信号不敏感的反馈制度（象社会主义制度）将不能为经济发展提供足够的激励，但是一个过于敏感的反馈过程将导致非收敛的波动，一个爆炸，或一个混乱过程。在阿洪等人的模型里，反馈的敏感性程度由通过两个变量间的时间滞后而把信号与参与者的行动联系起来的一个差分方程里的反馈敏感系数来表示。在一个发达的国际金融市场里，资本高度流动性意味着这个系数的值很大。这种高度流动性表明任何微小的正面信号能吸引来自世界所有国家的资本，因而在非常短的时间内造成资本的巨大流入。任何微小的负面信号会有能产生惊慌的资本外逃的负面效应（非线性差分方程里的爆炸或紊乱）。

在激励提供和稳定性之间的这个两难冲突表明：一个极灵敏的激励可能不是有效率的。俄罗斯先于私有化改革放宽了对它的资本帐户的限制，这显著地增加了反馈机制的敏感性，私有化改革进一步增加了敏感性，这有利于提供激励，却不利于稳定性。当然，腐败和洗黑钱是负面信号的来源。没有由机会主义造成的道德风险，就像发生在台湾和西欧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上那样的，敏感的反聩本身也许并不制造麻烦，但道德风险本身还不足以解释俄罗斯和南韩的金融危机，因为在没有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很大影响的中国，道德风险甚至比在俄罗斯和南韩更大。

一些经济学家使用道德风险的传统模型来解释俄罗斯和亚洲的金融危机，但模型不能解释为什么在实施自由化和私有化时危机发生。刘的模型和阿洪等人的模型显示了可靠性、交易成本和劳动分工经济之间的两难冲突，以及激励提供、分担风险和稳定性之间两难冲突的模型能更好地解释危机.Sachs，胡，和杨用一个有敏感激励和稳定性之间两难冲突的蛛网模型证明如果经济系统从一个非均衡价格开始，那么一个职业将产生比其他职业更大的效用。因此人们将从后者转移到前者，这将调节一种贸易品的总供需，从而调节这种贸易品的过剩需求。相对价格将对过剩需求的变化作出反应而改变。不同职业的间接效用函数将对相对价格的这个变化作出反应而改变。如果稳态仍未达到，这将再一次造成两个职业里专家相对人数的变化。在这个反馈过程里，反馈越敏感，波动向着稳态的收敛越快。但如果反馈太敏感，系统也许走过头以至于稳态永不能达到。更大的交易效率系数更大的反馈敏感性系数有相似的效果。在一个临界点达到以前敏感的反馈能够使反馈的收敛加速。但极灵敏的反馈或非常高的交易效率也许产生使反馈机制瘫痪的情形。

这个模型能用来解释诸如律师和会计师行业在教育和职业工作之间有一段时间滞后下过剩需求的波动。它也能解释通过提高资本、商品和劳动的流动性而增加敏感性系数或交易效率的自由化改革造成的金融危机。

自由化和私有化改革将增大反馈敏感性系数，或者提高交易效率系数，这将使经济系统更快地向着均衡收敛。但也将增加反馈机制瘫痪的风险，模型可以预测对于相同的反馈敏感性系数和交易效率，在价格的值和它的静态均衡水平之间的最初差别越大，反馈系统越可能因走过头而瘫痪。这解释了为什么台湾没有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台湾在放开它的资本帐户之前实施金融业的自由化和私有化改革，这减少了金融业的国家垄断造成的道德风险。这表明当反馈敏感性因自由化改革而增加时，在市场价格和它的静态均衡水平之间的最初差别不大。中国有非常高的道德风险，但由于政府对资本帐户的紧紧控制，它有非常小的反馈敏感性系数，所以它也没有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重大影响。相反，南韩在它的国家垄断金融体制的巨大道德风险没有显著降低之前放开了它的国际资本帐户。因此，与道德风险相关的市场价格和它的静态均衡水平之间的最初差别，以及与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相关的反馈敏感性系数和交易效率系数，是决定激励提供和稳定性之间的两难冲突的最优折衷点的两个主要决定因素。因此，台湾、中国和南韩的不同情形全部能用蛛网模型解释。这个故事表明自由化和私有化改革的顺序很重要。在工程学的文献里，反馈系统达到在反馈敏感性和稳定性之间的冲突的有效平衡的程度称作反馈深度。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主要任务就是提高反馈深度。

总结性评论：

这篇论文研究了被许多转轨经济学家忽略的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之间的关系。它论证说如果不认识到经济改革仅仅是大规模宪政转轨的一小部分的话，对改革绩效的评估可能误入歧途。在国家之间和各个国家里政治力量之间的竞争是宪政转轨的推动力量。我们用俄罗斯作为经济改革与宪政转轨相结合的一个例子，用中国作为缺乏宪政转轨的情况下经济改革的一个例子来分析两种转轨模式下的特征和问题。我们可得出结论说，在执政党的政治垄断下，经济转轨将被国家机会主义所挟持。经济转轨双轨制产生了宪政转轨的非常高的长期代价，也许大大超过它赎买既得利益平滑转型的短期好处。

注释：

1、美国独立战争的负面短期经济影响在Nussbanm (1925)，Taylower(1932)，Philips(1929，PP115-19)Deane and Cole(1967，P48)中有记载；美国内战的负面短期经济影响在Woodward (1951，PP120-40)有记载。

2、渐进主义和震荡疗法之间的论战从埃德蒙得凡(Admund Burke，1790）和法国大革命者之间的论战算起已有很长的历史。奥尔森（Olson，1982）是震荡疗法一位近来的支持者，他论证说一个稳定的秩序使寻租制度化。而革命和动乱却能打破制度化寻租。哈耶克（Hayek，1945，1960）是勃克的自发秩序和制度的逐步演进观点的一个近来支持者。认为英国的渐进主义和法国的震荡疗法共存比两者之一单独存在更好也许是公正的。

3、近来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评和捍卫能从巴德汗和罗默（Bardhan and Roemer(eds.)1993）中找到。

4、俄罗斯在两个阶段按不变价计算的增长率见米切尔（Mitchell，1998，PP912，919）。这对米塞斯和哈耶克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正是因为这一令人瞩目的增长绩效，萨缪尔森和许多其他经济学家甚至不能在苏联解体在即时感觉到苏联经济体制将要发生的崩溃（见斯高林(Skousen，1997）。

5、这样的政府投资规划与第5节讨论的大推进工业化理论相当一致。在苏联，计划当局对资本主义工业模式和大推进工业化模仿的文件记载能从扎勒斯基（Zaleski，1980）找到。列宁（Lenin，1939）勾勒出他对资本主义工业化特征的理解，后来苏联计划当局模仿了它。中国的大推进工业化的记载能从房（1984）找到。

6、对于苏联式经济体制下物资平衡过程的运作，世界银行（World Bank，1984）提供了详细的记录。

7、社会主义经济的早期文献集中于社会主义体制的特征（4）上，而几乎没有关注特征（2）、（3）和（5）。事实上，（5）在社会主义体制下，（6）综合性的政府投资规划比日常生产计划的平衡重要得多。科尔奈的软预算约束理论集中在特征（5）上。

8、瑞斯金（Riskin，1987）和世界银行（1984）记载了建立一种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的过程。

9、钱颖一（Qian，即出）记载了毛泽东在1958-1960年和1969-1975两次行政分权。从毛的中国到改革时代制度安排的演进特征也能通过把以下信息源汇集而确定：布鲁恩（Bruun，1993），格兰尼克（Granick，1990）刘(Liu，1992)，倪和细京(Nee and Sijin，1993)欧(Oi，1986)，帕金斯主编(Perkins，eds，1977)，瑞斯金(Riskin，1971，1987)，斯格曼(Schurmann，1968)，索林格(Solinger，1992)，万格尔(Vogel，1989)，沃尔德(Walder，1986，1992a，b)，万克(Wank，1992)，王(Wong 1985，1986a，b)。

10、中国户籍制度演变的一个非常详尽的记录，见程(Cheng，1991)，涵盖了这种制度的最近变化的这个论文的一个最新版本，也能从程得到。根据他的信息，在中国，市居民比农村居民有更多的投票权。

11、派泼（Pipe，1999，P152）认为中世纪议会制度在英国的兴起和在西班牙和法国的衰落的原因是英国相对于西班牙和法国规模小。

12、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历史及近来的修改，见皮伦（Pilon），杨（Yang，1994）和钱（Qian，1999）.

13、关于双轨制的代价见罗兰（Roland，2000，P15，P198）.

14、具体而言，使用1952-57年期间产量的增长率，1982-91年水稻和小麦的产量水平落在1952年产量水平外推的直线上。

15、对将来土地使用权的广泛的不确定性的这一发现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尽管有租约转移的立法，农村土地市场出人意料的不活跃这个长期困惑。关于另一个案例研究，见“中国农民，没有权利意味着没有激励”，《纽约时报》，1996年12月15日。

16、数据来自《乡镇企业年鉴1992》，李（Li，1999）记录了广东省顺德市乡镇企业通过转变为公众控股公司而自发私有化的一个例子，据他的信息，从1980年代末起，一个长期的自发私有化过程已经把该市的大多数乡镇企业转变为股份公司，在1990年代末，私人企业在这个市场成了主导角色，然而腐败、掠夺和其他国家机会主义猖獗。

17、通常认为红帽子私人企业的数量比已登记的私人企业数量多。一份1993年调查发现在河北省一个县有至少1000家私人企业，而官方数字是8家（“企业动摇保护盖”，《中国日报》1995年3月31日）。

18、“困在意识形态的泥坑里”，《中国日报》1993年6月2日。

19、“与社会主义市场理论成功结合”，《中国日报》1993年12月15日。

20、欧（Oi）认为，县政府是公司总部，乡镇政府是地区总部，村庄是公司。

21、中国的城市化程度远低于人均收入相近的资本主义经济（何，1997，P275）

22、不顾地方私人银行对经济发展的重大贡献，政府仍然遵循禁止私人银行业的规定，关闭了许多地方私人银行。（Lardy，1998a，PP53-57）。

23、尽管沃尔德（Walder，1995a）不接受“私人激励”假说，他承认它的合理性。

24、“创记录的国有部门亏损”，《南华早报》，1996年6月29日。

25、这种国有企业过度奖赏工人的倾向在1984年得到官方的承认，那时政府引进一种累进的奖金税来控制开始于1979年的慷慨发放奖金。4个月的基本工资以下的年度奖金，被免除资金税，但第5个月的奖金要求国有企业支付100%的奖金税，第6个月的奖金将课以200%的奖金税，第7个月的奖金将课以300%的奖金税，依此类推。

26、报告已经由瑞纳兹（Reynolds，1987）以英文出版。

27、这些间接转移被列到生产成本或从折旧基金列支的投资支出项下，掩盖额外补偿的足智多谋给人深刻印象。陈（Chen，1994）报告说，政府为了控制通货膨胀已对工资和奖金水平进行管制，在一些企业，具有比银行存款高的保证利率并附加分红的（工人的）股份，不过是提高工资和奖金水平的一个策略。

28、匿名存款制一方面能够保护私人财产防止国家掠夺，另一方面它也保护了洗黑钱和与之相联系的腐败。因为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随着私有部门的发展，中国政府的征税能力迅速减弱。因此白等人（Bai，et al，1999）把与利率的控制相结合的匿名存款制，当作政府间接向居民征税的一种有效方式。但这再一次产生了效率和对腐败的容忍造成的不公正之间的两难冲突。

29、“中国城市变成私有化雏形”，《华尔街日报》，1995年6月10日，也见“黑龙江把200家企业押上断头台”，《中国日报》，1996年6月7日。

30、1993年10月中国有3800家股份合作公司。（He，1997，P53）

31、陈和周（1996）记录了在这个期间出现的大型私人公司和国家掠夺私人企业的许多实例。

32、根据邢（1999），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的’错误和遗漏‘项下的巨大数字，反映了大规模的资本外逃。这个数字1994、1995、1996、1997年分别是98亿、178亿、156亿和169亿元。

33、中国的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2上升到1994年的0.433（He，1997，P25），她认为官方1994年的基尼系数因为富人隐瞒的不法收入而低估了不平等。她援引一个基尼系数非官方的估计，1995年为0.59,相反，在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台湾的基尼系数从1950年代的0.53下降到1970年代的0.33（Fei,Ranis,and Kuo,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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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读者可从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国外读者可从杨小凯xiaokai.yang@buseco.monash.edu.au处得到此文的英文原文)

怎样才能使宪法得到尊重

2003， 5， 28

中国学界正在讨论维护宪法尊严和尊重宪法的问题。不过，我想在此提个问题：怎样才能使宪法得到尊重？宪法要有权威才能得到尊重，而宪法权威来自被治者的同意。因此所有成功的好宪法都规定了最严格的被治者的批准程序，一般需要通过公民投票，经三分之二以上公民通过，宪法才有合法地位和权威。宪法要有权威还必须有严格的修改程序。十年可换一次的宪法，不经充分自由辩论就可轻易修改的宪法是不可能有权威的。有些国家为了使宪法修改不至于草率，宪法规定，提议修改宪法的政府在任内不得实行公民投票，而实行公民投票的政府在任内不得推行修改的宪法。因此修改宪法至少需三届政府的时间。

举例来说，当今日本宪法是二战之后美军占领日本期间帮日本起草的宪法，其经过议会各在朝在野党派及公众通过自由媒体的长期充分辩论，再由超过三分之二公民投票通过而具备合法性。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不存在这种权威，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没有规定在何种程序下该宪法可经由被治者以一定程序完成宪法的批准过程。因为没有这种经过公民的认可这一最基本的程序，所以在合法性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没有权威。对这种没有经过被治者认可的一部宪法，如果中国人竟然尊重它，那就代表了中国人民缺乏最根本的“宪政教养”。

宪法权威存在的第二个条件是在宪法的制订和通过时，必须要有执政者的反对派参加。宪法这个做为国家最根本的法律，不能只代表执政者的意见，还必须通过非执政者代表，特别是反对者以及少数派的同意，宪法才能具有合法性以及能被施行的条件。因此在宪法制订的过程中必须让各方，特别是反对派，都愿意参加，宪法才能具有真正的合法性。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出现过两部宪法。第一部是《中华民国宪法》。《中华民国宪法》是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经国民大会议决通过， 一九四七年元月一日由国民政府公布，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施行。《中华民国宪法》的批准程序太草率，也是内战发生的原因之一。但《中华民国宪法》在制订的过程中，是由非国民党人主持，中国共产党并参与其中。亦即，《中华民国宪法》制订的过程符合宪政制订的程序。不过《中华民国宪法》的施行，并没有获得当时中国最大的反对党中国共产党的同意与支持。因此，《中华民国宪法》的合法性就存在问题。

然而，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政权之后所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却是一个比《中华民国宪法》更没有合法性问题的法律。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没有规定任何公民批准宪法的程序。其次，中共在建政之后，甚至不断的消灭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各种政治势力，让所有反对共产党的势力消失，仅存在与中国共产党友好的政党。所以，相较于《中华民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制订并没有任何反对势力的参与。

到今天为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不仅没有获得反对势力的认可，中国政府也仍然继续消灭反对势力。例如，中国政府继续拘捕中国民主党向政府注册的人士。这种举措，严重违背了自由民主制度下政党自动注册的基本政治权利。另外，如果将还在施行《中华民国宪法》的台湾地区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之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也没有得到台湾几个主要政党，如中国国民党、民主进步党以及亲民党的同意与支持。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获得反对者同意的这个合法性条件是不存在的。

英国对北爱尔兰和平进程的处理是一个值得借鉴的例子。爱尔兰新教与天主教的斗争是一场数百年来的争斗。这场斗争也造就了今日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的分裂，以及自 一九六零年之后数以千计的人员死伤。在北爱尔兰，信仰天主教的族群为少数派，信仰新教的族群为多数派，占人口90%以上。英国尊重北爱尔兰人民的自治权，主张由北爱尔兰人民以公民投票方式解决北爱前途问题。但以天主教为首的反对派拒绝参加公民投票。然而，在经历北爱共和军二十年来的武装斗争过程中，英国政府从未片面召开北爱和平进程会议和单方举行公民投票。直到 一九九八年天主教徒与新教徒真正愿意坐下来和谈，英国政府才真正召开北爱和平会议，北爱才真正开启了和平的曙光。至今，虽然离北爱问题的解决还有长路要走，但敌对各方共同参加宪政过程，北爱共和军终于交出武器，为北爱的和平带来希望。

再以美国为例，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后第一次进行的国会议员改选，即展现了尊重少数，尊重反对派的精神。北方虽然在南北战争中取得胜利，但仍邀请战败的南方政党参与选举，公平的竞争议会席次。美国人固然为南北战争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但由于南北双方相互的包容，彼此避免成王败寇的心理，终在尊重宪法的游戏规则下相互尊重，因而造就了今日美国的强盛。

英美这种包容少数派，包容反对派的宪政传统，是宪法权威的基础， 它造就了英美的兴盛与发展。这种对中国人来说尤其具有启示意义。

第三、宪法要有让所有竞争执政权的各方，拥有公平竞争执政权的游戏规则。做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不应该保障某些政党或集团拥有优于其它政治团体获取政权的权力。人类宪政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限制王权以及反对专制独裁的历史。而宪政发展的过程，反映在现实的政治发展上，就是允许反对党的存在，必须让反对党与执政党有公平的机会争取执政权。然而，很不幸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竟是以成文宪法的方式，将一党专政制度化。也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将一党专政明文写在宪法之中（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这种宪政发展的创新源自苏联，它以强调普选制，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形式，否定分权制衡，政党自由，及宪政的私人财产权基础，而将一党专政制度化。这使宪法不再是限制政府权力，保护人民权利不受政府侵犯的制度化工具，而使宪法成为将无限政府和一党专政制度化的工具。在东欧俄国人民纷纷放弃这种宪法时，将无限政府和一党专政制度化的宪法怎么可能有权威？相较而言，中国共产党也参与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反而保证所有政党在法律面前平等。

第四、宪法必须明载限制政府权力的条款。宪政的发展，其实也是一部限制政府权力的历史。例如在最早的宪法雏形 -- 英国的大宪章（Magna Carta） 中，大宪章就规定了没有代表的地方就不必缴纳税金，如果国王想收税就必须经过纳税者的同意。大宪章也限制政府对自由民只能根据法律进行逮捕、关押、驱赶等处罚，此外不得以任何理由处罚。也就是说，政府权力的行使必须被限制的一定的范围内。美国宪法的大部分条款都是明文规定对政府权力的限制，比如政府不得立法限制言论自由。

然而，西方宪政学家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一个实现无限政府的纲领。该宪法并未明确规范政府的权力范畴。国家可以依其需要，例如以国家安全的理由限制人民的言论、通讯自由以及人身自由。国家也可以依其需要侵犯人民的私有财产。人民的集会，言论自由是由政府给予，因此也可被政府拿回。

第五、宪政对政府的权力应该实行分权制衡。政府最高的权力机构中，具有平行、互相不隶属的权力。由于对权力的不信任，所以要分权制衡。在欧美宪政制度发展健全的国家例如美国，他们是将行政权、立法权以及司法权三权分立，相互监督制衡、互不隶属。

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全国的最高权力机关（见宪法第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除了第七十七条说明原选举人民代表之单位可以罢免人民代表外，并无任何限制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设计。人民代表大会同时具有行政权（宪法第九十二条）、 立法权（宪法第五十八条） 以及司法权（宪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一百二十九条以及第一百三十三条） 等。也就是说，三种权力集于一身， 结果是，人民代表大会并无任何宪政机构可以限制或制衡其运作。

这种缺乏分权制衡的一元化宪政设计在宪政发展的历史中是极端危险的政府制度设计，其本质为一种民粹式的反宪政发展，人们通常称之为宪政怪兽。其肇始于法国大革命中的国民议会，结果导致在法国革命中出现专制屠杀的历史悲剧。这一悲剧后来在俄国重演。缺乏分权制衡的这种设计也将导致政府中执政者的权力与责任无法区分，因此无法对执政者的执政成败进行监督。前苏联、或是一九四九年以来的中国，不断发生的政府发动的各种政治运动、社会运动，导致数以千万生命的牺牲正是其结果。中国如不改变这种没有分权制衡的制度设计，仍然将为中国人民以及中国的宪政发展埋下极不稳定的定时炸弹。例如，当类似一九八九年动乱事件发生时，若人民代表大会成功召集，类似法国大革命中的国民议会专政就可能发生。

第六，宪政必须防止政教合一。很多国家的宪法容许人民和政府用相当激烈甚至暴力的方式阻止政教合一。美国一九六零年前历届总统都是新教徒，新教一般最反对专制，美国新教徒总统在这一新教国家通过法律实现政教分离，禁止公立学校教授神学。第一届天主教总统肯尼迪上台前，朝野各方要求他保证政教分离，将他的宗教意识形态与施政分离。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将政教合一制度化。这在所有实行宪政的国家是绝对不可接受的。因为这种制度不可能对其它宗教意识形态公正，这种将政教合一制度化的宪法也不可能获得被治者的广泛同意， 因此它也不可能获得权威。

最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没有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条款，也没有一个大国所必需的地方自治制度设计。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没有类似美国参院保证各省利益可得到平等代表的制度。美国每州在参院都有平等的两席，因此可成为人数少的州对付大州保护自己利益的工具。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实行一党专政，地方政府由中央政府任命，而不是各地人民选举，因此也没有真正的地方自治。所以人民和各省都不会出自内心尊重宪法， 他们中认为自己被不公对待的族群一有机会就会追求类似苏联解体的局面。

总结而论，上述各个方面是一部成熟宪法获得权威和尊重的条件，没有这些条件，我们就不应该奢谈尊重一部没有权威的宪法，而应该讨论如何创造条件使宪法获得权威。这些讨论将导致各方之间的宪政讨价还价（constitutional negotiation）。而宪政讨价还价是宪政的真正开端。中国由于历史上各派互相迫害积累的问题，启动宪政还会象南非一样面对各派之间的政治和解（political reconciliation）问题。如果大家不小心谨慎对待这些复杂的问题，而高谈阔论民主宪政，失控的局面的确可能发生。

中国宪政的发展-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举办的中国宪政发展研讨会上的发言

1999年11月18日

我认识的搞宪政或者搞历史的美国学者都有一个与中国人思想方法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非常反历史唯物主义。他们特别强调意识形态的作用。刚才Fred Schauer教授实际是一直在讲政治意识形态在宪政中的作用。他所讲的“公众所接受的行为准则”实际上就是意识形态。

前几年获得诺贝尔奖的一个经济学家诺斯有一个观点，认为制度演进由一个反馈圈决定。这一反馈圈从意识形态开始。意识形态决定行为准则和道德准则。比如说某些行为我们不能接受，就象把持不同政见者抓到监狱，这一行为我们不能接受。为什么不能接受？这由道德准则或良心来决定；行为准则和道德准则决定政治制度；政治制度决定法律制度和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经济制度会影响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在一个不统一﹑多元化的政治环境会反过来影响意识形态。那些经济表现太差的地方由于周围大环境不统一，其它国家与它就会有政治竞争，比如打仗，用暴力强迫其改变；或者是自由移民。就象东德，就是被自由移民跑垮的。在这样的压力下，那些经济表现差的国家不得不改变意识形态。如此形成一个反馈圈。由意识形态到政治制度；政治制度到经济表现；经济表现反馈到意识形态。在这个反馈圈中，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互相决定。这个反馈圈形成的前提是政治必须是多元的。正如欧洲。为什么宪政会在欧洲发生？因从未形成大一统的局面，就象中国的春秋战国；而且各个国家之间可以自由移民，正如现在欧共体国家间是不需要签证的；同时几个大国的规模相差不大，英国﹑法国﹑德国都不是相差很大，如果哪个国家太大了，其它国家就会联合起来削弱他。比如当年的拿破仑太大了，大家就联合起来打拿破仑；希特勒太大了，大家联合起来打希特勒。使得没有一个政治强权可以垄断政治。因此欧洲形成了一个反馈圈。

中国的情况却不是如此。中国的规模很大，周围没有国家可以与之抗衡，因此中国不能形成反馈圈。刚才Fred说的促进宪政改革的政治力量﹑政治条件就不存在。大家有一种共识，有一些行为是不能接受的。比如镇压法轮功，这在西方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再一个是在香港与大陆之间修一个围墙，这在欧洲也会被认为不可思议。他们都认为自由移民是一个天赋权利；反对政府也是天赋权利。但是中国太大，中国人没有地方跑。如果中国现在分成七个国家，中国早就会接受宪政主义。因为哪个国家不符合宪政主义的话，那个国家的居民就会跑掉。比如山东人全跑到广东去，山东政府就会被跑垮，就象东德。以上这些我是接Fred刚才讲的。他实际是讲推动宪政的动力究竟在哪里。我的题目其实不是这个题目。我的题目是讲“两国论”和中国的宪政转型。

“两国论”为什么与宪政有关系？因为宪政的推动要有一个政治结构，即要有人能够挑战执政党对政治的垄断。在目前的中国，我们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力量。在大中国的概念中唯一能够挑战共产党对政治的垄断的大概只有国民党。我是从大陆来的，我关心大陆，有一点不太关心台湾人的利益。台湾人的利益，从欧洲人的概念来讲，他们要独立是他们的权利，这也是天赋权利。如果从台湾人的角度来说，我们是从大陆来的，我们只能这样认为，台湾是一个和我离了婚的太太，我想和她复婚，但是她不愿意，我的行为底线是我不能强奸她。这是我的行为准则。但是从我们大陆来的人的角度来考虑，我是实在不愿意这个人不和我复婚。我为什么不愿意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中华民国宪法并不是台湾的，而是全中国人民的。所以“两国论”实际是两个宪法之争。

为什么“两国论”和宪法挂上钩了？因为中国人的意识形态在清末已经转型了。我们那时已经现代化了。看看清末时的意识形态，组党自由﹑地方自治是天经地义的，没有人可以抗拒这些。“三人可组党”﹑“政府不能迫害反对党”，这在清末和民初已经是中国人的意识形态了。那么为什么那么早宪政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有了，而现在却那么难？我的想法是：共产主义把中国的宪政思想逆转了。现在我们要想一想怎么把他再逆转回来。这就要求我们不要好高骛远，要搞好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我们中国现在有两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有很多事情等等，其根本是在1945年中国有一个宪政过程，后来失败了。我们现在要想一想为什么失败。我们不要打断历史，不要在空中建楼阁。我们从哪里摔倒的，就再从哪里爬起来。

现在回到1945年的宪政过程。按照宪政的游戏规则，那个过程是一个真正的宪政过程。从其参加者这方面讲，它是符合要求的。因为所有的反对党都参加了，共产党当然也在里边。那么为什么那个宪政过程失败了呢？很多人讲是因为共产党和国民党争席位。有一个说法是共产党同意当副总统，总统是国民党人。其它几个是国民党人，几个是共产党人。这一种说法是很误导人的。其实当时争论的根本在于当时共产党要把临时过渡性的联合政府变成永久的联合政府。由共产党﹑国民党﹑再加上几个小党，把政府的席位分了，组成联合政府。这是完全违反宪政的。而其它政党要按照西方的方式，经过立宪﹑批准宪法﹑军队国家化，选举，然后再由胜出的政党形成政府。只有当每个政党得票都少于宪法要求的单独执政的要求时，联合政府才被考虑。这其中的关键就是军队国家化，共产党交出军队。欧洲各共产党都这么做了，中国共产党虽然也有党内毛泽东的讲话及文件准备复员军队参加选举，但最后却没有这么做。共产党的行为也有他的道理。因为国民党迫害共产党一直有所谓的国家机会主义行为。共产党不相信国民党会公平地选举。共产党预计他在选举中一定会失败。失败以后国民党会迫害她。所以共产党实际是对这个宪政过程没有信心，不愿参加。林彪，刘少奇，彭德怀没认识到有一个国民党制衡毛泽东，共产党，他们后来就不会死得那么惨。国民党当时也犯了错误。他的错误就是内战打起来以后，国民党认为自己有理，就在共产党没有参加的情况下片面地召开了国大。

尽管很多人不同意我的观点，但是我还是认为这是一个错误。因为英国人﹑北爱尔兰人共和军放下武器参加公民投票等了17年，他们的唯一选择就是只能等。因为如果最大的反对党不参加宪政，这个宪政是不具备合法性的。当时既然已经在打仗，国民党就应该想办法把共产党搞回来。不搞回来国民党是不应该单方面开国代会，宣布立宪。很多人反对我的观点。我现在也不坚持我的观点。当时国民党如果不立宪的话，整个政治没有合法性，就是一个土匪对土匪的局面。所以当时国大立宪是必要的。我觉得应该看看是否有别的路可走。至少我认为国民党片面宣布立宪，把共产党排除在外，这使得双方之间的结更加解不开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两国论”这个结这么难解。其最主要的责任当然是共产党。共产党不参加宪政过程，反对军队国家化，而要搞联合政府；国民党当然也有责任。他的一部份责任是早期迫害共产党，另一部份责任是片面召开国大，没有共产党参加，使宪政过程完全遭到了破坏。

现在我们假定台湾不离开中国，他们又回来了，那么我们怎么回到宪政过程？我的说法就是﹕中国共产党现有的4部宪法都是反宪政的，不具有任何合法性。第一，这些宪法没有经过人民的批准，没有批准程序；第二，这些宪法是苏联宪法的延续。它规定一切权力归人民代表大会。这一规定违反宪政的分权制衡。最高权力不能归一个机构，而应该在很多机构之间分开。现在如果中国共产党垮了，很可能会出现人民代表大会专政，就象法国大革命一样。这种情况会很糟糕。除此以外，我们还可以讲很多道理，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违反宪政的，跟宪政文化是完全相反的。

而国际上的政治斗争，一切政治上的制衡力量，如台湾问题﹑中美争端和参加WTO等，都会形成在中国重新复兴宪政的推动力。这一点很重要。现在中国人，不论是海外海内，一般可以听到的声音是“护宪”。许多人，包括反对党都说“要保护宪法所给的权利”，但是我们都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虽然前言没有法律效力，但是前言是关于政治权利的合法性问题，它有点回归古代“君权神授”的思想。认为一切权力来源的合法性是来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些东西是一个意识形态，是个神。这个神既不是由被治者同意，也不是一个合约，而是一个天上掉下来的意识形态。所有的宪法的合法性全部来自于“天”，来自于天上掉下来的意识形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比因为没有权力制衡而导致法国大革命的法国宪法倒退得更利害。它已经回到了“君权神授”的概念。所以中国目前还谈不上“护宪”。因为有“君权神授”的观念，结社自由都是它给你的，他随时可以收回去。后边的条款如果与前边的“君权神授”有冲突的话，当然要以前者为根本。而它这个意识形态不是充满爱和宽恕的上帝，而是充满仇恨，阶级歧视的马列主义。所以说中国共产党的所做所为全是符合其宪法的。因为在他的宪法里边有“大道理”和“小道理”，“结社自由”等都是小道理，大道理是“四个坚持”，因此他可以说他是合乎宪法的，而其它人都是违反宪法的。现在中国要推动宪政就不能去“护宪”，而是重新讨论宪政过程。

台湾与大陆之间吵架，在经济学上称为pre-bargaining communication，即正式讨价还价之前相互传递一些信息。如果这一过程可以导致真正的宪政讨价还价的话，中国是有希望回到宪政轨道的。当然第一个条件是台湾别走，还在中国人的这个圈子里。我们再来讲当年1945年到底谁对谁错。我们不应该不讲过去国共两党的争论。大陆与台湾应该好好回顾1945年谁对谁错，好好回顾历史，从分歧点谈起，从1945年谈起。

中国共产党现在已经没有了1945年时害怕国民党的政治迫害问题，应该可以考虑让国民党回中国发展全中国的反对党与共产党进行全国性平等竞争，实行全国所有党派自由竞选。共产党要认识到，1949年她犯了一个大错，即迫害国民党人。这对国家长治久安百害而无一利。以美国内战而言，北方胜了，却把南方扶起来，双方平等竞争。

“两国论”中台湾对中国的压力制造了这样一种可能性。中共应当认识到目前中国政府的一些行为是国际社会不能接受的，比如镇压“法轮功”﹑镇压民主党等等。要国民党回中国当官（副主席），这不是宪政，而还是1945年的联合政府（不经选举而由各党瓜分官位）的想法。中国只要有成为国际社会一员的愿望，就必须改变目前的政体。而中国是希望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的。因为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与台湾﹑美国的差距在加大；同时虽然不能自由移民，但是中国的精英大量流失到外国。这一切都给中国政府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同时中国内部民族情绪很强，类似二战前的德国“法西斯”的危险就在眼前。这一切都迫使中国进行政体改革。

那么中国目前内部与外部的压力是否足以迫使政府进行改革呢？从悲观方面而言，因为中国太大，周围没有国家能对他造成威胁。中国人民应该对中国政府有一种很不放心的感觉。

从乐观方面而言，中国急于加入WTO， 是外部对中国宪政转型的压力的典型表现。中国目前的许多政治﹑经济制度是为外界所不能接受的。中国做外贸生意需要得到政府的批准，成立企业要政府批准，三十多个行业不准私人经营等。在外界的压力下，中国可能不得不进行体制改革。目前还看不出加入WTO对中国是祸是福。如果加入WTO能促进国内改革，这自然是好事。从另一方面讲，因为中国目前有很多限制私营企业的制度，进入WTO对中国的私营企业是一件非常不公平的事。进入WTO后，许多行业允许外国私人企业经营，而中国私人企业却不能参与，这与“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有很大相似之处。但是尽管如此，在没有宪制游戏规则的情况下，中国的私人企业者却没有任何机会对WTO 条款与国内体制不兼容表示反对。

从科索沃事件看中国民主和政党政治的前景

科索沃事件是世界史上的大事，也是中国政治和外交史上的大事。说它是世界史上的大事，是因为起于十七世纪和在十九世纪被神圣同盟确立的“国界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已被“住民自治”和“民选政府”不可侵犯的原则超越（override）。在这两个原则有冲突时，国际社会选择了后者优先的原则，并有国际警察机制来强制执行这些新制度。这是意识形态、道德准则、国际关系法的大变化。

人类历史上可与这个大变化相比的有“偷窃应受罚”原则的确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界神圣不可侵犯”原则的确定。这些道德准则的确立是法律制度的基础。而道德准则确立和变化的过程是一个公共选择过程（布坎南，1975），与自由市场中做买卖的私人决策过程并不一样。道德准则的形成与意识形态的演化有关，也不是单纯的社会契约那么简单。

对这类公共选择过程的复杂性，我们可以用简单的“偷窃应受罚”这种道德准则形成为例来说明。“偷窃应受罚”看似是种天经地义的道德准则，实则，其形成过程非常之复杂。首先我们应认识到人类历史的大部分，这一准则并不被社会公认，迟至十七世纪的美洲，印地安人之间“拿别人的东西”不算“偷”，在共产党国家，政府偷抢私有财产的行为也不算偷。第二，我们应认识到，每个人都会有对此原则的“免费搭车”态度，也就是说谁都愿意看到这原则对别人的偷窃行为实行，但谁都不愿当警察去执行这原则，或不愿交税出钱雇警察来执行此原则。第三，假设我们有了税收制度来养警察来执行这一意识形态和道德准则，这警察所需的公权力创造了垄断公权力的机会，这警察本身会利用此垄断权力来偷窃公民的财产。第四，强制执行此原则的过程，因为惩罚有非人道后果，坐牢限制人身自由，错判（就像科索沃战争误伤平民和中国大使馆一样）更是会造成非人道后果。因此，偷窃一旦发生，公众可能会有“朝前看，不究既往”的“人道”倾向。而这就使司法制度不具公信力，盗贼也会因此而猖厥。在这种情况下，当一个公正的警察可能是四处不讨好，因此，人们更不愿意“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这说明，“偷窃应受罚”要形成法律制度，不但有形成社会共识的困难，还有没人愿意当警察或警察趁机打劫的困难。

我们先谈科索沃事件如何克服了这些困难，再来谈谈它与中国民主和政党政治的关系。

英国早在十二、三世纪就形成了地方自治的意识形态和制度。伦敦自十三世纪以来就由公司管理，国王只通过公司收税，而不直接治理。英国的封建制度产生了诸侯会议：小国会，此后国王的收税都要通过与国会讨价还价来进行。国王不可未经国会批准加税的制度形成后，重大的政治冲突更是由此而生。英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都是因国王与国会因税收发生争执而生。英国光荣革命后，中央政府成了虚君共和政府，而地方自治，地方政府由民选产生早是英国的传统。

美国早在独立战争前就是地方自治，各殖民地的议会都是民选的。不少美国的开国元勋过去都是殖民地议会的领袖。

欧洲由于没有统一的政治权力，各国之间的长期战乱，逐渐形成了住民自决，民选地方政府的原则，这个原则在二次大战后，成为自由西欧的共同意识形态。各国之间领土纠纷都是由住民投票解决。例如德法之间对鲁尔区的归属在二次大战后就用公民投票解决。虽然法国是战胜国，是鲁尔区既成事实治理者，公民投票还是使鲁尔区回归德国。西欧用“住民自决”、“公民投票”这一套解决有争议的领土纠纷的意识形态和道德决则，被历史证明是对社会整体最有利、最公平的解决领土纠纷的办法，因此它是和平和长治久安的保证。所以，住民自决，公民投票、公民选举、地方自治这一套成了自由欧洲深入人心，获取共识的意识形态和道德准则，违反了它，就像做了贼一样，一定要受罚。反对制裁违反这一原则的人无异于为盗窃辩护。

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可能理解为什么自由欧洲和北约会毫无异议地全力支持北约制裁南斯拉夫，法国几乎事事都要与美国唱唱反调，但在这样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谁敢为"贼"辩护？

苏联垮台后，南斯拉夫也不得不接受地方自治这一意识形态和道德准则，因此各加盟共和国都多少实行了地方自治。现在南联邦内的各加盟共和国政府都是地方选举的。

由于科索沃地方政府要求独立，南斯拉夫企图收回自治权，并用联邦政府的武力去打地方民选政府，这在自由欧洲人看来与希特勒打波兰并无原则差别。欧洲人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百年战争，三十年战争，他们已有了共识，这种事一旦被容忍，欧洲就不可能有自由和和平。

而中国政府的意识形态还停留在苏联时代，中国领导人只认国界不可侵犯，不承认地方自治权，民选政府的权力不可侵犯以及住民自决这些意识形态和道德准则。大多数中国人受政府误导，以为这又是一场强权政治的游戏，没有道德准则可言。而一些中国民运人士，也支持国内的"义和团"式的意识形态，看不出这是类似于指责抓贼的警察，借口警察行动中有失误而完全否认警察行动的正当性。在西方看来，中国政府的行为是极端机会主义的，看见行窃，他假装看不见，有人见义勇为出面当警察抓贼，不小心碰了他一下，他反而扭住见义勇为者不放，一付无赖的样子。而不少中国人都有意无意当了这无赖的打手。这种机会主义行为实在是被世人非常看不起的。这种行为没有正当性，极端不道德。

对于此事中的是非欧洲人有共识，连南斯拉夫也做贼心虚，不敢逞强。但是欧洲人在警察行动对于其平民的代价和不坚定的警察行为的代价等问题上并没有高度共识。北约和美国在这方面没犯错误，他们了解新欧洲需要警察，而最大的危险是没人愿当警察，没人愿出钱执行警察行动，或警察的合法暴力不够强大时，整个自由世界警察制度就不具公信力。连基辛格也认识到，一旦制裁南斯拉夫的警察暴力行动开始，这场战争就一定要赢，否则世界上就没有国际警察的公信力。这里自由世界容易犯的错误是公众心太软，高估误伤平民的代价，而低估警察失去公信力的代价。中国的非民选政府就利用一般公众对警察合法暴力公信力重要性的不了解，而煽动支持盗贼的情绪。

俄国政府在科索沃事件中也是相当机会主义的。它后来参加维和部队时有明显的利用这一参与谋取一国家私利的机会主义倾向。北约国家是否也有这类利用警察的垄断权追求某些人私利的国家机会主义行为呢？我的看法是这种行为受到两大限制，一个是自由欧洲和美国各国的民主制度使各国执政者在国内没有政治垄断权，因而不可能毫无限制地追求当权者私利。二是北约内有一套相当完备的制衡机制，少数强国也不可能不受限制地追求一国私利。

特别是二次大战以来，美国已赢得了国际警察的信誉，自由国家都相信她在执行警察职务时是中立的，美国没有任何领土要求！她处理波多黎哥和夏威夷都是用公民投票，住民自决解决的，没有用暴力扩大领土的野心。二次大战后，美军军事管制日本，执行警察功能真正是非常公正。尽管日本宪法和很多早期法案都是美军当局起草，但事事都按民主程序，由日本国会通过（或公民投票通过）。

一旦日本的宪政体制上了轨道，美军马上撤出。

美国并没有利用其警察特权有意削弱日本和德国这两个潜在的竞争对手。这里我必须澄清中国人和欧美人对警察一词的不同理解。在中国人看来警察就象大陆的公安一样，利用警察权力欺压百姓，追求一己私利甚至警察保护警察的走私活动。但在自由世界，警察整体而言与政党不一样，它是中性的，不能追求一党一派的私利。因此有人愿意做中性的国际警察，它是自由世界形成世界法治和秩序的条件，这国际警察正因为其不偏不倚，严守中立，所以是令人敬佩的。以美国目前在科索沃的警察行动而言，她不但要保护阿尔巴尼亚人不受迫害，也要保护塞尔维亚人不受报复和迫害，而且由美国人出钱，不要塞尔维亚人或阿尔巴尼亚人出钱（美国国内有不少人担心这笔巨额费用），这样无私的见义勇为而又中性的国际警察，不是令人敬佩吗？中国的警察能做到这样不谋一党之私，中性地用强大的合法暴力保护所有个人的合法权利吗？显然不能。首先，中国政府不承认地方自治，住民自决，因此，它有类似领土野心的用暴力征服台湾和西藏地方自治政府的倾向，或不允许基于自由选举的地方自治。第二共产党政权肯定是为一党之私利服务，它天然是用警察垄断性暴力推行国家机会主义。例如用警察暴力迫害反对党，用警察暴力压制自由结社等等。

现在我们谈谈科索沃事件与中国的民主政治和政党自由之间的关系。我们分两步来讨论，一是国际政治与中国民主之间的关系；二是中国民主和政党政治的前景。中国近代史上与外界的冲突非常类似这次科索沃事件中的冲突，它们都是中国的意识形态、道德准则与西方的冲突。以义和团为例，冲突与中国政府对结社和宗教自由的态度有关。西方经过宗教改革运动前后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互相迫害，到英国光荣革命时，终于形成了禁止宗教和政治迫害，自由结社的道德准则和意识形态。每个国家的统治者都很难自愿接受这些，但由于各国政府之间的激烈竞争，没有政治上的大一统，这一原则终于在十九世纪的欧洲各国变成共识。

上个世纪末，中国并没有形成这种意识形态。因此，民众和政府都不能容忍自由教会在中国的发展。义和团实际上是对自由教会搞宗教迫害，并以扶清灭洋来争取当局的认同。“灭洋”类似今天的种族清洗，仅仅因为人家不是中国人，信不同的宗教，就有杀身之祸。这种宗教迫害，对自由结社和人身自由、人身安全的侵犯，理所当然受到西方各国的一致反对，这是中国庚子之乱的根源。客观地反省，中国政府和义和团当时的行为是野蛮人的行为，是应该受到制裁的。

民国以来，国民政府改变了这种行为，在意识形态、道德准则和宪政秩序上向西方靠拢，逐渐使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因此而上升。至二战结束，中华民国成了联合国的创始国和常任理事国。但是共产党执政以来，却向野蛮和国家机会主义行为倒退。二十年改革，不改变意识形态、道德准则和宪政秩序，只是开放经济，结果六四事件和科索沃事件中，再次使中国在国际上陷入当年类似义和团和清政府的孤立地位，这样继续下去，可能还会因为坚持野蛮的意识形态和道德准则象南斯拉夫和当年的清政府一样受到正义的文明世界之警察行为的惩罚。比如，中共如果武力进攻民选的台湾政府，它一定会受到国际警察和司法制度的武力制裁。在当今的文明世界，中共想象韩战和越战一样，又要做贼，又不受罚再也不可能了。

中国要想重建自己在文明世界的国际地位，应该学习当年法国和德国的经验教训。十九世纪英国形成宪政秩序和民主制度，使其强大起来，法国却因专制制度而落后，法国在拿破仑时代企图重新赢得欧洲的领导地位，他推行拿破仑法典，废除贵州等级特权，用平等、博爱、自由、自由结社、公共教育制度等真正形成了法国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但拿破仑以暴力征服别国，最后受到神圣同盟的警察行动制裁。德国为了赶上来，在俾斯麦治下，大力推行自由主义改革，实行君主立宪，结社自由，地方自治。这些新制度改革也使德国重新强大起来。但是对外的武力扩张却是德国的惨痛教训。直到二次大战后，终于欧洲都接受了住民自决，地方自治这一套长治久安的解决领土和国家之间纠纷的制度。

比较欧洲和中国，欧洲的政治制度演变是以多个小国之间的平等竞争为条件的。如果欧洲出了个秦始皇统一了欧洲，政治制度的变化就不可能如此快，而中国太大了，政府领导人和特权阶层受到国际竞争的压力不够大，所以可以人均收入是台湾的十分之一还坚持落后的制度不变。在欧洲十八世纪，法国的人均收入低于英国1/3，法国就爆发大革命，非要改制度不可。但是科索沃这类事件，美国和统一的欧洲对中国也有强大压力。如果中国政府对这强大压力的反应象清政府那样迟钝，中国有可能乱起来。但如果中国的反应象德国、法国、日本对美国成功经验的反应那么灵敏和积极，在制度改革，特别是政府制度改革上下大功夫，则中国还是有希望的。台湾、南韩政治制度改革快都是因为他们国家小，国际竞争的压力大，所以他们的反应比较快。从这点而言，科索沃这类事多一点，对中国刺激大一点，对中国政府的大国政治垄断地位打击大一点，都会对中国的政治改革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因此中国领导人如果头脑清醒，应该模仿国民政府的策略，在意识形态、道德准则、法律制度方面向西方靠拢，以提高其国际地位，改变机会主义、野蛮人的形象。这会加强国家警察暴力的合法性。然后用开放地方选举，逐步实行地方自治，再开放自由结社。逐渐过渡到宪政体制，用强大的合法国家暴力保护个人的自由和权利。

但是中国政府目前是反其道而行之，严禁自由结社，压制和放慢地方选举和地方自治的发展，外交上与文明世界的意识形态和道德准则对抗。这些政策使中国在国际上日益孤立，其警察暴力的合法性日益消失，人民的革命情绪不断发展。这样下去，中国可能重蹈满清的复辙。特别是共产党制度在政治权力转移方面甚至不如君主制成熟，执政者并没有对国运长期负责的长远打算，当了领导人更关心的是利用元首地位在各国旅游。加上共产党长期的国家机会主义行为，使其在公众面前没有可信承诺的公信力，因此中国向民主宪政转轨的最大困难是一个有公信力的强大的合法警察暴力的真空。

一个可能是，中国的警察暴力足够强大，但它被用来侵犯公民的自由结社及地方自治，自由选举的权力。因而警察暴力的合法性日益衰减，终于形成政府合法暴力的真空。这时就会出现“六四”时的局面，谁也无法控制局面。防止这一局面的有效方法是尽快开放地方选举、地方自治、自由结社，使得地方民选首长有合法性极高的警察暴力来维持社会秩序。也使反对党的组织程度提高，使反对党领袖能约束反对派群众。这也会使共产党处理与政治竞争对手的关系和应付助选的能力迅速提高，因而使整个社会的组织能力和稳定性提高。

我们都乐见后一种局面逐渐形成，而不希望前一种局面持续下去。

革命与反革命，民主与共和，科学与自由

-----与向继东漫谈（ 1999年）

大陆华声报记者向继东于1999年采访了当时正在中国探亲的杨小凯教授下面是经删节后的采访记录。

向继东（以下简称向）：杨先生，你是澳洲莫纳什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和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研究员，经济学是你的专业，但今天我们不谈经济。前不久，我在网上读到你的《中国政治随想录》和《从科索沃事件看中国民主和政党政治的前景》，觉得很有意思。你能就此谈谈吗?

杨小凯（以下简称杨）：我是搞经济学的，别的文章写得很少。你刚才提到的这些文章，都是美国的一些杂志编辑盯上我，被逼着交差的。

向：你的《中国政治随想录》提出一个"革命与反革命"的问题，有意思。

杨：这篇文章是一九八七年写的，我不知是哪位热心人把它上的网。在那篇文章里，我说洛克的思想对我有过极大的影响。按照洛克的逻辑，革命要推翻的是一个暴君，而没有一个比暴君更集权的力量，却无法打倒暴君。一旦暴君一倒，革命中形成的权威，任何人又无法控制它了，它又成了新暴君，又会催生革命。这就是"革命产生暴君，暴君产生革命"的改朝换代的逻辑。我有两个基本的观点：一是用革命手段推翻专制行不通；二是革命会延缓民主化进程。我还说，在现代条件下，如果没有国与国的战争，没有上层阶级内部的大规模冲突或类似代理人战争的局面，用革命手段推翻一个专制政体成功的概率等于零。换句话说：我不主张革命，因为革命无益于民主化进程。

向：这是你现在的观点?

杨：现在我的观点又有很大不同了。我读过英国人伯克写的《法国大革命反省》，这本书写于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后，可以说，它是经典的反革命理论。革命的时候，一般都是人们对这个制度不满，他们相信人的理性，认为可以把这个制度改造好。但在革命过程中， 可能将许多人们不了解其功能的有效制度破坏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历史有一个很长的筛选过程，好的东西经过筛选建立起来，坏的东西同样可经过筛选淘汰出去。经过长期历史变化后仍生存下来的制度一定有其生存的理由。现在中国虽然有许多问题， 但有合法的警察暴力，可以维护国家机器的运转。还有，中国政府决定最高领导人的一些机制，也不是谁说了算的，它也有自己的套路。譬如. 江泽民做了总书记，他也经过了许多磨练，一步一步做上来的，也就是说它有一个让人服气的机制。如果把这些机制去掉了，谁都不服谁的气，那可能就乱套了。有些机制，你现在看，它有不少弊端，它正面的东西被你忽略了，当你革命的时候，没有了这些机制时，你才会发现没有它可能会更糟糕，你不得不恢复和保留它。否则，去掉这些机制，革命的后果可能比预想的要坏，这就是所谓的"反革命"思想。

向：你是否读过李泽厚与刘再复的"告别革命论"?

杨：李泽厚与刘再复的对话"告别革命"，是他们在海外完成的，而我在一九八七年就表达了大致相同的观点。现在我要修正这个观点，因为革命理论也有其合理性。我认为，有些东西在学术上还没有定论，你不能轻易地说，反革命的理论就是对的，或者革命的理论就是对的。革命对统治者总是一种威胁，没有这种威胁，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承诺就不可信；有威胁，其行为就不会太离谱。美国宪法明确指出：人民的权利是天赋的，而政府的权利是人民给的。所以美国人普遍认为：你要统治我们，就必须得到我们的同意。要是你搞得不好，人民就可以革你的命。如美国的弹劾制度，就是人民表达革命权利的一种方法。你是否读过已故Olsen的书，他就有非常深奥的革命理论，认为一个稳定的秩序会使既得利益者寻租行为制度化，而革命和动乱却能打破制度化寻租。美国很多经济学家都很敬佩Olsen 。

向：Olsen好像有一本专门说"国家兴衰"的书。

杨：他大概是西方的"多难兴邦" 论者。他有一本《国家兴衰论》，在书中，他甚至把社会动乱看成一个国家兴盛的原因。

向：你那篇谈科索沃事件的文章我读了。你能简单谈谈它的意义吗?

杨：科索沃事件是世界历史上的大事，也是中国政治和外交史上的大事。说它是世界史上的大事，是因为起于十七世纪和在十九世纪被神圣同盟确立的"国界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已被"住民自治"和"民选政府"不可侵犯的原则超越（Override）。在这两个原则有冲突时， 国际社会选择了后者优先的原则，并有"国际警察"机制来强制执行这些新制度。这是意识形态、道德准则和国际关系的大变化。其背景是：欧洲由于没有统一的政治权力，各国之间长期战乱，逐渐形成了住民自决、民选地方政府的原则，并且这个原则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西欧的共同意识形态，各国之间的领土纠纷都是由住民投票解决的。例如德法之间对鲁尔区的归属在二次大战后就用公民投票解决。虽然法国是战胜国，是鲁尔区既成事实治理者，公民投票还是使鲁尔区回归了德国。这次就是科索沃地方民选政府要求独立，而南斯拉夫企图收回自治权，并动用联邦的军队去打它。 向：那么强大的北约去打一个小小的南联盟，这不是依强凌弱吗?

杨：不能这么简单地看，要在国际大环境下做具体的分析。中国人比较普遍地认为这是一场强权政治的游戏，无道德准则可言，这点我也理解。但是我们的意识形态不能老是停留在苏联时代，要有人类普遍的价值观念。比如说警察惩罚小偷就不能说是依强凌弱，因为我们有社会公义概念：偷东西是不义的，应受到惩罚。

向：在"随想录"中你说三个平等竞争的野兽就是民主，而一个"圣人"却是专制。这话很有意思。

杨：既然我们认识到人都有天生的弱点，找不到十全十美的"控制者"， 那我们就让几个"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的人来平等竞争吧!这个道理虽简单，但实行起来却不易，因为人都有征服的本能，都想打倒对方。怎样才能保证他们和平共处、平等竞争?唯一的办法就是依赖历史提供的各派平衡、谁也吃不掉谁的机制。英国光荣革命前夕，长期互相迫害的两大派之间就出现了这种谁也吃不掉谁的均衡局面，这就是两个魔鬼平等竞争--即民主的条件。所以作为一个民主主义者来说，就是要尽量维持上层各派的均衡，哪一派强大了，就要支持它的敌对派。可惜，中国知识分子对民主制度的实质远未了解，他们喜欢附和强权而歧视弱者。

向：你能谈谈民主、自由、共和与宪政的关系吗?

杨：以前我们只强调民主，其实民主、自由、共和、宪政这四个东西是有差别的。比喻说，民主和自由就有紧张关系。自由是保护少数，民主是少数服从多数，所以自由主义是不信任民主的，--因为民主可能导致"多数暴政"。在人类历史上，我们不难发现这个残酷的事实：少数服从多数，结果成了多数迫害少数。共和强调地方的权力不应来自中央，应该有独立的权力，以形成地方权力和中央权力的制衡。在欧洲，他们真正发达起来的原因，就是没有大一统，国家之间有竞争，政府之间有竞争。共和最初的想法是在上层内达到权力分割和制衡。大一统了，就没有制衡了。欧洲人有这样一个观念，它不能让任何一个国家太强大了。如果某个国家太强大，它们就要遏制它，特别是对那些非民主的国家。希特勒太强大了，所有的欧洲人要遏制他；拿破仑太强大了，所有的欧洲人要遏制他。当欧美人谈要遏制中国的时候，中国可能就很简单地产生一种民族主义的情绪。这是由于中国人对欧美人不信任权力的传统不了解。

向：是否可以说欧美人的这种遏制是有传统的?

杨：我认为是有的。其实欧美人的遏制强权不一定是针对中国的，或者说不是针对谁的。在美国，总统连任两届，他们就要挑他的毛病，他们就觉得这个人权力太大了，要遏制他。在欧洲，德国统一后，他们认为德国太强大，他们也会想要对付它一下。所以我认为，这种遏制的心理是一种很正的心态，就是对权力的不信任。

向：权力没有制衡机制的必然后果是"无法无天"。

杨：美国当年成立联邦政府的时候，就有许多人反对，并以欧洲的经验为例子，说你成立一个联邦政府，最后没办法控制它，使它变成一个怪物。于是美国联邦党人将古时罗马的共和思想弄出来，建立了一整套权力制衡机制。美国的参议院，每州两票，这是防止大州欺负小州；众议院是按人口的，大州的议员人数当然要多于小州。按人口，大州就欺负小州，但是参议院一州两票，就有保护小州的制衡。美国联邦政府有它独立的税源，州政府也有它的独立税源，所以这样就有很大的制衡作用。州政府完全地方自治，由本地居民而不是由上级政府任命。不但州政府， 而且县政府、区政府首脑都不是由上级政府任命的， 都是由地方选民选出的。其实中国知识分子早在清末民初就接受了这种地方自治的意识形态， 但是由于清政府一直不积极推动地方自治， 所以造成动乱。如果清政府那时积极推动地方自治，国家就会长治久安，分裂不分裂也可以用公民投票的和平方式解决（正像加拿大的魁北克省用公民投票解决是否独立一样）。美国、澳洲、加拿大等国之所以富强，就是英国治理这些地方时一直是搞地方自治。美国人早期是英国人的精华，但是他们要独立，英国人也没有认真反对，而是让它独立而去。结果一次、二次世界大战时，是美国救了英国的命。我们澳洲是否要独立也是用公民投票来解决的，结果去年公民投票仍选择了君主立宪制，英国女王仍是我们的元首。有了地方自治，这些问题都不是你死我活，都可以用和平公正的方法解决。美国南北战争的教训是，一州独立或脱离联邦应该由本州岛选民进行公民投票，而且应有三分之二以上的选民同意。同时，提议进行公民投票的州政府不应有权马上实行之，而应由下届政府实行公民投票，这才不至于像南北战争前的南方几个州政府匆忙做出退出联邦的决策而导致战争。我相信如果台湾用这种办法公投决定其地位，大概很难选择独立（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反对独立，所以不够公投所要求批准独立的三分之二人数） 。美国宪法规定每个州都实行地方自治，如果某个州想退出联邦，这是合法的，但他们不退出，完全是他们的自愿选择。美国南北战争中，北方打败了南方，按美国宪法，南方退出联邦是它的权利，北方强迫南方留在联邦反而是违宪的。但内战后北方不迫害南方，并保护他们的权利，把"反动派" 扶起来，重新自由竞选。现在你要南方退出联邦，南方肯定是不答应的。

向：你说共和和民主是有差别的。能具体谈谈吗?

杨：中国人对共和了解太少，对民主讲得太多，对自由讲得太少，对宪政也讲得太少。英国是世界上宪政创始国，但至今没有成文的宪法。英国、以色列、新西兰这三个国家是世界上宪政非常好的国家，却没有成文的宪法。成文的宪法和宪法司法是美国人创造的，英文是judicial review，译成中文是"宪法司法"（ 直译"司法审查＂）。最高法院可以宣布政府、国会立的法为违宪，这就叫"法治"。在非普通法的大陆法系国家，宪法司法多由宪法法庭处理。但中国现在没有"宪法司法"。现在中国想"依法治国"，其实"依法治国"和"法治"是有区别的。这里说的"法治"是指有一个独立的司法系统，司法系统对违背宪法的立法是可以否定的。"依法治国"的弊端是，政府制订法律可以不受制约，想搞什么就可以制订一个相应的法律，这是很不好的。五四运动过去八十年了，中国人对五四运动要有反省精神。五四讲民主和科学，在我看来，最应该讲自由和宪政。

向：五四运动给我们的印象，也是主流意识形态一贯提倡的：即民主和科学，继而就是爱国主义。五四运动八十周年时，我注意到一些大陆学者撰文纪念时加了一条"自由"。但据我观察，这也只是在学术圈子里阐述，一般人以为"自由"就是毛泽东当年的"反对自由主义"那些东西。中国的自由主义提得太少，是何原因?有学者说：五四启蒙运动未完成就救亡了。要救亡，似乎自由主义就格格不入了。

杨：我认为，中国最缺少的是自由主义。中国所强调的"科学"，已经变成"科学主义"了。我们现在对"科学主义"也应有批判，因为迷信科学和迷信理性，都可能导致制度失败。

向：这么说来，科学和理性都需要批判。但我觉得，说"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似乎有点夸大其词。大跃进中"一天等于二十年"、"亩产三万斤"，还有"文革"等等，都是一哄而起的。细一想，正是缺乏科学和理性。

杨：大跃进不是因为缺少科学，难道钱学森还不懂科学，他也鼓吹亩产万斤符合科学。这是因为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宪政民主。在美国，干什么都是以宗教运动为先导。工业革命和现代化都是宗教改革的后果。所以宗教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但它绝对不是科学。你可以说它是反科学的，但反科学有什么关系，科学为什么不能反?中国有一种"科学主义"，如"新三论"（即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就是科学崇拜。现在，什么事情一讲，就是符合科学，或不符合科学。不符合科学就歧视，这就是"科学主义"。有些东西即使不科学，你也不能压制，不能歧视。如今中国很多人都同意：制度很重要。其实，"制度"就是信仰、意识形态和宗教创造出来的，而不是"科学"创出来的。最近诺贝尔奖得主诺斯正在写一本书，他在书中比较南美与北美的差别，二者都是西方文化背景，西班牙甚至在中世纪前有比英国更发达的代议制。但是现在北美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区，而南美现在还是发展中国家。诺斯认为造成这种差别有三个主要原因：一是英国人治理北美实行地方自治，各殖民地由地方代议机关治理，而西班牙、葡萄牙直接治理南美多年，把殖民地当作榨取税收的来源地；第二，北美是个新教地区，由于英国传统受宗教革命影响，而南美是天主教统治。新教与天主教的差别是，新教相信结社自由（Free Agency），任何人可以不经过他人批准而自立教会（所以有成千上万不同的新教教会），而天主教的每个分支成立都要经过上级教会批准认可。新教的自由结社意识，打破了意识形态和政治垄断，在意识形态和成立组织方面是完全竞争的，所以社会更有活力和更富有公正；第三，北美是普通法（不是政府立的法，而是老百姓自发形成的习惯法），而南美是政府立的大陆法。费正清和Mokyr在比较中国和欧洲的差别时也有类似的分析。Mokyr在比较十八世纪的法国与英国时也有同感。他最有所感的是，由于英国光荣革命后有宪政秩序，所以有社会公正，人民缴的税率比法国高，但人民却更乐于缴税，人均收入也比法国高三分之一。

向：从北美和南美的差别回到中国吧。五四的口号是民主、科学、自由和宪政，那么现在按你的观点，应把自由放在第一位?

杨：自由摆在科学之前，宪政和共和摆在民主之前。我甚至觉得不应当搞科学崇拜，现在中国面临的很多问题都跟崇拜民主和科学有关。中国走了很多弯路，不是因为反五四，而是五四的后果。如果那时强调自由，强调宪政与共和，情况就肯定不一样了。共和跟民主是不一样的。共和是讲上层的权力制衡，民主是讲下层的政治参与，两相比较，共和比民主更重要。共和强调要有三极世界：即选民的权力、州政府的权力、联邦政府的权力，以及中央级司法、立法、行政之间的分权制衡。没有共和思想，它容易形成两极：即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两极斗争起来，不是革命就是暴政，而三极就比较稳定。

向：看来，要想社会真正稳定，必须是一个多元的社会。

杨：至少是三极或更多极的。

向：上面我已提到，自由主义在国内学界已成为一个话题。现在学界一般都认为：个人的自由是自由主义的核心和一切立场的出发点，甚至可以说个人主义就是自由主义的另一种表述。你是否也这样看?

杨：这是常识了。自由主义可以自由地选择个人的生活方式，可以相信科学，但也尊重别人不相信科学。中国改革二十多年了，现在需要有一个意识形态的转变，当然这种转变有赖于争论。"不争论"是不对的。从人类历史上看，任何一个制度的改革，都需要争论。如没有争论，就没有文艺复兴，就没有宗教改革，就不会有后来的工业革命。最近几年美国经济之所以活跃，这与七十年代美国的新左派和新保守主义的争论是有关系的。那时，他们开展大规模的宗教运动、办宗教活动夏令营等等，然后影响到人的观念彻底变了。 所以民主党的总统克林顿也受共和党新保守主义的极深影响。

向：有人研究中西文化的差异，说东方文化的特点是封闭而专制，西方文化的特点是开放而包容。

杨：从中西文化比较谈，这个题目太大。具体说来，我觉得共和思想在欧洲比较深入人心。如十二十三世纪的英国，它的法庭就有三个，一是国王的法庭，二是宗教裁判所，三是地方的封建法庭。三个法庭共存，这就有点像共和了。老百姓打官司可以在三个法庭中选择。当时一般都认为国王的法庭比较公平。为什么? 是因为有另外两个法庭的存在，如果把另外两个法庭砍掉，那国王的法庭也肯定不会公平了。但是回头看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就只一个"王法"。

向：中国的司法体制也在进行改革，但步子是缓慢的。但改革必定是一个较长的过程。你觉得中国司法改革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什么?

杨：司法独立必须以多元化为前提。…… 英国法庭有陪审团、双方律师，还有一个法官，法官只保证司法公正，陪审团才是判决被告有罪或无罪的。

向：陪审团是否相当于中国的合议庭?

杨：中国的"合议庭"都是参与审案的法官组成的。而英国的陪审团成员既非达官贵人，也不一定是专家教授，而是街上请来的。对陪审团员唯一的要求是：必须要有良心，必须由原被告双方接受。如告辩双方中任何一方认为某某坐在陪审团会不公正，他可要求将其排除出陪审团。文革中，邓小平等领导人对制度造成的不公正深有所感，曾大力提倡政治改革，党政分家，最高领导人不能一人身兼党政军数职。工业革命之所以在英国发生，是因为它最早实现"党政分家"。早在十六世纪，国王的财政与国家的财政分家（这在中国相当于执政党的财政与国家财政分家）。英国最早实行了执政党或处于竞争执政地位的政党不允许直接从事赢取商业利益活动的制度，执政者的商业性赢利事业要交独立的私人信托商经营。有了这些制度，贪污才能根治。而台湾的黑金政治正是因为执政的国民党有太大的"党营事业"（尽管它已与国家财政和国营事业脱离）。英国早在十六、十七世纪就形成了国王财政和政府财政不可独立于议会权力的制度。正因为行政当局没有独立的财权，限制政府权力的制衡机制才有根基。所有现代的宪政民主国家都实行这种制度。在中国实行这些制度也是中国现代化和根治贪污腐败的基本条件。

向：在经济方面，你认为中国政府的当务之急是什么?

杨：政府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一九九八年我回大陆，在回答《经济消息报》记者提问时就说过，你可找到那份报纸看看。

向：关于中国加入WTO组织，去年中美达成了协议。中国媒体说是"双赢"。你认为中国加入WTO的利弊该怎样计算?

杨：这就要看中国政府怎样对国内制度进行改革了。WTO组织有它的游戏规则，中国政府目前要做的，我认为首先是废除与WTO游戏规则（非岐视性、公平、透明、稳定、政府对游戏规则的可信承诺、第三者仲裁、司法独立）不相适应的政策和制度。据我所知，中国还有二十多个行业不准私人经营，如银行、电信、铁路、外贸等等。根据WTO规则，外国私人公司可以进入中国这些市场，而国内却不让私人经营这些，这就是歧视中国人了，恐怕还得让中国私人自己也搞，参与和外国人的竞争。另外，中国现在成立企业还是实行批准制度，必须由工商部门许可。你成立一个公司必须要多少万注册资本，而国外却不要，只要交几十块钱就自动注册了。这些都必须改。还有户籍制度，也是歧视乡里人的。我今天在长沙街上看到布告，农民进城打工"三证"。即使农民在城市买了房子，置了产业，但因为户口不在这座城市，孩子上学要多交钱，还有办这个证，那个证，都要交钱。所以户口政策与WTO规则也是相悖的。还有，农村不能私有和自由买卖、自由租赁土地，这很像封建制度。农民到城里去就失去了对土地的集体所有权中的相应份额，此份额又不能自由买卖，所以就妨碍了城市化，也妨碍了私人农业资本家（专业大户）用租土地和租机械的方式经营大规模机械化农场和兴建水利。这些制度都会使农业在进入WTO后因无竞争力而受损。

向：户籍制度的弊端政府也看到了，并且一直在试图改革。

杨：这种歧视制度的结果，使不同的人，权利不一样，任其发展是很危险的。中国喜欢搞双轨制，其实双轨制就是歧视性的。我在海外就想到，你加入了WTO组织，把机会让给了外国人，而中国人自己得不到，这公平吗?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本来很强，如果不引起足够的重视，民族主义情绪上来，各种意料之外的事都是可能发生的。

向：你近来的思想看来否定了你早期的观点，你是否仍坚持早期的个别观点呢?

杨：我否定早期的观点是由于我看了很多西方历史书籍，发现我们大陆出来的中国人对这些不同的观点是根本不了解的。我最近看了Pipe的《财产与自由》一书，发觉我早期的"私有财产制度是民主宪政的基础"这一观点仍然站得住脚。英国国王十四至十七世纪财政不独立，原因就是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国王收税不容易，为了保证收税，所以国王让独立纳税人开国会，自己决定税率。自己同意的税率，当然比较容易实行。所以英国国会与国王无关，国王不会要自己的下属参加议会。因为这些下属是由国王养的，而国会却是为了向国王缴税。这种国王在财政上对国会的依赖，当然只有在私有财产（特别是土地）不可侵犯时才可能。这种早期的共和制度，有点像两个政府并存，因此是动乱的一个原因。英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都是由此而生。但长期而言，这种权力制衡又是长治久安的根本。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目的是减少了收税的困难，但却去掉了制衡机制，正像从异性繁殖倒退到同性繁殖，看起来更方便，实则是生存和进化能力的退化。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私有化的深入，政府会遇到类似当年英国国王收税的困难。一个办法是倒退回国有经济。如果不愿意倒退，就要吸取英国的教训"不开国会就不缴税"。所以经济改革如不倒退，一定会有实行民主宪政的压力。我们希望这种压力不会造成在中世纪西班牙和法国发生的民主退化（这两个国家的代议制都比英国出现得还早），而是像南韩那样顺利转型到民主宪政。这其中成败的关键是执政者要采取主动措施，执政者越主动，决心越大（像日本明治维新一样），越容易成功。执政者越抗拒宪政转轨（像清朝一样），越容易使国家陷入动乱。

向：中国经济改革成绩有目共睹，但政治改革进展缓慢，没有实质性的突破。我想，中国加入WTO组织后，经济更加与世界一体化了。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上层建筑必须与经济基础相适应。所以，你认为中国加入WTO组织对政治体制改革会成为一种推动力吗?

杨：我不是中国问题专家，我只是谈谈个人的想法。我认为，为了中共的长远利益，也为了老百姓的利益，现在当务之急是共产党必须学会搞选举。中国村级选举普遍开始了，但它不是一级政府，应该尽早开始乡级政府的选举，然后到县级，待条件成熟再逐级往上发展，这样的直选越早越好。"直选"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东欧和苏联，共产党之所以丢失政权，是因为他们没有学会选举。直选在中国是迟早要发生的事，你不会，自然就有麻烦了。所以，学会选举是一切执政党在宪政民主新时代保持继续执政机会必须走的一条路。

中国统一之利弊

Baechler（1976，页 77 --- 113） 在其名著《资本主义的起源》中指出“资本主义扩张源于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页77）。他指出资本主义发展的表面原因似乎是市民社会从国家解放出来，但其更大的历史背景是同一文化下，敌对主权国家之间的分裂与竞争，这使得政治多元化局面限制了每一政治权力，因而使经济得以解放。这种政治多元局面使得各种不同的政治试验以在较短时间同时进行，因而使得有利于提高国家实力的制度被发现，采用和被创造性模仿。但是，他也指出，这种同种文化长期分裂为不同主权国家的现象在历史上是概率不高的奇迹。因为每一政治权力都有无限扩张的趋势。而中国式的大一统局面发生的概率反而较高。

他承认欧洲同一文化分裂成不同主权国家的政治多元局面是一个很难解释的谜。但他也作了一次初步的猜想，第一个条件是教会与国家之间的竞争使得国家权力受到制衡不能无限扩张。第二是地中海和英伦海峡特别的政治地理环境有利独立国家和独立城邦之间经商却不易武力统一（正像台湾海峡的政治地理特点）。第三个原因是欧洲发达的封建制度，使地方封建主得以制衡政府的权力。

Macfarlane（1988），Jones（1981），North（1981，1994）都有持类似观点。这些作者分析欧洲在同一基督教文明下的政治分裂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时主要指出如下一些好处。

同一文化下的政治分裂给了地主绅士和新的资产阶级可乘之机，易于利用国与国之间的权力争夺取得独立地位，使资本主义得以发展起来。欧洲历史上很多自由城邦都是利用国王之间争权夺利取得自由城邦地位的。其中以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利用西班牙与普鲁士之间的权力争夺早在十五世纪就取得自由城邦地位为代表。自由城邦不但是资产阶级发展的基地，而且是欧洲形成城邦之间长距贸易和统一欧洲市场的基础。而按 North 的看法，这个十五世纪形成的市场是工业革命的基础。中国历来没有自由城邦，城市都是政治中心的附属物。直到近代香港成为自由城市，其自由城市的地位在一九九七年后能够维持，也要靠中英之间的斗争，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的政治竞争及对香港自由城市地位的有力支持。

第二，同一文化下的政治分裂会大大增加制度试验的多样化及效率。如果政治分裂是发生在不同文化之间，其促进制度试验的效果就不会很显著。用中国俗语而言“同行生嫉妒”，这嫉妒越是在同行之间越强烈，而这种嫉妒的强烈一方面会鼓励标新立异，试验不同的制度，另一方面对成功的制度有极大的创造性模仿的压力。例如英国的一整套制度（自由企业，开办企业不要批准，专利制度，自由贸易，将王室财务与国家银行分开，十八世纪撤销一系列政府管制和规例，例如撤销对高利贷的管制，废止对工艺、学徒制的管制，对外贸及移民的管制，废除谷物法，废除中世纪留下的保护主义法令等） 只花了五十年左右就被欧陆创造性地模仿。但香港在亚洲的成功，却至今没有被中国大陆成功模仿（大陆办企业仍要政府批准，外贸企业的成立仍要许可证，自由贸易和议会民主更是非常遥远）。这种模仿速度的差别当然是因为英法之间文化相近，而中国人总认为英国式的制度不合中国「国情」，也就是中英不太像「同行」。

但法国被迫模仿英国，却有意标新立异，比如拿破仑法典在废除等级特权方面就超越英国制度。法国在拿破仑时代发展起来的现代大学制度故意与英国教育制度背道而驰，强调工程和科学的正式训练，使其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后来居上。英国的教育制度在工业革命第一波中曾成功将资产阶级吸纳入上层社会，但法国的国民教育制度完全打破等级概念，使英国制度相形见绌。英国吸纳资产阶级入上层体制虽增加了社会流动性，但却使企业家贵族化，反而在工业革命第二波中被法国超过。

将这一起一落与十一世纪至十九世纪初英法地位的起落比较，可以看出这种「同行生嫉妒」机制对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英国的制度是与整个欧陆非常不同的制度。不但普通法与欧陆的罗马法完全不同，而且政治权力通过封建制而分散化比欧陆要彻底。普通法由于不是政府立的法，而是诉讼各方在公正条件下吵架吵出来的法律，加上衡平法（Equiteng Law）的实施，确定了在何种条件下，新个案可以推翻过时的个案，所以成为世界上适应性最强的一种法律制度。

这种制度在十五世纪前的欧洲是被人瞧不起的。就像本世纪初的中国人根本瞧不起泰国一样。要不是英伦海峡的隔绝作用，要不是欧洲的政治分裂，英国制度和意识形态绝不可能在八百年内成为欧洲和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制度。

上文引到的几位作者都提到，欧洲的政治分裂使得新思想和异端邪说有处可逃，而中国的大一统相当于儒家一党制，异端邪说无处可逃。而中国文化思想最灿烂的时期往往是政治分裂时期。

分裂国家之间的制度的差别还创造出比较利益和贸易的好处。例如英国人在技术发明方面不强（由于英国教育不强调严格的工程和科学训练），但却很鼓励将聪明变成商业性的产品（由于专利制度，自由企业制度，普通法有效地保护私人财产），所以在工业革命前从欧陆进口了很多发明思想（欧陆的制度使这些思想难以商业化），然后变成商业性的新技术出口。

按照 North（1994）的看法，意识形态和信仰系统决定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这些决定政治制度，政治制度影响法律和经济制度，它们又影响经济发展的表现，而经济的表现好坏在一个政治分裂的环境中会在统治者之间产生极大的生存竞争压力，因而会反过来影响意识形态和信仰系统（Belief System）。这个反馈链条中，如果分裂的政治实体之间文化相同，则竞争压力越大，所以经济表现对意识形态的反馈影响也越灵敏，所以社会意识形态和制度演进也会快。North 指出很多亚洲国家相当成功地模仿了西方法律制度，但却不模仿政治制度，也没有吸纳西方的意识形态，但法律是由政治制度，行为和道德准则决定，而这些又由意识形态决定。所以光仿真技术，硬制度，其效果可能不会如预期那么好。而意识形态和信仰系统的变化会比硬制度慢得多。

由于制度试验的可能性远远超过人类的想象力，所以同一文化形成子文化分支，是保持制度试验多样化的条件。子文化分野往往可以限制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例如欧洲语言文学的不统一就成为民族国家抗拒政治统一的强有力武器。

而盎格鲁--萨克逊（英国）文化分叉为美国子文化，英国子文化，加拿大、澳洲、新西兰子文化也使英国同一文化下，政府制度，税制和其它制度的试验多样化（例如澳洲没有消费税，新西兰将主要政府部门职能改成由公司管理了）。 因此，盎格鲁萨克逊文化下的政治分裂成为此文化在世界上占优势的一个原因。

英法之间在工业革命前后人均收入差别增加到 40% 时，政治压力就极大，而当今中国大陆与欧美人均收入相差十倍，压力也不如英法竞争那么大，这当然是因为中国与欧美文化差别造成的隔绝竞争作用。今天如果湖南与广东是两个国家，他们之间的人均收入差别已在一倍左右，竞争压力当会非常强。但湖南广东由于不是主权国家，它们也没有能力对此竞争压力作强有力的反应。

从这些分析看，中国文化分裂为多枝子文化，并由多个以中国文化为背景的政治实际合作载体应该是中国文化昌盛的一个条件。子文化分枝往往是独立主权国家形成的条件。英国文化的分枝现象也以创造子文化认同为基础。这种子文化认同有一些基本条件。第一是文字、字典的可识别性。例如，美国有意将原来差别不大的美式英语与英国英语加大差别，在世人面前建立起美式英语与英国英语两个字典系统。澳洲与新西兰也以用英语为他们的子文化标识。

政治制度的独特性，对共同政治事件的共同独特感情，与其它国家相异的电视网，军队，警察，大众媒体网络，教育制度，教材，货币，股市，等等都能成为独特子文化的标识。

以这些条件来分析，台湾中国文化与大陆中国文化已经不可逆转地形成了两个互相区隔的中国子文化。台湾文化与大陆中国文化之间的差别要比美国文化与英国文化之间的差别大得多。第一是台湾与大陆的字典差别比英美的差别大很多倍。简体字与繁体字的差别已使海峡两岸的字典完全不同，经过几代后，也不再可能合成一个字典。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的差别更不用说。对一次政治事件，两岸人民很少有共通的感情。比如高雄事件，大陆人民会毫无感情，而对清查五一六运动，台湾人民会毫无感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和李登辉访问美国，两岸人民的感觉可能完全相反。

因此从长远而言（以英国文化为世界主流文化所花的九百年为测度单位）， 台湾的中国子文化从中国大陆文化分野出去是中国人的一大幸事。这也是概率极低，但却极为珍贵的历史事件。加上新加坡的中国文化分枝，香港的中国文化分枝，中国文化至少已有了四个子文化分枝。可惜的是香港中国子文化有可能在一百年内被中国大陆子文化同化。

香港的中国子文化可说是盎格鲁--萨克逊文化与中国道家、儒家文化的结晶，新加坡文化是盎格鲁--萨克逊文化与中国法家、儒家文化的结晶，中国大陆文化是马克思主义及法国文化与中国儒家法家的结晶。台湾中国文化是比较正宗的中国儒家道家文化在响应西方挑战演化出来的。如果当年春秋战国的局面能延续上千年，中国的一次极优秀文化分枝（例如强调科学的墨家）也不会失传。东亚的大陆政治地理大概是这种分裂难以维持的原因。大陆便于武力征服，在无汽车时，贸易的交易成本却非常高昂。

下面我们来讨论一下中国统一的好处。这当然与欧洲不统一的坏处有关。欧洲的不统一虽然使制度创新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也使意识形态与经济表现之间的反馈更灵敏，但却使战乱连绵。两次世界大战都源于欧洲，更不要提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三十年战争，等等使人民生灵涂炭的事件。但这却是欧洲人尊重多元政治文化，容忍异端邪说的意识形态比亚洲早形成的条件。加上十九世纪后形成国界不可侵犯和国际秩序的概念及制度（例如神圣同盟，国联，联合国，各国的民主制度），因此欧洲的政治分裂在今后可能并不是战乱的主要原因。特别是伊拉克战争之后侵犯国界要受罚，就像偷东西要受罚一样已形成全世界都接受的意识形态。因此硬制度也有了意识形态和信仰系统的支持。政治分裂造成的战乱在海湾战争后的时代大概会成为一个不太令人担忧的问题。

但是欧洲早在上世纪就形成的「住民自决原则」及其它欧洲冲开形态在亚洲并未被广泛接受，特别是这一原则根本不是台湾和大陆的主流意识形态，所以台湾大陆分裂仍可能成为战争发生的原因。这的确是台湾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一个限制因素。台湾也只能在坚持中国统一的原则下减轻这个限制因素的负面影响。如果将来「住民自决原则」成为亚洲的主流意识形态，则台湾被迫用「统一」的承诺来自保国际安全就会成为不必要。但正如 North 所言，意识形态的变化比硬制度的变化要慢得多，即使中国大陆实现了民主政治制度和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制度，「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住民自决原则」「LaissexFaire」，这些英国意识形态可能还不会真正被中国人接受。

因此在看得见的未来，台湾海峡两边都会用「统一中国」这个概念来保持台海和平的安全。

欧洲政治分裂的另一个坏处是要第二次在大战后才看得出来。第二次大战后，由于美国利用巨大国内统一市场的优势，大大超过了欧洲。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美国与其它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加大。其根本原因就是统一的国家，提供了统一的交易网络，统一的电视网，统一的文字，无洲际关税，统一的大众媒体网络，统一的批发零售网络，统一的洲际公路网，信息高速公路，统一的货币，统一的工业标准系统，统一的股市及其它各类市场。这些都使分工的演进比分裂欧洲高得多。欧洲的分裂使上述条件都不具备，所以即使在自由贸易的条件下，交易效率比美国低得多，市场分隔和垄断比美国严重得多，使分工演进受到限制。

所以欧洲人发现，如果他们不消除政治分裂造成的不必要交易费用，他们永远无法在与美国人的竞争中胜出。这是欧洲货币一体化及其它朝统一欧洲发展的趋势后面的经济原因。从这种经济角度来看，似乎中国统一是台湾一定要搭的经济快车，反倒是中国大陆对此是无所谓。因为中国大陆在下个世纪将是世界上最大的统一市场。

但是我们也知道中国市场的分割程度相当高，由于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原因，中国的很多市场都区隔成很小的地方市场，地方政府的垄断权力使中国统一文化减少交易费用的优势无法发挥。很多产业没有全国性统一市场上的竞争，甚至在地方市场，私人企业也无法与垄断性国营企业竞争。因此台湾与大陆的分裂对真正自由的统一中国市场的形成可能还是促进因素。因为台湾商人将自由企业制度和自由企业精神带到大陆，使政府企业的垄断及僵化的制度受到挑战。因此从中国短期而言，台湾与大陆之间的政治分裂反而有利于真正的统一中国市场的形成。

正是因为很多在台湾的中国籍看到台湾可以在中国制度改革中发挥的作用，所以很多台湾的「大中国主义者」真正有「统一大中国」的梦。统一大中国的梦当然主要不是基于上述经济学原理。「统一中国」概念有深厚的宪政渊源。

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试验使人类意识形态发生了自工业革命以来的大逆转。而中国和俄国是这个意识形态大逆转的主要受害者。共产主义试验使中国清末开始的立宪运动及一系列政治、法律、经济、文化的发展被打断，使得目前的中国在制度上没有任何中国现代宪政传统的痕迹。更不要提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宪政意识形态的破坏。

但是中国人迟早会认识到，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是反宪政的。因此重新立宪，或宪政改革必会出现。如果它不是和平地出现，就会在缺乏公平的分配政治权力和游戏规则下，由人们争夺权力的自发过程不太和平地出现。在这个过程中，即使人们开始有了共识，要以公平选举的游戏规则来决定政治竞争中的胜负，选举中总会有挫败者。这挫败都会有本能的冲动利用人们对新游戏规则缺乏信心，而输了不认输，不承认选举结果，造成宪政危机。正像南韩和菲律宾第一次选举时，在野党输了不认输一样。南韩和菲律宾在立宪过程中的政治危机是靠美国充当国际宪兵，利用它在这两国的军事基地和政治影响强迫选举挫败者输了认输（尽管选举中的得胜方的确有大量舞弊行为）。

但是中国开始选举和立宪时，如果选举中的失败者不认输，谁来当这个警察强制执行游戏规则？如果无人能担当此角色，中国又可能动乱起来。而防止立宪过程中这类动乱的有效方法就是深厚的宪政渊源，使得人民对新游戏规则有信心。中国自清以来已有深厚的宪政政治渊源，此渊源在当代中国由中华民国宪法及在台湾宪政实践的代表。

因此很多台海两岸的中国人都体会到台湾之所以真正关心中国统一，是因为中华民国的宪政法统对整个中国回归宪政轨道过程的巨大价值。中华民国宪法当然不是一个台湾中国子文化中的宪法，它是在中国大陆制定，制宪过程有各个敌对的主要党派参加，因此它是民国初南北议和以来中国的第二次真正宪政过程。它有全中国的合法性。整个中国还没有任何成形的制度和人群关系能与中华民国宪法竞争在中国宪政过程中的法统上的合法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由于制度过程中完全没有反对派参加，所以根本不具合法性，加上它本身的反宪政本性（四个坚持） 所以在中共历史上不可能有宪政法统的合法性。

但是宪政秩序的建立往往需要一个强大的强制执法能力。这在美国是靠英伦海峡的隔绝作用自发地在缺乏强大武力的情况下形成的。由于英国的特殊政治地理环境，历史上曾长期没有强大的常备军，也可能避免外敌入侵。所以社会精英在军队和政界没有很多出路，（见 Jones， 1981， The European Miracle），因而朝经济和商界及技术上发展。这一大背景使得英国民风淳朴，宪政秩序的自发形成不是依靠一个对社会有控制能力的军事强人，尽管光荣革命时客籍荷兰国王（英国威廉第三和玛丽） 的武力是这种新宪政秩序的后盾。

美国形成宪政秩序当然是以英国已有的宪政为基础。英国人治理北美殖民地与西班牙人治理南美完全相反（见 North 最近对两种制度的比较分析）。英国人用法治，并给各殖民地以极大自治权，由他们自己管理本地事务，并决定各殖民地之间的政治关系（如联邦或分治）。税制稳定而不是掠夺性的。而西班牙人正好相反，直接控制殖民地，不给地方很多自治权，并将殖民地当成榨取税收的剥削对像。因此，美国独立战争靠本地绅士及一些乌合之众在短期内取得了独立。没有机会让毛泽东、拿破仑式的军事强人在独立战争中成长起来。这当然是英国人早有让地方自治甚至定渲退（Devolutim） 的心理准备造成的。因此美国也类似英国是个长期没有常备军，不靠军事强权维持宪政秩序的国家。宪政秩序真正是像深谙英国传统的哈耶克所说的自发秩序。

但对中国而言，历史的传统似乎指明，没有一具军人强权，强制执行法律的承诺似乎不可信。人民一般相信有军事强权的人才可能有这种强制能力。从这点而言，中共在大陆的统治是有这种强制能力的公信力。而不少中国人都将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看成军事上的失败者没有强制执法和治国能力的证据。所以中华民国宪法的法统上的合法性和中共的军事强权又是个目前不可兼得的宪政秩序的两岸要件。这两岸要件是否能结合就完全看历史的机遇了。

从上文分析，我们可作出结论，即使有前文中种种政治分裂的好处，很多当代中国人从自己的利益考虑（不顾子孙后代的利益）都真正有一个统一大中国之梦。这个梦实现的机会并不渺茫。因为从历史上看，一个现代国家的形成必经立宪过程，当共产主义逆流把宪政过程完全毁弃后，一旦立宪重新回到国家的议事日程。正像俄国一九九零年重新立宪时，马上就把沙俄时代的杜马制度恢复了一样。因为大家都知道，本国的宪政经验是本国人民最容易接受，最容易建立信心的，哪怕这些宪政经验在历史上不是成功的经验，哪怕这些宪政经验已从国家的文字记录中被抹去了七十年。

考虑到这些统一的好处和分裂的坏处，我们就有一个两难的冲突（TradeOff）。而其有效率的折衷既依赖各人的偏好，也依赖于历史的机会。就笔者而言，台湾与大陆的永久分裂或永久统一两种结果对我来说都非常令人神往。所以不论哪种结果出现，笔者都会乐观其成。

一九九八年四月于哈佛大学

中国政治随想录

我在文革时写的《中国向何处去？》中推崇“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包括直接选举官员、取消常备军、取消高薪等等。而实现这种民主的手段却是激进的革命手段──“推翻中国的新特权阶级，砸烂旧的国家机器。”为此文我坐了十年牢，在牢里我读了很多历史书。

开始我想从西方政治史中了解，到底什么是民主政治，民主政体是如何产生的。洛克的思想对我有过极大的影响。虽然我早就是官方意识形态的叛逆者，但自从接受洛克的思想，我开始知道革命民主主义与现代民主政治是完全不同，甚至是对立的东西。洛克思想是英国大革命的产物，克伦威尔专政是大革命的后果，而他比旧王朝更糟糕。我读这段历史时是一九七二年，当时中国人民中充满着复辟情绪，大家都在留恋五十年代，都在盼望刘少奇、邓小平复辟，几乎与克伦威尔死后，蒙克将军迎来复辟王朝前英国朝野上下的普遍复辟情绪一样。按照洛克的逻辑，革命要推翻的是一个暴君，而没有一个比暴君更集权的力量，却无法打倒老暴君。一旦暴君一倒，对革命中形成的权威，任何人都再无法控制，它又成了新暴君，它又会催生革命。这就是“革命产生暴君，暴君产生革命”的改朝换代逻辑。

在英国大革命之后的克伦威尔，自称共和国执政，但实际上比王朝更糟糕，正像中国目前自称共和国，但却与共和政体毫无共同之处一样。因此追求民主的第一要旨不是打倒老暴君，而是如何避免改朝换代，陷入“革命民主主义”的陷阱。而马列主义政治理论的浅薄之处，正在于它从洛克和孟德斯鸠的理论退到了革命民主主义理论，而这种理论比中国式的改朝换代并不多出什么。这种理论的核心是谁掌权（所谓国体问题，或者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而不是政体本身的真正创新。而洛克、孟德斯鸠的理论的核心却是设计一种机制来控制“控制者”。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失败，正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浅薄和没有控制“控制者”这类设计思想为基础。因此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失败不是一个实践问题，而是政治设计思想的失败。

◆ 共存和制衡令人拍案叫绝

英国光荣革命（实际是次政变）大概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一次政治设计。它在一个有长期专制传统的国家找到了一个摆脱革命与专制的循环，能有效地控制“控制者”的办法。光荣革命前，英国实行了复辟，王朝复辟前，国王有个信誓旦旦的宣言，保证不对造反派报复。但他被迎回国，权力稍微巩固后，马上大规模报复，把当年的造反派以叛国杀君罪绞死，连克伦威尔的尸骨都不放过。惠格党（后来的自由党）人人自危（像今天清除三种人运动中的中国造反派一样）。造反派当时有两种选择，一个是革命，二个是忍让。但最后却是第三条路，从海外请来了客籍国王（威廉），用他的武力赶走了旧国王。这满足了“只能用暴力才能打倒暴君”这个条件。但客籍国王不是革命中生长起来的，他在英国没有根，国会能控制他，趁他权势未稳，国会马上用限制王位法、人身保护法等一系列立法使他变成虚君。然后又有代议制、内阁制等一套制度，而其核心是两党制。托利（后来的保守党）和惠格党是在长期内争中互相迫害的两大派，他们的共存和制衡是整个制度创新的基础。我当时看这段历史，忍不住拍案叫绝。这大概是改造专制制度以进行制度创新，摆脱专制的革命循环，走向长治久安的最完美的例子。这个例子对中国有意义，而美国在英国民主制度的基础下发展民主制度的历史对中国意义不大，因为中国不是像美国这类“没有历史的国家”。所谓政治设计的成功就是说，实际执行的结果与设计的预想基本一致。如果像俄国革命、中国革命一样，以民主为目的，而以专制为结束，这不能算成功的政治设计。不能说某些人掌了权，实现了改朝换代，就算成功了。其实从改朝换代的意义上，中国和苏联的政治体制设计都不成功，因为很多开国功臣都因他们创立的政体的致命缺陷而人头落地。

◆ 尽量维持上层各派之均衡

民主政体中控制“控制者”的结构说来极为简单，既然我们认识到人都有天生的弱点，找不到十全十美的控制者，那我们就让几个“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的人平等竞争吧。所以三个平等竞争的野兽（两党或是三权分立）就是民主，而一个“圣人”却是专制。这个道理虽简单，但实行起来却不易，因为人都有征服的本能，都想打倒对方。怎样才能保证他们和平共处、平等竞争？唯一的办法是依赖历史提供各派平衡、谁也吃不掉谁的局面。

英国光荣革命前夕，长期互相迫害的两大派之间就出现了这种谁也吃不掉谁的均衡局面。它就是两个魔鬼平等竞争（民主）的条件。

所以作为民主主义者来说，实际的谋略就是尽量维持上层各派的均衡，譬如说共产党比国民党大了，就要支持国民党，造反派和保守派中某一派太占优势，就要支持他的敌对派。一九四九年民主党派犯的错误就在于共产党过于强大时，他们不去支持国民党。其实当时就有一些明智的民主党派领袖看到了这一点，认识到对共产党一边倒会为专制制度创造条件。可惜民主制度的实质当时还远未被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认识，他们以为民主是一个圣人（共产党），而不是两个魔鬼（国共共存）。中国知识分子喜欢附和强权去歧视弱者，这个传统也应对一九四九年一边倒局面负责。

我后来细细咀嚼，发觉有一些更大的历史背景比“光荣革命”本身重要得多。一个是英国的小国会、小宪章这段历史。英国的小国会实质是诸侯会议，很有点象中国的“春秋五霸”的诸侯会议。也就是说英国历史上有封建诸侯权势超过国王的传统。王权的衰落、封建制度的发达，以及没有中国式的中央集权制，是小国会、小宪章（实际上是各诸侯限制王权的条例）和后来的民主制度的基础。换言之，民主制度是以封建制度为基础的。如果王权发达，用中央集权制代替了分封制，则民主制度极难生长起来。正象中国这种中央集权制发达、早就废止了封建制度的国家，很难产生小国会这种制度一样。再深一步研究，民主制度的萌芽不是人民参政，而是社会上层阶级内的多元化。英国革命的历史说明，人民革命只会产生暴君，而革命产生出民主大概只找得出美国这种已有英国民主传统的殖民地例子。有人说菲律宾是革命产生民主的例子，而实际上菲律宾的微笑革命只是一次政变而已，政变也是在美国压力下上层推行的民主化政策过程中产生的。这与中国式的革命（改朝换代）实在是天隔地远。所以我相信在有长期专制传统的国家，革命只会产生暴政这个假说是可以证明的。

譬如说，我们可以假定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有征服他人、损人利己的恶性这一条，对“暴君”和“人民”同样成立。暴君被推翻，“人民”就会分为不同的派别，互相斗争，既然推翻暴君可行，为什么打倒敌对派别不行。“人民”会用对待暴君的办法互相残杀，直至剩下一个新暴君为止。中国每次改朝换代都要经历这个过程。把大土匪（皇帝）打倒，无数小土匪多如牛毛，互相残杀，剩下一个大土匪（新皇帝）。最后人民体会到一个大土匪比多个小土匪好些，“宁为太平犬，不为战乱人”（象不象法国大革命后“热月政变”时的“秩序党”和一九七零年林彪、周恩来联盟的观点？）因此新朝代会巩固一段时间。辛亥革命这种以民主为目标的革命一样经历了这个过程。一旦革命发生，只有列宁式心狠手辣的人物才能生存。只有政治白痴才相信这种革命会产生出“民主”。

◆ 用革命手段推翻专制行不通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假设有可能出现孙中山这类人，利用革命推翻了专制制度，为民主打下了意识形态和宪法基础，使国民党“训政”下长大的人，从小就知道政党自由、五权分立这些东西迟早是要实现的，所以虽然要经历两代人以上的动乱，民主政体终会来临（象台湾目前一样），那么用革命来改变大陆专制制度是否可行呢？

一九六零年代末，中国政治极端黑暗，当局的经济文化政策荒谬绝伦，稍有知识的人都会被这种昏庸无能刺激出参政的兴趣：“让我来治国，比这种搞法一定会好千万倍。”当时很多人被划为“黑七类”，受到极不公平的歧视和迫害，“孤苦无告，树党强诉”的情绪相当普遍。搞政党活动、会党活动的多如牛毛。我当时被关在监狱里，革命情绪可说是到了顶点，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参加反对当局的革命党的。 一九七零年的“一打三反”运动把这类“革命”活动几乎完全从肉体上消灭了。一些最优秀的从事革命活动的职业政治家被当作政治隐患而枪杀。这次大规模的镇压活动使我触目惊心。我想起这些被杀害的政治家生前的一些思想（他们中不少是我的狱中好朋友），开始体会到他们的一种判断，即社会现代化过程已使传统意识的革命几乎不再可能。当时一些亲西方的知识分子在秘密政党活动中都密切注视在南美搞革命活动的古巴人格瓦拉。他们认为，如果格瓦拉能成功，则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在专制国家发动革命就有成功的可能性。尽管他们的政治目标与格瓦拉正好相反（格瓦拉是以革命追求马列主义理想，而这些中国知识分子却企图以革命追求西方式的民主）。但格瓦拉是彻底失败了。很多人总结失败的原因，与现代化的通讯、运兵手段的发达极有关。譬如在现代化铁路运兵的条件下，当年的武昌起义根本不可能成功。而现代报纸、电台也使一个专制国家可以完全控制社会舆论，象中国的大跃进时代一样，饿死近二千万人，而人人都以为是“形势大好”，自己看到的灾难只是本地局部性的。而六十年代初和文革中的众多政党活动由于官方的封锁消息，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世界舆论都根本不知道。这种政体有能力把政敌消灭在无声的黑暗中。

原则上说，在现代化条件下，如果没有国与国的战争，没有上层阶级内的大规模冲突或类似代理人战争式的局面，用革命手段推翻一个专制政体（象武昌起义一样）成功的概率等于零。文革中之所以有一些非常优秀的知识分子也参与了政党活动，是因为有一点还不清楚，即象文革这种上层内部的大规模冲突是否会提供革命的机会。但这些知识分子中的一些人后来认识到，文革的作用正是在人民中培养起强烈的反革命情绪。文革不但没有为改朝换代创造条件，相反却为防止改朝换代、巩固共产党的政权起了与预料相反的作用。也就是说，人民自从大跃进以来对专制政体的不满在文革中发泄掉了。文革中把“人民”土匪本性的一面暴露无疑。在共产党短期内允许变相政党自由的条件下，人民一轰而起，互相残杀。大家又多了一个念头：一个大土匪比多个小土匪好得多。批旧和反革命情绪油然而生。这种情绪在极左路线的口号下成为邓小平政权最强的政治王牌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中国今天利用上层冲突触发革命的机会比以前要小得多，这是文革的积极后果之一。

◆ 革命会延缓民主化进程

留恋一个“大土匪”的情绪是中国人一种有历史传统的错觉。多个“小土匪”如能和平竞争（例如形成互不侵犯的多国或多党），自然比一个大土匪好，但这种和平竞争的局面在中国出现的概率并不高，其原因可专门写本书。原因之一是上层内部的多极平等竞争不发达和缺乏稳定的结构。结果往往给革命和改朝换代以可乘之机。最上层权力太大，中层和上层内部没有分封制，又不能象欧洲多国制度及现代绅士阶层等结构来制约中央的权力。历史的发展，极大程度上是靠碰运气，谁说美国人不是因为走运才有了民主制度？

革命会延缓民主化进程，正象一九四九年的革命使中国民主化进程延缓了几代人时间、俄国革命使苏联的民主化遥遥无期一样。所以防止革命对于今天中国的改革仍是现实和重大的政治问题。如果有人问我：若是中国今天发生了武昌起义式的民主革命，你怎么办？我的回答是：我就会离中国远远的，躲开革命中的中国。我本人就是文革后的反革命情绪的代表。我在监狱里结交的很多好朋友却是一九四九年革命的受害者。我很爱他们，但共产党革命却把如此高尚的人变成鬼。我自己在文革中家破人亡，母亲被逼自杀，我知道革命是怎么回事；我知道所谓“伟大的人民”在革命中会如何行为；我知道革命会用迫害政敌的情绪毒害全民族，那时谁都会无法控制这种情绪，而这种情绪正是专制制度的基础。正象共产党几十年迫害政敌（包括他们自己内部的不同意见者）都是以迫害国民党人的合法性为基础一样。至今迫害“反革命”的合法性仍然毒害着很多亲近共产党的人。有人会说如果革命的目的是真正民主政体，就会避免这类政治迫害狂潮。那可不一定。美国的南北战争中，代表民主的北方胜利后，迫害南方的情绪势不可挡，一时谁也控制不了，因而出了大量“冤、假、错”案。有个错案直到百多年后卡特当政时才昭雪。要不是老约翰逊总统后来力挽狂澜，与这种迫害南方领袖人物的情绪对抗，美国也不会有今天的民主制度。

◆ 改朝换代并不那么灿烂辉煌

可悲的是，今天中国共产党并不从理论上否定革命，而是念念不忘“革命传统”，坐过共产党牢的人都会发现，很多牢里的政治犯，有与共产党一模一样的意识形态，企图用共产党革命的方式推翻共产党。许许多多这类“反革命犯”都是中共革命意识形态制造出来的。年轻知识分子毫无政治知识，盲目崇拜革命，盲目崇拜“人民”这个偶像，这都是革命意识形态的产物。所以专制政体最可悲之处并不是其对人民镇压的残酷，而在于它使人民的意识形态也专制化。因此革命只会复制专制，而这又成为当权者镇压人民的理由，可悲之处就在于这种镇压是真正有其理由的。

总之，革命和改朝换代根本不象史书上说的那样灿烂辉煌，对大部分人而言，它意味着生灵涂炭，意味着人的征服心、损人利己本性的大发泄。

另外，我想强调，我对革命和专制制度的否定完全是从一种功利主义立场出发，而不是从历史学的角度出发。我是太渺小的个人主义者，我害怕专制和革命带给我的痛苦。但如果我是个不关心功利的历史学家，我会说，专制制度，革命的历史地位却是件比功利远为复杂的事情。譬如大家都同意苏联的集权制度是所有政体中离民主最远的。但是如果世界是由大量主权国家组成，则对人类历史发展最有意义的格局是，一百多个国家试验各不相同的政体，包括最坏和最好的。 因为不经试验，人们根本无法判断效果（好、坏）。这个过程中试验最坏政体的国家，对历史的意义也许最大，因为此国人民受尽苦难，却为全世界人民留下了最宝贵的信息。何况最坏的政体也许有其好的地方（那怕是一星半点），正象苏联制度在制造人造卫星方面就曾给美国以制度创新的启发。但作为一个功利主义的中国人，真不希望这个试验最坏政体的国家就是中国。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而言，好坏不能看短期，坏到底，也许会出好东西，所以在一个长历史时期内（譬如一千年），有许许多多的政体在持续不断地试验，这是对历史学家极有意思的格局，但对我们这类渺小的功利主义者，意义却不大。从信息论的角度而言，对历史后果不轻易下结论，争取尽可能多的社会试验机会是会得到最多信息的。可惜如果我是个被试验政体下的人，我最关心的却不会是信息的多少，而是我个人的幸福。

◆ 外国历史值得借鉴

支持用革命手段追求民主政体的人，自然会用法国大革命来反驳我关于“用革命手段推翻一个专制政体成功的概率几等于零”的观念。法国大革命制造了彻底的改朝换代，虽没有代议制，但却产生了一个“造反派的皇帝”——拿破仑。正好，拿破仑是我最崇拜的一个历史人物。试想想，有谁能一枪不发地征服一个与他为敌的政权。而拿破仑百日复辟时正是带着少数随从，一枪不发的走到巴黎，沿途，与他敌对的军队当他走近时，都高呼“皇帝万岁”而倒戈。拿破仑曾创立科学院制度、现代大学制度、整个大陆体系的成文法制度。私有财产制度在拿破仑法典中“象数学逻辑一样严格建立起来”。被黑格尔这种知识分子真心崇拜，称为哲学理性在地上的代表，这种君主实在不多。拿破仑临死前曾声称：“我用以传之万世的，不是我的政绩和武功，而是拿破仑法典。”显然法国大革命的主要成果不是民主政体，而是保护私有财产和确定陪审制度的成文法。法国革命后，几经改朝换代，直至世界大战时从来没有真正确定民主政体，但所有朝代都把拿破仑法典奉为圭臬，不敢变动。革命后真正被巩固了的是拿破仑确立的私人财产制度和法律体系。

法国的历史，与香港、台湾、南韩等东亚现代社会，都说明私有财产制度是比民主政体对现代社会更根本的东西。只要有完备的法律和私有财产制度，不是民主政体也无关大局。英国的“光荣革命”的另一个大背景是，英国历史上对私有财产权处理的传统。中国历史上皇帝可任意征用和没收私人财产。皇帝知道如果“富商大贾富过王候”，则意味着他的政治垄断地位将受到挑战，对这种挑战的敏感往往是对改朝换代危险之警惕（很有意思的是，周恩来也喜欢用这句子提醒共产党对共产党朝代之威胁的警惕）。所以，中国多数朝代不允许独立的商人富过王侯，太富了，就要“国有化”，就要“共产”。这倒很象今天的共产党。商人造反往往是建设性的，不象“无产阶级造反”、农民造反那种纯粹的改朝换代。而英国不但早就有一大批新贵、大贾，经商致富，富甲王候，而且国王打仗必须屈膝向他们借钱，私人财产是不能随便充公的。这种借钱中的冲突正是英国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直接导火线，只有新的中产阶级的独立经济势力超过了政府的权力，政治变动才有产生制度创新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否则政治变动几乎完全等于动乱或改朝换代。国有制占主导地位的民主制度不但是种乌托邦，而且是种欺人之谈。我相信，“不可能有以国有制为基础的民主政体”是可以被证明的另一种假说。

◆ 私有制之政治功能

私有财产制度的政治功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的发达，使社会上层结构多元化。不但有政治精英，而且有一个有管理社会能力的企业家精英阶层。现代的激进主义是种中产阶级现象，而中产阶级的激进主义与农民和无产阶级的激进主义是性质很不同的。中产阶级的激进主义往往表现出互利性，其关心的重点是政体，而不是改朝换代和国体等等与损人利己的征服心有关的事。资产阶级与当权派的竞争更接近上层内行的竞争，而不象农民起义这类外行竞争。

二、私人资本主义的发达，可以使社会的“仕途”（知识分子的出路）多元化。经商可能比当官更富有、地位更高，所以恋权不退和秀才落第造反的可能性都大大减少了。中国很多改朝换代都是落第秀才搞起来的。中国也极少有自动让权的例子。这都与私人财产制度不发达有关。

三、没有发达的私人财产制度不可能有真正独立的知识分子和政党。正象我敢在这里讲一些真正独立知识分子的话，是因为有私人基金会资助我来美国一样；如果在中国，我就不可能保持如此独立的地位。大陆现在的八个“民主党派”也不得不附在“共产党这张皮上”。在这种国有制占优势的情况下，所有民主的鼓噪都不会有超过中国历史上“清议”政治的水平。中国曾经有发达的清议政治，士大夫被鼓励针贬时弊，为民请命。但没有独立的中产阶级，这种“人民”是种偶像崇拜，是当权者垄断政治的一种玩偶。正象中共最喜欢用“人民”这种偶像崇拜来推行其政治运动一样。

四、私有财产制度具有将政治动乱与经济活动隔绝开来的作用。美国大选时，政治机器会有短暂的停顿，但这并不会影响经济的正常运转；而中国文革中的变动，对经济影响极大。仔细观察中国的人，会发觉工业生产最糟时是短暂实行变相政党自由的一九六六年底到一九六八年中，而生产效率最高的却是专制暴政最厉害的一九七零年。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有一种怪现象，劳改队的生产率比同等条件的国营单位要高。也就是说，国有工业制度的确要与专制政治相配合。在国有制条件下是不能搞“大民主”的。不过中国人是聪明绝顶的民族，文革政治动乱中，江浙南方一带发展出一种发达的半私有经济制度，以温州、常州、无锡为代表。很多农民和企业家，利用文革国营经济瘫痪的机会，发展出一种准私有经济。他们从物物交换式的市场做起，发展出一个计划控制之外的发达的私人经济市场。这种市场倒很适应文革的“大民主”气候。不管政治如何动乱，它照样发展。

◆ 私有制能顺利走向民主

这种现象使我有种直觉，中国人是个有私人资本主义本能的民族，那怕是共产党统治下，他们都有本事发展出私人资本主义来。正象学大寨运动中，有些生产队就偷偷把田分了，由于产量激增，还得了农业学大寨的红旗。中国人长于与政治权威妥协，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两面派工夫实在到家。上海是另一个例子。“四人帮”用专制主义办法经营上海的国营经济，相当成功。而上海经济却很不适应改革后的一些自由化的搞法。国营经济与专制政治有某些内在联系，这种关系不是人的意志可以改变得了的。

广东也是一种例子。广东私人资本主义目前已相当发达，在广东就没有北京那种空洞的政治热情，广东的学生就不闹事，也没有革命情绪。更不喜欢那些奢侈性的知识分子头衔。用私有化防止革命和改朝换代的威胁，实在是共产党利益所在。如果不搞私有化，而推行把人分为等级的“知识分子政策”之类的（知识分子高人一等，工人低一等之类）“民主”政策，结果是既讨不了知识分子的好（因为这种政策不会多产生出住房、汽车），又会激化革命情绪。

以私有制为基础能顺利走向民主的典型中国人社会，当然就是台湾。台湾走向民主化是很自然的事。它有一个富过政府官员的强大中产阶级，有一个独立于政府权力的强大社会。很多人收入比政府官员高，天天在议会骂政府。而在大陆，政府吞吃了整个社会，独立于政府的中产阶级或社会几乎不存在，或奄奄一息。这种情况下奢谈民主是很危险的，因为根本没有社会结构的基础，如果只是想欺骗舆论或粉饰太平，那还谈不上危险；如果真想试试民主政治，搞不好就会引出动乱和改朝换代来。因为若没有独立的中产阶级，则“人民”是不具有建设性、很危险的改朝换代的政治势力。

◆ 共产党靠镇压政党过日子

中国政治有其十分特别的地方。中国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朝代周期。所谓国体概念、专政概念、革命与反革命概念，无非是用现代政治词语来谈论这些古老的特点。朝代周期现象在欧洲并不明显，那里的朝代更迭很少是由自下而上的农民起义造成。欧洲历史上基本没有成功的农民起义（革命），而大量政治冲突是发生在国与国之间。美国人更不懂什么叫“改朝换代”。这种中国政治与西方政治的巨大区别，使两个政治文化背景的人们有着截然不同的政治辞典。中国人在谈论民主时，他的意思与西方人心目中的民主也许根本是南辕北辙。譬如美国人在谈政党自由时，没有人会将其与改朝换代联想起来。但中国人成立的大多数政治组织，都以改朝换代为目标（他们自称替天行道、革命或解放等等）。农民起义军是这样，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中国政治中成功的政党都是改朝换代党（革命党），而不是现代政治意义上的“政党”。所以中国人一讲政党自由，马上会想到改朝换代。特别是共产党这个经过成功的彻底改朝换代的朝代，它以极残酷的手段镇压一切政党活动（为首分子判十五年徒刑至死刑），因此对政党自由与改朝换代的关系特别敏感。以我个人对中国政治犯的观察，一九四九年后大陆的绝大多数秘密政党活动都是以改朝换代为目标，不管是亲苏的“劳动党”、亲西方的“民主党”、亲台湾的“反共救国军”、信儒家的“大同党”，还是农民会党性质的“一贯道”。

而共产党的政治稳定，全靠对这类政党活动的残酷镇压，从镇反、肃反、反右、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这种靠镇压政党活动过日子的政权，会开放党禁、搞民主政体、这不是哄小孩的鬼话吗？如果不是这样残酷镇压政党活动，共产党还能干尽坏事而不垮台吗（一九五九年饿死近两千万人，“文革”又使中国生灵涂炭）？像任何一个新朝代一样，毛泽东开国是以残酷镇压为基础，而以德政为辅助，共产党的德政实在少得可怜。

◆ 共产党朝代的特点是极权主义

国民党很像历史上的隋朝。国民党比共产党更像现代政党，它文化很高，但却不太会打仗。国民党的革命没有彻底改朝换代，它把清朝时代的绅士阶级和新的中产阶级几乎完整的保留下来了。所以国民党的革命不太像改朝换代，有点现代资产阶级革命味道。而共产党朝代极像明朝，它是一次彻底的改朝换代，对基层的旧社会绅士阶层赶尽杀绝，打入十八层地狱。经过各次政治运动，特别是不为人注意的一九五八年划极右和坏分子运动，过去的绅士阶级、中产阶级已完全没有社会地位，比奴隶还可怜。一般而言，中国历史上这类彻底的改朝换代，朝代寿命是相当长的（一般在三百年左右），不是因为它的开明，而是因为它的残酷。与恩格斯和维特福格所议相反，这类亚西亚式的专政并不是建立在管理公共事务（如水利）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用一个大土匪扼制无数个小土匪，即扼制人的征服他人的恶性的基础上。

中国政治历史的另一个特点，是非常权威主义，而不是极权主义。但是共产党朝代的特点却是极权主义而非权威主义。共产主义式的集权主义是人类历史未曾有过的。中国目前对人口流动的控制不但史无前例，也比其“老大哥”苏联严厉得多。所以中国很多史无前例和旁无佐证的极黑暗的政治现象，只能说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结婚生下的一个文化怪胎。对这种文化怪胎的惰性和黑暗切不可低估。中国政治正处在共产党朝代中兴的前夜，又处在苏联式经济制度的危机中，同时在世界上发展最快以私人自由经济为基础、以儒家文明为背景的东亚新工业国包围中。中国从来看不起的小日本、南韩、台湾甚至泰国，都在以极高的速度逼近发达国家，拉开与大陆的发展水平的距离。这些都是中国当代政治发展的原动力。另外两个原动力，一个是台湾问题，二个是文革形成的特殊的政治动力结构。

英国光荣革命的另一个大背景就是欧洲十几支文化、十几个实力相当的国家之间的平等竞争。这种结构以统治者之间竞争如何治理国家为主，而不是以人民和统治者争谁来掌权（国体）为主。所以这类政治动力结构类似一国内的民主政体，有防止革命、保持内行同级竞争的功能。今天中国也有了类似的国际环境。

中国文化本身就多元化了。至少有日本式的儒家和西方文化相接合的文化、台湾式的中国文化、香港式的中国文化、大陆式的中国文化、新加坡式的中国文化等数个亚文化。

英国光荣革命时如果没有从国外请客籍国王的可能性，则摆脱革命和专制循环的概率可说是百分之一。而请客籍国王设立虚君当然要有与英国平起平坐的国家存在。今天中国也有了类似的机会。譬如说，一旦中国大陆上的党争激化出现英国光荣革命的局面，请国民党回大陆以客籍政治力量的身分来平衡虽然是一种小概率事件，但这个概率虽小却大大大于零（相当现实）。历史发展本身就包括很多小概率事件的出现。

中国走向民主的过程，台湾问题成为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这不但因为台湾正在迅速走向民主政体，使中华民族这个最古老的民族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政党政治，而且因为台湾的存在使中国的政治结构不可能一元化。至少国民党、共产党就是二元的。没有台湾问题，不会有一国两制的政策，共产党也没有今天这么开明。如果没有台湾问题，中国极可能走苏联式的政治演进道路，当局会象苏联骂沙皇一样，使自己对政敌的政治迫害永远合法化。而有了个台湾，中国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全世界有目共睹，台湾的政治民主化、经济发展都远远走在大陆之前。共产党迫害国民党的合法性就永远受到挑战，而否定任何政治迫害的合法性正是民主政治的第一必要条件。另外台湾的存在自然与民主的另一个必要条件——私有制度有关。台湾与香港的私有制始终对大陆中国人是一个最直接的样板，有了这两个样板，任何私有制不适合中国国情之说都不可能站得住脚。台湾无疑起着一种类似两党制的功能。回想地中海文明史上，十几支文化之所以可以和平竞争，一个最重要的政治地理因素就是海洋的扼制武力竞争和促进商业、文化竞争的作用。为什么内陆国家难以发达，原因之一就是内陆方便武争，但商业运输在内陆却成本高昂。台湾海峡在当代中国政治史上也起着扼制国共两党武力竞争而促进文化、经济和平竞争的作用。

◆ 中国历史从未有过成功的复辟

文革是使中国不可能重复苏联的政治发展模式的另一个决定性因素。从上层而言，文革造成了邓小平的复辟。这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史中是绝无仅有的事。赫鲁晓夫是斯大林一派的，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是斯大林派内的分裂，这并没有摆脱社会主义政治永远朝一极不断分化的规律。而邓小平复辟是第一次“反党分子” 重新上台，打破了政治朝一极分化的规律。这一特点的深远历史意义，现在还难以被人们全部看清。革命后的复辟往往难有制度创新，至少能避免改朝换代的恶性循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成功的复辟，却有无数成功的革命，这正是中国历史进步缓慢的原因。每个朝代初期都是文化水平最低，善于征服，而不善于管理。朝代末期文化水平是最高的，善于管理，却不善于征服。革命一起，几百年积累起来的经济、文化发展成果毁于一旦，新皇帝又是个征战的内行、管理的外行， 一切从零开始，积累数百年，又一个改朝换代，毁掉一切重来。中国历史就这样原地进退不能进化。英国有复辟，复辟为光荣革命打下基础（而不是为革命打下基础）；法国有复辟，拿破仑法典正是在复辟时期巩固下来。但中国的复辟却总不成功。共产党历史上也没有成功的复辟，而邓小平却是破天荒第一位成功的复辟者。复辟推进历史前进的功能至今并未被人系统地研究过，但我有个直觉，其中学问很多。

◆ 民主政治改革的条件尚未具备

从上几节的讨论，我有几点直感：第一、用革命手段追求民主不但不可取，而且民主的第一个必要条件就是避免革命与专制的循环，而革命本身却是促成这个循环。第二、没有发达的私有财产制度时来谈民主政治是相当危险的事，因为这可能导致动乱和改朝换代。第三、中国共产党朝代的演进根本不到民主政治的时机。共产党还在开国的末尾，它的基本特点就是镇压政党活动（政党是民主的必要条件）和垄断政治。

虽然讨论民主政治改革为时太早，但很多特殊事件、如“文革”、台湾问题、邓小平复辟、苏联式制度危机等等，又为政治改革（不是民主改革）提供了动力结构。中国处在一种从极权政治向权威政治过渡的可能性面前，虽然离台湾正进行的从权威政治向民主政治过渡还相差很远，但脱离苏联政治发展模式的几率却相当大。我想今天政治改革中头等重要的是经济改革中为私有化市场化创造了条件，以及在行政改革和立法等方面为上述政治过渡创造条件。

即使不搞私有制，中国的行政改革和法律制度的完善实在有很多事可做，例如恢复中国历史上传统的回避制度、文官考试制度、文官系统与政党官僚系统的分离（前者由考试制度产生，后者由政党活动产生）、模仿台湾搞军队国家化、省级直接选举、用立法形式保证档案制度向人民公开（特别是向本人公开），以及设立上诉法院、改变以党报充当上诉法院的不正常状况等等。特别是省级直接选举问题迫在眉睫。因为文革后，地方政治因私人势力化有更趋黑暗的现象。毛泽东调动省级官僚频繁，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地方政治中难以形成强大的私人势力。但文革后地方政治私人势力化的倾向大有加强之势。

但所有这些改革的中心原则应该是互利的，要所有人得利，尤其要让原来的特权阶级得利，尽量不让人在改革中吃亏。明治维新成功的根本原因就是要所有人得利。譬如取消贵族和武士阶级的特权，发放一次性俸禄（类似转业退休金），这是比今天中国改革激进得多的措施。但关键的不同是，明治天皇把这些特权阶级引导去投资做生意，他们中大多数后来都经商致富比以前的日子好过多了，所以成为改革的既得利益者，而不是阻力。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也是很多干部子弟利用特权成了专业户，发了财，变为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但是城市改革中，这个问题却没有解决。高干的真实工资收入相对他人而言是降低了（尽管非工资特权收入很高）。退休加薪等赎买政策并不很有效，因为在位的特权收入占的比重太大。

◆ 选择的机会

如果有人问我：假如中国今天允许民主竞选人大代表，而你又有机会参加竞选，你的竞选政纲是什么？我会告诉他，我的政纲第一是控制物价，第二是知识分子政策等等。当然我心里想的正好相反，既反对控制物价，也反对政府有任何“知识分子政策”；而是应由劳力市场上的供求力量来处理知识分子问题。但中国大多数人只懂那些对他们不利的泛泛之谈，要想当人大代表，当然只能投他们所好。如果有人问我：假如中国今天有一个拿破仑式的人物，他愿意听听你的谋略，你愿意向他讲什么呢？那我会告诉他：中国当务之急是要把国营企业拆成股份，把股份给特权分子，将其特权“私有化”，并让他们退休经商或吃股息，则他们就会由改革的阻力变成动力，像明治维新一样，解决了这个问题，改革就上了正道了。其它细节，这些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会妥善替你解决的。

如果第三个人问我：你作为一个民主主义者，如果有机会向社会大声疾呼，你会说些什么呢？我就要告诉他，如果我能在电视中向人民大声疾呼，那我会说：民主的当务之急，一是设立人身保护法案，取消反革命罪，禁止任何政治迫害。二是推动修宪运动，取消四个基本坚持。实现政教分离，取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国教的地位；保证真正的信仰自由。从短期而言，这可能没有效果，但台湾和各地民主政治的成功都说明宪法意识是民主政治的基础，有着极深远的长期影响。正像孙中山立国时的宪政思想，使很多中国人从小就知道信仰自由、新闻自由、三人可组党，这都是中国迟早要实现的政治原则。而今天台湾的政党政治，取消新闻检查，不都是几十年宪政思想深入人心的结果吗？所以作为一个民主主义者，今天哪怕是对牛谈琴，也要提出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设立人身保护法案这类具长远影响的问题。我一直摆脱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致命缺陷：过分强烈的使命感，关心国家的命运，多愁善感（中共产党“关心国家大事”的毒太深？）。尽管来美国后这种毛病减轻了一点，我更关心自己在市场中的比较利益和可能卖得出去的产品（我的产品是知识），但“不在其位，却谋其政”的毛病还是有一点。因此这次抵抗不住朋友的鼓励，又写了一篇充满使命感、“不在其位，却谋其政”的文章。写完之后，悲从中来。因为这种过分强烈的使命感，正是中国政治经济制度不健全，迫使非职业政治家过分关心不是他专业的事。不管如何，每当中国政治变动发生，我都会“思潮澎湃”、“联想翩翩”、“伤感”一番，不是对政治的兴趣，而是一种“精神享受”。试想一个为看中国政治这部戏，付了十年牢狱之灾门票的人，怎会不仔细观赏这个票价高昂的话剧呢？

中国土地所有权私有化的意义

我在《信报财经月刊》关于土地所有权私有化的建议于1998年注销后，听到很多反对意见，一直没时间回应。最近去中国一趟，觉得此事不能拖延，特回应如下。

“土地私有化会加剧贫富分化，造成社会不安定”。这是最常听到的说法。此论似是而非，完全不合经济学逻辑。如果土地按现有的使用权私有化，变成完全的私有权，当然不会加剧贫富分化，因为目前土地使用权的分配相当平均。

因此私有化只会去掉村干部定期按人口变化调整土地分配的特权，因而减少此特权引起的贫富分化。如果有的农民要弃农进城，或从事它业，没有土地私有权时，他只得放弃他的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份额。如果他不愿放弃他对土地的权利，他就要定期回乡，变成“盲流”。这正是贫富不均社会不安定的原因。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是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阻碍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制度。它不但反效率，也不公平。如果土地所有权完全私有化了，农民将成为自由民，若农民要弃农进城，或从事它业，他可以卖掉土地，不但有一笔收入，而且有一笔资本，因此他进城时是有钱人，而不是盲流。特别是，可自由买卖的土地比不可自由买卖的同样土地市价高得多，土地私有化只会使现在相对贫穷的农民变得更富，君不见，台湾的很多农民比城里人富，就是因为他们有大块土地完全的所有权。

如果农民卖地进城经商失败，这不会引起贫富分化吗？第一，这与保险市场有关，它是提醒人们买保险，不是反对土地私有化的理由。目前保险市场不发达正是因为保险业不准私人经营。若废止保险业不准私人经营的法令，土地私有化并不会增加很多风险。第二，农民进城经商不必卖地，他可将土地出租，这就是最好的保险，不但有固定租金收入，一旦生意失败，还可回家种田。没有土地私有权时，转让使用权所得租金极低，在江浙一带是市场租金的十分之一，不少地方租金甚至是负的。转包也有很高风险失去土地权利。如果土地所有权完全私有化了，不但业主可收得更多租金，土地使用权的分配更有效，而且业主可以用土地向银行作抵押贷款，借钱投资，克服信贷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障碍，使中国的私人投资能力成倍增加。

“土地私有化会阻碍机械化?”是另一反对土地私有化的理由。这个理由更是不合经济学逻辑。以日本的农业为例，日本二战后土改使土地所有权非常分散，但是由于解散了财阀，有竞争性资本市场，有些企业家开办农业机械租赁公司，赚了钱。由于有自由土地市场，另一些企业家租很多小块土地，合成大块土地，然后租各种农业机械，雇人经营，不但赚了钱，而且付的租金也比农民自己种地收入高，因此农民往往不愿自己种地，而愿将地租给大农场。可见，自由土地市场，竞争性私人银行业，自由劳力市场（移居不受户口制度限制）正是农业机械化的条件。而中国现在的土地公有制正是农业机械化的障碍，它不可能兼顾公平和效率。在这种制度下，要搞机械化，就要侵犯财产，造成社会不公，加剧贫富分化，造成社会不安定。要顾及公平，就要牺牲效率。这是因为中国农村很多地方为了顾及公平，土地分为若干等，每等都在全村人之间平分，使得每块土地极小，土地又不能自由买卖，因而不便机械化。没有自由买卖时，合并土地又会损害激励。而在土地私有制和自由资本市场，自由劳动市场（没有户口制度对人身自由的限制）条件下，公平和效率可得到兼顾。

这种土地所有权的集体所有制产生了两田制中的两难冲突。沿海省份的许多地方官员把村庄所有的土地划成两部分：能租给外国或私人企业的商用地和家庭耕作的口粮田。在两田制下，村庄的官员获得了对商业用地的控制权并从中攫取租金。作为交换，村民有在租赁土地的企业就业的优先权。但租金与就业收入之间的差别巨大，因此整个过程是地方官员从集体拥有土地的农民手里偷租的过程。既然这种偷取那么不公正，许多农民抗议因此发生，中央政府被迫禁止了两田制的实验，这项禁令阻碍了地方的工业化，消除了许多对社会有利的商业机会。

我今年6月回中国，看到江浙农民还在用手插秧，扮禾，心中不是滋味。我年轻时多次参加双抢，知道这份工作的辛苦。台湾农民早就机械化了，不用受这份苦，中国为什么做不到呢？我访问南京时，应邀参加南京大学发展研究院组织的经济学家为省委，省政府咨询的会议。会上省委第一书记和省长希望听到专家们关于城市化的对策的建议，国内的经济学家都提到，现有的土地制度和户口制度是城市化的大障碍。我也建议城市和农村土地制度并轨是土地私有的第一步。农村土地应该象城市土地一样，70年期使用权可以自由买卖和租赁。做到这一步，私有化就容易了。但是香港的土地年期制与无限土地私有制相比是种很落后的殖民地制度，英国人在本国就不实行这种制度。18世纪法国落后于英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法国对土地私有权的限制。中国人早就知道这个道理。孟子早就说过恒产有恒心，比孟德斯赳讲?所有权是道德神?早了一千多年。慎子也说过“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为百人分也，由未定。由未定，尧且屈力焉，而况众人乎？积兔满市，行者不取，非不欲兔也，分已定，分已定，人虽鄙不争。故治天下及国，在乎定分而已矣?”（见甘学平，黄春兴，《经济学原理》）

土地所有权私有化不但对经济发展有重大意义，而且对减少社会纠纷，安定社会，稳定地方财政有重大意义。土地所有权私有化后，土地市价上升，土地交易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增加，也使地方财政，地方基础设施，地价之间的反馈制度化，使地方政府官员的收入和士气提高，效率上升。我们都知道，西方国家的地方政府财政很依赖土地税和房地产交易税，而这又是以土地私有权和土地自由市场为基础。

有人会提到中国很多朝代的没落是由地方豪强兼并土地引起，现在土地所有权私有化可能 又会造成社会问题。其实，地方豪强兼并土地正是因土地所有权没有法律保障，清朝的官司纠纷记载说明中国历史上原土地所有者以原价购回已卖土地的权利，限制了土地的自由买卖，成为很多杀人案和社会动乱的根源。现在广东的很多土地纠纷也是由对土地私人产权的法律保护不健全引起。

有人会提到土地所有权私有化会使公共建设成本大增。其实，美国和其它自由国家都提供了用立法的方法，用公平征购价强制征购私人土地以进行公共工程的经验。一个民主的制度可以以公众的利益为准，形成强大的公共选择能力。18世纪英国的宪政民主制度比当时专制的法国有高得多的公共选择能力就是一个例子。英国当时税率高过法国，但税法公平，对所有人一样，只认收入水平，不认人。而法国正好相反，税率各地不同，因人而异，平均税率并不高。因为税法不公平，政府的收税能力极差。英国政府税收能力强的原因是，税法由国会定，政府没有独立于国会的财政权，国家财政独立于执政党的财政。这种制度的形成反过来以土地私有权神圣不可侵犯为基础。当年英国国王被迫放弃决定税率的权力，让交税大户（早期的国会议员）自定税率，正是因为他不可能用没收土地的方法来代替税收。而收税的最有效方法就是让民意代表机关自定税法。

自由与中国的政治改革

----墨尔本CCN电台访谈录（ 2001年8月）

记者：杨教授，您好。我们墨尔本CCW电台正在制作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栏目，您是否可以谈一下您的看法？

杨晓凯：我讲三个问题：（一）中国正在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二）中国政体改革与国际上其它国家的差距；（三）中国可能发生的变化。我的看法不是很系统，因为我不是作政治研究的，而是做经济研究的。

（一）中国正在进行的体制改革：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所带来的变化很大，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关于贪污问题，这在国际上和国内都给中国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对它政治上的合法性也有很大的压力。据说江泽民认为要打击贪污问题，不能治表，关键是要治本，主要在制度上要有根本的改变来保证打击贪污的成功。具体而言他们认为要减少政府的审批权，因为政府认为很多贪污问题都是从审批权产生的，这是他们观念上的一大变化。

第二，部级以上的财产申报制度也是一项重大举措。

第三，与WTO相关的政策，政府正在清理一些与WTO不兼容的法规制度。我们知道，WTO有一些基本的游戏规则，如中国的户籍制度，对私人企业的许多限制，以及对私营企业的歧视等这些都是与WTO不相容的，政府要清理这些问题，这将对改革产生较大影响，同时这也意味着政府的红头文件将不再有法律效力，取而代之的是公开公布的法律文件。

第四，1994年以来发生的大变化即实行财政的联邦主义。中央的税与地方的税的种类划分，因而地方的省级财政不再是由中央决定的，它有自己合法的财政来源，这是中国制度的一大变化。正如这几年我们看到的国内许多地方的高速公路、机场建设的发展相当迅速，我估计在未来的5-10年内，中国的公路建设、机场建设等将与美国，英国，澳洲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十分接近，其根源在于财政联邦主义，使地方财政与中央财政分离。

第五，中国的小金库问题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小金库是造成贪污的原因之一，特别是公安部的罚款，乱收费现象较为突出。最近中央制订"四统一"政策，中央规定只有税务部门收税，指定部门才能有权罚款，而且所罚款项不能由单位自由支配，要统一上缴给国家的财税部门，这是政府制度的一大改革。

第六，政府制度的一大变化是关于回避制度，这个问题涉及到很多细节，这里不便多谈。有必要提到企业成立的注册制度，这是我1998年提出的，现在已引起了政府的重视，因为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成立企业需要批审的国家之一，现在要将其改为自动注册，这是很大的一个变化。

第七， 国有财产减持，这虽然在形式上、宣传上不叫财产私有化，但实际上由于财政上的压力必然使其私有化。因此把它称之为政府持有财产"减持"，即减少政府持有财产的比例，亦即把政府的财产卖掉。我们知道财政上的压力造成政策的变化。政府的负债问题相当严重，以保险公司为例，现在政府保险公司负债占到GNP的60%，按照国际咨询公司的建议，中国政府若能把政府持有的国有资产（占GNP的60%）卖掉刚好可以偿还债务，减少负债，同时中国政府对此也相当重视，因为我们知道由于各种原因，国有企业的效率不高，把国有资产私有化也是不得以而为之的选择。现在中国政府制定政策开始在国有财产减持等问题上听取国际咨询公司的咨询，这应该说是又一大变化。但是政府不让独立的国际机构执行这个方案，却由财政部去执行，这就有利益冲突，财政部既当裁判，又当球员，从中赚钱，自然会机会主义制度化，造成不公。

第八， 关于中国政协的变化，中国政府提出要改变没有民主党派任正职的状况，虽然比例有些控制，但变化却是相当大的，我在国外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较为悲观，但到国内了解观察之后才发现它比我想象的好得多，这也许是中国政府的宣传不力，外界媒体了解不多，实际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是较快的，也是令人惊喜的。

第九， 政府机构改革较为频繁，人员裁减变动很大。这有利弊两个方面，因为改革频繁，使其领导集团压力较大，改革充满活力，使现有利益集团不稳定，但另一方面又导致人心不稳，易造成短期利益行为。

（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其它国家的差距

这里主要讲中国与台湾的差距，我认为中国与台湾的差别主要是意识形态上的差距。我们知道，1911年建立的中华民国所主张的意识形态与现在的民主政治潮流是较一致的。我认为意识形态是执政人的一种承诺，是相当重要的。一般而言，意识形态是比较稳定的，若意识形态与当代潮流一致，则政治改革较为容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意识形态是反宪政、反民主的，这是意识形态上的一大包袱。最近回国发现学校对学生的教育还在灌输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这与潮流是背道而驰的，它可能成为中国长远发展的负担。我们比较一下可以看到从法国-苏俄-中国形成的很激进的意识形态与英国-美国-澳洲传统的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不相容的。尽管中国人很喜欢讲民主，其实这里的民主的潜在意识里就有反宪政、反共和、反自由主义的倾向。在现代政治意识形态领域民主和共和、民主和自由主义、民主和信奉自由主义之间有紧张的关系，民主更接近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而共和不一定。民主是少数服从多数，而共和则要保护少数，这二者是冲突的。从最近美国的选举来看，很多中国人认为这是美国政治制度的失败，实际上他们并不了解美国的政治制度，美国的国会代表着民主，国会是按人数选举出来的，而参议院代表共和，其代表的产生是由每个洲两个参议员组成，这就意味着小洲的联合将会产生少数派赢的现象。而选举团的人数是由参院、众院总人数决定，所以选举即是上院与下院的折衷，即是民主与共和的折衷，这意味着少数派有可能占上风，就是为了保护少数。布什是少数，在选举中的获胜正说明了是共和主义压倒了民主主义，况且美国对民主是有警惕性的，对多数派的民主往往采取"制衡 "的原则，为什么呢？因为法国大革命的教训即是多数迫害少数，中国人对此理解不够。

当然从台湾来看，中华民国宪法也有这种民主主义，它与宪政主义有较大差距，但与共产党的宪法相比有它的先进性。例如国民党在1950年逃到台湾后一直都在搞地方选举，以后较大的举措表现在执政党财政与国家财政分离，在中国大陆邓小平进行的改革初期提到过党政分离的问题，但一直没有实施，而台湾国民党的财政和中华民国的财政在80年代初期就完成了彻底的分离，而且政党轮换后又逐渐形成了执政党不能直接从事商业活动等规则，这对台湾的发展是相当有利的。而中国则不同，长期以来党政不分，这主要源于中国人受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和误解，中国人始终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其实这不一定是正确的，正如我们知道现在的资本主义存在好资本主义和坏资本主义的区分，坏资本主义如南美洲，西班牙尽管也实行自由市场，但却存在官商勾结，而好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美国、澳洲等，官商存在建设性冲突但不勾结，这是因为宪政制度、政治制度的原因，而不是源于经济基础。比如美国制度限制每人政治捐款数额，不准大公司搞政治捐款，就是防止金钱操纵政治的坏资本主义。因此经济基础并不一定决定上层建筑，南美这些国家就是一大例证。

中国与台湾相比有以下差距：（1）中国的地方选举无法与台湾相比；（2）执政党的财政和政府财政一直没有分开，而这种分开是宪政出现的一个必要条件；（3）中国没有政党制、政党自由，政党"轮替"也就无从谈起，现在中国国内提出党内改革优先，而台湾的教训则说明若没有"政党轮替"，国民党内部的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为此台湾才选择了"政党轮替"。由此看来，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差距是很大的，但我认为最大的差距则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因为中国始终不了解从国民党-共产党一直都是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这一条意识形态的主线，它与英美意识形态的主线是背离的，这两大意识形态的差别是很大的。英美法系是普通法系，它是人民立法不是政府立法，而从中国到苏联都是成文法，它是政府立法，正如我们讲的依法治国，这意味着政府立法的权利不受制约。而普通法则是老百姓打官司、吵架吵出来的习惯法，是较为公正的。法国是在英国的压力下被迫改变制度，而这种法国大陆法的传统在制度上有一些类似英美的思想意识，法国实行的是依法制国，但不是法治，法治意味着可以告法律，经过适当司法程序有可能推翻政府立的成文法，因而政府立法的权力受到制约；这种制约本来在英美法系的国家有，如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最高法院等。大陆国家在竞争压力下被迫搞宪法法庭，以此可以推翻令人不满意的某种法律，而不是推翻某个政府官员，由此可见大陆法正逐渐向英美体系靠拢。

我们知道英美制度是联邦制度，地方首长是由地方人民选出来的，而法国制度是中央单一制，官员是由上而下任命的，因此我们看到国与国在制度竞争中，法国这种制度使其社会难以安定，它不得不实行地方选举制，也逐渐向英美制度靠拢。

中国一直在模仿法国、苏联的大陆法系制度，这套制度与英美法系相差甚远，但相当多的中国人并不了解，虽然他们都在讲民主，但这民主更多的是法国那一套东西，而对英美的这一套并不了解，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

（三）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因及将来可能发生的变化？

有些中国人强调人民的抗争是改革的动力，而我认为制度改革的动力并非如此，主要源于国与国和上层之间的竞争，几乎所有的欧美历史学家都同意欧洲之所以产生宪政及经济的发展就在于政治上的不统一，因为欧洲的国与国之间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力量能够如此之大去统一欧洲。因此，英国、法国、德国等国之间竞争，加之自由移民的传统等多种因素，使其政治制度的演变和改革发展较快。

中国则不同，一方面由于中国太大，人太多，如果允许自由移民，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接受中国这么庞大的人口，另一方面，其它国家对中国的威胁也并不很大。而台湾国民党放弃"党禁"，放弃一党独裁，主要源于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当时美国的舆论认为中华民国实行的独裁政权是不行的，不能支持的，因此美国受到"民意"的压力可以放弃台湾。台湾政府为了重新赢得美国朝野的支持，不得不进行改革，实行民主。当然另外一个重要的事件即南越的垮台对台湾的刺激和影响也是相当大的，因此对台湾这样一个很小的地方而言，外界的压力是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动力，这就是中国和台湾政治体制改革的差别。

我们不禁要问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有哪些？

第一，进入WTO的进程。中国人讲面子，中国领导人现在在国际上是很没有面子的，如中国还没有进入WTO，这使中国的国际地位受到很大影响，很多宪法学家都认为当权者都希望成为主流社会的一员，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能否加入WTO显得十分重要的原因所在。因此前面讲到中国政治体制方面的许多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政府感到的压力有关，中国希望成为国际社会令人尊重的一员，被人排斥在国际社会之外的痛苦是可以想象的，为此，加入WTO对中国的冲击或付出的代价是不得不忍受的，WTO中的一些游戏规则如非歧视，第三者仲裁，独立司法等对中国而言短期内是无法做到的，这虽是一种痛苦，但也是一种推动力。

第二，台湾对中国改革有两方面的推动力：（1）台湾与中国的谈判是中国宪政谈判的继续，是1945年国共两党和其它党派进行的宪政谈判的继续，如果中国重新回到1945年的宪政谈判，制定政治权力的分配规则，这样中国改革是有希望的。由于台湾的"政党轮替""执政党财政与政府财政分开" ，执政党不准从事盈利活动等难关都已闯过，这对大陆有一定的压力或推动力，但我认为这压力还不够大。 （2）中国的财政联邦主义，基础设施建设等正取得重大进展，这对改革有很强的推动力，但我们也要看到这也可能成为推迟改革的借口，这就是所谓的"后发劣势"，其思想说明后发达的国家可以通过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使其经济获得快速发展，但却没有使其获得成功的制度。中国目前经济发展是较好的，由此可能导致经济改革的快速发展而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在短时期内也可能是成功的，这就像当时的苏联，同时它还可以模仿现代新的工业化模式，如"出口替代"，这可能导致中国在短期内发展良好，但却可能成为延缓政治体制改革的理由，这对中国的长远发展不利。尽管我现在不敢说中国的改革将来会怎样，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别，大国和小地方的差别将注定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可能像台湾那么顺利。

下面是听众的问题和杨教授的回答：

问：刚才您谈到民主与共和（宪政）问题，能否再作进一步阐述？

答：我曾经在北京大学作过一个演讲，其中谈到了北京大学提倡的"民主与科学"，我认为共和可能比民主重要，自由也可能比科学重要，我们经常听西方学者批判"科学主义"，国内现在不少人相信科学主义，实际上制度对经济发展是很重要的，但制度不是源于科学的，制度是来源于意识形态的竞争、宗教等。若没有当年的宗教改革，没有新教运动可能就没有英国的宪政，而科学是不涉及这些问题的。另外关于共和与民主：如美国的大法官制度不是民主选举的，而是总统任命的，由于实行终身制，很难使其下台，由此看来大法官制度这种司法独立并非由民主产生，但美国的民意测验表明人们最信任的则是大法官（总统排在第三位），正因为大法官不是民主选举，所以他有勇气对抗舆论和一些错误的民意，这实际上是对民主的制衡，因此共和与民主有很大的差别。

问：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进入到一个关键时期，但国内的政治矛盾也是较激烈的，最近发生的如江西某小学被炸，石家庄又有100多人被炸死等一系列事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政治上的问题。1996年朱溶基认为中国经济进入"软着陆"时期，这使中国没有重复苏联的教训，作为海内外的中国人都希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平稳过渡，那么请问杨教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软着陆"点有没有？在哪里？

答："软着陆"点意味着政治改革没有剧烈变化，这就需要执政者的公正无私，成功的政治改革一般都需要这个条件，"明治维新"就是一个例证，当时他们以小学生的心态学习西方，而不是讲"制度创新"。正如一个学生在考试不及格的条件下，有何资格去谈"创新"？我认为中国在宪政制度方面是一个考试不及格的学生，应该先老老实实地作好学生，以很大的决心从上面推动，上面的决心越大，改革的过程越平缓，而清朝末年由于上面千方百计地阻碍新思想的进入，其改革当然"硬着陆"。

问：中国的第四代，第五代领导人"接班"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何关系？

答：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无论哪一种制度，如果没有一种公平的权力转移过程，那么动乱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动乱往往产生于上面， 由于分配权力的游戏规则不公平。如果"交接"成功的话，可能触发政治改革，但另一方面也可能触发动乱，所以其结果好坏很难说。这与当事人的个性、人品等有关，也与当时的机遇与条件有关。

问：杨教授对民主制度谈得很好，中国的立法与行政否决之间有何关系？而中国的司法独立性与行政独立性应该怎样建立？ 答：这个问题太大，我认为独立司法这一关不能跳过，根据台湾的经验，如果没有"政党轮替"，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国家是很难实现的，刚才谈到的"软着陆"问题，由于在"转型"时期，必然有不少人会受到损失，因此，目前不少中国人的情绪是很烦躁的，这也是"软着陆"的难点所在，同时我们还要看到由于地方垄断互相封锁的存在，使中国政府正在筹备反垄断法，但由于中国没有司法联邦主义（即垮省官司不能由省法院司法，而要由类似美国上诉法院的与任一省都无关系的机构司法），地方分割就无法解决，同时还要看到由于现在中国执政者大多是学理工科出身，对制度的操作并不清楚，这就增加了改革的难度，另外，由于中国立法太容易，产生"过度立法"， 必然造成执法、司法的困难，这就会造成所谓的"先君子、后小人"的后果。

问：中国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由于中国的改革，我们看到私有制的比重将逐渐上升，可能超过50%，这是否还有可能称其为"社会主义特色呢"？

答：这个问题与"宪政"有关，中国的公司法主要是模仿二十年代中华民国的公司法，这里没有公有、私有的概念，按照国际惯例，它由个人所有，合伙人所有和公司所有构成，因此公有、私有的分法与现在中国的公司法和法律制度是不相容的。但由于中国存在所有制的歧视制度，使其公有、私有的待遇不同，大约有30多个行业限制私人进入，这实际上不符合WTO的"非歧视"要求。我认为中国一些懂业务的人早已超出了公有、私有的概念。当然我们要看到中国的意识形态大大落后于中国改革。因此中国需要意识形态的大变革，就如台湾在90年代已不强迫学生学"三民主义"一样，希望中国能在将来的十年以内不再把马列主义作为强制性的课程进入课堂。总之，我认为中国改革的难点是思想意识形态的变化，改革的重点也是思想意识形态的改革。

自由移民

中国没有自由移民。

你比如有些农民变成企业家买地，经营大块土地，那些卖地的人要走，中国几亿农民都要从土地里面走出来。但中国现在是：农民走了，就会丢掉对土地的权利。现在的土地制度是：你永久性地离开，就失去了土地。

现在农民抛荒现象非常严重。它不愿意将土地交回村里，因为交了以后，他就丢了，又不能买卖租赁，因此他宁愿荒着，出去打工。所谓盲流就是这个概念。

土地不是私有的，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就是“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什么意思呢？他如果永久性地离开土地，他对土地的权利就丧失了。所以打完工，他得定期回去，政府对农村土地按照婚嫁生死3、4年调整一次。调整就是说，没有真正的私有产权。调整的权力，完全在执政者手中。

学者们在说土地制度应该公有还是私有，但这是农民的权利问题， 他为什么不能自己决定土地是公有还是私有？

现在的中国宪法规定，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所谓集体所有就是说，比如这个村，由这个村的所有人所有。那这个村里的人为什么不能决定将它们分了呢？这也是中国人的一个道德观念问题。

比如《圣经》里面就说，要爱你的邻居，尊重别人的财产。一个文明的社会，一个讲道德的社会，一个尊重别人的社会，“敬人者人恒敬之，爱人者人恒爱之”，这是孟子的话。无论外国，还是中国，都有这个传统。从爱别人的心来讲，你会尊重别人的财产权。他现在要买卖，比如说，土地要买卖。这个权利，你要尊重他的。

《圣经》上说，你应用希望别人对待你的方式对待别人。我们可以设想，现在有地产的中国有权人和有钱人将心比心想一想，他们是否希望别人像土改对待地主一样没收他们的地产呢？如果他们不愿意别人这样对待他们，他们就要承认土改时没收地主土地是错的。没有良心，是野蛮人的行为。

没有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 收税就没有道德标准。因为这个地价出不来。你没有完全的私人产权，你怎么知道地值多少钱？

比如这里有一座山，你能讲清楚它值多少钱？只有有人出价，有买这个地产的市场，才会有价值，才会有道德准则。基层政府的行政权、收税权才会有道德基础。否则的话，老百姓说，你侵犯他的权利；而政府则说，我在给你做事，办教育、修公路， 你为什么不愿意承担责任？这个讲不清楚的。

现在，中国就有所谓民粹主义。大家都说，哦，农民负担太重！这句话太简单。什么叫做农民负担太重？没有标准。但是，如果有地价了，有土地自由买卖，地价出来了，比如说，交5％，就没有什么架可吵了。如果要修路，你不交5％，就是你的不对。你超过5％，我也可以说你不对。因为有了一个道德准则可以收税。现在老百姓说，农民负担太重；基层政府官员说，我是两面不讨好，上面要我办教育、修公路、计划生育，干这个干那个，又没有钱，我替你们做事你们又不出钱。你说听谁的？

我的很多意见，在中国都有不少人支持。比如，我1998年就讲取消户籍制度、取消与WTO不相容的成立企业的审批制度，不光是学术界支持，政府现在也正在这样做。

惟一使我失望的，就是土地制度。有人说，土地公有是中国的传统。我觉得不是的。相反，中国传统是土地私有。这个私有反倒是一个传统。而且，民国以来，土地私有就已经制度化了，不像清朝，皇帝还可以没收土地。

中国在20世纪20年代就有《土地法》。当然，《土地法》中也有一些不好的东西，比如限制租金比例、强制永佃权等，有点左。当然，比共产党要右。那个《土地法》，使现代的土地制度深入人心。

1962年，蒋介石说要反攻大陆，南方、江南很多农民都把地契拿出来，证明他们对土地私有还是有信心的。从1949年到1962年，有十几年，他们没有把地契毁掉。这个东西实际上在中国是有很长的历史的。

你看清朝，中国人跟教会打官司，现在中国人往往说当时清朝庇护外国人。不是这样的。连清朝都承认地契的。当时教会买的地产有地契，双方签了字，画了押的。连当时中国的政府都承认这些东西。而且，那时候也没有土地法，等于是习惯法、私法在起作用。这是中国的传统，大家都公认为是公平的。这个东西，在打官司时，清朝政府都承认的。

但是，为什么到现在，土地私有反而不敢推行了呢？俄罗斯总统普京上台，头一件事情，就是土地私有化。这和中国完全不同。

土地没有私有化，制度的问题没有解决，进入WTO对中国农业会有很大的打击。中国的很多问题可以归结为土地问题，所以我觉得大家要讲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土地私有化，以及取消户口制度、把人变成自由民。这两个事情，缺一不可。你土地不私有化，你即使让他自由移民，他也会定期回来的。因为他不愿意丢掉对土地的那个权利。特别是土地值钱的地方，也就是影子价格高的地方。他还是盲流，会定期回来的。

如果土地是他的，他就可以永久移民。因为他的地即使不卖掉，也可以委托别人管理、出租。法国起飞，就是靠拿破仑的《法典》，土地制度改变，农奴就变成自由民了，人身依附关系就没有了。

民国时代不是封建制度，是自由民制度。它的土地制度和人身关系已经现代化了。但还是有一点不现代的地方。比如说，它限制租赁。你要把租出的地收回来是不可以的，除非你要卖掉它。

中国经济

我听杨小凯教授谈 “如何了解大陆经济” (曲祉宁)

旁听了杨小凯老师整套的组织理论的课程， 在他回澳洲之前的当天上午， 参加了他在政治系大陆论坛的系列讲座谈： 「如何了解大陆经济」。大陆论坛邀请了一位来自大陆， 而且在国际上极为出色的经济学家讨论大陆问题， 所提出的高论当然是见前人所未见， 叙事说理让人极为佩服。 特别是在听完他整套的课程之后， 这场讲演等于以他的理论运用在一个真实的问题上， 更觉得他的理论和想法的深具解释能力。 以下将他的新个体经济学理论， 以及他对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本质的认识及改革， 分三个部份讨论之。

古典微观经济学的现代分析框架

传统经济学，或被大家称为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理论，主要来自马歇尔。研究的问题集中在给定外在条件，如制度、组织下的资源分配问题。这样的理论， 在杨小凯看来，不能解释制度或组织演变的故事，即使在这样的框架里有成长理论、 组织理论。杨小凯以为，之所以如此，源自其以边际分析法为中心的架构，使它不能和这些为解释真实现象的理论处于相容的地位，特别是专业化与分工选择的问题。杨小凯请大家回过头来重新想想亚当史密斯在原富论里讨论的成长与发展问题。 史密斯对经济发展的看法是： 经济的成长与进步来自于分工与专业化。越能提高分工水平， 经济社会就越进步。 杨小凯认为，在进步的过程中，交易成本扮演着关键的角色。经济体系里的个体， 愈能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就愈能从以自给自足为单位的经济体系，走向经由市场交易而达成的较高分工水平和专业化的社会。也就是说，越是进步的社会，其分工的水平与专业化的程度就愈高，而交易费用也愈低。但是经济社会也不能无限的朝分工或专业化进展， 因为分工和专业化造成两种两难（trade-off）的问题。首先，虽然分工和专业化带来了质精量多的各式各样商品，然而当分工愈精细，交易成本也愈高；而交易费用的升高， 间接使得市场交易渐不可行。其次，分工越高，专业化越深的结果，将使商品的生产链条加长。原来一个可以自给自足的商品，现在由于分工与专业化的结果，从原料到成品，都依赖着相当长的生产链条。然而越长的生产链条，生产的可靠性（reliability）越低。这种因为分工带来的风险，是自给自足与分工之间的第二个两难问题。 杨小凯的贡献在于把亚当史密斯的想法数学化，并且避免了新古典经济学只由边际分析法求得内解（interior solution）的弊病，交互利用解角点解（corner solution）与边际分析法两种数学工具，重新刻划了组织与成长的选择问题，因而为制度与制度的演进提供了一个严谨而深具解释能力的说明。这种新的分析方法，被他称作“古典微观经济学的现代分析框架（New Classical Microeconomics）”。

简言之，杨小凯的分析方法是以私有财产为基础，利用市场之手，使资源做有效的分配。 而理性的经济人，会运用私有财产寻求最适组织：比较自给自足与分工专业化， 进而选择不同的商业化程度与最适经济分层结构等问题。特别提醒一点， 私有财产和市场运作的效率，决定了经济社会的成就（performace）。而制度是决定私有财产与市场功能的最关键的因素，市场因不同的制度造就出不同的组织，因而有了不同的经济表现。 用杨小凯自己的话来说明以上三者之间的关联是：制度决定组织，组织决定生产力。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几个特征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一个以中央计划为主体的经济体系， 一切经济活动均以中央的计划与命令为准。 私人的经济活动， 在可能的范围内， 尽量取消。 所有在自由市场里作为传递讯息或引导资源流动的机制， 都被人为的计划与协调取代。 过去以苏联为首的东欧共产政权是这种经济制度的代表。

杨小凯认为， 这样的经济社会， 有以下几点特征。 第一， 他们可以在相当短的时间内， 取得若干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在数十或数百年才能达成的经济成就。 三十年代的苏联与五十年代的中国大陆， 都在短时间内创造了高度的专业化与分工水平， 而且取得了相当的经济成果， 特别是高度的工业化成绩。 第二， 这种以中央计划为主体的经济制度， 在结构与分层上， 与资本主义社会相似。它有与资本主义社会相同的三角形分层结构， 它有相当的分工与专业化水平， 它也有与资本主义相仿的长生产链条。无论在投入产出、高储蓄率、分工的方式、 或是交换的网路各方面， 都和资本主义社会相类似。只是所有的这一切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不同的是， 它们都被中央机关控制掌握着。 不像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些成就， 是由拥有自利动机的私有财产持有者透过市场的交易与协调所达成， 这是第三个特征。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 为什么社会主义下的计划经济， 能在短期内获得如此不凡的经济成就? 杨小凯的解释是--模仿。社会主义者模仿了先进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特征， 用人为的方法取得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成果， 以跳跃的方式直接采用资本主义社会有效的管理与生产模式， 而不必像那些内生发展的先进资本主义社会， 走过缓慢的自我摸索过程。 然而这种人为的经济改革却是以强迫甚至暴力的方式进行的。 为了便于计划的执行， 达成计划的目标， 就必须取得执行计划应有资源， 清除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障碍， 而消灭与掠夺私有财产是达成此目标的最优战略。 所以，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 我们看不到私有企业， 一切经济， 由上而下， 都由中央主导。 海耶克（F. A. Hayek） 以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就乃寄生于资本主义之上， 杨小凯完全同意这种说法， 并一再请大家别忘了人的「模仿」能力， 否则有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可观的经济成就， 是无法用其它理论解释的。 这是第四个特征。

然而， 社会主义制度的成就使私有财产消失， 因而破坏了组织与制度创新的机制。 所以社会主义制度在发展与创新的能力上， 远不如资本主义社会。 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第五个特征。 也因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应变能力差， 所以社会的流动性低， 城市化水平不如资本主义社会发达， 他不像自发性资本主义社会能快速的因应环境的变化， 使资源充份利用。 这是第六个特征。 此外， 社会主义制度由于模仿西方的生产特征， 特别是公司里的内部结构， 因而造就了一个下层环环相扣的制衡机制。 特别是在资源的使用上， 往往下层结构里的个人无法利用其职权贪污。但上层结构里的大老板， 却缺乏有效的制衡， 如果上层的决策错误， 将导致严重的后果。这是第七个特征。

中国大陆的经济改革

在解释了杨小凯的理论以及对社会主义的几个特征做说明之后， 以下就有较充份的背景讨论中国的经济改革。 从杨小凯的理论来看， 制度是决定经济成就的最重要因素。 虽然中国大陆过去的经济情况， 除了五十年代外， 和前一节说明的不太相同。 但是集体制度的影响， 在中国大陆的经济社会中， 仍然很大。 所以我们可以从前一节讨论的七个特征， 至少看到中国大陆经济表现的七个面相。

中国大陆经济演变的历程可以分成底下几个阶段：

首先， 大陆于五十年代， 在苏联的支持下， 透过计划经济， 在相当短的时间内， 发展出高度分工水平与专业化的工业化成就。 这种发展方式与三十年代的苏联相同， 一切经济计划由中央操作施行。然而到五十年代末， 中苏交恶， 大陆以中央主导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也就终止了。

大跃进时期。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领导人决策错误的期间。 由于上层结构缺乏制衡， 使得毛泽东作出严重的错误决策， 导致严重的饥荒与经济衰退。

从一九六六年起的文革， 相对于五十年代的走向中央计划经济， 与后来邓小平的经济改革， 是另一个重要的阶段。 由于高度分工的结果之一是长生产链条， 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的长生产链条由中央掌控， 经济体制内创造与发展的机能全盘消失， 一旦经济改革将中央协调机制破坏， 则分工网路就会瘫痪， 而且完全瘫痪。 杨小凯认为文革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沉重的破坏， 它歪打正着的瘫痪了计划经济。 所以， 有人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渐进式的， 而苏联是震汤式的， 杨小凯不以为然。 他认为中国的震汤在文革。 而且社会主义制度的破坏其实不震汤是不行的。 因为分工组织是由计划经济建立起来， 因此改革要将组织与协调机制切开很难， 若是硬切的后果就是瘫痪。 过去中国在文革时的瘫痪与今天苏联的瘫痪具有相同的意义。

自一九七八年起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迄今。大体上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中央控制下的改革， 从价格调节到放开价格到调整所有制结构。

这可以分成三个小阶段：第一：实验市场社会主义制度： 基本上这是兰格的想法： 政府控制价格， 学习市场机制。供不应求升价， 供过于求降价， 与它配套的是放权让利。然而虽然放权让利， 但因投资决策与经营管理没有关系， 使得改革并不成功。虽然如此， 这段期间也有一些进展， 它间接的使某些商品价格被放开， 创造了计划经济与市场交易并存的二元经济。

第二，受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要放开价格：这是赵紫阳与邓小平说的「闯物价关」。 然而因为所有权没有解决，原来隐形的垄断利益，变成了公开的垄断利益，如此造成物价的大幅上涨，引起百姓的不满，间接触成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发生。

第三个小阶段是在八八年，赵紫阳发现物价的开放无法达成改革目的， 遂接受国际货币基金会的建议，开始改革所有制结构： 搞股份制。 希望经由产权的清楚定义使得价格改革能够成功。然而因为仍坚持产权的国有， 致使所有权的问题无法真正解决， 经济问题反而越来越多。最后还是无法阻挡六四的发生。

综合而论，这个六四之前的大阶段改革，目标是向市场走，但手段是反市场的。中央操作了一切改革的发展：方法是集中的，而改革的目标是分散的。六四以后，邓小平为了权力操纵的关系，希望维持一个弱的中央政府， 造成了另两个改革阶段。

第二阶段：制度改革分散化（或中国式的财政联邦主义）。 由于中央的权力被缩减， 改革没有人计划，地方的权责提高，导致各省自己搞一套。六四以后，当时听中央的省份与当时不听中央模仿香港的省份，在后来出现了不同的经济发展成就。而落后的省份，如四川、海南，为了追上其它省份的发展，搞私有企业，特区，保护私人企业，使得省与省之间发生了制度（改革）上的竞争。从杨小凯的学说里看，制度改革是改革成功的关键。 由于好的制度被创造出来， 将使有创造力的经济组织出现，生产力也就真正能够提高。然而， 这种改革的缺点造成了如市场机制下的市场区隔问题：如市场被分割，创业权与领土管辖权不能分开等。

第三阶段：模仿西方的法律制度。人大的立法人员请了一些学者， 模仿制定了与西方相同的法律制度，按照西方的标准行事。但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法律制度， 仍有不适应中共国有经济制度的地方， 使得执行发生问题。如何由当前的经济现实过度到真正的西方制度， 也是经济改革的成功在制度面上不可或缺的要素。

作者曲祉宁为台大经研所硕士班研究生。本文为 1995 年 2 月 25 日应周慧君之请， 为台湾大学政治系中国大陆研究教学通讯， 所作之杨小凯教授于当日上午十时之演讲记录。本文并于五月份刊于该通讯之上。

西方研究中国经济的两派不同观点

----在北大中国经济发展中心的讲演（ 1999年12月11日）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一日下午，任教于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系和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的杨小凯教授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发表演讲，介绍西方研究中国经济的两派不同观点之间的争论。现摘录如下。

在前苏联、东欧、中国等原先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以苏联、东欧为代表的激进改革模式和以中国、越南为代表的渐进改革模式。中国改革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取得的巨大成就引起了西方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学者的极大兴趣。虽然观点各异，但学者们在转型模式的研究上大体上有两派观点，一派赞成激进改革，也称趋同派，另一派赞成渐进改革，也称制度创新派。持激进改革观点的有萨克斯（Jeffrey Sachs），布努诺（Michael Bruno），胡永泰（Wing T. Woo）等，持渐进改革观点的有杰佛逊（Garry Jefferson）， 罗斯基（Thomas Rawski）， 劳诺顿（Barry Naughton），钱颍一，许成钢等，中国国内的许多经济学家如林毅夫，茅于轼等也持后一观点。

杨小凯教授从对渐进改革观点的批评开始。渐进改革派的观点认为中国许多试验式改革方法，如价格双轨制，财政联邦制，两田制，乡镇企业等，均属制度创新，并且是成功的制度创新。对此，杨小凯教授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对于钱颍一提出的财政联邦制，杨小凯教授认为，中国的财政分权与西方的联邦制有着本质的区别。举例来说，美国的各州有自己的财政来源，州政府官员的权力来自州选民而非中央政府，而中国地方政府的权力来自于中央政府，这就决定了两种情况下官员的行为模式是完全不同的。在中国，财政联邦制实际上造成了地方分割，不能称为是完全的制度创新。对于乡镇企业，这无非是清末的官商企业（地方政府所有企业） ，官商合办合资企业，官督商办（承包制） 的做法，这是什么制度创新，比日本学西方时政府不搞官商落后多了。股市更不是制度创新，现在股市限制私人公司上市，不准私人公司搞证卷，制定规则的财政部自己有股权，这些比民国的股市落后多了。

杨小凯教授接着阐述了经济改革与宪政转型的关系。经济改革只是宪政转型的一部分。宪政制度是一种为人民认可并接受其约束的游戏规则，人们在这种游戏规则下从事各种活动，包括经济活动。经济增长的最终源泉是制度与技术的创新，而这些都是在给定的宪政制度下完成的。在大一统的制度下，允许的制度尝试的数量与种类远小于自由制度下允许的制度尝试的数量与种类，因而制度创新的可能性要小得多，最终的经济绩效也要差得多。经济转型的核心是大规模的宪政制度的转变。在新的宪政制度下，人们遵守一个新的游戏规则，这种游戏规则能够产生更多的制度创新和更好的经济绩效。

建立新的游戏规则的长期利益与短期效果往往并不一致。法国的宪政制度的建立经历了痛苦的历程，其间伴随着战争与大规模的经济衰退，但最终建立的宪政制度为经济的成长奠定了基础。美国内战是宪政转型的又一代表性案例，在独立战争和内战结束后10年间美国经济持续衰退，但今天独立战争和内战对以后的经济繁荣的贡献显而易见。

从这一意义上说，对俄国与东欧的改革成效的认定需要重新考虑，不能因为短期的挫折而认定改革的失败，或者认定它们不如中国改革成功。现在许多东欧国家的经济已经走出改革的振荡，步入增长时期，而且增长速度很快。与法国大革命和美国内战经历的振荡相比，其振荡的时期要短得多。另一方面，根据拉迪（Nicholas Lady）等人的计算，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至少被高估了1－2个百分点。因此，有关两种改革的成效的认定一是要考虑长期因素，二是要重新计算实际已经取得的绩效。如果考虑到长期因素，现行中国改革制造的长期宪政转型的成本可能超过了在短期内赎买特权阶级平滑转型而取得的收益。如果是那样的话，对我国现在改革的成就就可能要重新评价。

杨小凯谈到，经济史是许多国家进行不同的制度试验的过程。对于那些碰巧试验了具有竞争力的制度的国家而言，制度演进更可能是渐进的。但是对于那些碰巧试验了无效率制度的国家而言，转轨将采取更激进的方式以便通过模仿赶上更具有竞争力的制度。渐进式改革和震荡疗法的共存一定比两者之一单独存在更有助于大量发生多样性的制度试验。日本明治维新和日本二战后转轨到君主立宪制可以被认为是成功的震荡型转轨。认为所有的激进转轨都不适当并注定要失败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双轨制方式的好处和代价之间的两难冲突更值得中国的经济学家们注意。一方面，渐进式改革能够通过赎买执政党的既得利益而获得一批支持者，并减少来自执政党的抵制。另一方面，渐进式改革使得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并增加了那些国家因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而受到剥削的人对改革的抵制。这种两难冲突的有效平衡在不同国家之间一定是不同的。因而，高估渐进式改革及与其相关的双轨制方式的好处而忽略了这种两难冲突一定是不适当的。

结合中国将要加入WTO的情况，杨小凯教授认为应该尽早取消一些歧视性政策，如禁止或限制中国私人进入某些行业。在WTO谈判中已经同意向外国人开放的行业如继续限制本国人进入，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在讲座进行的过程中和讲座结束后，参与者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林毅夫教授提出，既然宪政是人民认可和接受的游戏规则，而不是写在纸上的宪法，而人民认可和接受一个新的游戏规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受到文化因素的制约，那么转型就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会因为一部宪法的颁布和一次选举的举行而完成转型的过程。因此，用激进改革并不能真正实现宪政转型，但这种改革对经济的破坏是直接和立即的。因此，渐进的改革比激进的改革好。至于中国改革过程中采用的双轨制度，不能因为这种制度在其它国家、地区或时代被采用过就不认为是一种创新，因为创新不等于发明，只要采用的制度和过去的不同，就属于经济学所说的创新。茅于轼教授认为，中国过去20年的改革无论如何应该认为是成功的。在现实的改革过程中，必须选择在现实情况下可行的改革办法，任何一个改革策略都是路径依赖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朱玲教授指出，可信的承诺机制的形成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她还谈到，过去20年改革的巨大成就是开放，是开放促进改革，改变游戏规则。海闻教授就乡镇企业是一个制度创新还是给定约束下的次优选择的问题发表了意见。如果乡镇企业是一个制度创新，那么乡镇企业应该是一种成型的制度形式，如果只是一种做法，那么它还在发展当中，而不是一种制度创新。

如何看待中国这些年来经济上的高速发展？

中国的经济发展趋势一直是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它是即将走向富强、还是即将崩溃？如何看待中国这些年来经济上的高速发展？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系讲座教授杨小凯先生在接受新唐人电视台经济论坛节目采访时说，中共的十六大允许资本家入党，实际上就是将官商勾结制度化。不实行宪政改革，只学技术而不学习“好资本主义”的制度，中国的经济只能是后发劣势。共产党的政治资源正越来越少，不实行政党轮替和党内民主，将会连体面下台的机会都失去。

杨小凯于1988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递增报酬和经济组织研究中心主任。他被誉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留学北美最有成就的经济学家，已出版《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经济学原理》等多部中英文专着，论文见诸于许多国际一流的学报。诺贝尔经济学家奖得主布坎南教授于2003年访问莫那什大学时，曾称以杨小凯为首的研究中心的对分工的分析是目前全世界最重要的经济学研究。杨小凯被不少人认为是下一个最有希望获诺贝尔经济奖的华人。以下是新唐人电视采访记录。

*中国经济统计数据不可靠，增长率无意义

问：有人对中国经济很乐观，有人很悲观，请问您的看法如何？

杨：现在两个极端的情况都在中国，所以你要找最糟的情况也是很容易找的，要找最好的情况也是容易找到的。那我想中国的经济情况一般外头批评它容易漏掉的好的情况就是，中国从实行开放政策以来，它的国际贸易特别是太平洋贸易，它的潜力之大一般人是不容易看到的。

中国的统计数字一般是不可靠的。这个不可靠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把国营企业讲的比实际情况好多了。但是另一方面又会大大地低估私营企业好的方面。就是说，中国的经济数据不可靠是两个不可靠，一个是高估不好的，同时也低估好的潜力大的私营企业。你看它低估好的这方面你可能会忽略了它高估不好的一方面。

另外，我觉得中国是个制度转型中的国家，所以按我们这个中心的研究来说，就是那些统计数字往往是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的。我们比较赞同芝加哥学派，芝加哥学派对国民收入这样的统计都有很大的保留，就是认为国民收入不能说明很多问题，中国制度转变要从很多个案去了解。现在的一些统计数字并不能告诉你什么东西。你看中国的制度转型，要看它几代企业家之间的差别，你说第一代企业家牟其中完全需要靠玩政治来生存，打着支持改革的招牌，还要和上面拉政治关系，要搞很多政治上的东西才能够活下去，而且最后还是要垮下来。第二代比如说万通公司的冯伦，他们的政治色彩要少一些，但是，他既要会玩白道，又要会玩黑道，又要会真正有些经营上的能力。到了再下面一代，比如说潘石屹，原来是冯伦的助手，后来做得很好的叫红宝石公司。他做现代城很成功，包括浙江的一些民营企业家搞房地产的。他们基本上是很低调的，不再玩政治，经营上的能力更多一些。所以你看这些企业家他们经营方式的改变，他们精神状态的改变，他们操作方式的改变，这些东西比那些统计数字要说明问题的多。

最近这个叫罗斯金（Ruskin）的外国经济学家说，中国的统计数字不可靠。他说7%、8%为什么不可靠。他用一些中国的能源消耗的数字去推算，说如果是能源消耗降低了多少，然后这个国民收入增加了多少。这些数字互相是矛盾的。他们争论这个增长率，在我看来是没有多少意义的。中国是个制度转型的国家，你要看它的制度转变。看那些统计数字真的不能说明问题的。一个就是说统计数字本身不可靠。不可靠是因为它是互相矛盾的不可靠。低估很多好的经济发展的情况，也高估很多不好的，就是把不好的讲的很好，特别是对国营企业这一块，它高估。对银行坏帐它估计不对。但是另一方面，因为私人企业为了逃税它把自己的实效低估，在统计上也反映出来，就是它会低估很多非常好的情况。

*美国市场对中国的重要性

现在从美国一些商业案例来说，美国公司早期是从中国进口劳力密集型的轻工业产品。那现在就是慢慢的变成美国把它很多上流产品的零部件，包括美国的汽车相当一部分的零部件，包括变速箱现在都在中国做。一些所谓的机电产品和重工产品的零部件都包到中国做。美国现在有一个很残酷的事实，就是谁把他们的零部件外包给中国，谁就赢。美国市场是很大很大的。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是经济火车头。马歇尔计划，美国向欧洲，德国打开市场，那欧洲就发财了。它向台湾打开市场，台湾就发财了。向南韩打开市场南韩就发财了。美国基本上是世界上第一个最大的统一市场，它有两亿人口。欧洲是一个分割的市场，语言不同，很多东西都不同，有经济学家说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大市场，只要它向谁开放，这个国家就富了。基本上是这样，就是你只要给美国市场生产，不管什么东西，包括信箱这样的小东西，汽车的后视镜，很小的玩意儿，只要你能做。台湾早期生产蘑菇，南韩生产电话机上的东西，只要能在美国市场上卖，你那个国家就富起来了。

现在中国你不管它的问题有多少，美国这个市场是向中国打开的，美国大多数的产品中国都能做。你到美国看看，每家每户门口的邮箱都是中国造的。大到汽车变速箱，一些机电产品的上流环节它都包到中国做。早年他们要到中国设立公司做，现在根本不这样了。美国人根本不到中国设公司了，它找合作伙伴。现在哈佛商学院最成功的案例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抗拒的潮流。你只要把你的汽车零部件，一些上流产品放到中国去，外包成功了，你就能把你的对手打败。这个市场就大的不得了，因为中国的国民收入低，你只要做美国国民产值的百分之一中国人就富了。这个潜力很多悲观的人没有看到。中国现在外贸顺差这么大就是靠这个东西。在历史上欧洲马歇尔计划，欧洲富起来就是靠这个东西，就是美国向它开放市场。台湾、南韩全是靠这个东西。现在中国大陆比他们搞得更厉害。我们这里就是说，中国经济发展潜力一般你到中国去不要看数据，要看帮美国生产配套产品的这些小公司。你不要去看大公司，你要去看私人公司。江浙一带替美国生产汽车的后视镜，你看是美国产品，其实都是中国制造。它根本不要标志，也不要商标，它就是无名英雄，赚钱就是了，这个很厉害。

*工业革命的启示：不打破王室垄断无法发展。这也是中国经济今日的问题

问：那中国糟糕的方面是什么？

杨：历史上英国富起来是靠大西洋贸易，从很多历史资料看，它就是靠大西洋贸易富起来的。我们写了一篇文章，叫作为什么工业革命在英国，而不是在西班牙发生。当时大家都承认十六、十七世纪的大西洋贸易是一个国家富裕的基本动力。凡是没有大西洋贸易的意大利、东欧的一些城市发展很慢，凡是跟大西洋贸易有关系的西欧城市都发展的很快。这在统计上有很多明显的证据。但是西班牙当时大西洋贸易的条件比英国好多了。它占了美洲贸易资源最丰富的南美。它的大西洋贸易比英国搞得早，很多方面都比英国占便宜。但是为什么西班牙没有发展起来，至今南美很多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这就是说光是有大西洋贸易是不行的。对今天来说，光是有太平洋贸易的好处，也是不行的。

英国当时除了大西洋贸易这点外，它在1688年有个光荣革命，它与西班牙的差别就是在政治制度上的差别。英国在光荣革命后把王室对大西洋贸易的垄断给打破了。那西班牙就一直是王室垄断大西洋贸易，也就是大西洋贸易的好处都到王室垄断的企业了，就是我们中国说的国营企业。英国就不是，英国王室对大西洋贸易的垄断给打破了，大西洋贸易的好处大部分是和王室没有关系的老百姓得到了，就是一些小私人公司，有的原先是地主，看见有钱赚就投资大西洋贸易，他们发财了。这些人跟王室没有什么关系。然后，因为政治改革以后，宪政改革后，他们发了财缴税，就可以在议会具有政治影响力，是因为由于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出现了很多制度创新。制度创新包括王室的财产和国家银行分开，执政党不准从事盈利性事业啦，成立企业不要批准，自动注册啦，废除对高利贷的限制啦。很奇怪，你废除对高利贷的限制以后，就没有高利贷啦，你限制高利贷它就有高利贷。现在温洲不是有很多高利贷钱庄啊，它就是因为政府限制私人搞银行。英国的经验就是你把限制一丢掉，就没有高利贷了。这些制度创新都是因为1688年的光荣革命把它的专制制度改成了宪政制度。宪政制度不是民主，英国到1830年才有民主，就是老百姓都有普选权。但是它1688年就有宪政共和了，但没有民主。那时候所谓的宪政共和就是只有缴税超过一定数量的人才有选举权。所以，那不是民主，但是一种共和宪政制度，也就是有政党自由，进入政治的自由，不准政治迫害、宗教迫害。王室的垄断特权，特别是对大西洋贸易，成立企业的限制都废除了。现在中国的问题正好在这里。中国的三十几个行业不准私人经营，这跟光荣革命之前王室垄断很多商业机会的情况是一样的，很象西班牙。中国包括银行、保险、汽车制造、电信、赚钱的外贸等不但不准私人经营，它还有严格的许可证制度。国营企业没有许可证也不准经营外贸，由外贸部等少数机关垄断了太平洋贸易。

美国是一个自由贸易国家，任何人你发现从中国进口东西可以赚到钱，不要任何人批准自己就可以做。美国的商人现在都知道，就是中国穷，基本上只要你在中国能生产，从中国进口任何东西都赚钱。向中国出口倒不是很容易，所以美国只要把它的大门向一个国家打开，这个国家马上会富起来，就是这个原因。但中国不是这样的，所以整个太平洋贸易的好处很大程度上是被国营企业、政府垄断了，就像当年大西洋贸易的好处被西班牙王室垄断了一样。所以它走的这条路就像当年西班牙走的这条路。那它就很难真正发展起来。它制度创新就很难。

*十六大使“官商勾结”制度化；宪政改革跟不上是最基本问题

问：您对中共十六大有何评价？

杨：那十六大就是把官商勾结制度化了，就是说十六大允许资本家入党。你看十六大的这些新进中央委员会的，这些什么股份公司的老总啊，都是典型的官商勾结。这就是西班牙跟英国的差别。在英国你从商就不准你用金钱操纵政治。你要去操纵的话就是违法的。美国也是的，比如说它对于公司的政治捐款有限制，不许你用金钱操纵政治。你当总统，你搞政治你就不准赚钱。你只准花钱，不准赚钱。而且，当总统要把自己的私人财产移交给一个托管会（Trustee）去管，不准你再搞赚钱的事了。不光是现在不行，象布什，他以前赚钱时不规矩的事大家都要把它兜出来，要找他麻烦。所以基本上这种宪政秩序就是不准官商勾结。你赚钱就不能从政，你从政就不能赚钱。

那中国的十六大建立的新秩序就是官商勾结，现在资本家也可入党了。以前还有些限制，当共产党员不能赚钱，不能追求利润。那种制度当然也不好，但是至少还有些限制。那现在你到中国去，所有的省委第一书记都是抓大项目的，都是抓赚钱的事情。他就是利用他有权有势的地位来搞钱。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趋势，它会使中国更多腐败和官商勾结制度化。这是一个坏资本主义。它的前景不是美国英国的好资本主义，它是西班牙的坏资本主义。所以这个是中国的主要问题。在我看来这是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

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和官商勾结、腐败，这个东西现在是中国最大的问题。你不要看统计数字。你就看这些制度上的特点就好了。它成立企业还要批准。在我们这个国家成立企业不要任何人批准。这就叫自动注册，交六十澳元就成立企业了。在中国不是，要批准制度，它要二、三十个程序，很难很难。我们在中国有个公司，为了注册拿到许可证，搞了一年多不知道盖了多少章，就是这个批准制度。然而最糟糕的还不是国营企业效益低，国营企业是跟官有关的。官是当裁判的，然而，他又来下场踢球赚钱。你说你怎么跟他竞争。这个当裁判的人下场踢球，他踢得越好，这场比赛就越没有公平可言，这个当裁判的人就越不公正。

国内外，很多经济学家在证明国营企业到底效益有没有提高。我说这是一个假问题。这个问题提得不好。不管它的答案是什么样的，真正的问题是说国营企业改革效率越高，那游戏规则越不可能公正，坏资本主义就越可能。没有好资本主义那些统计数字就不能说明问题。那基本上是说，你没有官商勾结的背景，没有官方的支持你是无法做成生意的。你老老实实缴税，老老实实做生意，你不行。最近的那个孙大午，他就是不去贿赂这些当官的，他要自己搞私人银行业务，用比国营银行高的存款利率与国营银行竞争。那人家就找他麻烦。有些事情就是在中国你不搞贿赂就没法活。那稍微油滑一些的就是我做生意是靠我的本事，但是需要打点的我都打点，就是黑白二道都搞。这样的还算正派的。完全象赖昌星那样靠歪门邪道赚钱的也很多。

中国经济上最大问题就是银行不准私人搞。国外的很多经济学家都讲了，中国的四大银行早就破产了，资不抵债。最近，人民银行的头陈元（陈云的儿子）也承认中国的四大银行事实上已经破产。靠操纵利率差还可以维持下去，所以它活命的根本就是垄断。但是，这个垄断从长期来说，坏帐会越来越多。但是如果他把这个垄断一放弃，私人银行的存贷利率比国营银行低，国营银行马上会垮台。就是人家说的，你不改是等死，你改了是找死，都是一个死，安乐死是最好的结果。所以中国的经济问题主要是宪政改革没有跟上，就是我们说的西班牙和英国的差别。西班牙和英国都是靠大西洋贸易发达，但是最后西班牙没有成功地产生工业革命，一直很落后，就是它没有宪政改革。宪政和政治的游戏规则没有上轨道。中国现在的问题基本上就是这个问题。

问：中国是有后发劣势，还是后发优势？

杨：我们写的很多文章讲宪政改革问题。国内也注销来了，反响很大，其中有一篇文章就是讲后发劣势。后发劣势的概念是什么呢？国内都是在讲后发优势，说中国有后发优势。许多东西可以跳过，所谓跨越式的发展。一个叫作沃森的经济学家刚过世，他提出来的观念就是后发国家有后发劣势。后发国家可以模仿先进国家，少走弯路，但是你可以模仿制度、模仿它的工业化模式，你也可以模仿技术。日本当年走的就是模仿制度，政党自由、专利制度，它都模仿。中国就是模仿技术、模仿工业化模式，不模仿制度。那这样的话，就会形成后发劣势。你光模仿技术，短期内发展实效很好。这就等于你造了许多汽车，而没有建高速公路一样。

制度就像高速公路。你到一定程度汽车就走不动了，结果前功尽弃，可能一下子垮下来了。苏联就是一个例子。苏联的成功，它三十年代、五十年代的增长率比现在的中国还高，不要西方的制度，但西方搞的大批量生产，生产流水线，标准化，什么泰勒科学管理，在苏联叫定额管理，它都学，反正资本主义先进的管理方法、技术，它都学。它雇了很多美国的专家，就是学他们的技术，但是制度不学。制度是公有制，计划经济，它用一种非常落后的制度去模仿非常先进的技术，那增长率很高啊。你去看它三十年代的数字比中国高多了，百分之十几的增长率，中国现在顶多就是百分之八，它是百分之十几，平均很长期内百分之九，那又怎么样，说垮就垮了，它一下子就垮下来了，所以这是一个大问题。

中国基本上是模仿技术，模仿工业化模式，它现在的工业化模式比当年苏联更厉害，它模仿香港、台湾，叫劳力密集出口导向工业化模式，反正是利用太平洋贸易向美国出口劳力密集的产品，这都是一些工业化模式，但它制度不模仿的话，那有可能这个技术模仿的潜力耗尽以后，就像苏联一样垮下来。中国现在出口的强项是电视机，全世界到处都是中国做的电视机，这是一个后发劣势的例子，它基本上是进口电视机生产线，就是模仿技术，但是你看这些工厂都是国营工厂。它制度上是不模仿的，利用这个，再加上出口导向，想要赶超、跨越，在我看来，长期来说，这种策略是要失败，就像苏联，技术模仿的潜力耗尽后，制度的弊病就会暴露，所以这叫做后发劣势。

*与其垮给外国人，不如垮给中国人

后发劣势中国人不想听，他们一天到晚讲后发优势。我到中国去，我到处去讲，在上海，在北京，到处讲后发劣势，讲得他们头痛，但是这个是真的。很多人，包括自由派的知识分子，认为十六大是好事情，在我看来，十六大是一个很不好的转折点。官商勾结制度化，很多中央委员都是那些老总啊，许多老总都是以前的国营公司，官商公司的，现在叫股份公司，现在还是官商操纵的，有一些和官方有很紧的利益关系的，现在都变成中央委员了，利用权来赚钱，然后也有机会用钱来操纵政治。这个就是典型的坏资本主义。二、三十年代的美国很像这个，比这个好一些。那时没有反托拉斯法，就是赚了钱的人可以用钱操纵政治，甚至操纵司法。后来就有了反托拉斯法才把这个坏资本主义变成好资本主义，就是把用金钱操纵社会、操纵政治这些门路都给它堵死。

中国现在十六大后，把这些大门敞开，官商勾结，钱操纵权，用权来赚钱，这个就很糟糕，这是中国主要的大问题，具体来说，国营银行是完全不行了，有没有办法解决，我看是有的，可以学习台湾八十年代中后期。台湾那时候也不搞私有化，几个大银行都是国营的、政府的，但是它搞自由化，就是允许私办银行，一下子私人银行就起来了。等私人银行到了一定程度了才决定私有化，就是把国有政府银行的股份卖掉。一般国有银行私有化都会降低效率的，就是产权变动过程中效率会受影响。但是，按照他们的经验，你搞自由化不会的。海内外学者讲了很多，中国政府就是既得利益问题，就是我刚刚说的，它一放弃垄断，它就没有办法操纵利率差，技术上的破产就马上暴露出来，就会加速它的破产，它就是这样的。

这一点在中国进入WTO以后，外国银行可以进来，谁还会把钱存在中国政府的银行，都会存到外国银行。那就是迟早的问题，你一样会垮掉，那你先垮给中国人不是好一些。你不让中国私人搞，让外国私人搞，这不是个办法。

* 解决“三农”问题的策略：废除户口制度和统购统销，土地私有化

问：您对“三农”问题有何评价？

杨：中国的农业有一个坏资本主义的特点，就是收入分配极不公平。坏资本主义的特点就是收入分配不公。我讲的英国的例子，它这个收入分配并不是要政府用一些收入分配政策来劫富济贫，不是这样的，你像西班牙和英国是两个极端。英国就是允许人民自由从事多种赚钱的生意，他贫富差别就小了，就是如果说你有很富的机会，那所有的人都跑到那里去争取赚那个钱，就会把富的机会消灭掉了，可以自由进入各种行业。在中国来说，中国不许私人搞跨省批发粮食贸易，私人不准搞批发商零售网，不准制造汽车，不准私人搞银行，不准私人搞保险、电讯、石油、出版、新闻等等。你把这些都废除了，贫富差别就会小了。当年伏尔泰，他是法国人，他跑到英国去，他说他好喜欢英国，当时的法国就是贫富悬殊，他说，法国的整个工业就是为王室生产奢侈品，就像中国一样，只有有钱人买得起的东西。那英国不是，由于自由经商的制度，整个英国大家都很富，那整个经济是为一般老百姓生产，所有的人都买得起。就像美国一样，所有人都买得起汽车，买得起房子，那个市场就大，分工发展快，经济就发展快。所以解决农村的问题我就觉得要把户口制度废除，这是第一；第二个，他要土地啊，农民的土地要私有化，三农问题就是农民穷啊，这是假的，就是说如果现在土地，不是征地吗？每年征地财政要赚几十个亿，和古时候的土地兼并一样，官商勾结，把地从老实农民那里以很低的价钱，一个月几百元钱的生活费就把地搞过去了。而一转手几十倍的价钱卖给外商，卖给其它公司。

有人说土地私有化会造成土地兼并。历史上土地兼并就是因土地私有产权没有受到严格保护，用超经济的政治权力去强抢恶要，这个土地兼并正好是没有土地私有制，或土地私有制不健全造成的。那现在中国农村最大的问题就是土地兼并，其原因就是没有土地私有制。政府和一些与他们有勾结的公司，有的是国有公司，有的是私人公司，他们合起来兼并农民土地，用非常低的价钱，把它征购、征用，倒手买卖。如果这个问题可以停止，任何征地都要按市价自愿地从农民那里购买的话，农民现在是比城里人富，按照香港和台湾的经验，香港乡下人比城里人富，广东都有这个苗头，广东有些农村农民比城里人富，为什么？他们有土地啊，所以这个土地所有权如果是受到法律的保护，它只能是自愿购买的话，不能强抢恶要的所谓征用的话，中国农民不是穷，你是担心农民太富了，富得不想做事。你想有些靠近香港的这些农民，我们现在都担心他们道德沦丧，钱太多了，不做事，成天赌博。台湾也是这样的，农民钱太多了，不做事，一天到晚游手好闲。所以中国的土地制度好的话，你去看中国政府土地征用的财政收入，几十个亿的，你分给农民，农民马上富了。所以这三农问题不是别的问题，就是土地制度问题，你土地私有化了，农民自然富了，不用你去担心的，也不要你去可怜他们。只是说让你去嫉妒他们。

征地就是抢农民的地，上海附近的农民现在想了办法去保护自己，他们自己建了一些标准厂房租给台商，用这种办法保护他们的权益，这些都是很不正常的做法，被逼得没有办法的一些做法。正常的话是土地完全私有，自由买卖、自由租赁。当然我们还是要有一些规划，西方叫“zoning”，区域规划还是要的，规定有些地不能做商业用地，是居民住宅区等，这种规划还是要有的。但是这种规划权力不能用来谋取官员的私利，这个就是政治制度的问题。在我们西方，山上家里的树，很大的树，我们自己不能砍的，要地区政府批准的，它是从绿化角度出发。他政府权力是很大的，但政府权力从来不用来谋取他们的私利。不是我给他们塞点钱，让我砍棵树什么的，这是没有的，这是因为有一个民主制度，政府官员谋取职位有一个严格的考试制度。这也是学中国的文官考试制度，加上一个劳动力市场。英国、美国原来没有文官考试制度，是政党政治。政党政治很残酷的，换一个总统把人都杀了，他们都去暗杀总统。不知是一八几几年，英美决定学习中国的文官考试制度，把政治官僚和文官分开，那就没有这个问题了。有些东西是自己的被人家学去了，现在要学回来，把这些问题解决。

第三个问题，就是把政府对多种农产品及和农业有关的贸易的垄断要打破。现在农民是为政府的统购统销计划生产，他不是为市场生产。跨省批发贸易政府还是不给私人做。粮食大宗、棉花大宗，跨省国际贸易它都不让私人做。你只能卖给政府的机构，这个要把它取消。把统购统销、政府在大宗农产品批发贸易上，还有其它生产资料，不准搞私人银行等等这些不符合自由贸易、自由竞争的制度要废止，那农民就可以变得很富了。早年英国发展中没有三农问题啊，台湾经济发展也没有三农问题，美国更没有三农问题啊。英国工业革命开始赚别国的钱，但后来很快就发现别人把他们的技术学过去后，英国商人就进口赚钱，出口亏钱，也就像美国人现在一样的。有很大的贸易逆差，但整个英国还是发展很快，为什么？它国内的分工演进很快，特别是农村里，变成商业化的农业。一个农场，它生产苹果就生产苹果，不像现在中国的农业，什么都生产，自给自足的。你要变成这样的农业，就是农民自己的分工要加深，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三个制度要改变，户口制度要废除、土地制度要私有化，实行自由买卖、废止统购统销的贸易垄断，特别是要让农民从事银行，各种行业，包括国际贸易，跨省大宗农产品贸易，你要让他自己搞，他就会变成商业化农业，专业化农业，不是这种自给自足的农业。

最后要解决三农问题，地方政府的治理要改革，这个你要说难也难，要说容易也容易，基本上我认为不要摸着石头过河。我的看法就是说，地方政府的治理结构改革，你就请一家国际咨询公司，不用多少钱嘛，顶多几百万、上千万，中国出这个钱，那比建一个上海国际机场要便宜多了。请几家国际公司咨询一下，政府地方治理结构怎么弄好。有日本式的郡县制，自上而下任命的，有美国式的地方自治，所有的乡政府都是本地选出来，有德国式的、法国式的、台湾式的，然后它的文官考试制度是怎么回事，台湾也有很多经验，孙中山搞的考试院，他就把中国文官考试制度完全继承下来，文官不受政治官僚左右。政府换届，他们不换，他们是在文官考试制度和个劳动力市场上建立起来的，有很严格的纪律，也要学他的专业训练制度，还包括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你比如说，美国是区政府管教育，澳洲是州政府管教育，哪个制度好，哪个治理机构较好，你就把这些全世界的制度拿来比一比，找些咨询公司，给你提几个方案，然后你就去排一排，把地方治理机构搞好，这几件事做好，三农问题就没有了。基本上你像台湾就没有三农问题。我上次让学生找台湾的农业统计数字，他都没有。为什么？台湾没有农业、农村的，它是自由的，很多人是一半在城里，一半在乡下，或住在城里生意在乡下，或反过来。它根本就没有三农概念，农民、农村还有一个农业，你有这三个概念，就证明你制度有问题，制度没问题的国家，它就分不清谁是农民，谁不是农民，讲不清楚。所以三农问题就是我刚才说的四个制度方面的问题解决了，那我想就没什么问题了，大概不会有这些问题了。

* 与其“创新”不如模仿

问： 中国强调“制度创新”是否对？

杨：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做决策，习惯在圈内人黑箱作业，就是一些非常低效的，不能集思广益利用一些国际上的东西，他的思想方法就是老强调制度创新。江泽民讲制度创新，我是很反感这种提法。就是说，一般的制度，它是不能由某个政府和个人来创新的。好的制度都是无意中产生的，一般你能够创造新制度就是中国人说的屁股指挥脑袋，受你的地位限制，但无意中产生的制度就不是代表你掌权人的利益。所以为什么哈耶克，我们经济学界很有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他就说好制度是无意产生的，人设计的制度不是好制度，所以制度创新一定是创造一个坏制度，好制度都是没有人能设计，无意中产生的，所以西方的很多制度都是长期中无意之中产生的，国与国竞争之间、在亡国的压力之下产生的，你就是去模仿，比较简单有效。

* “渐进改革”注定失败

问： 中国搞“渐进改革”，不搞“宪政改革”后果如何？

杨：现在中国这个渐进改革好象两边都兼顾了，经济发展了，共产党又没有丢掉政权。但历史上，这种渐进改革的教训实在是非常惨痛的：第一个是洋务运动，就是渐进改革，它政治制度不改，然后经济成效很好，但最后怎么样，把它的政治资源、威信、合法性全耗尽了，最后爆发革命。最后革命发生的导火索是保路运动。保路运动很像现在官商勾结、抢地的过程，政府把修路权给私人，结果又把修路权给夺回来，就是强抢恶要法。中国的政治制度如果不改，现在积累的矛盾，将来爆发出来，那你丢政权就丢得比较惨了。现在想一想国民党丢政权，是叫做体面地、和平地、非常幸福地丢掉政权。他没有任何人身安全问题。你如果不搞一些政治改革，宪政不上轨道，你将来当老百姓的权利都会没有，你会惨到这种地步。另外看看俄国斯图雷平改革，有一个12月党人起义，有些像我们的“六四”，镇压以后就大搞经济改革，政治上也搞一点。杜马就是议会政治，但是它政治上还是很大的专制，不肯让步，最后导致十月革命，这都是渐进改革的惨痛教训。还有伊朗国王巴列维改革也是渐进改革。巴列维改革也是经济上很成功，但是他政治上不改，由于收入不公，激起下层民众的反抗，产生伊斯兰革命，也是很惨的。所有这些，我们大家要用这些历史的例子提醒掌权者，你如果象明治维新，自己采取主动的办法，像国民党采取主动的方法，你会体面地下台。你有很多机会，国民党说不定明年又上台了，那你改有什么关系。但是你不愿意放弃，那你将来就是清朝末年的局面，斯图雷平改革十月革命的局面或者伊斯兰革命的局面。现在中国的老百姓说，我们现在就只差一个陈胜、吴广，只差一个新共产党。收入分配这么不公，司法这么不公，社会这么不公，积累的这种革命情绪是你我中产阶级所无法理解的，他们不会跟你讲的，他们这些盲流，他们只和他们自己讲，他们是非常仇恨现状的。他没有地方讲道理，你说这种情况将来爆发起来就不是谁的意志能够转移的，就不是你我能控制的，谁也无法控制的。

学西方的经验的态度，我觉得还是澳洲人较好，澳洲立国时，她很多东西就学美国，对制度问题，她就把全世界可能的多国制度拿来比比，然后她择优，好象没有创新性，其实她最安全，你们去创吧，我来选最好的。所以我想要给他们提醒这种两个前途，一个是国民党的前途，选失败了就下台，国民党从1950年开始地方选举，已经做了五十几年了，这条路最不痛苦，大家都好，对当权派也好。那你不走这条路，你到时候想当小小老百姓都不成了，那会很惨的。

* 中共的执政前景

问： 中共执政前途如何？

杨：我是觉得共产党的政治资源现在是很少了，越来越少了，而且，胡锦涛以后的变化会很快的，他的权力稳定以后，变化会很快，因为他没有政治资本，他要迎合社会的需要。共产党和原来的皇权制度不一样，它不是世袭的。新上台的人都要捞政治资本，政治资本就是民心。就像戈尔巴乔夫一样的，社会上能抓到什么，他都会去抓，胡锦涛也会去抓的。这个时候大家的舆论就会有影响力。有些事情，就要大家讲啊，我到中国，我就讲，共产党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当年把国民党给消灭了，要是国民党不被消灭，跟共产党平等竞争，是对刘少奇、彭德怀他们的最大保护，你有国民党，毛泽东怎么会这样无法无天，他的行为就比较规矩。所以彭德怀、刘少奇都不会死得这么惨，包括林彪啊，所以这些都是替他们自己着想的。你说当时把国民党保留下来了，实际上最大的受益者是彭德怀、刘少奇还有林彪，这些被毛泽东害死的人，他们的人身安全，还不要说地位了，他的性命和人身安全实际上都是和国民党能否合法存在有关的。就是基督说要爱敌人，你很难想通，为什么要爱敌人，上帝是用你的敌人来救助你的，当时要保刘少奇命，保彭德怀命，保林彪的命的最好的人是谁，就是共产党的敌人──国民党。你只要把国民党保留了，他们的命就保住了。 就是说为什么要爱敌人，上帝说要爱敌人，上帝是用敌人来救助你，一个民主宪政的国家上台下台，政党交替是正常的。

美国它考察台湾，它为什么认为台湾是真正民主，就是有政党轮替。你政党轮替，执政党总要下台，你不要说共产党，别的党也是一样的，也总有一天要下台，你要老在那里不下台，就没有政党轮替了，所以最近他们老是讲，党内民主是不是可以避免一些两难，那从台湾的经验来说，党内民主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国民党的党内民主一直就搞不起来，一直到国民党下台，国民党才真正实行党内竞选总统候选人，才真正具有竞争性的选举。连李登辉他们都是自己举手的，和共产党一样的，就提一个人名，根本就没有竞争，当时如果说允许宋楚喻和李登辉竞争国民党候选人，国民党不会下台的，也就是说，你想党内先民主，这个是行不通的，一般就是说，政党轮替以后才逼着人搞党内民主。

国民党党内民主就是一直到国民党下台以后，连战才宣布下届的总统侯选人就是竞选，那以前不可能实现党内民主，怎么可能，如果真正国民党实行党内民主，先实行党内民主，国民党怎么会下台。宋楚喻和连战他们两个争着去选举的，如果自己党内竞选的话，国民党怎么会输给民进党？民进党不是国民党的对手，民进党比共产党差多了，三十年代的青年才俊都在共产党里面。从人才来说，他比共产党都差嘛，他能轻易地拿到政权，其原因就是国民党没有办法实现党内民主，它不下一次台，它不会搞党内民主，李登辉那时就不允许竞争选举党内候选人。所以我觉得共产党下台不是那么可怕的，就是说如果49年共产党不搞改朝换代，而是像美国南北战争一样，把国民党请回来和它公平竞争，南北战争北方赢了，它就把南方扶起来，南方是民主党，北方是共和党，他把民主党扶起来，又跟它平等竞争，你说这不就很好吗？当时如果共产党把国民党扶起来，还是叫中华民国，又跟它一起竞争政权，我估计大概是1957年，顶多1960年共产党就上台了，就是和平选举，说不定以后它又下台，它又上台，这就好了嘛，这就是长治久安，大家都是君子之争，是吗？你说你不愿意这样体面地下台，那就是人头落地，那才惨呢。

在一个贬低公民人格的社会里做一个负责任的现代公民，在一个压抑个性的社会里保持自己的独立和宽容精神，在一个缺乏民主的体制下开始我们的民主实践，在一个限制自由的体制下探索自由的可能性。

中国的经济制度改革（2000年7月）

石路明记录

2000年7月，在上海香格里拉酒店，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接受了经济学消息报的专访，现将采访内容报道如下：

我们在南韩参观了两天。留美经济学会的老会员单伟建接待了我们。他的地位很特殊，他代表一个跨国投资公司收购了南韩的第一银行，收购一年多了，经营情况很好。他自己已是这个银行的一位老板。

汉城的城市化，由于没有移民限制，现在全国已有三分之一的人口都在汉城（1千多万）。汉城的人均汽车拥有量与美国差不多，满街跑的都是高档的轿车，仔细一看，大多是国产的。我得到的印象是，如果中国的汽车行业允许私人进入，中国的汽车工业绝对比南韩的甚至美国的汽车工业都要好，南韩人口不过四千多万，中国有比它大得多的市场，汽车工业应该可以搞得更好。所以，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南韩的成功，是从战后1945年以来，就奉行经济自由主义，搞自由企业、搞私营，南韩经济进步这么快，是与此有关的。但是南韩的银行虽然基本上是私人的，董事长都是由政府任命的。这样政府就对银行有操纵、控制权，政府要银行投资给谁、利率多少等。一般政府把利率定得很低，集中投给政府认为重要的产业，有很强的产业政策。不像香港，香港根本没有产业政策，台湾有一点，但不多。美国也没有产业政策。南韩错就错在它有产业政策，通过政府控制，一些利率很低的资本给了一些大财团。这些大财团就不负责任，与我们的国有企业一样。这些资本很容易得来，又便宜。所以，南韩的金融危机不是别的问题，就是一个私有经济不彻底的问题。这次危机的一个教训就是，银行要彻底的私有化。这次金融危机后，南韩痛下决心，要把银行卖给大财团。所以，单伟建就把它买下来了。买下的条件极为苛刻：第一条，银行原来的坏账全部由政府用税收收入填掉；第二条，政府的股权不能超过49％，控股权不能在政府手里，并且，49％的股份不能有决策权，政府可以派观察员来听银行开会。这种事在金融危机前根本不能接受，因为南韩人的民族自尊心也很强。收购前银行的董事会不过是走过场，现在开董事会就象打仗，董事们有高达20万美元以上的年薪加股权，有很强的利益关系，所以开会时就很认真，管理得非常严格。单伟建提到：对改革而言，国有银行要垮掉、要破产，破产越快越好，对它们而言，扭亏为盈是一个错误的口号，因为如果不亏损，它就不改革了，亏了才会有改革，不能用股票市场来救国有企业，吃了银行吃股民。中国没有真正的私人银行，单伟建在南韩和日本都一直在谈要买他们的银行，因为这些私人投资的银行基础设施、硬件都很好，网络都有，就是因为政府的控制使它亏了，只要把政府控制这一点改掉，绝对会赚钱，所以他们一直有兴趣要买，买下后第一银行很快开始赢利，政府作为大股东也有了分红，结果是皆大欢喜。另一个大银行，在南韩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政府也曾下决心卖，但危机过后恢复较快，一恢复政府就不卖了。现在这个银行仍然亏损，越亏越多。这个命题似乎是：经营情况越好越难改革；越糟越好改革。

对比一下中国的情况。中国的金融系统基本上是国有垄断的，对民间金融实行压制。但我这次从浙江考察的结果看，真正发达的私人钱庄，一般都不出风险。以控制风险为名来压制它们，其实是不正确的。真正出问题的都是政府集资行为。私人钱庄一般不会欺骗顾客，因为这是它的命根子，骗人以后怎么做生意?因此，以防止金融危机压制私人银行，这是一个错误。更严重的问题是，国家垄断银行后，作为国有银行的所有者，总是希望国有银行赚钱，它就会禁止私人银行的竞争。所以，不放弃国有银行的垄断权，商业银行就是起不来。

在这个问题上。联系到日本、中国的教训，还使我想起有一阵子有人提出要给洋务运动平反，认为洋务运动是一种改革、进步、学习西方的好事情。我认为不是这样。洋务运动是一个彻底失败的改革。它与日本明治维新的一个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呢?明治维新开始政府确实办了几个模范工厂，是因为老百姓不知道工厂是什么东西；但是以后很快就卖掉了，以后政府再也不搞国营企业。中国的洋务运动就是搞国有企业，官督商办（相当于承包制）或官商合办（相当于今天的合资企业）。这种东西窒息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所以打仗打不赢，企业也搞不好，工业也发展不起来。这里面最大的教训：你要坚持官办，私人经济就好不起来，就没有效率。这有几个原因。你要坚持官办，你就有利益冲突，就要想法子限制私人经济。因为私人经济一上去，你的利润马上下降。政府有很多方法去压制私人企业。所以，坚持官办，私人企业就很难起来。我希望国内的人重新反省洋务运动。

我把南韩的金融体制改革与中国做了一个对比，中国现在做了几件事。一件是国有银行的垄断，是由银行法规定的，这个事情不改是不行的。第二件是不准私人企业上市；虽然已有三个民营企业上市，但基本上还是不愿意民营企业上。很明显，也是利益冲突。私人和合资企业上市，它们的资产质量都比较好，想赚钱的人就会去买这些股票，那么国有企业就没有血了。现在一是不准私人企业上市，二是不准私人经营证券，这些方式保证股市成为国有企业吸血的一个机器，把经济中的血液吸来填充国有企业的的亏欠。这是对经济极不利的事情。

现在，关于匿名存款制的讨论，有人说匿名使政府不能了解私人的财产情况，某种程度上保护了私人财产。但另一方面，由于垄断，国有银行付出的利率低于市场利率，间接通过银行抽税，以此弥补了一些税收不足的困难。有人认为这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但我认为这会使政府垄断银行的意愿更强。因为能够间接地通过银行抽税，就是因为垄断。如果允许私人银行经营，私人银行利率高于国有银行，国有银行就可能失去很多存款。因此，它会刺激政府更坚持垄断，对经济的破坏更大，而且它还给了贪污一个藏钱的地方。所以，我认为不能搞匿名存款制，还是应搞实名制。但实名制应与银行业向内开放结合起来。有人提出将国有银行股份化，然后上市，这远远不够，因为控股权还是在政府手中。南韩的教训是，政府不放弃控股权，绝对是搞不好。另外，银行体系的改革可以学台湾，搞银行业自由化，就是让私人经营，让别人进来。我的看法是，中国银行，如果让私人进来，是可以搞得很大的。有人说私有银行太小，私人企业太小等等，这些都是低估了私人企业。像远大空调，几年间就搞成了世界最大的中央空调企业之一，这是私人企业。只要让私人搞银行，搞汽车，我说五年后中国说不定最大的汽车制造商是私人的，而且汽车可能比南韩的造得还好。我们都知道，剩余索取权是对企业管理者的无形资产的定价，没有这个定价机制，一切都是空的，根本的动力就在这里。

现在谈谈江浙、上海一行的观感。上海给我一个印象是：它是非常强烈的政府控制和计划的工业化。它模仿台湾的加工区和自由贸易区（保税区），叫法可能不同，实际上全是那一套。它模仿先进的管理方法，模仿新技术，甚至通过招标由外国人来设计，这些都很不错。但是，你看到的是国有企业占了绝大部分。看金桥加工出口贸易区时，我原想应该私人企业是多数，结果只有15％是纯粹的私人企业，其它的都是政府持股50％以上的企业。我认为上海这样的搞法是不行的。它整个体制的改革落在江苏、浙江之后。这次在南韩会议上，一个浦东的国有风险投资公司在那里招商，马上受到了批评，风险投资是最不能搞国有的。因为风险投资有风险，是最容易推脱责任的，可以完全不负责任的。如果钱不是自己的，那就完了！像美国，根本就没有什么政府的风险投资。国家搞风险投资，搞什么?所以马上受到国际上学者们的批评。这是因为，一般经济成功的，都是没有产业政策的自由化。国家来进行风险投资，它就有一个产业政策在里面。主要挑选那些符合政策的，谁应该发展谁不应该发展，哪个是高科技等等。中国不一定是高科技最好，赚钱的不都是低科技的和劳动力密集的吗?为什么你就知道一定要搞那个高科技呢?本来什么最赚钱，这类信息是很分散很具体的，商人最清楚，你政府怎么可能知道呢?比如台湾一些企业，根本不搞什么高科技。奔驰汽车上的标牌，哪里做的?台湾做的，汽车后视镜，哪里做的?台湾做的。它没有高科技，甚至连品牌都没有，不很好吗?照样赚钱啊。这种事情，为什么需要你政府去规划?你怎么知道要搞什么东西?现在上海表面上看起来很轰轰烈烈，硬件很漂亮：但是长期看是不行的。我们看的还有一个高科技园区，问题更大，那里的私人企业比重更低。我的观点是：西方文献中有一个词叫对后起者的诅咒。我们总是讲后发优势，但现在有一个后发劣势。这是说，落后国家，有两种模仿，你可以模仿人家的制度，也可以模仿人家的技术。当落后国家模仿技术的空间越来越大的时候，它就越来越不愿意搞制度改革。因为制度改革是痛苦的；比如我国的家电行业，靠模仿外国的先进技术，进口部件、生产线等，完全由国有企业来经营。因为技术模仿有潜力，似乎不改制度也可以过得去，也会有增长。长期就会有问题，这就是当年苏联的教训。苏联当时就是把私有制全改掉，只模仿西方的工业化技术，也有高增长，30年代的增长比今天中国的年均增长率还高，但后来怎样?现在中国的技术模仿空间更大了，不改制度，可以象浦东这样搞得象模象样，把技术照搬，而制度不改。

但我有幸看到，浙江、江苏在改制。江苏已计划年底国有企业90％改制，江浙在制度改革上走在了上海的前面。而上海是技术模仿走在前面。我不主张用民营化的概念代替私有化。民营化的一个意思是国有民营。很多国有民营的企业，把国有的好资产转移到经营者私人办的企业去，而将债务留在了国有部份。我认为我们还是应该朝真正的私人产权走，搞一半不搞一半就容易出问题。在江浙这边，我的感觉是，这里政府改革的压力和动力相当强。我在江苏时，省委书记和省长都找了去，我和同事们讨论的一些问题对他们讲，他们很愿意听。比如取消户口制度等一些观点。他们承认，原来的离土不离乡，发展小城镇是一个失败，要城市化不能搞什么离土不离乡，这就对了，像南韩，三分之一人口在汉城。城市化不搞起来经济没法发展。我们认为城市化要做的事第一个就是要取消户口。还提了一个建议是土地产权私有化和自由买卖租赁。我们讲了很多道理。第一，以前说，土地私有妨碍机械化。这是绝对错的，日本过去二十年的经验显示，土地贸易租赁自由化以后，就有农业企业家，将小块小块的私有土地租过来，租一些大的农业机械，进行大规模机械化经营，结果是农民出租土地的收入比自己种还要高，农民有很强的激励愿意将土地出租。所以土地自由贸易条件下，正是最快实现农业机械化的一个动力。因为机械化后租出土地比自己种地赚的钱多啊，干嘛不租给别人种?第二。私有化会使贫富差距扩大，农民卖了地后会一无所有。这也是错误的。这里的问题是无非是说，农民进城务工，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有风险，应该有一种保险。以前我们说保险由保险公司提供，其实没有必要。因为土地所有权就是一个最好的保险。为什么?农民到城里去，可以把地租出去。租出去后是有租金收入的，也就是说他到城里去就不是一个穷人，而是一个有钱人了。现在农民进城愿意当盲流而不愿意永久的移民，为什么?因为如果他永久性移民，他农村那块土地的权利就没有了，就只有放弃了。如果土地私有了，那我到哪里去又有什么关系?土地租出去，权利仍然是我的。我到城里去，就不是穷人一个，而是有钱人啦。你看台湾有钱的都是乡下人，城里的没钱。有人如果土地私有化，土地所有权很集中，那会有贫富差距。但现在按现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私有化，人人都有一块地的，土地所有权不是集中的，不会加剧贫富差距，只要土地不出卖，由于土地总是升值的，所以它是最好的保险。土地还可以做抵押投资，可以抵押贷款，他的投资能力可能比我们城里人还强。所以土地私有会加剧贫富分化是不对的。第三，我们可以不说土地私人所有，而说城市土地制度与农村土地制度并轨。城市土地使用权可以有70年年期，农村为什么不可以也搞70年年期?使用权自由转让、租赁，总可以吧?不过说到底，我很不喜欢年期制。年期制是英国的殖民制度。因为它估计要还给中国，才这样搞。而在英国本土不搞这种制度。英国土地是彻底私有制的，这是英国工业革命比法国要早的一个重要原因。彻底的私有制度是指不光是土地表面的权利私有，而且地下，天空都是私有的，飞机经过他有权要求赔偿，地下挖出金子、石油都是他的。法国原来土地公有，拿破仑之后改为私有产权了，地底下的资源还是国家的，这其实是法国当时落后的一个原因。所以，年期制是一种落后的制度。我们不是反对殖民主义，要讲爱国主义吗?怎么学它这个东西呢?

原刊《经济学消息报》，2000，10，13

自由企业和中国的经济发展

-在上海福卡研究所讲演摘录（2000年12月）

最近的西方企业理论前沿对剩余收益权和剩余控制的功能得出了一些很有意思的结果，对我们中国有很多启发意义。第一个就是剩余收益权和剩余控制权，是对企业家思想这种无形的知识产权间接定价的一种工具。也就是说，这些企业家思想是没有办法在市场上直接定价的。企业家思想的质量、数量没法精确计量，所以就没法精确定价。所以，在市场上一般是不会直接去卖企业家思想，只能作为一个商业秘密，然后雇人实现他这个思想，实现他这个思想后，生产一些有用的东西，卖掉以后，就付工资，付各种各样的费用，剩下来的就叫做剩余收益，这个制度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原动力。所以这个观点有点批评劳动价值论，如果你坚持按劳付酬，对于知识财产特别是企业家的财产，就没有办法精确地按劳付酬，只能按剩余所有权来付酬。雇员在企业工作期间，发明的专利权也是企业主的。但是，这个剩余控制权是资本主义的剩余控制权，因为雇员有辞职的自由，而且，雇员在一个自由的资本和劳力市场上，如果想当老板，可以自己创业。历史上中国没有专利制度，所以中国人不能靠发明为生，因为没有专利保护。中国人一直是业余发明。第二个原因就是，中国历来不保护私营企业家的剩余权，不要说对一般老百姓的创业的剩余权不保护，就是清朝红顶商人胡雪岩，剩余权都不受保护。江浙还有一个私人企业家，经商赚了一点钱，看到皇帝御林军的军衣很破旧，捐出来很多漂亮的军衣，皇帝知道以后说，比我还富啊，马上把他杀掉了。中国侵犯私人企业剩余权历来是这样的，所以中国哪怕有了发明，也不能通过剩余收益权变成大规模商业化的生产。工业革命中50％以上的新技术没有去申请专利，是通过企业家的剩余收益权赚钱的。雇人办一家厂，把新技术变成可以赚钱的产品，大规模生产，然后，哪怕没有专利，只要别人的模仿要花相当多的时间，仍可以赚钱。中国应该尽量、尽快地改革法律制度、经济制度、保护私人企业的剩余所有权，包括现在的宪法修改，这是一个进步，但还非常非常不够。因为在宪法里面，对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但对私人企业没有说神圣不可侵犯。

另外，中国限制私人企业，合资企业上市。计委有一个目录，三十个行业不准私企经营。银行、保险、航天（跟卫星有关的）、电信等。二十个行业限制私人经营，其中包括汽车制造、化工，甚至还有旅游。旅游凡是涉及外汇的不准私人经营。这就跟WTO的非歧视原则、公平原则完全不兼容。进了WTO以后，自己的国民没有国民待遇，外国人有国民待遇，这对中国的工业发展非常不利。江浙一带，很多私人企业已经非常大了，上亿的私人企业多得很，他们中的相当一部份都希望搞金融，但是现在不准。浙江省特别是温州地区，已经有很多私人银行了，就是地下钱庄。所以，温州的经济发展那么好，大部分是靠私人企业，资金全是私人钱庄来的。这些私人钱庄有些是灰色的，有些是非法的，但他们一般不出问题，也没有乱集资等问题。现在，金融风险不是来自于他们，是来自于地方政府的集资行为。真正的私人银行不讲信用是要垮台的。牟其中案，实质上是90年代大部分私人企业，因为得不到政府贷款。它们就融资，通过谎报进口货物，然后中间有一个进口流动资金的信贷，没买东西却到外国成立一家公司，让你把这个款付给它，然后又从外国转回来，实际上是个融资业务。当时90年代的台湾，所谓地下钱庄大多数都是用这个办法融资。允许私人办银行后，问题一下子就解决了。江浙一带的人到上海来创业，最缺的就是资金，贷款给他们是最可靠的，上海原来有个哈同，早上把钱借给那些到上海来创业的小摊小贩，第二天收回来，利息相当高，就使得上海繁荣起来，很多人创业的资本就有了，而他自己也赚了大钱。国营的银行没有动力去做这个事情，赚了钱与己无关，也不让私人银行做。

最近据说，大家都在谈自动注册制度。但是有些细节政府官员还是不太清楚，比如说现在，企业从事注册××业务，但成立后，搞别的没注册的业务了，地方政府然后就找工商管理局的麻烦。这在国外根本不是批准注册单位的事，企业成立后做错了事是警察局来管，或别的检查机关的事情。现在工商局害怕别人来找麻烦，于是就搞很多规矩，批准程序非常复杂而且非常慢。一个财力雄厚的大公司要跑很久才能把执照搞下来。据说在工商局旁边，有很多从工商局退休的人办了很多咨询公司，老百姓要成立一家企业，就去找这种咨询公司，咨询公司说，要办的手续有几十种，跟你讲你不记得，每次跟你讲一种，你办通了再来办第二件事。注册要搞得这么麻烦，经济怎么发展！为什么国营企业效益低，第一是国营企业的剩余收益与任何个人都没有关系，所以赚了钱不影响任何人的收入或者不那么灵敏地影响，所以国营企业是不可能搞好的，一定要朝私人企业的方向走。

第二个，现在西方前沿研究有一些很新的东西，比如国家经济学有很多理论，其中有两个与我们国家是最有关系的，第一个理论就是国家在经济中作用非常大。从前大家都说靠看不见的手，就可以发展起来，但是现在很多做国家经济学研究的人指出看不见的手要有私人财产配套，才能起作用。但是，私人财产如果没有政府用合法暴力惩罚偷窃，是不可能受保护的。所以，政府的合法暴力用来惩罚小偷，是产权形成的条件。问题是一旦政府垄断惩罚小偷的合法暴力，政府自己可能会变成一个大偷，而且别人还没办法惩罚他。所以，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怎么解决这两难。世界上最早解决这两难的是英国1688年的光荣革命，限制政府的权力。这一套理论还有许多具体内容。其中，政府最重要的功能是第三者的功能，就是当买卖双方发生利益冲突时，用看不见的手可能不是有效力的，要用看得见的手，就是既不是买方也不是卖方的第三者，即政府。政府起一个公平的、客观的仲裁的作用。仲裁的作用就是国内经常讲的改变政府功能的概念，政府是不能去玩游戏的，只能作一个裁判。如果政府也去玩游戏的话，裁判就永远不公，具体在WTO的游戏规则，就是公平、透明，第三者仲裁，独立司法这些游戏规则。这些游戏规则当然还有很多具体内容，比如说在发达国家执政党是不准从事盈利性活动的，在他执政的时候，所有的盈利活动都要委托给一个独立的信托行。这个意思就是，政府不能搞国营企业，搞国营企业就与裁判的功能有冲突。你既搞国营企业又要当政，就会判断不公。

但我并非鼓吹私有化，其实国有企业占优势地位，这不是1949年之后的现象，是从洋务运动以来开始的。中国的洋务运动就是搞官商，那时有很多说法，官商合办、官督商办。官督商办有点像我们的承包制，官商合办像我们的合资，官办就是国营企业。所以国民党从清朝接过来的百分之五六十的国民产值来自国有企业，国民党接手后没有一下子私有化，还是叫官商。新中国成立后，也是百分之五十的国有企业，再加上后来的公私合营的国有企业更大了，所以这是中国自洋务运动以来犯的一个大错误。积重难返，不是一下能改得过来的。不是说国营企业效率低，而是说国营企业使政府不能发挥当裁判的功能，国营企业效益越高越不好办事，因为国营企业效益越高，政府就越不想放弃其当球员的作用，这个作用与他当裁判的功能是矛盾的。游戏不公平，经济怎么发展？所以，这不是效率问题，是一个根本的游戏规则是否合理的问题。

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问题──杨小凯访谈

杨小凯 向继东 来源：公民教育 转自 中国学术城

杨小凯先生是世界著名经济学家，澳籍华人，原名杨曦光。去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的“现代经济学学术丛书”就有他的一本，题为《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编者在“出版说明”中将杨小凯对经济学理论的贡献归纳为五个方面：一、在以角度解来代替内点解的基础上进行超边际分析，从而突破了传统微观经济学理论构架和基本方法；二、用对策论来重新解释均衡、信息和市场；三、关于交易效率和新贸易的理论，为国际贸易建设和发展经济学找到了新思路；四、对企业理论和产权理论进行了数学处理；五、构筑了统一的经济学理论。

向继东：你是经济学家，研究中国经济也很有成就。你认为中国经济现阶段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国内学者一般都认为，一切经济问题都是政治问题。不知你是如何看待经济和政治的？

杨小凯：美国有个新政治经济学派代表、诺贝尔奖获得者诺斯说过：没有宪政的秩序，政府的行不必然是机会主义的，掌权者为了自身的利益往往不惜牺牲社会利益。这种敛财情况，越是落后贫穷的国家，表现越是赤裸裸的，如非洲的海地等。今天中国的贪污、垄断银行、铁路、外贸等也是政府机会主义的行为。所以我同意此说：中国的经济问题并不仅仅是经济本身的问题，也是政治问题。

英国革命为何不在美国发生，不在法国发生？英国1688年的革命，推翻了查理二世的复辟王朝，有了第一个议会民主制度。有了民主，各方面的利益集团就有制衡。在中国谈英国工业革命，总是强调生产力的因素，其实工业革命的政治条件是最关键的。日本战后经济的成功，有人说是美国管制的作用，其实是通过国会实现了真正的民主辩论，决策更趋于科学化了。因而出现了经济的发展。

向：在历史上，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并不比西方晚，但资本主义没能在中国发展起来。你是如何从经济学的角度观察的？

杨：从中国历史来看，由于多次革命和朝代周期的特点，反对派喜欢利用结社自由来从事推翻政府的活动，所以历朝皇帝对非官方的结社都极为敏感，因而对自由结社有严格的限制。这种传统也影响到经济结社（办企业），政府对非官方的企业也总是担心会被反对派的地下社团所利用，所以中国历来对自由企业的剩余权从来没有法律保护。因此，中国人虽然商业本能非同一般，也是最早发明银行（钱庄）的民族，却很少投资工业企业，赚了钱只是买地。这是为什么工业革命不能在中国发生的一个原因。据埃尔文（Elvie1973）的记载，中国早在宋朝就有发达的契约制度和一个羽翼丰满的工业革命所需的技术和商业知识，但由于没有专利法和保护企业剩余权的法律，工业革命终不能最早在中国发生，很多在当时一流的技术却不能经由企业家的组织发展为大规模的商业化生产。

向：在今天中国的改革中，企业的私人剩余权还没纳上议事日程。但在“于志安携资出逃事件”后，确实有学者提出了私人剩余权问题。你在这方面做过很深的研究，可否谈谈你的观点？

杨；中国改革到了今天，正视企业的私人剩余权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今天之所以贪污成风，就是由于企业剩余权没明确定义到私人的结果。我认为，要消灭贪污的最有效的办法是将所有的企业剩余权私有化，将政府垄断的种种特权废止，那时任何通过贪侵犯私人企业剩余权的行为都会遇到私人老板的强烈抵制，不正之风也就刮不起来了。正如孟德斯鸠所言：“所有权是道德神”，当法律不保护私人企业剩余权时，社会道德是不可能有准则的。

我们经常听到中国传来的一些故事，某个集体企业或机构的创办人好不容易把企业办成功，却被部下与政府联合夺了权，这种侵夺企业家剩余权的行为造成了企业领导不敢重用有才的部下，因为当私人剩余权定义不明确时，能干的部下往往对企业领导是个威胁。如企业剩余权是私人的，并受到法律保护，则重用人才就不会有被侵权的后顾之忧。不管雇员有天大的本事，拿多高的工资，他也不能不经剩余权市价的买卖变成老板。有的消息还说明，由于剩余权没有私有化，企业的合并及合理化都不能通过剩余权的市场买卖实现，所以经济组织的合理化很难实现。

向：私有化在中国还是一个敏感话题。近几年来，无论在学术界还是民间，主张私有化的确实大有人在。私有化是不是灵丹妙药？你能就此谈谈中国经济改革的前景吗？

杨：就中国改革前景问题，我认为：中国的发展受两个大局影响，一个是各国争国际实力地位的游戏，决定了中国非回到市场经济不可，这个大局任何人无法改变。第二个是各前社会主义国家在试验成功过渡方式中的竞争。因此，东欧俄国私有化的试验对中国经济改革前途会有重大影响。

向：东欧和苏联的休克疗法和私有化进程，你是如何看待的？

杨：东欧私有化试验花样百出，大开眼界。但总体而言，东欧俄国经济都乏善可陈，甚至是一塌糊涂。哈佛大学一位教授把西方经济学的价格理论搬去分析东欧经济，提出了震荡疗法文字，当时热门一时，但最终证明是个失败的建议，因为现代经济学本身根本无能力回答东欧改革中的问题。现代经济学中的中心是价格制度和资源分配问题，而东欧改革中的问题是经济组织演进和体制演进的问题。产权制度的变化是核心，而价格和资源是个将要问题，因此用价格理论来回答产权制度问题，当然是牛头不对马嘴。俄国改革方案把价格改革放在产权制度改革之前，对产权制度的演进需时间积累低估了，这都是造成混乱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当代经济学中根本没有成熟的理论来解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人们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并不真正了解。比如，东欧改革中经互会解体，那么依赖东欧和前苏联贸易的企业顿时失去了市场和原料，当然整个经济就瘫痪了。

向：西方现代经济学家哈耶克，1974年获诺贝尔奖时在中国似乎默默无闻。最近哈耶克在中国学术思想界很热，尤其是对他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此书1962年商务印书馆曾有译介，但无反响；去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此书后，立即引起中国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一般认为，哈耶克是社会主为计划经济的批判者。哈氏认为追求计划经济，后果必然是走向极权主义。

杨：就哈耶克的思想，我也写过文章。我认为，哈耶克对人类思想的影响可能与孔子思想对中国人的影响一样深远和无孔不入。我是一个自己有一套经济思想的人，对所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从没崇拜感，但读了哈耶克著作后，我有一种相见恨晚、非常欣赏的感觉。我说不清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但我相信，大多数人看了他的书后，对世界的看法会产生深入骨髓的变化。

哈耶克对社会主义思想的评论与今天大多数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评论思路很不一样。今天，大多数对社会主义进行评论的中国人，多是从社会主义实行以后经济效益不高着眼的，而哈耶克对社会主义评论的着眼点是制度形成的机制问题。在哈耶克看来，一个自由的社会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差别：一是在自由社会中，制度和秩序是向发形成的，不可能由少数思想家设计。二是自由社会中的制度都是一些游戏规则，人们只对游戏规则是否公正作判断，而不会对谁是胜者，或社会要追求什么目标作判断。而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却规定谁应是胜者，什么应是社会追求的具体目标。试想想，一场球赛如果在夫赛前就预定了谁是胜利者，这还有什么公平竞争可言？哈耶克还指出：在一个自由经济社会中，游戏规则是公平的，输了的人无法不认输，因为市场是只"看不见的手"，是无法抗拒它的惩罚的，而社会主义制度却有只"看得见的手"来执行奖罚，失败者总会有办法找政府，抱怨奖罚不公平，或不会理。至于中国当今的"哈耶克热"其社会文化背景就不言而喻了。

向：海外曾有一说：从“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似乎看到儒家文化的希望，由此认为二十一世纪必将是儒家文化的天下。但自去年开始的东南亚及东亚金融危机来观察，儒家文化成为二十一世纪的主流文化似乎已成泡影了。你是经济学家，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文化，你认为儒家文化是否走到了尽头？此外，不知你注意到没有，中国近几年的"国学"和"新儒家"热，很是轰轰烈烈了一阵。其实，这是旧派人物企图以传统来反抗现代化，反对改革。顾准说，中国的传统是不能产生科学和民主的，但有人总喜欢幻想，愿意当祭品，你能就此谈点自己的看法吗？

杨：你这个话题不是很好谈。说哪个文化占优势，恐怕不太妥当。历史上的成功和进步，都是多种文化交汇的结果。过去英国没有文官制度，是从中国文化里学去的。欧洲发展快，就是多种文化并存碰撞的结果。在亚洲中国文化占主流，但总强调一家是危险的。汤因比早就预言过，太平洋由于是东西十几支文化交汇处，它比地中海十几支西方文化交汇孕育的当代西方文明的潜力更大。因此我认为，二十一世纪太平洋文化一定会孕育出一个超过西方文明的新文明。摹仿也是一种文化，落后国家摹仿先进国家是一种进步。苏联不是也摹仿资本主义吗？中国近年来出台的《破产法》、《公司法》、《公平交易法》、《房地产法》等法律也都是摹仿的结果。但摹仿的同时必须的创新，不创新必然失败，苏联就是一个例子。

向：已有专家指出，此次东南亚及东亚的金融危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对此你是否持相同的看法？你认为它最终对中国会形成多大程度的影响？这次危机是否会引起类似三十年代的全球性金融危机？

杨：对于目前亚洲的金融危机，我的看法是乐观的。总的来看，这次危机是发展成功的后果，不是失败的结果。因这些国家工业化的成功，彼此产生了作用和影响。日本和韩国危机的原因是经济还不很自由化，跟中国目前的情况差不多。如韩国政府垄断了许多企业，造成了后果，它是儒家式的资本主义，还可走后门，货款还可不还，政府干预太多。中国想学韩国，韩国是失败的，学不得。新加地坡经济是专制下的畸形发展，也学不得。台湾就不一样，这次虽受了点影响，但比韩国好多了。所以我主张：如果中国想从亚洲"四小龙"身上借鉴经验，应该学香港和台湾，不能学新加坡和韩国。

至于此次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乃至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因我还没有作过专门研究，我不做结论，这是一；二是危机还在继续，看不到即将结束的迹象。中国现在最头痛的问题就是人民币贬不贬值的问题，不贬值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可以稳定亚洲经济，坏处是出口下降，旅游业等不景气。我认为中国今年以来采取多次降息降货款利率、提高退税率、扩大基础设施投资等，目的就是为了刺激国内经济的增长，以弥补人民币不贬值带来的损失。

向：有一种说法，学术是不能逃离政治的。你在西方做中国问题研究，自然可畅所欲言。在你的中国问题著作中，你是否倾注了对中国现代化的急切呼唤？

杨：我17岁时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坐过牢，现在对政治依然热情不减，不过现在理性多于感性了。至于如何做学术，我是遵循西方游戏规则的，经济学就是经济学。如果说我的某个观点过了临界点，但我总是从学术需要去探究的。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后果

2002-12-05

提要：本文预测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两种可能后果。如果入世能催发中国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宪政协商，入世会给中国在整体上带来深厚利益。相反，如果执政党能成功阻挡宪政协商的出现，在执行世贸规则上实行新的双轨制，则入世会对中国在整体上造成损害。双轨制可能会加剧收入分配上的有损于效率的不公平，进一步将国家机会主义与腐败制度化，形成道德沦丧，并增加使中国政治制度不稳定的社会紧张。

近来有关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利益与代价的争论，有四种基本观点。部分政界人士和国有企业经理认为，中国入世将打破本地企业的垄断局面，严重损害国家利益。许多左派学者认为，入世把中国从制度上嵌入了一种二元结构：在此结构中，资本主义的核心剥削处在外围的中国。而另一些关心底层民众利益的学者则认为，入世使政治权势利益集团和新兴资本家之间的勾结制度化，进一步加剧大众百姓的边缘化。一些经济学家则坚持，入世会启动新一轮制度改革，从而根本上改变经济与政治活动规则。本文将从考察中国经济改革和宪政转变之间的关系入手来分析这些不同观点。

正如张维迎在全球化和中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国际研讨会上所指出的那样，关于中国入世的利益与代价问题，须对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分别进行分析。在许多情况下，对国有企业是损害的事却对私有企业是好处。反之亦然。不存在单一的国家利益或优势。许多无竞争力的所谓民族工业是国有企业。既然中国的私有企业能在国际舞台上竞争，那些国有企业没有国际竞争力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国际竞争力。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阻碍着私有企业能力的充分发育。因此，因入世造成这些国有企业破产会对私有企业有利。例如，许多学者和官员称，中国在汽车制造业没有竞争优势。然而，当政府放弃了在汽车制造业的垄断后，中国私有汽车制造商可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发展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汽车制造部门。一个明证是私有企业远大公司。它在十余年的时间内就发展成为世界最大规模、最具竞争力的中央空调系统（资本密集度甚高的企业）制造商之一。

中国经济改革是在共产党宪政规则（共产党政治垄断）下的政府政策变化过程。在给予共产党政治权力垄断和排斥分权制衡方面，中国的宪法与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宪法类似。中国宪法与苏联宪法的差异之一在于，在序言中，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和毛泽东思想被当作在中国的权力构架的合法性的来源。虽然西方法律学者认为该序言没有法律意义，但此序言却显示，政权神授，而并不是来自于被治者的同意，也不是基于与被治者的契约。诸如Pilon（1998）等西方宪法学家们，会对中国宪法的三个特征尤其注意。其一，实用主义。它设定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目标程。因此，它更像一个中国股份公司的章程。其二，中国宪法中并没有关于民众批准的真正条款。它并没有指出公民如何加入或批准此影响深远的宪法。这就从根本上对中国宪法自身的合法性提出了疑问。最后，公民的全部权利由党政机关给予，但党政机关的垄断权力则来自于“神”—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和毛泽东思想，这些不需要有法律根据。因此，Pilon（1998，p.355）称中国宪法为“无限政府的纲领”。

迄今为止，在中国尚未出现有影响的抵制宪法运动。人民的危机感尚不够强，加之中国幅员辽阔，使得要求转变宪政规则的压力十分微弱，不足以引起对这种转变作严肃的思考。因此，中国的市场导向改革只能在共产主义游戏规则的"鸟笼"之内进行。改革被党的既得利益集团所劫持就不足以为怪了。

正如Sachs，Woo和Yang（2000）所总结的，中国经济改革的特征是，对劳动密集制成品出口导向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模式进行模仿，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区域放权，以及双轨制。此双轨制（对不同游戏者，如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施以不同规则）一方面平滑了赎买既得利益集团的过程，另一方面将国家机会主义和腐败加以制度化。因此，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以社会为牺牲而换取执政党利益的国家机会主义所劫持。 规则制定者、裁判、规则实施者和游戏参与者是同一党政机关这种多位一体制将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了。这种国家机会主义追求的是党的利益，即使以社会牺牲为代价也在所不惜。国家机会主义表现在政府控制私有企业进入重要部门并侵吞私有企业收入上。私有企业不让染指30个部门，其中包括银行业、邮电、铁路、航空、保险、航天、石化、钢铁、出版、批发、新闻等。私有企业还在另外十多个领域受到经营上的限制，这些行业包括汽车制造、电子和旅行社（Huang，1993，p.88）。除此而外，对从事国际贸易、批发和零售网络、出版以及其它许多行业的企业实施的硬性许可证制度，断绝了私有企业的许多获利机会，引发了与美国以及其它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所有有权审批许可证的政府部门，在实行许可证经营的行业，都有自己的既得利益。例如，国际贸易许可证由贸易部审批，而贸易部是中国许多贸易公司的最大东家。批发零售网络由当地政府的委员会审批，而后者拥有当地国有流通网。当然，发放许可证的原则就是促进政府机构的垄断利益。

Mueller（1998）论述过国家垄断电信部门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这种垄断意味着该部门的监管者、主要游戏者以及实施管理规则的裁判都是同一政府组织。国家机会主义由此而制度化，并阻碍经济发展。在中国，设立企业也有十分严格的政府审批制度。除了海南省，企业都不能自由结社，也不能自动注册（Mao，1999；Pei，1998）。此外，对设立企业还有武断的有时十分高的注册资本要求。所有这些再加上居民户籍制度与住房和银行领域的国家垄断，为追求国家机会主义提供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控制手段。正如Pilon（1998）所指出的，所有的自我交易当然是受到中国宪法中的基本游戏规则所支持。

国家对私有企业收入的侵吞始于50年代初期的政治运动。Bai等人（1999）认为，这种侵吞一直持续到改革年代。一个一贯的原因是政府内部权力斗争和意识形态争论中对私有企业在意识形态上的歧视。他们论述到，国家侵吞在改革年代的另一种形式是攫取收益。各级政府部门为了在其经济管辖范围内搜刮尽量多的岁入，设置了五花八门的税收和费用。1988年一份关于辽宁省私有企业的研究表明，光各种税收和附加就会拿走企业可见收入的63％。如果把名目繁多的收费也算进去，税收负担就更重。在如此重的税负下，私有企业除非通过隐瞒交易和收入来逃税，否则难以生存（China Economic Almanac， 1989， p.107）。十年之后的1998年，有关安徽省私有企业的一份研究指出，企业总税费加起来超过总收入的10％，许多产品的毛利润也只约占总收入的10％。加在私有企业头上的费用多达50多项，其中还有政府部门自己明文禁止的一些费用项目。此研究的结论是，"不想关门的业主，只有通过隐瞒收入来逃税"（Jilin Daily， May 30， 1998）。农民是农村苛捐杂税的主要受害者。在整个改革期间，政府作出过无数许诺，要减轻农民的苛捐和歧视性税负，但苛捐杂税亦然普遍存在。在一些地方，费用种类多达61项（Ding， Yan和Yang编，1995）。

中国政府限制私有企业进入中国的证券市场，加之国有银行对金融市场的垄断，就形成了一种吸血机制：从银行和证券市场将资金转移用作抵补效率十分低下的国有企业的无底欠债（Lardy，1998）。

中国自90年代开始模仿西方的法律。但在共产党宪法规则之下，这些西式法律，如1994 年通过的公司法和1993年通过的反不公平竞争法，不能得到实施。Yang（1998）注意到了公司法与共产党宪法规则之间的不协调，Mueller（1998，P.200）注意到了电信行业的国有垄断和反不公平竞争法之间的矛盾。或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共产党宪法框框内模仿许多西式法律是行不通的。这种宪制限制意味着，中国的改革只能走双轨制。这种双轨制造成的长期代价可能会超过平滑赎买权贵阶层既得利益的短期利益。Sachs，Woo和Yang（2000）用许多例子说明过这一点。

中国政府、美国和世贸组织其它成员之间耗时日久而又艰难的讨价还价，给中国政府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要求它改变游戏规则。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使许多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精英们，看到了中国与台湾及其它自由社会在人均实际收入方面的巨大差距，增加了改变宪法的压力。中国人跑到美国、澳大利亚、南韩以及其它自由社会的非法移民不断增加，是这种压力的反映。来自于国内媒体和左派右派学者对腐败蔓延的批评，李慎之、茅于轼一类名人对政治改革的呼声，带来了可供一些中国政府官员在推动改革上加以利用的政治力量。

因此，入世谈判类似于小型宪政谈判，不被执政党所把持，而是执政党和其它独立势力之间的一场有关游戏规则的真正讨价还价。这有可能导致中国政府采用某些宪政规则，如公平、透明、确定、稳定、无歧视、可信规则、独立的第三方仲裁。中国现有的许多游戏规则是歧视性的。例如，政府的户口制歧视农村人；银行法和私有企业不能进入的行业清单歧视私有企业。证券市场管理也歧视私有企业。因此，中国入世不仅会启动中国政府和外国政府之间的小型宪政谈判，也会引发中国公民对与经济和司法游戏规则相关的宪政规则的需求。在这一过程中，执政党不可能垄断谈判过程，不可能将自己的改革政策强加在其它游戏者的头上。可能的情况是中国政府开始学习如何与其它游戏者公平协商。

WTO最大的变化，应该比四九年和改革开放要大多了，因为四九年只是执政党制定游戏规则，改革开放也是由执政党来制定的。反对改革开放的人，他们是不能公开参加讨价还价的。所以，游戏规则是单边的，没有讨价还价、公平形成游戏规则的过程。WTO是从49年以来第一次不是由执政党单方面决定游戏规则，而是说由执政者跟它不能控制的人在平等的地位上讨价还价形成游戏规则。不是说它要什么游戏规则就有什么游戏规则，而是说别人要，它不同意也不行，它要强迫别人同意也不行。这个东西要比的话，很大意义上，应该可以说跟当年外国打进来加给中国的那些条约或者门户开放政策相比，尽管那段历史对中国人来说是一段耻辱。因为这是中国执政者第一次不能自己单方面制定游戏规则。比如说，当时清朝政府可以要杀谁就杀谁，把德国大使也给杀了。它原来对自己的大臣，包括自己的丞相，都一向是可以要杀谁就杀谁的。它对外国人也觉得，我要杀谁就杀谁。而在外国，不是这个概念。你把大臣或使团的人杀了，人家会打仗的。当时的中国，又不愿意改革。很多制度，比如皇帝可以随意抄没财产、杀人，它不愿意改掉。外国人就跟清政府谈判，要它把一块地划出来做租界，在这块地上按外国的要求搞立法、搞法律为上。也就是说，你这个国家太大，我也没有办法完全改变你，但可以划一块地方，这个地方按我们外国的方式来治理。WTO其实是可以同这个相比的。清朝一直到1906年才发觉，其实人家不是非要侵略你，它是希望建立法治、保护人权。如果你把制度改好了，它可能会自动撤销租界。日本就是这样。日本明治维新搞改革，整个国家都是法治了，西方国家的租界也就没有用了。所以，这些国家就主动提出来将租界取消了。那些治外法权都没有用了。但是，如果你不改，而且你又太大，它没办法强迫你，就划块地方它自己来管。这就象政治特区一样。现在这个WTO同租界比起来，不是只划块地方来做，而是整个中国都在改制度，类似当年门户开放的那些谈判。

然而，执政党会尽力维持自己的政治垄断，阻挡真正宪政协商的出现。何清莲一类的学者关于入世会带来反面效果的担忧，并非没有根据。一种可能的情况是政府对入世又采取双轨制，对外国人一套游戏规则，对国人又一套游戏规则。例如，只允许外国私人公司经营银行、保险以及其它有利可图的业务，而国内私有企业则靠边站。外国公司可能不需许可证就能经营国际贸易，但国内企业则要求取得许可证。如果执政党能成功阻止不同政党之间的宪政协商的出现，这种双轨制就可能会采用。如果这样，中国私有部门就会在两套规则下成为外国公司竞争的牺牲品。如果我们注意到了中国现有政治游戏规则和世贸组织规则之间的巨大差异，这种情形就最有可能出现。例如，世贸组织规则，如司法独立和第三方仲裁，是基于宪政秩序下执政党的财务与国家财政分开，政府管理机构的财政权力不独立于国会或议会，执政党不允许直接从事商业活动，以及执政党不能直接控制司法系统。但在中国，共产党的财务就是国家的财政，执政党拥有大多数商业企业（国有企业），执政党对司法系统实行严格控制，执政党拥有独立于任何民众代表机构的财政权力。

因此，中国入世有两种可能。如果入世催生了中国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真正宪政协商，入世会给中国在整体上带来深厚利益。相反，如果执政党能成功阻碍宪政协商的出现，在执行世贸规则上实行新的双轨制，则入世会对中国在整体上造成巨大损害。双轨制可能会加剧收入分配上的有损效率的不平等，使国家机会主义与腐败进一步制度化，形成道德沦丧，并增加使中国政治制度不稳定的社会紧张。

不少人研究中国加入WTO的后果时着重注意哪些行业会吃亏，哪些行业会得利。加入WTO是接受公平的游戏规则，在公平的游戏规则下，总有输者，总有赢者。我们也做过很多模型，交易效率改进，分工水平提高的时候，如果某个行业不行，你就要把资源、人力转到另一个行业去。这种结构性的变化，不是对你单方面的，美国那些劳力密集行业可能会全被你冲跨掉。而在我看来，美国有些农业行业，甚至都可能会被中国冲跨。我们过去讲过，弥猴桃，某一些苹果、梨子、环保食物（不准用化肥、农药、催肥剂），某一些中国的土特产，会把美国的一些农业冲跨的。但是，另外一些，比如美国的大红苹果，则会把我们的冲跨。 不少人认为中国加入WTO农业会吃亏。其实农业最大的问题，还是土地制度问题。这个问题又跟政治有关。就是说，中国老是喜欢讲民主，我觉得中国现在讲民主讲得太多。为什么呢？英国实行民主是1830年，但是它的共和是1688年就有。那个时候，大多数人根本没有选举权。财产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交税没到一定水平的，都没有选举权。妇女也没有选举权。那不是民主。但是，它没有政治垄断，有上层政治权力的制衡。也就是，有共和。这个共和，又是在私有财产的基础上形成的。有权选举的，都是有财产的人，特别是交税大户。1688年的时候，还没有工业革命1760年才工业革命。那时候的财产主要是地产。所以，是土地私有制跟共和的对应关系。大家都尊重财产，就有一个保险在里面。我丢了权力不怕，因为我的财产不会被别人侵犯。这样，人就变得文明了。不会抓了权不放的。我丢了权，不象在中国丢了权，皇帝可以把你的家产抄没。没有这种事。丢了权就丢了权，你就不当官了。地产还在那里。不是你死我活的。这是政治共和的一个基础。在中国农村，这个权利讲不清。政府说，要收费办公共事业、办教育。我政府都是为你做事，不收费怎么行？然后，老百姓说，你这是抢我的，剥削我的。为什么这些事情各讲各有道理？有的说，这就是老百姓有道理。其实是不对的。因为地产不明确，权利不明确。那你怎么收税，按什么标准收？你比如说，这块地是我的，有自由买卖。那就有一个市场，说你这块地值多少钱。这就有一个公平的规矩。比如说，按地产市场值的5％交税。这就无架可吵了。如果没有市场，我也不知道我这块地值多少钱。你说我产了500斤，这500斤值多少钱呢？又讲不清楚。所以，实际上是地产的权限没有界定。谁该交多少税，都讲不清楚。所以，人就变得很机会主义“公讲公有理、婆讲婆有理”，无法公认一个公平的收税规则。因为权利不清的时候，老就想抢人家的，因为抢不算抢。我白拿你的，也不算偷。那大家当然都想拿。地产不清的时候，人就不文明。老是想搞人家一家伙。而且，这个时候，有权的人可以任意解释，说我这样做就是对的。政治上就变成你死我活了，这个政治共和就搞不起来。

中国农业要真正搞起来，土地一定要私有化，要自由买卖。为什么要自由买卖，我已讲过很多道理。比如，信息不对称，借钱的时候借不到，完全私有和可自由买卖的地产就可以用来抵押， 克服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困难. 但非私有和不可自由买卖的地产就没法抵押。还有一个，现在进WTO，弥猴桃赚钱，赚很多外汇。这时种稻子的就要关掉，澳洲的稻子要比中国的便宜多了。但是，要把小块的种其它作物的地块合起来搞大农场种弥猴桃，就要有土地的自由买卖和租赁。投资这样的农场，产品的收益可能不足以补偿投资，但如果有永久的产权，赚钱的农场未来总可以卖好价钱的。五十年承包期不足以保障这种投资的资产价值，因为这种投资本身风险就很大。没有永久产权，农场成功了农场本身也不一定能卖大钱。

进入WTO以后，中国农业也不一定受损。中国真的是地大物博。在东北、华北一些地方，是可以搞大农场的。私人大农场，它可以把整个成本降下来。现在劳力这么便宜，为什么成本还降不下来？是因为土地不能自由买卖，不能合并。如果人为合并，又会使激励受到损害。中国要出口一些能赚外汇的农产品。说不定有些粮食，比如说中国的香稻，以前进贡皇帝吃的，就很有竞争力。现在国际上讲究吃高质量的糙米。那个东西可以卖到很高的价。你象日本人，现在讲究吃糙米。中国的糙米可能还是比日本的便宜。你要生产，比如说现在吃高质量的环保食物，不用一点化学物。那个东西就是劳力密集的。搞劳力密集的东西，谁可以跟中国比？国际上现在流行吃环保食品，不准催肥的，鸡要吃土鸡，鸡蛋要吃完全没有放人造饲料的、放在野地里养的鸡蛋。那个东西，卖几十块钱一斤。这都是中国的优势。在中国，用人力去养。不用机械化和化学的东西，谁能跟中国竞争？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我估计中国农业不会是大量进口的，它可能反而是大量出口。但是，要能够大量出口，必须实行土地自由买卖。它要适合种什么东西，要很大规模才行。这样一搞的话，对农业的投资就要担风险。它有可能失败，经营有可能亏本。但是，他这个地，过上十年，二十年，就涨价了。他把这个地和他的知识财产，可以用来创汇，以后可以赚钱，成功的农场就包含这企业家知识的价值，可以赚几百年的钱，所以这个农场就能卖大价钱。否则，你光是经营产品的收益，二十年不一定拿得回来买地的成本。如果你这个产权只有三十年，人家根本就不愿意去投这个资。因为正好我做到三十年，地就已经不是我的了。必须是永久的地产，而且要有自由买卖，才有人愿意投资。这方面，中国可能是没有经验，比如搞特许连锁这种东西。很多搞特许连锁的人，他的特许连锁本身都没有赚多少钱，但他把品牌打出来以后，再卖掉，比如Supper 8， Daily Inn的创业者创出这个品牌以后，他在经营中赚的钱并不多。但是，因为这个品牌是万世的，可以永远传下去，所以他退休时把它一卖掉，就赚钱了。这个东西，是中国农业最差的，永久的地产权、自由的土地市场买卖，以及相应的税收制度。中国农民聪明得很，比那些知识份子赚钱可厉害多了。他也根本不需要你去引导。有人说，哦，他们的知识不够，他们没有训练、没有教育。其实他比你大学生厉害多了。他根本不需要训练。你象台湾，种磨菇卖到美国去赚钱的。台湾种吃生鱼片的芥末到日本卖，赚钱赚得不得了。农民不需要你教他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没有自由移民。你比如，有些农民变成企业家买地，经营大块土地，那些卖地的人要走，中国几亿农民都要从土地里面出来。但是，中国现在是，农民走了，就会丢掉对土地的权利。现在的土地制度是，你永久性地离开，就失去了土地。政府按人口变动（婚嫁、生死）三、四年调整一次土地使用权。现在农民抛荒现象非常严重。它不愿意将土地交回村里，因为交了以后，他就丢了。又不能买卖租赁，因此他宁愿荒着。所谓盲流就是这个概念。因为土地不是私有的，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就是“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什么意思呢？他如果永久性地离开土地，他对土地的权利就丧失了。所以，他要定期地回去。打完工，他得定期回去。因为中国农村土地，按照婚嫁生死，三、四年要调整一次。调整就是说，没有真正的私有产权。调整的权力，完全在执政者手中。 学者在说土地制度，应该公有还是私有。但是，这是农民的权利问题， 他为什么不能自己决定土地是公有还是私有？现在中国宪法规定，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所谓集体所有就是说，比如这个村，由这个村的所有人所有。那这个村里的人为什么不能决定将它们分了呢？这也是中国人的一个道德观念问题。比如，《圣经》里面就说，要爱你的邻居，尊重别人的财产。一个文明的社会，一个讲道德的社会，一个尊重别人的社会，敬人者人恒敬之，爱人者人恒爱之。这都是孟子的话。无论外国，还是中国，都有这个传统。我这里不是纯粹讲西方的东西。从爱别人的心来讲，你会尊重别人的财产权。他现在要买卖，比如说，土地要买卖。这个权利，你要尊重他的。《圣经》上说，你应用希望别人对待你的方式对待别人。我们可以设想，现在有地产的中国有权人和有钱人将心比心想一想，他们是否希望别人象土改对待地主一样没收他们的地产呢？如果他们不愿意别人这样对待他们，他们就要承认土改时没收地主土地是错的。没有良心，是野蛮人的行为。没有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 收税就没有道德标准。因为这个地价出不来。你没有完全的私人产权，你怎么知道地值多少钱？比如，这里有一座山，你能讲清楚它值多少钱？只有有人出价，有买这个地产的市场，才会有价值，才会有道德准则。基层政府的行政权、收税权才会有道德基础。否则的话，老百姓说，你侵犯他的权利；而政府则说，我在给你做事，办教育、修公路， 你为什么不愿意承担责任？这个讲不清楚的。现在，中国就有所谓民粹主义。大家都说，哦，农民负担太重！这句话太简单。什么叫做农民负担太重？没有标准。但是，如果有地价了，有土地自由买卖，地价出来了，比如说，交5％，就没有什么架可吵了。如果要修路，你不交5％，就是你的不对。你超过5％，我也可以说你不对。因为有了一个道德准则可以收税。现在老百姓说，农民负担太重，基层政府官员说，我是两面不讨好，上面要我办教育、修公路，干这个干那个，计划生育，又没有钱，我给你们做事你们又不出钱。你说听谁的？

我的很多意见，在中国都有不少人支持。比如，我在1998就讲取消户口制度、取消与WTO不相容的成立企业的审批制度，不光是学术界支持，政府现在也正在这样做。唯一使我失望的，就是土地制度。有人说，土地公有是中国的传统。我觉得不是的。相反，中国传统是土地私有。这个私有反倒是一个传统。而且，民国以来，土地私有就已经制度化了，不象清朝，皇帝还可以没收土地。中国在二十年代就有《土地法》。当然，《土地法》中也有一些不好的东西，比如限制租金比例、强制永佃权等，有点左。当然，比共产党要右。那个《土地法》，使现代的土地制度深入人心。1962年，蒋介石说要反攻大陆，南方、江南很多农民都把地契拿出来，证明他们对土地私有还是有信心的。从1949年到1962年，有十几年，他们没有把地契毁掉。这个东西实际上在中国是有很长的历史的。你看清朝，中国人跟教会打官司，现在中国人往往说当时清朝庇护外国人。不是这样的。连清朝都承认地契的。当时教会买的地产有地契，双方签了字，画了押的。连当时中国的政府都承认这些东西。而且，那时候也没有土地法，等于是习惯法、私法在起作用。这是中国的传统，大家都公认为是公平的。这个东西，在打官司时，清朝政府都承认的。但是，为什么到现在，土地私有反而不敢推行了呢？俄罗斯总统普京上台，头一件事情，就是土地私有化。这和中国完全不同。 土地没有私有化。土地没有私有化，制度的问题没有解决，进入WTO对中国农业会有很大的打击。中国的很多问题可以归结为土地问题。所以，我觉得，大家要讲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土地私有化，以及取消户口制度，把人变成自由民。这两个事情，缺一不可。你土地不私有化，你即使让他自由移民，他也会定期回来的。因为他不愿意丢掉对土地的那个权利。特别是土地值钱的地方，也就是影子价格高的地方。他还是盲流，会定期回来的。

如果土地是他的，他就可以永久移民。因为他的地即使不卖掉，也可以委托别人管理、出租。法国起飞，就是靠拿破仑法典，土地制度改变，农奴就变成自由农民了，人身依附关系就没有了。

现在中国这种制度就是一种新的封建制度。它是真的封建制度。民国时代不是封建制度，是自由民制度。它的土地制度和人身关系已经现代化了。但还是有一点不现代的地方。比如说，它限制租赁。你要把租出的地收回来是不可以的，除非你要卖掉它。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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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Mueller， M.（1998）， "China's Telecommunications Sector and the WTO： Can China Conform to the Telecom Regulatory Principles?" in James Dorn， eds. China in the New Millennium： Market Reform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CATO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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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Yang， X.（1998）. Dangdai Jingjixue He Zhongguo Jingji（Contemporary Economics and Chinese Economy），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of China's Social Sciences.

杨小凯给中国经济学者的警句

1、希望中国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研究生多读国际经济学文献，改变闭门造车的习惯。

2、如果中国的学者不全面总结渐进改革的经验教训，而只是一味地鼓吹渐进改革的好处，在独立的国际学术界眼中，他们就会被视为当政者政治宣传的工具。

3、国内很多哗众取宠、政治宣传式的“经济研究”之所以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并不因为这些经济学家学识不够，而是他们缺乏基本的学者“良心”。很多并不需要研究，一般老百姓都知道的事实，却被经济学家们的研究用新名词搞得像云雾山中的东西。1956年强迫合作化的事实被人说成自愿，20世纪90年代初圈地运动股份化运动中人所共知的大规模贪污，在中国经济学的文献中找不到系统的记录，还是一个不做经济学术研究的何清涟用记者方式给我们留下了一些这方面的记载。因此，我们要利用这个机会大声疾呼，经济学界的研究要讲良心，要尊重事实。

杨小凯对中国经济的最后警告

杨小凯对中国经济的最后警告不久前，着名华裔经济学家杨小凯先生悄然离开人世，享年55岁。杨小凯是澳大利亚Monash大学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仅有的两位华裔院士之一。马歇尔、萨谬尔森等着名经济学家称他是当世最好的经济学家之一。1986年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曾赞赏杨小凯的研究是目前全世界最重要的经济学研究。

我对小凯仰慕已久。在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年仅17岁的他曾以一篇题为《中国向何处去》的大字报震惊中外，被翻译成19种文字。当时，我就深受这篇大字报的思想影响，却无缘结识这位青年思想家。后来，我和小凯有了许多共同的友人。他们经常谈起他，才知道杨小凯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中国向何处去》作者杨曦光。直到1990年代，在香港宦国苍兄的家中第一次见到小凯，才有了一次深入的长谈。因此，我与小凯虽难说是好友，却也可说是同道。听朋友说，当年小凯为了那篇《中国向何处去》被判刑10年。杨小凯在狱中自学英语、数理和经济学课程。1978年出狱后考上中国社科院研究生，因政治原因未能入学。1984年，他被著名华裔经济学家邹至庄挑选，赴美留学，于1986年获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后来移民澳大利亚发展。

杨小凯35 岁攻读研究生，55岁谢世，学术生涯只有20年，但却不枉此生。他被认为是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裔教授之一。经济学界普遍认为，杨小凯对经济学有关分工中“超边际经济学”的研究使他不仅成为华人经济学家中的佼佼者，也使他获得了世界级的成就和同行的推崇。“他的成就表现在对现代经济学所有的分支都进行了梳理。所以他不是在某一个领域方面的进步，而是对整个经济学的基础进行了一番重新研究。然后在现有经济学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包括对分工的研究，对专业化的研究。”古典经济学者亚当•斯密提出分工和专业化问题，但没有建立数理模型。杨小凯使用超边际分析为主要数学工具来分析分工和专业化问题，创立了新兴古典经济学。

杨小凯的难能可贵之处，更在于把经济研究重新回归到社会环境中去。他对现在举世赞同的中国增长有一种保留和怀疑。但这种保留和怀疑不是情绪化的，而是来自他对社会、对经济长期发展面临问题的思考，也来自他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理论逻辑。按照杨小凯的看法，经济增长不仅是分工，重要的是分工水准不断提升，而导致这种分工层次提升的重要因素是制度，其中产权是核心。产权受许多其它制度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国家。国家是唯一可以掌握合法暴力的组织。国家如不上轨道，私人产权很难发挥作用。私人产权不上轨道，整个市场的基础就难以稳固。现在国内政治没有太大改变，经济上虽然非国有经济发展很快，但寡头垄断很严重，各种南美式坏资本主义的特征都已经出现了。政府的权力没有有效的制衡，就会造成苛捐杂税、贪污和其它寻租行为。这种国家机会主义的间接后果，比直接后果更严重，因为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使社会大众不再相信公认的游戏规则，因而所有人的行为都变成非常机会主义，只要对己有利，即可以不顾社会的道德准则，而使社会成为一个偷抢哄骗横行、机会主义和寻租行为盛行的社会。杨小凯认为，英国光荣革命创立的世界上第一个虚君宪政、议会民主制度，使政府对公平的政治游戏规则和法律制度的承诺成为可信。这种可信承诺对以后世界的变化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杨小凯在患上癌症的最后日子里，还风尘仆仆地回国讲演。在一次题为“后发劣势”的讲演中，他警告说：“很多人在沾沾自喜地谈后发优势，执政者当然喜欢听。可是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没有合理的制度，是难以为继的。如果我们冷静考察一下，二战前的德国和后来的苏联的教训，应该不难吸取前车之鉴。我要唱个反调，讲讲中国的后发劣势，起码可以让一部分人清醒：只有经济改革和发展，没有宪政共和作为保障，是不可能使中国跻入强国之林的。”环顾当今世界，又有多少人能不被中国经济表面的浮华所迷惑，而有杨小凯这样的清醒头脑呢？

经济学

好资本主义和坏资本主义

笔者年轻时认为发达国家经济的成功是资本主义的成功。但是看的书多了，发觉西班牙，南美的坏资本主义，中国明，清的坏资本主义（又有人称之原始资本主义或商业资本主义）却不能产生成功的经济发展，因此认识到成功的经济发展不但需要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经济，更需要适当的政治和法律制度。

18世纪时的英国是发达国家，而法国是发展中国家，二者最根本的差距就是制度的差距。法国大革命前实行专制制度，虽有自由化改革产生的坏资本主义，经济却不发达。而英国1688年之后就实现了宪政制度。宪政是共和主义的重要主张之一。既然提到共和，我想就此简要地说明一下什么是共和，什么是民主。共和与民主有很大差异。从古典意义上讲，民主就是多数人的统治，它强调政治平等，而共和主张自治，分权，和宪政，它强调个人利益。共和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为了限制民主专制（多数人的专制），它的合法性在于政府的权力来源于全体公民（在很多时候，这并非指所有市民），共和与民主的关系是很紧张的。至于共和与民主这两种思想在近现代的相互汲取和融合，我在此就不再赘述了。宪政制度在当时来说并不是一种民主制度，而是一种共和制度。所谓共和制度就是参加选举的主要是一些上层阶层，只有少数有钱缴税的男人才有选举权，因此你很难说它是民主的。但它“共和”的，就是说有分权制衡制度。共和实际是对民主的不信任，它害怕民主变成多数人压迫少数人。英国1830以后才实行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普选制。

共和有一种保护少数人利益的机制。比如美国参议院不管各个州的大小和人数多少都是一州两票，所以可以作为少数对抗多数的一个机制。众院是按选民人数选出， 却要受不是按选民人数选出的参院的制衡。选总统的选举团则是众院（民主）和参院（共和）的折衷。所以以选民人数算得票少的小布什才可能赢得票多的戈尔。美国另一个对抗民主的制度就是大法官制度。法官不是选举的，而是总统任命的，而且实行终身制。当然总统的任命权受国会制衡，也难得有机会运用此任命权（有个空缺才有机会）。法官是可以对抗舆论的。有人说美国言论自由，但这不是绝对的。我在北大教书，就跟他们说，你们北大老是讲民主和科学，现在应该讲自由和共和。讲民主往往就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两极冲突，这是很不稳定的， 统治阶级占上风就是专制，被统治阶级占上风就是革命，革命产生暴君，暴君又产生革命，这是很糟糕的事情。而共和强调权力制衡，任何一极都不能压迫另一极，这样社会才有可能保持持久的稳定和发展。

纵观人类社会，好资本主义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而坏资本主义不能带来长期成功的经济发展，它的具体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我想就利用以下的篇幅对好、坏资本主义的诸多特征及它们的区别作一个简要的论述。

一、政府机会主义

早期英国的成功是一种共和制度、宪政制度的成功。有了这种制度才能限制当权者的机会主义。只有对政府的机会主义限制住了，经济才能发展起来。这是英国发展起来的一个根本原因。这是好资本主义，即自由市场是以政治上没有垄断为基础。法国大革命前是一种坏资本主义，即政治上专制，经济有一定自由。在政治上是人治的。这种专制有些方面跟中国历史上一些朝代很像。比如说它搞“薄赋轻徭”。薄赋轻徭是专制主义的一个特征，因为如果一个政府不是民选的，它的合法性就存在问题，所以它不敢收太高的税，否则人民会造反的。而一个共和政府不存在合法性问题，所以它反而可能征很高的税。所以当时英国和法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英国政府平均税率比法国要高得多，但英国的税法很公平。在法国有很多人是可以不交税的，比如贵族等。这就象中国现在院士可以不交税一样。而在英国，任何人都要交税。正因为税法不公平，所以法国的平均税率比英国低很多，它没有能力搞大规模的公共事业。

法国还有一点特别像中国，就是官商勾结。当时英国的官商关系叫做“建设性的冲突”，而法国就是官商勾结。所以英国当时的制度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宪政经济学、政治经济学里讲的宪政。其中第一个特征就是国王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是分开的。还有一个是当时英国执政党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是分开的，执政党在执政的时候不能从事赢利性事业。台湾是在80年代以后才逐渐实行国民党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分开。最近政党轮替后才实行执政党不能从事赢利性事业的制度。执政党从事赢利性事业实际上是违反宪政制度游戏规则的，就是说游戏规则的制订者不能直接去比赛。打个比方说，分饼的人绝对不能先拿饼，不能有利益冲突。共和正体现了这种政府应该具有的公共性和中立性。

诺斯和温格尔在一篇论文中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现象，而是1688年光荣革命建立了上面说的这样一套宪政游戏规则。这样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就被限制住了，人民的机会主义也就跟着减少了，所以工业革命才会在英国发生。机会主义也就是坑蒙拐骗，这在中国目前非常盛行。政府政策初一和十五不一样，就是国家机会主义。只有在宪政制度下，政府“分饼”才能尽可能公平。比如说专利制度，它没有公私之分，政府是完全中立的；还有自动注册的制度，也就是保护私人企业剩余权的制度。这些使得技术发明可以赚钱，从而大大推动了技术商业化和技术进步。有了这些，才会有工业革命。而当时法国老是强调政府的科技奖励制度，就是由政府来判断奖励谁不奖励谁，这阻碍了它的技术的商业化。

最近我看到一些史料，中国现在史学界有一个公论，就是温州的钱庄等民间机构在宋朝时就存在的，而不是制度创新。也就是说，中国早就存在“原始资本主义”了。现在很多史学界的人都说，如果没有外国入侵，中国可能几个世纪都不会进入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为什么呢？工业资本主义需要技术上的发明，这就需要专利制度和对私人剩余权利的保护（按照Mokyr的看法，英国工业革命中50%以上的新技术没有获得专利，他们是政府保护私人企业的剩余权而创造出来的）。

二、收入分配不公

最近很多史学家有这样一个公论，在18世纪的法国，由于收入分配不公，一般的人买不起很多产品，生产是为少数贵族阶层服务的，这使得市场规模很狭小，从而生产成本很高，分工水平底，效率很低。而当时英国收入分配较公平，生产是为大众服务的，所以市场规模大，成本低。所以收入分配不公是阻碍经济发展的。有人说收入分配不公是发展中国家的必然现象，这个观点是很值得反省的，因为这涉及到好资本主义和坏资本主义之分。同时收入分配和经济发展也是互为因果的，就是说收入分配公平使得经济发展快，经济发展快又使得收入分配公平。这也是好资本主义的特点。

根据Landes （1998），以及许多旅行者包括伏尔泰（1726年-1729年期间流亡英国）的记载，英国的收入分配比旧王朝的法国公平的多。因此Charles marquis de Biencourt 声称“英国人为普通人而不是为富人生产”（见Landes，1998，p222）。但是在法国旧王朝时期，政治垄断产生了收入分配的无效率不公平。这样，大多数的商品老百姓都买不起，同时大量的经济生产能力被用来为精英集团生产奢侈品。这意味着，法国市场容量非常有限，由此产生了低水平的劳动分工和低的总合生产力。光荣革命后的英国和旧王朝时的法国在制度上的这种差别，产生了人均真实收入和国家财富的差别，这种差别是法国革命爆发的原因之一。

Mantoux（1962， p. 419） 记录了人们对这种差距的感受。 “当 Arthur Young 在法国时，正是法国革命的前夜。他发现，与法国民众的悲惨和苦难的处境相比，他自己国家的人民的处境要好的多。在他的书中，每一页都充满了对英国所拥有的比法国和所有欧洲国家令人羡慕的优越的自豪感。” 根据Mokyr的估计，（1993， p. 45）， 在1788年，英国的人均GNP比法国高出30% 。

还有南北美洲发展的对比。南美洲的资源很丰富，但一直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北美洲相对南美资源贫乏，却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诺斯将此归结为三个方面原因。第一，北美地区实行地方自治，在英国治下，各州自治，税收主要是用在地方发展。而南美洲宗主国只是把殖民地看作一个税源，地方自治性很弱，所以就很难发展起来。第二，北美是一个新教国家，南美是天主教占优势，文化的差异导致了经济发展的不同。第三，北美实行的是联邦制，而南美实行单一制。这也涉及到“好资本主义”和“坏资本主义”的区分。坏资本主义除了官商勾结、政治垄断等之外，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收入分配不公。南美的基尼系数是世界上最高的，达到0.6到0.7。

与北美洲的发展进行对比后，许多历史学家将拉丁美洲令人失望的发展历程归结于拉美精英集团的政治垄断。这种政治垄断产生了低效率不公平的收入分配，并反过来进一步导致了市场容量的狭小和总合生产力的低下。（参见墨菲，Schleifer， 和Vishny，1989，以及他们的参考文献， North， Summerhill和 Weingast， 2000关于北美和拉丁美洲发展经验的比较）。

Murphy， Shleifer， 和Vishny指出，在18-19世纪的后期，美国的收入分配比英国公平，因此，美国的市场容量大于英国。La Porta， Lopez-de-Silanes， Shleifer， 和 Vishny（即将发表） 已经找到了这一现象的间接经验证据。根据他们的所作的回归分析，天主教和成文民法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的影响，而新教和普通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正面的。拉丁美洲和其它坏资本主义存在的地区正是天主教统治和有助于政治垄断产生的大陆法盛行的地区。（没有罗马的认可，天主教信徒不能发展天主教的支派。同时，大陆法是由政府制定的） 。而拥有好资本主义的国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 都是新教占优势和实行普通法的地区。而新教和普通法是不利于产生政治垄断的。（新教徒可以不经任何人的同意发展新教教派；普通法是基于公平审讯中的诉讼案例由当事人诉讼产生的法律） 。欧洲大陆法盛行的地区在英美制度竞争压力下，逐渐实行宪法司法制度，用宪法法庭制衡政府的立法权后，大陆法与普通法之间的差别缩小。

三、后发劣势

后发劣势跟坏资本主义也有很大关系。“后发劣势”意思是说，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由于是后发国家，所以可以在没有基础制度（特别是政治制度）的情况下通过技术模仿实现快速发展。特别是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要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但是，这样做的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清朝的洋务运动是一个例子。

日本政府是抱着当个好学生的态度模仿资本主义制度的。日本政府除早期人民完全不知道企业为何物时办过少数“模范工厂”外，基本不搞国营企业。它很快卖掉“模范工厂”后，基本再不办国营企业。政治制度也学西方，搞政党自由和议会政治，只是不肯放弃天皇的实权。但是后搞洋务运动的中国，却想在不改政治制度的条件下，用国有制（官办），合资企业（官商合办），承包制（官督商办），通过模仿技术来实现工业化。这在当时效果当然好过洋务运动前的中国经济。但是这却使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政府与民争利，既是游戏规则制定者，又是裁判加球员，因此私人经济无法生长起来。最有趣的是，洋务运动中由于政府坚持国营企业的主导地位，垄断资源，很多私人企业就真的不如国营企业有竞争力。因此清朝的洋务运动产生了坏资本主义。

今天，我们都知道这种坚持官办企业的制度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是，80年代和90年代的中国，用国有制（官办），合资企业（官商合办），承包制（官督商办），通过模仿香港和台湾的劳力密集产品出口导向新工业化模式及大量模仿西方新技术来实现工业化，很多乡镇企业也是相当于洋务运动中的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这种极落后的制度，在今天却被很多人说成是“制度创新”。虽然这种模式短期内相当成功，但是从俄国的教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短期的成功，可能又是后发劣势。它可能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改革，产生坏资本主义。

政治垄断产生坏资本主义，一个地区的发展亦如此。许多历史学家将西欧工业化和成功的经济发展归功于欧洲政治的不统一以及敌对的统治者之间的竞争，这打破了政治垄断。这方面的最有名的当属Baechler的观察（1976，p80） 。“资本主义扩张的根源，一方面在于同一文明内几种政治力量的共存，另一方面，政治的多元性给经济发展以自由。”

Baechler（1976，pp. 78-79） 试图解释政治垄断没有在欧洲盛行的原因：“西方经历政治多元化的原因是复杂的，从这种发展中，我可以看到一种历史奇迹，也就是说，一种极端不可能的历史事件。所有的政治权力都趋向于绝对化，政治垄断不能生存的话，一定是因为有一些限制它的因素在起作用。首先是教会的存在。因为教会的跨国性质很难被政府吸收。其次，是分权的封建制度下的社会精英，他们不是为政府服务， 以及城市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成长。最后，是乡村社区相对于国家的自治制度。在我看来，从十七世纪以来，在这一地区，英国模式对西方政治命运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

这一论断得到了许多学者和历史学家包括Hall（1987）， Mokyr（1990）， Jones（1981，pp. 226-3）， Braudel（1984，pp.128-9）， Weber（ 引自Macfarlane，1988，pp. 186-7）， McNeill（1974）， Laslett（1988，p.235）， Hoffman 和 Norberg（1994）， 以及 Landes（1998，p. 36）的赞同。McNeill（1974，p.125）指出，“现代欧洲早期的政治多元化，我认为，是根本的和与众不同的原因。在现代火炮的威力面前，世界上其它一些文明地区的反应是巩固和强化庞大皇权国家的中央权威，而中欧和西欧的地方君主国的反应，却是更有意识地同他们的邻居展开竞争，有时是通过和平的方式，但更多的是通过战争的方式展开竞争。这样一种政治格局，就象风箱一样，刺激了意识形态竞争之火，并使任何有利一国竞争优势的技术革新之火花得以燎原。”

Hoffman 和 Norberg（1994） 指出，“总之，在现代欧洲早期，所有的君主在实现他们的意愿时，都不得不面对强大的障碍；不经过谈判，磋商，有时甚至是贿赂，任何君主都不可能得到他的利益 ”（p.305） 。“不论他们有多么自负，专制主义政体是不能随意借钱或者征税的。只有具有强大的民意机关的政府才可能抽取巨额税收，举借大笔钱财。课税和专制最终是矛盾的” 。“最后，自由是一个强国，一个强大而富有的国家产生的必要前提”（p.310）。

Landes指出，“专制在欧洲也是大量存在的。但是这种专制被法律和领土分割削弱了。同时，在国家内部，中央（王权） 和地方封建主之间的权力分割也削弱了这种专制。分裂产生了竞争，而竞争有利于保护好的国民。如果不善待他们，他们会跑到别的地方去。统一的大帝国不害怕人们逃跑，例如中国，特别是当他们把自己定义为世界的中心时，人们会无处可逃。”

好资本主义不但不让政府侵犯私人财产和企业， 也不让金钱操纵政治， 例如美国的反托拉斯法和对个人和公司政治捐款行为和数额的规制。而坏资本主义的另一特点就是金钱操纵政治。费正清认为，在十九世纪，统治精英的政治垄断是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东方社会，在中央集权政府的组织下，官僚政治制度垄断了几乎所有大规模活动，诸如行政管理，军事，宗教以及大规模经济活动。因此，私人企业从来不可能在没有官方庇护时发展。商人一直处在官方的控制之下，被作为官方的联盟，其活动总是被官方利用或榨取，以满足官员个人或政府的利益。”

Etienne Balazs 指出，“商业交易总是受官方税制以及管理的约束。政府对主要物品的垄断，在古代，比如盐和铁，在近代，比如对茶，丝绸，烟草和火柴的垄断，表明政府拥有无所顾忌的经济特权。没有任何商人阶层被允许独立地产生并侵犯这些特权。在实际中，政府对私人产权的藐视进一步强化了政府的经济特权。这表明，官方的庇护和支持是大型商业企业发展的唯一途径。这样做的结果是形成一种商人和官员之间封闭的利益共同体……总而言之，资本主义之所以没有在中国发展起来，根源在于，独立于地主绅士以及他们在官僚政治制度中的代言人的中国商业从来都没有可能建立起来”。（Fairbank，1992， p.179）。Mokyr 也指出（1990，p.236）：“引用Needham的话，中国一直是‘一党专政的国家’ 。二千年来，它一直被‘儒家党’ 所统治。在清朝时期，官僚体制压制知识分子和政治异端的产生，尽管中国没有欧洲那种极端的宗教迫害。与欧洲相比，中国不存在小公国或者城市-国家，而这正是有新思想的聪明人可以逃避的地方。”

Elvin（1973） 指出，中国在宋朝时，商业资本主义和技术就很好地发展起来了。然而，由于政治垄断和坏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它并没有发展到成熟的工业化阶段。杨（2002，ch. 1） 认为：“欧洲的这种多元化，保证了几种文明和主权国家以接近平等的地位相互挑战。相反，东亚的地缘政治结构却保证了在西方文明入侵之前，中国文明的霸权地位没有其它的文明能与它抗衡。日本人，蒙古人和满洲人在文化上被中国征服，不管他们是臣属于中国还是统治中国。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它很容易赢得一场统一战争，但是内陆贸易却是昂贵的。因此，直到日本的明治维新之前，在东亚，制度试验的多样性远远小于西欧。”

最近廖和杨小凯（Liu and Yang， 2001）用一般均衡模型证明了这个猜想。他们证明，在不存在政治垄断的自由市场中，劳动分工的一般均衡水平和总合生产力高于存在政治垄断的自由市场中的水平。坏资本主义有除政治之外所有商品的自由市场，但政府垄断的部门没有自由进入，虽然政府垄断部门的服务可公开自由定价，或间接自由定价（贪污受贿）。政治垄断使政府垄断的部门的服务质次价高， 产生了的收入分配无效率的不平等，政府垄断的部门或与政府勾结的商人获得大量垄断利润，而其它部门受剥削而收入低， 因而限制市场容量的扩展，并有害于经济发展。这种政府垄断造成的狭小市场容量看起来就象经济不景气， 但这种经济不景气与好资本主义中的景气循环性质完全不同。垄断政治的利润的常见形式就是贪污腐化。与不存在政治垄断的自由市场相比，政治垄断降低了商业化程度，市场一体化程度，生产集中程度，和可以被利用的内生比较优势，以及职业和经济结构的多样化程度。

在英国光荣革命以前，这种自由进入障碍是以王室的许多垄断特权为标志的（North， 1981， 和Morky， 1990， 1993） 。在中国1950-1990 期间，这种政治垄断以自由进入政治和很多行业的障碍为基础。政府对银行部门，外贸部门，零售和批发商业以及其它三十多个部门垄断，不准私人经营。呆板的许可证制度，企业的政府对成立企业的审批制度，以及居民户口登记制度等都是政府用来阻止人们自由进入有利可图的行业的（Sachs， Woo和杨，2001）。对反对派的政治迫害，也是执政党阻止人们进入政治舞台的一种显而易见的垄断行为。中国共产党与其它政党在宪法中地位不平等是中国的政治垄断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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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工业革命在英国而不在西班牙发生？

以诺斯（Douglass C. North） 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史学家发现，公元 1500 年开始的大西洋、地中海、黑海等海洋贸易，特别是跨大西洋长距离贸易，是工业革命的关键条件之一。这其中，制度差异对经济增长特别是工业革命的发展有着关键作用。

贸易带来的好处以及相关的经济增长可以用亚当•斯密（Adam Smith） 的分工理论很精确地刻划其中的精髓。

亚当•斯密认为，分工的发生将使得生产活动的专业化水平得以上升；专业化水平的上升，则创造了供给与需求；于是，贸易随之出现。供给与需求的增加，则意味着市场容量的变大；而市场的变大，将进一步将促进专业化与分工水平的发展。这种分工与市场贸易互为因果的良性循环，正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最重要的思想，也是亚当•斯密所认为经济发展的起源。经济社会也就不断地从这种分工与市场扩大的良性循环中获得成长。西欧的大西洋贸易正触发了上述经济成长的良性循环过程，同时造就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杨小凯的新着《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中文版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用很多模型分析了这个过程。

虽然自 1500 年以来，大西洋贸易对西欧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许多在 16 至 19 世纪从事大西洋贸易获利的国家，以亚当•斯密的思想足以刻划经济增长的精髓。不过，同样进行大西洋贸易，工业革命却只发生在英国与荷兰，但是却不在西班牙与葡萄牙发生。这又是什么道理？

最近，麻省理工学院的强森（Simon Johnson）、阿西墨格鲁（Daron Acemoglu） 以及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罗宾森（James Robinson） 等人，在他们的新文章《欧洲的兴起：大西洋贸易、制度转变与经济增长》中对上述问题做了深入研究，并提供大量经验证据。他们认为 16 至 19 世纪西欧的经济增长，虽然只是长期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片段现象，但如能研究 16 至 19 世纪大西洋贸易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藉此管窥经济增长理论的样貌，或能让人们进一步理解完整经济发展理论所应具备的原理原则。

强森等人比较英国与西班牙在大西洋贸易上具备的条件。他们发现，与英国相比，西班牙在大西洋贸易上不但比英国起步早，而且许多条件优于英国。也就是说，从客观条件看，如果工业革命能发生在英国，工业革命也应该能在西班牙发生。他们发现，西班牙大致在以下三个方面优于英国。

第一、西班牙、葡萄牙早于英国从事大西洋长距离航海探险，较早掌握并拥有相对优良的航海技术和经验。可以说，这两国是整个大西洋贸易的先行者，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主导甚至垄断了整个大西洋贸易。

第二、由于西，葡早于英国从事航海贸易，他们率先占领了自然条件优于北美的南美洲，所以西葡比英国有更好的自然资源进行国际贸易。

第三、强森等人引用马克思主义以及新马克思主义的边缘理论，认为帝国主义的发达应以剥削（殖民地） 为手段，越对殖民地进行剥削的国家，该帝国的国力应该越强。不过，英国与西班牙对待殖民地的方式有显著的不同。英国对各殖民地的治理以自治为主。基本上，英国让各殖民地成立议会自治，各殖民地拥有各自的宪法并有自主的税收权利。只有当英国本身遭遇战事，英国才会透过各殖民地均有代表的英国国会，以决议的方式要求各殖民地缴交特别税捐来支应战费。英国对前殖民地香港连这种战费要求都没有，所以中国政府1997收回香港后也不敢向香港收税。而西班牙的殖民地均无议会，西班牙在各殖民地拥有税收权，各殖民地所收缴的税收大部分被送回祖国。也就是说，相对于西班牙、葡萄牙，英国对各殖民地的治理并非以剥削殖民地而满足祖国为目的。但西班牙、葡萄牙的确对殖民地进行剥削。所以，依照马克思以及边缘理论的说法，西班牙与葡萄牙的帝国主义发展，应该使工业革命发生在西葡两国。

但历史却让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而不在西班牙发生。至今，原来分别为英国与西班牙殖民地的北美与南美，北美的美国甚至已成为世界的超级强权，而南美洲绝大多数国家仍为开发中国家，政局不安，经济动荡。

面对这种历史矛盾，强森等人提出了一套大西洋贸易影响制度转变，制度转变再与长期经济发展交互影响的良性循环理论，并以这个理论说明工业革命为何会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在西班牙。

强森等人对上述的发展提出三个重要的假说。第一个假说是，大西洋贸易对欧洲的经济发展有关键的影响。第二个假说是，大西洋贸易的利益能催化制度转变。第三个假说是，制度转变的前提条件与国王和皇室专制权力的强弱有关。

强森等人根据以上三个假说所建立的完整论述如下：大西洋的贸易机会，若能与各国国内内在的制度转变发生良性循环，则从大西洋的贸易得到的好处会引发经济成长与工业革命。 而各国在大西洋贸易发展初期所拥有的政治制度，与各国在大西洋贸易后所进行的制度转变有密切的关系。

他们搜集历史资料证明他们的观点。他们以城市化程度以及平均每人国内生产毛额两项指针作为贸易发展下分工高低的代理变量（proxy），他们收集了15至20世纪的东欧、西欧与南欧的城市化数据。他们的经验研究发现：进行大西洋贸易的城市均有长足的发展，而不进行大西洋贸易的城市，例如东欧、中欧或地中海的城邦，如意大利的城市等，则发展迟缓。

另外，他们发展出制度指数（institution index），用以刻划三种制度特征。其一，为刻划各国或各城邦、皇室或其它特权阶级侵犯商业活动权利限制的程度、其二，为对私有财产保护的程度，其三则为允许人们在有利可图的产业中自由经商的程度。这些指数可以作为交易效率的代理变量（proxy）。他们发现，随着大西洋贸易的不断进展，进行大西洋贸易的各个城邦对财产权的保护，对特权阶级权利的限制以及自由经商的权利等均明显地增加，而那些不进行大西洋贸易的城邦则变化有限。他们对经验数据的回归分析证明， 除大西洋贸易对分工水平和城市化有正面影响外，一国的政治制度的专制程度对分工水平和城市化有负面影响。

第三，他们也发现，英荷两国在大西洋贸易之初，对专制王权的限制明显多于西葡。

英国的议会对皇权有相当的制衡能力，而西葡则为专制王权的国家，这个初始条件对改进上述交易效率的制度变化有明显的影响。也就是说，在英国，限制皇权、保护私有财产（特别是对土地私有产权的保护） 以及人们可以自由经商的权利等等，在随着大西洋贸易的不断扩展下，改进的程度远优于西班牙。

也就是说，在理解大西洋贸易对西欧经济成长的影响后，人们对工业革命的发生有了很不一样的图像。这个图像是以英国为背景而非以西班牙为背景。

英国在进行大西洋贸易之后，社会中出现新的富有商人。这些富商为了保护既有的财富， 或为了创造更多的利益，便和原有的王室以及特权阶级发生冲突。由于英国自始就有比较自由的代议政治制度，这种议会政治对制度改革产生了正面的作用，因而出现了许多新的政治与经济制度。例如王室的财政与国家财政分离，政党不能从事营利事业，企业成立不需政府批准而自动注册，从事国际贸易不需要经过国家特许，也就是一般民众可以自由从事大西洋贸易而获取利益等等有利于经济成长的制度因此出现。

这些制度的出现以英国大革命打破都铎王朝贸易特许垄断权为先导，其中詹莫士二世复辟时期又打破革命后共和国执政克伦威尔的政治垄断，恢复议会制。但詹莫士二世企图恢复王室各种垄断特权，又被议会从荷兰请来客籍国王（威廉三世，其妻为英国公主，有英国王位继承权）， 发动光荣革命，既避免了第二次大革命可能导致的新政治独裁，以虚君共和制限制了王权，又以威廉的武力革了詹莫士二世的命，避免了王室的各种垄断特权的复辟。

强森等人发现的大量历史证据说明，这一时期与英国王室有关系的大型贸易公司不断减少，规模大多也相对变小，而大量与王室无关，没有特权的人民从大西洋贸易中发财。在这个过程中，这些新的贸易机会造就了与王室特权无关的新商人阶级，他们当中有人甚至富可敌国。这些新富正常交税，在国会中有代表为他们发言，因此能在政治上发挥相当影响力，这使得整个新富阶级在人数与影响力上比旧有的等级特权更强。另外，社会中的新富不再是固定的等级，社会阶级有了很大的流动性，也就是说，大西洋贸易冲垮了英国社会等级制度的藩篱，一般人均能分享大西洋贸易的利益，好处不被国家垄断独占，任何人都可能成为成功的企业家而进入上层阶级。这种高流动性进一步深化了分工的演进与贸易的发展，引发了亚当史密斯所描述的经济成长的良性循环，整个社会因而富裕起来，而工业革命也因此在英国发生。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从大西洋贸易创造出来的新富中，有许多人是拥有地产的企业家。这些地主在产权能获得保护之后，利用土地取得资金，而这些资金也就成为进一步促进投资与赚钱的资本来源。亦即，有效地保护包括土地在内的私有财产权，让这些拥有土地的地主，不仅不会成为妨碍经济成长的障碍，反而成为经济发展的助力。

而西班牙从事大西洋贸易却得到与英国相反的结果。由于西班牙王室垄断大西洋贸易的好处，在当时除了皇室以及皇室本身特许的公司或等级拥有贸易的权利外，他人均被禁止从事国际贸易。加上西班牙王室对殖民地有税收权，这使得王室从大西洋贸易获得的好处益加助长王室权力与专制地位，造成社会中不可跨越的等级越加坚强。与此同时，王室却将贸易所得到的好处花费在奢侈品或炫耀性的财富之上，社会不能善用大西洋贸易获得的好处，因此，社会中出现一种不能被逾越的等级，社会的流动性反而更僵固，贫富差距亦越悬殊，大西洋贸易的好处不能被一般老百姓所共享，没有新的商人阶级出现，最终社会也就没有新的制度创新，促进经济成长的良性循环就不可能发生，工业革命也就不会在西班牙出现。

总结的说，强森等人的发现有以下几个含意。第一，让人们重新认识西欧经济发展的历程，理解大西洋贸易在其中所具有的关键地位，及其如何引发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及相应而来的经济成长。第二、颠覆了马克思认为帝国主义的发展必须以剥削为手段。事实上，工业革命或资本主义的出现反而发生在限制专制王权的议会国家，这些国家内没有皇室的特权，没有固定的特权阶级，社会的流动性高，并且保护私人从事商业的各项权利等等。也就是说，英国与西班牙在制度上的差异正反映在商业活动是否开放，而商业活动的开放与否则影响了社会是否存在不可跨越的阶级。第三，他们的发现与诺斯、托马斯等制度经济学家的观点一致。他们发现制度的确在经济成长中扮演关键角色。杨小凯和廖最近用一个超边际经济模型严格证明了这一猜想。

上述的故事对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特别有启发性。中国 1978 年的改革开放就如同开放大西洋贸易一般地开放了太平洋贸易。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成长绝大多数也来自太平洋贸易。中国至今享有与美国极大的贸易顺差，正足以证明中国正是从太平洋贸易中获得经济成长的好处。

很不幸的是，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还是建立在政府对商业活动的垄断与管制之上。这种对商业活动的限制让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从太平洋贸易获得的好处，不但无法为社会大众所共享，反而被垄断性的官商企业以及与官商勾结的私人企业所独占。虽然中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至今，中国政府仍然维持自改革开放以来对商业活动的垄断与限制。中国政府不允许私人任意成立企业，亦即成立企业需要政府批准，政府仍然垄断着银行业、保险业、电信业、新闻媒体业、汽车制造业以及大部分的外贸经济活动。

事实上，只要成立企业须经政府批准，政府也就控制着所有产业的商业活动。也因为成立企业无法自动注册，所以从事商业、贸易活动就须和政府建立关系，行贿甚至收买政府官员，也正是政府对经商自由，贸易自由的限制，因此就造就了今日在中国成功经商要靠关系，讲门路；造就了表面上是私人企业的股份公司，本质上仍为官商企业的特许利益等级；以及最严重的，造成社会流动性遭受阻碍，贫富差距日益悬殊，社会动荡的可能性逐渐严重的情形。

去年中共 16 大会议中通过开放资本家入党，16大中出现了很多官商及与官方勾结的股份公司老总。这种作法其实更是将垄断利益制度化。其结果是让中国更像 16 世纪的西班牙而非英国。这让中国政府与有商业活动的特许阶级更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中国的太平洋贸易有让中国「西班牙化」的倾向。

因此，如欲中国经济发展长久延续，关键中的关键就是打破政府对商业以及贸易活动的垄断，限制政府对贸易的干预，限制政党不得从事营利事业，党库不能通国库，允许政党自由竞争，建立公平合理的选举制度，允许政党轮替，以及建立分权制衡、权责相符的的政府体制等等，好让中国能像 500 年前的英国，让太平洋贸易带动制度与经济成长的良性循环，造就中国的长治久安，而不是走向 500 年前的西班牙，兴盛一时，但终究衰弱。

厂商规模无关论

2001年4月4日

上世纪末克鲁格曼等人大力推动规模报酬递增的一般均衡模型的研究和应用，名噪一时。这类模型的原创始人是笛克斯，克鲁格曼在理论上并无大建树，但他将这类模型应用于国际贸易理论、地理经济学和城市化理论却很成功，被人们称为这种理论模型的最佳推销员。经济学家将这类模型用于贸易理论，发现贸易的好处可以来自于规模经济。即使没有外生比较利益，只要有规模经济，也会有贸易，而且差别不大的发达国（它们之间没有很多外生比较利益）之间的贸易额会大大多于发达国与落后国（它们之间有很多外生比较利益）。

经济学家将这种模型用于研究工业化和二元经济现象，发现它比传统的无规模经济的模型有高得多的解释力。例如，它可以解释各产业部门之间投入产出网络产生的网络效果及各产业部门决策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新产品新技术的出现与工业部门收入比重增加等工业化现象。它也可以不需要传统二元经济模型中的劳动市场中的非均衡概念来分析资源从农业向工业部门的移动。经济学家将这种模型用于城市经济学，可以用一般均衡模型解释城市化与工业化之间“鸡生蛋、蛋生鸡”的相互依赖关系。

但是，最近这种红极一时的模型受到严重挑战。廖伯伟和杨小凯2000年在经济行为和组织学报上发表了一篇“厂商规模无关论”的文章，他们指出迪克思和克鲁格曼模型预见四类规模效果（Scale effect）。第一类规模效果意味着，生产力当且仅当企业规模扩大时才上升。 第二类规模效果意味着工业化程度（工业部门占收入比重）与厂商平均规模之间呈正相关。第三类规模效果意味着城市化程度（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与厂商平均规模之间的正相关。第四类规模效果意味着厂商平均规模、生产力，以及人均收入随人口增加而上升。但是经验观察与这些理论预期不相符合。首先香港中文大学的廖伯伟教授发现各国数据（包括台湾、香港、各发达国家）显示，在1970年代前，厂商平均规模是上升的，而此后，厂商平均规模是下降的，而同期这些国家生产力、人均真实收入都在不断上升。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张永生从OECD国家、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以及中国的数据中也发现，厂商平均规模不是越来越大，而是越来越小，总体则呈倒U型变化趋势。厂商平均规模与人均GDP、城市化及工业化水平之间既可能正相关，也可能负相关。他在即将出版的新著《厂商规模无关论：理论与经验证据》中，还发现并解释了更多同新古典经济理论相矛盾的有趣现象。比如，OECD等国家的大企业人均效率高于中小企业，但它们的中小企业比重却反而持续上升就是这些有趣现象之一。新古典理论由于给定企业先天就存在，不仅无法解释企业平均规模缩小的现象，更无从解释大企业在效率高于中小企业的情况下比重还会不断下降的现象。因为在新古典框架下，如果大企业效率高，就意味着其必然会在竞争中胜出，其比重将会越来越大而不是越来越小。

这些经验研究都证明，迪克思和克鲁格曼模型与经验观察不相容。廖伯伟和杨小凯用超边际分析将斯蒂格勒（Stigler）、科斯（Coase）、 杨格（Allyn Young）和张五常等人的厂商规模无关论发展为全部均衡模型。这个模型证明，如果劳动分工在企业内发展，则企业平均规模和生产力同时上升，而如果劳动分工在企业之间发展，则企业平均规模下降，而生产力上升。

原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所的孙广振在澳洲莫纳什大学做博士论文时用超边际分析证明，企业平均规模与城市化程度之间既可能正相关，也可能负相关。他与台湾中山大学的刘孟奇博士及澳洲莫纳什大学的史鹤凌博士用超边际分析证明，企业平均规模与工业化程度既可能正相关，也可能负相关。而廖伯伟和张永生的经验研究证实了这些理论模型，推翻了迪克思和克鲁格曼的理论模型。

最近的新经济中一些新的商业实践进一步支持上述结论。这些新现象是：外包（Contracting out）、 特许连锁（Franchising）、外购中间服务或中间产品（outsourcing与中国的来料加工有关）、缩减企业规模（down-sizing）、贴牌生产（OEM）、企业着力提高核心竞争力和拆分企业（Disintegration）。这些现象都说明随着新交易和通讯工具的发展和产权制度的演进，分工的加深不是在工厂内发展，而是在越来越专业化和越来越小的企业之间发展。因此分工加深的同时，生产力上升，但平均厂商规模却下降。很多过去大而全的大公司，现在都将其很多业务外包给专业小公司，例如以前大公司有自己的车队，现在却依赖专业运输公司或租车公司，以前大公司有自己的宾馆、招待所，现在却完全依赖市场上的专业旅馆业。

特许连锁是新经济的最显著的组织特点之一。每个特许连锁网内总部专业于计划和管理，分店专业于提供有形服务，而总部与分店之间的关系不是企业内的雇佣关系，而是企业之间的市场合约关系。当然这种合约涉及无形知识财产的买卖，比一般劳务和商品买卖合约要复杂得多。例如笔者在介绍特许连锁的文章中提到的人质机制，就是改进无形知识财产交易效率的一种复杂而巧妙方法。当无形知识产权的交易效率通过这种人质机制大大提高时，总部和分店之间采用特许连锁的方式进行分工，就要比采用传统企业组织方式进行分工的效率高得多。

最后，自1980年代以来，已有大量经验证据否定了人口规模与生产率（或人均收入）及厂商规之间的单调正相关关系。很多人口规模大的国家（改革前的印度，中国，一些非州国家），生产力低，人均收入低，平均厂商规模小，而很多人口规模小的国家（新西兰，澳洲，英国，香港，新加坡），人均收入高，生产力高。这些经验证据之所以完全否定迪克思和克鲁格曼的模型，而支持厂商规模无关论，是因为前者使用规模经济概念，而后者使用劳动力分工网络效果概念。

古典经济学家从不使用规模经济概念，他们一般用分工和专业化的效果概念。亚当•斯密早就认识到分工的经济效果是网络效果。他虽不知道网络效果这个词，但在他有名的斯密定理里，他就指出，分工水平依赖于市场容量。也就是说，一个人是否能从专业化分工得益依赖于参加分工网络的人数。如果所有人都不专业化，而自给自足，你一个人是不能专业化的，也不可能有分工。因为如果你专于生产粮食，你可能因买不到衣服而冻死（其它所有人都自给自足不卖衣服）。如果你专业生产衣服，你可能因买不到食物而饿死。所以一个人能不能专业化依赖于其它人是否专业化，而一个人参加分工的好处依赖于所有参加分工的人数（市场容量），正象一部电话机的用处依赖于所有用电话的人数一样。如果世界上只有一部电话是毫无用处的。用电话的人越多，每部电话的使用价值就越大。这正是当代经济学网络效果这个概念的意思。

但是分工网络的大小（市场大小和参加分工的人数）又是由所有人是否专业化的决策决定的。所以分工网络大小与每个人的专业化决策，与鸡生蛋，蛋生鸡的相互依赖关系类似，而当代一般均衡理论中的不动点定理正是研究决定所以互相依赖的变量之机制的有力武器。

伟大的美国经济学家杨格（Allyn Young，1928）将斯密定理发展为杨格定理，他声称不但分工水平依赖市场容量，反过来市场是由所有人是否参加分工的决策决定，所以它又由分工水平决定。杨格定理清楚地指出了分工经济效果是网络效果，与一般均衡机制中所有变量的相互依赖有关。 他明确指出，用规模经济概念代表分工的网络效果是误入歧途。一个工厂规模的大小可能与工厂内的分工水平无关，一个大而全的工厂，可能工厂内每个工人都从事很多专业，因而工厂内分工水平可能很低。而多个小而专的工厂却可能与社会的高分工水平有关。因此分工需要用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全社会专业多样化程度，和生产迂回链条长度等多个变量来描述。今天经济学家已知道分工需用一个全社会劳动分配矩阵和人际商业关系矩阵来描述，这个矩阵可以用矩阵的谱（Spectrum）来代表，而谱包括极多变量（与矩阵的大小有关），其中一些变量与每人的专业化水平有关，有些变量与全社会专业种类多样化程度有关，有些变量与分工网络中的核心专业和边沿专业之间的非对称程度有关。

但是当马歇尔于19世纪末试图用一个简单的数学概念来描述分工的网络效果时，他不了解这网络效果是不可能用一个单一变量来描述的，他以为用工厂规模或部门规模经济就代表分工的网络效果。其实他后来也认识到规模经济概念不足以描述分工的经济效果．所以他试图区分内部规模经济（internal economies of scale）和外部规模经济（external economies of scale）。 他说前者与工厂规模有关，而后者与全社会的分工水平有关但杨格指出，这种区分不但没有澄清误导人的规模经济概念，反而使人更加糊涂．

杨小凯的新书《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Economics：New Clasical Versus Neoclassical Frameworks，2001，Blackwell）全面综述了以规模经济概念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与以分工的网络效果概念为基础的新兴古典经济学之间的异同．此书被匿名审稿人称为“盖世杰作”（remarkable tour de force）。 另一位评审人称“他（作者）正在对经济学的根基进行重新梳理，为经济学教学提供一个崭新的方法。我敢预见，人们对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兴趣将迅速兴起，我认为它很可能会成为未来的潮流”。

杨小凯与张永生的中文新著《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也提供了一个非数学的对这一领域的通俗介绍。一旦我们了解了分工的网络效果特性，我们就不难理解，如果分工通过劳动市场在企业内发展，每个工厂就会雇越来越多的人，因此生产力和厂商规模会同时增加。但是如果分工通过产品和服务市场在工厂之间发展，则每个工厂越来越专业化，不同专业的工厂种类增加，工厂规模缩小，而生产力上升。这就是为什么经验数据强有力地支持厂商规模无关论，而否定四种规模效果．厂商规模无关论意味着，如果劳动的交易效率改进得比产品交易效率慢，则厂商平均规模随分工发展和生产力进步而变小。日本人Murakam，Otsuka及刘德强（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1996年用中国数据验证了这一假说。

重申经济学的古典思想

经济消息报记者采访杨（1998年7月）

记者：我们注意到，国外许多知名经济学家，包括多位诺贝尔奖得主对您和您所从事的研究都给予了很高评价，您如何看待这些评价？

杨：我想他们在做评价时是决不会太客气的。可是我们还不是主流学派。我现在只有几个模型在国外名校有些影响。这也要靠一步一步慢慢来。

记者：您将您所提出的理论称为"新兴古典经济学"，这和现在的主流学派有何区别？

杨：现在很多人都认识到经济学存在危机，并从不同角度去挑战。非线性经济学和演进经济学是从一个方面挑战。再有用博奕论来挑战，这在工具上是很成功的。我们所从事的新兴古典经济学也是。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意思是，在思想上，它比新古典"古"，我们强调分工，强调组织的作用，但是在分析工具上更"新"。这主要体现在我们用超边际的方法。新古典经济学是边际分析，而边际分析是一个资源分配问题，是在给定组织结构的情况下研究资源分配。这就象一个人在选定专业以后，你要选什么课，比如，你选择了经济学，那么就不去学物理，这时你的工作就是把有限的时间在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等专业课之间进行分配。这就是所谓的资源配置。但是一开始你决定学经济而不是学物理，则是一个选专业方向的决策问题，而这才是更为重要的。我们中国人说"女怕嫁错人，男怕入错行"，也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觉得，现代经济学都着重在资源分配方面，而对于专业方向的选择和分工的决定研究不多。古典经济学主要是研究分工专业化的。

记者：那么，您是否认为现在的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向有很大的问题，甚至走错了？

杨：我想，不能说是错了。以前的经济学研究是在给定组织结构以后去看资源配置。但还应该需要更高层次的思考。以前经济学家们所用的数学工具，只能用于分析资源分配，不能用于分析组织，包括制度分析。我们现在已经有了非线性规划等工具，但由于学院的传统训练，使大家习惯了旧的框架。而一些老人，象科斯等还没有陷到旧的框框中去，但数学工具又不够。因此，我们现在的工作就是把古典的思想变成数学模型，试图用角点解和非线性规划等数学工具，将古典经济学中的精髓表述出来。

记者：这里涉及到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问题了。您如何回应现在对经济学日趋形式化的批评？

杨：经济学现在的确是在朝两个方向走：一是向数理化，美国就是这个趋势。这主要是因为美国的经济学家们竞争激烈。大家都朝一个比较"硬"的标准靠，结果就是竞争的胜负越越靠你的数理水平，象群论、拓扑、点集的应用，连数学系的人都觉得很数学味。有的数学概念甚至在别的地方还没有找到应用的地方，经济学就开始应用了。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另一个方向，是象科斯、诺斯等人的路子，主要用一个小模型讲一个很深奥的思想。我认为，经济学研究可以分为四个层次：纯理论，应用理论、经验研究、纯应用。纯理论朝数学方向走；应用理论就是尽量用一个简单的模型讲一个大思想；经验研究主要是计量经济学；而纯应用层次主要在商学院。

记者：能否告诉您现在的研究进展？

杨：我们还是很乐观的。用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写成的《经济学原理》中文版已经出版，英文版也快面世。而且现在从事这项工作研究的学者已经比较多了，在美国、英国、澳洲、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地都有学者在做超边际分析。研究领域和内容已经有了很大扩展，比如，研究货币出现、货币和分工的关系、厂商制度和分工的关系、金字塔分层结构和分工的关系、委托－代理理论等等，并且都在一些国际一流的匿名审稿杂志上发表了论文。最近，我在哈佛大学做访问时，和萨克斯教授（也就是以那位"休克理论"闻名的经济学家）商定，一起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写一本《新发展经济学》。这也可以说是使我们开创的基础理论向部门经济学发展。

记者：您觉得如何才能使新兴古典经济学进入主流经济学？推而广之，如何才能让一种新的理论为大家所接受推广？

杨：我想，要在国外学术界有所成就，一定要过五关：第一关取得博士学位，第二关在匿名审稿学术刊物上有论文发表，第三关发表的论文要有人引用，第四关要写教科书，第五关是要别人用你写的教科书。可以说，要"过五关斩六将"，不容易。学术研究毕竟不象在市场上那样，有比较完全的信息，因此有很多不公平的地方、有很多没有道理可讲的地方。但我们又很难找到更好的学术秩序。比如，如何你在国外想做学问，你就必须接受匿名审稿制。这需要每个人的不断磨合，要经过别人把你贬得一钱不值，但你还能站得住。在国外做学问很有上战场的感觉，年纪大的人都不愿意，因为这是很残酷的。

记者：您如何看待经济学在国内成为"显学"的现象，以及国内的经济学研究水平？

杨：我感觉国内对经济学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有些高估。我个人感觉，如果以化学的发展来比喻，整个经济学的现状应该相当于过去炼金术的阶段。经济学离现实还很远，离真正能解释现实还很远。但这又需要积累，就象数学中1＋1＝2怎么能描述现实物理现象，要描述物理现象，必须用微分方程，用偏微分方程。但1＋1＝2又是一个必须的阶梯，是我们无法回避的。经济现象比物理现象复杂得多。现在的数学工具，要将其加以描述是很不够的。 在我与国内经济学家的联系中，感到国内的经济学研究水平正在迅速提高，象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研究水平就很高。此外，象张维迎教授的《博奕论与信息经济学》也很不错。我曾对他说，如果这本书是英文的，我将推荐给我的学生用。我也问了北大一些学生开课的情况，感到从数理训练、课程设置和教材的选择等方面看都是很前沿的。

新政治经济学与交易费用经济学

最近笔者在自己的经济学专业中涉及到风头正健的西方政治经济学（不是中国或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及交易费用经济学中一些与政治经济改革有关的研究，希望与读者分享。笔者细读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与温格斯特一篇在经济史杂志上发表的精采文章。此文从产权经济学和交易费用经济学的角度研究英国十七世纪光荣革命前后的政治制度变化对英国工业革命的影响。此文指出光荣革命创立的世界上第一个虚君宪政，议会民主制度使政府对公平的政治游戏规则和法律制度的承诺成为可信，这种可信承诺对今后世界的变化有极其深远的影响。第一，这种对宪政秩序承诺的可信性使得政府不再利用其对政治的垄断来垄断经济和不惜损害社会利益来追求执政者的利益。在没有民主宪政的制衡机制时，执政者 " 为社会服务 " 和对公平游戏规则的承诺都是不可信的。他们会为了一党之私利，损害社会利益。这种 " 国家机会主义（State Opportunism）行为 " 主要有如下几类严重恶果。第一，政府会借口特权垄断经济利益，窒息民间企业家的创业行为，扭曲价格。中国历史上学者称之为官营工商业与民争利造成的恶果。中国历史上也有学者看出这种政府从商有更严重的恶果，那就是海耶克所说的，制定游戏规则和参予游戏的政府角色的混淆。政府的功能本来是制定公平的游戏规则及担当执行游戏规则的裁判。如果裁判也可以参加游戏，游戏哪还有公平、公正可言？中国史家历来鼓吹政府应该是清水衙门，不能从事工商业，这应该是与海耶克的主张一致。

其次，如果政府的权力没有可信的制衡，政府会追求一党之私利而损害社会利益，造成苛捐杂税，贪污和其它寻租行为。这种国家机会主义的间接后果比直接后果更为严重，因为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使社会大众不再相信公认的游戏规则，因而所有人的行为都变成非常机会主义，只要对己有利，可以不顾社会的道德准则（moral code），而使社会成为一个偷抢横行，机会主义和寻租行为盛行的社会。

这里有两点值得澄清。第一是法治和道德准则之间的关系；第二是是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的内生交易费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不少中国人批评传统社会太重传统道德，而不重法治。但以我们在西方社会生活的经验，和读到的法律教科书，我们可以体会到道德准则是英美普通法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比法律更原始更根本。在西方社会，各种不成文的道德准则起的作用非常重要，也更受人重视。很多从大陆去香港的新移民的行为特点足以说明此点。如果你仔细观察他们，他们在香港时行为非常有礼貌，不乱扔纸屑，但一旦过了罗湖关到了大陆，就像是另一个人，言行变得非常粗鲁无礼。这中间的差别不一定是法律的原因，而是每个人对不同社会群体对自己的道德期望有不同期望而造成。而这种对社会认可的行为的期望很大程度上受政府行为的影响。如果政府言而无信（政策象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对公平游戏规则的承诺不可信（公然违宪判王丹、魏京生的刑），甚至在 " 宪法 " 中公然鼓吹追求一党之私（四个坚持），则整个社会的行为会非常机会主义，社会认可的道德准则也会非常低下。这时纵有漂亮的法律条文，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可言。

下面我们再考虑国家机会主义产生的内生交易费用。经济学中近年对此问题有不少有趣的研究。其中可分两大类，一类是各类寻租行为造成的内生交易费用（包括资产特异性和议价过程造成的钓鱼行为，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欺骗行为等等），这类研究有时会得出一些民主和市场失败的结论。例如当一个划船比赛的团队中，各人划船努力的测度和节奏的协调费用很高时，用市场来协调划船可能比不上一个人下命令协调划船，下命令有可能犯错，划船节奏可能太快或太慢，但用市场价格来协调可能根本得不到节奏而使各人努力互相抵销。又例如两类生产活动，一类活动的投入产出容易测度，另一类却不易测度，则按市场原则论功行赏就会鼓励人们只生产前类东西而不生产后类东西，这时企业内的计时工资（不完全论功行赏）反而优于计件工资。对这种观点的批评以张五常，杨小凯，黄有光为代表。他们认为，划船的例子并不能说明命令经济优于自由价格制度，而只是说明与劳力市场有关的企业制度在一定条件下会比产品市场更有效。

另一个例子是各种活动的效果都不易测度时，强调论功行赏可能会使人们在寻租上投入太多精力，在评级升级上浪费很多精力，这时，反而日本式的按年资升级能减少寻租费用。这种看法被有些经济学家 " 论证 " ，民主制度会使利益集团的寻租行为制度化，因而反不如东亚的一些非民主制度对经济发展更有利，不少公司里因为很多活动的绩效不易测度，所以老板认为按绩效升级评等反而会刺激寻租行为，所以干脆千方百计封锁信息，使雇员互相不知道各人的工资，而老板按他对综合效果主观判断来定工资。最近有不少这类经济模型 " 证明 " 过多的信息分享是有损效率的，而有效率的市场会使人们不去追求他们不应知道的信息。对这种观点的批评指出，民主制度虽可能使利益集团的寻租行为制度化，但它也会鼓励私人企业家活动，这些活动却会限制寻租行为产生的内生交易费用。

这类对内生交易费用的研究并不能用来给我们前文中关于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之间的关系以强有力的支持。但是另一类 " 承诺对策模型 " （以马士金，钱颖一等人为代表），却支持我们前文的观点。这类模型强调，内生交易费用的主要来源是承诺不可信问题。特别是钱颖一和温格斯特最近一系列文章用承诺对策的概念论证国家机会主义行为造成的对公平游戏规则的承诺不可信是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按照他们的看法，中国的财政联邦主义（分税制）是使各个地方政府在互相激烈竞争时使他们追求地方公众利益的承诺可信，这种可信承诺其实是中国改革的动力。按他们的逻辑，当然民主宪政是使中央政府对社会公众负责和对公平游戏规则的承诺成为可信的条件。

政府对宪政秩序承诺目前还只有在民主宪政制度下才可信。没有权力制衡，自由公平选举和政党自由，一个执政党保证在公平政治竞争下输了认输，怎么可能令人相信？如果政府对公众负责，不在损害公众利益时追求一己之私的承诺不可信，则会有如下恶果。首先，社会道德准则会江河日下，国家机会主义会为全社会所有人的机会主义行为树立一个榜样，一个偷抢横行，不尊重私人财产，为人不厚道的社会就会出现。当大多数停在家里的自行车至少被偷过一次时，这个社会还有何道德准则可言。当执政党公开宣称其最终目标是一党之私（四个坚持）时，社会怎么可能太平？更可怕的是，对公平游戏规则的承诺不可信，会使所有政治人物的行为非常机会主义，因此执政党不可能为社会提供长期的稳定秩序（ ' 安定团结 ' ）。中国一九四九年后每次社会动乱都是上层内斗造成的。高棉的动乱又一次说明，如果军队国家化，民主选举决定权力分配这些游戏规则没有稳定下来，则社会不可能安定，经济不可能长期稳定地发展，一时上去了，也会掉下来。这当然不能只怪这些 " 政治野心家 " ，主要问题在于分配权力的游戏规则不公平时，政治人物争夺权力造成社会动乱就不可避免。政治人物会为了权力不惜将社会拖入动乱。为社会提供长期稳定的秩序是政府的首要功能，但至今为止，能提供长期稳定秩序的政治制度只有民主宪政制度和君主世袭制度。君主世袭制度曾有提供三百年稳定秩序的纪录，但大多数君主世袭制都没达到这个纪录。民主宪政制度打破了这个纪录，但很多国家在立宪过程中陷入动乱（俄国一九一零年代的立宪和中国上世纪末的立宪）。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列宁式的非世袭非民主政治制度无法达到君主世袭制和民主制的纪录。

君主世袭制为什么能提供长期稳定秩序？因为世袭制是种部份满足布坎南 " 模糊面纱 " 的游戏规则，皇帝的位子是可遇不可求的。特别是在英国光荣革命后有了王位继承法，王位的得失变得完全无法由个人努力争得。所以人们也死了争王位的心。用经济学家的话而言，就是减少了寻租的投入，因而使内生交易费用大降。这有点像用年资制限制寻租行为的功效。民主宪政在高层次上有同样功效。竞选中的激烈政党竞争使得输赢不可能由个人努力来控制，很多敌对的个人努力互相抵销，使选举的胜负变得象随机事件。这不但容易形成各方对游戏规则的承诺可信的局面（因为游戏参加人不确定将来他会在朝或在野），而且这游戏规则比君权世袭要公平得多，即完全满足模糊的面纱原则。这原则声称，当一个人对自己未来的社会地位不确定时（可能是当权者，可能是在野，可能是被告，可能是原告，可能是警察，可能是囚犯），他认为在任何位置，游戏规则都是公正时，此规则才是真正公正的。按布坎南的宪政经济学，满足这种原则的社会秩序有可能长期稳定，超过君权世袭提供长期稳定社会秩序的纪录。

一个国家是否能走上这样一个宪政秩序的轨道是每个真正政治家首先要关心的问题。这个宪政秩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就像高速公路网与汽车的关系，没有高速公路网，汽车越多反而可能越没有效率。

但是立宪过程中由于人们对新游戏规则没有信心，会出现输了不认输，因而动乱发生的局面。这种局面在俄国最近的立宪过程中没有出现，但却可能在中国即将发生的立宪过程中出现。其原因是中国人比俄国人个人主义色彩更重（此处并无褒贬含意）。因此，我们有必要记取过往的激进变革的种种教训。

对激进变革的批评是经济学中奥地利学派（以海耶克为代表）的传统。此传统就笔者的知识至少可追嗍到伯克（Ｅｄｗａｒｄ Ｂｕｒｋｅ）。他在一七九零年有名的 " 法国大革命反省 " 一文中就提出了自发秩序的观点。他认为激进变革的鼓吹者自以为他们了解现有制度的运作和缺失，以为用激烈的社会变革可以改进人们的福利。但是一种能运作的制度往往不是少数人能设计的，而是千万人交互作用而自发形成的，它包含了千万人的个别信息，而这个别信息只有当事人了解，因此，没有任何个人可能完全了解所有这些信息。如果任何个人妄称他了解整个制度的运作及其缺失，而想用激烈的社会运动来改造制度，则他一定会把那些他不了解的奇妙机制破坏掉。他强调社会制度的功能是任何单个人（即使是天才）不可能完全了解的，就像蚂蚁不可能完全了解它们的蚁窝是按什么力学原理设计的一样。有人据此把这类思想称为人不能了解的宗教迷信。但是我却相信这类思想很有道理，因为它说明群体中个体的交互作用自发产生的东西，可以用一种群体智慧（看不见的手）达到个体智慧不可能理解的奇境。用这种看法来观察中国的政治制度演化，我们会更慎重对待一些中国发生的事，不轻易对制度的演变下结论，对自己个人的无知保持一种警觉。

为什么第一个民主宪政制度产生于英国？我认为英国人由伯克代表的思想传统是一个重要因素。政治领导人物对群体智慧的尊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看看彭定康领导的香港的政制改革，我们对中英领导人的素质差别略有了一点了解。从最近的 " 末代港督 " 电视片中，我们了解到彭定康在决定是否政改的立法会前夕，对胜负还没有把握，但他不是让制度由个人胜负的利益来决定，而是在给定游戏规则下，尽最大努力与中方和其它各方玩一场公平的游戏。而中方却相反，一切制度安排完全以中方的胜负利益为准则，为了赢，避免输，可以把一个公平游戏规则下（中方和其它各方都积极参予了）产生的立法局废掉。

这种国家机会主义行为后患无穷，因为它从根本上动摇了对公平游戏规则的信心。这种信心是极难建立的。要经过一个很长的渐进的过程。不要以为英国人几年建立这套制度很容易，没有香港政府一百多年来在香港的令人尊敬（ｄｅｃｅｎｔ）行为，谁会相信香港政府对公平选举规则的承诺。中国政府的类似承诺从来就不可信，它在香港的不道德和自私行为再次证明它的承诺不可信。而中国近百年来的动乱都是因为政府对公平游戏规则的承诺不可信引起的。辛亥革命是因为维新党对皇室承诺立宪的不信任引起，二次革命是国民党对袁世凯对宪政的承诺不信任引起的。政府对宪政秩序的承诺不可信，其实是现代中国政治动乱迭起的根源，它造成的内生交易费用使中国失去了步明治维新后尘的机会，而人民对这种承诺的不信任当然是当政者不道德和自私行为日积月累造成的。中国政府在香港的行为再次将这种 " 动乱病毒 " 带到了香港，使香港人民对政府对宪政秩序和公平游戏规则的承诺不信任。中国人说树怕伤根，人怕伤心，解散香港立法局看似事小，实则是伤了香港法治社会这棵大树的根，创立了一个政府机会主义行为的先例。如果香港政府在明年选举时，又以中方赢为标准来设计选举制度，那香港就完全倒退到中国式的反宪政制度去了。

而经济发展像宪政秩序这棵大树上的枝叶，它再茂盛也不能与树根相比。西方的经济发展都是宪政在先，经济大发展在后。英国光荣革命前，政府的贪污和人民的寻租行为（走后门）与中国目前一样。正是光荣革命创立的虚君宪政代议民主，提供了一种机制，使政府对宪政秩序的承诺变得可信。因而政府对财产的尊重和保护成为可信承诺，寻租行为受到限制，有了这些宪政环境，才会有英国的工业革命和经济大发展。

同样道理，美国的民主宪政秩序也先于经济大发展，它也是美国两百多年来强盛的条件，而不是反过来。但是人们常用东亚一些国家不民主也能发展经济的例子来反驳以上看法。这种反驳看似有理，但却经不起推敲。东亚经济发展是在西方民主国家竞争压力下产生的一种不得不模仿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模仿经济制度可以在政治民主和宪政架框构不成熟的情况下成功（但不成功的例子多的是），但成功的原动力是西方靠宪政秩序取得经济实力造成对其它国家的压力。没有英国的宪政秩序，哪有香港的经济繁荣。香港五十年代初贪污的情况与今天大陆差不多，但有宗主国的宪政架构，才会有可信的肃贪承诺，才会有香港的经济成就。

前文中提到的一些内生交易费用模型，论证企业内的独裁和计划经济可能减少内生交易费用。这也可能是种片面的观点。因为自由市场中的企业都要面临劳力市场，资本市场的竞争，麦当劳的内部实行指令性计划，但人们却有买或不买这计划的自由，计划不赚钱，则分店老板（Ｆｒａｎｃｈｉｓｅｅ）就不会有人愿意当，也就是无人买这指令计划。正如海耶克所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差别，不是计划与无计划的差别，也不是效率的差别，而是制度形成机制的差别。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由政府或哪个人设计的，而是千万人在自由选择合约和制度的条件下，无意而自发形成的。美国宪法就不是由哪个人设计的，而是由很多州的代表吵架吵出来的。所有人都不满意那个宪法，又不得不接受这种折衷。宪法并没有政党政治这一类设计，但在根本权利问题上大家达到了折衷，政党政治就自发地从宪政秩序无意地产生了。

有些后进国家即使有人为设计的政治制度能生存的情况，但在更高的层次，这些制度必须在国际竞争中经受适者生存的考验，因此最终也不能由个别人设计。由此来看中国最近的私有化改革，政府如果又用政治力量，人为设计私有化改革运动，好事也会变成坏事。中国已有了公司法，在公司法秩序下，案例的积累，自然就会形成新的秩序，并不需要私有化运动的。更值得注意的是，过去的经济制度之所以能运行，一定有一些我们并不完全了解的道理。例如国有企业不但有无效的一面，也有保险合约使人们专业化没有很多风险的一面。突然搞私有化运动，又不提供自由创业，资本市场自由化和保险业市场自由化等条件，就意味着违反当初的保险合约，这其实可能是种不公平的反市场行为。威尔士王子与王妃离婚还要给她大批补偿费，中国政府怎可突然违反当初的各种保险合约而大肆无偿裁人呢？这种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的行为，不但是种不道德的机会主义行为，也因为不了解保险促进贸易和分工的功能而造成经济效率的损失。最近笔者与程文利和刘孟奇博士发展了两个数学模型。其中一个证明收入分配不公时，从分工没得利的一方会拒绝参加分工，因此使市场缩小，形成南美洲一些国家经济发展缓慢的局面。从这点而言，美国六十年代的 ' 伟大社会 ' 福利计划可能有其经济效率方面的正面意义。当然这如果做过了头也有福利上的损失。另一篇文章说明完全保险制度（铁饭碗）一方面造成道德风险（ｍｏｒａｌ ｈａｚａｒｄ）及相关内生交易费用，但也有为一个复杂的分工网络保险增加分工协作可靠性的功能。竞争的保险市场能有效折衷这种两难的冲突达到均衡。但在保险市场不发达时突然废除完全保险，会使很多部门串联在一起的分工网络可靠性直线下降，一个专业部门失灵使得整个经济瘫痪，出现负增长。这就是东欧俄国的教训。

所以完全保险（铁饭碗）和完全无保险都是无效率的两个极端。竞争性市场上自发出现的不完全保险比这两个极端都更有效。最近出版的有关交易费用的好书，英文的首推Ｍｉｌｇｒｏｍ和Ｒｏｂｅｒｔｓ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１９９２）。此书的特点是既涵盖大多数交易费用的正式模型，又深入浅出，非常切合实际。比如上文提及的寻租问题，此书用多个模型说明，寻租的交易费用有两种，一种是寻租的投入，另一种是测度投入和产出不精确时产生的信息歪曲。这二者之间的最优折中在不同条件下不同。若测度投入和产出的效率高时，计件工资比计时工资好，若测度投入和产出的效率很低时，绩效工资反而会使大量资源浪费在评级升级上。因此年资工资反而更有效。中文的有关交易费用的好书，首推张维迎的 ' 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 ' （１９９６）。此书既涵盖大多数对策论中的交易费用的正式模型，又涵盖了大多数道德风险和不利选择（ａｄｖｅｒｓ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模型。例如书中的鞭打快牛模型就非常切合中国实际。笔者和黄有的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１９９３）也用很多模型研究内生和外生交易费用对分工和市场网络的影响。

超边际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与保罗.米尔戈罗姆的讨论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王永钦 石长江 译

杨小凯（2001年8月9日）

亲爱的保罗，我想现在你会忙于准备新的研讨班课程，希望这封信不会打扰你的工作。我们在我们的网址www.inframarginal.com 上设立了一个讨论平台，定期地组织论坛。你是否有兴趣成为论坛的嘉宾？如果你对此感兴趣，你可以提出一个问题，譬如契约与企业理论、从主流经济学的角度对超边际经济学进行评论；尽管讨论主题不限于此。

米尔格罗姆（2001年8月17日）

小凯，我正准备请我的一些同事参加你提出的活动。在我看来，对你的框架的最重要的反对意见可能是下面一些：

一、经验研究很强地支持了资本积累（如果合适地加以界定的话）是经济增长的夯基的看法。把资本放在次要地位的理论必然是本末倒置的。

二、经济学家知道交易费用是经济组织的主要决定因素；目前真正重要的任务是更深入地确定是哪些费用，从而就能考察决定交易费用的因素的变化是怎样影响组织的。这就是这么多的理论研究者运用契约理论、重复博弈与委托——代理模型建立了更细致的交易费用模型的原因。

三、市场的发展在亚当•斯密时代比在今天更为重要。今天，除了最落后的经济与管制最重的经济之外，在几乎所有的经济中，太阳底下有的货物都有市场。在今天最重要的较发达的经济中，市场不繁荣是因为基础设施的缺陷。真正需要的是用来执行契约的法庭、用来保障股东的法律，等等。专业化是一个次要的问题，首要的问题是保护资本。

我理解你模型的真正优点，但我认为这些反对意见很重要，它们指出了你方法上的缺陷，说明了在你的专业化理论与主流的资本与投资的观点之间需要协调与整合。请告诉我，请告诉我哪些文献最能协调这些分歧。

杨小凯（2001年8月17日）

亲爱的保罗，这两个问题是很好的问题，需要在论坛中进一步讨论。特别是，把内生交易费用引入超边际经济学是一个需要密切关注的领域。譬如，把你的多任务（multi—task）、衡量成本（measurement cost）与扭曲之间权衡的思想，与分工网络的超边际分析相结合就会对契约、企业理论产生很多重要的推论。

很多匿名审稿人经常问的另一个问题是超边际分析中均衡的效率问题。由于存在多重的角点均衡与分工的网络效应，许多审稿人认为我们模型中的一般均衡不是帕累托最优的。

下面附了我与萨克斯（Sachs）合着著作的一段话，涉及了超边际经济学中的资本与投资理论。从出版社寄给你的《经济学》的第25章，你会发现有关资本与投资问题的讨论。

“由于在纯粹消费者与纯粹生产者之间的两分法，在早期的新古典分析中，消费和储蓄行为的理论（如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模型（1957）、莫迪利亚尼的生命周期模型（1989））与投资和资本理论习惯上就是分离的。早期的很多新古典的储蓄和投资模型是宏观经济学模型，而不是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模型。这些模型的储蓄行为没有很好的微观经济学基础。近期的储蓄与信贷模型区分了自我储蓄与人际借贷，建立了合理的微观经济学模型来解释人们之间跨时交易所带来的储蓄与人际借贷。这类模型的出色综述与参考文献，可以参阅Besley（1995）。

在这类文献中，自我储蓄有好几种收益。不同时点的收入差异与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是自我储蓄收益的两个源泉。这里，收入的差异可能是禀赋的差异或生产的差异引起的。在16.2节中，我们将考虑这样一个自我储蓄模型。另外，跨时交易中还有几类建立在储蓄的一般均衡模型基础上的收益。一、主观贴现率或对不同时点的商品的偏好不同会导致跨时交易；二、跨时交易的一个显著的来源是人们之间禀赋与生产能力的时间安排不同；三、人们会愿意将资源借给那些拥有更好地跨时地转移资源的技术的人。四、对购买耐用品的需求，这种耐用品的价值比个人在每一时点的收入流都大。在16.2节，我们将考察这类人际借贷的两个模型。

理解储蓄对生产力的意义对于理解刘易斯观察到的如下现象（Lewis，1954，P.155）是必要的：“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理解一个储蓄占其国民收入4%、5%或更少的共同体是通过什么机制，变成一个自愿储蓄国民收入的12%--15%的经济体的。”有关储蓄与生产力关系最有名的理论是所谓的“储蓄本位论”（saving fundamentalism），该理论宣扬在当前储蓄与未来生产力之间存在着“当且仅当”的关系。当前的储蓄可以增加将来的人均资本，劳动生产率则是人均资本的单调增函数。这种储蓄与投资本位论在拉姆齐（1928）、索洛（1956）、卢卡斯（1988）、罗默（1986，1990）及格罗斯曼与赫尔普曼（1989，1990）的增长模型中都被认为是给定的。

然而，我们会问：为什么今年的储蓄会提高将来的生产力？起码两千年之前两者之间不存在这种正相关。例如，两千年之前，农民每年投资玉米种子，但是这些投资仅能维持简单再生产，而不能提高生产力水平。再如，中国农民投资于住房，这种住房在70年代完全是自己建起来的，这类耐用住房的投资效率是非常低下的。

卢卡斯与罗默对该问题的反应是指出了储蓄与投资会产生人力资本。然而，中国的例子再一次说明人力资本与教育方面的投资未必会提高生产力。中国人对储蓄与投资于教育有特别的偏好。然而，直到19世纪末当中国引进了现代学校与大学体系时，这种偏好也没有明显地提高生产力。在传统的中国学校中，教师之间是没有分工的。每个教师教给学生的知识从文学到哲学，无所不包。但在现代大学中，在专家型教师与专业化的学院之间有着很高程度的分工。而且，受过教育的人从大学毕业后所从事的职业也是很专业化的。正是高水平的分工保证了教育的高生产率，因此投资于教育对促进生产力进步具有显著的作用。近期的实证研究也支持我们的观察。Printchett（1997）论证了，宏观经验证据推翻了教育与人均产出之间无条件的正相关关系，尽管微观数据能够说明教育对收入具有正效应。

格罗斯曼与赫尔普曼对我们以上问题的反应是说明了研究与开发。然而，马歇尔把波尔顿与瓦特发明的蒸汽机归因于发明活动中的分工（Marshall，1890 P.256）。爱迪生的经验也是分工对成功的发明具有重要意义的另一证明。不但爱迪生本人在他一生大部分时间专心于电器，而且他还组建了一个拥有一百多个致力于不同发明活动员工的专业性研究机构（Josephson，1959）。上面观察说明，在人力资本、教育或研究上的投资，如果没有用于发展出适当水平的与适当模式的分工，就不会自动地增加未来的生产力。因此，围绕资本概念的基本问题不是我们投资多少、储蓄多少，而是在投资于机器、教育与研究时，我们运用了多大水平和什么模式的分工。

近期的经验反驳了第四类规模效应（type—IV scale effect）（在人均GDP的增长率与投资率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而支持了我们的观察（参阅Jones，1995a）。因此，大部分古典经济学家，如斯密、约翰 斯图亚特 穆勒、卡尔 马克思与马歇尔都强调了分工与资本之间的联系。穆勒的工资基金论（1848，第2章第2节，第5章第3节）与现代的投资—－消费两分法是有所不同的。他写道：“资本虽然是储蓄的结果，却是被消费掉的。”这个命题说明投资理论应当能够解释为什么消费品从其生产者那里转移到生产品的生产者那里会提高生产力。换言之，我们应该把一般均衡模型的概念作为投资与经济发展的引擎，来解释人际之间商品的跨时交易，而不是储蓄本位论。 在16.3—16.4节中，我们运用斯密—杨格内生专业化的模型来正式化古典资本理论，这里资本用来提高迂回生产活动中的分工水平。在储蓄产生的投资、决定市场范围的分工、贸易依存度及生产力之间存在着什么关系呢？又是是么机制同时决定了均衡投资（储蓄率）、利率、经济增长率与均衡的分工水平呢？ 我们的理论源自斯密（1776）与阿林 杨格（1928）。他们明确地阐明了劳动分工与资本的关系。按照他们的观点，资本与投资是在迂回的生产活动中劳动分工的发展问题。道理如下。假设在一个经济中，通过劳动或者通过劳动与拖拉机可以生产食物，消费者——生产者事前是相同的。在生产每一件物品时，都存在干中学的专业化经济。每人首次从事一项工作或者换工作时会产生固定成本。每个人既可以选择专业化，也可以选择自给自足。专业化的好处是充分利用干中学的专业化经济，并避免转换工作的成本。然而，由于专业化会导致交易费用的增加，专业化会以牺牲当前消费为代价提高将来的生产力。

而且，生产拖拉机存在着显著的固定学习成本。学习成本要达到一定的临界水平才能生产一辆拖拉机。因此，就需要在干中学的专业化经济、迂回生产的经济、交易费用与固定的学习成本之间进行权衡取舍。每一个消费者——生产者都通过选择专业化分工水平与模式、生产交换消费的商品数量，在这四种相互冲突的力量之间进行权衡，来最大化自己在两期中的贴现效用。

这些权衡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了经济中动态均衡的性质。如果交易费用系数足够大，经济就会处于自给自足状态，自给自足的程度取决于固定学习成本的大小和迂回程度的经济性。这会使每个人自给食品，或者同时自给食品与拖拉机；物品的数量也可能发生演化。如果交易费用足够低并且专业化干中学与迂回生产存在着显著的经济性，那么在动态均衡中，该经济将会发展出一种市场结构：在这种结构中，每人要么专业化生产食物，要么专业化生产拖拉机，进而会有贸易发生。对于分工而言，有两种模式的投资与储蓄。如果生产拖拉机的固定的学习成本不高，每个人都会以牺牲第1期的消费来支付为提高分工水平所带来的交易费用，这样就会提高第2期的生产力。这种自我储蓄机制并没有涉及到人际借贷。而且，如果交易费用系数和专业化、迂回生产的经济性太高或者太低的话，在动态均衡中，专业化水平和/或商品的种类数就会发生演化。如果生产拖拉机的固定学习成本是如此之高，需要一段时间用来专业化学习生产商业上具有竞争力的拖拉机，以致于拖拉机的生产不能在一期中完成，那么在第1期中，专业食品生产者向专业拖拉机生产者提供借贷的储蓄安排，对于生产具有迂回生产性的拖拉机就是必不可少的。

在第1期中，当拖拉机还没有生产出来的时候，单纯用其劳动生产食品的专业化生产者以食品的形式向拖拉机的专业化生产者提供借贷。在第2期，拖拉机的专业化生产者以 超出其在第2期中购买食品的价值向专业化的农民出售拖拉机。两者之间的差额用来偿还第1期中的贷款。虽然第1期中食品的人均消费比自给自足的组织形式下低，但在第2期中拖拉机的使用却提高了食品的生产率。如果交易费用系数和专业化干中学及迂回生产的经济性较高的话，贴现收益会大于第1期的人均资本消费水平。不论是从各期之间人们的真实收入增加的意义上，还是从总的真实贴现收入高于自给自足的组织形式的意义上而言，经济都会增长。”

米尔格罗姆（2001年8月19日）

小凯，我对审稿人明显的错误不感兴趣。第一福利定理（“竞争性均衡是有效的”）并不要求内点解和凸性，就是这样。但更一般性的竞争性均衡存在性定理却有凸性的要求。在你的非凸性模型中，竞争性均衡可能并不存在。 所以另劈蹊径（可能是博弈论）就会有帮助。那时存在性不成问题，而效率则成了问题；这取决于模型。你可能开始得到了一些类似保罗 罗默早期著作中垄断竞争模型的结论，

在这些模型中，没有两个人生产完全相同的产品。

杨小凯（2001年8月21日）

亲爱的保罗，由于下述理由，罗默的垄断竞争模型与商品种类内生的模型和我们的内生专业化模型的区别是一个重要的话题。

（1）我们论文的很多审稿人是罗默的追随者。他们认为所有我们想说的罗默的模型都说了。

（2）罗默把他的模型称作内生专业化模型并且也引证阿林 杨格与亚当 斯密。因此，很多审稿人把我们的论文置于罗默开创的那类文献中。

但是，我们的文献与罗默的模型是有区别的。在罗默的模型（1990）中，在均衡状态下，每个企业只生产单一的商品。因此，每个企业的专业化水平并不是内生的（专业化水平没有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也没有对参数的变化作出反应）。在罗默的模型的均衡状态下，每个消费者的专业化水平是不确定的。当每个企业的规模取得均衡值时，个人既可以把他的全部的劳动卖给一家企业（完全专业化），也可以把他的劳动卖给生产不同产品多家企业（没有实现专业化）。也就是说，只有企业的规模是重要的，而每个人的均衡的专业化水平则无关紧要（或者说在均衡中没有严格定义）。因此，罗默的模型内生化了商品的种类数，而没有内生化每个企业和每个人的分工水平。把罗默的模型称作内生专业化模型是误导性的。 很多近期的经验研究也推翻了罗默模型（或基于R&D的模型）的预测。R&D模型的几种规模效应与经验不符。这类模型预测，R&D部门与经济增长率之间是正相关的；而琼斯的经验研究推翻了这一点（JPE，1995）。与罗默模型有关的AK模型的预测是储蓄本位主义的，即在投资率与增长率之间存在正相关。这种预测也被琼斯的实证研究所推翻（JPE，1995）。后来发展的许多新模型都是为了避免这两种规模效应。但是，这些新模型和罗默原先的模型的预测却存在着其它的规模效应：人口规模与经济增长率（或者生产力、人均真实收入）正相关，企业的平均规模与生产力正相关。所有的这些规模效应已被经验研究断然推翻。

罗默的模型被经验研究推翻是毫不奇怪的，因为他使用的是规模经济的概念，而我们使用的概念是分工的网络效应。由于企业间的分工有所发展，所以生产力与企业的平均规模之间可能是负相关的（这就是科斯、斯蒂格勒、张五常提出的企业规模无关性理论）。

当前除了我们模型之外的所有的增长模型都是建立在投资本体论之上的，这种投资本体论认为当期储蓄率与未来的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着“当且仅当”的绝对的正向关系。储蓄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正相关已被实证研究所推翻。我传给你的那一章（1999年发表在Metroeconomica）发展了一个内生增长模型，把投资是一种提高迂回生产中分工水平的古典思想加以正式化。由于存在着专业化干中学经济与交易费用之间的权衡，在交易效率很低的情况下，在这个模型中投资本体论不成立。

米尔格罗姆

我理解你提到罗默的著作涉及了问题的关键，但你的信并没有回答我提出的实质性问题。

虽然我并不否认你提到的实证研究的重要意义（琼斯当时在斯坦福大学是我的同事，我比较清楚他的这些很有影响的著作），但是实证研究并不能解决超边际分析模型中不存在竞争性均衡的逻辑问题。你的专业化经济涉及到内在的非凸性。忽略非凸性并采用一些正规的方法到目前以使你取得了一些长足的进展。但是，一般而言，你模型化专业化/学习经济的方法与你价格接受行为的假定在逻辑上是不一致的。这个建模问题需要加以正视和解决。

这个逻辑问题是重要的：一个不具内恰性的模型看上去也可以解释某些事实，但毕竟该定理的逻辑是建立在缺乏内恰性的前提之上的，从这些前提出发人们可以得出任何结论。

这个问题是严重的。

我猜测，真正指导超边际分析研究圈的是对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的试探式运用。如果存在竞争性均衡，那么它一定是有效的。在对称性模型中，一定会使代表性个人的效用最大化。在你们的模型中，在弱假定下常常存在极大值，即使在支持价格不存在的情况亦然。

用极大值代替了均衡，你得到了一套内恰性较好的理论，从中可以建立各种命题而无须担心逻辑的不一致性。并且，在竞争性均衡存在的情况下，你们的结论自然是正确的。因此，目前的情况并不是一团糟，但确实也有不如人意之处。（我已有了一些解决这个问题的初步的想法，但尚不宜公开。） 除了逻辑问题之外，内生专业化的思想看来急需建立某种以不完全竞争为核心的模型。我的直觉来自我的亲身经历和Bresnahan与Reiss收集和分析的数据。在美国的很多小镇上，各种服务往往只有一家（偶尔两家）提供者：一个医生，一个汽车商，等等。对我而言，下面的事实增加了超边际分析的魅力：还有很多小镇压根就没有医生和理发师，那里妈妈给孩子理发并应付小病小灾，爸爸则修理汽车和漏雨的房顶，他们花费较少的时间在镇上工作。在那里，商品是从当地的服务商那里购买的，这些服务商不是“价格接受者”。 当然你的任务并不是一下子解决所有的经济理论问题。少数主体之间的竞争也可能是激烈的，会出现各种情况，一个模型很难解释全部情况。虽然建立各种不完全竞争的模型不是你们最迫切的问题，但如果你继续运用其均衡的存在性可疑的竞争性均衡模型的话，你的影响就会小一点。

开始时我碰巧提到罗默以及他的著作是因为他遇到过相似的数学问题并解决了它（而不是因为在你们的模型之间存在实质性/实证上的关系）。罗默的模型内生化了商品的种类，在他的模型中企业具有固定的生产成本。如果企业的数目是有限的，常常就会导致整个经济范围的生产函数集合出现非凸性。然而，由于罗默的每一个企业都是及其微小的，整个经济就不存在非凸的生产集合，这样经济的最优状态就会由价格得以维持。另外，罗默能够借助于企业不是价格接受者的垄断竞争模型来刻画均衡的特征及其相对于竞争性均衡的扭曲。人们可以想见在在所有的商品是正常的替代品的“超边际经济学”中会存在相似的扭曲：专业者可以控制供给以抬高价格。但是，在罗默的模型中，这会增加商品的品种，而在你的模型中却使专业化的收益下降（由于家庭购买的商品更贵了，降低了“收入的边际效用”）。

杨小凯

亲爱的保罗，谢谢你的长信。抱歉我没有注意到你的要点。我将从以下四个方面回答你。对你下面的看法我有两点答复。一点是关于垄断力量的，另一点是关于均衡的存在性的。 “虽然我并不否认你提到的实证研究的重要意义（琼斯当时在斯坦福大学是我的同事，我比较清楚他的这些很有影响的著作），但是实证研究并不能解决超边际分析模型中不存在竞争性均衡的逻辑问题。你的专业化经济涉及到内在的非凸性。忽略非凸性并采用一些正规的方法到目前以使你取得了一些长足的进展。但是，一般而言，你模型化专业化/学习经济的方法与你价格接受行为的假定在逻辑上是不一致的。这个建模问题需要加以正视和解决。”

（1） 当存在收益递增时，你关心的是垄断力量或议价力量的存在。由于以下三个原因，在内生专业化的代表性模型中，不存在垄断力量。首先，专业化收益递增是就个人而言的，不能扩展到个人的工作时间之外。因此，局部的规模收益递增与瓦尔拉斯框架并不矛盾，正象扩展的阿罗——德布鲁模型与企业的局部规模收益递增并不矛盾一样。这一点与我下面基于个人的生产函数与禀赋约束所做的说明有关。其次，由于消费者——生产者可以选择职业，不同专业者出售的商品的均衡的相对价格是由不同专业者的相对数量决定的。只要没人能够操纵不同专业者的相对数量，相对价格的操纵力量就会被自由进入各种职业所瓦解。最后，如果在均衡中出售一种商品的专业者数目很少，我们就会遇到双边或多边议价。一般均衡模型中的议价力量，与向每一个对所有产品都用相同偏好的众多消费者出售商品的垄断生产者的垄断力量是不同的。沿着Gales的思路，可以证明专业者之间的多边纳什议价解与瓦尔拉斯均衡是等价的。如果考虑的是Rubinstein的轮流出价式议价博弈或者其它类型的议价博弈，为数不多的专业者议价力就会导致内生的交易费用。后边还要论及这个问题。

（2）孙广振、杨小凯、姚（1999）已经证明了一大类拥有事前相同的消费者——生产者的内生专业化模型中均衡的存在性定理。与罗默对其模型的存在性定理的证明相似，他们也假定消费者——生产者的集合是一个连续统（continuum）。这就避免了个人非凸生产集造成的麻烦，正如罗默假定商品是连续统在他证明他的存在性定理所起的作用一样。孙广振、杨小凯和周（1998）已经运用测度论和Hildenbrand凸性化非凸生产集的大规模经济体的方法，证明了允许事前不同的消费者——生产者的一类内生专业化模型的更一般性的存在性定理。从《经济学》的第13章，你可以找到该证明的大概。因此，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在超边际经济学中不成问题。现在所有的审稿人对此已无疑义。这毫不奇怪，因为收益递增在我们的模型中是局部化的。在孙、杨、周的证明中，均衡状态下事前不同的个人之间的效用是不均等的。在超边际经济学的这个和其它模型中，产品的品种数、交易的产品的品种数和自给自足的产品种类数都是内生的，而在罗默的模型中，自给自足的产品数就不是内生的。另外，史——杨模型（1995，JCE）还内生化了迂回生产链中的链接的数目，按照阿林 杨格（1928）这是工业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分工水平的一个重要特征。而罗默和克鲁格曼的所有模型都没有内生化迂回生产链中的链接的数目。

下面一点是关于你关心的内生专业化模型中的内生交易费用（扭曲）的。

（3）在《经济学》第九章的模型中，消费者——生产者集合被假定是有限的，那么整数问题会导致瓦尔拉斯均衡的不存在。证明显示，纳什议价对于利用分工的网络效应是必要的。如果考虑的是鲁宾斯坦（Rubinstein）式的轮流出价博弈，那么在一定的参数子空间中议价均衡有可能不是帕累托最优。那么就可以探讨机会主义引起的内生交易费用对分工的均衡网络规模和总量生产力的影响。另外，在我的内生专业化模型的论文与哈特的双边道德风险理论中，内生交易费用与分工的正网络效应在总量生产力上的权衡被用来研究企业制度与不对称的剩余收益权和剩余控制权对利用分工的正网络效应的影响。该模型利用了你的在交易费用与监督费用之间进行权衡的思想，来探讨不对称权威对实施无形的企业家创新主意的所有权的意义。在另一篇即将发表的论文中，杨小凯和叶还探讨了当转换职业成本极高时，内外生交易费用与专业化经济之间的权衡。该论文曾经在你和肯 阿罗参加的一个研讨会上提交过。证明显示，每项交易的交易费用的降低会同时增加内生的交易费用、总量生产力水平和分工的网络规模。超边际经济学的最新进展已经对分工网络的均衡规模下议价能力和专业者的小数目给予了特别的关注。然而，《经济学》第九章的模型证明了，在一般均衡模型中，当个人可以选择各种不同的职业时，即使存在议价力量和道德风险，均衡也可能是有效的。另外，在职业的决定是内生的模型中，只要没有人能够操纵不同专业者的数目，控制价格的力量就不会产生扭曲。赵一明（墨纳什大学一位优秀的博士生）把你的进入阻挠的序贯均衡模型与超边际经济学的框架结合起来，研究了鲁宾斯坦（Rubinstein）议价博弈中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内生交易费用。他发现，如果个人能够在分工网络是内生的一般均衡框架中可以自由择业的话，信息不对称就不会产生无效的分工水平。他的模型说明，如果在一般均衡模型中考虑到信息和战略之间的互相作用并且对分工的网络规模加以内生化，而不象道德风险的模型那样忽视了信息与战略之间的互相作用的话，内生的交易费用就会更低。我曾向我们中专门研究内生专业化和道德风险的刘孟奇等人建议把你和Holmostrom道德风险和监督费用之间权衡的模型（多任务模型）与我们的框架结合起来，以解释企业制度以及计件工资与计时工资。我很喜欢你的多任务理论和企业制度的理论并相信这是一个富有前景的研究领域。 第四点与你关心的商品出售者的小数目及瓦尔拉斯模型的假定有关。

（4）姚教授等人对超边际经济学中均衡的存在性尚有保留意见。他和我都认为消费者——生产者是一个连续统的的假定把有趣的整数问题也假定掉了，而整数问题可以导致均衡（自然）失业率其它符合现实的现象。我们目前正在讨论成立一个长期的研究项目来探讨没有这种个人是连续统的假定的内生专业化模型。我们有了关于有限理性的研究项目，以证明瓦尔拉斯框架的正确性。在我看来，瓦尔拉斯式模型中的信息不对称要比通常的信息不对称博弈中的信息不对称更严重。人们不了解其它人的生产函数、效用函数、禀赋约束，也不知道瓦尔拉斯均衡模型中将来有多少种可能出现的状态以及每种状态下的分布函数。他们只是参照价格作决策并且假定价格包含了人们基于各自拥有的私人信息所作出的决策之间的相互作用。但是在通常的非对称信息博弈模型中，局中人知道对方的生产函数、效用函数和分布函数或者生产函数、效用函数、禀赋的一个参数。我更喜欢使用瓦尔拉斯模型，不仅是因为存在着可处理性与现实性之间的权衡，还因为我对建立在超级理性（正如Aumann 1997年所称的那样）上面的非对称信息模型有保留意见。在我看来，罗默和克鲁格曼在可处理性与现实性之间的权衡是不够的。他们垄断竞争假定使模型易于处理（由于零利润使消费与生产之间不能发生反馈），但这样做却有极高的代价：各种规模效应的预测已被实证所推翻。如果他们做一个局部规模收益递增的更加现实的假定，而不是全局规模收益递增假定的话，就可以避免规模效应。但是，他们的局部规模经济的模型却比我们的局部专业化经济的模型更难处理。 第五点是关于在所有的超边际经济学的模型中的一个标准假定的，这与你关心的垄断力量有关。

（5）有几位审稿人批评我们对每个消费者——生产者的生产函数和劳动禀赋约束的假定。在这个假定下，当一个人成立了一家企业雇佣劳动时，他不能简单地把雇员们的劳动归集到他的生产函数中去。他只能雇佣雇员个人的生产函数并将其与自己的生产函数相结合才得到企业的生产函数。这是超边际经济学的一个特征。由于这个假定的含义与道理尚需进一步探讨，这个假定在目前的审稿过程中是一个严重的障碍。关于这个假定有以下说明。首先，这个假定是用来打开企业制度的黑匣子的。企业的生产是赋予每个人学习能力的因人而异的生产函数的结合。生产函数和劳动禀赋是因人而异的意味着专业化的干中学和固定的学习成本在人们之间是不可转移的。这意味着收益递增是局部的。还意味着，内生专业化模型与不允许国际要素贸易的贸易模型有许多共同点。有些审稿人认为这个假定不允许合作性生产。他们的看法是不准确的，因为在我们的模型中合作生产是通过个人生产函数的结合，而不是通过把个人的劳动归集到一个外生给定的企业的生产函数中加以实现的。在我看来，这样正式化个人的专业化经济造成的分工的网络效应的古典思想是正确的。阿林 杨格曾清楚地阐述过这个问题。他认为企业的规模经济的概念错误地代表了古典的专业化经济和分工经济的概念。李楚林和孙广振（1998）证明了分工水平不能由一个变量来加以定义。我们需要一个描述所有人及其从事的所有活动的劳动配置矩阵。涉及许多变量（取决于矩阵的大小）的该矩阵的特征值可以刻画分工水平和经济有机体的其它特征。分工经济要比分工水平更难定义。企业的规模经济用来描述分工的网络效应是一个过于简单的概念。为了弄清这一点，的确需要更多的研究。

有趣的是，超边际经济学对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的反应与非超边际经济学的区别在于由于存在多重角点均衡，可能还由于协调失败和分工的网络效应，均衡可能不是帕累托有效的。但你和Hugo Sonnenschein这样的数理经济学家却认为，在这类模型中，只要存在均衡一定是帕累托最优的。当我首次在普林斯顿的研讨会上宣讲论文的时候，Hugo就是这样认为的。那时我还不能证明存在性定理。我通过解决了在一个具有显函数特征的模型中，给定参数子空间，Pareto最优角点均衡是一般均衡的个别解来回答他。姚（Shapley与Shubik的学生，也是一个数理经济学家）和孙广振（一个优秀的青年经济学家，在大学本科阶段受的分析数学训练）为事前相同的消费者——生产者的内生专业化的这类模型首次提供了严格的存在性定理证明。当周林（一个数理经济学家，Hugo的学生）试图用Hildenbrand的方法去证明拥有事前不同的消费者——生产者的内生专业化模型的存在性定理时，他非常有信心均衡是存在的、是帕累托最优的，而且均衡集与核的集是等价的。我并不象他那样有信心，我给了他一个李嘉图模型的“反例”，在这个模型中，消费者同时又是生产者，一个部门拥有收益递增的技术，另一部门拥有收益不变的技术。在这个模型中，如果一类人专业化于Ｘ，而另一类人则专业化于Ｙ，我们就会发现其中的有些人喜欢这种结构，有些人则喜欢自给自足。因此，角点均衡不是帕累托可排序的。我认为不管在一般均衡中出现的角点均衡是哪一个，它都不是帕累托最优的。周林花了一天的时间证明给我看还存在另外一个角点均衡，在这个角点均衡下一类人被分成专业化和自给自足，另一类人则完全专业化。如果这类的这类二元结构中的角点均衡不被忽视的话，角点均衡又成了帕累托可排序的了，即使人们事前是不同的，并容许规模收益不变和规模收益递增。作为这次讨论的一个结果，周林、孙广振与张定胜发展了一个把参数空间划分成几个子空间的算法，在每一个子空间中都有一个特定的角点均衡是一般均衡。后来，孙还扩展了这个算法，证明了三步算法（先解满足文定理的角点解，再解出每一个结构的角点均衡，最后把参数空间分划成子空间）是不必要的。无须考虑所有可能的结构，新算法可以把参数空间分划成子空间。新算法对一种结构中某些商品发生交易，而另一个结构中这些商品却没有交易的情形很有说服力。这个新算法重新激发了一批用超边际分析来研究贸易理论的文献。

电子商务的经济分析

电子商务与网络决策有关。网络决策是指 一个决策者对与他人是否建立关系的决策，它被称为超边际决策，不同于决定买卖量的边际决策。 超边际决策是种"有" 与"无" 的决策，而边际决策是在对某一活动选择了"有"以后，再决定活动水平高低的决策， 或者关于"多"与"少"的决策。

一个不太 恰当的例子是， 一个女人决定是否嫁给一个男人，或者是否与丈夫 离婚 的决策就是超边际决策，而已决定与他结婚或不离婚，在婚姻关系内搞 好夫妻关系 就是 边际决策。 一个人大学时选专业也是超边际决策，他做此决策时对某一专业（例如经济学）说"是"，而对其它专业（例如化学，物理学）说"否"。所有学生的这 类决策决定一所大 学 的专业设置网络结构，所以是一种网络决策。传统的边际分析对这类决策不适用，而需要应用超边际分析。他选定经济学专业和要上的课以后，再将有限时间在所有 选定的 课之间分配的决策就叫资源分配的边际决策。

传统的边际分析可用于这类决策。边际分析中，所有决策变量都取内点值，它是决策变量可能的最大与最小值中间的一个值。

这种边际分析就是只允许内点解的古典数学规划。而超边际分析允许内点和角点解，角点解就是有些决策变量取其最大或最小可能值。 超边际分析对每一角点和内点解用边际分析法求解，将目标函数在给定角点或内点内最大化，然后再用总费用一效益分析比较所有角点。内点解中的局部最优目标函数值以选择全局最优解。这种超边际分析就是1950年代发展起来的非线性规划及其它非古典数学规划。

网络决策只能用超边际分析，而传统的边际分析不足以处理网络决策问题。

由于网络决策影响到社会分工网络的拓扑性质，所以又叫拓扑决策，而给定网络模式选择买卖量属于选择经济组织的非拓扑性质，所以边际决策又叫非拓扑性决策。拓扑性质是关于每两两个体之间是否有联接的经济组织特性，它与联接方式，联通流量多少无关。 网络效果是指每个人的网络决策不但影响他本人的生产力，而且影响对他人产品的市场，因而影响他人的生产力。因此每人的生产力不但与他的努力有关，而且与参加网络的人数（网络规模）有关，而这网络规模又反过来由所有人的网络决策所决定。每个人选择职业和选择买哪些产品或自给自足哪些产品的决策就是典型的网络决策，它决定全社会的分工网络，其产生的网络效果被罗森（ROSEN，1977）称为"一加一大于二效果"（Superadditivity）。

网络决策分为两类，一类叫对策网络决策，它是指决策人在其生产行业有垄断权，可以控制价格，或者网络决策之间有直接交互作用。另一类叫非人格网络决策，它是指信息成本很高或产品提供者很多时，人们按非人格价格作网络决策，而不对他人的网络决策直接作反应。非人格网络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是通过市价而间接进行的。在西方自由世界，与电子商务有关的决策，大多是非人格网络决策，电子信件服务或信息搜寻服务都有数千家类似的提供者，无人能操纵价格。买卖双方并不关心谁是买者或卖者，而只关心是否与某一类专业电子服务提供者联接。 我们举个例子说明网络效果。当汽车发明并商业化以后，如果我们不考虑网络效果，则会预见汽车将代替过去步行去买东西的活动，因此汽车的市场是有限的。所以以此预测的汽车生产量少，成本高，进一步限制了其市场。如果象福特这样的企业家认识到低汽车价格可以减少交易成本，因此使分工促进生产力的好处超过其增加的交易费用，因此很多过去无法赚钱的专业由于便宜汽车的出现，而可以赚钱，例如没有汽车时，大超级购物中心亏本，汽车普及后，这种购物中心利润滚滚。因此汽车的普及使分工水平上升，所有行业生产力上升，收入上升，因而进一步增加对汽车的需求，使汽车成本下降，因而使汽车真正能普及。这就是福特用1000美元一辆的廉价T型汽车利用网络效应发大财的故事。福特把汽车价格定在比当时市价低得多的水平，不是用边际分析，而是用超边际分析，预见到分工网络扩大后，可以使汽车大幅降价的同时使利润大幅上升。

我们今天用超边际分析电子网络时也应看到很多现在亏本的行业或很多人们今天无法预见的行业在电子网络扩大，通讯成本大降后有可能变成赢利性行业。很多这类行业的出现会使分工网络大大扩张，生产显著的网络效应。

下面的电子商务现象就是以此网络效果为基础。这种现象是：很多与电子商务有关的公司市赢率（P/E ratio） 大大超过任何传统财务理论中的边际分析预见的水平。按传统理论，如果反映股价和利润比的这一市赢率高于 10， 此公司一定要破产了。但是很多与电子商务有关的公司市赢率往往高达700，800，甚至还有上了1000的。不少人指出这是以对网络效果的合理预期为基础。此话只对了一半。不错，如果很多目前无法预见的行业会因电子网络和分工网络的扩张而出现和赚钱，因此对这种无法预见的事的合理预期就应该对与电子商务有关的股价作出较高估价，至少高于边际分析指示的目前合理的估价。

但是这种解释没有看到，绝大多数与电子商务有关的公司的利润都是在不断下降（或亏损上升）。理性预期总不能与现实趋势相反吧。电子商务公司的利润下降不但是因为费用上升引起，且因为越来越多的电子商务服务趋向于免费提供。比如几年内私人电脑上网在发达国家就会完全免费。由于越来越多的服务无法收费，电子商务公司的亏损自然只增不减。问题是在这种趋势下，为什么电子商务公司的股价和市赢率仍居高不下。

最近杨小凯与李克用超边际分析和杨小凯与黄有光的间接定价理论找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很 多电子商务公司虽然创造了正的网络效果，但却无法用直接收费的办法将这网络效果转化为公司的收入。因此很多电子商务公司就来用打包订价的方法，通过公司购并 将电子商务服务与有形财产捆在一起买卖，使网络效果可以转化为有形收入。我们以下例来说明这个间接定价理论。

假如福特公司卖有形的汽车，售卖汽 车的服务可以通过电子网络进行，顾客可以在网上 用鼠标这里点一点那里按一按，用很少交易成本买一辆汽车。但这种服务却不易收费。假如有一家电子商务公司解决了这些服务的技术问题，并创办了一个与汽车有关的网页，吸引了足够高的点击次数。这时福特公司就可以将这家电子商务公司买下，然后向顾客提供免费的电子商务买车服务。只要这种服务省下足够多的顾客的交易费，则公司可以将购买和经营这一电子服务的成本记入汽车价格。如果汽车增加的一点点价格大大低于每个顾客用电子服务省下的交易费用，则福特公司就会比其它不提供免费电子服务的汽车公司更有市场竞争力。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所有汽车公司都会被迫提供免费电子购车服务。

因此电子商务创业者，可以用卖掉公司的办法，最后将它亏的钱都赚回来。只要它创造的网络效果足够大，则市赢率就会足够高，使得卖公司的收入足以抵销多年的亏损。而实际上很多电子商务公司都是如此生存的。最有名的要算 '美国在线'与华 纳公司的合并案。一 般电子商务 公司的员工工资并不高，相当报酬来自公司配股，这部分收入往往以预期公司可 以卖个好价 为基 础， 因为公司本身可能一直会亏损，本身不可能赚钱。

这个故事中有三个要点。第一，这种网络决策是非人格网络决策而不是对策型网络决策。如果市场是垄断的，公司可以操纵电子商务的价格，就不会有免费提供电子商务服务的压力。第二，为什么福特公司不可以自己建一个部门自己发展电子商务，而非要买另一家电子商务公司呢？这是因为电子商务是风险极高的行业，福特公司自己雇人做，不会有足够的激励承担风险，因而搞不出成功的创新。所以成功的创新都是由私人风险投资公司与小创业公司一起搞出来的，而不可能由功成名就的大公司下面的一个部门搞出来，更不可能由国营公司和官商合办的公司搞出来。连美国波士顿地区的私人风险公司都因为当地的保守风气而无法有大创新。倒是加州那种非常自由灵活的私人企业自由竞争的制度环境才适合电子商务的创业。

行文至此，笔者不得不指出，中国今天用国营或官商合办（合资企业）的方法发展电子商务，不可能有什么成就。 上海浦东区用国营风险投资公司的办法发展电子商务等高新科技，更是 歪门斜道。这不但不会产生后发优势，反而会用模仿新技术来代替制度改革，产生后发劣势。 正确的方法该 是废 止政府 在金融 业 ，银行业，电子网络 上的垄断，保护私人企业在这些领域 自由创业和 经营的权利， 废止对私人企业上市和私人经营证卷的限制，有了这些制度条件，中国的网络经济，电子商务才能发展起来，否则电子商务中的所谓"后发优势"又会象1959年的"超英赶美"的口号 一样，变成历史笑话。中国今天银行业和电讯业的国家垄断使个人支票，信用卡及电子信用都无法普及，哪里 还谈得到对此非常依赖的电子商务的大发展呢？第三，间接订价加上对网络效应的合理预期，股市就会对那些点击次数高的网站有相当高的定价。华尔街对一定的点击次数，已有固定的定价公式。股市可以对网络效应定价，这一方面说明传统边际分析中认为市场不能利用网络效果的理论不对，另一方面，这预期价格是以猜测为基础，所以风险也极高。

新网络经济中另两个有趣的现象是用于网络的交易费用占收入的比重会因网络通讯效率的提高而上升，网络整体可靠性会因网络通讯效率上升，网络扩展而下降，或网络整体协调 失灵的 风险会因此而上升。这两种现象又是传统的边际分析不可能预见，而必须用超边际分析才能研究的。国立台湾大学的刘孟奇1997年有一篇极精采的博士论文，用超边际分析预见 了这两种网络 经济 现象。 在他的内生网络规模和网络总体可靠性的全部均衡模型中，每个交易有一个协调失灵的风险，当分工的网络扩张时，则整个网络协调失灵的风险成几何级数增加。但是只要分工对总体生 产力 的正网络效益超过风险增加的坏处，则生产力，网络规模，和总的协调失灵风险会因交易效率的改进而同时增加。在这个过程中用于网络连通和协调的总交易费用占收入的比重也会增加。 在生产力增加的好处超过这种增加的坏处时，总的协调失灵风险会是有效率的。总的交易风险的 增加也是种 有 效 率的结果。这个模型的详细描述见最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的杨小凯和张永生的新着《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2000）。

重新思考比较优势理论

杨小凯 张永生

贸易理论的发展有两条线索：一条是以斯密（Smith，1776）为代表的绝对优势说，当代经济学称其为内生比较利益说；另一种是以李嘉图（Ricardo， 1817）外生技术比较优势和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 1919; Ohlin， 1933，简称HO）为代表的禀赋比较优势说。这两条思路的差别并不是简单的外生与内生比较利益的差别，它们本质上代表着经济学的不同发展思路。前者关注分工网络、经济组织的变化，而后者则关注资源的分配。二战以来，外生比较利益说一直是贸易理论的主流。但实际上，外生比较利益说中的HO定理严格意义上已经被推翻，而李嘉图外生技术比较优势说也并不象过去认为的那样具有一般性。本文评述推翻外生比较禀赋优势说的文献并介绍否定HO定理的经验证据。

我们先介绍比较利益说的三个版本。第一个是一般比较利益说。它是指一个国家出口比外国相对便宜的商品，进口相对贵的商品。也即，若A国自给自足时X和Y的相对价格低于B国X和Y的相对价格，则A国出口X进口Y。迪克特－罗曼（Dixit and Norman， 1980， pp. 95-96）给出一个例子说明这种比较利益说不可能在任何情况下都成立（参见杨小凯和张永生在《中国经济学季刊》创刊号文章中的附录例2）。在此例中，在一定参数值范围内A国自给自足时产品2相对于产品1的价格高于B国，但有国际贸易后却反而出口产品2。

第二个版本是以李嘉图为代表的比较利益说。它是指，当两个国家都自给自足时，若A国生产X相对Y而言劳动成本比B国较便宜，则A国应出口X而进口Y。这里有两个相对概念，一个是X与Y的相对成本，一个是A与B国相对而言。因此，这两个相对概念并不意味着A国生产X的绝对成本一定低于B国，有可能A国生产X和Y的绝对成本都比B国高，但X对Y的相对成本却可能比B国低，这时A国应出口X而进口Y。对于只有劳动一种生产要素和不变规模报酬的李嘉图模型，只要A、B两国生产X和Y的相对劳动生产率不同，则此种比较利益说在两个国家、两种产品、一种生产要素的模型中就可能成立。但是，只要多于两种产品，我们就很容易找到这种比较利益说不成立的例子，比如，迪克特－罗曼（Dixit and Norman， 1980， pp. 95-96）的例子。

对于有两种生产要素和不变规模报酬的赫克歇尔－俄林模型（Hecksche， 1919; Ohlin， 1933，以下简称HO模型），情况就要复杂得多。比较利益说的第三个版本就是所谓HO定理。此定理声称，在缺乏李嘉图外生技术比较优势时，只要国家之间存在着外生禀赋差别，也可能会产生分工经济。如果一个国家劳力与资本的比例大于另一个国家，则此国出口劳力密集型产品，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与HO定理有关的另外三个主要的贸易定理是：要素价格均等化（FPE， factor price equalization）定理、斯托普尔和萨缪尔森定理（Stolper and Samuelson，1941，以下简称SS定理）和鲁宾辛斯基定理（Rybczynski，1955，简称鲁氏定理）。FPE定理声称，商品的自由国际贸易将使要素价格在国家之间均等化。某种程度上，它是对要素自由流动的一种替代。SS定理声称，若X相对Y为资本密集的，则当X与Y的相对价格上升时，资本与劳动的相对价格也会上升。而鲁氏定理声称，当劳力相对资本增加时，劳动密集型产品产量上升而资本密集产品产量下降。

为了严格证明这几个命题的有效性，萨缪尔森（Samuelson， 1948， 1949）对HO模型中的技术特性做了如下假定。第一，每一种商品的生产函数在各地都相同，而且这些生产函数具有不变规模报酬的特征。第二，无论任一国家中工资与资本的相对价格如何，甲行业中最优的资本对劳动的比率总是固定地大于或者小于乙行业。这就是所谓的强要素密集型假定（strong factor-intensity assumption）。这个假定是不合学术规范的（not legitimate），因为最优劳动和资本的比例是内生决策变量，我们只能在解出最优决策和决策的交互作用产生的均衡后，才能判断两个行业中相对劳力/资本比率孰大孰小，或是否一行业的此相对比例总是大于另一行业；如果还没有解出均衡就假定一个行业中此一比例在任何条件下都大于另一行业，这就不是经济分析，而是一开始就假定了结论。第三个假定是每个国家永远生产两种产品。在分析之前就硬性假定每国都生产两种商品，也是不符合学术规范的。每个国家是否专业化是决策的结果，我们只有解出决策和决策交互作用产生的均衡后才能判断，在什么参数值范围内一个国家是生产一种还是两种商品。在做了这些硬性的人为假定后，萨缪尔森“证明”，俄林定理（Ohlin， 1933）背后的假定意味着一个更强的两国之间要素价格均等化的定理。

定理被用来支持保护关税政策。这个“定理”声称，当劳力密集产品相对资本密集产品涨价时，工资相对于利率会上升。因此，相对于自给自足，发达国与落后国之间的贸易会降低发达国家市场上劳力密集产品的相对价格，因而使发达国的工资相对利率下降，打击劳工的利益，而保护关税政策则可以保护发达国家劳工的利益。但是，很多有实际经验的人都批评SS定理。他们指出，保护关税虽有可能边际地改善发达国家的劳工地位，但却有可能降低国际分工水平，使这些劳工最终受损。程文利、萨克斯和杨小凯的模型（Cheng， Sachs and Yang， 1999）用超边际分析证明了这一点。且不说当一个国家选择角点解（完全专业化）时SS定理不成立，即使所有国家都不专业化（均衡发生在所谓多样化锥中）且要素密度逆转（factor intensity reversal）不出现时，他们也找出了一个反例，即如果生产函数参数变化引起要素相对价格和产品相对价格变化，如果人们对两种产品的嗜好相差极大，则劳力密集产品涨价有可能与工资相对利率下降同时发生。迪克特和罗曼（Dixit and Norman， 1980）也找到了SS“定理”的反例。他们还找出了鲁氏“定理”在所有他的假定条件下不成立的例子。

如果不加人为关于决策结局的假定，而是从设定的模型解出最优决策及一般均衡，则只有在生产中要素替代弹性相差不大、人们对不同商品嗜好差别不大，以及要素禀赋差别不大时，要素密度逆转才不会出现。也只有对不同产品嗜好、要素禀赋差别不大时，每个国家才会生产两种商品。超出这些参数值范围时，要素密度就会发生逆转，或至少一国会专业化。这时，比较利益说、要素价格均等化、SS定理、鲁氏定理都可能不成立。所有这些所谓的“定理”都被证伪，即在维持最简单的HO模型假定的条件下，这些“定理”并不一定总是成立。 熟悉一般均衡理论的经济学家都很容易看出这些“定理”不可能成立。在一般均衡中，贸易量、价格都是由相对嗜好、相对资源量、相对生产条件及各市场之间数量价格交互作用的无数反馈链条决定的，而HO定理却声称贸易量及模式只与相对资源禀赋有关，而与相对嗜好及不同行业之间生产技术差别无关。SS定理也忽视嗜好和技术对要素价格和产品价格之间关系的复杂影响。由于两种要素之间有替代性，且两国之间、个人决策之间、不同商品的市场之间、产品价格和要素价格及买卖量之间有无穷多个反馈链条，一个国家有可能在开放贸易后出口本国自给自足时较贵的产品。比如，这个国家较小，而世界市场对此商品的偏好强，因此哪怕此国自给自足时此种商品的相对价格在本国很贵，则本国可能仍出口此种商品（亦参见迪克特－罗曼（Dixit and Norman， 1980， pp. 95-96）的例子）。

早在1961年，数理经济学家阿罗等人（Arrow， Chenery， Minhas and Solow， 1961; Bhagwati， J. and Dehejia， V.， 1994）就证明了HO定理的错误。他们指出，对于生产函数是不变替代弹性（CES）的模型，哪怕生产函数在两国之间相同，但只要替代弹性在生产X和Y中不一样，就有可能产生所谓“要素密度逆转”（factor intensity reversal），即X在A国为劳力密集的产品，在B国却为资本密集产品。此处不变替代弹性（CES）意味着， 当劳力-资本相对价格增加1%时， 劳力-资本相对使用量会降低a%。此处a为0和无穷大之间的常数， 可以是1， 也可以不是1。而柯布－道格拉斯函数的替代弹性恒为1。只要有要素密度逆转，则哪怕不变规模报酬的生产函数在两国完全一样，一定会有一个国家会违反比较禀赋优势理论，出口其相对要素禀赋稀缺的产品。因为当替代弹性在两个产业之间不同时，生产X的相对要素密度是否大于生产Y的相对要素密度，与相对要素价格有关。如果在劳动/资本相对价格很低时X行业比Y行业更劳力密集，则当此相对价格很高时，如果X行业替代弹性大大高于Y行业，人们就会在X行业更快地用资本替代劳动，则X行业转变为资本密集型行业，而Y行业反而变成劳力密集了。假定A国劳力－资本禀赋比B国高，A国的工资/利率比低于B国，有可能X行业在A国是劳力密集型（此时Y在A国相应地是资本密集的），但在B国，由于资本多、资本价格低，厂商用资本代替劳动，使得X在B国成为资本密集型行业（此时Y在B国相应地是劳力密集的）。这样，可能的贸易模式有两种。第一种是，A国出口X产品、进口Y产品。对A国而言，比较利益说成立，因为A国劳力相对多，出口劳力密集产品；但是，B国资本多却进口在本国是资本密集的X，就违反比较利益原则。第二种可能的贸易模式是，A国出口Y产品、进口X产品。此时B国符合比较利益原则，但A国却违反比较利益原则，因为A国是劳力丰富国家，却出口资本密集的Y。因此，只要同一产品在一国是劳力密集的，而在另一国是资本密集的，则无论两种贸易模式中的哪一种发生，总有一国违反比较利益原则。而均衡的相对要素价格由资源禀赋、相对嗜好及两个产业替代弹性的差别决定，如果对两种产品的嗜好差别很大，和/或要素替代弹性在行业之间差别很大，相对要素价格之间的差别总有可能使得某一行业在一国是劳力密集的，而在另一国是资本密集的。因此，在一个标准的HO模型中（即生产函数在国家之间相同，显示不变规模报酬），均衡的贸易模式完全可能违反比较利益原则（详见杨小凯和张永生在《中国经济学季刊》创刊号文章中的附录例2）。

对于数理经济学家指出的错误，大多数贸易理论家不愿承认，而是坚持“假定”这种要素密度逆转不出现。琼斯（Jones， 1965）在“证明”HO定理时声称，即使我们不知道模型中效用函数、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HO模型中的比较利益说仍然成立。这个“证明”之所以是错误的，是因为作者假定当各国要素禀赋变化时，一般均衡的要素价格不会变化。这一假定显然违反一般均衡的概念，因为所有价格在一般均衡中都是内生的，一般会随着代表资源禀赋的参数变化而变化。琼斯声称他用的是一般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法，“证明”了劳力相对资本增加时，劳力密集产品相对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产量会增加。但是，如果假定要素价格不变，这就不是一般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了。他“证明”时用到罗氏“定理”，即一国劳力相对资本增加时，劳力密集产品增加而资本密集产品下降。而迪克特和罗曼（Dixit and Norman， 1980，p.13）， 成文利、萨克斯和杨小凯（Cheng， Sachs and Yang， 1999）都严格证明，罗氏“定理”不可能成立。比如，若生产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型，则当劳力增加时，劳力密集和资本密集产品都会同时增加，而不会如罗氏预见的那样前者增加后者减少。由于琼斯错误地认为罗宾斯基定理成立，并错误地假定要素价格不会因资源变化而变动，故他能“证明”出，当A国劳力相对资本增加时，劳力密集产品生产量会上升，而资本密集生产量会下降，因而前者对后者相对价格下降，所以此国开放贸易后，更可能出口相对便宜的劳力密集产品。由于阿罗等人（Arrow， Chenery， Minhas and Solow， 1961），迪克特和罗曼（Dixit and Norman， 1980）等人在HO原模型的假设条件下找出了与HO定理不兼容的反例，所以按学术规范，HO定理严格意义上已经被推翻（在维持定理中假定时，一个反例足以推翻整个定理）。但是，琼斯的这个错误“证明”却一再在各种教科书中被引用，误导了很多学生。而迪克特和罗曼则在其有名的教科书中进一步列出了几个反例（Dixit and Norman， 1980， p.19， p.113， pp98-99， p.102， pp.114，115），证明即使没有资源密度逆转，且每个国家生产所有产品，比较利益说在产品和要素都多于2个时不可能总是成立。成文利、萨克斯和杨小凯（Cheng， Sachs and Yang， 2000a）也证明，哪怕没有要素密度逆转、没有技术比较优势、每国都生产两种产品，在一定参数值范围内SS定理也不成立。

为了进一步证明贸易理论中的这些错误，德布鲁（Debreu， 1974）、曼特尔（Mantel，1974）、桑仁斯基（ Sonnenschein，1973）更是证明出了一个真正的“不可能定理”。此定理说明，在不具体写出模型的函数显式的条件下，我们不可能找出一般均衡的比较静态一般规律。但是，贸易理论中的四大主要定理都是试图在不具体设定模型的函数显式条件下找出均衡价格、资源、产量之间的一般关系（比较静态分析）。按“不可能定理”，这些“结果”是不可能成立的。 成文利、萨克斯和杨小凯（Cheng， Sachs and Yang，1999）将李嘉图的技术比较优势引进HO模型，严格证明了比较利益说的局限性。他们在Cobb-Douglas生产函数中引入了全要素生产率参数在国家之间的差别。他们证明，如果A国既有生产X产品的技术比较优势，又有生产X产品的资源禀赋的比较劣势，当这技术比较优势超过资源比较劣势时，则A国会出口有资源比较劣势的产品。例如，A国生产资本密集的产品有技术比较优势，但A国是个劳力相对丰富的国家，若前一技术比较优势超过后一生产资本密集产品的资源比较劣势，则A国出口资本密集的产品。他们的模型证明，资源比较优势说即使当替代弹性在不同产业中完全一样，即要素密度逆转不发生时，也可能被推翻（详见杨小凯和张永生在《中国经济学季刊》创刊号文章中附录例3）。

他们的文章也指出，完全忽视参数变化时贸易结构的超边际跳跃（即非连续质变）也是比较静态分析的一部分的做法是不对的。如果考虑这些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正如不可能定理所预见的，四大贸易定理不可能在任何参数值范围内都总是成立。

上述四个主要贸易定理在理论上被证伪，给我们如下教训：第一，贸易量、价格和资源禀赋之间的关系不可能有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性，正如不可能定理所证明的，如果这些关系有什么规律性的话，它都是对特定模型中特定的函数形式成立，或只对特定模型中某一特定的参数值范围成立。所以，不可能有无条件成立的比较利益说。第二，这四大贸易定理的提出都是从简单的直感出发，而这直感往往以个人的决策经验或局部均衡思考为基础，充满着逻辑上的矛盾，幼稚地无视很多变量之间复杂的反馈链条，所以不可能符合现实。比如，比较资源优势说就只看资源相对拥有量和相对产量之间的关系，误以为劳力相对多，就会多用劳力，生产更多劳力密集产品，而忘记了劳力相对多，劳力价格也会低，这会使原来资本密集的产品也用很多劳力来生产。如果这个替代效应显著，则资本密集产品会逆转成劳力密集产品，而原来劳力密集的产品反而会变成资本密集的。更复杂的是，要素密集度与相对要素、产品价格之间有无穷多反馈链，而价格还与嗜好和资源存量有关，这些复杂的关系交织在一起，就不可能有一个与嗜好无关的相对产量和相对要素之间的关系（即资源禀赋比较利益说不可能总是成立）。第三，这四大贸易理论命题的“证明”过程中，很多人都将决策的比较静态分析与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相混淆。例如，琼斯（Jones， 1965）在证明HO定理，斯托普尔和萨缪尔森（Stolper and Samuelson，1941）证明SS定理时，都假定某些价格是外生给定的，即当模型参数变化时，这些价格不变。这显然就会错误地忽视无穷多价格与数量之间的反馈链条。价格虽在决策问题中是外生的，但在一般均衡中它却是内生的，不可能在参数变化时永远不变。这四大命题的提倡者也完全忽视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的重要性，往往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内点解和边际比较静态分析上，无视这些命题完全与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不相容。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是指， 当参数变化时， 贸易模式发生非连续质变。第四，过去三十多年，很多经济学家将其大量精力浪费在四个错误的贸易命题的“证明”上，不但是他们对简单的直感盲目迷信的结果，而且是不重视纯理论研究的一个恶果。“不可能定理”早就预见所有这四个命题都不可能是对的，而很多贸易理论家却完全不理会这一定理，花了三十多年去试图证明不可能成立的四大“定理”。而好的纯理论研究与更深刻的直感及经验证据完全一致。因此，做应用理论研究（比如，用一般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预见经济中的因果关系），一定不可忽视纯理论研究中的成果。这一教训与19世纪很多人无视能量守恒定律而浪费大量时间发明永动机的教训一样深刻。

早在1950年代，经济学家就发现了否定HO定理的经验证据。里昂惕夫之谜（Leontief Paradox）就是其中的一个著名例子。里昂惕夫（Leontief， 1953）发现，如果用同等生产力的方法测量劳动，则有着高技术装备的美国工人的1人*年相当于技术落后的他国劳动力的几个人*年。因此，美国是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里昂惕夫用美国1947年的数据发现，美国进口产品的资本/劳动比率要大于其出口产品的资本/劳动比率。程文利、萨克斯和杨小凯（Cheng， Sachs and Yang，1999）的模型严格证明了里昂惕夫的经验证据与有资源和技术比较优势的模型的预见完全兼容。

使比较利益说不成立的要素密集度逆转并不是一种纯理论可能性，现实经济中它的确会发生。早在1960年代，经济学家发现了不少支持要素密集度逆转的经验证据。特勒副勒尔（Trefler， 1995）提供了系统的经验证据否定HO定理。他的经验证据说明，要素禀赋论正确预见贸易方向的比例只有50％，其成功率正好同抛掷硬币的概率相当。要素价格均等化的假说也同大量的经验证据不相符合。否定HO定理的经验证据还包括里昂惕夫（Leontief， 1953）、明翰斯（Minhas， 1962）、马斯库思（Maskus， 1985）、巴瑞克和丘德里（Brecher and Choudhri， 1988）、斯太格尔（ Staiger， 1988），等等。要素价格均等化的假说也同大量的经验证据不相符合。

我们下面集中介绍明翰斯（Minhas， 1962）及阿罗等人（Arrow， Chenery， Minhas and Solow， 1961）的论文。1962年，明翰斯在“政治经济期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从理论和经验两个方面否定了HO定理和萨缪尔森的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此文以阿罗和明翰斯等人引入的新CES（即不变替代弹性）生产函数形式为基础。用这个新生产函数形式得出的结论同以往的理论研究结论是一致的，即无论是贸易的流向，还是贸易之于要素价格的影响都是不确定的。而且，经验研究还显示，否定HO定理的经验证据并不仅仅是一个例外的情形。

明翰斯（Minhas， 1962）证明，当两个行业的资本和劳动替代弹性不相等时，CES生产函数就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在工资/利率达到某一临界点时，行业X和Y的相对要素密度会发生逆转。因此，不考虑工资利率比而将某个行业的特征定义为“资本密集型”或“劳动密集型”是不可能的。

明翰斯（Minhas， 1962）的经验证据显示，造纸行业在其工资利率比大于＄2，136时，相对奶制品行业是资本密集型的，而在其工资利率比小于＄2，136时，则是相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在逆转点上，与工资利率比＄2，136相对应的资本劳力比值为$4，117。当工资率相对资本成本提高时，有更高资本/劳动替代弹性的行业，要比有更低替代弹性的行业变得相对更加资本密集，即使此时二者的资本密集度都在上升也是如此。

此外，明翰斯还对“强要素密集”的假定进行了更为广泛的检验。他的证据显示，与“强要素密集”假定相矛盾的证据决不仅仅是一个例外，而是具有广泛性。如果萨缪尔森的第二个假定即强要素密集度假定为真，则一定可以发现，即使在任意两个劳动和资本相对成本相差很大的国家，根据资本密集度进行的产业排序一定是相当一致的。明翰斯根据美国和日本1947年和1951年的投入产出表计算出了它们各自的产业密集度排序表，进一步支持了要素密集度逆转的证据。例如，在日本，食品加工业要比造纸业的资本密集度排序高出8位，但在美国，造纸业的资本密集度却比食品加工业要高。明翰斯还证明了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不成立在HO模型的假定下可能不成立。

要素密度逆转对中国的实际意义可以用下例说明。中国是土地相对劳力稀缺的国家，而不少农产品看来似乎是土地密集的，比如在美国就是如此。按照HO定理，中国加入WTO后好象应该从美国进口农产品、出口劳力密集的工业品。但是，由于中国劳力多、工资低，农产品在中国却逆转成劳力密集型产品。因此，中国进入WTO后，反而可能会大量出口农产品。例如，中国的苹果、弥猴桃等农产品，现在已对发达国家农产品构成强大竞争。一旦中国进入WTO， 很可能不是中国怕外国农产品进口，反而可能是发达国怕中国的农产品进口。最近的中日农产品贸易战就是一个证明。但是，由于农产品在美国是土地密集的，而中国加入WTO使美国这个土地丰富的国家有可能从中国进口大量对美国而言是土地密集的农产品。这种贸易模式就违反了比较禀赋优势说。

有限理性

“有限理性”概念的主要提倡者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Simon）。自从他提出有限理性概念半个世纪以来，经济学家对什么叫有限理性至今没有公认一致的看法。

西蒙当年认为有限理性的理论是 ' 考虑限制决策者信息处理能力的约束的理论 '。 他提议将不完全信息，处理信息的费用和一些非传统的决策者目标函数引入经济分析。 但是近来不少经济学家认为这三方面的研究并不足以构成有限理性概念的核心。西蒙是个反对主流经济学中的最优决策模型和全部均衡概念的人，但是过去二三十年中，主流经济学却在最优决策和全部均衡的分析框架中将西蒙提到的这三方面研究全部吸收了。首先以Wald 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家将不完全信息引入传统的最优 决策模型和全部均衡 及对策论模型，使得主流经济学中的最优决策和全部均衡模型可以 用来揭示不 完全信息 对经济行为及其交互作用的影响。

但是不少经济学家认为这种引入不完全信息的模型并未抓住有限理性概念的实质。他们认为不完全信息不是有限理性。例如Aumann（1997）认为大多数有不完全信息和信息不对称的对策 论 模型并不是有限理性模型，而是超级无限理性模型。例如有名的Milgrom的防止进入的序贯均衡模型中虽然有不完全信息和信息不对称，但这个模型中，没有完全信息的局中人知道对方的生产函数，目标函数以及一个不确定的生产函数参数的所有可能状态，及各种状态发生的事前概率，他可以用动态规划和这些不完全信息算出完全的最优动态对策，并对对手的最优动态对策完全了解。这哪是有限理性，这明明是超级无限理性，比传统的完全竞争模型中对个人理性的要求要高得多。

在传统的瓦尔拉斯完全竞争模型中，每个决策人不知道他人的生产条件和嗜好及他们的决策，他只根据价格信号做决策，因此在这种模型中，每个决策者所需的理性和信息处理能力比有不完全信息的对策论模型低得多。所以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有信息不对称的动态对策论模型在推动有限理性数学模型方面是一个失败。

以Radner（1996）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将最优决策的计算成本引入经济模型，可以说是将西蒙提到的有限理性概念中的第二个因素变成了主流学派的数学模型。但不少经济学家例如Aumann（1997）最近指出，这类模型仍然是完全理性模型，信息处理费用本身并不是有限理性 概念的实质。

最近发展起来的五花八门包含决策和计算成本的经济模型也证明，如果计算和收集信息的费用很高的话，最优决策和全部均衡中都会出现直观决策，模仿（所谓羊群行为），按固定规则决策等看似不是完全最优化的决策过程，但这类决策不是象西蒙所言的非最优化而只求满意的决策，而是考虑计算成本的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决策。最优决策的本质并未变，只是当约束条件复杂时，最优决策的形式也多样化了。

因此可以说西蒙提到的有限理性的三要件都没抓住有限理性概念的要害。以完全理性为基础的主流学派模型可以将这三要件在完全理性最优决策和全部均衡框架内吸收。九十年代的动态对策均衡概念就可以用来预测供求不等的现象。钱颖一的有名的软预算约束对策论模型中，社会主义经济中的长期供不应求就是自利决策交互作用产生的一种任何个人都不能单方改变的后果，这种后果就是供求不等的均衡。所以均衡并不一定意味供求相等。很多动态均衡模型还能预见内生变量自发地随时间流逝而演变。所以西蒙及奥地利学派，非线性演化经济学派反对均衡的一些概念都被主流学派全部均衡模型所吸收。

1980年代以来有几个研究方向开始触及有限理性概念的实质。对策理论经济学家早就用囚犯难题的模型证明，个人完全理性决策的交互作用可能导致全社会无理性的后果，而Neyman（1985）和Rubinstein（1986） 发展了有限固定规则机制（finite automata）模型。在这类模型中，对策局中人没有什么最优决策的理性，只是按固定规则决策，而社会理性却有可能在个人有限理性的基础上出现。Smith（1982）， Weibull（1995），Fudenberg和Lerine（1998）发展了不少演化对策模型。在这类模型中个别决策者没有最优决策的理性，而个人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会使选择不同策略的局中人人数随时间演化，一些看似理性的所谓纳什对策均衡会在这些无个人理性策略演化过程中出现。

一些经济学家指出个人理性和社会理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有个人的个人理性可能产生社会无理性的后果，而缺乏个人理性的决策的交互作用之演化有可能产生从全社会而言看似理性的后果。而颤抖之手（trembling hand）对策模型预见个人非理性策略有可能在均衡中占优势。

Guth等人（1982），Binmore等人（1985）和Aumann（1997）将游戏规则理性与个人行为理性相区别，他们认为规则理性是一种有限理性。他们用社会实验证实人们追求规则理性的行为（例如追求 ' 玩的就是公平 '，Fair play）看似象是个人行为的非理性。例如法轮功和一些宗教人士追求人权的行为，看似没有个人行为的理性（例如不怕死），但却可能导致规则理性。而规则理性往往不能由个人行为的理性产生。

早在1921年，Knight就指出有限理性的根基是所谓“根本的不确定性（Fundamental uncertainty）”，它不同于不完全信息。Georgescu-Roegen（1971）， Shackle（1961）， Slater和Spencer（2000）都将这一思想发挥。他们认为不完全信息是指决策者知道某一变量所有可能的取值，以及每一值发生的概率，而根本的不确定性是指决策者根本不知道变量有几个可能的值，更不知道每一个可能值发生的概率。凯恩思学派的经济学家称这种根本不确定性为认识力的不确定性（epistemic uncertainty，见Lawson，1960， pp.42-43）。

这些经济学家还认为所谓根本的不确定性不是外生给定的自然界的不确定性，而是人类决策交互作用内生地产生的社会不确定性。换言之，哪怕自然界完全没有不确定性，人们决策互动的后果也可能产生根本的不确定性。凯恩斯（1973，p.113）将这种社会性内生的不确定性称为碰运气（aleatory）不确定性。如果我们以这种根本的不确定性作为有限理性概念的基础，则我们可看出，西蒙提到的和对策论模型中的不完全信息与有限理性根本不搭界。不完全信息概念可能与完全理性并行不饽。实际上有信息不对称的动态对策模型中，岂止是完全理性，每个局中人都具有超级完全理性。

最近黄有光，姚顺田，杨小凯，赵一民等经济学家掀起一阵用瓦尔拉斯均衡模型研究有限理性理论的浪潮。他们重提Hurwitz定理，该定理证明瓦尔拉斯竞争模型是所有可能的激励机制中达至社会理性所需信息处理费用最小的激励机制。换言之，瓦尔拉斯竞争机制在达到社会理性的条件下，对个人理性的要求最低。这种特点不但指社会总的计算费用低，而且个人决策面临的不是不完全信息，而是“根本的不确定性”。每个决策者不但不知道他人的生产函数，效用函数，而且对有不确定性的参数个数，取值范围，及其概率分布一无所知。如果他们要获得这些不完全信息，收集不完全信息的费用大得不可行，即使收集到了，以此为基础计算最优决策的费用大得不可行。因此每个人只能按照看得见的市价做决策，而不理他人的决策及他人的私人信息。

而市价与决策又有互相依赖关系。更复杂的是，当人们用超边际分析（给定职业对资源配置的边际分析加选择职业时用的总费用-效益分析）选择专业时，每个人的最优专业化水平依赖于看得见的价格，而什么价格看得见又与所有人选择的专业化水平有关。例如如果所有人选择自给自足，则市场上就看不到任何商品的价格。

由于这种看得见的市价和决策之间的互相依赖性，一个经济中即使没有外生的不确定性，个人决策之间及其与价格的互动也会产生社会性的根本不确定性。

而人们的做决策过程，就是一个通过他们决策的互动以及所有人决策与价格之间的互动，逐渐用价格制度试验不同的分工网络，一步一步通过社会试验，了解对全社会有利的组织信息。

在这个过程中，价格制度只能逐步向人们传递抽象的信息，而不能传递具体的私人信息。 例如当木材价格上涨时，房屋建筑商了解到从他自己的利益而言，最优决策应该减少木材的使用量而增加其它材料的使用量。但他并不可能知道木材涨价是森林起火，还是人们对木材家具更喜爱产生的。而这种与他自己利益有关的信息就包含了所有人自利决策交互作用对全社会福利影响的信息，尽管个人并没有能理解这全社会福利信息的理性。换言之，在这个社会用价格制度做社会试验，逐步获得社会理性过程中，个人的理性是极其有限的。个人面对根本的不确定性，他不可能了解其它人的私人信息。也就是价格制度和社会试验不可能减少根本的信息不对称，相反它可以在每个人只知道全社会信息的极小一部分时充分利用所有分散在各地，各个专业的信息。由于这种自由价格制度的功能对个人理性和信息能力要求极低，所以可以大大促进劳动分工，而劳动分工又会增加信息不对称。例如每个专家根本不必懂其它专业的事（隔行如隔山）也可以通过市场竞争享受各行各业价廉物美的产品。

这正是海耶克，奥地利学派所说的市场在个人有限理性和根本性不确定性条件下，综合利用分散在各地各人的信息的功能。

黄有光，杨小凯将他们描述有限理性的模型称为瓦尔拉斯序贯均衡模型（Walrasian sequential equlibrium），姚顺田用不动点定理证明了序贯均衡存在的条件。

我们用几个例子说明瓦尔拉斯序贯均衡概念。首先。看麦当劳连锁店的创立和发展，在麦当劳连锁店创立前，饭馆的价格相当高。当时市场对饭馆的需求也似乎与供给相当。如果饭馆服务的价格稍微降低（以经济学术语而言即为在边际上调节），利润将会减少。因此，用传统经济学来指导决策将会导致这样的结论：市场已在均衡中，利润已最大化，创办更多饭馆或大规模减价只会造成损失。但是，当麦当劳连锁店的创办人认为可能有另一种市场均衡，在这种均衡中，饭馆服务价格比现有饭馆低得多，因而很多人会减少自己做饭的次数，而增加对专业饭馆的依赖，专业饭馆由于生产规模扩大，内部专业化加深，也可以使服务成本大规模地下降，因此大规模降价也会有利可图。如此一来，麦当劳创始人就不是以当时市场的边际调节信息定价，而是将价格订在普通人能经常上馆子的很低水平。麦当劳一开始就把目标定在大规模经营，用连锁店的合约形式组织总部与分店之间的分工，使专业化的计划管理，餐馆设计，原料采购，广告成为总部的专门部门。结果这种 “组织创新”成为本世纪最大的商业成功之一。传统的经济学对于分析这类 “组织创新”的奥秘完全无能为力。其原因是，传统经济学的边际分析以内点最优决策为基础，而实际经济决策是以角点决策为基础。内点决策表示所有决策变量最优值都是正数，所以找寻内点最优解只要在边际上调节就行了。而角点决策则表示某些决策变量的最优值是零。零值和正值在若干决策变量之间的组合，意味着决策必须在很多个角点解之间进行比较和选择。

而决策从一个角点转向另一个角点时，会造成产量和价格不连续地大幅跳跃，所以边际调节根本不能提供最优决策所需的信息。

人们要得到决策所需的所有信息，必须试验所有不同的角点。这一方面意味着组织试验会产生风险，成败不可能像边际调节那样肯定：另一方面，试验必须是从一种组织结构跳跃到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结构，而不能只是边际调节。这就意味着众多的破产案例其实是人们获得决策信息所必须的组织试验。破产企业家的贡献不见得低于成功的企业家。在这种组织试验过程中，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如果人人都要等到有十足把握才试验目前不存在的组织，则人们永远不能获得决策所需的信息。如果人口中相当一部分人在没有十足把握时就去试验各种不同的组织结构（不同的角点），则很多不同的角点就是会被试验，其中大部分当然不是最优结构，而破产就提供了有关最优结构的信息，使成功的组织得以被人模仿和发展。

所以，看看经济发达的美国，我们可以看到其破产率也是最高的国家之一。这说明有很多企业家冒风险在试验不同的组织，因此成功的组织出现的概率就会上升。法人制度和股市的发展，使这种组织试验的风险分散，因而加速了组织试验和企业家精神的发展。从这点而言，社会对失败的企业经验应非常重视和给以适当的尊重，不要简单地将经济理论性与成功划上等号。

这个例子说明，企业家要搞组织试验必须借助大量资本。因为新的角点均衡并不存在于现有市场中，而人们一般只相信现有市场的边际调节提供的信息，企业家要说服人们与他一同去进行这种冒险的组织试验，只能以钱把他们引出来。而一旦新的角点均衡不如现有均衡，则这笔投资就会血本无归。因此，资本和风险是组织试验不可或缺的两个特点。这种对资本的看法与传统经济学对资本的看法很不一样。传统经济学中，资本是一种生产所需的资源，资源越多，则产出也越多。而用角点分析方法来看资本。我们对经济的最优决策有赖于我们对组织的信息，这信息的获得却依赖足够多的组织试验，而进行组织试验却是要用钱把人们引来与企业家共同进行，这试验的成本就是资本，而资本的收益就是通过试验所获得的有关组织的信息而赚的钱。

在有专业化加速学习速度的效果时，天生的比较优势并不重要，而进入专业化与学习加速的良性循环（正反馈）却非常重要。一个先天不足的人，一旦通过广告或自我推销的成功而进入某个专业，专业生产会提高他的学习能力，这反过来用高效率扩大了他的市场，使他有机会加深专业化，进一步加速学习过程。这种自我加速的过程往往能使某些没有先天优势的人在短期内超过一些有先天优势，但却没进入这个良性循环过程的人。有人将这种良性循环过程称为 “自我发现”，实际上这种过程是“自我创造”，而不是发现先天就存在的自我。

正因为组织试验是人们获取经济信息所必需的，而可能的角点之间的组合造成的可能的组织结构和产权结构无穷多，人们不可能穷尽所有组织试验，因此，人们对组织的信息总是有限的。在这种信息不够的情况下，人们不应对经济理性过于迷信，而应对看似无理性的组织试验充分开放头脑，不要有预先的成见。充分认识尽可能试验不同的组织，在充分多试验中靠碰运气发财的态度，比预先算计清楚稳操胜券的态度更可取。1000年前，商人曾被人认为是一种对社会没有贡献的行业，这种预先的成见曾大大阻碍了经济的发达。问题不是商业这个专业究竟是否有其价值，而是这种不开放的头脑。现在，我们也听到人们在谈论台湾的 “产业空洞化” 如何对经济有害，中国的劳力密集工业的发展如何不利于技术的提升，以及景气循环如何有害生产力。所有这些似是而非的论调与当年重农抑商的论调都是同样的思想方法。你怎么知道台湾的“产业空洞化”不好？一种组织结构在市场竞争中自发地出现，必有其生存的理由，对这种复杂的理由，我们最好不要轻易下结论，而是对各种组织试验开放自己的头脑，让时间去对不同的组织试验下结论。以产业政策而言，目前香港和以前台湾没有产业政策的效果，看来比新加坡和韩国的产业政策就不见得差（不少经济学者论证香港的无产业政策比新加坡的产业政策效果为好，而台湾也胜过韩国）。

20 世纪50年代香港政府没有如何产业政策，而开创了世界上第一个成功的外向型出口劳力密集产品的工业化模式。台湾在50年代，政府强制推行进口代替，成效不彰，在国际竞争压力和美国压力下，50年代末改取香港式的自由化，国际化政策，市场自动采用了香港式的出口导向工业化模式，创造了台湾奇迹。后人称这是政府有意设计了这个工业化模式，实际上没有任何政府有能力设计此模式，而是香港市场自发地创造了这个模式，然而其它三小龙的政府加以模仿。这些经验说明了市场在组织试验方面比政府要高超得多。市场为什么在组织试验方面比政府的能力高超得多？

这是由于经济发展的实质在于分工专业化的发展，随着分工的演化，每个专家所知道的信息相对于全社会的知识越来越少，信息越来越分散在不同的专业中，而市场的功能一方面是促进这种信息的分散化和信息不对称（一种专业产品的买方和卖方对生产过程的知识差别增大），以促进社会获取知识的总能力和增进生产力；享受所有不同专业的信息带来的生产能力。市场并不是让所有人分享所有信息，而是让人们在不必知道他的专业之外的生产知识时也能享受社会的生产力。正因为市场上的公平竞争能将分散的专业知识加以综合运用，所以市场所利用的信息比任何专家所知道的信息都多。因此，市场所利用的信息也比经济学家或政府官员所知的信息多。加上迷信政府或经济学家的经济理性会限制经济组织试验，所以，市场试验经济组织的能力比政府和经济学家要高超得多。因此，我劝读者对目前一些经济学家批评台湾 “产业空洞化” 或中国 “产业低级化”的论调千万不可轻信。其理由就是，市场上出现的组织模式所包含的信息，比这些经济学家知道的多得多。

由于根本的不确定性，人们不可能算计自己决策与其它人决策的交互影响，只能依赖瓦尔拉斯定价机制通过社会试验逐步了解所有人决策互动及决策与价格互动的后果。在这个动态过程中如果价格信号与决策之间有时间滞后，则反馈机制会产生市场价格不是高于就是低于静态均衡水平的波动，也就是金融家索罗斯所说“市场永远是错的”。如果市场上所有决策的交互依赖程度很高或用数学语言；来描述，代表这个机制的微分-差分方程是高度非线性的。这个瓦尔拉斯价格机制会产生有名的紊乱系统，这种紊乱系统虽然由确定性微分-差分方程产生，但其唯一可预测的特性就是不可预测性。笔者将在另文中讨论这种“市场永远是错误的”和“市场不可预测”问题，它们正是人的有限理论造成的根本性社会不确定性的特点。

内生与外生比较利益说

最近经济学界用超边际分析研究贸易理论，对全球化和加入WTO对中国的影响有不少新观点。这些新观点与对比较利益说的反思有关。比较利益说其实有两种，一种以亚当；斯密为代表，被当代经济学家称为内生比较利益说，另一种以李家图为代表，被称为外生比较利益说。 外生比较利益是指人们天生条件的差别（生产技术或资源方面的差别）产生的一种特别的贸易好处。贸易双方中，一方的生产条件比 另一方在所有产品中都差，但只要这种差别在不同生产活动中不一样，则生产效率低的国家可以 出口生产力差距小的产品而使两国都有利可图。以资源禀斌而言，劳力相对较多的 国家应该 出口劳力密集的产品，而资本相对较多的国家应出口资本密集的产品。

近年来这种外生比较利益说受到质疑。 从经验观测而言，不少经验数据证明，外生比较利益说并不能得到统计数据的一致支持。 根据特勒副勒尔（Trefler） 1993 和1995 在政治经济学期刊和美国经济评论上提供的经验证据，只有一半左右的数据支持外生比较利益说。经济学家们也从理论上对外生比较利益说提出了质疑。 有人引用爱因斯坦的名言'不是经验观察为理论提供基础，而是理论决定人们可以观察到什么。' 爱因斯坦的论据当然就是红移现象，在人们了解相对论之前，他们对红移现象视而不见。

著名发展和贸易理论家巴瓜地证明，如果不变替代弹性生产函数用来代替传统的替代弹性为一的生产函数，则一种商品可以在生产条件不变的条件下从资本密集的转变为劳力密集的，因此不可能有一成不变的劳力密集产品，因而资源禀斌的比较利益 说变成没有任何意义的了。 萨克斯，杨小凯，张定胜最近的论文（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1）证明，如果将递增报酬 和多种产品引入一般均衡模型，随着交易效率的改进，两国生产的资本品种类数会越来越多，因此最终消费品的资本密集度会上升。但若一国人口相对另一国较多，则此国有可能既生产很多资本品（资本较多），又出口劳力相对 密集的消费品和 进口资本 密集的消费品。

严格而言，资本密集，劳力密集这类概念对有递增报酬和内生资本品种类数的模型变得没什么意义了。因此测度资本密集或劳力密集程度的数据也变成没有什么意义了。正象牛顿力学产生后，过去物理学中的'刚性'，'本质'等概念都被人们所抛弃一样。

如果一定要套用传统的概念，上述萨克斯，杨小凯，张定胜模型证明，一国有可能出口有外生技术比较劣势的产品。这是因为这个有递增报酬的模型可以产生所谓内生比较优势。只要这内生比较优势 超过外生比较劣势，一国就有可能出口外生比较劣势的产品。 所谓内生比较或绝对优势是指如果每个国家选择专业生产某种产品，它可以内生地创造出原来没有的比较和绝对优势。这种内生比较和绝对优势有可能在天生生产条件完全相同的国家之间产生。换言之，内生绝对优势有可能在外生比较优势不存在时出现。

以实际经验而言，中国这类资本相对稀少的国家最近不也出了象'远大'这类私人企业，向世界市场大量出口资本密集的中央空调机吗？以日本的经验而言，1950 年代日本生产汽车的成本无法与美国竞争，日本政府认为日本没有出口汽车的外生比较优势，并制定了限制汽车工业的产业政策。但由于美国军管当局为日本建立了宪政秩序，最后的决定权在私人企业手中，所以市场拒绝了日本政府的产业政策，使日本创造了出口汽车的内生（又曰后天）比较优势，成了出口汽车的大国。

这些例子都说明，经济发展的关键应该是让私人企业和市场决定出口什么，进口什么，不能由政府去刻意追求外生或内生比较优势。南韩最近提供了用政府产业政策追求由递增报酬所产生的内生比较优势的失败例子。政府操纵银行系统，鼓励向大公司和内生比较优势明显的产 业投资，结果导致金融危机，至今没完全恢复元气。

中国最近也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强调利用外生比较利益而无视内生比较利益，而且不讲明怎样利用比较优势（是用政府产业政策，还是由私人企业和市场自发地利用之）。而另一类强调递增报酬及有关的内生比较优势，并鼓吹政府用产业政策和保护关税来利用内生比较优势。 这两种观点都是不可取的。

有人指出，美国发展早期就是用保护关税加快国内工业比较优势的积累，但他们却不提香港用自由贸易可以取得更好的发展绩效。世界银行经常用如下言语否定这种论调，'尽管美国早期采取了保护关税，它仍取得令人印象深刻的发展绩效'。此处'尽管'一词意味着，如果没有保护关税，美国的早期经济发展可能会更好。因此保护关税并不是好绩效的原因。

既然保护关税对经济发展并没有好处，为什么很多国家在发展的早期都采用了这种政策呢？成文利，萨克斯，杨小凯（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0）最近将超边际分析（对每个角点解的边际分析加角点解之间的总费用-效益分析）用到贸易理论，提供了对这种现象的一种政治经济学解释。他们的模型证明，当交易效率从低向高变化时，一般均衡会从完全自给自足非连续地跳到不完全分工。不完全分工意味着交易效率较低的国家分工水平比交易效率高的国家要低。此落后国的国内相对价格就是国际市场相对价格。因此落后国的人均收入与自给自足时相同，即贸易和分工的好处完全被发达国独占，而落后国得不到多少好处。这时落后国就有意愿通过关税来改变贸易品的相对价格，因此而得到较多贸易好处。而发达国却倾向于单方面的自由贸易政策，因为关税只会 使进口品更贵而减少本国福利。

但是如果交易效率进一步改进，则一般均衡会非连续地跳到两国分工水平都很高的状态。这时贸易品相对价格都不由任一国国内生产条件决定，而由两国的生产条件和消费偏好共同决定。这时每国都可以用增加关税来从对方争得更多的分工好处，因此关税战有可能使贸易的好处完全消耗。这时，两国都有意愿参加纳什关税谈判，而纳什关税谈判的结果是双边自由贸易。

因此这个模型既解释了经济发展的过渡期时的二元结构：发达国追求单方面的自由贸易，落后国追求单方面的保护关税，纳什关税谈判不可能实现，也解释了经济发展的成熟期通过多边关税 谈判取得多边自由贸易的局面。它也解释了英国十七世纪从推行保护关税的重商主义向单方面自由贸易政策的转变，这种转变与当代发展中国家从单方面保护关税转向多边关税谈判，并导致多边自由贸易的局面有异曲同工之效。有意思的是自由贸易并不能由看不见的手达致而要通过政府之间的多边关税谈判达到。

而在过渡期，落后国有两种方法改进其地位。一种是搞保护关税，在整个饼变小的情况下减少发达国从贸易中得到的好处，因而增加本国得到的好处。一种是提高交易效率，使分工水平提高，然后通过关税谈判达至多边自由贸易，把饼做大，自己也得到更多好处。

张定胜在其博士论文中将内生比较利益引进这类李加图模型，将刘易斯早期的二元经济思想 大大 发扬了。刘易斯1950年代提出二元经济现象是从完全自给自足的社会发展到完全商业化社会的过渡期中，一个社会中部分人转入商业化和分工，而另一部分人却扔在自给自足状况。因此二元经济不是工业，农业之间的二元。而是商业化部门和非商业化部门的二元。但刘易斯不知道超边际分析，而超边际分析是将其原创性思想数学化的关键。所以刘易斯只好退而求其次，用边际分析研究工业-农业二元结构。张定胜用超边际分析证明，当交易效率极低时，所有国家都在非商业化的自给自足状态。 如果A 国交易效率改进，B 国交易效率仍低，则A 国出现国内分工和贸易，而 B 国仍处于 自给自足状况。当 B 国交易效率稍微改进，使得部分居民可以卷入国际贸易，但这微小改进不足以将所有居民卷入国际分工，所以部分居民仍在自给自足状态。 这就形成了一国内有两部分人，一部分人与外国贸易，生产力较高，大部分收入来自市场，而另一部分人自给自足，没有来自市场的收入，生产力低，看起来象潜在失业或不充分就业（Underemployment）. 由于这种二元经济的存在，贸易条件对 B 国不利，大部分国际贸易的好处被 A 国 获取。 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度在这两类二元经济中都上升。随着两国交易效率的进一步改进，A，B 二国都完全卷入国际和国内分工，所有人的生产活动完全商业化，二元经济消失，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度下降。张定胜还证明，二元经济消失时，欠发达国家变成发达国，这时欠发达国的国际贸易条件有可能恶化，但其从分工得到的好处及人均真实收入却会上升。 最近的经经验数据（Sen，1998）说明，新加坡和泰国的国际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出口品相对进口品越来越便宜），但二国的人均真实收入却不断上 升。张定胜 用超边际分 析论证道，以前说贸易条件恶化会使人均收入下降是因为只用了边际 分析。如果用超边际分析，当分工网络扩大时，全社会总生产力增加，只要这种正面的网络效果超过贸易条件恶化的负 面效果则贸易条件恶化和从分工和贸易得到的好处增加可以同时发生。正象电脑行业由于分工加深，生产力上升，尽管电脑相对于其它商品价格不断下降（贸易条件恶化），但电脑行业不断扩张，收益不断增加。

张定胜在其博士论文中还证明在一个既有外生又有内生比较利益的模型中当先天条件不同的人先后在不同时间转入越来越高的分工水平时，收入分配不平等度会发生非单调的波动。当一部分人的专业化水平上升，而另一部分人还在自给自足状态时，不平等度上升，但落后的人们随交易效率改进也转入分工时，不平等度下降。而当交易条件较好的人们在交易效率进一步改进时选择更高的分工水平时，他们与落后的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又会扩大，而当落后的人们又赶上来时，收入差距又会缩小。这种收入分配不平等度不断波动的理论与以前两种相关理论不同。这两种理论中一种认为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发展有正面影响，而另一种认为有负面影响。 而张定胜的波动 理论说明收入分配不平等度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有时为正，有时为负。最近的经验数据（Deininger and Squire，1996） 证明随着人均收入的上升。收入分配不平等度是不断波动的。

台湾中华研究院的刘孟俊在莫纳什大学做博士论文时，将这种模型发展到有中间产品的情形，可以用来解释国际贸易，经济发展，落后国的产业升级等现象。他与张定胜分别独立地用超边际分析证明，成文利，萨克斯，和杨小凯关于关税政策与分工水平的理论，在既有内生又有外生比较利益的模型中同样成立。

网络经济的超边际分析--网络经济对经济学的挑战

学术论坛 二零零零年第二讲

根据杨小凯教授2000年11月16日讲座整理

今天讲座的题目是网络经济对经济学的挑战。现在对网络经济兴起以后经济学应该怎样的回应主要有两个不同的可能性：一个是大家都知道的Varian，他现在应该是在加州大学商学院还是信息系，反正是当dean的。他有一个网站，他和Shapiro 他们几个人也是在搞网络经济学和电子商务经济学，他们的观点是认为经济学没有变，网络经济虽然兴起了，但经济学没有变，所以原来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完全可以用来分析网络经济学。他们也出了一些书写一些东西，他们的分析方法基本上是原来主流经济学的边际分析，他们特别强调信息问题、不确定性、对策论等。他们的基本立场是经济学不需要做什么大的改动，只是说把原来的一些分析方法，主要是边际分析方法用到这个网络经济的分析，甚至可以把原来的一些模型作一些新的解释，原来说是卖一般产品，现在说是卖信息产品，同样的有信息不对称问题啦，有这个道德风险啦，有逆向选择啦，有这些问题。

但是，我的看法跟这个不一样。我们也搞了一个网站，我们的看法是，网络经济学的兴起对经济学形成了一个很严重的挑战。当然我们也同意他说的观点，即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应该是一致的，能分析没有网络经济时的经济现象也一定能分析网络经济。但是我们觉得经济学原来的边际分析方法对于分析没有网络经济时的经济现象本来就有问题，本来就不够，网络经济起来以后就更加突显了这个问题。网络经济的兴起使传统经济学，特别是边际分析方法的局限性更加明显。所以今天的题目也说网络经济对这个经济学的一个挑战。如果从这个观点来看，要应战不是说用传统的边际分析方法就能应战的，而是说经济学本身要改革，要升级，才能够分析现在的所谓的新经济。这里有两点要说明的，一个是新经济有时候并不像现在国内炒的那么新，也就是说它跟旧经济有连续性，有些东西你本来理解旧经济没理解透，然后这个新经济起来了，你总要赶赶时髦，想要制造一个卖点，把有些不那么新的东西故意说的很新，这是一种偏向。从这个角度来说，Varian他讲的那个也有一定道理，他是强调新经济没有一般人说的那么新。另一方面呢就是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说，不管新经济旧经济，它的边际分析方法都不够用，所以在你强调新经济和旧经济的共同点的时候我们也要强调一点，就是网络经济的兴起使传统经济学的这个局限性更加清楚，因此在这点上说新经济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今天呢，我主要是想来讨论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边际分析处理网络经济不够。边际分析在经济学和数学上来说就是一种分析所谓内点解的一种分析方法，就是最优。现在一般搞经济学和搞数学的人，或者一般搞工程的人都同意我们要用数学优化问题来描述自利决策，就是用一个数学规划问题把一个目标函数在服从一定的约束时最大化，用这种问题的解来代表自利行为。有个目标函数，有个约束优化过程，就是有一个自利决策的过程。

但是优化有很多很多种方法，基本上可以分两大类。一类叫做古典数学规划，另一类是非古典数学规划。古典数学规划的基本假定就是假定最优决策是一个内点解。内点解，如果要用非数学的语言来说呢，基本上就是中国孔子说的中庸之道，也就是它基本上都是决策中间都有两难的冲突，有好处有坏处。我们说机会成本就是说你要做任何事都要付出代价，不可能有免费的午餐，你要吃午餐就一定要付钱。午餐吃到了就是这个好处，要付费也就是你要放弃一些东西，这就是坏处，这种好坏处之间就有两难的冲突，你要折衷选择一个最优解，比如说午餐吃的太多得不偿失，成本超过你的好处，午餐完全不吃肚子饿，增加的成本比增加的效用要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吃。完全不吃是不对的，吃很多也是不对的，这个中庸之道就是找最优的，这一顿饭吃多少花多少钱，这个东西使效用在服从预算约束下最大化，这是中庸之道。那中庸之道就是说最优决策既不是把你的钱全部花在吃这个午餐上，也不是一分钱不花在这个午餐上，它既不是零也不是所有的钱都花在这里，所以它是叫做内点解。内点解就是一个中间的解，既不是它的最大值，也不是它的最小值，是它中间通过这个最优折衷两难冲突找出来的解。所以古典数学规划的特点就是叫做内点解。内点解的一阶条件就叫做边际条件。你们学过经济学的都知道边际效用等于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这都是内点解的一阶条件。

另一种数学规划叫做非古典数学规划。它是说最优解不一定是内点解，允许所谓角点解。什么叫角点解呢？角点解就是说允许最优决策值是零。比如说有一千种食品，有馒头啦、包子啦、小米粥啦，这个那个，一千种东西。你只要吃其中的三种、四种、五种甚至十种，其余的九百九十种你都不吃，也就是那个消费量是零，这个就是角点解。古典数学规划是不允许角点解的，等于说你所有可吃的东西每一样都要吃一点点，这个是很不现实的。而非古典数学规划就比较像我们真正的现实决策，它只是吃其中的一部分，有一些就是零，零就是有角点解。所以这是角点解的问题。角点解是在生活中经常碰到的，我刚才说的这个吃饭的例子，哪些东西吃，哪些东西不吃，就是说你在一千种东西要选十种，有多少种可能的选择呢？有几亿种可能的选择，就是一千种东西里面只选十种，但是哪十种就有不同的选择，这个选择有上亿，比如说，一千种里面只吃三种，那就更多，是一个天文数字，这个决策是很难做的。但是你会说，我就是昨天吃什么，今天吃什么，其实蛮容易做这个决策。那我们再举个例子，同学们上大学的时候要选专业，这个选专业就是一个角点解，比方说你选经济学专业你就上微观、宏观、计量课，那最优值，所谓花在这三个课程上的最优值就是正值；你不去化学课，不去物理课，那它们那里几十种课程都是零值。所以这个选专业就是选一个角点，也是一个很难选的。你想想你报考大学的时候可能花了很多脑筋到底要选什么专业。这个选专业很重要，你比如说是文科理科，文科好还是理科好，商学院好还是经济学院好，这个决策做的对还是不对对你将来的命运影响是很大的。你与你高中同学比一比，由于现在进大学后选了不同专业，十年后命运是很不一样的。所以这个选专业是个很难很难的问题，比边际决策要难的多。边际决策就是你选了专业以后，在选的专业之中哪些课你已经决定上了，决定已经要上的课，我有限的时间在这些课之间怎么分配，这就是一个边际决策，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也就是说，边际决策就是已经选定专业以后把有限的时间在要上的课之间怎分配，而超边际决策，或者是有角点解的决策，就是选专业。所以中国人""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这个就是超边际决策的错和对，它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选择。

这个跟我们网络有什么关系呢？超边际决策是yes/no决策，就是说你对哪个专业?quot;是"，你就是要去选那个专业，对哪个专业说"不"，你就不上它的课。这个女孩子对这个男孩子说"Yes"，对那个男孩子就一定要说"No"，是吧？这个说yes/no决策就是超边际决策。这个网络就是一个超边际决策，你跟谁连还是不连，就是Yes/No的决策。这个是超边际的，它不是边际性的决策，边际决策是how much，就是说你花多少资源在这个活动中，这是边际决策。而连还是不连，我跟他有关系还是没有关系，女孩子对这个男孩子说Yes对那个男孩子说No，这个就是超边际决策。网络决策肯定是个超边际决策，对不对？因为它是一个连和不连的决策，是一个说Yes or No的决策，不是一个说所有的东西我都连，只是说有限的时间在不同的东西上花多少时间。网络的特点就是几乎世界上的人跟世界上其他任何人都可以连，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搜索引擎，就是因为可以说yes的东西太多了，不可能对每个说yes，因此只能对其中很少一部分说yes，所以它就是一个超边际决策。

这种超边际决策的特点就是最优值在不同的网络模式之间是非连续的，它是从零到一个正值之间的这样一个非连续的跳跃，边际决策中我们都知道假定这个函数是连续的才可以微分，才写得出一阶条件。而超边际决策就没法微分，它的最优值是非连续的，跳来跳去的，用数学的话来说就是超边际决策是要搞组合数学，就是它要把所有网络模式所有的组合都要考虑，这个当然比边际决策难多了。所以如果你了解边际决策与超边际决策的差别，你就会了解用传统的经济分析方法真的没有办法分析网络决策。因此我们说的严重一点，网络经济的兴起已经提出了一个命题--经济学要重写，就是原来的这个边际问题要重写。中国不是翻译了很多曼昆、斯第格里茨的书吗？在那些书里面头一句话就是告诉你经济分析就是边际分析。现在这个网络经济的兴起已经对这个命题形成一个挑战。也就是下一代以网络经济为基础的这种分析方法再不能说经济学就是边际分析，经济学现在是要超边际分析。这个不但对现在的网络是对的，而且对过去的，就是当没有电子网络的时候，实际上这个市场其实也是网络，市场的本质就是一个网络。你在决定买什么不买什么，这就是一个超边际决策，所以这个超边际决策也不是光适用于网络经济，它适用于原来的没有电子网络时代的任何市场网络的分析。但是只是说以前因为数学上的局限人们不重视这个超边际决策，只是重视这个假定什么东西都买的问题，这个决策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

但是网络决策除了超边际决策的特点之外，还有一个特点，特别是电子商务。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叫做非人格的网络决策。什么叫做非人格的网络决策呢？也就是说像搜索引擎，像E-mail的服务，提供这种服务的公司有几千家，有两三千家，也就是说这些人他没有办法控制价格，所以这是非人格网络决策的一个特点，也就是说当你去连接的时候，你是用Hotmail，用America on line，还是用什么东西，你并不是很在意，你只是在意它这个服务。我有时候找一个搜索引擎，我不是说非要那一个搜索引擎，也就是说它是非人格的。你只是关心它给你提供的这种服务的种类，至于这个提供服务的人姓字名谁呀，你不关心，这就是非人格。

这两个，一个是非人格的网络决策，一个是用超边际来做网络决策，这两个特点是传统的旧经济里都有的，只是经济学家一直不注意它。那么最近我们，就是从七十年代末到现在，Garibic，Sherimonson 还有我们自己，发展了一个文献，这个文献是说非人格的网络的超边际分析，有时候也叫做所谓内生专业化，内生的分工网络的超边际分析。超边际分析这个词是1962年Buchanan，也是得诺贝尔奖的一个经济学家提出来的，这个词是他先提出来的，它的一些技术实质是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很多经济学家发展起来的，其中一些重要的经济实质是华裔经济学家解决的，比如说非人格的网络经济超边际分析这种模型中的均衡存在性定理是几个华人，包括周林，姚顺天，还有一位原来北大的学生叫孙广正，我们一起还有别的一些人把一些纯理论问题都解决了，也就是说超边际纯理论的水平已经达到了边际的Aulun Debreu的水平，就是纯理论的研究已经达到了这个水平。过去A Debreu研究这种不重视超边际分析的这种模型，他解决了一些理论问题，存在性问题啦，它的福利意义啦，就是所谓第一福利定理，第二福利定理，这些问题现在我们在超边际分析里面都解决了，最近两年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一些是超边际分析能操作的一些关键性定理，比如说，上过我们课的同学都知道没文定理，那个角点解的个数是一个天文数字，没有办法分析，然后要有一些定理使得这个东西用组合数学的方法可以分析。这些理论新的问题都慢慢的解决了，当然这个因为很新，有很多东西还有待解决。

这个东西发展起来以后就特别适合分析网络经济，网络决策，因为网络决策是超边际决策，连和不连的决策，所以用这些东西来分析。以前用边际分析的时候很多经济学家包括Varian和有一个搞网络外部性做了很多的叫做Machoal Kess Shapiro这些人，他们都有一个结论，就是说当有网络外部性的时候市场一般是失败的。但是我们有了超边际分析方法以后就发现市场的主要功能就是利用网络效果，在给定网络的情况下分配资源是市场的一个比较次要的功能，市场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利用网络效果，而且是价格制度最重要的功能。以前说价格制度就是分配资源，这种东西要生产多少，那种东西要生产多少，网络它没有办法解决。现在超边际分析的这些理论工作建立的一个最重要的成果就是：价格制度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利用网络效果。

网络效果现在的研究有几个方向，一个叫做策略性网络决策，这个有一个文献，这文献虽然不大也有蛮多文章，就是基本上是用对策论的方法，有的是用合作对策，有的是非合作对策的方法研究这个网络是怎么形成。但这个文献有一个缺点，就是在他们的这个网络决策里面没有价格而且没有数量，它就是有点走极端。以前你们研究网络决策只研究价格、数量，它就不研究价格，也不研究数量，只研究连和不连的这种决策。这是一个文献，这个文献得出结论是这种网络决策是没有效率的，就是说市场上利用网络的效果不行。那我刚才说的超边际分析的文献发展起来以后，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传统的数量价格理论，资源分配理论跟这个网络决策合在一起了。因为你想一想，市场的价格肯定是跟给定网络的情况下每一个人买多少有关，而且如果说所有的人都不买一种东西，也就是一个角点解。都选择一个零购买量，那这个东西价格就会很低，对不对？实际上这个买和不买就是一个超边际决策，从零跳到一个正值，所以当你决定什么都不买的时候就根本没有网络，什么东西都没有价格。当有一些人决定就买一样东西的时候，网络决策它就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你决定要专业生产的时候，你就会要买那些你不生产的东西。所以就会影响到别人产品的市场，使得别人可以专业化。如果所有的人都不专业化，他们都不买，那么任何一个人都不能专业化。也就是说它这个是一个反馈圈。网络，分工网络也好什么也好，它的生产力和参加网络的人数有关，但是反过来呢，人们是不是参加网络，也就是参加网络的人数是跟网络的效果有关的，就是跟网络的生产力有关。你的生产力越高，大家越愿意参加，愿意参加，那么参加网络的人数越多，生产力越高。我们以电话为例，如果所有人都不买电话，那你买一个电话有什么用？你买电话的这个决策就是无效的。由于无效你就不买电话，不买电话这个网络就小，那别人也是看到没有人买电话，那我干嘛要买电话。电话网络的生产力是跟安电话的人数有关。而每个人决定要不要安电话的决策又反过来决定安电话的人数。这两个东西互为因果，所以叫做反馈圈，或者叫做因果循环链，就是鸡生蛋，蛋生鸡。像这种网络决策的时候，很多人都说网络决策的时候市场不工作。但是我们最近的研究说明你这个买不买不是会影响价格嘛？需求量和供给量和连不连的决策有关，所以网络决策会影响价格，然后人们看价格来决定参不参加，参不参加又会决定生产力，生产力又会影响价格，所以价格制度正好就是协调大家参不参加的一个最有力的工具。所以价格制度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协调网络决策。

如果我们把价格制度跟网络决策的关系搞清楚了，那以前说的很多问题现在就要重新考虑。这个重新考虑意思就是说，以前你说的市场不能利用网络效果，因为你假定人笨，他只能做边际决策，不会做超边际决策。两夫妻在家里，那个丈夫把太太打的要命，她不会离婚，她只会搞好夫妻关系。这个搞好夫妻关系就是边际决策，离婚就是超边际决策，以前就假定人笨到不会进行超边际决策，所以就出了很多问题，就是什么这个市场失败，那个市场失败。现在说人没有那么笨，人会做超边际决策，而且不用动很多脑筋。我刚才讲的那个例子，你说人会傻到那样关在家里被打死了都不离婚吗？她不需要很多数学就会做这个决策啊。所以人如果会做超边际决策的话，那个价格制度的功能比任何人可以理解的都要复杂，就是有点像哈耶克说的那?quot;你根本不可能理解价格制度是怎样协调网络决策的过程的"，你不懂它。太复杂了，复杂到像蚂蚁不可能懂得它那个窝符合什么力学原理一样，搞不懂的。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要说你看得出它这个市场失败，它出现了你还不知道它怎么出现的。所以对以前的市场失败论，很多就说这个价格制度没有办法利用网络效果，现在就有很多批评。

价格制度如何利用网络效果，那我们再讲一个例子，一个汽车的例子。如果我们不考虑网络效果，那么我们看到汽车出现了，我们会怎么分析它的供求呢？我们用边际分析，我们说它可以代替走路，原来买东西我们走路去，现在使用汽车，然后用效用最大化决策，我要消费汽车就用这样的决策，算出来这个需求不会很大。但是你如果考虑网络效果会怎么样呢？网络效果就是说汽车的出现会改进交易效率。网络决策中最重要的两难冲突就是网络大了，也就是商业化程度高了有一个好处，就是生产力的提高，但是它有交易费用，当交易效率很低的时候，交易费用可能会超过网络大的好处，所以人就会不买也不卖，也就是不专业化，所以这个网络就很小。当交易效率改进的话，网络大的好处就超过交易费用，所以这个网络扩大。很多原来亏本的专业现在可以赚钱。它看起来好象跟汽车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它有这样一个效果。有这样一个效果的话，那我就可以预计汽车市场很大，汽车市场很大呢，那生产汽车的规模就大，那生产成本低，我现在可以预见价格很低还可以赚钱。但是从现在的边际分析来说，比如说我现在生产，现在市场上只有一百辆汽车需求，一辆汽车卖一万块钱还不一定赚钱。但是我如果考虑这个网络效果的时候，我就看到了这个网络效果，比如说超级市场没有汽车的时候是亏本的没有办法跟百货公司竞争，现在有汽车以后超级市场是赚钱的。这样很多专业出现，它反过来会对汽车产生需求，所以汽车现在的需求可能是一百万，那这个汽车卖一千块钱。福特1904年他就是这样分析的，他当时决定搞一个T-Model，T-Model就是一千块钱，当时的汽车一般都是一万甚至上万块钱的，而他卖一千块钱，卖一千块钱真的就是赚了很多钱。所以他这个就是超边际决策。当时那个一万美元的汽车，你把那个价格稍微提高一点或降低一点就是边际决策，而当时如果把价格稍微提高一点降低一点都会亏本，因为当时已经达到一种均衡了，所以你一定要用超边际决策，他要把那价格从一万降到一千，按当时的标准，这样一个决策一定是亏得一塌糊涂的，它反而赚钱，这个就是考虑到网络效果的一个超边际决策的一个案例。现在我们来说电子网络也是这样。在没有电子网络之前，比如说，现在的报纸都是综合性报纸，你想搞一个非常专业化的杂志或者报纸很难生存，因为你对消费者只提供一种服务，每一个消费者要跟不同的专业媒体打交道，他的交易费用很高 。所以当电子通信效率提高以后，在美国就出现了一个现象即出现了一些非常专业化的电子杂志。以前全美国有一两个怎么做木匠的杂志，现在这个怎么做木匠的杂志变成有十几个了，其中有一两个是专门教你怎么在家里某一样家具。这个媒体就变的很专业化了，那些大的综合性媒体就慢慢的竞争不过这种专业化媒体，它使得这个网络扩大，使得网络效应可以利用。以前不能赚钱的一些东西，你现在想没有电子媒体的时候，你办一个专门教人在家里怎么做床或者做床头柜的家具的杂志你可以赚钱吗？亏得一塌糊涂对不对？而你有了电子网络的话，这个东西可能就赚钱。

现在我讲来讲去就是一句话，我们现在需要一个经济学的改革，就是从边际分析到超边际分析。具体讲一些例子，就是为什么超边际分析可以用来研究网络现象。网络公司的市盈率有的非常高，用边际分析来说，这些公司早就要关门破产了，一般来说，按我们原来的经验市盈率上了一百就一定要把它股票卖掉对不对？，现在网络公司的市盈率可以达到多少呢？可以达到两千他还不花。这个现象用我们传统的边际分析是没有办法解释的。一种分析就是讲我刚才讲的网络效果，比如说他说对网络效果的预期，它是一种对不可预见事情的预期，就是说有很多不能预见的专业会出现，比如说汽车出现以后改进了交易效率，有很多很多当时想不到的专业会出现。像这个超级市场，它在没有汽车的时候是亏本的，汽车普及以后是赚钱的。现在好象有这样一个说法，好象厉老师也是这么说，就是说预期由于通讯网络的扩大，通信效率的提高，原来很多亏本的行业会变成赚钱的。这个网络的特点是一些根本预期不到的事情会出现，所以它对这些根本预期不到的事情形成一个合理预期，也就是说现在虽然亏本，将来到网络扩大的时候就会赚钱。那这一段亏本就有点像福特公司开始贴了血本卖一千块钱的时候，在当时的价格条件下，卖一千块钱确实亏本，当时的损益平衡点是一万块，而他只卖一千块，但我说预计这个网络效果他会赚钱。但是你不搞一千块，你搞一万块你永远赚不了钱。

这是一个对网络效果的合理预期。而这个合理预期只讲对了故事的一半，为什么呢？现在网络公司的利润还在下降，它不光是说运行成本的上升，更重要的是说网络服务趋向于免费提供，比如说在国外私人电脑上网三年内大概就要免费了。现在比如说要一年一百美元或者十块钱一个月，现在三五年内吧，这个东西要免费了。所以很多网络服务它的总的趋势就是朝免费方向发展。这就有几个东西值得注意。第一个，它是非人格网络决策，也就是说如果是有人可以操纵价格，那么他不会愿意免费是不是？所以这个免费是逼出来的，也就是一个看不见的手逼着你免费，有一家免费，其它不免费就没人要。所以它不是一个垄断性的东西，用策略网络决策模型你没法解决这个现象，策略决策模型就是有人能控制价格。也就是说免费是一个逼出来的事实，是一个看不见的手逼出来的事实，没人能够操纵这个事情，你要钱就马上垮，只有不要钱才活的下去。所以这就和合理预期有矛盾了，合理预期是说它现在不赚钱未来会赚钱，现在从这个趋势来看呢，未来也是不太会赚钱的，所以这个合理预期就讲不通了。合理预期又不能是反的，它的利润在下降，亏损在上升，你怎么能说未来会赚钱呢？我刚才说的那个汽车的例子，用对网络的合理预期讲的过去，但对网络公司这个合理预期是讲不过去的。那么现在我们怎么来分析这件事情？我就讲一个故事，当然我们在最近做了一些模型，这些模型数学很罗嗦，我就讲一个故事大致可以把这个意思讲出来。比如说福特公司卖汽车，现在有一个网络公司，小公司（当然现在这个技术已经解决了，就是在技术还没有解决的时候），它发现了一些方法，你采用它这些方法就可以在它的主页上用鼠标这里点一点那里点一点就把这个汽车买下来了，也就是用网络买汽车。这个里面有很多很复杂的技术问题，比如说怎么付费，怎么用信用卡在网上付费，现在当然这些技术问题都解决了，当时我是说在发明这些东西的时候，怎么让人家知道，比如说广告怎么做。用鼠标点一下你都可以赚钱的，点一下比如说他付你几十美分，这些技术都是得了专利的。在国内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机会，在国外你只要时间足够你去点这些广告，他给你钱的。 这都是一些很具体的技术，这技术需要非常多，一要有创意，第二要承担风险，有可能完全不成功的。所以假设有一个公司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比如说它在研究这些问题的时候成立了这个公司，这个公司赔钱。它从风险投资家手中去借钱，借几百万或更多。然后就是亏、亏、亏，而且看不到赚钱的那一天。因为网络买汽车这个过程不能收费。所以就由福特公司把这家小公司买下来，那它不是市盈率很高吗，福特公司要买这个公司的决策是什么呢？它就是要算一算这个网络效果有多大。这个网络效果如果很大，也就是说每一个人用鼠标这里点一点那里点一点就可以买一辆汽车，结果省下他跑来跑去（现在人的时间很贵），它就把那个汽车的价格稍微加高一点点，这个加高的价比网络效果节省的钱要少很多，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福特公司就有了Competitive Edge（我只要有这种东西，我就比别的公司胜出一筹，一点点，那我就能够在市场竞争中胜出）。它这样算计下来以后，就可以把这个小公司按当时的股票价格买下来，这样它就比别的公司好一些。它也赚钱，因为它的销量增加了，购买者省去了跑来跑去的这些时间，汽车稍微加一点价就可以把买公司的钱都赚回来了，所以两方面都有利。在这种情况下，别的公司不搞免费买车电子服务的公司就没有这个Competitive Edge，在这种压力之下，所有的公司就都开始提供这种免费的购车电子商务服务，这就是现在美国的情况。那网络公司又是怎么一个情况呢？比如说发明这个技术要三年的时间，但一直亏，亏了很多很多钱，它给员工发的那个工资也不高，它给这个员工很多认股期权，按照美国的统计，这种网络公司三分之二的工资都来自认股期权，而不是工资。这在经济学里面叫做打包贸易，打包贸易在反垄断法里一直都是妨碍竞争的，但是在网络经济当中有我刚才所说的这个改进效率促进竞争的功能。也就是说这些网络公司它不是靠盈利赚钱，它是靠预期将来卖一个好价钱。通过购并等各种各样的手段，把卖免费服务的网络效果跟有形产品打包，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在线跟华纳公司的并购案，你看它一并购它的价格马上就上去了，美国在线当然赚了钱，搞出了几个百万富翁。也就是长期亏损也能赚钱，而且这个长期亏损的趋势不会扭转，一直到它把这个公司卖掉。

现在这个故事还没有完全讲完，如果你很敏感的话你就会问这样一个问题，问什么福特公司不成立一家电子网络部自己来做而要一定买网络公司。所以这里还有一个洞，这个洞一定要填起来，因为我刚才说现在这个技术已经解决了，现在很多银行和大公司都有电子网络部，它的工作基本上是模仿已经解决的技术问题，比如说银行怎么来做电子商务。但是在纯粹的创新阶段，比如说网上付费还没有解决，一个大公司的部门经理绝对不可能创造那种东西。也就是说它是一个风险极大的Venture ，那个大公司的一个部门就像我们国有部门一样，他们没有激励因素，如果你要福特公司在没有这个技术的时候不管那个公司而用自己的电子商务部去创新，那十年二十年都不会有什么创新。所以在加州也好，在新英格兰也好，真正创新的不是大公司的一个部，而是那种小公司。它的股权有非常强的激励，一些年轻人他们承担风险进行创新，通过风险资本或专利资本资助，到去年为止网络上的专利已经有三千多种了，包括顾客去点广告可以拿到钱都有专利了，而现在提出网络上的专利的审批要加速，它的保护时间要缩短，这也是一个研究课题。我想这个故事现在大概可以成立了，就是为什么它这个市盈率可以这么高，也就是它的网络效果首先要高，这个网络效果是用点击次数衡量的，点击次数在华尔街成行成市，你如果有一个好主意，点击次数可以到多少万，那你就可以到华尔街去要个价，这是一个网络现象。

我再讲两个网络现象。刚才讲的都是故事，但用超边际分析模型都是可以算出来这些现象的。另外一些更复杂的网络现象，一个就是说，随着电脑价格的下降，通信效率的提高，用在电脑和通信上的交易费用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会上升而不会下降。这是一个现在的网络现象，有经验上的证据。这种网络现象用边际分析，就是把网络规模固定了讲价格数量的边际分析是没法预见的。它的原理也是在网络效果，也就是说当交易效率改进的时候，原来无利可图的一些东西现在变得有利可图了，人们就开始扩大它的网络，所以虽然每一个连接的交易费用下降，但是网络扩大使得总连接次数上升，所以使得总交易费用甚至在收入中的比重不降反升，这与美国的一种网络现象也有关系，比如说美国有经验上的证据，凡是改进交通效率改进高速公路系统最快的城市塞车最严重。这也是网络效果，想想它是什么道理。也就是说当高速公路很差，交通效率很低的时候，你买房子一定要买在靠办公室近的地方，对不对？现在交通效率高了，你就往郊区搬，买大房子，那里空气更好，这样的话交通流量就会增加而不减少，所以塞车反而更严重了。比如在美国交通升级最快的是旧金山，洛杉矶，它们的塞车最厉害，有时候平均每个人在路上要花掉三四个小时，卡在那里，谁也动不了。这也是一种网络效果，用把网络决策连接数量固定下来只是研究网络效果，你没法研究这个现象。另一个现象就是，随着电子网络的发展，电子网络和整个经济的可靠性下降。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一个地方出了问题使得整个东西都受到影响。这个也是边际分析不能预见的一种现象，你一定要把网络的规模、连和不连的决策用超边际分析才能预测。这个东西有一个叫做刘梦其的，他是台湾国立大学的博士，他已经在杂志上发表了一两篇文章，他就用超边际分析分析网络的决策，网络的大小，预见每一个连接的瘫痪的风险下降的时候，整个网络瘫痪的风险反而上升。因为每一个网络连接的可靠性上升的时候，人们就趋向于更依赖很多的连接，每个人都这样做的话，网络就更大，一体化程度就更高，只要一个环节出问题，整个就出问题，也就是类似亚洲金融危机引起的，或者像一些电脑病毒引起的瘫痪以后更有可能发生，这个风险在上升。

那么今天我就主要讲这三个问题，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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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

引言

最近朱学勤教授请笔者为百年中国史写一章中国百年经济史，盛情难却，只好慢慢收集材料，准备这一章的写作。开始做阅读文献的家庭作业以后，后悔不该应允此事，因为比起做理论研究文章，阅读文献辛苦多了。为了累积背景材料，笔者写下一些读史笔记，也许不少读者会有兴趣一睹晚清经济史。

一、晚清的经济历史

晚清经济史最有趣的是如下几个问题。第一个是晚清经济发展的状况。有人认为晚清经济并不是一个未发展经济，而是在城市中有相当发达的原始资本主义，或商业资本主义，其形态相当接近中国 80 年代温州，江浙，北京浙江村中的个体和私人经济。第二个问题与中国和西欧十八，十九世纪经济发展的比较有关，也与当时法国和英国经济制度的差别有关，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经济发展会大大落后于西欧，为什么中国的原始资本主义不能发展到现代资本主义。第二个问题的一个回答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不能从原始资本主义发展到现代资本主义。这个回答从笔者看到的史料来看完全不符合史实。与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关的就是对晚清洋务运动的评价。笔者看到的资料显示，洋务运动是个失败的工业化运动，其失败不在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是在于政府的「国家机会主义」，用国有企业的方式推动工业化，扼杀了私人自由企业的发展。

在分析这三个问题之前，笔者有必要说明我所采用的治史方法，笔者不同意孔子的“述而不作”的治史方法，原因是历史研究从未有述而不作的，每本历史著作都有显含或隐含的理论框架。这些框架对历史上各现象或变数之间的关系结构作一些假定，而记载历史不可能不采用一个组织史料的框架。试想相信地心说的人写出的天体运行史与相信日心说的人写出的必然会非常不一样。

实证的研究态度是在写史前，言明分析框架的假设，则读者可以自行判断这些假设与史实之间的关系。当这些言明的假设之多样化到达足够多，且在不同框架之间有充分竞争时，对理解历史最有帮助的框架才会在学界共识的基础上脱颖而出。如果不言明潜在的对分析框架的假设，使读者误以为存在一个没有理论框架的纯客观历史，则读者反而会轻易相信一些很没有竞争力的分析框架，而失去对分析框架的识别和批判能力，因此反而使历史变得非常主观。

1.1中国的原始资本主义（或商业资本主义）

中国的原始资本主义是指城镇中生产最终消费品的活动和商业活动中分工的发展，但是这种分工没有在迂回生产性的制造机器和工具的行业加深，也不可能在发明创造新机器的活动中加深，因此原始资本主义不能发展到近代工业资本主义。

阻碍原始资本主义向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因素是清朝末年的落后的政治、经济制度。清朝一直1996才有专利法（费维恺， 1999下卷第一章，pp73-75），此前专门发明创造不能得到商业化的收入，因此分工专业化不能在技术发明中加深，因而使中国的很多任务业技术都停留在胚胎阶段，不能形成大规模商业化生产。按照Mokyr（1990，pp.235-50） 的记载，英国的专利法相对于法国的政府奖励科技制度的优越性是英国工业化比法国走在前面的原因。他还指出，有半数的新技术在英国不是靠专利法保护，而是靠保护私人企业剩余权的普通法来保护。自由企业制度（私人企业自动注册，不需政府批准）可以用私人企业的剩余收益权和剩余控制权对企业主的发明创造及企业家活动间接定价，因此，可以使这种直接定价成本极高的活动卷入专业化和分工，且避免直接定价的高交易费用，因而新技术，新的管理方法可以变成大规模商业化生产。

而按费正清的记载（Fairbank，1992，p179），清朝末年的中国，政府垄断了一切大规模有组织的活动，包括政治，军事，企业，大型工商业，技术发明 盐，铁，火柴等大型生产活动都被政府垄断，中国不但没有结社自由，也没有自由企业。任何大型生产活动是不可能在没有与官府的特殊关系及批准，和监护下发展起来的（见费正清1999，上卷p.19）。皇帝不但对一般百姓的财产，生命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而且可以不经审判抄没大臣的家产及处死他们（见费正清：第一章，导言：旧秩序，上卷，p29；张灏，第五章，思想的变化和维新运动，下卷，p345；剑桥中国晚清史 1800-1900年，中国社科出版社1993） 特别是官府由于对反政府的地下政治活动的敏感，严格禁止自由结社，也影响到自由企业的发展 在这种制度下，需要大型私人企业来保护企业家思想和知识财产的迂洄生产行业中的分工当然不可能发展起来，加上1906 年前没有专利制度，所以以技术发明，技术在迂回生产活动中的大规模商业化应用为特征的工业资本主义不可能发展起来。

清朝的原始资本主义是属于当代经济学家所称的坏资本主义，其特点是政府利用其政治垄断特权追求其私利，不惜损害社会利益。比如政府利用盐业官营，官窑，皇家织造与民争利。没有成立私人企业的自动注册制，私人企业需要有权官府的监护、批准，政府也利用其任意侵犯私人企业财产的特权从与官府勾结的商人处索取各种利益（见费正清1993.p19）。这种官商勾结是坏资本主义的另一特征，正如 Landes（1998，p222） 所言，这种坏资本主义造成了无效率的收入分配不公，整个经济主要是为官府和特权阶级生产，因而市场狭小，分工不可能加深，生产力不可能提高。而Landes认为18 世纪的法国也是这样一个收入分配不公，官商勾结的坏资本主义社会。而当时的英国是个税法公平，收入分配比较公平，中产阶级有相当高购买力，整个经济为平民生产的好资本主义社会，因此当时英国的市场容量大于法国（虽然人口和国土小于法国），分工可以加深，人均收入比法国高30%。mokyr，1993，p.56），费正清（1993，p24）记载了清末税收的非制度化、不透明，及事实上的累退税收制（越富和有权势的人交的税率越低，制度化的贪污，行贿及官商勾结盛行（关于清朝成立企业需要官府特许的制度，及官商关系和政府对一些经济活动的垄断，见费正清1993，pp19-20及何炳棣，Ho Ping-ti，1962，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rin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New York，Columbia Univeristy Press）。

问题是为什么法国的坏资本主义很快就被大革命推翻，而清朝的坏资本主义却可以苛延残喘很长时间呢？很多历史学家将此归结于欧洲与东亚地理政治结构的差别，其中最有名的是Baechler（1976，p.79） 的名言：“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根本源泉是同一文化下政治的不统一及政治多元化。”欧洲的政治不统一创造了一种格局，规模相近的主权国之间有激烈的制度竞争，加上自由移民传统，统一的基督教文化背景，使得有竞争力的制度有机会胜出，而且会很快被创造性地模仿。

而18-19世纪的东亚，中国比其它国家大得多，其政治上是大一统的，早至秦朝就废除了有利于分权体制发育的封建制度，而实行了一种政治上高度垄断的中央集权制度，它有效地扼杀了地方和人民的创意，这应该是清朝制度和经济发展大大落后于欧洲的根本原因。就政策层面而言，18世纪的英国早就经过了重商主义阶段，并完全放弃强调政府产业政策，保护关税的重商主义，代之以单方面自由贸易，无产业政策，放弃保护关税，以及逐渐放弃靠特许垄断特权获得税收的制度（Mokyr 1993，p.44，north，1981，pp158-68）。而当时的清政府还处在重商主义之前的政策思维水平上，奉行闭关锁国，重农抑商的产业政策。在法律制度方面，当时的中国不但没有普通法中的公平司法，由案例在司法公正条件下自发形成法律的概念，而且没有与中国法律制度类似的欧洲大陆法系中的民法概念。因此当时的中国是个制度极不发达，政府能力极低的国家。清朝政府能力低下，还表现在地方政府没有制度化的税收和政府财政，地方官员及办事人员主要靠制度化的贪污和受贿维持生计，其中包税制和各种陋规就是不健全的税制与贪污的一个混合体。军队中官方鼓励战胜时的抢劫也成为官兵收入的主要来源（费正清1993，pp23-32）。 这种税制不健全和不公平的状态也是坏资本主义的一个特点。在18世纪的法国坏资本主义社会中，税法因人而异，特权阶级不交税，平均税率低于当时英国的平均税率。英国光荣革命后的好资本主义社会中，税率对所有人都一样，且由民意代表机关决定，政府没有独立于议会的财权，所以政府税收能力极强（Landes，1998）。中国清朝末年的坏资本主义与法国的坏资本主义一样，税制不公，特权阶级交很低的税率，由于政府权力没有民意支持的合法性，所以只能奉行所有成功的专制政府执行的薄斌轻徭政策，政府的税收能力很差，没有强大的公共财政，因此公路，城市公共设施等公共事业几乎完全没有制度化的财政支持。这是为什么第一批清朝官员出国时惊叹西欧公共财产可以用来做如此之多的公共设施和善举。

清政府的能力低下还表现在太平天国战争前后发展起来的厘金制。厘金制类似欧洲重商主义之前的各地贸易关卡，对国内流通的货物在每个地方关卡收2-10%的厘金。由于对跨省跨区贸易重复收税，这种税收制使贸易的交易费用极高，对分工的发展起着严重的阻碍作用。欧洲重商主义虽然用各种产业政策和保护关税阻碍国际贸易，但它却以统一国内度量衡，废除国内贸易关卡，减少了国内交易费用，促进了国内统一市场和分工的发展。中国的厘金制虽然受到外国条约制的限制，但是一直要等到民国时代才被完全废止。

1.2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在清末经济史上是一个彻底失败的运动（郭廷以， 1993， pp544-600， 费正清， 编， 上卷， 陈锦江， 1993， pp428-532， 费正清， 刘广字编， 下卷）。这个运动是在政治法律制度意识形态不能根本变革的约束下进行的，因此以坚持清朝政府的政治垄断，没有司法独立和保护私人企业的法律制度为基础。与民治维新模仿西方的政治、法律、经济制度相反，洋务运动坚持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制度，以此为基础来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工业化模式。这种方法使得政府垄断工业的利益与其作为独立第三方发挥仲裁作用的地位相冲突，使其既是裁判，又是球员，因此利用其裁判的权力，追求其球员的利益。这种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使得政府利用其垄断地位与私人企业争夺资源，并且压制私人企业的发展。而明治维新时不但在宪法中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并且全面模仿英国、德国的政治、法律、经济制度（但却不放弃天皇的实权，不搞虚君共和），除了在人民不知企业为何物时，办过几个模范工厂外，基本上不办国营企业。因此政府可以发挥公平司法，执法的第三者仲裁功能，私人企业得以蓬勃发展起来。加上日本模仿专利法、公司法，使得私人企业可以利用剩余权保护推广西方专利的收益，所以西方的技术得以广泛在日本发展，二次大战后，日本人开始利用专利制度大量发明创造新技术，这使成功技术通过私人企业的剩余权，经由购买专利的公司很快变成大规模商业化生产。清朝洋务运动的特点不但是官方对大工业的垄断，也表现为亦官亦商，官商勾结。商人成功的首要条件是与官府搞好关系和得到庇护，胡光墉（见陈锦江，1993，pp482-483， 也见 pp. 495-512）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官商合办，官督商办是没有严格定义的概念，就李鸿章的轮船招商局（1872年），开平矿务局（1877年），上海机器织布局（1878年）而言，李作为官员是企业的老板，他使用合股公司的形式从私商筹到资本，任命有捐纳的官衔或半官方地位的人做经理，很像政府有控股权或控制权的企业。这类企业的最大问题就是老板既是制定游戏规则的政府大官，又是参加游戏的主要成员，其双重地位造成的利益冲突使得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公平和健全的市场秩序不可能建立，私人企业不能发展起来。官督商办企业有官僚机构的所有弊病，裙带风盛行，官员滥用资金，贪污成风（陈锦江，p488-490）。几个所谓私营铁路公司的例子都说明，政府一直保留撤换这些所谓私人公众公司的总办，及其它干涉的权力，这些干涉加上公司治理经验不足导致问题时，政府又借机实行国有化（陈锦江，上引文，pp503-509）。而不受官方干涉的私人企业，如茂新面粉厂大多生机勃勃（陈锦江，pp509-512）。

但与1949年后的国营企业相比，清朝末年的官督商办的企业更像一个近代企业。特别是清朝末期政府在多次沉重打击下规划立宪改革后，于1904年1月21日颁布＜商人通例＞九条和＜公司商律＞一百三十条，1905年颁布公司登记法，1906年通过破产法和专利法，终于使中国的经济制度上了轨道。1904-1908年私人企业迅速发展，共有272家注册。但这个良好发展趋势被革命和随之而来的民初动乱所打断。

清末经济史中还有几个有意思的问题。一个是清末农业发展与土地制度的关系，第二个是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对民族经济的影响，另外一个是外国入侵（包括国际条约制度，战争和租界）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清朝末年的经济有一个二元结构，农村地区基本自给自足加上集市贸易。集市贸易主要协调以外生比较利益为基础的极低分工。外生比较利益是指天生生产条件或偏好不同引起的分工和交易，而内生比较利益是指后天形成的比较优势。由于缺乏专利制度和保护私人企业剩余权制度，在迂回生产和技术发明创造等活动中，分工和大规模商业化生产不能发展（施坚雅：〈中国农村的集市和社会结构〉载《亚洲研究杂志》，卷24，第1期（1964））。这种农村经济的显著特点是，农民的主要消费是自己生产的，极少部分购自市场，所以农业生产不是专业化和为了市场化而进行（分工水平低），几乎很少有专业生产一种蔬菜，水果的欧美式农户，更少有大规模雇工进行专业化商业化生产的农场。

以杨小凯等为代表的超边际分析文献（见，例如Yang， 2001）指出，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分工演进的过程。当经济制度落后使交易效率低下时，社会就会在自给自足状态，这时没有农业和工业之间的分工，每个自然人自给自足生产各种产品。随着交易效率的改进，自给自足的自然人就会分化为专业农民，各业工人，因而使生产力提高。这种分工演进的动力是交通条件的改善，制度的改进，以及城市的发展。很多学者指出，不是剩余农产品导致城市产生，而是城市化才导致专业农业和专业生产各种迂回农业机械的产品的出现，因而使农业生产力提高，剩余农产品增加。

所以清朝末年农业的落后是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和没有保护专利和企业私人财产的制度造成的，而不是土地私有制和外国工业的入侵造成。清朝末年的土地制度已相当发达，1887年清代的官方土地记录说明，华北和满洲，除了私人民田外，还有大量旗田，屯田和皇庄，它们都是侵犯财产和战争的后果。到了十九世纪后期，对私人地产的保护不严主要表现在对私田和特权阶级田赋税率的差别。另外官方和皇帝仍然有不经司法程序任意抄没田产和其它财产的特权，也可说政府有能力侵犯财产的“剩余权”，虽然政府在和平和理性时并不经常运用此种特权。特权阶级不经常运用此种特权的证据是，依靠侵犯财产，强抢恶要，并吞土地的趋势并不明显，因而土地所有权分配比欧美要平均。很少有官吏，富绅，有官方背景的垄断商人拥有一万亩土地的例子。大约有50％ 的农户为佃农和部分自耕农，货币地租已出现，每亩现金地租为地价的5-10%，相当接见现代国家中市场的货币地租水平。实物地租约占收成的 50％（费维恺，第一章：1870-1911晚清帝国的经济趋势，费正清，刘广编，1993，下卷） 这种分成地租制度曾被经济学家证明为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因为佃农没有得到他的努力产生的全部边际收益，生产积极性受到打击。但是1970年代发展起来的资讯经济学证明，在测度农民努力程度的交易费用很高，且生产有不确定性时，我们会有风险分担和提高激励的两难冲突，当低产量出现时，从分担风险出发，地主不应该对佃户有很大惩罚，但从提供激励考虑，产量不高时地主就应惩罚佃户。而当佃农的工作努力很难测度，生产中的风险很高时，分成地租就是这一两难冲突的最有效折衷。因此在一个自由契约制度中自发产生的分成地租制度是种有效率的土地制度（见 Stiglitz，1977， 张五常1976， 张五常还发现了废除分成地租制的土地改革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的经验证据）。费维恺在前引文中指出，中国的土地所有权的分布并不比当时的美国更集中，但是清末特权阶级和政府侵犯财产的特权可能是土地市场不发达的一个原因。尽管民间自发的土地买卖和租赁很普遍，但法律并不能有效地保护土地私有权在租赁买卖中不受侵犯，保护土地产权的法律制度很不发达，例如有权以原价赎回已卖土地的权利是一种没有经过类似普通法中衡平法原则，进化到自由买断所有权的制度的机会，这曾经是清朝土地纠纷和杀人案的一个重要根源。上引费维恺一文中还指出专业租田经纪人虽是土地制度相当发达的标志，但地方士绅，地主与官府勾结也利用这种制度将土地税转移给佃户。这也应视为中国式坏私有制的一个特点，富人与官方勾结，形成特权阶层，向穷人收取政治垄断租金。因此清朝末年的土地制度并不是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阻碍，但统治阶级政治上的垄断，使得法律制度，经济制度不能有效保护私人财产（特别是知识财产和私人企业剩余权）是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这使得交易效率低，农村的分工水平低，因而生产力低下。

与农村相比，中国的城市中已有相当发达的原始资本主义。按费正清的记载（1993，上卷，第一章），清末的人口增加，刺激了商业化的发展，所谓商业化就是分工的发展，按文玫（Wen， 1996）的理论模型，人口增加会刺激分工的发展和生产力进步，清末原始资本主义在城市中的发展使银行业，信贷业，行会和商会出现和发展，并提高了商人的地位。分工发展的一个特征是专业化水平高的职业会取代那些专业化水平低的职业，而且一些在迂回生产中高度专业化的职业会取代不依赖迂迥生产器械的职业。现代工厂制度内高度专业化的各种纺织职业取代手工纺纱织布业就是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与当代全球化过程中人们被迫从旧职业转到新职业的情形相同。但是由于清末的各种法律，经济制度并不发达，交通运输条件也很差，所以这个工业化转型过程在当时不是太快而是与欧美日本比较而言太慢。费维恺（1993， pp25-40）记载了两方面的抱怨，这个经济转型中过程吃亏的手工业者抱怨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新的工业家却抱怨中国的自给自足经济使他们的新生意扩展速度太慢。施坚雅（1965）和费维恺（1963，下卷，第一章，pp.53-63）记载了如下史实，由于交通运输效率低，所以中国被分割成成千上万互不往来的地方市场，因此分工只能在狭小的地方市场内发展，而不可能形成全国性市场及相应的全国性很高分工水平。所以沿海大城市只是协调邻近区域的分工，而不能成为全国性分工网路的交易中心。这使沿海与内地收入差距加大，也使沿海大商业城市的发展受到局限。这表现在最初创办的企业很快发现地方市场饱和，利润下降。清朝末年保险市场不存在，政府的福利政策也不存在，所以还不可能用保险市场及社会保险减少工业化转型造成的代价。这也是社会不安定的一个原因。费维恺（pp.73-83）还指出，清末政府制度的落后造成用于促进交通运输、司法、执法等提高交易效率的公共开支，大大低于欧美国家，这是当时清朝经济落后的一个主要原因。由于外国企业有相对而言较好的外国制度和条约保护其权利，而中国政府没有保护本国企业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所以中国私人企业的确有面临不平等的竞争的问题，但这不平等的根源不是外国企业，而是本国政府的落后制度。

最后笔者介绍费正清（1993， 上卷， 第5章），徐中约（1993，下卷，第2章）对不平等条约、外国侵略和租界制度的一些对国内读者不太熟悉的记述。首先清朝末年很多清政府与外国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清政府自取其辱，其中义和团事件是个典型的例子。这一事件的背景是慈禧太后镇压戊戌维新运动后被国内外认为失去领导中国的合法性，因此她的理亏心态成为触发义和团事件的内因。当时中国政府坚持不准民间自由结社的传统，视独立于官方的教会为对清朝政治和意识形态垄断的威胁，因此企图利用义和团迫害教会和外国人。慈禧一反镇压民间结社的传统，支持义和团，进攻外国公使馆，打杀外国人，这在国际上被公认为犯罪行为，因而招致各国联军干涉，慈禧太后犯下这一罪行时，其关键因素是被部下关于外国人支持光绪帝复辟的传言所激怒，所以此事件实质上是慈禧镇压光绪帝改革后失去人心和统治合法性危机的暴发，而不是简单的外国人侵略中国。因此这类事件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也不能简单归结为帝国主义侵略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清朝与外国冲突产生的条约制其实对中国经济有其正面影响。条约制把西方的法治概念和对游戏规则在参加者之间平等讨价还价的概念引入中国，使清政府失去了其不受限制的政府特权地位，特别是条约制度打破了官方对商业的垄断和对私商的任意侵夺，要求清政府将税收制度公平和透明化。英国对领事裁判权的要求在当时条件下也有其进步意义。当时的中国不是一个法治国家，没有英国的领事裁判权，则英国人民和商人在中国根本没有人身安全，及司法公正的保障。英国在租界及殖民地香港并不是由政府司法，而是由独立于政府和告辩双方独立的主要由本地人组成的陪审团定有罪无罪，这是普通法不同于欧洲大陆和中国成文法的地方。当然，从公正而言，英国人要求的人身，财产安全保障，及司法独立公正的保障也应施于中国人，但是清朝的主权面前，英国人也只能争取到英国人应有的权利了。通过租界，英国人的地方自治，独立和公正的司法，这套制度也的确惠及中国人。中国的国民党，共产党，教会人士都曾经依靠租界的领事裁判权保护其人权。英国在中国的租界基本实行地方自治，不是由英国政府，而是由租界居民选出的地方机构治理租界。但有选举地方自治机构（市政局） 权利的人由于选举法对财产和交税或交租额资格的限制只占大约外国居民总数的十分之一（见Feaer， Werker， pp.128-208） 英国这租界的司法，税收，公共财政治理为中国人提供了学习现代政治，经济司法制度的最好教材。中国现代城市公共财政制度，公共设施，建筑风格都身受租界影响。特别是英国租界提供了司法独立，地方自治，从在法律面前平等，收入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结社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企业成立自动注册等榜样，实在是对中国的发展有很大正面意义。可惜在革命运动乱发生后，租界的制度并没有被中国人系统地学习。费正清在前引文中还记载了英国人在租界的俱乐部制度加自由结社制度怎样被用来克服中国人社会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天生的免费搭车的心态。

与租界有关的是中国的海关制度。过去的很多史书都指称清朝卖国的证据是将海关权利让与外人，其实这种指责是不准确的政治宣传。清末海关虽由英国人赫德管理，但他是作为清政府的雇员，行使他的职权。他的管理不但使中国海关迅速现代化，而且使海关成为最有效率，最少贪污的清朝官僚机构。他保证了条约制度对关税率的限制，因而促进了自由贸易及公平税收，他也保证了用有效率的管理和制度为清朝政府提供了大量税收。刘广京认为赫德管理海关的最大贡献是促进了中国商业的发展，杜绝了清朝腐败制度下贪官对海关的扰乱（见刘广京，1993，费正清编，上卷，第十章自强运动：导术西方的技术，pp566-570）。

二、民国经济史（1912-1949）

2.1新政治经济学，国家经济学和宪政经济学，及国家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研究民国经济史的重点是与当代新政治经济学、国家经济学和宪政经济学有关的问题，简言之，是国家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最近国家经济学的正式数学模型（李克，Li， 2001年） 将霍布斯（Hobbs，1651） 有关国家的思想数学化了。有名的霍布斯丛林假说认为在没有国家制度时，每个人都是其它个人的敌人，他想尽办法偷抢人家的财产，也想尽办法不被别人偷抢，在这种没有国家制度的条件下，大量资源被用于从事偷抢和防止被偷抢的活动，因此生产活动不可能发达起来，而偷抢在结成人群的团体之间发生时，就是战争。按照李克的模型，当王权出现时，它能通过税收（严格而言可被视为一种大偷大抢） 创造公共财政，用来支持其奢华的生活，同时用它支持司法，执法系统以惩罚其它人的偷抢行为。因而这种被霍布斯称为利维坦的政府权力成为交易中进行仲裁的第三者。它可能有效地改进交易效率，促进分工的发展和生产力进步。按宪政经济学的思想，私有产权不可能由看不见的手产生，而是需要合法的强大（因而可信）的国家员警暴力为基础。但是由于国家惩罚偷盗的权力以统一、垄断和强制性暴力为特征，所以它很容易被执政者利用来侵犯而不是保护财产权。而如何形成合法，强大的国家暴力用以保护财产，扼制偷盗，但同时找到一种机制能限制这种国家暴力本身的偷盗行为，就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当清朝国家权力在执政者垄断政治的条件下被用来追求特权阶级利益和损害社会利益（所谓国家机会主义）时，清末的经济发展的落后和停滞就发生了，而当国家机会主义使政权失去合法性，因而使强大合法，统一的国家暴力崩溃时，民国初年的社会动乱就发生了，二者都造成交易效率低下，分工发展迟缓，生产力进步缓慢。

西欧是从几个世纪的动乱中逐渐形成国界不可侵犯的概念，既保留了政治不统一，又维持了一定时期的相对和平，因此不同国家之间的竞争使以上国家功能的两难得以解决。这是欧洲经济发展快的动因，但其代价就是战乱连绵（三十年战争，百年战争，两次世界大战）。美国用联邦制度，三权分立，普通法，宪法司法（国会立的成文法可经适当程序被成功诉讼，成为违宪和非法），和用宪法严格限制国家权力等一套制度和自由、平等的意识形态在一个统一，实行地方自治的大国内解决了上述国家功能的两难，因而使其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成功的。

清末民初中国经济发展的迟缓主要是因为，中国在寻找解决国家功能两难的途径过程中，逐渐滑向具有一个统一合法的国家暴力的失效，因而出现类似霍布斯丛林的军阀混战局面。 严格而言，如果军阀形成多个小国，并形成国界不可侵犯的秩序，则军阀割据有可能象欧洲一样形成多国平等竞争的局面。1920年代以广东军阀陈炯明为代表的地方自治，联邦主义思想（所谓联省自治） 就代表了中国朝这一个方向发展的可能性。但是这种方向最后被代表用武力统一中国趋向的国民党军队击败。当时外国对各地的军阀政权不予承认， 由于当时外国的承认对各地军阀政权合法性及经济军事援助至关重要，所以在外国的鼓励下，各地军阀大多以统一中国，争取外国承认的全中国统治合法性为目标。外国选择一个统一的中国作为打交道的对象本身并不必然导致军阀混战。如果中国的军阀可以象美国各州在独立战争时一样，在本省实现议会政治，与外省和平谈判关于形成联邦的条件，中国仍可和平统一。但大多数军阀选择了军事统一，而这种选择与大多数中国人相信的意识形态有关，他们佩服不尊重游戏规则的刘邦，而不佩服尊重游戏规则的项羽。这也与清政府的国家机会主义行为给中国人树立的行为榜样有关，中国人与中国人打交道时，从未有“玩的就是公平（fair play）”的概念，因此陈炯明关于各省之间缔结各省同意的条约（宪法）通过和平统一方式发展出美国式的联邦制的想法得不到其它军阀支持。与此相较，英国人与中国打交道时，耐心争取中国政府自己同意的条约，就显得特别难能可贵。美国人在独立战争后各州之间不发生军阀混战，很大原因，也是英国人治理美洲殖民地时实行地方自治，尊重各州议会和州宪法的行为为独立后的美国执政者树立了良好榜样。

民国经济史分为四个阶段，民初实现宪政的阶段（1911-1915），军阀混战时期（1916-1927），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1928-1938）， 及抗战和国共内战（1938-1949）时期。

侯宜杰所《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是本著作关于立宪与经济发展和中国商人阶级成长的关系的杰出著作。此书详尽地记载了清朝末年中国的商人是中国立宪运动最强大的推动力之事实。在推动立宪过程中，各级商会形成网路，并逐渐学会英国式商会的自治和民主管理。在预备立宪公会等组织中，商人占明显优势。商人们认识到“今日中国之政治现象，则与股份公司之性质最不兼容者也。而股份公司非在完全法治国之下未由发达，故振兴实业之关键在于通过立宪确立法治，限制政权，保障民权来改良政治环境与政治组织”（转引自侯宜杰）。 胡绳先生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中也引张謇之言为证，清朝当局“但有征商之政，而无护商之法”，“商之视官，政猛于虎”。当时这种绝对君立专制，根本不受法律的制约，只有法制，没有法治。君主“超然于许可权之外”，“官员游行于利禄之中”。

商人在推动清末的制度改革中，不但对新的制度的出现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其实行起着关键作用。清朝宣布预备立宪后，商人在各省谘议局中进一步推动宪政的发展，使谘议局成为独立于政府的真正议会雏形。全国资政院的议事细则已与现代议会制度类似，首届资政院提出了速开国会案，弹劾军机大臣案，赦免国事犯案。它于1911年迫使政府放弃其独立财权，将财政预算核减掉7790万两银。在各地的谘议局中，商人们还提出了他们对外交事务权利的要求，反对支付不经谘议机构同意的各项外国债务。这种发展形同提出了类似欧美的“没有代议制，就不交税”的原则。

商人还对民国初孙中山、黄兴等人不经议会同意私自借贷外债提出反对，也对革命军的扰商行为要求制止。清末民初宪政的发展使中国的经济发展曙光初露，但随后的军阀混战打断了这一过程。

2.2军阀混战时期

军阀混战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是所有历史学家公认的，按Feaerwerke（1993，pp.28-127） 所记载，军阀混战时期，不同军阀在其占领某地时期重复收税，并预收未来的税，操纵实物与货币的换算率，增加苛捐杂税，战时捐税，并进行强制粮食征购，使经济不堪重负。由于连年战乱，农业的商业化趋势被逆转，农业生产力和产量下降，城乡之间的贸易被中断。

各方的机会主义行为是清末民初的宪政实验失败的根源。从英美发展起来的宪政主义可追溯到十二、三世纪英国城市中的地方自治及大宪章。在一个不需要常备军就能防止外国入侵的海岛国家，公正司法过程自发产生的案例形成的普通法构成保护私有财产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国王由于收税的困难，不得不将制定税法的权力让给交税大户组成的国会，因为这是在私有地产神圣不可侵犯条件下，收税的最有效方法。17世纪大革命前后，新教和天主教及造反派和保皇派之间的互相迫害最后被光荣革命终止，各派终于达成共识，承认了保护人权，禁止政治迫害，用虚君共和，内阁制，议会民主，政党公平竞争作为分配政治权力的游戏规则。英国一直没有成文宪法，但却是宪政的创始国，其宪政游戏规则是朝野各方所认同的一些行为准则，例如不能容忍政治迫害，宗教迫害，这些行为准则是以参加政治游戏的局中人对公众利益和道德准则的一些基本共识为基础。

这些共识对“什么为对”、“什么为错”有一些象信仰和意识形态一样的认同，对于错的行为，大家都有类似对偷窃应予全社会的反对（Saction）和惩罚的态度。即使偷东西的人是自己的儿子，也不能从私利反对社会和司法机关对儿子进行惩罚。

清末民初，中国的政治人物并没有形成这种共识，因此宪政并没有坚实的道德共识的基础。所以宪法规则并不是中国政治家的行为准则。例如孙中山在自己有机会掌权时就极力鼓吹总统制，在自己没机会掌权时就鼓吹内阁制，在自己军事实力强大时（护法战争后），就支持中央集权制和武力统一，而在自己军力弱小时（1915年旧国会复会时），就支持联省自治。孙中山在野时反对专制，一旦军事实力大了，就开始讲军政，训政（专制的另一种说法），表现了不能出以公心以社会利益为重选择和尊重游戏规则，而是以自己的政党利益为选择政治游戏规则的标准。

袁世凯更是典型的机会主义，在他向清朝争权时就反对君主立宪，逼清帝退位，而他一旦大权在手，就鼓吹君主立宪，而当他看到自己发展的政党在议会可能败给国民党时，就开始想办法迫害国民党，取消新闻自由。袁世凯如能象华盛顿那样自动退位，则前文提到的合法的可用来保护财产的暴力与此暴力倾向于侵犯人民权利的两难就可解决。当代的公共选择理论和宪政经济学指出，可以生存下去的宪政游戏规则必须满足模糊面纱的原则，这原则是：不管局中人在什么地位（是警员还是小偷，是在朝还是在野）都认为游戏规则公平。而孙中山、袁世凯及其它军阀都以自己的利益为选择游戏规则的标准（所谓屁股指挥脑袋），而不知道这样选择的游戏规则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华盛顿选择自己下台的行为就可能成为万世游戏规则，执政党选择限制政府权力的行为也有机会变成万世游戏规则生存下去，而一切以私利为目标选择的游戏规则是不可能被参加游戏各方都接受。而只有各方都同意的游戏规则才可能变成宪政游戏规则而流传下去。

因此宪政过程中，参加游戏各方要有起码的公心，都要在心中有把尺，在选择和遵守游戏规则时不能违反模糊面纱的原则。这原则用俗话来说就是分饼的人和第一个拿饼的人不能是同一人。正如自己夸奖自己的话是没有人信的一样，只有第三者仲裁（司法独立，新闻自由） 才能有令人信服的公正判断。

民初的宪政失败也要归结为过去专制制度对人们的道德观念的毒害。袁世凯要不择手段地独裁，是因为过去的经验告诉他，没有权力的人，其权利可能被有权的人任意侵夺，不象华盛顿从英国统治殖民地的经验了解他的财产权利在他失去政治权力后也很安全。所以民初执政者行为，人们对游戏规则的预期，及实际产生的游戏规则之间产生了恶性循环，一旦这一恶性循环开始形成，社会重新回到“霍布斯丛林”，然后重新在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规则下产生王权或其它独裁者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但是军阀混战时期也是中国思想界最活跃的时期。军阀混战也产生了类似欧洲政治不统一的好效果，制度试验多样化增加，地方自治的观念和制度，以及宪政的推动（例如制定宪法）都在这一时期有不少进步，也为以后的宪政发展提供了基础。

国民党北阀成功后终于利用其军力认真推动宪政。国民党一党专政时期于1931年5月5日制定“训政时期约法”，明确了委托国民党代管政权是临时的，最终目的是回归宪政。政府于1936年公布“五五宪草”，规划回归宪政，还政于民。这种行为使中国经济重上轨道露出一道曙光。同期立法院先后制定了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法院组织法，商事法，公司法。这一系列立法行为基本肯定和继承了清末民初的一系列经济法制建设，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中华民国后来在台湾创造的经济奇迹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这些法律制度为基础的。但这时的立法工作也因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留下了一些不利于保护财产权的隐患。例如土地法对决定租金的市场制度和当事人的财产权横加干涉（见 Feuerwerker，1983，pp.85）。一些行政法规也有侵犯财产的社会主义色彩。宪法草案和其它立法也留下法国式激进主义的痕迹。而Mokyr（1990，1993） 和 Landers（1998）都证明这些法律制度中的激进主义色彩对长期经济发展有负面影响。孙中山留下的一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法律制度中的痕迹成为后来大陆和台湾土地改革运动中侵犯财产和各种不道德行为的祸根。

国民政府推动宪政的努力被日本侵华战争所打断，但是这种努力并未完全停止，这主要表现在抗战时期国民参政会和地方参政会的选举和运作。国民参政会包括了所有主要反对党（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共产党）领袖。1942年大部分参政员又由遴选制改为选举制。

中国最重要的宪政发展是1946 年中华民国宪法的起草和各党派对宪政游戏规则的讨价还价过程。这次宪政过程又一次以失败告终。其主要原因除国共两党的机会主义行为，主要是共产党坚持不经选举，而用联合政府方式将官位在主要党派之间瓜分，而宪政谈判的其它主要参加者主张在军队国家化，立宪，选举后，才由胜出的政党决定政府职位的分配。国民党没有采取满足模糊面纱原则的行动对自己的权力作出可信的限制，以赢得共产党对公平游戏规则的信心。而主要调停者美国政府由于与国民党关系太近，也使共产党对调停者是否能发挥中性的第三者仲裁功能没有充分信心，加上共产党本身的机会主义行为，导致百年中国最有希望的宪政过程完全失败。

国共内战开始后，在没有主要反对党共产党参加的情况下，政府片面召开国大，通过宪法，宣布行宪，也树立了一个机会主义的榜样。1949 年后共产党又在排除主要反对党国民党的情况下片面制宪，再一次重复了这种机会主义行为。

2.3民国经济发展表现

两个主要独立于官方的对民国经济发展的估计，见 Liu Ta-chung and Yeh Kung-chia（1965）和巫宝山（1947）。民国时期的经济发展大致可分为农业，现代工商业及影响交易效率的交通运输业和金融业几个部分来记述。总体而言，史学家们基本同意，1912-1949年间，中国的总产出增加得非常缓慢，人均收入几乎没有增长，但也没有下降，但1937-1949年的战争期间，人均产出和人均收入可能还是显著下降。

19世纪末出现的规模仍小的工业部门及运输业有相当可观的增长，但却影响有限。 劳动分工和职业结构的变化非常不平衡，属于萨克斯，杨小凯，张定胜（2000） 所分析的二元结构：沿海和大城市与国际市场相联，有较高的分工水平，很多新的职业和产业在这些地区出现，而广大农村和内地基本是个自给自足的社会，只有占收入比重很低的产品在大约70，000个地方性集市中贸易（见Feuerwerier，1983， pp28和 Skinner，1964， pp3-44）。 也就是说中国农村大约分成 7 万多个地方性基本自给自足的社区，社区内有一些互补余缺的贸易，但社区之间及它们与大城市及国外的分工和贸易极其有限。因此外国商品很难打入中国市场。由于没有全国性统一市场，沿海城市与其说是国内分工的交易网路的中心结点，不如说是与外国经济分工和贸易的延伸结点。

1900到1938年中国城市化水平发展加速，城乡之间移居基本上自由（见Rankin， Fairbank， Feuerwerker，1986， pp，12）。城市人口增长率是总人口增长率的两倍。1938年中国5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总人口是27.3百万，占5亿人口的5-6%（Feuerwerker，1993， pp33）。 由于城市化可以将一个大分工网路所需的交易集中在一点进行，因而大大改进交易效率，促进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城市化的长足发展是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之一（孙广振，杨小凯，1998，见Yang，2001，ch.14）。

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共有92个城市对外开放，铁路和汽轮将这些城市与外界联接。新的职业和中外企业在这些城市发展起来。按Chang（1969）的记载，工业增长率在1912-20年间高达13.4%， 1921-22年有一短暂萧条，1923-36，为8.7%，1912-42，平均增长率为8.4%，整个1912-1949，平均增长率为5.6%。而在二战前民国时期，尽管连绵战争，工业增长率仍高达8-9%（Chang 1969， pp20-74）。传统的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减少了外国产品对中国民族工业的竞争压力，因而使中国民族工业在第一次大战期间有机会发展的看法是武断而没有根据的，实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外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下降，使很多任务业专案因缺乏所急需的设备不得不延缓（Feuerwerker，1983， pp42）。Feuerwerker认为（pp.120-1），外国投资阻碍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之命题并没有实证资料支持，中国人所有的现代工业在总现代工业中的比重在二次大战前一直没有下降，而中国人均外国投资在1914年是 $3.75，1936年是$6.97，比印度（$20）和拉丁美洲（$86）低得多。1930年代外国投资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

而抗日战争时外国投资比重最高的是日本占领下的东北。其经济发展是二战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最好的部分，当时整个中国的投资率是5％，而东北1937年高达17%，1939年高达23%。这主要是日本经济法律制度对私人企业产权的保护很好，政府不办国营企业，没有什么机会主义行为。日本人在东北的高投资率也刺激了中国私人企业的发展（见Feuerwerker， 1983， pp47）。

但是不幸的是，抗战胜利后，这些日本私人资本大多被转化为中国的官僚资本，不但在接收过程中因贪污和不同单位争夺资产而受损，而且以后成为官商不分，制度化国家机会主义的工具 这使得1947年国民政府的官办企业（经济部控股的中国纺织公司） 控制了当时纱锭的36.1%，织机的59.4%，及大部分重工业。这也成为1949年后政府推行国营化的基础，而这个国营化也是中国后来制度化国家机会主义的基础，它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制度障碍之一（Feuerwerker，1983， pp47-48）。

2.4民国的农村经济

民国时代的土地制度由于1930年土地法的颁布而较清末更为成熟。 但由于缺乏长子继承权，战乱连绵，制度化的土地市场仍不发达，所以每户土地分割为很小数块。按Buck的估计，1910年户均土地为2.62公顷，1933年为2.27公顷（Buck，1937）。民国时土地所有权分布虽然不平均，但比其它落后国家要平均，73%的家庭平均每户拥有15亩地，他们的土地占全部土地的28%，而5%的家庭户均拥有50亩以上的耕地，占总耕地的34%。民国时期资本主义式的雇工租地大规模商业化农业经营并不普遍。

1930年代，50%农业人口与租佃制有关，30%佃农耕作的土地完全是租佃的，20% 以上的佃农耕种自己的土地同时租佃部分耕地。长江流域细密的水路运输网被用来形成区域性粮食市场，因此此区域的分工专业化，城市化，原始资本主义自宋朝以来都是中国最发达的区域。这里专业性的租佃经纪人出现了（类似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专业房地产经纪人）。佃农并不一定非常贫穷，有的佃农大户反而比小自耕农富有，他们已形成资本主义式租佃，雇工商业化农业经营的萌芽。

中华民国内政部1932年对849县的调查记载了租佃契约的多样化，220县租地压金非常普遍，租金主要采取现金，实物固定地租和分成地租三种形式。国民政府1934年的调查报告说50.7%的佃农以实物付固定租金，28.1%付分成租，21.2%付固定现金租，而1934-1935年的土地调查显示这三组数位分别为60%，15%和24.62%，而劳务租0.24%。分成地租的多少依地主是否提供种籽、工具，耕畜而不同，分成地租的租金高于固定实物地租12.9%，其又高于固定现金地租11%。在地主不提供种籽、工具，耕畜的情况下，平均地租约为43.3%。固定实物地租在佃农比例高，产量高的产区较为普遍（民国统计署，1946， 国民政府统计局，1946， Feuerwerker，1983， pp72-90）。土地制度的多样化非常符合现代资讯经济学和租佃理论的预期（Stiglitz，1974， Cheung，1969）。这些理论证明，当生产中风险很高，生产者的努力水平很难测度时，分成地租为最有效的，而当风险很小时，固定地租最有效率，而生产者努力水平测度费用低时，雇佣关系最有效率，当风险不太大也不太小时，分成地租和固定地租会在合约中同时出现，而分成地租由于地主与佃农分担风险，所以租金水平会高于地主不承担风险的固定地租。 所有这些土地制度都在特定条件下是风险分担和提供激励的两难冲突之间的最优折衷，所以不存在一种制度在所有条件下比所有其它制度坏，也不存在一种制度，在不同条件下比所有其它制度好。而现代最优所有权结构理论（见Hart，1995）也证明，在一定条件下租地比买地更有效，而在另一些条件下，自有土地比租地更有效，因此在不同条件下，自耕农制度都优于租佃制度的命题是完全错误的。在自由契约下，自发出现的多样化制度都是在不同条件下对各种复杂两难冲突的最优折衷。因此整个二十世纪统治中国的意识形态”耕者有其田”可以说是人们对现代经济学无知而接受的一些政党的机会主义口号。一些政党（例如国民党） 用这种口号利用人民对经济学的无知，为一党之私利服务，其后果是破坏了有效率制度形成的机制，阻碍了经济的发展。由于这类口号给国家以超越法律之上侵犯财产，和公民人身安全的权力，它为以后导致经济灾难，政治动乱的政治游戏规则的盛行开了一个恶例。

以美国为例，1879年美国25.6%的农户为佃农，1945年这个比例上升到34.5%（高于三十年代中国的完全佃户比率），但美国的农业生产力在1879-1945年间大大提高。所以租佃制比率与生产力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负相关（Feuerwerker， 1983， pp85）。1930年的土地法中有一条款给予佃农无限期续约权，除非地主要收回土地自耕。这种条款并不利于有效率的土地制度的形成。虽然这一条款在三四十年代的国民党治理区域并未严格执行，它却为后来的土改开了侵犯财产权的先例，因而对经济发展有长期负面影响。国民政府在30年代还制定了将租金限制在37%的政策，这一政策只是少数省区（如湖南）于1949实行。但是侵犯私人土地所有权的政府机会主义行为在共产党红区（1930年代）和解放区（1946年后） 都非常普遍，国民政府的限制租金政策在抗日战争时的八路军控制地区也普遍实行。这些政策也因破坏人们对自由契约制度的信心，而对经济发展有长远负面影响（Feuerwerker，1983， pp.72-85）。99年代中国农业生产力以水稻亩产量而言，稍高于明治革新的日本，比99年代日本低99％，小麦单产相当于当时的美国，但劳动生产率是美国的1/14.这都说明当时的中国农业虽没现代化，但也不是非常落后。

但是整个民国时代，财产权由于民法，土地法，公司法的通过和实行而逐渐现代化。清末政府可任意侵犯财产的行为成为非法，中国传统的佃农的永佃权概念，及地主卖地后永远可以以原价赎回土地的概念都被现代土地自由买卖概念和司法案例所代替。民国时期的中国农村保持着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基本自给自足的农村人口占人口的75%，农业产出占总产出的65%。卷入较高分工水平的人口，主要是大中城市人口，只占人口的6% （Feuerwerker，1983，pp，33，pp，85）。

经济发展的关键并不在于土地改革（其长期效果往往是负面的） ，而在于交易效率的改进，对财产权和自由契约，自由企业的保护，这方面的改进会促进分工网路的扩大和生产力的进步（Sachs and Yang， 2001）。

所以我们应将更多注意力放在民国时期商业，交通运输，金融业和法律制度的变化。

2.5民国商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

按照Perkins（1975， pp.115-65）和Feuerwerker（1983，pp.28-33）的记载，民国时期的农村虽然基本是自给自足的，但专业商人在商业发达的城市和沿海地区比一般落后国家要发达，这被称为商业资本主义或原始资本主义，上海，宁波沿海地区与长江流域其它地区的国内贸易和主要在最终消费品生产中的分工是这些商人的主要生意（Rankin，Fairbank， Feuerwerker，1986， pp.12-27）。Perkins（1969，p.72）认为三分之二的商品是在地方定期集市上交易的，他认为「商人剥削农民」的断言既没有理论根据，也没有可靠的文献记载。

这种商业资本主义不但导致商业分工的加深，不同的专业商人处理贸易的不同环节，专业货栈的出现，专门协调，规制商业活动的行会和商会的出现，而且产生了相当发达的中国自己的金融网。山西票号就是这样一个应商业发达后所需金融服务的网路，它发行发挥货币功能的票据及信贷。各种钱庄和当铺也在沿海和发达地区形成网路。而各种习惯法和私法（类似英国普通法）也发达起来，以调节发达的商业和金融活动中分工和相关交易以提高交易效率（Rankin等人，1986，pp.12-13）。

长江流域的丝织业中已有相当发达的商人与手工业者之间的计件外包制，类似欧洲工厂制度的前身putting-out制度。与清末不同的是，现代金融和贸易制度在民国时代发展起来。政府于1929-30年摆脱了固定的关税额必须偿付战争赔款的束缚，完全获得关税自主权，增加了关税率。99年代政府也收回一些租界，但收回租界的经济效果是负面的。1930年进口税从银本位改为金本位，1928年盐税统一于全国财政系统，各种苛销杂税统一成中央政府的税收及地方政府的土地税，1933年统一货币，几乎停止使用银两，1935年政府用外汇储备为支持建立起现代化纸币制度，银两完全被禁止用作货币。官方的中国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正式发行了纸币，政府开始试行年度预算，税收和财政报告制度都大大改进。现代政府债券制度也于1931-1932年发展起来。债券主要由国家政府银行及上海私人银行购买。

政府银行同时发挥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功能，官商不分，使贪污和国家机会主义行为制度化。大私人银行通过与四大官方银行的人事交叉安排，也使官商勾结等坏资本主义的特色出现但是与 1949 年以后的制度相比，私人银行业在民国时期相当自由和发达，1928-1937 年间，共有 160 家私人现代银行建立，它们拥有1，597个分支机购。现代银行资本从 1928 年的 1.86 亿元增至 1935 年的 4.47 亿元，存款从 11.2 亿增至 37.8 亿元。但由于四个官方银行的垄断地位，相当大的金融资源主要用来为政府提供统一战争的军费，用于提高交易效率的公共设施建设的比重太小，四大政府银行由于官商不分，也不能按市场竞争的规律有效地支持有利可图的经济发展。

程文利（Cheng，1998）证明现代金融和纸币制度的发展，可以大大提高交易效率，因而促进分工的演进，提高全社会的生产力。但是由于中国还没有真正统一，1928-37年中央控制的财政收入70% 用于统一战争，而中央对地方财政的控制在1929年只到达浙江、江苏、安徽、江西和河南五省。而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支出于1931-1936年间只占国民收入的3.2-6% 大大低于美国政府1929年的8.2%。

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政府将大量日本私人企业收归国有，使官办企业对重工业的垄断大大加强，为日后中国工业国有化和扼制私人自由企业的制度发展创造了经济结构上的条件。

民国后期由于国民政府在战争中失利，金融财政体系崩溃，通货膨胀率高达200%。因此纸币成为政府抢劫人民财产的方式，人民纷纷弃纸币不用而回到商品货币和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使纸币改进交易效率的功能不能发挥，因而分工水平大大下降，生产力崩溃（Feuerwerke， 1993， pp.99-120）。

民国时代交通条件也表现了二元经济的特征。大部分货物仍是由落后的传统运输方式运输，1933年传统手工，木船，兽力运输方式对国民收入的贡献是现代运输方式的三倍。1915年日本在东北生产的焦煤5.74元一吨，运到汉阳是24.54元一吨，交易费用是生产成本的3.27倍 这主要是因为政治不安定，铁路建设迟缓造成。清朝末年共修铁路 9，618 公里，民国共修 15，000 公里，其中三分之一由日本人在东北建设。清朝基本没有公路建设，国民政府部分由于统一战争的需要，进行了大规模公路建设，共修成116，000公里，大部分是1928 年后国民党政府所建。从海关记录，非机动运输的货物于1920年代开始下降（Feuerwerker， 1983， pp.91-92）。

程文利，萨克斯，杨小凯和张定胜（Cheng， Sachs， and Yang， 2000， Sachs， Yang， Zhang， 2000）证明，在一个自由经济制度下，由于分工增加生产力的好处和增加交易费用的坏处之间的两难冲突，均衡的分工水平由交易效率决定。交易效率极低时，最优的经济结构就是自给自足，其生产力低下，也没有交易费用。当交易效率在沿海地区稍微提高但又没有高到足以将所有人都卷入分工时，则发达地区的人会卷入分工，而交通不便地区的人们仍然自给自足。如果有两个国家，国家之间没有移民自由，则交易效率高的国家中所有人都卷入高分工水平，没有二元经济，交易效率低的国家，沿海运输条件好的居民与外国贸易，而交通条件差的地方自给自足，产生二元经济。在这种二元经济中，贸易条件对落后国不利。 落后国可以用保护关税改进贸易条件，但这却以抑制分工的发展为代价。 如果落后国进一步改进交易条件，则可与发达国通过关税谈判达成多边自由贸易，使国内国际分工水平提高，生产力提高，所有人的福利水平提高。

民国后期和 1949年后和 1980 年代前，中国是采用的前一种经济发展方法。而台湾1960年代后，中国1980年代后采用的是后一种方法。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50-1978）

3.1新政治和经济游戏规则与经济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共产党重复了国民党的机会主义，国民党主导的1946年国代大会排除共产党，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次新政治协商会议也排除了最大的反对党国民党。从更改国名，也可看出，新的政治秩序不是各方都同意的包容各派的宪政秩序，它不符合模糊的面纱原则，而是一派压一派的传统改朝换代模式。与美国南北战争对比，这一点就更清楚。美国南北战争后，北方获胜，但代表南方利益的民主党在国会和参议院重新与代表北方的共和党平等竞争。特别是老约翰逊总统时期，为保证游戏规则的公正，给与南方比内战前更多权利。这种牺牲持政党一定利益的规则选择符合模糊面纱原则，为美国后来的长治久安打下了制度基础。中国内战的结束也是宪政的结束，因为宪政最重要的条件是政治竞争游戏规则的公平性，其突出表现为失败方要自愿承认失败，这是为什么每次美国总统竞选，失败的候选人承认失败比胜方宣称胜利重要得多。而败者承认失败当然以游戏规则真正公平，满足模糊的面纱的原则为基础。英国人打败清朝时，也极有耐心，要以条约的方式得到清政府对失败的承认。其关键是条约本身是 FairPlay（玩的就是公平）。但1949年内战结束，共产党从未考虑请战败的国民党回到谈判桌，自愿签订新条约（或新宪法）。这再一次说明意识形态对宪政的重要。英国人相信新教，追求“玩的就是公平”，类似楚汉相争时的楚霸王，以尊重游戏规则为要务。而毛泽东却相信成者王，败者寇的原则，看不起楚霸王（不可沽名学霸王），而佩服不尊重游戏规则的刘邦。由于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游戏规则歧视和迫害最大的反对党，为日后执政党的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制度化的条件，因此使一系列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的选择犯下严重错误。更重要的是，国民党至今没承认失败，中华民国一直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变成另一个中国，形成两个中国局面。1949年后，执政党将国民政府的制度和政策中社会主义因素向前大大推进，首先是彻底的土改。如前所述，现代经济学证明租佃制在自由契约制度下如果被选择，一定是适应特定条件的有效率合约安排。而共产党认为租佃制度是种地主剥削农民的制度，因此向土地投资的人不但对经济无贡献，反而是罪犯。在这种意识形态指导下于1950年在中国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不但违反了抗战中共产党作出的不再侵犯地主财产的宪政承诺，而且犯下了许多刑事罪，很多地主的财产不但被侵吞，而且在侵吞过程中，杀害了很多地主及其家属。这种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就不但是一种对经济学的无知，而且也是国家机会主义的极端，国家政权犯下反人类罪，谋杀罪。这类罪行的合法化，为日后历次政治运动中国家犯下的反人类罪行开了宪制先例。中共官方的宣传一直声称土改得到农民支持，但周立波的小说《暴风骤雨》及 Teiwes 的文献记载中都说明，相当部分农民并不支持土改（Teiwes，1962， pp.85-88）。土改中正式处决的地主大约在20万至80万，而加上土改运动斗争会上打死的地主，富农，总共大约杀害了一百至二百万人（见Stavis， 1963， pp228）。正如Teiwes（pp.85-88） 所记载，土改虽被宣传为解放生产力的手段，但它实际被用来作为政治动员的手段，用政治迫害作为威胁以动员群众，树立起共产党的威权。在土改后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等一系列运动中，用任意侵犯人权，不经司法程序，用党所控制操纵的群众运动来推动政府的政策等等，成为1950-1979年中国执政党治理国家的主要手段。土地改革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主要是长期的，只能从国与国长期发展的表现看出来。土地改革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人对财产权的信心，也挖掉了公民政治权利的财产权基础。对人们投资和经营私人财产和企业有根本性的影响。 Mokyr（1990，1993） 从比较英法16-17 世纪的经济发展的表现及土地财产权制度的差别，得出了对土地私有权保护的程度对经济长期发展有正关系的结论，张五常（Cheung，1969） 也发现台湾的和平土改对经济发展有负面影响的经验证据。

而土改的短期效果由于与内战结束，秩序恢复的正面影响很难区分，所以并不易测度。秩序的恢复，使经济迅速恢复。在1950-1953年的经济恢复时期，中国政府的经济决策是国家机会主义和部分实现在内战时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承诺的混合。国家机会主义主要表现为政府不实现在内战时期对真正民主，反对一党专政的政治承诺，而且在1950年宣布要实行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这种国家机会主义由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就开始（见房维中，1984， pp.1-2），共同纲领公开背弃了共产党在内战时向民盟等大反对党作出的反对一党独裁，实现真正民主的承诺。该承诺是各主要在野党在内战中支持中共，反对国民党的条件。共同纲领从共产党保护财产的承诺后退，变为“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政策（房维中，1984，p.2）。共同纲领提出“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私有财产，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这一宣示虽在1950-1953年起到保护私人工商业的作用，但将人分成有不同权利的等级，开了法律面前不是人人平等的游戏规则的先例。1951年底开始的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 及1952年底开始的五反运动（反偷税，漏税，反行贿，欺诈，反盗窃国家财产危害人民利益，反暴利和腐蚀官员），开了用政治运动侵犯财产，迫害私人企业家人权的先例，很多私人企业家不经任何法律程序，被斗争羞辱自杀。45 万私人企业中的3/4被指控为有五害，不少企业家被政府的工作组关押以及被任意重罚（Riskin， 1987）。.新政府的国家机会主义行为表现在有意建立政府对经济部门的垄断和直接控制，既要当裁判，又要当球员，利用经济上的垄断特权与民争利。而这正是国民党执政时，共产党极力批评和承诺自己执政时一定要放弃的机会主义行为。新政府一执政就打击金银外汇自由买卖，逮捕了成千外汇和金银经纪商，关闭股市。没收所有外国银行和很多外国大公司，没收国民政府的公司，银行，日本人的私人企业，因此使政府直接和间接控制的工业占工业总产出的比重从1950年的45%上升到1953年的63%，政府控制的商业在1950年也占到批发贸易的24%和零售业的15%。1950年实行外贸国家垄断，并开始对重要工农业物资和外贸进行国家垄断。如部分有色金属矿砂，大豆和 43% 的土产。政府垄断粮、棉贸易的机构也开始发展（见房维中， 1984， p33）。政府对金融和外汇贸易的垄断也被用来打击私商（房维中，p34）。一九五零年底的国务院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开始改变清末民国的自由企业和自动注册制度，虽然它保证保护私人企业的合法权利，但却要求私人企业走向计划经济，为政府侵犯私人企业财产做了制度准备（房维中，1984，p37）。

三反五反以及其它打击投机倒把和限制私人商业的政治运动造成了官方及独立学者（Riskin， 1987）都承认的商业萧条，使私营公司营业额下降42%（房维中， 1984， p69），而合作社购销额下降33%（房维中，p73），国营商业因此库存上升 3.6 倍（房维中， p74）。 于是政府只好又对政策调整，放松对财产和人权的侵犯。1949年后的政治运动往往以这种左右摇摆为特征，被称为“扭秧歌王朝”和“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但 1979 年前这种政策波动是朝越来越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和任意侵犯财产和人权的方向发展。政策波动也使人们对政府有不受限制的权力不再怀疑，他们也不再相信政府对公正游戏规则的承诺，这成为中国长期经济发展的最重要障碍。五反运动中的大规模侵犯人权是后来私人企业家于 1956 年不敢抵抗国有化运动的原因。 按照交易费用经济学， 这种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制造了极高交易费用，使分工和生产力的发展受到阻碍（Sachs and Yang， 2001， North， 1981）。1951年政府开始进一步推进制度化的国家贸易垄断（比如禁止私人出售棉，纱，由政府机构统购）。从1953年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房维中， 1984， p103）。1954年实行棉花统购统销（房维中， p.124）， 1955年这种政府对粮棉主要商品的全面垄断进一步制度化（房维中，p124），城镇开始实行粮食配给制。自此以后中国上千年的城乡人口自由流动制度不再存在，限制人们人身自由的户口制度开始实行（房维中， p142， p151）。当时陈云等人提出垄断粮棉贸易的理由是由于工业化需要廉价农产品，需要打击私商，但实际这是一种国家机会主义行为。由于政府商业和工业企业无法与私人企业竞争，为了与民争利，采用商业垄断来使政府工业企业及官员所在的城市可以用不公平交易对农村进行剥削。统购统销不但对长期经济发展有极大负面效果，而且于当时就造成了市场严重供不应求，猪肉，蔬菜，粮食都由于统购统销的实行于1954年，1955年出现严重供不应求（房维中， 1984， p116， p121， p139， p152）。这却成为中共要求进一步推行商业和农业合作化的理由（房维中，p153）。当时在野的非共产党人士对这些经济效果极差的政策有相当大的反对声音，却被思想改造，肃反等政治运动和政治迫害的威胁所压制。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放弃内战时对其它在野党作出的不搞一党独裁，不搞社会主义，实现真正民主的承诺，正式放弃新民主主义，而将社会主义改造，农村合作化，工业国有化，共产党一党独裁作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4年宪法又正式确定了国营经济，社会主义经济的特权地位，要求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主义所有制，以发展生产合作社作为改造个体手工业的主要道路（房维中，p125-126）。这个宪制游戏规则的根本转变，后来在1957年受到中国民主同盟几个在野党的反弹。因为这些大在野党内战时支持共产党的条件是共产党实现其对民主宪政和反对一党专政的宪制承诺。

3.2社会主义工业国有化和农业合作化

1954年政务院通过推动私人企业国有化的条例，这个公私合营运动首先用政治运动压力威胁私商，然后用统购统销和政府对金融，商业，外贸的垄断限制了私人企业的生路，然后再用给企业所有人象征性股权和管理职位的办法实现公私合营，最后在文革时废止私人股权，完全实现国有化（房维中，1984，p123）。中共于1954年开始推动农村合作化，第一步是保留农民个人对生产资料股权的初级合作社，然后实现废止私人所有权的高级合作社，主要采用阶级斗争，政治工作的方式推动（中央农村工作部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文件，见房维中， pp128-129）。

这个合作化运动的经济效果极差，受到农民的抵制，按中共《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所记载“许多地方陆续有新建社垮台散伙和社员退社的现象发生。同时许多地方出现大批出卖耕畜，杀羊，砍树等现象”（房维中，p137）。由于农民的反抗，中共一些高级干部主张支持自愿原则，放慢合作化步伐。但是在1955年10月的中共中央六次全会上这些“右倾机会主义”被批判，毛泽东提出强制实现合作化的具体进度要求，要在1957年初70-80%总农户实现合作化。而实际上强制执行的结果，1955年底农村就基本实现合作化。丁抒（1996，pp34-37）详细记载了政府干部用各种手段和以政治迫害为威胁强迫农民入社的证据，《党史研究》1981年第一期第6页还提供了初级社的社员生产资料所有权受到侵犯的证据。 因此某些中国学者指称合作化运动以自愿为基础的断言是完全不合史实的。

中共推动合作化的理由主要是，个人农场不利于机械化，不利于利用生产中的规模经济，不利于为工业提供原料，粮食。这些说法都不能在现代经济学中找到支持。日本的小土地所有制，成功地实现了机械化就证明了这些论调的无知。在有自由土地市场的条件下，一些日本企业家向农民租来很多小块土地合并成大农场，雇工进行商业化，专业化，大规模经营。而由于生产力提高，土地的所有者发现租地的租金收入高于自己种地的收入。而可以自由买卖租赁的土地也便于用合约的方式进行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但是在没有完全土地私有权和自由的土地市场条件下，进行大规模机械化经营和农田水利建设就会破坏激励诱因，而小规模经营的土地承包制虽然保证了一定激励，却不利于机械化，而完全的土地私有制，自由土地市场，自由契约才能解决这类两难。没有任何经济学的理论可证明农业合作化会提高生产力，但证明合作制企业效率低于私人企业的经济模型却汗牛充栋。实际上农业合作化对经济发展起了负面影响。过去的史家一般认为中国的农业合作化是历史上第一个增加了粮食产量的例子。这种观点显然是片面的。1956年9月猪肉和蔬菜供应非常紧张，陈云承认出口未增加的情况下，大中城市猪肉供应下降，小城镇，农村集市根本没肉卖（房维中，p177）。1955年由于合作化全国大牲畜减少二百万头以上，1954已建成的67万个合作社，1/4当年减产（丁抒，1996，pp34-36，《党史研究》1981年第1期，p6）。1955年合作社耕牛死亡60%，（刘蓬勃载《农村未来》1988 年第 2 期文章）。1955年中共中央书记处派到浙江的调查组指出「在15个县里曾发生60多起群众骚乱，开化县一个县饿死10个人，群众挖树根吃得脸肿」（《党史研究资料》，第9集，p.698）。加上合作化时农民大量屠杀耕牛，猪羊的情况（《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1992年第3期p1），所以合作化全国统计的粮棉产量增加是以产出结构扭曲加大，猪肉，蔬菜严重短缺为代价的。因此中国的农业合作化对生产力并没有正面影响。农业合作化对中国农业生产力长期发展的负面影响是很明显的（见萨克斯，胡，杨，2000）。

3.3苏联式大推进工业化

为了理解中国1959年代开始实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们须回答以下两个问题：其一是：为什么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最终被曾经采纳过它的大多数国家所抛弃？其二是：为什么这样一种体制在其最终被抛弃以前能够生存、传播，甚至取得短期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绩效？第二个问题与下列问题相关：苏联式经济体制的特征是什么？这一小节我们先回答这三个问题，我们首先分析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体制之间的区别。

兰格、冯-米塞斯和哈耶克（Lange， von Mises， and Hayek）之间的论战与第一个问题相关，冯-米塞斯（von Mises，1922） 和哈耶克（Hayek，1944a） 相信因为苏联式经济体制在缺乏市场时不能获得必要的资讯，它将无法运转。他们声称制订一个内在一致的计划的成本高得不可行。兰格和泰勒（LangeandTaylor，1964）使用新古典全部均衡模型论证市场社会主义能够解决经济计划的高不可及的计算成本问题。在市场社会主义下，允许有消费品市场，但所有企业和生产要素都是国家所有。中央计划机关命令全部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最大化给定价格下的利润并向他汇报利润最大化的产量。然后中央计划者根据过量需求调节市场价格，直至消费品市场出清。他们相信市场社会主义能够比资本主义体制更有效地配置资源。哈耶克（Hayek，1988）和弗里德曼（Friedman，1962）不同意。他们认为，中央计划者没有激励调节价格来出清市场，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在缺乏企业私人所有权情况下，没有积极性将利润最大化，相反，中央计划者有全部理由保持正的过量需求，这能够增加计划者的权力并为他带来大量有形无形的利益。

科尔奈（Kornai，1980）认为，如果预算约束是软的，管理者有全部理由低估生产能力高估投入需求，因此在缺乏企业和要素私人所有权的情况下，价格不能传达真实资讯。从而非均衡成了长期病，资源配置被扭曲了。

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在1980年代发展了苏联式经济体制的几种理论。其中的一种被称作所有权虚置理论。华生、张学军和罗小朋（1988），易纲（1988），平新乔（1988）和孟庆国（1988）的几篇论文几乎同时提出所有权虚置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国有制故意在不同的机构之间分配同一财产之不同所有权部分。根据产权经济学中所有权的定义，所有权由两部分构成：排它的财产处置权和排它的财产获益控制权（正或负）（见Furuboth and Peijovich，1974）。在社会主义经济里，财产处置权分属于计委、物价局、劳动局、政府各工业部和企业的管理者。计委对长期投资及相关的资源配置有决定权；物价局对物价有决定权，劳动局对人事安排有决定权，政府各工业部对中期投资和原材料及投入要素的配置有决定权；工厂经理对日常管理决策有决定权。所有权的另一部分，征集收入或承担损失的权利，在财政部和各工业部之间划分，因此，没有单个人或机构对任一国有财产有完全的所有权。中国人称之为「没有真正老板的体制」或者「所有权虚置的体制」。有人论证说，在没有产权结构任何实质性改变的情况下，这样一种体制的任何分权和自由化的改革都会造成比它所解决的问题更多的问题。张维迎（1999）提出了几个有名的不可能定理：国有制条件下，真正的企业家不可能出现，政企分开不可能，预算约束硬化不可能，破产不可能有效地约束经理，以国有股为主导的公司化改革不可能解决经营者选择问题。这些文章中有一篇（孟庆国，1988） 指出这个事实：如果没有适当的私人产权，所有权的不同组成部分在分割的机构之间的这种分配是一个必要的罪恶。这样一种制度安排模仿现代公司的控制系统，它是一种制衡机制。这种制衡系统与最高官员的重大特权相结合，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控制系统，以及管理这个系统的激励。张五常（Cheung， 1974）、史莱佛和韦斯尼（Shleifer and Vishny， 1992， 1993） 发展了一种价格控制理论，这两种理论与苏联式经济体制有关。根据张五常的理论，价格控制能被用于创造租值，这是官方价格和市场均衡价格之间的差别。竞争租值将造成可能的社会混乱，直至租值被耗散为止。出于对社会稳定威胁的考虑，需要一种等级制的社会结构，它按照人的级别来分配租值。这种等级制被特权阶层用来以社会的利益为代价牟取他们的利益。这种理论意味着，短缺是为了给等级制的社会秩序提供正当理由而故意造成的（也许在官员们的潜意识里）。史莱佛和韦斯尼的社会主义下的普遍短缺理论，说明短缺是政府官员抽取垄断租金的一种方法，它能用来掩盖垄断利润， 因而减少公众对垄断租金的不满，是比直接的垄断价格更好的一种方法。这两种理论能用来证明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无效。根据张五常、史莱佛和韦斯尼的理论，在一个等级制的社会结构下，如果政府的目标是利用短缺为它的垄断权提供正当理由的话，我们怎能指望它根据过量需求来调节价格呢？ 这场论战得出了市场社会主义不能运作的结论。匈牙利的市场社会主义试验验证了这个结论（Kornai，1986）。然而，这个结论没有回答我们的第二个问题，在1930年代和1950年代苏联并没采纳市场社会主义，但它的中央计划体制不仅幸存下来，在二战后还传播到了许多国家，它取得了1933至40年间年均8%和1948至58年间年均9.4% 的增长率，这与改革时代中国的增长率同样令人瞩目（见Sachs， Woo， and Yang）。为什么冯米塞斯和哈耶克不能预见苏式计划经济的短期成功，尽管他们正确地预见了苏式体制长期的失败。冯米塞斯、哈耶克、弗里德曼、张五常及史莱佛的社会主义分析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这个问题上。萨克斯（Sachs， 1996），萨克斯，胡，和杨（Sachs，Woo，Yang，2001）给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答案。我们现在概述这个答案。如萨克斯和杨（Sachs and Yang，2001）里的斯密模型所示，经济发展是劳动分工演进的一个过程。特别地，黄和杨（Ng and Yang，1997，见Sachs and Yang，第15章） 指出，在一个有限理性的世界里，劳动分工的演进，由社会通过试验各种劳动分工模式所获得的组织资讯，以及个人关于试验模式的动态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所决定。由于存在社会试验带来的资讯收益与试验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劳动分工的好处和交易费用的增加之间的两难冲突，所以当试验和交易的效率越高时，被试验的劳动分工的模式就越多，通过市场获得的组织资讯也越多。既然社会只能逐步获得有关劳动分工的有效模式的资讯，当人们缺乏组织资讯时，在试验复杂的劳动分工模式之前先试验那些简单的劳动分工模式，这表明经济发展是个从劳动分工的简单模式到日益复杂的模式的逐步演进过程。然而，如黄和杨（Ng and Yang， 1997也见 Sachs and Yang，2000， 第15章） 所示，如果发达国家通过逐步的社会试验已经发现了劳动分工的有效模式，经济发展的后来者能够越过劳动分工的中间阶段而直接模仿劳动分工的有效模式。在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制度有助于由市场试验极其丰富的劳动分工模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免费组织资讯为后来者的大推进工业化创造了机会，大推进工业化有可能由并没有资本主义制度基础设施的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来实现，而资本主义制度基础设施是发现有效的工业化模式的根本。在缺乏资本主义基础制度时，通过模仿由资本主义制度创造的工业模式来大推进工业化这种可能性，是1930年代和1950年代苏联式社会主义国家能相对成功地工业化的理论基础，由于忽略了这种可能性，哈耶克和冯米塞斯不能预见到20世纪中期苏联式经济体制的幸存、传播和令人瞩目的增长绩效。

为回答第三个问题，我们简要地勾勒中国在1959年代建立起来的苏式社会主义体制的特征如下：

（1）通过保持农产品对工业品的相对低价并控制所有企业，这种体制利用全部企业的国家所有权和中央计划来获得国有工业部门的高利润。国有企业的高利润被用来模仿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和重工行业比轻工行业更高的增长率。这种工业发展模式由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所创造。依据史和杨（Shi and Yang，1995也见Sachs and Yang， 2002，第12章）的斯密模型，重工业的高增长率通过增加生产的迂回生产链条和生产资料行业的收入比重来实现，这是劳动分工演进的一个方面。

（2）企业的国家所有权和中央计划体制被用来组织综合性的工业投资规划，这些规划在对多种工业品的市场还不存在时，同时创立了许多非常专业化的工业企业，这种综合性的国家投资规划引发了劳动分工网路规模的大跳跃，这使高度专业化的工业行业种类发生跳跃。这种综合性的国家投资计划在1930年代的苏联，是通过雇用许多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家制订的（Zaleski，1980）；在1950年代的中国，是在来自苏联和东欧的专家的援助下完成的。这种综合性的国家投资规划十分有效地利用了关于劳动分工的有效模式和劳动分工的产业网路效果的免费组织资讯。其特例就是1950年代中国的694个大型工程项目和苏联援建的156个关键工程项目的规划，这个规划在很短时间内，在许多高度专业化的企业间成功地创建了一个庞大的劳动分工网路，当时还没有那些高度专业化的生产资料的市场（房，1984）。例如，作为156个关键工程项目之一，在东德的援助下，一个专业生产用于机床工业的人造金刚石的企业在郑州建成，而当时对机床的需求还不足以支撑一个生产人造金刚石的大型专业企业。这样的政府投资规划与大推进工业化理论相当一致。在苏联，计划当局对资本主义工业模式和大推进工业化模仿的文献记载能从扎勒斯基（Zaleski，1980）找到。列宁（Lenin，1939）勾勒出他对资本主义工业化特征的理解，后来苏联计划当局模仿了它。中国的大推进工业化的记载能从房（1984）找到。

（3）中央计划当局相当系统地模仿工业标准化，大批量生产，生产线，资本主义公司里经理人、司库和会计之间的制衡机制，泰勒科学管理（在中国被称为定额管理）。以及资本主义企业发展出来的其它组织模式和管理方法。通过同一财产的处置和收益权在各工业部、财政部、国家银行、计委、物价局、物资局和其它机构之间的分割，政府建立起这些机构之间的制衡机制。中央计划当局通过这种制衡机制对整个经济建立起一个相当有效的控制机制。最高层政府和党的官员共同对计划体制运转的剩余有索取权。因此他们有激励运作这个体制来最大化剩余。列宁认为，苏联中央计划者应当把整个经济组织成一个大公司。但在这种制度的顶层，没有有效的制衡。政府和党组织在成立公司和在所有行业有垄断权，与1688年在英国创立的具有自由结社（包括私人企业的自动登记制） 和独立司法系统的宪政秩序形成鲜明对照，那种宪政体制在政治舞台的顶层建立了制衡。由于缺乏这种顶层的权力制衡，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为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创造了很大空间。

（4）中央计划当局在缺乏中间要素市场的情况下，使用一套物资平衡表和一个试错调节的程序来使商品的供需平衡。这个体制能相当好的接近列昂惕夫（Leontief） 的投入产出法所得出的结果。对于中国50年代物资平衡过程的运作，世界银行（WorldBank，1984） 提供了详细的记录。然而，列昂惕夫投入产出法不能考虑不同投入之间的替代，它不能确定对消费品的最终需求，也不能提供使参与者显示其私人资讯的有效激励机制。罗兰（Roland， 2000， 第一章） 综述了一些经济模型，这些模型证明，通过中央计划的动态试错调节过程得到的均衡是无效率的。

（5）然而，模仿资本主义成功的工业化模式和资本主义企业内部模式，是通过破坏产生工业化和组织的成功模式的资本主义制度基础设施来实现的。这是第一次中央集权化的经济制度的社会试验。中央集权的社会试验的先决条件是在设计制度安排的部门建立垄断权，这是通过暴力革命、暴力侵犯私人产权和为数众多的清洗运动中的红色恐怖来实现的。在设计制度安排的部门缺乏公平竞争意味着被选择的制度安排不可能有效。苏联式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由一个政府有意设计的第一种体制，而不是从自发的演进和参与者通过公平竞争与产权的自愿交易的交互作用中出现的。哈耶克（Hayek，1944，1960，1988）认为，有效的制度安排只能作为这样公平竞争和自愿交易的结果而出现。萨克斯（Sachs，1996） 认为，模仿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工业化模式的策略，在缺乏资本主义基本制度时，能够产生短期令人瞩目的增长绩效。然而，当模仿的潜力已经耗尽，或者劳动分工的网路变得日益复杂的时候，这种策略的长期代价将超过它的短期效益，因为这种体制没有自我制度创新能力及相关的制度基础设施。更一般的，当经济发展的后来者试图赶上发达国家时，它通常遵循着逆向的制度发展工程学。它首先试图模仿工业化模式；接下来是经济制度，诸如私人企业的组织结构；再下来是法律体制，诸如公司法；然后是政治体制，诸如代议制民主；它也许最终采纳一些宪政规则，诸如权力的制衡及来自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和行为规范。诺思（North，1994） ，诺思和温格斯特（North and Weingast，1989） 指出，在英国，经济发展的最初过程是倒过来的，意识形态和道德准则决定宪政秩序，宪政秩序决定政治体制和法律体制，然后政治体制和法律体制产生一定的经济绩效。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没有一个支配一切的政治势力的地缘政治环境里，不同国家间经济绩效的差异将产生改变意识形态和宪政规则的压力。诺思相信，意识形态和道德准则的变化比经济结构的变化要慢得多。应当注意到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体制本质上不同于苏联式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国和苏联共产党之间的竞争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创造了一种制度设计层次上的制衡。因此，毛泽东对中苏竞争敏感的政治直觉，导致了他在其1956年《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提出行政分权（毛，1977a） 。这一政治竞争是中国和俄罗斯制度演变差别的大背景。

五十年代城市中还发生了两个重要的经济制度变化，一个对经济发展有负面影响，另一个有正面影响。政务院于1954年5月6日废止了清末民初发展起来的专利制度，而采用被历史学家认为没有竞争力的拿破仑和苏联式的“生产的发明，技术改进及合理化建议的奖励暂行条例”（见房维中，p117）。1955年6月政府职员的等级森严的实物配给制改为二十九级工资制（房维中，p145），此变化对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

五十年代推行的新制度以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国家对经济的全面垄断和控制，及侵犯财产为特征。这种新制度在18世纪的欧洲早被证明是极没有竞争力的制度，所以十八世纪推行类似制度的法国，西班牙等国都无法与推行自由主义和宪政民主的英国竞争。但采用模仿策略推行大推进工业化却可能在落后国家与中央计划，国有企业及政治专制兼容。与苏联不同的是，中共各次对非共产党和不同意见的党外人士的政治迫害都是采用群众动员，由官员和政治宣传鼓动起来的盲目群众采取不经员警机关和司法程序的恐怖主义，政治迫害，而犯下反人类罪（Teiwes，1965， pp85-88）。对这种罪行很难实行二次大战后国际公认的审判反人类罪时实行的非免责原则。中国的犯反人类罪者可将罪责推给群龙无首的群众运动，因此不易对这类犯罪行为采取类似1990年后德国对前东德政府犯下的反人类罪采取的司法行动。但是五十年代中国的工业化发展与苏联三十年代的工业化一样，相当成功。1952-1957年年均工业增长率高达18%，国民收入增长率高达8.9%，投资率在17.8%和22.6%之间。虽然资本形成率比投资率低2%至10%（Riskin，1987）。

3.4人民公社，大跃进，和三年大饥荒

今天中国内外的学者都同意，1958-1961在中国发生的大规模饥荒是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一个人为惨剧，不但人类历史记载的饥荒从未有如此惨烈，人类有记载的战争中的死亡人数也未超过这次大饥荒中的死亡人数，而且这是在很好年成发生的由执政者人为造成的惨剧。有学者指出，故意搞破坏都不可能造成如此悲惨的结局。中国内外的学者今天都同意，这次历时三年的大饥荒饿死至少三千万人。中国官方发表的权威的党史专着认为「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四千万人左右」（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二卷，p.272），中国学者金辉（1993） 以国家统计局发表的数字为依据计算的结果是「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可能达四千零四十万」。海外学者丁抒（1996， p.7）以官方资料为基础的核算也得出至少三千五百万人饿死的结论。海外学者大多同意三年饥荒饿死人数为三千万的估计，而少生的人数大约在三千三百万（Chang and Wen， 1998， Peng， 1987， pp.639-70， Kane， 1988）。

三年大饥荒是集权专制制度可造成的人祸严重程度的一个最好案例。由于镇反，肃反，反右，反右倾运动等一系列对反对派的政治迫害运动，中国共产党的政权成为一个完全不受制约的无限权力。对反右派运动的详尽记载见丁抒（1993），对反右倾运动的记载见丁抒（1996，pp.37-86），对三反，五反，镇反，肃反的文献记载见Teiwes，（1962，pp85-88）。这些运动后，政府领导人听不到社会上对他们的批评声音，只听得到歌功颂德的声音，而党的领袖对下级被迫作出的浮夸和虚报，信以为真，并予以鼓励，而对批评反对意见进行政治迫害，最后政府得到的资讯完全失真，官员们在虚假的情报和互相欺骗中度日，因而做出极端错误的决策，酿成世界史上死人最多的大饥荒。按张欣和文贯中（Chang and Wen， 1998） 以及丁抒的文献记载，饥荒首先由大炼钢铁始。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在钢铁生产能力只有599万吨的条件下，要求生产1199万吨钢。 由于钢铁厂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个产量， 他开始号召全民炼钢铁，因此在大好年成把农民壮劳力弄去做土高炉，将农民的铁炊具炼成废铁，在这个过程中大量林木被毁掉。加上毛泽东亲自制定农作方法（农业八字宪法），强迫农民搞高度密植，使很多庄稼空壳，秋天颗粒无收。接着毛泽东发动人民公社运动，将农业合作社合并成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以便政府完全控制农村经济。共产党高干在他的鼓动下开始准备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在人民公社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消灭家庭，实现军事化，男人女人分开集体居住，拆毁农民的房屋，以便集中居住。湖南宁乡县拆毁五分之一的民房（丁抒，p47）。所有社员的私有财产全部充公，因而不少农民赶在公社化前杀猪，砍树。由于各级干部在毛泽东的压力下虚报浮夸产量，毛泽东以为粮食吃不完，提出增加公粮（实物农业税）。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就是反右倾运动。 据邓小平1962年5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报告，反右倾运动实际上影响到一千万人，其中三百几十万是被重点批判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党员，还有更多被划为漏网右派，地富反坏分子（丁抒，p.220-221）。在这种政治压力下，各级干部强迫下级高报产量，不报不散会（丁抒，p.222）。例如河北张北县，1958年粮食产量被近4倍地虚夸和扩大，使国家征购任务成倍增加，而实际产量与征购数几乎相当，所以留给农民的只有土豆（《中共党史资料》， 第99集， pp74-76）。如贵州实产70亿斤粮，省委上报的却是150亿斤，安徽凤阳县1959年粮食产量是1.54亿斤，县委宣布是4.05亿斤。广西上村县委将实际产量1.44亿斤夸大为2.57亿斤（丁抒，p.222） 根据这些虚报的产量，毛泽东认为粮食多得吃不完，又下令减少 1959年春播面积9千万亩（丁抒，p.222）。同时在9月上海会议，中共决定增加二百亿斤征购（丁抒，p.223）。由于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全年的口粮在二三个月内吃完，加上减收，征购增加，1959年春夏饥荒就开始蔓延开来（Chang and Wen， 1998）。

在饥荒已表面化的情况下，各级政府在上面的压力却认为这是阶级敌人捣乱，下面瞒产，私分，在毛泽东要求农民糠菜半年粮的指示下达后，1959年秋各省兴起反瞒产私分运动，捆打基层干部，大规模向农民搜刮粮食。甚至发生追逼粮食时用割耳朵，打死人，冻死人各种刑罚（丁抒，p.225），使饥荒更迅速蔓延（丁抒，pp.223-228）。更有所谓“政法大跃进”，乱抓人捕人，把反对大跃进的人任意判刑（丁抒，pp.145-147）。过去史家对这段历史多把毛的错误描述成好心办坏事，不了解下情。但据李银桥，权延赤执笔的《走向神坛的毛泽东》（pp 225-257页） 记载，卢山会议结束后才一个月，各地饿死人的绝密电报已经到达中南海中共政治局常委们的办公室。安徽凤台县殷涧公社党委书记化名“石求明”给毛泽东写信说：“据我知道的三个公社四个庄子的人口死亡情况是极为惊人的，一个死亡占5%，一个11%强，一个15%，一个占20%多，有的村子几乎无人了，住在我们临潍关上，招收起来的被大人丢弃的儿童约三四百人，死了一百名左右。”（伍仁编《共和国大事件纪实》，第9卷，pp.64-65）。刘少奇和不少领导人都知道人吃人事件，也报告了毛泽东。他拒绝认错，又发动兴修水利高潮，要求超过1958年的规模。建筑这种水利工程过程中农民完全丧失人身自由，像奴隶一样劳动，干部打死人的事件非常普遍。基层干部大量腐化也是发生在这个时期，基层干部利用无限的权力奸污妇女，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大搞特权（丁抒， p195， p242， pp151-152）。随便打人的现象一直延续到1961年，这也与“政法大跃进”，取消律师，陪审制度有关（丁抒，pp152-154） 这种司法制度的倒退后来被毛泽东总结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而农村基层干部大跃进中犯下的罪行成为早期四清运动清理的重点。根据高华的文献记录（2000，pp.56-62）， 1959年饿死人的情况就汇报到北京，1960年3月毛泽东对缺粮问题作指示，1959年12月-1960年2月甘肃通渭、陇西、和政三县出现大量饿死人的现象，中共中央批转甘肃省委解决通渭问题的意见称，基层组织混进一批反、坏分子，干部队伍不纯，中央还通报了宁夏自治区处理中宁大量饿死人的意见，认为原因是民主革命不彻底，建党根子不正，党组织严重不纯。1959年各地饿死人的情况报到中央，导致1960年春，中央粮食部门和江苏省委分别派工作组去江苏宝应县调查，确认了缺粮引起大批人死亡的事实，1960年2月供省级领导干部参阅的情况简讯中又恢复了有关农村人口“盲目外流”、“浮肿蔓延”的内部通报。根据一份党内绝密档，1960-1961安徽凤阳县33万人口饿死 6万（近1/3），发生 63 起有记载的人吃人事件。这一档后来由〈凤阳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报告〉一文发表，由香港《开放》杂志于1994年3月号（pp.45-51） 刊出。1960年4月后毛泽东对官方媒体的狂热宣传略有不安，6月他开始觉察到或者是真正愿意面对农村的严重问题，他的最初反应是将错误的责任推给基层干部的官僚主义，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高华，p58）。

1961年初毛泽东作出判断，一方面搞阶级斗争，一方面对农民作出若干让步，但死人现象继续蔓延。毛泽东支持高级干部下去调查，认为特大困难是对地富反坏右摘帽多了，土改不彻底，因此需要民主革命补课。这时周恩来也支持这一判断（高华，p.62）。1961年危机已趋顶点，据不完全资料，1961年6月前，福建龙岩地区病人已达13.5万，1961年4-5月偷渡到北朝鲜的中国人已达4，500人1961年夏，山东省的聊城，德州，惠民三专区，6 月份饿死人 16700人，9 月份上升到 35600人，到10月，仅聊城一地外流讨饭人数高达 10 万， 卖儿卖女者 985 人，有夫改嫁者 869 人，个别基层组织已完全瘫痪（高华，p.60）。

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下乡调查的结论与毛泽东不一样，他们极力主张加速调整政策。1961年5月7日毛泽东批转周恩来批评公共食堂的电话报告记录，他本人不表态，但在刘少奇强烈要求解散食堂后，毛在6－7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声称“是否参加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此后食堂几乎一夜之间全部解散（高华，p.62， 房维中， p.992）。农民自留地逐渐恢复，集市贸易也开放。很多省区农村食堂因断粮，在中央文件下达之前即自行解体，甚至自发搞起了大包干。1961年10月贵州这个一年前大办食堂的红旗省，就有三分之二的县实行了包产到户。毛泽东最先捕捉到这股经济复苏的迹象，他又振奋起来，1961年9月，毛在庐山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困难已到谷底，形势一天天向上升（高华，p.60）。

现在已有足够证据，毛泽东很早就对大规模饥荒饿死人，人相食的惨状完全知情，但他脑羞成怒，变本加厉，用抓阶级斗争，政治迫害，侵犯人权的办法压制反对大跃进的意见，并千方百计寻找新的政治突破口，重新争得政治主动，这也是后来社教运动和文革中他与刘少奇等人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

这次世界最大的饥荒并不光是毛泽东个人的罪行，而且是专制独裁的社会主义制度将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的必然后果。因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森（Sen，1977，1981）指出世界上最重要的大饥荒并不是单纯缺粮引起，而是特权阶级在粮食短缺时将有限的粮食集中用于他们的生活，而不顾最缺粮的下层人民的急需。林和杨（Lin and Yang，1998）用中国大饥荒中的证据证明了这一假想。大饥荒表面化以后，各地干部禁止农民外出逃荒，用严打运动打击当时农村中普遍的偷盗庄稼以求活命的行为（丁抒，p242）。粮食也被集中起来优先保证城市的供应，并用恢复延安时代的等级森严的实物配给制优先保证特权阶级的需要（房维中，p.275）。这种特供制一直维持到毛泽东去世后。根据森的证据，在一个民主国家，灾荒和粮食短缺不会造成很高死亡率，因为最需要粮食维持生命的每个下层人民由于与上层人有同等的选票，他们的声音和要求会通过民主中的政党竞争和自由的媒体反映出来。而大饥荒都发生在专制国家。这说明一党独裁的专制制度一方面是粮食短缺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在给定短缺的条件下，饿死过多人的原因。很多学者，中共干部和一般百姓都同意三年大饥荒比民国初战乱和日本人侵略带给中国人民的灾难都要深重（高华，p.64）。这也说明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对经济发展的破坏可能超过霍布斯丛林（战乱）对经济发展的阻碍。

这种专制制度在中国大饥荒后更重要的恶果是触发领导危机，导致政治动乱。由于中国大饥荒证明毛泽东的政策路线彻底失败，中共党内一边倒，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否定毛泽东的政策，毛泽东被迫作检讨（房维中，p323）。在民主制度下，这种领导危机会由大跃进失败的主要负责人下台迅速解决。但是在领导犯了错误甚至罪行时，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没有公认的政治游戏规则来解决这一领导危机，犯了罪的毛泽东仍然大权在握。而党的高层大部分人都在1961年下基层调查后不再支持毛的政策。 毛的领导权威与他犯下的罪行不兼容，因此他就必然用他的权力来制造政治动乱，重新获得决策权和领导权威。而在1949年消灭了反对党国民党，1957年镇压了民主联盟等反对党，及1959年镇压了党内反对派后，党内认识到大跃进错误的高级干部却再没有制度机制来制衡毛泽东的权力。

1961-1962年在刘少奇，邓小平等开明派领导下，中国的经济政策全面恢复到大跃进前的状况。邓小平深知国内问题的严重性，他全力支持刘少奇，1961年邓批评干部们对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贯彻不力，主张退够。邓虽然表态支持毛搞阶级斗争的政治运动，同时又提出应在农闲进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为中央政策的错误导致百姓无数牺牲而感到很深的愧疚，1962年夏刘少奇犯忤向毛进言，要求放宽政策，刘甚至对毛直言：“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书的。”（〈刘源，何家栋淡刘少奇与四清运动〉，《南方周末》，1995年11月20日）。据邓力群回忆，1962年春，刘在与他谈话时也讲到“历史上饿死人的事是要写到史书上去的”，其时，刘情不自禁愤愤地说：“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邓力群，1998，pp.103，105）。刘少奇当时还未认识到，出这种事是镇反，肃反，反右，反右倾运动，消灭所有反对派的必然结果。1959-61年的大饥荒对一些高级干部的刺激极深，“一想起来就胆战心惊，夜不能卧”，因为“灾区人民的凄惨，付出的牺牲，竟比战争年代还要多”，而他们都清楚“这完全是无谓的牺牲啊”（高华，p64）。而这种人民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的悲惨境况却被陈云称为“中国人民实在好，饿死人也不想起来造反”（高华，p64） 。由于高级干部与民众隔膜，陈云可能不知道社会实情，但也可能是有意隐瞒事实。史实是1960-1963年中国发生了多如牛毛的地下政党活动，其中主要有中国民主党，中国劳动党，反共救国军，一贯道。他们反对共产党的主要政治诉求就是追究三年大饥荒中共产党的反人类罪。这些地下政党活动后来都在19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消灭（见杨曦光，1994年）。

1961年毛泽东开始确切知道自己闯了大祸，他当时没明确反对包产到户，而是等到后来才反攻倒算。他1961年不再具体过问刘少奇等人的纠偏活动，毛也是在这个时期停止吃肉，但从内心深处，毛不认为自己有何错。他当时为全党定下调子，不许乱讲，凡乱言饿死人事，一律以攻击三面红旗论处（高华，p64）。在这种压力下，主张面对大饥荒现实的毛的秘书田家英被迫自杀。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大跃进的失败是由于重视农业和粮食不够，提出从“以钢为纲”改为“农业为基础，以粮为纲”，又回到了中国古代失败的重农抑商之产业政策。这一决策在毛的同事主张退让，但又不能公开反对毛的政策条件下造成工业大规模收缩，很多人口被赶到农村，使城市化水平下降，甚至在国民产出连续下降三年后经济开始恢复时，工业产值还在下降。这后来成为毛泽东反攻倒算的一个理由，他称此为“工业下马风”（房维中，pp322-372）。

毛泽东大约于1961年开始准备反击。他1961年3月13日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彭真写信，批评刘等对公社内部关系“至今还是不甚了了”，毛看到刘的影响力正在不断扩大，“一国二主”已成定局，于是他加紧批转各类公文，要求各省市第一书记发善心给他写信，他后来果然收到张平化等一批地方官员拍马屁，主张大抓阶级斗争的信件。毛同时关心林彪健康，扶林反刘，强调阶级斗争，但表面上又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公开承认1959年以来犯了错误（高华，p65）。但马上又在当年的八届十中会会上鼓吹阶级斗争的路线，企图重掌主导权。1963年经济形势完全好转，工农业总产出开始上升后，中共中央开始发档限制，缩小和代替集市贸易，并否定1961年行之有效的包产倒户，自由市场等政策（房维中，p359）。

3.5文化革命及其前后的经济发展

大跃进后及文革前的中国经济基本上是恢复到传统苏联式经济制度加一些包产到户和自由农贸市场试验的混合。毛泽东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和1960年《政治经济学读书笔记》中提出试验一个与苏联式经济不同的制度的想法。这种想法一直很难推行。他提出政治挂帅，群众路线，各地自给自足，采用小型，本地生产技术，反对大型，现代，全面规划的技术，反对专家路线，物质刺激。大跃进后，这些思想基本上被一系列的（例如教育六十条，工业七十条，农业六十条）否定。毛的行政分权的思想也受到他的同事的抵制，他们主张搞大型托拉斯，中央各部集中经济决策权，物价总局和垄断生产资料流通的物资总局也于1963年建立（房维中， p364）。这被称为条条专政，而毛泽东的行政分权被称为块块专政。农业政策方面，人民公社的体制实质被否定，公共食堂解散，经济决策权和财产所有权从公社下放到生产队，但是政社合一的体制还是保留下来了（房维中，pp306，314，316，348）。 毛泽东关于在工业交通系统建立政治工作机关，突出政治，冻结工资级别调整，反对物资刺激，进一步打击私商，对城市私人房产实行国有化的一些观点还是在1965-1966 年实行了（房维中， pp.373-414）。

在1958至1961年的大跃进和1966至1970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以及文化大革命以后，一个有效的中央计划体制在中国已不复存在。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实际上仅是一纸空文。1950年代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功导致毛泽东错误地得出“成功归于共产党建立的社会主义体制的优越性”的结论。他不明白成功是基于苏联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模仿。因此，毛试图创造他自己的共产主义制度，诸如人民公社和大食堂。同时，毛有一种强烈的反苏情感，他倡导行政分权反对中央计划，倡导每个企业、每个县、每个省的自给自足而反对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倡导群众路线反对专家路线，倡导技术落后的小规模自给自足的社队企业而反对技术先进的大规模国有企业，等等（见毛，1977b）。这样，一方面中国劳动分工演进减慢，中国农村仍停留在传统的自给自足社会，另一方面它造成了在毛的中国协调机制的一个真空：既没有中央计划也没有市场能够协调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里发展起来的劳动分工。这个真空在文革期间被准私人企业和集体企业填充，在1970年代被1984年后称作乡镇企业（TVE） 的社队企业和分权的双边及多边讨价还价制度所填充。实施分权协议的定货会议在毛的时代发展起来，在定货会议上物物交换非常普遍，有时候短缺商品被用作商品货币。关于转轨经济的1996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指出，尽管有1950和1960年代工业化的成果，改革开始时中国非常贫穷，很大程度是农业经济，农业雇用了71%劳动力，并被课以重税支持工业，社会保障网只提供给国有部门，占大约20%人口。落后的基础设施和强调地方自给自足导致很低的区域专业化和众多的中小型企业。整个经济与苏联经济相比，有少得多的中央计划和管理。地方政府有更大的权力，并发展起相当大的管理能力，这一切为更加分权化的经济做了准备。国有工业企业也得到补贴，但交叉补贴与苏联比并不普遍。因为农业部门被那么严厉地控制，控制一旦解除，立即有所报偿。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中国农村作为一个基本自给自足的经济，开始了农村分工演进和制度转轨过程。相比中国18%的劳动力在非农国有企业而言，在前苏联，85%以上的劳动力在非农国有企业（Sachs and Woo， 1999， 表6）。从1985年起，在苏联体制下，可能前苏联劳动力的99%（包括在国有和集体农场的14%劳动力） 被给予「铁饭碗」（见Cook，1993，对苏联工人保障的详尽的档记录）。在东欧经济里，极大部分工人也享受相似的保障。据杨、王、威尔斯（Yang，WangandWills，1992） 所记载，直到1978年，中国农村仍是一个相当自给自足的社会。尽管通过模仿苏联的工业化模式，第一个五年计划在中国城市发展了很高的劳动分工水平，1978年前中国农村商业化程度是0.3。这意味着中国农村能够通过商业化或者通过中央计划来发展高劳动分工水平，以一个低劳动分工水平发展一种商品化的市场体制容易些。但是在一个通过中央计划发展起高劳动分工水平的经济里，发展私人产权和相关市场极其困难。由于低劳动分工水平，中国农村改革容易些，相反，由于通过中央计划建立起来的高得多的劳动分工水平，在中国的城市改革更加困难。然而，作为一个整体，中国改革比俄罗斯容易得多，因为在文革期间中央计划体制瘫痪了。同时，毛的工业体制比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更分散化和更倾向局部自给自足。

文化革命一方面是毛泽东对1962年清算大跃进错误的所有高级干部的大规模政治报复和迫害，另一方面，毛泽东并没有只是使用斯大林利用官僚机构搞政治迫害的方法。他自1966年10月后，利用1949年以来被迫害的人民对共产党官僚的不满，允许有限度的自由政治结社，并支持自发的造反派反抗政治迫害。在社会等级制下受到歧视的临时工，合同工也纷纷造反，其它工人也提出反对冻结工资奖金，反对经济分配中突出政治的各种经济要求。这被毛泽东称为经济主义妖风（见房维中， pp418， 423， 425 及 1966 年 4 月冻结奖金的中共档，房维中， p410）。这时国营工业停工停产，加上毛泽东支持破坏中央计划机关的造反，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生了类似休克疗法的振汤。不少城市集体企业和打着集体企业招牌的私人企业趁国营企业瘫痪之机发展起来。而武斗最利害，国营企业受打击最大，过去原始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好的浙江温州地区成为资本主义趁文革动乱发展最快的地方。另一方面中共中央1966年9月14日的档决定公私合营企业改为国营企业，资本家的定息一律取消（房维中， pp416-417）。文化革命中期（1966年底至1969年初） 由于中共允许工人农民自组政治组织，原来的党团组织形成保守派组织，而与他们对立的在野人士形成造反派组织。但是毛泽东反对选举决胜负的政治游戏规则，禁止全国性政治组织，主张分省用政治协商办法解决造反派与保守派及造反派内的冲突。由于政治协商是由官方少数人操纵的不透明不公正过程，又没有选举决胜负的游戏规则，所以造反派中的在野集团不认输，导致各派之间发生内战，整个国家陷入内乱。最后毛只能以对全国实行军事管制而结束动乱。

由于毛泽东的反苏倾向，1966年中共中央作出增加与资本主义贸易关系的决定，1972年中共中央批准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和单机进口（房维中，p409）。这在秩序恢复后发展为新的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成套设备推行进口替代大推进工业化的战略（房维， pp.523， 527， 530， 531）。这一战略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时代。其中宝钢成套设备进口，金山成套化工设备进口，以及各种电气消费品生产线的进口都成为中国工业化的基础。这种战略是以公有制计划经济的制度来模仿私有制和自由市场创造的新工业化模式，成套设备投资，和新技术，新设备，但却不模仿资本主义的法律制度，财产权结构，市场制度和相应的激励机制。

1970年毛泽东完全镇压了文革自发产生的非共产党的群众性政治组织后，开始较有效地推行他在1960年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书笔记中提出的一套反苏，反中央计划，实行行政分权，地方分权，反专业化，反专家路线，反大洋全，实行群众路线，自给自足，小，土，群的毛式社会主义。根据史料，改革开放时代的财政包干制，利润留成制，地方分权制始于1958年（房维中，pp210， 212， 216， 227）。有趣的是，一些左的政策，例如取消计件工资制也是始于1958年（房维中， p228）。1971年毛泽东控制下的新财政部正式发档推行毛的地方分权制，其主要内容是将中央管的企业下放给省级地方管理，将财政收入中除中央管企业的收入，基建，文教，国防，外援及关税外，都划归地方财政。各省政府提出收支指标，中央综合平衡核定下达后，地方包干，收大于支部分定一个绝对数上缴中央，其余归省支配，地方财政赤字自求平衡。1972年这个制度又改为超收一亿元以内由地方支配，超收一亿元以上中央和地方对半分。并不准省对县市财政层层包干（房维， pp475-476）。 地方也得到灵活处理”五类小型工业”企业的税率的权力。毛的行政分权在中央、省、县各级政府和公社之间划分国有企业的所有权。相反，在苏联，全部国有企业有统一的所有权。

四、中国的经济改革（1978-2002）

4.1经济改革的特点

毛泽东死后，经过一个短暂的过渡期，邓小平重新掌握权力。其经济政策主要是：农村恢复1962年的包产到户试验，废止公社制度，城市试行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及推动区域分权制度。包产到户马上使农村经济恢复到1950年代的水平。但土地制度一直没有恢复到1950年代初及民国时代的制度。杨小凯，王建国，威尔士（1992）详细记载了中国农村1980年代的制度变化。他们用12个指数描述对四种财产（产品，劳动，土地，金融资产） 界定三类权利（使用权，转让权，收益权） 的交易效率。中国1980年代的制度变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界定产品的使用权，收益权和界定劳力和土地的使用权的交易效率大大提高；第二阶段为界定产品和劳力的转让权，以及界定劳力的收益权的交易效率大大提高，界定土地转让权的交易效率也有提高。第三阶段，界定金融财产权的交易效率大大提高，界定土地转让权的交易效率更提高。但总体而言，土地产权制度变化相对于产品，劳力的交易效率的提高较小，而影响财产转让权的制度变化又小于影响财产使用和收益权的制度变化。由于界定产权的综合交易效率指数从1979年的0.384增加到1987年的0.642，中国农村的商业化程度也于同期从0.455增加到0.645。根据杨小凯和威尔士（见Yang， 2001， ch.16） 的产权经济学模型，商业化程度反映了分工程度。而中国农村分工水平的提高，使生产力提高。整个80年代中国农村人均真实收入年均增长率高达9%（Yang， Wang， and Wills， 1992）。

邓的区域分权通过制度化中央和省级政府间的财政关系而巩固了毛的行政分权。来自税收和国有企业利润的政府收入依据一定的分配规则在中央和省级政府之间划分。在邓的区域分权的早期，固定数量的省政府收入上交给中央政府，在后期，固定比例的省政府收入上交给中央政府。与毛泽东时代不同的是，中央容许各级政府实行层层财政包干。一种中国式财政联邦主义从这个演进过程中出现，它为1990年代中国改革提供了推动力量。在世界银行的帮助下，这种财政联邦主义把地方政府的税收种类和征收机构与中央政府的税收种类和征收机构分离开（Qian and Roland， 1998， Qian and Weingast， 1997， 邓的财政联邦主义和俄国中央集权型的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形成鲜明的对比（Zhuravskaya， 1998 和 Qian， 1999）。 这部分地解释了中国和俄罗斯改革绩效的差别。但是我们不应过高估计邓的区域分权和财政联邦主义对经济发展的贡献。首先，它割裂了市场并增进了地方国有企业的垄断势力（周， 1999， 何， 1997， P206）。换句话说，邓的区域分权继承了毛的行政分权坏的方面，因而阻碍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拉迪（Lardy， 1998a，P204）以汽车行业为例说明了这一点；其次，中国的财政联邦主义与美国的财政联邦主义之间有差别极大。从1954年开始生效的户籍制度极大地限制了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的自由流动。尽管近来这一制度有了改革，在大城市允许没有永久居住权的移民每年更换暂住证。但是，在中国的大城市中从农村来的移民还比不上美国的绿卡移民的地位。在中国，移民必须比当地永久居民支付高得多的子女入学费和买房价格。在北京和其它大城市，企业雇用没有当地永久户口的移民会被政府重罚。中国户籍制度演变的一个非常详尽的记录，见程（Cheng， 1991）。涵盖了这种制度的最近变化的这个论文的一个最新版本，也能从程得到。

最后，中国有非常中央集权的省政府首脑任命制度，中央政府定期在各省之间轮调官员以确保在地方利益与中央政府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对中央政府绝对忠诚。因此，当1989年后邓出于政治原因故意保持一个弱中央政府时，中国式的财政联邦主义更类似于美国的财政联邦主义，但在后邓时代，当朱熔基总理采取行动增加中央政府的权力时，财政体制变得远离美国的财政联邦主义。由于没有司法和政治联邦主义的配合，中国的市场分割非常严重。美国的司法联邦主义意味着，跨州官司不由任一州的法院司法，而由上诉法院审理。但中国的跨省官司却由告诉方所在省法院审理。省法院一般偏袒本省利益。这造成地方市场封锁的制度化。例如，上海不准使用湖北制造的汽车作计程车。湖北不准使用上海制造的汽车作计程车。

进入改革时代时，中国仍有采取大推进工业化和模仿策略的很大余地，在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行业的高收入比重表明在缺乏私人产权和市场条件下，仍然有模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劳动分工有效模式的空间，但是当苏联开始它的改革时，这种策略的潜力已经耗尽了。

但中国令人瞩目的发展绩效不仅仅是因为模仿老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模式的潜力，日本、香港、台湾、南韩和其它东亚国家丰富的社会试验也为新模仿策略提供了空间。香港、台湾和其它新兴工业化资本主义经济提供了劳动密集型出口工业化新模式的免费资讯，这种模式利用发达经济和不发达经济间人均真实收入的显著差异，出口劳动密集型制成品换取资本密集型设备。来自台湾和香港的华商带来人力资本、企业家技能、制度知识和资本，这些对于中国模仿新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模式极其重要。中国政府也有意识地学习台湾和香港的经验，例如，经济特区无疑是对台湾和其它资本主义国家出口加工区和自由贸易区的直接仿效。这些特区显著地减少了因关税和其它贸易壁垒造成的交易费用。外国直接投资者的私人权利在特区内比在东道国的其它地区受到好得多的保护。依照杨的资本和劳动分工理论（Yang， 1999， 也见Sachs and Yang， 2001， 第16章） 以及杨和黄的间接定价理论（Yang and Ng， 1995， 也见 Sachs and Yang， 2001，第8章），这表明外国企业家有强烈激励通过创办企业把他们的企业家技能间接卖给东道国。但直到 20 世纪末，中国的加工出口和自由贸易区仍以政府控股的企业为主，政府以地头蛇的身份利用对地方资源的垄断，强迫外商在限定期限内将产品零部件国产化， 使外国直接投资制度用来保护外国企业家的知识产权的功能不能充分发挥。

邓的改革时代具有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的两个基本特点：政治权力的一党垄断和国有企业的支配地位。根据拉迪（Lardy， 1998）的文献记录，在改革时代，按照产出和雇工水平、雇工比重、收到金融资源的水平和比重，国有部门都在扩张。在最大的特区深圳，国有企业控制着经济。但是，不同于苏联式的制度，中国的不同的政府机构及地方政府之间在经济上有相当激烈的竞争。这种制度的特征是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和腐败， 经济发展仍然是特权阶层既得利益的人质。

中国的市场导向改革最重要特征是缺乏宪政秩序和法治，这表明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统治阶层的假公济私和猖獗的腐败。我们将在后文分析缺乏宪政秩序的情况下市场导向改革的特征。

总结一下，中国1980代和1990年代令人瞩目的增长绩效主要归功于它落后的起始发展水平（即从灾难的毛泽东时代恢复的性质）和模仿新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模式的新机会，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毛的行政分权和国有企业与对台湾和香港新发展模式模仿的一个混合体。这个意义上，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不同于在中央计划和企业的统一国家所有权下模仿老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模式的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也不同于不仿效任何资本主义经验的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在模仿的潜力耗尽以后，中国的社会主义新模式也许会失败，正如在1930和1950年代对老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成功的模仿之后，苏联式社会主义于20世纪末失败一样。

对中国改革的起始条件和推动力量的误解造成了关于中国改革的许多误导观点。

首先一些中国专家对中国发展绩效过高估计，萨克斯和胡（Sachs and Woo，1999）指出，中国的增长绩效并不比其它东亚经济增长绩效好，事实上，在过去的三十年，基于劳动密集型制成品迅速出口增长策略，东亚每个市场经济都非常迅速地增长，1986至1994年间，按购买力平价调整后，中国年度人均GDP增长率在5.6至6.8%之间，其它东亚国家在1965至1990年更长的时间也表现出同样甚至更高的按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年度人均GDP增长率，包括：香港，5.8；韩国，7.4；新加坡7.4；台湾，6.3；印度尼西亚，4.7；马来西亚，4.5；泰国，4.6。另外，在中国和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如台湾之间，人均真实收入差距仍在加大。

中国的官方统计也高估真实增长率。拉迪（Lardy， 1998）指出，官方资料至少高估增长率1至2%。一些中国学者，例如罗绍（《经济学消息报》1999年5月15日，1版） 认为，官方资料高估增长率2至3%。拉迪（Lardy， 1998）也提供了中国政府故意隐瞒关于国有银行坏帐和国有企业财务状况资讯的证据。

许多经济学家也许论证说，不同的发展中国家特定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可能导致不同的转轨路径。要求所有国家遵循同一转轨路径可能被指责为过时的帝国主义心态和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西方传统观点。许多国家的发展经验看来拒绝了这个指责。一些国家，如苏联和1949至1979年的中国，试图模仿资本主义工业化而不要资本主义的法律体系和产权结构，结果失败了。其它国家，如台湾和南韩，在1980年代末以前试图模仿资本主义法律体制和产权结构，而不要民主政治体制，在1980年代末他们意识到这样行不通，最终也开始向宪政民主的转轨。日本从英国和德国模仿了全部的资本主义法律、政治和经济制度，但保留了天皇的特权。在缺乏对天皇权力制衡的情况下，它取得了非常成功的经济发展。接下来它参加了二战，侵略中国和其它国家，给日本人、中国人和其它亚洲人带来灾难。即使在美国军队占领下振荡疗法转轨之后，日本仍然保留了某些关于政府和企业间关系的亚洲人行为准则。这在1990年代日本的金融危机里制造了麻烦。

所有这些经验表明，存在一个制度核心，它是长期成功的经济发展的根本。因此，转轨是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向全球资本主义制度趋同的过程，而不是创造一个本质上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制度创新过程（Sachs and Woo， 1999）。

中国的双轨制是缺乏宪政秩序的市场导向改革的代表。中国的宪法在给共产党以政治垄断权，拒绝分权和权力制衡的提法等方面与其它社会主义的宪法相似，中国的宪法与苏联的宪法的区别之一是在它的序言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被当作中国权力结构合法性的来源。尽管西方法律学者认为序言没有法律效力，它关于权力来源的看法与权力起源是来自上天，而不是来自契约和被治者的同意的老看法相似。西方消极宪政主义者，如皮伦（Pilon，1998） 特别注意中国宪法的三个特征：第一，它是实用主义的。它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定了一套特定目标。因此，它更像一个“中国股份有限公司”的章程。第二，在中国的宪法里，没有关于公众如何批准宪法的条款。它没有给出公民怎么参与并同意这样影响深远的一个目标的指示。这就产生了关于中国宪法的合法性问题。最后，所有公民权利是由国家和党组织给的，但国家和党组织对权力的垄断来自「上天」-- 「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而不需要正当的理由。因此，皮伦（Pilon， 1998， p.355） 称中国的宪法为「追求无限政府的一个纲领」。

到目前，在中国没有反对宪法的有影响运动，中国人民的危机感还不够强烈，这，再加上中国的巨大规模，表明宪政规则转轨的压力太小，因此，中国的市场导向改革只能在共产党游戏规则的鸟笼里实现。从而改革被党组织的既得利益所挟持就不足为怪了。

规则制定者、仲裁者、执行者和参与者都是从相同的党组织所安排以及制度化了的国家机会主义，其追求党的利益，不惜牺牲社会的福利。国家机会主义可由政府对私人企业进入重要行业的控制和国家掠夺私人企业为例说明。中国有一个不允许私人企业从事的行业表。这些行业包括银行业、邮政和电信业、铁路、航空、保险、航天工业、石化、钢铁、出版、批发业、新闻及其它行业。在这三十个行业之外，私人企业被限制从事二十个行业，包括汽车制造，电子设备、旅游代理等（Huang， 1993， P88）， 另外，国际贸易、批发和零售流通网路，出版及许多其它行业的僵化的许可证制度消除了私人企业的许多有利可图机会，并产生了与美国和其它发达国家的贸易冲突。特别地，有权发放许可证的政府机构在许可证申请者运作的行业有既得利益。例如，国际贸易的许可证由外经贸部颁发，它是中国的很多大贸易公司的所有者。批发和零售流通网路的许可证是由拥有地方国有流通网路的地方政府委员会所颁发，当然，发放许可证的原则是追求政府机构的垄断利益。

缪勒（Mueller， 1998）记载了电信部门的国家垄断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这种垄断表明这个行业的规则制定者、主要参与者、执行规则的仲裁者都是同一国有组织。因而国家机会主义被制度化而经济发展受到阻碍。中国还有一个非常僵化的成立企业的政府批准制度，除了海南省以外，既没有公司的自由合伙，也没有公司的自动登记，（茅，1999，Pei， 1998） 还有武断的且经常极高的成立企业的注册资本要求。这连同户籍制度、住房和银行业的国家垄断，提供了许多能用于追求国家机会主义的有效控制方法。皮伦（Pilon， 1998） 指出，所有的假公济私当然被中国宪法里的基本游戏规则所支持。

国家掠夺私人企业开始于1950年代早期的政治运动，白等人（Bai，etal， 1999） 认为，在改革年代它继续存在。一个持续存在的原因是，在政府内部的权力斗争和意识形态的论战中，对私人企业意识形态上的歧视。白等人用文件证明，在改革时代国家掠夺行为的另一种形式是收入掠夺，不同层次的政府倾向于强加各种税费以从他们的企业管辖权里攫取尽可能多的可观察收入。一项1988年辽宁省私营企业的研究发现，税和附加费加在一起将取走可观察企业利润的63%，当二十种不同的收费被算进去后，税务负担甚至更高。这样的税务负担使得私营企业除了通过隐瞒交易和收入来逃避税费以外，难以生存。（中国经济年鉴，1989，P107）。十年以后，一项1998年安徽省私营企业的研究报告说，许多产品的总利润大约是总收入的10%，同时总的税费加起来超过10%，强加给一家私营企业的收费有50多种，这些收费的一些种类是政府自己发布的条例和规则所禁止的。这项研究得出结论：不想关闭其企业的所有者，除了通过隐瞒收入逃税外别无选择。农村的农民是过多税费的主要受害者，整个改革期间，政府对农民作了减少勒索性征收和随意征税的无数许诺，然而勒索性征收和随意征税仍旧很普遍。在一些地方，向农民索取61种不同类型的收费。（丁，严，杨主编，1995） 中国 1990 年代开始模仿西方式的法律，但是在共产主义的宪政规则下，那些法律，如 1994 年通过的《合同法》，1993年通过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不能贯彻执行。 杨（1998） 特别提到了《公司法》和共产主义的宪政规则的不兼容性，缪勒（Mueller， 1998， P200） 特别提到电信行业的国家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之间的不兼容性，可以下结论说，许多对西方式法律的模仿在共产主义的宪政规则下不能运作。宪政的约束表明中国的改革只能沿着双轨制前进，这种方式产生的长期代价很可能超过它赎买特权阶层既得利益的短期好处，我们将用几个例子阐明这一点。

4.2中国的农村改革和土地制度

第一个例子是中国的农村改革和土地制度（见Yang， Wang， Wills， 1992; Sachs and Woo， 1999， P30; Wu， 1998） 在中国的农村改革里，村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在70年代末分给了农民。 在 1980 年代， 土地的出售被完全禁止， 尽管从1984年起，已经允许土地使用权转让（Yang， Wang， Wills， 1992， P18）， 村干部根据村庄人口的变化控制土地的重新分配。资料表明，在农业改革的早期，农业部门的自由化和定期土地的家庭承包责任制产生了令人瞩目一次性的农业生产率提高。一个简单的外推计算表明，1978年农业改革使水稻和小麦产量恢复了它们被1954至1977年集体化所压制的潜在增长趋势（集体化在1950年加速，在1958年灾难的大跃进达到顶峰）。具体而言，使用1952-57年期间产量的增长率，1982-91年水稻和小麦的产量水平落在1952年产量水平外推的直线上。

1985年后，农业部门的增长放慢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农民对将来土地使用权的不确定性，尽管1984年政府决定，农民承包期延长到15年，普拉斯特曼、汉斯坦德和李（Prosterman， Hanstad and Li， 1996） 在他们的实地调查中发现以下事实：地方官员没有真正贯彻这项政策，在许多村庄，来自集体的代表每三到六年收回村庄的所有土地，重新分配小块土地以适应家庭规模的改变，其结果是抑制了农民对土地进行许多小型长期改进。（例如挖井和小型支流排灌系统，施更多的有机肥），而这些改进将会提高粮食产量。对将来土地使用权的广泛的不确定性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尽管有租约转移的立法，农村土地市场出人意料的不活跃这个长期困惑。关于另一个案例研究，见「中国农民，没有权利意味着没有激励」，《纽约时报》，1996年12月15日。

约翰逊（Johnson， 1994） 指出，针对1985年后农业增长减速，政府的一些政策增加了农民对土地安全的担心，因而降低了农民的工作努力和对土地的投资。例如，政府在1990年后期宣布，为了实现机械化的规模经济，像耕地、施肥和收割这样的农事活动，将重新集体化。农业生产停滞第二个重要原因是从1994年起，粮食收购和流通网路的国家垄断被强化，垄断的流通体制造成了骇人听闻的大规模腐败和浪费，在1993年后期，国家决定扼制通货膨胀的时候。粮食收购配额被再次引入，对27种农产品实施价格控制，更糟糕的是，当紧缩银根对付通货膨胀的时候（1985，1989和1992） ，政府对它的粮食收购支付一部分白条而代替现金（Sachs and Woo，1999），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粮食生产增长减退。

导致 1985 年后农业生产率增长放慢的第三个因素是1979 年以后的那些年里对农业基础设施（即灌溉工程） 投资的大量减少，例如，1994年农业基础设施真实投资水平只是1979年水平的58%。然而，看来很明显的是在广大农村区域，农业基础设施国家投资的下降伴随着国家开发人力资源努力的降低。这能够用土地市场和相关合同的缺乏来解释。即使在缺乏国家投资的情况下，农业基础设施也能够通过相关的土地合同来发展。但在制度约束下，基于地权的工程合同不可行，同样，在缺乏土地贸易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不能通过土地的财产税和销售税增加收入，地方政府必须用乡镇企业的利润、征税和收费增加足够的收入，以保持地方官员的士气，但这使地方官员的腐败和其它机会主义制度化。

根据吴（Wu， 1998）的档记载，这种土地所有权的双轨制产生了土地的有效商业化使用和社会公正之间的两难冲突。沿海省份的许多地方官员把村庄所有的土地划成两部分：能租给外国或私人企业的商用地和家庭耕作的口粮田。在两田制下，村庄的官员获得了对商业用地的控制权并从中攫取租金。作为交换，村民有在租赁土地的企业就业的优先权。但租金与就业收入之间的差别巨大，因此整个过程是地方官员从集体拥有土地的农民手里偷租的过程。既然这种偷取那么不公正，许多农民抗议因此发生，中央政府被迫禁止了两田制的实验，这项禁令阻碍了地方的工业化，消除了许多对社会有利的商业机会。

总之，由共产主义的宪法强加的制度约束产生了公平与效率之间的两难。在缺乏宪政秩序的市场导取向改革下发展起来的双轨制制度化了政府官员的腐败和机会主义行为，并造成了宪政转轨的更多障碍。Yang，Wang，andWills（1992） 估计了农村土地可转让程度并估计了土地所有权私有化的潜在收益。根据他们的人均真实收入、商业化程度（劳动分工水平） 界定和行使产权的效率指数之间关系的经济计量模型，在1987年如果土地自由贸易被允许的话，中国农民的人均真实收入将增加30%。这再次验证了萨克斯和胡的断言：尽管在双轨制下，中国的农业部门有一个相当令人瞩目的发展绩效，但如果双轨制被完全的私人所有权所取代，就象1949年前的中国那样，中国的经济发展绩效将会更好，当前的农业停滞不前将不会发生。

4.3中国的乡镇企业

双轨制的第二个例子是中国的乡镇企业（TVE）。萨克斯和胡（Sachs and Woo， 1999） 提出，TVE一词有两种通常用法，这两种用法可能令人混淆，统计中的官方用语和所有权类型讨论中的学术用语。官方统计的乡镇企业含义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扩大了。1984年后，乡镇企业统计也包括合伙和个人所有（一个人或家庭雇用不超过7名雇工）。官方统计用语所给的乡镇企业印象，在性质上压倒多数的是私人企业。因为在 1994 年87% 的乡镇企业是个人所有的，个人所有的乡镇企业生产了乡镇企业产出的将近 27% 和工业乡镇企业产出的将近19%。资料来自《乡镇企业年鉴1992》，李（Li，1999） 记录了广东省顺德市乡镇企业通过转变为公众控股公司而自发私有化的一个例子，据他的资讯，从1980年代末起，一个长期的自发私有化过程已经把该市的大多数乡镇企业转变为股份公司，在1990年代末，私人企业在这个市场成了主导角色，然而腐败、掠夺和其它国家机会主义猖獗。

然而，关于乡镇企业的所有权结构的大多数学术讨论使用一个狭义的定义：只包括那些正式登记（在我们看来，日益不真实的登记）为乡镇所有和村庄所有的企业。这种狭义的定义解释了为什么诺顿和沃尔德（Naughton and Walder， 1995， 转引自 Sachs and Woo， 1999） 把乡镇企业描述为地方政府所有。除非另外提到，在下面关于乡镇企业所有权结构的分析里，我们将坚持乡镇企业作为公共所有企业的这个狭义定义。乡镇企业几乎没有创新性，因为这样的地方政府或集体所有的企业19世纪末在许多国家，如日本和中国清王朝都试验过，但是在保护企业私人权利的宪政秩序下，多数情况下这样的企业和集体所有的企业不具有竞争力，乡镇企业完全在政府计划外运作，有非常硬的预算约束（几乎收不到来自中央和省级政府的国家预算补贴，只从地方政府那里得到相当少的一点补贴。

毫无疑问，地方政府已经把乡镇企业看作地方预算收入的一个重要的潜在来源（Oi， 1992）。1980年代早期，中央政府引进税收合同，中央政府与各省商定收入数额的一种财政合同制度，这种财政合同安排被各级政府逐级复制直至乡镇一级，其结果，地方政府使用所有可能的方式，包括许多越过法律界线的方式，推动农村工业发展。同时勒索它们以补充政府预算（Zweig， 1991）。

一些经济学家把乡镇企业看作是融合了市场激励与公共所有权的一个重要且高度成功的制度创新，相反，另一些经济学家把乡镇企业看作是通往真正私人所有权的道路上一个半截子改革方案。而前者强调乡镇企业是中国不发达经济条件下的特定产物。后者强调如果中国现在不推动乡镇企业的真正私有化，它将面临着严重的制度束缚和问题（Sachs and Woo， 1999）。

集体所有农村工业企业的根基是在十年文革间奠定的，当时官方对自力更生的强调和国家分配制度的崩溃造成农村公社扩大他们非农活动。1979年公社制度开始瓦解时，这些社队企业被重新列为乡镇企业。出于对农村低就业和地方发展的担忧，导致了对建立乡镇企业规则的不断放宽。 从1984年起批准成立和监督乡镇企业的条件在各地差别很大。乡镇企业有三种主要类型，第一种类型被称作苏南模式，因为它集中在苏南的三个城市：无锡、苏州和常州。江苏省地方当局对乡镇企业实施牢牢的控制（例如，参与投资决定，控制工资及不同乡镇企业之间的劳力流动） ，并通过限制能创办的合伙企业和私人企业的数量来保护乡镇企业。

乡镇企业的第二种类型被称作浙江模式。浙江省的地方政府，虽然是许多乡镇企业的重要股东，以乡镇企业向村庄基金进行年度捐款为条件，平常限制对乡镇企业的生产、分红、人事任免的干预。浙江乡镇企业类似于租赁的企业，不同之处在于它们的管理者可能被地方官员免职。

第三种乡镇企业形式是伪装成乡镇企业的真正私人企业。这种情况下，企业的整个资本来自一个人或一个小团体。为了被允许登记为乡镇企业，企业向地方当局付费，这是一种被一般地称作戴红帽子的不加掩饰的伪装。掩盖真实所有权愿望的主要原因是更低的税率，更容易的批准程序，对企业规模和经营的更少限制，以及在改革者的政治命运可能反转下找到政治保护。通常认为红帽子私人企业的数量比已登记的私人企业数量多。一份1993年调查发现在河北省一个县有至少1000家私人企业，而官方数字是8家（〈企业动摇保护盖〉，《中国日报》1995年3月31日）。

直到1990年代，江苏模式被认为是最佳乡镇企业形式，因为它的信条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最接近。然而，就象传统的国有企业一样，苏南模式的乡镇企业也遇到了财务困难。结果是1992年第四季度，无锡、苏州和常州通过固定租金或竞价销售的方式把一些为赤字所困的小型国家所有或公共所有企业的经营权转移到私人实业家手里。1999年江苏政府官员也承认苏南模式是一个失败。

在乡镇企业多样化，它们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以及演变性质都模糊的情况下，不同的作者强调乡镇企业不同的基本特征，而经常不承认它们在时间和地域上的极大差异。例如，倪（Nee，1996） 把乡镇企业看作政府和私人部门之间的不正规合资企业，经常伴随着集体所有的资产和企业不正规的私有化。而沃尔德（Walder，1995） 把乡镇企业看作公共所有权的一种形式，与大型城市国有部门没有差别。彭（Peng，1992） 强调乡镇企业的半私有性质而解释它们的经营自主。而欧（Oi，1995） 突出强调以国家为中心的观点：乡镇企业是由县、乡镇、村庄分层管理的一个巨大的多层公司的一个生产单位。1990年代，随着附加的对企业登记为乡镇企业的限制的减轻，许多地方出现真正的乡镇企业和红帽子私人企业共存的现象，专门用语的模糊更是不胜其繁。

在改革时代，乡镇企业制度沿袭了毛的社队企业的许多优势和劣势。它歪曲了企业的地理分布，阻碍了有效的城市化，把资源从技术先进的大型国有企业重新分配到技术落后的地方企业，创造了中国式的双轨主义：技术落后的灵活的乡镇企业和技术先进的僵化的国有企业共存。中国的城市化程度远低于人均收入相近的资本主义经济（何，1997，P275）。

这种双轨制表明在技术效率和地理位置效率的利用与X效率的利用之间的两难。因此，乡镇企业令人瞩目的增长也有它的代价。在自由企业制度下，许多乡镇企业可能被位于城市的，比城区的大型国有企业更有竞争力的大型私营企业所代替的。因此，从这个观点来看，乡镇企业非常高的增长率也许有反效率的一面。阿文杨（Alwyn Young，1999） 提供了由乡镇企业和相关的区域分权产生歪曲的经验证据。乡镇企业具有地方政府的控制下的企业系统的全部常见缺陷，既然规则制定者、仲裁者和参与者是同一个地方政府，它产生了不公平的游戏规则，制度化了国家机会主义和腐败，因此，游戏规则不稳定、不透明、不可信。乡镇企业对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没有受到足够重视，同时许多中国专家对它与中央政府完全控制下的苏联式国有企业制度相比的优势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乡镇企业有着比更高级别政府所有的国有企业更硬的预算约束。根据吴（Wu， 1998） 出色的实证工作，乡镇企业，加上折衷的土地所有权改革方法和户籍制度，产生了一个非常奇特的中国式封建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地方政府官员的地方领土管辖权，司法和执法权，对土地的控制权，他们在党组织里的官位，成立企业的权利，筹集资金的权利，以及对乡镇企业的控制权是不可分割的，就象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制度。大邱庄的例子表明了封建制度的特征（何， 1997） 。大邱庄党委书记禹作敏在一件谋杀案中阻挠国家员警执行法庭命令。禹是村长、党委书记和这个村全部乡镇企业的董事长。他控制着地方民兵力量，有实际的司法权。许多媒体报导也表明地方政府官员用乡镇企业作为掠夺的一个工具，他们迫使村民捐资成立乡镇企业并承担这项风险投资的全部风险。然后来自风险投资的收入被官员所掠夺（何，1997）。

在中国式封建制度下，人们被排列为有不同权利的不同集团，地方党组织官员是一等公民，他们有全部权利和特权以牺牲别人为代价牟取其既得利益，二等公民是有当地户口的村民。他们能在乡镇企业找到好工作，并有权得到一部分村庄福利基金。三等公民是外来移民，他们在乡镇企业干最脏的工作，不能得到丝毫福利津贴。这类似于一种封建制度，因为一个人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是由她的政治地位和户籍状况所决定，而不是由她的收入和宪政权利所决定。中国式的共产主义封建制度，连同户籍制度和城市的国有房地产制度造成的低劳动力流动性，解释了为什么地方政府所有和集体所有企业在中国农村兴隆，而它们并不象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资本主义企业那样具有竞争力，在资本主义经济里个人有人身自由，能够自由交易劳动、资本、土地和其它财产。封建制度和低劳动力流动性表明社区成员期望永远住在同一地方，在同一地方性的社区，居民的共同利益是相当稳定的。因此，他们比在自由的市场制度下更有激励为乡镇企业出力。

这种新型封建制度不仅歪曲了管理者和企业之间的匹配，企业的地理布局模式和资源配置，阻碍了城市化，也产生了可能造成社会不稳定的社会不公。

依照国际标准，乡镇企业所有权结构极不正常，在大多数有农村工业的东亚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小企业的所有权是私人的，经常在一个家庭内部。相反，乡镇企业的所有权至少根据官方统计所说是集体的。一些学者论证集体所有权反映了深厚的中国文化模式。然而，这种合作文化假说已被质疑：在台湾农村小型私人企业占绝对多数，整个东亚小型的华裔私人企业盛行。如果有关于小企业的任何中国文化特色，看来是私人、家庭所有的企业而不是集体所有的企业。其它学者说集体所有权是农村企业筹集资本金并通过缩短监督距离而减少委托一代理问题的一种有效方式（Qi， 1995， Walder， 1995）。他们用这些理由把乡镇企业所有权结构解释为适应中国落后的生产要素市场，对市场失败的一个最优反应。诺顿（Naughton，1994） 认为在转轨的早期，银行在办理小额贷款申请和评估风险方面条件很差。在中国，地方政府所有权扮演着一个金融中介的关键角色。地方政府能更好地评估在他们的控制下创办企业的风险，并作为向个别的乡镇企业贷款的担保者。

一些经济学家甚至把乡镇企业的成功解释为反对私人所有权是小型企业的天然所有权形式的一般看法的确切证明，并论证说决定效率的不是所有权而是产品和要素市场的竞争（Nolan1993）。

萨克斯和胡（Sachs and Woo，1999） 对这种乡镇企业所有权形式的实用主义解释，尤其是它所强调的国家在金融中介中的优势，持怀疑态度，在1960至1995年间，即使台湾的中小企业遭受着整个国有银行系统的歧视，它们仍表现出充满活力的增长，非正式金融机构自发出现以迎合它们的需要（Shea and Yang，1994）。当1979年开始经济自由化时，市场力量（当被地方当局容忍时）导致金融制度创新的能力近来也在浙江省温州市见到。刘（Liu，1992） 报告说，当地私人部门所需资金95%由地下私人金融组织，如台会、专业放债户和钱庄提供。不顾地方私人银行对经济发展的重大贡献，政府仍然遵循禁止私人银行业的规定，关闭了许多地方私人银行。（Lardy，1998a，PP53-57）。

一个适当的乡镇企业所有权结构的一般理论应当基于两个主要考虑：第一，直到最近，私人所有权在许多地方被严格控制和歧视。个人所有权在1978年被给予宪法保护，而私人所有权，在中国被认为不同于个人所有权，在1987年才被给予宪法保护。由于企业登记为私人所有面临的歧视，因而（登记的） 农村工业的集体所有权是针对歧视的一种自我保护对策。张（Zhang，1993） 用「非集体乡镇企业」来称谓合伙、个体和私人企业。他报告说「实际上在与地方政府相关的所有方面（比起） 情况相当的集体乡镇企业，非集体乡镇企业往往被歧视」。地方政府表现出对非集体乡镇企业歧视的领域包括：取得银行信贷、获取更大的生产场地，政府对原料和能源的分配，政府协助解决技术问题和创立合营企业。等等。有证据表明，在税收和利润分配方面，非集体乡镇企业面临着被过度勒索的更大风险，地方政府往往比对待集体乡镇企业更随意地对待非集体乡镇企业。

简言之，一些中国专家确认的市场失败不是由私人市场经济固有的无效（象外部性和公共财）所造成的，这些所谓的市场失败实际上是由国家强加的意识形态约束所造成的。特别地，银行因为国家指示而提供给乡镇企业比私人企业更多的贷款，并不是因为乡镇企业内在地更有效，或是因为地方银行认为地方政府是比它们本身更好的风险评估者。

大家普遍同意乡镇企业比国有企业面对着更强的市场激励（包括更硬的预算约束）。萨克斯和胡（Sachs and Woo，1999）指出，三种乡镇企业类型的两种，江苏类型和浙江类型，在本质上相当类似于红帽子私人企业。地方官员有私人激励最大化乡镇企业的利润，因为在县、乡镇和村庄各级官员的仕途和薪水受村企业的效益和发展所直接影响（Oi，1995）。又因为当地居民和工人都没有通过合法，正式的渠道去行使他们的所有权的方法。简言之，乡镇企业由地方官员非正式的私有化已经减少委托一代理问题，并导致了乡镇企业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这种私有激励假说解释了为什么彭（Peng，1992）发现农村公共企业和农村私人企业的工资决定过程一样。

如果这种非正式私有化的解释有根据，那么只有地方官员的集体凝聚力不堕落为个人掠夺资产的努力时，乡镇企业继续有效率才有可能。我们看到在1980年代的江苏和山东，集体凝聚力的关键是对这些地区私人企业的严重歧视，在这些地区缺乏隐藏掠夺来资产的经济空间的结果，消除了单个官员掠夺他们所监督的乡镇企业的激励。没有对私有产权的强烈法律歧视，掠夺资产将更随意地发生，通常观察到的非正式私有化的无效率将变得更加普遍。 如果这个观点正确的话，决定性的影响是：私营部门相关规模和劳动力流动的逐步增长将最终削弱地方官员反对个人掠夺资产的集体凝聚力的基础（通过为掠夺的资产提供安全的隐藏地），从而损害乡镇企业的绩效。

1992年初以后，打算改善由1989至91年的紧缩政策造成的农村失业状况，对私人产权的歧视进一步减弱，许多乡镇企业摘掉了它们的红帽子。当中国迈向市场经济的时候，日益增多的私营企业不再觉得有登记为红帽子或集体所有企业的必要，因为在私营和公共部门之间优惠待遇的差别已经缩小范围。但有一个问题，集体部门现在表示说没有它们的帮助，私营企业不可能发展，作为这些公司的所谓「所有者」，党组织通常要求「离婚」的高额补偿或者要求这些公司与国有企业合并（〈私营企业快速行动摘掉红帽子〉，《中国日报》，1994年10月4日）。

4.4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和价格自由化

双轨制的第三个例子是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和价格自由化（Sachs and Woo，1999，P17）。到1983年，一个事实上的国有企业承包制已经出现。一个国有企业与它的主管部门签订一个合同，规定每年上交国家的收入（税收连同利润） 的数量，因而一般相信给予企业最大化其财务盈余的激励。然而，国有企业仍然受软预算约束支配，如果财务结果不佳就被免除了支付合同规定数量的责任。管理者和工人合谋以奖金和各种实物津贴的形式蚕食国有资产，其结果，国家发现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下降得比预计大得多。

1983年，国家开始以收入税代替承包制，然而，这种收入税制度是短命的，因为它不仅不能抑制财政收入占GDP比例的下降，而且国有企业试图与政府就税收条款讨价还价，并宣称对低利润承担责任的是政府定价而不是他们的管理。到1986年，国有企业转向扩大的承包制，在这种制度下，许多管理者建立集体企业把有价值的资产转移到那里，把所有坏债留在签合同的国有企业，许多承包者也不能执行他们的合同（见《企业经济》1995年第7期，P45）。这并不令人惊异，因为根据产权经济学，如果没有人对国有企业有剩余权的话，没有人有激励找到好的承包者并有效地执行合同，1994年1月，承包制再次被收入税代替。杨和黄（Yang and Ng， 1995，也见Sachs and Yang， 2001， 第8章）认为，企业家服务的直接定价成本高得无法接受，而对一个企业的私人剩余要求权是对企业家服务间接定价的根本。因此，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是成功改革的根本，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是否证实这一点有赖于经验证据。萨克斯和胡（Sachs and Woo，1999，PP19至28） ?述说，国有企业的生产率绩效仍然是一个高度争论的问题。一些研究者看到了提高，而另一些没有看到。然而，在评论这些争论以前，值得记住两个重要的一致观点：（1）国有企业生产率提高，如果有的话，也低于非国有企业生产率提高。（2）全要素生产率（TFP） 的提高，如果有的话，也与国有企业财务表现急剧恶化同时发生。根据白，李和王（Bai，LiandWang，转引自Sachs and Woo，1999），在中国，TFP 的提高，如果有的话，也不增加经济福利，这是为什么中国公众继续把国有企业改革看成一个失败的原因。一些中国国有企业生产没有销路的产品，但有着更大的生产效率。宏观存货资料支援这一理论。1980至93年间中国的存货投资平均是GDP的7%，而相比而言OECD（经合组织） 国家平均为2至3%，只有一些东欧国家在1990年以前有那么高的存货投资率。这么高的存货水平表明相当多的产品没有市场，特别地，在中国，卖不出的存货也算作国有企业的产量。因此，基于产量资料的TFP的估计被明显高估。拉迪（Lardy，1998，P206） 也用文件证明了卖不出的存货的堆积如山和国有企业日益增加的坏帐之间的相关。

即便有人相信在中国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主要是最大化利润，技术创新只构成最大化国有企业利润的方法之一。对于中国的一些国有企业管理者而言，花时间与政府官僚搞好关系与增加生产效率相比，也许在财务上更划得来。直到1990年代，大中型国有企业必须以低于市价向政府交售生产定额。他们收到补贴的投入品作为补偿，如果补贴的投入品的数量高的话，这种定额制度将给企业产生高的租金，李（Li，1997） 估计，一个在定额生产之上有市场利润的国有企业，在1986至1988年间收到其市场利润2.7倍的租金。官僚主义的讨价还价远远比市场竞争更有利可图。李的租金估计也许是下限，因为它不包括国有企业从税收协议中收到的租金。代替当时开始生效的55%的法定税率，国有企业事实上支付33%的收入税率的习惯做法相当普遍。

经济学家们对国有企业的极差财务表现并无异议，从1980代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改革后，国有企业的亏损稳步增加，1990至91年间当国家试图收回一些移交给国有企业的决策权时，这种状况稳定下来，1992年，为了避免苏联的命运，邓小平号召加快经济改革，那以后，分权的努力在地方领导的带头下加快了，想不到地结果是更高的经济增长伴随着更大的国有企业亏损，1992年当年产出增长13%，而大约有2/3的国有企业经营亏损，这些企业亏损不能归罪于价格控制，因为在1992年价格控制只覆盖国有企业的一小部分，从此以后，国有企业的亏损继续加快，在1996年第一季度，整个国有企业部门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首次滑入红灯区，它报告了34亿元的净亏损。（〈创记录的国有部门亏损〉，《南华早报》，1996年6月29日）。一些经济学家强调管理者和工人对企业利润的自发侵吞是国有企业利润普遍下降的最重要原因，随着中央计划的终结和财务决策权下放给国有企业，工业局有关国有企业资讯的主要来源是由国有企业自己提交的报告，在持续软预算约束的条件下，国家监督能力的降低意味着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几乎没有激励抵制工资需求，因为他们将来提升到更大的国有企业部分地由他们任期内增加工人的福利所决定的。 最早的把国有企业的利润流失归于分权改革的是1986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指出了国有企业出现的通过各种记帐手段来过度消费和过度投资的趋势。即使国有企业绩效改进，这反而会加强裁判-球员一体化的国家机会主义。因此国有企业绩效改进对社会福利而言可能并不是好事。中国的儒家学者早就了解这点。他们认为政府经商是与民争利。现代宪政规则也严禁执政党直接从事营利性活动。美国的执政者必须将其营利性生意交给独立的信托行。一些经济学家声称国有企业关心政府的社会福利，新的非国有企业有更年轻的员工，几乎没有养老金支付和其它福利津贴的负担。因此，当私人部门的规模相对于国有部门增加时国有企业财务状况恶化，可以理解。拉迪（Lardy，1998，pp.53-57） 记载了这个事实：依据产出和就业水平，依据就业比例和资金融通比重，国有企业一直在扩张。尽管它的产出比重下降，财务状况恶化。由垄断的国有银行体制提拱的贷款大多数进入了国有企业。对国有企业的其它投入也持续增加。如他所示，在过去的二十年，尽管日益增加的竞争和持续的市场自由化，国有企业的财务状况已经恶化。国有企业负债对资产的比例在1995年升至平均85%，这也许是最有力的证据。根据拉迪（Lardy，1998，p.119） 的分析，中国的四个主要国有银行作为一个整体的净值为负，因而无清偿能力。这个潜在的金融危机主要是由国有企业恶化的财务状况造成的。他指出，上升的储蓄率和国家发行货币权力相结合已经提供给中央政府用来暂时掩盖根深蒂固的结构性问题的金融资源。与白等人（Bai，et.al，1999） 相反，这个观点表明在中国造成异常高储蓄率的存款匿名制，是潜在金融危机的一个来源而不是中国发展的一种推动力。匿名存款制一方面能够保护私人财产防止国家掠夺，另一方面它也保护了洗黑钱和与之相联系的腐败。因为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随着私有部门的发展，中国政府的征税能力迅速减弱。因此白等人（Bai，etal，1999） 把与利率的控制相结合的匿名存款制，当作政府间接向居民征税的一种有效方式。但这再一次产生了效率和对腐败的容忍造成的不公正之间的两难冲突。何清涟（1997，PP71-240） 记载了由土地市场化、国有企业改革和价格改革双轨制造成的大规模腐败。在她看来，大规模的腐败已普遍到使不道德和机会主义传播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我们接触过的许多中国人认为，对这种大规模的腐败造成的社会不公的不满，可能造成政治动乱。但双轨制这个严重的潜在后果并没有得到中国以外的经济学家们的应有注意。从1995年起，报告显示中小型国有企业的全面出售已经在全中国发生，最为人知的例子是山东省诸城市。1992年诸城开始私有化国有企业，当时它的国有企业有2/3亏损或者刚刚收支平衡。在诸城差不多90%的县属国有企业已经被私有化。国有企业转变到股份合作公司的加速反映了领导层的看法：通过股票市场上公开的证券出售以及与外国公司合资的局部私有化是承包制的一个改进。然而在缺乏正式私有化的情况下，国有企业的公司化造成大规模腐败。

何清涟对中国两种类型的自发私有化的记载说明了双轨制和腐败之间的关系。何（1997，pp.101-138） 记载了1987至93年间在中国，国有企业通过股份化的局部私有化。在规则制定者、仲裁者和参与者都是同一政府代理人的游戏规则下，这种自发的私有化产生大规模的腐败。她分析了在这种政府内部人控制过程中的四类腐败。腐败的第一种方式是直接把国有合股公司的股份分配给那些有成立和管理这些公司的批准权的政府官员和有权分配土地、银行贷款和其它重要资源的政府官员。（何，p.55） 。在第二种方式下，在香港或海外建立私人公司作为国家合股公司的合作者或子公司，然后通过两个企业间不正常的各种交易（例如低价卖出高价买进） ，国有资产从后者转移到前者（He，P60，P69） ，在第三种方式下，在这样的合股公司里，私人股东收买政府代表通过各种所有权的重组计划无偿地把政府的股份转移给前者。（何，pp.57-60）。在第四种方式下，国有企业和外国公司的合资企业中的政府代表故意低估国有资产的价值，然后在私下得到外国合资者的报酬。最终，许多真正私人合股公司在这个期间产生，但这些公司的所有者必须支付非常高的贿赂金以使它们得以登记并保持运转（即得到土地和其它基本原材料以及各类官方的批准和允许，以避免政府没收和限制私人企业）。在中国，有权的政府官员对私人企业的有力监护，是私人企业生存之绝对必要条件。陈益南，周致仁（1996）记载了很多私人公司的案例，说明1992年前私人公司受到政府的极端歧视和打压，政治的波动尤其使私人公司经营的风险加大。而1992年后，私人企业发展的制度环境大大改进。项飙（2000）提供了北京市浙江村从原始资本主义发展到现代资本主义，分工不断加深，城市化不断发展的极好案例。

何和其它中国学者坚持说国有企业通过股份化的局部私有化是一个失败。大多数股份化的国有公司的绩效没有改进，甚至在1994年中国的《公司法》通过以后，中国的《公司法》的同股同权原则在这些股份化的国有公司里没有贯彻。政府持有的股份有更多的投票权，内部人交易和腐败非常普遍，在何（1997） 的记载中，这种国家控制公司的自发私有化的许多实例，涉及到资本外逃。根据邢（转引自Sachs， Woo， and Yang， 2000） ，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的'错误和遗漏'项下的巨大数位，反映了大规模的资本外逃。这个数字1994、1995、1996、1997年分别是98亿、178亿、156亿和169亿元。

何（1997，pp.71-100） 也记载了在土地的国家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交易的双轨制下，土地使用权自发私有化的许多例子，在她看来，这是一个大规模腐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有取得买卖土地批准权的政府官员为了钱而出卖他们的批准档。用于购买土地的钱大部分来自国有银行。因此，在1988至94年大规模的中国圈地运动中，许多有贷款审批权的国有银行官员和他们的主管人卷入腐败。再一次，双轨制一方面创造了土地使用权市场，另一方面制度化了腐败和国家机会主义。

在1995年，「国际透明度」进行的41个国家腐败严重程度排序，中国按腐败程度排名第二（Sachs and Woo，1999）。继续腐败和国有资产的滥用将进一步降低公众对现存政治制度的支持。双轨制的负面效果也许大大超过通过赎买其既得利益而增加改革支持者的正面效果。这种公司模式变成了内部人窃取国有资产的一个工具。

另外，双轨制产生了与无效率相结合的非常不平等的收入分配。由户籍制制度化的对农村居民的歧视造成了城乡之间反效率的不平等收入分配。给予部分沿海地区贸易特权制度化了对内陆地区的歧视，它造成了沿海和内陆地区之间反效率的不平等收入分配。由简，萨克斯和沃纳（Jian， Sachs and Warner， 1996） 所记载的沿海和内陆省区增大的收入差距以及一个日益增加的基尼系数不仅限制了市场的范围，阻碍了劳动分工的演进，而且产生了对政权普遍的强烈不满，这已经造成许多抗议并可能导致大规模反抗。中国的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2上升到1994年的0.433（何，1997，P25） ，她认为官方1994年的基尼系数因为富人隐瞒的不法收入而低估了不平等。她援引一个基尼系数非官方的估计，1995年为0.59。中国的双轨制并没有提供世界其它地方制度试验不曾提供的多少新资讯。

它恰好再次验证了成功的经济发展不仅需要市场，还需要宪政秩序和法治来保持个人权利并提供对政府权力的有效制衡。适当的道德准则，行为规范以及打破执政党的政治垄断是宪政秩序形成的根本。2000年，中国领导人开始认识到基本制度的改革是解决制度化贪污的关键。WTO的入会谈判也使中国的制度设计不再完全由执政党垄断，而是由中国政府与各国政府平等讨价还价过程决定。中国的经济立法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有长足进展，民法，刑法，公司法，专利制度等方面都逐渐恢复到民国三十年代的水平。特别是最近正在制定的物权法，对经济发展有重大意义。杨小凯，王建国，威尔士（1992）定量分析了这些法律政策变化对交易效率和人均收入的正面影响。中国参加WTO的谈判过程使中国政府认真考虑对满足模糊面纱原则的游戏规则作出可信承诺。WTO规则要求非歧视，司法独立，第三者仲裁，游戏规则透明，稳定，公平，可信。WTO成员国要求中国制定实现这些规则的具体日程表，例如废止党的红头文件超越法律的地位的具体日期，废止不准私人经营的行业表的具体日期。但是中国的立法过程仍十分封闭，咨商面太窄，太草率，没有充分辩论，因而产生过分立法，立恶法，也没有宪法司法（通适当程序可告法律，如胜诉，可使法律被判违宪），使司法执法得不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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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s

Foreword

人物

杨小凯口述：我的一生

杨小凯简介（维基百科 中文版）

小凯和我在一起 (吴小娟)

我的爸爸现在和上帝在一起 (杨小溪)

进一步认识上帝--我的第二次见证 (杨小凯)

南方周末：逝者杨小凯

深得斯密真神眛——悼杨小凯 (文贯中)

特立独行的张五常（Steven N.S.Cheung）

宪政&中国

基督教和宪政

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

怎样才能使宪法得到尊重

中国宪政的发展-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举办的中国宪政发展研讨会上的发言

从科索沃事件看中国民主和政党政治的前景

革命与反革命，民主与共和，科学与自由

中国统一之利弊

中国政治随想录

中国土地所有权私有化的意义

自由与中国的政治改革

自由移民

中国经济

我听杨小凯教授谈 “如何了解大陆经济” (曲祉宁)

西方研究中国经济的两派不同观点

如何看待中国这些年来经济上的高速发展？

中国的经济制度改革（2000年7月）

自由企业和中国的经济发展

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问题──杨小凯访谈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后果

杨小凯给中国经济学者的警句

杨小凯对中国经济的最后警告

经济学

好资本主义和坏资本主义

为什么工业革命在英国而不在西班牙发生？

厂商规模无关论

重申经济学的古典思想

新政治经济学与交易费用经济学

超边际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与保罗.米尔戈罗姆的讨论

电子商务的经济分析

重新思考比较优势理论

有限理性

内生与外生比较利益说

网络经济的超边际分析--网络经济对经济学的挑战

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

引言

一、晚清的经济历史

二、民国经济史（1912-1949）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50-1978）

四、中国的经济改革（1978-2002）